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西郊密林》是一档由五羊创办并担任主理人的中文访谈类播客节目，主要在Spotify、Apple Podcasts及YouTube等平台更新。该栏目以“记录应该，却不被记录的；讨论应该，但尚未讨论的”为宗旨，深度关注中国时政、社会、文化、人权议题及历史回顾等，内容涵盖《白纸世代》、《往事要再提》、《境外势力们》等多个系列。

播客“西郊密林”的本期节目（西郊打边炉49）中，主持人五羊与长平展开了关于流亡者如何对抗遗忘与失语的深度对话。长平回溯了从中国媒体“黄金时代”的亲历者到海外流亡者的身份跨越，而今身处海外，不仅要面对环球时报等官方宣传机器的污名化叙事，还要承受海外舆论场中“回响”的极度匮乏——常态化的谩骂以及死寂般的无回应。此外，审查制度也导致了历史抹除与记忆断裂，但长平本人并未陷入一种虚无，而是将自己数十年如一日的写作与行动定义为“在黑夜中唱歌”——正因为黑暗还很漫长，每个人的呐喊才显得重要。他认为，即便当下的系统性遗忘普遍存在、已无抗议遗产可以继承、无法立即改变残酷现实，但个体的发声依然是克服恐惧、确立存在意义的必要行动。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利用AI工具整理而成的文字稿件：（若仍存在错别字或内容遗漏，欢迎指正）

媒体人长平：黑夜还很漫长，我们更需要倾听每个人的呐喊 | 西郊打边炉 49

五羊：

本期的《西郊打边炉》是“境外势力都在忙些啥”系列。我邀请到的是专栏作家、媒体人长平，他同时也是六四纪念人权博物馆的总策展人。我会和长平一起聊一聊他在海外这十多年的流亡生活，还有他作为专栏作家和媒体人的工作。

声量有高低，视野无边界。欢迎收听《西郊打边炉》，我是五羊。

“境外势力”是群神秘、无所不在，好像很活跃，但好像也没啥用的海外机构、组织或个人。反正我们伟大的党、伟大的人民群众，总会成为最终的胜利者。那么在这个系列节目里，我会找些不同形态、不同背景的“境外势力”们，一起来聊一聊他们最近都在忙些啥。

长平：

我是突然就不能回去了。所以是一个突然的流亡，没有什么准备就留在了海外。

五羊：

现在大家会说“离散”或者“流亡”，您觉得您更符合哪种状态？

长平：

我跟很多流亡的中国知识分子相比，可能比较幸运的一点是，出国前后都在做几乎同样的工作。我甚至在法律上，比如说我没有申请难民身份，我一直持有工作签证。对，我可以说我不是流亡身份，但实际上我是流亡身份，而且我愿意说“流亡”这个词——流亡身份。国内或者监控环境对“流亡”这个词有很强的负面化，甚至污名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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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羊：

长平在离开大陆之前，就已经是国内非常知名的媒体人了。1993年，他参与创办了《成都商报》，任职编辑部主任。这份媒体在当时取得了巨大的商业成功。1998年，他加入《南方周末》，任职新闻部副主任、主任。2007年，他担任《南都周刊》的副总编辑，之后任执行总编辑兼总主笔。2011年1月，他被南方报业集团解聘，在香港参与创办了《阳光时务》，出任主编。之后，由于政治原因，不得不离开香港，前往德国。到德国以后，他开始为“德国之声”撰写新闻报道及时事评论，并开设了《长平观察》专栏。同时，他也为包括《纽约时报》、《南德意志报》在内的国际媒体撰写文章。

长平：

“流亡”当然首先跟某些方面有关，比如说失败、被赶走、到了异国他乡，然后过得比较贫困潦倒，就是这样一些形象，比较悲惨。你会发现，历史上绝大多数我们知道的知识分子几乎都流亡过，从亚里士多德到雨果，我们随便捡，比如说但丁，一直到现在的（许多人），更不用说了。这基本上是一个常态，因为人类社会大部分经历的是专制社会。在专制社会，独立知识分子或者是有不同想法的知识分子，流亡几乎是一个常态。

但是在中国，这几十年的社会发展，有一个人所共知的一个社会倾向，就是社会达尔文主义这些声音。而且官方有意地利用这种来贬低流亡人士。《环球时报》是一个特别典型的宣传口径。《环球时报》多次写到海外流亡人士，基本上就是这样一种写法：他是一个失败者，他是个 loser，他在海外过得很惨。接下来，它就可以朝别的方面演绎了：在西方人面前摇尾乞怜，饭都吃不饱，还谈什么国家大事等等。这一套在他的读者面前是非常有效的。那你首先要做一个“成功人士”，你才有话语权。而所谓成功人士，又把它狭义地定义为：不是你有什么想法或者你有什么勇气，而是你有地位、有钱。官方把这种社会简约成这种“社达”，是有它的好处的。它在很大程度上成为这三四十年的经济发展的动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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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是你首先必须在经济上成功。那普通人在很大程度上是很深地接受了这种教育。有很多人出来是不愿意申请难民身份的。可能国内的亲戚会受到影响，可能几十年回不了国等等，这是原因。但是也有很大的原因，就是自己心理上都过不了关，觉得我流亡了，我是一个难民。所以在这种情况下，有些时候我是有意地站出来说我是流亡者。

在国内的时候，我是比较宅的人。虽然我是“六四一代”，但是在国内上街的机会不多。但出国之后我上街多了，是因为上街的华人非常少。特别是六四纪念、刘晓波追悼会诸如此类的，你去了只有几个人。所以这个时候我会刻意地说服自己去。很多时候用流亡者这个身份是有这样一个原因。甚至汉堡有一家博物馆还做过一年的展览叫“流亡者”，其中一张很大的照片挂在博物馆的墙上就是我。那我就有这个原因。

流亡者不只是《环球时报》污名，在西方社会它也给到你一种身份定位。首先你是一个异议人士。当我在发表评论文章的时候，我希望别人首先看到我是一个写了几十年时评，每周至少一次近距离地观察中国政治社会，这样一个专业人士。当别人看到你的标签——一个流亡者，很多人会想象：他的观点我基本上不用看了，大概就是那么回事。我不希望被这样概括。所以有些事是比较矛盾的。

五羊：

我有点好奇，为什么你到了海外——我觉得您人也在海外了，您的思想也在海外，而且您会接触很多比如说您在德国的周围的信息——但是我有点突兀感，就是你为什么要提到《环球时报》或者中国这种社会达尔文主义？我觉得你既然已经到了外面，那其实我可以用另外一种眼光，或另外一个视角，或者另外一种价值观来套自己。你为什么还把自己套在一种所谓的“社达主义”或者国内这个语境里面呢？

长平：

我可能没说清楚。它不是对我重要，是对公共表达重要。它也没直接写我，老实说的话。我的读者还是有很大部分——不只是这样，包括在海外的华人读者，他们是接受到这样的信息的。我说的意思是我并不在乎，但是，这个时候我是一种——我个人觉得我是一种公益的行为。我愿意站在人少的那一边。

五羊：

我知道您是2011年离开中国的。但是您提到当时你离开的时候，媒体环境或者中国这个环境已经有很多恶化。这个跟我的认知有点反差。我觉得好像更重要的是习上来以后，12年底、13年或者14、15年，整体媒体环境是渐渐这样走下去。但你给的时间线好像更久了一些。在“胡温”第二期的时候，2011年，你就觉得当时这个媒体环境已经不行了。你能说一说那个前后发生了什么吗？

长平：

对我来说，媒体的转折点有很多个。但是我自己觉得最重要的是2008年。不光是媒体的转折点，也是中国社会或者是中国和世界的关系的一个转折点。我把它叫“中国梦元年”。“中国梦”是习近平2012年上台之后强化的一个概念，所以很多人是把这个时间线放在2012。但是我一向有个主张，我不认为习近平是一个从天而降的中共体系的异类。我觉得他的出现在中共体系里是必然的，没有他也有别人。中国从邓小平提的“韬光养晦”，到现在的“亮剑战狼”，甚至有人说前几天叫“屠夫外交”，它是一个系统，一个整体。而在这个整体中，非常重要的一条线就是2008年。

2008年是非常重要的年份，也是被西方误解中国最多的一个年份。在那一年，当然首先是中国举办了奥运会。在世界眼里，中国加入 WTO以后，正在与世界接轨。世界期待中国进一步的接纳和遵守。我自己回忆，在中国民间社会也是充满希望。基本上和世界的期待是有一点不一样，但总体上又是合拍的，那就是向民主化转型的希望。所以其中有一份非常重要的文件，叫《08宪章》，就是在这一年诞生。

但是在中共眼里，这一年具有另外的意义。就是在此之后，在2008年之前，中共讲“韬光养晦”、“与国际接轨”。作为媒体人，我们非常清楚，媒体上不管是官媒还是相对独立性的媒体，出现最多的词之一就是“与国际接轨”。2008年以后，逐渐淡出。然后到现在，你在官媒上找不到这样的话了。现在官媒的话叫“为世界指明方向”。

就是在那一年，中共发现自己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在此之前，官媒都津津乐道于中国的领导人去世界出席了一个重要活动，参加了一个重要的论坛，讲了话。在此之后，中共发现自己可以搭建舞台，自己可以成为世界的中心。其中有一个原因就是，2007年到2008年，世界爆发经济危机。中共开始向民众宣传中国的制度好于资本主义。之前也宣称，但是那基本上是一个自己也知道是假的、说服不了人的意识形态话语。但是之后，他觉得是可以真的这样说了，真的可以说服人，可以“集中力量办大事”。中国不仅能够办奥运会，还能够帮助世界度过经济危机。所以“中国梦”的原点不是在2012年，而是在2008年。

五羊：

我想问一下，2008年您当时是在干什么？

长平：

2008年，我是一个媒体人，时评写作者。我一边是一家媒体，叫《南都周刊》的副总编辑；另一方面，可以说更为公众所知的，是在很多媒体写作的专栏作者。不谦虚地说，当时读者是非常多。在中国做媒体人，宣传部经常告诉我们有很多高压线——还不只是红线，就是高压线，一碰就要触电、就要猝死的。有很多条高压线，比如说少数民族问题、宗教问题、边疆问题、媒体问题等等，当然还有群体事件。少数民族的事，很多就是同时可能存在五六条高压线。所以一般媒体人是不会去碰它的。

尤其是你要想在媒体行业不仅生存下去，还要往上走。因为我们这一代人做媒体，可以说是机会比较好，因为人才断层，媒体又有逐渐市场化的变革。如果你有能力的话，你会有很多机会。所以在我们那一代人，做媒体主编的很多都是二三十岁，我二十多岁就做了好多个主编了。这在西方的大媒体看来像个笑话，但是当时就是这样。所以很多人一做主编，在中国的媒体环境中，你就最好不要再写时评了。因为“言多必失”。何况你还有意地去拓宽边界，这是非常危险的事情。

但是我有意的，我是非常刻意地利用这样的机会去做。所以在2008年，我个人来说是发生了非常非常大的事，非常大的变化的一年，整个改变了我的人生轨迹。就在那年4月，我还记得有一天，我在广州的一家餐厅吃饭，有个朋友给我发了信息说：“你到网上看一下。”他给了我一个网址，我打开一看，出了意外。就是我刚刚发表的一篇文章，在一家网站被置顶展示。当时我看的时候，就有40多万的阅读量，有2万多的评论。而且90%的留言都在批评我、谴责我、诅咒我、威胁我，要驱赶我、弄死我。这篇文章就是我在FT 中文网发表的一篇专栏文章。就那一年的3月14日，西藏拉萨发生了抗议运动。藏人希望在这样一个——因为奥运嘛——这样一个举世瞩目的年份，让世界看见自己，听见自己的权利主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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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羊：

我很好奇，比如说2011年您离开中国以后，这些红线已经不在了嘛。比如说您给“德国之声”也好，给《南德意志报》写稿，或者您刚提到《纽约时报》或者是海外的媒体写专栏的时候，那么这些红线不在的时候，您自己觉得心态是不是就轻松了呢？还是觉得不知道写什么了？是一种什么样的心理状态？您还记得吗？

长平：

对我来说写没有问题，可能要适应新的情况。就是在中国，我的确是有大量的读者。每一篇文章你写出来，或者你在写的时候，你大概都能知道它有什么样的反响。当然你不是总能把握到，但是基本上你有一个数据。

五羊：

那就是您是很需要有一个读者或者听众，或者是您的这些观众反馈的一种？

长平：

我不是需要。就在那时候，你是那种状态。你就说有什么不同啊。

五羊：
对，我说2011年出来以后。

长平：
出来之后，就失去这种（反馈），你的读者少多了，或者读者变了，或者是分散了，或者是没有反响了。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这里刚才也提到，这个出来的人的心理创伤，我认为是存在的。在很大程度上，其实在国外生活的人，某一方面可能比在国内生活的人还要压抑一些。在国内生活的人，他的压抑他是可以把握的，他知道什么时候他可以闹一下，对吧，他知道可以“领导”一下。在国外，就是把你放到一个自由的空间，其实你一拳打出去，可能是没有回应的。那对很多人来说，没有回应是可怕的。所谓自由，萨特他们就一再讲吧，这自由可能是让人害怕的，因为这就意味着你是要做选择，你要承担责任的，这个后果就不能立即看到。

很多人就选择，我就尽量退缩。有很多中国人出国之后，就特别珍惜在国外的机会，在国外的自由，在国外的孩子受教育的机会。那他绝对不愿意做任何可能被送回去（的事）。比如说一位华为的员工，他犯了错，那可能很严重。但如果他犯错，那他出来是比在国内更高的，他还可以得到一个薪水，而且还可以让家人签证、孩子可以到国外受教育。这种情况下，他不要说感恩戴德了，就算不感恩戴德，他也比在国内更加谨慎。

这是原因之一吧。很重要的一个原因就是，在国外即便有读者同意你，大家习惯不会反馈，不会回应。那除了有一些就是可能有五毛任务，或者是要“表忠”，或者说真的就是非常愤怒——就是骂你的更多，骂你的更愿意表现。这是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可以说在，比如我在“德国之声”发表的评论文章，从2012年到现在，十多年了，绝大多数反馈，绝大多数都是在辱骂我。我基本上也就习惯了，也不去看他。这就是你说国内和国外的一个区别。

我觉得这个回声，是一个很大的区别。在国外你可能是一个石头投进水里，一点声音都没有。从这个意思，它恰好说明它是一个自由的空间，人们可能也有更多的事情去关注、去做，或者说也没有那么多切身的愤怒。但另一方面也是人们可能更害怕，更不愿意在这方面去碰政治，或者去给我这样的作者有任何的回响，这个是我要去面对的。甚至在国外……在国内，我随便参加一个活动，发起一个活动——我曾经在国内参与发起一个诗歌朗读的活动，那都是听众非常拥挤，一个礼堂都站不下的这样的听众。但在国外，一些非常重要的、看起来非常重要的活动，比如说六四周年纪念，或者是刘晓波的追悼会，其实去一个地方就三四个人，五六个人。那是你得习惯这样的环境，这是出来很大的一点不同。

五羊：

我觉得是，当然可能我出来的时候状态跟长平老师不一样。我觉得您是有点半被迫的，或者被迫的一种流亡的状态。我自己当初是20年前、20多年前了，选择留学出来的，而且基本上都是自己决定可能要留在海外。但我觉得有一点可能跟您是相似的，可能当我自己开始从事媒体，我想试着跟公众讲话的时候——当然我一开始也在一些平台上，比如说在美国之音，或者自由亚洲这样的平台上说，通过他们的平台有些人、有些听众听到我的声音。我主要，当然我也写过一些文章，但更多还是用播客，或者声音的形式去做。

所以我觉得我可能因为没有接受过那种像您在国内这种鲜花和掌声，或者那种有很大的声量的（反馈），所以我反而觉得就像您说的，可能一块石头丢到一个湖水里，或者丢到水里面，其实没有什么波纹，或者有一点小小的波纹，我觉得就蛮欣喜的。可能我更多是这样一种状态。

但是我同时也觉得，没有回声是一个很可怕的事。所以有时候我自己比如说像我自己的节目，在Spotify或者Apple Podcast就在播客平台上也发，但我其实反而很喜欢在YouTube上发，因为YouTube上它有些评论你还是可以看到。我是自己很喜欢看到大家一些反馈的，长的或者短的反馈，我觉得都……那个上我觉得很好。所以我非常理解您说的，就是有没有回声，或者回声多少，对一个创作者，或者做一个写作者的影响。

长平：

我得去习惯它，我得去面对它。我不认为它对我的影响有多大。其实我的写作，应该是……那肯定是更自由。这个回声的确是，从阐释学的角度说，它是作品的一部分，对吧，非常重要的一点。在国外你更不知道真实的回声。你知道，就是中共对这个，特别是近几年，对国外的中文环境的侵蚀非常严重。你不知道，比如说推特上，你不知道那些反馈有多少是真实的，在骂你的有多少是带着任务的，甚至是传说中的比如说那些囚犯在上班在骂你。

五羊：

您说这很对。我突然想起，比如说您刚才说的网民，或者网友，我觉得这词十多年前、二十年常用的。但我自己其实挺怕这样的，所以我觉得有种小小的虚无感在里面。我自己也是觉得，你在海外待久了，你其实把不清中国这个脉是哪，因为我们不在那里生活。我觉得周围人，因为我们知道中国人，我觉得大家都是台面上一套，台下一套，或者是有些话是你在台面上不可以说的，对吧？就是下面是怎么说的，你就只能靠你原来的经验，或者是你的想象去填补那部分了。我觉得这个是让我自己觉得蛮困惑的。也经常会作为一个写作者，经常会被问到这样的问题：就是说你还怎么保持跟中国的联系？

长平：

这个时候，网络确实是一个很重要的因素。就我比较宅，用网络比较多，网络联系也比较多。出来可以相当部分继续保持，但是相当部分没有了。为什么没有了？有些人就是要么你为了不牵连他，你都主动不跟他联系，或者他也不跟你联系。

但是我后来加入了中国数字时代。这个网站非常重要，它保留被审查的文章为核心，反映中国网民对言论审查的反抗。我们有一个团队，从各个方面监控中国网络的情况，记录，还整理，还研究。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是对中国的民意不陌生，可能比光明日报的副总编辑陈品高先生，还要理解网民的话的意思，不会搞那样的乌龙。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说，时空没有完全隔绝我和中国人的联系，或者是和我的潜在的读者的联系，或者和我观察的对象的联系。它不只是说我编辑这个网站有用，而且它也帮助我时评写作。就像我写那篇文章，我还会问我们的编辑，就是说这个我弄不清楚，我还要问他们，因为有些编辑对某些领域更熟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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五羊：

其实我之前用中国数字时代浏览的很少，但这两年我觉得中国的言论空间、国内的言论空间越来越窄，我还是经常会上去，有意识下意识去看一看。因为我觉得知道很多被删除的、就 404 的文章，实际上基本上也可以表现出一个中国当下哪些是民意，或者是大家很关注的一些热点话题。我觉得这方面，好像中国数字时代的技术还是蛮不错的，可以很快的把那些在中国微信上或者社交媒体上的一些有影响力的、但是很快会被删除的文章都可以保留下来，然后都可以在那找到。所以我也蛮推荐我的一些听众朋友们，如果你们有兴趣的话，可以到中国数字时代网站上，可以看一看他们的文章，或者有一些我觉得404文库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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长平：

对，我们现在基本上做到很多文章在它“秒删”之前就“秒存”了。

五羊：

我好奇问一句技术性的东西。那么这几年，我刚提到说中国这个言论空间，言论审查越来越严，那你们这两年的数据有没有显示，这个浏览量是越来越多呢，还是？

长平：

有。最多的，不能说是越来越多，就最多的、多到让人惊讶的，比很多国外大媒体的数据还多的，是疫情期间，非常多。我们当然也是，疫情期间可能由于封锁嘛，很多人上网。再一个就是它的确被审查的也是一个高峰期。疫情之后是有些降，但是再如果比方说放到10年期间，你的那个说法就是成立的，对，就是越来越多。

五羊：

你们大约一天浏览有多少，像你这网站？

长平：

几万。疫情期间有，最高有二三十万。

五羊：

中国数字时代的网站，都是需要翻墙是不是？

长平：

对，国内看不到。

五羊：

刚才其实您聊到了，您出来以后，就是您还继续可以做您的专栏作家吗？或者你还可以继续从事媒体工作？您自己觉得，就是当下中国的哪些公共话题，是可以在海外也可以继续做下去的？您刚提到两个，比如说您说关于文革的，或者是关于六四的，我觉得关于这样历史的议题。另外一方面，因为我还是想联系您现在经常做专栏、写时评的这样一种身份上的优势，您觉得哪些中国的现在当下的公共话题，是还可以在海外继续做下去的？

长平：

我还是要讲它不只是历史。我讲的就是我们要摆脱这个民族国家体制对我们的定义，这个对我们思维的定义。它不只是中共充分的利用了这个，其实整个世界、当下世界，这个国家秩序都建立在这个基础之上，这个是要重新思考的。这如果不走出这个框架，实际上很多事情你是很难去理解、去突破的。你说过，“工人没有祖国，绝不能剥夺他们没有的东西”。虽然马克思这样说，但是中共显然认为这个祖国是爱国主义教育的一个重要的基点，包括台湾问题等等。以及现在可能比较危险的，我把它叫《1984》的新的版本。它里面讲了一个国际秩序，这种国际秩序其实分成三个部分：三个国家互相假装仇恨，实际上是互相依存。这样一种背景，我觉得要突破这个东西的前提下，来思考问题，这是非常重要的。

五羊：

顺着您这思路讲，比如说当下我觉得很多关于中国，比如关于性别的讨论，关于性少数的讨论，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实际上也都是在这个框架之外的，可以说……

长平：

你说对了，这就是我想说的。我刚才提到一点没展开，就是过去的人们以那个为框架，很容易陷入。就是最后大家走出什么来？实际上是西方背叛了六四，也背叛了自己。最后大家变成了说，在现在这种国家体制之下，只有自己救自己，对吧？中国人只能自己救自己。这是不对的，这个逻辑是不对的。现在的年轻的社运，他们好的一点，他们是打破了框架，从另外的结构去想问题。那它就没有和国际社运造成隔阂，反而走在一起了。

五羊：

对，您的这个思路是对的。但是我想怎么说呢，反驳也好，我想提出另外一个角度的可以看这个事情。就是说，因为当我们讨论中国的女性主义也好，讨论中国的性少数群体也好，或者讨论中国的少数族群、少数民族的一种权益或者他们的一种处境的时候，我们都发现实际上，这个党国的体系是一个绕不开的一个墙，或者是一个完全绕不开的话题。因为我们发现所有的症结都卡在这里。就引用我原来记得一个采访受访人说过的：“这个房间里面，这个大象已经大到了足够可以把这个房间的所有的缝隙都给占住的时候，你现在没有任何的言论空间可以去讨论其他的东西。”

长平：

你说的非常正确。反过来说，就是这些运动呢，虽然在策略上他们可能假装这个大象不存在，但是所有人一定要明白，房间里有一个大象，而且在很多时候你要去面对它。对，这是非常重要的一点。但是呢，从另一个角度说，你如果有另外的思路，你可能更容易看见那头大象，对，更容易赶走那头大象。如果你从过去（的角度），你可能会看到它在过去的那个既有的框架，那你就……那个就是相当于划分了很多房间嘛，那这个房间就是那个大象占领的，另一个房间是一头牛占领的，另一个房间是一头鹿占领的。那个大象就会说：“你看，我们都是这样嘛，各个房间都有个东西占领嘛，我们只是不同而已，在根本上是平等的，是对等的。”这个是不对的。

五羊：

对。因为我们讨论这些关于中国的所谓当下的一些重要的公共意义。第一个方面是，我觉得像包括您，包括我，我觉得我们自己物理上、肉身上其实都好像回不去那片土地，好像没有办法用自己的双眼去看，你只能通过一些网络信息去试图去“盲人摸象”，去摸这个时代，去把这个时代的脉，去试图去还原这个国家的一些当下的状况。

但另外一方面，我又觉得这个党国每年有几亿、几十亿啊，或者上百亿的这个大外宣的钱啊，这个是都摆在台面上的。他可以去制造这种叙事，他可以去制造这个话语，而且现在又有 AI 的这个加成，对吧？我们知道，在这个社交媒体、在这个网络空间上，他有很多的资源。这个党国可以用这个国家的资源——经济的资源，军事的资源，人力资源——全部用在上去为他自己服务。

我总觉得，就像您可能做二三十年时评，我自己也做节目，有时候——但我还觉得还没到您那个地步——有些人我觉得好像我们干的时候，就像西西弗斯推那个石头一样，每天推上去就落下来，而且落得越来越快。而且我自己其实做这个行当，当然也就十年左右的，我自己觉得这种无力感是蛮强的，说实话。

长平：

那当然，这个对我个人来说，也是如此。我本来我年轻的时候，我是误入媒体行业，当时我是想写小说的，也发过小说，发过诗歌。但是做媒体可能简单一点吧，就“为稻粱谋”。但是一进来之后，就发现还挺有用的。就像刚才谈到的，有回响嘛，还能很快地帮助解决一些问题，比如说一些冤案，为他们提供一些帮助，或者我写时评能够解释一些事情。所以就做下去了，然后就把自己套进来了，可以说就做了大半辈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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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我们年轻的时候，做这个东西，不只是眼下解决问题，那我们很大程度上是融入了西方对中国的这个整体叙事。就是说，他只要打开国门，只要引进这个，让人们看见西方——所谓看见西方，其实是指说看见现代社会，对，看见这个民主自由，那中国人也会心向往之。而且中产阶级大了，就会变成纺锤型社会，然后就什么，中产阶级就会要求民主自由。

我们当时也是相信这个思路的。而且呢，我也一步一步的看见……当时我是相信，当时《南方周末》不是要写一些抒情性的新年献词吗？我也是作者之一，我的确也很抒情地写过一些东西。比如说我说：“我们每一次敲击键盘，都有回响；我们每一次出去采访，都在丈量这个国家前进的尺度。哪怕它这个回响小到你听不见，这个内部可能那个尺寸小到你看不见，但是它都存在。你做的每件事情都在推动这个国家往前走。”我不只是为了写出这样的东西，不只是为了为写而写，我是心里相信的。

但是后来再出来一看，这几年整个社会，特别是舆论场这方面是在倒退。我个人是有很强的那种创伤感的，就是相当于我个人的生命的意义被砍了几刀，甚至被卡死了。对，所以有一段时间我是挺需要心理医生的，我甚至去跟人讲。当然也有很多人的安慰对我也是有用的，比如说有人说：“现在中国人动辄还是会说我的权利，宪政，自由，这些词还存在。”这当然不只是我们在倡导，但是当时的《南方周末》或者南方报业的确是花了大力气，叫推广普及这些概念吧，公民社会啊等等。那可能对我还是一些安慰。

但是像你刚才说的，还是毕竟整个社会不仅没有照我们想象的再往前走，甚至在倒退。但对我个体生命来说，是一个很强大的否定，我需要去面对这个东西，我甚至需要去解决这个问题。

五羊：

好奇问一下，您大约花了几年时间去解决这些心理上的问题，也可以说现在都没完全解决吧？

长平：

我真的想过去看心理医生，但是（你还没有看过），我们没有什么心理医生的教育，不太相信这东西。然后我要去和朋友聊。在聊的过程中，当然大家也会觉得，这个我们可能还是有些事情可做吧。

中国数字时代，我们叫它博物馆的工作，其实不只是收藏、整理、记录，它还有一个展览和研究的这样一个功能。那这样来说，我们还是觉得起了一些桥梁作用。对，就中国数字时代，我觉得比较骄傲的一点就是，它可能是少有的——就是内容都来自网络，但是它跟专业主义媒体一样是可信的，甚至更可信。所以这个是非常重要的。另外就是你问到我在做的工作，其实我自己也在做一些现在还没有公开的事情。

五羊：

如果您没有公开的，我们就不用在公开台面上聊。但是我觉得另外一个您公开的，我们可以聊，就是我记得您一开始也提过，您现在还是一个叫“六四纪念人权博物馆”的一个，您是发起人之一是吧？

相关链接：六四記憶‧人權博物館

长平：

也是，对。

五羊：

您觉得为什么这个对你来说很重要呢？

长平：

我是“天安门一代”，当那一代很大了……我也是亲历者，天安门也是，六四事件也是改变了我个人的人生轨迹的。

五羊：

您当时是在广场上待过的吗？

长平：

我也是。我是在成都的广场上，我也是被官方认为是学生的主持人。

五羊：

您在天府广场待过是吧？

长平：

是，不在天安门广场，在成都的天府广场。对，被称为“小天安门”。在这前10年前吧，25年前突然海外发现了成都，这个在《纽约时报》被称为“小天安门”。也有人写，在书里重点写了这个，林慕莲有本书（《失忆人民共和国》），重点写了成都的章节。所以很多人才意识到，原来成都当时也这么厉害。

五羊：

我插一句啊，我给您推荐一下。因为当时我两年前做的那个得奖的那个报道，就是关于白纸运动的，成都的那个我是着重笔墨说了一下。因为正好有一个在天府广场——不在天府广场，就在成都的这个叫望平街——对，其实成都的白纸抗议，或者白纸运动的规模是很大的，我觉得是可以跟上海和北京（相比）。具体没有统计数据啊，但是在现场的他们告诉我说，将近有上万人，而且他们是真正游行了蛮长时间的，而且是被警察真的是有出特警镇压的。

长平：

成都是这样一个地方，它可能它的持续性啊，散落在民间的这种抵抗，可能比很多地方更加普遍和持久。就成都有很多……前不久我遇到一位学者，写了一个写成都的，他叫“野生知识分子”。这很多也是成都的传统，甚至是很久远的传统。《花间集》第一部民间词集，就是成都。有很多野生知识分子，他还不只是民间知识分子，就是比民间知识分子还要“野”一些。

五羊：

我记得原来有一个，他是在FT还是在哪写，叫流沙河是吧？流沙河是很有名的一个老先生。

长平：

关于成都的市井文化，有好几本学术书成为畅销书。对，所以我是觉得成都是有这个——怎么说，说俗点，文化底蕴吧。

五羊：

说一点，我觉得还是有些种所谓的公民社会，或者是这些一种公共的言论空间在的一个，这个是蛮少，国内其实城市也蛮少见的一种。对，你说六四也好，或者白纸也好，我觉得他在那里发起，或者有很大的这种回响，或者这种市民的支持，我觉得都不是偶然的，或者是有一些必然性在里面。

长平：

对。在这里讲成都，讲后来成都被看见，当年的抗议被看见，它有一个意义，就是说：我也想说成都很重要，但是它也只是一个地方。我做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有一个想法，就是也是后来的研究者越来越多的看到的一个，就是六四它是一场全民运动。它是中国——不只是上海北京，它是一个遍及中国各个地方，甚至贵州的山区小县城的一个中学，或者一个中专，它都有抗议活动，都有上街，而且有些人受处罚。因为在一些小地方，人们受处罚的程度，甚至更严厉。但是这些都可能被忽略了。

所以在我们博物馆，你可以看见，我们特意的不只是展示上海、北京、成都这样的受到关注的地方的抗争，也展示了各个地方。但也尽我们所能去收集，还有很多没有收集到，这也是有很多学者注意到的。甚至包括当时的，比如说西藏人在干什么，维吾尔族人在干什么，青海发生什么样的抗争运动。在很多六四叙事中，这些是缺失的。不只是过度聚焦于天安门广场的问题，甚至有过度聚焦于六四的问题。所以我做这个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这个名字听起来比较绕，就是“六四记忆人权博物馆”，它是把六四和六四记忆放在人权抗争的大背景下的，又把中国的人权抗争放在全球人权抗争（的背景下）。它有几个维度来做这个博物馆。但做出来是不是达到了这个目的，因为它还在建设当中，这是另外一个问题，但是我的思路是那样的。

五羊：

您说这个提醒我了，因为我自己也在……我觉得我很多音频的播客也好，或者我自己说的叙事类播客，我觉得还是有些蛮强的口述史的痕迹在里面的。我也想做一些这样的声音上的收集。我就想起来，因为我之前给美国之音做的《越洋电话》里面，也有几个关于六四的故事。我就记得当时比如说一个叫莫莉花的，她当时在湖南邵阳，她也讲过他们邵阳其实当地也发生了一些学生上街游行的事情。还有另外一个就是蔡崇国，蔡崇国当时在武汉，武汉其实游行的运动的频次还有规模，还持续时间也是蛮长的。而且您提到成都，其实如果您没提到，我其实都想不起这个事，我觉得应该是当时应该持续时间蛮长的，或者是应该规模也蛮大的。

因为我自己是云南昆明人，我就记得当时昆明——我自己没有去过那儿，但是我知道昆明的东风广场，就是市中心，是有很多的在上面的静坐，或者是很多学生就在那边抗议什么的。因为我印象特别深的是我有个叔叔，我爸爸的弟弟，我叔叔他每天都好像去东风广场骑停车要去那看，看完又出来跟我爸说这个事。然后我爸回来还说，就说他这个、我这个叔叔他有点担心他，就是他每天就是上去看，晚上下班了就骑个自行车老跑那边看。那我觉得那可能是那段时间都有的事情。

我还是想问一个细节，您当时您在成都天府广场是待了多少天？

长平：

我在那里具体静坐绝食没有多少天，是因为我当时的一个主要任务就是做演讲宣传。就是我去了很多这个……

五羊：

天府广场也还有也有绝食吗？对不起问一下。

长平：

我没有绝食。（你说有人绝食了是吗？）有有有，有很多，有很多。当时的其实跟北京联系是很紧密的，所以很多事情都跟北京是同步的，对，有绝食。

五羊：

我觉得这个以后我都很想做一个这样的，对，不光是北京，我觉得北京讲的最多了。包括上海、像成都，或者我觉得什么广州、像包括昆明，或者西安，我觉得特别那些武汉啊，这些这个大学多的城市，我觉得肯定是有很大规模的。只是对啊，现在我觉得大家都忘却了，或者这些东西都被抹去了很多。

长平：

对，这是我们做这个博物馆的一个可以说的一个野心吧。我这有一个团队哈，但是我非常感激我这个团队一起工作。但是出于安全原因呢，我是唯一的一个公开露面的人，来作为这个发言人。那我们这个团队里面有很多，比如说请了一些年轻人做设计，差不多就是他们想要看到的样子。

五羊：

哎呀，您说这个我突然想起来，我大约可能大半年前了，我自己开了一个新的栏目啊，在西郊密林里面叫这个《往事要再提》。我记得当时我开篇念过的或者读过的东西就是，就是来自中国数字时代的。那篇文章是在中国网上被删过一篇，我不知道您可能有印象，叫《中文互联网正在快速崩塌》。

长平：

是的，我记得。

五羊：

里面就是讲了实际上其实现在的很多信息，就90%以上信息实际上都已经被删了，你很多都找不到了。包括我现在想起来，我之前其实我写过一些文章，就发过一些刊物，我觉得我我我再找我也找不到了，包括原来工作过的媒体机构，我想找过找到一些我我原来读过东西，我就发现很难找到。这个我觉得是啊，就很多东西都很快就消逝了。真的是，对，这个八九我觉得过了30多年，我觉得包括10多年前或者几年前很多东西，我不知道是刻意的被遗忘，还是这种主动的被遗忘，我觉得反正这个已经是一个事实了。

长平：

对，你提到这个来，我当然是可以说是有很深的个人感受。很多年前我就知道，事情的一部分，从个人的经历来说，我当时被宣传部公开的禁止发表文章。但一般我们的印象就是你被禁止发表，就是不再有了，对吧？但是网络上还有的东西，其实，人们想不到他会被删或者被会被删的那么彻底。但是我的读者多的时候，在网站，到处都是我的文章，因为我们也没有版权意识，而且因为你有读者，很多网站，甚至一些很知名的媒体网站，都有我的专栏——但都不是我写的专栏，或者有些房地产网站也有我的专栏，就是他们做成专栏的样子，他们都网上去收我的文章，每天更新，假做成是我在更新的样子。有些很多是给我说了的，那我想反正有人看也好，对吧。所以你不会想到，今天你去搜长平，什么都搜不到，只收到一些什么地名，什么类似的。

我就发现原来被删的这么彻底。然后那篇文章更进一步的说，其实不只是异议人士在被删，就是他列举了什么马化腾、马云、王石，这些当时是媒体的高光人物，有很多报道，很多这些都没有了。所以他反映了一个事实，就是在中国这些互联网的经营者，它也不想保存这些东西。但具体原因我们可以去猜一下。有一些我知道，比如说一个网站，它做不下去了，它就不想保存那个服务器，结果整个就没有了。当时有些服务器上有非常好的文章，甚至一些网民抗争的文章，到哪去了？这个时候你真要到中国数字时代去找，还在。比如说有个牛博网，罗永浩当时做的，有很多很好的文章，但是我估计罗永浩后来他不做了，他也不想养那个服务器了，那就没有了，对吧。

但是中国数字时代收藏了。但是我还是没想到，现在去想可能有这样的逻辑，有些比如说甚至新浪网，它不像别的《纽约时报》，它会有一种百年意识，它觉得这些我的数据我要存在那里，对吧，我以后回头要整理的。但是可能中国的这些互联网经营者、拥有者它们不想这样，没有这个意识。另外可能存着也是麻烦，老要被删，被要求删，我没必要去存的，我想有这样的原因。但还有很重要的原因，的确是审查原因。包括马云那他们，他们也有受到一些审查。所以那个文章其实非常令人震惊的一个事实，就是整个互联网，中文互联网是在坍塌。我们以为有的东西，你完全想不到它就消失了。以前人们最爱说的一句话叫“互联网是有记忆的”，那个文章就说，现在我们知道它只是金鱼的记忆。接着这个事实是很重要的。

五羊：

我想给长平老师举个例子。因为我刚才有把我几个月前念的这篇稿子找出来。然后因为我这稿子，我记得是4月份还是5月份——当然也不是这篇稿子，我的播客是4月份5月份发的。因为2025年7月22号，或者7月底的时候发生过一个事情，是四川江油，您还记得有个江油未成年人欺凌事件，最后变成很大的公共事件，很多人上街游行。我不知道您还记不记得这个事情，今年7月份。

长平：

记得。

伍扬：

对，然后呢，我这稿子，我觉得有点神奇的地方是，当时做这个叫《往事要再提》，我讲的是一个2008年在贵州瓮安发生的事情。我不知道您08年还记不记得，当时在贵州瓮安县也是一个“俯卧撑”事件，引发了最后民众去围攻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大楼，县政府大楼和县公安局都是被焚烧了。然后那个县委大楼，其实也是也都被烧了，但是公安局是一开始被上万民众去攻打了，反正真的就是暴动那种感觉。

然后神奇的地方是，我在网上我去找，是《中国新闻周刊》写的有4篇长的连续的报道，那个报道还当年得了媒体的报道奖，但是我就都怎么找不到第三篇文章。因为第三篇文章后来我发现这篇文章是详细讲述民众围攻县公安局和县政府大楼的经过的。但是这篇文章在网上就完全找不到，一找到就是有标题，其他文章都有，但这篇一找就是404，要不就会跳回主页。然后我后来托我朋友到图书馆找，他也找不到。后来反正我就托了几个关系找，后来都发现实际上你要找实体书可能有，但是需要各种身份证明什么的，最后我就打消了那个念头。所以我就那个时候我想说，就这一个侧面反应，即便是当下这种信息爆炸的时代，但信息内容也是非常脆弱，我们的很多公共记忆其实也是被选择性的铭记和遗忘的。

长平：

对，是的。就是什么“俯卧撑”啊，嗯，对啊，这个是当时那个年度词汇啊，“打酱油”啊，是啊是啊，这些词啊，在当时什么“草泥马”啊，非常流行，包含了全民的可以说网络运动。但是这个现在很多年轻人都不知道。啊，是啊，就是我侧面说明我们的党国这个还是很成功的吧，这些事情还是……它导致就是这些抗争者啊，没有遗产可以继承。

一方面是这个就从记忆中消除了，另一方面是它把有些东西可能变得更加可怕了。比如说六四的时候，其实我们会说张志新，我们会说胡耀邦，因为这些很大程度上是官方被允许说的。但是我们要么不知道这个“西单墙”，要么知道也不说，这是很有意思的，就没有遗产可以继承。

对，但是面对这种现实，我觉得是……所以我还是找回那个话了，我觉得反而我自己是每每感觉感受到这些，或者感触到这些现实的时候，无力感又突然回来了。就觉得哎呀，做这份工作在做给谁？做在做，这有什么意义在呢？对，我觉得我自己的职业价值，我自己人生价值很重要，但是我觉得公共价值这部分就变得很弱很弱了。

长平：

回到讲回响的问题，在国内的后期啊，其实我就遇到了这样的问题。在前期，我的媒体工作的前期，刚开始当然我也是受过处分，就是你也老犯错误嘛，你会觉得这个触了红线，走到边界，没有得到认可。但是中间当你勇敢的径往前走的时候，发现很多读者以麻袋寄来读者来信。我为什么说2008年，那“胡温”后期就已经是“中国梦”的开始了。

我记得很清楚有一个同事，就在南方报业一个同事，他半开玩笑的跑过来说：“原来我们和读者是站在一起的。”因为这是我们很强的一个信念，我们觉得反抗党国专制，我们背后站的是读者。一篇文章写出去，就几十万几百万的读者看、支持你，这是很明显的。《南方周末》的确都做到了……在那个稀缺的真相和良知稀缺的年代，它的确是甚至被过分推崇了，走到哪里都造成那种明星与粉丝的这种现象了。

但是到后期啊，这个《环球时报》比较成功地做了另一种党国宣传，还有一些什么中华网啊，比《环球时报》走得更远的，扮演了这个和网民互动的角色之后，就越来越多的那些民族主义者，越来越多的人在揭露，比如“南方报业和境外势力的联系”，南方报业是“西方这个势力的代言人”等等。这些说法，本来是很可笑的说法，但越来越多的人相信。

所以我很清楚地记得，当时有一位同事跑过来，半开玩笑地跟我说：“哎呀，不对不对，原来‘人民’和他们是站在一起的。”虽然他是在开玩笑，但大家都知道他在说什么。你知道吗？就是我们受到越来越多来自读者的攻击了，这种变化在当时就已经开始了。

这就引出了另一个问题。历史的消失不只是因为互联网会被删，还牵涉到记录者的问题。现在的审查比较吊诡：偷偷记日记的人肯定还有，但很多抗争者还是想把东西发表出来。你也知道，要有机会发表，比如开个公号，但公号是有很强审查功能的。所以，在那些以“抗争者”名义写出来的文章里，其实包含了很多的自我审查。你以为它是对历史的补充，但实际上它也有很大的缺失。

我自己就偶尔发现，有些文章明明是写我参与过的事情，却把我给删了。比如有人写过一篇《我们要记住孙小果案背后的媒体英雄》。孙小果案是昆明那个著名的黑社会案子，隔了20年，死刑复活，又被执行，引起了很大关注。但实际上，最早在《南方周末》报道这个案子的人是我。我去查了那篇文章，发现它提了一些值得记住的记者——这很好，我不是说那些人不该提——但是整篇文章假装没有我这个人，完全略过了我的两三篇核心报道。后世的历史学者可能会认为这是一篇记录真相的文章，但你会发现，它里面其实有很强的自我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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同样的现象也出现在回忆录里。有些人写《南方周末》或《成都商报》的回忆，为了能发表，也会做很多自我审查，这跟历史真相很不一样。别说我了，就说《成都商报》的创始人何华章，他是非常关键的人物，当了很多年老板，后来做了成都市委宣传部长。周永康倒台后，他受牵连被判了八年。结果在《成都商报》的报史和30周年报庆里，都没有这个人。这很有意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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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写文章质疑“为什么不提何华章”，我就跟他说：“其实再进一步说，你这篇文章里也没提透。何华章当年办《成都商报》其实也跟‘六四’有关。”这大家就更不会提了。我举这些例子就是想说，这背后的审查是一层套一层的，甚至是无穷无尽的。

但是，这不代表我们不做事。就像我现在分析它、化解它，一步步去整理、记录，然后戳穿它，这本身就是有意义的。

最后说到无力感，以及为什么我要谈“回响”。后来我们确实没有正面回响了，甚至得到的回响都是攻击。比如我写西藏那篇文章后，攻击非常厉害，甚至有人直接号召对我个人和家人进行人身攻击。当时美国杜克大学的留学生王千源，她在天津的父母家就遭到攻击，甚至被迫躲了出去。

面对这些，为什么还要做下去？很大程度上只能说：一方面相信它是有用的；另一方面，是要对自己的人生有个交代。我已经大半辈子在做这个事了，原以为很快见效，但实际上没有。那还做不做？

如果是明天就要解放了，今天你赶紧上街去呐喊，那你不是一个投机主义者吗？正因为黑暗还很漫长，我们每个人的呐喊才显得重要。我把它叫“在黑夜中唱歌”，互相鼓劲嘛。包括你做的节目，就是让人听见一点歌声。如果你在走夜路，有时候只有你一个人，你会唱歌，发出声响，这样你就不那么害怕了。这就是对个人的意义。

至于有多少读者，我其实不太去在乎了。像我说的，现在的网络环境已经很难分清了。你去推特上看，可能99%的评论都在骂你。但在这种时候，坚持表达对你个人的意义，可能是非常重要的。

五羊：

我觉得就借这个长平老师最后的话，在黑夜里鼓劲。我觉得现在我们，我们这期节目也是在长平老师今天一个长途旅行之后，从晚上10点开始录的，现在我们已经录到了12点了。我觉得我们也在长夜里面，黑夜里面相互鼓劲，相互分享。这个我觉得也是可以献给我们的听众了。我们应该就是这种相互的鼓励，我觉得相互的这种扶持，我觉得这个是很重要的。不管是对内容创作者，还是对于这种内容的消费者，或者分享者，我觉得都很重要。很高兴今天，我们《西郊打边炉》请到了长平老师来这儿，非常感谢你的访谈。谢谢长平老师今天做客《西郊打边炉》。

长平：

好的，好的，感谢五羊的访谈。

五羊：

行，那我有机会，还希望长平老师再来，我觉得还可以聊很多，我想听一听什么孙小果的呀，或者您之前的很多事情，我觉得我们听众也会很感兴趣。

五羊：

好的，好的。

长平：

我从1992年以来，几乎是每周不间断的观察中国社会。你每一周啊，你要去观察很多事件，然后找一个事去评论，对吧？这个事要值得评论，你还能谈出意义来。这个事本身，这些事情你把它列出来，你就把目录列出来，它都是中国社会的一个说明。你能理解吗？就是但是，一直一直在发生的事。因为你是时评啊，你必须去评论热点事件嘛。对，能反映中国的一个这个社会变化的线索的一个事情。你刚才说到很多典故，很多什么，就是这些确实都是我不只是看见了，经历了，而且呢，你还得去思考，因为你要分析，要解释嘛。所以我自己觉得，你那样每周都近距离，你得去观察中国社会，你就再笨，你都能看见一点什么，都能想明白一点什么，对吧。

五羊：

我知道，那个希望长平老师早日在这个中国数字时代里面，把你这个从92年开始这个目录，赶快给列起来，好吧，哈哈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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创始人称，软件是“被要求下架”。（中国蓝新闻）

西安华清池那尊“贵妃出浴”雕像，矗立了三十五年，接待观光游客无数，没见有人说啥。如今却有好事者跳将出来妄加指摘，斥其“不雅”。

此雕像实为艺术对历史之庄重致敬，以杨贵妃沐浴之经典场景，再现盛唐文化之浪漫风韵与典雅气度，何曾沾染半分低俗？

‌然而，争议焦点从来不在雕像本身，而在观者心境。

你真看的是雕塑，还是在自己灵魂的暗巷里，自导自演了一出不堪入目的宫闱秘戏？

你是怀着对文化的敬畏，凝视艺术的纯粹，还是让目光在污秽的想象中肆意逡巡？

她露的是肩，不是胸；是曲线，不是私密。怎么到某些人嘴里，就硬生生把盛唐浪漫解码成了“宫廷深夜档”？

回溯千年，华夏文明对身体的表达，向来坦荡如天地，舒展似云霞。‌

我们的祖先，鲜有这般对身体的羞赧与避讳。

汉代墓室壁画中，女子舞姿翩跹，腰肢如柳枝摇曳，难道不比今人健身房中的刻意舒展更显生命本真？

敦煌飞天衣带当风，似与天地共呼吸，半透的衣衫从未闻有非议之声，难道不是艺术中“天人合一”的绝妙诠释？

唐代陶俑仕女，体态丰润如春山，神情自若似闲云，何曾有过半分矫饰与局促？

若真觉得贵妃出浴塑像“有伤风化”，那敦煌莫高窟第220窟的飞天壁画是否该被尘封？汉墓里那些扭腰甩袖的乐舞俑是否该被熔毁？唐俑中的丰腴仕女是否该被强行“修正”为裹在厚棉被里的模样？

若论“报官”之事，古时罕闻。非因古人天性疏狂、罔顾风化，而是他们洞悉：身体本无罪愆，羞耻不过是后人强加的标签。

“贵妃出浴”雕像，多年来无人置喙，如今却有人突然“觉醒”——究竟是雕像变了，还是心中的狭隘被激活了？

敢在故宫看《韩熙载夜宴图》里半裸侍女，却不敢在景区看贵妃身影——不是她太露，是有人内心太龌龊。

怕自己那点隐秘的窥视欲，被照得无处遁形。本质是‌将传统神圣化为博物馆标本‌，而非活态文化。

我们自豪于汉唐的开放气度，却对当代的公共艺术大惊小怪，这岂不是自相矛盾？

如今却把祖先的坦荡，当成了需要遮掩的污点，不是艺术变了，是某些人的眼睛，被一层层“道德滤镜”蒙住了。

沈阳那尊“武松杀嫂”，被骂下架，说它“刺激未成年人”。可真正被污染的，不是孩子的眼睛，是你自己——把“艺术”和“色情”画了等号，才让所有身体表达都成了罪证。

清华美院的《堆云·堆雪》，被一块白布遮了私处，像极了旧时闺阁里，用红绸盖住铜镜的荒唐。遮的不是身体，是恐惧。怕身体一旦自由，灵魂就无处安放。

真正的文化自信，源于对祖先开阔视野的认知：既不将人体艺术视为威胁，也不以“含蓄”为盾牌遮掩表达的贫瘠。

倡导文化自信，就该撕掉对历史身体艺术的“过敏反应”，避免陷入“自信于传统，怯懦于表达”的矛盾困境。

真正的文化保守，应该是守护传统的精神内核，比如对美的追求、对生命的尊重，而不是用刻板的道德律令去抹煞表达。

真正的文化自信，不是把飞天供在神龛里，而是敢让贵妃在阳光下出浴，敢让武松的刀落在真实的人体上，敢让《堆云·堆雪》不靠白布就站得坦荡。

当一个社会，连雕塑的曲线都要审查，它还能容得下多少思想？当举报成为风尚，沉默岂不成了最安全的表达？

曾记否？1979年首都机场壁画《泼水节》里的三个裸体女性形象，曾被不少人批为“伤风败俗”。邓公一句“这有什么好争议的”，成就了改革开放的一个标志性艺术作品。

西安有关方面，这一次必须挺住，别搭理某些人那猥琐的小眼神。

道德绝对主义‌以“保护未成年人”为名，实则否定公众的审美判断力，将社会成员视为需被规训的“无知者”。

行政资源不应过度投入应对网络道德恐慌，而非提升公众艺术素养与批判性思维。

不要惯着网络环境下的“群体极化”，让少数人的批评被迅速放大，形成看似“多数人”的声讨。

面对歪风邪气，西安不妨硬气一回，以文化自信坚守审美自主，果断剥离艺术与道德的强行捆绑。

这种硬气不是对抗，而是对城市文化主体性的捍卫——当西安能坚定表达自身审美，不被外界裹挟时，其文化生命力便能在传统与现代交融中焕发光彩。

如果西安的态度，是让艺术继续作为思想的试验场，而非道德审判的法庭，这种立场既能守护历史根脉，也为创新留出了呼吸空间。

反之，当艺术不再是探索人性与社会的媒介，就会沦为道德纯洁性的仪式性展演。

以“主流价值”为名、算法为刃、举报为武器的新型文化规训‌，只会导致公共空间持续被“道德恐慌”所支配。

如果公共空间的审美裁量权，让渡给最极端的网络声音，必然形成‌无规则的道德暴政，公共空间便会从“思想对话场”退化为“无菌装饰区”。

最终被消解的不只是艺术，而是社会的包容力与创造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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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月14日，聂卫平去世，这个消息令人震惊。不夸张地说，对于围棋爱好者，甚至延展到中国人，这都是比马拉多纳去世更大的事情。

因为这里面不仅有围棋，还有时代。

现在的年轻人可能已经不知道中日围棋擂台赛，也不知道那是一个什么样的时代，我先简单说几句。

之前中国围棋是什么水平？

1960年和1961年日本棋手两次访华，中国棋手完全没有还手之力：1960年“剃刀”坂田荣男穿着拖鞋随便下下，毫不费力取得全胜，中日整体战绩2胜1和26负；1961年更惨，日本派出了54岁的女棋手伊藤友惠，老太太从北京到上海，连胜当时中国最顶尖的8位国手（包括时称“南刘北过”最顶尖高手”），同样，老太太下得也很轻松。这么说吧，当时中日围棋的差距，大概相当于中医和现代医学的差距，从理论到实践都不是一个层次的，没有可比性。

1984年是什么时代？

如果说1978年是打开国门一条缝，1984年算是大开国门，一口气开放了14个沿海城市。今天大家可能觉得没什么，但如果回到60年代就知道这意味着什么了，什么叫新时代？这就是新时代。

然后第一届中日围棋擂台赛，中国队居然赢了。聂卫平三连胜终结比赛，赢的三位日本棋手是小林光一、加藤正夫和藤泽秀行。这大概相当于中国男篮回合赛赢了库里、詹姆斯、杜兰特带队的美国男篮吧，聂卫平场均三双+最后绝杀（以四分之三子的最小差距赢了藤泽秀行）拿了MVP。

更不可思议的是中国队后两届居然也赢了，聂卫平第二届五连胜终结比赛，第三届主帅决胜赢得比赛。这已经不太好打比方了，只能说是神迹，所以后来被称为“棋圣”。

为什么擂台赛影响那么大？

这跟今天的追星完全不是一回事，因为这对于刚刚打开国门，看见外面的世界的中国人来说，这意味着中国人不弱于人，通过努力是可以达到巅峰水平的。

而且，这和今天很多人通过贬低别人来鼓吹“遥遥领先”也是不一样的。

知道从1960年到1984年之间发生了什么吗？

中国在努力学习日本，没有去编一套体系来说自己很厉害，没有说别人丧失了围棋文化的真谛，没有靠各种保护政策，而是扔掉那套落后的理论体系，完全拥抱日本围棋的先进理论。

而且，这是日本人教我们的结果。日本最顶尖的棋手藤泽秀行先生（对，这里必须称“先生”），从80年就开始带“秀行军团”来中国交流——名为“交流”，实为“指导”。后面这些在擂台赛大放异彩的中国棋手，几乎都是藤泽秀行的学生，不要觉得这很夸张，甚至可以说，当时整个中国棋界都是藤泽秀行的学生。以至于有本国人指责藤泽秀行帮助中国棋手战胜日本棋手，藤泽秀行在第三届中日擂台赛回答记者问的时候说：

“这种封闭自守的愚蠢行为只会让日本围棋越来越萎靡，只有我们的对手强大了，日本围棋的强大才有意义，围棋是没有国界的，只要是棋道中人都是一家子。”

所以中日棋手一直非常友好，即便在擂台赛这种民族情绪特别浓烈的赛事中，一直保持着对彼此的尊重。直至今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有棋手发表过那种愚蠢的民族主义言论。

所以，今天我们怀念聂卫平和那个时代，不仅是那种不屈不挠敢打敢拼的精神，更是那种开放友善、互相学习、彼此尊重的氛围。什么叫擂台赛的精神？这才是擂台赛的精神！这才一念及此，为之热血沸腾浑身战栗的东西。

我在年轻一代的棋手身上也看到了。前几年阿法狗横扫人类棋手，而这一次，比当年日本棋手横扫中国棋手更令人绝望，因为不可能翻盘了。但中国年轻棋手那种拼搏的精神、开放的心态和求道的执着，令我无比感动，寻常人真是难以企及。

我贴几条当时古力、柯洁、唐韦星、李喆的发言：

这一切，都是1984年擂台赛精神的延续。什么叫薪火相传？这就叫薪火相传！看到这一幕不禁会想：如果我们在其他领域也都能这样，该有多好。

我们要跟最先进的东西学习，要全身心地去拥抱它，没有什么不适合我们；我们要向对手学习，要尊重对手而不是贬损对手；我们要自由开放，不要固步自封夜郎自大；我们要去继承那些美好的东西，扔掉那些恶心巴拉的玩意儿。

谨以此纪念聂卫平先生和那个时代，擂台赛精神不死。

最近，不少淄博市民在社交媒体上反映，山东省淄博市博山区的孝妇河，变成了黄褐色，“看起来污染严重”。部分市民在网络上“调侃”，博山区的孝妇河，变成了“姜糖色”的“鱼火锅”。

变色的孝妇河博山段图/网络视频截图

淄博市民李先生家住博山区，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自己发现这一现象已经三个月了，从2025年11月初，就已经变成了黄褐色。他说：“去年夏季，河水颜色整体还比较清澈，但入冬以来，河水开始变色，最近几年的冬天，孝妇河河水并不是这样的颜色。”

淄博市民王先生也向中国新闻周刊表示，近期他观察到了同样现象。他说：“集中在博山段，今年秋冬以来一直都是这样的颜色。”

在社交媒体上，针对孝妇河变色的情况，不少淄博市民怀疑可能有企业向河流中偷排污染物，还有市民怀疑河水被某种化学物质污染。

不过，李先生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虽然近期孝妇河博山段颜色变成黄褐色，但走近并未闻到刺鼻气味。

中国新闻周刊记者以市民身份，向淄博市生态环境局博山分局咨询孝妇河变色情况，相关工作人员表示，孝妇河博山段变色，原因在于该区域已关闭的煤矿，因2025年当地降雨量大，导致地下水位升高，矿井地下水涌出，而涌水铁离子含量较高，进入河道后经氧化（类似铁生锈），导致河水变色。

这位工作人员表示，地下水位通常在夏秋季汛期过后升高并引发涌水，故夏季河水未出现此现象。同时，该工作人员否认了是污染企业向河道中偷排污染物导致河流水变色。他说：“博山河段周边已经没有了污染企业。”

中国新闻周刊致电淄博市生态环境局，询问孝妇河变色情况，以及对普通居民的健康是否有影响，工作人员回复称“相关情况正在处理中”。

孝妇河源于淄博市博山区神头群泉，流经博山区、淄川区、张店区、周村区、邹平市，河流全长135.9公里，流域面积1705平方公里，当地人将该河称为“母亲河”。 

早在2002年11月，《北京大学学报》就曾发表题为《淄博煤矿矿坑排水对孝妇河水质影响及机理分析》的学术论文。该文指出：“矿坑排水的总量约占孝妇河水径流量的80% , 它们从不同的地段，通过漫流或沿渠流动后排入孝妇河，必然导致河水的严重污染。” 

到了2021年，《淄博日报》报道称，博山区地下矿井涌水丰富，且铁离子含量高，在涌上地面接触空气氧化后矿井水颜色变红，影响整个岳阳河及孝妇河的水生态环境。

据了解，最近几年，孝妇河污染治理成果显著。李先生回忆，孝妇河曾经污染严重，但是最近几年，河流污染治理的效果非常明显。他表示，大约六七年前，博山区关停了不少污染严重的企业，再加上当地大力治理，孝妇河整体变清了。此次孝妇河博山段变色，让他倍感意外。

记者：赵越

编辑：孙晓波

运营编辑：马晓轶

当书店卖不动书，当书籍变成低价商品，我们还能怎么办？

提到开一家书店，你的第一反应是什么？如果你考虑投入与收益，想必你会犹豫。

大部分人都认同：人需要读书，读书的人也一定需要书店。书店尤其是不卖教辅和成功学的独立书店，往往被视作读者的心灵归属地，但很少被看成一个消费场所；坚定投身此行的热爱者，多少都有“亏损甚至闭店”的预期。

但新的变化也在发生：成都有杏书店关而复开，武汉百草园闭店一年后迎来了诚与真，一家远在桂林的野山书店，夫妻二人在小红书上纯卖书月成交额突破了百万。还有很多我们能想到的书店，万圣、浮于野、先锋……都在线上社区中经营出了一片天地。

过去一年，在低价拼无可拼的大环境里，我们发现，在小红书电商中经营的书店整体收入增长超过30%，近万家线下书店集体搬进小红书。在这个以兴趣为导向的社区，买书不再是仅围绕价格的商业行为，人们找回了实体书店中不可被替代的阅读氛围——突破信息茧房，发现一本意料之外的好书，与身边人分享。人与人之间真实友善的关系也在这里生长了出来。

我们带着好奇这一切是如何发生的，独立书店如何活下去、活得好，以及读者们在这里到底获得了什么？因此我们前往桂林和武汉，去见野山夫妇和诚与真的老王。

“为了人与书的相遇”

野山书店开在桂林高新区一条商业街里。

商业街分外街、中街、内街，外街一排餐饮店做街面生意，白天黑夜都颇为热闹。到了中街则已经人烟稀少。书店坐落在内街某入口旁边，面朝一个小区，背对着行人视线，很少有人能顺路逛到这里。

这位置不好找，读者宋双记得自己看到野山书店那一瞬间的突然。2025年8月一个雨夜，司机把她放在小区附近，导航不准，她在黑黢黢的夜色里一直向左看，偶然往右边回头，书店门头暖黄色的“野山书店”四个字突然跳进她眼里。

一定要来书店看看的原因是“好奇”。

早在来书店之前，宋双就在小红书刷到野山书店的笔记。书店老板山猪与野兔在笔记中分享他们见证了一本新书的加印——为了给每月订阅了“年度阅读计划”的读者发书，野山书店抢走了这本新书最后的库存。 “年度阅读计划”是野山书店的新产品，读者订阅后可以每月收到一本由野山夫妇精心挑选、并写上导读卡的书籍。

她在小红书里买了一本书，《苔藓森林》，这是一本讲述苔藓在不同自然环境下生长和适应的书，译者就是书店老板之一，野兔。吸引宋双的是小红书页面里的有一句话：从看见微小爱生命。除了买书，宋双还下单了野山书店的“年度阅读计划”。

宋双学历史，她往常的阅读习惯也是沿着专业方向细细挖，讲丝线的、讲鸦片的、讲英语的历史类书籍她都看，“钻到这样小的视角里”。但野山的“年度阅读计划”把更多类型的书籍送到了她手中。先是《过渡劳动》《比山更高》让她对非虚构、人类学作品产生了兴趣。5月，她又收到《我脑袋里的小狐狸》——关于双相情感障碍的绘本故事。高中之后宋双就不看绘本了，因为“字少，没什么意思”，但这本书让她意识到，绘本所能承载的内容并不被形式限制。

因为野山的阅读计划，宋双感觉收获一段信息茧房之外的阅读时光。如果没有野山夫妇的推荐，她自己是不会想到要去搜索小狐狸绘本来看的。

野山书店最深处，两张供读者阅读的方桌，桌上摆放着留言本。

这些体现书店老板个人审美情趣，与城市文化、人文紧密连接的书单选品，对读者来说是“恰到好处的盲盒”，也恰成为了独立书店的存在价值。宋双注意到，野山书店内几乎没有一本流行的畅销书，人文社科类书籍占多数，几乎所有书都是近一年出版的新书。

野兔和山猪夫妻两都在出版社工作。山猪在用做产品的思维做书店，他想给读者买书打造一种场景：在人们如此习惯目的导向线上购书的当下，独立书店的店主们，用凝结着自我智识、经验和心血的书店，为读者们提供一种可能——一种找到自我真正阅读兴趣的可能，一种看到视线以外生活的可能，以及一种通过书店这一特定场域，重新看见他人、联结他人的可能。

在武汉的老王，开书店13年，百草园闭店一年之后，他重新选址，开了如今这家诚与真。

老王选书、评书眼光毒辣，我到店找他当天，还有出版社编辑专门带着新书来诚与真，感谢老王给书提的意见。店里许多绝版书也是由老王亲自从出版商仓库里挑中的。

他清楚找到诚与真的读者大多对读书有偏好，也有自己的诉求，因此想提供给读者稀缺性——做绝版书盲盒，每个购买盲盒的读者都可以提需一本绝版书。老王把店内所有绝版书拍进一张图片放在小红书笔记里，《雪山之书》《现代学林点将录》《焚舟纪》等等。然后在小红书的直播里展示他根据读者需求配盲盒的过程。

大概也只有小红书的直播间，能有如此“耐心”的“慢”氛围。这里没有秒杀砍价上链接，没有夸张的剧情表演。直播时，老王选书、配书，回复直播间里的问题，盲盒链接就挂在直播间最下面，店员则打包。直播间的网友们不是光看着，常常，他们也爱给盲盒选书出主意。一场直播下来，直播间好则卖出两万多元书，差一点也能卖出五六千。

有一回，老王收到盲盒订单，女生几乎没留下任何与书籍相关的信息，只说了一种状态：新婚，好奇老王“第一反应”的书。

选书选了一个小时还多，这是老王配过最漫长的一个图书盲盒。那场直播里，读者给老王出主意：“选育儿相关的”，“选两性关系的”。老王都否定了：一个刚刚结完婚，对婚姻这件事感到确定的人，为什么会需要一本书告诉她育儿或者两性关系应该怎么处理？他唯一感知到的是她的幸福与轻松。

书迟迟定不下来，有人在催促“要不先下一个”，老王也向直播间其他兴趣正浓的读者讨饶：我私下配好行不行？直播间里读者不答应，非要他当场选出来。

重开书店似乎是老王的随意之举。百草园闭店大约一年后，他逛街到昙华林，看见有店面正在出租。推门进去，发现店铺格局和从前的百草园一模一样。租金很快交付了。一开始，书店明亮的大橱窗前摆着绿植，但很快，更多百草园的风格回到了诚与真——书太多了，一摞摞四处堆放，到店的读者多上几个，就需要彼此擦着身不停借过。

诚与真书店内

为什么重新做书店？我问老王。他的回答是“因为我有这个选书的资源”，意思是重开书店顺理成章。早几年，还有一种回答是，“疫情之后武汉这座城市不能没有一家独立书店”，那时，和百草园同时代的独立书店几乎都已经关闭。

野山夫妇和老王做书店有个共同的前提，他们都相信人需要读书，而读书的人需要书店。独立书店又是书店中特别的一种，往往由长居本地的人经营，图书选品体现出书店老板的个人品味。通常，你不会在独立书店看到中小学教辅书，也不会有摆在显眼处的畅销书。它们可能会视作文艺青年小众朝圣之地，但很少被看成一个消费场所。

也正因此，在图书行业，独立书店经营者的处境并不轻松。他们必须根据日新月异的新生活方式和阅读习惯，创造新的模式，维系阅读的乐趣。野山夫妇和老王搬进小红书，做的年度月度计划、盲盒、绝版书就是这样的探索。

百草园时代，老王贴在书店门头上的一句话是“为了人与书的相遇”，而到诚与真，这句话变成了“诚与真与书业相拥致远”。

如何活下去？

野山书店开业头几天，野兔和山猪办活动，其中一场是看武汉百草园书店闭店的纪录片。

有到店的读者问：是不是有些不吉利？山猪的回答是，“从我们的有限性来说，闭店是必然的事。”他的意思是，独立书店的变动与店主本人密切相关，任何人生变动都可能影响书店本身。

实际上，影响独立书店生存状态的远不止店主本人的人生变化。一座城市的人口规模、高校数量、店铺位置甚至其他周边因素都影响着书店的经营。2021年，百草园书店闭店，正是因为租方强行收回场地、腾退商户。

关店前几个月里，百草园断水断电，读者举着手机照亮找书。最后几天，有人找到老王，想请他去当选书顾问，称他是“人才”。老王迅速接话：“人才？人才把书店开倒闭？”他没想呛声对方，只是对自己太不满意——作为老板，百草园的失败就是他的失败。

但就是这样一个带着狼狈和悲愤退场的老王，在野山书店播放百草园闭店纪录片时，已经重新开起了 “诚与真”，这个名字取自哲学书《诚与真》。在书里，作者追溯了四百年西方文化史中“自我”这一概念的演变。

老王的确是一个自我的人。我们见面时，他随意地倚坐一堆还未拆封的书上，聊起天来，他总爱反问。在做书店这件事上，老王有野心、有自信。通常，出版社挑书店合作，但老王不同，他也挑出版社。对那些坚持在本社直播间卖低价却不肯给书店让利的出版社，他的看法很简单：没必要，书店不是求着出版社做生意，两者作为行业里的不同角色，应该互相成就。

老王就坐在这条过道里，为读者配盲盒

的确，当卖书变得和售卖任何产品一样，一切围绕价格时，书店就卖不动书了。

在图书产业链里，出版社作为上游，已经逐渐在线下渠道之外，发展出货架电商和直播等形式。如今，全国所有的出版社都开设了自己的直播间。书店作为图书产业链的最下游，失去了原本的销售功能。

没有从出版社低价拿书的能力，因为难以“走量”。老王举例，书店六折采购一本书，定价就必须在八折才能盈利。但在出版社的直播间里，三折就能买到。”读者不是傻子“，有三折为何要买八折的？

出版社并非刻意针对独立书店，现实是，出版社人力有限，绝大多数独立书店采购书目的数量之小，不值得出版社专门分出精力，与之维护关系，给出低价。

独立书店要想活下去，必须获得与出版社的议价权，也就是能谈到更低折扣的资格。而要想谈条件，书店就要能“走量”。

在野山书店掌握议价权的过程中，在小红书中推出年度阅读计划的销售起到了决定性作用。2025年，野山书店阅读计划售出超过2000份，2026年才刚开始则已售出超过5000份。

这意味着，这一年里有12本书，野山书店一定能卖出去5000份以上。要知道，绝大多数人文社科类书籍，出版社为避免滞销风险，首印数量都在4000至5000册。

老王的议价权则更加独特，不仅在于走量，更在于书店有自信卖别人卖不动的“小众”书籍。一本在豆瓣显示只有102人读过的哲学书籍《论确定性》，发行时印了6000册，电商渠道卖不动，将书退还给出版社。老王接过手来，卖出去八百多本。

不仅如此，在全国独立书店中，老王还有独一份的能力：复活绝版书。他联系相关出版社，提前垫资，买断出版社重印绝版书的库存，免去出版社后续销售的压力。随后再将书拿到店里卖给读者。民族史学家郭净关于梅里雪山的民族志研究《雪山之书》就是其中一例。

2012年，《雪山之书》首印，发行2000册，没过几年便绝版了。二手书网站上，这本原价68元的书被炒到近三百元一本。老王盯上《雪山之书》也已有七八年，之前问过几次，都没下文。2025年5月份，他又打电话到云南人民出版社问，发行部没给确定回答：书太久了，得问编辑。一个多月后，出版社答复：应该能做。老王立马追问：什么时候能印？仍是等待。作者需要重新修订书籍内容，编辑也要重新校对，更何况还有出版社内部的流程。又过一月余，合同终于签订。10月，崭新的实体书拉到了店门口，老王心里终于踏实了。

为了复活绝版书，老王已经陆续投入超过一百万。他的方式是，等投入上一本绝版书中的成本收回之后，就去复活下一本书。

因为诚与真，《雪山之书》成了小红书上读者许愿的热门书籍。不到三个月，老王已经收回了成本。小红书是老王唯一运营的账号——他不想只做一个把书上架到线上的“店小二”，更想要传递自己对一本书的理解与感受。

而对于野山书店来说，“年度阅读计划”的销量保证了书店不用再为“存活下去”而担忧，“书店可以赚钱”，是野山夫妇想要证明的事情。

现在，对于野兔和山猪而言，需要思考的是规模的问题——书店的生意，他们想要做多大？

阅读的兴趣会传染

12月底的一个下午，我和老王在诚与真书店里聊《雪山之书》的细节，一位头发花白的老伯在旁边选书，也跟着听了许久。趁我和老王停下的空档，他走上前来问：“你们刚说的那是哪本书？”

诚与真书店让我想起了我初中时代学校门口的书店，那时大家还没有智能手机，穿着相同校服的同学们总是穿过一堆堆摆在书店靠前位置的教辅书，聚集在小说、杂志区。有的坐在地上读书，有的茫然浏览一排排书脊上的书名。

有时我会被其他人手里的书吸引，有时我只是转转，随机决定要翻开哪一本书。那时买书很耗时间，不像现在，搜索、下单、收快递，而更像是一段探索自己兴趣的旅程。

到诚与真的那天早上，我几乎和另一个中年男人同时进店。他在每一个书架前都要驻足一番。途中，他问店员：有没有关于山西古建筑的书？过了一会儿，我又被他放在柜台上的一本书吸引了注意力——《蒋介石与现代中国》。我问他能否看看这本书，他手里的是店里唯一拆封过的。男人低下头来看我一眼，语气有些奇怪：“你直接翻呗。”好像我问的太过多余，想看就看才是天经地义，即便这本书已经被他买走。

粗读几页后，我请店员帮我留下一本。这本书几乎不可能出现在我的网络视野中，我也没理由突然在哪个网购平台搜索《蒋介石与现代中国》。但在书店里，我与那位头发花白的老伯一样，被身边人的兴趣传染了。几天后，元旦第二天，我再去诚与真，书店人多到开门出去都困难。

两位读者向诚与真店员咨询选书的问题

相比城与真的热闹，开在商业街最里的野山书店读者寥寥。山猪告诉我，开了书店之后，他们才意识到书店也“看天吃饭”。天太热、太冷，读者都不愿意出门。假如书店周围没有其他可逛的商圈，那么读者为一家书店专门跑一趟的可能性就会进一步降低。

好在野山在小红书的店铺里拥有几千名散布全国各地的年度阅读计划订阅会员。线上社区一定程度上还原了线下门店中的读书氛围，兴趣传染。

在书店的小红书笔记评论区，一些犹豫的网友询问阅读计划的相关问题，总能得到其他读者的热情“安利”，内容包括但不限于：不同时期购入阅读计划的发货方式、拿到书时的惊喜感，以及选书如何精准动人。

现在，野山书店阅读计划的快递已经能装满快递车

在野山书店的线上社群，每月总有一些地方的书友会较快收到书，于是就掀起“猜书名”活动。野兔和我讲读者们五花八门的提示信息：“书的配书是红蓝色”“书名八个字”“是法国作者”……令人意外的是，真的有人可以根据这些线索猜出刚上市新书的书名。

野兔留齐刘海，戴一副圆框眼镜，讲起话来声音温柔，语速不紧不慢，口头表达书面但并不掉书袋，而是精准、直接、观点分明。我们见面当天，谈到学术书籍，她说：“学术在开始走向通俗。这两年的通俗学术写作真的是多了一些。”

山猪则是黄皮肤，戴一副黑边方框眼镜。讲起话来语速更快，但也很少有无意义的语气词或内容重复。

书店存在的意义

开小红书开书店之后，山猪和野兔最深刻的感受之一是：阅读在任何地方、任何人身上都可能发生。

读者们留下的阅读计划收货地址，有的在夫妻两从未听过的村子里，有的在“消防支队救援物资箱的柜子上”，或者在医院、律所、公安局……他们把这称作书店的人类学观察。“太神奇了。”提到这些地址，野兔忍不住感叹。

一位老爷爷来野山书店买书

松树是野山书店的第三任快递员，三十多岁，颧骨高高的，平时不太爱说话。松树是他的微信昵称，人们因此这样叫他。他很细心，看到店里的快递是书，会将一个个快递包裹在编织袋里整齐摞好，以防书籍受损。店员雨荷和野山夫妇因此对松树多几分热情，见他来了，常常给他倒水，帮他装货。

雨荷热情，做事也麻利，与人说话时总是情绪饱满。她常常和松树聊天，某天下午，松树装完货后，雨荷发出邀请：“你晚上下班后要不要来书店看看书？”

这是没有任何期待的邀约，照面几次的人，雨荷总这样口头邀请。但让她意外的是，松树真的来了。她很高兴，冲出柜台给松树选了七八本自己喜欢的书，松树安静地坐在角落里的小桌上读起来。

二十多分钟后，接到雨荷消息的野山夫妇也赶到了店里。两人商量片刻，山猪拿起一本《我在北京送快递》，想要送给松树。松树立马从椅子上站起身来，连连摆手拒绝：不用了，不用了。山猪不肯放弃，继续举着书：拿着嘛！书就是让人看的！反正店里这么多书你拿一本也不会怎么样！松树仍是摆手：不用了，我平时也不怎么看书，还是放到店里卖吧。雨荷也跟着劝，但最终未果。于是三人围着松树聊起天来：老家在哪里？为什么在申通干？以及，我们家的快递会不会比别家晚？

那本赠书松树虽未接受，但确实看完了大半，他向雨荷反馈读后感：好像和我做的工作不是很一样，这个作者是发散单的。所谓“发散单”，是指面向个体消费者收发快递。松树则是半天发散件，半天发商铺快递。他告诉雨荷，自己“平时没有遇到那么多鸡毛蒜皮的事”。

重要的是，雨荷向我强调：从松树踏入书店开始看书起，他们的“关系又变了”，不再仅仅是对接工作的人。从那之后，松树大概半个月就会来书店看书一次，每次来之前，他都会先和雨荷打声招呼。通常，松树会在晚上八点半左右出现，在书店待上一小时，陪着雨荷直到下班。

一开始，松树会在不同的书架前逡巡，但后来，他经常在博物类书架前停住脚步，翻看关于植物的书。雨荷把这种阅读偏好形容为“特别”。

2025年四五月份的一天晚上，雨荷把书递给松树，松树接过，突然说到：雨荷，我准备不做了，我要回家了。

雨荷觉得不可置信，反复确认几次，最后终于问：那你回家要去做什么？

松树的回答更在意料之外：种砂糖橘。

四五月份是种砂糖橘的时节吗？雨荷不知道。冬天，砂糖橘快要上市了，雨荷给松树发去消息，问他砂糖橘种的怎么样了？过了一会儿，松树回来消息：正种着呢，种的差不多了，结果给你拍照片。

雨荷同样不知道，在松树翻阅的博物类书籍里，是否有一本提到了砂糖橘。但那些似乎都已经不再重要，在松树种起砂糖橘的日子，他的微信昵称已经不再是松树，而变成了“快活自在”。

茑屋书店的创始人增田宗昭曾说，“书店始终因顾客的精神需求而存在，盈利只是自然的结果”。场景、包装等创新都只是不断吸引的手段，洞察读者需求、激发分享欲望，经营一个持续交流的场域，或许才是独立书店成功的核心。

文中宋双为化名

作者———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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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多地法院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都将案件审判员的姓名隐去，引发法律界的广泛关注。

记者经查阅发现，2024年至2025年这一时间段内，在裁判文书网中上传的近2万份裁判文书中，审判员、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身份都被隐名处理成“XXX”的形式。这些审判人员隐名处理的裁判文书，又以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的文书，同样出现了相关情形。除了审判人员的名字被隐去外，部分法院文书的案号也被模糊处理。例如，多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书，案号均为“（2024）浙01民终XXX号”；北京金融法院的部分文书，案号甚至被模糊为“XXX京XX民终XX号”。

 1 

执行人员的理解偏差导致的不当操作？

为何在裁判文书中对审判人员隐名？很多法官在解释此次事件时都猜测是上传文书的操作人员对隐名处理的要求理解有误。最高人民法院此前多次要求在裁判文书中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尤其是对自然人姓名“能隐则隐”，却未曾提及需对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故而，这种“能隐则隐”，可能引发了操作人员的理解偏差。

在记者就此次隐名事件进行采访后，最高人民法院审判管理办公室的负责人也回应称：按照有关要求，在案件中依法履职的审判人员、法官助理、书记员的姓名，在上网文书中不做隐名处理。此外，案号作为区分案件类型、次序的重要标识，也予以保留。实践中，因部分操作人员不熟悉文书隐名要求，错误将法官姓名和案号都隐去，显属不当，最高法已关注到上述问题，也已安排相关法院整改。

裁判文书中涉及的人员的姓名是否要进行隐名处理，在最高人民法院2016年发布的《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中早有规定。该规定第8条明确，“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时，应当对下列人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一）婚姻家庭、继承纠纷案件中的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二）刑事案件被害人及其法定代理人、附带民事诉讼原告人及其法定代理人、证人、鉴定人；（三）未成年人及其法定代理人”。由此来看，需要隐名处理的人员，并不包含案件的审判人员。

对于应当在裁判文书中删除的信息，该规定第10条的列举是，“（一）自然人的家庭住址、通讯方式、身份证号码、银行账号、健康状况、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个人信息；（二）法人以及其他组织的银行账号、车牌号码、动产或不动产权属证书编号等信息；（三）涉及商业秘密的信息；（四）家事、人格权益等纠纷中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五）涉及技术侦查措施的信息；（六）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公开的其他信息”。由此来看，除审判人员的姓名外，案号信息同样不属于裁判文书中应被删除的信息。

 2 

隐去法官姓名导致的监督目标落空

而很多法官猜测的，在裁判文书中隐去法官姓名属于操作人员的理解偏差，也非毫无理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1月召开的全国高级法院院长会议上就提出，要平衡好文书公开与当事人合法权利、隐私保护的关系。上网公布裁判文书要隐去相关识别信息，确保当事人及其家人的生活工作、各类企业单位的经营发展不受裁判文书上网的影响。

2024年12月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同样强调，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完善上网文书的隐名规则。也因为最高人民法院的持续推进，至2024年6月，裁判文书网的上网文书已全面施行隐名处理要求，自然人仅保留姓氏，企业则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

对当事人的信息进行隐名处理，其目的当然在于保护公民的个人信息及企业的合法权益。在最初推行裁判文书上网时，因为强调一律公开，已引发不少争议。例如，有的劳动争议案件当事人因相关文书上网公开，找工作时屡次被拒；有的民营企业因涉诉信息公开，融资贷款受阻、商业合作困难，甚至难以参加招投标；等等。所以，从一律公开到隐名处理，无疑更有利于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

但这种隐名处理，在实践中已渐渐突破规定的范围。例如，在行政案件中，作为原告的自然人或企业应被隐名处理，但作为被告的行政机关却不应做匿名处理。实践中已然出现不少文书同样对行政机关进行匿名处理的；再例如，因为裁判文书上网后，个别文书中的“低级错误”被网友挑出又经网络不断放大，给案涉法院和法官带来不小压力，以至于很多法官若认为自己的裁判文书质量不高，也会倾向于隐去自己的名字。

若隐名处理从对当事人的隐私保护，扩张到对审判人员的个人信息都要匿名处理，无疑彻底悖离了裁判文书公开所追求的目的——当初推行裁判文书上网的核心目的，就是通过公开确保社会监督，提高司法透明，进而倒逼法院公正裁判，并提高司法裁判的质量。

如果裁判文书审判人员的信息都要彻底抹去，通过社会监督来督促司法公正的目的当然就会落空。

所以，《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6条也规定，即使某些裁判文书因涉及国家秘密、未成年人保护和个人隐私而不能上网公开，这些裁判文书也应公布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以及不公开的理由。就如2016年8月30日《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公布时，最高人民法院在新闻发布会上指出的，“裁判文书不上网公开的理由也需要上网公开以接受社会监督”。

如果说隐去审判人员和法院的信息已使通过公开来促进司法公正、提升司法公信力的目标落空，那么将案号也彻底隐去就意味着，学者、律师和公众再无法通过裁判文书网进行类案的溯源检索。

此外，因为案号就是法律文书的“身份证”，所以隐去案号也就无法保证上传案件的真实性，其结果就是不仅社会监督司法的功能会被持续弱化，司法透明也可能受到严重影响。

 3 

裁判文书网为何引发高度关注？

事实上，裁判文书网受到广泛关注，并非首次。早在2024年初，因最高人民法院要在内部启用“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就曾出现过裁判文书网可能会被关停的舆论风波。而引发该风波的原因，除了最高人民法院2024年发布的启用仅供法院内部人士查询的“全国法院裁判文书库”的红头文件外，还有裁判文书网自2021年以来上网文书的数量骤减。典型的如，2022年公布的行政诉讼裁判文书，仅有不到100份。

针对裁判文书网可能被关停的隐忧，诸多学者和律师都曾发表过反对意见。理由也都集中于：

其一，裁判文书公开是司法公开的重要方式，若不能实现普遍公开，仅选择法院内网公开或是有选择地公开，都不是真正的司法公开，也无法实现社会对司法公正的监督和司法公信力的确立。

其二，裁判文书的普遍公开，不仅可提高法官的业务水平，促使其谨慎对待每个案件，也有助于全国法院法律适用和裁判尺度的统一。

其三，裁判文书公开，不仅有助于提升整体的法学教育水平，也有利于促进法律共同体的形成。因为裁判文书网不仅重塑了法科生的教学方式，同样也为包括法官、律师、检察官在内的法律人士提供了意见交流的重要平台。仅从学术研究角度而言，公开的裁判文书就使法律学者突破了象牙塔的束缚，进而直面司法实践中的真实问题。

而彼时，也的确出现了裁判文书公开带来的社会问题。典型的例如，文书上网后对当事人隐私信息乃至国家安全的影响，文书上网量大给法官造成的工作负担，以及公众对裁判的质疑给司法工作造成的压力。

但大部分法律界人士的普遍意见是，上述问题只能说是裁判文书网上线十年在取得显著成果后，所暴露出的需要改进之处，并不能成为关停网站、改为法院内部可查的正当理由。

为平息上述争议，最高人民法院在2024年2月召开新闻发布会称，裁判文书网并不会关停，人民法院案例库所收录的是体例规范、要素齐全、便于检索的参考案例，二者功能不同却会并行适用：前者重在司法公开，保障公众的知情权；后者则是为法官办案提供权威精准的参考和指引。最高人民法院也许诺，人民法院案例库的建设使用不会导致裁判文书网的作用减弱，未来仍旧要加大裁判文书的上网力度，使其覆盖至各个审判领域。自此，有关裁判文书网可能会关停的风波暂时平息。

虽在并行适用，可裁判文书网在近年出现了一些颓势。有的基层法院在2023年后再未上传刑事裁判文书，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中规定的“公布为原则，不公布为例外”，也因为不少法院扩张适用不公布的兜底条款——“人民法院认为不宜在互联网公布的其他情形”，而演变为“不公布为原则，公布为例外”。

所以，此次的法官隐名事件爆出，尽管最高人民法院第一时间回应称，“显属不当，已安排相关法院整改”，但学界和公众仍旧对司法公开是否会倒退存有疑虑。

2014年《中共中央关于全面推行依法治国若干重大问题的规定》明确声明，“加强法律文书释法说理，建立生效法律文书统一上网和公开查询制度”。这成为裁判文书上网的政策基础，也开启了司法公开逐步向好的来时路。至2018年，《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进一步深化司法公开的意见》宣称，“目前，司法公开规范化、制度化、信息化水平显著提升，审判流程公开，庭审活动公开、裁判文书公开、执法信息公开四大平台全面建成运行，开放、动态、透明、便民的阳光司法机制已经基本形成”。但从2022年起，这条道路却颇多坎坷。此前关于裁判文书网可能被关停，以及此次大量裁判文书中法官姓名被隐去，在很大程度上都成为表征。

法治既然已经向前迈进，就不应允许其轻易后退，人类社会也不应再回到“刑不可知，则威并不可测”的司法神秘主义时代。所以，那些隐去了法官姓名的地方法院是否会如最高人民法院要求的一样进行积极整改，裁判文书网是否还能如其设立之初一样，不断实现司法公开和透明的功能，都需要法律界人士和社会公众的持续关注。

本文首发于凤凰网风声“法治理想国”专栏，主编萧轶。

文/六神磊磊

华清池最近挺热闹。91年的杨贵妃雕塑，近日忽然被举报了。

刚看到新闻时我吓一跳，还以为是又被领导偷偷卖了，赝品留给观众，原件上了拍卖行。仔细一看才知道，不是雕像被换了，而是有人认为贵妃露了胸，有伤风化了。

91年就可以露的胸，现在忽然不能露了，居然还引发一场大讨论。这很让人困惑，唐玄宗都没意见，群众为啥那么大意见？仔细一想才醒悟，因为道德高尚的人过去都没有手机，现在他们全都有了，当然就有意见了。

而且并不只是我们，外国亦然，听说玛丽莲梦露的捂裙子像也不能容许了，非要拉走。

我的主业是读金庸，金庸小说里讲得很明白了，武侠世界里，当时代上行，日子好过，社会风气往往就会趋近于开明开放；反之，就会变得保守固执，各种道德家、卫道士就会纷至沓来。

你看《笑傲江湖》里，华山派实力最强的时候，号称五岳第一，风气就比较奔放，风清扬居然去和一个失足妇女成了亲；等到后来华山实力不行了，在五岳剑派里几乎吊车尾，道德上就最保守，令狐冲去了一趟群玉院，师父都威胁要砍他项上人头。我都不明白，自己能悄悄砍小头的师父，怎么会理直气壮砍徒弟的大头。

我还发现，一个人，如果不到三十岁，就会觉得遇到的事都是新鲜的。如果过了三十岁，就会发现原来世上没有新鲜事，都是周期循环。类似雕像露奶的问题，是个太老的问题了，印象里那是我童年时才讨论的事，甚至当时都已经讨论完了。

比如杂志可不可以登接吻照片，1979年就讨论完了。当时《大众电影》刚复刊，在封面登了一张亲吻照，激怒了一批正义群众，痛斥“庸俗”、“下流”、“难道社会主义最缺的是接吻吗”。后来该讨论以《大众电影》销量暴涨而终结。我还深信未来不会再有这样的讨论了。谁知道如今又讨论转来了。

自从我35岁过后，发现类似的讨论就不断重新上演。川美的教授课堂上教人体素描，被指责伤风败俗；杨丽萍老师的孔雀舞，被指责穿得太少；有人和外国人睡了觉，要被全网声讨，所谓“有辱国格”；如今杨贵妃的胸也要裹起来，唐朝人敢露，现代人不敢看了。这才愈发恍然大悟，世上哪里有什么新鲜事，不过是周期循环。

很多人满以为“新鲜”的话题，不过是一个个当初早已被填平的粪坑，又被人又重新刨开而已。如《红楼梦》和悼明，如能不能“拿来主义”，如过不过洋节，如能不能裸体雕像，如许不许人体素描，都是早被埋了许久的陈年粪坑，却又被人刨开，重新吸引了惊奇的少见多怪的人群，趴在坑缘说哇塞这个好新鲜唉，好振聋发聩唉，大开眼界大开眼界！就连国际时事也是，你看伊朗，大半个世纪都耗在周期循环了，同一个老坑，伊朗人刨了埋，埋了刨，最近又想埋。

我仔细看了那个华清池的杨贵妃雕塑，觉得还挺美的，贵妃躯体健硕，身材饱满，又不失力量；人物头部微偏，神情宁静，整体还算得上生动。如果要挑毛病，我觉得浴袍和人体的关系还不够自然；面孔偏写意而身躯偏写实，上身骨架纤细而下肢粗壮，略有一丝违和，失了点古韵。别的没啥大毛病，起码比某地的章子怡出浴雕塑好，连本人看了估计都晕倒。

再说了，一个袒露胸膛的杨贵妃，不是正好满足网上各类人群从夯到拉的诉求么，女性主义者可以说这表明女性不必为身体羞怯，要光明袒露；老登们如我则可以抓紧机会拼命凝视。各取所需，互不冒犯，多好啊。非要去给裸了三十多年的贵妃较劲做什么？替唐玄宗着急，你是高力士啊？

不禁想起个关于霍英东的著名故事：以前他每次来内地，都要先看机场一幅壁画《泼水节》，看上面裸体沐浴的傣族少女还在不在，如果在，就说明可以放心大胆投资。

但现在已有新情况了，老公式不灵了，因为这已经是全球都面临的问题，无论中西方，大家都贤者起来了，人们全面趋于保守，内心仿佛都像刚撸完一样纯净。之前说了，外国的玛丽莲梦露的像，放了那么多年，不也被指责有伤风化，要取缔吗。

现在除了伊朗人想少穿点衣服，大家都恨不得多穿点衣服。多么有意思的世界啊。

-完-

喜欢好三文鱼的，挪威弗罗亚Froya冰鲜三文鱼补货了，新一批已到，这个品牌在国外许多精品超市都有。我自己前前后后下过十多单给家人朋友。随手截图，这就是我切了叮嘱家里人吃的。

质量好、新鲜，大家喜欢的可以拍：

作者：胡文辉

从前，没有网，从前的世界是隔绝的，“邻国相望，鸡犬之声相闻，民至老死不相往来。”从前每条村都有每条村的方音。

从前，没有网，从前的时光是迟缓的，“从前的日色变得慢/车，马，邮件都慢/一生只够爱一个人”。从前的一辈子，只够寄几十封情书。

那么就可以说，没有网的时候，是古典社会。

但我们再也回不去了，回不去从前，回不去古典社会，回不去“闲坐小窗读周易，不知春去几多时”。

是的，没有网是古典社会。我说的。但我还有下一句：有网而强行断网，是野蛮社会。

顾炎武在《日知录》里说：“有亡国，有亡天下。亡国与亡天下奚辨？曰：易姓改号，谓之亡国；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谓之亡天下。”我觉得，顾炎武对“亡国”与“亡天下”的分疏，在当今世界，依然有用，有效。

对于萨达姆来说，那是“亡国”；对于阿萨德来说，那也是“亡国”；对于马杜罗来说，那还是“亡国”。但又怎么样呢？“易姓改号”而已。甚至连“易姓改号”都用不着，一片云淡风轻。

那么，伊朗断网，又发生了什么了呢？我们不知道。然而，这样的时候，我们不知道那里在发生什么，岂不是最可怕的吗？这样的话，我们很应该学鲁迅了，“我向来是不惮以最坏的恶意来推测……”我想，伊朗正在发生的事，就属于顾炎武说的“仁义充塞，而至于率兽食人，人将相食”吧！

在地球已被星链包裹的时代，网络已不是外在于我们之物，它是必需品，是我们日常生活，甚至就是我们的文明。什么时候强行断网，就意味着，文明已坠落到了底线以下，“率兽食人，人将相食”的事，就可能在我们看不见的情形下发生。

断网就等于“亡天下”。

“退休人员产检”，乍听之下满是矛盾感的组合，如今正照进现实。

按照现行政策，女性年满50岁便到了法定退休年龄，这个本该步入含饴弄孙阶段的年纪，大多已迎来绝经。如今却迎来了退休产检也可报销的好政策。

具体的规则是：必须是参加北京市职工医保的退休人员，医保范围内产前检查费用实行分段报销：3000元（含）以内全额报销，超出部分按30%比例报销，年度封顶线1万元，简单来说和在职女职工待遇相同。

这个政策只能说是一个打补丁的政策。

的确也有很多高龄产妇，难道说以前她们产检还不能报销吗？

单从政策上来分析，能惠及一个人，也是好样的。

虽说到了退休年龄，大多已经绝经，但通过辅助医疗技术，还是可以成功怀孕生子。

今天就看到张家港一个59岁的大妈顺利产子的新闻。

大女儿常年在国外，感到寂寞就生个孩子带一带。

而中国女性生孩子的最高记录是67岁。

虽然技术可以使老树开花，枯木逢春。

但是高龄产妇还是要面对更多的风险，比如妊娠高血压，胎儿畸形等风险。

让绝经的人再努努力，不要有后顾之忧，多生一点。

现在年轻一代的生育意愿比较低，让他们改变观念比较难。而且很多年轻人是有生育的身体，没养育的钱。高昂的养育成本、巨大的生活压力，让他们对生儿育女望而却步。

但退休这一代就不同，这一代人还认同“多子多福”的传统观念，而且那些有高额退休金的人员，也有能力养得起孩子，甚至还可以一边领退休金，一边领生育津贴。

而且五六十岁也有时间和精力带孩子，以前是帮忙带孙辈，现在好了，可以带自己的孩子了，弥补了年轻时因计划生育只能生一个的遗憾。

而且现在的年轻人别说生育，结婚这一关都很难过，从生物学上看，谈恋爱结婚的目的，不就是为了生孩子吗？

而同父同母的弟弟妹妹的基因和自己生的儿女的基因相似度都是50%，而且还保真。

从基因角度来分析，人就是基因传递基因的工具，年轻一代传递不了，就老一代再传一棒，年轻人帮忙养弟弟妹妹可好？

退休父母再生一个，就不用年轻人生了。

以前是天天催年轻一代孩子生，现在好了，可以让老一代人再努努力了。

这发展到最后，这生育年龄会不会继续延后。

这会不会让很多人真的到了退休年龄，才考虑生孩子。

毕竟这个年纪，有钱又有闲，正是生儿育女的年纪啊。

不过话说回来，让退休人员生孩子，这只是一些偏门，对社会的整体生育率影响不大，最主要的还是创造一个让年轻人愿意生，敢于生的环境。

看到一则改名公告，不胜唏嘘。

1月12日，“独立精神”公众号改名“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并表示将一如既往做好文章发布工作。

为什么要把“独立精神”这个极具历史积淀、极具清华特色的名字改掉，公告没有说，咱们作为外人不得而知，也没有立场去评价。只觉得非常可惜……

“独立精神”这个典故出自“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是原清华大学教授，学贯中西的大师陈寅恪所题，也一直被认为是清华大学治学思想之精髓。

1929年，陈寅恪为已故国学大师王国维撰写纪念碑铭文，其中写到：

“来世不可知者也，先生之著述，或有时而不章；先生之学说，或有时而可商，惟此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历千万祀，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海宁王静安即王国维先生，此碑立于清华大学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既是陈寅恪大师与王国维大师之间的惺惺相惜，更是大师对清华同僚、对中国学术界的期许与鞭策。

清华大学历史上，当得起“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教授灿若繁星，已故的有陈寅恪、王国维、朱自清、闻一多等大师，健在的也有秦晖教授等令人尊敬的学者。

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在清华大学一脉相承，源远流长。也因此，一份由清华大学主办的哲学社科刊物以“独立精神”命名其官方账号，是非常妥帖且足以自豪的，也是其他任何学校（包括北大）所抢不走的。

以“独立精神”作为一份学术刊物的标签，有着极其鲜明的导向作用，也是对每一位投稿作者的指引与鞭策：

你投稿到《清华大学学报》的研究，是不是基于一名学者的独立精神完成的？做研究的过程，有没有受到权势的影响？你研究得出的结论，有没有屈从于利益的诱惑？

你的学术研究，有没有愧对清华大学先贤的教导？

作为对比，“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则很难看出任何价值倡导的主张，看起来就是中国数千份大学刊物中平平无奇的一个。

当然，需要再次强调的是，改名的并不是清华大学的学术刊物本身，而是一个认证主体为清华大学的微信公众号。

很可惜，“独立精神”这个名字被放弃了，希望清华人治学的独立精神还在吧。

祝《清华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越办越好！

 一个单身妈妈因为儿子被骗到柬埔寨，在最终无奈之下她孤身一人勇闯柬埔寨寻找儿子。她的寻子经过也在互联网上引起了很多人的关注，有多少人被骗到柬埔寨没有人知道，但像叶文斌母亲这样实实在在鼓起勇气直闯柬埔寨寻子的人寥寥无几。让人没有想到的是，由于签证时间到期，不知道通过中转国家后重新入境来“续签时间”，以至于她回国后表示，“现在不能出境了”。网上还有人说她是因为“恶意寻子”导致被限制出境。

不管怎么说，她出国前往柬埔寨寻子的勇气和精神都是实打实，她的寻子经历也被国内外关注。对于柬埔寨形象来说，这无疑是毁灭性的灾难。国内一些媒体时不时报道柬埔寨旅游，叶文斌的妈妈是用亲身经历在告诉外界、柬埔寨是一个什么样的国家，这是一个电诈猖獗的国家，正常人看了叶文斌妈妈的寻子经过后都不会去柬埔寨旅游。尤其某些媒体报道宣传中国人是柬埔寨旅游大客户，仅仅叶文斌妈妈在柬埔寨寻子的事情，相当于毁灭了柬埔寨旅游业里面的中国市场。

对于柬埔寨旅游部门而言，肯定是很难受这种重大负面影响。另外一个问题，这样跨国寻子大概是头一回。给了一些部门很大的压力，因为国内的事情弄到国外了，不过也是国外的事情，人从国内被骗出境的。

叶文斌妈妈的做法不仅给了有关部门压力，柬埔寨官方、甚至电诈园区都会有压力。网上现在有不少被骗去柬埔寨的家属在诉求，如果多几个叶文斌妈妈这样勇闯柬埔寨，那种影响非常大，弄不好变成“国际事件”，不仅仅单纯的寻子问题，在柬埔寨寻子期间的安全问题，甚至又会造成新的舆情。

有视频中显示，叶文斌妈妈说自己已经不能出境了，虽然网上有人说她是因为“恶意寻子”，站在法律的层面上来说，如果禁止他出境，好像很难理解。但她出国了，这件事会不会升级，会不会产生新的问题和影响不好说。

另外，如果网上亲人被骗去柬埔寨的人都像叶文斌妈妈一样，内外方方面面会比较尴尬。柬埔寨GDP40%至60%来源于电诈，柬埔寨第二大城市西港更是犯罪的天堂，经济70%来源于电诈、灰产。这种国家指望配合打击电诈，也是不现实，只有泰国那样用实力教训，柬埔寨才会老实。不过话也说回来，柬埔寨的电诈园区都是华人资本，最后又来坑害国人，有些还被包装成为优秀企业家。

1、

在一个封闭的、权力至上的体制下，没有人是安全的，哪怕你是亚运会冠军，云南历史上首位亚运会三金选手，依然如蝼蚁般，任人碾压。

王莉的故事，真的值得好好听一听。她曾经的荣耀，成为她不幸的根源，而她的不幸，最终还是要靠她的荣耀来拯救。不知道应该说是不幸，还是幸运，总之，她的故事充满了悲伤、无奈、绝望和悲情，以及无法抑制的愤怒和对恶的抗争。

去年12月中旬，王莉通过社交媒体发布视频实名举报云南省松茂体育训练基地主任范某文，举报内容触目惊心：

第一，她称自己获得亚运三金后，范某文向她索要15万元比赛奖金，

第二，她拒绝后遭恶意边缘化、禁止训练，退役材料还被擅自上报，长期的打压使她患上重度抑郁。

第三，她还指控训练基地存在辱骂与体罚队员等问题。

同年12月15日，云南省体育局通报称已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全面开展调查，将依规依纪依法进行处理。

时隔近一个月之后，此事终于迎来转机。

云南体育局调查组发声通报称：

经核查，情况基本属实。云南省体育局党组研究决定，对范某某作出免职处理。相关部门已对范某某立案调查。

2、

结局总是光明的，但过程又注定是曲折和艰辛的。

王莉参加的是第19届杭州亚运会，于2022年举办。而王莉的举报，是2025年的年底。

三年多时间，她是怎样被无边黑暗和无力感所包围？

不需要多丰富的想象力，大致也能猜出这是一个不断妥协、哀求、拉扯，继而被逼到绝境中，奋而反击的漫长过程。

农村出身的运动员，除了训练就是训练，大致没有任何处理人事和权力斗争的经验，面对主管领导的无耻要求，她除了婉拒、求放过，还能做什么？

但是范某文既然提出这样的无理要求，也就意味着没有丝毫的底线可言，这样一块肥肉，他又岂能轻易放过？边缘化运动员，禁止训练，乃至干出强制退役这样的丧尽天良的事情，无非就是把疯狂进行到底。

这已经不仅仅是贪婪，而是无法想象的罪恶。以权力手段，彻底断送一个正值巅峰的运动员的职业生涯，还有比这更荒诞、更无耻的行径吗？

任何一个职业运动员，都不可能忍受这样的屈辱。王莉决定实名举报。三年多时间，她一定找过多个部门、多个领导，投送过无数的举报信，但都无果，甚至没有无人关注。

她只能通过社交媒体，实名举报。这是最充满风险的一条路，因为这意味着她要与整个体制对抗，但又是最简单直接有效的一条路。

事实再一次证明，凡是实名举报，99。99999%都是真的。

3、

范某文的猖狂从何而来？说实话，从正常逻辑来考量，我真的无法理解。

虽然中国的奥运冠军有很多，跟全红蝉、樊振东、潘展乐这样举国皆知的明星运动会相比，王莉可能不被更多国人知晓。但就体育弱省云南来看，三枚亚运会金牌，足以让她成为功勋运动员之列。

不要说还要当打之年，就是退役后，她也应该获得足够的尊重和地位。这样的运动员，难道不是被当成宝贝一样，细心呵护，有任何困难都第一时间解决，以让她安心训练，备战更多的大赛吗，为国、为省争光吗？怎么反而成为了被欺压的对象？

这是因为，在某一个特定的环境下，通常不是以人才、以能力为本位，而是以权力、以关系为本位。

也正因为如此，范某文才能有恃无恐地讨要不属于他的奖金，王莉才会卑微到被逼到墙角后，才敢与之正面对抗，因为没有更坏的结果，也没有再可以失去的了。

这是一种搏拿心态，但凡还有一丝可能，她都不会走这一步。

王莉是勇敢的，她以一己之力撕开了被揭盖的行业黑洞，但她也是悲情的，一个刻苦训练，在洲际大赛中勇夺三金的运动员，甚至要以这样一种极端而决绝的方式，保全自身的利益和运动生命。

她面向全国网友的实名举报，震耳欲聋，但她置身其中的环境，却是鸦雀无声。

沉默本身就是答案。

4、

正义会迟到，但不会缺席。云南省体育局最终为王莉伸张了正义。王莉也表示，“感谢云南省纪检委深入调查。我相信组织会还我一个公平公正，还云南 体育一片净土。”

这话说得很体面，但真的一片净土了吗？

王莉不是一个人。第二次举报中，王莉再次曝出猛料：范某文曾殴打、猥亵女队员、夫人吃空饷、克扣奖金等多项违规违纪行为。这些问题，显然更炸裂、性质更为严重。

三块亚运会金牌，是王莉的底气和资本，事实上也是她最终能翻身的最重要的原因。而那些还没有出成绩的女运动员，是不是连发声的机会都没有，只能默默忍受一切屈辱，甚至这已然成为潜规则的一部分？

范某文也不是一个人。他的斑斑劣迹，不可能长时间无人发现。强制一个冠军级别的运动员退役，他也做不到只手遮天。

云南省体育局在通报中表示：

将按照运动员管理相关政策规定，做好运动员王某保障工作。同时，云南省体育局已开展运动队专项整治，全面加强纪律作风建设，健全运动队管理制度，完善运动员权益保障机制。

考虑得很全面，态度也很坚决。唯希望不能停留于纸面上，要拿出实际行动来。

因为我们都知道，范某文一个人扛不下所有。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51期：回归人，回到人，回到人之为人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3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1条，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月5日—11日，这一周。

“河北农村取暖费用太高”问题引发全网关注，一些老人守着直冒冷气的屋子，裹着厚棉衣缩在炕头，宁愿挨冻也不敢开暖气…这类民生艰难的画面令人痛心，其原因也简单而残酷——随着政府气价补贴退坡、居民用气价格上涨，许多人用不起暖气，只能硬扛。早在2013年，中国就全面推行了“煤改气”以缓解京津冀地区冬季持续时间较长的重度雾霾。由于冬季来临前，许多家庭会提前储备大量煤炭用于取暖，而散烧煤的大气污染物排放量较高。2017年，环保部门发布“大气污染治理攻坚行动方案”，强制要求河北多地在短时间内完成煤改气、煤改电，由此掀起带有强烈政治色彩的运动式治理。不少民众因此陷入“供暖未至，先拆锅炉”的民生困境。据媒体报道，在河北煤改气初期，各级政府发放了大量清洁取暖补贴，让农村家庭在硬件改造方面配合度相对更高。

但从六七年前开始，随着天然气成本上涨、地方财政收入锐减等因素叠加，河北多地开始出现补贴退坡的情况，居民用气成本随之不断上升。因为政府无力支付给燃气公司，一些企业开始人为切断或限制供暖，出现所谓的“经济性断供”。另一方面，越来越多的河北农村家庭在寒冷与账本之间反复权衡，徘徊在不开暖和少开暖之间。曾有人大代表统计，不少地方补贴从约1元/立方米降到0.8甚至0.2元，按河北农村家庭100㎡、维持18℃气温测算，日耗气20—30立方米，取暖季费用高达7560—11340元（接近农村居民全年的人均可支配收入），高昂成本让农村老人舍不得开。

当然，也有家庭选择偷偷烧散装煤取暖，毕竟其成本远低于烧天然气。但“保卫首都蓝天”本就是河北煤改气政策的主要推动力，当局不惜采取取缔煤场、设卡检查、网格监管、有奖举报、无人机巡查等方式严查，令河北民众陷入“用不起气、不敢烧煤”的民生困境。有网友查询发现，河北当地的巡查无人机搭载了热像仪、光谱分析仪等高科技，能实现昼夜精准排查“违规取暖”，不由感叹道，有钱买无人机查烧煤，没钱发补贴。1月5日，农民日报为河北农村取暖问题发声，文章提到“不能让老人再挨冻，人永远是第一位的”、“补贴必须要托底，不能拿补贴催着乡亲改，改完就砍补贴”，该文最终遭到404。

更为讽刺的是，还有一些博主发视频表示，北京部分地区的用电用气成本反而比河北更加便宜，因为享受到了完全不同的政府补贴标准，并且就连城乡之间也存在两套价格系统。其实，河北长期以来都沦为了拱卫首都牺牲品。例如，2019年5月，河北省委书记表示“宁可牺牲GDP也要确保北京蓝天白云”。2023年8月，河北省委书记在华北大水未退的情况下强调“要在抗洪中当好北京的护城河”。一年多前还有网友曝光在北京与河北之间存在隔离墙，两地边界宛如两国之别。河北与北京虽被置于一套共同体叙事之中，却承受着截然不同的优先级排序：河北被要求服从大局，却无人回应其困境——蓝天越蓝，屋子越寒；北京越体面，河北越冰冷。

有人说，河北的煤改电名曰“清洁取暖守护蓝天”，但实质上就是为了保障北京的蓝天、大国的脸面，“北京越干净，周边越用力”。而当局不顾基础设施现状和居民经济承受能力，采取“一刀切”的方式暴力、强制执行，最终导致许多民众在寒冬中挨冻，这难道不是一种人道主义灾难吗？恰如2015年流行的一个网语——“法西斯蓝”（讽刺政府为特定活动或目标而依靠行政手段获得“蓝天”的现象）。即便清洁供暖改革有其必要性，但“环境成本”为何由河北民众主要承担？一场以区域空气质量为目标的公共工程，被落实为千家万户的能源账单，其本质已非能源问题，而是分配结构的问题。在社交平台上，许多网友用精辟的评论表达了不满，这些声音同样指向一个制度性痼疾，那就是，为什么我/我们应该成为牺牲品？——“这么近，那么美，中老年冻死在河北”、“三峡大坝建好后，一度电8分钱”、“吃香喝辣不带我，环境污染全赖我”、“离天堂太远，离北京太近”。

一周荐读：

• 【404文库】中国数字时代2025年12月404文章统计

2025年12月1日—12月31日，我们测试发现有41篇墙内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话题有：滨崎步演唱会取消、南京博物院、悼明风潮、小洛熙事件、斩杀线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2344篇。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非典型佛教徒｜寒冬里，河北的农村老人在"负重前行"
• 建设性意见｜河北冬天取暖不花钱的5种方案
• 就叫熊太行也成｜有钱买无人机查烧煤，没钱发补贴
• 倪刃聊经济｜牢A们为什么不关注河北农民取暖问题？
• 黑箱之下｜河北取暖费：一场被设计成"农民自费"的公共工程
• 风声OPINION｜河北农民的冬天：环保的成本应由受益方共担
• 风暴眼丨直击河北农民取暖："烧不起"的冬天
• 此地无言｜新闻消失的时候最冷
• 八倍镜世界｜河北农村不该这么冷！
• 新闻哥｜河北农村老人舍不得开暖气，不是因为抠门
• 四环青年｜补贴退坡后农村取暖遇困，村民挨冻硬扛不是办法
• 冷杉RECORD｜在华北平原上，熬一个用不起暖气的冬天
• 水瓶纪元｜这么冷，那么贵：河北农村的第八个寒冬
• 吹笛到天明｜在河北农村的冬天，村支书都和我聊了些什么
• 【404文库】农民日报｜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
• 【404文库】经济观察报｜河北农民的这个冬天
• 【404文库】明天真的会更好吗｜蓝天不该有血的颜色——请给农村老人一个温暖的冬天

河北农村老人陷入取暖困境，这几天渐渐进入公众视野。他们和我的直线距离只有一两百公里，但此刻我才知晓他们的痛苦和窘迫。北京的空气状况改善很多，我家里的温度很足，采暖费用对我来说算不上什么负担。从这个角度来说，我是个"既得利益者"，但也要为百里之外的河北老人说几句话。

一周惊奇：

• 法与异想｜裁判文书隐去法官和案号有没有必要
• 法度Law｜多地裁判文书上网隐去法官姓名和案号，律师：相当于把裁判文书网当成故事会
• 【404文库】呦呦鹿鸣｜员额制十年：沉默的心与未凉的血

出于对公民信息的保护，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这个可以理解。毕竟我的客户也不希望别人查到他有案子，即使是作为原告也不想出这个风头。但是隐去审判人员信息，甚至隐去案号，就无法保证文书的真实性。说句大白话，案号也没有，审判人员也没有，那这个文书想怎么编辑都行，反正不负责任。

• 个人记忆库｜记住这几个留发不留人的畜生！

听着这位被老师们摁在地上肆意凌辱的小孩的惨叫，同为孩子的父母，我心在滴血！下面这个孩子，不是逃犯！只是他头发长了，不合重庆市垫江第一中学的规矩，于是就被四名老师摁在地上杀猪式强行剪掉。如果不看衣服，我还以为是留发不留头的满清八旗又一次入关了！小孩的反抗很剧烈，就像将要亡命的猪，拼尽了全身的力气。

• 竹不倒｜做个人，就这么难吗？

依法，依哪条法？处理，处理到哪一步？当然，即便是有答案，"失误"的问题，依旧是由操作机器的那两个基层工作人员来背锅。至于真正的原因，是谁下的命令，永远不会放到明面上。都说了，是"失误"嘛，失误怎么会有人指挥、签字、下达命令呢。扬尘逼迁的荒诞行为，本身已经是令人大跌眼镜。

一周讽刺：

• 唐师三百手｜有时候，甄别假新闻就这么简单，某新闻网小编难道不会

昨天，某新闻网转了这么一条新闻，这属于一眼假的假新闻。美国压根就没有占领委内瑞拉，怎么就冒出个"总督"？别说，《华盛顿邮报》1月4日还真的有这么一篇文章。可是，《华盛顿邮报》这篇是评论文章，根本就不是新闻报道。文章标题属于讽刺性的调侃。

• 黑噪音｜中国还有9亿人没坐过飞机

1月6号的《财经》杂志，披露了一个来自民航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有五亿人坐过飞机，也就是还有九亿人没有坐过飞机。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章里总是提醒——我们吃饱肚子也只不过二十来年。真的还远远没有到赶英超美、看不起发达国家的阶段，甚至可以说，还差得很远。

一周声音：

• C计划｜委内瑞拉总统被抓，"糟糕的"政权，能为危险的越界背书吗？
• 稻草和飞花｜哈梅内伊的"B计划"，对各方都是一个解脱
• 码头青年｜委内瑞拉被古巴寄生的二十年
• 木白文笔平平｜"毒奶"李莉等专家之所以马杜罗判断失误，是因为它们的受众只喜欢"喝奶"

近期，美国对委内瑞拉发动军事突袭，强行扣押总统马杜罗及其家人并移送出境。这一突破国际秩序底线的行径引发全球哗然。特朗普随即抛出"打击毒品恐怖主义"的说法为行动背书，指控马杜罗夫妇涉嫌相关犯罪，并将其移交纽约受审。

• 越南花花草草｜越南要强推财产申报制度

就在上个月，越南国会通过了《反腐败法》修正案。这本不是一个舆论场里张扬的事件，但对于关心越南政治与经济秩序的人来说，这是一个值得从细节推演走向的大动作。因为这一次的修法，从申报门槛、范围到豁免规则，几乎都对准了同一个核心靶点：谁在掌控资源、谁在积累财富。

• 那个NG｜斩杀线风云：富人无国籍，穷人无国界

2026年的第一个重磅新闻，一定是传奇调查员@斯奎奇大王和他的"美国斩杀线"。作为键政圈里冉冉升起的一位精神领袖，牢A目前拥有无数信徒追随。那些"san值清零"的网友，沉浸在牢A构建的信息茧房里不可自拔。

• 竞争秩序场｜Manus被审查，为AI 初创公司照见哪些合规考题？

高额跨境收购引起商务部关注，Manus这次来到了合规讨论的中心。2025年最后一天，AI应用Manus的公司蝴蝶效应宣布，被美国科技巨头Meta以数十亿美元收购。这是Meta成立以来的第三大收购，也是近年少见的中国背景AI应用被整体并购案例。

一周故事：

• 青年志Youthology｜一个985博士的十年滑落

从博士退学，到国际基金会项目中断，李空的困局，并不是"一手好牌打稀烂"的个人选择。十来年前，985、读博、工科、英语好，85后的李空在面对职业选择时，那些曾被视作"更开放、更国际、更有前景"的路径，在时代窗口中一度成立，却在后来环境的骤然变化后，迅速失效。

• 谷雨实验室｜一群做爆款账号的高中女孩，用公共表达捍卫说"不"的权利

通过社会科学的理论知识，女孩们都学会了说"不"，对分数至上的优绩主义说不，对恶意谩骂的网络暴力说不，对盲目的性别模仿说不，对内耗的人际关系说不。现在，她们走上了公共表达的道路，并试图以此继续捍卫说"不"的权利。

• 北青深一度｜溶洞里"追"垃圾的人

符正一次又一次将自己往几十米深的地下送。绳索的一端在洞口的岩石或大树上系紧，一端系在身上，缓缓下降，沉入黑暗、潮湿的天坑和溶洞，有的溶洞深达百米，迎接他的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和散发着刺鼻异味的地下暗河。符正原本是一位户外领队，偶然参与的一次户外探洞活动，让他第一次注意到溶洞里的垃圾问题。

• 泛泛之范｜遭遇"学生荒"的高等教育，将会拿到什么剧本？

托二孩政策的福，2016年我国出生人口升至1786万，随后逐年下降至2023年的902万。人口减少对教育而言已经是非常确定的影响最大变量。幼儿园关门潮已经出现，小学低年级也开始学位富余。更恐慌的是大学，特别是民办大学，动辄投资十几个亿，如果生源陡然下降，学校将去向何方？

01

说起来也很神奇，我一个这些年既不喜欢看春晚，又不喜欢看直播的人，这几天居然会被一个春晚演员的直播片段给精准定位到了。

一个春晚的小品女演员在直播里回答观众的提问：“老农民上哪儿找工作？”

她非常自然、自信地开始教育起人家来：“你老农民你就好好种地啊，你种苞米，种豆子，种什么不行啊？一年十几二十万的收入，不比你在城里打工挣得还多吗？现在哪儿有穷人啊？穷就是你懒。”

我有时候也不知道社会是进步了还是螺旋进步了，以前我们都说，有钱人在穷人面前吃肉的时候，尽量不要吧唧嘴，现在可好了，人家不但吧唧嘴，人家还贴着你的脸说你懒。

要不是隔着网络，唾沫星子都喷人脸上了。

02

我记得十多年前吧，春晚开始追求“教育意义”，生怕错过了利用这个收视率最高的节目在大年三十晚上教育落后群众的机会。

最开始大家都还在讨论，说都教育364天了，也不差这么一个晚上，让观众傻乎乎地纯乐呵乐呵得了。但是别人说了，行百里半九十，逆水行舟不进则退，哪怕差一个晚上都要前功尽弃。

最开始，大家还要争论一番，后来大家都认清形势了，就必须得有“教育意义”，就像程蝶衣哭着骂段小楼一样，差一个时辰都不算。

慢慢地我们也就接受了它的教育意义，虽然不一定看，但是我们已经达成了共识，春晚就是应该教育观众的。

你看，现在连春晚的小品演员也达成了共识，不但要在春晚上教育观众，在日常的网络直播中也要教育观众。

尤其是这些放着一年十几二十万收入不去种地的懒农民，需要春晚的小品演员扯着嗓子好好地教育一下。

03

农民单靠辛勤种地一年能不能挣到一二十万，以及农民穷是不是因为懒，这两个话题我不想继续讨论了。因为根本没有讨论的必要，但凡有点良知、有点见识的人都知道答案。

我比较诧异的是，这个春晚演员自己也是农村出来的，我虽然不保证她在农村还有亲戚，至少她在影视、小品里塑造农村妇女形象的时候，总应该去体验一下。

哦，对了，他们这种一级演员、艺术家的身份，不能叫“体验”这么低层次的名词，应该叫采风。

我就特别想邀请她来我们川渝地区丘陵地带的农田来采风，体验一下初春在没有耕牛的情况下犁田，盛夏在大型机械去不了的半山腰上去割谷子挖红薯，然后采一年试试，自己不偷懒的情况下能不能挣到一二十万。

你要问为什么没有耕牛？因为养牛成本太高，以前几家人联合起来养一头牛才能打回成本，现在种地的人少了，凑不齐几家人了。

你再问为什么种地的人少了，你要我怎么回答，我总不能说：他们懒，非要去城里打工，去给资本家当牛马。

04

其实从她的这些回答来看，她已经很久没有关注过关于农民的新闻了。作为一个塑造农民形象的演员，这种情况是很不能让人接受的。

当然，我也理解，这不全是她的责任，因为她需要塑造的角色，也只是他们希望展现给大家看的那种角色，而不是真正具有代表性的农民角色。

所以，他们就根本不需要去了解那些一年辛辛苦苦种地、种苞米、种豆子，比绝大多数人都勤快，但是挣不到一二十万的农民，了解来没意义，反而会污染他们创作的艺术形象。

显得特别的不纯洁，别有用心，大年三十给全国人民添堵。

但是大言不惭地在直播间里面教育观众，说“现在哪儿有穷人啊，穷就是你懒”，是真的已经跟真实的世界渐行渐远了。

渐行渐远不可怕，可怕的是坚决不回头看一看，哪怕别人提醒她看，她也会趾高气扬地骂一句“那是因为他们懒”。

当农民那么有劲，你自己为什么要去演二人转，不去种地呢？

你为什么要把儿子送去学表演，不让他去种地呢？

不比你在城里打工挣得多吗？

05

坦白地说，过去两年为了卖书，我也参加过好几次直播。在我看来，我写公众号也好，我网络直播也好，本质上就是讨饭，希望走过路过的客官们赏口饭吃。

很多年前微博刚出来的时候，把关注者称其为“粉丝”，这个称谓就一直延续了下来。我就一点都不适应。稍微有心的朋友都会发现，我在公众号里写作文，从来不说“我的粉丝”，我说的都是“我的客官”。

自己什么德性，自己不清楚吗，你还一口一个粉丝，真把自己当人生偶像、当意见领袖、当精神图腾了？

往往就是这些人吧，就喜欢以图腾的身份自居，动不动就要给自己“粉丝”一点教育。

说实在的，在这种长达一两个小时的口头表达过程中，不犯严重的错误，是一种非常难得的能力，一般人在没有经过彩排或者备课的情况下，根本做不到。

有些人就觉得的自己嘴皮子利索，是吃表演饭的，车轱辘话翻来覆去说一两个小时没问题。

但是请记住，说车轱辘话是你的专业技能，在这个范围里你不犯错，完全有可能。

但是涉及到专业以外的话题，就业、农民收入这些社会问题，你不关注，你就答不上来。你答不上来就老老实实把嘴巴闭上，非要展现自己的偶像气质，非要给自己的粉丝一点教育意义，你不挨骂谁挨骂呢？

真以为一直都是在春晚舞台上教育人，教育完了回家包饺砸，锣鼓喧天，鞭炮齐鸣，然后又是盆满钵满的一年。

相关阅读：【404文库】又是一起远洋捕捞｜北京恒万公司与上海宝山司法机关不是对抗而是在推动法治的进步

致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的一封公开信：

尊敬的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公安部领导：

我是代曼，1988年出生，是在中国法治进程中成长起来的一代。我曾深信，法律是守护公平正义的最后防线，最高司法机关，则是这条防线的终极守护者。然而今天，作为“上海宝山跨省抓捕吴少伟案”中被告人吴少伟的妻子，我不得不怀着无比的沉痛与困惑，写下这封信。

一、“远洋捕捞”式的执法，摧毁的是企业对法治的信仰

我的丈夫吴少伟，在北京合法经营企业“恒万建工”。他所从事的，是帮助学员通过国家“注册安全工程师”考试的培训业务。公司提供真实的课程服务，签署正规的培训协议，学员凭借听课学习通过考试，何来“诈骗”？

然而，2023年6月29日，上海市宝山区公安机关跨越千里进京，上演了一场“一锅端”式的执法。此后，朱佳琳检察官照单全收，张国滨法官一审判决我丈夫有期徒刑十二年。

这一系列操作，被法律界人士称为典型的“远洋捕捞”。犯罪行为地、结果地、公司经营地均在北京市，案发前无一人报案，上海市宝山区的管辖权从何而来？我们看到的，不是依法办案，而是为了制造“管辖连接点”而提供的标准化《报案模板》，是连“被害人”住址都填写为“办案机关地址”的荒诞。

请问：这种人为制造管辖、滥用刑事手段插手正常经济纠纷的行为，是谁赋予的权力？这究竟是“依法办案”，还是“为案造法”？

二、“三个效果”的统一，不应以构陷无辜为前提

司法机关常强调要实现“政治效果、社会效果、法律效果”的统一。但我恳请各位领导深思：

1、真正的“社会效果”，难道是制造数以千计的对立面孔吗？一个原本守法经营、创造就业、服务学员的企业家被构陷入罪，他身后的员工、学员、家属，以及所有听闻此案的企业家，将如何看待我们的司法？这难道不是在亲手制造社会的对立面，为未来的不稳定埋下祸根吗？

2、真正的“源头治理”，难道不是严惩制造冤错案件的元凶吗？如果国家还在为“进京上F”的景象而苦恼，那么最应该做的，难道不是重拳出击，从源头上杜绝“以刑化债”、“趋利性执法”和“利用刑事手段干预经济纠纷”吗？不惩治制造冤案的部门，就是对守法公民最大的不公。

三、当“无罪推定”沦为摆设，司法公正的底气何在？

本案中，所有指控都建立在程序严重违法的基础之上：

1.侦查机关伪造所谓的“被害人”人签名（已有司法鉴定为证）；

2.系统性隐匿无罪证据（拒绝询问后端教务人员，拒绝扣押存有海量服务记录的工作手机）；

3.公诉人复制粘贴讯问笔录，完全放弃审查职责；

4.一审法院对辩方申请置之不理，庭审程序空转；

5.二审法院严重违反法定程序，无正当理由超期拒不回复辩护律师多次提出的调取证据申请；

6.上海高院涉嫌违法作出制定管辖决定，违背管辖原则与程序要求；

《刑事诉讼法》明文规定的“无罪推定”原则，在实践中竟异化为“你不能100%证明他无罪，我就要判他有罪”的强盗逻辑！

请问：这是哪一部法律赋予上海宝山司法机关的底气？如果连《被害人诉讼权利义务告知书》这样的核心程序文书都可以伪造，那么中国的刑事诉讼法，在个别地方执法者眼中，究竟还算什么？

四、我的使命：若反腐是宿命，我愿坦然接受

我，一个普通公民，一个妻子，一个母亲，今天站在这里，已无所畏惧。我绝不放过上海宝山司法机关在此案中涉嫌滥用职权、玩忽职守、程序违法的行为。我将用尽一切合法途径，为我丈夫还述清白，为此类现象敲响警钟。

如果，以公民的身份，以一己之力，推动对一起典型冤错案件的纠正，进而震慑那些滥权枉法者，就是时代赋予我的使命——那么，这个命，我认了！

我恳请最高司法机关，能够真正俯下身来，倾听这来自底层的、绝望的呐喊。立即对“吴少伟案”立案监督，派员直接调查，揭开上海宝山司法机关在本案中程序违法的黑幕，让这起案件回到法治的轨道上来审理，北京的恒万公司就是现实版的《以法之名》中的“万海集团”。

这不仅是为了拯救我的家庭，更是为了挽救无数企业家对法治营商环境的信心，是为了维护国家司法在亿万民众心中的神圣权威！

我相信，法的尊严，不在于不容置疑，而在于有错必纠。

此致敬礼！

反映人：代曼

二〇二六年一月十二日

相关阅读：【404文库】呦呦鹿鸣｜员额制十年：沉默的心与未凉的血

昨天文章《员额制十年：沉默的心与未凉的血》删除了，是我应作者反复要求删除的。

作者是一位员额法官（很多司法系统外的朋友不理解“员额法官”是什么意思，它是司法改革精英化走向下产生的概念，为的是消解编制膨胀、人员分类，说起来也挺复杂，但对普通人而言也必要花时间去深究，把它约等于“法官”概念即可），文章在呦呦鹿鸣发出来后，阅读量大，传播甚广，作者不堪重压，“沉默的心”在“路见不平一声吼”之后，又复归于沉默。

我理解他的苦衷。

为什么呢？因为这篇文章是一篇真话、实话。他直接点明了“同工不同酬、同酬不同工”的结构性不公：员额法官也分为两种，一种是有话语权的人及群体，以一些法院的院领导为代表，占着员额，却最善于趋利避害，不办案，少办案，疑难复杂案不办，矛盾尖锐的不办，有信访风险的不办，最终，所有的重担压在另一种员额法官身上。“掌握着资源倾斜话语权的人，身居正位者，若不能躬身入局，又如何要求一线法官负重前行？”

一位读者说，文章“字字泣血”。诚哉斯言。

尤其，这一问题是普遍性的，不仅法院系统，在不少其他系统里也有类似情况。

这篇文章更大价值在于：这是过去十年来，我目力所见，唯一一篇体制内人士直抒己见，直接谈论这一问题且公开发布的文章。唯一公开可见的心声。

我能理解他所面临的压力，感同身受。

这个现象还可以倒过来思考：为什么过去十年来，只有他一个人公开发声了？为什么没人向领导说真话？

在二十多年前刚开始工作时，我还比较好奇，经常琢磨这个问题。单位里如此明显的弊病，工作上有那么多值得改进之处，每个人都能看到，为什么不和领导直接说呢？为什么大家都忍着？

后来就慢慢理解了。古今中外，几千年来，说真话、说实话，都是要付出代价的，有时候，代价还非常巨大。也正因为如此，勇敢才成为当下最稀缺的品质。

不管是苏格拉底被以“教坏青年”的名义投票死刑，还是海瑞向嘉靖上《治安疏》“嘉靖嘉靖，家家皆净”，又或者“百花齐放”之后无数人的因言获罪、全家遭殃，教训是一个接一个。说真话往往并不是被奖励，而是被系统性惩罚。大到国家这种庞大的政府机构，小到一个小组，一个家庭，都是如此。

既是因为言语背后的人性，也因为立场背后的利益。

说真话、说实话，往往意味着指出问题，而指出问题往往又意味着否定领导的既有决策，然后，又意味着要领导承担责任，再之后，则意味着资源重新分配与调整。

这……

因此，真相是天然被权力挡在门口的。

在单位里说话，也是一门艺术。说对了，是“领导英明”；说错了，是“不成熟”；说早了，是“不识大局”；说晚了，是“马后炮”……说真话通常无法带来好处，却极可能带来肉眼可见的损失，会被贴上“问题人物”标签，会被系统“排异”，然后是长期的痛苦。

木秀于林风必摧之。所以，一个单位里的聪明人，往往是模糊的、沉默的、附和的。

开会时，我们往往会听到领导说“大家畅所欲言”。但是呢，大家也都知道，真话往往是不好听、不中听、不合时宜的，大家也都知道，大多数领导想要听的，并不是真的真话，他们当然也不希望下属公然说蹩脚的假话，他们想要的是能证明领导方向正确的话、能让领导安心的话，不伤人的话，最多，如果出现几句能解释问题但不指向人的话，就已经是他们所能容忍的最大限度了。

领导和下属都不笨，大家其实是默契。如果我们认真看，我们会发现，许多组织所奖励的，是“会说话的人”，而不是“说实话的人”。

“会说话的人”最擅长什么？三点：情绪管理、风险规避，以及语言包装。

诸子百家里，最会说话的就是儒家。他们从操办礼仪起家，恰好最擅长这三种能力。与之相比，起源于工匠的墨家，恰好就是反面。他们总是不隐藏自己的观点，管理不好自己的“情绪”，兼爱非攻，敢爱敢恨；他们不仅不规避风险，反而哪里有危险去哪里；他们行动果决，摩顶放踵，却质而不文，缺乏语言包装。结果是什么呢？汉武帝“罢黜百家、独尊儒术”，墨家为一句诺言集体赴难，牺牲于保护他人城市的战斗之中，之后一两千年，在所有中国人都在背诵儒家经典考试做官的时候，墨家湮没不闻，断绝了传承。

这是我认为中国文明历史中最令人遗憾的一次“奖惩”。

“实事求是”为什么重要？因为它强调去掉那些所谓的情绪管理、风险规避、语言包装，去关注事实判断，强调明辨是非。是就是是，非就是非。 

可惜，在世俗社会中获胜的常常是那些说一套做一套的“两面人”。

所以，进入现代社会的第一个标志，就是各个现代国家都在第一时间声明并在最高层级的宪法层面保护“言论自由”，同时，在社会结构上设置发言者、代言人。其目的，就在于让说真话、说实话的人放心地说，以最小的代价说。

虽然大家都不爱听真话、实话，但是，大家都知道，真正有助于社会进步的，就是真话、实话。而且大家也知道，这一进步受益的是全社会，代价却是由说真话、说实话的人一个人承担了，所以才要特别去保护。

这是现代人在吸取无数历史教训后形成的一种默契：我自己未必会说真话，做不到“宁鸣而死，不默而生”，但一定会力所能及保护、帮助那些说真话的人；在我充分考虑清楚的情况下，也会努力说一些真话，但最好是有制度来承担这种代价，来帮助我们完成这种保护，不再依赖于个人道德。

看一个社会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到什么程度，就知道一个社会的现代文明进步到什么程度。

真话不中听，却是现代社会的刚需。

朋友们。晚安。

呦呦鹿鸣20260110

为何此次伊朗局势截然不同

瓦利·纳斯尔

2026年1月9日

伊朗民众涌上街头，抗议本国货币崩盘与通胀飙升，不少人呼吁终结伊斯兰神权体制的统治。然而，伊朗政府此番应对与前几轮动荡截然不同。当年，伊朗统治者迅速镇压了2009年的绿色革命与2022年的“女性、生命、自由”起义；但在本轮抗议愈演愈烈之际，安全部队的反应却颇为迟缓。总统马苏德·佩泽希扬并未诉诸残酷镇压，反而率先推出紧缩改革政策，腾挪资金用于向贫困群体发放补贴。

但这项权宜之计并未奏效。贫困群体或许得到安抚，可中产阶层却成了政策成本的承担者，进而大规模加入抗议行列。这场起初源于经济不满的示威活动，旋即演变为一场政治起义。直至1月8日抗议席卷伊朗全国，伊朗政权才真正开始强力镇压。

为何此次伊朗当局对政治异见的反应如此不同？本轮抗议爆发的背景，是去年6月伊朗与以色列那场为期12天的战争。伊朗官员至今仍未从这场冲突的冲击中平复，始终认为战火随时可能重燃。相较于国内政治动荡，这一外部威胁更为严峻——以色列重创黎巴嫩真主党，加之叙利亚巴沙尔·阿萨德政权倒台，伊朗抵御外国干预的威慑力已所剩无几。

雪上加霜的是，伊朗如今已无力阻止外部势力煽动国内民众的不满情绪。2025年6月战争期间，伊朗民众的确曾集结在国旗之下，与国家共渡难关。当时，伊朗政权也做出回应，放宽了宗教法规的执行尺度，其中最引人注目的便是对女性头巾佩戴的管控。但本轮抗议令伊朗政权陷入两难境地：镇压过狠，恐将葬送战后与民众达成的脆弱共识；放任抗议蔓延，则可能引狼入室，招致外国干预。

伊朗每况愈下的经济状况，同样是至关重要的决定性因素。治理不善、腐败丛生与制裁重创三管齐下，导致恶性通胀与失业问题愈演愈烈，中产阶层持续萎缩，挣扎求生的贫困群体规模不断扩大。去年6月的战争更是加速了这些趋势。战后半年间，伊朗里亚尔贬值幅度超40%，通胀率飙升至60%的高位。外界普遍认为，伊朗核计划受挫已削弱其谈判解除制裁的筹码，资本外流潮随之而来。

因此，在伊朗统治者看来，引发民众抗议的经济困境，与国家面临的外部威胁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他们还记得，在去年的战争期间，以色列曾公开呼吁伊朗普通民众起来反抗。以色列方面的盘算是：通过消灭数十名伊朗高级军事指挥官、重创伊朗军事与安全机构，鼓动心怀不满的伊朗民众揭竿而起，从而彻底压垮这个本就内外交困的国家。尽管这一图谋最终落空，但伊朗领导人也率先承认，他们之所以能在战争中幸存，归根结底要归功于本国人民的支持。不过，他们也清醒地意识到，煽动民众起义本就是以色列战争策略的一环——这一认知，也深刻影响着他们对本轮抗议的判断。

近期，美国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在社交媒体上宣称，美国已“严阵以待”，随时准备出手干预，将伊朗抗议者从“暴力镇压”中“解救”出来。这番言论更是坐实了伊朗方面的疑虑。抗议活动的真正威胁，并不在于伊朗民众自身能掀起多大风浪，而在于这场抗议是否会成为美国对伊动武的借口。

这很容易让人联想到“阿拉伯之春”期间的利比亚与叙利亚——当时，美国与部分欧洲国家打着保护抗议者的旗号，为军事干预行动正名。这些原本的民众起义，最终演变为外部势力主导的政权更迭行动，并酿成旷日持久的内战与国家崩溃的惨剧。值得注意的是，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中，不乏曾亲历叙利亚冲突的老兵。他们亲眼见证了获得外部支持的和平抗议，是如何迅速演变为内战的。避免重蹈利比亚与叙利亚的覆辙，正是当下伊朗决策层制定各项政策的核心动因。

伊朗领导人考量的另一重要因素，是美国扣押委内瑞拉总统尼古拉斯·马杜罗一事。和世界各国一样，伊朗统治者对此事深感震惊。这与美国21世纪初在阿富汗、伊拉克推行的政权更迭模式，以及十年后在利比亚、叙利亚采取的手段截然不同。特朗普政府并未派遣地面部队，也未宣扬所谓的“国家重建”计划，而是保留了查韦斯主义的权力架构，要求其屈服于美国的霸权控制，否则便会面临经济绞杀。

美国是否会对伊斯兰共和国采取类似策略？倘若答案是肯定的，美国或许会精准打击伊朗最高领袖及核心军政领导人，在公海上扣押伊朗油轮，随后要求残存的伊朗政权接受其全部诉求——其中包括放弃核计划与导弹项目、交出本国自然资源控制权等。即便不直接刺杀伊朗领导人，美国仅凭轰炸与阻断石油出口这两项手段，也足以令伊朗政权陷入绝境。

面对这些可能出现的局面，伊朗的即时反应是强调美国若贸然动武将付出惨重代价。1月6日，伊朗国防委员会调整战略姿态，宣布若察觉到“确凿的威胁迹象”，伊朗或将采取“先发制人措施”。尽管对美国在中东的目标发动先发制人打击，无疑会引爆一场伊朗并不希望看到的战争，甚至可能导致政权覆灭，但伊斯兰共和国绝不能让外界产生“击败伊朗无需付出任何代价”的错觉。

然而，即便伊朗能够避免与美国发生直接冲突，即便本轮抗议浪潮最终平息，其经济颓势也已积重难返。这意味着，从中长期来看，民众的愤怒情绪只会持续升温。伊斯兰共和国如今已陷入进退两难的窘境，一边是美国与以色列的外部威胁，另一边是民众大规模起义的内部危机，这一僵局绝非轻易能够打破。伊斯兰共和国的彻底崩溃或许并非迫在眉睫，但伊朗这场革命，显然已步入尾声。

• 巴列维王子能成为伊朗下一任领导人吗？

原文链接：https://www.project-syndicate.org/commentary/iran-this-time-is-different-deadly-combination-internal-and-external-threats-by-vali-nasr-2026-01

摘编：温克坚

新·鬼子进村

记者/ 佟晓宇

编辑/ 宋建华

符正下到溶洞内查看里面堆积的垃圾

符正一次又一次将自己往几十米深的地下送。绳索的一端在洞口的岩石或大树上系紧，一端系在身上，缓缓下降，沉入黑暗、潮湿的天坑和溶洞，有的溶洞深达百米，迎接他的往往是成堆的垃圾和散发着刺鼻异味的地下暗河。

符正原本是一位户外领队，偶然参与的一次户外探洞活动，让他第一次注意到溶洞里的垃圾问题。探洞的过程被视频记录下来，有人感叹，像溶洞、天坑这样的自然资源，怎么成了一个个天然的垃圾场。视频给符正带来流量，网友不断给他发来各地溶洞堆存垃圾的线索，符正也从一个户外博主成为了一名专追溶洞垃圾的环保博主。

由于溶洞的地理和地质特性，在基础设施薄弱、垃圾处理不到位的地区，相当长一段时间里，它成为了附近居民堆放生产、生活垃圾的“隐形”垃圾场。不到一年的时间里，符正通过绳降技术进入过几十个被塞满垃圾的溶洞。他开着车从湖南、湖北到贵州、云南，跑了五万多公里。

在符正一路奔波的同时，溶洞垃圾污染问题被推到公众面前。一些溶洞垃圾很快被相关部门治理，但也有一些地方，垃圾倾倒仍在持续，监管和治理都存在难度。2026年1月1日，一部专门针对溶洞与天坑保护的地方性法规《张家界市溶洞天坑污染防治规定》正式施行。但专家担忧，曝光与法规之外，诸多难题仍然待解。

溶洞通常深达几十米，需要通过绳降技术进入

“七八层楼高的垃圾”

去溶洞追垃圾，始于发生在符正家乡湖南慈利县的一起水体变色事件。 

2025年3月中旬，张家界慈利县溇水长潭河段水域突然颜色发深、漂浮着大量白色泡沫，并散发出明显异味。“有些地方还有死鱼”，同为本地人的湘仔怀疑附近养猪场排污造成了污染，一直向有关部门反映，“长潭河是慈利县的母亲河，溇水是沿线居民的饮用水源之一。”

3月21日，一位环保博主在网络上发布视频称，自己也收到了当地网友发来的线索，决定去慈利县看看情况，他怀疑污染源来自溶洞和天坑。

慈利县属于典型的喀斯特地貌，地表是奇特的峰林景观，地下则隐藏着错综复杂的溶洞与暗河网络。进入溶洞探查需要专业的探洞和绳降技术，符正成了最合适的合作人选。那时符正是慈利县本地的一名户外领队，张家界地区徒步路线多，大专毕业后他一直从事与户外运动相关的工作。

两年前，符正开始接触探洞。这是一项结合了攀岩、潜水与绳索等技术的极限运动。符正常常在社交账号上分享自己徒步、绳降、探洞的视频。早期进行探洞活动时，符正也曾在溶洞内遇到过垃圾，但他没有意识到这会是一个“问题”。 直到有一天，溶洞里堆积如山的垃圾出现在他的眼前。 

在2025年3月至5月期间，符正携带专业的绳降装备，与湘仔等人陆续探访了慈利县的多个溶洞，部分溶洞垂直高度达100余米。

5月29日，当符正通过绳索缓慢下降至大田坑溶洞底部时，眼前的一幕让他目瞪口呆——洞内废弃物“堆了有七八层楼高”，“我从来没看到过这么多垃圾”。大量矿泉水瓶、食品包装袋、农药瓶、饲料袋等生活垃圾混杂，部分包装上的生产日期显示为2015年。而在杨家坡溶洞内，符正看到，地下污水横流，岩壁被长期渗漏的污垢染成黑色，生活垃圾和畜禽粪水、淤泥混为一体，散发出刺鼻的气味。为此，他们不得不购置防毒面罩，以防洞内可能产生硫化氢等有害气体。

在进行探洞活动后，符正意识到，人们通常只是看到表面上的污染，而溶洞内部的垃圾污染往往被忽略。“如果我能下去（洞里）把这些垃圾拍摄出来，让大家看到，并引起当地部门的重视，把垃圾清理出来，我觉得这是一个好事。”

符正在慈利县拍摄的视频迅速在网上引发广泛讨论，使溶洞垃圾问题进入公众视野。2025年6月8日，慈利县通报称，大田坑溶洞、杨家坡溶洞污染物主要为禁止焚烧垃圾后至城乡环卫一体化前（2010年至2016年间）倾倒的生活垃圾，截至6月15日已清运垃圾84.5吨。

之后，张家界市、县在全域开展了溶洞和非法倾倒固废“拉网式”大排查。

竹塘乡垃圾车正在倾倒垃圾

去溶洞追垃圾

那之后，符正和伙伴开始踏上了追溶洞垃圾的路程。从湖南到贵州，从贵州到云南……

2025年11月28日，符正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来到云南普洱市，网友告诉他这里的竹塘乡大量垃圾被丢入天坑，已有十多年。在澜沧县竹塘乡的一处天坑，符正看到，四周陡崖环绕，地下溶洞顶部坍塌形成“大型漏斗”，现在成了一个“天然垃圾场”。

中国地质学会洞穴专业委员会副主任委员、西南大学旅游研究所所长杨晓霞教授告诉深一度，溶洞入口通常较小，穿过通道之后，内部会形成相对宽阔的空间，称为“大厅”。溶洞内部结构复杂多样，包括狭长型水平洞穴、垂直洞穴，以及串珠式、廊道式、厅堂式、迷宫式等多种形态。一般情况下，洞内存在化学沉积形成的石钟乳、石笋、石幔等钟乳石类沉积物，并有崩塌岩体堆积与蝙蝠粪之类的生物堆积。

“天坑和溶洞紧密联系在一起，都属于喀斯特地貌”，她解释称，如果这类“大厅”顶部发生塌陷，露出地表，便形成了“天坑”。

仅是站在天坑边上，符正就可以看到地上堆积的化肥袋、饮料瓶、泡沫箱等生活垃圾，伴有腐烂物、化学品与不明废弃物经年混合发酵的恶臭。他不得不回到车内，关上车窗，通过操控无人机拍摄。在航拍画面里，各色生活垃圾、工业废料和医疗固废交错堆叠，在竹塘乡一片苍山绿树中，劈开一道刺眼、突兀的口子。这条“垃圾带”长度近百米，宽约四十米，“像一道垃圾瀑布”，符正这样形容眼前的场景。

他将无人机下降到谷底，看到一个溶洞入口几乎被垃圾填满，这意味着污染可能已向地下暗河扩散。想下到坑底，拍视频取证，必须通过绳降。而他所在的左侧坡面陡峭，有些地方坡度已接近90度。符正根据经验决定，先贴着垃圾斜坡横切下降，再从截面另一端稍缓的土坡寻找下降路径。

与符正同行的湘仔告诉记者，穿越“垃圾带”时，他的鞋底陷进垃圾里，“每一步都像踩在泡胀的海绵上。”除了生活垃圾，他还看到腐烂的猪、牛的尸体，“没走几米就熏得脑袋发昏。”在坑底，他们发现了水源，“水是慢慢往下渗的，这些浸泡过垃圾、被污染的水最终进入地下河。”符正说。

在当地，他们根据网友提供的线索，追踪到镇上一家垃圾回收站，垃圾车收走各站点的垃圾后，拐上了通往天坑的山路。符正用航拍记录下垃圾倾倒的过程。

符正的视频发布后，当地很快成立了工作组，展开垃圾清运和规范化处置。据事后官方调查和公开报道，那条“垃圾带”上的垃圾倾倒面积有六百多平方米，这些垃圾本应由澜沧县竹塘乡坝子综合集贸市场有限公司负责处理，然而该公司在十几年时间里将约五千吨的生活垃圾倾倒在这里。

云南昭通彝良大山天坑内发现的垃圾，日期显示弃置的时间在半年之内

多年欠下的旧账

杨晓霞介绍，中国岩溶面积约占国土面积的三分之一，主要集中在西南地区。按照相关研究数据推算，全国未开发的天然溶洞数量约有几十万个。据杨晓霞2017年的不完全统计，我国已开发的旅游洞穴约700余个。此外，全球确认的天坑数量超过了300个，其中270多个在中国。

在杨晓霞看来，如此庞大的体量，对溶洞的管理压力巨大，仅是溶洞的排查和发现，本身就是一大难题。

在西南喀斯特地貌地区，溶洞与周边居民的关系密切。“溶洞为老百姓提供了水源、仓储、养殖、矿产等多种资源，也可以转化为旅游资源。”但杨晓霞也提到，如果利用不当，比如工业废渣、化肥农药、生活垃圾处理不好，随雨水下渗进入地下，或地表水冲刷带来的树枝、塑料等垃圾，都可能会残留在洞里，产生污染。

符正想起自己小时候在慈利县农村生活的经历。早年间的农村基础设施薄弱，道路不通，垃圾没有正规的处理渠道，“就倒在路边，或者倒在河里，一涨水就冲走了。”同样在农村长大的湘仔记得，过去村里垃圾都是随便丢，后来逐渐才有了垃圾桶，并有专人负责清运，将垃圾送往火力发电厂焚烧处理，“都需要一个过程。”

符正明白，这些“垃圾山”很大程度上都是过去“欠账”。“现在该是还账的时候了。”他说。

在接受深一度采访时，中国地质大学（北京）地质遗迹保护/保育专家张建平教授提到，部分地区对地质遗迹（包括溶洞）的保护意识仍有不足。在溶洞发育的地区，一些人将溶洞视为天然的垃圾处理场。这种行为不仅仅毁坏了溶洞本身，垃圾产生的污染物也很有可能会渗入地下水系统，参与整个水循环，对饮用水甚至区域水环境安全构成长期威胁。“有些人或许难以理解，他看到的只是一个破坏的现状，真正产生的后续破坏作用是深层次的，长久的，涉及多方面的”，张建平表示。

环保意识的增强仍然需要时间。2025年9月1日，符正和湘仔在湖南武陵源区一个村子里寻找堆存垃圾的天坑时，被村民拦下，对方强调，“你拍这些有什么用？我们不要你管。”

当天，在一位拾荒老人的指引下，他们找到了天坑，但天坑外围早被挡住，洞口已被树木覆盖。

这不是符正第一次遇到阻碍。最初在拍摄慈利县溶洞时，他也曾遇到当地一个基层干部在群聊中称，“有人在我们天坑拍（污染）照片……都是些坏家伙。”他的后台也常常收到辱骂、威胁信息。

评论区里，有人指责符正“只曝光，不负责清理，增加当地工作量”。但在符正看来，靠个人的能力清理以吨计的垃圾是不可能的。

对于已受污染的洞穴，杨晓霞坦言清理工作异常艰难。“洞内情况复杂，机械进不去，只能靠人工。有些是垂直深洞，就需要专业高空作业人员。洞内空气可能存在有害气体，清理人员的安全也是问题。”这些因素共同导致洞穴清理的难度与成本远高于地表环境治理。

符正航拍的大型设备进入彩球村天坑处理垃圾

“冰山下的部分”

在张建平看来，在溶岩发育地区，溶洞保护问题紧迫且有必要。作为喀斯特地区生态系统中的重要一环，溶洞功能的稳定与否，影响着整个区域的水安全、生物多样性，人居健康以及农业生产等诸多方面。

张建平主张通过专业的系统资源调查，尽快摸清溶洞的“家底”，推动分类管理保护。对不适合旅游开发的溶洞，可建立管理制度，在相应位置立告示牌，加强巡护，使其保留自然状态。而对具有旅游开发价值的溶洞，可在做好保护措施的前提下开发利用，在开发中进行保护。

据生态环境部公布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10月底，全国共排查到被非法倾倒处置固体废物的溶洞2411个，其中93%的倾倒物为生活垃圾。在已完成整改的2400个溶洞中，共清运处置固体废物4.5万吨。

一些地方正在探索监督机制。在符正曝光毕节市黔西红林乡响水洞溶洞垃圾之后，当地在整改现场的围挡上挂上蓝色公告牌，整改责任人、整改时限、监督电话等信息一目了然。这是贵州探索设立“洞长制”的一项举措，在贵阳、黔南等地区建立了“一洞一档”台账，依托原生态、开发利用、突出环境问题三类“溶洞清单”实施分类管控。

而杨晓霞认为，对已发现的、问题突出的溶洞，短期实行“洞长制”应急清理，是可行的。但作为长效机制，不太现实。“洞太多了，比如贵州，不完全统计洞穴上万个，不可能每个洞都设个洞长。”

相比其他污染问题的监管和解决，溶洞污染更为复杂。在资深户外爱好者和法律从业者靳毅看来，与地表河湖不同，溶洞的隐蔽性使其容易成为监管死角，而更深层的障碍在于权属不清与管理责任的长期模糊。

“溶洞是一个地下体系，有的有水，有的是旱洞。关键在于，很多溶洞未必是自然保护区、自然景观。”靳毅提到，“它在历史上与村落、居民的生活区域交融，其地下空间可能跨越不同权属的土地。如果它下方涉及集体林地甚至宅基地，那么‘谁来管’就变成了一个复杂问题。”他认为，明确权属是压实管理责任的逻辑起点，否则便难以确定法定的保护义务主体。

在2025年最先披露溶洞污染事件的张家界市制订了《张家界市溶洞天坑污染防治规定》，该规定于2026年1月1日起正式施行。此前，贵州印发了《全省加强岩溶洞穴资源管理和生态保护工作实施方案》，明确提及到2025年底摸清全省岩溶洞穴基本情况，对突出生态环境问题边排查边整改。

杨晓霞认为，更重要的是要有专门的洞穴管理条例或地方法规，来应对具体问题：如探洞垃圾谁负责？科研采样与盗采的界限在哪里？旅游开发的环境容量标准是什么？“更细化的专门条例，专业性更强，也能更好操作。”

在靳毅看来，治理溶洞污染，最大的障碍可能不在于“无法可依”，而是“执法落地”。“当前有的地方村子‘民不举官不究’。一个地方如果没有人关注，它就会被忽视，当地也缺乏管理。那些未被曝光的，才是冰山下的部分。”

2025年3月至今，符正已经追踪拍摄了十多起溶洞垃圾污染事件。现在，他的后台每天都会接到新的有关线索，多达上百条，而他仍奔忙在去溶洞追垃圾的路上。

（应受访人要求，文中湘仔使用化名。图片源自符正短视频账号@小符同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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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两天看到网上很多人在赞美牢A与另外一个人的直播对谈，他们一致的感叹在于，这两位牛逼的博主让他们知道了美国社会的真实分层。

在此要恭喜这些网友：你们对美国社会的了解，已经远大于对中国了。

一大群人，每天不远万里地关注大洋彼岸每一个社会细节，这是一种怎样的国际主义精神？

这也是我一直以来很纳闷儿的：为什么很多人总是对身边的事情视而不见，却很关心外国的事？

正常来说，人关心事情应当是由小及大的，因为人的切身利益是由小及大。

首先关心你的邻里、你的村儿、你的小区；然后关心你的社区、城市，最后才是一个省和国家。

最后的最后，恐怕才是关心外国吧？

当然，我们也要关心外国：出于人道主义，出于正义感。但正常来说，绝大部分精力关注点应该都是由小及大，这才符合真实的人性。

因为你门口的路坏了会影响你出行，小区设施烂了没人管会影响你生活，城市环境决定的是你大半辈子的居住质量。

当然，国家变化也跟每个人有很大关系，所以关心自己国家的事也非常重要。

从爱国情怀和血脉感情来说，也应当是先关注自己国家的同胞，比如河北的农民取暖问题。

无论如何，美国人的生活细节都不应该、不可能成为咱们关注的重中之重吧？

但是大家都看到了，牢A这样的博主出来说一点所谓“真实的美国”，就有一大批人成为忠实的拥趸，觉得人家特牛逼、特理性、特智慧。

其实，真实的美国从来都是公开示众的。

总统动不动就因为丑闻被弹劾，从水门事件到莱温斯基，谁阻止你们看到美国领导人的黑料了？相反，你们可以看到无尽的事件细节与透明的处理过程。

美国社会的黑暗一面，《北京人在纽约》这种90年代老电视剧就已经在展现了，难道有谁阻止你们看到了吗？

新闻当中，美国一场几人死亡的车祸、几十人受害的洪灾，都可以在新闻当中立刻成为头条，这也没有遮遮掩掩吧？

美国的禁枪问题、毒品泛滥问题，这些也都每天不断出现在国内的资讯当中。

但为什么牢A们只要宣称自己“讲出了真相”，就好像大家又发现了一个新的美国、真实的美国。事实上，关于牢A讲的内容，网上打假信息也很多，但这种对冲似乎很难掀起波澜。

我说说原因吧——就是因为他们需要“说更多”。

并不是因为说出了什么真实的美国，而是因为他们需要更多美国的负面消息，多多益善，只要你多说，他们就愿意捧。

美国的社会分层是很新的话题吗？你随便看一部美剧、美国电影，里面都有展现啊。

到底是谁把美国塑造成了人间天堂？不是你们所谓的公知，而是你们自己的内心。

因为这些人本身就是二极管，他们就认为世界上只存在“天堂”和“地狱”两个模式，没有中间地带。

在他们眼中世界只有黑白两色，而没有“相对更好”或者“某方面更坏”这种选项。

他们的分数只有100分和0分，没有60分和90分。

是他们自己把美国想象成完美无瑕的天堂，然后牢A们出来说几句，他们就大叫——你看吧，美国不是完美的！

然后他们得出一个结论——美国是最糟糕的。

最后我想说的是，美国在我眼中也有很多很多的问题，但它至少有一个优点，就是前面所讲的这些：它并不忌惮暴露自己的缺点。

美剧和美国电影每天都在揭露自己国家的黑暗面，美国的媒体每天都在自我批评。

如果你们真的关心美国，可以去看看他们的媒体是怎样自我揭露的。

比如你们关心的美国医疗问题，我在二十年前就看了美国人自己拍的《医疗内幕》，你们完全可以去看这些更专业、更深度的东西，而不是听牢A们在那里扯淡。

事实上，斩杀线也根本不是牢A的发现，只是他借用了游戏概念提出的一个词罢了。斩杀线背后的问题，美国学术界和媒体早就在反思了。

请记住：美国之所以强大，并不是因为它一直都很完美，而是因为它一直都在反思之中前进。

之前写了河北取暖问题。

这么近，那么冷，河北农村供暖到底怎么了

我也想过到底要不要写柔软一点，调侃一点。

但是我是河北人，看见乡亲们受苦，我是没心思调侃的。

在之前那篇的评论区，很多南方朋友觉得不可思议。

没钱也不能活活冻死啊，烧煤、烧柴、烧秸秆呢？

很遗憾，河北人不能烧煤，也不能烧柴。因为会有人查。

除了有个别地区允许烧无烟煤（当地推的专用无烟煤炉）之外，大多数的地方如果烧煤、柴、秸秆了，炉子冒烟了，就会第一时间被无人机和红外探测发现。

而且这个无人机不是简单地看见谁家烧火，还能区分你家烧的是无烟煤、清洁煤还是天然气。

这家公司还特别提示，早晨5点多最冷，这个时候查村民是最好的。

上图是百度的toB采购平台，就是说你真的能跟这家公司买到这些装备。

然后就有人上门来灭火、封炉子了。

2018年就曾经有某县环保局的推文说，有人不听劝阻烧散煤被拘留。后来他们又纠正说没有这回事，链接我放在后面。

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619309656316398810

就算是不拘留，把你家买的散煤都拉走，那也是损失惨重，你因为穷而烧煤，然后煤又被拉走了，那你烧什么呢？

此外，村里不长煤，那得从矿上运过来，所以只要控制住国道省道运输销售，煤就是没法进村的，买散煤的如果轻易拘留，民愤会比较大，但是卖散煤的抓住，是可以拘留，甚至可以判的。

最后老百姓还是买不到煤。

所有的技术点都点到治理上，那就能成功地把所有的可能性都堵死。

南方的朋友无法理解河北群众怎么过成了这样，是因为他们没法想象一个省可以把所有的技能点都点在控制上。

其实还有第四条：河北人不能跟北京人谈论自己的高考成绩或者高中生活

北京是宝拉，天津是余晖，河北是德善。

其实，也不仅是河北了。

我小时候听我爸讲过他的一个童年阴影。

我爸的童年在安徽农村度过，1960年他7岁。

公社食堂早就没有粮了，老百姓的粮食早就都被他们抄走了。

有一天，我们村有那么几家人，一起拿了一点偷藏的粮食煮了一点粥水。

一冒烟，公社就派民兵进来抄了。

所以你看，你饿得很厉害，但是有人能吃饱，抄你的时候他们能跑得动。

他们把锅掀了，把粥都倒进草灰里，然后得意地走了。

我爸和其他几个孩子，一看他们走了，就扒拉着粥水和草灰的混合物咽下去。

大人们都在哭。

我爸讲完这个故事，教育我说：“要珍惜现在的生活啊。”

我当时嗤之以鼻，觉得那种局面早就过去了，再也不会有了。

因为我当时还不明白。

上图为烧煤中毒父母率先跑路的成德善

p.s

入手一份送礼课，爱你自己多一点吧。

• “红线”之内，如何把人情做到极致？

上期内容：【404文库】中国数字时代2025年11月404文章统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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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2月1日—12月31日，我们测试发现有41篇墙内文章遭到“404”。涉及的主要话题有：滨崎步演唱会取消、南京博物院、悼明风潮、小洛熙事件、斩杀线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2344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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南方日报今天发文，说的是多地法院上传中国裁判文书网的文书，除了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还隐去了经办法官，法官助理书记员以及案号等信息。

以下是我作为律师和普通民众的想法。

出于对公民信息的保护，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这个可以理解。毕竟我的客户也不希望别人查到他有案子，即使是作为原告也不想出这个风头。

但是隐去审判人员信息，甚至隐去案号，就无法保证文书的真实性。说句大白话，案号也没有，审判人员也没有，那这个文书想怎么编辑都行，反正不负责任。

我们律师办理案件时，经常需要搜索案例，除了按照惯常的从高到低原则，我们还会搜索案件经办法官对这类案件的裁判方向，作为诉讼方向的考量。 

如果法官名字以后也搜不到，那这条路也走不通了。

办理复杂的有争议的案件，我们还会向法院提交案例甚至是案例汇总报告。如果提交的案例里，案号也没有，谁写的也不知道，除了案例报告的可信度大打折扣这个问题外，也会给办了案的法官增加一些工作量。

虽然提交案例报告有的经办人确实不看，但以防有负责任的经办人想尊重律师的劳动成果呢？那经办人只能通过法院系统去审查案例的案号以及真实性。

纯属添乱

以下是南方日报的原创全文：

全国多地法院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将案件审判员姓名隐去，近期引发关注。

记者查阅发现，在裁判文书网上约2万篇文书中，审判员姓名被隐名处理为“XXX”的形式，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身份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一并隐去。

这些隐去审判员姓名的文书，在时间上集中于2024年和2025年；地域分布方面，则以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的文书亦出现了相关情形。

2024年开始，最高法在多个场合强调过隐名处理案件当事人信息的必要性，意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及企业合法权益。据此前报道，到2024年6月，裁判文书网的上网文书已全面施行隐名处理要求，自然人仅保留姓氏，企业则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

最高法在2024年12月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进一步提到，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完善上网文书隐名规则。

对于目前部分法院隐去法官姓名的做法，不同地域的多位法官表达了诧异。他们猜测，可能是上传文书的操作人员对隐名处理要求的理解存在偏差所致。

受访法官告诉记者，最高法要求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尤其是对自然人姓名“能隐则隐”，但未曾提及需对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

关于裁判文书对外发布流程，一位法院系统人士介绍，文书往往交由法官助理或书记员隐名处理后，再提交至发布系统。该人士称，其在发布裁判文书前，并不会隐去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

记者注意到，不仅审判员的身份被隐去，部分法院文书的案号也被模糊处理。例如，多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书，案号均为“（2024）浙01民终ＸＸＸ号”；北京金融法院的部分文书，案号甚至被进一步模糊为“（ＸＸＸＸ）京ＸＸ民终ＸＸ号”。

前述法院系统人士认为，据其了解，案号也不属于隐名处理的范畴，且并无模糊处理的必要。“如果这样隐名，那案例的真实性只有发布者能保证了”。

截至 2026年1月7日，因为汇率贬值和通胀驱动驱动的伊朗全国性抗议已经持续10来天， 冲突已经导致7人死亡，1000多人被捕。

多年积累的愤怒情绪被点燃， 预计伊朗社会的抗议活动将继续蔓延，并可能变得更加暴力。很多示威者不再满足于经济诉求，而是明确呼吁结束现有的伊斯兰共和国体制。德黑兰大巴扎等传统支持政权的商人阶层也已加入抗议，显示出广泛的不满。

伊朗政权开始区分“和平抗议者”和“暴徒”，并准备对抗议者实施更严厉的镇压。安全部队目前仍保持忠诚，但疲惫不堪，未来几天将是考验他们是否会拒绝执行命令的关键时刻。

伊朗最高领袖姿态哈梅内伊一边承认经济问题 “属实”，一边警告 “煽动骚乱不可接受”。

伊朗何去何从？哈梅内伊何去何从？这两个高度相关的问题，目前都看不见明确的迹象。

但据《泰晤士报》1月4日独家报道，由于担心安全部队倒戈或局势失控，哈梅内伊被曝已秘密制定了逃往俄罗斯的应急方案，该计划包括带走其子摩兹塔巴（被视为潜在接班人）及约20名核心成员，并将巨额资产转移至俄境内。

最近一段时间来，86岁的哈梅内伊遭遇了执政近40年来最密集的权威与生存打击。

哈梅内伊早年遭受炸弹袭击终身残疾，需保镖搀扶才能行走，公开露面时频繁喘息，他2020年做了前列腺癌手术，健康状况每况愈下，2025年6月后多次缺席国葬等核心仪式。

2025年6月“十二日战争”中，以色列联合美国对伊朗核设施、导弹基地与革命卫队指挥链实施斩首式打击：福尔多、纳坦兹等核心核设施70%瘫痪，航空航天部队司令哈吉扎德、最高安全委员会秘书沙姆哈尼等高阶亲信阵亡，核科学家团队遭重创，伊朗防空与核威慑能力断崖式下滑。

以色列公开威胁可能对哈梅内伊进行斩首行动，他的个人安全已经无法得到保障，他被迫长期隐匿于德黑兰北部地下掩体，公开活动锐减，仅仅依赖录音/书面声明传递指令。而作为其权力核心的伊斯兰革命卫队内部裂痕显现：基层抗命、饷银拖欠、对镇压抗议的抵触情绪上升，威慑力与执行力显著下降。

据悉， 那份名为“B计划”的秘密应急逃亡方案，是在伊朗国内因经济崩盘引发大规模全国抗议、以及外部面临美国军事压力的背景下制定的。

该计划被定性为“撤离德黑兰”的最后手段。其触发条件是哈梅内伊判定国内安全部队（包括军队、伊斯兰革命卫队或巴斯基民兵）出现大规模抗争、倒戈或拒绝执行镇压命令。

计划的主要逃亡目的地是莫斯科。选择俄罗斯的原因包括哈梅内伊对普京的政治信任、两国紧密的战略关系，以及俄罗斯是极少数愿意提供政治庇护且能保证其安全的国家。

该计划涉及对哈梅内伊庞大资产网络（估计价值约950亿美元）的变现和转移。情报显示，其亲信已在海外（包括俄罗斯、北美的部分关联账户及海湾地区）预置了现金和房产，以确保其流亡后的生活和政治运作。

该方案据称参考了叙利亚前总统巴沙尔·阿萨德在2024年底政权崩溃前逃往俄罗斯的成功模式。

当然，关于哈梅内伊“B计划”的真实性，目前在国际舆论中存在高度争议，伊朗政府和哈梅内伊本人历史上多次将此类传闻斥为“捏造”和“敌人的虚假宣传”哈梅内伊在2026年1月3日的讲话中，将西方媒体描述为“穿着西装的野蛮人”。

从政治后果来看，这种基于匿名情报源的报道，往往带有强烈的心理战（Psychological Warfare）色彩，旨在打击目标国领导层的士气并动摇支持者的信心。此类消息的发布客观上能够向伊朗内部传递“政权即将崩溃”的信号，鼓励更多抗议者和犹豫不决的安全部队成员倒戈。

哈梅内伊的命运正变得极不稳定，其权威和对国家的控制力将大大减弱，可能会被迫加速权力交接。如果真有所谓的“B计划”，早日启动这个计划，流亡俄罗斯获得政治庇护，对哈梅内伊和伊朗，可能都是巨大的解脱，都是难得的好消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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部分资料来源于互联网。

1月6号的《财经》杂志，披露了一个来自民航局的最新数据：截至2025年底，中国有五亿人坐过飞机，也就是还有九亿人没有坐过飞机。

这就是为什么我在文章里总是提醒——我们吃饱肚子也只不过二十来年。真的还远远没有到赶英超美、看不起发达国家的阶段，甚至可以说，还差得很远。

为什么坐过飞机的人数数据很重要？因为坐飞机往往意味着两件事，第一是企业的数量和质量整体很高，跨区域活动密集，所以需要大量的出差行为；第二是中长途旅行的人多，而且这种旅行往往并不是为了探亲和工作需求，是纯旅游、度假。

如果说乘坐飞机人数的基本构成来自工作、探亲之类的刚需，那么增加的部分就往往来自旅游度假这类纯消费。

而后者往往是一个国家人均收入水平的最真实体现。

但发达国家的人，通常倒也不是因为多有钱才愿意出去旅游度假，而是因为他们敢消费。

我在欧洲见过的普通收入者，基本都有度假的计划。有一次我住爱彼迎的民宿，房东是一个意大利女孩，她也只是租下一套房子然后利用其中两间卧室做民宿，收入算不上多高，我跟她聊了聊，她刚大学毕业，没有别的工作。

聊天中她忽然很兴奋地说道：做完了最近这几个订单，我就要去加州旅行啦！

相较于意大利人的收入来说，去美国旅行也是挺贵的。于是我说，那应该需要挺多一笔钱。

她说：没关系呀，我已经存了半年的收入，足够这次度假了，回来继续挣钱就好。

当时不禁感慨：他们是真的敢花钱！

还有一件事。我常年写作导致颈椎问题严重，在西班牙的时候经常去找一位理疗师。

这种职业不需要医生学历背景，只需要学习一年左右考个执业证书就可以上岗，挺简单的，所以也不是什么高收入人群，就是最普通的收入水平。

有两个星期，我去店里的时候他不在了，换了其他理疗师，我以为他离职了。

两个星期后再见到他的时候，他很高兴地跟我寒暄，说自己最近去新西兰旅行了一趟。

说实话，我还带有咱们中国人那种喜欢按照收入揣度别人的心理，暗想：你也就是个普通的按摩师，还有钱去新西兰旅行两个星期？

平常按摩期间闲聊，我了解到，他每年都会有至少两次的长途旅行计划，每次的时间都有两个星期，欧洲内部的短途旅行就更多了。

我还是不禁唏嘘：为什么他们就算是个普通人也能做到这么高质量的生活？

后来我才了解到，在欧洲只要有一份正经工作的，确实很容易就可以这样去生活。

还有一种旅行模式，是我在西班牙的一家普通健身房的游泳池里感受到的。

当时旁边泳道的一位中年男子，带着两个女儿在游泳，我正在寻思从来没在泳池见过这人，他过来跟我搭讪了：你好先生，你是中国人吗？

我说是的。他说：我是意大利人，很喜欢中国文化，还会说几句中文！

我问道：你是带孩子来旅游吗？

他说：是的，我们在孩子的寒假和暑假都会到另外一个国家度假，在那里生活两三个星期，这次选择了西班牙。

这种例子和我对欧洲整体的感受是一致的：在欧洲内部，旅行真的是非常频繁、非常轻易的事情。

欧洲的重大景点，游客绝大部分都是欧洲内部的人。无论男女老少、有钱没钱，度假旅行都是生活的一部分，只不过稍微有钱一点的可能会去阿尔卑斯山的度假村或者海岛，更有钱一点的会去美国这种高消费国家。

这也带来了欧洲经济的繁荣。很多人都说欧洲经济不行了，但看看他们的实体经济消费规模，还是很吓人的。

所以我想说的是，为什么坐飞机的人数在发达国家比例极高？就是因为他们有足够的底气、足够的时间去度假休闲。

我也有一位欧洲朋友，一边打零工一边到处旅行，后来我才知道欧洲确实有很多青年人补贴，让他们放开胆子趁年轻去闯荡，健全的社会保障也是他们的底气。

企业通常都有给员工的度假补贴，针对每年的重要公共假日发放。时间也很充足，每年的8月都会全民休息几乎一整个月，加上圣诞节、圣周、各个国家自己的一些节日，假日非常非常多。

总结下来就是：不一定多有钱，但要有底气；不一定多闲，但绝对没有无偿加班，更不可能侵占双休日和公共假日。

欧洲从深山里的老农民到大城市的底层打工人，你都可以享有度假的尊严，因为本身不贵，而且还有时间和精力。

说这么多不是为了体现：瞧瞧人家多发达，咱们多落后。

事实上，我一直都为中国已经取得的发展成就而骄傲，我也经常在欧洲跟当地人说，我们在1970年代还有大量的人口处于饥饿状态，但现在你们欧洲人也觉得中国非常强大了。

但中国现在最缺的，不是国力强大，而是民众生活的“强大”。

参照欧洲人这种状态就能看出来，中国人需要更多的休闲消费，这一方面需要收入的整体均衡——未必是收入变多高，而是要拉近高低收入者的差距。

有极少数人能月入两三万，还有几亿人月入只有一千，收入差距达到惊人的二三十倍，这在那些很均富的国家来看，是不可想象的。

当收入均衡的时候，物价也会自动趋向于一个平衡值，度假之类的消费才不会显得格外奢侈。

最终要达到：无论是哪个阶层的人，都有能力、有底气、有时间去长途旅行度假，这才是社会发展很健康的表现。

最后我再举一个例子大家可能更有感触：韩国人按照人口比例来说，去欧美旅行的比例就远远高于中国人，尤其是近两三年。

除了韩国人收入高之外，他们的假期多也是一个重要原因。

韩国已经是内卷的极致典型了，但我们仍然有很大差距。只有先看到这个差距，才有慢慢变好的可能。

但思想意识如果还是限于那种“韩国人穷到连牛肉都吃不起”的想象，甚至在9亿人没坐过飞机的情况下还嘲笑欧美不行了，那我觉得这个差距可能永远都拉不近了。

上传至中国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有必要隐去审判员姓名甚至案号吗？

据南方都市报查阅发现，在裁判文书网上约2万篇文书中，审判员姓名被隐名处理为“XXX”的形式，法官助理和书记员的身份也以同样的方式被一并隐去。

某地法院上传的一份判决书截图/图源：南方都市报

这些隐去审判员姓名的文书集中于2024年和2025年；以四川、内蒙古、河北三地居多，浙江、山东、河南、天津、北京等地法院的文书亦出现相关情形。

报道显示，不仅审判员的身份被隐去，部分法院文书的案号也被模糊处理。

例如，多份杭州市中级人民法院发布的文书，案号均为“（2024）浙01民终ＸＸＸ号”；北京金融法院的部分文书，案号甚至被进一步模糊为“（ＸＸＸＸ）京ＸＸ民终ＸＸ号”。

图源：南方都市报

报道称，最高法曾在多个场合强调过隐名处理案件当事人信息的必要性，意在保护公民个人信息及企业合法权益。

据南都此前报道，到2024年6月，裁判文书网的上网文书已全面施行隐名处理要求，自然人仅保留姓氏，企业则隐去字号和法定代表人信息。

最高法在2024年12月公布的《人民法院第六个五年改革纲要（2024—2028年）》进一步提到，在坚持深化司法公开的基础上，完善国家数据安全、公民个人信息和企业合法权益的保护机制，完善上网文书隐名规则。

对于目前部分法院隐去法官姓名的做法，不同地域的多位法官猜测可能是上传文书的操作人员对隐名处理要求的理解存在偏差所致。他们说，最高法要求隐去当事人的身份信息，尤其是对自然人姓名“能隐则隐”，但未曾提及需对审判组织成员的姓名进行隐名处理。

亦有法院系统人士提到，据其了解，案号也不属于隐名处理的范畴，且并无模糊处理的必要。“如果这样隐名，那案例的真实性只有发布者能保证了”。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合伙人、新南威尔士大学法律博士赵琮律师向“法度law”表示，首先，将案号隐去的做法不符合裁判文书公布规范。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第六条明确规定：“不在互联网公布的裁判文书，应当公布案号、审理法院、裁判日期及不公开理由，但公布上述信息可能泄露国家秘密的除外。”

根据规定，即使是不适宜在互联网公布案情内容的文书，也需要公布其案号等关键信息，更何况公布了案件具体信息的案件。案号作为案件唯一对应的关键信息，必须予以明示。且对不在互联网公布案情的文书进行检索可以发现，一些法院虽不公布案情，仍坚持发布了这些案件的审理法官、人民陪审员、书记员姓名等基本信息。

其次，在公开裁判文书中明确法官姓名，是裁判文书公开的应有之义。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的规定》并没有专门提及法官姓名的公开问题，但对其他诉讼参与人的姓名公开问题进行了规定，如第十一条“人民法院在互联网公布裁判文书，应当保留当事人、法定代理人、委托代理人、辩护人的下列信息：（一）除隐名处理的以外，当事人及其法定代理人是自然人的，保留姓名、出生日期、性别…（二）委托代理人、辩护人是律师或者基层法律服务工作者的，保留姓名、执业证号…”

由此可见，法官、检察官作为代表国家公权力参与诉讼活动的公职人员，其姓名更应当保留，这既是工作职责的延伸，也是对办案质量的最有效监督。

最高人民法院曾于2016年在《人民法院报》刊载《关于裁判文书上网公开的问题及建议》一文提到，“裁判文书上网公开使民众对审判的监督更为便捷，也加大了裁判文书上网工作的压力。个别文书中的“低级错误”被网民挑出，经网络‘发酵’被无限放大…给法院和法官带来工作和心理上的双重压力。”这可能也是裁判文书隐去案号、法官姓名的原因之一。

赵琮律师表示，一份论证清晰、说理明确的裁判文书，可以对法律解释、具体适用作出非常重要的贡献，法官姓名将成为法治进步的脚印记录在册；相应的，一些裁判文书存在说理瑕疵，也应当接受人民群众的监督。每一位法官的署名与每一份不涉密文书的公开，都是案件能够经受住历史和群众检验的重要一环。

“归根到底，在隐去法官姓名背后，实际反映的是法律从业者对司法公开程度逐渐降低的担忧。裁判文书网的建立完善，本是我国司法改革一项重要进步，但近年来裁判文书公开数量逐渐减少，多地长期不再公开案件，庭审直播等也频频受阻，使得人民对庭审的了解渠道逐步缩紧。而案号、法官名字的隐去，或是司法公开退步路上的又一个坐标。”

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曹宗文律师向“法度law”分析认为，隐去法官名称，一个原因可能是对最高人民法院的文件精神理解有偏差，另一个原因可能是法官对于自己审理的案件没有信心，生怕人民群众对部分极具争议的判决在社交媒体上引发舆论围攻，隐去法官姓名可能是为了保护一线法官免受网暴或不必要的干扰。

曹宗文律师表示，司法责任制的核心是“由审理者裁判，由裁判者负责”，隐去法官姓名弱化了公众对法官裁判行为的监督，某种程度上模糊了司法个体的责任边界。“好的法官对于自己的裁判文书都会视为自己特别珍视的作品，也有信心接受社会各界的检验，隐去姓名的行为会给社会公众不够坦荡的观感，甚至会产生是否存在不公正判决的可能性，以至于不敢以不敢以真面目示人，与人民群众对司法工作人员的期待有差距。”

曹宗文律师还表示，案号是法律文书的“身份证”，隐去案号意味着社会公众、律师和学者无法通过官方渠道精准溯源。

“这相当于把裁判文书网当成了故事会，那裁判文书公开还有什么意义呢，我去买本故事会或看小说不好吗。最重要的是，最高法院推行‘类案检索’机制，在执行层面将无法落实，因为以前只需要知道案号就能精准检索，但现在隐去案号后，案例没有了唯一的识别码，靠什么检索呢？如果这样，我们不如彻底把裁判文书网关闭算了，还能省去大量的运营成本，节约民脂民膏。”

加州的水管爆了，嘲笑者众。河北农村的老人寒夜里挨冻的事儿，《农民日报》1月5日说了些公道话，竟然404了。

好在有远见的网友提前截了长图，让这篇报道河北农村之冷的文章，余温尚存网友心间。

1月5日，官媒《农民日报》发文《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直指煤改气后冬季河北农村的生产生活现状。

《农民日报》开篇没有转弯抹角，直面问题现状，直击问题根本：

作为一名群众加读者，不管《农民日报》这篇文章能不能引起上头重视，能不能促使河北农村老人挨冻的状况改变，都要给这样一个有温度的媒体点赞，不容易。

河北农村老人挨冻的事情，其实也不是今年才发生，而是多年前就存在的一个现象，并且据笔者了解，包括但不限于河北在内的不少北方省份都有这种情况。

背后的原因也是极其简单：为了环保，搞所谓煤改气，然而随着补贴的大幅降低，农村用不起壁挂炉，又不敢、不能用煤取暖，索性靠一颗热心来驱除严寒。

笔者也是华北农村出来的，知道老百姓对高额取暖费用是什么态度。想想便知，在不少人连几百块的社保都不想缴的今天，动辄几千上万的取暖开支，任何一个待在农村的人都要掂量掂量。

冬季的华北有个常见现象，便是每到冬天，白事儿就特别多，因为天气寒冷会诱发更多心脑血管疾病。毫不避讳地说，冬季的寒冷是导致农村老人离世的重要诱因之一。

重视环保，是为了子孙后代，但任何事都不能因噎废食，如果当下的问题都无法解决，那么子孙后代又会如何评价今天的我们呢？

《农民日报》在文中有这么一句掷地有声的话：人永远是第一位的。

我想这句话放之四海而皆准，因为没有人什么都没有，没有人心更是什么都不是。

环境要治理，老人的温暖同样重要，如何在两者间找到平衡，说难也易，难在是否有人敢于担当，易在只要有人敢担当。

《农民日报》关于河北农村老人挨冻的报道虽然删除了，但经更多媒体的转载推送，相信更高层级部门已关注此事……

但这件事也不得不让我们审视一个问题或现象，即无论是什么诉求和呼声，能否在其萌芽状态就加以解决呢？为何非要等到舆情汹涌才会被关注呢。

镜哥好久不更新了，因为太爱说实话，发送的内容经常遭遇404，但今天河北农村这件事还是要说一说，因为那不是一个人、一个村的事，是我们数亿农民兄弟的大事。

如果您在老家，或家人在农村，请您动动小手，转发给你的身边人，让更多人关注到这一关乎温暖和人心的事情。

正如《农民日报》所言：“煤改气”的推行，是为了让好日子更舒心，不能买椟还珠，本末倒置，就算天蓝了，受冻的农村老人一样会寒心。

解决农村老人的取暖问题，刻不容缓，耽搁一天都不应该。

昨天，某新闻网转了这么一条新闻

这属于一眼假的假新闻。美国压根就没有占领委内瑞拉，怎么就冒出个“总督”？

别说，《华盛顿邮报》1月4日还真的有这么一篇文章。

翻译过来就是：

看起来闭环了。《参考消息》援引了《华盛顿邮报》的文章，某新闻网又转发了这个消息。有出处，有源头。

可是，《华盛顿邮报》这篇是评论文章，根本就不是新闻报道。

文章标题属于讽刺性的调侃，讽刺在川普政府宣布“接管委内瑞拉”（run Venezuela）后，国务卿卢比奥在其中担当了主导政策的关键性角色，包括与委内瑞拉临时政府的代理总统罗德里格斯通话沟通，监督石油资产等等。这是媒体对美国干预委内瑞拉内政的批评式比喻，就像殖民时代如西班牙帝国的“总督”（Viceroy）。

美国历史上就从来没有任命过Viceroy（总督）。在立国之前，当时还是英国十三块殖民地的统治者，被英国国王任命的头衔是governor，没错，就是“州长”，当然，也可以翻译成“总督”。

美国独立后，对新拓展的土地总统任命的统治职位统统都是governor，包括菲律宾“总督”、波多黎各“总督”，都是governor，从来就没有用过Viceroy。

Viceroy是殖民帝国对大型殖民地统治者的任命职位，西班牙帝国对美洲殖民地就任命Viceroy；英帝国的“印度总督”也是Viceroy of India。

注意，英帝国的中小型殖民地，包括香港、马来亚、澳洲等等，英王任命的统治者也都是governor。

因此，《华盛顿邮报》这篇文章的标题不会误导英语读者，它就是没有歧义的批评色彩的讽刺性比喻。这就好比中文报章标题《高考揭榜，苏玛丽荣膺山河省状元》，没有中文读者会认为她真的通过皇帝主持的殿试考取状元功名。

从这个角度，作为英语非母语的某新闻网小编，还真不能苛求。

但是，作为严肃的国家级新闻网的编辑，在转发一篇文章时，区分到底是评论还是报道，核实一下拟发内容真伪应该是起码的职业操守吧！

最笨的方式就是去读一下原文，而不是仅仅看一个标题就转发。英语原文阅读有困难，那就借助翻译软件，微信就自带翻译。

如果读不出其中的讽刺性比喻，分不清到底是评论还是报道，仍然要信以为真，那就不胜任编辑，不胜任任何需要初中以上阅读能力的工作岗位。

嫌麻烦？那还有最简单，举手之劳就能搞掂的办法，问一下AI。

上一条是Grok的回复，下一条是Deepseek的回复。

我在课堂上就反复告诉学生，不要看到什么有噱头的讯息就信以为真，用AI来核实一下，是这个时代脱盲的基本功课。

看来，我教过的学生胜任国家级某新闻网编辑绰绰有余。

（有读了文章草稿的学生发问：人家小编可能早就看出这是个比喻，为了流量标题故意不加引号。

我白了他一眼，说：那就是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