（德國之聲中文網）過去一週以來，軍事議題再一次佔據兩岸輿論版面。在台灣海峽，中國最新、最先進的航空母艦「福建號」現蹤，台灣軍方研判它正返回上海長興島的造船廠進行缺點改進；在華府，美國總統川普剛簽署的《國防授權法案》（NDAA）包含10億美元的台灣安全資金，此外國務院更批准了110億美元的對台軍售，是史上最大規模。

台灣軍隊亦持續備戰工作。本週，台灣國防部發表關於「戰備應變整備」的報告，其中有一項改變格外引發關注：未來，若是敵人「猝然發起攻擊」，那麼各部隊可以「不待命令，實施分散式管制，在『去中心化』的運作指導下，遂行作戰任務」。

依照台灣國防部長顧立雄說法，台灣有必要設想「最壞的狀況」，也就是如果部隊「遭受真實攻擊」，由中心指揮的作戰體系可能會被切斷，因此更需要有「去中心化」的指揮管理系統。

「重點是讓各層級的部隊都要知道上級賦予的任務……就算沒有一個中心給它指揮的情況下，仍然能夠遂行它的任務，」顧立雄說。

台灣國防安全研究院國防戰略與資源研究所所長蘇紫雲告訴DW，「去中心化」非常重要，特別是在中國對台灣展開「斬首攻擊」、試圖切斷指揮管制而導致台灣部隊「群龍無首」的情境下，如果台灣能應用「去中心化」的指揮架構，「就變成九頭蛇，一個頭不見，其他八個頭還是可以相互支援作戰」。

台灣政治大學國際事務學院教授丁樹範也說，隨著解放軍「由演轉戰」（原本是演習，突然變為實戰）的能力增加，可以透過瞬間的攻擊來切斷台灣的指揮中心。

在這種臨時的衝突情況下，台灣一方面要升高戒備，一方面為了縮短反應時間差，可能也需要授權各層級指揮官直接做出反應。丁樹範向DW表示：「我猜想國防部跟參謀本部有內部討論過，就是解放軍可能會對台灣有什麼樣的攻擊、可能會有哪些狀況，可能有18套劇本都不一定。」

應變「非常態的戰爭」？

「去中心化」的概念其實由來已久，在台灣學界也有相關討論。蘇紫雲認為這是現代軍隊的重要能力，美軍亦有這樣的指揮文化。「這是民主國家跟以前蘇聯紅軍完全不同（之處），蘇聯軍隊因為是強調政治忠誠，跟中國一樣，所以都一定要等待上級的指揮才會有動作……（西方相較之下）對於軍人是信賴的，就是完全授權給你做前線的指揮。」

近年中國解放軍多次對台發動大規模軍演，軍機與軍艦頻繁在台灣週邊活動，台灣政府亦指控中國持續有網路攻擊、資訊戰等各式「灰色地帶」襲擾；面對這樣的台海兩岸局勢，台灣轉向「去中心化」的指揮體系，也成了強化戰備與應變工作的一環。

週三（12月17日），台灣國防部參謀本部作戰及計畫參謀次長室次長連志威在立法院備詢時便表示：「因為威脅存在，所以平時就要訓練基層官兵，理解這些狀況可能存在……比如此時此刻，共軍正對我們做聯合戰備警巡；如果我們等到這些狀態在瞬間『由訓轉演、由演轉戰』，基層官兵還要等到中央再來給它指揮的時候，恐怕會來不及，所以平常就要訓練基層具備這樣的知識和能力，面對共軍快速轉變的敵情變化。」

然而，上述說法未說服在野黨。17日，國民黨立委馬文君與顧立雄在立法院就此展開攻防。

馬文君多次追問，採取「去中心化」是不是建立在「戰爭狀態已經成立」的前提，以及「基層官兵可不可以自行判斷是否為戰爭狀態」等問題。

對此，顧立雄回應，當解放軍對台發動「第一擊」之後，台灣部隊確實更有必要「去中心化」，但也不能排除在「灰色地帶襲擾」情境下、可能會需要處理突發狀況，這也需要透過不斷的演練去熟悉與驗證。

「這不是正式的戰爭以後才進行去中心化的問題，」政大教授丁樹範說。「現在中國對台灣的做法是一種從資訊戰到心理戰，各方面交叉、交互的運用，所以某種程度上兩岸現在處於一種非常態的戰爭。」

蘇紫雲從整體的國際安全角度分析指，「戰時」的概念較為狹隘，現在許多國家會以更廣義的「緊急狀態」來涵蓋突發情形：無論是軍隊受到攻擊，或是遇到重大天然災害，只要軍隊失去了中心的指揮與聯絡，就可以遂行分散式、去中心化的指揮。

「去中心化」指揮的可能風險

蘇紫雲主張，「去中心化」有助於提高台灣在潛在軍事衝突中的存活能力，更能應對突襲，也更能系統化的抵抗。

「當對方要進行斬首，要讓你失去系統化的作戰能力，那麼如果我的大腦有好幾個，不是只有在頭，這樣子的話失去一個小腦，還是可以進行作戰的……（採取去中心化的）效果是很大，但是風險幾近於零。」

丁樹範則認為，若台灣軍方真能達到「去中心化」，部隊第一線的反應會更快，也會增加中國評估問題的複雜程度：「會讓解放軍想說，我如果佔不到便宜，那我有什麼其他更好的方法，也就是他們也許要增加更多的成本，或者逼著他們不要採取某些行動。」

專家對此態度較為正面。不過，國民黨立委馬文君質疑「去中心化」可能導致「基層官兵要承擔國家風險」。

學者丁樹範亦提到「責任歸屬」的問題。他指出，台灣過去的國防部長湯曜明曾主張，面對解放軍發起的「第一擊」，台灣反擊的決策掌握在國防部長手中，必須由防長直接下令才可以反擊。

「如果台海有衝突，是誰先發動的，責任歸誰？」丁樹範拋出問題：「你怎麼樣不要被指控是麻煩製造者、首先挑起戰火，這是我們要必須謹慎處理的問題。寧可把這個責任丟給中國，也不要讓我們來扛這個東西。」

對於台灣軍隊推動「去中心化」，中國國台辦發言人朱鳳蓮重申中國過去既有的回應，批評民進黨政府「頑固堅持台獨分裂立場」、「以武謀獨」。

中國軍方尚無公開回應，但台灣專家丁樹範預料，解放軍會密切、深入觀察台灣如何準備，還會觀察美軍如何協助訓練，「美國派到台灣來訓練台灣部隊的這些幹部，他們是不是也朝向這方面的訓練？我相信解放軍他們有在看這個東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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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t’s a simple question: which users can upgrade macOS? It was put to me by Cory, whose son had apparently upgraded their family Mac mini M4 to Tahoe from his standard user account. This article explains how that came about.

Upgrade or update?

Although the two words are sometimes used loosely, in strict senses updating takes macOS up in minor version or patch number, such as 26.0.1 to 26.1 or 26.2, while upgrading moves up to a newer major version, say from 15.7.2 to 26.2. Apple still makes this clear distinction too, although it has all become blurred.

Before it released macOS 12.3, upgrades were different from updates. For a Mac to be upgraded to a new major version, a full installer was downloaded and run, and that required an admin user to authenticate the installation. Updates were smaller and simpler, downloaded through Software Update, and could be installed by any user (apart from Guest).

For the last three years, with the upgrades to Ventura, Sonoma, Sequoia and now Tahoe, whenever possible upgrades have been performed using the update method instead of a full installer. It’s significantly faster, with less to download, decompress and install. Although Apple still claims that “before installation begins, you’re asked to enter your administrator password”, that’s no longer correct, even on Apple silicon Macs.

Who can update macOS?

The requirements for a user to be able to update macOS are:

• a standard or admin user account on that Mac, and
• ownership of the boot volume group to be updated.

The first user, or primary admin user, on that Mac is granted a secure token to enable them to take ownership of the boot volume group on that Mac’s internal SSD. Rights of that ownership include

• being able to change startup security policy for that boot volume group, using Startup Security Utility in Recovery mode;
• authorising installation of macOS updates and upgrades;
• being able to initiate Erase All Content and Settings (EACAS);
• granting secure tokens and ownership to other users.

When that primary admin user creates another user account, a secure token and ownership is handed over to that account, even when it’s only a standard account. That enables subsequent users to automatically unlock FileVault at login, and to authorise the installation of macOS updates. As upgrades now work the same as updates, that means that standard users whose passwords can unlock FileVault (if enabled) can now authorise the installation of macOS upgrades as well as updates.

What do others say?

Search for answers to the question, and you’ll mostly see outdated accounts from before macOS 12.3, and those clearly influenced Google AI, which wrote:
“Any user with a Secure Token and volume ownership can install minor macOS updates (like 14.1 to 14.2), but major macOS upgrades (like Sonoma to Sequoia) typically still require an Administrator password, unless managed by an organization with specific Mobile Device Management (MDM) policies that grant permissions to standard users. Essentially, standard users can update, but major upgrades need admin power, though MDM can override this for managed devices.”

(For interest, Grok didn’t even understand the question, and simply listed models of Mac that can be upgraded to Tahoe.)

That has been wrong for over three years now, but that error is still widely propagated.

What can you do?

If you want to give another user access to your Mac as a standard user, but don’t want them to update and/or upgrade macOS, you will need to explain this to them, and caution them not to succumb to Apple’s aggressive schemes to trick users to upgrade.

Reference

Apple Platform Deployment Guide.

I’m very grateful to Cory for asking this question.

昨天，“就叫熊太行也行”公号针对河南鲁山县女教师婚礼当天跳楼一事，推送了一篇《这几年女性想逃婚，确实越来越难了》。文中写道：“很多被父母逼婚的女性都是好学生，不见得是成绩很好，而是从小就乖。很多乖，不是本性，而是规训出来的。”

女孩在家庭的过度控制下，日子会更难。如果生在封闭地区的县城或农村，还要支持弟弟购房，女孩的处境就更凄惨。所以熊太行写道：“大城市是庇护逃避不幸婚姻、不行家庭的年轻人的最好空间。女孩子如果和爸妈关系不好，那就不要在家乡县城考编，因为这会让你跑不掉，能被父母随时找到，甚至用你的工作来要挟。一定要考编，就走远一点，让他们跑去控制你的时候，身边没有得力助手，没有可以帮腔的亲戚。”

我也在朋友圈里写道：“我认识的不少同代际女性（70后和80后），都有逃离家庭和老家，揣着几百块钱只身前往北上广深的经历（甚至还一个人带着孩子）。但在考公考编已近疯狂的当下，那些逼婚逼生的悲剧事件中的女性，多半都离不开自己的编制——小城市或小县城的编制。”

疯狂考公考编从来就不只是经济层面的问题，不仅仅是经济下滑导致的追求稳定。它会传导到各个领域，造成全方位的后退。

1978年后，农村女性的自杀率逐渐下滑，在90年代已降到很低。这当然跟经济发展和社会变革有关，在画地为牢、户口和集体约束个体一切的年代，女性没有离开农村的渠道，更没有经济主动权，即使婚姻不幸福甚至存在家暴，也只能逆来顺受。1978年后，社会逐步开放，无数农村女性获得经济自主与地理迁徙的自由，选择进城打工，离开了原有的人际圈子。这种身体与精神的双重移动，打破了两千年来女性被绑定在土地与宗族中的命运。

掌握了经济主动权，也就有了自主选择幸福、好好过日子的权利。这种权利并不是说所有人都会抛弃原有家庭，因为哪怕是两夫妻一起离开农村进城打工，喘息空间都比留在农村大得多，幸福几率也大得多。

但如今，当大城市无法容纳人们的梦想，社会上升通道收窄，人们要退而求次回到县城这类封闭系统，将体制内视为唯一安稳选择时，其实也交出了自主权。被编制锁死的不仅仅是梦想，对于很多成长于封闭压抑家庭的女性来说，还包括自己的人生。一旦进入这个系统，个体便与特定地域、特定生活方式深度绑定。

在小县城，编制意味着稳定工作和相对安心的生活。但它的封闭性也限制了人们（不仅仅是女性）的选择，需要面对严苛的社会期望和家庭压力，被迫走上婚姻或生育之路，牺牲自己的梦想与追求。

我一直都说“传统文化是个宝，文盲无赖都说好”，在中国社会和家庭的许多冲突中，文化层次、认知水平越低的人，越是讲不出真正的道理，就越喜欢搬出“传统”来试图压制对方。面对这种人，只需要引用鲁迅那句“从来如此，便对么”就可以反驳，但稍有生活经验就知道，谁也无法在认知上挽救他们。

“传统”就是文盲和无赖们最好的武器，他们依托于所谓的传统，将女性的价值与家庭和丈夫的成就挂钩，忽视女性个人的追求和梦想。县域社会的熟人网络与道德监控，世代相传的价值观念、有限的资讯渠道，又会加剧这些压迫。

考公考编原本充其量只能算是一种经济理性，但如今早已被人异化为生存教条，变成是否懂事、是否成熟的判断标准。在这种情况下，不管女性还是男性，人生实际上已经被一种标准深度绑定。在经济上依附性极大，一份工资就能将人困在原地。社会评价当然也是单一的，“体制内工作”成为评价个人价值的核心标尺，脱离这一轨道意味着社会地位的直线下降。“稳定”被内化为最高价值时，对心理也没有任何好处，因为任何冒险与改变都会引发强烈的焦虑。

县城女性所受冲击相对更大。县城处于城乡连续体的特殊位置：它既有城市的行政架构与公共服务，又保留了农村的紧密人际网络与传统观念。在这里，个体的行为受到来自家庭、单位、社区的多重凝视。一个体制内女性的婚恋选择、生育计划、甚至衣着打扮，都可能成为公共讨论的议题。女性一旦偏离规范（离婚、晚婚、不生育、职业流动），便成为舆论靶子，进而影响家庭声誉与经济资源分配。这种无处不在的“道德监控”，构成了无形的压迫机制。

在县域婚恋市场中，女性编制身份常常被物化为“优质婚姻筹码”，这反而加剧了家庭对其婚育选择的干预。鲁山县女教师的悲剧背后，正是这种“编制优越性”与个人意志的剧烈冲突——社会期待她因编制而“安分守己”，却无视她作为独立个体的情感需求与人生规划。

前两年有个一度火爆但实际上很可笑的说法——县城婆罗门。它刻意强调县城错综复杂的人际关系和体制内的“代际传承”，将县域体制内群体描绘为生活安逸、社会地位优越的“地方贵族”。这种叙事强调他们低于一线城市的生活成本、高于平均水平的稳定性以及在地方社会网络中的中心位置。

这在某种程度上当然是事实，但“安逸”绝非永远。在经济联动如此紧密的现代社会，没有真正的避风港，县域的短暂安逸，只是因为它对市场和经济的反应比大城市慢一拍而已。一线城市的问题终究会传导至小城市、县城和农村，而且当这些问题到来时，县域和农村原有的封闭守旧等缺陷会放大甚至激化。

县城的“体制内安逸”，隐藏着深刻的生存困境。所谓的“社会地位”高度依赖于体制身份，个体价值被简化为职位与单位，县域资源有限导致的机会匮乏也被“安逸”叙事所掩盖，更何况这种生活模式的代价是个人选择空间的极大压缩。

对女性而言，县城神话更具欺骗性。它许诺了一种“体面”的生存方式，却往往要求女性接受传统性别角色的全面回归。事业上的“玻璃天花板”比大城市更为坚硬，家庭责任的压力更为直接，个人发展路径更为狭窄。编制带来的“安全感”与性别角色期待结合，形成了一套完整的规训体系。

鲁山女教师的悲剧再次揭开那个原本清晰但很多人一辈子也看不明白的事实：当社会将所有人推向同一条狭窄通道时，最先被挤压的往往是那些已经处于结构性不利位置的群体。当社会流动通道收窄，考公考编变成理性选择，且地方文化以家族与父权为中介时，女性会同时遭遇经济与人身自主的双重窒息。编制不应成为人生的囚笼，县域不应成为观念的孤岛，稳定不应成为可能性的坟墓，现代文明社会的每个人都应保有说“不”的权利与离开的勇气。

12月18日，海南全岛正式封关，相信大家都看到很多新闻报道。但是很多读者都没搞懂一个问题：

这跟普通人有什么关系呢？

抛开官方的宏大解读和复杂的关税规则，我可以给大家一个贴近现实生活的预期：

明年起，大家就能在全国各地买到一些产地为海南的，比当前市场价便宜些的牛肉干。

请注意，这里面有几个和大家相关的重点：

一是不用去海南就能享受到这一改变；二是它能带来切实可感知的优惠；三是它属于绝大部分人都能日常消费的产品。

相对应的，海南封关带来的一些理论上的变化其实距离大家的日常生活是有点远的。

第一，封关之后有很多进口商品在海南全岛都免关税了，但这些商品都是需要你本人或者亲友到海南岛现场购买的，去旅游或者出差才能享受到。而且因为每人10万元的实名额度，所以海南职业代购是行不通的。对于全国大部分整年不去海南的消费者来说，封关带来的这一变化是感受不到的。

更重要的是，在封关以前，海南就有离岛免税店存在多年，虽然封关之后免税品范围扩大了一些，年度免税额度提高了一些，但对去海南的游客来说其实今年买和明年买的区别很小的。

第二，关于在海南岛买免税品是否最便宜，其实是不一定的……

如果是相对中国内地的零售渠道来说，在海南岛买进口免税品当然是会便宜些。但相对海外代购、海外直邮、保税区跨境商品网购来说，海南免税品的价格优势其实并不明显，在某些品类是价格持平甚至更贵一些的。

所以，对于购买进口护肤品、奢侈品的用户来说，海南封关前后的区别其实真的不大。

第三，对于那些需要用到进口零部件的大件、高价值工业品来说，理论上，如果能安排在海南生产，直接采用免税的进口零部件，那的确是会显著影响生产成本与零售价格。

然而实际上并不太可行。

一方面，汽车、工业设备等产品的零部件现在绝大部分都是中国供应全球，很少从国外进口零部件了，封关后的关税优势缺乏用武之地；另一方面，海南省工业制造基础相对薄弱，生态环境承载能力也比较有限，大规模的汽车制造、装备制造等产业是很难发展起来的。

所以，海南封关与否对于中国工业产品的影响是很小的，至少你我作为普通消费者是感知不到的。

真正能让大家感知到的变化，就是我前面所说的，会出现在以农产品加工为代表的消费品领域，比如牛肉干、榴莲干之类产品。

目前我国常规从南美国家进口牛肉，关税是12%，如果进口的是冷冻整牛，关税是25%，封关之后，把牛肉进口到海南，能直接省掉这部分关税，一柜牛肉能省下十几万成本。

但是请注意，这些免税进口到海南的牛肉是不可以直接卖到内地的，不然所有的进口牛肉都会到海南兜一圈免税了。按照海南封关的政策，这些进口原料必须在海南加工增值30%以上才能免税卖到内地市场。

把牛肉加工成牛肉干，就是最典型的场景。

据海关数据，近年来中国进口牛肉货值从2020年的约28.14亿元增至2024年的56.95亿元，占到国内市场的37%。即便加上关税，进口牛肉还是比国产的便宜，如果不是有进口配额限制，国产牛肉只怕会全军覆没。

当前我们在市场上买到的牛肉加工产品，包括那些打着内蒙古品牌的牛肉干，有相当一部分其实都是以进口牛肉为原料生产的。

海南封关之后，进口牛肉的价格优势会更加凸显，占比预计会进一步提高，我们就更容易买到比现在便宜的牛肉干了。除了牛肉以外，鲍鱼海参等海产品、榴莲等高价值水果也是同样的道理，进口到海南加工一下，便宜又量大。

大家也别激动以为自己发现了什么了不得的发财机会，现实中各大企业早就在海南占位了……

海南封关之前已经有一些企业提前布局肉类加工厂，年产值超10亿元。目前还有龙大美食、煌上煌、首农集团、中储粮等一批项目在抓紧建设，海南洋浦港计划在未来3-5年打造超过500亿产值的国际食品加工产业集群。

总结一下：

海南封关的确是会给海南岛带去一些产业竞争优势，但从经济大盘子来看，从整个中国的经济基本面来看，中短期影响是不太明显的。

对于内地的普通消费者来说，海南封关的确会带来一些更优惠的产品，主要体现在一些以进口农产品加工的消费品领域，总体来说，对人们生活的影响也并不明显。

拿到离婚判决书那天，孙菲菲如释重负。

离婚这件事拉锯了两年，她4次起诉，跑了十多趟法院，才在今年拿到判决。9月13日，她对外公布这一消息时写道：没有必要假装婚姻美满的样子，现在很好。

现在回想，孙菲菲觉得这婚的确离得有点晚。在此之前，她有过一段10年婚姻，男方是一名大她15岁的美籍华人、科技企业高管。两人相识后，孙菲菲很快经历怀孕，结婚，搬往美国定居。外界都传她是“女明星嫁豪门”，只有她清楚，这段婚姻只是牢笼，而这件事还是很多年后才意识到的。

婚后，孙菲菲购买了车房，并承担家庭的日常开销，小到前夫的一支电动牙刷、一堆衣服，大到孩子的学费等等，还要遭受前夫的冷暴力和猜忌——说她长得难看，身材差，性格不好，穿衣服不好看，和各种各样的男性有染，甚至面对99.99%的亲子鉴定，他仍不认可孩子是亲生的。

有一段时间，孙菲菲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她和许多女性一样，总想着要服务他人、奉献家庭，忍受到麻木就好，但她内心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撕扯感，后来才知道，这种撕扯的来源叫做“物化”。

离婚两个月后，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孙菲菲，彼时她正着手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剧本，拍出来给大家看。见面那天，她整个人很清瘦，但气色很好，据她说，这也是离婚带给她的变化之一。重新回到一种自由的状态后，孙菲菲感觉“一切都对了”，对她而言，离婚不是失去，而是夺回。她记起很多年前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吾乃烈马，何堪圈养尔？如今，她又做回那匹烈马了。

以下是孙菲菲的讲述：

“从我的家滚出去”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我的离婚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因为我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我不希望自己还要装作一个婚姻美满的样子。

只不过是我周围的人突然一下给我发信息，菲菲你要节哀什么之类的，我说其实我最悲哀的时候早就过去了，最痛苦的时候其实是在婚内，你明明有另外一半，但所有的重担都要你一个人承担，而且你还不被理解。当我选择离婚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就彻底地释然了。

我是怎么想到要结束这段婚姻的呢？导火索是一支电动牙刷，当时他要买，就让我去帮他付一下。

那时他爸爸刚去世，我们在他老家办完丧事后回到北京，我的银行卡上仅剩很少的钱，我现在已记不太清具体有多少，就记得少到要带孩子过个周末，万一有点急事都不够用的程度。我给他看了银行账户余额，就拒绝了，但他就抓住这一点，说我不信任他。

说实话，我心里的确不信任他。从结婚第二年开始，他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就没有再负担过家用，多来以来一直是我一个人承担家庭所有的经济支出。而且之前我也应他的要求，帮他去支付过几次他的个人消费，他也没有还给我。

孙菲菲在微博讲述婚内生活细节，自己长期承担家务劳动和家庭开销。

但那时我已经处在一个不想争论的状态。我也不想离婚，我的婚姻就像死水一样，就这样让它沉寂下去就好。可我的沉默却换来他的变本加厉，他一直说我不信任他，追着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那一刻我终于忍不住怒了，直接一拍桌子，跟他说，你给我滚，现在立刻从我的家滚出去。

说完这句话，我就去衣柜里面，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拽到客厅里。他的衣服堆得就跟小山一样高，好多标签都没有去掉，都是我给他买的新衣服，而婚内这么长时间，我却几乎没给自己买过新衣服。那一刻，我才醒悟过来。

当天，他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拉着一个行李箱就走了。直到那一刻，他依然认为我是在耍大小姐脾气，觉得等我过去了这一阵，就会自动自觉地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或是只要他哄哄我，就能回来了。

但我都没有。我不再需要他了，因为这段婚姻里，他已经把我“培养”成一个独立自强的人了。如果一段婚姻中，房子车子都是女方买的，日后的生活费由女方承担，孩子上学等一切费用都由母亲承担，照顾孩子也都是女方一人，那离婚对她来说就没什么可怕的，反而一纸判决能还她自由身。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再见面就是在离婚法庭的屏幕里面。

禁忌

拿到离婚判决的那一天，我真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很具体、很客观的事情，它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一种合作，无非就是能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玩在一起，如果这三条都不具备的话，我结婚图什么呢？我也是反复思想斗争了许久之后，才下定了决心。

现在回想，的确是离得有点晚。离婚之后，我感觉一切都对了，一切都正常了，都特别好。但在婚内的时候，不瞒你说，我天天不开心，无谓的内耗特别多。

孙菲菲北京受访。

年龄在我们的婚姻里绝对是一个禁忌词，我开始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婚前他一度让我觉得，他会引以为傲的，因为对很多男性而言，如果能找到一个比你年龄小很多，又各方面条件还不错的伴侣，这可能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

但我渐渐发现，年龄是一件不能提的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美国，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他带着我去见他的美国同学。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他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那个人也是名校毕业，很优秀，也找了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太太。聊天中，他太太不经意就说出他们年龄相差多少，我就顺嘴就跟了一句我们也一样，相差15岁，结果他又拿出他惯常的武器——一下就不说话了，用眼睛死死盯着我，那意思是，你怎么又提这事？

在我看来，这就是无端找事儿。在我们的婚姻里，这样的“找事儿”经常发生。比如说他会跟他美国所有的同学都说，他父亲是被我害死的。又比如我在微博上也写过，他经常怀疑我跟各种男性有染，说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他，就差没说孩子不是他的了。

我作为一个女性，我不需要验DNA都知道孩子是谁的，但是当时我想，为了孩子，为了我们婚姻的将来，我不在意这种暂时的冤枉，所以我就主动提出，要不咱们去找一个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去验一下。我甚至还对他说，如果你要不相信北京的医院，咱们可以在你老家那边找一个你信任的医院去做。

做完亲子鉴定后，结果显示99.99%支持亲子关系。我当时想，他冤枉我这么久，孩子都8个月会叫爸爸了，他都不去抱孩子一下，拿到结果的那一刻，他应该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跟我说，“菲菲我错了，我错怪你了。”我想象中是这样的，但我看到的现实是，他拿到亲子鉴定书后说，还有0.01%的可能性不是他的孩子。

我当时就觉得，我这找了一个什么人，他怎么会只相信他脑子里编造的事情，而不相信科学的鉴定。后来我才明白，亲子鉴定只是他的一种战略性的调整——只要涉及抚养费的问题，他就会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但一提到离婚的问题，他为了不离婚，又会说他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这时孩子又是他的了。这些完全是出于他个人利益的考量。

吾乃烈马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当初要选择跟他在一起，这可能跟我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有关。我的父母还有家里亲戚都是从事飞机制造行业的，我从小接触的就是技术工人、科学家这两类人，所以我是有知识分子情结的，我很喜欢他们身上那种什么事都要做到极致的精神，以及不去追求过多物质享受的那种纯粹。

我前夫是一个很典型的书生的长相，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气质其实很像一个学究。而我在影视圈接触的这一类人很少，我们完全是两个行业，所以我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在知识分子的滤镜下，再加上那时他装得也比较好，我内心就已经拜倒、匍匐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公园，停车时，车屁股靠近墙根的地方有一些其他人扔的垃圾，就是一些纸袋子、塑料袋什么的。他公德心超级强，就去把纸袋子收集起来，再不远万里扔到垃圾箱里。我当时就想，不愧是知识分子，素质真高，就觉得挺好的。

他那时也会故意在我面前显摆他的学问。天文地理，他张口就来，而且他算术特别好，比如397×956等于多少，你计算器还没摁完，他已经给你算完了，这一点的确是让我挺崇拜的。包括看完电影，他也能跟你聊两句。所以在交往的最初阶段，我觉得好像我们精神上是可以沟通的。

而我小学毕业后就考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那时也没什么父母陪读一说，就直接开始独立生活了。在我12岁以前，我爸爸工作特别忙，几乎很少有时间去管我，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挺需要父爱的人。

孙菲菲近照（受访者提供）。

很多网友说，我找了一个大我这么多岁的老头儿，就是冲着钱什么的，其实他也没什么钱，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而已。而我也不在乎找一个年龄比我大很多的人，因为这是我的需求，我内心里需要一个能像父亲一样呵护和关怀我的人出现，所以我选择了他。

但我没料到的是，一个人可以做这样子的伪装，婚前他可以去捡垃圾，婚后他却能当众用手擤鼻涕、抠鼻子，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幕时真的无法接受。

结婚以后，我并没有觉得被物化，但现在再去看，我当时可悲就可悲在他把我进行了物化，而且我是认可的。

他一方面要享受我带给他的光环，年龄小、女演员、公众人物，另外一方面，等关起门来，他却要打压我所有优于他的优点，因为他生怕控制不了我，所以他要驯服我，把我像一个宠物一样去对待，把我始终掌控在他的手心里。

这种驯服本身就是一种物化。

我因为长期在这种传统的文化里面浸润着，我都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之所以要挣脱婚姻这个牢笼，其实就是因为我从心底里不认可这种被物化的感觉。虽然当时我没有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是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撕扯感，我觉得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好像必须要去掉我人格上、精神上、性格上的一切特质，才能继续与他生活下去。为此，我要一直忍受他对我的驯化，直到麻木为止。

我现在是已经走出来了，所以有一些事情讲起来真的挺好笑的，但其实当时我非常痛苦。为了发泄，我就出去跑步，时常跑着跑着，眼泪就从眼角淌下来，我感觉护城河两岸的风景再美，好像都与我无关。

那个时候，我感觉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生活在冰火两重天中。看看我自己，看看这个家，房子是我买的，结婚之前是我精心地在打造，家里面的一草一木、每一个角落都是我设计的，可是结了婚以后，我眼睁睁地看着我曾经这么爱护的一个家，却变成了我的牢笼，只要待在里面，就有一种窒息感。

他经常会说我长得很难看、身材很差、性格不好等等，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卑微到尘埃里，我宁愿为这个家勤勤恳恳劳作一生。但后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不对。这房子是我买的，要走，也不该是我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听从内心的召唤，拍案而起，说你给我滚出我的家门。

孙菲菲曾经的微博自述。

在这一点上，我的前夫可能不是很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将近20年前，我曾经在自己的微博上写过这么一句话：吾乃烈马，何堪圈养尔。我是一匹烈马，我怎么能忍受得了圈养呢，更何况他还要把我的精神从我的肉体中抽离。所以，他还是太忽略我这种强烈的自我存在的愿望了。

拥抱不完整

曾有很多人劝我，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或者婚姻内的家长里短，就不用说给大家听了，自己咽下去就可以了。我也曾尝试咽下去，但我做不到。我觉得当一个人有了一些不能承受的经历时，一定要学会把它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剧组霸凌事件是这样，我的婚姻也是这样。

现在，我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就开始忙自己的工作，上午我会写一些自己的剧本，下午开始给孩子准备晚饭，差不多做好了就去接孩子回家。

说起来，有关写剧本的规划还要得益于网友。我在网上写的这些经历，网友们看得津津乐道，有人就建议我把它写成短剧，或者拍成电影，这种声音非常多，倒是给了我启发——与其我一个人在这儿咀嚼苦难，不如把它拍出来给大家看。我现在正在筹备这件事，但因为我希望剧本是我自己写的，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长一些。

也有网友质疑我，说我前夫的各种怀疑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是女方出轨了”之类的，针对这些说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我是个连门都不出的人，如果要真有不端行为，相信前夫早就出来揭露我了。从“他死都不愿意离婚，我只能不断起诉以达到离婚目的”这个现象来倒推，他非常清楚我没有对不起他，只是给我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方便控制我罢了。

这就是驯服，他是在用手段来控制我。

孙菲菲近照（受访者提供）。

宣布离婚后，很多人都比较好奇我的生活和收入，因为我也很久没有拍戏了。在这方面，我要感谢自己以前工作上非常努力，积累了一些财富。我也不是乱花钱的那种人，我会把钱的大部头都用来投资，所以我现在的收入主要是我之前辛苦工作的投资所得，虽然不是很多，但维持一个普通白领的生活水准还是可以的。

我的孩子也很适应现在的生活，准确说，她很适应我一个人带她长大的这种生活。因为一个小孩，如果她以前曾经同时体会过父爱和母爱，经历过父母一起疼爱她的场景，那一下切断父爱她会受不了的，但是我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体会过父爱，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也想通过我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生孩子这件事儿可是比结婚要严肃很多倍的。因为孩子生下来是两个人共同的责任，不是妈妈单方面的，除非你能接受一个丧偶式的育儿，但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希望女性朋友们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生孩子是一个关乎你自己，也关乎孩子未来的一件大事，在你决定怀孕之前，一定要跟对方非常详细地沟通清楚如何养育孩子，如何分担责任，等协商好了之后再要孩子。

我也更希望和呼吁男性应该承担起他们在家庭中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才有可能唤起女性结婚和生育的信心。

至于我，我想我再也不会结婚了，真的不会了。可能哪天“想不开”的时候我可以谈恋爱，但是真的不会再结婚了。结婚，跟我想象中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它跟爱情完全是一件不相关的事。

结婚之前，我曾幻想我自己的婚姻生活，它应该就像《浮生六记》里沈复和芸娘，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可没想到，我的婚姻生活这么滑稽。

如果未来我再谈恋爱的话，可能也会向现在的年轻人去学习，不会让任何滤镜去障自己的双眼。什么知识分子滤镜，什么富二代滤镜，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尊不尊重你这个人，喜不喜欢你的性格。

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去要求你，那我觉得这个人不适合做伴侣，而如果为了他去做一个完美的人，那还不如这一辈子不要活。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活着，其意义就是去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体验一段独一无二的人生。

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珍惜自我，拥抱不完整的自己。

每年中考后，未能升入普通高中的学生会经历一道隐形的筛选。成绩稍好些的，大多流向教育部门主管的中专学校。

最后，“筛选后剩下的那群人”，来到人社部门主管的技校。这也意味，对他们来说，学历与升学不是关键词，技能与职业才是。

根据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4年度统计公报，截至2024年底，全国技工院校在校学生人数为428.7万人。

在社会“约定俗成”的印象里，上技校的孩子，大多是成绩差、爱捣乱、难管教的坏学生。

粗糙标签之下，这些少年究竟是怎样的？他们背负着怎样的过往？当青春被高度压缩为“预备工人”的养成期，他们经历着怎样的仓促与迷茫？

袁洁试图走进这片被简化的现实。

袁洁做过报社记者和房地产文案，2010年研究生毕业后，她选择来到这所南方技校，成为一名语文老师。

从业多年，袁洁一直在思考、复盘自己的工作，并作为工作记录诉诸笔端，最终，这些汇集大量生命经验的文字汇总成《南方技校的少年》一书。

媒体报道常聚焦技校里那些少数“好学生”。这本书想呈现的，恰是被忽略的多数——他们在中考过后的一两年里，经历着一场缓慢却清晰的“滑落”，处于“阴影之下”。

以下是根据《南方技校的少年》和袁洁的自述整理而成：

这学期课前分享，有学生讲了《热辣滚烫》。我顺势鼓励他们：人生像电影，哪怕为“赢一次”去做看似无意义的事，也可能找到意义、获得重生。你们才十五六岁，别因一次失利就“摆烂”。

我刚说到“摆烂”，底下就传来一句：“不摆烂就不会来这里。”

声音很轻，但我听见了。十多年了，这话太熟悉。他们总在否定——先否定学校，再否定自己。

在技校当老师久了，会发现这些孩子的“配得感”极低。他们不觉得自己配得上好的机会，不觉得自己能做成什么事。

有时候，这种不愿积极、拒绝思辨的态度，也会用集体狂欢式的戏谑表现出来。

我设计过“生死课”。试图探讨“既然死是一件必然的事，那么，人生在世该及时行乐还是抓紧时间追求意义？”

对于这个问题，学生们总是放肆地大喊大叫“当然是及时行乐啊”。

这种根深蒂固的低自信，直接导致他们在任何事情上都显得不主动、不积极。

最近，我们班一个学生放弃了船务公司的面试。学校跟船运公司长期合作，毕业生通过培训考取船员证就能上船工作，起薪将近一万。这次我们专门请人做了面试培训，还安排了接送车辆。

但他对我说：“老师，我肯定选不上。我18年来没做成过一件事，我就是个失败的人。”该劝的都劝了，可面试当天他还是没出现。

在过去15年，我见过太多类似的面孔。这些南方技校的孩子，习惯了不被看见——在课堂，在家庭，甚至在自己的人生里。他们也渐渐放弃了自己。

我在这所南方技校已经工作了15年。最初，我并未想过成为老师。没想到研究生毕业后，几经辗转，我最终还是走进校园，拿起粉笔。

头几年教书，我凭着过去受教育的惯性，认定必须严抓成绩、高标准要求。那时，我教课的班，语文课挂科一二十人是常事，考不过就是不过，毫不通融。

但我渐渐发现，不是所有老师，都和我有一样的观点。

我曾带过一个学生，他在一门专业实训课上要么神游，要么想方设法逃课。任教的是位经验丰富的老教师，他似乎并不强求，只对学生说：不管学多少，一定要做好“5S”（整理、整顿、清扫、清洁、素养）。期末，这个没学到多少技能、但认真打扫卫生的学生，竟顺利通过了课程。

当时，我对此很不认同。然而，讲台之下，现实的冲击很快向我涌来——

一次课上，一名学生突然冲上讲台，在离我一步远的地方激动地指着我，指控我曾拿东航坠机事件开玩笑，说不尊重逝者会遭报应（事实上我并未开玩笑，只是作为新闻案例讨论）。导火索是我要求按座位坐，而他非要四人挤一桌。

我明知僵持无意义，却仍试图讲道理说明缘由，结果引发他情绪爆发。

那个学期，类似的事不断发生：管教睡觉的学生被当堂辱骂；让没带书的学生起立，被冷眼抗拒；有学生清晨喝酒后在教室呕吐却不肯离开……

加上这次被指着脸诅咒，在当技校老师的第十年，我陷入了前所未有的职业困惑与精神危机。

事实上，关于学生情绪暴发乃至指责老师的情况，在日常教学中的确不少见。在我看来，学生的愤怒往往不是孤立的情绪，背后通常存在着具体的压力或困境。

我视域里的学生，尤其是初中毕业入校，那几乎就是他们人生最茫然无序的时刻。他们大多在中考过后的一两年里，经历着一场缓慢却清晰的“滑落”。而这种状态，也常被外界理解为职校技校“校风乱”“管不好”的缘由。不可否认，的确如此，这些孩子处于“阴影之下”，他们也最牵扯老师的心力。

职业学校的家长和普通中学的学生家长相比，在孩子的教育参与度上确实是不一样的。

这些选择技校的孩子，他们的家庭背景往往高度相似：留守儿童、父母离异、或者父母忙于生计。

在我们微信群里，大约近一半的家长从来不说话，哪怕被@了也没有半点回应，甚至有些家长我去私聊完也没有反应，我常觉得自己像是对着一个空号发信息。

许多父母的“看不见”，或许是从“顾不上”开始的。他们奔波在流水线上、守在灶台前、穿行在工地间。当“挣钱养家”耗尽了大部分时间和心力，“好好说话”就成了奢侈品。于是，关心退化成最基本的两句：“吃饱没？”“别惹事。”更深处的孤独、迷茫和呼唤，就在这种简化中被一并过滤掉了。

其实回头想，学生和家长可能都曾努力过，只是他们的努力从未被对方真正看见。孩子觉得父母不在乎自己，父母则觉得孩子“无药可救”，认为自己已经付出够多，却看不到任何改变。

在这种双重困境里，孩子也摸索着自己与世界相处的方式。有的把脏话当成了盔甲，有的则完全困在自己的焦虑里。

技校里的女孩们没有掌握更多疏导自己情绪的方法，也找不出更有效的对抗手段，讲脏话便成了最直接、最便捷的方式。

她们互相之间用说脏话的方式打招呼:“某某某，x你妈。”对面也很默契地扯着嗓子回应:“嘿，某某某，x你妈。”

这些自然而然就脏话连篇的孩子中，女生的占比一点儿都不逊色于男生。她们用那些连绵不绝的、带有攻击性的言语来武装自己与别人战斗，拼个你死我活。由嘴开始，演绎到极致，便酿成校园霸凌。

小A是个十六岁女生，因霸凌同班的另一个女生被叫到派出所。调解现场，小A依然一连串的高音调脏话，说起掌掴同学和让人下跪的行为，她理直气壮:“谁让她说我的?!”小A始终戴着口罩，因为有容貌上的焦虑，据称被霸凌者正是基于此，在言语上伤害了她，才导致她决定周末约对方到公园的小亭子里，给对方点“教训”。

十六岁的小A成长于一个重组家庭——母亲带着她改嫁后，新家里有后爸、两个“自家的”儿子，还有一位偏心的奶奶。作为外来又身为女孩的她，长期被忽视甚至歧视。另一位少女小B，也来自一个“消失”的家。她早已独自在外生活，母亲对她不闻不问，连生活费也极少给予。

小A和小B在霸凌同班同学之前，都已经因心理问题办理了因病休学，显然，休学并不意味着治疗和恢复，而是在无人管教的环境下，更进一步滑向堕落的深渊。

在教学过程中，我也慢慢感觉到，许多孩子心理上的困境，其实不只存在于技校生中。很多孩子来到这里时，心理上已经带着一些问题。那些痕迹，大多是在更早的成长阶段里，一点一点留下的。

每接新班，我都让学生写三百字自我介绍，要写出最特别的点，让人一眼记住。去年秋天，我真收到了一份几乎由“处分”构成的个人简历。

这个学生写道：在原中学，因在家睡太晚，被妈妈拖到地上拍照发给老师；在英语课睡觉，照片被公开，遭到同学嘲笑；进了技校，没去军训，被老师口头教育……

他用最平淡的语气，把自己铺成一张布满红叉的试卷。在这背后，是一个少年如何被一次次推开、标注、最后放逐的过程。

没有人不希望受到尊重、被好好对待，尤其是这些被“打击”多了的孩子。不少学生在作文里写自己的成长史，总提到自己是被嫌弃、不被理解的那个。这是他们童年和少年的现实：从努力到被打击到自我放弃，哪怕打击与嫌弃不是来自家人，也来自旁人的眼光、社会的评价。

我们的工作导向，不单单是把课讲好就行，而是必须把那些边缘的、消极的学生也“拽”进课堂。

说到底，人得先在某件事上得到肯定，才可能慢慢产生热爱。

比如运动会，头两年我们让学生自愿报名，结果报的人寥寥无几，大家都不太主动。后来系里要求每人至少报一项。

于是，很多人被“推”着报名，结果一上场，才发现自己挺厉害，还能拿到名次。到了第四年，情况完全不同。那些之前取得过成绩的孩子，不用我再催，自己会提前去踩点、练习。他们从中获得了成就感和获得感，自然就愿意参与了。

在技校，我们投入大量心力的，是学生的日常行为与状态。我们有严格的管理体系——几点离寝、几点到课，是否迟到、早退、旷课，包括课堂上能不能睡觉，都是明确的要求。

常有学生直接问我：“老师，我在初中都睡了三年了，现在你为什么要管我睡觉？”

很多时候，外界，尤其是一些拥有更多选择权的人，会觉得我们管得太严、太细，是一种不必要的规训。

这倒不是简单地为了让学生“听话”。让他不迟到、不睡觉，在建立规则意识的奔赴中，我们之间的沟通本身，也是一种“被看见”的过程。

在无数次的交流中，他那些被称为“问题”的习惯，才有可能松动。

技校属于广义上的中职，但它和大家在讲述职业教育时常说的中专、职高、高职是有区别的。中专、职高属中职，是初中毕业后“普职分流”的主要去向。高职招收的主要是高中毕业生或具有同等学力（如中职毕业）的学生。

技校同样主要招收应届初中毕业生，但技校是工厂为培养工人而设立的，它不是教育系统归属学校，技工院校的主管部门是人社局（厅）。

学历与升学不是技校的关键词，技能人才培养才是。

学生的日常课程分为文化理论课、专业理论课和专业实训课三类，其中，专业实训类课程在实际教学中占比百分之六十以上，有机械工程系、车辆工程系、电气工程系和生活服务系等。

在学校的宣传册上，“技能成才、技能兴邦”是技校的使命担当，为本地培养、输送技能人才是技工教育的愿景。

实际上，多数学生对“工匠精神”“技能兴邦”这样的口号没什么感觉，他们进入这所学校的时候是中考、高考的失败者，为避免过早进入社会“惹事”而被家长草率地塞进来，根本不是出于某种理想。

在这所学校每年的毕业生中，相当一部分最终并不从事本专业工作。成为一线蓝领工人的前景并不特别讨年轻人喜欢，无论是我入职初期接触的90后，还是现在的00后，他们都喜欢干点小生意，跑跑销售之类的。

我常常想，为什么人们总觉得技校毕业就只能进工厂？我能理解这种刻板印象，但我更理解我的学生们——他们并不甘于那样的人生。

在我们学校，一些被动调剂居多的专业，班级氛围从第一天便沉闷、消极。

一个班的氛围，几乎决定了大多数人的状态。我曾见过眼里带光的新生，抱着“学点真本事”的念头踏进校门。可当他们环顾四周，看到同桌仍在睡觉、后座还在玩手机——和初中时并无两样，那簇刚燃起的火苗很快就熄了。“算了，这里也没什么不同。” 他们悄悄缩回角落，变回初中时那个沉默的影子，再也不愿抬头。

技术员当然是一个好听的名字，但心照不宣的是，和大专本科等高学历的工人不同，技校生的学历决定了他们在厂里的职业天花板不高。

在技校，无论哪一个层次的培养对象，毕业前一年的实习都是必选项。2021 年夏天，我将32名智造电子专业中级工阶段最后一年的学生送进了工厂。

小杰是优秀学生干部，我的得力助手，他带着同学们一起下厂，作为实习生负责人，整个实习期，他是唯一没换过厂也没换过岗（临时顶岗除外）的学生——每天早八晚九，就坐在流水线前压件。他从没有主动开口跟我提过要求，只有问他的时候，会说想去技术岗学点技术。

在中期的实习考核表里，车间给他的评语是“可以胜任高难度的岗位，往技术岗走”。我以此不断鼓励小杰，叫他多主动争取，也在去企业看学生的时候有意无意跟厂里提过，对方也总是欣然应允——但他最终还是在这条流水线，干到了实习的最后一天。

卢俊大概是全班实习生里发展得最好的。他一开始就被分配在波峰焊岗位，既是技术岗，又是走动岗。在这个岗位，他上手快，再加上性格开朗，在企业评价里被列为重点培养对象。卢俊的实习工资也从5000多涨到7000多，岗位也转到做激光打标。

但卢俊的路径无法复制。他的机遇源于一次偶然的岗位分配，以及自身恰好契合的性格。对于更多像小杰一样沉默的大多数，现实是另一番景象。

2022年，外部寒风吹进了工厂，陆续有学生离开工厂，说工厂订单少，到了招聘季，来学校参加招聘的电子企业比往年少了不少，需求量也有所减少。

经过一层层筛选，孩子们的路越走越窄。进厂，似乎成了最后这批孩子注定的归宿——可这归宿与选择之间，并没有真正的相互认同。

我也不禁思考：技校这几年，对这群孩子来说，究竟意味着什么？

我所能做的，是尽力利用好自己的语文课。

在技校，如果说学生们对专业课还有新鲜感和钻研精神，那他们对被迫学了多年的语文早已演变成一种懒洋洋的态度。

作为技工学校的文化基础课老师，我很为难。目前学生在校的头三年里，有五个学期有语文课，平均每周两节课，总共一百七八十节之多，没有了中高考的压力和目标，技校的语文教学更倾向于大学的通识教育。

关于技校的语文课该怎么上，现在有些说法认为，教点实用的应用文就够了，但我不太认同。说实话，现在学应用文用处也有限，很多格式AI都能写得挺好。我觉得语文课更重要的，是培养学生独立的思想和清晰的表达。

缺乏清晰表达的根源，是没有自信。他们常觉得自己讲不清楚，或认为对方不会理解，于是干脆放弃表达。举一个常见的例子：有的学生在觉得被老师冤枉、批评不当时，第一反应不是开口解释，而是握紧拳头、喘着粗气，看似随时可能爆发。

遇到这种情况，我通常会先安抚情绪，引导学生冷静下来，然后和学生一起梳理，遇到自认为不公平的事，该怎么处理。

再比如学校检查仪容仪表，有学生觉得要求不合理，但他只是生闷气、顶撞老师，甚至拒不配合，结果往往是自己受处分，问题也得不到解决。我会告诉他：对抗往往最终伤害的是自己，也解决不了问题；而对话，心平气和地与老师交流，说明你的想法，甚至提出具体的建议，哪怕艰难，却可能打开一扇门，走向更积极的结果。

独立的思想这部分是最难的部分。

一个根本的问题，是现在的学生普遍不阅读。早几年还有人看看网络小说，至少那还是文字文本。但现在，连看书、完整看一部电影的人都越来越少了。他们整天不知道在忙什么，就刷那些“几分钟讲完一本书”、“快速看完一部电影”的短视频，还常常拿这个来应付我，让我很生气。一问细节，他们根本没看过原作。

前两天上课我还说他们：“你们天天消费这些二手信息，博主说好就是好吗？你自己没看过，怎么能形成自己的判断？就像相亲，别人说好你就接受吗？看作品也是这个道理。”

但说实话，我感到很无力。这种碎片化、依赖二手解读的趋势，似乎越来越普遍了。

学生们不读书，我给他们加塞了“美感教育”，随手拍下身边的美景发给我。

在技校教书这些年，我原有的精英视角不断被消解。我不再以那样的目光审视他们，也不再空谈“美学”，只是安静地分享“美”。

通过这些关于“美”的照片，我认识了课堂之外的他们：有人周末去海边通宵等日出；有人无聊时搭公交随意上下，最后在陌生的奶茶店停留；照片里还有亲手改装的摩托车、老家的流水席、校园的三角梅、喜欢的女孩、最爱的游戏截图……没有刷题和考试，他们就这样热热闹闹地感受生活，表达自己。

我无法断定这堂课是否教会了学生“发现美、体验美、欣赏美”，甚至它可能算不上一堂标准的语文课。

但我始终在课堂上保留分享“美照”的环节。比起传授知识，我更想唤醒他们对具体生活的感知力。麻木、粗糙与疏离，不该成为他们青春的底色。

如今，我在这所南方技校已经工作了15年。

在技校当老师并不容易，这份工作有很多具体的痛苦：学生的顶撞、家长的漠视、反复的拉扯。

在我职业生涯的第十年，这种几近崩溃的自我怀疑，让我不得不停下来，回头审视自己走过的路。

我刚开始在这所学校工作时，其实有好几年除了教学外，还在校办公室做行政，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处理公文、写讲话稿之类。那几年，我常常感到这份工作特别没有意义。

后来，我主动申请调到了教学岗，当班主任。我的教师生涯，也许才算真正开始。我触摸到一种脚踏实地的价值：你面对的不再是文件，而是一个个具体的人，并能与之产生深度链接。你的话，你的举动，都可能实实在在地触及另一个生命。

在我最痛苦的时候，我逼自己去想——他们为什么会这样？

反思不是为了把自己塑造成多么伟大的、充满共情的教育者。事实上，这种“共情”的过程，首先是我自己的一种疏解和疗愈。它让我能在一片看似混乱和无望的日常里，找到继续前行的支点和平静。

当然，我依然信奉“真”的价值。但我的身份是老师，不是侦探。与其非要当面揭穿一个非原则性的谎言，去争一时一事的“胜利”，我更愿意用暗示让他们知道：我看见了。

对于这些孩子，保证书和处罚早已是家常便饭，他们有很多对抗的经验。但他们极少体验过，诚实和自省，原来也能换来尊重和肯定。

一次课堂冲突后，学生主动交了五百字反省书，剖析得真实恳切。另一个因睡过头迟到的学生，也主动来承认错误。

我喜欢这样的诚意。或许有人觉得，反省不等于改变。但若连这一步都没有，改变又何从谈起？人总得先学会在规矩中站稳，才谈得上真正的自由。

前段时间，一个已经毕业的学生联系我。他说，他正在自己准备参加春季高考——也就是“职教高考”。这算是职校学生主要的升学途径之一。我们学校是以就业为导向的，不会专门组织升学，但每年总有一些学生，是自己想学、想再往上走的。

所以我常说，学生自己有目标、想清楚要做什么，非常重要。只要他想清楚了，这种正当的诉求我们一定会支持。

那个毕业的孩子后来告诉我，他考上了本省的一所公办本科。我很为他高兴，但更让我触动的，是他后面那句话，他说，在备考的过程中，他发现自己不再害怕学习了。

我感到由衷的喜悦。

消除了这份恐惧，未来才有可能推开更多扇门。

AI Coding 的「元年」还没落幕，在即将迈入 2026 之际，这个赛道就加速进入更加残酷的下半场了。

之所以残酷，是因为规则变了，如果说上半场比的是「速度」，那么下半场拼的就是「落地」。

这带来的变化或许远超开发者想象，最近OpenAI 披露了一个颠覆性的工程案例：Sora 的 Android 团队曾面临极度紧迫的上线任务。

为此，他们组建了一支仅有四名工程师的「特种部队」。通过 AI coding 的方式，这支四人小队在 18 天内就发布了内部版本，10 天后即公开发布。这并非牺牲质量的狂奔，相反，他们在极短周期内依然保持了高标准的可维护性。

可见，AI 不仅在写代码，更在定义软件架构。而 Gartner 预测，到 2028 年，90% 的企业软件工程师将使用 AI Coding，开发效率将提升 30%。

在中国，这种转变甚至更为激进。数据显示，84% 的开发者正在使用 AI Coding 产品，其中 51% 每天都在使用。

但热闹背后，CTO 们的焦虑其实更深了。

因为 AI Coding 正在经历最痛苦的「祛魅时刻」： 从单纯验证「能不能写出一段 Python」，到要求「能不能搞定复杂的企业工程」。

问题早已从「要不要做」，变成了「怎么做得更好」。

说白了，企业引入 AI Coding 必须先解决四大挑战：安全合规、性能适配、管理透明和流程集成。解决不了这些，AI 就不仅无法提效，反而会变成一个吞噬维护成本和带来安全隐患的无底洞。

昨天，一家中国大厂也交出了自己的答卷，在火山冬季 Force 大会上，字节正式发布 TRAE CN 企业版，拥有 600万开发者、市占率第一的 TRAE ，正式进军 B 端市场，它的目标很明确：啃下挡在企业应用 AI Coding 前的几座大山。

TRAE CN 企业版，让 AI Coding 进入「工程轨道」

如果 AI Coding 仅仅意味着代码能跑通，其他全凭运气，那它永远无法真正进入企业开发的核心工作流。

这本质上是一场关于「控制权」的博弈。

企业需要的 AI Coding ，应当监控自己的训练过程，甚至为自己编写测试框架，但最终的「决定权」和「迭代方向」，始终掌握在人类手中。这是一种微妙的人机协作关系：让 AI 负责干活和制定初步计划，人类负责审查、讨论并迭代计划。

在TRAE CN 企业版里，各处都是这种「可控协作」的细节。

它拒绝让开发者陷入盲目的「抽卡式」编程，而是通过配置企业规则、知识库与 Agent，强迫 AI 进入团队协作的严谨轨道。在这个轨道里，TRAE 不仅生成代码，更在生成一种「懂业务、守规矩」的工程资产。

通用大模型最大的软肋，其实并非算力限制，而是「上下文窗口与工具调用次数的限制」。

它们通常只能盯着当前打开的文件，面对企业级数亿行代码的超大仓库（Monorepo）时，这种能力简直是个笑话。

所以，TRAE CN 企业版针对大仓库场景，专门对上下文与索引性能进行了深度优化，直接构建了资深架构师般的「上帝视角」。

它支持 10 万文件、1.5 亿行代码的超大仓库索引，配合超长上下文窗口，能适配最复杂的编程场景。比起简单的文本检索，TRAE 实现了亿行级代码的极速检索与实时增量索引。依靠企业级 GPU 集群的优化，它能在处理如此海量信息时依然保持毫秒级响应。

这意味着，当你敲下需求的那一瞬间，TRAE 已经「看」完了你整个项目，给出的不再是孤立的代码片段，是基于完整上下文的深思熟虑。

为什么我们需要这种能力？因为传统软件工程的物理定律正在失效。

图灵奖得主、曾撰写软件工程圣经《人月神话》的架构师 Fred Brooks 有句名言：「在一个已经延期的软件项目中增加更多人手，只会让项目更晚完成。」

刚刚发布的 TRAE CN 企业版，正在试图打破这个魔咒。

要知道很多稍有底蕴的技术团队，都有自己的一套「黑话」和「规矩」。这些宝贵的知识往往分散在 Wiki 文档、CI/CD 流程或者特定的工具链中。通用的 AI 对此一无所知，生成的代码往往充满了「外行感」，需要大量的人工修正。

TRAE 企业版的解法是：全场景适配，让 AI 学会团队「语言」。

它允许企业直接接入知识库与规范，并基于 MCP 协议统一调用企业的工具与数据源。这相当于给 AI 装上了企业的「大脑」和「手脚」。

当 Agent 接收到指令时，它会基于企业规则和知识库进行校准。所以，TRAE 生成的代码自带「规矩」：它更懂业务逻辑，代码生成更准确，甚至能集成现有的 CI/CD 和 DevOps 体系，实现 AI 开发的一体化。

更关键的是，它让所谓的「管理黑盒」变得更加透明。

以前老板不敢推 AI，是因为不知道员工用 AI 干了什么，也不知道 ROI 到底是多少。TRAE CN 企业版直接把效能做成了看板。它可以追踪 AI 生成率、代码量等关键指标，让整体 ROI 清晰可见；同时还能设置费用上限、实时监控消耗，把成本算得明明白白。

当然，这一切的前提是守住安全的「红线」。

TRAE 企业版给出了的承诺是，数据不训练。官方隐私协议明确规定，企业代码永远不用于 AI 训练。配合代码全链路加密传输、云端零存储（代码文件默认本地存储）以及云端数据用后即焚机制，让企业代码资产「滴水不漏」。

TRAE 企业版扎扎实实地解决了三个最要命的工程问题：让 AI 看得全（全库索引）、懂规矩（规则内化）、能闭环（Agent 协作）。

正因为啃下了这三块硬骨头，TRAE 企业版才能将 AI Coding 从一个「有时好用、有时捣乱」的玩具，转变为企业研发的确定性生产力。

在字节最真实的业务里，验证「确定性」

2025 年我们已经习惯了 AI 产品在 PPT 上各种参数的天花乱坠，但真正能让 CTO 们信服的，只有在极限业务场景下跑出来的数据。

最好的试金石，莫过于承载字节自家泼天流量的产品。毕竟在这种大量并发协作的真实业务考验里摸爬滚打出来，比任何关于「提效」的承诺都更有力，目前字节 92% 的工程师都在用 TRAE 进行开发。

就拿抖音生活服务来说，这个业务迭代速度快得惊人，过去面对的最大挑战，是需求到上线的链路冗长且人力投入巨大。从产品经理写下的自然语言需求（Brief），到工程师敲下的第一行代码，中间横亘着巨大的「沟通折损」。

工程师不仅要理解业务逻辑，还要在大脑中检索与之匹配的中间件、熔断规则和数不清的隐藏依赖。

而企业希望 AI 带来的生产力拐点，往往并不是推倒重来的「颠覆」，是要像水一样渗入到企业已有的流程里，去填补那些效率的洼地。

而 TRAE CN 企业版在这里给出的解法，就是一种不同的「全链路深度嵌入 」，透着一股老练的「懂行」。

当工程师把一段飞书文档投喂给 TRAE 时，它没有机械地把中文翻译成代码。它不仅读懂了「团购券核销」这个业务动作，更扫描了当前服务的上下文，自动匹配了团队最新的 RPC 调用规范。它甚至指出了文档中未提及的兜底逻辑缺失。

如果问研发同学最讨厌干什么，写单元测试（Unit Test）绝对榜上有名。

这是一件苦差事。为了赶业务进度，单测往往是第一个被牺牲的环节；而一旦系统挂了，缺乏单测又是第一个被拉出来背锅的理由。这种死循环，折磨了无数技术团队。

TRAE 干了一件极其漂亮的事：单测自动生成与修复。

据内部研发团队测试，在接入 TRAE 后，单测生成时间被压缩到了 18 分钟以内，而且首编译通过率高达 70% 以上。请注意，这 70% 不是生成的伪代码，而是实打实能跑通逻辑的测试用例。

TRAE 默默扛下了这些枯燥、重复但又至关重要的脏活累活，让工程师能把宝贵的脑力留给架构设计和业务创新。

这套在字节内部跑通的逻辑，也正在外部企业中复制

在一家头部的 PC 硬件厂商业务系统中， 80% 是旧代码迭代，多年的代码堆积让维护变得异常困难，每一次改动都像是在排雷。

引入 TRAE CN 企业版后，它充当了企业知识库的「守门人」。在 Java 后端场景中，TRAE 能准确识别陈旧的架构问题，甚至精准定位重复查询等性能瓶颈，给出优化方案。

而在前端，它直接打通了 Figma，让原型图瞬间转化为代码，被研发团队评价为「省去了切图环节，提速非常明显」。

能够处理那些逻辑盘根错节、充满历史包袱的存量老系统（Legacy Code），这意味着它不挑食，不嫌脏，具备极强的代码理解和上下文穿透力。

对于金融科技企业汇付天下，对代码的准确性和交付效率有着金融级的要求。在他们的支付 PaaS 平台「斗拱」的研发中，下游开发者理解接口文档耗时、环境部署排查困难一直是阻塞交付的顽疾。

他们在利用 TRAE 企业版的 Agent 能力后，实现了智能环境诊断和测试用例自动生成。它能分析下游环境日志，快速定位问题，直接将沟通成本降至最低。

效果是立竿见影的，从最初 10 个席位的谨慎试点，迅速扩展到 100 个席位，高峰期活跃率高达 70%。这种自下而上的高频使用，说明 TRAE 真正嵌入了工程师的核心工作流，而非一个可有可无的辅助插件。

字节跳动的高并发场景，到 PC 巨头的存量维护，再到金融科技的交付提效，TRAE 企业版这种转变，也是 AI Coding 更加成熟的标志，对于那些追求确定性、不仅要快更要稳的企业级研发来说，才有真正的应用价值。

AI Coding 的下半场，要成为确定性生产力

尽管行业普遍预测 AI Coding 还有巨大的增长空间，但背后依然是无数企业从观望到试水的艰难跨越。

企业需要的不是随机的 Vibe，而是确定的 Spec（规范）。

所以，AI Coding 的下一阶段，从「人指挥人」，转向「人定义 Spec（规范），AI 落地执行」。

TRAE CN 企业版正是基于这种判断，将字节在 C 端极其复杂的海量场景经验，内化为解决问题的能力，确立了一种全新的生产关系。

TRAE 并不满足于生成 Demo 级代码，而是试图陪伴开发者走完从构思到落地的全链条。它让工程师从重复劳动中抽身，去定义架构、去洞察业务，给出企业可用的生产级代码。

不过，这场生产关系的进化注定不会轻松。传统的研发惯性、复杂的存量系统以及对安全合规的顾虑，依然是横亘在企业面前的现实高墙。

TRAE 的出现，或许只是给这堵高墙凿开了一个缺口。否持续证明这种「确定性」价值，能否让更多企业像字节内部一样信任 AI，将是决定其能否真正撬动企业级市场的关键。

这场关于 AI Coding 的长跑才刚刚起步，TRAE 抢到了一个不错的身位，但真正的较量还在后头。

文｜李超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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