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者按：2026年3月1日—3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2171—2201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6年3月1日—3月31日：

情绪垃圾桶RUBBISH_: 哥 晚上好 好久没来了。我还是老样子，你呢，最近好吗

r1chardfish: 今天是MU5735失事四周年🕯🕯🕯🕯

我的决定_是对的: 很多事情，选择了才有机会，相信了才有可能。晚安李医生。

凉棕效砚: 李医生 好久没来了 我拿到了心仪的offer 26fall就要去香港了 希望一切顺利 晚安

一个人涅槃: 李医生，天上好不好，是留在这世界开心，还是在天上开心呢

叶雨寄北D芳: 中午好，李医生。年过四十的我依然为生活四处奔波，步履蹒跚，跌跌撞撞，兜兜转转。春天又到了，祝你开心快乐每一天！

回望那个瞬间: 李老师，平平淡淡确是真，平淡中给点调料，就更好啦。祝远方的你不孤单，我正在前往远方。

少年永远十七岁: 李医生，张雪峰老师去世了，昨天为他送行的人们绵延不绝，让我想起了你。

用户t3nmsjmgkn: 老李，有个张雪峰老师来了，代我问候他

枝屿呀: 李医生，突然觉得这世界魔幻了，40岁到哪都被嫌弃年龄大，唯独死的时候才让人觉得太年轻了

墨非w: 再去送别张老师的路上想到了您，你最近可好？

午夜蓝色潜水艇: 李医生早安，今天是张老师的追悼日，第一时间就想到这看看你，说句话。你们都是平凡而普通的好人。

Jo12705: 不知为什么在得知张老师离世后就突然想到了您，来看看，很久了！一个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嗯，是的，又少了一种声音。晚安，李医生，张老师！

用户7439847133: 早安 李医生 昨晚梦到张雪峰老师，梦里他并没有离开，他一出现，大家齐刷刷的都来看他，他调皮地还跟大家躲猫猫

用户7439847133: 下午好，李医生，刚找了个人少远离居民区的地方，为张雪峰老师鸣笛了一分钟，算是了了自己的一个心愿。生活还得继续，鼓励自己变得坚强，累了就歇一歇。

是姝不是妹更不是你zhu啊: 李医生 张雪峰老师也走了 你们都是各自领域的敢言者

早安晚安angela: 李医生，张雪峰老师和您都是敢说真话的好人。张老师可有趣了，兴许你俩能碰到，他来了。

云天与水瓶: 怎么说呢，刷到张老师的消息就开始眼眶泛红，犹如当年知道您的消息一样。真心希望我们的国家越来越好，我们越来越好，平凡人不要有那么多的压力，平安顺遂的过着烟火气的小日子

薇薇猫81: 张雪峰老师也走了，看视频昨天有好几万人自发去送他，排了有五公里。也许很多人并没有没有接受过他的辅导，但为什么这么难过？因为他是一个敢掀开桌布讲真话的人，希望你们相见的时候能好好聊聊这几年的变化。保重身体，爱自己，这些才是最重要的

摇滚的狮子8682: 李医生，你看见张雪峰老师了吗？是不是像你们这样有正义感，有责任感的好人，人间不配拥有你们。李医生，雪峰老师也是咱们东北人，你们差不多大，希望你们能见到。能好好照顾彼此

暴躁眉眉: 今天突然知道你走的时候才34岁，我今年即将33岁，我老公也即将34岁。原来你走得那么早，我一直以为你走的时候是个中年人了。依旧愤慨，依旧无法理解。如果你还在，如果很多人还在，也许可以原谅。清明快到了，思念逝去的人。

dearyijin: 我来祭奠您了李先生

小咪大王万岁: 生宝宝啦 平安顺产 宝宝5.7斤

阿子1六道米: 疫情以后说生活好难，虽然觉得活着挺好，但好难。

甜甜圈up6: 老李，看以前的微博，这几年光内耗了。今年我已经在上班了，虽然只是临时工，挣的也很少，但是每天都很充实，也没时间内耗了！我还在抽空学英语，希望快40了，还有机会去干外贸，好怀念自己之前做啥都很有自信的时候！

一只丁喵: 李医生 来看看你 疫情在我的记忆力已经开始模糊了 我周围没有人戴口罩了就我一个人戴 现在所有的环境都在下行 每个人都在用力的活着 真是可笑

reed-crow: 明天要讲《为了忘却的记念》，突然就想到这来留一句话，疫情已过，却不能忘。

_月_朦_胧: 李医生，如果见到孙馨钰的话替我们抱抱她好吗，对她说一句恭喜她解脱了

用户4j9qvwmkqe: 我们虽然是网友，素不相识，可我想你了。今天是晴天，你看，这世界在慢慢变好，我们都记得你。

ZM太仆寺卿_: 李医生～ 胖东来的天使城人气挺旺的，今天小区停电了，带家里人来这里转转。

长空高飞的名单: 李医生，清明时节，您好！觉得: 真话，良心，真情，这三样特别特别珍贵。

娃呀娃哈哈jiang: 图片评论 // 元页shitou: 昔去雪如花，今来花似雪

girl_fny: 不知道这一代人为什么要这么拼。可能老板们都没有把员工当人雇佣

努力摆脱低级趣味: 老李，难过的时候就想你了，可是我竟然忘了你的名字。 我放下了我的判断、高低，傲慢，得失，恐惧，执念，我真的觉得我已经很干净挺纯粹了，可是对方还是不放下。这个关系我好像无力去改变，我很苦恼。 要是我有能力解决世界上所有的问题，要是我有能力让每个人都赤忱相待，就好了。 爱你！

焰鲜汤么遇到你: 老李，还没有拿到offer，昨天面试了两家，以失败告终，第二个面试是二面，太紧张，面试不好。中年人找工作真不容易

我承认我很困aaa-: 李医生，好久没有来您评论区了。最近我喜欢一个男生，还和他主动接触且告白了，虽然没有成功，过年还认清了很多事实，但我觉得自己很幸福，其实，我已经，过上了自由的生活，可以选择，独立，人贵在知足，当下便是最好的。

荼歌甜品屋: 李医生，张雪峰老师也去了您那边，你们都是一个时代的见证者，这么多年了，大家还会来你的微博留言，是不是不遗忘，你们就还在……

Eddieplus1: 距离当初疫情快六年了，突然翻到这条微博，就在三月的最后一天在这个树洞留下一点东西吧。李医生四月好

我再尝试一次: 愿另一个世界没有996，没有内卷，没有狼文化。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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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V-Dem学术自由指数：全球学术自由连续十年下滑，中国学术自由度低于阿富汗、古巴

近日，民主多样性研究所 (V-Dem) 与德国埃尔朗根—纽伦堡大学 (Friedrich-Alexander-Universität Erlangen-Nürnberg，FAU) 发布了2026全球学术自由报告。结果发现，“过去十年中，学术自由在50个国家出现下降，而仅有9个国家有所改善”，且“在（下降的）多数国家中，所有维度的学术自由均呈现下降趋势”。其中，中国排名倒数第十，低于阿富汗和古巴等国。

报告封面

报告首先将学术自由界定为一个“多维度概念”，既包括“研究与教学自由、学术交流与传播自由、学术与文化表达自由”，也包括制度层面的“大学自治与校园完整性”等。其中，“制度性自主 (institutional autonomy) 被广泛认为是保护个体学术自由的基础”，且数据表明，“制度性自主水平越高，学者自由保护越强”。

从时间维度看，学术自由的变化呈现出明显趋势。报告指出，“学术自由自2012年前后开始在全球范围内下降”，并在随后十余年持续走低。这一趋势在“亚洲、中东及北非地区尤为明显”，而经过人口加权后，全球范围内的学术自由下降“更为显著”。

具体到各项指标，报告指出，在2015至2025年间，“研究与教学自由在51个国家显著下降”，“校园完整性在51个国家下降”，“学术交流自由在47个国家下降”，“学术与文化表达自由在46个国家下降”。相比之下，“制度性自主的下降略少，但仍有43个国家出现显著下滑”。

在国家分布上，报告通过排名将各国划分为不同区间。其中，排名前十的国家分别为捷克、爱沙尼亚、比利时、牙买加、斯洛文尼亚、瑞典、洪都拉斯、塞舌尔、拉脱维亚、爱尔兰。另一方面，学术最不自由的前10个国家为：缅甸、厄立特里亚、朝鲜、南苏丹、白俄罗斯、伊朗、土库曼斯坦、沙特阿拉伯、中国、埃及。

此外，在该指数中，美国已跌至全球后40%区间。报告特别指出，“美国高校自治的下降趋势”，并将其与欧洲和北美其他民主国家的保护水平，以及匈牙利、印度、土耳其等“正在威权化或已转型的民主国家”的情况进行比较。这些比较表明，“美国大学自治的下滑速度异常迅速且幅度显著”。在亚洲地区，台湾仍处前30%，香港则落入后30%，表现最好的是韩国，进入全球前20%梯队。

报告指出，学术制度是影响学术自由的最重要原因。虽然制度性自主下降的国家并不是最多的，但是当制度性自主不足时，“政府可以通过领导任命、条件性资金与行政干预等方式施加影响”，包括“对招生、教师聘用与研究内容的控制”。这种方式使得“即使缺乏直接压制，学术自由仍可能被间接削弱”。

进一步而言，报告强调制度环境与个体自由之间的关联。通过对179个国家数据的分析，研究发现，“制度性自主与研究与教学自由之间存在极强的正相关关系（相关系数为0.91）”，说明“制度层面的削弱往往直接转化为个体学术自由的下降”。

这一机制也体现在更广泛的制度变化之中。报告指出，当制度性自主减弱时，“外部行为体可以通过资金、任命与治理结构施加间接控制”，从而“在不依赖显性压制的情况下侵蚀学术空间”。与此同时，“校园空间的安全性与独立性也受到影响”，包括监控与非学术干预的增加。

最后，报告指出，在全球范围内，这种变化并非孤立现象。“学术自由下降已成为跨区域趋势”，“更多国家呈现下降而非改善”。V-Dem 警告，这一趋势意味着知识生产与传播环境正在发生结构性转变，国际社会需要予以重视。

二、中国传媒计划：中国外宣体系改革，地方政府加入大外宣行列

今年2月，中国传媒计划 (China Media Project) 发布了一份报告，系统梳理了中国近年来对外传播体系的结构性转型。结果指出，自2018年以来，中国“已从胡锦涛时代以中央媒体为核心的‘大外宣’模式，转向一种协调化、多层级的传播体系”，并将这一新模式概括为“集中化+” (Centralization+)。报告称，这一体系“在保持党的集中控制的同时，通过省、市、县各级机构展开分布式信息行动”，其核心执行单位是遍布全国的“国际传播中心” (ICCs)。

报告封面

报告强调，这一转型与中共长期追求“话语权”的战略目标密切相关。习近平多次将国际传播能力视为“营造有利外部舆论环境”的关键，并将其与政权安全、发展稳定直接关联。“外部信息空间的状况，在领导层看来，已成为国内最紧迫问题之一。”

不同于以往由新华社、CGTN等中央媒体主导的对外传播模式，新模式更强调“分布式执行”。报告指出，该体系“将操作能力分散到各级地方机构，同时维持中央统一指挥”，并通过“区域定向传播”和“多语种、多平台内容生产”，实现对不同地区受众的精准触达。

在具体实践中，报告通过多个案例展示这一体系的运作方式。以浙江省国际传播中心为例，该中心在成立半年内即整合省、市、县三级资源，形成“中央厨房式内容生产机制”，并通过与中央媒体、外国机构及高校合作，推出多项“面向国际受众的内容项目”。报告指出，这类中心通过任命“全球文化大使”等方式，“将外国个人纳入传播体系，以增强信息的亲和力与可信度”。

在区域定向传播方面，广西国际传播中心针对东盟国家，提供多语种内容并组织媒体合作项目，其目标是“讲好中国与广西故事，服务构建更紧密的中国—东盟命运共同体”。与此同时，黑龙江面向俄罗斯与韩国的传播项目，则通过本地化内容和社交媒体账号运营，“将中国叙事嵌入特定区域的信息环境”。

报告还指出，这一体系不仅限于媒体机构，还延伸至学术与社会层面。例如，“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院” (ICSF) 已在全球设立多个研究中心，通过与海外高校合作，“将中国治理理念嵌入国际学术与政策话语”。报告称，这种模式“使本地学者转变为‘中国知识的传播者’”，从而在更隐蔽层面塑造舆论环境。

然而，报告同时指出，这一体系存在明显局限。首先，部分地方机构呈现“运动式治理”特征，即为响应政策号召而迅速建立，但缺乏长期战略与执行能力。其次，在内容层面，许多对外传播仍停留于“内宣外翻”，缺乏对国际受众的理解。报告指出，这种内容“往往缺乏情感共鸣，甚至导致误解”。

此外，尽管部分账号拥有大量粉丝，其实际互动率却较低，显示传播效果与投入之间存在落差。报告总结称，这一体系“在规模与资源上体现出高度动员能力，但在真实影响力上仍面临结构性挑战”。

总体而言，该报告认为，中国的对外传播已从“集中式媒体输出”演变为“集中控制与分布执行相结合的复杂网络”，其影响不仅体现在信息传播本身，更在于通过媒体、学术与社会网络的交织，逐步重塑全球信息环境。

三、贝塔斯曼民主转型指数：中国为强硬专制政体，并向其他威权国家提供支持

3月26日，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 (Bertelsmann Foundation) 发布了2026转型指数报告（BTI 2026）。这一指数旨在衡量非民主国家向民主转型的程度。结果发现，“全球民主标准与市场经济原则持续受到侵蚀”，其中中国在这一趋势中不仅是“典型案例”，也是“区域秩序重塑的重要推动者”。

报告封面

报告显示，全球政治结构已发生根本变化：“如今56%的国家处于威权统治之下”，其中“三分之二属于高度压制型政权或失败国家”，“强硬专制政体比例已升至38%”。与此同时，“选举从未如此不公”，“言论、结社与新闻自由降至过去二十年来最低水平”。

报告指出，民主倒退的核心机制包括“政治参与权利的收缩”与“法治的系统性削弱”，具体表现为“选举、集会与表达自由的限制”，以及“司法独立、权力制衡与民权保护的侵蚀”。报告总结称，“民主倒退与威权巩固已成为过去十余年的主导趋势”。

例如，在俄罗斯与白俄罗斯，“反对派候选人被逮捕或禁止参选”，使选举“在投票前已决定结果”。在格鲁吉亚与塞尔维亚，执政党通过制度操控削弱反对派，两国因此被重新归类为威权政体。这些案例共同体现出，“选举逐渐转变为预设结果的合法性仪式”。

在亚洲，中国被明确归类为“强硬专制政体”。报告指出，这类体制通过“精英整合、社会控制与合法性建构的结合，使政权成为‘唯一游戏规则’”，而中国在这一类别中具有代表性。报告写道，“在习近平领导下，权力集中与个人化程度不断增强”，体现出“在稳定中持续强化威权结构”的路径特征。

报告指出，中国的威权稳定更多建立在制度整合与长期治理能力之上。中国通过“精英整合与制度控制”实现权力集中，并未表现为剧烈政治波动，而是“在持续稳定中推进权力集中与结构重塑”。同时，“市场导向要素正被进一步纳入国家控制框架之中”，显示出制度路径的渐进调整。

此外，中国的影响也超越国内层面。“中国作为发展融资、政治支持与意识形态参考的提供者，正在重塑印太地区秩序”，并“挑战西方长期主导的治理范式”。这一变化使区域国家“能够在多元伙伴之间进行更具对等性的谈判”，同时也“削弱了西方推动民主与市场改革的能力”。

在经济层面，报告表示，中国呈现出一种“国家主导与市场机制并存的混合模式”。“在半导体、金融与房地产等关键领域，国家控制持续加强”，同时“出口导向型制造业继续获得支持”。然而，报告也表示中国正面临的结构性挑战，包括“地方政府债务上升”“房地产与基础设施投资风险积累”，以及“产权制度虽形式上存在，但最终仍从属于政治优先事项”，这些因素为长期经济转型带来不确定性。

虽然全球范围内出现了严重的民主倒退，然而报告也强调“抵抗仍在持续”。在塞内加尔，宪法法院阻止总统推迟选举；在斯里兰卡，抗议促成政权更替；在巴西与波兰，新政府“在公民社会支持下推进再民主化改革”。这些案例显示，“民主制度可以迅速被削弱，但其重建往往缓慢而艰难”。

最后，德国贝塔斯曼基金会表示，目前的民主转型运动呈现出“压制与抵抗并存”的全球图景。在这一图景中，中国不仅是“威权治理巩固”的代表性国家，也是“区域与全球秩序重塑的重要力量”。报告所揭示的，不只是单一国家的路径，而是一种正在扩展的制度逻辑——其影响，正持续塑造当代世界的政治与发展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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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之家：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审查与专制持续强化

3月19日，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发布了最新的2026世界自由度报告。结果指出，全球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已连续第20年出现下滑，民主制度正面临持续性压力。其中，中国得分仅为9分（满分100分），继续被列为“不自由国家”。

报告封面

自由之家发现，2025年共有54个国家出现自由度下降，仅35个国家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全球超过40%的人口所在国家经历了自由状况恶化。报告指出，这种长期恶化主要由四类因素推动：“武装冲突、政变、民主体制的瓦解，以及威权政府镇压的加剧”。

在最新的自由度排名中，最自由的国家分别为芬兰、新西兰、挪威、瑞典和爱尔兰，而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则为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南苏丹、西藏、苏丹、土库曼斯坦、加沙地区、厄立特里亚和朝鲜等。据悉，自由之家将西藏单独列为一个研究地区，其自由度得分为0分，甚至低于朝鲜，更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其中，西藏的政治权利得分更是为负数，只有-2分。

在中国方面，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 (CCP) 继续对中国民众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施加重大控制”，并列举了包括“起诉记者、镇压规模虽小但日益增多的抗议活动，以及限制国际旅行”在内的多种控制手段。

在具体案例方面，报告提到了公民记者张展的遭遇：“活动人士兼公民记者张展……被判处四年监禁”。自由之家指出，中国长期处于高度审查体系之下：“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中国媒体格局施加了重大控制……审查力度自此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审查机制日益“技术化”。报告引用数据表示，中国媒体自由度已经“在2018年降至4分制中的0分”，表明其新闻环境已处于最低水平。

不过，报告也提到在高压环境下仍存在有限的社会反应空间：“即使在中国，公民也一直在寻找途径发布独立报道并表达异议。”数据显示，这种表达与抗争在近年有所增加：“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中国异议监测项目记录了近1,400起抗议活动……增长了45%”，且已连续六个季度同比上升。

而在民主国家方面，自由之家指出，美国、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出现明显倒退。比如，美国因“立法失能与行政主导”以及对表达自由的压力增加而下降3分。

此外，报告总结称，在过去二十年中，多项基本权利遭到侵蚀，其中“媒体自由、个人表达自由和正当程序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在媒体领域，各国通过“法律骚扰……审查……逮捕和监禁记者”等手段削弱新闻自由；在言论领域，“数字监控”与刑事指控产生了“寒蝉效应”；在司法层面，政府加强对法院和执法系统的控制，使其成为打压异议的工具。

最后，自由之家警告称，随着民主国家减少对外援助、削弱国际合作并回避对不公正选举的批评，“世界可能会面临一个由日益嚣张的独裁者主导的危险未来”。

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暂无证据显示中国计划2027年攻台，但仍持续强化对台军事压力

3月19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发布了《2026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虽持续强化对台军事能力，但“尚未显示出将在2027年发动入侵台湾的明确计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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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强调，中国仍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但更倾向通过非军事方式推进统一。同时，中国也“保留使用武力的选择”，并持续进行军事准备。在具体手段上，美国情报界指出，北京正在加强“该岛周边的军事行动和灰色地带行动”，包括军演、空海巡航以及其他非直接冲突形式的压力。

报告同时指出，攻台行动本身具有高度风险，“两栖突击被视为风险较高”，尤其是在美国可能介入的情况下，这也是中国暂未采取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更广泛的安全评估中，美方认为中国仍是美国面临的主要战略挑战之一，特别是在网络、太空及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报告提到，中国正持续发展相关能力，并试图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扩大影响力。

与此同时，区域安全环境仍在持续紧张。报告指出，中国对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胁迫性压力……预计将加剧”，并可能在2026年继续升级。

对此，中国官方回应则称，有关“攻台时间表”的说法属于夸大威胁，并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最后，报告仍将台湾问题视为未来最可能引发大国冲突的核心风险之一，依然需要持续关注和警戒。

三、昆西研究所：切断中美科研合作可能适得其反，美国或削弱自身创新优势

3月12日，昆西研究所 (Quincy Institute) 发布了一份报告《中美人才竞争与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近年来美国试图限制与中国的科研合作，但这种“去合作化”政策很可能会削弱美国自身的科技优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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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前华盛顿将美国科学与中国隔绝开来的努力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的”，作者警告称，这一政策“可能正在悄然瓦解美国最强大的战略资产之一”。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美国的决策者应该将中美“人才竞争”理解为制度竞争，而非零和博弈。“对个体科学家而言，这并非一场零和竞赛，而是不同体系之间的角逐”。在这一体系中，美国长期优势来源于其开放性。报告指出，美国科研体系具有独特的“捕获效应”，即“吸引高素质的外国留学生，使其融入……留住其中许多人……并将他们的贡献转化为国内的科研成果”。

这一机制在中美关系中尤为明显。文章特别指出，中国学生和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美国科研能力的核心地位”，在实验室、研究项目以及科研产出中发挥关键作用。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的数据就显示，“85%至95%的中国STEM博士毕业生在美国停留了至少五年”，形成了稳定的人才输送管道。报告特别强调，这种开放并非“善意施舍”，而是美国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此外，中国留学生不仅支撑科研体系，还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文章指出，他们“每年通过学费和当地消费为当地经济贡献数十亿”，并在劳动力市场中填补关键技术岗位空缺。

然而，作者指出，近年来的政策变化正在削弱这一优势。报告认为，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的广泛限制措施“适得其反”，不仅削弱美国科研能力，还可能加速中国的“自力更生”。

尽管报告承认部分领域确实存在风险，例如“先进半导体”与“军用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需要加强管控，但其同时强调，针对国籍的全面限制并非有效手段，而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

最后，作者总结道，美国当前政策一方面会减少高端人才流入，另一方面则会促使中国加快构建自主科研体系，从而削弱美国长期依赖的创新模式。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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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中国AI模型国际扩张之际，审查机制与官方叙事一同向世界输出

人工智能 (AI) 正在迅速成为全球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的AI模型也逐渐走向世界，被一些西方国家的用户所接受。

然而，中国问题研究者莎拉·库克 (Sarah Cook) 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至少三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开发的大语言模型在输出信息时，往往同时嵌入政治宣传与内容审查机制，这种影响正随着中国AI产品的全球扩散而扩大。

莎拉·库克专栏UnderReported China截图

文章指出，研究者在测试中发现，这些模型在涉及政治、安全或国际议题时，经常提供带有明显倾向的回答。库克写道，这些模型“嵌入了中共的内容控制机制”，其影响范围已经超出中国国内政治议题，延伸到欧洲与美国的安全问题。比如，在爱沙尼亚外国情报局2026年发布的国际安全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在讨论与爱沙尼亚安全相关的问题时，DeepSeek 会隐瞒关键信息，并在其回答中插入中国宣传内容。”

其他两份报告分别是：非营利组织“政策基因组” (Policy Genome) 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描述所做的简要审计，以及由瑞典心理防御局发布、由中国媒体项目 (CMP) 研究人员撰写的更为详细的研究报告。

作者在仔细阅读了近日发表的这三份报告后，总结了“与中国来源的大型模型相关的四个关键动态”。

首先，这些模型经常融入中国官方宣传，有时甚至是无缘无故的。例如，在涉及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时，一些中国AI模型会重复中国政府的外交立场，对俄罗斯的责任描述含糊，甚至将部分西方国家描绘为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库克指出，这类回答模式并非偶然，而是源于训练数据和模型设计中的政治限制。

其次，内容控制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话题。“除了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扭曲事实外，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还会加剧网络安全风险和其他漏洞。当被问及中国技术的安全性时，DeepSeek 给出了听起来很官方、很专业的可靠性保证，却只字未提任何已记录在案的黑客攻击、网络间谍活动或跨国镇压案例。”

此外，这些影响不仅限于最初的模型，还扩展到基于这些模型构建的更广泛的应用之中。

由于中国开发的模型是开源的，而且比 OpenAI 或 Anthropic 等公司的专有模型便宜得多，因此世界各地的开发者都将其作为新工具的基础层。CMP 的研究人员报告称，在撰写本文时，13 个功能最强大的开源模型中，有 7 个来自中国公司。

最后一点，作者指出，AI 模型的回答“因语言、版本和时间范围而异”。与大多数人工智能测试一样，结果并不一致。爱沙尼亚的报告指出，随着问题越来越接近当下，关于爱沙尼亚相关话题的回答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含糊其辞且晦涩难懂”。Policy Genome 的审计针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六个模型（包括 DeepSeek）就乌克兰战争提出的七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英语和乌克兰语的回答大多准确，但 DeepSeek 的一些俄语回答却支持克里姆林宫的论调或引入了误导性细节。其结论揭示了其中的细微差别：

作者称，这种审查机制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中国信息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延伸。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强调“舆论引导”，要求媒体与信息平台传播与政府政策一致的叙事，而 AI 系统正在成为新的执行工具。

库克认为，随着中国 AI 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扩张，这些嵌入式的宣传和审查机制可能对国际信息环境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她写道：“这些模型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信息漏洞”，因为许多用户会把 AI 回答视为客观知识来源。

文章最后指出，这一问题对民主社会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中国 AI 模型因成本低、性能强而迅速获得国际用户；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系统持续输出经过政治过滤的信息，可能在无形中塑造全球舆论环境。库克呼吁研究人员、政府和科技公司加强对 AI 模型的审计与透明度要求，以避免“审查与宣传被嵌入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二、英国发展研究所：非洲“智慧城市”监控迅速扩张，中国AI监控技术成主要来源

英国发展研究所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IDS) 3 月 12 日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对非洲 11 个国家的智慧城市监控系统进行了系统梳理，结果发现非洲正经历一场快速扩张的数字监控浪潮，而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在这一体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报告封面截图

报告警告，大规模公共空间监控正在改变非洲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研究指出：“非洲大陆正在经历数字监控的大规模扩张，这种趋势正在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研究团队在阿尔及利亚、埃及、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赞比亚等 11 个国家展开调查，发现各国政府在“智慧城市”或“安全城市”项目中投入巨大资金。仅在这 11 个国家，政府在面部识别与车牌识别技术上的支出就已超过 20 亿美元，而真实规模可能更高。

报告指出，中国正是这些监控系统的最大供应方。“中国向研究涉及的所有 11 个国家提供了智慧城市监控技术。”典型项目模式通常由中国政策性金融支持，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约 2.5 亿美元贷款，同时要求采购中国企业设备。监控系统通常包括成千上万台摄像头以及数据中心，由华为或中兴建设指挥控制中心，而海康威视提供摄像设备。

比如，肯尼亚是非洲最早采用中国“安全城市”系统的国家之一。2014 年，该国政府、当地电信公司萨法利通信公司 (Safaricom) 和华为合作推出了全国公共安全通信与监控系统。该系统原本旨在打击犯罪，然而许多批评人士称该系统也被用于监控示威组织者和政治反对派。

此外，尼日利亚则是非洲最大的监控技术买家之一。报告指出，该国在面部识别和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上的支出超过 4.7 亿美元。乌干达的系统规模也迅速扩大。该国在 2018 年部署华为摄像网络后，监控系统已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并具备面部识别、车辆追踪以及自动交通执法功能。

然而，英国发展研究所发现，这些系统并未明显降低犯罪率。报告直言：“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智慧监控减少了恐怖主义或严重犯罪。”相反，研究团队引用人权组织的话表示，这些技术很可能被用于政治控制。例如，“监控反对派领袖、和平异议人士和边缘群体，以加强执政者的权力”。

研究还发现，多数国家缺乏监管框架。许多国家虽有数据保护法，但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公共空间视频监控、面部识别或人工智能系统的法律。更严重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在部署监控系统前都未进行正式的人权风险评估。

最后，报告表示，公共安全监控并非完全不可接受，但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研究团队建议，政府应在部署监控系统前进行人权影响评估，建立明确法律规范，并设立独立监督机构，以确保监控“合法、必要且相称”。他们警告：“如果缺乏透明度与监督，智慧城市技术可能延续殖民时期以来的监控传统——只是从人工监视升级为人工智能驱动的全天候数字监控体系。”

三、西藏之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加速同化与镇压非汉族群

3 月 12 日，中国人大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律一经推出就引发了国际舆论哗然，批评人士普遍认为该法律“将进一步侵蚀非汉族群体的身份认同，并可能将任何质疑这种‘统一’的人定性为可受法律惩处的分裂分子”。

声明封面截图

西藏之声在法律发布前夕就表示，该议案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学习普通话，并赋予政府跨境追责权，“旨在加速同化与镇压非汉族群”。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共计 62 条，于 2025 年 9 月 8 日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指出，议案如获通过，藏语等非汉语言的使用空间将进一步缩小，境内外异议人士将受到更严重的打压与报复。

该法案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必须学习普通话，并在 15 岁前“基本掌握”。法案第 61 条赋予政府跨境打击的法律依据，要求追究境外个人或组织“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法律责任。

人权观察表示，新法草案企图取消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 年通过）明文保障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转而强调汉语普通话的主导地位。

该团体表示，这部新法将建立广泛法律框架，为中国当前从境内到境外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强迫同化提供正当理由。一旦通过，这部法律可用来加强意识形态管控，以取消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等手段打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并促进对中国境外的控制。

类似表态还有，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做法“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并加剧了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格巴图·托戈乔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要求在公共生活中掌握普通话也可能限制蒙语使用者就业的机会。他解释说：“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将使蒙人边缘化，因为汉语水平成为获得就业和晋升的门槛”。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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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制度基因》书评：极权主义在民族国家中已经被制度性编码，无法通过改革消除

2月26日，政治学者裴敏欣在网络媒体中国书评 (CHINA Books Review) 发表了一篇书评，讨论经济学家许成钢的新书《制度基因：中国制度与极权主义制度的起源》。文章指出，该书提出了一个理论：中国的极权主义并非历史偶然，而是由制度结构长期“编码”而成，因此难以通过（政治）改革来改变。

书评封面

裴敏欣总结了该书的三个重要意义。首先，它回答了学术界长期争论的一个问题：毛泽东去世之后，中国政治体制究竟属于何种类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处于极权体制，这一点基本没有任何争议，但问题在于，“毛时代的结束是否意味着中国从极权主义转向另一种独裁形式？学界并无共识。”常见的解释包括“后极权主义”或“新威权主义”。然而，裴敏欣认为，这些概念都难以解释中国政治的结构性特征。文章指出：“中国并未因为放弃阶级斗争、拥抱资本主义而不再是极权体制，因为其基本制度并未改变。”

对此，裴敏欣在文章中推崇了许成钢书中提出的新概念——“区域管理式极权主义” (Regionally Administered Totalitarianism, RADT)。在这一框架下，中国政治权力仍然高度集中，例如党对产权、司法和干部任命的控制；但经济管理和行政事务则在很大程度上由地方政府执行。裴敏欣写道，这种结构意味着“政治权力是统一集中的，而经济管理却是分散的”。

书评进一步追溯了这一制度的历史来源。许成钢认为，其雏形可以追溯到1958年的大跃进。当时，毛泽东削弱中央计划机构的权力，将大量经济管理权限下放给地方。结果形成了一种新的政治动力：地方官员通过政治激进或夸大经济成绩来争取中央认可。

文章以大跃进为例指出，这种竞争机制曾造成严重灾难：“各地竞相建立‘土法炼钢’的小高炉，生产出的钢铁毫无价值；与此同时，各地虚报粮食产量，并向农民强行征粮，最终导致大饥荒，饿死三千多万人。”

不过，这一制度也在改革年代产生了不同的效果。邓小平时期，中央将地方官员晋升与经济绩效挂钩，从而形成地方之间的经济竞争。许成钢认为，这种竞争推动了许多地方政府采取市场化措施，例如吸引投资、保护企业产权等。

然而，书中也指出了该制度的结构性限制。由于国家仍然拥有干预和侵犯私有产权的能力，资本主义在这种制度中只是服务于党的政治目标的工具。文章指出，当政权认为私营经济威胁政治控制时，“它可以改变法律并实施新规来限制私营部门”。

裴敏欣表示，在定义了中国政治体制是一种极权制度之后，该书又提出了一个重要概念，即中国极权主义的“制度基因”。“在他看来，尽管这种独裁形式出现于20世纪，但其制度基因可以追溯到古代中国。”然而，他也解释了为什么中国的独裁基因如此强大：“既然所有社会最初都由专制统治，为何有些社会建立了宪政，而另一些社会却滋生了极权主义？许成钢的答案是，传统专制政权演变过程中发生的关键性制度变革，决定性地塑造了其未来的政治秩序。”

书中表示，中国的关键性制度变革分别是郡县制、皇权对土地的控制以及科举制度。“郡县制构成了一种自上而下的体系，使皇帝能够直接掌控人事任命，并将日常行政权力下放给地方官员。这种安排确保了地方官员的政治忠诚，也使得统治庞大的帝国成为可能。同时，皇帝对土地所有权的垄断——土地是农业社会中最宝贵的资产——确保了皇帝对经济的控制，并阻止了独立社会群体积累财富。科举制度则为皇室提供了招募和同化最有才华、最有抱负的人才的手段，并控制了他们的向上流动。”这些制度共同塑造了一种高度集中权力、缺乏独立社会力量的政治结构。

该书最后一个重点在于回答另一个困扰学术界的问题：中国这样的极权体制是否有可能通过改革转变为更加宪政的政治秩序？

然而，书中的结论非常悲观：历史经验显示，极权体制很少能够通过渐进改革转型为民主制度。正如文章所总结的，“这一理论迫使我们面对一个残酷的事实：极权主义很可能是无法改革的。”

徐成钢引用台湾的民主转型来强调不可改革的极权主义和可改革的威权主义之间的区别。在思考中国的未来时，人们很容易将目光投向台湾的民主成功，认为中国可以效仿台湾的道路。但徐先生认为这种情况不太可能发生，因为台湾从未拥有过同样的极权主义制度基因。台湾并入中华帝国的时间很短，因此支撑大陆专制统治的三大要素在台湾并不存在。与此同时，宪政主义的制度基因，例如私有财产权和民主政治，是在日本殖民统治时期形成的。更重要的是，1949年后统治台湾的国民党政权是威权主义而非极权主义，它缺乏像大陆毛泽东政权那样在台湾实施社会控制的制度能力。

因此，该书认为，唯一能够成功推翻极权主义的方式是通过革命而非改革。

裴敏欣认为，许成钢的研究以比较政治和历史制度分析为基础，为理解中国政治体制提供了一种新的解释框架。而该理论也“迫使我们面对一个诚实却残酷的真相：极权主义的确是不可改革的”。

二、美国企业研究所：中国经济预计在2030年开始趋向零增长

3月5日，美国企业研究所 (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 AEI) 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试图回答一个长期困扰经济学界的问题：在当前结构性束缚之下，中国经济是否会进入“增长终点”。报告认为，如果缺乏重大制度改革，中国经济将会从2030年开始滑向“零增长”，并在2030年代后期彻底停止增长。

文章封面

报告开篇即指出，中国经济在2020年代的表现可能“比官方承认的更为疲弱”。作者认为，许多常见政策工具只能带来短期效果。例如，“最常被讨论的解决方案，例如刺激消费，并不能在一年以上时间内产生显著而持续的影响。”

在分析中国增长前景时，报告提出三个核心结构因素：债务、改革停滞与人口变化。其中，人口趋势被视为最关键变量。报告指出，中国劳动力人口正在迅速减少，而老龄化速度却持续加快。研究认为，“人口结构的变化本身就足以保证中国在2030年代后期基本停止增长。”

报告特别提到，中国经济过去四十年的高速增长，很大程度上依赖于人口红利与资本投入。但随着出生率下降和社会老龄化，劳动力规模将持续收缩。相关研究也显示，中国人口老龄化速度在全球范围内都属罕见，未来几十年退休人口比例将显著上升，这将直接削弱经济增长动力。

除了人口因素，债务问题同样被认为是增长瓶颈。报告指出，中国在房地产和地方政府融资领域积累了大量债务，而这些债务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关系越来越不稳定。作者认为，继续依赖债务驱动投资，将使增长模式越来越难以为继。

对于当下的中国经济问题，作者提出了三种中国当局可能选择的解决办法：1. 进行改革，在一定程度上减少国家主导和过度生产；2. 通过加杠杆加大刺激力度，旨在提振市场情绪，而非像2008—2009年那样应对危机；3. 重新推行房地产市场。然而，作者认为后两者都是饮鸩止渴，并且在债务和人口的束缚下效果不佳，只有第一种能够提振经济。

然而，作者表示，“真正的市场化改革对习近平而言将是一次重大的政策逆转，其初期影响将包括国有企业在产能过剩行业的萎缩——这会带来政治风险。有意义的市场化改革可能被否决。”

报告同时对当前政策讨论提出批评。近年来，中国政府多次提出通过扩大消费来推动经济转型，但作者认为，这一策略难以改变长期趋势。报告指出：“刺激消费或许可以带来短期增长，但难以形成持续的增长动力。”

在这种背景下，报告提出了一个更为悲观的结论：即使中国继续保持一定的经济扩张，其增长速度也会不断下降，并最终趋近于零。作者写道，债务积累、人口下降以及改革不足“共同保证了一个结果：到2030年代后期，中国经济基本停止增长”。

不过，报告也指出，这一前景并非完全不可改变。作者虽然认为可能性不高，但仍然认为，如果中国实施大规模制度改革，例如改善资源配置、减少国有部门对经济的主导、提升生产率，增长仍可能维持更长时间。但正如前文所承认的，这类改革在政治和制度层面都面临较高难度。

总体而言，这份研究为中国经济长期前景提供了一个颇为严峻的预测：在结构性压力不断累积的背景下，中国经济可能逐步从高速增长阶段过渡到长期停滞阶段。而这一转折点，可能比许多观察者预期得更早到来。

三、外交政策：美国退出气候领导后，寄希望于中国领导并不切实际

《外交政策》(Foreign Policy) 近日发表了一篇分析文章，讨论一个日益突出的国际议题：在美国退出全球气候治理之后，中国是否可能填补领导真空。该文给出的结论是，中国可能会继续在清洁技术等领域发挥领导作用，但是中国更倾向于“在气候谈判中争取利益，而不是承担全球治理责任”。

文章封面

据悉，文章的背景是美国气候政策的重大转向。2026年初，美国再次退出《巴黎气候协定》，成为少数不参与该协议的国家之一。分析认为，这一决定削弱了美国在国际环境治理中的影响力，也为其他国家提供了重新塑造全球气候政治格局的机会。

在这种背景下，中国的角色成为讨论焦点。文章指出，尽管中国是全球最大的温室气体排放国，但它仍然坚持参与国际气候机制，并在可再生能源领域迅速扩大投资。文章分析了中国愿意留在《巴黎协定》中的三个原因：气候变化在中国被视为现实威胁；中国希望维护国际形象并扩大外交影响力；能源转型符合中国的经济利益。

然而，作者表示，中国是否能够成为真正的气候领导者仍然存在疑问。文章指出：“中国在气候外交中日益活跃，但这并不意味着它准备承担全球领导责任。”原因之一在于，中国经济结构仍然高度依赖煤炭和工业生产，这使其在减排问题上面临巨大压力。

文章以能源结构为例说明这一矛盾。一方面，中国在太阳能、电动车等绿色产业上占据重要地位；另一方面，其能源体系仍依赖化石燃料。分析指出，这种“双重结构”意味着中国既是能源转型的重要推动者，也是全球排放的重要来源。

与此同时，国际政治因素也影响着气候治理格局。作者指出，美国退出气候合作体系不仅削弱了多边机制，也改变了各国的战略计算。文章写道：“当美国放弃气候领导地位时，世界将面临一个新的问题：谁来制定规则？”

在这一问题上，中国的外交策略显得尤为关键。近年来，中国不断扩大在气候技术和绿色产业领域的投入，例如大规模建设太阳能和风电设施，并推动电动车产业发展。这些政策使中国在清洁能源产业链中占据重要地位。然而，作者表示，这更像是一种“绿色重商主义”的行为。

文章提醒，将中国视为“气候救世主”可能过于简单。作者指出，中国在国际气候谈判中仍然强调“发展中国家”身份，并坚持各国应承担“共同但有区别的责任”。这种立场意味着中国在气候治理中更倾向于扮演谈判者而非领导者。

最后，文章的结论并不乐观。虽然美国的退场为中国提供了扩大影响力的空间，但全球气候治理仍然缺乏一个稳定的领导中心。正如作者指出的，“美国的退却并不会自动让中国成为新的气候领导者”，“全球气候治理至少在未来三年内可能仍将处于失灵状态。”

「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使得地方政府对公共基础服务的财政补贴越发吃紧。」

特约撰稿人 曹风

日前，广州时隔12年拟再调整中心城区水价，一场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却引来诸多争议。

4月3日，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广州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针对广州市中心城区供水服务区域内（包括越秀区、荔湾区、天河区、海珠区、黄埔区、白云区、大学城区域）供应的自来水价格进行调整，并给出两个方案进行比选。

其中区别为，方案一的居民生活用水“保本微利”、其他用水“合理盈利”，方案二的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按成本定价、其他用水“合理盈利”。两套方案中，平均供水价格均由2.53元/立方米上涨至3.4元/立方米，涨幅达到30%以上。

改革方案中提到，此次自来水价格调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现行水价实施接近12年，城市供水成本已发生较大变化，广州市自来水公司的供水业务亏损从2020年的-4.47亿元扩大至2022年的-6.53亿元，供水销售收入已无法弥补含税成本；二是广州的居民生活用水量远超同期其他一线城市水平，需要增强水价的节水约束作用。

5月9日，广州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举行，参与听证会的17名听证代表， 包括普通居民消费者9名、非居民消费者3名、经营者1名、其他利益相关方1名、人大代表1名、政协委员1名、专家学者1名。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参会的17名听证会参加人均表示理解和支持水价调整。其中，9名听证代表支持了居民用水涨价幅度更大的方案一，7名居民消费者代表支持居民用水涨价幅度相对较小的方案二，还有1名代表没有选择支持的方案，认为调价幅度可以进一步调整。

随着听证会结果在网络上的传播，“被代表”的质疑声音开始出现。

有网友在听证会相关报导中，发现其中一名听证代表为广州荔湾区亲临食府负责人黄志辉。据《广州日报》“大洋网”报导，黄志辉在听证会上表示，“水电气作为经营的重要支出，每个月的水费支出为700至800元。水价涨幅不要太大，单价最好控制在4元以内，不要给企业增加太多负担。”

网友因此认定黄志辉为支持居民用水涨价幅度更大方案的9名听证代表之一，亲临食府在美团、大众点评、百度地图等软件上的留言区开始出现大量一星差评，有网友表示“为什么代表我们加水价，这种没有良心餐厅”。

疑似受到此次听证会风波影响，5月23日，广州市从化区发布通告，原定于5月28日召开的从化区自来水价格听证会“因故延期举行”。

广州自来水的涨价并非孤例，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多地的公共服务因为涨价、价量异常等情况已经屡次引发风波。

就在4月，重庆多名用户在互联网上发帖，称自从去年更换燃气表后，燃气费突然异常飙升，有用户表示，平时50元左右的每月燃气费，暴涨五倍到了270元。

4月13日，重庆市政府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并于19日公布初步调查结果，称当地涉事燃气企业存在错抄和违规估抄、燃气计费周期混乱、价格政策执行不到位、换表工作组织无序、工作力量严重不足、内部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六大问题。

其中重庆燃气集团沙坪坝分公司2024年1-4月因手动录入错误产生用气量增高的1085笔、涉及气量19.05万m³，未入住估抄错误产生用气量增高的106笔、涉及1.16万m³，长期未成功入户抄表造成累计抄表数按更高阶梯价格收费234笔、涉及27.91万m³。

调查组当日表示，重庆燃气集团上级机构已决定免去车德臣的重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

4月26日，联合调查组在深夜发布此次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共检定燃气表754只，只有两只表“转得快”，且未发现加注气体设备，智能燃气表无法通过远程或者芯片改写燃气表上的用气量。4月10日以来，共发现企业多计多收气费3837件，涉及气量1658905立方米，涉及金额3378971.64元。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重庆燃气的2024年一季度财报，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7.03亿元，同比增长4.33%；实现净利润-5144.32万元，同比下降1.76%。

重庆的闹剧之外，天然气价格上涨已经成为趋势。

起因是2023年6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表示要促进终端天然气价格及时反映市场与上游成本变化。，湖北、辽宁、江苏等多个省份也在随后出台实施意见。

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自2023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以来，超过130个市县发布了联动机制文件或者通知。其中，在目前已明确价格调整幅度的地区中，基础居民气价上调的平均金额为0.26元/立方米。

今年4月，江苏省丹阳市在发布的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方案中表示，按照该市居民用户占比达86%的第一阶梯的大多居民用户，户均年用气量178立方米测算，预计居民生活月均增加支出3.58元，年增加支出43元。

在价格联动机制推出之前，中国国内燃气企业上游依赖于“”三桶油”（即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供应气源，而各地城市燃气企业的营收主要依靠居民端燃气销售，定价权往往掌握在当地政府手中，利润则依赖于政府补贴。整体而言，地方的燃气供应企业在日常经营中掌握的自主权相对受限。2022及2023年的供暖季中，河北等地的城市燃气公司曾因为上游价格过高，出于减少自身亏损的目的，出现限制购买或断供天然气的情况。此前的天然气价格方案已经很难维持下去，涨价已是势在必行。

今年3月以来，中国国内已经至少有深圳、成都、莆田、福州、镇江、丹阳等六个市县调整了居民用气价格。其中，深圳第一、二、三档价格分别上调至3.41元、3.91元、5.16元，涨幅分别为10%、9%、6%。

水价、气价的上涨趋势已成定局，电价也有了上涨的传闻。

2024年5月，一则有关居民电费涨价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平台上传播，称居民电价将自6月1日起上涨，同时取消谷峰计价，改成分段计价。5月13日，中国A股电力板块持续走强，截至当日收盘，甘肃能源、西昌电力涨停，多家电力企业跟涨。

据第一财经报导，国家电网客服回应称，“暂时没有收到价格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也未收到供电公司的相关电价调整通知。”

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电价的上涨恐怕难以避免。

2021年，国家发改委在答复网民关于“建议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鼓励城乡居民多用清洁的电力资源”的留言时曾表示：进一步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要求......使电力价格更好地反映供电成本，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形成更加充分反映用电成本、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居民电价机制。

无论是水、气还是电的供应，在中国都属于公共基础服务行业，作为垄断或者准垄断行业存在，同时依赖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巨额财政补贴，才得以实现较低的供应价格，其中不少都处于长期亏损状态。如前述提到的广州自来水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为33.15亿元，当年获得的水资源费补贴、项目财政资金等其他收益就达到1.91亿元，但利润总额仍为-2.6亿元，持续亏损。

但在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尤其是因房地产行业萎靡连锁反应的土地出让金减少，使得地方政府对公共基础服务的财政补贴越发吃紧。（延伸阅读：《数说中国房地产行业：库存高企，销售暴跌，楼市的冬天还会持续多久？》）

仍以广州市为例，长期以来其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都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2022 年，广州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629.2 亿元，下降31.8%，其中土地出让收入1,552 亿元。广州市政府在预算报告中明确写明“收入下降主要是受疫情和房地产市场环境影响，区级土地出让收入低于预期。”（延伸阅读：《数说疫后中国经济：封控解除一年后，在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放眼全国的情况，2023年的中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70704.85亿元，下降9.2%，原因是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了13.2%。

补贴难以为继后，地方政府疑似正在“甩包袱”，把维持公共服务运营的责任转移出去。

早在2023年11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就联合发布一份《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强调引入社会资本，优先选择民营企业参与，同时“不因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额外新增地方财政未来支出责任”。

2024年4月，根据该《指导意见》，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修订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也强调“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运营”，其中关于政府提供投资支持的措辞，也从原本的“可由政府提供可行性缺口补助”，成了“严防新增地方隐性债务”。

「“我依然对中国的人们和文化饱含热忱，但生活的铁拳这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准备离开这里，去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特约撰稿人 范玉辛 发自北京

2023年的倒数第二天，我来到了一家位于九龙山附近的酒吧。除了几十平米的室内空间外，它还拥有可以承办小型音乐演出的露台。北京的冬夜异常寒冷，大风刮得人们耳朵生疼，但还是60多位裹着长款羽绒衣和围巾的观众聚在这里，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国面孔，安静地等待着面前的吉他手调音。这是爱尔兰独立音乐人康大卫（David Carey）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

“我在中国已经待了九年，只是写下这样的语句都会体会到那份时间的厚重。”在活动宣传推文中，大卫用中英双语这样写到，“生活在北京这个不断膨胀的超级大都市给我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我在这里上过班，组建过几支乐队，运营过一家让我引以为豪的文化空间……我依然对中国的人们和文化饱含热忱，但生活的铁拳这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准备离开这里，去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事实上，在疫情期间和开放之后，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外国人不占少数。而近年来，人们对“老外”，尤其是“西方白人”这一身份的态度，也在发生着转变：他们拥有着刺眼的“白人特权”，可以拿着国际机构或学校的高昂工资，或拥有优越的外派身份，穿梭在城市中最时尚的bistro和酒馆里，享受着对标巴黎、纽约的消费环境。这似乎使他们的离开显得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但我们在谈论老外时，似乎将很多千差万别的背景信息混为一谈，从国籍、人种、工作行业，到为何来到中国，是否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之中等等……他们的身份和故事同样是复杂的，在享受着“身份特权”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也在忍受着来自周边的恶意与歧视——两者可能在同时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康大卫的离开，以及他和插画艺术家Alice合开的文化空间小块儿的关闭尤其令人惋惜。这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他热爱中国独立音乐现场，对这里的人抱有善意，尝试并确实与此地构建了深刻的联结，却因为举办包含LGBTQ+元素的电影放映而受到警察的调查，在面临被起诉“非法工作”的风险下被迫离开。在这个故事背后的问题是，我们想要的开放、包容、多元、繁荣的社群生活和文化环境，需要由什么支撑？

一

大卫有一辆死飞，他住在胡同里，也喜欢骑着车逛胡同。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中心城区却如此低矮、紧凑。早晨，大卫通常会骑到宝钞胡同买面包，或到国子监买煎饼，再拐到安定门内大街上的临街小铺，用熊本熊自带杯接上一杯咖啡。附近有家用心做本地音乐推介的胶片店，同样身为音乐人的大卫常常会与店主聊上几句，挖掘新的乐队与风格。夜晚，他要么会去“school”看演出——这个在2015年吸引他留在北京的音乐场馆仍然坚挺着；要么则会回到小块儿——除了日咖夜酒的商业模式外，在几乎每个营业的晚上，小块儿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噪音现场、变装演出、喝喝画画、手工之夜……而大卫私人最爱的是每周日的“游戏之夜”。他与醉醺醺的顾客们以用户名相称，争夺当晚马里奥赛车之王的荣誉，胜者可以享受酒水折扣。参与比赛的人们认真但友善，笑着咒骂彼此，又共同为获胜者庆祝。在这片小小的天地里，大卫觉得开心又放松。

现在已经搬到柏林的大卫告诉我，这是他常在他梦中回顾的日子。

「若从“短六四”和“长六四”两个纬度来看待六四，林培瑞刚好跟这两个纬度，有很多的交集」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何流 ，端传媒音频制作人陈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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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已经过去35年了。对于这场运动的记忆，以及“六四”对于当下的意义，今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节点。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何流，近期拜访了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一位“六四”的亲历者。

林培瑞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荣休教授，现任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讲席教授。除了专注于汉语文学，他这几十年来主要支持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林培瑞在“六四”事件前后成为了新闻人物。当时，他是美国科学院的驻华代表，住在人民大学隔壁的友谊宾馆，结交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80年代的民主偶像、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方励之。日后的《方励之传》也是由他编辑和翻译的。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帮助方励之逃进美国大使馆，并最终成功保护方励之一家免于抓捕、流亡美国。

多年来，林培瑞一直参与海外的人权组织，经常翻译海外知识分子的文章，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另一种声音。他曾说：“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最坏的中国在那儿，最好的中国，也在那儿。”

本期"端闻"，何流与林培瑞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呈现80年代以及六四前后的经历，探讨如何以“短六四”和“长六四”两个纬度看待80年代社会的思想解放，以及六四之后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持续影响。

关于端传媒过往关于六四事件纪念的报导和评论，请参阅六四事件35周年特别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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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第三十五週年。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漸弱到消失，香港已無法成為六四紀念的重要支點。無論身處何處，對這場運動的記憶，與紀念六四對於我們當下的意義，在今年，又到了一個新的節點。

有一些定會被反覆提及的問題：過去的討論與紀念對不同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們對六四的理解與認知是怎樣形成的？ 哪些曾經被人們所忽視？ 六四的發生與結局，對中國的政治體制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香港國安法落地之後，紀念六四成為罪行了嗎？ 白紙運動後，這兩場公民行動被視為什麼樣的關係？

在六四三十五年的此刻，端傳媒從過去八年關於六四的所有報導與評論中精選了一系列文章， 在這個頁面裏，我們一同回顧這些年沈澱的回憶與紀念，以及 2019 年後，為了紀念六四還在持續的努力與抗爭。

歷史，多重曝光的記憶

關於六四的討論與省思，長期以來，集中在對運動過程的回溯與個人記憶的打撈。 這些保存歷史的努力，包括死難者的確認與名單整理，很多並非出自當年的學生領袖，而是來自當年其他的親歷者。 包括身亡學生家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在檔案中孤獨求索真相的教師，甚至是身兼「加害人」、證人、受害者身分的前戒嚴部隊士兵。

除了對運動過程本身的回溯，當時中國社會更大的背景是什麼樣的？ 在八十年代一度較為開放的政治討論環境和政改呼聲之外，失控的物價和接近 20% 的通貨膨脹率，如何點燃了人們的不滿？ 而在學生與知識份子被認作運動主角的主流敘事之外，工人與市民在其中是怎樣參與的？ 他們的政治訴求與學生群體有何不同？

最後，六四運動被軍隊殘酷鎮壓，這個結局給中國的政治體制、國家-社會關係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出動軍隊面對本國公民的和平示威，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暴露出嚴重問題。 在九十年代，中共政權轉身加入了全球化的市場體制與貿易鏈條，在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尋求績效合法性，來獲得國民的認同。

與此同時，知識群體與國家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八十年代具備一定自主性的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被體制吸納與分化。 六四之後，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失去了進一步本土化的空間，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許多知識份子轉向民族主義，以探求新的解釋，推動了民族主義思潮與民族情緒從九十年代中期的興起。 中國政府以績效合法性、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維穩體制為標誌的 「後天安門政治秩序」，在六四之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形成。

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並沒有持續太久的對華制裁，這也是中國可以順利發展經濟，並加入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原因。 日本與美國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六四鎮壓發生後，美國總統老布什暗中去信鄧小平，表態將避免更嚴重的制裁措施； 而日本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國家中唯一拒絕進行制裁，並迅速恢復對中關係的國家。 為什麼美日兩國當時會採取這樣的做法，背後分別有什麼樣的原因？

六四清場之後，眾多參與者面臨被捕或流亡的命運。 流亡者被迫在匆忙中離開故土，在陌生的國家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 在海外民運的紛爭當中，有人選擇了一種「半隱居」的生活，在學術的路徑研究與關注中國的走向。 而留在國內的被捕人士，有人將自由作為一生的事業，也最終為此付出了生命。

在三十年後回望六四，當上述複雜的背景和經過，往往只作為碎片式的畫面被展演與討論時，我們應該如何超越已顯僵化的論述，重新發現六四重要的社會運動價值，與當下的思潮和行動遙相呼應？

曾經，人們這樣紀念

1989 年 5 月 21 日，密切關注北京局勢的香港市民歷史性的百萬人上街遊行。 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也在此次遊行中宣布成立，此後 30 年，不間斷地舉辦維園燭光晚會紀念六四。

當年，也有香港學生北上支援，整個八九學運期間，香港中文大學就有共約30名學生赴京支援。 亦有數十名香港記者前往北京進行報導，在 6 月 4 日的凌晨，見證了軍隊從長安街的駛過，與槍響後倒下的市民。 還有一批台灣記者，專程在 6 月 4 日之後趕往中國，並前往成都、上海等地，希望紀錄六四鎮壓發生後各地的情況。

八九之後，香港維園每年的燭光晚會，成為全球參與人數最多、連續性最強的六四紀念活動。 而香港被看作中國人傳承六四記憶的重要陣地，在 1997 年之後，更是整個中國唯一可以高呼「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城市，扮演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難以取代的角色。

不同年份，維園燭光晚會的參與人數有所起伏，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思潮的興起也讓部分人質疑傳統的六四紀念對於香港自身的意義。 但是，六四記憶在香港的持續性，以及三十年來與本土的政治訴求和民間情緒的共振，成為香港一代人最初的政治運動啟蒙，也形成了有關香港自身的「記憶的政治」。

維園的六四集會，還是很多內地人接觸八九這段歷史的契機。 他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公開集會與政治表達的樣貌， 維園的人群與那些年香港的街頭政治和大大小小的社運一道，帶給他們過去的生活未見的影像，也讓很多人開始反思自己所受教育與歷史真相之間的距離。

除了維園的集會與直接的政治表達，香港文藝界多年來也在持續創作六四題材的藝術作品。 有的是紀實類的影像，有的是對六四符號的再思考和創造。 人們採用雕塑、舞台、行為藝術、影片等各種形式，既反映事件本身，也折射當代的社會氛圍和爭議——六四論述與記憶不僅僅是歷史，也是當代史，這一點在文藝創作中多有體現。

只是，在 2019 年之前，香港的六四記憶維護就已面臨多方困境。 籌備多時的六四紀念館，在 2014 年正式開展後，不久便被展館所屬大廈法團告上法庭，之後則經歷閉館、更換場所、被當局查封、最終轉移至網絡的命運。 傳媒界對於六四的報導，因中央政府對言論的愈發收緊，在香港也呈現出越來越政治敏感的態勢，集體回憶的承傳比以往更加艱難。 初中歷史課綱排除六四事件，在課堂講述這段歷史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窄。繼續以此前的方式紀念六四，是否將不再可能？

2019後，六四的聯結是什麼？

站在五年後回看，2019 年香港政治氣氛的波瀾起伏，不僅僅在反修例運動上。 當年 4 月，事關 2014 年雨傘運動的「佔中九子」宣判罪成，審判歷時79日，被稱為「世紀審判」， 這直接促成了 1989 年曾赴北京支援學生運動的香港學聯代表李蘭菊，特意為當年的六四維園燭光集會而從多倫多飛回香港。

當年參加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 2014 年以來的新高， 期間香港獨立樂隊、被稱為「六四樂隊」的 VIIV 演繹中國大陸獨立歌手李志的《黑色信封》開場， 大會播放的影片亦以李志的《廣場》為背景樂，大會指18萬人將維園球場擠得水泄不通。

2019 年六四 30 週年這天的維園場面，成為絕響。

五天後，反修例運動經百萬人遊行漫長開啟。 翌年支聯會再向警方申請維園作為六四紀念場地，被禁以 COVID 疫情和「限聚令」，該年 6 月底港版《國安法》實施。 經五年後，「紀念六四可能犯法」不宣於法而宣於心，2019 年的六四也成為最後一場香港的公開紀念活動。

儘管公開集會被禁，2020 年逾萬名市民依然如往年一樣進入維園自發集會，現場曾高喊現在已經被禁止的運動口號和歌曲。 在 2019 年之前，香港對於六四的論述和儀式看法曾出現世代分歧， 本土派年輕人和「大中華」民運人士對如何看待民主香港與民主中國的關係產生差異， 而至 2020 年，六四紀念延續的反修例運動情感則不言自明。

紀念活動各地開花，各區立法會議員、區議員街站和公民團體自發派發白色蠟燭、紀念單張等。

也是在是次集會上，自行到維園悼念的支聯會和民主派等 26 人，被控「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 至 2021 年 12 月，該案判刑，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鄒幸彤、前記者何桂藍等 8 人， 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公眾聚集」、「舉行一個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等罪成，被判 4 個半月至 14 個月不等。

2021 年，警方二度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集會，消息亦指當晚在維園附近身穿黑衣或點燃蠟燭，都可能被視為和集會有關。 時任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 Facebook 及 Twitter 上發布題為「燭光無罪 堅守陣地」帖文；鄒並於六四當日於《明報》發表題為〈燭光承載良知重量 港人執著說出真相〉文章。她向公眾表示，自己將以個人名義到維園紀念。

但六四當日早晨，鄒幸彤在其律師樓附近被捕，其後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當日，警方亦派出 3000 名警力維持治安。 支聯會本欲重開六四紀念館予公眾獻花，該館卻在 6 月 1 日遭香港食環署執法，指經營已8年的六四紀念館未有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屬無牌經營。

集會被禁，延續逾10年的街頭藝術成為發生在香港街頭幾乎唯一的公共悼念， 藝術家三木、盧樂謙、阿V等10位藝術家，在6月3日的銅鑼灣街頭「提前悼念」，為這個城市帶來勇敢的藝術形式，在禁忌之日表達仍存的真實情感。

最終，這一年的維園在警察嚴守下空無一人，惟入夜後，天后、銅鑼灣一帶再現六四光海。 路上不時可看到零星坦克車模型、燭光，街道亦見寫上「不要讓六四成為禁詞」的塗鴉。 在香港其他地區市民亦自發悼念，網絡上流傳隱晦表達的梗圖。

2021 年是失去的一年。 6 月 19 日，《蘋果日報》出版最後一份報紙，宣布翌日停刊； 8 月，成立於 1989 年的支聯會宣布解散，其後 7 常委因「拒交資料」被捕，警方定性支聯會勾結外國勢力； 9 月，從實體轉移到網上的六四紀念館網站，在香港遭到封鎖，香港 IP 需通過 VPN 才可登陸網站； 12 月聖誕前，旨在紀念六四、已樹立多年的香港大學「國殤之柱」及香港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香港嶺南大學的六四浮雕，先後被強行拆除或偷偷移走。

縱民情譁然，六四集會、紀念館及實體記憶至此皆被政府取締。

10 月 25 日，鄒幸彤為 2021 年的六四控罪自辯， 她在自辯詞中指：「 如果法庭要說，這樣一個沒有指定地點的行動呼籲，都是在煽惑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那我也很疑惑，這個集結是在指哪個集結、在哪裡的集結，是否地點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個時間點起燭光，就是在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如果這樣說，不如直接承認，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

2022 年，對觸犯紅線的恐懼開始展現影響，過往教會是紀念六四的重地之一，該年天主教香港教區卻決定從此不再舉辦追思六四彌撒。 至此，所有具名的、組織的六四活動皆在香港消失。 6 月 3 日，藝術家如往年悼念，至傍晚警方則拘捕數人。 到了 2023 年，行為藝術家們剛站上街頭就被捕。 2023 年的維園，被批准舉辦「香港回歸 26 週年嘉年華」。

縱然城市中仍可見燭光，但也是從這兩年開始，人們開始寄望台灣能接過紀念六四的棒子，海外紀念六四活動愈發遍地開花。 每個獨立的個體，在這時代重新拷問自己，悼念六四的初心是甚麼？ 那份觸動或憤怒又是甚麼？ 中國和香港的海外離散者，若未曾放棄將六四作為連結的契機，那麼其所追尋的連結是什麼含義？

一個擺在面前的問題是，當公共條件全部喪失，六四紀念會否如虞斷裂？ 除此之外，紀念週期也逐年縮短，香港的中小學校也不再主動教授六四歷史，圖書館相關書籍被下架。 公開的集體記憶消失之後，個人記憶及主流之外的記憶論述，可能接班嗎？

歷史也在此時更迭。 2022 年 11 月，江澤民逝世，他在六四後接任中國國家主席，開啟中共、中國和他個人的13年。 他的逝世難免提醒人們一個時代的結束。 2022 年底，大陸爆發反封控潮（白紙運動），成為新一代人的政治啟蒙， 而 2023 年六四老人王丹等爆出 #MeToo 醜聞，這條追尋正義之路開始面臨更為嚴格的審視，折射出人們對「民主、自由」的新闡釋的渴望。

2024 年 3 月，香港完成另一部國安條例、「23 條」的立法。 至 5 月 28、29 日和 6 月 3 日，香港警方拘捕獄中的鄒幸彤及其母親、友人等共 8 人， 首次動用 23 條，指 8 人在社交媒體上「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持續發布煽動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記者提問保安局長鄧炳強「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鄧答「日子不重要，重點是有人煽動對政府憎恨」， 記者續問「無叫口號、提及六四，是否已違法？」 鄧答「你講的問題不是最重要。」 與此案相繼的是國安大案「47 人初選案」的裁決（5 月 30 日），被捕 7 人中，有人獲保釋後即到庭外排隊聽審。

如此，2024 年的六四紀念形同冰封，而維園獲批於六四當日舉辦「家鄉市集」，空間意義繼續被改寫。 曾經，六四的主流論述在本土思潮、左翼反思下瀕臨「失效」，如今連這「失效」也不可得。

我們重回 2019 年前凍結住了的人聲熙攘，也關顧 2019 年後打壓下的勇氣與靜寂。 未來 2025、26 或更遠的年份，氣氛或有變，或無出其右。 但是，每個人，仍有權選擇自己閱讀、記憶或紀念六四的方式。

香港部分六四相關案件進程
（截至 2024 年 6 月 3 日）

• 鄒幸彤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12個月
  • 2021 六四煽惑集結案，「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罪，判囚 15 個月；2024 年 1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此兩案刑期部分分期執行，總刑期 22 個月
  •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鄒還押兩年，申請保釋被拒，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2024 年 5 月 28 日獄中再次被捕， 警方指其自 2024 年 4 月起，「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透過他人在「小彤群抽會」持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 鄒幸彤舅父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鄒劉華珍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劉家儀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關振邦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李盈姿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被以「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拘捕
• 陳劍琴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潘幼翠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同時被指於網上訂閱資助羅冠聰等人，違反《國安法》「以金錢或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罪
• 陳式森
  （三木）
  • 2024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用手劃出「八九六四」，被逾 20 名警員包圍帶走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遭警方截查
• 陳美彤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涉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 鄧岳君
  徐漢光
  •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即時服刑
• 支聯會
  • 2020-2021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李卓人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舉行未經批准集會」罪，判監 14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俊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桂藍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黎智英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13 個月
    *另有數項國安案件在身
• 蔡耀昌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2 個月
• 梁耀忠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梁錦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胡志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判監 4.5 個月
• 尹兆堅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張文光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陳皓桓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郭永健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趙恩來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麥海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梁國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緩刑 12 個月
• 何秀蘭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梁國雄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朱凱廸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楊 森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黃之鋒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岑敖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袁嘉蔚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梁凱晴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 羅冠聰
  張崑陽
  • 2020 六四集會案
  • 流亡海外，被法庭通緝

註：涉案類型和人數眾多，或有疏漏；名單上多人仍有其他政治案件在身，這裏主要呈現六四案件和近期大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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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1至4月，中国百强房企销售总金额为10914.1亿元，同比下降46.8%。」

特约撰稿人 穆鲁 发自新加坡

据德邦证券于2023年的测算，从总量来看，2022年房地产及房地产建造业对中国GDP的直接贡献占比约为10%，如果考虑到地产对其他上下游行业的拉动，占比可达20%。但近年来，由于地产行业持续低迷，房地产行业占GDP比例也有所下滑，从2017年26.6%下滑到2022年的20.3%。

2024年5月14日，地产商雅居乐集团首次发生美元债券违约，并在公告中指出，其已无力履行境外债务的付款义务。至此，发行美元债券的民营地产商除万科等少数幸存者之外，近乎全军覆灭。

中国房企此轮流动性危机起于政府试图“降杠杆”，控制房企债务规模的政策。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政策为2020年提出的“三道红线”政策，包括要求房企控制负债率在70%以下；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以及现金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大于一倍。而如果房企被划入红档，则被要求有息负债规模以2019年6月底为上限，不得增加。

在过去十余年中国房价急速攀升的繁荣时期，房企通常以高负债不断扩张、购地，并从购房者手中拿到预售款提前回流现金，但高杠杆的前提则是房价只升不降。中国政府严苛的降杠杆要求为房企扩张踩下了急刹车，但随之而来的是，高负债的房企面临流动性危机。

自2021年10月花样年作为首家中资地产商境外债券违约后，中国民营房企纷纷“暴雷”，无法按期兑付债券的利息或本金。国际投资者曾一度押注中国政府会不惜代价救援恒大，并买入恒大美元债券，但出乎意料的是，政府并未对恒大伸出援手，此后多米诺骨牌效应下，包括曾是中国销量最高的房企碧桂园等一众民营地产商，在之后的两年里也陆续暴雷。据彭博数据，截至2023年9月1日，以美元债券发行规模计的中国排名前50名的民营房地产商中，有34家已出现海外债务拖欠或违约。据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数据，从2020年至2023年年底，中资发行人的境外债券已有288个房地产行业债券出现违约，而非房地产行业的发行人的债券中，同期仅有43个债券违约。

借着一杯酒劲儿，我在深夜与你分享前一阵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观看《暗恋桃花源》的体验，以及近 20 年来反复看这部戏，我对它的理解和感情。

无论你是否看过《暗恋桃花源》这部话剧，都适合收听这一期节目。这不是一出需要介意剧透的戏，它太经典和熟悉了，哪怕你没有在剧场看过，也应该听黄磊、何炅在《向往的生活》中多次聊过。但话剧的魅力，在于剧场，在于你坐在剧场里感受舞台和当下的氛围、一气呵成的现场表演：如果你先听这一期节目再去看，大体上会对你的观看体验有所帮助；如果你恰好看完今年的巡演回来收听，也能丰富这一次的观剧体验。

在这一期，你会听到：

—- 当代年轻人生存与理想的困境是什么？

—- 为什么当下互联网中有那么多年轻人批评《暗恋桃花源》的声音？它真的「三观不正」吗？观众和作品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 为什么《暗恋桃花源》能长盛不衰近 40 年？

—- 当代年轻人爱情观念的冲突

—- 江滨柳是渣男吗？

—- 我和「江滨柳」都非常喜欢新版本的江太太

—- 为什么说这一版江太太终于「成为」了美茹？

—- 美茹恨云之凡吗？

—- 江滨柳 vs 老导演 VS 新导演

—- 1948 vs 1986 vs 2024

—- 悲剧《暗恋》明明是明恋啊！

—- 喜剧《桃花源》到底在闹什么啊？

—- 当代年轻人的困境 VS 暗恋桃花源：美丽的错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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