换鞋时，崔丽丽停顿了一下。 

那是一双几年前买的黑色皮鞋，平底，她曾穿着它在不同城市之间奔波，出差、谈项目、赶航班。但这天，脚伸进去时，她感到脚趾被顶住，像一双新鞋。她感慨，长时间待在家里，鞋都变得不合脚了。

崔丽丽在安定医院等待就诊

过去十几年，崔丽丽几乎一半时间在路上。她曾是一家汽车零部件公司的销售总监，年薪百万。2023年，公司老板王某在出差途中强奸了崔丽丽。虽然对方获刑4年，崔丽丽却被解除劳动合同，患上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职场性侵，夺走了她的工作、日常生活，也摧毁了她最基本的安全感。 

但她选择抗争，走进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2025年8月，天津津南区人民法院判决生效，崔丽丽成为国内首位因职场性侵获工伤认定的当事人。 

此前视频

崔丽丽的《认定工伤决定书》

但代价并未结束。9月23日，她穿着案发当日的衬衫出庭，与公司对簿公堂。随之而来的，是持续一个多月的网暴。一天夜里，崔丽丽吞下了6片劳拉西泮片。第二天清晨，丈夫老魏（化名）守在床前，红着眼睛对她说：“你要是死了，他们只会高兴，然后迅速把你忘记。” 

风暴之中，这一家人比以往更加紧密地依靠着彼此。 

遭遇网络暴力

拿到《认定工伤决定书》，崔丽丽的诉讼并未结束。2025年3月24日，津南区劳动人事争议仲裁委员会裁决天津德科智控股份有限公司（下文简称德科智控公司）继续履行劳动合同，并支付停工留薪期工资、加班费等共计113万余元。该公司不服裁决，提起诉讼。 

2025年9月23日，崔丽丽与公司的劳动纠纷案首次开庭。她身着案发当天的衬衫出庭。她说，穿这件衬衫，是想直面创伤，同时表达“女性遭受侵犯与穿着无关”。这件衬衫不仅是“血衣”，更是“战袍”。她穿着“战袍”走进法庭的画面，引起广泛关注。

一周后，一段她自拍视频被广泛流传。视频中，崔丽丽愤怒地说：“‘最大最贪的女人’？轮得着你来给我封号吗？事发多久报案，那是老娘的权利……老娘要的是2000万加法办！”

这段视频源于一个月之前她对一条恶意留言的回怼。她解释，王某被捕后，检方向她征询是否出具谅解书，她提出了“2000万加法办”，用一个对方难以承担的金额，强调王某必须受刑事处罚。 

但这条视频在一个月之后发酵了。她打开社交媒体，发现评论区已不堪入目。有人质疑她若真患PTSD，不可能穿着案发时的衬衫出庭。有网民称夫妻俩“做局陷害”王某。有人P出她与王某的“合照”，有人把老魏P成“绿帽”。私信中充斥着辱骂和脏话。 

回忆起网暴最猛烈的那几天，老魏用了“煎熬”两个字，一上网，恶意就会袭来：“每天都有人拿你做文章，满嘴胡说八道。”现实中，夫妻俩一直在接亲友的电话，他们中有的因网络热议才得知崔丽丽的遭遇。国庆节到了，他们原本打算带女儿回老家，现在只能取消行程。 

崔丽丽社交平台上私信收到的辱骂

一天晚上，崔丽丽吞了6片劳拉西泮片。早晨，察觉不对劲的老魏跑上楼，来到妻子床前。他红着眼睛对妻子说：“你要是死了，他们只会高兴，然后迅速把你忘记。” 

崔丽丽最了解这个和她相伴了二十多年的男人。老魏是支撑她活下去的力量，是她生活、精神的拐杖。“哪怕我们离婚了，他也是我最亲的亲人。他为我付出这么多，见证了我人生中最好的年华。如果我死了，他该有多难过？” 

时间回到2023年9月27日。性侵案发后的第四天，老魏接到崔丽丽的视频电话。屏幕对面，她声音微弱：“我好像被欺负了。”震惊之余，老魏有点生气：“什么叫‘好像’？有没有被欺负，你自己不知道吗？”崔丽丽眼泪“刷”地流下来，她什么都想不起来。 

老魏气在不理解：她为什么不立即报警？为什么还忙着工作？后来他逐渐明白了妻子的处境：她受到打击，想不起来发生了什么。而且，她要顾虑很多事：家庭怎么办？工作怎么办？二十多年来的打拼，是不是就要毁于一旦？ 

老魏恨“死”了王某。他不明白，“都这个年纪的人了，为什么还会做出这种犯罪的事？”哪怕王某被判死刑，怎么弥补得了他对崔丽丽、对这个家庭、对老魏本人经年累月的伤害？ 

因为王某，那个他最熟悉的、总是充满干劲的妻子不见了。崔丽丽的快乐就是老魏和女儿的快乐。但现在，这份快乐消失了。 

崔丽丽的《诊断证明书》

评论区，一群网民嚷着“离婚”。老魏觉得不可理喻：“她是我的家人，我的爱人。为什么她遭受了暴力伤害，我就要抛弃她？” 

老魏在社交账号公开的6条视频，发布的都是支持妻子的内容。但如今，评论区已经很难找到一条友善的留言。“绿帽男”“钱到手就离婚”…… 

他分明是受害者，在他们口中却像是犯了错的人。老魏决定诉诸法律：“要让他们戴手铐，上法庭！”每天送完孩子，他就钻进书房收集证据，存满了一部256G的手机。为了取证，老魏一遍遍看，一遍遍听。他起初怒不可遏，后来只觉得可笑可悲：“无论留言，还是视频文案，都是复制粘贴的，连标点符号都一样。” 

网暴像个无底洞，两个多月来，老魏都在处理这件事。“他见不得我被别人欺负，比我还要维护我自己。”老魏很少表露自己的感受，崔丽丽担心他心中愤怒却无处发泄。去医院时，崔丽丽问丈夫要不要也做个心理咨询？老魏摆摆手：“不要。” 

10月底的一天，远方好友来探望崔丽丽，夫妻俩请她在小区附近吃饭。回家路上，一名路人男子问崔丽丽：“你就是那个网红吗？”崔丽丽说：“你认错人了。”

“错的不是你”

9月23日劳动纠纷案一审首次开庭后，由于当时崔丽丽的劳动能力鉴定结果未出，一审中止，待有鉴定结果后再行审理。 

崔丽丽失去工作，老魏也暂停了生意，专心照顾妻子和女儿。等待开庭的日子里，时间仿佛凝滞。老魏外出总掐着表，不敢离家太久，生怕妻子发生意外。 

睡眠仍是一件奢侈的事。崔丽丽排斥肢体接触，两年来一直与老魏分房而睡。她晚上十点左右上床，凌晨三四点被噩梦惊醒。若哪天能睡到清晨五点，她会觉得庆幸。 

白天大部分时间，她独自待在阁楼书房里，反复翻阅厚厚的案卷。 

崔丽丽在阁楼书房“安全屋”中

没有老魏陪伴，她几乎无法出门。她不敢开车，不敢乘坐公交或地铁，无法住酒店，酒店长长的走廊令她恐惧。一次媒体采访结束后，远远看见一名光头男子，她瞬间僵在原地，颤抖着哭了起来——那张脸让她想起施暴者。 

崔丽丽从小性格要强。高中复读了两次，父亲劝她不要放弃，否则将来只能指望结婚生子。父亲认为，一个女孩不该被早早限定人生轨迹，她应该考个好大学，去更大的城市，为社会作贡献。 

崔丽丽大学读小语种，兼职翻译，毕业后做了销售。这个岗位拼经验、拼体力。崔丽丽不怕苦，跑市场、进工厂，逐步打拼到公司高层。她热爱这样的生活。 

崔丽丽的高中同学回忆，她是班里发展最好的同学之一。节假日也闲不住，组织同学聚会、带孩子郊游。案发后，崔丽丽变得沉默，朋友们的邀约也婉拒了。 

崔丽丽在工作中获得的奖状

崔丽丽怀疑自己成了一个“没用的人”。每次出门，她都会发现城市在悄然变化：小区的树叶掉光了，街角开了新店。看到服务员、环卫工，她羡慕——她们都在工作，发挥价值。 

老魏看在眼里，急在心里。他鼓励崔丽丽尝试新工作、出门旅行，提议养只小狗，遛狗也能出门散散步。但崔丽丽拒绝了。心理医生告诉老魏，不要勉强，只能等待“自然发生”。 

老魏承担了大部分家务，像照顾孩子一样照顾妻子。崔丽丽一度味觉迟钝，想吃辣，老魏就陪她去吃湘菜；她说剁椒鱼头好吃，他便每周都带她去吃，一连吃了三个月。天气转凉，崔丽丽想喝冰杨梅汁，老魏担心对身体不好，不让她喝。 

一次，崔丽丽看到路边的施工围挡，哭着说：“路都快修好了，我的病怎么也治不好。”老魏安慰她：“马路都能修好，你还能治不好吗？” 

崔丽丽和老魏

过去，崔丽丽总在出差。现在，她每晚坐在女儿身边读书，想弥补缺失的陪伴。她把媒体报道发给女儿，希望她学会自我保护。 

但女儿更想保护崔丽丽。她时不时上楼查看妈妈的情况，夜里躺在妈妈身边，陪她入睡后再回房间。她邀请妈妈去开家长会、接她放学，逛文具店。崔丽丽戴着口罩，生怕被认出影响女儿。但女儿鼓励她摘掉口罩：“妈妈，错的不是你。” 

崔丽丽和丈夫起初没有告诉父母发生了什么。崔丽丽年逾七旬的母亲察觉异常，从河北老家赶来天津，崔丽丽才忍不住吐露了一切。 

母亲听完后，对她说：“不要害怕，咱是正义的一方。你继续斗争，妈妈为你加油。”临走前，母亲偷偷往崔丽丽枕头下塞了一摞钱。崔丽丽后来又将这摞钱悄悄放回老家。 

11月的一次心理治疗中，医生引导崔丽丽在想象中重返案发酒店。这一次，她看见老魏在走廊里来回走动，像是要挡住危险、救她出来。医生说，这是好迹象，说明内心的“好”正在对抗“坏”。 

一天夜里，崔丽丽送记者走出小区。久违地站在夜色中，她发现周围的霓虹灯多了起来。她想起，从前她出差归来，无论多晚，老魏和女儿都会在小区门口等她。一家三口有说有笑，一起去吃夜宵。 

光明正大地穿

2023年9月23日，一场商务宴请后，时任德科智控公司老板的王某，趁销售总监崔丽丽醉酒失去意识，将其抱入房间实施强奸。 

2024年4月2日，王某因犯强奸罪，被滨江区人民法院判处有期徒刑4年，赔偿崔丽丽3000元。王某未上诉，判决依法生效。同年4月18日，崔丽丽被公司以“未遵守请假制度、无故旷工”为由解除劳动合同。当天下午，她前往津南区人社局，申请工伤认定。 

崔丽丽始终认为，自己遭受的性侵属于工伤。侵害发生在出差期间、商务宴请之后，加害者又是用人单位负责人，符合工伤认定中“工作时间、工作场所、工作原因”的“三工”情形。 

2024年12月2日，津南区人社局作出《认定工伤决定书》。德科智控公司不服，提起行政诉讼。2025年7月16日，津南区人民法院判决驳回公司诉求；同年8月，判决生效。崔丽丽由此成为国内首例因职场性侵获得工伤认定的当事人。 

崔丽丽和老魏

崔丽丽把申报工伤的流程、证据清单及心理援助信息整理成“求生地图”，在网络公开分享，陆续有受害者向她求助。 

2025年1月，杭州一名女员工出差时遭客户强制猥亵，后因创伤后应激障碍无法工作。这名女员工看到崔丽丽的报道后，也申报了工伤，并于当年9月获得认定。 

还有一名女孩私信崔丽丽，讲述自己未成年时遭性侵的经历。在崔丽丽的鼓励下，她与施害者对峙并固定证据，前往派出所报了案。 

回顾案件，崔丽丽认为，职场性侵的本质是权力关系中的掠夺：“他否认你的独立人格和尊严，把你当作附属品，不仅要求你贡献能力和才华，也试图占有你的身体。”她认为，用人单位有责任建立明确的职场保护机制，用制度保障劳动者的人身安全和尊严。 

2025年12月17日，经过80多天的等待，崔丽丽收到了《劳动能力鉴定结论书》，鉴定结论为“伤残十级”。崔丽丽很激动：与公司的劳动纠纷案有望尽快恢复审理。

红星新闻记者问崔丽丽：“下次开庭，你还会穿那件衬衫吗？” 

她回答：“我会穿，正大光明地穿。”

拿到离婚判决书那天，孙菲菲如释重负。

离婚这件事拉锯了两年，她4次起诉，跑了十多趟法院，才在今年拿到判决。9月13日，她对外公布这一消息时写道：没有必要假装婚姻美满的样子，现在很好。

现在回想，孙菲菲觉得这婚的确离得有点晚。在此之前，她有过一段10年婚姻，男方是一名大她15岁的美籍华人、科技企业高管。两人相识后，孙菲菲很快经历怀孕，结婚，搬往美国定居。外界都传她是“女明星嫁豪门”，只有她清楚，这段婚姻只是牢笼，而这件事还是很多年后才意识到的。

婚后，孙菲菲购买了车房，并承担家庭的日常开销，小到前夫的一支电动牙刷、一堆衣服，大到孩子的学费等等，还要遭受前夫的冷暴力和猜忌——说她长得难看，身材差，性格不好，穿衣服不好看，和各种各样的男性有染，甚至面对99.99%的亲子鉴定，他仍不认可孩子是亲生的。

有一段时间，孙菲菲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她和许多女性一样，总想着要服务他人、奉献家庭，忍受到麻木就好，但她内心始终有一种强烈的撕扯感，后来才知道，这种撕扯的来源叫做“物化”。

离婚两个月后，我们在北京见到了孙菲菲，彼时她正着手把自己的经历写成剧本，拍出来给大家看。见面那天，她整个人很清瘦，但气色很好，据她说，这也是离婚带给她的变化之一。重新回到一种自由的状态后，孙菲菲感觉“一切都对了”，对她而言，离婚不是失去，而是夺回。她记起很多年前曾写过这样一句话：吾乃烈马，何堪圈养尔？如今，她又做回那匹烈马了。

以下是孙菲菲的讲述：

“从我的家滚出去”

说实话，我没有想到我的离婚会引起这么大的共鸣，因为我再次出现在公众面前，我不希望自己还要装作一个婚姻美满的样子。

只不过是我周围的人突然一下给我发信息，菲菲你要节哀什么之类的，我说其实我最悲哀的时候早就过去了，最痛苦的时候其实是在婚内，你明明有另外一半，但所有的重担都要你一个人承担，而且你还不被理解。当我选择离婚的那一刻，我觉得我就彻底地释然了。

我是怎么想到要结束这段婚姻的呢？导火索是一支电动牙刷，当时他要买，就让我去帮他付一下。

那时他爸爸刚去世，我们在他老家办完丧事后回到北京，我的银行卡上仅剩很少的钱，我现在已记不太清具体有多少，就记得少到要带孩子过个周末，万一有点急事都不够用的程度。我给他看了银行账户余额，就拒绝了，但他就抓住这一点，说我不信任他。

说实话，我心里的确不信任他。从结婚第二年开始，他作为一个父亲、一个丈夫，就没有再负担过家用，多来以来一直是我一个人承担家庭所有的经济支出。而且之前我也应他的要求，帮他去支付过几次他的个人消费，他也没有还给我。

孙菲菲在微博讲述婚内生活细节，自己长期承担家务劳动和家庭开销。

但那时我已经处在一个不想争论的状态。我也不想离婚，我的婚姻就像死水一样，就这样让它沉寂下去就好。可我的沉默却换来他的变本加厉，他一直说我不信任他，追着我从一个房间到另一个房间。那一刻我终于忍不住怒了，直接一拍桌子，跟他说，你给我滚，现在立刻从我的家滚出去。

说完这句话，我就去衣柜里面，把他所有的衣服都拽到客厅里。他的衣服堆得就跟小山一样高，好多标签都没有去掉，都是我给他买的新衣服，而婚内这么长时间，我却几乎没给自己买过新衣服。那一刻，我才醒悟过来。

当天，他收拾了自己的东西，拉着一个行李箱就走了。直到那一刻，他依然认为我是在耍大小姐脾气，觉得等我过去了这一阵，就会自动自觉地给他打电话让他回去，或是只要他哄哄我，就能回来了。

但我都没有。我不再需要他了，因为这段婚姻里，他已经把我“培养”成一个独立自强的人了。如果一段婚姻中，房子车子都是女方买的，日后的生活费由女方承担，孩子上学等一切费用都由母亲承担，照顾孩子也都是女方一人，那离婚对她来说就没什么可怕的，反而一纸判决能还她自由身。

从此以后，我们再也没见过面，再见面就是在离婚法庭的屏幕里面。

禁忌

拿到离婚判决的那一天，我真的是一种如释重负的感觉。

我觉得婚姻是一个很具体、很客观的事情，它其实就是两个人的一种合作，无非就是能吃在一起，睡在一起，玩在一起，如果这三条都不具备的话，我结婚图什么呢？我也是反复思想斗争了许久之后，才下定了决心。

现在回想，的确是离得有点晚。离婚之后，我感觉一切都对了，一切都正常了，都特别好。但在婚内的时候，不瞒你说，我天天不开心，无谓的内耗特别多。

孙菲菲北京受访。

年龄在我们的婚姻里绝对是一个禁忌词，我开始是不知道这件事的。婚前他一度让我觉得，他会引以为傲的，因为对很多男性而言，如果能找到一个比你年龄小很多，又各方面条件还不错的伴侣，这可能是一件令人自豪的事情。

但我渐渐发现，年龄是一件不能提的事。印象最深的一次是在美国，那时候我们刚刚结婚，他带着我去见他的美国同学。坐在我们旁边的是他一个比较要好的朋友，那个人也是名校毕业，很优秀，也找了一个比他小很多的太太。聊天中，他太太不经意就说出他们年龄相差多少，我就顺嘴就跟了一句我们也一样，相差15岁，结果他又拿出他惯常的武器——一下就不说话了，用眼睛死死盯着我，那意思是，你怎么又提这事？

在我看来，这就是无端找事儿。在我们的婚姻里，这样的“找事儿”经常发生。比如说他会跟他美国所有的同学都说，他父亲是被我害死的。又比如我在微博上也写过，他经常怀疑我跟各种男性有染，说孩子长得一点都不像他，就差没说孩子不是他的了。

我作为一个女性，我不需要验DNA都知道孩子是谁的，但是当时我想，为了孩子，为了我们婚姻的将来，我不在意这种暂时的冤枉，所以我就主动提出，要不咱们去找一个能做亲子鉴定的地方去验一下。我甚至还对他说，如果你要不相信北京的医院，咱们可以在你老家那边找一个你信任的医院去做。

做完亲子鉴定后，结果显示99.99%支持亲子关系。我当时想，他冤枉我这么久，孩子都8个月会叫爸爸了，他都不去抱孩子一下，拿到结果的那一刻，他应该跪在我面前痛哭流涕地跟我说，“菲菲我错了，我错怪你了。”我想象中是这样的，但我看到的现实是，他拿到亲子鉴定书后说，还有0.01%的可能性不是他的孩子。

我当时就觉得，我这找了一个什么人，他怎么会只相信他脑子里编造的事情，而不相信科学的鉴定。后来我才明白，亲子鉴定只是他的一种战略性的调整——只要涉及抚养费的问题，他就会说这个孩子不是他的，但一提到离婚的问题，他为了不离婚，又会说他要争夺孩子的抚养权，这时孩子又是他的了。这些完全是出于他个人利益的考量。

吾乃烈马

很多人都问我，为什么当初要选择跟他在一起，这可能跟我从小生活的家庭环境有关。我的父母还有家里亲戚都是从事飞机制造行业的，我从小接触的就是技术工人、科学家这两类人，所以我是有知识分子情结的，我很喜欢他们身上那种什么事都要做到极致的精神，以及不去追求过多物质享受的那种纯粹。

我前夫是一个很典型的书生的长相，在某种程度上，他的气质其实很像一个学究。而我在影视圈接触的这一类人很少，我们完全是两个行业，所以我在见到他的那一刻，在知识分子的滤镜下，再加上那时他装得也比较好，我内心就已经拜倒、匍匐了。

我记得有一次我们去一个公园，停车时，车屁股靠近墙根的地方有一些其他人扔的垃圾，就是一些纸袋子、塑料袋什么的。他公德心超级强，就去把纸袋子收集起来，再不远万里扔到垃圾箱里。我当时就想，不愧是知识分子，素质真高，就觉得挺好的。

他那时也会故意在我面前显摆他的学问。天文地理，他张口就来，而且他算术特别好，比如397×956等于多少，你计算器还没摁完，他已经给你算完了，这一点的确是让我挺崇拜的。包括看完电影，他也能跟你聊两句。所以在交往的最初阶段，我觉得好像我们精神上是可以沟通的。

而我小学毕业后就考到了北京舞蹈学院附中，那时也没什么父母陪读一说，就直接开始独立生活了。在我12岁以前，我爸爸工作特别忙，几乎很少有时间去管我，所以我觉得我是一个挺需要父爱的人。

孙菲菲近照（受访者提供）。

很多网友说，我找了一个大我这么多岁的老头儿，就是冲着钱什么的，其实他也没什么钱，就是一个高级打工仔而已。而我也不在乎找一个年龄比我大很多的人，因为这是我的需求，我内心里需要一个能像父亲一样呵护和关怀我的人出现，所以我选择了他。

但我没料到的是，一个人可以做这样子的伪装，婚前他可以去捡垃圾，婚后他却能当众用手擤鼻涕、抠鼻子，我第一次看到这一幕时真的无法接受。

结婚以后，我并没有觉得被物化，但现在再去看，我当时可悲就可悲在他把我进行了物化，而且我是认可的。

他一方面要享受我带给他的光环，年龄小、女演员、公众人物，另外一方面，等关起门来，他却要打压我所有优于他的优点，因为他生怕控制不了我，所以他要驯服我，把我像一个宠物一样去对待，把我始终掌控在他的手心里。

这种驯服本身就是一种物化。

我因为长期在这种传统的文化里面浸润着，我都没有意识到这点。后来我之所以要挣脱婚姻这个牢笼，其实就是因为我从心底里不认可这种被物化的感觉。虽然当时我没有把它上升到理论的高度，但是我内心有一种强烈的撕扯感，我觉得我已经不是我了，我好像必须要去掉我人格上、精神上、性格上的一切特质，才能继续与他生活下去。为此，我要一直忍受他对我的驯化，直到麻木为止。

我现在是已经走出来了，所以有一些事情讲起来真的挺好笑的，但其实当时我非常痛苦。为了发泄，我就出去跑步，时常跑着跑着，眼泪就从眼角淌下来，我感觉护城河两岸的风景再美，好像都与我无关。

那个时候，我感觉这个世界只有我一个人生活在冰火两重天中。看看我自己，看看这个家，房子是我买的，结婚之前是我精心地在打造，家里面的一草一木、每一个角落都是我设计的，可是结了婚以后，我眼睁睁地看着我曾经这么爱护的一个家，却变成了我的牢笼，只要待在里面，就有一种窒息感。

他经常会说我长得很难看、身材很差、性格不好等等，有一段时间，我真的觉得自己一无是处，卑微到尘埃里，我宁愿为这个家勤勤恳恳劳作一生。但后来有一天，我突然觉得不对。这房子是我买的，要走，也不该是我走。所以那个时候我就听从内心的召唤，拍案而起，说你给我滚出我的家门。

孙菲菲曾经的微博自述。

在这一点上，我的前夫可能不是很了解我是一个什么样的人。将近20年前，我曾经在自己的微博上写过这么一句话：吾乃烈马，何堪圈养尔。我是一匹烈马，我怎么能忍受得了圈养呢，更何况他还要把我的精神从我的肉体中抽离。所以，他还是太忽略我这种强烈的自我存在的愿望了。

拥抱不完整

曾有很多人劝我，遇到不公平的事情，或者婚姻内的家长里短，就不用说给大家听了，自己咽下去就可以了。我也曾尝试咽下去，但我做不到。我觉得当一个人有了一些不能承受的经历时，一定要学会把它说出来跟大家分享，剧组霸凌事件是这样，我的婚姻也是这样。

现在，我每天把孩子送到学校之后，就开始忙自己的工作，上午我会写一些自己的剧本，下午开始给孩子准备晚饭，差不多做好了就去接孩子回家。

说起来，有关写剧本的规划还要得益于网友。我在网上写的这些经历，网友们看得津津乐道，有人就建议我把它写成短剧，或者拍成电影，这种声音非常多，倒是给了我启发——与其我一个人在这儿咀嚼苦难，不如把它拍出来给大家看。我现在正在筹备这件事，但因为我希望剧本是我自己写的，所以这个过程可能会长一些。

也有网友质疑我，说我前夫的各种怀疑是“一个巴掌拍不响，肯定是女方出轨了”之类的，针对这些说辞，我觉得还是有必要说明一下。我是个连门都不出的人，如果要真有不端行为，相信前夫早就出来揭露我了。从“他死都不愿意离婚，我只能不断起诉以达到离婚目的”这个现象来倒推，他非常清楚我没有对不起他，只是给我扣上一个莫须有的罪名，方便控制我罢了。

这就是驯服，他是在用手段来控制我。

孙菲菲近照（受访者提供）。

宣布离婚后，很多人都比较好奇我的生活和收入，因为我也很久没有拍戏了。在这方面，我要感谢自己以前工作上非常努力，积累了一些财富。我也不是乱花钱的那种人，我会把钱的大部头都用来投资，所以我现在的收入主要是我之前辛苦工作的投资所得，虽然不是很多，但维持一个普通白领的生活水准还是可以的。

我的孩子也很适应现在的生活，准确说，她很适应我一个人带她长大的这种生活。因为一个小孩，如果她以前曾经同时体会过父爱和母爱，经历过父母一起疼爱她的场景，那一下切断父爱她会受不了的，但是我的孩子从小就没有体会过父爱，所以就不存在这个问题。

我也想通过我的人生经历告诉大家，生孩子这件事儿可是比结婚要严肃很多倍的。因为孩子生下来是两个人共同的责任，不是妈妈单方面的，除非你能接受一个丧偶式的育儿，但我相信绝大部分人是不能接受的。所以我希望女性朋友们一定要吸取我的教训，生孩子是一个关乎你自己，也关乎孩子未来的一件大事，在你决定怀孕之前，一定要跟对方非常详细地沟通清楚如何养育孩子，如何分担责任，等协商好了之后再要孩子。

我也更希望和呼吁男性应该承担起他们在家庭中该承担的责任和义务，这样才有可能唤起女性结婚和生育的信心。

至于我，我想我再也不会结婚了，真的不会了。可能哪天“想不开”的时候我可以谈恋爱，但是真的不会再结婚了。结婚，跟我想象中的完全就不是一回事儿，它跟爱情完全是一件不相关的事。

结婚之前，我曾幻想我自己的婚姻生活，它应该就像《浮生六记》里沈复和芸娘，金风玉露一相逢，便胜却人间无数。可没想到，我的婚姻生活这么滑稽。

如果未来我再谈恋爱的话，可能也会向现在的年轻人去学习，不会让任何滤镜去障自己的双眼。什么知识分子滤镜，什么富二代滤镜，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重要的是他尊不尊重你这个人，喜不喜欢你的性格。

完美的人是不存在的，如果有一个人这样去要求你，那我觉得这个人不适合做伴侣，而如果为了他去做一个完美的人，那还不如这一辈子不要活。事实上，我们之所以活着，其意义就是去做一个独一无二的人，体验一段独一无二的人生。

我希望大家能够学会珍惜自我，拥抱不完整的自己。

新婚当日，28岁的河南女教师魏某坠楼。

邻居、学生回忆起生活中的魏老师，明媚、快乐，而另一方面，她却在家庭等多重压力下陡然凋零。

参加送亲仪式的魏鑫记得，28岁的逝者魏某在结婚当日，并未穿上婚纱。

婚礼前一天中午，根据河南本地风俗，嫁女儿的娘家院内要摆桌待客。作为魏家家族长辈的魏鑫前去参加，他记得，院内摆了二三十桌酒席，作为主角的新娘新郎，没有到场。魏鑫听新娘父母的解释是，“闺女在县里高中教书，赶不回来”。

12月10日一早，女方正式出嫁到男方家中的日子，魏鑫再次赶到女方家中，看见魏某独自坐在院子里发呆。她没穿喜服，只穿着普通的深色棉衣和牛仔裤，也不像往常那样见到魏鑫，笑意盈盈地回应。

魏鑫觉得奇怪。他主动问亲属，女孩怎么没有穿婚纱。对方告诉他，魏某说，“到了新房子再穿”。这天早晨8点多，车头扎了花的黑色婚车开到院门口，准备接新娘，去往位于鲁山县一处小区的婚房内。他看见，女孩儿上了车仍然没有笑容，也没有出声。

新房距离村子50余公里。载着新郎新娘的婚车行驶在前头，魏鑫作为女方亲友坐上接亲车辆，快开到新房小区门口，传来新娘坠楼的死讯。

后来，魏鑫才从女孩父亲对亲友的解释中得知，出嫁那天，“闺女不想去了”。但“他们（魏家父母）要她去。她婆子（公婆）家也强烈要求想让她去。”

之后，发生了婚礼当日新娘坠亡的悲剧。魏鑫才明白，魏某令人不安的沉默背后的意味。

当天上午九点多，小区内一住户听见了警车、救护车的响铃。她起初以为有人打架，随后才在业主群里看见了“新娘跳楼”的消息。

她对女孩最后的印象，来自小区业主群内的照片，看得见女孩穿着深色上衣、牛仔裤，倒在血泊中。

第二天，魏某的遗体被送走。在此之前，她被人用一床粉色的被子盖上，旁边放着一个枕头，躺在底层住户的院子里。

12月10日起，逝者魏某的朋友圈遗言在互联网流传。不同于婚礼现场的沉默，遗言中，她自陈对催婚、结婚强烈的抗拒和痛苦。“……我吵，我闹，我发疯……都要相亲，都要结婚"。她最终选择“听话”。“所以我结婚了，我完成了我这辈子最大的任务。”在遗言最后，她留下了银行卡储蓄和密码信息。

魏某在互联网上成为“以死相逼对抗催婚”的悲情符号。有网友将共情和愤怒，投射到这个遥远的名字上。但此外，“身穿婚纱坠亡”、“工资被逐月取走，只留500元生活费”、“死后无人愿意收尸，两方家庭仍在争议彩礼”等碎片化的传言在她死后蔓延，让她的离世卷入舆论风暴。

互联网的另一面，魏某教过的学生们，开始自发回忆和悼念。在她们眼中，在婚礼现场女儿、新娘沉默的角色之外，身为历史老师的魏某有着明媚的另一面。 

12月10日晚上20:27分，陈楚在高中班级群里看到历史老师去世的消息。她觉得是“恶作剧”、谣言，直到刷到老师的朋友圈遗言，她才意识到，老师不在了。

陈楚19岁，大一在读，曾经是魏某所带班级的历史课代表。2022年9月开学，陈楚进入高一。

也是这年，魏某出现在《鲁山县2022年招聘中小学教师拟聘用人员名单》里。而另一份公示的体检名单里显示，她以历史组总成绩第一名，考入当地这所公立重点高中做历史老师。当地人说，魏某不简单，年纪轻轻，就能进县里最好的重点高中。

陈楚心里，历史老师曾是她高一生活的一抹亮色。

她记忆中，老师个子高挑，身形结实，长相也带着英气。走进教室，往讲台一站，一次冬天时穿俄式大氅，像一名女将。

还有一次上课，魏某身穿新中式衣裳，班里惊呼“哇”，她笑了，“好看你们就多夸夸我”，很是明媚。学生们私下喜欢直呼她的名字，叫她“我们XX”。

高中管理严格，学生把抽查背书叫作“过关”，课间要过关，晚自习要过关，午休有时候不让睡觉，也要去过关。

历史组的老师跟着压力大。学生们将学校召开老师开会、对老师批评称为“开小会”。一旦被学校开小会，有的老师对学生发火、撕书。当时陈楚所在班级历史成绩不好，魏某三天两头去“开小会”，却连对学生皱眉都少有。

陈楚记忆中，老师在课堂总是公正而温柔。她上课提问时，“成绩好、成绩差的都提问”。抽查背书，学生背不出来，魏某从不责骂，只面带笑容地鼓励，“背完再坐下”。

图丨陈楚保留的高一时期魏某出的历史试卷

她和学生没距离感，陈楚结束新冠隔离返回学校时，魏某笑着对她说“终于见你了”，总会给陈楚分享小零食。

还有一次，陈楚晚自习下楼“过关”，碰到魏某骑电动车进教学楼。她看到，老师手里拎着奶茶、甜点，开开心心地上楼。

陈楚当时认为老师似乎过得惬意闲适，并未料到，魏老师处在催婚逼婚的心理压力下多年。

陈楚记得自己最后一次见到老师，临近毕业时，傍晚五六点，陈楚在从食堂回教学楼的路上值班，陈楚路过，刚好和老师打了个照面，她们相视一笑，互相挥手示意作别。

在那之后不久，就是魏某订婚的6月、7月。网传的结婚照里，她单手扶着未婚夫，嘴角向下，身体疏离，再也不是笑着的样子。

魏某离世的消息，给家人和学生留下了震痛和眼泪。

魏鑫的记忆中，坠楼后，婚车散去，魏家父母哭着上了楼。十二月的河南早晨气温接近零度，魏鑫在寒冷中，和一众亲友站在楼下等待时，现场 “啼哭呐喊的”。他也痛心，“活蹦乱跳的孩子突然跳楼不行了”。她离世后，传言仍未止息。魏家所在村的村干部对媒体回应称，“她自己可能有抑郁症”，而双方家庭都陷入悲伤，“对于这个事，双方家庭都很内疚”。

但陈楚和同学们觉得，老师在遗言中说自己“懦弱”，她并不是因为懦弱。“她对抗了七年，坚持着自己的道路，走了很远。”而对于老师的轻生念头，她们遗憾老师未能得到好的心理治疗资源，离开逼迫自己的环境。

*应受访者要求，人物信息有适度模糊

*白娟霞对本文亦有贡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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撰文｜金晶 吕乐言

编辑｜崔玉敏

这是一个关于勇气、逃亡和荒诞悖论的故事。

2020年10月，中国河南青年关恒独自驾车深入新疆，用长焦镜头记录下那些隐藏在荒野、城镇和军营背后的集中营设施。为了让这些影像公之于众，他开始一场惊心动魄的逃亡：辗转南美，最终独自驾驶一艘小船，在海上漂泊23个小时，从巴哈马成功登陆美国佛罗里达。2021年抵达美国后，他按计划发布了视频。这些素材，成为国际社会（包括BuzzFeed News的普利策获奖团队）证实中国在新疆行径的关键证据。

曾经以为自己安全了的关恒，四年后却在美国失去自由。2025年8月，在美国移民与海关执法局（ICE）针对关恒合租室友的突袭中，关恒因“非法入境”在纽约上州被拘捕。如今，他身处纽约州布鲁姆县监狱（Broome County Correctional Facility），面临着被遣返的危险——被迫回到那个他不惜一切代价逃离的中国。

2025年8月21日早晨，纽约上州一处住宅区，关恒的房门被一阵剧烈的敲门声惊醒，是ICE的探员。

他们并不是来抓他的。他们的执法目标是关恒的室友——一对在当地做店铺转让生意的夫妻，他们因为和别人有经济纠纷，而遭人举报。但此时，当ICE的探员拿着搜查令冲进屋子时，38岁的关恒正好被“撞见”，随即也被抓走。现场对话如下：

探员：“你当时是怎么入境的？”

关恒：“自己开船从海上过来的。”

探员：“你有I-94表格（入境记录）吗？”

关恒：“没有。”

关恒先是被带到ICE办公室，随后被送进奥尔巴尼附近的县监狱，关了一天；又被转移到布法罗的移民拘留中心，关了近一周；最后，他被送到了现在的关押地——布鲁姆县监狱。

“他们根本不关心我有没有工卡，也不关心我的庇护案件是什么状态。”2025年10月，在接受“中国人权”电话采访的时候，关恒的声音充满了困惑和沮丧。“他们只关心我的入境方式。只说我没有通过正常海关入境，这个行为本身就是非法的。”

他那个正在等待面试排期的庇护申请、那张合法的工卡、那本纽约州驾照……在ICE面前，因“未被海关检查入境” (Entry Without Inspection) 这一事实，而显得一文不值。

伴随着川普当局严查非法移民，布鲁姆县监狱人满为患。几个月过去了，关恒在焦虑与沮丧中等待着自己的案件结果。没有人知道，这个来自中国的年轻人，曾经在过去的几年经历了什么；也没有人知道，他曾经冒着巨大风险拍摄的新疆集中营影像，为中国当局在新疆队维吾尔族人的所作所为提供了重要的佐证。而如果一旦被遣返，他将面临多么巨大的危险。

1 “ 我想去新疆实地看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关恒的家在河南南阳，出生于1987年11月。

据关恒和他的母亲讲述，因父母离异，关恒从小在祖母的照料下长大，祖母去世后，他一直一个人独自生活。在2021年7月离开中国前，他从事过许多不同工作——开过快餐店、在采油厂工作过几年，后来一直是自由职业。据他讲，事实上他很早就学会了“翻墙”。

与许多中国年轻人不同，关恒的“翻墙”之旅并未停留在电影和音乐等娱乐活动上。通过互联网，他触及了那些被官方叙事掩埋的“禁区”：从1960年代的大饥荒到1989年的天安门事件。这些来自外部世界的真实信息，对他的思想造成了很大冲击，一条巨大的裂痕在他心中被凿开了。

“我一点一点地了解，最后发现，原来中国政府隐藏了这么多不可告人的秘密。”2025年11月，在本文作者拨通监狱电话对关恒的一次采访中，他如是回忆。他说，大约是在大学毕业之后，他已成了一个沉默的异见者，一个生活在体制下，思想却早已“越狱”的人。

2019年，关恒以一名探险游客的身份，骑着摩托车从上海一路穿越到新疆。他本以为这是一场风光之旅，却撞上了一堵高压管控的无形之墙。

“那种感觉太明显了。”他说，“一进入新疆，就有大量的检查站，到处都是警察和武警。连住宾馆都要反复登记，还要做人脸识别。”在加油站，他甚至因骑着摩托车而受到严格限制。这次新疆之旅，让他亲眼见证了中国政府在新疆严酷的社会管理系统，但那时他对此依然知之不深。

2020年，新冠疫情爆发，关恒和数亿中国人一样被封控在家。在百无聊赖的一次上网中，他点开了一篇来自著名的美国网络媒体BuzzFeed News (BFN) 的报道。报道用卫星地图和数据，揭示了一个庞大的、遍布新疆的集中营网络。

图为BuzzFeed News新疆系列报道之一，发布于2020年8月27日

这一刻，他在2019年新疆之旅中的疑惑有了答案。他意识到，他在新疆看到的那些检查站、警察和人脸识别系统，实际上也是这一套庞大社会监控系统的外围。

“凭我对中国政府的了解，他们太喜欢掩盖那些不想让人看到的东西了。”关恒说，“这件事勾起了我巨大的兴趣，尤其是我去过新疆却对此一无所知。我当时就特别想再去一次，去实地看一看到底是怎么回事。”

他很清楚，一个普通人以游客身份去做这件事，无异于“送死”。“我完全预料到了风险。”他语气平静。他开始像策划一场秘密行动一样做准备：他没有使用自己的专业设备，而是在网上租了一台长焦DV摄像机，以便在安全距离外拍摄。

他准备了两张SD卡。一张卡拍完后，立刻藏在车里一个隐蔽的角落；另一张无关紧要的空卡则插回DV里。“我怕万一被盘查。”他说，“至少他们不知道我拍了什么。”

2020年10月，关恒独自驾车驶向了那个他一年前去过的是非之地——新疆。

2 “漫游”新疆三天 逐一核实卫星坐标中的监禁设施

关恒的行程不是一次漫无目的的旅行，而是一场按图索骥的“解谜”。那张“地图”，就是BuzzFeed News (BFN) 报道中标记的怀疑是“拘留营”的卫星坐标。

他花了整整三天时间，在新疆的广阔土地上，逐一核实那些被标为灰色（低度可疑）、黄色（中度可疑）和红色（高度可疑）的坐标点。

关恒的第一个观察地点是哈密市。在到哈密市之前，他先去了一个叫“北村”的地方，那里有一个灰色标记（低度可疑）。那是个粉色的房子，没有铁丝网之类的，看起来也没什么人，不像是监禁设施。

之后，他开车进入哈密市区，找到了一个黄色标记，挂的牌子是“哈密市强制隔离戒毒所”。它位于闹市区，车水马龙，这让关恒产生了怀疑，“在闹市区的戒毒所，是拘留营的可能性并不高。”但紧接着，他找到了另一个黄色标记——“新疆生产建设兵团第十三师看守所”。

这个地方立刻让他绷紧了神经。它藏在一条小胡同的尽头，不仅看守所本身高墙林立，连紧挨着它的好几个院落，都同样用高墙和铁丝网围着，完全不是普通的家属院。这与报道中集中营的特征高度吻合。

为了掩护自己，关恒在离开时，特意在胡同口的商店买了点零食，并且“故意”用微信扫码付款。“万一被盘问，”他事后解释，“我至少有个理由说我为什么会出现在那条死胡同。”

第二天，关恒一直在公路上奔波。他途经三个县：木垒、吉木萨尔、阜康。他发现BFN的许多标记，最终都指向了各地现有的“看守所”或“拘留所”——木垒县看守所、吉木萨尔县拘留所、阜康市拘留所。在木垒县，他找到了两个灰色标记的“农牧民培训学校”和“职业教育中心”。虽然建筑看似已经废弃，但院墙上依然保留的铁丝网，像是在诉说着它们曾经的用途。

这一天的行程让他意识到，这场运动的规模，远比他想象的要大——当局不仅在建造新的设施，也在利用、改造和扩建所有现存的关押系统。

不过，这也是比较棘手的一点，因为哨塔和铁丝网等警戒设施本就是拘留所的一部分，单凭设施外观特征，很难判断其是否被作为关押维吾尔人的集中营所使用。

第三天，关恒开车经过了三座城市乌鲁木齐、达坂城、库尔勒。这是他此行收获最大，也最惊险的一天。

在乌鲁木齐郊区，他根据坐标找到了“乌鲁木齐市第二教育矫治局（戒毒所）”。他把车停远，假装成晨练的路人，用GoPro边走边拍。他不仅拍到了这个戒毒所，还在它周围发现了三个同样戒备森严的院落。在一个设施门口，他拍到了一辆正在卸货的蔬菜运输车——这是设施正在运作的证据。

紧接着，在附近一条名叫“高科路”的地方，他有了此行最关键的发现。路的一侧，是绵延不绝的巨大设施群，高墙、哨塔一应俱全，但在任何地图上都没有标识。关恒用长焦DV拉近镜头，成功拍到了建筑物顶部醒目的红色大字：“劳动改造，文化改造”。

当天下午，他前往达坂城。这是一个“红色标记”，藏在远离公路的荒野深处，连碎石路都没有。关恒把车停在水塘边，独自爬上一个高高的土坡。

“我当时除了紧张，还是紧张。”他回忆道。他趴在土坡上，镜头里是一个崭新、巨大、但似乎尚未启用的建筑设施。他拍完匆匆下山，才惊出一身冷汗——他发现自己爬的那个山坡顶上，居然有座房子，而他停车的水塘边，不知何时多了一个钓鱼的人。

他强作镇定，主动走上前去搭讪：“师傅，钓什么呢？”在确认对方没有注意到自己的可疑行为后，他才开车飞速离开。

最后一站是距离乌鲁木齐339公里的库尔勒。在这里，关恒要寻找的坐标指向了一个军营（门口有坦克）的背后。那是一个规模庞大、戒备森严的设施，唯一的入口，就是穿过军营。

当关恒试图把车开下路肩、靠近拍摄时，军营旁一个店铺里的人走了出来，一直死死地盯着他。

在被对峙的紧张气氛中，关恒急中生智。他猛踩油门，驾驶着底盘很高的SUV，在荒地里“漂移”、转圈，故意做出“测试车子性能”的玩车姿态。那个“店主”似乎被这个疯疯癫癫的司机搞糊涂了，看了一会儿，便无趣地回了屋。

就在对方转身的瞬间，关恒停稳车，拿出了他的长焦DV，拍摄下了他视频中的最后一幕。

关恒所拍摄视频中的一个片段

3 海上漂流一天一夜 从巴哈马偷渡至美

影片制作完成了。关恒拥有了这颗“数字炸弹”，但他很快意识到一个致命的问题：他无法在不炸毁自己的前提下，按下那个“发布”键。

“我知道，影片做完没关系，可一旦发到网上，他们（警察）肯定会找到我。”关恒在采访中说。“如果我被控制了，这些影片要么发不出去，要么就会被删除，我的人身也会受到威胁。”

他能想到的唯一办法，是先离开中国。

但这颗炸弹的引信，被拉得无比漫长。自2020年疫情爆发后，中国国境一直封锁。关恒无处可去，只能抱着这些素材，在压抑和焦虑中等待。直到2021年夏天，窗口终于打开。7月4日，他从蛇口离境，后从香港出发，飞往了当时对中国护照免签的南美洲国家厄瓜多尔。

他在厄瓜多尔停留了两个多月，只为了一件事：打辉瑞疫苗。他无法信任中国的国产疫苗，但当时国内的疫苗政策正变得越来越严厉，“不打疫苗，健康码就是红码，寸步难行。”

打完两针疫苗，他飞往了另一个免签国——巴哈马。这里，距离他的最终目的地仅有一水之隔。他本想从中国代购一条船寄过来省钱，但巴哈马的签证转瞬即逝——他记忆中只有14天——物流却迟迟未到。2021年10月，他等不及了，只能在当地的海洋用品店，花掉了身上仅存的近3000美元，买下了一条小充气船和一个外挂发动机。然后在巴哈马的Freeport（自由港）下海，方向是美国的佛罗里达州。他从谷歌地图看到，海上直线距离大约是85英里。

据关恒讲述，他没有任何航海经验，不会划船，甚至严重晕船。这次出海，是他人生中第一次“开船”。他唯一的依仗，是一个机械指南针和一部存有GPS地图的手机。

“我当时在海上漂了将近23个小时。”他回忆说。他带了很多食物和水，但因为极度紧张，“全程只喝了一罐可乐”。这场旅程最大的威胁不是风浪，而是他那个简陋的发动机。

“我当时手头钱不多，没有买封闭式油箱，”他说，“只能拎着油壶，在晃动得非常厉害的船上，一次次地直接往发动机里灌油。”汽油洒得到处都是，整个小船弥漫着浓烈的汽油味，随时可能因一个火星而引爆。

“那艘船变成了一个漂浮的炸弹。”关恒说，“当时我确实有点后怕，因为一旦起火，我就不可能出现在美国了。”

他本计划在晚上登陆，以避人耳目。但在无尽的漂泊中，他唯一的念头就是“快点到达”。

第二天清晨，他远远看到了佛罗里达的海岸线。9点左右，小船靠岸。沙滩上已经有了早起散步的游客，其中一对老夫妻正向他这边走来。关恒的心提到了嗓子眼，他害怕这对夫妻报警。

他顾不上那条船，也顾不上船上散落的行李，背着自己最重要的背包，在小船冲上浅滩的瞬间，一跃而下，冲向岸边的灌木丛中。他躲在灌木丛里，大口喘气。过了一会儿，他看到一艘海岸警卫队的巡逻艇在近海驶过。但他已经安全了。

就这样，经过偷渡，关恒抵达了他向往的“自由世界”。

4 视频震撼网络 而他和家人付出了巨大代价

据关恒说，在巴哈马下海之前，他就已设置好了所拍视频的发布时间。“我当时并不知道自己能不能安全到美国。”他说，“我不能等到抵达后再发。” 关于新疆集中营的视频，在2021年10月5日，终于通过他的Youtube频道公之于众。

视频发布后立即引发了巨大反响。作为当时极为罕见的、来自中国公民的第一视角实地影像，关恒拍摄的视频迅速被德国之声、自由亚洲电台等媒体报道和引用。更重要的是，它为BuzzFeed News (BFN) 的普利策获奖团队提供了关键的实地佐证。BFN的记者在接受德国之声和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特别强调了关恒这份素材的非凡价值，他们赞美了拍摄者的勇气，并表示视频中的新信息证实了他们对新疆正在发生的事情的看法。

于此同时，作为这枚信息炸弹的“引爆者”，关恒本人则承受着超出他预期的巨大压力——一波来自中国国安和网络外宣的、针对他个人的巨大攻击立即在网上开启。

就在他发布视频后不久，一个名叫“理科男士K一米”的Youtube博主，发布了一个“人肉”视频，将关恒所有的个人信息——包括真实姓名、生日、毕业院校、家庭住址——扒得一干二净。这个叫“理科男士K一米”的博主，日常所发内容，基本是亲共立场。

“他们把关恒‘人肉’了。”2025年11月1日，在接受“中国人权”采访时，关恒的母亲罗女士说。她的声音因愤怒而有点颤抖，“当时下面的留言骂得非常难听，说关恒是汉奸，还说‘让他在美国最好被黑人兄弟给误杀’。”

与此同时，一场针对他YouTube频道的“围剿”开始了。关恒在采访中回忆：“他们先是以‘暴露隐私’（视频中拍到一名警卫）为由举报，YouTube就把我的视频下架了。”

他被迫申诉，并使用YouTube自带的工具，给那个画面打了马赛克。视频恢复上架后，对方发现这招有效，便开始“疯狂举报”他的所有视频。关恒的后台瞬间被海量的“违规通知”淹没。

这场精准的、由国家机器发动的“人肉”网暴和系统的技术围剿，在心理上击垮了关恒。

“我当时的心理压力非常大。”关恒回忆，“我基本上就不再关注了，主动不去看这些事情。”疯狂的网暴让他陷入了严重的抑郁。为了保护自己，他主动切断了和外界信息的联系。也正因如此，他甚至在这次被抓之前，都不知道自己所发布的视频在国际社会产生了怎样巨大的反响。他只知道自己在被官方有组织地“人肉”，他害怕了。

他躲了起来。但风暴的真正中心，却在他的故乡河南南阳炸开了。

据关恒和他的妈妈罗女士讲述，就在关恒的视频发布一个多月后，2022年1月，一场由国安主导的、针对他所有亲属的系统性“连坐”开始了。

“我从台湾回去（2023年底）的时候，他们（家人）每个人都非常紧张。”罗女士说，“很担心我会在机场就被扣起来，因为他们已经有过被传讯的经历了。”

据罗女士讲，她在河南老家以及省会郑州的四个姐妹，几乎在同一时间被当地国安分别传唤。“警察最后交代她们，”罗女士说，“如果有关恒的任何消息，要及时汇报。假如知情不报的话，后果你知道吧。”

2022年1月底，四个警察将关恒的父亲从家中带走，进行了一场从中午持续到晚上9点的审讯。警察当场收走了他的手机，拿去南阳市局“恢复资料”。当晚，警察又押着他父亲，前往关恒出国前居住的奶奶家，将他留在中国的电脑主机搜走，并开具了“扣押清单”。过了一个多月（2022年3月），国安再次提审了他的父亲。

国安人员还找到了关恒从小关系最亲密的姑姑。他们将关恒的姑姑和姑父分别带走，分开审讯。这场心理战彻底摧毁了关恒的姑姑。 “她（姑姑）吓得现在晚上都睡不着觉。”罗女士说，“她后来直接跟他（关恒父亲）说了一句很撕破脸的话：‘请你们不要再为关恒的事情来找我了！我们家人还要在这边生活，我怕影响到我的小孩，怕牵连到他们！请你们不要再来骚扰我了！’”

关恒当时并不知道这一切。当他以为自己只是一个人在纽约孤独地消化网暴的创伤时，他远在中国的整个家族，已经被国安彻底地“梳理”和“威慑”了一遍。

就这样，带着一身的创伤和对故土的彻底决裂，关恒在美国独自生活了三年。直到2025年的夏天，命运以一种更荒诞的方式，将他推入了另一个牢笼。

5 从一个牢笼到另一个牢笼

在美国的三年多里，关恒一直试图在孤独中重建生活。2021年10月25日，他在纽约递交了庇护申请，随即拿到了工卡，买了辆二手车，先是在纽约市靠开Uber和送外卖维生。后来，他转行去做了长途卡车司机，“因为做卡车司机天天住车上，就不需要住处了。”当他辞去卡车司机的工作后，他决定搬离纽约市。

“我特别喜欢上州的森林公园。”他说。为了寻求一个更安静、能亲近自然的环境，2025年春天，他从纽约市搬到了奥尔巴尼附近的一个小镇。

他只是一个房客。他合租的房子里，住着一对来自中国的夫妻，他们是这栋房子的“二房东”。平静的生活持续到2025年这个清晨，ICE执法人员剧烈的敲门声，打破了这份平静。

在ICE的抓捕现场，关恒出示了自己的工卡和有关庇护的文件等来证明身份，但看起来，在ICE——隶属于国土安全部（DHS）的执法逻辑中，关恒在纽约移民局（USCIS）的身份似乎无关紧要。

仅仅因为是从海上入境这一点，就作为“非法移民”被逮捕的关恒，先是被带到ICE办公室，随后被送进奥尔巴尼附近的县监狱，关了一天；又被转移到布法罗的移民拘留中心，关了近一周；最后，他被送到了现在的关押地——布鲁姆县监狱。

起初，他被关押在移民监区。“那里还好。”他说，“跟其他国家的移民关在一起，大家都是同类人，有共同话题，可以一起打球、打牌，很热闹。”

但一个月后，他被转到了一个只有美国籍犯人（American inmates）的监区——据他所说，其中很多是性犯罪者。

他再次陷入了彻底的孤岛状态。“跟他们就没什么可聊的了。”在电话中，他情绪低落地说，“大厅里的空气很差，我待久了会一直咳嗽，所以大部分时间，我只能一个人待在院子里或者我自己的房间里。”

正是在这种极致的孤独中，他开始反思自己的人生。

“在这里面，我遇见一位狱友，她也是移民。”关恒说，“她对我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很深。她说：‘两个人总是要好过一个人。’”

这句话击中了他。“我当时就在想，”他反思道，“如果我有家人或朋友陪伴，我可能就不会搬去上州，也就不会被抓。如果身边有个伴，我的心态也会好很多。”

他意识到，那个让他得以完成新疆壮举的“孤勇”特质，也正是他此刻的阿喀琉斯之踵。

“在之前，我一直觉得我是一个孤独的战士，所有问题都要自己解决。”他说。“但当我真的进了监狱才发现，哪怕个人能力再强，我什么都做不了。我只能完全依赖外界对我的帮助。”

如今的他，开始意识到，必须走出过去刻意独来独往的心理状态，依靠美国的公民社会和人权组织，来阻止美国的执法机构，将他遣返回那个他曾冒死揭露黑幕、一旦遣返后果将不堪设想的中国。

6 跨越铁窗的营救 以及“我做的是正确的事”

就在关恒被关押在布鲁姆县监狱、面临被遣返的巨大风险时，多份证言信送到了他的律师手中。这些信件揭示了一个关恒自己都未曾知晓的事实：他孤身冒险拍摄的素材，已成为了国际社会关注中国新疆人权危机的重要拼图。

第一份信件，来自那个曾激励他出发的起点。当年启发关恒前往新疆的BuzzFeed News普利策获奖记者团队（Megha Rajagopalan, Alison Killing, Christo Buschek），在得知关恒的处境后，联名写了一封对关恒的支持信。他们在信中确认，正是关恒提供的“地面实证（Ground Truth）”，填补了他们卫星影像分析中缺失的最后一块拼图。

“关先生在巨大的风险下，为我们的调查提供了关键的佐证。他的勇气非同寻常…… 他没有任何其它合理理由会出现在许多这些拘押地点附近，因为它们通常位于偏远地区……若被抓获，他面临的危险将大幅增加。”BFN团队在信中写道。他们特别指出，关恒提供的证据帮助证实了达坂城新监狱的存在——这直接戳穿了中国政府声称“再教育营已关闭”的谎言。

联名信最后提到：“我们相信，如果关先生被遣返回中国，他将面临巨大的危险。因此，我们呼吁美国向关先生提供庇护，并终止对他的拘押以及对其被遣返的威胁。”

第二份信件，来自纪录片《杂音和噪音》(All Static & Noise)的制片人英杰 (Janice M. Englehart)。

关恒的镜头被收录在这部反映维吾尔人生存状况的纪录片中，该片曾在新西兰、澳大利亚、日本和英国放映，用以揭露中国政府的虐待行为。

Janice在支持信中说到：“关先生冒着自身及家人的安全风险，提供了重要的视频证据，这些证据与卫星影像相互印证，确认了中国政府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运营的集中营的存在……

他在2020年的努力，为研究人员、记者和纪录片制作人提供了支持，使他们能够自信地理解和传播中国新疆这一对许多西方记者、外交官和访客来说长期不可接近地区正在发生的情况。”

在信的结尾，Janice直言：“关先生的行为完全符合美国国家利益。”她警告称，如果关恒被遣返，极可能因“间谍”或“勾结外国势力”的指控而面临酷刑甚至死亡。

《杂音和噪音》纪录片封面

另一份支持关恒的证言和信件，来自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他表示，早在2021年11月17日，关恒抵达美国仅仅几天后，他就在推特上注意到了这个年轻人，并主动联系了他。“我当时就认为他是一个凭着良心做事的人，”周锋锁回忆道。但他同时也敏锐地察觉到了关恒身上的创伤，“他很低调，甚至有些躲闪，即便到了美国，依然生活在某种‘躲藏’之中。”

周锋锁指出，“这（维族议题）对汉人是一个高压红线，如果他被遣返，因为这个事件所造成的社会影响，他肯定会面临非常严重的刑期。”更重要的是，周锋锁认为关恒的遭遇揭示了当下许多寻求自由者的共同处境：“他们向往自由、逃离暴政，却生活在多重的恐惧之中。” 周锋锁在证言中写道，“一方面要躲避被抓进美国移民监狱，另一方面又要躲避来自中共的跨国镇压。”

这正是关恒过去三年的真实写照——在“双重恐惧”的夹缝中生存，直到被其中一方捕获。

“美国是一个热爱自由的人所建立起来的国家。”周锋锁最后呼吁，“一个热爱自由、反抗暴政且为此付出巨大代价的人，应该能够留下，应该是属于这个国家的。”

与此同时，世界维吾尔代表大会执行委员会主席茹仙·阿巴斯(Rushan Abbas)和知名维吾尔诗人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也纷纷站出来，声援这位曾为他们民族发声的汉人。

2021年11月中国人权执行主任周锋锁和关恒的合影

“被遣返回去的话，他真的就死定了。” 2025年11月10日，关恒的母亲罗女士在采访中颤抖地说。罗女士如今身在台湾，她对儿子的处境十分担忧，目前她最大的心愿是美国法庭能做出公正裁决，阻止ICE的遣返程序，让她的儿子留在美国。这样他至少是安全的。

罗女士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类似的悲剧早已上演。毕业于美国阿默斯特学院的青年学者冯斯瑜就是前车之鉴。她曾于2017年在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访学，与该中心主任、知名人类学家热依拉·达吾提合作研究维吾尔族民俗文化。然而，热依拉·达吾提于2017年12月被抓，并在次年被判处无期徒刑；冯斯瑜也在2018年突遭拘捕，最终被重判15年。

如今，来自普利策得主、电影制片人、维吾尔领袖和人权活动家的努力，正试图构建一道“保护墙”，阻挡ICE的遣返程序，以保护关恒，并让他重获自由。

2025年10月20日，在纽约州的监狱里，身穿囚服的关恒，正在等待着12月的移民听证会。当本文作者接通他的电话，告诉他，他冒死拍摄的视频是普利策获奖报道的关键佐证时，他听起来颇为讶异。

他说自己并不为自己曾经做过的事情后悔。经历了这一切，他反而更加认为，自己所做的事情是“正确”的。

“正因为我现在切身感受到了失去自由的滋味，我更能体会到那些身处集中营中的人们的感受。” 他在监狱的电话中说，“我现在需要外界的帮助，他们同样也需要。所以，我仍然认为我当时做了正确的事情。”

“我觉得这是中国政府正在犯下的一项巨大的、不受任何监管和控制的罪恶。” 他补充道，“它给无数家庭造成了分别和失去自由的痛苦。所以，即便是现在，我依然坚定地反对中国政府在新疆所做的一切。”

但作为一个已经失去自由的“非法移民”，他如今唯一的希望，只有来自外界的律师、记者和人权组织的紧急救援。

12月15日，关恒的庇护申请案件就要在纽约开庭。他的命运悬而未决，取决于一个问题：这个他不惜一切代价奔赴的自由世界，最终会选择保护他，还是将他送回那个他曾冒死揭露黑幕、最终为了自由与正义而仓皇逃离的故乡？

2025年12月11日，在经历漫长的1184天后，“Papi妈妈”Penny终于等来了一个结果：

被告人张某华构成投放危险物质罪，被判处有期徒刑四年。张某华当庭提出上诉。

这天的北京低温零下2度，前一天的凌晨3点，睡不着的Penny在社交媒体上发：注定是个“输”，Papi回不来了，但希望能“赢”。

如今，她等来了这场“注定是输的赢”。

在过去的3年里，Penny的人生时钟几乎停摆，她不再考虑30岁后的就业危机，放弃工作，翻遍裁判文书网，查无可查后，决定自学刑法。网暴也从此刻，如影随形。

而这一切的起点，要回到2022年9月14日，抢救台上，一只小狗疑似中毒去世。几乎没人注意到它们。在一座住着2000万多万人口的大城市里，少有人在乎一只小狗的离开。

小狗叫Papi，是只步入老年的西高地白梗。他有双圆溜溜的眼睛，到离开时依旧努力睁得很大。如果当时平安走下手术台，几个月后就是它13岁的生日。

因为宠物殡仪下班，Penny把Papi抱回了家。小区楼下聚集着很多人，有人把手机怼到她面前，一边拍一边喊：“快看呀，北京朝阳区首开畅颐园小区投毒了，狗都死啦。”

那一天，小区内有11只宠物狗中毒，其中9只死亡，另有两只流浪猫死亡。

Papi回到了它的小床，盖好被子。Penny一夜不敢合眼，她的手一直在抖，内心却无比坚定，抓到凶手。

5个月后，她和小区受害犬抚养家庭组成了前所未有的11人起诉队伍。11只中毒犬，11份起诉书。

这成为北京甚至上广深等一线城市第一例走到刑事诉讼阶段的宠物中毒案。也在社会层面上，引发诸多关于“养犬行为”的讨论。

理性之外，质疑与网暴也层出不穷：连人的事情都管不过来，还要管狗的事情？

对此，Penny回应：“我想告诉大家，这从头到尾就是一个人的事情，我们一共有11位受害人，11个破碎的家庭。”

如今，Penny等来了一个结果，虽然被告当庭提出上诉，一切尚未结束，但在偌大的城市里，Penny终于为那些被毒死的小狗们，掀起了一点波澜。

那是哭声、惨叫声此起彼伏的一天，是Penny永远忘不掉的日子，2022年9月14日。

从小区附近的宠物医院，到几十公里外需要花费上万元血透的顺义宠物医院，都是同一个小区的居民和他们正在抢救的小狗。

十几只不满周岁的幼犬、怀孕的母犬和陪伴超过10年的老年犬，先后被送上抢救台。很多小狗前后15分钟就没了。

秋田犬“秋天”离开后，它的主人因痛哭缺氧，眼部剧痛被救护车带走，此后半年没能上班。

老年犬黄黄做完血液透析，不到十分钟便离开了。它是只流浪狗，两个月大时被现在的主人收养。互相陪伴的13年，老人为他做了被褥、枕头，一家人从未让黄黄在地上睡过觉。

现在，Penny眼看着黄黄被家人裹着医院给的小毯子抱走。黄黄家中的老人，因打击过大而住院。

排在黄黄后面的是Papi。毒发后，它坚持了六个多小时，连抢救的宠物医生都惊叹于Papi的求生意志。

晚上六点多，血透结束。Papi开始抽搐，四肢奋力地划着，像溺水者努力想浮出水面。它又坚持了半个多小时。

Papi一直都很勇敢，从前打针都一声不吭，现在，它仍是年纪最大坚持最久的小狗。

可Penny还是收到了医院递来的毯子。

19:10，Papi不再抽搐，圆溜溜的眼睛却没闭上。Penny摸了摸手里的毯子，很廉价的质感，又哭了，她替Papi觉得委屈。

她从来都把能够到最好的一切给Papi。

Papi，在西班牙语里是好兄弟的意思。2010年，妈妈把两个月的小狗带到她身边，她为它取名Papi，把它当兄弟，再后来视作她的家人、孩子。

他们互相陪伴了12年，一起上山、看海、爬长城。Papi7岁步入中老年后，出行有了作为代步工具的小推车；查出高血脂和轻度的肾衰竭后，食谱新增了果蔬、鱼油和辅酶Q10，以控制体重。

Penny的分离焦虑一天比一天更重。每一天睡觉前，听着Papi微微的鼾声，她都在祈求时间再慢一点。每一年，Papi的检查费用比她自己的还高。

如今她的小狗走了，裹住它的怎么会是一条这么差的的毯子？

Penny又看了看Papi的病理报告单，上面写着：“肝脏指标升高，血钾过高，肌酸激酶升高，高度疑似中毒”。

这和Penny的猜想吻合，她猜到这明显无疑的非自然死亡，极大可能是有人投毒。

当天早上八点，她例行带Papi出门散步。十点，她收到小区朋友迟来的提醒，小区已经死了三只小狗，疑似中毒。

两小时后，Papi开始呕吐、吐血，浑身抽搐，送医抢救。

Penny在半小时后赶到，并立刻拨打110。医生透露，上午已经送来十几只，医院救不过来了。

她将医生的嘱托转发到小区住户群里，“赶紧通知小区物业，不要再遛狗了，或者是戴上嘴套”。

连发三遍提醒后，立刻有个叔叔回应了Penny。这是Penny联系到的第一个中毒犬的主人。

下午，Penny将Papi转到几十公里外可以全身换血的医院后，又遇到了同小区的黄黄。

夜里，Papi以几乎是最残忍的方式离开了他。

怀里的Papi似乎重了很多，Penny手一直在抖，几乎抱不住它。它的脖子为了扎针插管，用棕色的弹力绷带缠了五六层，如今就像要断掉一样。

Penny把Papi放回了它的小床，盖好被子。

家已经不是家了，像是不可言说的犯罪现场，到处是Papi吐的血、呕吐物和失禁时的大小便。

Penny想起了过去快速划过的投毒新闻。

全国各地，毒杀犬只事件时有发生。内蒙古通辽市，8只宠物狗吃下掺有鼠药的熟鸡肝块死亡；黑龙江牡丹江市，11只宠物犬被投毒致死；四川成都、云南昆明，小区宠物狗接连被投毒致死，且发生了不止一次……

那时她总抱着侥幸心态，不敢细看。这一刻，看过的新闻，过去从事记者的经验让她意识到，这是故意投毒，且投毒者大概率就住在这个小区。

Penny掏出手机，快速联系警方进行尸检、联系殡仪。她的手一直在抖，内心却无比坚定，一定要把人揪出来。

想讨回公道的不止Penny。那一天，她当时所在的畅颐园小区共拨出了24个报警电话。

首开畅颐园小区只有三栋楼12个单元，一天里却有11只宠物狗疑似中毒，9只死亡。这在整个小区内引起了恐慌。

中毒犬的主人们拼凑信息后发现，有交集的地方离小区儿童游乐场只有半米远。许多孩子每天在此玩耍。

家长不敢再让3岁的孩子在楼下逗留，几个月的时间里，抱着孩子进出。

养宠物的人，出门把自家小狗牢牢抱在怀里。投喂流浪猫的阿姨发现，小区的流浪猫都消失了。

中毒事件后，楼下出现了很多走访调查的便衣警察，询问有没有看到谁跟谁有冲突之类的问题。Penny后来得知，朝阳重案组四个队全部出动了。

她也每天在小区里绕，绝口不提受害者的身份，找机会和所有人聊，终于从刑警口中得知小区里被投放的危险物质名为氟乙酸，剧毒，属国家明令禁用的化学品，不能在市场流通和售卖。

零点几毫克氟乙酸即可致成年人死亡，对于Papi这样的小型犬来说，闻嗅即可致命，哪怕戴好嘴套也不能幸免。

半个月后，65岁的男性业主张某某因涉嫌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被抓获归案。

张某某后来在法庭上交待，他在市集买了鸡脖子，将吃剩的鸡脖剁碎，浸泡在氟乙酸药水里，撒到人来人往的车棚门口和儿童乐园附近。下毒是因为孙女不喜欢小狗，且他的三轮车曾被狗撒尿。

但北京市六环路以内禁止正三轮摩托车通行，且据Penny所说，嫌疑人的车一直停在小区内阻碍消防通道的地方。与这些违规相对应的是，中毒的小狗都有狗证，办了正规手续。

派出所最初以“被故意损毁财物案”受理，确定是氟乙酸后，变更为寻衅滋事罪。法律是Penny的知识盲区，她想知道是否可以数罪并罚，却发现各方都讲不太清楚。

Penny又在新闻和裁判文书网里寻找可参考案例。大量检索后发现，北上广深宠物中毒的新闻，仅可以检索到警方立案，但都没有下文，裁判文书查无可查。

她联系身边的大V、咨询北京头部的刑事诉讼律师，自学走法律程序和搜集更多有利证据的方法。但更细节的问题，他们都无法给Penny一个答案。

最近许多网友发给她的黑龙江宠物中毒被判刑案件，她在事发时，就已经仔细研读过公开卷宗，两案有太多不同。

没人接触过这样的案子。这是一个发生在一线城市的，与杀人放火、诈骗……都无关的，由宠物中毒而立案的刑事附带民事诉讼。哪怕是置身动物保护领域的律师，答复依旧是：第一次经手这样的案子。

善恶有报，Penny想要投毒者坐牢。摆在面前的卷宗和答复却告诉她，此前宠物中毒事件被刑事立案的少之又少，多数投毒者并没有受到实际刑事处罚，多是取保或赔钱。

接下来的路并不好走。Penny没有犹豫地继续为Papi而战。

没有可参考答案，她可以耗上自己的人生来寻找、答题。

她买来《刑法》《民法典》《刑事诉讼法》《民事诉讼法》，从基本法看起，逐字逐句寻找适用的法条，将法律真正当作自卫的武器。

自学法律的同时，她还有件更重要的事，连接11人的起诉队伍。

中毒犬的主人陆陆续续进群。每个人都想为自己的小狗讨回公道，可其中有人上了年纪不知所措，有人忙于工作没有空闲时间，有人受制于经济压力。

她做好起诉状模板，一家一家去聊。其中50%是中老年人，个别打字、认字都受限制，他们嘱咐Penny：“闺女，你别给我打字儿，你给我发语音。”电话沟通成本非常高，解释时间以小时起步。

Penny把所有人当作工作的甲方，不断去调整要求，直到每一步大家都能达成共识。

事发一年后，最后一个中毒犬的抚养女孩进入中毒小狗的受害群。她不善社交，却实在放不下她的小狗，于是在小区群询问：“一年前的这个事情就这样结束不了了之了吗？”

Penny问女孩，要不要起诉，对方立刻回答：“要”。

11只中毒犬，11人组成起诉队伍。

2022年12月，Penny收到的立案告知书显示，朝阳分局以张某某“投放危险物质罪”正式立案。2023年1月，朝阳法院正式立案。Penny等11名受害人的起诉书也陆续提交。

这是北京第一例走到刑事诉讼阶段的宠物中毒案。

立案后，Penny终于有时间停下来，去趟医院了。

此前的四个月里，Penny的时间被超负荷排满，每时每刻都在崩坏边缘徘徊。

她的爸爸急需手术，住院又和退休前手续办理等时间冲突。2022年在小区进出都困难的情况下，她作为独生女，不得不独自据理力争，帮父亲协调退休问题的同时，3个月里接连为父亲安排好两次心脏手术。

工作也在继续。Penny当时是国内某头部影视公司的骨干员工，恰逢负责的项目杀青上线，出品人、演员到视频平台的负责人，无数人无数消息等着她处理。

Papi离开后，Penny没睡过一个好觉。她整夜失眠，心率加快，耳鸣、发抖。人生第一次，Penny为了能呼吸，在家里准备了许多氧气瓶。

靠着吃药，她才能在天亮前后，勉强睡一会。有时候，梦里的尖叫声会把她吵醒，睁开眼，却再也没有Papi能感受到她低落的情绪，把爪子搭在她身上。

在梦里，Papi从没出现过。

Papi离开的第一周，她瘦了10斤，之后暴食又胖20斤。睡不着觉的凌晨三五点，她控制不住地大量进食，直到需要吃胃药时才能停下，也不止一次地走上天台。

她并不怕高。20多岁时，她爱玩敢闯，蹦极、跳伞、飞机跳、大风天开快艇，潜水到十几米的海下。

她不惧怕挑战，从体制内跨界互联网影视行业，主持年会，举办沙龙做演讲人，采访名导、明星。

现在，她的人生却相对静止了。2023年1月底，Penny确诊重度抑郁症和焦虑症，决定放下手中所有工作。朋友们发来的关心的、安慰，她无力回复，许多信息至今停在2022年或2023年的某天。

把她拉下天台的是Papi。她记得Papi尸检后，腹部那条被潦草缝上的口子、勉强才能合上的眼睛和裹着它难以形容的黄色袋子；记得收到Papi骨灰那天另外到来的三个快递，全部与Papi有关，里面装着原本打算带它中秋去阿那亚看海的海魂衫和救生衣。

Penny走下天台，按下工作、生活和社交的暂停键，只有关乎Papi的进度在持续加载。

她在重度焦虑和抑郁中，克服生理本能，苦读刑法，动力只有一个，让投毒者依法量刑。

后来，在宠物中毒最常用也最重的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之外，Penny在《刑法》里发现了投毒人的行为可能还触犯了第125条里的“非法制造、买卖、运输、储存危险物质罪”，若“非法买卖、运输、储存原粉、原液、制剂500克以上”或“造成公私财产损失20万元以上的”，属于125条里“情节严重”的，“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者死刑”。

2023年2月，11人递交起诉状，要求“判处被告人故意投放危险物质罪，寻衅滋事罪，损毁他人私有财产罪，数罪并罚”；要求赔偿11个起诉人抢救费和精神损失费等。

Penny不止一次打电话询问开庭时间，对方最开始说大概在2023年3月，4月，最终延后至10月。2023年10月26日，案件在朝阳区人民法院温榆河刑事法庭开庭。

11个起诉人，全部到场。此时，距离11只小狗中毒死亡已过去一年零一个月。

开庭时，书记员得知投毒案是个狗的案子，一时没反应过来，“在法院待这么长时间，第一次听到狗中毒的事情还能走到刑事案件，没听说过。”

庭审现场，犯罪嫌疑人无悔罪表现，坚决拒绝所有赔偿。过去一年多，他和他的家属也从未对小区居民表达任何歉意。

宠物主中，上了年纪的大爷大妈第一次看到被告，控制不住情绪，在发言时已哭作一团。Penny看到，对方律师笑了笑，好像浑不在意。

Penny作为原告代表发言，坐在了公诉人旁边，成为除法警外，离被告最近的人。她也是原告席最冷静的一个。

因为法官的锤子已经敲了无数次。她不敢回忆，不敢落泪，强制自己跳出受害人角色，去安抚他人。她必须像正常人一样，才能去提问，才能不剥夺发言甚至旁听的资格。

中场休息时，对方律师告诉Penny：“我觉得你就应该当律师。你不考司法，太可惜了。”

法院的工作人员则告诉她，“以你的性格，我觉得你一定可以成的。”

可Penny翻阅卷宗、自学刑法以及她的冷静、口才，并没有等来一个结果。

下午四点，走出法庭，Penny发现，大门外，大家也都在等结果。

那天清早，许多人从全国各地赶来，得知庭审没有任何旁听席位，就守在门口。法院门前连把椅子都没有，公路上只有野狗在三两成群地散步，可他们在北京10月末的大风里，没有吃饭，一直站到了现在。

Penny的眼泪瞬间落下了。

案件并未当庭判决。

被告的实际量刑，要根据其是否造成严重后果，即“致人重伤、死亡或者使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的”。因目前该案未造成人员伤亡，是否造成公私财产遭受重大损失，要考虑鉴定价格和因投毒产生的就医费用。

这正是难点，11只受害犬的司法鉴定价格至今没做成功。因为所有小狗没有血统证，司法鉴定失败的理由写着：缺少鉴定参数。

Penny打电话给北京相关鉴定部门，对方的反应是，“从来没有听说过还有人给狗做鉴定的。”

抚养人们精心照顾的小狗，每年营养品价格上万，抢救费用上万，只因它不是名车、字画、古董文玩，所以哪怕Penny四处争取了两年，小狗们的价格依旧无法鉴定，无法证明。

11个人依旧在为所有人“没听说过”的案子坚持。一审后，他们决定请个律师，不再这么被动。

找律师、确定、签字，也是Penny带着律师一家一家去聊的。为此，她必须重返案发小区。

Papi离开后，她一夜夜睡在朋友的车里，搬家恰逢司机和保洁感冒都不能来，她宁愿和朋友来来回回搬了20多趟，也不愿在那待一天。

重回故地，Penny又想起了Papi。

世面见多了，Papi早早学会了享受狗生。在公园散步时，它会把脚搭在塑胶跑道上面，而不是兴奋地扑进草坪撒欢。它已经能清楚分辨水泥地、草坪和跑道哪个脚感更好，夏天草里是否打过药水。

小区里，很多人养了新的小狗，依旧是原来的品种，用着原来的名字。没人能彻底从伤痛中走出来。

而Penny无法再拥有一只小狗了。Papi就是她生命的一部分，她无法承受类似悲剧再来一次的风险。

“我总说没有人能共情我做的事。你把它想象成一个 13岁的小男孩，疼痛、抽搐、惊惧、尖叫、吐血、大小便失禁，整整将近 10 个小时，或许你才能共情我的痛苦。”

Papi离开的日子里，投毒者被关在看守所 ，Penny也被迫一起关着。

没人限制她的自由，她手脚的无形枷锁是她亲手戴上的。她不敢出门，活动范围限定在一日能往返的京津冀。判决书可能在任何一个工作日给到，如果结果不能接受，她必须在3个工作日内递交准备好的抗诉材料，且快递只能走中国邮政。如果人在异地，根本来不及。

而且出去去干嘛呢？近几年，她偶尔出门，在山里哭，在海边哭，在前往目的地的高铁上哭。

身边的朋友劝Penny，即便对方判4年，你都已经赢了100% 的养宠人。目前宠物刑事案件最重判刑3年7个月。

Penny不想要这样的胜利。她的诉求始终如一，清清楚楚明明白白查清案子。

抢救台上，Papi坚持了最长的时间。Penny则押注了更长的人生，既然有法可依，那当然得求个公道，讨个公平正义。

在此之前，她的生命卡在这里无限循环，她的名字只剩下一个，西高地Papi妈妈。

网暴从Penny为Papi讨公道的第一天就开始了。她给小狗讨公道，因此自然而然地成为了一部分人的“靶子”。

她在直播时回忆起最后一次抱着Papi的场景，哽咽着苦笑，被人骂怎么笑得这么开心；她半夜哭到控制不住，被人骂哭着作秀。哭笑说话都是错。

时间久了，Penny可以根据谩骂内容，判断网暴者性别。一方攻击的点是恶犬伤人、不文明养犬。另一方骂人的每一个字眼都是只跟女性相关的器官和疾病，且在男性身上并不通用。

上个月，她的私人信息被发在人肉爆料群，她发现后立刻去派出所报案，执法者觉得不可置信：“你确定吗？你不认识他？你确定你跟他无冤无仇没有见过吗？你们是素不相识的这种陌生人吗？”

答案是素不相识，无冤无仇。网暴的男人发现Penny真的去警局报案后，立马把她拉黑，并更换了头像封面。

也有来自求助者的道德绑架。

最初，只要有人求助，Penny半夜两点也会给出私人手机号，彻夜长聊。但他们总是很快就没了消息，偶尔还有人在一段时间后拉黑Penny。

她渐渐明白，有些询问者不是想讨回公道，而是想让她帮忙权衡利弊。

心力实在有限，Penny决定只为Papi发声，如果帮人发声，对方至少得先坚持300天。

于是她又被指责作为小狗英雄，凭什么不帮忙？而在Penny看来，她不是什么英雄，没有神通，只是个自身难保的泥菩萨。

何况，她坚持1000多天了，至今还没有一个坚持300天以上的人来找过她。

这是Penny碰到坏人最多的两年，也是碰到好人最多的两年。

有人想给她众筹，询问捐款通道，私信发口令红包。这些她从来都没收过。

有人为她提供未来工作的机会：“事情结束后，不嫌我们庙小，可以来工作。”这样的邀请，Penny已经收到了很多个。

常有陌生人发来上千字的安慰。每个人都告诉她，Papi只是结束了狗生，它会像一阵风，一道光或是以各种各样的方式回来，和你重逢。

安慰不是良药，Penny只想要坏人受到应有的惩罚。

不久前，Penny将她的经历授权给了一个影视公司。还有一个团队想把它孵化成话剧。她有时会想象，如果电影能拍出来，上映那天，会不会就是投毒者刑满释放的时候？

开剧本会时，她发自内心地羡慕着主创团队。过去身处影视行业，她偶尔抱怨工作生活始终分不开。真正丧失生活两年后，她才意识到，那时再卷再累，身边都是能正常沟通的人，进度总是在向前推进，那才是正常的工作和人生。

不像现在，yes or no的选项里，她得到的答复永远是or。

Penny并不享受Papi带来的流量，也不想面对媒体一次次挖开血肉。但只有表达，才能让更多人看到，让Papi被注意到。

鲁迅说，世界上本没有路，走的人多了，便成了路。

Penny也这么想。20年来养宠物的人从少到多，才有了这么多冻干零食和宠物友好的商场、交通，为小狗伸张正义的刑事诉讼也是一样。过去没有，现在很少，但她不是正在坚持吗？

Penny很喜欢《三大队》的主题曲《人间道》，歌里唱着：

“恶人还需犟人磨

我是你杀生得来的报啊

也是你重生的因果

为一口气 为一个理

为一场祭 老子走到底

……

我要白日见云霞夜里举火把

我要这朗朗乾坤下事事有王法”

Penny自认是个犟人，但不是向来如此。过去，她不是刚烈的性格，近几年的坚持，让她看到不合理的事，会主动站出来。

通过学到的刑法知识，她阻止过马戏团的动物表演，也成功举报过非法的狗肉产业链。“当你真正掌握了相关的法律法规，你会发现它真的很好用。”

她的《刑法》已经被翻到翘边。她发现，《刑法》是本太好用的书，对于大多数人来说，现行的法律法条就够用。

后来，有关注Papi案子进展的孩子妈妈真的买回了法律书籍，每天睡前陪着女儿读一章，希望孩子在未来遇到麻烦时，有能力用法律自保，而不是说一句“算了”。

能多影响一个孩子，Penny觉得太过于难得。她也想往前走，放手的前提还是那句话，坏人要得到惩罚。

近几年，她非必要不出门，已经很久没有好好化过妆，拍拍照，放松地过一天了。我们约在一个晴朗的的秋日。

微风吹过，她独自站在三里屯的街区，看着蓝天白云绿树，忽然有种特别抽离的感觉。

这是闹市的中心，是她曾经熟悉的地方，有着生活原本的模样。

*原文发布于 2024 年10月，今日重发，有删改。

在当下的互联网公司里，有一小部分这样的年轻人，高强度的工作、高压的管理，让他们很难适应，但大厂的高收入、年终奖、光鲜的履历，又没法马上断舍离。

为了能在有限的忍耐中获得最大的收益，很多人选择用离职倒计时的方式，为这种煎熬设定一个终点。

我们跟11位经历倒计时的年轻人聊了聊，他们来自7家大企业，一个相近的感受是：工作强度从来不是压垮自己的最后一根稻草，更多的是身为“工具人”的无意义感。

当倒计时成为获得解脱的念想，被工作撕碎的生活和自我，该以什么样的方式拼接、重建？

“距自由还有327天”**

转正答辩结束后的第三天，李昕就买了一本立牌。

立牌白底红字，上面的小卡片可以翻页，像日历一样，一天翻过一页——她开始为这份工作倒计时了。

李昕就职于一家互联网大厂，做内容安全，主要对社交平台上一些重大、复杂事件中的言论加以甄别，给出判断结论。尤其是针对血腥、暴力、极端、违法违规的言论。但回到日常工作，她感觉自己成了公司系统里的“流水线劳工”。

李昕每天至少要对200条信息做回复。“如果单条信息你判断超过了5分钟，这条内容就作废，不算你做的。”但很多事件需要了解背景，起码是要花几分钟的，在“效率”的要求下，她只能舍弃这些环节，逼迫自己快速给出回复。

为了提升工作效率，公司设计了专门的办公软件。在这个岗位上，每人每天上班9小时，吃饭和休息的时间是被精确统计的，系统会随时对每个人的工时排名，排名靠后的人会被约谈。

有一次，李昕肚子不舒服，上厕所多花了些时间，她怕工时受影响，就把这个时段算作吃饭的时间，然后再把午饭打包回工位，边吃边工作。

“这套办公系统，几乎监控了我们在公司的每一分钟。”李昕说，就像是有摄像头在一刻不停地盯着你。工作累了，如果想直直腰、看看窗外的风景，她甚至会担心，这个瞬间是不是也不算工时。

在读研究生时，李昕看过政治经济学的书籍，里面提到：在工业时代，人被异化为机器的一部分。 “突然觉得很可悲，我学了批判这套系统的知识，现在自己成了这个系统的一部分。”那段时间，她和同事经常自嘲“大厂里的富士康女工”。

看到那本倒计时立牌时，她才能感受到些许安慰，立牌橙黄色的背景光显得喜庆，每张小卡片上印着祝福语，“前程似锦”“万事胜意”“好运连连”……这原本是很多家长买给中、高考学生，鼓励孩子好好学习的。她上一次使用倒计时，还是备战考研，那时的辛苦是有限的，可工作呢？在这个岗位上，真的存在“前程”和“好运”吗？

她决定为自己这段职场经历设一个终点，在立牌上写下，“距离职还有327天”。后来，她把离职两个字改成了“自由”。

下面的空白处，她想了很久，补上一行字，“要快乐，过有意义的生活，热情地活着”。

去年6月，李昕买了一个可以倒计时的立牌。图 / 讲述者提供

开始倒计时后，李昕学会了把在公司的时间进行拆解。“把一天分为九个45分钟。”第一个45分钟结束，奖励自己去茶水间接水；过了第二个45分钟，起身去洗手间；挺过第三个45分钟，吃午饭……第三个时段刚过了一半，她已经忍不住向朋友抱怨，“每一分钟都是煎熬”。

李昕原本以为，像她这种悄悄倒计时属于个例。“有一天一搜索，这样的人一大片。”很多人在社交平台打卡，倒数着离开的时间。评论区反应也很热烈，会有一连串相同的留言：“我也是”。

王宁就是其中之一。她在倒计时期间做了详细的规划，发在社交媒体上，每天更新进度条，督促自己，“写完之后，感觉终于找到解决方案了，不是一定达到什么结果的方案，是胡思乱想的情绪终于停了下来，有一种『总算开始』的放松感。”

今年10月，在上海一家芯片公司做战略研究的王宁，开始了她的离职倒计时。

年初从大厂跳槽过来，她原本以为不用再像上份工作一样频繁出差、失去周末，但几次连续15天的超负荷运转，让她再次起了辞职的念头。

“我的人生好像只剩下工作了，完全没有属于自己的时间。”王宁记得，那段连续加班的日子里，领导经常晚上11点打来电话，让她赶写报告。“我已经躺在床上了，告诉自己今晚一定要好好睡一觉，却不得不爬起来。” 有一次她没接电话，对方轮番拨打她的工作电话、私人电话、钉钉语音、微信语音，直到她接听为止，“我感觉生活彻底失控了。”

很多加班和会议都是无意义的，而且经常在饭点儿，每次都要两三个小时，“我们饿得前心贴后背，领导在上面畅想未来，画饼。一场会3个小时，只有15分钟有效。”王宁经常拿着电脑做自己的事情，眼睛往旁边一扫，发现大家都是这样。

倒计时后的第11天是个周六。上午9点，王宁就打开了电脑，准备线上会议。会前领导突然来了一个电话，她没听到。后来才知道，那通电话是通知所有组员：去公司。那天公司电路维修，停电，她后来听说，上司拉着几个人一起爬楼梯到11层，“摸黑”长谈。王宁试着夺回自己的周末，开会期间，她“摸鱼”在网上买菜。

“倒计时像一针强心剂，让我没那么在意工作上的事情。工作不开心时，想想我的倒计时，生活的念想也就强了一些。”

“职场哲学”与“胡萝卜”

刚入职时，很多人都能体会到大厂带来的光鲜。

李昕也有过一段时间“好日子”，入职之初，工作强度不大，大多能准点下班，她会去公司提供的免费健身房，运动后在公司洗个澡，再打包免费的晚餐回家，“一日三餐都是免费的，烤鸭、小龙虾……每天的菜单都不一样。”她住在公司附近，骑车20分钟，公司为此提供了每月1500元的租房补贴。

回家后，李昕把带回的饭菜、水果分享给合租的室友，室友笑称，“一人在大厂，全家都受益。”

去年刚来到大厂时，张瑞也发出过感慨，“怎么会有这么好的地方，像电视剧里一样。”

她的生活被圈定在公司周边三公里内。“这里几乎可以承包你生活的一切。”各地风味的食堂档口、内部按摩店、咖啡厅，甚至有托幼中心；可以用积分排队申请的免费公寓，“抛开工作内容不谈，大厂为员工提供了一个近乎完美的办公环境”。

入职时，张瑞已经过了35岁，她没想到大厂的门还能朝自己开放。当初向这家电商类互联网公司投简历后，她没抱什么希望，甚至在HR打电话邀约面试时，她的第一反应是：“这是骗子吧？”

几轮面试后，她获得了这份年薪近50万元的工作。但入职后不久，她就开始感受到了团队的生存哲学。

张瑞被分配到一个边缘的项目，每天写通告。之前从事媒体行业多年，她积累了丰富的人物、故事采写经验，也会拍摄剪辑，现实的感受却是：“我的专业积累，怎么一点也用不上呢？”

而且张瑞发现，很长一段时间里，主管无论说什么，四周回荡的都是“收到”“好的”，有一次，她在业务上提出不同的建议，领导直接回复，“不要再说了，执行就行了。”

有件事让她印象深刻。一次，领导把同事文章的标题改成了病句。她悄悄提醒同事，对方说：“没必要反驳，领导说1+1=8也是对的。”她后来看到关于“职场哲学”的另一种形容——“领导说他会飞，我都会让他注意安全。”

她尝试“学习”这种生存方式，“提建议太消耗精力了，又不会带来任何改变。”但仅仅忍了一周，当领导再次“不切实际”地指责她没有强势敦促合作方时，她没有再回复“好的”，而是打了一段话解释。“我尊重领导的管理，但我更尊重常识。很担心，总接受1+1=8的人，可能很快就想不起来1+1为什么等于2了。”

“我觉得自己正在被工具化。”原本想着自己的专业技能在新的公司能发挥价值，没想到，最后的价值，只能核算成“现在还能赚到多少钱”。她提起奥地利作家茨威格在《昨日的世界》中写到的“临时生活”，“我也在过着这样一种临时的生活。我知道这不是我想要的生活，而且它很快就会结束。正因为有倒计时在，这一切才显得没有那么不可忍受。”

张瑞给离职倒计时设了三个节点：第一个是她入职满一年的日子，这在职业履历中，意味着在大厂有稳定的工作经历；第二个是2026年元旦，代表着新的一年；最后一个在明年2月，公司发放年终奖的日子。

第一个倒计时归零的第二天，她坐在工位上，一股莫名的疲惫涌来。她问DeepSeek，得到的回答是：“就像跑马拉松时看到‘最后一公里’标志，反而觉得更难坚持。”

访谈中，很多受访者都将倒计时的终点定在（财）年初，也就是拿到年终奖之后。大厂的年终奖通常是三个月薪水，一位受访者所在的公司，如今招聘网站上已标为19薪——相当于年终会发七个月工资。对那些仍在“熬着”的打工者而言，它就像悬在眼前的胡萝卜，支撑他们继续奔跑。

“年终奖，本是对员工过去一年工作的激励，但对于倒计时的人而言，它更像一道枷锁。”一位受访者说。

对李昕而言，她必须拿到年终奖，跳到大厂的这段经历才有价值——这里给到的薪水，比上一份工作涨了25%。李昕细算了这笔账，每月的实际收入几乎和过去持平，“全都涨在年终奖上了”。所以，无论如何也要熬。

快到30岁时，李昕才意识到了积蓄的重要性。入职大厂前，她做了一次手术，需要缴纳3万块押金，可当时卡里只有一万多，不得不找朋友借钱。那件事让她决定开始攒钱，“万一我或者家人生病，至少能拿出钱救急。”

相比之下，王宁的计划就充满了不确定，她的倒计时截止日，是入职满一周年之后。去年，公司为了防止员工在拿到年终奖后集中离职，特意把奖金分成两批发放，“我也不知道能不能撑到那时候。”

而对孟怡然来说，倒计时最大的收获，是北京户口。可这个计划还没完成，疾病先找来了。

开始放过自己

孟怡然所在的这家互联网公司，以手机和新能源电车为主营业务。她的离职倒计时从365天开始，一年后的那天，是她与公司合同期满的日子。毕业时，公司为她提供了北京户口，签下协议，必须服务满三年。

2022年，她通过校招进入公司，有北京户口、两万多的月薪，孟怡然一度觉得自己找到了理想工作，高薪、体面。父亲原本希望她考公务员，知道大厂的优渥待遇，觉得“这条路，也可以”。更吸引她的是HR说，每天七八点钟就能下班。她也因此放弃了另外一家大厂。

这位程序员的痛苦始于2023年年底，她参与了一个历时整年的项目，年初时还是重点项目，到了下半年，大模型突然兴起，转方向势在必行。在年底的一次例会上，项目被突然叫停，“没有任何商量的余地”。前一天，她还加班到晚上10点。

项目最终没上线，一年劳而无功，年底她拿了一个低绩效——985名校毕业的孟怡然想不通，大环境的变化，部门决策的迟缓，让一个个潜心研究的年轻人背了锅。

不止于此，迟滞带来的焦虑感也层层传导。为了追赶进度，她的直属领导“24小时住在公司”，以前，领导会和她商量“这个事情能不能明天完成”，现在，口气变成了“今天一定要把这个项目做完”。

有一次项目推进不顺，主管直接扯了把椅子，坐在她身后盯进度，一直盯到凌晨2点，“但他没有提供任何帮助”。

开始倒计时后，孟怡然去了医院，听到医生说出“抑郁”两个字时，竟感到一阵轻松。“终于有人告诉我，不是我的问题，不是我不够努力，我只是生病了。就像机器出了故障，它暂时没办法高速运转了。”

她开始调整，“努力地让自己觉得工作不那么重要了。”她每天中午去晒太阳，晚饭后命令自己去楼下公园溜达两圈，定期去上游泳课……可是高压一直在和调整对抗——好几次，她游完泳出来，工作群里蹦出很多@，领导加急呼叫她，“今晚一定要解决”，她心中咯噔一下，“不回去就完了”，不得不跑回公司加班。

医生给她开了药，但每次药效只能维持三四个小时。为了撑过整个工作日，她每天需要服用两到三片。复诊时，医生警告：“吃太多了，会形成依赖，必须停药、休息。”

在倒计时的日子里，孟怡然的心态发生了变化，她休息了两周，翻看《雇佣劳动与资本》《毫无意义的工作》，阅读《曾国藩传》，“会从名人传记上找到共鸣。历史上很成功的人物，也经历过很迷茫的时候。过去我只盯着自己身上的问题，一直走不出来。发现大家都有这个阶段，不是只有我一个人这么脆弱。”

孟怡然翻看了很多书籍，想要转变心态。图 / 讲述者提供

她决定彻底放过自己，勇敢尝试傍晚六点准时下班。第一次实施时，她像逃走一般，“偷感很重”。同事间工位挨得很近，“电脑一关，椅子往里一推，大家就知道你吃完晚饭不会再回来了。但那时我只想赶紧逃离，已经没精力在乎别人怎么看了。”

下班后，她关掉所有办公软件的通知，“让消息也追不上我。”到后面，即使领导打来加急电话，她也平静回复：“我只能明天去公司给你解决。”

倒计时的计划中，李昕也开始学着放过自己——她的工作是倒班制，有两个时段，早7点到下午4点，下午2点到晚上11点，主管曾经口头承诺，尽量不让女员工加班到半夜12点之后。后来部门业务增多，又加了一个工作时段，需要通宵工作。领导的要求也加码了：员工不加班必须要报备。李昕尝试拒绝加班，很快，她因为“效率偏低”被叫去谈话。

“前程似锦”的立牌只能回家看，为了在公司的时间更好“熬”，她又在手机上下载了一个倒计时APP，除了离职日期，她还设置每周六倒计时、每月发薪日倒计时……当这种短暂的刺激快要失效时，她就开始算起了自己的存款，“无法支撑半年的生活。”

后来她干脆用最粗暴有效的日薪和时薪激励自己：一天的工资是800元，抛开吃饭的时间，每个小时100元，每分钟一块六。每当心理受到冲击时，她都会默念：“熬过这一分钟，就有一块六了。”

王宁采用的方式是转移注意力，饿肚子开会的时候，她想的都是倒计时里的小目标：存款要到32万，足够支撑她两年不工作；要把体脂率降到21%，不规律的饮食已经让她胖了15斤；编写一本料理书，这是她的兴趣所在，她的梦想是开一家餐厅……她写下了离职后最想做的事情：舒服地补个觉，躺平一段时间；回家陪父母和长辈；学习未来想进入的行业技能；持续健身，维持生活的秩序。

当心里和工作有个切割时，王宁的状态好了很多。有一次她出差回到上海，赶上下雨，迟迟打不到车，刚到家，又接到周末要开几场会的通知。她突然感到很难受，但还是“不自觉”地按照规划去看了书，更新了一页料理笔记。她在睡前喝了一杯酒，体脂率的进度或许因此倒退了，但能睡个好觉了。

开始倒计时后，王宁经常做饭，更新个人料理书。图 / 讲述者提供

“终点”前后**

当倒计时牌翻到第100天，孟怡然开始在飞书签名里“偷偷”更新剩余天数：99，98，97……“每天给自己一个小小的仪式感”。

她发现，这个阶段，自己很少因为工作的事情痛苦了。偶尔情绪波动，她也能通过读书、跳舞让自己放松下来。

今年7月的一天，她收到了公司的裁员通知。一起被裁的同事本想再争取一下，他瞥了一眼孟怡然，发现她嘴角的笑容根本压不住。

裁员的日子，距离孟怡然倒计时8月份的终点还有一个月——她提前解脱了。

2024年8月5日，孟怡然开始倒计时。图 / 讲述者提供

在随后的过程中，这位一直在绩优主义环境下长大的“好学生”的收获是：原来不必事事都做得完美。“认真干到80分，也是可以的。”

更重要的，是不必纠结是否费更多心力做到90分、100分。要允许、接受人生不是高分、满分的状态。

张瑞捱过了倒计时的第一个时间节点，但她没有马上离职，虽然前段时间，经历了“但凡有人推我一把，我立刻就走”的冲动时刻，但她迎来新的消息：公司内部架构调整，主管可能有变动。或许可以再观望一阵儿。 “我觉得倒计时的本质，就是人不敢当机立断。所以这个过程，必然充满反复和起伏。”

马上就要40岁的张瑞意识到了年龄危机，“留给我的机会不多了，没有太多试错的空间。”此前，她的职业生涯是一道向上的弧线：从地方媒体到全国性的新闻媒体，再到如今的互联网大厂。“离开大厂之后我到底要干什么？如果这一步没有跳好，人生可能就走下坡路了。”

几年前，张瑞从地方媒体辞职，选择继续上学读书，也有对未来的迷茫，“但那时候我是有锚点的，有我一定要做的事情。现在，我还没有想好人生的下一个锚点在哪儿。”她想过未来的几种可能，去国际组织工作，或者攒一笔钱回老家写作，“但都还缺一个时机，而在此之前，我只能忍。”

当倒计时的日历牌趋近归零，并非每个人都有笃定的离职决心。多数受访者坦言，倒计时结束后，提离职的概率在50%左右。“到了那一刻，走或留，只是多了一点选择的自由，现在因为受年终奖的束缚，我连这种选择自由都没有。”张瑞说。

李昕有段时间停止了翻牌的习惯。每天数着日子过，反而加剧了她的焦虑，“时间走得太慢了。”去年10月，距离预设的“自由日”还有200多天时，部门内部调整，工作压力再度升级。她尝试和领导沟通，领导回复，“每个人都是这样的。如果你觉得承受不了，可以考虑公司内部转岗，离开现在的部门。”

李昕选择转去了新的业务组，加班的影子却依旧尾随着。会议常常定在晚上7点，甚至9点之后。

今年8月，手机上的APP提醒她，那个曾被她标记为“自由”的日子已经过去了。她重新核算了存款，“足够支撑gap一年了”。在“自由日”过后不久，她拿到了年终奖，选择了辞职。

找回自己

逃离了“工时压迫”，李昕首先收获了“时间自由”：在家里，她可以花两个小时安安静静地做顿饭，吃饭也完全不用再看表，被“系统”控制，“想吃多久就吃多久”。

在西藏和新疆漫游了一个月，无须苛刻地安排行程，走到哪儿算哪儿，她会面对着雪山呆坐半天，任由时间缓慢流淌，看到当地人随时起舞时，恍然想起快乐是如此简单；她重新拾起烹饪、健身、阅读，这些过去很长一段时间她想做的事情，逐渐重建起生活的秩序。

辞职后，李昕独自去了西藏。图 / 讲述者提供

李昕看到一位同道中人在社交媒体上分享自己的离职进程，标题是“大厂牛马，存够300W（万）就离职，倒计时第203天”。

300万是她反复演算过的一个数字，能够靠利息维持未来生计。加上男朋友存的将近80万元，按照375万元，在年化4%的理财收益下，每年有15万元的收益，可以覆盖他们的生活开支。

这个数字，对在大厂工作一年多的李昕来说，遥不可及。但她也有实际的收获，她和男友在家人的支持下在顺义买了房，她自己拿出了10万元，“另外我还存下了10万元，这是可以暂时不工作的底气。”

李昕觉得自己没办法做到在大厂工作几年，攒几百万元“退休”。偶尔，她心中还是会浮现“之后做什么”的迷茫，但现在最重要的是找回自己。“要用一段时间，重新找回生活的能力与工作的动力。”

学者李晓天认为，不断扩张的互联网公司，总是强调“活力”，而这种活力在公司很多基层员工身上渐行渐远。“通过严苛、冰冷、细微的数据来衡量员工在工作中的价值，这在企业管理中是相当扭曲的。”

李晓天是香港理工大学应用社会科学系博士后，主要研究方向是劳动与性别、科技产业，也做过互联网公司人员离职的专项研究。他告诉《人物》，“当员工意识到，自己高强度的劳动只换来某个数字的微小上涨，却感受不到事情本身的价值，就会产生被剥削、被异化的感受。”

修养期的孟怡然，也曾尝试学习大模型知识，为以后的工作做准备。但她发现自己再也找不到那种“通过学习，好奇心被满足的感觉”。她的男朋友在另一家大厂做程序员，每天晚上10点下班，只能靠打游戏到凌晨来放松，“连洗衣服这样基本的生活节奏都无法维持”。

她决定不再去大厂，“那个看似体面的工作对我来说是一种束缚，我不想再为了别人眼中的体面，牺牲我自己的正常生活节奏。”

在大厂工作时，孟怡然才真正开始思考，自己究竟想要过怎样的生活。她提到之前的人生选择，多用“随大流”来形容：高中时喜欢文学，对考古也感兴趣，但是因为“好学生都读理科，好就业”随大流选了理科；之后，又“随大流”考研、“转码”、进大公司。

如今她依然不确定自己想要做什么工作，“但我可以多尝试，采用排除法”。目前唯一确定的是，她热爱生活，要找一份不加班的工作。

去年春天，她骑电动车上班时，突然注意到路边的月季全都盛开了。“在那之前，我竟然毫无察觉。”她意识到，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通勤路上的自己处于无意识状态，注意不到落叶与新芽，“我好像变成了一个工具人，属性只有工作。其他时间就像关掉的收音机，接收不到任何外界的信息”。

她重新学会了生活，和朋友去了贵州，又独自走了川西。她做了美甲，染了金色的头发，“让别人能够立马看到我比较明显的变化”。仿佛重新长出了触角，去接触、感受新的东西。最近复诊时，医生告诉她状态稳定，春天应该就可以停药了。

如今，她终于能清晰地感受到，深秋的北京已悄然浸染在温暖的黄色之中。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想象一下：你正在开会、通话或开车，手机突然停机；又或者身处一个完全陌生、没有网络也没有电的县城，突然被切断与外界的联系，你该如何应对？

最近两年，类似遭遇发生在很多普通人身上。为配合反诈工作，电信运营商建立的大数据模型会在监测到号码使用异常时，自动执行“保护性停机”。

然而，模型触发机制不明、复通程序繁琐，“保护性停机”引发了部分用户不满和投诉。一些用户甚至将运营商告上法庭，试图揭开这套神秘的系统。

文丨魏芙蓉

编辑丨王珊瑚

停机来得毫无预兆。今年10月，李敬背着行李，从尼泊尔一路颠簸三十多个小时的大巴，又徒步三小时，终于抵达中国边境口岸。他掏出手机，准备开启旅程的下半程，却发现——没有信号。

以为手机欠费，他又往里充了两百块，依旧毫无动静。李敬有些懵。

38岁的李敬算得上资深户外爱好者。这趟他精心规划的旅程里，先完成尼泊尔徒步，入境回国后，打算再继续前往珠穆朗玛峰、冈仁波齐。前半程顺利，但突如其来的停机，不仅打乱了他原定的行程，也让他接下来经历了一场现实版的“人在囧途”。

抵达口岸时，当天最后一班车已经开走；要叫车，只能打电话。没办法，李敬请求海关工作人员帮忙叫了车。

按理说，移动支付时代，只要还能上网，就不至于寸步难行。路上，他连着司机的热点付了车费，想着下车再找地方“蹭流量”。可晚上八点，他抵达下一个站点时，有些傻眼了。

珠峰脚下，海拔四千多米的聂拉木县一片漆黑，只有几盏路灯亮着。他抵达前两天，这里刚下过一场大雪，整座县城停电，街上散着些微弱的烛光。看不见行人，也没有开门的店，更别提无线网或热点。他在这座陌生的县城里几乎无计可施。积雪没过膝盖的街头，他哆嗦着拨通了移动的客服电话。

●聂拉木县的大雪，讲述者供图。

这通电话里，李敬第一次听说了“保护性关停”。客服解释：运营商系统检测到他的号码存在涉诈风险，为避免被不法分子利用，对他的号卡暂停了服务。至于“风险”从何而来，他后来才从运营商工作人员处得知，是因为他转机时经过了曼谷。

突然遭遇停机的案例并不少见，也并非单家运营商的情况。近期同样被多家媒体报道的还有湖南一个医生的经历，从手术台下来后，他发现自己手机号莫名“使用异常”，理由也是“涉诈”，被关停二十多天，无法与病人取得联系，携带无犯罪记录证明才成功复通。

没有违法却被突然停机、甚至反复停机，普通用户频频遭遇“误伤”，引发了大量投诉和网络讨论。其中，频繁来电、去电被认为是最容易“中招”的情况之一。广东的李大爷忙着联系亲友筹备儿子婚礼，电话打着突然就断；江苏一位饭店老板，生意黄金期处理订餐电话时突然停机，急得几次往营业厅跑；还有频繁出差和电话业务密集的人，半年内五次停机……

电话打多了不行，打得太少似乎也容易出问题。小雨为了纪念去世的外公，三年来一直保留着他生前的手机号，每月按时缴费、保持一次通话激活，今年9月刚充完几百块，也突然被停机。

虽然运营商会为停机客户提供复通服务，但规则繁琐，存在诸多不便。李敬被客服告知，恢复服务需要完成实人实名认证，有三种方式：线上验证，前往就近营业厅或返回号卡归属地都可办理。

这些办法对他来说一个都行不通。营业厅停电关门。他手持身份证录制视频尝试在线复通，昏暗的路灯下，人脸和证件怎么都拍不清晰，验证一再失败。

他请求移动客服临时开放三小时的数据网络，“让我去吃顿饭、休息下，找车去下一个目的地就行”。可惜请求未被采纳，客服只表示已登记特殊情况，将在48小时内给予答复。

“（如果等）48小时我都冻死在这里了”。

最终，他使用手机的紧急呼叫功能报警。当晚十点多，在警察协助下，他终于入住酒店，结束了这一天的窘境。

●中国移动新疆公司公开道歉。图源网络。

为什么没有违法却被停机？许多遭遇突然停机的用户询问客服时，得到的答复往往相同：“触发了反诈大数据模型。”

这个所谓的模型，其实是电信运营商为配合“断卡”行动而自建的风险监测系统。2020年全国开展“断卡”行动以来，电信运营商也应法律要求承担了一系列反诈工作。

中国移动浙江公司从事数据分析工作的葛长伟曾在社交平台介绍，他们不仅要执行公安下发的涉诈号码停机指令，还得进行信令监控，在发现疑似诈骗行为时与公安联动及时阻断。同时，运营商还会根据用户的基础信息和使用行为构建反诈大数据模型，监测和判断号码是否可能被用于诈骗。

涉诈电话卡、“一证（身份证）多卡”、长期不使用的“睡眠卡”“静默卡”、境外诈骗高发地卡，以及频繁触发预警模型的高风险卡，都会被重点关注。工信部和公安部的相关通告也要求，对这些号码必须启动“二次实名认证”流程。

在运营商线下营业厅，为用户办理“二次实名认证”，已成为近几年的常态工作。“这种用户每天都会来好几个。”广东一位营业厅客服说，大多数都是因为触发模型预警系统被停机。系统会将号码分为低、中、高三个风险等级，只有低风险可以线上认证复通，中高风险则必须回到号卡归属地的营业厅办理。于是，他们经常遇到专程坐飞机赶来复通的外地用户。认证的目的主要是为了保证人证相符，“拍一下人脸、身份证，核对本人，签个名就行。”

不过，由于普通营业员并不直接接触反诈模型，本地系统也不会提示具体触发原因，所以他们无法回答用户最关心的问题：我到底做了什么才被停机？甚至有客服的私人手机号也被系统停过。面对客户的追问，他们只能根据日常遇到的情况总结出一些“可能的规律”：短时间内频繁拨号、短信量突然激增、新开户后马上在异地使用等。“新开户的停机概率最高。”

不明规则的模型像一道神秘无形的筛网。在长沙工作的律师梁秋毫至今想不通，自己给一个政府部门的办公座机拨打电话，怎么会被认定为诈骗呢？

两年前，她以环保机构志愿者身份向四川省市场监管局咨询事项。对方座机无人接听，她便在一天内连续拨打二十多次。随后，便收到了一条停机通知短信。

对她号码实施“拦截”的，正是四川移动公司的反诈大数据模型。事后她得知，由于自己号码在短时间内出现高频呼叫、接通率极低、且存在异地呼叫等“异常行为”，与线下常见的涉诈模式相似，所以被系统自动识别为疑似诈骗号码，并触发关停。

被停机后，她按短信要求尝试线上核验，却无法通过；客服又要求她回到号码归属地四川办理。因为身在异地无法立即赶回，她的手机长期无法复通。2023年底，梁秋毫以侵犯通信自由权为由，将四川移动公司告上法庭。

在她看来，通信权与人身自由一样，是公民的基本权利。一个号码是否涉诈，也应由公权力机关和运营商承担核验责任，而不是把举证的责任转嫁给个人。

而且，她觉得四川移动用来判断号码是否涉嫌诈骗的规则既不合理，也不透明。作为律师，她长期出差、异地频繁拨号是工作常态，若按这样的逻辑，她岂不是随时都可能面临被停机的风险？她希望四川移动能够优化监测模型，修改电话检测识别和风险等级划定规则，并向用户公开相关规则。

“这个规则决定了一个号码的生死，这么重要的规则，到现在完全不透明”。用户“错了”却不知“错在哪里”，她担心这样只会让反诈模型“误伤”的概率更高。

梁秋毫的担忧并非多虑。手机停机一年多后，她终于利用一次回四川的机会办理了复通。当时营业厅工作人员提醒她：号码刚恢复，最好先在成都使用一段时间，或找人代用一段时间，否则离开归属地太快，很可能又会触发模型。梁秋毫赶着回长沙工作，而且她认为实名制电话卡交给他人使用，这不是知法犯法吗？

她最终还是带着刚恢复的手机号离开了四川。果然没过多久，手机号又因触发模型被二次停机。

●梁秋毫诉讼案中，四川移动在法庭上提供的停机依据。讲述者供图

去年，梁秋毫与四川移动公司的诉讼转为合同纠纷，经过两次审理，均败诉。法院认定运营商不构成侵权，并驳回了梁秋毫提出公开反诈模型的诉求。法院认为，根据现行法律，电信企业不承担公开反诈模型的义务，而反诈监测模型以打击违法犯罪为目的，本身具有保密性不宜公开。

对于是否应公开模型规则，通信专家马继华给出了相同观点：不赞同。“如果公开这些规则，最先利用规则的是谁？诈骗分子利用漏洞的能力太强了。”

根据公开披露的信息，近年来，各地依托模型确实侦破了不少诈骗案件。案发频繁，且诈骗手段不断翻新。安徽一位营业厅客服感慨说，今年她所在的公司及时阻断了一起伪装成医院固话的电信诈骗。模型最初只是监测到当地某医院的固话异常，工作人员赶到现场排查，发现医院弱电井门被撬开，里面被人私接了一系列用于盗打的设备。他们立即报警，不久后警方将嫌疑人抓获。

观察近年来围绕运营商反诈措施的诸多投诉和法律纠纷，马继华认为，运营商需要在“反诈效率”与“正常通信权”之间找到合适的边界。技术手段确实能够提高电信诈骗的成本，但只要尺度把握不好，就可能出现两类问题：技术管控太宽松无法有效发挥作用，管控过于严格又容易误伤普通用户。如何在其中确定一个相对可行、透明的平衡点，对运营商来说是一个很大的挑战。

事实上，自“断卡”行动以来，运营商承担了最前线的治理任务，也面临相当大的压力。有运营商内部的安全专家接受《IT时报》采访时披露，工信部会将每个月的公安报警数量作为三大运营商的考核指标。“对于我们来说，号卡涉案率是非常重要的指标。集团内部考核越来越严，比如在同省的三家运营商中，按照之前的规定，我们若是排在前两名，都可以加分。但后来考核标准修改了，即使排在第二名也会被扣分。如果低于集团平均水平，同样要扣分。”

为了介绍运营商为反诈所做的工作，中国移动的工作人员葛长伟在自己的社交平台曾公布过一组数据。以浙江移动为例，2024年仅该省的涉诈嫌疑模型识别出249万条线索，涉及200多万个号码，进一步筛查后，有9万号码被管理停机，另对38万个号码进行了呼叫限制。

葛长伟也承认，模型误伤问题严重，“误伤比例非常高，引发投诉无数”。对此他很无奈，“运营商内部能掌握的用户信息非常有限”，“反诈模型面临着查全率和准确率的两难选择。”

这个核心技术难点，用更通俗的话讲，就是运营商并没有权限获取用户的通话内容。马继华解释，当前模型风险识别只能依赖通话频次、呼叫模式等外在行为特征。这样的技术前提下，模型的准确率存在先天上限。虽然几家运营商都在不断优化模型来尽量减少误判，但无法触及通信内容本身，“彻底精准”几乎不可能实现。

●一些用户被停机后收到的短信。讲述者供图尽管如此，多位业内人士认为，持续优化仍是当前减少误伤最现实的路径。不仅技术模型需要迭代，相关工作流程也有提升空间。

在与四川移动的纠纷中，梁秋毫就指出运营商在涉诈预警处理上的程序性瑕疵。按工信部与公安部的规定，运营商在发现号卡存在涉诈风险时，应先向用户发送提醒，并提供最长24小时的实名核验窗口期，再决定是否采取停机等限制措施。然而，梁秋毫的手机号在收到提醒短信后，仅1分3秒便被直接停机。

这一点已被法院采纳。法院在判决中强调，运营商不得随意扩大限制措施的适用情形，必须确保履行充分、明确的提醒义务。

近期，独立通信分析师付亮也在网上撰文提出优化意见。他认为，运营商在反诈流程中不应“轻易下判定”，除非警方或反诈中心明确认定，否则运营商不宜直接停机，而应遵循更审慎的梯度式处置流程：先提醒，再限制外呼，最后才是全停。一旦号码被暂停服务，运营商有义务提供便捷、可远程完成的复核通道，而不应要求用户必须回归属地办理。

如果这些问题得到改进，至少号卡的复通效率能大幅提升。正是困在“回归属地办理”这一要求上，在西藏，倒霉的李敬前后折腾了11天，直到他把遭遇分享到网上，引发大量讨论，运营商才为他开通了异地办理的通道，并公开道歉。

整个过程积攒下太多失望与愤怒。李敬说，由于无处求助，他先后多次报警，但无论是警察还是营业厅客服，都反复向他确认同一个问题：是不是搞诈骗去了？这让他觉得屈辱。为了自证清白，他甚至主动去了当地的反诈中心说明情况。

而小雨，那个留下外公号卡作为纪念的女孩，停机两个多月了，还在苦恼如何复通。去世的老人无法进行实名认证，为了留下那串号码，她跑了营业厅几次，始终没找到其他可行的办法。“只能安慰自己，这件事是强制让自己不再去想外公的离世，才发生的”。

（应讲述者要求，李敬、小雨为化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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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里没有新故事。

如果你已经有一个孩子，给你多少钱，你会愿意生二胎？五十万？一百万？那三胎呢？又是多少钱？

中部某省M市给出的金额是：二胎96300元，三胎165100元。

这些生育奖励并不都是现金（尽管当地政府在宣传中常计算奖励总额）。钱将通过两种形式来到你手中。一种是流通货币：二胎、三胎的育儿补助、一次性奖励金等费用总计36300元、45100元；另一种是房券：二胎、三胎分别可以得到价值六万元、十二万元的房券一张。房券占据奖励总金额的62%、73%。

关于奖励的效果，M市有一份答案：2024年，这项生育鼓励的政策落地，该市新生人口较上年增长17%，八年来首次由降转增。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篇文章被同步挂在政府信息网上。

在正常情况下，肉身是个人意志的载体，生育尤其如此——它只能由个人主动发起，由母体独自孕育，并最终娩出新生儿。这一过程无法被任何人替代，也无法被外力介入、更改。M市卫健委负责该项工作的领导显然理解这一点，他曾对媒体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

生育鼓励工作之难，正难在任何政策都无法违背当事人意愿，往女性的子宫里塞入一个孩子。2021年放开三孩之后，全国不同地区都曾有过一些尝试。攀枝花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生育二孩、三孩家庭，每月500元补贴，共发放三年），但新生人口数据并无明显变化，此后几年，有其他城市做出尝试，也收效甚微。M市不是第一个生孩子发钱的城市，但却是成绩最亮眼的一个。

外部的政策真的可以影响个人选择吗？成功的为什么是M市？带着这样的疑问，我们来到M市小坝镇的三桥村，这是一个最典型的中国村庄，全村共有445户人家，一半人口已经外流，村子并无支柱产业。我们试图从这样一个村庄的执行中理解，政策如何打动人们。

但最后，我们唯一能确定的是，这里没有新故事。村干部在上级考核下想尽办法完成任务。村民们则大多表现得事不关己，如常生活。至于那些真的生下了孩子的女人们，她们的重要有别样的体现方式：从怀孕起，她们的各项私密数据被询问、登记：末次月经时间、预产期、出院日期、孩子吃母乳还是奶粉。而当一个女性想要打掉肚子里孩子，那就是她最受到重视的时刻。

两个正面典型

三桥村的苏芳一家很忙。2024年12月，她生下了第三个孩子，为此苏芳和丈夫得到了8100元一次性生育鼓励金、每月育儿补贴一千元、价值12万元的购房券，还迎来了领导的慰问，媒体的采访。这一年，三桥村诞生了6个新生儿，其中有两个是三胎，苏芳的孩子是其中之一。

奖励和关注给苏芳一家带来新的烦恼。暑假期间，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领着十几个人蜂拥而来，有记者也有领导。第一次，一众人都空着手来。第二次，街道办的工作人员问丈夫李亮：“是不是空着手你不欢迎我们？”隔几天送来东西。回答问题时，苏芳按街道办工作人员说的，“问什么就答什么”。记者问她，三胎补助多少？有没有拿到？什么时候拿到？拿到高不高兴？高兴，苏芳回答。她心里知道，“发表这文章，主要目的就是（宣传）政策。”

后来她在今日头条刷到过那篇写自己的文章，记者写错了村子的名字，也写错了苏芳的孩子是几胎。这样的队伍苏芳接待过两次，之后再有媒体找来，她一概拒绝。

孩子的爸爸李亮则纠结于房券是不是真的有用。他去不同售楼部问过楼盘价格，想用房券买来房子后再过户给其他人。销售无一例外先问他是否持有房券，李亮因此怀疑销售根据房券金额虚报高价。他还试图把房券转让出去，给这张价值十二万的房券打了折，定价几万块，但无人问津。李亮和村委会的人聊天，抱怨“我始终怀疑这（房券）是假的。”

实际上，苏芳生下三胎和奖励政策并无关系。她意外怀了孕，不想要，但李亮想要，“我们天天为这个孩子吵架”。他们的前两个孩子都是女儿，李亮一家都想要一个儿子。知道苏芳怀了三胎的人大多劝她去检查孩子的性别，她也考虑过，如果是女儿就拿掉，是男孩儿就留下来。但她没有这样做：现在赚钱这么难，（孩子）总是要拿掉的，何必再花钱？她一直犹豫到孕中期，李亮变得很规矩，每天在家做饭。她不再想打胎了。苏芳问过李亮：如果还是女孩儿怎么办？李亮长叹一声：那就是我的命。

苏芳家门口的衣架上，晾着小婴儿的衣服

三桥村不远处的南洼村，还有另一个生孩子的正面典型——带头生二胎的村支书孙浩。

媒体报道中说，“他多次做妻子工作，宣传家乡建设成效和未来良好发展前景，最大限度地消除其后顾之忧。”

2024年，根据公开报道，整个M市新生人口1049个，同比增长17%。当地媒体称，M市用政策“钥匙”打开了生育之锁。这1049个新生儿中，三桥村贡献了6个，南洼村贡献了2个。

在南洼村的村委会，我见到孙浩。他接受采访的经验比苏芳更丰富一些：从小孩出生两个月起至今，共有四次。每次问的问题都差不多，他感到疲倦，以至于我见到他时，对于每一个问题，他都说：忘记了。

孙浩的妻子怀二胎也是个意外。那时，她刚辞职，打算换一份新工作。妻子问孙浩，要不要把孩子打掉？他不置可否，也不觉得紧张，“打掉了就打掉了”。

当地媒体来问他：决定生孩子的当时是什么想法？生完孩子之后怎么样？孙浩含混地回答：没什么想法，生孩子……我没得想法。

我问他，“但新闻写，你就是为了政策带头小孩？“

“它说是，那就是了。”

我没能见到孙浩的妻子，无从得知她当时经历了什么。她对“媒体采访”更加不耐，听说我“想聊两句生育鼓励的事情”，在电话里干脆地回应：没时间。

两个妇女主任

蓉姐是三桥村的妇女主任。鼓励生育的政策是2024年春耕时节传达下来的。三月底四月初，镇卫健办通知各个村的妇女主任们开会，蓉姐学完会议精神，领着海报、横幅和任务回到村里，再把这些“物料”张贴在村委会办公室的外墙上、村公告栏里、十字路口旁，以及部分村民的家门口。

这些海报上都画着类似的场景：一对父母，三个孩子。最大的孩子是个女孩儿，第二个孩子看不出性别，最小的男孩儿在父亲怀里，留着和爸爸一样的小平头。一家人在舞狮，红艳艳的，在他们的头顶上，写着六个金色大字：“人多多，福多多。”画面风格像是AI生成的。

三桥村村委会外墙，破损的宣传海报，发放补贴的银行卡被称为“生育荣誉卡”

妇女主任是生育鼓励工作的主要负责人。苏芳的三胎就是由蓉姐发现、上报的，整个孕期，蓉姐按月提醒苏芳做产检。2024年12月，苏芳剖腹产生下一个男孩。

三桥村是个中等规模的村庄，全村445户人家，近一半已经外流。要在这里找到一个孕妇并不容易。蓉姐的工作诀窍在于观察力、记忆力、人脉，以及绝不争先、只求保底的工作态度。

一次，远远瞥到某一户人空置在村中的房子办喜宴，没有被邀请的蓉姐第一反应是“今年结婚，明年大概率会生孩子”，从而四处打听其电话号码。见某家的老太太突然不在村中，蓉姐便与老爷爷闲聊一句：“婆婆上哪了？”

“照顾孩子去了。”

“生二胎啊？”

“有想法，总不过看他们（孩子）吧。”

蓉姐记下了，之后与相熟的人打听：他屋头有孩子没有？没有把握之前，她不会给当事人直接打电话。

此外，消息也靠口口相传。蓉姐有个姑姑，六十多岁，与她同住在三桥村。接到这项工作后，蓉姐悄悄叮嘱姑姑：“关注好外头的新闻啊，要是哪屋里有啊，就跟我说。”姑姑也不负所托，她带来六队一户人家的好消息。现在，别人家的好消息也成了蓉姐的好消息。

妇女主任的另一个重要任务是宣传政策，但蓉姐并不擅长游说。她通常拿着宣传册照本宣科，再委婉打听两句对方是否有生育意愿，倘若对方表现出摇摆心态，她便多说几句：有补贴总比没有强，想生就趁着有政策的时候赶紧生。谈到生育鼓励这项工作，她最常说：那别人不生你还能逼着人家？

小坝镇国道上空的宣传标语

同为妇女主任，蓉姐佩服隔壁陈庄村的敏姐。陈庄村是2025年镇上新生儿增加人数最多的村子——14个，超额完成任务（原本的考核指标是11个）。因为出彩的工作成果，敏姐接受过领导表扬，还曾向大家分享工作经验。

敏姐爱笑，待人热络。通常午饭或者晚饭后，外出的村民们都已归家，正吃饱喝足溜达消食，敏姐便拿上一沓宣传册，也转悠出去，遇上熟人就招呼：国家现在有鼓励生育的政策了，生孩子有奖励！

很快有好奇的村民凑上来打听：搞么子？

xx，快让你家媳妇生孩子！敏姐抽一张宣传册递给对方，半开玩笑地说道。遇上家里只有一胎的适龄对象，便委婉打听两句：你们家也只有一个小孩，有没有考虑哈？

敏姐劝说对方的主要技巧如下——

如果长辈很希望再添孙子，但年轻一代对生孩子不置可否，就从长辈入手：现在让他们生孩子，你还能帮他们带得动，政策也不是一直都有的。

如果年轻一辈有意生育，但对孩子的看护、抚养能力有顾虑，敏姐就多鼓励：不要看当下，要看以后，有了孩子你们也有努力的动力。她用自己举例子，两个孩子相差十五岁，生二胎时公婆年事已高，不仅帮不上忙，反而还需要她来照顾，但如今儿子走了，自己还有小女儿陪在身边。对老年人则强调多子多福，小家庭在困难的时候，长辈资源应该适当倾斜。

对女性，话术更是五花八门：生二胎对女性身体好，可以防止乳腺、子宫疾病；对孩子个性好，独生子女更容易个性跋扈、自私。

“独生子女容易个性跋扈”的论调，我在不同村干部口中都曾听说。后来我得知，这个“论据”来自各种培训大会。

2024年政策落地以来，培训会常常召开。有时是镇里，有时是市里，有时是卫健系统培训，有时是医院专家来开讲座。怀孕对妇女身体好、对孩子个性好的论调，就来自其中一场。而这场培训具体是谁在什么时候举办的，敏姐已经记不清，左右是“专家在讲”。

不仅如此，培训会还向落实工作的村干部们解读政策。敏姐记得培训会上提到的一组数据：2023年，本市新生儿只有六千人，死亡人口却达到了一万二，照此情况发展下去，M市很快就会成为一座空城。

根据研究，人口降低确实会给经济发展带来直接的影响。2015年，经济学家周天勇研究经济发展与人口发展的关系，发现二者是两条走向一致的曲线，但前者错后后者二十年。这就意味着，二十年前人口增、降，决定二十年后经济增长或者萧条，两者呈正相关。而一旦一座城市成为一座空城，由人所创造的“社会文化”“经济形势”，都失去了讨论意义。

显然，敏姐从专家“空城”的描述中理解了工作的紧迫性。但听起来，她的方法并无特别之处。我问蓉姐为什么陈庄村生育数据好，她分析说，“她结交能力蛮强。再加上她打牌……工作能力也强。”

但我觉得这也不是决定性因素，便随口猜测：“她们那个村人多吗？”

不想蓉姐竟然真的点点头：“嗯。她们那个村是合并村，原来是两个（村）。”

全镇各村排名中，除了陈庄村，有另一个村成绩也相当耀眼，但蓉姐并不佩服那个村妇女主任，甚至有点讨厌她。蓉姐说，那人会在群里向领导邀功，说自己“电话都打爆了，打停机了。”领导布置工作，要求五天完成，她两天便汇报。蓉姐讨厌这种积极。

蓉姐的指标

今年三月的某一天，蓉姐突然收到镇卫健办领导的微信消息——有人在市医院检出了三胎。消息包含着孕妇末次月经时间、头两胎生育情况等信息，末尾缀着领导的指示：给这位妇女做工作，动员她把三孩生下来。

从执行生育鼓励政策开始，孕妇就是完成每年生育指标的决定性要素，而一个孕妇最重要的时刻，无疑是她决定打掉孩子的时候。

蓉姐对这户人家的情况了如指掌，他们住在三队附近，家里已经有了两个男孩。她想着，现在生两个男孩好大压力，怎么还可能生三胎？她回复一个“收到”，将事情放了两天。第三天，蓉姐托会计帮忙打听。会计打去电话：听说你屋头那个又怀了？对面答：有是有的，不过已经拿掉了。会计听罢，回应一句：现在有鼓励生育了，你生了有补贴了！

电话那头声音大了起来：奖好多钱呐？是奖一千万呐？奖五百万我都不生！紧接着，电话挂断了。

某村委会广场外墙的右上角，写着镇鼓励生育办公室的宣传语：“早生得实惠，晚生就后悔”

电话挂断第二天，镇领导发来消息询问三胎的情况，蓉姐如实相告。没有任何回复。领导的不满持续到了下一次开会：有些村里，明明三胎已经怀孕了，又不珍惜。要是你们多努把力，多做份工作，说不定人家把它生下来呢？

没有点名，蓉姐就坐在全镇二十多个妇女主任中间默默地听，蓉姐把领导的态度理解为对三胎典型的热情。她觉得领导“奇葩无聊”。此后又有几个村子陆续出现打掉三胎的情况，镇领导亲自登门去劝。当然对最终结果毫无影响。怎么可能？蓉姐理解那些女人，换做是自己，她也不会生。

蓉姐有两个孩子。2011年，她生下二胎，是一个小女孩儿。当地有句俗谚，“孩子是带着口粮来的”，意指孩子自己带着福气和饭碗，一定可以养活。但这个孩子带来的是一万元的罚款。交了钱，她才能上户口。蓉姐家凑了七千块钱，托人说情，希望计生单位通融，没谈成。七个月后，为了躲避频频上门催收的人，她离开村子投奔外地工作的丈夫。又过几个月，蓉姐一家被起诉到法院，罚款金额从一万变成两万多。此后，她彻底断绝了交罚款的念头。辗转几年后，蓉姐最终留在村里照顾孩子。

我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过去几乎都曾在外打工或做生意，最后为了照顾孩子，就近找了“妇女主任”这份工作。

蓉姐的二胎成了黑户，好在她从小身体健壮，不大有需要身份证号码的时候，三岁后上私立幼儿园，也规避了没有户口本的问题。直到2015年底政策放开，小女儿终于不需要交钱也可以上户口。

如今，孩子已经上了初中。每天早上，蓉姐五点多起床，帮孩子准备早饭，把孩子送到学校；晚自习后再将孩子接回。在第一节课与晚自习之间，她和发小一起吃早餐，去市场买菜，或者工作。除此以外，她大多待在家里。

2024年，蓉姐的工作任务没完成。尽管当地卫健委相关领导在公开采访中表示，“人口工作是一门科学，不是凭想象做的，更不是你想生多少就生多少。”但实际执行过程中，这项工作仍有考核指标。2024年隐形的指标是，各村新生儿数量不得低于上年。六月底，这一年的摸排结果出来，三桥村只会有6个新生儿，比2023年还少了2个。（孕妇怀胎十月，下半年怀孕的人无法在年内生产，也就无法计入当年的数据。除非运气好，有人在外地早已怀孕或者生孩子。）

这一年的七八月份，是蓉姐最焦虑的时候。镇里的计生会上，领导点名批评未达标的村子：看看你们去年生了几个、今年生了几个，是不是宣传还不到位？有没有动员一切可以动员的力量？是不是还有没摸排出来的数据？自从政策落地以来，计生会经常召开。这项会议没有其他议程，只讲数据。各村妇女主任人手一张单子，23年、24年新生儿数据列成两排摆在上头。领导挨个村点评。

蓉姐感觉丢脸，就像“一个学生天天被老师点名”。可是又能怎么办？蓉姐无奈，也觉得委屈：“生不生又不是我能控制的。去年生孩子的人多些，今年村里能生孩子的人自然变少。”

三桥村废弃的民居上，写着鼓励生育的宣传口号

2025年，蓉姐的运气变好，新生儿指标虽较去年增加一个，却早早完成了。稍有不确定的是，其中一个孩子的父母早已将户口迁出本村，孩子也跟着落户外省。

按照政策规定，只有新生儿落户本市的家庭，才能算作本市新生人口，领取生育补贴。但在去年，有村子上报过落户本省其他市的小孩，也算了数。村干部对此有种普遍的解释：“根儿是我们村的”，因此可以算成本村工作数据。

实际上，村干部的数据是否有效，由镇里决定。所谓的“根”，是村里完成指标的弹性空间——假如一个村民落户其他城市，但同意妇女主任在本村给新生儿建卡，那么本村指标便又完成一个，也即本镇生育指标又完成一个。区别只在于，这户人家无法领取本市生育补贴。

但落户外省的情况此前并未出现。蓉姐请示镇里领导：这种新生儿落户外省的情况能不能算？领导回：先报上来吧。她按领导的意见上报了。镇里最终会不会算这个孩子，蓉姐不知道。

敏姐的数据

有一天，我和敏姐一起待在她的办公室里，听到她和一个产妇打电话。她询问产妇术后恢复情况：“现在是母乳喂养还是混合的呢？”

“吃奶粉，全部奶粉。”

“全部奶粉？”敏姐重复一遍，语调有些犹疑。

对方加重语气再次笃定：“对，全部奶粉。这样方便更换照顾者，就不用一直缠着妈妈。”

“对对对，谁都可以照顾。”敏姐赶紧笑着附和，随后声音放轻了，“那母乳的话，你是怎么处理的？”

“吃下奶药。”产妇语速急促起来，像要解释自己的选择，“因为我还要管大的，我要是喂奶的话，就没法睡整觉，情绪不好会对老大很有影响的。”

敏姐点头：“现在奶粉反正基本上营养也都供得上。”随后继续问起新生儿出生体重、是否打各项疫苗等情况。这通电话最终以敏姐提醒产妇按时复查结束。

敏姐的办公室墙面

这样的电话，敏姐要打很多通。妇女主任需要和村里每一个适龄妇女（通常是40岁以下）建立联系，掌握她们的婚姻情况、生育情况，如果有人怀孕，这样的沟通还会更细致、私密。例如，她们需要打听到这些女性的末次月经时间，以便推算她们的预产期。预产期如果在年内，意味着这一年全村鼓励生育任务的完成多了一分保障，否则只能算到下一年。

女性生育后，她们必须在产妇出院七天之内回访，掌握产妇的生产方式、胎儿出生体重、健康情况，并最终填进一份表格，拍照留痕，汇报上级，再将纸质文件留底。

掌握母乳/奶粉喂养情况也是工作要求，但敏姐并不知道为什么。根据公开信息，800元、1000元的每月育儿补助，依据的正是奶粉和尿不湿的成本。尿不湿价格浮动较小，奶粉则参考国产产品中等价位。

这一天，敏姐在电脑前忙碌了很久。她先登录一个全省人口监测与家庭发展信息系统，又从左手边拿起一个文件夹，随后将电脑系统里的信息逐项手写填进表格里。

她要处理的数据看上去来源复杂。敏姐填上几格，就停下来，打开电脑里的不同表格、人口信息系统、育儿补贴系统之间穿梭，又或者打开手机翻找聊天记录。有一会儿，她写着写着就抬起头，先翻看手机，随后眼睛向斜上方看天花板，嘴里喃喃：“16号……19号……” （后来我知道她在确认产妇的生产日期）随后眼光继续在电脑、表格、手机之间来回跳跃。

期间，她还接到一位镇上领导的电话，确认某个新生儿是第几胎，应该领多少生育补贴。

在与那位产妇通完话之后，敏姐的工作终于要结束了。她两指在手机屏上快速一滑，截了个图。然后她放下笔，举起手机给纸质表格拍照。最后，她把产妇术后情况、表格图片及视频聊天截图，悉数发到镇卫生院某位领导的微信上。

此时已到中午十二点多，她终于能赶回家去给上小学的二女儿预备晚饭了。不到一小时后，她还要再到村委会开会。敏姐曾坦言，以自己现在的心智，或许当时她不会要二胎，因为压力太大。“但是咱们去做工作，肯定不能把这些负面的东西带给人家，是吧？肯定会给人家宣传一些正能量。”

人心

蓉姐所在的三桥村和敏姐所在陈庄村都属于小坝镇。今年10月，我在这里停留了二十多天，访谈村干部和村民。

到镇上的第三天，我在人流最大的十字路口听到鼓励生育的宣传广播：

M市朋友们，现在为大家播报鼓励生育好政策。2024年4月1日到2027年5月1日，只要在M市民政局结婚的夫妇，不管您户口在哪，都能拿到6万元购房认购券补贴。生孩子更有惊喜……生二孩一次性生育奖励共计6500元，三孩8100元。……这么好的政策，大家赶紧了解起来，抓住机会，为家庭添丁增口，共享幸福生活！

夜色里，甜美的女声突然从高处的喇叭里传出来，不断重复这段话。喇叭下面，骑电动车的居民、低沉轰鸣的重型卡车快速驶离。

镇幼儿园门口，陪小孩玩耍的家长，大多数是爷爷奶奶

在镇上和村里，我见到的普通老百姓普遍对此政策态度不满。老年人关注的大多是生养孩子的花销：养育孩子的物质、人力成本，最终都能换算成明码标价的金额，而政策奖励的钱显然还不够多。

一个老年妇女说：

“我不想要（孙子），我要了，她（儿媳妇）向我要钱，我没得钱！她向我要钱怎么办呢？”

“（补贴）那太少了，要生一个孩子，起码得20万。你奖我20万，我就给你生个孩子了，是不是？”

一个老年男性说：

“你看现在一个小孩扶起来要多少钱？从小孩出生到大学最少100万。政策说的是鼓励好多钱，奖励好多钱？能不能（给）这些？”

我也尝试和育龄中的壮年人聊天（每一个家庭都有二胎），他们则更加漠然。有人笑着回答我：（我都生了）两个了人家还鼓励？有人则充满戒备，冲我连连挥手：没听过，我不知道。我已经有两个小孩了，我什么都不知道。我大孩子十几岁了，还有什么二胎三胎的事情？

或许也因此，找到孕妇显得困难。根据上级要求，妇女主任（及村委会其他干部）需要给全村人打电话摸排信息、宣传政策。蓉姐还曾被镇领导叫去现场办公，与别的妇女主任一起打电话。几乎没有任何效果。大多数人都客气地表示自己没有生育意愿，也有一部分人态度更加糟糕，被挂电话也是常有的事。

我问了接触到的每一个村干部：新生儿到底是动员的结果，还是出自生育者本人的意愿？绝大多数人听到这个问题都会发笑：谁会因为几张房券和几万块钱补助就去生孩子？

我也问蓉姐：“你怎么判断，新生儿到底是宣传的效果，还是别人想生？”蓉姐告诉我：就是人家自己想生，现在没有谁能左右别人。

“政策落地后，没有一个人是因为你们做了很多工作，她原本不想生，后来想生的？”

“没有。没有人是动员的，都是有这想法，刚好有一个政策，我们只是以宣传为主，但是你说要我们上门去跟别人（动员），那怎么说，那个不现实。”

这几乎是村干部的共识：想生的自然会生，不想生的动员也没有用。生育是家庭内部的事务，难以被外部力量影响。但正如蓉姐某一个间隙的感叹：“没办法，工作还得做”，对于这项工作，村干部们的另一个共识是：“政策怎么说，我们就怎么做。”

顺其自然

来到村里的第六天，我收到镇计生办、宣传统战部、妇联主席杨主任的好友申请。她正是镇上主管生育鼓励工作的领导。我们约定下午三点钟在她办公室见面。二十多平的办公室里摆着两张办公桌，一进门，杨主任就在她的办公桌背后招呼我。

杨主任看来三十多岁，头发结成一个髻垂在脑后，嘴唇有些爆皮，声音也有些沙哑，说话一高声就破音，看来有些憔悴。她问我的名字，问我毕业的学校，问我现在的职业、就职的单位。我一一回答，她则不住动笔，我猜想是在记录我的信息。不多久，同屋的年轻女孩回来了，给我拿来一杯水。我接过水，她没坐下，反而掏出手机拍照。见我有些诧异地回头，两人纷纷解释：就是工作需要，不会公开发布的。

搞清楚我的来意后，杨主任表示我想知道的一切都可以在新闻上看到。她向我总结鼓励生育工作的关键：常态化宣传。“像意识形态一样的，默默地潜移默化地改变人的一些思想。”“之前的计划生育，改变人们生育观念，也是很漫长的一个过程。基本上用了一代人的时间是吧？……现在慢慢的话要鼓励多子多福，那也是要慢慢地来宣传的。”

杨主任还给我算账：生育的三座大山，是教育、医疗、住房。追求教育质量，就需要买学区房，之前学区房不就是这么炒起来的吗？她用本市房价和我举例：每平米均价四千，如果按15%的比例缴纳首付，40万元的房子，按政策优惠可以直接抵消首付。一个无法拿出数十万元支付首付的家庭，在这一政策优惠的帮助下便能够按月付房贷。讲到房价时，她专门补充了一句，起码房价也不再涨了。

但苏芳家的账是另外一本，生下三胎后，以最粗疏的方式计算，每月固定支出至少增加一千多元：奶粉一罐183元，一月四罐，共计732元；纸尿裤每月消费200-300元。这是促销时的价格，一旦活动结束，支出还会上涨。逢孩子生病感冒的意外情况，打针每天固定支出80元。其他零碎支出，苏芳并未专门统计。

为了省钱，苏芳会在直播间和人拼单，买诸如擦脸油一类的日用品。我遇到过一次苏芳拼单：她一手端一个手机，左手在直播间抢下一单，右手便拍下付款页面，发给朋友。她们经常如此操作，一做就是个把小时。苏芳还在抖音发现了赚钱的方法，反复刷广告、点赞，每天能赚十几到二十块钱。从怀三胎开始，她一共赚了三千多。代价是，即便感到“伤眼睛”，苏芳也无法放下手机。

这是和房券毫无关系的一本账，也是大多数村民的账。苏芳的丈夫李亮每天在镇上市场卖鱼，公公婆婆操持农活的同时帮着苏芳带孩子，二女儿在一两公里外的镇幼儿园上学，只有大女儿在市里高中寄宿。生活的重心全在村庄，房券对苏芳一家毫无意义。有村民曾向我嘲讽房券：“现在生孩子的谁还没个房？”更何况，正如杨主任所说，“房价也不再涨了”。接触到的妇女主任们也表示，没有一个因生育得到房券的人最后兑换了这张优惠券。

苏芳家的婴儿床摆在客厅中间，拼单时，苏芳就坐在婴儿床对面的地垫上

我不知道杨主任对这一切是否知情，她困惑的是，为什么大家不愿意生孩子。“有一部分女生（不愿意生孩子），会不会就像有些境外文化入侵，在鼓吹女性的自我权利，或者男女对立，有没有这种方面的思想？”

我反问：“但是生育不是女性的权利吗？”她没有正面回答，继续提起网络上描绘的，女性生育后的压力：照顾小孩、工作，兼顾人情世故。

“那这个问题是真实存在的吗？”我指的是她口中所说的女性的压力。杨主任自己也有两个孩子，是一对双胞胎，正在读幼儿园。

“你说这个，具体存不存在，说实话我也打个问号。”

我不知道她打问号的到底是境外势力，还是她所提到的、女性在生育后的压力。

在镇上的最后一天，我去向杨主任告别时，我们又聊起鼓励生育的工作，她再一次回答“常态化宣传”。就像当年一样，“全覆盖宣传，好多转转角落的墙壁上都写着，‘计划生育是国策’，‘家事国事天下事，计划生育是大事’。”

或许每个人的记忆里都留存着关于那场政策不同侧面的口号。在一些村干部的记忆里，它们是“宁添一座坟，不添一个人”“上吊不剪绳，下河不拉人”。在我的记忆里，则是“农村要想富，少生孩子多种树”。

我问杨主任：“你要不要再带头生一个？”

她努了努嘴，随后有些嗔怪地笑了：“我有两个了，我再生是第三个了。”

“咱们现在不是鼓励三胎吗？”

“顺其自然。顺其自然吧。”她把头偏向一边。

文中地点和人物为化名

五年前，林斐然家在高位买了一套房。至今，房价已经跌了整整100万。

这100万让丈夫难以释怀。婚后，从房价下跌开始，林斐然就与丈夫频繁争吵。这五年内，只要谈及钱，他都会忍不住向妻子抱怨不该买房。

2025年11月，林斐然忍无可忍，登记了办理离婚。

房价“腰斩”后，一些人的生活也随之被“腰斩”了。

在过去五年内买房的群体，多为“90后”，他们在工作几年后，开始陆续步入人生的“下一阶段”——买房、结婚、成家，等等。原以为是进入下一人生阶段的起点，却因房价下跌而背上了债务和重担。

由于跌幅严重，部分高位买房的消费者，甚至需要“倒贴”卖房。即卖房款不足以偿还银行贷款，首付则全部成为泡影。

在持续数年的波动下，房子的价值与定位，以及与生活幸福度的关联，也开始重新被人们审视。

100万，蒸发了

林斐然未曾料到，买房这件对于大部分家庭而言稀松平常的人生大事，会给她的婚姻带来不稳定。

2021年，夫妻俩花180万在合肥买了一套两居室。换房是林斐然的提议，丈夫原本是不赞成的，他希望再等两年，可以一次到位。但当时，他们的第一个孩子已经出生，快上幼儿园了，一家三口还挤在一室一厅的小公寓里。林斐然想着，“反正小公寓也在涨价，不如现在凑凑、借借，首付就出来了”。

在林斐然的坚持下，她和丈夫借来了20万，把100万首付凑齐了。如今，这套房的市价已经跌到了80万，相当于100万元打了水漂。

房价是从2023年左右开始下跌的。也是自那之后，丈夫开始频频抱怨，“他老觉得自己是冤大头”，林斐然说，几乎每个月发工资，丈夫都会抱怨一次，“说觉得我们太牛马了，干这么多活，房子还买亏了，纯种的韭菜。”

可丈夫心里还是过不去，几乎每个月，他都要和林斐然因为房子的事情大吵一架。上班时在微信上吵，下班回家后冷战，冷战几天后又和好，但心结还是在。

今年9月，在一次大吵之后，林斐然着手写了一份离婚协议书，递给丈夫。丈夫看后沉默了许久，说自己不想离，并发誓自己不再提房子的事。后来，两人一起散步，丈夫也会反思自己，“觉得这事情不该揪着不放”。

然而，2个月后，因为丈夫的妹妹要结婚，两人在红包的琐事上又发生了争吵。情急之下，丈夫又脱口而出，“买房亏了200万，你怎么不说？”

林斐然忍无可忍，买房后的这两年，但凡提到任何关于钱的大小事，丈夫都会扯到房子。“因为这个房子的事情，把这辈子最恶毒的话都说出来了，好像我是个罪人，好像没有买这个房子他就要发家致富了一样。”

从谈恋爱到结婚，林斐然与丈夫已经走过11年了。他们都来自安徽小地方，一起在合肥读书、工作，安了家。如今，两人育有两个孩子，大的正上小学。在林斐然的记忆里，从恋爱时开始，丈夫一直是个比较执拗的人，但在没有碰到买房这种大事之前，两人也从未产生过重大的矛盾。

其实，买房压力对夫妻二人的共同收入来说不算太大。如今，这套房的房贷也已经快还完了。两个孩子要上学，住房是刚需，“（当时）总不能不买吧？”

林斐然也感到委屈，当年，买房虽然是她的提议，但丈夫也是在对户型和实际使用率满意的情况下，夫妻二人共同拍板作出的决定。如今，她身边有不少朋友都买在了高位，“但都没有像我们家这么想不开的”。

没有人可以预料未来，今年29岁的金易说，“人没有前后眼”，如果当初知道房价会跌得这么厉害，他一定不会在2021年按揭买下那套商品房。

当时，金易在武汉购买了一套婚房，总价160万，他与父母出资80%左右，女友承担剩下的20%。如今，金易每个月要还款5000元，占工资约六成。

其实加上装修，这套房的总价比他最初预算的还多了约20万。但在当时，“咬咬牙”“够一够”是包括他在内的不少年轻人的想法。买房之后没过两年，他知道房价开始下跌，但他没有花心思专门关注过，“为避免糟心”，在家也不会与妻子主动谈起房价变化。

直到2025年9月，金易偶然得知，一位老同学买了和他同一个小区，总价整整便宜了50万元。50万元，几乎覆盖了金易当年的首付。

2025年9月，70个大中城市二手房价下跌

“我知道房价跌了，没想到跌这么多。”金易感慨万千，他第一次对“50万”有了如此扎实的触痛感，自己不吃不喝要3—4年才能赚到，“一些人挣50万很容易，但存50万可能很难。”

房价浮动带来的变化是方方面面的。金易还记得，当年，他们尝试与中介讲下来一些中介费，但2.5%的中介费，一分都讲不下来。现在，同一家中介机构，中介费直接自动降到了1%。

金易出生于1996年，与女友从大学开始谈恋爱，毕业四五年后，顺理成章进入婚姻。他自嘲，像自己这样的“95后”，根据社会时钟工作、结婚、买房，是最容易买在高位的人。

他想不明白，一直按照社会期待的顺序进入人生下一个阶段，努力工作、生活，为什么在买房这一步，忽然“卡住”了？

被打折的生活*

如今，每个月还完贷款，除去生活必要开销，金易的银行卡里几乎不剩什么钱了。

虽然购房者在签合同时早就知道要为房子的首付和贷款付出多少总额，但来自市场的价格波动直接影响了购房者的生活和心态。

一到还房贷的日子，看着银行卡里的数字骤减，他都会感到一股泄气，“如果我没有买这个房子，我是不是就能过得更自在？我可能就不用太在意工作上的一些吹毛求疵，不那么担心自己会失业。”扣房贷的那一瞬间，金易会短暂地“憧憬”美好生活，但逐渐地，也就不去假想了。

作为大部分普通人一生中为数不多的大宗开销，房价直接影响着一个家庭的生活秩序与计划。金易原本打算刚结婚就买车，但直到最近，他才花10万左右买了一辆代步车。结婚前，他还与妻子计划要去很多地方旅行，如今五年过去，他们一个地方都没去过，“上班不能停”。

过去五年内，在房价骤降，但工资并未上涨的环境下，他与妻子不得不压缩生活成本。

刚买房的时候，金易感到经济形势还算比较好，几乎每个星期，她和妻子都要花300-400元外出就餐，每个月光下馆子就要1000多。如今，夫妻俩几乎不外出就餐，除非遇到很便宜的券。但以前，两人外出就餐几乎从不顾虑价钱，“听说哪家好吃就去吃了”。

也有过一些瞬间，金易会想，要不把房子卖了。但又一转念，“房价都跌成这个样子了，卖掉的话连贷款都覆盖不了。”于是也打消了这个念头。

房子亏损180万后，卖还是不卖，也让30岁的王凡凡陷入了两难。

2019年底，为了方便孩子上学，王凡凡在南京买了一套300万的房子，首付90万，贷款210万。前两年，她与丈夫每个月要还一万多元房贷，这两年虽然利率降了，月供依然有9500左右。

五年过去，这套房的总价却足足跌了100万，“再加上这五年多的各种利息和搭进去的钱，卖的话至少亏损180W，资不抵债，还没有去处，但不卖的话根本扛不住了。”

180万平摊到生活里，是实实在在的“巨款”。以前，王凡凡很爱逛街买衣服，现在几乎都要“等换季实在没得穿了”，才去平价的电商网购打折品。以前，她也偶尔会外出“下馆子”，现在彻底成了“厨房钉子户”。节假日想带孩子出去旅游，也会被门票价格劝退，最终一家人只去了免费的公园和爬山。

随着房价越来越低，王凡凡感受到切身的压力越来越大，“每天一睁眼，满脑子都是那近1万的房贷数字，晚上根本睡不着，真怕哪天失业了，房子保不住，这么多年省吃俭用的苦都白受了。”

2025年10月，王凡凡终于下定决心，将房子挂牌出去了，出售价格比贷款总额还低。

高位买、低位卖，可能会导致这样的情况出现：卖房款总价还不及贷款数额。临近2025年底，广州的中介小羊就开始接触一些“倒贴卖房”的业主。房价高点时，一名业主买了一套500多万的学区房，贷款360万，如今，却仅以310万卖掉了。

2022年，为了结婚，卢申在上海按揭买了一套总价600万的小两房，首付200万，月供差不多2万。2024年底，同小区同户型挂牌价降到近400万的时候，卢申被公司裁员了。

那时，孩子已经出生，房子不能卖，生活不能停，全家人的压力砸到了卢申一个人身上。“每天一睁眼就是几百万负债”。每个月，贷款雷打不动地扣，“存款像流水一样迅速见底”，卢申几乎存不下来钱。

他一度陷入抑郁，常常晚上要醒来三四次。想过无数条出路，要么索性断供，等法拍，要么“一了百了”算了。

最让卢申懊悔的，是自己当初对未来形势的预判。买房的时候，为什么就能那么笃定“自己将来能一直月入3万以上？”

与自己和解

2019年，柯燕和丈夫在苏州买了一套房，总房款160万，首付50W，贷款110万，商贷利率为5.8%。当年，房地产还处于上升市场，柯燕他们买的小区比较抢手，自开盘始就不让用公积金，他们只好选择纯商贷。

当时，夫妻俩在上海工作，但暂时没有上海购房资格，“我们想着等有上海购房资格了再卖了苏州的房子，去上海买。”柯燕自己就是从事房地产行业的，她刚买房那两年，整个行业的形势不错，每个月工资能达到3万元人民币。这两年，她的月薪降到了2万出头。

2019年到2020年，房价短暂上升了一阵子，但紧接着就开始慢慢下降。到了2025年，小区里与柯燕家同户型的房子售价已经降到了95万。虽然月供已经从最初的6800元降低到了现在的5200，且两人已经还了40多万贷款，但时至如今，他们还欠着银行98万本金，足以抵一套房，“也就是说只还了12万左右的本金。”

柯燕算了一下，“哪怕现在把98万本金一次性还清，也亏了70多万。”70多万，足以在柯燕的老家洛阳买一套小两居的新房了。

“一开始我们没在意，觉得可能有人急用钱出手，后来房地产崩掉，越降越多。”柯燕只能用自住房安慰自己，但还是常会忍不住想，“如果当时没买房，现在就可以买位置更好、面积更大的了。”

高位买房的人，最初无一不是为了更幸福的生活。如今，也只能用生活本身告慰自己，人漂在城市里，对一个家的需求，不是一个应该被否定和反省的需求。

2019年底，30岁的陆鹿也在深圳按揭买了套房子，总价200多万的一室一厅，贷款100多万。当时，她手上有一笔钱，纠结要去读研还是买房，但如果要读研，就不得不放下现在的工作，她选择了买房。

毕业后，陆鹿一直在深圳工作。拿到房产证的一瞬间，她感到自己终于在这座一线城市“扎了根”。当时，陆鹿满心以为，“这会是我的增值资产，是我个人能力的证明。”即便，买下以后，那套房一直没有用来自住，“只是觉得这件事做完了，好像自己成功了一点。”

没想到，紧接着房价开始下跌，如今，陆鹿那套已经跌到了100多万。这两年来，陆鹿所在的公司项目也持续亏损，裁员不断。陆鹿虽然暂时没有遭遇裁员危机，但一股对未来强烈的不安感始终笼罩着她。2025年7月，她还结束了一段12年的感情，生活陷入低谷。

一切被外部因素打断，但亲友仍在建议她“赶紧结个婚，生个孩子就好了。”陆鹿感到无奈和苦涩，如今，36岁的她已经放弃“按部就班”过这一生的执念了。好在，她已经还完了贷款，如今，她将自己的房租了出去，月租金是2000多元，恰好可以覆盖她自己在公司附近住的租金。

她并不后悔买那套房子，租房多年，陆鹿从未买过自己喜欢的家具。住所完全没有自己的意志，这会让她明确感受到，自己对这座城市的归属感是不足的。

2021年，23岁的房产销售姜影用自己攒下的第一桶金，在广州郊区买了一套“远大新”，总价130万，按揭92万。如今，4年过去，房价跌了一半，姜影的房子仍然闲置。如果卖掉，不仅首付得全部亏掉，还会背上另一笔负债。

但姜影已经能充分与自己和解。当年，姜影原本在买房与买车之间纠结，如今回想起来，她反而觉得不买车更好，“如果买了喜欢的奔驰C260，肯定会经常出去玩，停车费也贵，可能几年留下来的只有一部打折二手车和并不多的存款。”23岁的时候，姜影的存款有了快40万，她知道，根据自己的性格，如果不买房车，这些钱一定会用来吃喝、旅游，“或是被人借走”。

姜影的心态如此得到了平静，“虽然没有吃上红利升值暴富了。但是让我在消费观上有了质的飞跃——勤俭节约。”

买房这件大事，也让金易感到自己终究被迫成长了许多。约在24、25岁的时候，他时常憧憬着未来会更好，“感觉网上那些‘35岁危机’之类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短短三五年过去，他感到变故随时可能在明天到来，曾经网络那些焦虑在普通人身上的影响，他也在工作中扎实地感到“与自己越来越近了”。

他发现自己从一个“随心所欲”的人变成了会精打细算的人，会精密地计划生活的每一步，尽量都不出差错。不过，他想，如果真有一天丢了工作，命运留给自己的唯一选择，也不过是继续找下一份工作，然后继续打工，“反正也不可能说让自己停下来”。

境外账户开户的英文是 account opening，其中 opening 一词既指“账户开立”，也暗含“开启海外机遇”的意味。过去几年，随着出境旅游、跨境电商、副业结算、海外理财等需求上升，加上美元等外币存款利率明显高于内地，办境外账户在不少年轻人中一度成了“热门项目”。各家银行的开户预约量持续增加，有的针对性业务成功率甚至被形容为“比抢热门演唱会门票还难”。

2024 年，香港主流银行个人境外账户平均办理时长在一到三周，部分面向中小企业主的商务账户开户成功率只有30%。多数账户仍需要本人亲赴香港，准备并提交大量证明材料。对没有特殊渠道、也无法频繁往返香港的普通人来说，连续申请两次以上被拒并不罕见。

门槛之下，没有特殊渠道的人开始寻找各种“窄门”：尤其是那些无法频繁往返香港甚至国外的人，调动一切可以动用的资金去凑够门槛，小心翼翼地规避被系统审核为洗钱风险。好不容易拿到账户，又不得不承受最低结余与管理费的长期压力——困在境外账户里的，以及困在办理途中的，各自都有自己的围城。

文｜oscar

编辑｜oi

费劲巴力地开户

颖姐自嘲为普通“单未”上班族（单身未婚上班族）。专业技术岗位工作近十年的她，月收入在1.3万上下，这在东北已经算不错的水平。但为了多些收入，仍每周加班超过15个小时。她说自己是极度缺乏安全感的一个人，尤其是靠上班赚来的钱，好不容易攒到了39万时，这种不安全感反而多了：“就怕贬值”。

小红书博主的宣传吸引了颖姐。她记得那时内地定存才 1.1%，境外银行能到 3.2%，部分中小银行能冲到 4%。“比内地香太多，这羊毛不薅白不薅呀！”

她连续在小红书刷了快一个月的“境外存款攻略”，被洗脑一般决定要办个境外账户。她已经见过太多同事或同学突然被优化，总担心自己哪天也轮到自己，“越是多攒点钱，心里才越踏实。”

小红书上的利率帖子

颖姐打算以全部积蓄39万，撬动一个“通过储蓄让资产升值”的机会。来自小红书的“显著利率差距”让她盘算，把钱换成美元存到境外账户，就能拿到更可观的利息回报。

严格来说，这种选择并非常规意义上理性的抗贬值方案。根据颖姐自己的介绍，她认为虽在小红书上有博主说国内定期利息1%，境外银行的美元定期可以达到3-4%，其实更多的是自己基于当下跨境利差做出的个人判断。颖姐猜测这中间的利息差额是当时美联储政策的缘故。“这还不是说变就变的？”她担心再等半年利率下调，就错过了这个高息机会。与其说她忽略了人民币兑换美元的金额限制和汇率，不如说她认为存到境外账户等同于存入了美元。这样细分的知识对于普通人来说需要一些精力去消化和理解。而颖姐当时按照美元定存利率计算，“差不多可以赚到一万。”这对普通工薪族来讲，是有诱惑力的。

可真动手办，麻烦却跟着来了。内地分行的柜员告诉她，想开通境外账户，得先在这边开个内地账户，得存够50万，至少放满3个月，才能作为“资产证明”。当时颖姐的钱分散在三家银行的定期，有的还没到期，可她怕晚了“高息窗口”就关了。只能请假跑银行，为此还扣了200块全勤奖，心疼得她好几天没舍得拼车，宁可多走20分钟路赶公交。

为了把39万存款都取出来，颖姐前后折腾了约一周的时间。在三个银行里，最高的存单是一笔10万，最少的则是一笔2万。她一边跑网点、一边挨个提前支取，尽量把损失控制在最少的几天利息。等到钱终于“归拢”到一起时，她粗略算了算：提前支取带来的利息损失，再加上几笔跨行转账一共一百多块的手续费，让她“心里直抽抽”。更要命的是，就算这样折腾下来，还是差了 10.2 万。

银行操作页面

考虑到亲友一时凑不齐大额资金，变现其他资产又要承担折价损失，她开始打起了小额贷的主意。当时颖姐所在的单位和中国银行有合作，可以享受3.1%左右利率的的小额消费贷。她算过，小额贷的月息成本远低于境外存款的预期收益，且计划等3个月存款门槛达标、境外账户开户成功后，就用存款收益一次性结清贷款。可这样精打细算得来的钱，在夜深人静的时候又成了新的焦虑来源——“万一失业了，这贷款可怎么还？互联网打工仔真的没安全感啊……”

好不容易凑够了钱，她以为接下来就会顺利下来，开户时却又卡了壳。因为没有外贸合同、学费通知书等“硬凭证”，银行开始质疑她资金来源的合法性，问得很细。颖姐只能一遍遍解释自己的工作经历：从大学毕业就一直在这家公司上班，平时也就炒炒股、买买基金，希望靠定期多赚点利息，“只要不亏，能多点就是好的。”加上这些年基本不会专门跑一趟香港，她更希望能在自己生活的城市，把账户问题一并解决。

又等了四个月，境外账户终于批下来了。颖姐兴冲冲地打开邮件看条款，越看心越沉。她开成了“高端账户”，得保持百万港元等值资产，不然每月要扣380港元管理费，折合人民币338块，一年下来就四千块。她赶紧按2024年12月的汇率换算，50万人民币约合54万港元，距离“高端”门槛还有很长一截；但如果改成普通账户，利率又完全不一样。她忍不住算账：从换汇、跨境转账到各种杂费，每一笔看似不起眼的损失，都会一点点吃掉本就不大的收益。“这不是左右为难吗？”

更让她犯愁的是那笔小额贷，一年后就要到期，当初选的是 “每月还利息、到期还本”，她原本计划用存款收益还本金，可如今一看，要是先把那十多万本金还掉，境外账户里就只剩下最初的 39 万人民币，不论维持哪种账户类型，交管理费几乎是肯定的；若转为普通账户，收益又会明显缩水，“怎么算都不划算。”

夜里躺在床上刷小红书，突然刷到好多“美元存款翻车”的帖子。更让她忐忑的是，她听说个人每年境外资金转回境内只有5万美元额度，万一急用钱转不回来可怎么办？

小红书上可见的“美元存款血亏”等主题的帖子

她抱着手机给闺蜜发消息：“宝，我好像踩坑了。”

发完消息，颖姐望着天花板，心里满是无奈和焦虑。“要不还是逐步转回国内账户吧？可这么折腾得到的海外账户就白费了。不关的话还要交管理费，得不偿失。”颖姐左右为难。最初心心念念的境外账户，在此刻成了鸡肋。

莫名其妙被关户

在亚马逊开店的陈胖胖，是曾经有过境外账户的人。

陈胖胖喜欢编织，2020年困在家中，她试着编织帽饰，做多了就挂到网上买。家人给她出主意，“你做的都是平安扣、中国结，估计老外感兴趣。”于是她抱着搂草打兔子的心态，申请了亚马逊小店。

陈胖胖早期的亚马逊订单页面

起初，网店生意并不火。那些她编织的帽饰偶尔卖出一两件，带来的成就感，比每笔八九美元的收入更重要。下班后，她常戴着耳机，一边刷剧一边织毛线，觉得充实又惬意。

2023年，她刷小红书看到一篇“香港境外账户开户攻略”，博主说亲自赴港开户能直接接收亚马逊回款，零手续费。“往返机票加住宿，算下来也比常年交手续费划算”，业余时间在亚马逊开店的陈胖胖，当即定了香港七日游，特意选了廉价的青旅，，把这次行程当成“顺便把账户办了”的旅行。

到香港的第二天一早，在银行取号时，工作人员说“今天号满了”，只好第二天又来一趟才取到号。填表格时，她对着“联系偏好”选项犹豫了下 ——香港手机号是临时买的，她想着开完户大概率用不上，就选了 “电话优先”，没勾选电邮通知，而填写的Google邮箱她几乎没再使用过。只想着省得麻烦。朋友听说后说她，“这是特种兵式开户啊”。

有了海外账户后，亚马逊小店的生意依旧不温不火。本职工作忙起来，网店渐渐疏于打理，有时候一两个月都没一笔订单。“反正也不靠这个吃饭”，她索性把店铺挂在那儿。

直到九个多月后，她突然收到买家消息：“付款被退回了，怎么回事？” 陈胖胖心里咯噔一下，赶紧登录网上银行，却发现账户登不进去。她联系银行客服，对方回复：“您的账户已被关停，原因是长期不活跃且无法联系到账户持有人。”

“怎么会联系不上？” 她急了。客服查了记录：“我们多次拨打您预留的香港手机号，均提示为空号，也发了电邮通知。” 陈胖胖这才想起，临时手机号早就停机了，邮箱是和香港手机号绑定的，想登录也登录不进去。她懊悔地拍了下大腿：“当时怎么就没多留个联系方式呢？”她没想到——一个几乎没怎么用过的账户，也会因为“没用”而被关停。

客服还告诉她，账户开通后只有两笔交易，符合“高风险账户特征”，若要解封，需本人赴港网点办理，还得补缴管理费440港币，折合人民币四百多块。“来回机票就要两千多，还要请假扣奖金，太不划算”，陈胖胖挂了电话，对着电脑屏幕叹气。老公劝她：“算了，重新找个收款方式，总比白跑一趟强。”

她在网上搜了一圈，发现很多第三方平台宣传 “0 费率” 虚拟境外账户，介绍说和实体银行账户功能一样，线上就能开通。尽管后来陈胖胖才知道，开户费、管理费、入账费这些的确没有，可是提现转账的费用甚至达到3%。简直比利润都要高！可当时失去了海外账户的陈胖胖抱着试试看的心态开了户，操作起来确实方便，几十块的货款到账也快，她渐渐放下了心：“我本来就是自己手作，时间花的多而已，毛线啥的成本特低，也没觉得利润受影响，还挺高兴，觉得这下总不会出问题了。”

没想到，她设计的一款复古贝雷帽刚好赶上复古风热潮，突然卖爆。一天内出现30多单。短短一个月，虚拟账户里的货款就累积到2000美元左右。这些收入自动转进第三方平台。“终于能赚笔大钱了”，陈胖胖兴奋地计划着用这笔钱报个瑜伽班，再给爸妈换台新冰箱。可当她提交提现申请时，系统页面上却突然弹出提示——“资金冻结”。

当时销售的爆款

她赶紧联系第三方平台客服，对话框里只收到机械式回复：“账户暂时冻结，请耐心等待。”陈胖胖急了，追问冻结原因、何时能解封，客服始终重复着同样的话，连一句具体解释都没有。“这可是我的血汗钱啊”，她短短半个月就瘦了七八斤。

更糟的是，部分买家因为迟迟没收到货，发起退款申请，平台要求她先行垫付。陈胖胖只好咬牙动用了自己的积蓄，原本就不宽裕的工资被掏空。那段时间，她在单位总是魂不守舍，领导找她谈话，她只能强颜欢笑：“以后多注意！”

陈胖胖想过走法律途径，可平台在国外，她觉得维权成本高、周期长，自己一个普通上班族根本耗不起。她到处打听，有人说 “虚拟账户风控严，容易被判定为异常交易”，也有人说 “这种平台就是店大欺客，只能等审查结束”。陈胖胖每天醒来第一件事，就是查账户消息，睡前还要刷新账户页面。

终于，在冻结后的第70天，系统提示 “可以提现”。当钱到账的那一刻，尽管损失了80美元的手提现转账费，按当时的汇率相当于人民币五六百元。但她已经无暇计较。只是，这笔迟到的钱再也带不来最初的兴奋——她甚至认真想过干脆关掉网店，却又舍不得：“毕竟是自己一点点做起来的，就这么放弃太可惜了。”

如今，陈胖胖陷入了两难。不开境外账户，第三方平台说冻结就冻结，维权无门；开了境外账户，又怕因为使用频率低被收管理费、被关停；更让她担心的是，万一欠缴管理费，会不会影响内地征信。

“早知道副业这么难，当初就不该一时兴起”，窗外的阳光正好，可陈胖胖的心里却一片迷茫：这颗境外账户的 “雷”，到底该怎么拆？

取不出来的钱

“再攒100美元就够1000了，到时候一次性转回国内，刚好能下单新设备。” 

这天临睡前，大联像往常一样登录境外账户，指尖划过屏幕时满是期待。可下一秒，屏幕突然弹出一串数字英文组合报错代码——转账、提现均不能操作，只剩余额查询还能使用。账户里静静躺着900美元，是他熬了无数个夜晚的心血。

大联本是一名合同制美术教师。“双减”前，他曾在培训机构做兼职。2022 年，在美国留学的同学请他帮忙绘制作业，又辗转介绍给几位在美国、泰国工作的客户。每个月陆续会有两三幅插画订单。因为客户觉得汇入国内银行账户不方便，希望直接用外币支付稿费，大联也就加入了开通境外账户的人群。

大联的插画销售入账

一开始，大联以为是自己操作有问题，便重新登录、反复尝试了两次，结果每一次都弹出同样的错误代码。他模糊记得，这个代码后来还变过几次。出于不安，他在网上搜索相关信息，发现多条帖子都提到类似提示“意味着限制交易，需要到网点解除限制”。可作为境外账户，他不知道该去国内网点，还是必须飞到境外网点才能解决。

大联当时还没有觉得这个问题很严重，反正短期内也不急着把美元提出来。他查到的信息里，还有人表示系统有时会自动解除限制，于是他想着“再等等看”，选择先放一放。

系统报错

隔了一周，依然如此。而且大联当时在国外又多了一笔小额的收入，大概在100美元左右。能看到这笔钱入账，但依旧无法转账和提现。

他只好拨打境外客服电话求助。因为语言不熟练，他一边开着翻译软件，一边向客服描述问题。那头沉默了好一会儿，最终只告诉他“查询不到相应代码含义”，让他“务必到网点更新资料”。

大联追问更新什么材料？客服过了半天才说需要更新职业证明。大联纳闷，这个境外账户，和他的本职工作并没有直接关系。自己只是业余时间给国外文章配插画赚到的稿费。

挂掉电话后，他开始在网上到处搜寻信息。很快，搜索结果开始高度集中在一个说法上——“银行系统认为该账户触发了监控风险”。而这样的“风险”，在讨论里往往直接指向洗钱的可能性。一开始，大联只是觉得委屈：自己不过是在下班后接几单插画活儿，怎么就和“洗钱”扯上了关系？可继续翻看资料，他看到有人提到“有可能会被警方调查”，心里的不安渐渐盖过了委屈。

又等了二十天，再次登录账户，发现依旧关闭。而又有一笔大约70美元的稿费打入。每当客户问起是否可以继续付款时，他都下意识想说“不如暂时先别打款了”，可转念一想，这样说既显得不专业，也可能让对方误以为他有经济问题，只好把这股冲动压了下去。

拨打国内的服务热线求助，但客服仍然是同一句话：“请您带上身份证和护照，前往营业网点。”至于要补交哪些材料，对方依旧只提到“职业证明”。

那以后，大联变得越来越焦虑，画画的手也慢慢停了下来。每当坐到画板前，他都会忍不住想起那串看不懂的代码，甚至产生一种“所有努力都白费了”的挫败感。可他又想不明白：自己明明没有做任何违法的事，到底在怕什么？

仔细想过几轮，他才勉强理出一点头绪：他真正害怕的，是一旦去了网点，对方工作人员报警，把他当成嫌疑人带走调查。就算最终证明清白，一旦被单位知道自己在悄悄做兼职，可能会招来各种麻烦——被议论，被领导约谈，甚至被指责“上班时间做私活儿”，留下处分记录。

但这些都没发生，四个多月后，大联的境外账户被自动解除了限制，他又可以存取和转账了。他第一时间把里面积攒了快1800美金都转回国内账户。

账户恢复了，可他对这套系统的信任感，却再也回不来了。他考虑过干脆让对方直接把美元或其他外币换成人民币，汇入自己的国内账户。可新的担忧随之而来：这样做真的安全吗？会不会又被系统当成异常交易，带来更大的麻烦？

大联不知道该怎么办。也许彻底放弃这份兼职，是最省心的选择。可想到这些画都是自己一点点画出来的机会，他又舍不得真正放手。

自证的成本

在颖姐那里，要自证的是“有足够的钱”——她得先拿出几十万存款、再加一笔小额贷款，供银行判断自己有“支付能力”。

在陈胖胖那里，要自证的是“不是骗子”——银行可以因为长期不活跃、联系不上而直接关户，平台也可以以“风控”为由冻结她辛苦赚来的货款。

在大联那里，要自证的是“不是洗钱”——一串看不懂的错误代码、一次说不清缘由的风控，就足以让他的兼职收入悬在半空。

对机构而言，这是全球反洗钱和强化金融监管的大趋势，“了解你的客户”和“客户尽职调查”被不断写进监管要求；对个人而言，这意味着开户和用户的门槛都在抬高。所谓“内地见证开户”，往往要提供身份证、护照、工作证明、居住证明、资产证明等一整套材料，部分账户还附带最低结余要求、管理费、交易频率要求……每一项看上去都合理，却叠加成一笔不小的隐性成本。

更现实的是，普通人几乎没有真正的选择权。不同银行、不同平台给出的条款高度相似：要么付出时间、金钱和精力去反复补材料、跑网点、打客服电话；要么接受账户被限制、被关停，甚至把来之不易的合法收入暴露在“不知道何时能取出”的不确定性之下。

监管本身有其必要性，防范洗钱和非法资金流动也并非多此一举。真正的问题在于：这套日益复杂的合规体系，很少向普通用户解释清楚规则，却要求他们用自己的现金流、工作时间和焦虑，去替整个系统兜底。

当越来越多年轻人涌向境外账户寻求利差、汇款和结算便利时，他们以为打开的是一扇通往世界的“opening”。但在现实里，这扇门后首先迎来的，是一连串必须反复作答的证明题：你是谁？你的钱从哪来、要到哪去？以及——你，到底算不算一个“被允许正常用钱的人”？

截至11月28日10时18分，经历逾43小时，香港特区政府宣告，大埔区宏福苑大火完成灭火及救援工作。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已确认遗体，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作为政府在1983年开放出售的保障性住房“居屋”，宏福苑的住户多为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他们大多在80-90年代，三十岁左右买房，如今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如今步入中年，成为第二代住户。
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阶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公屋”，又无力负担私人住宅，通常做着文员、力工等基础工作。
惨重损失与一项维修工程有关。2024年7月，宏福苑因老旧开启维修，承建商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到18万港元。这是独属“夹心层”的困境：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
付出高额维修款后的一年半里，住户们与工程方使用的易燃建筑材料共存。封窗用的发泡胶板，最终促使大火迅速蔓延。
普通人对抗拮据处境的最多手段，是忍耐与节省。当大火烧进屋内，极致压缩的夹心生活，被火焰迅速吞噬。

陷于大火的人们

得知自家所在小区起火时，67岁的陈燕芳正在医院看病。

消息是开车路过宏福苑的亲人打电话告诉她的。11月26日下午15点过，她赶到现场，目睹火焰在大楼外墙攀升，“成条柱噉样烧上去（像柱子一样向上燃烧）”。她赶回自家所在大楼，看到消防车停在门口，整栋楼被浓烟笼罩。

香港发生了过去70余年来最惨重的一次火灾。截至11月29日下午15时，根据香港特区政府警务处数据，此次火灾已造成128人遇难，当中一名死者为消防员，另有83人受伤。失联名单中，确认144人安全，仍有150人情况未明。

根据香港特区政府新闻处消息，11月26日下午14点51分，消防处接到火警，香港新界大埔的社区宏福苑起火。当时，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都在维修工程中，大楼外墙覆盖着棚网与棚架。F座宏昌阁底层外墙棚架率先冒出火光，仅六分钟火焰便延烧到四楼，随即一路窜升至高层，向邻近楼栋蔓延。

半小时内，火势扩散至邻近的6栋大楼。最终，大火烧遍7栋住户超200户的高楼，超过1500户人家陷于火海。

大埔区坐落于香港新界东北，远离港岛、九龙等繁华核心城区，这里生活节奏缓慢，以中低收入家庭与老年人居多。
宏福苑的住户，也以60-80年代的两代人为主。根据香港特区政府统计处的2021年人口普查数据，在宏福苑居住的4643人中，有36.6%为65岁以上老人，40至64岁占30%。

他们多是香港的中低收入人群。宏福苑在1983年1月开放申请售卖，是香港第一代“居者有其屋计划”的房屋，是由香港政府组织兴建、面向中低收入市民出售的保障性住房。

这类房子简称“居屋”，通常以“苑”命名。当年，宏福苑每个单位的面积在50平米上下，第一批售价平均14万左右，是市场价的五到七折。

在当年入住“居屋”的，多是二三十岁的青年。某种意义上，他们是香港的“夹心层”：既没有贫穷到能申请只租不卖的另一种保障性住房（简称“公屋”，通常以“邨”命名），又无力负担市场价下的私人住宅。

如今，这群青年成为年近七旬的老人，与伴侣、子女共居或独居在屋中。而他们的子女，许多在居屋中出生、成长，步入中年。

11月28日上午10点过，在宏福苑西北侧广福商场的平台，陈燕芳从援助物资中挑走一个黄色的卡通水杯。她身上仍然穿着26日事发当天的灰色外套和牛仔裤，烫染的棕色短发顶部有白色发根。手中拎着的蓝色大袋子里，装着她在现场拣的市民捐助衣物。

图丨陈燕芳在广福商场平台，展示安置点情况

宏福苑的这套房子，是陈燕芳1994年买下的，50平米，两室两厅，售价约50万港币。

住进这套房子，是陈燕芳和丈夫作为香港中低收入群体，在一公里半径内完成的第一次阶层跨越。

最初，陈燕芳和丈夫、大儿子一起挤在祖母的狭小公屋居住。直到90年代，一家三口才申请上自己的公屋，在邻近宏福苑的广福邨，租住上一套30平、一室一厅的房子。

再次怀孕后，她辞去文员工作专心照料家庭，也开始和丈夫筹划买房。家庭收入不足以购置更好的房产。两人再次研究起港府计划，提交了购置邻近居屋宏福苑的申请——这里不仅更大更宽敞，还意味着他们终于有机会在香港，购入一个属于自己的家。

在90年代寸土寸金的香港，要申请上居屋并不容易。按照针对公屋居住者的政策，陈燕芳先填写了资格证明书，再由香港房屋委员会“摇号”决定优先顺序。

她足足等了两年。丈夫是普通的公司职员，当时每个月收入六七千港币，一半都用来还房贷。剩下的资金两人省吃俭用，供两个儿子读书。

入住宏福苑小区H座805室的那天，一家四口开启了新生活。31年间，陈燕芳的两个儿子相继成家，独立搬出去，各自生育。50平方的空间，与30载的记忆，陪伴着夫妻二人步入晚年。

起火当天，丈夫和陈燕芳一样有事外出。两人幸存。

站在大楼门口，看着火光漫天。陈燕芳突然意识到，除了此刻身上口袋内的手机、钱包、钥匙，她什么都没带走。

封闭窗户之后**

火灾发生后，11月27日，3名涉事工程公司宏业建筑的负责人，因涉嫌误杀罪被拘捕。香港廉政公署成立专案小组，针对维修工程可能涉及的贪污行为启动调查，于28日先后拘捕11名人士，包括工程顾问、棚架工程分判商及承建商负责人等。

贪污疑云中，多为中低收入的宏福苑住户，长期生活在危险的密闭空间之中。

自2024年7月起，宏福苑的8栋住宅大楼同时开始维修。大楼的外墙，被绿色的棚网和竹制棚架遮挡，而住户的窗户外部被发泡胶包裹。据财新报道，维修动工之前，工程方告知住户，这是一项保护措施，可以避免工程期间有碎石掉落击中玻璃窗。

据有关部门初步调查，包裹窗户的发泡胶正是此次火灾造成巨大伤亡的重要因素。火灾始于低层棚网，继而引燃发泡胶，急速蔓延至邻近楼栋。点燃的发泡胶又导致玻璃爆破，大火窜入室内，造成多栋内外同时起火。

在宏福苑一年半的维修期间，陈燕芳家中的阳台被封闭，三台空调被强制拆去两台。

屋子里闷热潮湿，不见天日，她过着有“密室感”的生活，“系好阳光顶啊，我乜都唔知，大风乜都唔知，好压抑嘅（是阳光好的天我也不知道，大风天也不知道，好压抑）。”

她也想过搬出去住。但两个儿子都已成家，她想应该难再容下两位老人。

大楼维修期间，71岁的林力和陈燕芳过着相似的日子。除了留在宏福苑，他“没有选择”。

1983年，林力买下宏福苑E座21楼的一室。退休后，他和儿子同住一屋。晚年，林力身体不好，没办法继续工作，没有稳定收入来源，靠退休金生活。

更多被发泡胶遮蔽的面孔，闪现在失联求助的网页中：90岁坐轮椅的老人及其护工。独居的80几岁婆婆。七八十岁的老夫妇。一位被困于厕所、手机没电的老人。一位凌晨6点发来最后一条消息的爸爸。还有好几个钟未饮奶的15个月婴儿。

宏福苑的8栋31层高楼，每层有8户人家。作为居屋，小区设计的初衷之一便是用最小空间容纳最多的人。在每户实用面积不到五十平的空间里，拆分出两间卧室、厕所和客厅，平均一家住进3到4口人。

这一逻辑也延续至每家每户。在可见的画面中，人们在逼仄中努力建构生活，有对室内空间的极致利用。

入户处只留一个转身的余地。接着紧贴置物架与鞋架，躲避遮眼藤蔓般的雨伞、杂物、塑料袋，扭身举手按响厅堂的灯光。

厨房塞进冰箱、水池与灶台后，只剩一块仅供一人站立的空间。碗筷凌空架柜，排气扇纸一般做薄贴在窗上，笊篱、锅铲等物挂满空墙。

餐厅客厅合二为一，是一些多代家庭与护工的共享区域。一切家具秉持小巧原则，三座沙发不容躺卧，方形餐桌下堆满塑料储物箱，电视机紧贴墙面，高空用电视柜辟出一片猫咪容身的窝。

谁要提前回屋休息，只需起身绕过他人，客餐厅立时宽敞许多。然而，三步长两步宽的次卧与一间稍大的主卧，除床之外，也要储存全家数十年来积攒的什物。

一些住户分享，宏福苑的高楼窗外，在维修前本可望见吐露港、马屎洲，与香港多山多林的半岛丘陵地貌，提示着世界的广阔，这曾是他们喜爱这里的原因。

而维修的一年半间，许多住户和陈燕芳、林力一样，住在隔绝光线、密不透风的家中，忍受阴暗湿热。一则发布在社交媒体，2024年10月拍摄于宏福苑宏昌阁的房屋视频显示，当时厨房、客厅、卧室的7扇窗户均贴上发泡胶。即使在白天，室内的四盏灯也全部打开。

2025年6月30日，有业主在社交媒体上自称“网中人”，表达对工程结束的期待，“成为网中人整整一年啦，盼望着重见光明的日子。”

他们最终看见火光。一张住户拍摄的照片显示，当火势蔓延，窗外火光透入发泡胶，映红了整间卧室。紧贴火光的墙面书架上，摆放着五六十只布娃娃，床上堆着衣物和被褥，窗前悬挂着四只防尘袋中的Labubu。

当火焰烧穿封窗的发泡胶，楼外攀爬而来的大火侵袭室内，他们数十年间用物品与记忆竭力填满的狭小空间，顷刻变成灰色。

图丨11月27日晚，仍有浓烟从宏福苑顶部冒出

痼疾与隐忧

看到大火消息的起初，同样在居屋长大、35岁的张嘉伟就产生了一种“会很严重”的预感。

在香港做房产中介这一年半以来，每当有人来找张嘉伟咨询宏福苑购房，他的回答只有一个：“不推荐购买。”

他认为像他这样年纪的人和上一辈，都清楚居屋的隐患，“都是从这出来的”。“如果我卖给别人，出现这样的事（火灾），我心里能不愧疚吗？”

张嘉伟的父母是广东人，80年代来到香港务工后，在屯门购置了一套居屋。他在那里度过青少年时期的寒暑假。居屋承载着他的童年记忆，也是他在香港最熟悉的地方。

穿梭在香港各个楼盘的这些年，他意识到，许多居屋都存在类似的结构瑕疵：除了极易形成加速火势的烟囱效应外，多数居屋没有防火隔断。

在结构设计的隐患外，老旧楼房的维修工程，也暗含灾难更根源的线索。自2012年起，香港实施“强制验楼计划”，全港数千幢楼龄超过30年的大厦须按规定接受检验与维修。

楼龄已有42年的宏福苑，在2016年收到政府的强制验楼法令，要求对公共部分及外墙进行修葺。

香港居屋实行房委会统筹监管、私营物业执行、业主法团自治的三层架构。一旦居屋被要求维修，业主法团就要自行主导维修决策，并筹齐款项。

2024年，宏福苑业主法团通过的维修方案备受瞩目。有当地媒体报道，承建商宏业建筑工程有限公司的工程总费为3.3亿港元，由1984户住户平摊，平均每户需承担16万至18万港元。住户必须在约半年内交齐款项，否则可能被告上法庭。

许多住户都与法团产生激烈矛盾。他们质疑价格不合理，收费急促，乃至怀疑承建方与业主法团间存在利益输送。

除却贪污可能外，张嘉伟觉得3.3亿的费用有另一层原因。老旧楼宇的外墙是瓷砖或水泥材质，一旦老化脱落，必须搭建大型脚手架才能进行安全维修，而搭棚是整个维修过程中最贵的环节。相比之下，新建的玻璃幕墙楼宇，其外立面本身是耐久材料，无需频繁大修，因此成本远低于老式楼宇。他认为，这笔高价费用是历史遗留问题的集中爆发，是几十年来旧楼缺乏日常修缮、维护的结果。

当时每月收入仅有退休金的林力，感到维修费用构成了不小的压力。一些住户发现维修款甚至比当年购房的价格还高。有人反问法团方，“如果拿得出钱，我就不会住这里了。你想想是不是？”悖论无人理会。维修工程在争议中执行。
只有中低收入群体才能入住的廉价“居屋”，在成为必须维修的旧楼后，又给他们带来超负荷的压力。这是独属于“夹心层”的困境：那些租住“公屋”的住户，不必为维修款操心。

11月27日晚上，距离宏福苑两站地铁、也在维修中的居屋穗禾苑，紧急召开了居民大会。

不少居民表示担心悲剧重演。穗禾苑的一楼电梯口张贴着告示，“禁止在外墙竹棚及大厦范围内吸烟”。

宏福苑大火后，张嘉伟去了趟穗禾苑，发现这个楼龄45年的小区，几乎面临和事发前宏福苑相似的情景。

9座大厦因维修均围上绿色棚网，其中一座已开始拆棚拆网。在楼宇内部，可以看见每层楼外架设的竹棚，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不时有碎渣往下掉落。有居民公开表示，家中厨房窗户被不明材质的白色板封着。

图丨穗禾苑外围，因维修围上绿色棚网

图丨穗禾苑内部视角，窗外视线被绿色棚网遮盖

据公开资料，穗禾苑采用错层式十字型设计，每三层共用一部电梯，每三个单位共用一条楼梯。类似设计也见于后期落成的翠瑶苑、兴民邨、祈德尊新邨等小区。而宏福苑则采用弹性十字型设计，同一楼层围绕中央楼梯和电梯井布置八个独立住宅单元，可容纳八个家庭，被香港居民俗称为“八面来风”。

在1981年至1991年间落成的许多居屋都采用类似结构。然而，这类设计也存在消防隐患。例如，宏福苑在厕所与厨房外侧设置了槽式通风天井，虽有利于通风采光，但一旦发生火警，天井便会与电梯井一样形成强烈的烟囱效应，导致火势迅速向上蔓延。

有业内人士分析，此次宏福苑的五级火警扑救困难，正是由于高层建筑内部形成的烟囱效应。楼梯间、电梯井等竖向通道，在火灾中成为烟火迅速上升的路径，加速了整个建筑的燃烧。

住在穗禾苑的老街坊们，也有多人认为居屋存在消防隐患。但即便如此，他们也舍不得搬离这里。

这些老旧居屋里，承载了他们半生的回忆。他们习惯了早晨去熟悉的菜市场，再顺路吃顿早茶，与楼下熟悉的老街坊们唠家常。存了钱的老人，会资助子女，帮助他们购置新房产；没存上钱的家庭，子女便会继续留在这，一代又一代。
11月28日一早，71岁的林力站在东昌街社区会堂门口。会堂内铺着不少床垫，门口贴着满员标识。

除了这个会堂，火灾发生后，大埔区内开放了多个庇护中心。政府物色了近1000个临时单位供灾民居住1-2周，并计划后续安排约1800个过渡性房屋及房协单位。灾后，香港特区政府注资3亿元，派发紧急补助金、慰问金等，统筹安排心理、医疗、殡葬等多方力量进行支援。此外，有关部门正巡查全港所有正在进行外墙维修且搭建棚架的楼宇，检查物料阻燃标准。

11月27日晚上九点，火灾发生已过去30小时，在距离受灾的宏福苑最近的大埔墟地铁站外，挤满了自愿捐赠物资的香港居民。

火灾发生后，这里成为了一处物资收集站。牙膏、纸巾、泡面等生活物资会在这里聚集，再由义工开车运送至各个救助站。一位香港市民提了一袋从家中整理的旧衣物匆忙赶到。下班后，她跑遍附近的紧急收容所，都称物资充足。

图丨11月27日晚，广福商场平台聚集的志愿者们

广福商场平台上，义工们忙了一夜。从各地赶来的人，搬着成箱物资汇聚到此。受灾住户们在这里自行拿取需要的用品。现场提供了心理疏导、创伤安抚等服务。

拿着黄色卡通水杯的陈燕芳，等到了前来会合的丈夫，一起前往安置场所。她得知那里只有两张床和一张书桌，限制两周居住时间。陈燕芳还没想好接下来该怎么办。

在东昌区社区会堂的林力，正等待儿子接他前往新的住处。

29岁那年，他买下宏福苑的这套一居室。那时，他从事器械维修工作，每个月收入两三千港币。作为小区最早的一批居民，42年来，林力在宏福苑成家立业，生下儿女，“我以为我会永远住在这。”

火灾发生时，林力刚出门五分钟。后来他得知，自己居住的宏泰阁正是火灾最猛烈的区域之一。

CDT编者按：2025年11月1日—11月30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2049—2079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5年11月1日—11月30日：

布丁奶兮_: 降温啦，记得加厚衣服呀李医生，晚安啦

积雪蘑菇: 天亮后去看去世两年多的妈妈，睡不着，来看看李医生。![[祈祷]]

可是我是个很容易流眼泪的人: 好苦10月底被辞退了已经，但是拖欠了大概2个半月的工资，唉也许对老板这个资本家来说不算是什么的事，可是对我们而言，就是真的生活费用吧，好苦好苦好苦好

江雨客舟: 哈喽啊，老李~这两天南通文旅的兄弟，做了一件很像你的事情，吹哨人~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呢~

奶油舒格: 突然想起李医生，来这里看看，不知道你现在重新回来这个世界了没有，5年多过去了，希望你在那边一切安好。

冰城的丹妮: 再见，11月，再上班就12月份了，无论怎样，觉得2025过的蛮快的，李大夫，东北的冬是一片银白色世界，我们正在数着日子等过年。

风姝言: 想你。

阿呆姆奶茶_哭哭: 2020年，因为你我决定当一名医生。2025年我考上了医学院。谢谢你一直以来赋予我成长的勇气谢谢李医生

12TEN404: 3000 多户，家家都有助燃物。连烧八幢的高层楼不敢想，人为无法控制的火势。火舌不断往外喷发…今晚的夜是不眠之夜，今晚的泪是肝肠寸断。除了祈祷还有揪心的痛。太难过了。

野鸡大学博士2: 香港大火目前死100多人

yoyo言小言: 愿世界能够善待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

12TEN404: 刚看到非洲 ts的新闻，真的希望世界和平🙏

北京石律: 文亮，你去过颐和园吗？ //北京石律: 文亮晚上好，这两天，大家都在纪念你的母校，武大永远的校长刘道玉。

皮蛋不加葱: 转眼都快六年了，那晚的彻夜未眠还历历在目，刚看了下关注的2120天，不管什么时候来，大家的留言都好多，无论在经历人生什么样的困境，会一步步好起来的

1s_Moon: 李医生 好像到了那年快解封的时候了 我已经有些记不清 只能凭借微博的存档看出那时候有多愤怒 李医生 那之后一切就变好了吗 还是其实越来越坏 我没有答案 你好吗 希望你一切都好

大海想开了: 和你说，我今天买了两张券19代50的八合里代金券，点了大份五花趾，小份吊龙，一份河粉，单独点了4粒牛肉丸，一人食噢，吃光光而且吃到撑，走路都小心翼翼的生怕给自己摔出肚肚的牛肉来，好滑稽啊，但是好好吃啊哈哈哈哈哈周末了奖励一下自己，希望再接再厉。

精神小抖擞呀: 好久没来看你了李医生，如何说起这几年的生活呢，结婚九年终于怀孕，上天跟我开玩笑，羊穿结果唐氏综合征，6个多月引产恢复期和爱人争吵，他怀疑羊穿结果，不相信科学，我哭泣抑郁，想死，结果就是离婚，新生活过的疲惫不堪，我努力的生活，我已经41岁了，离异，无孩子，随时失业的工作，都是现实

HoMing_Wong: 想你了哥 无意中点开外卖订单 发现最近一个外卖员与您同名

由他-yyy: 李医生，这个世界是怎么了呢。五个月的小洛熙光溜溜的走了，承受巨大的痛苦，我知道这个世界很糟糕 可是这些应该跟孩子无关

小辰宝er: 翻看过往的微博，看到关于你的转发，就跳转过来看看，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惦记着你，李医生你现在在世界的哪个角落呢？是不是在上幼儿园了

手机用户rwzygezjkp: 李医生，我的同事家人朋友以及我自己，在阳了以后全部体检出肺结节，之前都没有，还有做了手术发现结节是癌的。现在方案只有长大后切除肺组织一种靠谱方法。小朋友们面临一波又一波的各种“感冒”。人类健康的未来在哪里…

用户落雪微歖: 李医生，还是不开心，不喜欢的工作，却无法下定决心离开，是瞻前顾后的犹豫，是明知道不开心和不适应的无谓坚持

Old_Gg: 好久年不上微博了，登上微博第一件事过来看看你李医生，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记得你，真好，希望你在那边一切都好

蔡妤羲ai羲儿: 看到楼下有位李医生的粉丝亮了个关注1234天的截图，也让自己发现已关注李医生快整整五年了

猕猴桃桃儿: 李医生，另外一个世界是什么样的呢，公平吗，我好想去那边找你呀，，四年前打了疫苗三天后疑似癫痫，医院给了个晕待查，可是我们今年才发现，可能是另外一个疫苗造成的急性病。很多医生都口头承认，可是没人愿意写在病历上，你一定愿意写吧，现在因为职业特殊，可能要被追偿几百万，可不是我们的错啊

东2东: 早呀 转眼间快六年了 这是一段历史不愿提起但是不能磨灭的记忆 你永远是人民的英雄

点点我的脸: 李医生，做医生好辛苦，好累，我真的有在努力。我想像你一样做一个有良心的人。

仙女的女女女: 今天做到一道判断推理题，是有关传染病的，评论里提到了致敬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就想着来微博看看你，没想到评论还是有这么多人记着你，开心又心酸，你一直都在

OK你别再说了: 李医生，不是说只要不被遗忘就不算真正的死亡吗，这样看来您就是一直活着呢，每天都有这么多人想念着您

煊你呀: 又到了国家时刻，我还记得你走那天我看到消息在路边爆哭。一句晚安，晚了很多年。

小狮子是李依桐: 刚才翻看自己的微博翻到了五年前 又找到你的微博了 时间过得真快啊 我看每天还有人给你留言呢

世界遗留者: 现在谈到双十一还蛮感慨的，想着以前读高中的时候是住宿，双十一那个星期都要特意偷偷不交手机，为了抢一双鞋卡得都进不去。现在每天过得毫无波澜，也变成了无趣的大人

长空高飞的名单: 李医生好。滁州13岁男孩跳楼，这个成年人构成的世界对孩子们真不友好。

Loves涯: 唉，你在他乡还好吗？快六年了哎。

赤阑AlexESQ: 你是我活到这个岁数，亲身经历过最伟大的人。你的勇敢，难以复刻。我们记住你，也记住那些卑劣，那些自私，那些莫名其妙和封闭恣意。你不是资本和后来捧起来的，你是我们的良知捧起来的，你不在，但你永远在。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