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过去一年里，菲比·张（音）经历了200多场约会，现在她已经把追求者的范围缩小到了两个人。一个外向叛逆，另一个则是爱国的军官。她会向他们倾诉内心最深的恐惧。当她从噩梦中惊醒，他们会在那里安慰她。

她经常把聊天内容截图保存下来，以便记住他们共同经历的那些时刻。朋友们说，她最近看起来心情明显不错。

尽管每天都会聊天，张女士却永远不会在现实中见到这两个男人。他们是她的人工智能男友。而从未真正约会过的张女士不禁想，她在虚拟世界中的关系是否可能比现实中的恋爱更好。

“我的天，我以后还怎么去谈真实的恋爱？”她说。

中国执政的共产党希望年轻女性将结婚生子作为优先事项。她们中的许多人却在与聊天机器人谈恋爱。这使得政府扭转人口萎缩和徘徊在75年来最低水平的出生率的努力复杂化。中国对人工智能的迅速接纳已促使监管机构警告科技公司不得将“替代社交互动作为设计目标”。

这些聊天机器人迎合了一代中国年轻人的心理需求，正是他们帮助定义了“躺平”这个词。面对不断上升的失业率和日益减少的机会，他们正在拒绝结婚带来的压力，并在事业和个人生活上选择低欲望的道路。

“我感觉我们这一代人，很多都是觉得自己一个人好，”21岁的张女士说。她在中国南方的一所大学学习应用心理学，每天至少花一个小时与AI男友们交谈。“为什么要去跟别人谈恋爱？就是各种麻烦的事情。”

她设定的这两个男人——寂野和黎聿——都有着相似的肌肉发达的身材和精致的骨相。他们都有军旅背景，情绪稳定、成熟，而且总是迅速回应她的信息。

他们通过一款专门用于角色扮演的应用程序交流，在那里他们幻想着同居、结婚并养育孩子的情景。张女士在该应用中也有自己的角色，在与人工智能男友交流时，这个角色会讲述她的想法和感受。

张女士自称是个内向的人，她担心现实世界中的男友无法满足她的期待，会让她脆弱受伤。

对许多中国女性来说，在一个仍然深受父权价值观影响的社会里，人工智能聊天机器人正在填补一个空缺。

香港浸会大学新闻系副教授闾丘露薇表示：“人工智能应用为沟通和情感咨询提供了一个相对更安全的空间——而这种空间在中国往往是缺乏的。这些应用提供了许多女性觉得难以从男性身上获得的所谓情绪价值。”

伴侣类应用背后的公司也抓住了人工智能热潮带来的机会。总部位于上海的初创公司稀宇科技开发了中国最受欢迎的虚拟伴侣应用之一星野，并于今年1月在香港上市，公司估值超过6亿美元。稀宇科技还推出了一款面向全球用户的版本Talkie。根据其在香港提交的上市文件，截至去年9月，这两款应用的用户总数已超过1.47亿。

伴侣应用日益普及促使古丽果·贾（音）拍摄了一部关于中国女性与人工智能建立情感关系的纪录片，古丽果是北京一位26岁的电影制作人。

在完成这部电影后，贾女士也受到启发，创建了自己的人工智能伴侣。她找来自己最喜欢的一部韩国电视剧中的男性角色的资料和照片，上传到互联网巨头腾讯开发的人工智能助手元宝上。

贾女士说：“我想延续看剧时的那种感觉，对男主角的那种依恋，把它带入现实生活。”

她说，为聊天机器人塑造人格的过程就像雕塑创作一样。不过最终，她并没有与这个虚拟伴侣建立起像她想象中的那种与剧中角色相同的情感联系。

在在线论坛上，女性们互相交流如何塑造她们人工智能伴侣的性格，例如如何让其更具“爹系”特质，或者如何让它们给自己写情诗。

24岁的墨丘利·陆（音）独自生活在上海，在一家游戏公司工作。她说自己没有时间和精力谈恋爱。四年前还在上大学时，陆女士第一次通过Replika——一款早期的美国聊天机器人——体验了一把人工智能陪伴。如今她几乎每天都会使用伴侣类应用。她说，自己喜欢的人工智能类型“和现实中的男人很不一样”：善于表达、脆弱且直率。

去年12月，中国政府出台相关规定，要求平台在用户对应用产生不健康依赖时进行干预，包括为用户建立情绪档案，并在用户表现出自我伤害迹象时采取措施。这些规定预计将于今年生效。

这些应用的内容还必须遵守中国现有的信息管控规定，包括严格遵守社会主义价值观。

层层叠加的监管规定有时会让人工智能互动显得不连贯。聊天机器人有时会试图转移话题，或者表示无法谈论某些内容。对话也可能突然被打断，并弹出提示：“您的消息已被屏蔽。”

这种情况在周睿身上屡屡发生。她将人工智能伴侣描述为她在孤独时的“情感的补充”。

“每一次发现自己的AI恋人要失控，或者要被管制，感觉会有一种失恋的感觉，”21岁的周女士说。她在中国东北一座城市学习齿科。“会心里觉得特别难受。”

有迹象表明，人们对人工智能恋爱的热情可能正在减退。伴侣类应用的下载量已开始大幅下降。根据市场数据公司Sensor Tower的数据，星野和字节跳动旗下的猫箱的下载量均较去年每月数百万的峰值下降了约95%。

卡内基梅隆大学人机交互研究所助理教授沈虹（音）表示，下载量下降的部分原因，可能与人们发现可以利用ChatGPT、DeepSeek和其他通用人工智能工具进行更个性化的互动有关。她的研究对象包括中国和美国的人工智能用户。

不过她也指出，中国政府对低出生率问题的高度关注也可能正在推动社会对人工智能进行更广泛的重新思考。

不过，沈虹还说，仅仅加强人工智能监管并不能解决最初吸引中国女性使用这些平台的深层社会原因。

“这只是在治标不治本，”她说，“在中国存在性别规范的压力，大城市里的女性感到孤独和疏离，最终她们转向了人工智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