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中国教育部对外发布《关于开展基础教育规范管理巩固年行动的通知》，同步公布《基础教育规范管理负面清单（2026版）》，列出20项“严禁”规定，涉及意识形态、教学安排、考试管理、教师行为及校园收费等多个方面。

观察人士指出，该清单尽管打着“规范管理”的旗号，实则通过设定明确边界，对中国基础教育的运行方式产生影响。其中，将“意识形态”置于首位，也被解读为针对校园思想领域的一次集中整顿。

清单第一条明确，严禁出现反党反社会主义、丑化党和国家形象、诋毁党和国家领导人或英雄模范等言行，并要求不得通过教材、试题、讲座、教辅资料及网络空间传播相关内容。相关规定同时覆盖电子产品及各类公开场合，管控范围较以往明显扩大。

意识形态条款被置于首位

陕西太原中学教师何玲（化名）本周三（4月1日）接受本台记者采访时表示，这20条负面清单中，前两条严格来说并不属于教学层面的具体规范：“我感觉与当局巩固统治根基的需要直接相关。他们把这两条放在最前面，说明基础教育首先要服从这一政治目标，其次才是教学本身。换句话说，是先看政治要求，再谈教学内容。”

文件明确规定，不得通过网络媒介、论坛讲座、试卷试题、教辅材料及电子产品传播被认定为不当的观点。多位受访教师表示，相关要求已从课堂延伸至更广泛的教育场景，甚至从幼儿园开始。

青岛某中学教师黄思维（化名）告诉记者，近年来教育领域对“导向”的要求不断强化。他说：“现在连试卷出题、推荐书目，甚至家校群里的每一句发言，都得慎之又慎。在一些学校内部，会强调所谓’正确的教育观’，要求教学内容与官方导向保持一致。”

教学与言论边界进一步收紧

黄思维说：“很多时候，我们担心的不是怎么教，而是能不能说。学校不断强调‘政治导向’，而且出了问题要个人负责。在这种情况下，教学空间被压得很紧，老师只能跟着要求走，心理负担也越来越重。”

官方文件第二条，要求校方严格执行国家课程方案，禁止超前教学，并明确不得挤占思想政治、体育、艺术及劳动等课程时间。

贵州大学退休教授梁先生认为，当前将意识形态要求与教学规范并列推进，使基础教育在制度层面表现出更明确的导向。他说：“当局对学生的意识形态和教学管理一直是同时推进的，这在中国的教育体系里一直存在。学校的运作，还是要服从整体体制的需要。”

他表示，在这种安排下，教育体系的空间会受到限制，意识形态要求也较为刚性，也在影响家庭的教育选择。“一些中产家庭会选择把孩子送到国外去，这其实是一种现实反应。”

教师称课堂与表达空间受限

除前两条外，其余条款主要集中在教学与管理层面的具体行为，包括禁止超标超前教学、控制作业总量、规范考试频次、保障学生睡眠时间，以及严禁节假日补课等。

中学教师黄思维认为，除前两条属于明确的政治性要求、需要严格执行外，其余内容更多是配套性安排，并非核心。他说：“这些规定看起来很细，但在实际操作中，学校最重视的还是前面那几条。只要涉及导向的问题，都会被反复强调，其它教学安排反而是其次。说到底，前面那些要求优先级更高，后面的内容才更多和学生本身有关。”

此外，文件还对教师行为与校园治理提出多项限制，包括禁止体罚学生、有偿补课，以及通过直播或知识付费向家长收费，并对教辅征订、校服采购和校园餐等环节进行整治。在校园安全方面，通知提出完善风险排查和应急处置机制，同时要求对教学内容、讲座活动及网络空间加强管理，并明确将对制造教育焦虑、传播不实信息的行为依法处理。

有受访者认为，通过负面清单方式划定禁止行为，使学校在教学与管理中的边界更加明确。其中，意识形态相关条款被置于首位，被部分观察人士视为当前教育管理中的优先方向。

责编：李诺

中国多地居民养老保险缴费出现明显断层。根据对六个地级市统计公报及人社部门公开数据的测算，部分地区实际缴费人数与应缴人数之间的差距扩大，其中浙江丽水断缴率超过55%，意味着超过一半应缴人群未继续缴费。多位受访者认为，这一变化在近年来

近日，有网络博主梳理云南普洱、安徽宣城、浙江丽水等六个地级市2024年至2025年的社保数据，并以参保人数减去领取待遇人数作为应缴费基数，计算实际缴费与应缴费之间的差值。结果显示，浙江丽水断缴率约为55.2%，为样本中最高；甘肃白银约为41.2%；安徽宣城约为30.2%；安徽铜陵约为27.6%；广东佛山约为26.2%；云南普洱约为16.7%。上述测算在网络传播后引发讨论。

北京独立学者俞晓敏对记者说，当前的断缴现象与就业结构变化及参保人的现实选择有关。他说：“这不只是地区差异的问题，而是就业结构、人口流动，还有参保人对未来的预期共同影响的结果。现在这个制度是按档次缴费，可以交也可以不交，对收入不稳定的人来说，一旦手头紧，这种长期支出往往最先被停掉。”

从各地公布的数据来看，参保人数与实际缴费人数之间的差距正在扩大。一些受访者认为，这种变化与当前就业流动加快有关，也与长期缴费安排之间的衔接有关。

俞晓敏说：“现在很多人是流动就业、失业率高达20%以上，但当局还是按相对稳定的工作来设计，这两者之间确实存在不太一致的地方。”

失业人数增加 断保人随之增长

近期流传的一份社会数据观察显示，截至2025年第一季度，全国推算的社保断缴人数约为4200万人，占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参保人数的17.8%。其中，25至35岁群体断缴倾向较为明显。部分讨论提到，这一年龄段对未来回报的不确定性更为敏感。

不过，目前人社部官方尚未公开针对“主动断缴率”的专项统计报告。

在广东经商的湖南籍个体户陈先生对记者说，尽管此前曾连续参保多年，但近年已选择中断。他说：“以前交过几年，后来就停了。在工作难寻、收入不稳的情况下，每年数千元的保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更何况，未来能领到多少还是未知数。”

上述情况在网络讨论中呈现出不同看法。一方面，有网民指出城乡居民保险具备“分档缴费、自主选择”的弹性，且各地补贴标准存在差异；另一方面，也有观点对“投入与产出”的关系提出疑问。有讨论提到，在收入预期不稳的情况下，一些参保人选择中断或延后缴费。

经济下行下生活开支优先于缴费

中国的养老保险体系在20世纪90年代经历了一次较大的调整，从过去以单位保障为主，逐步转向社会统筹与个人缴费相结合的模式。1997年，城镇职工基本养老保险制度确立；2009年启动的新农保在2014年整合为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制度，形成目前的基本框架。

在上海从事人力资源工作的张小姐对记者说，经济下行下，不少企业经营困难，有的企业招聘员工不到半年就停业。她说：“现在企业关停的情况比较多，很多人找不到工作，收入不稳定，也就很难继续缴保费。这种要持续交很多年的制度，在现在的情况下确实有点跟不上。对不少人来说，养老缴费虽然重要，但先把吃饭问题解决更现实。”

目前，中国养老保险主要分为两类：城镇职工养老保险由单位和个人按工资比例缴费；城乡居民养老保险则由个人按档次缴费，并配合政府补贴形成个人账户。

随着就业不确定性的增加，中国养老保险缴费的连续性也受到影响。一些受访者表示，在收入波动较大的情况下，生活开支往往被放在首位，养老缴费则容易被延后甚至中断。有受访者说：“现在最现实的是先把眼前的生活稳住，养老的事只能往后排。”

责编：李诺

山东律师于凯在北京司法部门门前举牌反映问题后，于3月27日被警方以“涉嫌扰乱公共秩序罪”刑事拘留。在被刑拘前，于凯一度与外界失去联系。此后，卢思位、包龙军等律师相继被带走或传唤。

3月26日，山东晓临律师事务所主任于凯到中国司法部门门前举牌，并提交《对设置“重点管控律师”名单违法行为的情况反映》。他在现场提出“律协自治、缴费自由”及“废止律师执照年检”等诉求。其后，被北京市公安局西城分局警察带到福绥境派出所扣留，27日被刑事拘留。

27日中午，北京市西城区公安分局通知律师包龙军前往协助调查。包龙军与李国蓓、张新年等律师一同前往后，被带入西城区公安分局办案中心。截至目前，其电话仍可接通但无人接听。知情人士说，包龙军大约在当日14时左右被警方控制并带离。

十余警察带走律师王宇等人

同日午后，律师卢思位与王宇在北京一处喝茶时，现场有十余名警察到场，将两人分开后带离，王宇被强制带走，此后失去联系，其手机可拨通但无人接听。知情人士说，王宇亦是在当日下午约14时左右被带走。

北京律师张先生对本台说：“警察发现包龙军手机内有一张于凯的照片，于是把包龙军的手机扣了。当晚，除于凯被扣留外，其余律师获释。”

此外，多名律师当晚赶到西城区公安分局执法办案中心了解情况，但未获告知任何信息。亦有律师尝试提交代理于凯的委托手续，被警方以“案件侦办中不接手续”为由拒绝。

于凯举牌反映律师管理问题

山东法律界人士陆沉渊本周日（29日）晚对本台说，于凯已经被西城警方刑事拘留：“最新消息是于凯被刑事拘留了，罪名是涉嫌扰乱公共秩序，关押在北京市西城区看守所。代理律师李国蓓已经接手这个案子。”

陆沉渊说：“律师这个职业按理应保持一定独立性，但现在越来越被纳入管理框架。所谓‘重点管控律师’，在圈内并非新现象，一些被认为涉及敏感案件的律师会被单独列出管理。这种做法没有明确法律依据，但在实际中长期存在。”

他说：“从程序上看，他是提交材料、表达意见，这本来是公民的权利。但现在只要触及制度层面，尤其涉及管理机制，就很容易被认定为‘扰乱公共秩序’。”

卢思位被传唤后获释

于凯被拘留的消息很快在中国人权律师群体中传播。3月28日，持人权立场的律师卢思位对外说：“本人在27日下午3点左右被带到派出所做笔录，案号显示为行政类别，我的身份是证人。”

卢思位表示，询问内容涉及其此前到北京反映行政复议事项，当晚约21时获准离开。他说：“我现在就要求两个事情：一是赔偿钱款、二是办理护照，解除边控。”

中国有关当局对律师的管理要求逐年提高。2008年出台律师执业年度考核相关办法，2010年前后执行趋严。在执业证续期过程中，一些被认为“不听话”的律师常被设置额外限制，包括不予续期或吊销执业证。刘晓原、浦志强等个案曾引发广泛关注。

多名律师在不同场合告诉本台，当局“吊销执照”成为悬在律师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另外，中国律师群体中长期存在质疑，认为律协应实现更大程度的自治，律师会费应具备选择空间，同时主张取消与执业资格直接挂钩的年度考核机制，即“废止律师执照年检”。有法律界人士说，相关事件显示，对律师行业的管理正从个案处理延伸至制度层面。

责编：李诺

中国人权律师谢阳本周被长沙法院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5年徒刑，并处罚金10万元。谢阳当庭表示自己无罪，将提出上诉。

谢阳前妻陈桂秋对本台说，当局为了打压谢阳，罗织罪名：“谢阳被抓只是去探望另一位李田田老师，随即于2022年1月11号就被抓了，那位老师是为维护公民的言论自由被拘留，谢阳去是维护言论自由被抓，现在没有法律了。”

判决于3月23日在长沙市中级法院作出。庭审过程中，辩护律师未被通知出庭，亦无法阅卷或参与辩护。旁听席除家属外，多为不明身份人士。

庭审缺席辩护引发程序质疑

陈桂秋说：“秘密审判谢阳的时候只有一份通知，就直接宣判完了，国保才通知谢阳的哥哥，没有律师出庭。谢阳在庭上看到没有律师就和他们争执，上午判完，谢阳说要上诉，我们赶紧就请了张磊律师代理上诉。”

根据长沙市检察院起诉书，谢阳自2018年起在推特、微信发表涉及政治制度的评论，并接受境外媒体采访，被认定为“歪曲事实、诋毁政权”。检方将上述行为列为主要罪证，并指其“不思悔改”。

中国709律师黄先生对本台说：“谢阳被以煽动罪判处5年有期徒刑，这是极其野蛮的行为，当局因为言论判谢阳的刑，这在任何一个社会都是不允许的。如果有这种情况，那么这个社会极其反动、邪恶。”

联合国认定属任意拘留

联合国“任意拘留问题工作组”于今年2月发布第73/2025号意见书，指出谢阳的相关言论属于《世界人权宣言》保障范围，并认为“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的适用过于宽泛，缺乏明确法律界定。意见书要求中共当局立即释放谢阳，并提供赔偿与补救。

谢阳在审前被羁押逾4年，其间至少13次延期。虽然中国政府声称相关延期符合中国法律规定，但工作组认为，羁押时间过长，程序亦失公正，因此裁定谢阳属任意拘留，并认为应立即将其释放。

在羁押期间，谢阳长期被限制通信，被戴手铐脚镣，并遭语言侮辱及包夹看管。联合国文件记录，他曾长达7至8个月无法会见律师，并遭殴打与剥夺食物等情况。

羁押四年与言论定罪争议

谢阳曾于2025年1月1日在看守所写下“宁砍头，不低头”的声明。谢阳的友人、律师覃永沛对记者说：“在羁押期间，他母亲去世，我也失去了母亲，这种情况下，人几乎撑不住。”

谢阳出生于1972年，湖南长沙人。2011年起，他开始代理涉及公权力滥用的案件，并逐步转向维权领域。2015年“709事件”中，他曾被拘押并遭指控，之后长期受到监控。

2022年1月，谢阳因前往湖南湘西声援教师李田田而被捕。李田田此前因言论问题被送入精神病院。陈桂秋对记者说：“他只是去声援一个老师，但之后就被带走了。”

联合国在此次意见书中认定，谢阳案同时构成四类“任意拘留”，包括缺乏法律依据、因行使言论自由遭报复、审判程序违规，以及基于身份与观点的歧视。文件并提及相关行为可能涉及“危害人类罪”。

责编：李诺

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近期传出针对少数民族的出境限制新举措。多名哈萨克族人士向本台透露，当地基层政府要求拟移居哈萨克斯坦的居民签署“放弃财产承诺书”，并对其出售房产与转让土地使用权实施严格限制。相关做法在当地社群引发强烈不满。

哈萨克人权组织“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对记者说：“当地政府出台一些土政策，不让牧民出售或转让草场，也不允许农民转让承包的农用土地。甚至哈萨克族人自己的楼房或农村住房也不能出售。有些人想把房产过户给亲属，比如亲弟弟或亲妹妹，政府也不给办理过户手续。”

赛尔克坚指出，这些“土政策”主要集中在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下辖的多个县市。据当地居民反映，准备离境前往哈萨克斯坦定居的民众，在处置不动产时面临重重障碍。他强调，相关措施并无正式法规文件支持，通常是在当事人办理户籍注销或出境审核时，由基层部门以口头方式告知。

限制出售房产与转让土地

近年来，不少新疆哈萨克族居民选择移民哈萨克斯坦。对于这些家庭而言，出售原有房产或转让土地承包权，是其在新居住地租房及开展新生活的核心经济来源。

已移民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族女子迪娜向本台证实，自去年底以来，相关限制明显收紧。迪娜说：“去年9月开始，伊犁各县市规定，离开中国的人不能把房子卖了。如果不把房子卖掉，移民哈萨克斯坦后就没有钱租房，也没有资金做小生意。他们卖房子要向村长、乡政府申请说明原因。很多人为了出国，房子也不要了，承包的地也不要了，什么都不要了。”

迪娜透露，部分申请离境者被强制要求签署承诺书。迪娜对记者说：“承诺书上面写的就是我再也不回归中国，我放弃我中国的一切财产呀，房子呀，土地呀，我不要这些东西，就这么承诺的话，就可以移居到哈萨克斯坦。”

除了财产处置权受限，部分居民在申请出境证件时，还被要求提供“政治担保人”。哈萨克居民努尔别克回忆其亲属办理护照的经历。努尔别克对记者说：“我的亲戚、我的哥哥到哈萨克斯坦过来之前，在公安局办护照的时候，他们让我哥哥找几个人担保，是三个人，也是我们亲戚，然后才给他办了护照。说的是，如果到哈萨克斯坦来乱讲话，说出中国的事情，就中国留下的我的那些亲戚，把他们惩罚。当时就这样走过来的。”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地处边境，是中国哈萨克族的主要聚居地。与中国其他地区不同，新疆部分少数民族在申请护照、跨境联系及出境审查方面长期面临更为严苛的管控。

管控少数民族方式续细化

自2017年起，当局在新疆加强了对维吾尔族、哈萨克族等少数民族的社会动态监测。观察人士指出，由于哈萨克族与邻国哈萨克斯坦存在紧密的血缘与文化联系，跨境流动频繁，当局近年来将管理延伸至财产处置领域，显示其对该族群的社会管控已进一步细化。

哈萨克斯坦是中亚最大的国家，也是与中国新疆接壤的重要邻国。自1991年哈萨克独立以来，该国政府长期推行名为“欧若曼”（Oralman）的移民政策，鼓励散居海外的哈萨克族人回归祖籍国定居。在中国境内的约150万哈萨克族人中，不少人因血缘、文化及宗教联系，选择跨越边境定居。

然而，随着2017年起中共在新疆启动大规模的“反恐”与“去极端化”运动，这条移民之路变得愈发艰辛。有人权组织曾公开表示，除了维吾尔族外，哈萨克族也是这场社会工程的主要管控对象。许多哈萨克族居民在申请护照、出国探亲甚至与哈国亲属通电话时，常面临“再教育营”或“政治审查”的威胁。

近年来，尽管中哈两国政府多次强调外交关系稳定，并签署了互免签证协议，但新疆地方政府对少数民族的管控并未随之放松。有研究新疆民族政策的学者说，当局过去主要控制人员流动，如今连房产与土地处置也纳入限制，显示对哈萨克族群的管理已延伸到财产层面。

中共总书记习近平3月23日（本周一）再次赴河北雄安新区考察，并主持相关座谈会。官方通报称雄安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并再次强调“决策完全正确”。在该项目推进近九年之际，高层再次集中表态。

根据新华社报道，当日行程显示，习近平先后前往雄安启动区、中国华能集团及北京四中雄安校区，并与入驻单位人员接触。

这是习近平相隔两年之后，再次率常委到雄安考察。北京独立学者付涛（化名）本周二（24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习近平与另外两名常委到雄安视察，在目前雄安已经被强行推进的情况下，北京很多中央的大专院校和企业都被要求入驻雄安：“这个进度在过去两年确实是加快了。但是雄安的人气，以及外界对雄安的预期，仍然是相当低迷的，就像中国现在出现的严重通缩一样，雄安也不例外。”

行程与随行人员两年后再访雄安

付涛表示，在这种情形之下，习似乎是为了显示他没有遗忘雄安，就照例去了一趟：

“我认为这更像是一次象征性的视察，对中国目前的通缩状况不会有什么实质改善。但问题在于，从今年春节之后，中共才开始在全党范围内推进所谓的政绩观教育。那么在这种背景下，雄安作为他亲自划定、亲自部署、亲自规划的项目，它的实际表现，与当前这场政绩观教育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这是值得思考的。”

付涛判断，习近平此行可能是试图把这次视察雄安：“作为向党内县处级以上干部进行政绩观教育的一个样板。但问题是，这个样板本身，很难说是一个正面的示范。”

此次习近平等随行人员包括国务院总理李强、中央办公厅主任蔡奇、国务院副总理丁薛祥，以及负责宏观经济与重大项目的副总理何立峰。

随行名单变化 经济系统介入信号

与2023年考察相比，此次随行人员中出现何立峰，被视为一个变化。北京大学社会学者梁先生对记者说：“这次把何立峰带上，说明问题已经不只是政治层面的‘定调’，而是到了需要动用投资和资源去解决实际问题的阶段。”

他说：“如果一个项目需要最高层反复出面，再加上经济系统介入协调，通常意味着它在市场层面还没有形成自我运转能力。雄安目前的问题，不只是建设进度，而是产业与回报能不能跟上。”

疏解仍在推进 行政力量持续主导

根据官媒通报的座谈会会议内容显示，雄安当前仍需分批推进央企、高校及医院等机构迁入，并加强对相关人员的政策保障。

北京一位长期观察区域经济的学者肖先生对记者说：“如果一个城市需要不断靠政策去‘安排人过去’，说明它本身的吸引力还不够。雄安现在最大的问题，不是建得快不快，而是人愿不愿意留下。”

此次考察中，习近平还前往北京四中雄安校区，走进教室并察看学生食堂。官方提及学生应与雄安共同成长。

河北唐山退休教师刘女士告诉记者：“现在不少人是被调过来的，但家里人不一定愿意一起搬。学校、医院这些配套如果跟不上，很难让人真正留下来。”

反复强调“正确” 项目预期出现分歧

在座谈会上，官方再次提及雄安建设取得“重大阶段性成果”，并称相关决策“完全正确”。类似表述在历次视察中多次出现。

学者肖先生说：“如果一个项目本身运转顺利，其实不需要反复去证明它是对的。现在这种表态，更像是在回应外界对投入与回报的质疑。”

会议中再次提及“新质生产力”、科技创新与产业融合等方向。相关提法延续近年政策框架。

学者肖先生表示：“现在提出这些概念，其实是在为一个还没有成熟产业基础的地方找方向。如果企业没有实际收益预期，单靠政策推动，很难形成稳定的产业生态。”

雄安新区自2017年设立以来，被官方定位为“千年大计”。在多轮高层推动与资源投入之下，相关建设持续推进。然而，在人口导入、产业集聚与资源配置尚未形成内生机制的情况下，该项目的长期可持续性仍存在不确定性。

责编：李诺

四川成都近期被披露实施一套针对特定人群的分级管控制度，相关内容最早由海外社交平台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记者随后联系多名受访者核实，受访者提供的信息与网传内容基本一致。

3月上旬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多名成都居民与知情人士向记者反映，当地已建立针对“重点人群”的分级预警系统，由基层街道与派出所具体执行。一位基督徒告诉本台，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的信徒长期受到控制：“国保对家庭教会看守很严，他们要求我们加入三自教会，但我们不愿意去官方教会，我们现在只能三两个人分散聚会，秋雨教会是他们重点关注的教会。”

有熟悉当地情况的丁先生对记者说，每年中国全国两会期间，地方政府都会进入维稳状态，相关稳控措施通常提前部署并在会议期间集中执行，已形成固定操作模式。他说： “成都作为中国内地人口流动较大的城市之一，长期聚集来自西藏、新疆等地区的人群，同时亦有较多家庭教会活动，比如秋雨教会，当局打压基督徒，当局也要稳控。

丁先生说，近年来当地对宗教团体的管控持续加强，部分未纳入官方体系的教会已被列入长期关注范围。例如秋雨圣约归正教会等群体，过去已多次受到执法部门干预，一些信徒被带走调查或限制聚会，相关案例在当地信徒群体中较为普遍。

他还指出，随着经济环境变化，一些失业、经营失败或家庭状况不稳定的人群数量增加，这类群体在官方分类中被视为潜在不稳定因素，亦被纳入重点关注范围。在全国性重要时段，如两会或国庆期间，相关人员往往会面临更严格的管理措施，包括被上门询问、限制外出，甚至通过房东施压等方式要求其离开原居住地。“上述做法并不限于成都，在多个城市均有类似安排，体现出当局近年来对重点人群动态管控的普遍趋势。”

重点人群分级预警机制形成

据X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转发的网民投稿显示，当局将6类人群列为“不放心人员”。熟悉成都情况的知情人士尹先生对记者说，当地近年对“重点人群”的管理明显趋严，纳入范围持续扩大，一些原本不在重点名单中的群体也被逐步登记。他说，相关措施在基层层面执行较为具体，不同街道和派出所之间做法略有差异，但总体方向一致。

尹先生还指出，涉藏、涉疆人员被列入专门管理类别，包括来自西藏、新疆地区人员，以及四川境内藏族、彝族等民族自治州相关人群，均被纳入管理范围。

尹先生对记者说，“不仅是当地人，来成都读书的学生也会登记，有的人在成都出生，只要家庭背景涉及这些地区，也会被列入”，部分人员即使迁往外地，仍会被持续跟踪，“人搬走以后，会有人去新住址核查，有的持续几个月”。

成都一家商务酒店人员告诉记者，西藏和新疆籍旅客入住，均需向派出所备案：“所有入住旅客身份证等资料都会上传到派出所，还要电话通报一次，这项规定已经实施很多年。”

网民投稿显示，被纳入重点监控的人群范围较广，包括台湾人、基督徒、失业者及新疆籍汉人等。当局将上述人群与精神障碍人员、刑满释放人员、“三失一偏”群体及重点信访、涉法涉诉人员一并列入“不放心人员”，相关分类近年来已扩展为“五失一偏”。

分级监控强化 人员跨区域持续跟踪

网民投稿还提到，来自西藏、新疆地区的人群被单独列入管理范围。这不仅包括在成都生活或工作的西藏、新疆居民，也包括来自四川境内藏族、彝族等少数民族聚居地区的人。只要个人背景涉及西藏、新疆或相关民族地区，即可能被纳入这一类管理。相关范围还延伸至在成都就读的大学生、婴幼儿等未成年人、1949年前出生的老人，以及参与援藏援疆后返家的汉族人员，即便其子女出生地和身份证均在成都，仍被纳入管理体系。

网民投稿还提到，当地依托统一平台对相关人员进行分级管理，分为红、橙、黄、蓝四个等级，其中红色为最高等级，对应重点监控对象。人员一旦被纳入，管理不会随流动而结束，即使迁往外地，仍会被持续跟进调查数月，并通过安排打卡岗位、固定接触以及调取出行信息等方式进行跟踪。

责编：李诺

多位1989年学生运动的参与者发起筹办的《八九一代》季刊杂志，经过近半年的筹备，近日在美国洛杉矶正式出版发行，并已在当地“六四纪念馆”书店上架。该刊发起人与编委成员多为当年在北京及各地参与学运的学生，现分布在美国及其他国家。杂志初步定位为季刊，内容涵盖个人回忆、时事观察及历史记录，并面向社会开放投稿。

前八九学运领袖王丹本周三（18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八九一代》由多位当年参与1989年学生运动的人士共同发起。他本人亦为编委之一：“办这份杂志主要有两个目的，第一，保留历史记忆，让当年参与八九民运与中国民主运动相关的历史资料能有一个集结的地方，让当年的八九同学，有一个新的精神家园。”

他介绍，该刊创办主要基于两个目的。一是保存历史记忆，将1989年之后中国民主运动相关的经历与资料进行整理与汇集，为当年的参与者提供一个持续记录与交流的平台。他说，希望借此为“八九一代”建立一个新的精神空间，使相关记忆能够长期留存。

跨世代参与历史书写

二是推动相关群体的再次集结与讨论。王丹说，许多当年参与者仍对中国未来抱有期待，希望通过这一平台重新联系，围绕中国的变化与可能路径展开讨论，“看看还能为中国做些什么”。

他表示，《八九一代》向海内外投稿者开放，不仅限于当年参与者，也欢迎年轻一代围绕1989年历史及相关议题进行研究与写作。他说，未来刊物将逐步纳入更多不同世代的观察与分析，第二期、第三期也会增加相关内容。

王丹说，这份刊物希望在保存历史记忆的同时，延伸至对中国未来的思考，“也希望能得到外界更多的支持”。

延续八十年代学生刊物传统

《北京之春》杂志主编胡平对记者介绍，《八九一代》杂志的创办，延续了当年学生群体以出版物进行交流与表达的传统。他说，1980年代中国高校曾出现多种学生刊物，成为当时思想讨论的重要渠道，而此次杂志的出现，可以视为这一传统在海外的延续。

胡平说：“办这本刊物非常重要，八九民运本身就是一个很大的课题，有必要把八九一代作为刊物的名字，这是当代中国历史上非常重大的事件，他的来龙去脉、过程以及结果，对今天的影响都值得人们去描述，研究。”

有接近编辑团队的人士说，杂志筹备自2025年下半年启动，参与者通过线上协作完成选题与编辑工作，并逐步建立供稿与审稿机制。“大家分散在不同国家，只能用远程方式配合，但推进一直没有中断。”

普通参与者的记忆正在消失

台湾华人民主书院协会理事长曾建元表示，1989年的学生运动是一场广泛参与的社会运动，但许多普通参与者的经历，后来逐渐从公共记忆中消失。

他说：“当年参与的人其实都还在，大部分都还在。那一代人现在差不多六十岁到七十岁，很多已经退休了，也有时间去回顾自己当年的经历。”

曾建元认为，应当鼓励更多参与者记录个人经历，以补充历史叙述的不足。他说：“过去关于八九的叙述，很多集中在一些代表人物身上，但实际上，普通民众的参与经验才构成了历史的整体。如果这些记忆不被记录下来，就会慢慢消失。”

公开信息显示，《八九一代》目前主要通过线下渠道发行，洛杉矶“六四纪念馆”成为首个展示与销售点。

1989年，中国爆发了一场席卷全国并引发国际关注的八九民运，无数学生与市民走上街头，核心诉求指向政治改革与遏制腐败。同年6月4日凌晨，中共调集军队与坦克进入北京天安门广场，实施武力镇压并清场，造成严重流血伤亡。此后，该事件真相在中国境内遭到全面审查与封锁；参与者被迫噤声、系狱或流亡海外。尽管面临长期的政治高压，这段被抹除的记忆仍在压制与封锁中持续传承。

责编：李诺

中国一年一度的“3·15消费者权益日“当晚，美国纽约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外墙再次出现政治投影。行动组织者表示，这是海外团体“中国行动“（China Action）第四次在该领馆外墙进行大型投影活动，而领馆方面此次首次在现场阻挡投影。

活动于美东时间3月15日晚8时在纽约曼哈顿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附近进行。现场影像显示，投影开始后不久，有数名疑似领馆保安人员走到投影光源前试图遮挡画面，领馆建筑外的照明系统也同时打开，以强光干扰投影。

海外人权组织“中国行动”发言人苏雨桐对记者说：“中国有3·15打假日，但最大的假货从未被检测过。他们这次派保安来挡我们的灯，恰恰说明这束光让他们害怕。"

她说：“十几个在美国的志愿者刚到中国领事馆这边的停车场，我们在停车的时候就已经被对方观察到了，中国领馆人员出来看了眼，试图用他们的照明灯干扰，但是他们的光太弱，没有干扰成功。”

据活动组织者介绍，投影持续数分钟，其间投影位置多次调整，以避开领馆方面的强光干扰。现场有纽约警方到场，但未对投影行为进行干预。

投影内容讽刺中共体制

行动组织者表示，这次投影行动刻意选择在中国“3·15″晚会播出当天进行。投影内容以模拟“产品检测“的方式，对中国共产党进行讽刺性“质量检验“。

投影画面包括四组图像。第一幅画面显示一只身穿防护服的卡通羊驼形象手持试管，对带有新冠病毒图案的镰刀锤子标志进行“核酸检测“。第二幅画面模仿产品标签，标示“中国共产党“的四项“成分“为”剥削“”独裁“”谎言“与”禁评“。第三幅画面在镰刀锤子图案上叠加“剧毒“警示标志。最后一幅画面则将相关图案投入标有生物危害标志的垃圾桶。

苏雨桐对记者说：“从谎言治国到言论审查，中共是中国社会系统性造假的根源。3·15这天，我们给出自己的检测报告：剧毒，应予丢弃。"

系列投影行动持续扩大

这是“中国行动”针对中国海外使馆的第四次投影活动。前两次为2025年11月26日白纸运动三周年纪念日和2025年12月10日国际人权日在中国驻纽约总领事馆，第三次是2026年1月1日在德国柏林中国大使馆外的投影行动。

活动组织者表示，在此前几次行动中，领馆方面并未派人到现场阻挡投影，而此次则出现保安人员提前到场并遮挡光源的情况。

据了解，“中国行动“（China Action）是一个总部位于美国的非营利组织，主张以非暴力方式推动中国政治改革。该组织于2025年在多个城市发表《全民反抗运动宣言》，并在北美和欧洲多地发起投影行动。

随着新疆大规模羁押行动的内幕不断被披露，近日，长期关注新疆人权的哈萨克斯坦“阿塔珠尔特志愿者组织”向本台披露，新疆伊犁地区42名哈萨克族人自2018年被捕并判刑后，至今家属仍不知他们的下落。该组织表示，其中不少人仅因前往哈萨克斯坦短期学习宗教课程或学习阿拉伯语，便被当局以“宣扬极端主义”为由重判。

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位于中国西北部，与哈萨克斯坦接壤，当地居民长期存在跨境学习、经商和探亲往来。

该组织创办人赛尔克坚在接受本台采访时透露，他的线人近期从新疆当地冒着巨大风险偷拍并传出一批判决书、刑事拘留通知书及检察院批捕文件。文件中记录了被捕者的姓名、住址和案件情况。

赛尔克坚说：“今天我获得了一个非常独特的消息。”

他表示：“这42个人从2018年失踪到现在，外界毫无音讯。他们的家属至今留在新疆，不敢发声，也无从打听。通常进入集中营的人在两三年后可能会有回音，但这42个人被转入了正式司法系统重判，从此人间蒸发。”

在这批文件中，一份从伊犁州有关部门办公室流出的哈萨克文材料提到8名哈萨克族人的姓名，其中包括叶尔别克·乌勒特吾勒（Yerbek Ultuly）、努尔赛娅·努尔丹克孜（Nursaya Nurdankyzy）等人。

参与宗教活动被判刑16年

其中一名当事人叶尔扎提·阿布扎依提被指参与宗教活动并被判刑16年。自由亚洲电台获得的一份维吾尔文案件材料显示，当地法院以“煽动极端主义”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等罪名对其作出判决。

根据文件内容，叶尔扎提·阿布扎依提出生于1988年6月30日，哈萨克族，农民，户籍所在地为新疆伊犁州巩留县吉尔格郎乡沙尕村一街84号。材料称，他在2018年1月被送入当地“教育转化中心”，同年4月13日被巩留县公安局刑事拘留，4月17日经检察机关批准逮捕，并被关押在巩留县看守所。

(志愿者提供)

案件材料还称，他曾在当地清真寺学习宗教礼拜，并在斋月期间参加宗教活动。当地法院随后以“煽动极端主义罪”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判处其有期徒刑16年，并处罚金及剥夺政治权利。外界长期质疑，“聚众扰乱社会秩序罪”在中国司法实践中常被用于处理宗教活动或群体性行为案件。

不过，包括叶尔扎提在内的42名被判刑人员，其家属至今未收到官方通知。记者查询伊犁州法院、巩留县法院网站以及中国裁判文书网，均未发现相关案件记录。记者致电新疆伊犁哈萨克自治州中级法院查询，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赛尔克坚表示，叶尔扎提被认定的所谓“罪证”，主要是他曾持合法护照前往哈萨克斯坦，在当地一所宗教学校学习不到一年的阿拉伯语和《古兰经》诵读课程。

他说：“伊斯兰教传统要求用阿拉伯语诵读经文，这在国际上是正常的语言和宗教学习，但在新疆当局眼中，这成了受极端思想洗脑的铁证。”

去哈国学习宗教回国被捕

文件还提到另一名当事人叶尔别克·乌勒特吾勒（Yerbek Ultuly）。材料称，他在2012年曾在哈萨克斯坦一所宗教学校学习一年。回到中国后，他被指向他人介绍宗教知识，并劝导身边人按照伊斯兰习惯进行祈祷和封斋。

文件还记录了他的家庭出行情况。2014年初，叶尔别克带着妻子米拉古丽·扎尔穆哈买提克孜（Miragul Jarmukhametkyzy）前往哈萨克斯坦，让妻子在当地接受约一周的宗教学习。这段当时合法的跨国旅行，在2018年的调查中被认定为诱导他人从事非法宗教活动。

除了判决文件，曾被关押人员的讲述也反映出，当地社会气氛仍然紧张。

曾被关押在新疆“再教育营”的商人迪娜对本台说，她最近虽然已很少与新疆当地人联系，但仍偶尔听到一些情况。她提到，一名在当地火锅店工作的熟人不久前被有关人员带走问话。

迪娜说，他先被新疆警察盘问约六个小时，随后又被问话十个小时。问话内容主要围绕他是否认识某些人、是否去过某些地方，以及是否与宗教活动有关。

她说，这名男子反复解释自己只是普通人，有四个孩子需要养活，生活本来就困难，从未参加过任何宗教组织或相关活动。经过长时间问话后，他最终被允许回家。

迪娜说：“他回来以后整个人都变了，脸色都变了，好像一下子老了一年一样。”

赛尔克坚表示，目前他们正组织团队将这批哈萨克文法律文件翻译成中文和英文，准备向联合国及国际人权组织提交。他说：“这些文件是活生生的证据，证明了中国政府如何将正常的宗教习俗和合法的出国经历进行刑事化定罪。”

责编：李诺

中国艺术家郭珍明近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专访表示，他在新疆采风期间曾在乌鲁木齐郊区拍摄到疑似集体劳动场景，随后遭警方调查。相关视频和照片目前仍被保存，他表示未来可能向国际媒体或人权组织公开。

郭珍明本月初抵达德国柏林。他在通话中对本台说，自己3月1日进入德国，目前获得一项为期一年半的奖学金资助，将利用这段时间继续从事创作，并整理此前在新疆拍摄的影像资料。

他说，自己于2024年6月离开中国，先后前往格鲁吉亚、亚美尼亚和土耳其等免签国家停留，随后办理德国签证。目前在德国获得的是艺术项目资助，而非政治庇护。

乌鲁木齐郊区拍摄疑似集体劳动场景

郭珍明表示，从2024年5月至2025年2月，他曾在新疆活动约八个月，原本计划拍摄一部个人创作影片。在一次取景过程中，他意外拍到一处异常劳动场景。

他说，那是在2024年12月，当时他在乌鲁木齐市郊区铁路附近取景。当时刚下过雪，他在一公里外看到大量人员在铁路上清理积雪作业，于是上前查看。

(受访者提供/记者顾远)

他说：“我是在一个地点看到铁丝网，有几百人在劳动，他们穿的有一点像清洁工人，但不像清洁工，他们分成十多个小队，有一个小队有一个监督者，我拍摄两分钟就被发现了。”

郭珍明说，当时这些人在清理铁路上的残雪，当铁丝网内的监督者发现他后，大声呵斥。

他说：“他就训斥我，说赶快停下来，不准拍！不准拍！你在那里等着，警察会过来，我知道这个内容肯定是不允许拍摄的，我知道闯大祸了，赶紧跑了。”

现场照片显示多人统一作业

人在柏林的郭珍明向本台提供的两张照片显示，在积雪覆盖的铁路沿线，约30名身穿统一黄色外套的人员沿铁轨排成长队清理积雪。现场周围设有铁丝网围栏，人员被分成多个小组，每组都有负责人在旁监督，远处可以看到城市建筑和工业设施。

郭珍明估计，当时现场约有十多个小组、约两百多人参与劳动。他说，这些人多数看起来像维吾尔族，是根据体貌特征作出的判断。

他说：“有一些人过来看了我拍的影片，一看就像学习班的人或集中营的人在铁路上清扫积雪，看他们体质特征像是维吾尔族。我与他们的距离就5米，劳动的那些人看到我在拍他们，似乎不了解，表情中好像是这里突然出现一个汉族人拍他们。”

新疆人权问题持续受到关注

近年来，新疆的人权状况一直受到国际社会关注。联合国人权事务高级专员办公室2022年发布报告指出，中国政府在新疆针对维吾尔族和其他穆斯林群体的政策可能构成严重侵犯人权行为，多个人权组织也长期关注新疆地区的强迫劳动问题。

中国政府则否认相关指控，称新疆设立的职业教育培训中心旨在打击极端主义，并表示当地各族民众的就业与生活状况持续改善。

拍摄事件或与处罚案件有关

郭珍明表示，他意识到相关画面可能属于官方不允许记录的内容，于是立即驾车离开现场。约一个多月后，警方和文化部门人员到其住所进行搜查。他认为，自己后来遭遇的行政处罚案件，很可能与那次拍摄有关。

不过他说，当时拍摄的视频已经提前备份并转移保存，因此并未在搜查中被发现。

他说：“如果当时被搜到，我可能就出不了新疆了。”

郭珍明表示，目前仍保存着相关视频资料，并计划整理后，在适当时机将视频提交国际媒体或人权组织。

此前，本台曾报道，郭珍明因在新疆进行音乐采风拍摄，被乌鲁木齐市文化广播电视和旅游局认定“未备案擅自摄制电影”，拟罚款人民币七万五千元并没收设备与素材。该案被认为是2017年《电影产业促进法》实施以来，中国首例因个人拍摄行为被处罚的案例，引发法律界和文化界关注。

郭珍明表示，他未来公开的内容将主要限于自己当时看到和拍摄到的事实。

责编：李诺

中东战事升级，全球重要航道霍尔木兹海峡航运几乎停顿。伊朗当局曾表示，该海峡仅对美国、以色列、欧洲及其西方盟友的船只关闭。不过，大部分船只对这条航运要道仍然保持观望，过去数日顺利通过当地的船只寥寥可数。

伊朗军方此前并未在声明中明确表示“仅允许中国船只通过”。但在中国社交平台，一些小粉红和所谓爱国网民声称，只要船只悬挂中国国旗即可避免遭到攻击，顺利通过海峡。

中国媒体观察者网报道，3月5日凌晨，一艘名为“铁娘子号”（Iron Maiden）的散货船在通过海峡时，将船舶自动识别系统（AIS）信号从“待指示”更改为“CHINA OWNER”（中国所有），并沿阿曼海岸线航行通过。

随后，新浪新闻、中华网等网站也报道称“中国货船安全通过海峡”，并称“非敌对国家船只不受限制”。引发大量网民点赞。不过，有网民嘲讽：霍尔木兹海峡通不过，抖音上可以通过。

“国旗护航”说法引发争议

3月8日，一段由中国船员拍摄的视频在社交媒体流传。画面显示，多艘货轮停泊在海面上。船员说：“抛锚的船还是挺多，继续等着，没有通知，谁也不过。”他还补充说：“有的在远处，看不到。”有网民留言：请求”战狼“吴京前来支援。

视频画面显示，拍摄者站在船头驾驶室附近，前方海面上停泊着多艘就地抛锚的货船。相关画面随后在中国网络引发关注，也被不少网民视为中国船只并无通过海峡“特权”的例证。

山东学者马刚全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每当涉及中国官方叙事，总有一批人罔顾事实，借机宣扬所谓爱国主义。他说：“现在网上流传很多说法，比如伊朗已经摧毁中东所有美国基地、击沉美国航母之类，听起来像是真的，其实很多都是没有根据的内容。”

马刚全还说，一些网红抓住部分人不辨真假、只愿意听自己想听的信息的心理，不断制造情绪收割流量。“每当涉及中国或国际局势，这类内容就特别多，现在几乎已经形成一种专门依靠流量变现的模式。”

霍尔木兹海峡油轮大规模滞留

航运数据机构统计显示，受伊朗封锁威胁及美伊紧张关系影响，截至3月9日，霍尔木兹海峡两侧滞留船只约400至700艘，其中包括300多艘原油油轮和上百艘成品油轮。摩根大通分析称，目前至少有411艘油轮确认滞留，海峡通行量已从以往每天约138艘骤降至约3至8艘。

山东青岛港附近居民莫先生接受记者查询时表示，当地不少油轮航运受到影响：“霍尔木兹海峡封锁后，我们这里一些运油船已经停运，现在也不知道什么时候恢复。我有个邻居是船员，最近单位已经安排休假。”

网络活跃人士吕先生对记者说，中国官方媒体以及微信、微博上的舆论，在报道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的问题上明显偏向伊朗。

他说：“但很多网民对伊朗并没有太多好感。在我的印象里，伊朗曾经是一个比较富裕的国家，自从霍梅尼上台后实行神权统治，老百姓的生活越来越差。像委内瑞拉也是这样，从曾经的富裕国家逐渐走向贫困。”

政治立场主导网络讨论

吕先生还批评说，一些网民在讨论国际问题时往往不去判断是非曲直，而是先根据政治立场作出结论。他说：“很多人看问题不是先看事实，而是先看立场，只要符合自己的政治立场，就会无条件支持。”

目前，大量油轮聚集在海峡两端。阿曼湾一侧约150艘油轮在富查伊拉及阿曼海岸附近抛锚，波斯湾内约200艘已装载石油或天然气的船只在伊拉克、沙特和卡塔尔近海待命。同时，伊朗在该区域实施的GPS信号干扰已影响约1650艘船只的导航系统，增加了航行风险。

另外，马士基、赫伯罗特等多家国际航运公司已暂停相关航线。业内人士表示，如果紧张局势持续，中东产油国有限的陆上储油能力可能在约22至25天内达到上限，滞留油轮可能被迫返航或在公海等待。

霍尔木兹海峡位于阿曼湾与波斯湾之间，是全球最重要的能源运输通道之一。美国能源信息署数据显示，全球约五分之一的石油运输需要经过这一水道。

责编：李诺

3月7日晚间，广东陆丰市在春节游神活动期间出现大规模人群聚集。多段网络视频显示，大批民众在市区人民路红星综合市场一带燃放爆竹，抗议当地禁炮规定，并与前来维持秩序的公安人员发生推挤。

在广东陆丰，春节游神活动是当地一年中最隆重、最热闹、也最具凝聚力的传统民俗盛事。神明巡行时，村民会点燃堆积如山的爆竹和烟花迎接，整条街道被硝烟和震耳欲聋的炮声笼罩，炮声密集，烟雾弥漫。这也是当地人祈求“红红火火”的方式。

然而，今年陆丰当局不顾村民反对，强行出台“禁炮令”，禁止人们在春节游神期间燃放鞭炮，最终引发全大规模抗争。有网民称，这次抗议数以千计，有人说过万人。但本台无法核实。

警方禁放爆竹并拘人惹不满

住在陆丰红星综合市场的居民陈先生3月8日对本台说，前一天，不少居民仍按照往年的习惯准备爆竹，但遭到警察阻挠。他说：“后来很多人不听警察的话，把提前买好的爆竹拿出来放，这是他们当地的风俗，神像出来以后就开始放炮。我听说警察抓了几个人，今天放了。”

陈先生说，当地春节游神活动每年都会举行，燃放鞭炮是迎神仪式的重要部分。“神像巡游到哪一条街，村民都会放炮迎接，这是从老一辈传下来的习俗。政府今年突然说不能放炮，很多人觉得这不可思议。”

X平台账号“昨天”（YesterdayBigcat）发布的视频显示，广东陆丰市区多条街道聚集大量民众，他们发出喊叫声，但无法听清具体内容。街面布满燃放后的爆竹纸屑，空气中弥漫烟雾。视频中还能看到警车进入现场，周围聚集大量围观民众。

另一段画面显示，多名身穿制服的公安人员在街边控制一名男子，附近停有印有“公安”字样的警车。路口两侧站满围观者，众人举起手机拍摄现场情况。

现场视频中，街道上人山人海，有人站在街道中央，有人骑着摩托车穿梭行驶，也有人举起双臂向后方人群呼喊，周围群众不断向前聚集。街道两侧部分店铺灯光仍然亮着，部分车辆被迫减速或绕行。

陆丰一名从事个体经营的商户叶先生对记者说：“前两天就有年轻人在放爆竹，警察看见就抓，听说差不多抓了十几个人，引起很多人不满，所以老百姓才发生大爆发。警车进来，气氛就有些紧张。”

叶先生说，当地政府此前已经发布通知，要求春节期间限制燃放烟花爆竹。“通知发出来以后很多人都在讨论，有些人觉得游神不放炮就不像游神。”

学者：游神是当地重要民俗

广东民俗学者廖月明接受本台采访时说，陆丰以及汕尾、潮汕一带长期保留游神传统，这类活动往往由村社或宗族组织，居民参与度很高，但不知当局为何禁止。他说：“对当地社区来说，游神不仅是一种民间信仰仪式，也是一种社区活动。很多人把它看作一年中最重要的节庆。如果行政命令直接限制关键仪式，容易引发居民的不满。”

游神是广东东部沿海地区广泛流传的一种民间宗教与传统节庆活动，主要分布在潮汕地区、汕尾、陆丰、揭阳、潮州等地。活动多在春节、元宵节或重要庙会期间举行，是当地最重要的民俗仪式之一。游神通常由当地寺庙、宗族或村社组织进行。活动当天，人们将供奉在庙中的神像请出，由信众抬着在街巷巡游，沿途接受居民供奉。

据了解，陆丰当局此次执法的依据，被认为与当地实施的烟花爆竹禁燃通告有关。该通告将市区划为禁燃区域，并规定即使在“游神”等传统民俗活动期间也不得燃放爆竹。

与此同时，广东省在2024年修订《广东省民间信仰活动场所登记编号和建档编号管理规定》，并定于2025年6月16日施行，对民间信仰场所登记及相关活动审批作出规范。

截至目前，当地政府尚未公布此次街头聚集事件的详细情况，也未说明是否有人被带走或受到处罚。记者致电陆丰市公安局办公室，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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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28日，美军与以色列军方发动代号“史诗怒火”的突袭行动，打击伊朗军事与政治核心设施。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及多名核心高层在行动中被精确击中身亡。行动中，伊朗部分防空系统未能形成有效拦截，其中包括中国制造的雷达与防空设备。

据英国《经济学人》报道，在此次针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中，部署在德黑兰周边的中国制红旗-9B防空系统未能拦截美以联军。行动中，美军与以色列空军出动 F-35 与 F-22 隐形战机，并配合无人机和电子战飞机压制伊朗防空体系，同时干扰雷达，使其难以完成有效探测与锁定。

北京军事爱好者高建本周三（4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说，中国官方长期宣传红旗-9B具备反隐身和抗电子干扰能力，但实战环境与宣传展示存在明显差距。他说：“平时宣传往往只展示技术参数和演示画面，但真正面对隐形战机和电子战体系时，防空系统是否能发挥作用，还是要看实际作战表现。”

报道还称，伊朗防空网络由多种来源装备组成，包括中国制造的红旗-9B与JY-26雷达、俄罗斯S-300系统以及伊朗本土防空设备。

电子战压制伊朗防空体系

对此，高建认为，防空体系通常依赖完整的预警、指挥与通信网络，一旦雷达或数据链受到压制，即使导弹具备拦截能力，也可能难以发挥作用。

他说：“去年有媒体报道，中国曾向伊朗出售红旗-9B系统。但从这次行动来看，拦截效果并不明显。中国平时宣传这些防空系统具备反隐身和抗干扰能力，但在真正的电子战环境中，很多技术指标未必能完全体现。”

据英国媒体 Middle East Eye 2025年7月报道，在伊朗与以色列冲突停火后不久，伊朗开始从中国获得一批远程防空导弹系统，以重建在空袭中受损的防空能力。消息人士称，这批装备包括红旗-9B远程防空导弹及配套雷达设备，相关交易可能通过“石油换武器”的方式完成，以规避国际制裁限制。

近年来，中国在官方媒体和军工展览中频繁展示国产武器系统，并强调其技术性能。不过，一些观察人士认为，武器性能最终仍需通过实战检验。

福建军事爱好者王福林对记者表示：“很多装备平时宣传得很厉害，技术参数也很亮眼，而且价格只有西方同类武器的三到五成。但大多数没有经过真正的实战检验。武器好不好，还是要看战场表现。”

中国军工装备实战受检验

王福林还指出，现代战争往往涉及电子战、隐形战机和体系化作战。如果缺乏完整的指挥与作战体系支撑，再先进的武器也可能难以发挥作用。

他说：“这次美国和以色列动用了最先进的技术。相比之下，中国的一些武器系统和软件水平恐怕仍存在差距。我个人觉得，这类装备可能更适合应对低强度冲突，比如打击海盗之类的任务。”

军事分析人士指出，红旗-9B是中国价格较高的外销防空系统之一。如果相关实战表现持续受到质疑，可能影响部分“一带一路”国家对中国高端武器装备的信心。

中国防空装备实战受关注

由于红旗-9系列同时也是中国解放军防空体系的重要组成部分，并部署在东南沿海等地区，一些西方观察者提出，如果伊朗部署的红旗-9B在面对隐形战机和电子战体系时难以发挥作用，中国本土同类系统是否存在类似问题，也引发讨论。

与此同时，海外社交媒体近日出现大量关于中国武器系统在伊朗“失能”的评论。有网民表示，军事装备宣传往往强调技术参数，但在复杂战场环境中仍可能受到电子战等因素影响；也有人调侃称，这类讨论更像一场军工产品展示，并用“Made in China”等说法表达质疑。

尽管红旗-9B在伊朗战争中的具体表现仍存在不同说法，但媒体与社交平台的讨论显示，中国防空装备在实战环境中的表现，已引发国际军事观察者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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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南株洲异议人士程晓峰去年12月被株洲市一法院判刑三年六个月。法院当庭宣读判决后，未向其父亲送达判决书。

据程晓峰的友人郭闽向本台披露，程晓峰于去年11月在湖南株洲法院开庭审理，12月被判处有期徒刑三年六个月。法院当庭宣读判决结果。他说，当局严密封锁消息，至今其父亲不知儿子的控罪：“程晓峰被判决以后，那个判决书呢，据我所知，没有给他父亲。至于程晓峰是以什么样的罪名被判刑三年半，目前还不是很清楚这个事情。”

自由亚洲电台曾报道，2024年7月6日，程晓峰被株洲市公安局荷塘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事拘留。当时正值中共二十届三中全会召开前夕，随后于8月9日被检察院正式批捕，并羁押在株洲市看守所。

当时，贵州律师李桂生前往探视并了解案情。程的父亲则拒绝在逮捕通知书上签字，因此当局拒绝将通知书发给程父。有长期关注案件的人士表示，程晓峰很可能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

至于法院为何拒绝向程晓峰父亲出示判决书，郭闽说：“公安局、法院没有将判决书交给程晓峰的亲属，我的估计应该是担心这份判决书会被流传到海外，可能他们有这方面的担忧。因为他们害怕这个事情还会造成延续的影响，后续的影响。”

律师：当事人家属可作出投诉

湖南律师赵先生告诉本台，按照刑事诉讼程序规定，判决书应依法送达被告人及其辩护人，若未履行送达程序，属于程序瑕疵。当事人家属可去法院或向有关部门提出投诉。

据株洲公民圈消息，程晓峰经常帮助弱势群体和狱中异议人士的家属，如徐琳等人，惹怒了警察，最终遭到报复。

另据维权网信息中心当时的消息称，程晓峰被捕的直接原因与他前往娄底双峰祭拜异议人士欧阳经华、参与网络纪念苏州的胡友平有关。他被捕更像是株洲公安当局对程晓峰多年民主异议言行的一次“算总账”。

程晓峰的一位因安全原因不愿具名的友人告诉本台，程晓峰极有可能被以“寻衅滋事罪”判刑：“当局如果要以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很难找到具体证据。他平时喜欢发表一些针砭时弊的言论。他被抓之前，有一个儿子，现在由爷爷照料，孩子实在可怜。”

程晓峰早年投身警察揭警贪污

程晓峰网名“大卫”，曾是株洲市公安局一名刑警，因揭发警察内部贪腐遭到报复，其后辞职投入公民活动。2020年疫情爆发后，程晓峰因公开质疑当局核酸检测与疫苗等问题，受到恐吓与警告。其后在微信群发表被当局认定为“不当言论”的内容，而被株洲当局抓捕。

2023年8月15日，湖南株洲、长沙、湘潭、衡阳近50位公民计划到南岳忠烈祠缅怀抗战英烈。但在行动前几天，所有参与者都被当地警察控制、劝阻，活动因此被迫取消。2024年7月6日，警方查抄程晓峰的住所和经营的茶室，同时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将他刑事拘留，直至判刑。

记者致电程晓峰的代理律师李桂生，但电话始终无人接听。目前，外界无法得知程晓峰的具体下落。

责编：李诺

2月28日，美军对伊朗目标发动打击后，中国外交部随即发表声明，呼吁有关各方保持克制，反对局势进一步升级，并强调“维护地区和平稳定”。哈梅内伊被美以“斩首”后，中国当局未直接点名美国，也未对伊朗提供明确支持。外界注意到，这一表态延续了北京在重大地区冲突中的一贯处理方式。

3月1日，中国外交部在例行记者会上回应有关伊朗最高领袖阿里·哈梅内伊遇袭身亡的提问时表示，袭击并杀害伊朗最高领导人，严重侵犯伊朗主权安全，践踏《联合国宪章》宗旨原则和国际关系基本准则，中方对此予以坚决反对和强烈谴责，并敦促立即停止军事行动。

中国资深媒体编辑高先生本周一（3月2日）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北京的回应属于典型的“原则性表达”。他说：“这种说法一方面强调主权和反对使用武力，另一方面又刻意回避责任归属问题。既没有公开谴责美国，也没有宣布任何具体反制措施，更没有承诺向伊朗提供实质性支持。整套表述停留在政治姿态层面，并未上升到战略层面。”

表述停留在政治姿态层面

高先生认为，中方的立场安排并非偶然。他说：“当前中美关系仍处于高度敏感阶段，北京在经贸和高科技领域持续受到美国及西方国家的制约。在这种背景下，当局不可能因为能够从伊朗购买廉价石油，就冒险冲击与西方的整体经贸关系。”

与此同时，中国官方媒体在报道美以对伊朗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实施“定点清除”并导致其死亡时，用词也出现变化。早期报道多使用“遇害”“殉职”等带有明显情绪倾向的表达，随后改为“遭袭身亡”等相对克制的说法。

央视还邀请军事专家解读美以对伊朗采取的“特别军事行动”。其中，一名受访教授苏晓辉批评美以“不讲武德”，称其将打击对象直接对准最高领导层，使伊朗“退无可退”。

网络评论两极化引争议

这一说法在网络上引发争议。有网民在评论区质问：“不对准最高领导层，难道还对准普通百姓吗？”也有人调侃：“难道还要像古罗马那样骑马列阵，在一声号令下两军对冲，才算讲武德？”还有人质疑：“这样的教授是怎么评上的？”也有评论直言：“苏晓辉是不是和伊朗老百姓有仇？”

3月1日，伊朗电视台报道，伊朗最高精神领袖哈梅内伊在空袭中身亡，同时遇难的还有伊朗国防部长及数十名高级官员。伊朗政府随后宣布，自3月1日起全国进入为期40天的哀悼期。

研究国际关系的独立学者辛格（化名）接受采访时说：“控制伊朗36年的哈梅内伊身亡，对伊朗现政权是一个极大打击。尽管他生前已安排四名顺位继承人，但很难有人能够延续他的影响力。这对中国与伊朗之间的既有关系也带来不确定性。”

辛格表示：“特朗普和习近平去年在韩国会晤后，中美双方之间似乎正在形成某种新的默契。此次美国和以色列打击伊朗最高领导人哈梅内伊，中国政府不想因为伊朗问题影响双方之间的整体互动安排。”

北京回应显得格外谨慎

辛格进一步表示：“中美之间正在形成一种彼此尊重对方’地中主义’的安排。只要不触碰对方核心地缘利益，双方就维持克制。北京对美以此次空袭伊朗的回应显得格外谨慎。”

辛格还表示，特朗普计划于3月底访问北京，中国目前在伊朗问题上采取的克制做法，可能成为2026年乃至未来数年两国关系的一种基本状态。“双方不寻求公开对抗，但也不再强调普遍规则，而是以现实力量对比作为互动基础。”

有分析人士指出，北京当前更重视风险控制，而非阵营选择。既不准备军事介入中东冲突，也不愿承担明显站队的政治成本。

责编：李诺

香港高等法院本周四（2月26日）裁定，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就2022年的诈骗案上诉成功，原定罪及五年零九个月监禁刑期被撤销。不过，黎智英仍因另一宗涉及《港区国安法》的案件，被判处20年监禁。

上诉庭由首席法官潘兆初及法官彭宝琴、彭伟昌组成。潘兆初在庭上宣读判决时表示，上诉庭认为控方未能证明被告作出虚假陈述，亦未能确立刑事诈骗所需的法律要件，因此批准上诉，撤销定罪及刑罚。黎智英未有出庭。

三名法官在判词中指出，原审法院在法律适用方面存在错误，因此批准黎智英及另一名被告的上诉，推翻原有定罪及判刑。

判决理由与法律争点

不愿具名的司法界人士对本台表示，上诉庭推翻定罪，关键在于是否满足诈骗罪的法律构成要件。“诈骗罪必须证明存在虚假陈述，以及被告具有欺骗意图。如果相关证据不足，法院有责任纠正原审裁决。”他指出，这类案件往往涉及合同责任与刑事责任的区分，上诉庭的分析显示，普通刑事案件的举证标准仍然严格。

这宗案件源于《苹果日报》总部大楼的租赁安排。控方指称，黎智英个人持有的顾问公司在报社大楼内运作，违反与科技园公司签订的租赁条款。2022年，原审法庭裁定有关行为构成诈骗，判处黎智英监禁五年零九个月，罚款200万港元，并禁止其在八年内担任公司管理职务。

与黎智英同案被定罪的前《苹果日报》行政总监黄伟强，其定罪与量刑亦在同日被撤销。判词指出，原审法院在法律适用上存在错误。

香港特区政府发言人随后回应称，当局将仔细研究判词，并考虑是否提出进一步上诉。发言人表示，相关行为“客观上属于违规”，但未说明是否会启动新的法律程序。根据香港电台（RTHK）报道，律政司表示将研究判案书，以决定是否向终审法院提出上诉。

国安刑期仍未改变

长期报道法庭新闻的香港记者刘先生对本台表示，这次裁决在程序层面具有一定象征意义。“上诉成功说明制度仍然允许纠错。但诈骗案属于普通商业纠纷延伸出来的刑事案件，与国安案件性质不同。”他指出，公众更关注的仍然是黎智英的国安案判决。

2月9日，黎智英因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及一项发布煽动刊物罪，被判处20年监禁。该案被视为香港实施《港区国安法》以来刑期最长的案件之一。法院认为黎智英透过媒体平台呼吁外国制裁香港与中国官员，构成违法行为。

现年78岁的黎智英自2020年底被拘押至今，大部分时间在高设防监狱单独囚禁。其家属及多个人权组织曾对其健康状况表达关注。香港当局则表示，相关安排符合其本人意愿，并强调监狱管理依法进行。

各界关注案件走向

对于此次上诉结果，香港时政评论人士曾先生对本台分析称，诈骗案被撤销可能会被不同群体作出不同解读。他说：“支持者会认为司法程序仍然发挥作用，而批评者则会继续关注国安案件的刑期问题。”该人士认为，个别案件的法律结果未必改变香港整体政治环境，但仍可能成为观察香港法治状况的指标。

英国外交部早前表示，黎智英案件引发对香港司法独立与新闻自由的关注。美国国务院亦呼吁香港当局保障基本权利。

尽管诈骗案定罪被撤销，黎智英目前仍需继续服刑。除非国安案件在未来出现法律变动，他的刑期不会因此改变。由于诈骗案刑期此前仅有两年获准与国安案刑期同期执行，随着该定罪被撤销，其整体服刑安排可能受到影响，但具体释放时间仍取决于国安案的后续法律程序。

案件下一步是否进入终审程序，将成为外界关注焦点。

责编：李诺

中国互联网公司网易推出的macOS版安卓模拟器MuMu Player Pro被指在后台周期性读取系统信息，引发社交平台X、Reddit及技术社区讨论和质疑。相关说法目前尚未获得独立安全机构的完整审计确认。截至发稿，网易方面尚未就具体技术细节作出公开回应。

有用户发布技术检测截图称，该软件在后台运行时执行多条系统命令，涉及读取进程列表、网络配置、应用程序信息及部分系统参数等内容。

多位技术博主披露，MuMu模拟器在后台运行期间，每约30分钟执行一次系统信息采集操作。一名不愿具名的网络安全研究人员对本台表示：“这已经不仅是简单的性能调试，而是较为全面的系统扫描。它会查询运行中的进程参数、网络接口状态，以及设备识别信息等。”

每30分钟左右执行一次

根据部分用户公开的日志分析，软件在运行过程中涉及读取 /etc/hosts 文件，并抓取系统运行进程的完整命令行参数。技术讨论指出，这类信息通常包含应用路径及运行参数。是否涉及敏感数据，仍需进一步技术验证。

在社交平台上，有用户担忧相关数据可能用于生成设备识别标识，并与分析平台进行关联。一名长期使用Mac系统的独立开发者王先生对本台表示：“如果配合硬件序列号和设备标识进行数据绑定，就可能形成完整的设备画像。数据最终流向和用途，需要企业说明。”

公开资料显示，MuMu Player Pro为网易旗下安卓模拟器产品，主要面向Mac用户提供移动应用与游戏运行环境。

讨论焦点在数据采集是否透明

河北数据工程师高先生对本台表示，安卓模拟器在进行性能适配、图形加速调试及兼容性检测时，通常需要读取部分系统信息，例如CPU型号及核心数、内存容量、显卡型号、系统版本、屏幕分辨率以及当前网络类型等，以判断是否支持特定渲染模式或虚拟化加速。但“是否构成过度采集，关键在于采集范围、数据用途以及是否在隐私政策中明确披露”。

他表示：“如果读取内容涉及设备唯一识别信息，例如硬件序列号、MAC地址、设备UUID、主板信息，或者获取完整的运行进程列表、网络接口详情，并将这些数据传输至远程服务器或与用户账号进行绑定，就已经超出单纯性能调试所需范围。此类行为应当在隐私政策中清晰说明数据类型、使用目的、保存期限以及是否共享第三方，并提供明确的用户选择权。”

研究人员谈国产应用风险

网络安全研究人员葛强对本台说，将客户数据上传到公司服务器，可能构成侵犯隐私的行为，但若缺乏证据，用户往往难以提起诉讼。“国产监视系统、电脑、路由器、电视、扫地机器人都有各自的’后门’，它会悄悄上传数据。”

葛强表示，近年许多网络公司开发的产品需要经过网络管理部门审批，而且必须标明具备后台可控系统，以便随时配合政府调查。“这种情况用户根本不知道，或者说知道也没用，你告谁？”

公开信息显示，部分讨论提及软件中可能集成由神策数据提供的分析工具。该公司为数据分析服务提供商，向互联网企业提供用户行为统计与分析服务。关于具体数据是否上传、是否仅本地存储、是否进行匿名化处理，目前尚无第三方独立技术报告确认。

中国应用采集争议频发

安全机构Sesame Disk此前发布报告指出，部分应用可能通过后台运行机制降低用户感知，但该报告未单独针对MuMu Player Pro发布完整独立审计结果。

近年来，有关中国应用程序搜集用户信息的情况屡见不鲜。包括微信在内的多款应用，均曾被发现未运行时，仍采集用户数据。

法律人士表示，若中国产品面向海外市场并涉及跨境数据传输，还需遵守当地数据保护法规。是否构成违规，需要结合实际采集内容、数据流向及用户授权情况进行具体判断。

目前，相关争议仍主要停留在技术讨论与社交媒体层面，尚未有监管机构发布正式调查结果。本台将持续关注网易方面的回应及后续进展。

责编：李诺

中共中央办公厅2月23日印发一份《通知》，明确将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和领导干部作为重点对象，特别强调“一把手”。学习教育将于2026年春节假期后启动，7月底基本结束。文件在官方表述中被界定为一次集中学习安排，但多名受访学者认为，其真正指向并非理论层面的教育，而是对地方决策空间的进一步压缩。

这份《关于在全党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的通知》提出，新一轮学习教育为期六个月。新华社发布的通稿称，此次学习教育不分批次、不划阶段推进，围绕学习研讨、查摆问题、整改整治、建章立制展开，并要求党委主要负责同志履行第一责任人责任。通稿未披露具体案例。

长期研究中国官僚政治的学者魏鑫在接受本台专访时说：“这次所谓的政绩观教育，本质上是一场运动式的干部整顿。这不同于过去的清洗式反腐，而是暴露出中国官僚体系已陷入结构性瓶颈。”

魏鑫说：“中国官僚威权主义发展到今天，已经处在一种难以自我修复的状态。当前体系面临两个核心问题。第一，是官僚集团高度内卷化，干部之间的竞争极其激烈，但这种竞争缺乏制度化的程序约束，没有党内民主，也没有公开透明的竞争规则。”

通知明确面向“县处级以上领导班子”，将“一把手”置于突出位置，并采取不分批次、不划阶段、集中推进的方式。“重点查摆是否存在形象工程、政绩工程、盲目招商引资、违规举债扩张、超越财力上项目等问题，严格规范重大项目决策程序。”这一表述被认为直接触及地方决策层。

两会前释放信号 政绩观指向决策端

中国人民大学退休教师何先生表示，这份通知在全国“两会”前发布，释放出较强的政治信号。他说：“这不只是一次例行的理论学习，而是同时释放政治信号并承担现实纠偏功能。所谓‘政绩观’，通常涉及发展取向是否过度强调短期规模扩张，项目决策中是否存在形象工程、盲目上马、举债冲动，以及统计数据和考核机制中是否出现层层加码和失真等问题。”

何先生认为，此次集中教育将矛头指向领导班子，尤其是“一把手”，意味着相关问题被界定为源自决策层，而非基层执行偏差。“既然问题出在决策端，那么决策端究竟是谁，这就耐人寻味。”

近期，中国政府及地方层面的财政与债务压力持续上升，部分地区前期盲目投资所积累的风险逐步显现。与此同时，关于进出口、GDP等经济数据存在失真，并被高层认为“影响中央判断”的说法，也在舆论场中传播。

官僚竞争逻辑与晋升焦虑

学者魏鑫认为，当局在推动地方官员之间展开竞争的同时，并未触及一党专制的制度前提。他说：“这种竞争不是政党式竞争，也不是派系公开博弈，而是一种隐蔽的组织考核竞争。从某种意义上讲，更像清代的官员考评制度。”

魏鑫说，在这种制度环境下，政绩观教育实际上是在向处于晋升轨道中的干部传递某种信号。“等于是告诉他们要放宽心态，不要过度逐利。在某种程度上，这是用一种精神教育方式去缓和高度焦虑的升迁竞争。”

这份《通知》也被一些观察者解读为一次针对当前县处级以上官员的系统性整顿。魏鑫说：“中国政治除了反腐，已经拿不出有效办法让官僚既思考问题，又真正干活，当前既缺乏有效激励，也缺乏约束过度激励的机制。反腐造成干部集体谨慎甚至躺平；但单一而激烈的党内竞争，又促使一些人采取阳奉阴违的策略，对上隐瞒，对下高压。”这种结构性张力，使中央与基层之间的距离进一步拉大。

舆论认为，中国的官僚集团已逐渐形成高度自利的群体结构，党组织在某种程度上阻隔在中央意志与社会之间。在这种背景下，北京高层可运用的治理工具被认为日益收窄。魏鑫说：“似乎只剩下政治教育。”

经济下行背景下的风险预判

过去十多年，中国开展了大规模反腐行动，处理官员超过四百万。魏鑫表示，这些行动并未触及体制运行的内在逻辑。他说：“如今转向政绩观教育，更像是一种精神层面的整顿方式，类似1980年代初的精神整肃运动，是通过意识形态再塑造来约束官僚群体。”

至于2026年的中国社会与经济走向，魏鑫预计，经济增速放缓、房地产持续调整、地方财政约束等多重因素叠加，正在抬升整体运行的不确定性。他说：“在这种背景下，中央高层显然意识到一个风险节点正在临近。当经济下行趋势持续时，基层为了完成考核目标，可能采取激进或短期化手段。这是当局意识到的问题。”

他说：“历史经验表明，在高度行政动员体制下，当指标压力过大，而真实信息无法顺畅上达时，基层容易出现判断失真。”他提到，上世纪末期及更早时期的某些阶段，地方层层加码、对上报喜不报忧的情况曾带来严重后果。此次政绩观教育，在某种程度上是在提前干预官员行为，这既是对干部的约束，也是对风险的预防。”

责编：李诺

2026年春节档电影数据公布后，《中国青年报》2月21日报道援引猫眼专业版数据显示，截至2月21日，春节档总场次超过394.7万场，创下历史新高；同期累计票房为39.32亿元，同比下降约58%，规模回到2017年前后水平。

截至2月22日（正月初六）18时，官方更新数据显示，今年春节档总票房升至50亿元。对比往年数据，2025年为95.10亿元，2024年为80.16亿元，2023年为67.65亿元，2022年为60.39亿元，2018年为57.71亿元，2017年为34.19亿元。过去数年春节档票房整体呈上升态势，今年则明显回落，不仅低于近两年高点，也低于疫情期间水平，整体接近2017年前后水平。

对此，中国电影制作人南平（化名）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今年春节档不能仅看排片场次，更应关注观影人次，这才是决定票房收入的关键。他说：“春节档的核心不只是场次，而是单场效率。旺季排片增加，本应伴随观众数量和票房同步增长。如果两者出现脱节，说明影片对观众的吸引力不足，或者居民消费意愿出现变化。”

场均20人 被摊薄的档期红利

南平说，今年春节档观影总人次为8072.3万人。以截至2月21日的394.7万场计算，8072.3万人次除以394.7万场，约为20.4人，即每场平均观众约20人；同期39.32亿元票房除以394.7万场，单场收入约996元。按照这一数据测算，人次、票价与票房之间基本对应。

南平认为，若按多数影厅100至150个座位测算，以120座为例，20名观众对应的上座率约为16.7%，整体处在15%至20%之间。他说：“春节档一直是影院利用率最高的时段。今年排片达到峰值，但单场观众数量仍处于相对低位。”

中国电影资料馆研究员李春辰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以2月21日数据计算，今年票房规模约为去年的四成：“去年票房收入95亿元，今年降到39亿元。上映影片几乎全部为国产片，未见进口大片进入主档期。科幻、军事动作、喜剧和动画等类型均由本土制作公司主导，内容多带有主旋律元素，票房表现低于往年水平。”

从IP驱动到审美疲劳显困境

公开资料显示，2025年春节档上映影片包括《哪吒之魔童闹海》《唐探1900》《封神第二部：战火西岐》《射雕英雄传：侠之大者》《熊出没·重启未来》《蛟龙行动》等，多部为成熟IP续作或系列电影。国家电影局数据显示，该档期票房达到95.10亿元，观影人次1.87亿，创下春节档历史纪录。头部影片集中上映，对票房形成带动。

相比之下，2026年春节档排片场次虽创下新高，但影片结构出现变化。主打作品包括韩寒执导、沈腾主演的《飞驰人生3》，张艺谋监制的《惊蛰无声》，以及《镖人：风起大漠》《熊出没·年年有熊》等。整体片单未形成类似2025年的头部集中效应。

根据猫眼专业版数据，截至2月22日18时，2026年春节档总票房突破50亿元。场次增加，但观影人次与单场产出未同步提升，排片增加未能转化为相应的观影规模。

主旋律续作难撑旗帜

北京大学文化产业研究院退休教师顾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春节档场次创下纪录，但单场观众不足20人，本身已反映出市场结构变化。他说：“电影市场不是靠排片数量支撑的，而是由观众意愿决定。场次接近400万场，票房却回到2017年区间，这不是技术层面的问题，而是内容与现实之间存在距离。”

顾先生认为，如果观众愿意购票，上座率不会停留在一两成水平。“现在的数据反映的，不只是市场竞争，而是观众在主动选择。”他说，今年以来文化消费结构正在调整，“从新华书店的销售变化就能看出，宣传类书籍销售放缓，通俗读物相对走俏。”

他表示，春节档向来被视为观察电影市场走势的重要窗口。今年的数据说明，当影片难以与观众形成共鸣时，排片规模并不能自动转化为有效观影，市场反馈会直接体现在票房和上座率上。

责编：李诺

2月10日，中国日本商会在北京发布第8次《会员企业景况与事业环境认知调查》结果。调查覆盖1427家在华日资企业，时间范围为2025年7月至12月，涉及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结果显示，仅1%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改善”，近一半企业判断经济“正在或将继续恶化”。这一比例与三年前首次调查相比几乎未见明显变化。

中国日本商会指出，若当前经营环境延续，在华日企的投资意愿、人员派驻规模及业务布局或将进一步调整。部分受访企业表示，实际经营压力可能高于调查数据所呈现的水平。

在投资意向方面，日企整体态度日趋审慎。计划增加在华投资的企业仅占17%；表示将减少投资或完全停止投资的企业比例超过四成。多数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压缩成本开支；部分企业已开始评估缩减业务或分阶段退出中国市场的可行性。

调查显示投资信心下滑

对于上述调查结果，江苏商会成员朱平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日企如果继续缩减投资，对上下游都会有影响，特别是技术合作和订单稳定性方面会出现变化。我们商会去年去欧洲招商，对方只是说客套话，他们担心的还是中国的政策不稳定。”

调查还指出，在华日企当前面临的主要压力包括产品价格持续下行、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需求疲弱、国际局势不稳定，以及通关、税务执行等制度性不确定因素。一些企业在意见反馈中提到，对政策透明度、执法尺度和人员安全环境感到担忧。

从事外资服务的浙江投资咨询人士陶先生对记者说，他很关注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日本是中国制造业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投资规模和企业数量均在前列。目前在华维持千亿美元的体量，如果这些企业撤离，也会让更多的中国上下游企业失去订单。”

陶先生还说，这份调查更多反映的是信心问题。外资企业最看重的是预期的确定性，一旦预期反复，投资节奏自然会放慢。

企业称政策预期影响判断

日资企业一向被视为中国外资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在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以及辽宁等中国大部分地区，均有日本工厂。

深圳一家企业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精密制造、化工及零售等领域与中国企业存在广泛合作关系，而且多属深度合作。他说：“比如广州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餐饮连锁，在辽宁大连还有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中日合资企业TDK。这些合作已经嵌入产业链，如果受到政策变化影响，对普通民众就业和收入都会产生影响。”

黄先生还表示，部分知名日本企业确有关闭个别工厂或调整业务布局的情况。他说：“中山的佳能工厂关闭、索尼部分业务撤出中国，以及一些合资项目终止，这些都属于单个工厂或业务线的调整，并不等于企业整体撤离中国。但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到，现在的经济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

学者分析地缘政治因素影响

山东学者陈先生对本台表示，日企在华投资态度趋于保守，与地缘政治风险变化有关。他说：“日本政界近年在安全与台湾议题上的表态，使中日关系在政治层面出现摩擦；中美关系的变化，也会影响日资进入中国的判断。再加上这几年，不少跨国企业以分散风险为理由，把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印度等地，日本企业自然会重新考虑是否必须把重心放在中国。”

陈先生认为，在这次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持审慎态度，表明信心不足。他说，未来外资在中国的动向，仍取决于政府在市场准入、政策稳定性及营商环境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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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民主党人邹巍、独立作家昝爱宗2024年在浙江海宁钱塘江入海口海祭诺贝尔和平奖得主刘晓波。随后，当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起诉两人。上周，杭州法院开庭宣判邹巍有期徒刑3年6个月，昝爱宗有期徒刑3年。两人目前被羁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知情人士对记者说，案件2月13日下午2时30分在浙江杭州拱墅区法院开庭，当天庭审时间不长，家属旁听受到限制，判决结果在庭上直接宣布。法院以“寻衅滋事罪”定罪，分别判处3年6个月和3年。

2024年7月13日，刘晓波逝世7周年，杭州多名异议人士前往浙江省海宁市钱塘江入海口举行海祭，并将现场照片发布至网络聊天群。次日凌晨，杭州警方出动国保人员带走多人，其中5人经训诫、做笔录后陆续获释，邹巍与昝爱宗未获释放。

海祭次日被警察抓捕

杭州异议人士李先生对记者说：“7月13日的刘晓波逝世7周年纪念日当天，独立中文笔会会员昝爱宗、庄道鹤和民主党人邹巍、毛庆祥、汪雪娥、程云惠、严忠良等7人，在浙江海宁钱塘江入海口举行海祭活动。”

7月20日，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对邹巍、昝爱宗刑事拘留。8月29日，杭州市拱墅区检察院以同一罪名批准逮捕。拱墅区法院判决书显示，邹巍刑期至2028年1月19日，昝爱宗刑期至2027年7月19日。

关注浙江异议群体案件的北京张姓律师对本台说：“这类纪念活动近年多被定性处理，通常与’寻衅滋事’挂钩。”他说，量刑在3年左右，已属同类案件中常见幅度。

熟悉案情的人士对记者说：“两人此前多次在公共事件中公开发声，一直被列入重点关注范围。”他说，此次海祭被认定为公开表达立场，是案件指控的重要事实。

邹巍1968年生，浙江杭州人，长期参与民主活动。2012年1月12日，广东陆丰乌坎事件期间，其住所遭警方搜查。2023年11月20日，因就南京异议人士孙林死亡事件举牌表达意见，被杭州市拱墅区公安局刑拘。2024年3月17日前后，在纪念李文亮相关事件时，再次被带走传唤。

山东法律学者方先生对本台说：“从乌坎村民要求民主选举到南京异议人士孙林死亡事件，再到各类纪念活动被当局严厉禁止，以及近期异议人士受到重判，表明当局对社会的严控程度不断提升。”

基督徒昝爱宗曾任记者

据维权网报道，被判刑的昝爱宗现年56岁，他长期居住于杭州，网名“电子情”“失语症患者”“江南快客”，2006年度林昭纪念奖得主，独立中文笔会成员。早年曾任《中国海洋报》驻杭州记者、浙江记者站站长，并为多家媒体撰稿。

关注中国人权的刘先生对记者说：“他一直强调在法律边界内表达意见，这一点在他以往公开声明中可以看到。”他说，频繁被“旅游”和约谈，使其生活长期处于不确定状态。

2024年2月至3月，在中共全国两会召开前后，昝爱宗多次被拱墅区分局国保约谈。7月13日参与海祭后，7月20日与邹巍同日被刑事拘留，8月29日被批准逮捕，直至此次宣判。

多位网民在社交平台留言称，海祭属于个人纪念行为；也有评论指出，公开发布现场照片被作为认定事实的依据之一。

刘晓波1955年生，因言论活动被判刑11年，2017年7月13日在狱中病逝。每年7月13日前后，各地悼念活动均受到警方关注。近年，多起相关纪念事件被以“寻衅滋事罪”立案处理。本案宣判后，两人仍被羁押于杭州市拱墅区看守所。

责编：李诺

2月16日除夕夜，中国央视马年春晚主会场灯光亮起，多款人形机器人在舞台中央翻转、起舞，与演员互动。小品、歌舞以及分会场节目中，机器人频繁登场，部分歌词直接提及“AI”“机器人”。节目播出过程中，相关AI企业名称在主持人口播与画面中反复出现。

在春晚舞台上，主办方介绍了六家机器人企业。宇树科技的人形机器人参与武术表演；魔法原子的机器人出现在歌舞与互动环节；银河通用的机器人在贺岁微电影中亮相；松延动力则有多款机器人参与小品演出。科大讯飞的仿生机器人亮相合肥分会场，新松机器人则在分会场承担机械臂等展示任务。期间，相关企业通过社交媒体发布机器人的功能与技术参数，节目展示与市场推广形成同步。

机器人密集登场 网民热议

有网民在社交平台评论说：“这像是一场机器人春晚，人类成了配角。”另有网友调侃称，“看得我老泪纵横，看机器人比看高考还紧张，千万别摔倒。”还有网民留言：“今天机器人能上舞台，明天就能上战场，五角大楼又要加班开会了……”

北京文化人季风本周三（18日）对本台表示，中国当前外贸与房地产投资均出现放缓迹象，“那剩下还能做什么？现在就是高科技。”他说，机器人产业被赋予重点发展任务，与官方近年来反复强调“科技发展”的方向密切相关。

季风说：“外贸出口空间正在收缩，直接出口受限，间接出口也受影响。很多产品不能顺利进入其他市场。我认为发展机器人产业，也和出口预期有关。他们觉得这个领域还处在世界前列，所以要加大投入，希望未来能出口到其他国家。”

节目播出当晚，中国多家电商平台上架“春晚同款”人形机器人。以Unitree G1为例，其公开售价超过20万元人民币。平台数据显示，节目播出后相关关键词搜索量环比增长超过三倍。

机器人上升为战略方向

上海机器人产品市场观察者周先生对记者说：“春晚这种国家级舞台，本身就带有背书意味。企业能站上去，往往意味着符合国家的发展方向。这几家企业也属于政策扶持力度较大的对象。”

北京大学科技政策研究学者孙先生对记者说：“央视春晚作为国家级晚会，不仅是文化产品的呈现，也释放政策与国家战略信号。”

他指出，一些看似民用的科技产品具有军民两用属性，“比如俄乌战场上使用的无人机，最初也是民用产品，但进入战场后就成为武器。”

谈及技术层面，孙先生表示，人形机器人要在开放空间实现稳定运行仍需时间。核心零部件方面亦存在制约因素，“包括部分芯片和材料尚未完全实现国产替代。”

近年来，“智能制造”“新一代人工智能”等概念被写入国家发展规划，人形机器人与具身智能逐渐成为多地政府重点布局方向。工信部2023年发布行动方案，提出推进人形机器人技术突破和应用示范。北京、上海、深圳等城市相继设立专项基金，支持核心零部件、算法及整机研发，财政资金与产业资本也随之加速进入这一领域。

机器人会否重演补贴驱动扩张

有学者指出，在外贸增长放缓的情况下，高科技产业被推到更突出的位置。机器人产业获得集中展示与资源倾斜，不仅被视为产业升级方向，也承担着提振经济信心的作用。在这种政策主导的布局下，企业能否获得资源，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是否符合国家战略方向，而不完全由市场需求决定。

浙江电动车业内人士姚顺认为，中国当前对机器人产业的集中投入，某种程度上类似此前对电动车行业的快速扩张。“在政策与资本推动下，企业数量迅速增加，但市场需求未必同步增长。电动车行业后来出现价格战和产能过剩，机器人产业是否会走上类似路径，仍有待观察。”

近年来，中国太阳能产品、电动车等出口商品在欧美市场引发贸易争议。部分西方国家指责相关产品存在低价竞争行为，并启动反补贴或反倾销调查。

春晚带来的关注能否转化为实际订单，中国机器人是否会在政策与资本推动下走向低价扩张，并对海外市场形成价格冲击，将成为各国关注的焦点。

责编：李诺

中国经济下行对就业市场的影响持续显现。上海多名应届毕业生及用人机构在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过去一年中，部分高校毕业生在上海求职时，起薪水平已由此前约8000元回落至4000元左右，与十多年前的薪资水平相近。

中国教育部此前发布的预测数据显示，2025年全国高校应届毕业生规模约为1200多万人，比上一届增加约43万人，再创历史新高。其后教育部披露，2026年全国高校毕业生总数将达到1270万人左右。多名受访毕业生表示，就业机会减少、薪资下探，使不少年轻人对未来的预期发生变化。

毕业于上海复旦大学新闻专业的周艺本周一对本台说，她在毕业后半年内一直未能找到工作，只能不断下调薪资预期，近期才在一家单位入职，月薪为3500元。她说：“我现在在一家公营单位工作，月薪3500元，这份工作找了半年多，只能先做着再说。”

毕业生求职周期拉长

周艺的经历在上海并非个案。她说，另一位同班同学近期入职一家公司，月薪仅3000元：“我有个同学一个月才三千块，扣完房租基本就没剩下什么钱，她父亲每个月还得给她寄钱。”

在网络平台上，关于年轻人失业与低薪就业的讨论持续出现。一名就读于上海某本科高校的大四学生对记者说，他刚结束研究生入学考试，选择继续深造的重要原因之一，是对当前就业环境的担忧。

他表示，同班同学中已有不少人进入企业实习，但实习岗位多以日薪结算，普遍在150元左右，不包食宿，也未提供加班补贴。转正后的月薪水平，多数集中在4000元至5000元之间。

该学生就读院校并非“985”或“211”，但属于一本院校，所学专业亦为近年较受关注的方向。他说，这一薪资水平与外界对上海就业市场的普遍认知存在落差。

广告标薪与实薪落差

记者查阅多家招聘平台发现，一些企业在招聘信息中标注“月薪8k—12k”，但在实际沟通中，用人单位往往以“绩效”“浮动空间”“转正后调整”等方式，将基础薪资控制在4000元左右。

上海一猎头公司创办人胡女士对记者说，为吸引应聘者，招聘平台标注的薪资普遍高于实际支付水平，部分岗位存在一到两倍的落差。她说：“这是行业里的常态。以前有岗位标3万元，谈的时候说你这不好那不好，最后给你1万5；现在标8000元，最后可能也就给4000元。如果一开始把薪水写低了，基本没人投简历。”

一名从事网络招聘工作的上海企业人力资源负责人赵志对记者表示，在当前市场环境下，为应届毕业生开出4000元月薪，已被不少企业视为“合理区间”。他说：“在上海给大学毕业生4000元，在沈阳可能只给2800元到3500元。”

官方失业统计惹争议

1月19日，中国国家统计局局长康义公布，2025年全年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平均值为5.2%，2024年12月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官方称，就业形势总体稳定。

不过，赵志表示，中国经济持续下行，企业退出与裁撤现象增加，实际失业人数高于官方公布的数据。他说：“官方统计的失业率主要统计还在找工作的人，不是所有没工作的人。很多人其实已经不再找了，或者只能转去做灵活就业，而灵活就业在统计里也算就业，这些情况在数据中很难反映出来。”

有网民发文指出，云南大学近日披露的数据显示，2025届研究生中，5600名毕业生里，仅有1188人落实就业，就业率约为21.2%。换言之，接近八成研究生在毕业时尚未找到工作。

受访者普遍认为，在中国经济增长下滑、岗位需求收紧的背景下，应届毕业生起薪回落已成为一线城市就业市场的现实写照。多名毕业生表示，当前更关注“是否有工作”而非“薪资高低”，就业预期与生活规划正在发生调整，这一变化仍在持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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春运期间，中国多地铁路车票出现“一票难求”的情况。不少旅客反映，在铁路官方售票平台12306上，多条热门线路开售即显示“售罄”，候补队列持续拉长，但在实际乘车时却发现列车空座率偏高，车厢内乘客寥寥。相关视频与吐槽在社交平台大量传播。

中国国家铁路集团称，2026年春运期间，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约5.4亿人次，同比增长约5%。截至2月7日8时，铁路12306平台累计发售春运火车票约1.4亿张。铁路部门通报称，2月6日全国铁路发送旅客1284.5万人次，2月7日预计发送旅客1380万人次，并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249列，称春运运行“平稳有序”。

不过，广东、福建、四川等地返乡或出行旅客对记者表示，自己连续多日守在12306平台抢票，普通列车和部分高铁车票在开售瞬间被抢空，只能选择中转换乘或购买多站全程票。

旅客抢票难车厢现空座

深圳一家外贸公司职员刘艳玲告诉本台，她因始终未能买到车票，计划本周与朋友轮流驾车返回河北。“本来想买高铁票，但一直抢不到，我已经连续两年买不到春运车票了。”

更令旅客困惑的是，部分人在历经抢票、候补后终于上车，却发现列车并未满员。有从青岛前往武汉的乘客表示，自己在多个日期未能买到车票，最终通过退票渠道上车后发现，整节车厢空座居多。相关视频显示，列车部分区段存在明显空座。一位网民说：“都说一票难求，上了车才发现车厢内没几个人，你们看看，你们看看，票都去了哪里？”

官方售票机制遭质疑

近期，铁路12306因购票争议频频登上网络热搜。有网民在微博、微信、抖音上传视频称，在放票时间前已完成全部购票准备，但页面跳转至整点后不足一瞬即显示“售罄”，类似情况在多个车次、多个时段反复出现。有网民直言：“这种速度，普通人根本不可能抢到。”

网络上也有人披露，铁路12306购票系统可能存在车票流向第三方平台的情况，导致官方平台开售后数分钟内即显示无票。针对相关质疑，铁路12306方面曾回应称，平台从未向任何第三方开放售票接口，所有车票均通过官方系统发售。

无锡居民黄坤接受本台采访时表示，他并不清楚第三方平台更容易买到车票的具体运作方式。“这些第三方订票平台会加收服务费，价格自然就贵了。以前是个人黄牛倒卖车票，现在看起来更像是企业和企业之间的交易，普通老百姓根本没法监督。”

票源“脱轨”流向第三方

黄坤说，这种情况本身就容易引发公众质疑，尽管很难找到直接证据，但相关话题持续发酵。“如果官方平台买不到票，第三方却能买到，大家肯定会怀疑中间是不是在牟取暴利。”

不少网民认为，如果官方平台长期显示“无票”，而列车实际运行中却出现大量空座，说明售票结果与真实运力之间可能并不匹配，票是“卖没了”，但座位却没有真正坐满。

福建居民林庭接受记者采访时说，12306因购票问题被骂上热搜，本身就很讽刺：“以前是黄牛倒卖车票，公安天天抓黄牛，后来才发现是车站内部有人把票提前放给黄牛高价卖。现在实名制了，个人很难再作弊，结果又变成官方机构和购票平台之间勾连，换了一种方式赚钱，最后吃亏的还是老百姓。”

倒票牟利黄牛换马甲

他感叹道：“世道在变，作弊形式变了，但套路没变，黄牛只是换了马甲，倒霉的永远是普通乘客。”

春运是中国每年规模最大的人口流动周期，通常以春节为核心，前后持续约40天，涵盖大量返乡探亲、务工返程和学生出行需求。2026年春运自2月2日开始，至3月13日结束。官方预计，春运期间全国铁路、公路、航空等多种交通方式叠加运行，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规模将处于高位，其中铁路仍是最主要的长途出行方式之一。

截至目前，中国铁路主管部门尚未就“空座运行”“多买几站可购票”“第三方平台加价成功率更高”等具体问题作出进一步说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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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裁判文书网近年公开裁判文书数量明显下降，引发法律界对司法透明度持续收缩的关注。有长期使用该平台的法律人士表示，在检索 2025 年案件时发现，公开裁判文书数量大幅减少，检索结果多为撤诉裁定或篇幅较短的判决文本，完整裁判理由和类案参考价值明显下降。

近期，大陆众多法律界人士对这一变化感到意外。曾被视为中国司法公开核心平台的裁判文书网，其功能正出现明显弱化。2 月 6 日，海外社交平台 X 账号“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文称，其近期在裁判文书网上检索类案时发现，2025 年相关判例数量“少得可怜”，检索结果多为撤诉裁定，或仅有数百字的简要判决。

该帖文指出，裁判文书网曾被定位为“司法阳光工程”，但目前呈现出“检索入口仍在、内容持续减少”的状态。这一变化并非个别使用者的感受，而是近年来法律从业者普遍注意到的现象。

广东维权律师刘先生对此表示，裁判文书公开数量的持续下降，反映出大陆司法系统对透明度的态度正在发生变化。他对本台说：“裁判文书网早期被定位为司法公开的重要窗口，本来就是把判案的理由摊开来，让外界判断合不合理，也方便律师在代理同类案件时作比较。现在很多文书只剩下几行字，我们根本看不出法院是怎么作出这个判决的。”

裁判文书网检索内容明显减少

网民发文指出，裁判文书网自 2013 年上线后，公开裁判文书数量一度逐年攀升。2019 年公开文书接近 2000 万份，2020 年约 1800 万份，2021 年仍超过 1600 万份。但到 2024 年和 2025 年，公开裁判文书数量骤降至约 750 万份左右，下降幅度引发法律界关注。

北京维权律师周先生认为，裁判文书网过去在司法运行中承担着重要的公开功能，使社会能够了解案件是如何被裁判的，也为司法行为提供了一定的外部约束。他对记者说：“现在的问题不只是文书少了，公开出来的内容也越来越‘空’。很多案件只公布结论，看不到事实怎么认定、法律怎么适用，外界根本无法判断这个判决是不是合理。”

本台曾报道，2013年7月1日，中国裁判文书网正式开通，被视为中国司法信息公开的重要一步。许多法律工作者当时未曾预料，十余年后，这一被称为“司法公开窗口”的平台，正逐步收紧。官方数据显示，截至2023年11月28日，中国裁判文书网访问总量已超过一千亿次，累计公开裁判文书约一亿四千三百余万篇。

不过，有法律学者注意到，自2024年至2025年，该网站公开的裁判文书数量明显下降，仅约750万份左右，与此前高峰时期形成鲜明对比。

学者：透明度下降削弱外部监督

对此，兰州大学法学院退休讲师宋先生表示：“裁判文书上网，本来就是让法官的事实认定、法律适用和推理过程接受同行和社会的检验，这种压力本身就是约束。如果公开越来越少，外部监督肯定也会随之减弱。”

对于文书数量锐减的原因，中国法律界普遍认为并非单一因素所致。宋先生表示，在一个司法不具备独立性、裁判结果高度服从政治安全和维稳需要的体制中，司法公开本身就具有内在风险。

他对记者说：“一旦把裁判理由完整公开，权力是怎么行使的、裁量是怎么作出的、制度本身存在哪些矛盾，都会暴露在公众视野之下，这和政府长期追求的’可控性’、’去不确定性’目标是根本冲突的。”

司法公开退潮 独立空间收窄

宋先生还表示：“最近几年，我的一些学生多次和我讨论司法独立的问题，我只能告诉他们，现在的司法环境，已经不如改革开放初期。”

近期，多地法院上传至裁判文书网的司法文书中，出现审判人员姓名、案号被隐去的情况，也引发外界对司法透明度倒退的担忧。

有法律界人士指出，目前中国的司法解释多为原则性规定，具体案件如何裁判，仍高度依赖地方法院的自由裁量以及各地法院内部形成的操作标准。在这一背景下，裁判文书库长期被视为外界了解不同法院裁判尺度、执法倾向和内部标准的重要窗口。

截至目前，中国最高人民法院尚未就裁判文书公开数量明显下降的问题作出公开回应。

香港壹传媒创办人黎智英因串谋勾结外国及境外势力等三项罪名成立，被判处20年监禁。同案其余被告，包括6名《苹果日报》前高层及两名“重光团队”成员，分别被判囚6年3个月至10年不等。《苹果日报》三间公司早前亦被裁定“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及“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成立，各被判罚款300万4500港元。

本案为2020年6月30日《港区国安法》实施后，首宗涉及“串谋勾结外国及境外势力罪”的正式审讯案件。案件由高等法院三名国安法指定法官李运腾、李素兰及杜丽冰审理，自2023年12月开审，审讯超过150日。

案中其余被告，陈梓华被判囚6年3个月，李宇轩被判囚7年3个月，张剑虹被判囚6年9个月，陈沛敏被判囚7年，杨清奇被判囚7年3个月。罗伟光、林文宗及冯伟光三名前《苹果日报》编采人员，各被判囚10年。

法庭裁定串谋属精心策划

法庭在判刑时指出，有关串谋属精心策划及早有预谋，涉及利用网络平台，触及本地及海外受众。法官表示，呼吁外国实施制裁、封锁或采取敌对行动，无论公开或隐晦进行，均促成外国政府针对中国及香港特区政府官员，以及香港特区采取有关措施。法庭认为黎智英为各项串谋的主导人物，将量刑起点提高。

黎智英现年78岁。法官接纳其高龄、健康状况及被单独囚禁等因素，在量刑上作出扣减，最终裁定总刑期20年。按刑期推算，他完成刑期时将接近百岁。

宣判前，黎智英与其他被告陆续进入法庭。他身穿白色外套、佩戴黑框眼镜，在座位前向公众席点头致意，落座后转身与前《苹果日报》员工等同案被告打招呼。

法庭表示不会逐字宣读长达47页的判刑理由书，宣判过程约10分钟。司法机构网站随后上载判词全文。当法官宣布总刑期为20年时，黎智英点头回应。公众席传出饮泣声，多名前《苹果日报》员工落泪。

宣判结束后，黎智英与多名被告神情平静离庭。庭外，黎智英的妻子李韵琴落泪，部分到场公众互相拥抱，有人表示“无办法”。

案中三项控罪构成案件核心

黎案涉及三项控罪，包括一项“串谋发布煽动刊物罪”及两项“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罪”。前者依据香港《刑事罪行条例》，后者源自《港区国安法》第29条。控方案情指相关刊物涉及161篇文章，被指包括请求外国采取制裁行动。

有法律界人士表示，法院在裁决中强调行为的整体性与持续性，而非单一文章或个别行为的判断。北京一名研究港澳法律制度的学者对本台说：“《港区国安法》案件的处理方式，与以往普通刑事案件不同。法院在量刑时强调阻吓效果与社会影响。”

香港记者协会成员陈先生当天对本台表示，本案的影响已不限于个别媒体机构。他说：“当媒体内容、对外交流以及评论文章被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审视，新闻机构在选题、评论尺度及与境外机构互动时，都会重新评估风险。”

陈先生指出，《港区国安法》实施以来，香港媒体环境出现变化，多家媒体停止运作或转型。他说：“不少人选择离开香港，到海外从事自媒体或其他工作。”

西方外交官进入法庭旁听

海外多国对黎智英案件表示关注。英国、瑞士、德国、加拿大及欧盟等驻港领事馆代表当天进入法院旁听，被视为显示案件在国际层面引发关注。

香港特区政府表示，案件依法审理，法院裁决体现法治精神。部分海外政府及国际人权组织则对判决表达关注，认为案件将影响香港的新闻与言论空间。

宣判当日清晨，约有百名人士在法院外排队。警方在现场加强管控措施，上百警察封锁法庭周围路段，禁止记者接近排队人群，并对部分公众人士的随身物品进行检查。

近年来，香港多家媒体停止运作。法律界人士指出，《港区国安法》实施后，媒体在涉及对外联系及政治评论时，对法律风险的评估方式已发生变化。

中国政府宣布于去年12月18日启动海南封关运作。封关一个多月后，官方陆续发布外贸增长、免税销售上升、港口吞吐量增加以及新增企业数量等数据，作为封关后的主要成果对外公布。不过这些数字背后代表什么意义？

封关启动后，官方相关宣传明显增多。一些官方平台将海南封关形容为“东方大国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惊天亮剑”。支持者在评论区留言称，“中国正在慢慢成为世界的中心”“五年之内超越新加坡”等，也有网民在评论区回应，“房子涨价了吗”“买东西便宜了吗”“又赢麻了吧”。

部分官媒还列出海南封关后对本地居民的“七大好处”，包括子女教育、购房购车、人才补贴、就业机会、零关税、低税收以及医疗保障等。有海南网民在评论区表示，封关后猪肉等生活用品价格上涨，“五花肉一斤贵了4块”，而当地不少居民一年收入不足10万元，“一年挣不到十万，却要花十万八万”。

封关首月热闹　民间感受分化

新华社报道指出，自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1月17日，海南新增备案外贸企业5132家。官方同时披露，封关首月离岛免税销售金额约48.6亿元人民币，购物人数和件数均出现同比增长。官方公布的内容，主要围绕数量上的变化展开。

对此，从事国际贸易的林朝阳对本台说，仅从外贸总量增加和新增备案外贸企业数量，很难看出开放到底走到了哪一步。他表示，这些新增外贸企业大多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主要从事出口业务，“海南真正需要观察的是外资有没有进来”。

林朝阳说，目前公布的多是“加在一起的数”，但并未说明增长来自哪些企业、哪些商品，也没有区分是长期订单，还是一次性流转。“如果主要是国有企业、平台公司，或者政策性流量，那跟市场意义上的开放是两回事。”

除了外贸数据外，关于跨境资金流动、外资直接投资规模、资金结算情况以及外籍人员和签证等信息，官方并未公布具体数据。

林朝阳表示，判断是否真的开放，不能只看短期数字有没有上涨，而要看外资是否愿意长期进入，资本能不能进出，供应链有没有在本地形成。“如果只是货在走、账在转，人和钱没有留下来，这种增长能不能持续，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

他还说，免税销售额的上升，也需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中看待。“不少免税消费，本质上是大陆内部消费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而不是国际消费进入海南。数字看起来热闹，但也看不出海南是否真的开始融入全球市场。”

关键开放数据仍待观察

大陆媒体报道，封关后不到一个月，海南新增备案外贸企业数量接近此前一个季度的水平。

研究外贸数据的学者周翰笙对本台表示，备案数量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真实投资已经到位。他说，一些企业采取先注册、后观望的方式，注册资本不高，人员配置也很少，“先把身份拿到，再看当局政策怎么走”。

周翰笙指出，这类企业虽然被计入新增主体，但实际经营活动有限，有的甚至长期没有实质业务。“从数据上看企业多了，但从现场看，厂房、订单和员工并没有同步出现。”

他说，如果规则清晰、预期稳定，企业没有必要长期观望。“现在这种注册方式，更像是在观望，而不是已经下定决心。”

免税数据亮眼　投资仍未落地

对于封关首月离岛免税销售金额约48亿元人民币的情况，官方将其表述为“免税消费额出现阶段性上升”。

《海南日报》一名资深编辑陈女士对记者表示，免税销售的增长，更多体现的是大陆内部消费在区域之间的转移。她说，在招商层面，一些企业选择在海南设立项目公司或窗口公司，注册地址和人员配置较为简化，是否进行后续投入，仍在观察之中。

陈女士表示，一些外资企业仍在等待当局公布更明确的细则，再决定是否进入海南。“相比海南，上海、浙江的竞争力更强。人家为什么一定要来海南？说得直白一点，这里在基础条件上并不占优势。”

封关运行一个多月后，海南在跨境资金进出、资本项目管理和数据流动等方面，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实质变化。相关安排更多体现在文件表述中，市场主体在实际操作中仍需遵循既有监管规定，长期投入尚未展开。

“海南封关”，是指中国政府近年来推动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制度安排之一。所谓“封关”，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封岛或禁止人员往来，而是在特定监管框架下，于海南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之间设立“二线关口”，对货物、资金、数据等要素实行区别于内地的管理制度。官方表述称，封关后海南将实施“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以吸引贸易、投资和产业集聚，并将其塑造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工程。不过，外界普遍质疑，在现有体制与监管逻辑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海南是否具备取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与贸易枢纽的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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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被指“严重危害党对军队绝对领导”并接受调查，事件引发广泛关注。事情过去一周,《解放军报》网站连续三天发文，要求全军官兵在思想上同中共中央保持一致，并反复强调要“听党话、跟党走”。

中共中央军委机关报《解放军报》2日在头版再次就张又侠、刘振立被查发表评论员文章，连续第三天就相关问题表态。文章称，对张又侠、刘振立等人的查处，是清理影响军队建设因素的重要举措，有助于为强军事业提供动力支持。

这篇题为《以强烈的使命担当攻坚奋进》的评论指出，反腐整肃将推动部队聚焦主责主业，要求全军官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中共中央、中央军委及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决策部署上来，把主要精力投入到备战打仗和强军目标之中。

借反腐重申“听党指挥”

北京学者刘绍秋本周二（3日）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时表示，官方在1月24日发布指控张又侠、刘振立的通报后，过去一周内连续发文，但相关表述明显转向原则性、动员式语言，反而凸显出当局对军内反应的焦虑。

他说：“如果只是正常反腐，不需要连续几天在军报头版强调’统一思想、统一行动’。这种写法，更像是在提醒、甚至催促部队表态，说明此前释放的政治信号，并没有在军中形成预期中的响应。”

刘绍秋认为，官方反复强调“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本身就透露出一种现实落差，即中央军委的政治动员，并未在全军范围内自然展开。“如果执行是顺畅的，通常不会反复喊话，更不会集中在同一主题上连续发声。”

军内执行层显观望状态

了解中共军事架构的段先生对本台披露，张又侠被调查后，1月24日至30日期间，中央军委在行政与指挥层面向五大战区、火箭军、海军等系统下达多项指示，包括要求相关单位作出配合性表态和响应，但在执行端频繁遭遇延迟反馈，部分单位仅作形式性回应，未见实质落实。

他说，这种情况在以往并不常见：“军委的命令通常是一路往下走，很少反复请示。现在出现层层回传、迟迟不落地的情况，本身就说明执行系统在观望。”

段先生指出，在此背景下，官方媒体连续发文，强调“以实际行动践行对党忠诚”，并要求官兵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中央军委和军委主席的决策部署上，某种程度上反映出高层对指挥链条运转不畅的焦虑。“如果命令能够自然执行，其实不需要反复通过舆论动员来强调。”

军报文章同时强调，要深刻认识政治整训、正风肃纪和反腐行动所带来的变化，将“对党忠诚”与推进强军建设结合起来，并以实际行动落实相关要求。文章还提出解放军必须坚持“三个始终”：坚持捍卫国家主权、安全和发展利益的根本使命不动摇；坚持听党指挥、跟党走的政治立场不改变；坚持推进强军、迈向一流的目标方向不松动。

军委决策参与人数下降

对此，中共党史学者温方对记者表示，张又侠、刘振立被调查后，中央军委中实质参与决策的成员数量明显减少，军委作为集体领导机构的运作空间随之收缩。

他指出，中央军委并非象征性机构，其正常运作有赖于多名成员之间的协同讨论与共同参与。“一般而言，至少需要多名军委成员共同参与，才能体现集体决策的基本形式。一旦核心成员长期缺位，或实际参与人数大幅下降，即便形式上仍可召开会议，其决策的集体性与权威性都会受到质疑。”

据报，中共最高军事机构的行政与指挥性命令在军内传达受阻，执行层面出现明显迟滞与消极应对。一些指令在战区和兵种层级被反复请示、程序退回，甚至长期未获回应。这一变化，引发外界对中共军权运作状态的关注。

回顾中共历史，无论是战争年代、文革时期，还是改革开放后，中央军委始终维持相对完整的多人结构，以保障军权运作的合法性与稳定性。当前中央军委在实际运作层面高度收缩，与历史常态形成明显反差，也使其运行状态受到持续关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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