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月27日，“太原教育”微信公众号发布情况通报：近日，有媒体反映太原市第二十九中学校职工柳某举报自己违规调动、吃空饷，引发社会关注。我们高度重视，已成立由市教育局、市人社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开展调查。调查组将客观公正调查、依法依规处理、及时公布情况。感谢媒体和网友的关心监督。 

一个人六年没上班，工资却照发不误；当事人四处奔走举报，甚至将相关部门告上法庭，换来仍然是推诿扯皮。直到媒体介入，“引发社会关注”，当地才“高度重视”，成立联合调查组。

为什么一个本该在体制内就被发现的明显问题，非要靠当事人自曝其丑和舆论倒逼，才“高度重视”起来，这六年里，层层监管为何形同虚设，问题究竟出在哪个环节？  

柳先生的遭遇，绝不仅仅是一出个人闹剧，透过这件事不难看出，基层治理的不少环节存在麻木懈怠、履职不到位的情况。

据其自述，他的调动本身就疑点重重：审批盖章空白，批准日期早于申请日期，专业技术等级被篡改。

这样一份漏洞百出的调动手续，当年是如何一路绿灯，从学校到教育局，再到人社、编制等部门层层通过的？

当柳先生发现异常，拒绝上岗，并持续六年向各部门反映，甚至诉诸法律和纪委举报时，这些部门又在做什么？

面对一个长期不在岗却照领工资的“幽灵职工”，学校的日常考勤、教育局的定期核查、财政部门的工资发放审核，这些本应环环相扣的监管流程，为何集体“失灵”了？  

令人费解的是，面对当事人的反复举报，相关部门的回应堪称 “教科书式” 的敷衍。就在媒体记者 3 月 26 日前往采访时，涉事学校仍坚称他们的做法 “合法合规”，教育局则表示 “一直在处理”。

这种对群众诉求置之不理、始终敷衍搪塞的态度，与当事人指控的各部门相互推诿、无人担责的情形，形成了极为刺眼的鲜明对比。

试问，“一直在处理”了六年都处理不出个结果，这到底是能力问题，还是态度问题？如果举报人诉诸法院、纪委都无果，普通群众遇到类似问题，又该向谁申诉？  

这起事件的荒谬之处在于，一个本该由主管部门主动发现并纠正的违规调动和“吃空饷”行为，其纠错动力竟然完全来自于当事人自己。

柳先生之所以“举报自己”，是因为他恐惧“被动违法”，怕长期吃空饷最终会被定性为职务侵占或贪污。

这反映出一种极其尴尬的处境，在监管缺位的环境下，一个普通人为了不让自己陷入法律风险，不得不通过自曝家丑的方式，来倒逼一个本应正常运转的监管体系履行其最基本的职责。  

更值得玩味的是官方通报中的“高度重视”。“高度重视”本身并无问题，但它出现的时机却耐人寻味。为什么是“近日有媒体反映”之后才“高度重视”，而不是当事人六年前第一次举报时，或者将教育局、人社局告上法庭、向纪委举报时就“高度重视”？

这不禁让人怀疑，某些部门的“高度重视”，究竟是源于对问题本身的警醒，还是源于对媒体曝光后舆论压力的畏惧？  

当监管的常态化机制失灵，媒体监督就成了最后的“兜底”防线。但我们必须清醒地认识到，媒体监督只能是“急诊室”，不能成为日常的“保健科”。一个健康的治理体系，不能总是靠“患者”自己喊痛甚至自我解剖，也不能总是靠媒体的“长枪短炮”来倒逼问题解决。

如果每一次问题的曝光，都要等到媒体介入才能从“互相推诿”切换到“高度重视”，那么公共管理的公信力将在这一次次的“选择性重视”中被消耗。  

此次事件的调查才刚刚开始，我们期待联合调查组能给出一个客观公正的结论。但调查不能仅仅止步于处理柳先生个人“吃空饷”的问题，更应顺藤摸瓜，去追问那背后一连串的“为什么”：

为什么违规调动能一路畅通？为什么六年不上班无人监管？为什么多次举报无人受理？为什么非要媒体曝光才“高度重视”？  

只有将这条从违规操作到监管失守，再到敷衍塞责的链条彻底厘清，并对相关责任人进行严肃追责，才能打破“举报六年没人管，媒体曝光就重视”的荒诞循环，才能真正修补那些早已断裂的责任链条。（作者：宾语）（宾曰语云微信公众号：lzkj328）

平常遇到一些不遵守公共规则的人，所谓“素质低”的人，还有一些巨婴式的不顾及他人感受的人，我都在想，我们身边真的有太多人，都不是真正意义上的现代人。

这并不是一句“低素质”就能概括，而是涉及到一个重要的命题：什么才是现代人？

如果使用着最现代的工具，头脑却是古代人的模式，那他们就都是些“假现代人”。

真正的现代人最核心的变化，其实并不在技术，也不在制度，而在两种意识的重组——个体意识与公共意识。

古典社会与现代社会的区别，表面上是制度的变化，本质上却是人如何理解“我是谁”，以及“我与他人、与社会是什么关系”。

而一个人是否真正成为现代人，关键就在于：他是否同时建立起清晰的个体意识，以及成熟的公共意识。

在古典伦理之中，个体意识是被压缩的。以孔子为代表的伦理体系，并不鼓励人去强调“自我”，而是强调“位置”。

在这种体系下，人不是一个独立存在的主体，而是关系中的一环。你首先是某个人的子女，其次是家族成员，再是社会角色，最后才是“你自己”。个体并不是出发点，而是结构中的结果。

所以在古典社会中，一个人很少需要反复追问“我想要什么”。更重要的问题是：“我在这个位置上，应当做什么”。

个体意识被伦理秩序压制，它不需要被张扬，甚至经常需要被克制。一个过度强调自我意志的人，往往会被视为不合群、不稳定、怪异，甚至是不道德、没有责任感的。

这种文化带来的，是一种高度稳定但精神封闭的社会。

看起来有个好处是：个体的选择空间有限，但心理负担也较轻。因为大部分决定，并不需要你自己来承担。

坏处是：一旦这个“绝对秩序”崩了，就是最惨绝人寰的灾难。古代王朝每一次的更替，代价都是半数人口的死亡。

而现代伦理的出现，恰恰打破了这一点。从伊曼努尔·康德开始，个体第一次被明确为伦理的起点。人被理解为具有自主意志的存在，而不是被动嵌入社会结构的角色。

你是谁，不再由关系决定，而由你自己的选择与判断来塑造。

从此以后，个体意识被前所未有地释放出来。你可以选择职业，可以选择生活方式，可以质疑传统，可以重新定义成功与幸福的标准。

个体不再只是“被安排”，而开始“自我构建”。

但这种释放，并不是一件轻松的事情。因为一旦个体成为起点，所有问题都会回到你身上——你要什么？你为什么这样选择？你是否愿意承担后果？

很多人会在这里感到不适应。因为他们习惯了在既定的路径中行动，而不是在开放空间中做决策。他们看起来生活在现代社会，但内在仍然依赖某种“外部答案”。

一旦缺乏明确的指引，这种人就会陷入焦虑甚至失控。这也是为什么我说“没素质”往往意味着现代意识的缺失，因为他们不懂得“自律”这件事情的重要性。

他们不排队、不按规矩开车、不怕侵扰别人的空间、爱争抢，就是因为他们从未理解过“自己约束自己”这种感觉。

而是：反正有个“绝对存在”控制一切，那我只要不违法就可以为所欲为。

如果说现代性只是强化个体意识，那么社会很快就会滑向另一种极端——每个人都只关注自身利益，公共秩序被侵蚀，信任结构瓦解，最终反而削弱个体本身的安全感。

这也正是很多转型社会中常见的困境：个体意识觉醒了，但公共意识却没有同步建立。所谓的“欠发达国家搞民主容易导致社会走向乱局”，其实是因为这个原因。

在古典社会中，公共意识并不需要被单独强调。因为个体本身就嵌入在整体之中，对家庭、对集体、对秩序的责任，是自然而然的。这种“公共性”，更多是一种结构性约束，而不是自觉选择。

但在现代社会中，情况完全不同。

当个体从结构中“脱嵌”出来之后，公共意识就不再是默认存在的东西，而变成了一种需要被主动建立的能力。你不再因为身份而对他人负责，而是需要基于某种理解，主动选择对公共事务承担责任。

这正是最容易被人们忽视的一点。他们要么陷入“民主的暴政”——以为民主就是“想干嘛就干嘛”，或者就是陷入内斗——以为否定他人的观念就是坚持自己的观念。

一个充斥着非黑即白人格的社会，不可能拥有真正的现代意识。

很多人把现代性理解为“个人自由的扩张”，却忽略了它的另一面——公共责任的内化。

从卢梭提出“公意”，到密尔讨论自由的边界，现代思想始终在回答一个问题：当每个人都是独立个体时，社会如何仍然可能存在？

答案并不在于回到古典秩序，而在于建立一种新的公共意识——它不是来自强制，而是来自理解。

一个真正具有公共意识的人，会意识到：个人的行为，并不会停留在个人层面。你如何对待规则，如何使用权利，如何面对他人，都会在无形中影响整个社会的运行。

他遵守规则，不是因为害怕惩罚，而是因为理解规则的意义；他关注公共事务，不是因为被要求参与，而是因为知道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

这种公共意识，本质上是一种“自觉的连接”。

需要有这样一种潜意识：我的存在，与他人的存在，是相互关联的。

恰恰相反，我们身边很多人，根本就看不到“他人”。他们骑电瓶车横冲直撞，开车加塞插队，电梯门一开就往里冲，挤到撞到别人从来不觉得是个事儿。

因为他们没有与他人的连接感，只有“我自己为了自己活着”这种感觉。这就是没有现代性的表现。

有些人只学会了“为自己争取”，却没有学会“为共同体负责”；只强调权利，却忽略义务；只在意短期利益，却不考虑长期结构。

这种不平衡，会让整个社会陷入一种低信任状态。每个人都在防备他人，每个人都试图占据更多资源，而最终结果，是整体效率的下降与个体安全感的削弱。

从这个角度看，现代人并不是“更自由的人”，而是“更需要自我约束的人”。

因为外在约束减少了，内在约束就必须增强。

一个成熟的现代人，既不会回到古典社会那种压抑个体的状态，也不会滑向极端个人主义。他会在两者之间，建立一种动态的平衡。

在个体层面，他清楚地知道自己是谁，想要什么，并愿意为此承担代价；在公共层面，他理解自己与他人的关联，愿意为维持一个可持续的社会环境付出成本。

这两种意识，并不是对立的，而是相互支撑的。

没有个体意识，公共意识就会沦为空洞的口号；没有公共意识，个体意识最终会反噬自身，变成一种短视的自利。

总而言之，什么样的人才能算是一个现代人？

不是那种高喊着自由口号的人，更不是那些盲目服从规则的人。

而是那个既能独立做出选择，又能理解共同体意义的人；既能为自己负责，也能为他人与社会承担责任的人。

现代人真正的标志，并不是他拥有多少选择，而是他在拥有选择之后，依然能够与他人共同生活，并且试图让这种共同生活变得更好。

·END·

大学毕业后经常走动的几个大学好友在今年陆续的都有了孩子，结婚比较晚的一个要好的高中同学今年也快要生了，由同学关系变成好友的小白的老婆也刚刚怀上了。端午节回家父母也在悄悄的问我是不是这两年应该考虑要个孩子了，似乎我周围的人这两年都在讨论孩子这个问题。

可能是因为看到的负面消息太多，从而导致了不敢有要孩子的想法。比如前段时间有一个视频，一少年因为和母亲在车上争吵的少年，母亲也是脑子抽风的在高架上把车停了下来，然后少年就拉开车门径直的从高架上跳了下去。对于这样的事情，我不能改变什么，但是我对此表示失望总是可以的吧。所以我不想让我的孩子也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这也许是不想要孩子的原因吧。

我是一个自私的人，生活的环境让我对亲情、爱情、责任没有任何过多的期待，老是觉得过好自己想要的生活就好了，其实以前对结婚的态度也是这样的。

但是生活总是不会让人满意的，写完这个篇文章的一年后，我领证结婚了。结婚前我对当时的女朋友说，我以后不想要孩子，她说，好，这个以后可以慢慢商量。我以为我能说动她，可能她也以为能说动我，然后我们就结婚了。

关于不想要孩子的问题和之前不想结婚的问题一样，我也认真的和自己的父母沟通过，父母还是那个态度，虽然有些失望，但是因为从小到大基本上所有的事情都是我自己拿主意，所以他们只是说你要考虑好，要，就稍微早一点，趁着我们还有能力帮你带孩子，实在不想要我们也不强求，你都三十岁的人了，自己应该知道怎么办。

其实之前在网上看了些关于偏向于不要孩子的观点：

你不结婚，不生娃，不买车，不买房，听起来很丧，但却很可能是你这辈子做过最硬核的事。

我为什么不生孩子，朴树这样说：我觉得我没有把握把这个孩子教育成一个好人，一个人格健全的人，社会是这样。然后我真的没有把握，看着他从小在看着垃圾电视剧，吃着垃圾食品，因为我不太认可这个国家的很多人的生活。

我觉得人生特苦，我觉得我可以去承担那个痛苦，而且我学到很多东西，但是我觉得我知道一个孩子他如果成长他也应该受苦，但是我不忍心。

不想结婚与生子，是我作为穷人的自觉。

而身边今年刚带上娃的两个朋友又说，虽然现在社会问题确实很多，但是你要往好的方面去想啊，现在生活水平比我们还是小孩的时候不知道好了多少倍，我们都能健康的活下来，你还担心什么。

但是，我们那会儿农村出生的小孩有现在的这么娇贵么。虽然穷点，但是自然环境好，没有现在这样那样的怪毛病出现吧。而且现在的教育成本这么高，虽然说儿孙自有儿孙福，但是既然生了孩子不给它最好的教育资源就是最不住它。其他人我不知道是怎么在孩子的教育问题上花钱的，就拿我亲二叔来说，他家小孩子初中是上的本地的一所重点初中，当初因为成绩不是太好，又想读一所好的初中，花了一些钱进入该学校，三年期间加上补习班兴趣班的花费总共花了 30 多万。这还是一个普通的工薪阶层所能用在孩子身上的钱，更别提现在的一些人从孩子还在肚子里就开始上胎教课了。

也有人说富有富的养法，穷有穷的养法。就这样的言论我是不同意的，不给孩子创造一个好的生活学习条件，我觉得是对不起它，这一点正如朴树所说的那样，我不忍心。

举个例子就是我舅舅家的两个孩子，表哥比我大一岁，表弟比我小一岁，现在各有两个孩子。四个孩子相机在前几年出生，因为要挣钱养家，表哥表弟在深圳的工厂上班，孩子断了奶就是舅舅和舅母两个人带着，现在四个孩子中大的两个上二年级，小的两个下半年也上一年级了。虽然四个小孩现在都很可爱，也很聪明，但是形象气质、价值观以及待人接物的出事能力明显比不上我二叔家那个在城里长大的堂弟，因为从小在农村生活，见识上的差别是天壤地别的。

我不想我的孩子也这样。

老婆现在对要孩子的事情倒是很积极，经常因为这个事情闹得不开心。她动不动就说等明后年我们有孩子了怎么怎么样，我就会很直接的说我不想要孩子，然后就会产生矛盾。

经常一起玩的另外三个同学/朋友也说，要一个吧，不然以后我们四家人出去玩，我们四个男的玩自己的他们四个女的可以一起玩啊，“你不要个孩子，将来我们的老婆都在讨论孩子的问题，小 X （我老婆）在边上搭不上话就不好玩了。”

2019.6.19

以上内容在 Dropbox 里躺了三年多，现在孩子已经上幼儿园了，在我写这段文字的时候这个熊孩子正在边上疯狂的想按我的键盘。有时候真的是现实推着人一步步的往前走，既然有了，又能怎么办呢？只能走一步看一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