任何一个执着于教育的中国家长或学生——也就是说，几乎所有中国家长和学生——都知道张雪峰这个名字。作为中国最知名的教育类网红，张雪峰以提供直白到近乎残酷的建议而闻名，教人如何最大化提升成功几率。

文科？他断言只适合从事服务业。金融？如果家里没有背景，最好别碰。他语速飞快、言辞犀利，在批评者眼中，他是功利主义的犬儒者；但在数以千万计的粉丝看来，他代表了一种难得的坦率，敢于直面寒门学生所面对的残酷现实，尤其是在贫富差距加剧、经济增速放缓的背景下。

因此，当年仅41岁的张雪峰在周二因心脏骤停突然去世时，引发的不仅是震惊，更是广泛的反思。

在社交媒体上，人们追问：他究竟是将中国年轻人引向了更好的生活，还是扼杀了他们的理想主义？在他长期抱怨疲惫与过劳之后的猝然离世，又折射出中国高度内卷的工作文化怎样的症结？如果生命如此无常，那么为着越来越遥不可及的成功而精心规划，究竟还有没有意义？

周三，张雪峰去世的消息霸屏中国社交媒体，其中一个热门话题标签是“#张雪峰送给正在迷茫年轻人的一句话#：Enjoy your life”。另一个是“#过度自律#”，这源于官方媒体报道称，张雪峰是在他居住的苏州跑步后倒下的。

另一位知名的教育类博主朱伟在网上发表长文悼念，称赞张雪峰的活力与真诚，并呼吁自己的学生在追逐分数与工作的道路上放慢脚步。

“但我也知道，流量时代最残酷的是什么？是所有事情，不会超过一个月就会被遗忘，”朱伟写道。“大家又会回到自己的状态里，继续拼，继续熬，继续停不下来。”

张雪峰出生在中国北方的一个小镇。他本名张子彪，后来改为雪峰。据他在以往接受的采访中说，他考上了一所普通的大学，学习给排水专业，但对此并无太大兴趣。毕业后，他转而从事辅导和升学咨询工作。

他在2016年一举成名，当时一段视频中，他用后来标志性的高速、带点讽刺的讲述方式，在七分钟内概括了中国34所顶尖高校。他随后创办了一家咨询公司，根据学生的考分、家庭背景以及他们是更看重金钱还是稳定等因素，以冷静而现实的考量帮助学生选择专业、实习和职业方向。他的直播曾经吸引上十万人同时在线观看，课程收费甚至可达上万元。

他的名气不仅来自建议本身，也来自他语出惊人的风格。2023年，他曾表示，与其让孩子学新闻，不如把他们打晕，因为就业前景太差，这一言论引发了持续数日的网络论战。批评者认为他误解了教育的意义，甚至是在暗示家境不好的学生不应该追逐梦想。

“我出身普通老百姓，”张雪峰在回应中写道。“如果家境优渥，选择更多，不存在错不错的问题。但是大多数家庭，条件没有那么好，选专业就要选适合自己的，能让自己吃上饭的。”

总体来说，是张雪峰张扬的个性推动了他的走红，成就了他的事业。总部位于上海的澎湃新闻在一篇关于张雪峰的人物特稿中写道，他关于新闻学的言论引发的轩然大波反而让他的粉丝更加坚定：“评论区被一道声音占据——‘穷人需要张雪峰’。”

在另一次风波之后，张雪峰甚至开始销售一款印有“我错了，我道歉”的T恤。

但他最近也陷入了更大的麻烦。去年9月，在中国网信部门开展的一项整治所谓“过度渲染消极悲观”情绪的行动中，他的多个社交媒体账号被禁言或禁止被关注。

据中国官方的广播电视台报道，张雪峰是被整治的网红之一，称他在直播中“长时间使用污言秽语”。

但一些观察人士猜测，他真正的错误在于直言不讳地谈论年轻人的经济焦虑——而政府当时正试图淡化青年失业率居高不下的问题，并指责年轻人对工作过于挑剔。（也有人认为他是因为曾为“收复台湾”言论叫好而受到处罚。中国政府虽然宣称台湾属于中国，但也常常对被认为过于激进的鹰派言论加以审查。）

一个月后，张雪峰的账号得以恢复，并重新开始每周多次直播。他去世那天早上还进行了一场直播，随后像往常一样去跑步。

他的公司通过社交媒体发布了他去世的消息。据中国媒体报道，他身后留下了妻子和一个女儿。

本月为年度最大的政治会议聚集在一起时，中国政府勾勒出了宏大的雄心。它将继续增加军费开支。它将努力主导人工智能领域。它将强化其制造业实力。

但在涉及该国一些最脆弱的公民时，计划显然没那么远大。政府表示，将把农村居民的基础养老金最低标准每月提高20元，即不到3美元，使总额达到每月163元。

这一承诺的增幅是如此微薄，以至于引发了要求增加的广泛呼声——甚至包括中国的橡皮图章立法机构的代表们，他们通常在这场年度会议上都在赞美北京的计划。

“对农民有点太亏了，”全国人大代表、曾被毛泽东赞誉为劳动模范的村干部郭凤莲在周四结束的为期一周的北京立法会议上告诉一名中国记者。

郭女士描述了她看到八九十岁的农民仍在田间劳作，有时拄着拐杖或弓着背。“他们已经很老了，已经失去了体力劳动的能动性。但是生活的成本也很高，”据共产党刊物《工人日报》报道，她这样说道。

对于许多中国农民来说，这笔支出远不足以维持生活。根据2024年发布的一份政府报告，农村老年人平均每月在常规支出上花费约80美元。约有1.8亿人领取农村养老金，随着中国人口迅速老龄化，这一群体还将继续增长。（该养老金也覆盖没有受薪工作的城镇居民，但绝大多数领取者是农民。）

养老金的微薄是中国经济巨大不平等的明证之一，也是一个根深蒂固的挑战，而这些挑战往往被其在高科技领域备受赞誉的进步所掩盖。虽然在机器人或电动汽车等行业领先世界，但许多助力中国经济崛起的劳动者，如农民和低端制造业工人，正深受工资停滞和残酷竞争之苦。

而长期以来，农村居民享有的福利也远少于城镇居民。根据政府的2025年《中国劳动统计年鉴》，农村养老金的实际发放额为246元（约合36美元），但城市退休人员平均领取的金额几乎是其16倍，即每月约560美元(人民币3800多元)。退休官员得到的更多，平均每月940美元（人民币近6000元）。

作为政府咨询机构成员的律师周世虹建议政府努力消除这种差距。

“凡是涉及到国家出资或者国家财政补贴，对每个人的社会保障应该是人人均等的，”他告诉中国媒体，并补充说，政府应努力在2030年前将农村养老金提高到1000元。

事实上，代表们提高养老金的呼吁之所以引人注目，很大程度上是因为这是个十分克制的诉求。一些人呼吁将金额提高到每月500元（约70美元）。一位立法者指出，对于70岁以上的农民来说，这一增幅所耗费的成本不到该国一般公共预算支出的1%。

网络上的许多讨论都支持为农村养老金领取者提供更多资金的呼吁。

中国财政部长在上周的一次无关的新闻发布会上承认了确保民生的重要性，但也表示该国的财政收入“承压”，并要求减少开支。房地产市场的缓慢崩盘损害了地方政府的收入，而后者严重依赖土地出售。

然而，对许多人来说，主要的论据与其说是务实的，不如说是道德上的。他们说，中国的农民曾帮助建设了这个国家，当时毛泽东时代的政策要求他们以人为压低的价格出售农作物，将土地交给国家并缴纳农业税。

他们承认，城镇居民向养老系统缴纳的费用比农村居民多，但他们表示，该系统没有考虑到农民的历史贡献。

“这些贡献不能通过简单的缴费记录来衡量，”上海媒体《第一财经》的一篇评论称。“给农民涨养老金不是给农民发福利，而是在还账。”

乍一看，中国导演娄烨的新作似乎偏离了他一贯的风格。

这部电影没有触及那些为他赢得“禁片之王”绰号的禁忌题材——比如中国的新冠封控或六四事件。它也没有探讨普通中国人如何应对不断变化的社会，而这本是娄烨作品中最核心的命题。影片甚至没有对白，只有音乐。

这是一部关于中国摇滚乐队“重塑雕像的权利”的演唱会电影——也是娄烨数十年来剧情片创作后首次涉足非虚构领域。

对娄烨而言，这些差异在很大程度上只是形式上的区别。“我们把剧情片和纪录片截然分开，这本身就是一个错误，”去年秋天在他的电影《重塑雕像的权利“喝彩之后”南京演唱会》在北京首映后不久，现年60岁的娄烨在位于北京的工作室接受采访时说。

“只要有摄像机对着你，现实就已经发生了微妙的改变，”他说。

对明晰界限和分类的抗拒一直贯穿着娄烨的作品，也贯穿着他的人生。

他手持摄像机摇晃的镜头营造出一种现实主义感，但故事往往如梦境般，甚至带有奇幻色彩。影片常常以中国历史的真实时刻出发，却充斥着长相相似的神秘人物，以及层层嵌套的故事。

他最广为人知的是与中国审查机构的冲突，他约有半数的电影被禁止在国内公映。（因此，他有时被比作因电影入狱的伊朗导演贾法尔·帕纳西。）但娄烨也执导过在中国院线广泛上映的电影，这些作品预算庞大，明星云集，有时他甚至是在与审查机构就另一部影片周旋的同时，完成这些商业片的制作。

有些中国导演在职业生涯早期挑战审查制度，随后完全进入主流；还有一些则始终停留在边缘地带。但很少有人像他这样，持续在两者之间来回穿梭。

当被问到这一点时，娄烨说：“你说这是好事还是坏事？”

尽管他的电影已在戛纳和威尼斯电影节上获奖，但他表示自己最渴望的仍是触达中国观众，因为他们最有可能理解他的作品。为了能让一些电影在国内上映，他接受了大幅删减。（这部演唱会电影目前仍在等待更广泛上映的许可。）

娄烨的妻子、也是他经常合作的编剧马英力在采访中说，他们在把电影送审之前，尽量不去考虑审查问题。“如果那样做，你就永远拍不出电影，”她说。“如果之后真的出现问题，再想办法解决。”她补充道，比如删减或修改。

但娄烨表示，有些题材让他感觉如此紧迫，以至于如果不将其呈现出来，他就无法继续拍电影。2006年的《颐和园》便是如此，这部影片讲述了关于天安门事件后梦想幻灭的恋人们的故事，因为他本人在学生时代亲身经历过那些示威抗议活动。他的新片《一部未完成的电影》亦是如此，这部以元虚构（metafictional，也被称为后设，译注）手法展现疫情封锁期间电影拍摄的影片，源于他深切感受到疫情重新定义了人与人、人与屏幕以及人与现实之间的关系。

他说：“一般来说，只要不侵犯艺术家最基本的表达，我认为限制和障碍都是很正常的。但如果越过了那条线，艺术家可能就会反抗。”

他把这种反应形容为一种本能的反射，不受自己控制。“那已经不是电影本身的问题了，”他说。

娄烨出生于上海，父母分别是演员和表演教师。1985年，20岁的他考入北京电影学院学习导演。

那是一个大胆实验的时代，中国领导层开始放松对经济的控制，同时也谨慎地放宽了对文化的管制。那些年从电影学院毕业的学生后来成为中国地下电影的先锋人物。他们拍摄低成本电影，记录中国经济繁荣背后不那么光鲜的一面，并且不向国家电影局送审，这意味着他们的电影无法进入影院。

娄烨的成名作是2000年的《苏州河》，这是一部带有黑色电影风格的作品，讲述一个男人在破败的、工业化的上海寻找失踪恋人的故事。这部影片为他赢得了国际声誉，在鹿特丹电影节获奖，但也让他第一次与当局发生重大冲突。由于他未经官方同意就把影片送去参加电影节，结果被禁止拍片两年。

2006年以天安门事件为题材的影片《颐和园》让他再次被禁拍片五年。他的下一部作品《春风沉醉的夜晚》是在秘密状态下拍摄完成的。这部讲述同性恋情的影片于2009年上映。

近年来，娄烨也拍摄了一些面向更大众市场的影片，例如由中国影星巩俐主演的二战间谍故事《兰心大剧院》。但加州大学戴维斯分校研究中国电影的学者鲁晓鹏表示，即便是在这些影片中，他也运用了可能让普通观众不太适应的手法，比如跳切剪辑和含蓄的社会评论。

鲁晓鹏教授说，娄烨在北京电影学院的许多同学如今已成为中国最成功的导演，部分原因是他们拥抱了主流甚至民族主义的电影创作，例如歌颂中国军队。但娄烨“坚持自己的原则和美学”。

事实上，在《兰心大剧院》获得中国官方媒体广泛宣传之后，娄烨再次触碰了中国政府的禁忌：在《一部未完成的电影》中讨论疫情封控。该片于2024年在国外发行，目前在中国无法看到。

尽管有着特立独行的形象，娄烨本人却相当内敛。他自称是个内向的人，在许多电影中反复与同一批演员合作，他开玩笑说，部分原因是他不习惯结交新朋友。

但他偶尔也会流露出孩子气的喜悦——或者说叛逆。在娄烨拍摄讲述中国经济开放时期腐败问题的《风中有朵雨做的云》时，马英力拍摄了一部幕后纪录片。其中有一个镜头，娄烨在拍到一个满意的镜头后咧嘴大笑，还模仿爆炸的声音。

但在纪录片后面的一段里，当审查机构要求对《风中有朵雨做的云》进行大幅删减时，娄烨表示自己宁愿这部电影永远不要上映。

他团队的一名成员反驳道：“那我们其他人还吃不吃饭了？”

经过与官员长达两年的协商，这部电影最终于2019年在中国的院线上映。在首映式上，娄烨简短地对观众说，他刻意保留了影片中的删减和修改痕迹，以此作为审查干预的证据：“这些都是我希望观众注意到的。”

娄烨说，《风中有朵雨做的云》大概是他做出妥协最多的一部电影。但他仍然认为，让中国观众看到一份关于他们共同经历的记录是值得的，即使因为审查，这只能是一部——正如他曾经描述的那样——“二流版本”的作品。

他愿意与审查机构周旋，或许也说明了他希望国内外观众能关注审查之外的话题。

“一切都被简化为政治或非政治，”他说。“这完全破坏了电影与公众之间的对话”，也剥夺了观众按照自己的喜好解读电影的权利。

“它剥离了电影作为娱乐的价值，”他说，“或者作为一种电影语言的价值。”

娄烨的新演唱会纪录片本质上几乎完全是电影语言的呈现。他说，自己希望让这支乐队的音乐——他多年来一直很喜欢——自己说话。

在北京首映式结束后，娄烨短暂登台发言。他呼吁观众对导演可以创作的多样化电影类型保持开放态度。

“电影有很多不同类型，”他说。“所以我希望大家能关注它们。”

最近发布的人工智能视频生成工具Seedance 2.0能够根据用户的想象创造出令人惊艳的逼真视频片段，它在地球两端引发了两种截然不同的反应。

在美国，电影行业的许多人对此感到恐惧。一段据称是布拉德·皮特和汤姆·克鲁斯打斗场面的Seedance生成视频在网上广泛传播后，好莱坞的电影制作人和编剧们表示，他们的工作正迅速变得过时。

但在中国，许多人的反应是自豪和兴奋。短视频公司的股票大涨。中国最著名的导演之一贾樟柯分享了他使用Seedance制作的短片，片中真实的自己与一个人工智能版本的自己讨论电影创作。

“我并不担心技术会不会‘取代’电影。电影从诞生之初，就一直在和新技术共处，”贾樟柯在社交媒体上写道。“真正重要的，还是人如何使用技术。”

这种截然不同的反应揭示了中国与西方大部分国家在人工智能问题上更广泛的分歧：中国人似乎对人工智能更加乐观。

毕马威咨询去年对47个国家进行的一项调查显示，中国人是对人工智能最兴奋的人群之一。在中国，69%的受访者认为该技术的好处大于风险，而持同样看法的美国人只有35%。其他民调也显示出类似的差距。

问题是，为什么会这样？

答案可能与这项技术在各国的应用方式有关，也与政府和行业领袖如何谈论它有关。

无人驾驶出租车在中国十多个城市穿行，服务机器人在酒店和餐馆里缓缓穿行。中国科技公司推出了医疗聊天机器人，帮助用户避免在医院排长队。他们还把人工智能助手嵌入各种热门应用中：用户可以在地图应用里询问人工智能该去哪里吃饭，也可以在购物应用中让人工智能帮忙在两双鞋之间做出选择。

这是因为中国科技公司高度专注于人工智能的实际应用。相比之下，许多领先的美国科技公司一直专注于更抽象的目标，比如开发最前沿的模型，或实现通用人工智能。

此外，中国大多数领先的人工智能模型都是免费的，不像在美国，用户必须为ChatGPT等聊天机器人付费才能使用全部功能。（事实上，一些中国公司甚至通过赠送现金和豪车来吸引用户下载他们的应用程序。）

因此，中国消费者已经开始感受到人工智能带来的好处，上海的中欧国际工商学院研究数字经济的白果教授说。

“很多事情已经可以由人工智能来帮助完成，人们觉得这很有意思，也很有用，所以对它抱有相当多积极、主动的情绪，”白教授说。至于潜在的风险，比如失业或不平等加剧，目前仍然让人感觉比较遥远。

对人工智能应用的关注是中国高度竞争的互联网经济的产物。阿里巴巴、字节跳动和外卖巨头美团等领先企业陷入了一场争夺用户的持久战，而人工智能是最新的竞争工具。

中国政府也鼓励这种做法。习近平曾表示，中国的人工智能产业应“全面推进赋能应用”。官员们表示，人工智能可以帮助解决中国一些最棘手的问题，如医疗资源不均衡，或劳动力老龄化。

去年8月，政府提出了一项名为“人工智能+”的计划，目标是到2027年让人工智能应用普及率达到70%以上，到2030年达到90%。该计划称，人工智能将“推动生产力整体跃升”，并“打造更有品质的美好生活”。

由于中国官员将人工智能作为经济引擎来推广，他们可能也在压制那些对此更为悲观的声音。与自动驾驶有关的事故在网上曾引发广泛关注，但相关帖子随后遭删除。官方媒体还把出租车司机对失业的担忧与历史上的卢德运动相提并论。

中国也不允许独立的工会存在，而在西方，工会一直是人工智能最直言不讳的批评者之一。

国家不断释放出人工智能受到严格管理的信号，这也在一定程度上增强了一些中国人对这项技术的信心。在采访中，一些家长表示，他们愿意让孩子使用人工智能玩具或教育工具，因为他们相信政府不会允许这些模型产生任何有害内容。

许多中国学者、投资者和企业家提出了一个更为抽象的原因来解释这种乐观情绪：简单来说，中国在过去几十年里现代化速度极快，许多中国人已经习惯了颠覆性的变革。而技术一直是这种变革的关键。

中国科技作者阿芙拉·王（音）最近在一篇通讯中写到了她的祖母。当年祖母曾经为了买闹钟走了五个小时路，就为了让孩子们能够按时上学。“而今天，她的小米手机让她沉迷于网购，送货无人机在她的公寓上空飞行，”王女士写道。“人工智能看起来不过是那只一直向前滚动的车轮的下一次转动。”

对许多中国人来说，中国能够在人工智能领域与美国竞争是一种巨大的自豪感，也是中国取得巨大进步的又一证明。Seedance 2.0发布后，“Seedance 2.0在海外出圈”的话题在中国社交媒体上迅速登上热搜。

“在当代中国人的想象中，技术仍然牢固地占据着一个特殊的位置：它仍被视为向上流动的渠道，”王女士写道。

然而，无论是政府还是普通公众，都已表现出更为谨慎的迹象。

一些中国内容创作者对Seedance 2.0的强大能力表示不安。

一家中国知名游戏开发公司的创始人冯骥在网上写道，知识产权法将面临“空前冲击”。迪士尼以及代表好莱坞主要电影公司的美国电影协会已经指控开发Seedance的中国公司字节跳动侵犯版权。（该工具发布不久后，字节跳动宣布将暂时限制生成包含真人形象的视频。）

用户还提出担忧，认为政府的监管很容易规避。一个中国女权团体最近指出，在中国社交媒体上公开流传着制作色情深度伪造的教程。该团体表示，他们尝试举报这些图片，但没有成功。

中国政府也开始更加直接地讨论这项技术可能对就业、心理健康以及共产党执政稳定带来的潜在影响。

官方通讯社今年1月报道称，政府很快将发布一项行动计划，以应对人工智能对就业的影响，因为自动化可能取代某些行业的工人。

政府还要求人工智能公司设置广泛的安全防护措施，包括屏蔽政治敏感内容，以及防止用户对人工智能伴侣产生依赖。

中国领导人近日在共产党领导人会议上警告称，尽管人工智能潜力巨大，但中国绝不能让其“失控”。

在中国各地，教育竞争之激烈众所周知，家长们正纷纷转向人工智能，希望获取竞争优势。一些家长制作互动学习游戏，或用聊天机器人批改孩子的作业。还有一些家长借助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小工具来跨越语言障碍。

他们热衷于尝试新技术，这体现了中国用户在学习领域对人工智能的积极接纳；尽管许多美国人担心它会给学生灌输错误信息，或削弱审辩性思维。这种文化差异也有数据为证：2025年毕马威咨询主导的一项全球调查发现，超过90%的中国受访者表示对这项技术感到乐观，而在美国，这一比例仅略高于50%。

中国的这股热情催生了一个庞大且往往缺乏监管的教育科技市场，据一些估计，该市场规模已超过430亿美元，在这里，噱头和夸大宣传亦随处可见。然而对一些家庭来说，这些工具确实带来了实实在在的帮助。三位家长分享了他们的日常视频，展示了人工智能虽然不完美，但让育儿和教学变得稍微轻松了一些。

42岁的郑文琪（音）有一份全职的公关工作，还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她几乎没有时间练习自己的英语，更不用说教孩子了。她知道九岁的儿子需要更多的会话经验，但不知从何入手。

“就没有这个契机让他开口，”住在中国北部黑龙江省的郑女士说。

后来，她在网上的直播中看到一种可穿戴设备，这种设备能让她流利地说英语。

该设备由两部分组成：一个遮住嘴巴的口罩，以及一个挂在脖子上的扬声器。郑女士对着能消音的口罩说中文，然后扬声器里就会传出翻译的英文。她开始在家里戴它，每天30到60分钟。

这款名为母语星球的设备售价约人民币2500元。制造商是一家位于深圳的企业，据其宣称，该产品利用了中国几家科技公司开发的语音和语言模型。

郑女士表示，翻译有时会比较生硬。但她说，大约一个月后，儿子说英语变得自信了，并会主动发起对话。

郑女士还会与五岁的女儿一起使用该设备，女儿之前从未学过英语。现在，她已经能描述穿衣、穿鞋等日常活动。

“我们会说：‘我们说，现在是英语时间啊，我们大家都说英语，然后我带我挂着那个东西说，”郑女士说，“然后他俩就是自己会啥说啥。”

全职母亲李琳云（音）以前常常因为学习问题和10岁的女儿微笑（音）发生争执。

现在，李女士已经把监督微笑做功课的任务交给了一款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

“它就是一个24小时在线的一个老师， 而且知识渊博，还非常具有耐心，”住在华中省份湖南的李女士说。

李女士使用的是中国最受欢迎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豆包，由TikTok的母公司字节跳动开发。它具有摄像头功能，家长们称之为豆包的“眼睛”。人们可以用它来了解周围的环境，例如让豆包识别植物，或介绍博物馆文物的更多信息。（ChatGPT为付费用户提供类似功能；豆包则是免费的。）

经过多番尝试，李女士发现豆包对语法规则的解释比她自己清楚得多。

微笑说，她喜欢可以随时让豆包反复解释，而她的老师通常很快就继续讲新的内容了。“我觉得它讲的更详细，让我能听懂，”她说。

李女士还开始让豆包给已经做完的作业评分，只需给作业拍照然后上传到应用中。

李女士说，这个聊天机器人可以找出错误答案并进行纠正，尽管有时也会出错。

摄像头还可以监测微笑的坐姿。但李女士说，她很少使用这个功能，因为女儿不喜欢被监视的感觉。

李女士表示，她并不担心向聊天机器人提供这么多关于女儿的影像。在社交媒体时代，“我觉得我们也没有很多隐私，”她说。

而且由此带来的好处是值得的。她无需每月再花费几千块请英语家教，微笑的成绩也提高了。“可以让我们普通人的这个教育资源能够更加公平一些，”李女士说。

她还表示，自己和女儿的关系也改善了。“然后也就是亲子关系，其实如果想要缓解的话，真的是不能在作业上花太多时间，”她说，“给她鼓励就行了。”

37岁的殷星昱在深圳从事市场营销工作，在工作中会使用DeepSeek这样的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她开始思考这个工具是否也能帮到她六岁的女儿。

殷星昱不会编程，于是转而使用一种被称为“氛围编程”的方法：用自然语言描述需求，让人工智能模型帮助构建软件。她与DeepSeek一起为女儿开发了一个互动式英语单词游戏。代码是由聊天机器人为她写的。

她在社交媒体上分享了这些提示词，以便其他家长可以将其输入自己的聊天机器人，复制她的游戏。

殷星昱还尝试了其他模型。她使用谷歌的人工智能图像生成工具Nano Banana Pro，用女儿能理解的中文词创作连环画，主角是她女儿最喜欢的《疯狂动物城》和《冰雪奇缘》等电影中的角色。

殷星昱说，她并不担心女儿会对人工智能产生依赖，因为她设计这些游戏时更强调主动思考，而不是被动的刺激。随着女儿长大，她甚至计划鼓励她更多地使用这些工具，比如利用聊天机器人为作文构思点子。

“我觉得大概率这个未来是这样子的，你要去习惯，”她说。

并不是所有利用人工智能进行教育的尝试都取得了成功。一些公司推出的产品，被批评者认为噱头大于实质。

例如所谓的“AI自习室”，被宣传为一种实体学习空间，学生可以在那里使用由人工智能驱动的平板电脑学习，这些设备会根据个人需求制定学习计划。收费从每小时几十元到每月上千元不等。

2024年，有官媒报道了浙江的一个AI自习室，里面排列着隔间，学生们安静地坐在平板电脑前，平板电脑会根据学生完成作业的准确率和速度进行评估。

但一些家长和前员工抱怨说，所谓的“人工智能”其实只是营销外衣，背后不过是预先录制的课程或其他较为落后的技术，而那些平板电脑也只是普通的现成设备。

官方媒体还指责，一些自习室的经营者试图绕过中国2021年出台的营利性教辅禁令。该禁令旨在减少孩子的作业负担，并避免家庭在补课上花费过多。但许多教辅服务仍在地下运营。（这些自习室则表示，教学由人工智能完成，而不是由辅导老师，因此禁令不适用。）

据媒体报道，许多这样的自习室已经关闭。《纽约时报》曾两次尝试探访北京的一家AI自习室，却发现大门紧锁、空无一人，墙上的海报展示着家长的好评。

24岁的曾梅（音）去年在江西一家自习室工作了两个月，她的职责是确保学生不会偷懒。她认为，家长其实并不那么在意人工智能，而更在意是否有一个地方可以把孩子送过去。

不过，人工智能还是被用上了——只是使用的人是曾梅自己。作为工作的一部分，她需要为每个学生写学习进展反馈。

“我发现自己有时候词穷之后我就会给扔给它，”她说，“所以觉得在这个AI自习室，其实我用AI是用的最多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