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6年9月，我第一次访问德黑兰。我下榻在霍马酒店，之前是喜来登酒店。我当时在文章中写道，大堂门上方有一块标牌，上面用英文写着：“打倒美国”。盯着那块牌子时，我记得自己心里在想：哇，这可不是涂鸦！它是牢牢固定在那儿的。这玩意儿可不容易拆下来。

20世纪90年代末是伊朗的一段转瞬即逝的开放时期，我也因此拿到了签证。当时我满怀希望，认为伊朗年轻人想要加入世界经济的明显渴求最终能战胜那些把口号钉在墙上的领导人。但事实并非如此。那些文字根深蒂固，难以撼动。

没有什么比这件事更能说明该政权的根深蒂固：战争之初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被杀死后，其子穆杰塔巴·哈梅内伊刚刚接替了他的位置——据称又是一名强硬派。

我怀疑，内塔尼亚胡可能乐见伊朗变成一个大号的加沙，通过不断地“除草行动”来维持局面，即定期清除那里的威胁，就像他在加沙所做的那样。正如《国土报》军事分析家阿摩司·哈雷尔所言：“几个月前，内塔尼亚胡将以色列描述为现代斯巴达。但为了维持其军国主义身份，斯巴达需要永久的军事摩擦——这种摩擦也能让其统治者维持权力——不论国家为此付出多大代价。”

至于特朗普，在谈论伊朗的“次日计划”时，他的表态完全是东一榔头西一棒子——他说的一些荒谬且自相矛盾的话，暴露出这位总司令完全是走一步看一步。今天说要政权更迭，明天又说不；今天说不在乎伊朗的未来，明天又说要对选择该国下一任领导人有发言权；今天对谈判持开放态度，明天又要求“无条件投降”。

中东分析师胡赛因·伊比什简洁地总结了特朗普的伊朗战略：“逻辑是这样的：美以负责轰炸和摧毁资产。然后（此处填入一些东西）伊朗人将确保（此处填入一些东西）政治变革，从而实现（此处填入一些东西）美国的战争目标。”

如果一家公司的领导者在毫无预警的情况下开始了一项激进的新商业战略，然后在接下来的一周里用五种不同的方式描述了该战略的目标，你会投资这家公司吗？这是一个显眼的红色警报。

那才是真正的政治博弈开始的时候。也就是说，如果美以宣布已经实现了大部分军事目标，准备停止攻击——前提是伊朗也停手——那么活下来的伊朗领导层在“明天”肯定会向世界和国民宣布：“我们教训了他们——‘大撒旦’和‘小撒旦’联手也奈何不了我们。”

但到了“后天”，我敢打赌德黑兰统治精英内部会爆发激烈的争论和内斗。民众、商人和政权内部改革派的声音必将质问强硬派：“看看你们给我们带来了什么灾难。如果这就是伊朗伟大的胜利，那失败长什么样？我们失去了积蓄、经济、环境、大部分军队以及所有邻国的友谊。我们还有什么未来？”

想想我们现在已经看到的发生在伊朗内部的争斗：伊朗总统与强硬派军方之间，正围绕伊朗是否应该攻击阿拉伯邻国、迫使这些国家向华盛顿施压停止战争而发生分歧。等到战争结束、伊朗为其极端行为付出真正代价的时候，伊朗人民与政权之间以及政权内部未来可能会出现什么样的局面，谁也无法预料。

诚然，谁也不知道这种后天政治一定会以换将或者换旗告终。但这种方式成功的几率绝不亚于仅仅把德黑兰和贝鲁特炸成废墟，然后指望一场民众起义就此爆发。

我们已经看到伊朗的一座海水淡化厂遭到轰炸，而作为报复，伊朗袭击了巴林的一座海水淡化厂。如果这种趋势蔓延，人们很快就会面临缺水。伊朗变成比阿亚图拉政权已经造成的状况更严重的环境灾难的可能性是非常现实的；到那时，那里将变得不再适合人类居住。

《纽约时报》周一一篇文章中有一段关于德黑兰战争气氛的描述，令人不寒而栗。

“德黑兰的一位数字创业者佩曼担心，代价已经太高了。像许多接受采访的伊朗人一样，他说他整天呆在家里，无法工作，只能看着破坏不断加剧，心中越来越恐惧和不安。他想知道，在警察局被炸毁的情况下，当地人如何能防止哪怕是小规模犯罪——更不用说在如此严重的破坏之后，任何一个政府如何能接手管理这个国家。”

佩曼告诉时报：“如果我们将来还要生活在伊朗，无论我们有什么样的政府，我们仍然需要制度体系。”

伊朗政权是一个耻辱——对自己的人民、对邻国以及对以规则为基础的国际秩序而言，它都是一种威胁。我祈祷它能够尽快成为历史，而且付出的代价能够保持在一个合理范围内，并释放伊朗人民为人类作出贡献的巨大潜力。

但是，无休止地轰炸，摧毁越来越多的军事和民用基础设施，然后仅仅寄希望于追求民主的伊朗人——在几乎没有互联网沟通、在公路上移动都可能致命的情况下——靠自己推翻这个牢固的杀人政权……好吧，请告诉我历史上哪儿发生过这种事。

我的猜测是，这个政权只能从内部高层瓦解，而这个进程只有在停火之后才会开始。

特朗普—内塔尼亚胡“持续轰炸”的策略，最好的结果也许是启动这一进程；仅仅是让伊朗转入一个更好的轨道，使其对本国人民和邻国的威胁降低点，那就已经是一个重要成就。该战略最坏的结果则是：无休止的空袭把伊朗彻底摧毁，使其变成一个任何人都无法治理的烂摊子。那将是一场无法估量的灾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