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网红张雪峰因心源性疾病猝死。有人评论说，张雪峰一生做的事情，都是要帮普通人家找到一种确定性，但他的死却是对确定性最大的否定，这太讽刺了。

我不想讨论张雪峰的价值观、水准或世俗成就，因为我看不起他。不过，关于确定性的评论却引起了我的兴趣。在我看来，很多人一生都在追求确定性，但其实人生的真正价值却在拥抱不确定性，罗素说的不错，对确定性的追求是人类的天性，却是一种理智上的恶习。

概率论的奠基者之一拉普拉斯认为，如果一个智慧生命知道某一时刻所有自然力与物体位置，且能分析这些数据，那么未来就像过去一样呈现在眼前。但我们能做到吗？显然不能。所以，我们每个人的未来就本质而言，都是不确定的。

不要说人生，就连数学，曾经被认为是确定的体系，希尔伯特“所有数学真命题皆可证”即是其代表，但数学内部其实也存在根本性的不确定，哥德尔不完备定理早已证明，任何足够强的自洽数学系统，都存在不可证真也不可证伪的命题，因此，数学不是完美封闭的确定性大厦，而是有边界的自带不确定性的体系。

不止数学，任何一种理论，若描述现实，则必不确定；若确定，则不描述现实。不确定源于人类局限，认知与行为的局限。心理学家菲斯克说，人类都是认知吝啬鬼。人脑为了节能，会尽量简化不确定性，而用经验、法则乃至刻板印象去快速下判断，这当然不准确，有时还大错特错，于是制造出更多的不确定。

所有成功学或心灵鸡汤都是对不确定的简化，大多数还是极其恶心与错误的简化，但没有办法，认知吝啬鬼们总是会大口大口地痛饮这些鸡汤，只为了给自己的未来加上一份根本不存在的确定保险。这不无初民社会的烙印。初民社会不区分自我与世界，而是所谓“万物互渗”（巫术由此而兴），因此不确定性被转化为可沟通、可影响的神秘力量。成功学就是旨在消除或转化不确定性的现代巫术。

然而，现代性某种意义上正是被制造出来的不确定性。人们靠抽象系统——货币、知识、制度、信仰获得安全感，但这些系统本身又制造新的不确定。想想美以伊冲突以来川普画K线的种种把戏吧，石油、黄金、美元、股市的剧烈波动，让投资者要吐了都。

人厌恶不确定性远甚于厌恶已经蒙受的损失，这根植于人类心理，因为不确定会引发深深的焦虑。而越焦虑，人的控制欲反而会越强。怀疑配偶不忠的人会加倍控制对方，结果一拍两散，信任配偶的则会相对宽容，结果白头偕老。同样的，焦虑的家长歇斯底里地鸡娃，培养出除了做题什么也不会的人性残缺者，而不那么焦虑的家长则相对开明，希望孩子像一个人一样成长，而不是一个机器。

不焦虑的人之所以明智，是因为他们能拥抱不确定，承受失去或失败之险。风险是对未来不确定性决策的承担，蕴含着勇气、智慧与责任。对个体来说，不冒任何风险而稳妥地度过一生基本是不可能的，万一做到了这种人生也是极度乏味的。人生之所以值得过，正在于它的不确定性。像方程式一样确定地生活，是无意识的生活，如果我们复杂的一生只是无意识地匆匆过去，那就如同这一生根本没有存在过。因为这样生活就消失了，变得什么也不是了。自动化笼罩一切，星光与河流，鲜花与春天，欢笑与泪水，爱与梦想，都消失了。

前阵子我看足总杯八分之一决赛阿森纳打曼斯菲尔德，阿森纳是英超本赛季领头羊，俱乐部市值19.2亿欧元，曼斯菲尔德是小镇球队，前年才冲上英甲（英格兰第三档的联赛），市值只有600多万欧元。这俩对阵，大概就像一个中产阶级与马斯克坐在同一张德州扑克的牌桌上一样。

比赛却异常的精彩、动人。小镇球队的老板和球员都以阿森纳为偶像，而致敬偶像最好的方式就是在比赛中竭尽全力。最后比分是1：2，小镇球队惜败。进球的那个前锋差点哭了都，他之前从来没想过自己的球队能进足总杯八分之一决赛，更没想过能对阵偶像，然后自己还能进球。

这就是足球的魅力，也是不确定性的魅力。我们常说，足球是圆的，那么换句话说，不确定性也正是可能性。足球也好，人生也好，正是因为可能而美好，而充满魅力。

概率论的另一位奠基者伯努利说，不确定性不等于完全不可知，而是可量化的可能性。由此他生发出概率的经典定义：概率就是有利情形数与所有可能情形数之比。

伯努利所说的有利，是数学意义上的，即满足条件。那么，关于不确定就可以转化为关于满足条件的命题了。比如，我爱我的儿子，我不知道他两年后会上哪所大学，读哪个专业，以后又会做什么工作，但只要他健康、正直、善良，富含维生素、美学与创造力，就足够了。聪不聪明没那么重要，应试好坏也没那么重要。关键是创造力的学习，情感与美的学习，然后，形塑整全的人性。

庄子说，周将处于材与不材之间，又说，与时俱化，物物而不物于物。在我看来，有特质、有创造力，就是材；不被标准化、工具化，不被夺去自由、自在，就是不材。一个人，如果能够认识自己以及自己所身处的时代，与造化同游，运物而不役于物，那么哪怕前路有再多不确定，又有什么好焦虑的呢？就像保罗·策兰吟诵的，“我们在窗口拥抱，人们从街上张望：是让他们知道的时候了，是石头要开花的时候了，时间动荡有颗跳动的心，是过去成为此刻的时候了”。

看到苏州有那么多人排队送别张雪峰，还是非常感慨。这是2026年的年度场面，未来也一定有人不断回望这一幕。

张雪峰不经意间成了“寒门”的代言人。人们在他身上寄托了某种希望：对寒门子弟来说，生存比发展重要；为了“上岸”，不惜一切代价。

我把这称之为“张雪峰主义”。

小红书上有一个热门话题叫“上岸第一步，先斩意中人”。就是考公成功，马上和恋人分手，因为两人已经不在同一个阶层了。在流量巨大的讨论中，绝大部分网友都是赞成“斩意中人”的。

我当年读大学的时候不是这样。那时候我妈老是建议我看传统豫剧，希望我能从类似“陈世美”这样忘本的角色中汲取教训。那时候即便是乡下人，也知道有些东西比“上岸”更重要。

最能代表“张雪峰主义”的，当然是他本人。他非常辛苦工作，堪称“卷王”；他坚持跑步，用运动来对抗疲惫；他甚至说自己的理想就是猝死——这大概就是赢的极致。

我不否认有一些人根据他建议选“对”了方向，但是在“张雪峰时代”，寒门作为一个整体，处境是否得到改善？其实是一部分寒门赢了另一部分而已。

这就像衡水模式一样。衡中考上100个北大清华，但是河北全省的名额并没有多一个。

我觉得“张雪峰主义”的最大问题，是看不到“个人”。已经有好几个人写到，有学生想报考文科，但是家长迷信张雪峰的文科无用论，逼迫孩子学理科，最终导致孩子抑郁。

前段时间哈佛大学费正清中心执行主任Dinda来有杏书店分享，她曾经做过很多年记者。现场有一位新闻系同学提问，将来想做记者，有什么建议？Dinda说：去采访，了解别人的故事。

下来她问我：我回答得是不是有问题？现在是不是不该建议年轻人做记者？

我说：你自己都还想结束费正清中心的工作后重新做记者，为什么不能建议别人呢？

说这话的时候我就想到了张雪峰的暴论。他说出了一部分事实，不管是新闻学还是新闻媒体都不景气。但是如果有一个年轻人立志做新闻，即使是从功利角度，他也能够成就自己。

恰恰是“寒门”子弟需要警惕“张雪峰主义”。迷信张雪峰，信奉彻底的功利主义和实用主义，可能会成为一个自我实现的预言。

近日，福建一起“派出所教导员办公室内猥亵15岁少女”的案件，因一审量刑引发广泛关注。2025年6月，霞浦县牙城派出所教导员李某，在办理一起殴打他人案件时，以“了解案情”为由将15岁女孩小君及其母亲叫到自己办公室，后借故支开其母亲，在教导员办公室内，以“可能被拘留”相胁迫，对小君实施了包括“抚摸胸部、生殖器侵入口腔并抽插”在内的严重猥亵行为。2026年3月16日，霞浦县人民法院一审以强制猥亵罪判处李某有期徒刑2年9个月。案发后，被害人小君出现多次离家出走、自伤自残的情况，其父亲认为量刑过轻，已准备申请抗诉。

”一审判决

为何本案的认罪认罚不应产生从轻处罚？

综上来看，本案实际上涉及多个本可能被评价为“加重情节”的因素：考虑到被害人年仅15岁，因此使用“性进入”手段、造成被害人严重心理损伤分别可以构成一个加重情节。利用警察职权且在派出所内实施猥亵也可评价为一个加重情节。

三项加重情节并存，本案理应在5年以上的加重幅度内量刑，且可以在此基础上进一步从重处罚。而一审判决将“未成年人”“手段恶劣”“利用职务便利”仅作为三个从重情节，在5年以下幅度内予以从重处罚，同时结合认罪认罚这一从宽情节，最终判处2年9个月。这种处理方式，对行为恶性与危害后果的评价完整性存在明显疑问，量刑结论难以令人信服。

一审量刑偏轻的原因，主要在于将本应认定为加重情节的因素，仅作为从重情节予以评价。

不过，学界也有观点认为，本案在5年以下量刑是合适的。这是因为，本案涉及的这些情节都没有任何法律规范明文规定需要加重处罚，现有的行为和“聚众”以及“公共场所公开”在性质、种类、危害程度等方面缺乏相当性，按照同类解释的要求不能加重处罚。不过，即便认为应当在5年以下基本型幅度从重量刑的观点，也多认为本案量刑较轻，实际至少应当在3年至5年的幅度内量刑。

在有关本案的交流中，有学者批评道，小君实际并非“儿童”，本文类比猥亵儿童罪来认定强制猥亵罪的加重情节，有“比附”或“类推解释”之嫌。而罪刑法定原则要求，禁止对被告人不利的类推，因为这种对语义的超越，会破坏国民对行为后果的可预测性。需要说明的是，本文的分析并非将被害人解释为“儿童”，或者直接比附适用猥亵儿童罪的规定，而是对“其他恶劣情节”这一立法预留的开放性条款进行实质分析。把“性进入”和“造成自残后果”解释为“其他恶劣情节”，未超出该用语的合理范围。

从结论的合理性来看，如果在征得一个13岁11个月的儿童的自愿的前提下，实施“性进入”行为，或者在事后造成自残的后果，都能够直接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那么，对一个不过15岁的少女，使用胁迫这一强制手段，违背其意愿实施“性进入”行为，或者造成其自残，就也应当判处5年以上有期徒刑。

这是因为，考虑到被害人身心并无重大差别，后一行为因为相较多出了胁迫手段，反而具有更高的社会危害性和人身危险性，应当判处更重的刑罚。

量刑偏轻的另一可能原因是，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本案的量刑裁量中占据了过大权重。

然而，认罪认罚仅属于“可以从宽”，而非“必须从宽”。根据司法解释的规定，“对犯罪性质和危害后果特别严重、犯罪手段特别残忍、社会影响特别恶劣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认罪认罚不足以从轻处罚的，依法不予从宽处罚。”《办理强奸案件解释》也规定：“强奸、猥亵未成年人的成年被告人认罪认罚的，是否从宽处罚及从宽幅度应当从严把握。”

结合本案的手段、后果和社会影响，认罪认罚不应产生从轻处罚的效果。在司法实践中，被告人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后，检察机关会提出量刑建议，法院对该建议的采纳率普遍在85%以上，这种惯性使得量刑建议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了最终判决。本案是否存在量刑建议设置不当的问题，同样值得追问。

“派出所教导员办公室内猥亵15岁少女”一案引发广泛关注，不仅因为其涉及性犯罪与未成年人，更在于犯罪人身份和犯罪场所的特殊性。身着警服、头顶国徽的执法者，在代表国家强制力的派出所内实施性犯罪，其社会危害性远超普通猥亵行为。

对本案的判罚，不仅应当充分考量多重加重情节并存的事实，也应该体现对公职人员利用职权侵害未成年人的特殊从严处理。假如后续启动二审，期待法院能够准确评价本案在行为手段、危害后果、身份和场所等方面的特殊性，也希望此案成为进一步完善未成年人保护、强化执法权力监督的契机，让“最终庇护所”避免沦为犯罪现场。

无论网络还是现实中，一说到不要过分功利，就有许多人来一句“何不食肉糜”。在他们看来，即使再功利的行为也是对的，因为填饱肚子最重要。昨天关于张雪峰的讨论，很多人就用“先填饱肚子”为过分功利进行维护。

在这些人眼中，“理想”跟“填饱肚子”仿佛是你死我活不能共存的死对头。在中国社会，那些张嘴就是客观、“凡事都要两面看”的人，往往是比谁都极端的二极管。他们习惯曲解他人观点，将之极端化。比如你说自由，对方立马说“没有绝对的自由，你别想无法无天”，可现代文明社会的“自由”，从来就不是“无法无天”，而是法律保障与约束下的个人权利。你说钱不是最重要的，对方立刻曲解为“你一分钱不挣不就饿死了吗”，但“钱不是最重要”不等于“钱不重要”，更不等于“不挣钱”。

谈理想也一样，在他们眼中，“理想”等同于拒绝工作、拒绝赚钱、注定要饿死街头，所以谈理想的人肯定是“何不食肉糜”的现代版。这种极端的二元对立，恰恰是那些标榜客观理性的人所构建的思维牢笼。他们口中的“凡事都要两面看”，实则是用伪装的中庸之道，行极端功利之实。

什么是理想？我认为是生活的光。或明或暗，因人而异，但总要有一点。条件允许的人，可以尽全力寻求梦想，让这道光照亮整个人生。条件不允许的人，也可以在尽力填饱肚子的同时，努力挪出一点点空间来，捍卫自己生而为人的体面，即使艰辛，也有一点点光洒在身上。也就是说，理想并不是好高骛远，不是不切实际的幻想，更不是拒绝工作的借口。理想是人在面对平庸、琐碎甚至苦难时，依然能保持尊严和热爱的能力。

比如说，一份月薪两万但是自己非常不喜欢的工作，一份月薪五千但能满足梦想的工作，多数人会选择前者，少数人可能为了理想选择后者，但这不等于会饿死，它只是中国社会世俗眼光看来“很傻”的选择而已。如果一个家庭对孩子毫无支撑能力，孩子也只能选择一份月薪两千的工作勉强糊口，那么首选当然是填饱肚子，但在累得倒头就睡之前，每天挤出二十分钟为自己未来的理想做点准备，即使不成功，同样是生活的光、曾经为梦想努力过的见证。买不起大房子，但是在自己租的小房子里营造自己想要的家，淘一些看起来没用还花钱但让自己很愉悦的小摆设，也是一种理想的呈现方式……

说“不能只看钱”“不能只顾填饱肚子”，不等于“不要钱”“非要饿死”，而是希望尽力在生活里找一些光，让人生仍然存在一些可能性。

那些为了“填饱肚子”上岸的人，上岸之后，有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有了相对固定的下班和休息时间，能不能用空余时间寻找一下梦想呢？恕我直言，大多数人都不会，他们更乐意玩手机刷短视频，甚至热衷于应酬。

也就是说，以“先填饱肚子”去否定理想的人，即使填饱肚子之后也不会谈理想。很多家庭早就解决了温饱，甚至物质上已经很富裕，但教育孩子的方式不还是“你没穷过你不知道”吗？他们条件再好，也不允许孩子有梦想。

正常的家庭不是这样的。美国第二任总统约翰·亚当斯曾在1780年写道：“我必须研究政治和战争，这样我的儿子们才会拥有研究数学和哲学、地理、博物、造船、航海、商业和农业的自由，他们的孩子们才有研究绘画、诗歌、音乐、建筑、雕塑、织艺和陶瓷的权利。”

这就是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上一代人努力改变命运，是为了让孩子能够不走旧路，有寻找梦想的空间。但在中国社会，代际传承的惯性依然延续着古代农耕社会的那套标准，最“靠谱”的选择是“学长辈的经验，走长辈证明过的正确道路”，具体到现实，就是求稳定，最好当然是考公考编，然后找一个体制内的配偶。可以说，这是一种贯穿代际的精神怯懦。上一代人吃了苦，他们没有用这些苦为孩子铺就更宽阔的精神道路，而是把苦变成了一笔债——我吃了苦，所以你也不能太舒服；我放弃了理想，所以你也不配拥有。

“填饱肚子”被当作拒绝或贬低理想的正当理由，这背后不是对物质的朴素关怀那么简单，而是一种深层的恐惧与逻辑替代。这一点当然与中国社会的历史基因有关，在历史上的绝大多数时期，中国人都像鲁迅所说的那样，或是坐稳了奴隶，或是想做奴隶而不得，求稳定因此成为基因的一部分。生存经验塑造价值观：经历过贫穷与动荡的群体，会把稳定与物质安全放在首位。这种经验看似合理，但容易把“安全”绝对化，任何偏离稳妥的选择都会被视为冒险、不负责。

中国社会传统遵循的集体主义、家族责任和面子文化，也将社会评价固化，以至于个人梦想总被歪曲为自私或不切实际。为家庭负责往往被简化为“找稳定工作、挣钱养家”，个人理想被边缘化。

当实用主义被奉为圭臬，甚至成为评判一切人生选择的唯一标尺时，就会造成人们对“理想”的病态恐惧，以及将“填饱肚子”异化为一种道德绑架和思维懒政的借口。也正因此，他们将谈理想视为一种不知人间疾苦的矫情。他们默认人类的需求只能停留在马斯洛需求层次的最底端，没成为亿万富翁就没有资格谈精神需求（事实上成为亿万富翁之后，他们也不会有什么精神追求）。按照这个说法，人类的艺术和思想史基本就应该全部抹掉，因为没有几个人是在财务自由后才开始思考和创作的。

当父母对孩子说“你没穷过你不知道”时，他们真正想表达的并不是孩子缺乏生存技能，而是他们自己无法处理对孩子脱离既定轨道的恐惧。他们恐惧孩子选择了一条非标准化的道路，恐惧孩子因为追求理想而遭遇挫折，更恐惧孩子最终成为一个“普通人”而非“成功人士”。在这种恐惧的驱使下，任何偏离“考公、赚钱”这类路径的选择，都被视为危险的、不负责任的。说难听点，“你没穷过你不知道”的潜台词就是“我在生存焦虑里泡了大半辈子，凭什么你可以活得比我更像个人？”

即使那些有试错资本的家庭，对孩子的教育也往往过于严苛，趋向于稳定。这当然与财富积累的路径有关，这几十年来的财富积累，主要得益于全球化时代红利和内卷竞争，失去往往是一瞬间的事。因此大多数人崇尚零和博弈的社达主义价值观，将世界视为斗兽场，任何一点“无用”的投入（比如梦想、情怀、审美）都被视为对生存资源的浪费，都可能成为导致阶层滑落的致命弱点。

对于孩子来说，这种家庭氛围、教育模式和价值观，必然导致个体的空心化。即使能够填饱肚子，也无法掩饰内心的荒芜。因为内心没有光，没有热爱，没有内在的驱动力，因此一旦外在的评价体系崩塌，或者遭遇中年危机，他们就会陷入巨大的虚无和抑郁之中。因为他们从未被允许去寻找属于自己的光，他们只是父母恐惧的投影，是家族阶层保卫战中的工具人。

对于社会来说，如果大家都只谈“填饱肚子”，只谈“性价比”，只谈“稳不稳”，那就必然是饮鸩止渴，陷入恶性循环。

“理想”被等同于“何不食肉糜”，并不是理想本身“离地”，而是观察者将自己对生存的极度焦虑，投射到了理想身上。他们通过给理想贴上“矫情”标签，来合理化自己的精神荒芜，从而获得心理平衡。从这一点来说，二极管真的跟这个时代配一脸。

2020年11月，我在长春采访过张雪峰，那时候他很出名，但还没有爆火。我知道他已经有很多年了，是因为自己读书的时候，用远古像素看过他的全国高校贯口，那是考研还是小众的选择，绝大多数本科生都直接就业了。

新冠第一年时，“二本学生考研”还是个小小的话题，我跟他的采访约在了长春，跟访了两天，一起吃了铁锅炖大鹅、烧烤。当时他就每天跑10公里，暴瘦，人看上去很精神，在两个月前刚刚跑了人生的第一个全马。

我听了两场他的高校宣讲，张雪峰离开后，我自己留在长春，在考研培训学校里晃悠了几天，采访了很多二本在读生，最后觉得这个题目不太成立。我原本打算继续去苏州找他，后来感觉没啥意思，算了，回北京了。

长春这几个考研学校的校长，都是当年跟着张雪峰一起起步的，跟他有多年交情，每年要招生前就找他过来巡讲一遍，后两年的生源就有保障了。当时张雪峰的网络流行程度，能把高校大讲堂里的座位都招满，但不至于像后来那样，说任何话都容易变成网络热搜。此时他讲话还是脱口秀风格，语速极快，很多吞音，不停自嘲。而你只要听了两场他高度重复的宣讲，就知道他跟学术、跟研究关系不大，是一个金牌的销售和精彩的喜剧演员。

当时张雪峰跟我说，考研是个做不大的生意，马上全国高考志愿要改革，他打算之后全力扩大高考志愿填报，全国高考人多多啊，他每年淡季时会仔细研究那个高考填报手册，而全国真的花时间这么琢磨的人并不多。

采访中，他一直在聊知识付费、社群营销，告诉我他正在学习不同社群的分销方式，一直在看罗振宇、看樊登的生意模式。他要做乘法，要把自己的影响力更大规模地变现。

“我这么说，全国每年高考1000万考生，能上本科的有355万。这355万人是确确实实需要高考志愿填报服务的，假如说我卖一个几百块钱的产品，你觉得我能卖多少人？”我当时心中真的在算数，没想出答案，其实应该反问一句的：你觉得自己能影响多少人？

作为采访对象，张雪峰当年聊天态度算得上认真，2021年之前，他的知名度还局限在“考研”的话题上，而不是大众更关心的高考。我找他采访聊考研，其实是找了个当时少见的角度，回头看了一下采访速记，我发现，六年前我并未打算把他变成报道的主体，更多是觉得从这个资深网红的切入来写考研会很生动，我自己也想见见这个人。

再之后，就看到他做高考志愿做得风生水起，赶上了短视频和直播，名气指数级暴涨。我没想到他会变得这么红，也没预见到他本人就会变成新闻话题本身。

今晚听到他猝死的消息，一时不知如何消化。这几年同行们都常被“张雪峰说新闻学已死”的网络评论反复攻击，但这种讥讽的言论，绝大多数时候都是狐假虎威，说话的人，只是给自己的犬儒找到一个流行词语，他们也不关心张雪峰还说过什么。

在读书、升学上，我们寄托了过多对成功的诉求，这成功的标准也过于单一。张雪峰这几年的言论犬儒也好，功利也好，这只是一个机灵的聪明人对制度的解读。我们为什么不能同时有更多聪明人同台竞技？他的去世，让这个社会丰富有趣的声音又少了一个，一个热烈的人生就这么戛然而止，是一个悲剧。

2026年3月24日晚上，张雪峰去世了。对于张雪峰，我之前出过一期节目谈过，但是后来因为视频号限流，账号注销了。现在人没了，再来谈一谈张雪峰。

张雪峰的成功，是一个东北游民的成功，他以自身经历验证了王学泰《游民文化与中国社会》一书的观点，能把中国社会搅得翻天覆地的人都是社会游民。张雪峰是现代中国社会游民的代表，他出生于一个齐齐哈尔市破落工人家庭，其父是个铁路职工，其母是个下岗工人。后来通过高考进入了郑州大学给排水专业，据传他高考成绩只有480+分，如果是真的，这个成绩在山东河南这种地方连专科都考不上，可以说他能读本科全靠政策倾斜。

张雪峰进入郑州大学后，并没有适应高强度的专业学习，反而是挂科不断，其实这也很好理解，他一个靠政策倾斜进入河南唯一211大学的东北人怎么可能和黄泛区费拉做题家PK自虐能力。为了减轻家庭负担，张雪峰不停地在校内从事各种兼职。最后他因为挂科太多，从大学肄业。在中国读过大学的都知道，中国高校教育非常之水，想在中国大学肄业比顺利毕业难多了。从张雪峰身上，我看到了牢A斯奎奇大王孔选仲的影子，孔同学也是流民社会的混子，两度赴美，都以失败告终，不过他俩家境相差太多，一个中国混子，一个美国混子。

张雪峰在大学也不是没有发光点，比如他曾在学校主持人比赛中获奖，并且沉迷于大学社团活动，比黄泛区费拉做题家强大的语言沟通能力，就是他最大的优势，这个可能跟满洲地区的习俗有关系，东北人作为移民后代，大部分语言沟通能力都很强。而且你读过大学就知道，那些天天泡在学生会、学生社团的人社交能力都很强，和辅导员走的都比较近，比较讨辅导员、书记喜欢。

大学毕业后，张雪峰进入了考研辅导行业（在这期间，他还伪造履历，说自己是清华的研究生），最后凭借互联网走红。本人参加过考研，也读过研，以我的经验来看，考研辅导也就数学课（我考的中国近代史没有考数学）和政治课有用（因为每年内容都不一样，你需要有人给你画重点，建立知识体系），我专业课、考研英语都是自学，唯独考研政治买了盗版网盘课跟着学了下。所以考研辅导这行业门槛极低，你业绩好坏全看销售水平，张雪峰在学校混出来的社交能力正好适合做销售，其实以他的市侩和口才，卖老年人保健品可以更赚钱。

张雪峰做大之后，又涉足了高考志愿填报行业。这个行业水更深，我压根不相信在今天的中国，一个人的命运可以由大学和专业决定，大学取消分配后，高等教育早就已经大众化，张雪峰推荐的带电工科和法学专业行业壁垒确实高，但是有几个人能学懂？大部分人根本学不会带电工科，毕业后想考个研究生都难。我认为大学学什么都无所谓，你自己学习能力强，情商高，学什么都能出头，你自己数学、物理学习能力差，把你分配到带电工科，你照样学不会，学不会等于白扯。

从上面的分析你就能看出，按着传统观点来看，张雪峰就是个市侩小市民，绝对算不上良家子，他身上带有很强的江湖气。这种江湖气你能从《水浒传》这种市井小说中体会到，张雪峰仿佛就是元杂剧里面走出来的人物。看到他我就联想到了淮北黄泛区的朱元璋，这些人都算不上良家子，都是深谙江湖规矩的老江湖。

张雪峰之所以能在中国互联网大火，主要因为他的市侩形象太符合编户齐民的胃口了。当家长向他咨询选校问题时，他满嘴脏话，一脸痞相，动不动蹦出老子、他妈的等口头禅。但是编户齐民就喜欢这种人，越是粗鄙，越觉得接地气，比那些高高在上的专家教授亲切多了。老师骂你都是为你好，那些不负责任的老师才懒得说你呢，这话熟悉不？所以张雪峰越粗鄙，对咨询家长越不耐烦，喜欢他的人越多，张老师真是宅心仁厚啊，又骂醒了一个。

张雪峰很会煽动编户齐民的情绪，他知道编户齐民最渴望老鼠上桌，最希望翻身农奴把歌唱，所以他把大学里的教授都说成是学阀，大学里的烂专业都是坑害学生的，而他因为披露真相被各种针对，他的受众其实就是那些天天把“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挂”在嘴边的学生和家长。

最讽刺的是，张雪峰口口声声要帮助穷人，但是他赚的就是底层的钱，试问，但凡父母读过本科的谁会找他给孩子报志愿。他的产品动不动就是一万多起步，对于那些工人农民来说，这可能是两三个月的家庭收入。我不止一次的和大家讲过，任何社会都存在阶级，你越恨比你阶级高的人，你越容易被那些声称对穷人好的人骗。商鞅搞军功爵制，把贵族消灭，秦国老百姓彻底堕入地狱。汉武帝迁徙天下富户到长安，打击豪强，结果百姓十室九空。武则天开科举，用寒门打击关陇贵族，结果制衡皇权的最后一道障碍也被消灭，宋明以后中国彻底进入皇权独大局面。但是编户齐民就喜欢黄巢、朱元璋，因为他们可以消灭贵族。张雪峰也是这种煽动底层民粹的人，文科教授都是学阀，普通人千万别学新闻学，那都是学阀掌握的学科。你看，这不就契合了编户齐民对上层社会的仇恨了吗？哎呀，张雪峰老师真是穷人的大救星，他说真话被门阀权贵针对了，我们更要支持他了。而且张老师还说过祖国统一他要捐五千万之类的话，那更得支持了。

张雪峰兜售的成功学也很简单，就是告诉费拉做题家，穷人千万要好好学习，千万要选个好专业，只有这样你的人生才有保障。那请问张雪峰老师，你大学有好好学习吗？你如果好好学习，你怎么会肄业呢？张雪峰当年如果顺利毕业，进入央国企施工单位，去工地做排水，现在工资一个月也就一万多，在房地产不景气的背景下，随时可能被裁员，他这辈子都不可能赚这么多钱。

说句让做题家破防的话，张雪峰之所以能拥有这么多财富，恰恰是因为他不学习。他的财富主要来自于他的江湖手段，见人下菜，扯虎皮做大旗，通过各种捐款认识一些人物，建立自己的关系网络（他是江苏省人大代表）。请问这些手段，费拉降虏编户齐民性压抑做题家会吗？他们见了女人都不敢直视，遑论什么江湖手段了。其实不止张雪峰，牢A孔选仲、吃瓜盟主都是这种老江湖，他们知道受众爱听什么，所以能短时间内做大。这其实就是游民社会的特点，你在一个高度原子化的社会，面对一群没有武德的费拉降虏编户齐民，但凡有点组织能力和江湖手段，只有胆子大一点，你就会像是狼入羊圈一样，大杀四方。以上这些，正是张雪峰成功的关键，我估计我是全网第一个讲透的，这也得益于我对斯宾格勒文明季候论的研究。

所以做题家最该研究什么？其实不是选什么专业，选什么学校，也不该把时间精力全部用在做题上，做题家最该研究的，其实是他们生活的中国社会，只有把中国、中国人研究透，后面才能变现。在对真实中国社会的感知能力上，大部分985、211做题家可能还不如那些早早辍学，混迹于夜场的男模、果盘女。

这里我再补充一点，从张雪峰最后几年几乎癫狂的状态来看，他可能在编户齐民做题家的吹捧下真的以为自己是争取教育公平的斗士，当然这也可能是他炒作计划的一部份，但是这都不重要了，重要的是结果，结果就是他成为了一个公众人物，甚至在舆论场上，他因为一些言论被禁言。

张雪峰去世后，做题家如丧考妣，纷纷怀念他，就如同他们怀念黄巢一样，在他们看来，社会失去了一位为寒门说话的勇士，信息渠道又要被门阀世家垄断了，所以让我们期待下一个收割者吧。下一个嘴里喊着六朝何事只成门户私计，心理盘算着怎么变现的人正在路上，只不过他可能比张雪峰割的更狠，正如春秋消灭了贵族，隋唐消灭了门阀，越往后，原子化越彻底，编户齐民被坑的越惨。

原创不易，请各位有武德的土豪量力打赏，谢谢支持。

一是，我不说，就看看：

二是，总会有说几句！

三是，我在想的是，为何这些媒体都在宣传伊朗节节胜利的新闻，是因为朴素的“正义感”吗？

后来发现不是。

看新华社的报道才知道，伊朗开出的停战条件，原来包含审判反对伊朗的媒体。大家为了不被审判，或许只能报道伊朗的好消息，也只能支持伊朗了！（当然，我说的不一定对）

几个观点：

一是，底线，因为讽刺张雪峰的死亡，千万级别网红留几手被禁止关注。正能量媒体观察者网评论说，留几手，首先要留住底线。

我个人不喜欢留几手，尤其是不喜欢这种没有多少道德感的人，但说实话，这个底线的尔字在观察者网的点评里出现，我还是忍不住笑了！

二是，作为一个表达者，为了保证自己不在这浩瀚的声音里被淹没，我经常会停下来看看自己，就像是克氏所说的那般，要静静的聆听，要聆听自己。

因为这份聆听，我知道自己的底线起码有几个。

首先就是保证文字的真实，其次就是保证自己不去害人，最后就是一定要悲悯，同理，用善意看待人间。

看见没有，与我的价值观而言，文字的真实是放在第一位的。

三是，克氏还有一句话：

“为什么我们心理上会有依赖？很显然，是因为我们自身的不足、贫乏和空虚，因为我们自身极度孤独；而正是这种孤独、这种空虚、这种内心的极端贫乏和自我封闭，才使我们依赖他人、依赖知识、依赖财产、及其他很多对我们来说似乎是必要的东西。”

当下的网络如此分裂，人间如此复杂，其本质的原因就有这个因为匮乏从而导致依赖的缘由。

其次，就是缺乏了基本的正义与善，导致的是非不分。

柏拉图也说过一句话：“一个社会最大的危险，不是贫穷，战争或疾病，而是人对正义的漠视。”

四是，几十分钟前我拉黑并删除了一个在微信里近十年的人，这个人是我小镇为数不多的朋友。因为是发小，在ta被欺骗落难回归之后，我第一时间请其吃饭，尽管因为当时自己也陷入泥泞并没有给予多少金钱上的帮扶，但那份心是真挚的。

我觉得能第一时间不去避讳，而是愿意在寒冷的节点去站到一起，这份心是应该可以感受到的。

但很遗憾的是，在ta的价值观内，唯有用金钱帮助的人才是真正的朋友，这是ta的签名。当然，这些毒鸡汤我并不在意，我在意的是ta动辄批评攻击那些生活还算稳定的人，诸如，有一位发小携带家人到某个国家旅行，ta会毫不避讳的在人家评论区留言说一句，好幸福哦，有钱真好，不像我，没钱，只能在家里呆着等等阴阳怪气的语言。

在ta的这种心性下，肉眼可见朋友圈的流失，到我今日拉黑，已经算是很晚的了。

讲了这么多这个无聊的人，我在表达什么？

其实还是那个道理，当匮乏的你所依赖的外物是扭曲得时候，渐渐的其实自我的内里也开始变得扭曲。

这个扭曲是需要意识到的，是需要停下来静静聆听一下自我，校一下方向才往前走吧。

谢谢！

近日，国内知名文学平台晋江文学城因内容审核标准问题陷入舆论漩涡，并因此引发了一场大规模的用户“发票抗议”。

风波始于晋江文学城于近日突然锁定热门女性向小说《女主对此感到厌烦》，相关提示为“文章设定有问题，锁文要求清理”。这一操作迅速引发读者的不满与质疑。

锁文事件引发舆论后，晋江平台管理员小明发帖说明《女主对此感到厌烦》临时锁定事件，称该作品因疑似含有挑动对立情绪的内容，网站依规对其进行临时锁定核查。经初步核查确认，未发现该文存在无差别扫射某一群体等明显违规行为，现对该作品恢复上架。

然而，这份说明中关于内容审核的具体标准，却引发了更大的争议。说明中明确“严禁使用非经汉语权威机构承认的生造字词或短语”，并举例“老天奶（为网络通用口语，类似‘老天爷’的变体）”。但有用户发现，晋江官方账号此前曾使用“老天奶”一词进行内容宣传。在被用户质疑后，相关博文已被删除。

晋江此举让用户对平台审核的公平性与“双重标准”产生了广泛质疑。尽管晋江后续将相关公告措辞从“严禁使用”调整为“严禁强迫他人使用”，但并未能平息用户的不满。

3月25日，对晋江文学城不满的用户集体申请历史充值发票，到晚间，排队人数飙升至19万以上，规模空前。

面对用户的集中开票行为，晋江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刘旭东通过个人微博账号@偶尔讲真话的老刘 公开发文，将用户的开发票行为称为“魔法攻击”，并抱怨员工“手累酸了”，呼吁用户“等几天再申请”。这番言论非但未能安抚情绪，反而引发了更强烈的反弹。

还有用户指出，在晋江的APP客户端并无直接申请发票的选项，用户必须通过网页端，经历“登录→财务→余额→开发票”四级菜单才能找到入口，操作极为繁琐。有用户认为此举可能构成“少列收入”，存在偷逃增值税及企业所得税的嫌疑，向税务部门投诉北京晋江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要求核查其是否存在偷漏税行为。

截至发稿，开票排队人数已超过25万。晋江文学城官方尚未就高管言论、开票流程及税务质疑等核心问题发布正式的致歉或说明。

晋江文学城创立于2003年，拥有海量原创文学作品与庞大作者读者群体，是中国网络文学尤其是女性向领域的重要平台。

北京晋江原创网络科技有限公司成立于2006年3月13日，是知名女性向原创文学网站“晋江文学城”的运营主体。该公司由黄艳明、刘旭东等人创立，现为阅文集团控股企业。

一诗胜千言

2017年12月，新疆大学民俗学教授、人类学家热依拉·达吾提在前往北京开会途中骤然消失。直到六年后的2023年，外界才获悉她因“危害国家安全罪”被判处无期徒刑。作为致力于记录维吾尔族“麻扎”（圣徒之墓）文化的顶尖学者，她的遭遇并非孤例。在2016至2018年间的一场抓捕风暴中，数百名维吾尔族学者、编辑与知识分子相继失去自由。

独立媒体“WOMEN我们”日前发表文章《热依拉·达吾提永远失去了她的田野》，通过热依拉·达吾提女儿阿克达·普拉提的视角，讲述了她的母亲被“强迫失踪”的悲剧，并以此折射出近年来新疆知识界与传统文化所遭受的系统性重创。

文章梳理指出，自2016年起，包括新疆大学校长、资深出版编辑、文学奠基人在内的数百名维吾尔族学术精英，甚至参与研究的汉族学生，相继遭到拘捕与重判。这些学者大多在体制内勤恳治学，但随着政策的急剧收紧，他们正常的知识生产、教材编审以及民俗研究，纷纷被定性为“分裂主义”或“两面人”行为，合法的执法程序与家属的知情权也被完全剥夺。

伴随文化传承者一同消失的，还有维吾尔族的传统文化空间。热依拉生前倾注心血研究的“麻扎”（圣者墓地）文化，展现了维吾尔族信仰中包容、融合及充满世俗人情味的一面。但近年来，上百处麻扎被推土机以各种名义夷为平地。海外学者痛心地指出，真实的维吾尔文化正在被“掏空”和“博物馆化”——鲜活的信仰与历史被强行切断，最终沦为徒有其表、仅供游客观赏消费的空洞景观。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

苏勒坦和其他曾经担任官职的维吾尔学者一样，被指控为“两面人”。

一个月后的2018年2月，新疆大学前语言学教授，曾担任人文学院院长的阿尔斯兰·阿卜杜拉（Arslan Abdulla）被警方拘留，他编写了2010年出版的《现代维吾尔语言》，这是一份维吾尔语言重要的标准化教材。

与维吾尔教育和人文学科教授们一同消失的，还有他们的学生们。一份更新截止日期为2018年11月8日的《维吾尔知识精英受迫害者名单》中，罗列出以热依拉·达吾提为首的124位来自大学的维吾尔知识分子的名字，以及四名来自柯尔克孜族、乌兹别克族的知识分子的名字，他们都是在2016年之后“被消失”的。而“WOMEM我们”曾看到的，一份流亡维吾尔学者阿不都外力·阿尤普（Abduweli Ayup）在2022年12月整理的《2016年之后在中国被拘禁的维吾尔知识分子名单》中，已经罗列出了435个人的名字。他们来自新疆各个大学，包括新疆大学、喀什大学、新疆师范大学、新疆医科大学等；也来自各个出版社，比如新疆教育出版社、新疆人民出版社；还有作家、诗人和记者。除此之外，还包括数百名维吾尔医生和工程师。

在“恐怖”的笼罩下，维吾尔人不再被允许祈祷。外来者也越来越难理解，何以造成了如此巨大的文化空洞。学者里安·瑟姆（Rian Thum）曾指出，维吾尔文化如今已经被“掏空”了。“就像是某种水果，去掉了中间的肉，只剩下外面的空壳。”哈里斯对这个说法表示赞同。瑟姆用“博物馆化”（museumification，或称“景区化”）形容维吾尔族的文化现状：文化被连根拔起，人民与土地和历史的联系被切断，剩下的只有空洞的建筑和表演，令游客无法理解其中真实的意涵。

“是的，如果你现在去喀什老城，”哈里斯说，“虽然房屋外墙上还有许多美丽的装饰，但是你看到的，其实是一座已经被毁坏的城市。”

“她的所有研究都尊重国家的指导方针，政府觉得（内容）敏感不批准，我妈妈就没有机会去研究。”热依拉刚消失那段时间，阿克达还能保持平静。她只是等待着：三个月过去了，接着是六个月。视频通话里，阿克达看到父亲和外婆的表情越来越悲伤。

作为热依拉唯一的女儿。八年间，阿克达没能从警方那得知任何有关母亲的消息，也没能看到任何抓捕、逮捕、起诉和判决文件。这期间，她的外婆去世了，她的父亲因为她在海外为母亲发声，不再和她联系。

成了漂泊无依的人之后，阿克达才真正开始了解，身为维吾尔人意味着什么。2025年12月12日，热依拉被捕八年后，她在纪念文章中写道：

“她的失踪迫使我以从未想象过的方式直面责任。我以前完全不涉足政治。母亲的失踪迫使我站出来，为人权发声。倡导人权并非易事，尤其是在异国他乡独自生活，同时还要努力建立自己的生活。我必须坚持下去，直到她获释，直到她的声音——以及其他像她一样的人的声音——再次被听到。”

今天看到一个新闻，这个词条看得人有点懵，猥亵女孩民警曾被吸毒者刺伤耽误婚期。

仔细看了新闻才知道，这个民警干了一件禽兽不如的事。

李某是福建宁德一派出所教导员，这可不是临时工，他居然在派出所办公室内，猥亵了一名15岁女孩。一审被判了2年9个月。

上边的新闻还看不出李某有多恶劣，甚至还在念他的好，说他曾被吸毒者刺伤耽误了婚期，感觉做出了很大的牺牲。似乎还想给他博点同情。

可看了新黄河的详细报道之后，才觉得这人不值得同情。

虽然说的是猥亵，但这是未成年少女，只有15岁，而且，说是猥亵感觉也不贴切。

从他先叫受害者的母亲出去，就知道，这套流程他很熟，不知道是不是第一次干这种事。

他用胁迫的手段让15岁的未成年少女给他口交，还在办公室的垃圾桶里发现了他的精液，可以说铁证如山。

然而，这么恶劣的情况，只判了2年9个月。

可能派出所的人还是懂法的，如果强奸了，就会判得很重，如果只是口交，只会被认为是猥亵就判得会比较轻。

此事，让人气愤的有几个点。

第一，是派出所的民警，在派出所干的这种事情。执法者在执法机关办公室，干的执法犯法的事。

第二，受害者是15岁的少女，胁迫她进行口交，猥亵未成年人，罪加一等。

第三，法院说的从重处罚，但却只判了2年9个月，你能想象一个未成年少女，被派出所的人强制猥亵，这让未成年人的三观彻底崩塌，警察不是保护人民的吗？怎么这个这么坏？

这还严重损害了公信力。你让周围所以怎么看待派出所里的人？

发生强制猥亵，量刑一般是五年以下，情节恶劣五年以上，但强制猥亵15岁的未成年人，就应该罪加一等，执法人员知法犯法，再罪加一等，怎么只判了不到三年？

而有些媒体却轻描淡写，把口交的细节删了，还搬出陈年往事进行炒作，被吸毒者刺伤耽误婚期，这和本案毫无关系，幼儿园时被评为乖娃娃，是否也可以作为减刑的证据？

在报道萝莉岛的新闻的时候，很多人都身疲力竭，可现在发生在我们自己身边，比萝莉岛还恶劣时，有的媒体就喜欢装作看不见。

而现在，受害者的父亲已经申请抗诉了，觉得判得太轻了，对女孩的伤害那么大，对他们的生计也影响很大，逃回老家，店铺关门，至今都没正式道歉。

是啊，很多网友看到这个判决，也是不能理解。

公职人员，主观恶意如此大，执法犯法，针对未成年少女，强制口交，等buff叠满，也才2年9个月。

说不定李某都走出监狱来了，女孩一家还没走出阴影。

大家觉得这个判决结果是轻了还是重了呢？

国家公务员局公布的数据显示，2026年国考（国家公务员考试）共有371.8万人通过了用人单位的资格审查，首次超过考研人数。通过资格审查人数与录用计划数之比约为98∶1，创历史新高。

这边是为3.8万个铁饭碗激烈竞争，那边却是加入灵活就业大军的现实选择。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2025年高校毕业生中约427万人进入灵活就业领域，其中本科及以上学历者，占比超过了六成。

“不孝有三，考编为大”的祖传择业理想，与灵活就业迅速崛起的现实之间激烈碰撞，这是新旧交替的时代先声。

01

2015年，中国灵活就业人数为6000万，在劳动力人口中仅占7.7%，远低于美国的17%，是极为边缘的存在，无人关注。

很多人对灵活就业的最初印象，还是2018年NHK拍摄的纪录片《三和人才市场》带火的“三和大神热”。所谓“三和大神”所代表的低薪、低欲望生活，也成了“灵活就业”最初的刻板印象。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灵活就业人员达2.4亿人。在劳动力人口中的占比攀升至31%，与美国、日本等发达国家相差无几。增长速度之快，远超想象。

国人在现实倒逼的压力下，终于挤牙膏式地一点点接受了劳动力市场的“灵活化”。灵活就业从少人问津的边缘存在，到“正规就业补充”的不情不愿，再到“劳动力市场蓄水池”的乐见其成，跻身于主流就业渠道。

图/图虫创意

尽管灵活就业已经在劳动力人口中占比三分之一，是无可置辩的主流。但是，传统择业价值排序并没有变。“编制”依然是无冕之王，退而求其次也得是“正规就业”的中规中矩，等而下者才是“灵活就业”。

“三和大神”留下的刻板印象如此深刻，“灵活=低端”的观念依然根深蒂固。不少“没单位”的年轻人在春节家宴上，还要对职业身份羞羞答答、遮遮掩掩。

“灵活就业”真的等于“低端就业”吗？最新的研究成果让人耳目一新。

02

由暨南大学经济与社会研究院联合智联招聘发布最新发布的《2025中国新就业形态报告》（以下简称新就业报告），为“灵活就业”中的“新面孔”提供了画像。

所谓“新就业”是官方在“灵活就业”统计口径中单列的子项。“灵活就业”的范围比较宽泛，指非全日制、临时性、季节性或弹性工作。而新就业则是强调“互联网属性”，把互联网产业催生的新兴职业属于“新就业”。

国家统计局的数据显示，截至2024年底灵活就业人员达2.4亿人中，新就业形态劳动者约8400万。在灵活就业中占比已经超过了三分之一，并且还在快速增长。

新就业报告显示，2025年新就业形态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长15.1%，求职人数增长11.0%。不仅两位数的增速亮眼，职位数量增长大于求职人数增长的增速差还显示了持续创造就业机会的潜力。可以想见，互联网产业发展伴生的新就业将会很快成为灵活就业的半壁江山。

报告把新就业形态划分为“基于位置”和“基于云端”两大类型，前者指网约车、配送、生活服务等在地业务；后者则是知识服务、新媒体、电商等在线服务。两者对新就业市场的贡献也有差异。

“基于位置”的新就业是市场扩容的主力，同比增长达28.9%，吸纳了大量的劳动力。强劲的增长源于“来者不拒”的超低门槛。尤其是位置型岗位，普遍呈现“双低”特征：88.7%不限学历，95.7%不限经验。

而且，这种“双低”特征并不局限于网约车司机、快递员等成熟岗位，很多新兴职业也延续了“有手就行”的重实操特点。例如同比增长30.7%的陪诊师职位中56.4%不限学历、77.4%不限经验。同比飙升67.9%的宠物护理/伴宠师职位数，76.2%不限学历，52.3%有1-3年的经验，门槛也不高。总之，“基于位置”的新就业低门槛、高增长，为充分就业提供了有力的“托底”。

为就业市场“托底”，并不意味收入水平“低端”。“基于位置”的新就业中月薪在1万至1.5万元区间的占比超过四成，持平甚至超过了大部分“小白领”。而“基于云端”的新就业岗位的高收入潜力更明显。

最典型的莫过于快速增长的在线医疗类岗位，31.3%的职位集中在15000元以上高薪区间。同比增长47.4%的在线医生平均月薪达20599元，近34%岗位月薪超2万元。

职业门槛高的互联网医生高薪还符合传统的职业薪资排序，几乎没有任何门槛的游戏代打陪练月入过万，就有点出人意料了。但这的确是事实。巨大的市场需求快速推高了收入，让这个“年轻向”的云端职业同比增速高达283.2%，在增长榜单上一骑绝尘。

总之，基于位置的新就业量大管饱，为灵活就业市场提供托底；基于云端的新就业增产增收，抬高了灵活就业市场抬高收入上线。“因网而生”的新就业正在迅速改造灵活就业市场的生态，进而改变整个劳动力市场的主流风向。而这还只是开始。

AI来了，“灵活”将会成为真正的主流。

03

AI来了，习惯“正规就业”朝九晚五的职场牛马如临大敌。今年1月，AI产业头号狂人马斯克在访谈节目中预言“传统就业模式将彻底终结”：近半数“键盘型”白领工作（如编程、基础分析、创意文案）将被AI替代，蓝领工作则会被机器人接管。这番言论，让人胆战心惊。

好在另一位“AI教父”黄仁勋表达了不同的看法，提出：AI的本质是提升生产力，而非取代人类。随着AI自动化处理重复性任务，人类将被解放去承担更具创造性、判断性和战略性的职责。他认为，AI不会导致大规模失业，反而会创造大量新就业机会，关键在于从“完成任务”转向“实现岗位核心价值”‌。

两位大佬其实都没错，而表达的侧重不同。马斯克预言正在走向毁灭的不是就业，而是传统就业模式。老黄强调了就业的价值观改变。

传统就业，即国人心心念念的“正规就业”，本质上就是一个萝卜一个坑的职业模块化。每个岗位在上下有序的科层组织结构中，完成层层下发的任务，宛如一个个零部件。当AI能够廉价、高效地替代这些“零部件”时，相应的岗位乃至职业就会消失。

但是，这种局部替代还只是起点。当AI的性能足够强大、成本足够低，那就不是局部的功能替代，而是“删除”整个系统。试想一下，当AI可以高效、同步地完成所有“任务”时，上下级的指令沟通，部门之间的监督制衡、沟通协作，都是多余的。

可以想见，科层式的组织结构将会在某次AI版本更新后走向消亡。这一颠覆性的变化不会在一夜间发生，而是一个渐进的过程，但是今天就能看到终点。真到了那一天，皮之不存毛将焉附。

传统就业以“完成任务”为目的的职业体系设置再无意义，因为失去了“组织”就不会有层层下达的“任务”。大量就业将会转向终端市场的点对点需求，没有门槛，但要有即时响应的高度灵活。没有上下尊卑的职业虚荣，也没有复杂的职业身份评价标准，唯一岗位核心价值就是“有用”。能够直接满足市场需求的职业，就是好职业。而这是中国“新就业”市场正在发生的。

《新就业报告》里2025年招聘职位数同比增速最高的分别是：游戏代打陪练（283.2%）；其次是宠物护理/伴宠师（67.9%）、互联网医生（47.4%）、陪诊师（30.7%）、线上旅游策划（14.9%）、投流优化师（13.2%）和短视频/短剧编导（3.3%）。

这些新职业按照“正规就业”的传统价值排序，能称得上“有价值”的，可能只有互联网医生。其余都是游离于组织体系之外的“不务正业”。都是高度细分领域的小众、“非主流”，没有高学历门槛的“职业含金量”，也没有高大上的“社会价值”，在高度组织化、科层化的“正规就业”中没有一席之地。但是，有明确市场需求的核心价值，就足以让他们成为新就业市场的明星。

这些“面生可疑”的新就业增长点，共性很明显。都是高度细分市场的“小众需求”，都是需要即时响应的终端消费，都是“有手就行”的无门槛实操，也都与传统职业体系格格不入。

所以，今天我们看待这些“因网而生”的新就业时，要正视他们“网络原生”属性。强行把这群高度市场化的“互联网原著民”纳入“正规就业”的条条框框中，只会造成严重的版本冲突。

比如社保体系，我国灵活就业人员超参保率不足40%，一直是很多人的“心病”。新就业人群，尤其是刚步入职场的年轻人不愿意缴纳社保，更是普遍现象。

究其原因，中国社保体系是以“有单位”为前提设计的，企业承担了更多的隐性负担。将“没单位”的灵活就业人员纳入这一体系，原来由企业承受的隐形负担转为个人承担的显性负担，就很难承受。

类似的问题还有不少，每每发生，都会有新事旧办的“倒车”冲动，最常见的就是硬给灵活就业人员“找单位”。殊不知新就业之所以“新”、灵活就业之所以“灵活”，正是因为删除了冗余的“组织”。这恰恰是创新的价值所在。

新就业突破了传统就业的樊笼，更以最直白的方式体现了黄仁勋强调的“实现岗位价值”，不正是未来的大势所趋吗？今天新就业勃兴、灵活就业主流化，是为AI时代的劳动力市场开辟新的赛道。面对注重实操、即时响应市场需求的新就业，只有顺势而为、及时适应，才能AI时代的“就业大迁徙”中承受冲击，于个人、于国家都是如此。

灵活就业不是退路，而是新时代的职业选择。拥抱变化，才能在AI时代的就业大迁徙中找到自己的位置。

柳雨菲反复回想和孙可欣相处的片段。出现最多的画面是，在湘雅医院一楼的电梯门口，孙可欣站着发呆，柳雨菲喊出她的名字。

她们曾是一起在湘雅医院规培的医学生，不同的是，作为专硕研究生，孙可欣要在规培的同时完成研究生学业，这也意味着她要同时面对医院带教老师和导师。

3月14日，孙可欣失联了。后来的官方通报披露了她人生中最后的时间点：2026年3月14日21时57分，孙可欣离开宿舍；23时26分，医院接警方通告，在长沙橘子洲大桥发现有人坠江；15日16时许，孙可欣遗体被打捞上岸。

坠江之前的23时03分，孙可欣在同学群和工作群里发消息说：“我夜班上完啦!后续病人可能要拜托各位！祝各位生活幸福！”随后是一段遗言。

遗言中，她表达了对自己导师的不满，以及作为一名医学专硕规培生面临的压力。她写道：“我热爱神经病学，从不后悔。只是我再也做不了一个神经病学医生了……”

目前，中南大学和湖南省卫生健康委已成立联合调查组，对相关情况依规依纪依法开展调查。我们多方采访，试图还原孙可欣的经历，以及背后发生了什么。

专硕规培生

2023年，孙可欣成为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神经病学专业的一名研究生，那年10月左右，柳雨菲和孙可欣一起在湘雅医院内科轮科，她比孙可欣高一级，当时也是规培生。

柳雨菲的印象中，孙可欣是一个活泼开朗的小女孩。心情好时，喜欢扎小辫，穿漂亮裙子，“但她太忙了，没太多时间打理自己，小辫子有时毛毛糙糙的”。

柳雨菲回忆，那时，孙可欣跟她说过，导师安排了很多任务，也会催实验进度；她自己提前了一年进课题组，意味着研一刚开学就要做课题。

2025年4月的一个上午，柳雨菲看到孙可欣在值班室里哭，就拿了甜品过去，安慰了她几句。她说，孙可欣没跟她说哭的具体原因，但提到导师经常打电话来，自己不敢看手机。柳雨菲和值班室的另一个女生向孙可欣建议，不要接导师电话了，“但她不敢”。

那时柳雨菲并不知道孙可欣的导师是谁。一个医院的带教老师当时想找孙可欣去做事，“发现她在哭后，也没说什么，就离开了”。

柳雨菲能感觉到孙可欣“压力特别大”。她记得有一次，孙可欣在查房时，突然晕倒，周围人把她扶到空病床上吸氧，缓了一会儿才好。后来孙可欣做了动态心电图，所幸问题不大。

不到一个月后，有次柳雨菲刚查完房，正在洗手，孙可欣拍了拍她的肩膀说，“师姐，我好像流鼻血了。”柳雨菲回头一看，孙可欣“鼻血像是喷出来的，第一次见人鼻血流得这么厉害”。

另一个师姐扶着孙可欣，柳雨菲去找护士拿药品，帮孙可欣止血，但效果不好。她们又让一个师弟带着孙可欣去门诊，在电梯里正好遇到在耳鼻喉科进修的医生，就让对方带孙可欣去楼下住院部捏鼻梁，捏了几分钟才止住血。

柳雨菲说，他们轮科培训，一组会有好几个人，有从低年级到高年级的学生，还有进修人员。对于低年级的师弟师妹，大家都有分担工作、提供帮助、教学的义务和责任。如果谁的病人病情重，互相之间都会帮忙。

作为住院医师值夜班的当天，如果病人情况稳定，交代给同组的人之后，可以早一点离开；如果病人的病情有变化，需要抢救，就需要继续值守。夜班频次根据科室情况而定。柳雨菲规培的三年中，最多的时候一个月值了八次夜班，一般情况下一个月也要值三四次夜班。

在柳雨菲看来，孙可欣所在的神经内科工作相对轻松。“因为就4个病房，轮转的学生人数多，要管的床位少，最多3个。”

午休有两个小时左右，不值班时，中午能回医院附近的宿舍休息，孙可欣却经常直接趴在医院的示教室（医院‌用于各科室示范教学的教室‌）桌上睡。“单看临床任务，神经内科不算累，甚至比大内科轻松，但科研占了她太多精力，还要出门诊、随访病人。”柳雨菲说。

和毕业后单纯规培不同，按照培养方案，读专硕的孙可欣除了要完成三年规培，同时还要完成大量课程学习、科研等研究生培养内容。

不在一起轮科时，柳雨菲偶尔会在电梯或医院角落遇到孙可欣。两人有时一起吃饭，聊起过家人，“那时候，她还很活泼开朗”。她记得孙可欣说过，自己小时候在北方长大，后来和爸爸去了深圳。

去年4月，柳雨菲再次和孙可欣一起轮科，没有察觉到对方有什么变化。这也是她最后一次见到孙可欣。

“终于圆梦了！”

听说孙可欣出事后，王梓博在通讯录中查找，看到孙可欣QQ空间最后一条动态停留在2023年7月，之后就没发布过任何动态。

在中南大学念本科时，王梓博学的是药学专业，他和孙可欣一起上过课，也曾组队完成过小组作业。在他的记忆中，孙可欣性格开朗、很积极、很热心，学习认真，是“那种两点一线很规矩的女生，和大家总是有说有笑”。

孙可欣的另一位大学同学回忆，那时她的精神状态很好，永远是笑着的，“非常认真负责，积极乐观上进的一个女孩子”。  

大学毕业后，王梓博出国读研究生。他知道孙可欣保研了，通常只有“成绩特别好的人”才有保研机会。出国后，王梓博没再和孙可欣联系，也不知道她具体经历了什么。

但他记得孙可欣在QQ空间发过被录取的动态，能感觉到她“特别激动和开心”。那是2022年9月，孙可欣收到了研究生复试通过的消息。她贴出了中南大学湘雅医院待录取通知的截图，写道：“最爱的科室最好的团队！从大一模糊的期盼，到大四的向往，终于圆梦了！”

孙可欣分享的动态

王梓博还看到，2023年5月，孙可欣曾兴奋地发布自己的论文见刊的动态，并感谢“谷老师给的机会”。

时隔两年多，2026年3月14日，孙可欣生前最后群发的信息中再次提到她的导师谷某某，言语间只有指控——她称谷某某给她安排的各项任务已经严重影响了她正常的规培工作，并导致她“在带教和导师双方的训斥责骂下很难继续工作”。

孙可欣还称，她曾因不堪压力想要跳楼，但被救下，后在湘雅二院精神科治疗。

她的遗言在网上引发关注，3月16日，中南大学和湖南省卫健委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对网传相关情况依规依纪依法开展调查。

澎湃新闻尝试拨打谷某某的电话，想知道她对此事的看法，但截至发稿前，电话始终无人接听。3月19日下午，中南大学学生工作部综合办公室回复澎湃新闻称，有关情况目前还在调查中。另据南都N视频报道，3月19日，湘雅医院一名医生称，当天下午，医院召开了研究生导师紧急会议，强调要更加关注研究生的生活、心理情况。

谷某某是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教授和主任医师，根据中南大学湘雅医院3月门诊排班表，神经内科主任医师谷某某的门诊时间是周一上午和下午、周二下午以及周四上午。

3月16日，谷某某仍在正常出诊。3月17日，湘雅医院热线工作人员告诉澎湃新闻，谷某某的门诊已停诊，目前显示本月后续门诊均已取消。关于具体的停诊原因及复诊时间，需等待进一步通知。

1990年，谷某某从湖南医科大学毕业。那年，她曾作为作者之一，在《医学教育》上发表了一篇《论临床实习医生的心理诱导》的论文，其中写道：“临床实习医生的心理是复杂的……作为带教教师必须关心他们，听其言，观其行，了解他们的心态，有针对性地加以诱导、利用。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培养出合格的医务工作者。”

论文中写道，临床实习期是医学生学习的一个特殊阶段，是将医学生最终培养成合格的医务工作者的关键时期。

2019年10月，孙可欣曾参加过湘雅医学院心理知识大赛，并进入复试，获得第二名的成绩，同时代表学院参加校级比赛。对于这次比赛，曾名为“湘雅朋辈心理互助会”的公众号上，一篇文章介绍，本次心理知识竞赛提高了学生对心理健康的重视程度，普及了心理知识，促进各位同学拥有正面的、积极的心理状态以及人际关系的良好发展。

王梓博对孙可欣的记忆一直停留在本科时期，他不认为当时的孙可欣有心理问题，“能感觉到她很喜欢医学”。

上大学后，孙可欣一度负责运营一个名为“五要学医”的微信公号，该公号简介为“湘雅医学院临五1805的小窝”，内容多是分享医学专业知识，文字和排版者多是孙可欣。

2020年5月，孙可欣在该公众号上发布了一张橡皮泥做的多肉图片，还配上一首小诗：“《未来简史》看了一半/觉得万事皆空/世界不过是一个漫长的故事/若干年后就消散不见/如果万事皆是由心所生/则万事无关荣辱/更无关成败/当下的喜悦才是最真实而鲜活的”。

“工作时是医生，讲待遇时是学生”

孔洁凝多年前从中南大学湘雅医院药理学专业毕业，她第一次看到孙可欣失联的信息是在3月14日晚上10点多，还以为“她是抑郁出走”。她第二次看到相关信息时，已是15日下午4点左右，得知师妹的遗体被打捞上岸。

孔洁凝注意到，孙可欣在群发的遗言中写道，“自2024年10月起，我反复告知辅导员、教务办、告知一切我所能接触的上级……”

在孔洁凝看来，如果孙可欣此前已反映相关问题，应该及时得到重视。

她记得当年实验室有个师弟，出现过心理问题，导师发现后，进行了一番心理辅导，这位师弟后来延迟毕业了。她认为，如果学校对此类事情处理不好，也会导致另一种情况：为了避免这类心理问题的风险，导师或者带教老师可能会不怎么敢管研究生、规培生，影响培养质量。

读研究生时，孔洁凝跟导师的关系比较好，导师也放心把私事交给学生，比如帮忙整理评职称的材料、整理课题材料、偶尔在实验室帮忙照看孩子，但是这样的情况不多。“医学研究生导师很忙，包括医生的本职工作、各种医学学会工作、社会工作、评职称、发论文、带教、拿国家自然基金等。”

毕业后，孔洁凝在药企工作了十几年，做研发和质量控制。她的专业不是临床，硕士期间只需实习一年。但她和同样经历过三年规培的校友讨论过规培制度，“规培生确实存在被透支的情况”。

长沙有三个以“湘雅”为名的医院，湘雅医院、湘雅二医院、湘雅三医院，医疗资源集中，患者量大，医生工作量也大。孔洁凝说，不讲实习医生，正式的医生也在“透支”。外科医生一做手术就是几个小时，甚至十几个小时，有时手术一台接一台。

从2013年开始，我国启动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工作，无论是本科、硕士还是博士，通常都需要完成3年的规培之后，才能正式进入临床工作。相关部门构建了“5+3”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模式，即完成5年医学类专业本科教育的毕业生，在培训基地接受3年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

2015年，新的培养方案又确立了临床医学专硕培养与规培并轨的模式，即在读专硕期间进行规培，大大压缩学习和实习的时间，通过三年学习后，合格者即获得执业医师证、住院医师证、硕士学历和学位证书，简称“四证合一”。

孙可欣生前就属于这类专硕规培生。孔洁凝说，这类学生面临学业压力和规培工作压力的同时，也面临待遇上的差异。“工作时是医生，讲待遇时是学生、新人或试用期的人员，待遇跟正式员工是不能相提并论的。”

今年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北京朝阳医院院长李海潮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临床医学专硕研究生承担与住院医师相同的临床工作量，身份上却被定性为学生，待遇明显偏低，建议给予绩效工资。

和孙可欣一样，白香凌也是2023年级广东一所大学的医学专硕研究生。当她看到孙可欣的新闻时，很多关于规培的记忆涌了上来。

选择报考医学专硕，白香凌是想到它节省时间，又是“四证合一”，她既可以在最短的时间内学到专业知识，又可以得到临床上的实践锻炼，毕业就直接工作。那时她想，只要努力学习，就能达到目标。

但入学后她发现，四个证意味着，她要在最短的时间承担四种压力。她要做实验、做研究，要发期刊论文，同时要去医院上班。

收到研究生录取通知后，白香凌发现开学时间是7月。暑假两个月，她在学校上完“排得满满”的课程，9月就到一所三甲医院规培实习。

她每月能拿到1800元的实习补贴，但她觉得自己的付出和收获不成正比。排班跟正式医生的强度一样，如果当天的病历没有整完，她会被叫去加班，几乎没有休息时间。仅有的碎片时间，也会被其他事情占据，“要帮导师做事情，写论文，还要去实验室”。

白香凌认为，她的另一种压力来自导师的精神压力。在她看来，导师会说一些否定她的话，也会干涉她的私生活，甚至限制她的发色，让她不要染头发。她会觉得自己既是学生，又是导师的手下，“导师的权力又太大，对你能否毕业有一票否决权”。

随导师出诊时，她每天干得最多的是写病历、改病历、录入问诊内容。跑腿干杂活儿是常态，在医院跑上跑下，帮导师传送资料，帮病人送药取药。

规培一年多后，白香凌感觉腰疼，查出来腰椎间盘突出时，她24岁。作为医学生，她知道这是一种不可逆的疾病。如果继续这样上班，她的身体可能会垮掉。但当时她上班的同时还要准备考执业医师资格证，被压力围困；后来她膝盖附近被查出急性肿瘤，于是决定退学。

父母并不理解她的决定。

“医路漫漫”

孙可欣事件，使专硕研究生培养和规培并轨模式再次引起讨论。这一旨在完善医学人才培养体系建设的改革，曾多次在全国两会期间受到代表委员们的关注。

2020年，国家卫健委答复了《关于进一步完善部分住培政策的建议》。关于区分住培和专硕培养模式的建议，答复表示，专硕研究生除完成住培内容外，还有大量的课程学习、科研与教学、学位论文与答辩等研究生培养内容。为加强专硕研究生教育与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的有机衔接，国务院学位委员会印发了指导性培养方案，明确学位课程可与住培公共理论和临床专业理论学习相结合，学位论文须从临床实际出发。

答复表示，对于少数确实不能完成住培或达不到住培标准的研究生，培养院校亦可按有关规定合理分流。可转入学术学位研究生培养渠道，也可适当延长学习年限等。

今年的全国两会上，全国政协委员李海潮接受媒体采访时认为，临床医学专硕研究生培训过程的“学术化”倾向挤占了临床培训时间，建议严禁将发表学术论文作为专硕申请毕业和学位的“硬通货”，学位论文答辩应严格限定在临床病例分析、临床流行病学研究等与临床实践紧密结合的范畴。

十年前，龚晓明就关注过住院医师规培和专科医师培训方面的问题，他是原北京协和医院妇产科副教授，中国妇产科网创始人。他告诉澎湃新闻，医学生在医学院毕业的时候还不能独立进行临床工作，必须要经过一段时间的培训，才能成为独立工作的医生，而成熟的培训体系是医生成长的必要过程。

国内推行住院医师规培也已经有十余年，龚晓明认为，规培制度推出本意是好的，但是实际运行中很多问题需要完善。比如，住院医师在培训期间花大量时间写病历，缺乏真正面对病人的培训。

此外，他观察到，医院里专家是绝对的权威，门诊是专家看，手术是专家主刀做，“专家们若凡事都亲力亲为，没有时间在医院里面做培训、做教学”。

龚晓明认为，在大多教学医院里，对临床工作量有考核，对科研论文有考核，但对教学没有量化考核，培训就容易流于形式。此外，学医的时间通常比别的专业要长，而住院规培期间的低收入会让一些学生觉得没办法坚持。

在龚晓明看来，应提高对作为规培基地的教学医院的要求，对培训效果进行考核，比如，“如果一个结束规培的妇产科医生不能独立接生、不能处理产程、不能做剖腹产手术，那这个规培基地可能是不合格的”。

龚晓明建议，要形成成熟的住院医师规培制度，可以让住院医师通过多参与临床工作，获得合理的收入，专家从全都自己做转为带教。同时，在教学医院里面改变医生晋升体系，让部分医生愿意做科学家，部分医生愿意做老师。

执业经历中，龚晓明曾在一家医院尝试过改革，他取消了自己的专家门诊、特需门诊，改革为教学门诊，让住院医师直接面对一线病人，而他起带教的作用。这样一来，他有精力带教更多住院医师，住院医师也主动思考和学习了，他也相对轻松了。

知道素未谋面的同校学姐孙可欣离世后，中南大学大三的医学生吴天宇决定到橘子洲桥为她送上一束花。

吴天宇还写了一张悼念卡——

“知道你走的消息时，心里又沉又疼。二十五岁，正是医路漫漫里最该发光的年纪……​”

明年读大四，吴天宇将要开始在医院实习。他知道规培是考上研究生之后的事，也听说过“上班的时候竞争压力会很大”，但他还是希望自己能顺利考上研究生，湘雅医院和湖南省人民医院都是他想考的地方。他希望自己可以“选上好老师”。

（除李海潮、龚晓明外，文中人名均为化名）

近日，油菜花大面积开放，春天的气息遍布山间田野，大地铺黄毯，春山着绿衣，是踏青赏花的好时节，我喜欢在油菜花田旁边走走，喜欢油菜花散发的淡淡甜味。

然而最近，看到很多新闻都在曝光很多地方用无人机给油菜花打药，结果造成了蜜蜂的大量死亡。

我也是从农村走出来的，在我记忆里，好像油菜花不需要打药吧，只记得小时候有句：“油菜花开，疯狗出来”的俗话。

怎么到现在很多地方都开始给油菜花打药了呢？

我看新闻说的是为了防止油菜花的菌核病。可以给油菜花提高产量。

我不是农业专家，就问了一下人工智能，豆包也说主要是防菌核病。

这是土壤里的一种真菌。

我又在想，以前我们可以焚烧秸秆的时候，好像不怎么打药，现在禁止焚烧秸秆了，又爆发菌核病，我在怀疑焚烧秸秆是不是也能防菌核病呢？

于是我把这个问题问给豆包，豆包的回答出人意料。

它说：能防，而且效果非常好（注意是非常好），但现在不建议，也不允许在田里直接烧秸秆。

因为油菜菌核病的菌核，就是藏在土壤、秸秆、残茬里过冬，一把火就烧掉了大部分菌核，来年菌核减少，菌核病自然轻很多。

所以，这个结论就很明显了，禁止烧秸秆，导致菌核病，为了抑制菌核病，又用无人机打药。

本来有更加方便省钱的方式，为什么不让用呢？

而且专家说打药都是打的除菌核的药，不是杀虫药，但事实是很多地方周围的蜜蜂的确大量死亡。

而我们知道，很多植物都需要蜜蜂传粉，其中油菜花也是需要蜜蜂传粉的。

如果把蜜蜂大量杀死，传粉的蜜蜂少了，这也会影响油菜的产量啊。

以前不打药，是因为无人机技术不成熟，用人打药成本太高，现在用无人机后可以快速低成本打药。

可他们用无人机打药，目的是为了增产，杀死传粉的蜜蜂又是在减产，这一增一减，操作了个寂寞。

我想起有一本书叫《寂静的春天》，是环保运动的开山之作。

讲的是在虚构美国小镇，这里曾鸟语花香、万物繁茂，但在滥用农药后，鸟儿绝迹、鱼虫死亡、牲畜暴毙、孩童莫名生病，春天只剩寂静。

作者蕾切尔·卡森警告：滥用化学农药正在杀死昆虫、鸟类、鱼类，破坏整个生态链，最终反噬人类自己。

春天本该鸟语花香，蜜蜂嗡嗡响。

如果继续乱喷农药，鸟儿不再叫、蜜蜂消失、万物沉寂，只剩一个寂静的春天。

正因为要保护环境，所以我们才会禁止使用高毒的农药，更多使用生物防治，尊重自然规律，而不是粗暴地征服自然。

虽然是有明文规定，使用低毒药，在早晚蜜蜂没有活动的时候打药，但在现实的操作中，的确有人不当操作，害死了大量蜜蜂。

所以兜来兜去，是不是觉得还是让烧秸秆比较好。

既处理了秸秆，又烧死了病虫害，还减少了农药的用量，还更安全便宜，对人类对蜜蜂都友好。

可为什么要如此别扭呢？

一步错，步步错。

前面的古人和后面的来者都难以理解这一代人的各种神操作。

最后再分享一首我写油菜花的诗。

咏油菜花

莫嫌油菜最平常，万亩齐开似海洋。

不与百花斗奇艳，敢同旭日较辉煌。

律师李仁钬的电脑没能被获准带入法庭。

3月16日上午，在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的庭审现场，他和其他四名律师因坚持携带个人笔记本电脑出庭，在安检口与法院工作人员陷入僵持。此前两个多月，关于这台电脑能否进入法庭，李仁钬已向法院提出过数次异议，但并未获得准许。

带着笔记本电脑去开庭，在过去很多年里，是律师们默认的工作方式。毕竟电脑里几乎装着办案所需的全部材料：证据目录、法律检索、几百本卷宗、几万字的辩护意见和辩护提纲。在法律检索软件甚至人工智能（AI）辅助工具已被广泛应用的今天，这种数字化的办公方式再寻常不过，也越发重要。

但近两年，一些律师在执业中发现，这一早已被默认的惯例，在部分法院被突然中断了。

将个人电脑挡在门外的，通常是地方法院向他们出示的一份文件——最高人民法院于2020年印发的《关于进一步规范庭审秩序、保障诉讼权利通知》（下文简称“《规范庭审秩序通知》”）。其中第七条这样写道，“对重大敏感案件和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禁止携带电子设备进入法庭，采取屏蔽网络信号等必要技术措施，防止庭审活动信息被不当传播，确有使用必要的，需经人民法院准许”。

矛盾由此产生。

在法院的管理逻辑中，限制携带电子设备进入法庭，是防止违规录音录像，确保案件信息不被外泄的保险手段；而在律师看来，在办案材料动辄数百万字，技术手段已深度辅助办案的今天，不能携带个人电脑，确实给他们的工作带来了困难。关于“工具”的分歧，正演变为一场辩审之间的新冲突。

当技术已经深度嵌入法律职业，对它的限制与使用该如何保持适度？就此争议，《凤凰周刊》记者采访了多位有过类似遭遇的律师、相关学者，以及法院工作者，试图厘清这一现象生成的逻辑，也想进一步探讨，在技术变迁的背景下，法庭秩序与执业权利之间，该如何适应并重建信任？

冲突

北京市中盾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李仁钬的电脑，是被一纸通知拦下的。

2026年1月9日，他收到了湖北省鄂州市鄂城区人民法院向其发送的电子版出庭通知书。页脚处的文字格外醒目：“本案系重大敏感案件，根据有关规定，禁止携带个人笔记本电脑、手机等电子设备进入法庭。确需使用电脑的，本院将统一提供专用电脑、U盘。”

收到通知的前一天，1月8日召开的庭前会议休会时，审判长曾向辩护人出示一份纸质文件。经律师们事后检索，该文件就是最高人民法院印发的《规范庭审秩序通知》。

鄂城区法院大楼。案件原定于3月16日开庭。

李仁钬记得，当时，审判长明确指出，该规定的第七条，正是不允许律师在庭审过程中使用个人电脑的依据。

如前文说所述，条款在“对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一般允许携带进入法庭”的原则之外，为“重大敏感案件”划出了一道禁入的红线。争议焦点随之出现。据了解，该案并不属于“依法不公开审理”范围，那么它是否属于“重大敏感案件”？

根据最高法院2023年印发的指导意见，“重大敏感”通常涵盖涉及国家利益、具有首案效应或涉及国家安全及宗教等情形。在鄂城区法院发出的通知书中，该案被明确标注为“重大敏感案件”。鄂城区人民法院向该案律师们发送的出庭通知书明确写道，本案属于重大敏感案件。

法院的出庭通知书。

深圳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刑事诉讼法学研究会常务理事左德起关注到了该起事件。在他看来，第七条赋予了法院对于电子设备管控的自由裁量权。他在《上海法治报》发表评论称，庭审信息传播若缺乏规范，极易被断章取义地解读，甚至可能引发不实舆情，干扰案件正常审理。因此，法院加强对信息出口的管控有其合理出发点。

但左德起同样指出，在司法实践中，该规定的适用出现了偏差。由于公开开庭审理的重大敏感案件的电子设备管理规定模糊，容易引发公众质疑——“既然公开审理，缘何禁止使用电子设备？”

朱凯曾在浙江省某法院刑事审判法庭工作过10年，担任过刑事审判法庭法官，也参加过大量刑事案件的审理工作。在他看来，《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法院法庭规则》明确规定，禁止在庭审过程中私自录音录像或拍照，也不允许私自通过互联网传播庭审活动。禁止的对象当然包括律师。这一点是共识，没有争议。上述禁止性规定，必然有其合理性，例如保护当事人隐私、国家秘密，避免引发负面影响等等。

至于《规范庭审秩序通知》第七条，目的也是防止有人私自录音、录像、拍照、传播庭审活动。其背后的原因在于，当前电子设备种类繁多、功能多样，法庭工作人员很难逐一确认每台电子设备是否开启了隐秘录音或网络直播功能。

也因此，对于重大敏感案件或不公开审理的案件，法院采取了从源头上封堵风险的办法。

困境

然而，在律师们看来，限制携带个人电脑进入法庭，确实给他们带来了实打实的困难。

北京华一律师事务所金宏伟律师说，《规范庭审秩序通知》发布之前，他在湖南、湖北、广西等多地都遭遇过类似情况。当时法院依据的是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民法院庭审录音录像的若干规定》第十五条：未经人民法院许可，任何人不得对庭审活动进行录音录像，不得对庭审录音录像进行拍录、复制、删除和迁移。行为人实施前款行为的，依照规定追究其相应责任。

“为了禁止录音录像，就直接把这些设备全部挡在了法庭外。”他说。

在金宏伟看来，这种做法是对律师充分行使辩护权的侵犯。对于近日李仁钬等律师遇到的情况，他认为，这是对有关文件的扩大化理解。“首先，《规范庭审秩序通知》只指出了，对于重大敏感案件，在原则上禁止律师携带个人电脑，而鄂城区人民法院‘一刀切’地全面禁止。其次，所谓‘重大敏感’并非严肃的‘法言法语’，并没有提供一个清晰的边界。”

“如果地方法院把任何可能引发舆情的事件，都以‘重大敏感案件’为由，禁止律师在庭审中使用个人电脑。那这可能引发某种趋势。”金宏伟告诉《凤凰周刊》，这也是他最担心的事。

朱凯也认为，《规范庭审秩序通知》中的相关规定有“矫枉过正之嫌”。“律师在开庭审理过程中使用电脑等电子设备，很多时候是工作中必需的。”他指出，特别是在涉黑涉恶等复杂案件中，卷宗材料动辄几千页、几万页，有的电子数据需要当庭展示，使用纸质材料显然是不便的，甚至是行不通的。

鄂城区法院门口。

而在前湖北经济学院法学院讲师、天达共和律师事务所合伙人彭夫看来，《规范庭审秩序通知》对法院系统内部来讲，确实存在约束效力。但该文件剥夺了公民的辩护权利——《中华人民共和国刑事诉讼法》第十四条规定，“人民法院、人民检察院和公安机关应当保障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和其他诉讼参与人依法享有的辩护权和其他诉讼权利”。

“辩护权的行使，并不是说用嘴巴说或者是照纸念就叫辩护。”彭夫说，“辩护权需要有效行使。而有效行使的话，使用电脑应该是一个基本保障。现在是信息时代，我无法想象当今社会还有什么工作可以完全脱离互联网、脱离电脑，这是不可能的。如果那样，不就又回到刀耕火种的时代了吗？”

他同时指出，2020年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切实保障律师诉讼权利的通知》中强调，“不得限制律师携带电脑等办案必需的设备参加庭审”，“这样来看，两份‘通知’呈现出‘前后矛盾’的状态。”

“当然，案件审理过程中，确实也存在律师对外公开庭审笔录的状况。这种状况通常会造成舆情，给法院带来压力。”彭夫对《凤凰周刊》分析，对引发舆情的担心，是法院禁止律师携带个人电脑进入法庭的主要动机之一。但是并不能因此就禁止律师携带电脑，这属于有罪推定，也是“因噎废食”。

从法律经济学角度，彭夫认为，法院此举的成本和收益也不成正比，“法庭的目的是希望控辩双方能够充分发表意见，然后居中进行裁判。如果禁止携带个人电脑，让控辩双方无法充分发表意见，那就会违背法庭查明案件事实、公正裁判的初衷。”

按照这个逻辑，法院为防止律师偷录案件审理过程，而牺牲掉法庭初衷，“是不合算的”。

就此问题，《凤凰周刊》采访了清华大学法学院证据法研究中心主任易延友教授。在他看来，《规范庭审秩序通知》并不是司法解释，只能规范法院的工作，无法限制辩护律师的权利，“要想涉及到律师权利，在效力层级上至少需要是司法解释”。

他进一步强调，法院此举，是对律师辩护权的剥夺或限制，“这属于人为制造辩审冲突，‘毫无意义’。法庭纪律既然有严格规定，不得违规录音录像。那如果律师违反法庭纪律，可以按照法庭纪律的约束事后追责。不能因为担心有人可能违规，就预先剥夺所有人正常工作的权利”。

共识

面对律师们的质疑，法院给出了替代性的方案，即让律师使用法院提供的电脑开庭。但是，在律师们看来，这种举措并不“解渴”。

2025年8月，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曹宗文参加一则职务侵占、滥用职权案的庭审时，也有着相似遭遇。案件在湖北省黄冈市中级人民法院开庭审理。当时，法院门口设置了一则告示牌，印有《规范庭审秩序通知》第七条中的相关内容。

立于某法院门口的通知牌。

作为替代方案，法院提供了一台windows系统的笔记本电脑。曹宗文必须将个人电脑里的工作文件拷贝到法院提供的U盘中，再接入这台专用设备，在庭审中使用。法院会在每天开完庭后对电脑进行密封。

开庭的六天时间里，曹宗文一直在和这台电脑磨合。

“操作系统和我习惯的完全不同。系统很慢，并且除了Word和WPS，没有其他内置软件。”曹宗文说，这大大降低了他的工作效率。

彭夫将这种替代方案比作乒乓球比赛：就像是要求一名乒乓球运动员在场上，必须放弃自己常年磨合的球拍，转而使用组委会统一配发的、规格不一的替代品，“电脑使用的系统、界面，以及文件存放位置的不同，都会影响到使用效果”。

彭夫说自己在庭审过程中，经常会打开诸多窗口——比如付费的专业阅卷软件、法规库和案例库，其效率远高于法院提供电脑中的软件。此外，电脑上还有他熟悉的快捷指令、思维导图等。其他多位律师也表示，一旦被剥离了这些熟悉的工具，办案效率将大打折扣。

而从法院的角度来看，这一动作或许是出于“保险”的无奈之举。

某直辖市中级人民法院的法官助理向《凤凰周刊》坦言，这类举措在一定程度上是为了“规避风险”。虽然法庭规则严禁录音录像，但由于现代录音手段极度隐蔽，很难彻底杜绝。禁止一切个人电子设备进入法庭，虽然看上去是“一刀切”，但对于法院来说，这种方式确实更稳妥，更保险。

他进一步提到，每个正式开庭都有庭审录音录像，当事人申请后，可以查阅和复制音视频。在这种情况下，自己录音录像，不仅扰乱法庭秩序，而且没有必要。

朱凯观察到，《规范庭审秩序通知》实际上留了“口子”，“确有使用必要的，需经人民法院准许”。实践中，法院应当根据实际情况，对确有必要使用电脑等办案需求，予以准许；而作为律师，也要为法院着想，尽量使用不带有录音录像功能、网络传播功能的电子设备，免除法院的后顾之忧。

“这其实涉及司法公开度的问题。”朱凯说，“人民法院一度非常强调司法公开，大力推动裁判文书上网、庭审直播活动，也取得了比较好的效果。”在他看来，司法公开是大势所趋，法院应当顺势而为。

上述法官助理也谈到了他的观察。在他看来，律师和检察院、法院的工作人员，大多受教于同一法学体系，有着共同的专业底色，“但是进入各个工作岗位后，往往受限于各自的岗位职责，容易陷入职业带来的固有立场，因而缺乏相互的理解。”他认为，法律共同体内部还是需要多沟通，“兼听则明，才能促进理解，避免诸如此类的‘辩审冲突’的发生。”

这种针对电脑的博弈，最终折射出的是辩审关系的微妙状态。原最高人民法院审判委员会委员、刑事审判第五庭庭长高贵君曾表示，“辩审冲突”本不应该发生。刑事案件审理中，法官、检察官、辩护律师是等边三角形的关系，法官居中裁判，对立对抗的是控辩双方（即检察官和辩护律师），法官应该是调解人，是中立者。但现在，法官和律师成为了一对“怨偶”，产生了纠纷。

“这是一个很不正常的现象。”高贵君说。

他认为，“双方都有一定责任，但是主要责任还应该在法官，因为毕竟在辩审双方当中法官是处于强势地位，律师处于弱势地位。这种情况下，法官宽容一点、包容一下，可能使问题能够及时化解。”

具体到李仁钬等律师的遭遇，左德起认为，需要明确“重大敏感案件”法定认定标准，区分公开与不公开审理案件管控规则，完善技术与制度管控措施，建立庭审电子设备管控的事前告知、异议与审核机制。同时摒弃“一刀切”的简单思维模式，以“精细规制”取代“粗放禁止”，在借助技术手段与制度设计消解法院合理顾虑的同时，切实维护律师执业权利，“司法之进步，需要在多元利益与权利的均衡协调中持续优化制度设计”。

这场关于电脑的博弈，最终以庭审顺延告终。

3月16日开庭前的最后一次沟通中，法院助理打电话称，法院已经备好专用电脑。开庭当天，在安检负责人、法官助理乃至审判长轮番出面沟通无果后，审判长宣布，由李仁钬等律师担任辩护人的案件庭审顺延至次日进行。3月17日，由于依旧沟通无果，法院宣布再次延期，开庭时间另行通知。

律师们并未止步。16日下午，他们前往鄂州市检察院和鄂州中院了相关材料，正式申请对鄂城区法院的相关行为进行法律监督和修正。3月17日，《凤凰周刊》致电鄂城区人民法院审判长，对方拒绝对此事进行回应。

李仁钬判断，法院可能是想通过推迟开庭时间，促使他们最终接受不带个人电脑进入法庭。事实上，这种策略正在见效——3月17日，原本坚持立场的五位律师中，已有一人接受了这个结局，同意在不携带个人电脑的情况下进入法庭。

美伊冲突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炮火打破了全球能源供应链的脆弱平衡。与此同时，国内一种幼稚的兴奋情绪悄然蔓延：有人宣称，伊朗明确允许中国商船通行，海峡封锁对中国毫无影响，甚至能凭借“中立身份”坐收地缘红利，成为冲突中的“最大赢家”。这种认知，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战略价值的无知，是对中国能源安全与经济韧性的盲目自信，更是对复杂地缘博弈风险的漠视。事实上，霍尔木兹海峡的每一次动荡，都在深刻影响中国的能源供给、经济运行与全球布局，所谓“无涉中国”的论调，不过是自欺欺人的幻想。

要认清海峡封锁对中国的影响，首先必须正视霍尔木兹海峡不可替代的战略地位。作为连接波斯湾与阿拉伯海的唯一通道，霍尔木兹海峡最窄处仅39公里，最宽处也不足100公里，是全球能源运输的“咽喉要道”。数据显示，全球约28%的石油、18%的天然气通过这条海峡海运出口，涉及全球主要能源消费国与生产国。对于中国而言，这条海峡更是能源进口的“生命线”——中国每年进口石油约5亿吨，其中近60%来自中东地区，而这些石油几乎全部需要通过霍尔木兹海峡运往中国。也就是说，中国每进口10桶石油，就有6桶要经过这条充满战火的海峡。

那些鼓吹“不影响中国”的人，最主要的依据是“伊朗允许中国商船通行”。但他们忽略了一个核心事实：伊朗的“允许”，从来不是无条件的绿灯，而是附加了严苛条件、充满不确定性的临时放行。根据近期通行数据，美伊冲突爆发以来（2月28日至今），仅有20-25艘与中国相关的商船通过该海峡，且以散货船、杂货船为主，中国主流油轮船东（中远海能、招商轮船等）基本选择避开该航道。即便是获准通行的中国商船，也面临着多重致命障碍，所谓“安全通行”不过是一种理想状态。

最致命的障碍，来自金融与保险领域的“隐性封锁”。现代航运高度依赖保险体系，而霍尔木兹海峡的战争风险，早已让全球保险市场闻风而逃。伦敦保险市场将海峡战争险费率从战前的0.25%/航次，飙升至如今的1%-3%/7天，且需周度续保，保费涨幅高达10倍以上。一艘价值1亿美元的超大型油轮（VLCC），仅7天的保费就高达100-300万美元，而中东至中国航线的单航次运费仅为50-63万美元，保费早已远超运费收入，形成“越航越亏”的尴尬局面。更严峻的是，3月12日一艘标注“中国船东”的船舶遭弹片击中后，多数国际保险公司彻底停止对中国船报价，无保险则意味着无法获得银行信用证、无法靠泊港口、无法完成货物交付，即便伊朗放行，商业链条也已彻底断裂。

军事误击与航道管控的风险，更是悬在中国商船头上的“达摩克利斯之剑”。目前，霍尔木兹海峡已被伊朗的反舰导弹、无人机、快艇与智能水雷全程覆盖，美伊双方的空袭与反制行动持续升级，流弹、误判、未爆弹药随时可能对商船造成致命打击。伊朗实施的临时禁航区、单向通行、强制护航等管控措施，不仅大幅降低了通行效率，更增加了船舶被误判为“敌方目标”的风险。3月12日的遇袭事件已经证明，“中国身份”从来不是免死金牌，在饱和火力覆盖的海峡中，任何船舶都可能成为冲突的牺牲品。此外，波斯湾多数港口因局势动荡陷入瘫痪，工人短缺、装卸停滞，即便商船侥幸通过海峡，也无法顺利完成靠泊与货物交接，进一步加剧了航运困境。

海峡封锁对中国的影响，早已超越航运领域，渗透到能源价格、产业运行与民生领域的方方面面。航运延误，航运瘫痪，航运成本的增加，都会转换成某种额外成本，最终会传导至国内，导致成品油、化工产品等价格上涨，进而影响交通运输、制造业等多个行业的运行成本。更值得警惕的是，油价暴涨可能加剧国内通胀压力，影响居民生活成本与经济稳定，这绝非“无涉中国”所能概括。

同时，中东地区是中国重要的贸易伙伴，海峡封锁导致物流中断，中国对中东地区的月度出口损失风险高达40亿美元，巴斯马蒂大米、机电产品等出口行业遭受直接冲击。

那些幼稚的兴奋者，还忽略了地缘博弈中的隐性风险。中国的“中立身份”的是一把双刃剑，既可能获得通行便利，也可能陷入美伊博弈的夹缝。美国对与伊朗“合作过密”的船东实施次级制裁，中资船不敢过度配合伊方调度，生怕触发制裁；而伊朗的放行政策缺乏正式书面保障，随战局与外交关系波动，具有极强的不可预测性。一旦美伊冲突进一步升级，伊朗可能收紧通行政策，甚至将中国商船作为“筹码”，中国的能源进口安全将面临更大挑战。此外，全球能源格局的动荡，也会影响中国的能源外交布局，增加中国多元化能源进口的难度。

霍尔木兹海峡的封锁，从来不是遥远的地缘冲突，而是与中国能源安全、经济稳定、民生福祉紧密相关的严峻考验。中国作为全球最大的能源进口国与制造业大国，没有任何理由在海峡封锁的危机中盲目乐观。任何对风险的漠视，最终都将付出相应的代价，这一点，值得每一个人清醒认知。

一名医学研究生在25岁的青春年华逝去。

3月14日晚23时，长沙警方发现橘子洲大桥有人坠江。第二天下午，坠江者被打捞上岸，经确认为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2023级研究生孙玉（化名）。

国内临床本科通常是五年学制，加上三年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下称“规培”），培养一名本科学历的医生通常需要8年，培养一名硕士学历的医生需要11年，一名博士学历的医生则需要13年。

孙玉是一名专业型硕士。因研究与规培并轨，医学专硕是投入产出比最高的选择：8年便可拿到毕业证、硕士学位证、执业医师资格证和住院医师规培证，成为一名硕士学历医生。

孙玉2018年考入中南大学临床医学系，学制五年。这个年轻的女孩子热爱医学，高考后，明知医生很累，还是主动选择了医学。本科的五年里，她认真学习、实习。2023年，她以优异的成绩保研本校。

按照原本的时间线，四个月后，孙玉将成为一名年轻的小医生。而现实是，这个拥有医学梦的年轻女孩倒在了八年长跑的终点前。

突围的优胜者

在跳江前，孙玉在多个微信群中发了一封千字遗书。

知情人李晴（化名）向《健闻咨询》证实了遗书的存在，她于14日晚23点03分在其中一个群里接收到了这条来自孙玉的消息。

在另一个保研群里，遗书的前一条消息也来自孙玉，内容是帮导师古平（化名）招生。孙玉写道：

“有学弟学妹想考湘雅神内的吗?我导师现在有一个省重点课题，一个国字。虽然是硕导，但是已经在申博导，说进展很顺利，最迟明年可以收博士。老师性格很好，本人摸鱼一年没被骂过。有意向的可以直接戳戳我”。

一位同学在孙玉去世后回忆，“看到这段可爱的消息就去跟她聊，当时的她积极阳光，充满希望。猫猫会一直有香饭饭，猫猫永远都可以吃到香饭饭”。 

“猫猫爱吃香香饭！”是孙玉的微信昵称。她平时的语言十分可爱、俏皮，有许多叠字和诸如“啦”、“呀”这样的语气词。

崩溃后，她还保留着这样的语言习惯，3月14日晚23点03分，坠江前，她说，“我夜班上完啦!后续病人可能要拜托各位!祝各位生活幸福!”

在本科同学心中，孙玉“一直以来都是活泼善良、美好率真、热爱生活的样子”，她曾设计过诊断学周边，还为2023届学生的毕业歌会制作了邀请函封面。

在李晴的印象里，孙玉很热爱医学，“平常很多学科推送都有她，可以去看她笔记，很工整的”。2021年6月，“学在中南”评出了医科十佳学霸笔记，孙玉系统解剖学、生物化学、医学遗传学的课程笔记入选。

那条招生信息发自2023年7月3日，彼时的孙玉刚结束五年的本科学习，本校保研至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神经内科古平门下，专硕，三年制，顺利的话，将在今年7月毕业。

在教育部、卫健委等部门的医学人才培养规划中，有两条不同的路径：

学硕的培养目标是科研人才，学生不接触临床，它的录取分数更低，但毕业后，学生要走上临床医生还要额外花3年时间规培；

专硕不同，它的培养目标就是培养”会看病”的临床医师。学生们在硕士期间完成住院医师规培，拿到规培证，同时它对科研要求低一些，即科研规培并轨。

由于专硕少了三年，毕业拿四证即可直接就业，大幅缩短了一名医生的职业成长周期。对这些小医生而言，提前三年毕业，意味着可以提前三年挣钱、定科、评职称，也可以在27~30岁的年纪里考虑婚恋、买房、生育等人生大事。

因此，每年医学专硕研究生名额比学硕竞争更激烈，成绩最好的医学生，在疯狂抢专硕。

以临床医学专业为例，2026年，北京大学医学部专硕研究生的录取分数线为355分，学硕为310分，相差45分。浙江大学临床医学专硕录取分数线为380分，学硕为310分，相差70分。

在保研方面，专硕的竞争也更为激烈。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专硕规培生李墨然（化名）告诉《健闻咨询》，湘雅的保研率在985高校中处于偏低水平，据他推算应该不足20%，热门科室更低。

据他介绍，湘雅的期末考试难度很高，甚至被认为比考研的西医综合科目更难。在100分的计分体系下，想要拿到神经内科的保研资格，绩点几乎要接近满绩。

李墨然所在的班级，期末很少有老师 “捞人”，挂科现象普遍，近乎三个人里就有一人挂科。“孙玉同学能够本校保研到神经内科，非常优秀。”

李晴告诉《健闻咨询》，医学本身是中南大学的强势学科，教学严格，不仅有期中期末考，还有各种小测，“医学院本科生能够保研是需要付出很多精力和时间的，保研成功意味着每一门课都有认真学，而且每一门考试都成绩优异”，而且，孙玉“很早就在实习了”，学习、实践都没落下。

在人生的前22年里，孙玉医学梦走得十分顺畅。五年制本科的保研录取信息会在大四确定下来。

2022年9月，查询到录取信息的孙玉在朋友圈写道，“最爱的科室、最好的团队，从大一模糊的期盼，到大四的向往，终于圆梦了”。

没有退路的三年

同孙玉、李墨然一样，当脱颖而出的医学生们踏入专硕这一围城后，才真正意识到自己将面临怎样的生活。

繁冗庞杂的课程、科研和实习内容，被严丝合缝地压缩进三年的时间里。

孙玉的遗书和社交媒体记述了专硕这三年如何迅速击溃了她的医学梦。

医学专硕生第一年需完成执业医师资格证并开题，已经毕业上岸的医生火火（化名）告诉《健闻咨询》，“这两件大事中间只隔一两个月，前后很紧张，同时每天都要上班”。

2024年7月，闯过这一关的孙玉还会在周末开开心心地吃美食。9月，她拿到了执业医师资格证，憧憬着成为一名“拿证上岗的小医生”。

10月，情况急转直下，孙玉“反复告知辅导员、教务办、告知一切我所能接触的上级，导师安排的各项任务已经严重影响了我正常的规培工作”。

一些数据可以让我们更直观地看到，作为神经内科的规培生需要完成哪些任务。

例如，某市制定的《住院医师规范化培训内容和标准(2023年版)》要求，神经内科的规培生最低需参与30例脑梗死治疗，脑出血、颅内感染性疾病、脑膜炎最低10例，还包括其余20多个病种的疾病。

此外，在基本技能要求方面，神经内科的规培生至少还需要完成60次规范完整神经系统体格检查与定位、80次头颅和脊柱CT阅片、80次头颅和脊柱MRI阅片等操作。

而孙玉需在临床规培的同时，“负责导师数项跟药企合作项目的入组、随访、伦理审核，给她做课程ppt，做各种学会任职的申报和日常工作”。

张轮（化名）曾是一名湘雅神经相关药物的受试者，与她接触的便是这些“最基层的医学生”。她观察到，医学生们要负责受试者的一切，包括饮食起居，“即便是我要求不用管了，但学生们仍然会做，因为PI要求他们做到这些”。

因这次临床试验，一位年轻的湘雅精神科医学生李李（化名）与张轮成为好友。与孙玉的命运相似，那位年轻的医学生也曾因不堪重压选择轻生。

规培生要面对着不同角色的指挥，指令冲突的时候，夹在中间的学生们，先要完成他们的工作，课业排在最后。无法完成冲突任务的结果便是“两头挨骂”：实习这边要接受导师安排的任务，规培那边又要接受临床带教的指令。

李晴看到，很多带教自己也很焦虑，病人的压力、医疗环境的锁紧，让整个科室就跟压力锅一样，作为最底层的学生，遭受的委屈就像水珠碰到滚烫锅壁瞬间蒸发，微不足道，无人在意。

规培工作与读研任务之间的矛盾全部压在了学生身上。一边是临床工作的特殊性，必须24小时对工作、对患者负责；一边是科学研究的特殊性，必须时刻保持严谨。

时间由6年压缩为3年，但科研和规培的任务量都没有减少。学生两边都无法得罪，只能夹在中间活受罪。

2025年8月，被临床和研究两面夹击“实在受不了”的孙玉，为解除自身痛苦选择了跳楼。

湘雅二院有湖南最好的精神科。医生们救下了孙玉，也曾救下李李。 和孙玉一样，李李住院、配合治疗、出院。父母、老师、医生都在帮助她，李李一度接近临床痊愈。

但回到这座围城里，情况并没好转。张轮回忆说，李李最常说的话就是累。最后的一个月里，李李每天只睡3-4个小时，人总是处在极度透支的状态，李李“夜班完了上白班，白班完了上夜班，在医院里根本就没有办法得到休息，压力有时来自患者，有时来自家属，有时来自导师，最后她没有给我们任何的反应时间”。

李晴告诉《健闻咨询》，对孙玉来说，若要拿规培证，就得要经历规培考和出科，出科需要当前科室的负责人同意，也就是带教。“所以，不能和带教闹掰，不然不给出科，她规培流程走不下去，就拿不到规培证，没有规培证，就拿不到学位证”。

李李的父母曾主动提出，若是湘雅压力太大，就回到地方小医院。但在拿到学位证、毕业证之前，那并不算一条退路。

李李跟张轮说，“如果能写完论文、毕掉业”就去宁波玩。在结束生命前的四天，李李说“我想回家了，我想回去跟家人们待在一起了”。

医学专硕的围城

医学专硕生的3年时间大致被切分为两块：33个月的临床轮转，剩下的留给实验和论文。学生的身份也被撕裂：一面向带教主任负责，一面向导师负责。

火火告诉《健闻咨询》，她的导师性子急，言语上从不客气，有时自己在病例上写了错字就会挨骂。火火毕业后依然在医疗系统内，据她所见，这样的导师不在少数。

规培时，有的带教老师会要求学生随时待命，一时找不到人便会发脾气，上厕所时间长了一会儿便会遭到“擅自离岗”的指责。

研一那年，火火睡前会边哭边翻看学生手册，酝酿退学。但选择退学需要权衡多重现实因素：是否具备转行的底气，家庭与个人条件能否支撑重新开始。在巨大的沉没成本、现实家境与个人处境面前，退学未必是更明智的选择。

李墨然告诉《健闻咨询》，规培排班会把一天的时间打得稀碎。在其他医院的同学甚至遇到过连续晚班，时间段是22:00到次日6:00。

当一个人处于睡眠被高度剥夺的情况下，会进化出生存法则。咖啡因变得耐受、无效。有些规培生会每隔两个小时强制站立、坐下、靠在墙边，闭目养神20分钟。

“如果特别困，就每隔半小时睡10分钟。简而言之，就是用短频的睡眠去取代一个完整的睡眠。长此以往，很多人会产生轻度抑郁、焦虑。”

在科室排班的间隙，李墨然会在实验室、宿舍之间来回穿梭，每天1万步并不是个夸张的数字。

做科研的紧迫感，在专硕的头两年还不太凸显。但当毕业倒计时开启，学生面临找工作大关时，会惊觉留给科研的时间不够了。

研一那年，火火曾亲眼见到延毕的师姐因小论文未见刊而向导师救助被拒。二十六七岁的师姐，最终也没拿到学位证。

这让她很早就明白，发不出论文、拿不到学位证意味着什么——当本科毕业后工作的同龄人已经结婚生子、升职加薪时，拿着千把块规培工资的医学研究生还在为毕业证发愁，“这是多么可怕的事”。

做科研同样也时常让李墨然感到挫败。“为了能及时找到工作，我们科研规培两手都要抓。然而世界是唯物的，专硕生不可能课外花两三个小时进行科研，就能和学硕生在实验室里泡一天达到相同的产出。当看到学硕同学能发表多篇SCI，硕果累累而自己还焦头烂额，落差感就来了。

李墨然浏览大三甲的招聘信息，除了基础的证书、资质外，论文和专利是重要的加分项。想要达到大医院的准入要求，每天至少要在科研上砸下七八个小时的时间。

从大三甲的招聘要求反推，李墨然觉得，专硕有些“高不成低不就”。如果去读学硕，他会更从容、宽裕。学硕毕业再完成规培，既有临床实习经历，又有规培证、执业医师证，再加上学硕阶段就开始积累的学术成果，更能敲开三甲医院的大门。

“正常路径下，这些东西本来需要七八年才能完成，如果专硕想要在三年内全部搞定，是不是应该在培养方案和标准上做些调整？”

先要被看见

没有退路，惧怕被淘汰，又熬不过3年，这种处境在专硕医学生身上极为普遍。

南开大学博士，北京重光（天津）律师事务所律师周秀龙，曾代理过400多起与医生离职相关的诉讼案件，其中有些涉及专硕毕业生的悲剧案例。 

周秀龙告诉《健闻咨询》，专硕规培生身份仍属于学生。根据《民法典》侵权责任编相关规定，学生在校期间，学校负有保障其基本人身、财产安全的法定义务，应当承担相应的监管与安全保障责任。

在遗书中，孙玉写道，“教务办、导师不断问我为什么别人没事我有事，反复叫我反省自己”，在出院后并未得到关照，“只是反复被拉去审问，签署各种保证书、免责书，反复训斥”。

北京天霜（天津）律师事务所张永泉分析称，结合司法判例，因长期精神控制、言语刺激等不当行为诱发自杀，相关方需承担民事赔偿责任，但责任比例不超过同等责任，死者自身需承担 50% 以上主要责任。

张轮回忆说，孙玉和李李的遗书有相似之处，李李也请求，湘雅不要为难她的父母朋友，离开完全因为自己。

孙玉所经历的谈话、签署的保证书，李李也都经历过。李李的同学很少有人知道她已去世的消息，家人朋友不愿再提起沉痛的往事，也未继续追责。

曾有两所高校自杀的学生亲属曾联系过周秀龙，但后续也未选择诉讼。死者亲属选择与学校私了。校方赔偿约50~60万，比地区标准更高的金额，以息事宁人。

种种缘由，使得专硕医学生们的处境、待遇并未充分暴露在公共视野中。

孙玉坠江后，过来人会谈论年轻人的脆弱，而孙玉的同龄人们则将这份通告，转发给长辈，以试探如果自己是孙玉，是否会有人站在自己身边。

如今作为“社会人”的火火，已然懂得很多事情并没有自己想象中那么严重，但她依然共情孙玉的遭遇，也共情当年的自己。她说，人生往往在一念之间，那三年之中的某一个时刻，若是熬不过来，自己或许也就成了孙玉。

火火说，的确许多人都是这样熬过来的，但 “从来如此，便对吗？”。

“兄弟有火吗？”我正在车里等人，有一个身高在170厘米、身型精壮的男人在车窗外客气地问我。我摇摇头，又指了指旁边院里的新能源汽车充电站，“你问问那里呢？”男人竟咧了咧嘴，看不出来是笑还是无奈，“我就是在那里充电的。”那天是大年初五，我就这样认识了29岁的小葛，一个住在充电站里的网约车司机。

2026年2月，大年初五，夜里十点半，沈阳二环边，风砸在新能源车充电站的玻璃门上，发出细碎的晃荡声。这里最近的商铺是加油站。小葛起身接了一杯热水。这座24小时营业的站点，休息室里不仅有热水，暖气开得也很足。当我按照小葛的指点第一次走进休息室时，只感觉一股热乎乎的带着汗臭味的空气扑面而来。97年出生的小葛不以为然地说，当熟悉这里的味道后，静下心来就隐约能听见电流持续的低鸣飘进来。可惜我在这个不到30平的休息室，只感觉呼吸不畅，不要说静下心来，五六分钟内就看了快十次手机，只恨时间过得太慢。

小葛不一样，他很自如地喝了水，吃了老式蛋糕，估摸着一时间不会再有司机进来，便拿出驾驶位的颈枕放在革面沙发的扶手上，准备躺下，然后盖上黑色的羽绒服。沙发并不算长，但小葛也只有171厘米，足够伸开腿脚了。这个普通本科毕业的年轻人，在沈阳已经开网约车一年多，不租房不买房，全靠在充电站“落脚”地活着。

这个不需要房租、全覆盖监控、24小时暖气热水、旁边就是免费的公厕的充电站，让小葛直接砍掉了“房子”这个当代年轻人最大的生存成本，并得以每个月攒下近3000块钱。

文｜oscar

编辑｜oi

一场病，算透账

睡觉前，小葛摸了摸肚子，摸了摸额头，又晃了晃胳膊和腿。很好，都没有不舒服的地方。这是他每天在充电站入睡前的固定流程，起源自他第一次在充电站体会到了拉肚子的无助。

急性肠胃炎毫无征兆地发作，疼是次要的，关键是要一遍一遍地颠去二三十米外的公厕。一开始还担心自己的背包放在充电站会不会有人偷，拉了七八次后，再从沙发上站起来，眼前一阵阵发黑，耳边全是自己的喘气声。小葛只能抖着手，花38块钱点了应急的肠胃药，在备注里写上：麻烦放充电站休息室最里面的沙发上。

十几分钟后，外卖骑手推门进来、把药放在沙发边的茶几上。隔壁沙发歇脚的货车司机，只是抬眼扫了他一眼，没有说话，也没有起身靠近，低下头继续刷手机。小葛不是不想去医院，是真的不敢去。挂号、抽血、输液，随便一套流程下来，大几百块就没了，那是他熬三个通宵，跑够七八十多单，才能攒下来的流水。

吞下药片，抱着热水杯蜷回沙发里的时候，小葛盯着天花板上晃眼的日光灯管，肚子还是疼着涨着。小葛隐约能感受到旁边司机的目光，也许是同情，但他不愿细想。为了转移注意力，他开始琢磨，自己怎么一步一步走到如今的。

2019年，普通二本毕业，小葛挤在招聘会里，名校生攥着大厂、国企的入场券，专科生靠着实操技能能进工厂、学手艺，唯独他卡在不上不下的夹缝。“我当时想还助学贷款，还想让父母尽量过得好一些。找不到工作，连自己都养活不了。一下子就理解了为啥有人走上诈骗之类的路。”走投无路时，征兵通知成了一根救命稻草。2021年，小葛复员退伍，拿到手的复员补贴、一次性退役金加起来，整整14万。还完了助学贷款，其余的全打给了朝阳农村的父母。

两年过去，小葛的选择是如原地踏步一般，“保安、押运、工厂流水线。“小葛觉得不自由，他不想被束缚着。在外卖和开网约车之间，他选了后者。入行以后才知道，这两个工作不过是大坑和小坑的区别。

车是从租赁公司租的新能源电车，月租加上管理费3200块，雷打不动每个月一号必须交，晚一天就要扣违约金。小葛当时是租了个房子的，单间，在沈阳市沈北新区。他跑了整整三个月：每天拼尽全力跑14个小时，从早六点到晚八点，除了充电不敢歇一分钟，一天流水撑死300块，扣掉平台抽成、每日充电费、车辆损耗，一个月落到手里的纯收入，4000块出头。扣掉房租、水电、网费手机费、饭菜和日杂，一个月只剩八九百块。关键有了房子，不管最后一单多远，还要费劲巴力开回去。偏这个房子是租的，也不能安充电桩。

房东又来催房租了。提前二十天就开始催。要是交不上，房东立马就把房子挂出去，宁肯提前租出去以后按天赔钱给小葛，房东也不想空着房子没有租客。小葛没见过这位房东，只记得对方在电话里也不好好问，上来就是“到底租不租，租就给三个月的钱，不租快点收拾东西。”小葛嘴上说“这不还没到期”，其实着急上火，嗓子哑了，智齿又发炎。

去医院，医生看了看，“要动个小手术，把肉切开，然后拔出来。”小葛关心的是钱，医生没直接回答，却说康复期还要来检查一次或者两次。小葛狠下心，“就是一股脑地决定，路过了一个小牙科诊所，进去就拔了。”脸肿了半个月还多，把乘客吓到了，“你是不是被揍了？”小葛呲牙咧嘴。乘客是个大姨，投诉，说小葛故意吓唬自己。

没罚钱，但是平台给他推的都是碎单，距离近、单价低、提成完，一单三五块钱，比公共汽车贵不了多少。小葛一股火，脸疼，嘴疼，吃不下饭肚子饿，房东又来催，小葛回了三个字，“不租了。”

下午，小葛特意开车回了住处，收拾了东西。装进一个行李箱还绰绰有余。扔在车的后备箱，又不知道去哪里。网上说可以去网吧，通宵，可以过夜。小葛试了一次。他挑了人不多的网吧，选了个包间。

包间的墙板很薄，只能放下电脑、桌子、椅子。小葛看了一会电影，没心情打游戏，躺在椅子上睡不踏实。过了不到两个小时，凌晨三点那个样子，网管敲门。小葛迷迷糊糊地开了门，“啥事？”“没事没事。”网管转身走了。五点多的时候，网管又来敲门。烦得小葛不行。后来才知道，网吧是怕通宵上网的人出事、嘎在这里。所以每隔两个小时就来检查一下“是不是还活着”。

“这还不如我住在充电站了，还不要钱，还没人过来扒拉我。”小葛半开玩笑。

那家充电站并不是小葛常去的。小葛租房子的时候，经常固定充电站。现在行李随人走，他碰到哪个充电站算哪个。小葛也没想到，这个休息室是他后来连续半年中住过的条件最好的：空间大、沙发不塌、饮水机里有热水、有插排可以充电，只要没人注意还能用小电杯煮一碗加蛋方便面。

那是第一晚，夜里十点半，小葛走进去的时候，还有一个网约车司机在刷短视频，声音开得很小。小葛环顾一圈，找了个最靠里、离监控最近的沙发，连鞋都没敢脱。小葛说自己脚臭。第二次住休息室就不在乎了，全是老爷们，还有人放屁更臭。

一开始根本不敢睡，怕工作人员过来赶人，怕进来的陌生人不怀好意，怕自己睡着的时候，手机被人拿走，怕第二天醒过来连车都不见了。在休息室能听到充电站电流持续的嗡鸣，还有外面货车开过的声音，小葛一晚上醒了五六次，每次醒过来，第一件事就是摸怀里的手机，看时间，看东西有没有丢。

天快亮的时候，才迷迷糊糊睡了过去，醒过来的时候，天已经大亮，有两个新来的司机正在玩手机。小葛感觉肩膀有点发僵，可看着窗外透进来的早春的阳光，摸了摸手机还在，松了一口气，这不就找到住的地方了嘛！

休息室内会有尽量让自己放松的按摩仪等，但过夜仍不舒适

没有底线的活着

小葛是拎着两听啤酒走进那个新能源汽车充电站的。说来也可笑，他害怕被管理员发现，把自己赶出去。至于这个神秘的管理员到底是谁？人工智能告诉他，每个充电站都有管理员。但小葛没遇到过，倒是早晨六点，过来清扫的大姨叫醒他，“小伙子，这里可不兴过夜。”又看了茶几上的啤酒罐，“还喝啤酒？还能出车吗？”

与其说小葛赌的是没有警察会一大早查酒驾，不如说他赌的是自己喝了酒，一旦被所谓的管理员发现，大概率不会把自己赶出休息室吧？

做网约车司机之前，小葛做过半个月行政工作。因为接客户之前车没洗，被老板指着鼻子骂。小伙子受不了，当天下午就辞职，十几天的工资也不要了。

一个司机是拎着一杯茶水走进来的，看到小葛已经打开一听啤酒，没吭声。坐在三人沙发对面的单人沙发上，刷起手机。等到小葛打开第二听啤酒的时候，对面的司机开了腔，“喝这么多，明早睡过头，不值得。”

小葛一开始没回话，后来回过神来才回，“这么明显吗？”“充满电就走的司机，肯定不能喝酒啊！”那个司机不慌不忙，“这也就是在沈阳吧！我之前在上海，充满电15分钟内必须离场，超时每分钟收5毛1块的，想在休息室躺一晚，光占位费就要几十块。”

小葛很惊讶。后来他才听说，除了上海，在北京不少充电站，保安半夜会巡逻，看到在休息室过夜、在车里睡觉的司机，先提示、后赶走；还有广州、深圳的司机，为了抢一个夜间低价充电桩，凌晨两三点就要开着车满城转悠，连在充电站歇脚的资格，都要靠抢，更别提过夜了。

小葛挠挠头，他喜欢挠头。作为当过兵的东北人，就算是冬天，也顶着圆寸。圆寸的好处是，小葛早上六点不到醒过来，冒着寒风，跑到休息室二三十米外的公厕，就着洗手池的凉水，泼在头发上，立刻透心凉得清醒了。再用指甲盖那么大小的洗发水，呼噜一把，洗发水也不用冲洗太干净，带点洗发水的香味还挺好。但洗发水冲不干净，头皮就会痒。于是，时不时挠挠头，成了小葛下意识的动作。“没想到，那天误打误撞去的休息室是最好的。”小葛后来去的充电站休息室，要么就是太小，没有三人沙发，躺着睡觉根本不现实。要么就是里面有六七个司机，大家都只能坐着，更不可能喝着啤酒吃着泡面。

距离充电站休息室大约三十米的公厕，小葛早起后在这里用冷水快速洗漱。但不是每个休息室旁都有这样的公厕。如果没有，小葛需要边开车边找

跑的地方多了，小葛也知道了沈阳的充电站，大致分两种。一种是连锁品牌运营的大站，规模大，车位多，大多建在物流园、汽配城、环城路旁边，不带休息站的，车位能达到五六十个，最大的甚至有上百个，充完电15到30分钟内必须离场，超时就要收停车费；带休息站的连锁站，大多也只在白天开放，晚上十点就准时锁门，不让人逗留。

另一种，是个人老板开的小站，大多藏在居民区、街边的角落里，规模不大，带休息站的，车位大多在20到30个之间。只要你不闹事，不影响别人充电，不破坏里面的东西，老板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东北难熬的还是冬天。充电站休息室可不是砖砌的房子，多是没有地基的铁皮房，就算有暖气或者空调，也会漏风。“那就容易感冒、休息不好。”小葛时不时会感慨，这个城市里到底有多少自己不知道的充电站。遇到不好的休息室，也会骂上两句，“这样的老板太黑心了！网约车司机过来充电，也指望着休息一下。在屋里还要穿着羽绒服，比车里都冷！”

但车饿不了肚子。哪怕充电站的休息室不好，该给车充电也要充。若是休息室里太冷或者司机脱了鞋导致空气太臭，小葛也等不到充满电麻溜开着车，一边接单一边去自己熟悉的休息室。

小葛摸清了常去的三个充电站的脾气：东边那家的沙发最新最软没塌，适合后半夜跑完单补觉；西边那家的水最热，冬天能随时泡上一杯热茶；南边那家没禁止司机在后半夜偷偷用小功率电杯煮点东西。小葛住在充电站里的日子多了，他不再是那个慌慌张张、连充电都要找最角落位置的新人，他有了自己的“生活地图”。

“哥们来了？”小葛走进休息站，就有熟悉的面孔打招呼。这位司机还递过来一枚卤蛋，“我没吃了，给你吧！”小葛道着谢。目送那位司机离开。

那枚卤蛋，小葛是不吃的。

小葛在半年前，吃了一个司机“好心”递过来的一把花生米，当时吃完觉得有点麻嘴，没当回事。过了两个小时，拉肚子，止不住，车停路边，人跑进公共厕所。等过了二十分钟，人出来，交警的罚单已经贴上了。

小葛到现在也不知道是不是那个司机搞的鬼。但就算是脸熟，也不是朋友，更不敢吃下肚了。

满是陌生人的房间

休息室几乎有一个共同点：空气不好。拉开门，一股混合着脚臭、呼吸臭的空气迫不及待地扑了出来。有时候，这股空气里还有泡面味。小葛太熟悉这股味道了。暖烘烘的臭、还有一点说不出来的味道，让小葛想起在部队里那条德贝。他不太懂狗，但是战友们都说叫德贝，他也就这么叫着。那条狗跟小葛很亲，喜欢把头搭在小葛的腿上，黑黑的大鼻子往外喷着湿漉漉的气。就像此刻从充电站休息室里涌出来的味道。小葛一屁股坐到沙发上，脱下外套，感觉到脸和手都被暖和的空气包裹着的时候，紧绷的肩膀瞬间就松了下来。

充电站里人来人往，舒适程度取决于人多还是人少。过了夜里10点，充电费就从6毛8降到3毛3。虽然也就是省了二三十块钱，但那意味着一顿饭。不少网约车司机都等到夜里来充电。不同的是小葛是要在这里过夜的。过了十二点，其他司机就陆续回家了。

小葛一开始怕别人发现自己“以站为家”。这天半夜，一个司机大哥冲进来，见休息室里只有小葛，嚷着，“兄弟有纸吗？”小葛一愣，顺势摸出一包纸巾。大哥薅着纸巾就跑了。过了十几分钟，大哥回来。没事人一样，接了一壶水，理都没理十几分钟前口口声声称“兄弟”的小葛。

小葛后来把这件事讲给另一个网约车司机听，对方惊讶地看了小葛一眼，“你给了人家纸、救了人家的急，就别希望人家谢你？你要是不乐意，一开始就别给。他拉裤子里也和你没关系。”小葛一琢磨，是这个道理，都是陌生人、没关系的陌生人。

“陌生人”也有齐心合力的时候。那个拾荒的老人推门进来，在沙发上手机都要刷出火星子的几个司机对视了一眼，有一个人带头喊了一句，“不让进，赶快出去！”小葛当时睡得迷迷糊糊，这一嗓子把他叫醒了。小葛迷迷糊糊，就看那个老人努力解释着什么，还是被几个司机你一言我一句赶了出去。小葛想说点什么，但没吭声。他翻了个身，成为了沉默的大多数中的一员。

小葛住过的休息室之一，有免费热水，室内还算干净暖和

充电站里的人来来往往，多是和他一样的网约车司机。这里说吵闹，也算不上，大家都会刷手机，二三十次里才会遇到一两次把手机声音放得很大的司机。大部分司机都是很少言语。直到一个司机说在休息室里丢了一千块钱。

这个司机联系了充电站的老板。老板含糊地说自己在外地，派了一个人过来，配合提供监控。小葛当时也在，而且是为数不多的司机之一。小葛看着丢钱司机和充电站的工作人员一起看监控，总觉得有点不对劲。

过了一会，工作人员忽然抬高了嗓音。“这都看了几遍了，从你进来到我进来。根本就没有人靠近你。你那个钱到底是在哪里丢的！”司机顿了一下，梗着脖子，“丢了就是丢了，我还能讹人？”一边说一边耸起上半身，斜着往工作人员身上靠。小葛正看得入神，有司机搭腔，“我要睡觉，你们出去说！”这个嗓门很宏亮，听起来也不像有睡意。

工作人员脑子机灵得很，立刻顺势往后退了一步，“咱们出去说。”小葛纳闷地看着“要睡觉”的司机。司机努努嘴，“过来捣乱的！”司机怎么还会捣乱？“一看就不是司机。”“你听他的语气，不就是讹钱。”“讹钱也不一定，旁边新开了一个充电站，往东不到一公里，一直都没什么司机过去。”“搞臭这里，他就有好处。”大家事后诸葛亮地七嘴八舌起来。

当一个外卖小哥推着电动车进了休息室时，几个司机抬眼看了看，没吭声。过了一会，不知道谁来了一句，“进来休息，不赚钱了呀？”外卖小哥垂头丧脑地回了一句，“刚才被车撞了一下，进来定定神。”一个脖子上挂着佛牌、手腕上戴着两三串粗大手串的司机站起来，迅速走了出去。有人笑着说，“这司机忒信运气了。”见室内另外几个人不明所以，“这小哥刚撞了车，我们都是开车的，可不要避着点。”小葛觉得好笑，但笑不出来。生活里至少还有点敬畏，也挺好。

为数不多让司机们联合起来的，是有司机被乘客欺负了。一次，小葛遇到后排乘客上车就吃东西，“就跟春游似的，除了手里的烤冷面，包里还有薯片、汉堡。从皇姑（沈阳一个区）开到机场，四十多分钟，吃了一路”。小葛让乘客把垃圾带下去，乘客没事人一样，扬长而去。气得小葛想下车拉住乘客，但机场维持秩序的工作人员让他赶快开走，不要阻挡后面的车停进来下客。这件事堵在小葛心里，不吐不快。在休息室里，犹豫了一下，还是对着对面的陌生司机讲了一遍。这下，这个司机也蹦起来，“这样的人太差劲！上次有个乘客，吐在我车上，我让他掏二百块钱洗车钱，他只肯出三十，还说是我把他晃晕了。”

看这几个人七嘴八舌的说着，小葛心里舒服多了。虽然说出来并不能解决实际问题，但能睡个好觉了。

“好人谁开网约车啊！”小葛后来也学会了这么一句自嘲，他自己也被排除在“好人”的范围外了。小葛说在充电站休息室里，不能相信任何司机。但凡有个更好的出路，人们是不会来开网约车的。他见过欠了几十万网贷的司机，见过离了婚、不敢回家的司机，见过生意失败、欠了外债的前老板……在休息室里，每个人都守着一块小角落。

一次，有司机把手机落在沙发坐垫的缝里。小葛看到，也不靠近，跟没事人一样走了。有一个年纪看着四十多岁、头发像笼着一层灰的司机凑过去拿了起来。小葛推开门的时候，对着空气说了一句“多一事不如少一事”。他不知道接下来，丢手机的司机会不会找回来，又或者让这位捡起手机的司机去派出所……“就像这里的司机都不会说实话一样。咱伸个手帮个忙可以，但别惹来麻烦。”小葛说，网约车司机都是靠熬时间赚钱的。去趟派出所、配合调查，两个小时打底，真犯不上。

小葛早已习惯了这种孤独。谁也不想被别人看穿，谁也不想给自己惹麻烦，谁也不想欠别人的人情。一开始他觉得这种冷漠太残酷，太没有人情味，可住得久了，反而觉得这种互不打扰的默契，比虚假的热情更让人安心。不用应付无意义的寒暄，不用被人追问自己的处境，不用在陌生人面前伪装体面，大家都是过客，各走各的路，各熬各的难，反而给了他足够的空间和安全感。

转眼到了“双十一”，小葛给村里的父母买了新的羽绒服。母亲叮嘱他，也给自己买一套新的。小葛嘴上答应着，其实犯了难。没有固定的收货地址，网购成了奢望。连买双袜子、买件换季的衣服，都只能寄到朝阳老家，等每个季度回家的时候再拿；偶尔买个急需的东西，就到商场里去选。

生活里，网购不是必须的，但洗澡洗衣服总还是要有的。而这些，在休息室里是难以实现的。

去“如家”度假

小葛的东西很少，一个双肩包就装下了：一双鞋放在背包的最下面，换洗的两套内衣袜子、一件衬衫、一条长裤，外加剃须刀、毛巾牙具。小葛只有一件外套，每个季度回朝阳老家的时候穿回去，再换一件应季的穿出来。

小葛每周去一次30块钱的大众洗浴中心。他不去那种带吃饭的洗浴，“那种至少（要）七八十块，这个价格还吃不了饭，只是洗洗泡泡”。关键是里面的服务员一点都不愿意服务小葛这样的客人。跟别的浴客还是恭恭敬敬，看到小葛就好像能感觉出来不一样似的，对着小葛来一句，“先生，这里不让洗衣服。”

真是笑话！小葛心里暗想。如果就是来洗个热水澡，干嘛还要花七八十块钱。他不管，也不搭理对方，拎着衣服往淋浴区走。小葛太扎眼了，谁拎着衣服往里走啊！过了还不到十分钟，就有两个穿着衣服的男人走进来，站在一丝不挂的小葛面前，“先生别洗了。”小葛内心都没挣扎，立刻不洗了。“我光初溜儿的（东北话，没穿衣服）。俩穿着衣服的男的，站在面前，让别洗了。”还是二三十块钱的大众澡堂好。把换下来的衣服洗干净，躺在椅子上或者泡澡的池沿上，安安稳稳地休息一会。

小葛很快就发现了新的领地：快捷酒店。现在的快捷酒店不但有特价房，而且还能免费充电，里面还带洗衣机和烘干机。房价最低的时候可以到98块钱。有一次小葛抢到了78块钱含早餐的特价房。在美团上抢的时候，显示“只有一间”。他人过去以后才知道，那间房是地下室。

“你们咋不在网页上直接说呢！”小葛的嗓门本来就大，听起来像是很不满意。前台说他可以加钱换个房型。小葛说不用了，美滋滋拿了房卡，在酒店的停车场给车充上电，就去房间了。先洗澡再洗衣服，然后躺在床上看电视。第二天再好好地吃一顿早餐。

早餐并不算丰盛。78块钱一晚上，还想要啥早餐。好处是能吃饱，鸡蛋牛奶随便吃。小葛特意带了一个小包包，装了四五个水煮鸡蛋、小蛋糕小面包，以及七八个橘子。这些够他在接下来两天的时间里，吃方便面的空余，补充营养了。

小葛后来还是有点心疼这八九十块钱的房费，总觉得没有发挥出最大价值。直到他发现可以在酒店里给爸妈打电话。酒店里的网络是免费的，他可以和爸妈舒舒服服地聊上个把小时。而且酒店房间里的环境也好，电话那头的爸妈看着镜头里干净整洁的环境，也不会反复追问他住得好不好、有没有受委屈。

不住酒店的时候，小葛的视频通话是被休息室里一位司机大哥和外卖骑手之间的争执打断的。司机大哥质问骑手为什么把外卖弄洒了。骑手看了看外卖的袋子，“你这是炒饭，就算洒出来一点也还是能吃的，不然我赔给你两块钱。”没想到司机大哥忽然就提高了嗓门，“谁稀罕你这两块钱！”骑手看了看大哥，忽然对他说了句，“还是少吃这样的外卖，真的不健康。”这下把司机大哥弄得一愣。两人没继续吵下去。

“人呐，还是要想开。”这句话不是对小葛说的，是那个点炒饭外卖的司机大哥在接电话的时候，对着电话另外一端说的。司机大哥看到小葛正好奇地看着自己，笑了笑，“劝别人行，人都是劝不了自己的。”好像是为了自我证明一样，大哥努努嘴，面前是吃了一多半的炒饭，饭粒子上油光瓦亮。“不健康，管饱。”小葛还是不明白大哥要说什么。

大哥叹了口气，“上个月，和媳妇彻底离了。冷静期的时候，媳妇就找了个骑手。说是比我能赚多了。”“咱们觉得自己还能点个外卖，让骑手送过来，好像是服务于咱们。说不定人家放下饭的时候，还觉得咱们可怜呢！”

大哥又说了一句，“人活着，就要吃一日三餐，吃饭比睡觉还重要。”大哥最后没再继续吃那份炒饭。他快速收拾好外卖盒，留给小葛一个有些驼背的背影，像是被什么压弯了后背。

《大象席地而坐》剧照

小葛似乎开了窍，他的三餐，不再是刚“住”进来时那种凑合。早上大多是两个包子，一杯豆浆，成本5块钱；中午是黄瓜、两个煮鸡蛋、一份面或者手抓饼，成本不超过7块钱；晚上会给自己做点热乎的，电热杯煮点小米粥，或者煮点面条，加一把青菜，卧一个鸡蛋，成本也不超过6块钱。小葛再也没喝过啤酒，但之前没喝完的那听啤酒成了“道具”，他还是担心被赶出去。不过这样的担心在一个月可以省下小一千的房租面前，不值一提。也不再委屈自己的胃，在有限的条件里，给自己找一点热乎的烟火气。

但小葛住在休息室里的“秘密”还是被发现了。那是凌晨两点，有司机进来休息，叫醒了小葛，“哥们，你东西掉了。”小葛睁开眼睛，发现沙发旁边有两张皱皱巴巴的百元钞票。小葛迷迷糊糊地起来，刚要伸手去捡，立刻又把手缩了回来，“这钱不是我的。”那个司机皱皱眉，“就掉你这里了。再说这屋子里就你自己。”小葛还是不捡，“不是我的钱，我不碰。”

那个司机走过来，弯腰捡起来，“有钱不要，你咋想的！”见小葛不说话，又问，“前两天我过来，就看到你睡在这里。”小葛的精神立刻紧绷起来，“歇一会再干活。”司机似笑非笑，“拉倒吧，我看你在这里睡了好几个晚上了！”小葛不再说话，开始收拾东西，“车估计充好了。”

那天晚上，小葛没再去休息室，一口气逃到了于洪区，距离之前那个充电站将近二十公里。

“有住的地方才有家啊！”有人这样对小葛说。这个97年的小伙子没有回答。也许“住的地方”对他而言，是一辆随时能开走的车，是经常变换落脚地点的充电站，但能让他安心回去的地方，才是真正的家。

“那我也不愿意回朝阳老家。”小葛拍了拍方向盘。老家没有24小时营业的充电站，没有随叫随到的外卖送药，没有稳定的网约车订单，更难有完全不靠人情、只靠双手就能赚钱的机会。眼看着又到了2026年三月，天气开始悄无声息地发生了变化。

今年两会期间，政协委员周世虹建议废除劳务派遣制度，并指出劳务派遣制度已经成为劳务派遣企业和用工单位赚取利润，减少用工成本，甚至是克扣和剥削劳动者收入的手段。这一提案受到法律界普遍关注，其背后涉及的法律问题也值得被认真探讨。

劳务派遣的异化

2008年，我进入专职农民工法律援助行业。恰逢那一年，《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生效（以下简称《劳动合同法》），“劳务派遣工”群体的人数亦呈现出高速增长。在此之前，不能说国内没有劳务派遣。比如，为解决外国驻华机构的用工问题，我国在上世纪八十年代成立了第一家劳务派遣企业——北京外企人力资源服务有限公司，专门为这些外国驻华机构提供中方雇员派遣服务。

随后，为解决制造业生产旺季的用工需求，沿海一些城市也陆续出现了协助用人单位招募临时务工人员的中介机构。毫无疑问，曾经的“劳务派遣”，不啻为一种解决制度障碍与劳务市场供需波动的恰当方式。

然而，2008年《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后，大量的非临时用工被迅速转岗为“劳务派遣工”。以“补充性灵活用工”为立法初衷的劳务派遣制度，逐渐异化，甚至成为不少企业规避用工责任、压低人力成本的工具，沉疴至今。

多年来，假“劳务派遣”之名，制造同工不同酬、岗位滥用、责任推诿、权益保障缺失等问题的案例，屡见不鲜。

据中国新闻周刊的《没有公积金、没有年终奖，派遣工却不敢辞职》一文报道，张某应聘东部沿海某市大型国企，面试过程由该国企直接对接、组织完成，他全程未接触过劳务派遣公司人员。但签订劳动合同时，他却发现甲方为某劳务派遣公司；在待遇方面，张某的工作内容与正式工完全一样，但不享受正式工的年终奖，没有正式工的公积金和年假；职业发展方面，正式工可以享受的评优、晋级，这些均与张某无缘。至于正式工可以签订的无固定期限劳动合同，张某更是想都不可能想。

另有司法案例显示，华北某县辅警李某系派遣用工，每周工作超90小时，年薪仅2.5万；而新入职民警年薪8—9万，含各类补贴。

张某、李某的遭遇，显然不是个案。

劳务派遣制度之所以产生异化，原因在于：《劳动合同法》生效之始，被一些企业和学者批评为“不切实际”“徒增用工成本”“恶化用工环境”……甚至，不乏企业和学者呼吁废除《劳动合同法》。

当用工单位发现无法达到《劳动合同法》的高门槛时，“劳务派遣”就成为他们规避用工义务的手段。据官方机构公布的数据，2007年国内劳务派遣人数约为2500万。而《劳动合同法》生效后，截至2013年的五年时间，劳务派遣人数即飞升达到6000万。

“张某李某们”的数量成倍增长，侵害“张某李某们”合法劳动权益的手段，也从“降低用工成本”的同工不同酬，逐步升级为“逃避劳动保障义务”的甩包袱。

在我从事专职法律援助的那些年，见过劳动者出了工伤却被用工单位和派遣单位相互踢皮球的，见过明明在沿海城市工作却被要求去西北省份申请仲裁的，见过劳动者好不容易赢了诉讼却发现派遣公司宣告注销的。相似案例，在中国法院网上还能检索到很多，都能证明我所经历的恶意用工问题成为普遍现象。

劳务派遣到底引出哪些问题？

那么，总结一下，劳务派遣引发出了哪些问题？

第一，同工不同酬：派遣工月薪仅为正式工的50%-70%；社保、公积金按最低基数缴纳，甚至不缴；晋升通道狭窄。

第二，岗位滥用：派遣工大量用于主营业务核心岗位，远超“派遣工占比不得超过用工总量10%”的法定标准，用工时长同样远超6个月的法定时限，已脱离“临时性、辅助性”的立法初衷。

第三，逆向派遣：用工单位强迫老员工与派遣公司签约再派回原岗，切断工龄与无固定期限合同权利。

第四，设置维权障碍：发生劳动争议后，用工单位与派遣单位相互推诿；特别是发生工伤纠纷后往往出现“两不管”现象，劳动者维权成本极高。

第五，假外包、真派遣：实际由用工单位直接管理、考勤、派活，却以“业务外包”“人力资源服务”之名逃避劳动监管。

第六，派遣公司恶意注销逃避法律责任。据最高院刊发案例记载，某劳动者被派至传媒公司，超时工作期间猝死。事发后，经查派遣公司未缴工伤保险，后以“破产”为由拒赔。此案经多方努力，虽为劳动者实现了部分赔偿，但维权过程并不轻松。

上述种种，成为今年两会期间代表提出劳务派遣制度已脱离立法本质，发生系统性、规模化异化，应当予以废除的基本背景。

劳务派遣应何去何从？

上述局面的出现，本质上是企业逐利、制度漏洞、监管乏力、维权艰难等多种因素所共同作用的结果。

其中，制度界定模糊是导致上述问题的重要诱因。以劳务派遣所需遵循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的“三性”用工为例，司法界定过于原则化，缺乏可操作的认定标准，甚至出现用工单位说“辅助”就“辅助”的现象，给用工单位留下巨大的违规空间；对于10%的用工比例红线，亦缺乏常态化核查机制，部分用工单位通过拆分公司、假外包、跨区域派遣等方式能够轻松规避监管。

同时，执法力度不足、处罚偏轻，违规用工单位罚款最高仅10万元，相较于数千万的违法收益，威慑力微乎其微，形成“违规成本低、守法成本高”的逆向激励。

现代法治社会，认真对待劳动权，就是认真对待每一个人的价值。这既是法治的要求，也是社会文明的应有之义。劳动权是公民生存与发展的基石，是每一位劳动者作为平等主体所享有的基本权利，更是社会公平正义的底线所在。

劳动权承载着劳动者的尊严与生计，从平等就业、获得劳动报酬到休息休假、劳动安全保障，每一项权利都不容漠视。

而以劳务派遣之名所畸生出来的种种怪象，不仅是对劳动者基本权利的漠视，甚至引发部分学者和用工单位以“发展经济”之名呼吁废除《劳动合同法》。这真应了一句法律名谚：“如果不能认真对待权利，必然不能认真地对待法律。”

有许多人想坐上穿越到苏联的列车。那么，对于生活在苏联的普通人而言，究竟是一种怎样的体验？

一些人记忆中的苏联，是宏大的五年计划，是战争的英雄史诗，而在毛细血管的日常里，却是无数看不见的边界和禁忌。生活在苏联的普通人，必须恪守六大禁忌，它们虽然不是写在刑法里的重罪，却是刻在每个苏联人骨子里的生存红线。

第一、思想的禁忌

《真理报》上无真理，《消息报》上无消息。这句笑话，道尽了思想禁忌的本质。这个禁忌，是苏联的第一禁忌，也是最根本的禁忌。在这种禁忌下，任何与官方口径不一致的思想，哪怕仅仅是一句私下的抱怨，都可能被视为异己。

1945年2月，战争英雄索尔仁尼琴在前线被捕，原因是他在给友人的信中写了一句：那个留胡子的老板，是他把我们引向了毁灭。信还没到朋友手里，索尔仁尼琴就已经到了劳改营，罪名是反苏，刑期是八年。

令人窒息的是，这种禁忌遍布社会的角落。勋宗时期，有数万人因触犯思想禁忌而被关进了精神病院。比如一位莫斯科工人，仅仅因为在车间里抱怨了一句“工作时间越来越长，待遇却一年不如一年”，次日就被带走，从此杳无音信。

第二、迁徙的禁忌

莫斯科不是你想进，想进就能进。这句笑话，道破了苏联迁徙的禁忌。1932年，苏联建立了严格的人口管理制度，任何人离开居住地超过24小时，就必须持有单位开具的证明。进入莫斯科等等几个大城市需要专门的介绍信，否则就被视为非法滞留，轻则罚款、重则劳改。出境更是遥不可及，苏联存在的69年里，和平年代的出境率不到千分之三。

苏联的迁徙禁忌，一方面源于计划经济的需求，计划经济需要将劳动力锁定在计划的岗位上，不能随意变动，否则就会影响计划。另一方面是为了缓解资源分配的压力，毕竟，莫斯科是苏联的门面，哪里的面包都可以缺，莫斯科不能缺。

第三、经济的禁忌

苏联，应有尽有，但不是每个人都有。这句笑话，道破了计划经济的虚伪。在计划经济下，普通人的经济生活被两大禁忌所束缚：一是禁止脱离计划而生存，二是禁止有劳动能力而不工作。

苏联的商品短缺是常态，所有都需要凭票供应，排队4个小时购买一磅面包是普遍现象。在这种背景下，在黑市讨生活成了普通人生存的必备技能，可一旦被抓住，就会被定性为投机倒把。比如莫斯科的一位家庭主妇，用在家中自制的果酱交换邻居的手套，被举报后定为投机分子，最终被没收全部财产，并罚款500卢布，这相当于她8年的工资。

苏联的计划经济，因为分配极不合理，所以劳动积极性极低。于是苏联出台了反寄生罪，在街头和公园抓闲人，如果不能证明自己正在上班途中，轻则被带走调查，重则移送劳改营。苏联大诗人布罗茨基因为不愿意烧锅炉，就曾被判社会寄生罪。

第四、文化的禁忌

麦当劳是资本主义的剥削工具，口香糖是西方世界的颓废象征。这句苏联口号，突出了苏联文化禁忌的诡异。

苏联的文化要求是，歌颂宏大、赞美积极、发扬向上。也就是，你只能歌颂光明，不能揭露阴暗；你只能塑造英雄的幸福，不能描写凡人的苦难。即便是真实，如果不符合发展中的”真实”，那也是禁忌。所以任何偏离这种基调的文化作品，都可能被视为反苏宣传。比如《古拉格群岛》被定性为叛国作品，流行音乐被视为资本主义的颓废声音，严禁收听，否则就要被罚款劳教。

第五、社交的禁忌

在苏联，和谁做朋友，不是个人的选择，而是生存的抉择。这句感慨，是苏联心照不宣的禁忌。

在苏联，普通人不能有外国的亲戚朋友，不能看外国的书籍资料，否则就可能被定性为反苏分子。如果一个人被定性为反苏分子，那么他的家人、朋友、同事，都可能受到牵连。比如1956年，匈牙利事件爆发，一名莫斯科大学的教授，仅仅因为与匈牙利的学生有过师生经历，就被撤销职称，流放到西伯利亚。当一名孩子的父亲成了所谓的人民公敌，他母亲做的第一件事往往是销毁父亲的所有物品，并告诉孩子那个人不是他们的父亲。这不是残忍，而是为了活命。

第六、隐私的禁忌

在苏联，没有真正的私人生活。这句耳语，是苏联私人生活的无奈写照。

苏联执行集体宿舍，厨房是共用的，卫生间是共用的。你的脚步声、孩子的哭声、夫妻间的争吵，都会被邻居听得一清二楚。你的访客是谁，你几点回家，都在他人的注视之下。并且，苏联还出台了《居住区使用规则》，禁止在厨房讨论政治话题。

于是私人生活就成了禁忌，这个禁忌使得苏联人从小就懂得：隔墙有耳。比如一名莫斯科工人，在集体公寓的厨房中向妻子抱怨了黄油难买，次日就被克格勃带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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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联时代的六大禁忌，本质上是权力对个人生活的全面渗透。从言论到思想，从迁徙到出行，从经济到社交，从隐私到文化，权力的触角无处不在。透过这六大禁忌，我们看到的不仅仅是苏联普通人小心翼翼的生存状态，更看到了苏联如何一步步走向覆灭的过程。

苏联解体的原因千头万绪，但不可否认，人心向背是最终的判决书。当苏联需要依靠无处不在的禁忌来维持运转时，它离停摆就不远了。

在如今这个新闻大爆发的年代，机构媒体缺席已成为常态，自媒体此时成为一种有效的补充，但是，即便是严肃正经的自媒体文章，也常被忽视、置之不理，甚至被不怀好意的官员和机构诬为“寻衅滋事”。

切中社会痛点的舆论不被重视、有意视而不见，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其实，心怀鬼胎的官员有意回避舆论并不是自媒体时代才有的事情，在传统媒体仍活跃的年代早就有了，而且十分常见。媒体报道媒体的，他们置若罔闻，不把舆论放在眼里，过去早已有之。

当年我们是如何应对的呢？当年有一种报道形式叫连续报道或追踪报道，就是媒体在一段时间内集中频繁聚焦同一新闻事件，持续不断地从不同信息源、不同角度连续报道该事件，最终形成一定的影响力，迫使被批评的官员或者监督的地方正视被曝光的问题并采取有效的措施整改、补救和问责。

如今，自媒体时代也是如此，当有些官员或者机构对关涉公共利益的问题避而不谈时，正如“坚持不懈地追问”当年成为传统媒体有效介入社会现实矛盾、促进社会发展的策略之一一样，如今仍也是一个行之有效的办法。

说一个我前不久亲历的案例，让大家能有一个更清晰直观的印象。

春节前，我曾持续关注江西某地检察院在公文中出现三处明显而低级的错误，比如把工作对象的名字写错，文中把“处理意见书”写成“处理见书”，落款时把“区人民检察院”写成“区人民检察”。

我于2025年11月16日作文指出上述问题后，当地置若罔闻，根本不理睬。12月23日，河南某地人社局公示副高级职称名单并请社会监督，可是要求12月22日前反馈监督情况。这意味着，公示发布时监督时限已过。何其荒唐！于是我作文指出时间上的问题，并借机再次公布江西某区检察院类似的问题。

文章发布当天，河南的那个地级市人社局辗转联系到我反馈，承认工作失误并整改，还表态全面排查、确保不再发生类似的问题。可是，江西的那个区检察院仍然置若罔闻，我再次作文追问，当地仍不回应。

任凭你怎么喊话，当地都不回应，类似的问题其他部门立即认错并整改，检察院却继续装聋作哑，此时很多读者认为这个舆论监督陷入了僵局。但我没有放弃，决定换一个思路：检察院出错，既然喊话当事的机构无果，那就“围点打援”，换个目标进行批评。

我开始关注当地主官的情况，很快就查到当地区委书记擅长英语，曾数次在公开场合用英语表达，一个新思路马上在脑子里成型：区委书记英语很好，检察院的中文却很烂，形成鲜明对比，完全可以进行一个公开的比对，把区委书记代入，呼吁区委书记不能只顾着自己英语好，也要督促同僚下属学好用好基本的中文，换一种形式提醒检察机关面对社会出具公文时要认真严谨。

这个策略很管用，题为《区委书记的好英文与检察院的烂中文》的文章12月30日一发布，曾在当地当过区委常委、宣传部长的官员就马上现身直接在公众号文章后面留言回复，简要介绍了当地对此事的处理情况；该检察院的检察长也通过公众号后台联系到了我，介绍了整个事情的处置经过和问责情况。

于是，我再次作文简要介绍了当地的处理情况，但删掉了《区委书记的好英文与检察院的烂中文》一文。此事，经过约一个半月的坚持追问，才有了一个说法。删掉文章，是因为我自己心知肚明，此事与区委书记并无直接关系，点名区委书记只是写作的策略，监督效果既然已经达到，没必要继续让没有直接责任的区委书记背负压力。点名批评该检察院的文章，则一篇都没删，有兴趣的读者可去网上搜。

所以，当舆论监督关涉公共利益和权力的失范时，有些官员和公职机关有他们的“拖字决”，我们这些关注社会发展的写作者当有我们的“唐僧念”，不能轻言放弃，要有韧性，要执着就一件事问出一个结果来，不怕重复，反复重复无效就换思路换目标换打法，坚持“唐僧念”且变着法的念，他们迟早会有头疼的时候。

看到此处，部分读者可能会想起《那个被质疑年龄后擅改简历的常务副县长“消失”了》《常务副县长调任水利局副局长，又遇新“麻烦”》《江西的新干县比万年县高明多了》等文章，呵呵，这件事没完，迟早也还会换角度再追问。

我这两年试图“重新定义新闻”，并坚持新闻实战，一是不希望自己把新闻业务荒废了，能保持会打能打的基本能力，以图将来环境若好转能按照新闻传播规律写新闻时还知道怎么写新闻，二是希望带动更多普通人打破机构媒体的垄断能写新闻、传播新闻。所以，今日小文说到的策略与方法适合所有的普通写作者。但是，坚持这么做有一个前提，那就是你指出的问题是真实存在的，而不是因为个人认知误差导致的误解。

Yobe 和晴禾是在同一座县城长大的初中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晴禾留在家乡，结婚、生子，在小镇拥有一份体面的编制工作；Yobe 则选择去国外读书。

2022年，晴禾经历了生产，Yobe 却突然得知一个消息：晴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许多人眼里，晴禾原本是县城社会里“人生圆满”的样本，但是在生育、家庭关系与精神崩溃的漩涡中，她一步步跌入抑郁与失控。

三年后，两人就各自的经历与变化开启了一场长谈。从家庭、生育和精神病院的经历，到对自我、母职与人生意义的追问，这段对话不仅呈现了小镇女性所面对的难以逃离的困境，也记录了一种缓慢而艰难的自我意识觉醒。

在同样经历过崩溃之后，她们开始学着理解自己，也学着理解他人。正如 Yobe 所说，人有时只需要一点点善意，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身边的人每天正在经历什么，而我们要防止自己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以下是她们的对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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Yobe 和晴禾是在同一座县城长大的初中同学，也是最好的朋友，却走上了完全不同的人生道路。晴禾留在家乡，结婚、生子，在小镇拥有一份体面的编制工作；Yobe 则选择去国外读书。

2022年，晴禾经历了生产，Yobe 却突然得知一个消息：晴禾被送进了精神病院。在许多人眼里，晴禾原本是县城社会里“人生圆满”的样本，但是在生育、家庭关系与精神崩溃的漩涡中，她一步步跌入抑郁与失控。

三年后，两人就各自的经历与变化开启了一场长谈。从家庭、生育和精神病院的经历，到对自我、母职与人生意义的追问，这段对话不仅呈现了小镇女性所面对的难以逃离的困境，也记录了一种缓慢而艰难的自我意识觉醒。

在同样经历过崩溃之后，她们开始学着理解自己，也学着理解他人。正如 Yobe 所说，人有时只需要一点点善意，因为你永远不知道，身边的人每天正在经历什么，而我们要防止自己成为压死骆驼的最后一个稻草。

以下是她们的对话。

采访&文｜Yobe

编辑｜Sharon

“生完孩子之后，我抑郁了”

Yobe：你怀孕和生产的过程感受是怎样的？

晴禾：可能因为初为人母，第一次去产检的时候，我对这个小孩是过度紧张的。整个孕期，我晚上要起夜上厕所，加上胎动和白天要上班，睡眠一直不好。

我生产的过程比较艰难。生产前和妈妈视频，阵痛、分娩疼痛让我联想到我妈生我的时候，觉得当妈妈很不容易，我和妈妈哭了。婆婆却用那种语气对我说，“难道生个娃娃有这么痛吗，痛到哭吗？”

生完之后回到病房，我已经非常虚弱，急需要休息和补充能量。但婆婆在我病房里一直打电话四处报喜，说得了孙子，声音很吵。那时候我连说话的力气都没有，很想跟她说不要吵我睡觉。后来，我妈妈过来照顾我，她说看得出来我婆婆其实很想回家去，只是一直在客套。我感到亲生的和不是亲生的妈妈区别还是很大的，婆婆对小孩的关注多于对孕妇的关注吧。

我生了小孩之后，身体变得很差。得了乳腺炎和肠胃炎，持续引起高烧。我被送到医院打吊针，连续吊了几天盐水，我一个人打车回来，婆婆却只说了一句：“你回来了呀”，语气不冷不热，在我看来没有关心。

Yobe: 你生产当中，你是怎么看待你婆婆对待你的这一系列行为的？

晴禾：我觉得她是很传统的那种农村妇女的形象，比如重男轻女啊，认为孙子是跟她有血缘关系的，而我跟她就是没有血缘关系的。

Yobe: 那在这样的情况下，你在这个家庭中的地位是什么呢？这听起来就好像是女性在家庭中只是一个生育的工具，你的责任就是为这个家庭带来一个孙子，当然也能理解她是受到了老一辈观念和时代的局限的影响。

晴禾：那个时候我觉得，孩子的家庭地位在我们家是最高的，全家人都围着他转。

Yobe: 为什么呢，是你的感受被忽视了吗？你觉得是怎么样的一种忽视的方式？

晴禾：一般的家庭还是会请月嫂，但是我婆婆很反对请月嫂。她觉得请月嫂还要做饭给她吃，但是她不会想到请月嫂能减轻我的负担，至少我晚上不用那么辛苦，得亲自喂母乳。又因为我是第一次当母亲，也很手忙脚乱，那个时候确实需要一个人来帮忙。

她也说过类似“要多喝点汤好有奶水”的话，好像我的身体都是为了这个小孩，而不是真的在关心我应该把身体要养好。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Yobe: 你婆婆对待你的方式，像你说的作为一个生育和哺乳工具，是导致你抑郁的直接原因吗？

晴禾：我觉得有这方面的原因，然后跟我自己的性格也有关系，我的性格比较敏感，可能也加上激素的影响吧，就会放大（我的情绪）。我觉得不能具体到某一件事情、某一次争吵，可能是因为有过很多感到失望、感到心寒的时刻，被忽视、不被爱的时刻吧，一点一点累积起来了。

Yobe:但我觉得这不是你的错，你对这些事情敏感，其实是一种天赋和觉醒的意识在出现，因为你本身就没有被公平和被尊重地对待，而且你从来没有被这样对待过。尤其她应该算是一个相对来说比较亲近的人，在这样一个敏感的时期以这样的方式对待你，对你伤害是会很大的。后来发生了什么？

晴禾：我老公疫情期间回不来。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缺少陪伴，我跟老公发生了争吵。有一次，他说星期五回来要把小孩接走，当时我心里的感受是孩子的地位比我高。那天他开车来的时候，他把孩子抱在怀里，站在离我好几米远的地方，我不知道为什么情绪非常崩溃，在那里痛哭，但是他只是非常冷漠地看着我。

那天晚上我没怎么睡觉。我发了很多消息在我自己的家庭群，我妈妈觉得我不对劲，跟我爸要把我从婆家带走。那个时候我好像已经发高烧了，并且不是第一次了，发高烧到全身麻木的状态。

Yobe: 那个时候你的家人跟我描述，说是你情绪到了极度癫狂的状态，然后昏迷了。

晴禾：对，就是接近要昏迷了，我爸一口咬在了我的虎口上，把我咬清醒过来了，否则我可能会直接昏迷过去，也不会知道后面发生了什么事情。我自己明显感觉到我全身麻木、僵硬了，快要失去意识的那种状态。

“他们把我骗进了精神病院”

Yobe:他们是怎么给你送进精神病院的，记得起来吗？

晴禾：第一次我是被骗进去的，但我记不清了，好像是说我妈妈也睡不着，说要带她去看一下，结果是我妈妈陪着我进去。

Yobe: 或许你可以说说你记得的事情。

晴禾：我记得看见墙上写满了密密麻麻的字，感到有些害怕。那时候还在疫情，我们是住在隔离病房，环境非常差，需要男女生共用厕所。他们还会把每一个病房的铁门反锁，房间里面就是一张铁床和两张凳子。

Yobe: 你妈妈跟你睡一个房间吗？

晴禾：嗯，24小时监视我，形影不离。说是要在这里待满多少天以后才能去到真正的病房，但是后面我没有待满就直接出来了。在那之后，我的情绪还是无法稳定，就给我转到上一级市里的医院去了。

Yobe:那个时候，我就跟你父母说必须要马上出院，在里面反而不利于你。我劝他们应该遵从你的意愿，而不是把你骗进精神病院。他们对待你的这种方式是很粗暴的，让你丧失了对家人的信任，虽然能理解这是出于他们在担心你。

另外，你跟我透露的是，你出入精神病院去只能是监护人有权利签字。所以后来可能是经过了沟通，你父母把你送出去了。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晴禾：后来我的情况没好转，去了另一个医院，相对来讲是很好的，也让我见识到了更多跟我一样或者比我更情况严重的人。那个医院有100多个人，有很多个病房，当时我进去的时候会被吓到，他们又喊又叫又唱歌，各种行为超出你的想象。

Yobe: 那之前县城的这个精神病院呢？

晴禾：县城的精神病院也有这种情况，而且我之前住的过渡病房是不分男女的，男女都在同一个地方，总是会有一个男患者在那喊“我要出院”“放我出去”这种话。

Yobe:那是你第一次接触到这么多的精神病患者，你是怎么看待他们的？

晴禾：我觉得他们是在生活中受到困苦的一些人，是经历过非常非常困难、困惑的人，然后自己也没有想清楚、想通吧。

Yobe:你在那个地方了解到他们和在他们身上发生的事情、他们的苦难，你有什么样的感受？

晴禾：我会觉得这个社会对女性的要求还是挺高的吧，仿佛生育就是女性所应该要承担的责任。

我在精神病院遇到过一位因为流产得精神疾病的患者，了解她的遭遇让我觉得一个女性如果流产了，就会把所有的过错归在她一个人身上。但是她自己也不想看到这种场面，她流产之后内心肯定是很痛苦的。她身边的人可能对她造成了一些压力，不然也不可能到这个地方来。

Yobe: 那么他们在精神病院的生活的状态是什么样的？

晴禾：我记得有个学生他总是坐在那个食堂座位，在那里写试卷，每天都在那写试卷，同样的时间同样的地点。只要能看到他，他就是坐在那个地方写试卷，100多号人里面就只有一个人还在那做试卷，很机械化的感觉。

另外一个学生，她就是停不下来，一直在那个食堂里面绕圈圈，走的速度也非常快。 她是她妈妈陪着进来的，家里好像是有三个小孩，她有哥哥和弟弟，然后家人对中间这个女儿好像就关心得比较少。她也是优秀大学的学生，我在她身上就感觉看到了很多压力，好像有东西不停地在驱使着她，导致她控制不住自己，要一直走，速度很快地走。

《瀑布》剧照

还有一个女生，她应该也是比较有个性的人，头发是彩色的，你一眼就能注意到她。但是我后面才知道，她在住院的时候就已经怀有身孕了，我会想到她老公对她非常不负责任，因为服药的时候是不能怀孕的。她的医生跟她说出院以后必须要把孩子打掉。

我感觉在那里的人好像都希望让别人记住自己，还会留下联系方式。我后面跟在那里相处还比较好的两个同伴也留了联系方式，加上联系方式之后，才知道她们出院的后续情况。她（彩色头发的女生）说回去之后就把孩子打掉了。但因为吃药会让身体发胖，身边人都会觉得她怀了二胎。

Yobe: 遇到这些人和事对你来说有影响吗？

晴禾：我刚进去的那几天状态也比较亢奋。刚开始的时候我感觉自己融入不进去，会有些低落，后面不知道怎么的，我也会跟他们一起唱歌，还会跟那些学生一起背诗，背了诗之后其他的人还为我们鼓掌，哈哈哈。我们每天就是走来走去，感觉都把那走廊给走烂了，时不时就会感觉，身边聊天的人换了一拨又一拨。

Yobe: 我在葡萄牙的精神病院驻地过，是一个全是男性的精神病院。我们有三四个人，去做艺术疗愈，每天就跟他们待在一起，一起画画一起聊天，一起做东西。在那里，他们有很多不同的兴趣学科可以去选择自己喜欢做什么。

我们是在一个画室里驻地，这个画室除了画画以外，他们还可以写诗，可以唱歌，也有纺织的搞一些针线的，搞绿植、搞园艺的，他们都会聚在一起。那个医院很大很大，像一个养老院，会有人带他们去做不同的活动，还会拍照，有很多不同的方式。

葡萄牙的精神病院里，患者在画画（Yobe拍摄）

晴禾：艺术爱好俱乐部收费吗？

Yobe：不收费。是公立的。

晴禾：我后来去的精神病院还有心理咨询室，有医生念到你的名字，就进去类似开会的情景，每个人会介绍自己，一起聊聊天。医院里还有小卖部，大家可以在固定的时间排队去买东西吃。

Yobe：我驻地的葡萄牙精神病院里的绝大多数患者是需要永久住在精神病院的。他们已经被判例，无法在这个社会上独立生活。但是精神病院的大门不是紧锁的。到周末的时候，他们可以出去，可以自由地离开。但是他们还是会回来，因为这个地方很好，伙食也还不错，有早餐、有咖啡厅、有兴趣活动等等。

但是每天都会有护士拿药给他们吃，所以他们一天的精神状况很不同。很多国外的精神病人是因为吸毒吸坏的脑子，特别是男性。他们在吃完那个药之后，他动作上会发抖或者没有力气，说话吐字不清。在那个地方，也能看到有很哲学的人，写诗写得很好的人，对创作都特别认真。

晴禾：那他们会统一服装吗？

Yobe：不会，爱穿什么穿什么。

晴禾：在国内，你一进来她们首先给你发病服，让你摘掉身上的饰品，着装打扮都要统一，连绑头发的发圈都会统一给你发。在里面没有手机，只有陪护才有固定时间可以打电话联系家里人。家属可以在大概半个小时的时间段内打电话进来，但是很难才打得进来，因为会有很多人同时打。

Yobe: 那你待到后面想离开吗？

晴禾：肯定想离开啊。我大概待了21天，我记得很清楚，因为我对这种数字比较敏感。

“我不是谁的某某，我是我自己”

Yobe: 你对“精神病人”这四个字怎么看？

晴禾：我的家人最初说我有精神上疾病的时候，我内心是无法接受的。我觉得是他们一步步造成我越来越糟糕的情况，并且那个时候没有人能真正懂我吧，也没有受到公平的对待。

我还是认为，不能因为一个人产生一些情绪或者说是承受不了外界的压力，所做出的比较异于平常言行的情况，就直接把它判定为是一种疾病，因为每个人都会有这种时候呀。

Yobe: 我记得那个时候你说，“我不是谁的某某，我就是我自己”，我感觉到你的自我意识在觉醒。因为从小到大你都是好学生，乖女儿，别人家的孩子，你开始对他人的期待作出了反叛。

晴禾：我不想当谁的女人，谁的女儿，谁的妈妈。可能是作为母亲的新身份来得太快吧，一下子难以承受，心理上的落差很大。我不想被这么多的身份所束缚，否则好像会越来越迷失自我、失去自我了。我生产完以后，所有的一切都是围着这个宝宝转，我已经根本没有自己的时间和精力去经营自己的生活。我每天从早到晚喂奶、吸奶、挤奶、哄睡，这些七里八里的事情，感觉自己睡觉的时间都不够，一天24小时待机。

《82年生的金智英》剧照

Yobe: 这在他们看来是一种病，但在我看来你只是一种自我觉醒。但最大的问题是当你自我觉醒的时候，没有人能够听懂你在说什么，就特别当你说出“我不想当谁的女儿”这样的话的时候，在这个地方你是不被理解的，他们根本听不懂你在说什么。

晴禾：他们觉得我这样想和做是错的，觉得我就是在推卸责任，认为我身为母亲就应该要照顾好自己的小孩。但是伤筋动骨都要100天，那凭什么要求一个母亲生下小孩以后她还要全程24小时待机？生孩子也是一次很大的手术，也算是闯了一次鬼门关呀。

我们的社会把生孩子这件事情看得过于平常，妈妈那一辈的人只会觉得生个孩子有这么辛苦吗？或者带个娃有这么累吗？但是如果让我这么抱着他睡觉我真的就是睡不着。

Yobe: 对，他们要求你作为一个母亲去放弃自己的需求，去满足孩子的需求。在这种情况下你自我意识觉醒了，就会有很多累积的情绪爆发出来。

晴禾：我会很想把这些情绪给宣泄出来。包括我后面那次住院，也并没有从根本上解决我们这一类人的问题。医院只是通过每天按时吃药、给你打针来控制你的情绪，甚至还会给你做“电疗”。

Yobe：我记得那时候你爸给我打电话，我当时就告诉他绝对不能用电击，会损伤大脑。归根结底还是心理上的问题，要从内心去疏导，让情绪排解出来，而不是采用这种暴力的手段去制服。

晴禾：是的，而且这种方式没有在尊重你的个体。患者的感受是没有办法说出来的，就只能通过一些很强硬的方式表达和发泄。包括我之前提到的那个（彩色头发的）女生，她拔掉针头就是在表达不想接受治疗。他们每一个人都希望被记住，被理解。

Yobe: 在这样的情况下仍然希望被记住、被理解，是一种在日常生活当中无数个被忽视的、感到委屈的瞬间的体现吧。

《瀑布》剧照

晴禾：我也会觉得很悲哀，看不到人文的关怀，也没有让他们的个性得到充分的发展。没有人问你喜欢什么、你想去做什么这类来自内心的问题。他们不会深入下去，只是停留在表面，或者只是组织一批人去唱歌，仅此而已。

Yobe: 你待的这个精神病院，特别像是你之前所处于的环境，然后在精神病院又变成一个缩影。如果在这之前，你的心理状态已经被关注、被理解的话，那你就不会去到那个精神病院。

晴禾：对，在精神病院反而跟这些有过相类似经历的人才会更能引起对彼此的共情吧。那些医护人员只是把你当做他们的工作来对待，为了完成任务而已。

Yobe: 所以在精神病院的其他患者们是能够给到你安慰的，你们之间的沟通是一种真正的沟通。

晴禾：从心理上来说，精神病院比在自己家还要好，因为我看到了跟我一样的人，至少会显得我不那么另类。

Yobe: 你在家里的时候，所有人会觉得你是一个病人，好像问题都在你身上。我去葡萄牙的精神病院的时候，也有一种很特别的感觉——那里的人，好像是一群“同类”。他们都很真挚，也很有自己的追求，对很多事情都很执着、很认真。对待自己的作品也是非常认真。他们可能只是因为在社会上经历了各种各样的挫折，最后才到了那个地方。

葡萄牙的精神病院患者（Yobe拍摄）

但当我和他们沟通的时候，我发现我们之间能有很多精神层面的交流。我在那里面并没有觉得自己和他们有什么不同，反而很容易和他们成为朋友。我觉得他们很有趣，我们可以一起玩乐，也能彼此理解。在精神病院的时候，我更关心的是他们内心的状态。当他们感觉到自己真的被关心、被看到的时候，他们都会特别开心。

晴禾：我们追求的就是这种状态啊，就是希望被听见、被看到、被理解、被共情。

“对身边的人保持微小的善意”

Yobe:现在我们经常会讨论很多关于“原生家庭”的话题，但我觉得其中一个很核心的问题是，我们的父母那一代，很多时候只能看到一些物质层面的东西，却很难理解那种精神上的追求，或者说，很难真正去关注你内心的状态。就算你已经很努力地把话说出来了，他们也好像没有听见一样，还是继续说他们想说的话，然后把他们的想法强加到你身上。

晴禾：像人生的意义这样的一些问题，你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思考的？

Yobe: 是我在自己抑郁的时候突然想到的。每个人都会有自己想追求的东西、想过的生活。但好像在父母那一代人的观念里，人生的意义是被框定好的，你的人生就应该是这样，结婚、生子，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房有车这套标准来走。

晴禾：你妈那个时候跟我讲过类似的话，说我有一份稳定的工作，有自己的事业，已经完成了结婚生子的任务，有一个美好的家庭，这就已经是人生圆满了吧，是我人生的最高峰了。

Yobe：那你当时听了以后是什么感受？

晴禾：我当时的感受是，哦，原来我在你妈妈心目中，我的人生是这么圆满呀。

Yobe: 那你怎么认为呢？

晴禾：当然没有这么圆满，如果有这么圆满的话，我为什么还住过两个精神病医院呢，还发生了那么多一系列糟糕的事情，肯定是没有她所想象得那么好。

Yobe: 在我妈眼里，我是一个特别失败的人。我一直在追求“自我”，但她没有办法理解我到底在追求什么。在她看来，那些东西都不是现实世界里看得见的成果。那些摸不着、看不见的东西，在她眼里就等于失败。

我后来也慢慢意识到，正是因为这样，我在情感关系里会特别追求“被理解”。我一直以来做的很多选择，比如出国读书、继续读博，某种程度上都是在寻找身边能有更多志同道合的人。在国内的时候，我非常孤单，身边几乎没有人可以一起谈内心、谈思想、谈那些更深一点的东西。

后来，我就很想挣脱那样的环境，想去过另一种生活，去认识一些不一样的人。所以当时我很坚定地决定要出国。现在，我确实在慢慢靠近理想中的生活，好像一切都在慢慢变好。

Yobe在伦敦的读博生活

晴禾：挺好的呀，你活成了我想成为的模样，哈哈哈。

Yobe: 那你觉得为什么这些事情是你不能去做的呢？

晴禾：我感觉没有你的那份勇气了。

Yobe: 我觉得我首先是叛逆，我不想按别人的期待活着。勇不勇气的我倒没有强烈的感觉。

晴禾：我觉得挺需要勇气的，要很勇敢才能这么坚定自己内心的选择。

Yobe: 那时候我准备出国，一直觉得自己是出不了国的。因为从小到大，我成长在一个不断被打压的环境里，总是被告诉你什么都做不成。久而久之，人就会变成一种完全没有自信的状态，很内敛，也很自卑。所以即使后来我的老师们会跟我说：“你很有天赋，这件事情你是可以做成的。”但我内心里一直有一个声音在说：你出不了国，你做不了这个事情。

后来有一个老师跟我说了一句话，对我影响特别大。她说，你在往上爬一段楼梯，如果你一直想着要留住脚下的梯子，那你是爬不上去的。你要把脚下的梯子断掉，你要告诉自己，你只有一条路，就是往上爬。那些让你犹豫、让你退缩的后路，都要自己去切断。那时候我就狠下心来想，要么就死在这里，要么就往上爬，离开那个地方。

所以我当时下了一个很坚定的决心：出国这件事情，我一定一定一定要做成。哪怕所有人都告诉我，你做不成。我觉得那是一种求生欲。那个时候我已经是重度抑郁，对所有事情都失去了兴趣。唯一的信念是我要出去。国外是什么样，我并不知道。我只知道我要离开这个地方，不能再待下去了。那对我来说是一种自救，是在逼自己必须离开。

晴禾：对啊这就很勇敢。你不能称之为“叛逆”。你只是坚定地选择自己想要完成的事情。那你是怎么看待自己的抑郁？

Yobe：我觉得二十多岁抑郁是非常正常的状态。从小学到大学，我一直沿着既定的路径往前走，从来没有认真想过自己喜欢什么、我是谁、我要做什么。毕业进入社会之后，那条路径突然消失了。我不知道接下来该往哪里走。再加上失恋和一些挫折，很多问题同时涌了出来。

我开始反复问自己：我是谁？我喜欢什么？这么长的人生，我存在的意义是什么？当我真的去问这些问题时，发现自己完全回答不上来。我不知道自己喜欢什么，也不知道自己能做什么。

那段时间，我开始观察社会，也把这些困惑放进自己的作品里，去思考原生家庭、社会环境、科技和日常生活。我像是把整个世界重新追问了一遍。那个过程非常痛苦。每天活着都觉得没有意义，一个人待在房间里，像躺在一口棺材里。

但当这个阶段慢慢过去，我开始更了解自己，也逐渐找到能让自己平静的事情。我开始反复去做那些事情，状态一点点稳定下来。走过那段时间后，我感觉自己像经历了一次蜕变。抑郁对我来说更像一种成长的过程。经历过最黑暗的时刻之后，我变得更强，也更相信自己能够走出来。

晴禾：那你抑郁的时候没有想过要寻求外界的帮助吗？

Yobe：在英国那段时间，我也想过去找心理医生。但那边看心理医生需要排队、走很多流程。我本来就很讨厌这些流程，当时的状态也没有精力去一步一步处理这些事情，所以最后还是选择自己慢慢度过。

那时候我已经有过一次抑郁的经历，所以多少知道一些适合自己的方式。我抑郁的时候很喜欢写日记，需要待在一个安静、有自然环境的地方独处，把内心所有的情绪和想法都写出来。写作对我来说是一种表达的出口。

我也会主动给自己找事情做。那时候我做策展，在学校当助教，也会主动去问有没有可以参与的工作，把自己慢慢投入到事情里。还有一些很日常的方法，比如练瑜伽、在房间里点香薰蜡烛、用精油，让环境变得更舒缓。有时候就去森林里走一走，或者给自己认真做一顿饭，从很小的事情里获得一点满足感。

当然也会有完全起不来床、什么都不想做的时候。那种时候我会告诉自己，不要责怪自己，也不要逼自己。身体需要休息的时候，就允许自己躺着，听从身体的节奏。这个过程持续了很久，大概两年时间才慢慢缓过来。对我来说，那是一段不断和自己对话的过程：慢慢去理解发生了什么，也慢慢学会接受一些结果。

在森林和自然相处的时刻（Yobe拍摄）

晴禾：我还有一个疑问，表达自我它是一种自私的表现吗？或者换种说法，满足自己的需求就是自私的吗？我爸那个时候会觉得我很自私，他说你都不管你的小孩。我觉得这纯属“道德绑架”。我那时候已经自身难保了还怎么去管我的小孩呢？

Yobe: 我在抑郁状态的时候，真的没有精力去顾及其他事情，因为那是一种自身难保的状态。你已经非常痛苦了，又怎么还能期待你去照顾别人呢。

我觉得这是一个缺乏对身边人同理心的要求。他们只看到表面，看起来你还可以，还在正常生活，就觉得一切都没问题。但你内心的感受是被忽略的，他们不知道你心理上到底承受着多大的痛苦。

所以，我越来越觉得，对身边的人保持一点点善意，是很重要也是很好的方式。哪怕只是很微小的善意和行动。因为你永远不知道一个人每天正在经历什么。我们要防止自己去成为那个压死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吧。

*文中人物皆为化名。

真的不行

随手写，闲聊

一是，我很少主动停更，一年停更的次数不会多于三次，即便再忙的时候也会写。

昨天没写，原因有两个：

1 ）这阵子一直休息不好，昨天后脑袋昏昏涨涨是一个原因；

2 ）很多的话题无法说出来，而网上又都是这件事，那么既然无法说出想要说的，索性就不写了。

当然，我保留的观点是，如果为了刻意营造一个趋向的声音就对别的看法大杀四方，这本身就是一个荒诞。

二是，几天前写了网络正能量大v高潮的某海峡只允许中国轮船通航的事情，即便到做昨天还有人在留言回怼我的说法，还给我发来中国货船顺利通过海峡的新闻报道。

还是那句话，逻辑。

即然别的国家都无法通航，只有我们可以，那么一个问题来了，油价为何会上涨那么多？即然油价都涨得我这样一个开小破的车的人都停下来不动了，那么这个骄傲带来的实惠在哪里？

意义又何在？

三是，今天在一个新的茶馆写文章，或是因为靠近城中村的缘故，茶馆内落座了很多闲适的中年男子，坐下来不用刻意的去听，他们闲聊的话题无不是宏大的，要么是现在的战争，要么是谁谁谁下一步会是谁谁谁之类的这样话题，谈到一些全国知名的那种人物，他们的脸上会自发带着一种骄傲的表情。

在他们坐着位置的窗外，是老年人推着拉着货物的三轮车一步一蹒跚，是几个看着才十几岁的孩子在潇洒的抽烟。

是两个年迈，头发斑白的中老年辅交警在太阳下表情乏力的指挥着交通。

我思考的是，那些宏大的话题，那些在他们嘴里都会带着傲气的人物生活，传奇趣事，这一生会和他们的生活有多少的交集，他们如果愿意将视线多少看到那些年迈的老人，缺乏家庭陪伴的少年们，是不是网络的戾气就会少很多？

马尔克斯有一句话说，你所关注的，皆是你以后的生活。

四是，今天网上有一个很热的新闻，我会国灵活就业人员超过2.4亿！

同时我还看到了另一个新闻，健全灵活就业人员，农民工，新就业形态人员社保制度。如是之，农民工在不在灵活就业的范畴之内？如果不在的话，那么2.4亿外加农民工这是一个很庞大的数字，而另一个无法说出来的数字是，18岁到56岁的劳动人口其实并不是很多。

这个数字的背后，其实也是网络戾气的来源之一，去年的牢a火的时候我就说过一句话，很多人将现实中自我的戾气转化到了网络，对他人，其他群体的踩踏来化解自身的压抑。

这样做的方式，结局也只有两个：

1 ）无辜的群体承担了不该承受的伤害；

2 ）当你的怒火发出的并非是本质的方向，会像鸦片一样获得短暂的快感，但却也会加深自我的病灶。

久而久之，人的心理也就不健康了。

谢谢！

“工作不满10年只有5天年假”的制度，再次成为舆论热点。

今年“两会”，全国人大代表汪玉成提出，应当推动修订《职工带薪年休假条例》，按工龄递增增加假期，同时严格落实双休制度，让年轻人“有假休、敢消费”。

这一建议之所以迅速登上热搜，是因为触及了一个更深层的社会问题，也即是，当代中国的年轻劳动者，究竟有没有真正的闲暇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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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制度层面看，我国的带薪年休假制度形成于2008年。按照规定，累计工作满1年不满10年的职工，每年可以有5天年假。这样的设计在当时或许有其现实背景，但放到今天的就业现状下，就略显僵硬。

如今的职场主体，正是那些工作年限不足10年的年轻人，他们承受着房租、房贷、教育和生活成本的多重压力，却只能享有极其有限的假期时间。更现实的是，这5天的年假在许多企业中还未必能够完全兑现。

于是，就出现了一个颇为诡异的局面。一方面，人们不断讨论着“反内卷”“扩大消费”，社会也希望年轻人多旅游、多消费、多为GDP增长做贡献；另一方面，大量年轻人却处于“没假休、不能休、不敢休”的现状。

在这一背景下，胖东来这家区域零售企业的实践反而提供了另一种思路。

近年来，胖东来频频被放在舆论场、以“打工人梦想中的模范企业”的姿态被讨论。有意思的是，胖东来的典型正在于其“非典型”——不以规模取胜，却以员工待遇好而闻名。

平均月薪扣除五险一金后9000元左右，在行业中处于高位；员工每天工作7小时，一周不超过36小时；年假达到40天，堪比欧洲发达国家的休假时间；并且员工平均每人还能得到20万元的利润分红。

在一众月薪5000块左右、甚至难以兑现基本法定休假权益的企业之中，胖东来着实是一股清流。当然，企业能够花费这般功夫在员工福利上，还是靠执行其老板于东来的个人理念才得以实现。

于东来的做法之所以引起热议，是因为他扭转了现有社会一种思维定式，那就是企业利润和员工福利之间不是一种零和博弈的关系。而且证明了：当员工福利被制度有效保障时，反倒可以激发出员工更强烈的工作意愿，企业一样能活得很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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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在今年“两会”热议工时与休假之际，胖东来又公布了一个引发舆论讨论的调查结果，和“工作不满10年只有5天年假”的舆论形成某种奇妙的互文。

胖东来于2月23日至24日对员工发起了一项调查问卷，询问员工是否愿意“增加休假、降低薪资”，并于3月8日公布了调查结果。问卷覆盖了10214名员工，回收率达94.83%，多少说明了这是一次有效的问卷调查，而不是走走形式。

调查结果显示，超八成员工拒绝降薪增假，选择维持现有的7小时工作制，40天带薪休假不变。当一部分人还在为争取5天法定年假而焦虑，胖东来的员工已经有底气在“有钱”与“有闲”之间进行理性的权衡。这也充分说明，当收入与休息都得到基本保障时，人们才有更多的选择权。

当然，现实社会中相当一部分企业的“打工人”，还不具备这种选择权。

从更宏观的经济逻辑来看，这还关系到社会消费结构的变化。过去很长一段时间里，人们总习惯把“生产能力”当作发展的核心指标，但在当下的经济环境中，真正稀缺的不是产能，而是有消费能力的消费者。

工厂可以扩建，生产线可以升级，技术可以迭代，但如果缺少愿意消费的人群，再“降维打击”的生产能力也难以转化为真实的需求，不少企业不得不“朝外使劲”，长久以来只能靠外贸赚钱。

这也正是当前许多行业面临的现实困境。产能不断提升，价格却持续下探，企业之间陷入“内卷化”竞争，东西却卖不出去。

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者既没有充足收入，也没有可以自由支配的时间，那么他们自然很难成为稳定的消费力量。所谓“扩大内需”，也就很容易停留在口号层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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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种逻辑，放在全球经济史上也并不陌生。

“二战”后，美国经济曾经历过长达二三十年的“消费黄金时代”。很多人把这段繁荣归因于技术进步或产业升级，但更深层的原因，其实是消费能力的大规模扩张。

当时美国通过工会制度、工资增长机制以及社会福利体系，让大量普通工人进入稳定的中产阶层。他们不仅有收入，也有时间。

周末制度逐渐普及，带薪休假开始成为常态。住房、汽车、家电、旅游等消费迅速爆发，形成了巨大的内需市场。企业生产的商品，被自己的劳动者买走；劳动者的消费，又反过来支撑企业继续扩大生产。生产与消费，形成了一种正向循环。

这背后其实有一个非常简单的经济学逻辑。在工业社会早期，稀缺的是生产能力；而在工业能力高度发达之后，稀缺的往往不再是产能，而是消费者。

今天中国许多行业，其实已经逐渐进入这个阶段。制造能力不断增强，生产效率越来越高，但消费增长却明显放缓。

很多企业还在拼命扩产能、压成本、卷价格，却忽略了一个更根本的问题，如果劳动者既没有钱，也没有时间，那他们又如何成为真正的消费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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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的中国，同样也面临这种逻辑。多数年轻人既是“打工人”，也是消费者。如果他们的闲暇时间被过度压缩，加之收入增长缓慢，消费力自然难以释放。

旅游、文娱乃至许多服务业，本质上都是时间型消费，没有闲暇时间，再多优惠政策也难以激发年轻人的消费意愿。

因此，讨论年休假制度，不仅仅是劳动者的劳动权益问题，也与经济结构密不可分。更充足、更可执行的休假制度，不仅能够改善劳动者的生活质量，缓解长期加班带来的身心压力，更能为旅游、文娱等服务业创造更加稳定的消费需求。

当然，制度调整并不是简单地多给几天假。现实中，不少企业仍然面临经营压力，一些中小企业更担心员工多休假会增加经营负担。真正可行的改革，往往需要制度保障与企业激励并行：既要通过劳动监察部门让双休和年假落到实处，也要通过税收、社保或政策激励措施，让企业在执行员工休假制度时减少顾虑。

企业休假制度的完善，本质上是对劳动价值的一种再确认。一个健康的消费社会，往往呈现出中间群体庞大的“橄榄型结构”。如果劳动者既没有时间，也没有消费能力，整个社会就容易陷入高强度生产和低消费需求的恶性循环，企业和市场最终都会陷入困境。

从这个意义上看，给年轻人多一点假期，并不只是福利问题，而是一种长远的社会投资。当年轻人既有稳定收入，也有可以安心休息的闲暇时间，他们才可能真正走出办公室，成为消费群体中最有活力的那部分。

在这个时代，产能从来不是稀缺资源，真正稀缺的，是愿意消费、有能力消费的消费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