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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自由之家：中国是世界上最不自由的国家之一，审查与专制持续强化

3月19日，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发布了最新的2026世界自由度报告。结果指出，全球政治权利与公民自由已连续第20年出现下滑，民主制度正面临持续性压力。其中，中国得分仅为9分（满分100分），继续被列为“不自由国家”。

报告封面

自由之家发现，2025年共有54个国家出现自由度下降，仅35个国家有所改善。与此同时，全球超过40%的人口所在国家经历了自由状况恶化。报告指出，这种长期恶化主要由四类因素推动：“武装冲突、政变、民主体制的瓦解，以及威权政府镇压的加剧”。

在最新的自由度排名中，最自由的国家分别为芬兰、新西兰、挪威、瑞典和爱尔兰，而最不自由的国家和地区则为俄罗斯占领的乌克兰领土、南苏丹、西藏、苏丹、土库曼斯坦、加沙地区、厄立特里亚和朝鲜等。据悉，自由之家将西藏单独列为一个研究地区，其自由度得分为0分，甚至低于朝鲜，更低于中国其他地区。其中，西藏的政治权利得分更是为负数，只有-2分。

在中国方面，报告指出：“中国共产党 (CCP) 继续对中国民众的政治权利和公民自由施加重大控制”，并列举了包括“起诉记者、镇压规模虽小但日益增多的抗议活动，以及限制国际旅行”在内的多种控制手段。

在具体案例方面，报告提到了公民记者张展的遭遇：“活动人士兼公民记者张展……被判处四年监禁”。自由之家指出，中国长期处于高度审查体系之下：“中国共产党长期以来对中国媒体格局施加了重大控制……审查力度自此不断加强”，特别是在互联网领域，审查机制日益“技术化”。报告引用数据表示，中国媒体自由度已经“在2018年降至4分制中的0分”，表明其新闻环境已处于最低水平。

不过，报告也提到在高压环境下仍存在有限的社会反应空间：“即使在中国，公民也一直在寻找途径发布独立报道并表达异议。”数据显示，这种表达与抗争在近年有所增加：“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的中国异议监测项目记录了近1,400起抗议活动……增长了45%”，且已连续六个季度同比上升。

而在民主国家方面，自由之家指出，美国、保加利亚和意大利出现明显倒退。比如，美国因“立法失能与行政主导”以及对表达自由的压力增加而下降3分。

此外，报告总结称，在过去二十年中，多项基本权利遭到侵蚀，其中“媒体自由、个人表达自由和正当程序受到的冲击最为严重”。在媒体领域，各国通过“法律骚扰……审查……逮捕和监禁记者”等手段削弱新闻自由；在言论领域，“数字监控”与刑事指控产生了“寒蝉效应”；在司法层面，政府加强对法院和执法系统的控制，使其成为打压异议的工具。

最后，自由之家警告称，随着民主国家减少对外援助、削弱国际合作并回避对不公正选举的批评，“世界可能会面临一个由日益嚣张的独裁者主导的危险未来”。

二、美国国家情报总监：暂无证据显示中国计划2027年攻台，但仍持续强化对台军事压力

3月19日，美国国家情报总监办公室 (ODNI) 发布了《2026年度威胁评估报告》。报告指出，中国虽持续强化对台军事能力，但“尚未显示出将在2027年发动入侵台湾的明确计划”。

报告封面

报告强调，中国仍将台湾问题视为核心利益，但更倾向通过非军事方式推进统一。同时，中国也“保留使用武力的选择”，并持续进行军事准备。在具体手段上，美国情报界指出，北京正在加强“该岛周边的军事行动和灰色地带行动”，包括军演、空海巡航以及其他非直接冲突形式的压力。

报告同时指出，攻台行动本身具有高度风险，“两栖突击被视为风险较高”，尤其是在美国可能介入的情况下，这也是中国暂未采取行动的重要原因之一。

在更广泛的安全评估中，美方认为中国仍是美国面临的主要战略挑战之一，特别是在网络、太空及人工智能领域的竞争不断加剧。报告提到，中国正持续发展相关能力，并试图在多个关键技术领域扩大影响力。

与此同时，区域安全环境仍在持续紧张。报告指出，中国对日本等周边国家的“胁迫性压力……预计将加剧”，并可能在2026年继续升级。

对此，中国官方回应则称，有关“攻台时间表”的说法属于夸大威胁，并强调台湾问题属于中国内政。

最后，报告仍将台湾问题视为未来最可能引发大国冲突的核心风险之一，依然需要持续关注和警戒。

三、昆西研究所：切断中美科研合作可能适得其反，美国或削弱自身创新优势

3月12日，昆西研究所 (Quincy Institute) 发布了一份报告《中美人才竞争与美国国家利益》。报告发现了一个“反直觉的”结论：近年来美国试图限制与中国的科研合作，但这种“去合作化”政策很可能会削弱美国自身的科技优势。

报告封面

“当前华盛顿将美国科学与中国隔绝开来的努力是建立在一个错误的前提之上的”，作者警告称，这一政策“可能正在悄然瓦解美国最强大的战略资产之一”。

报告的核心观点是，美国的决策者应该将中美“人才竞争”理解为制度竞争，而非零和博弈。“对个体科学家而言，这并非一场零和竞赛，而是不同体系之间的角逐”。在这一体系中，美国长期优势来源于其开放性。报告指出，美国科研体系具有独特的“捕获效应”，即“吸引高素质的外国留学生，使其融入……留住其中许多人……并将他们的贡献转化为国内的科研成果”。

这一机制在中美关系中尤为明显。文章特别指出，中国学生和学者“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一直处于美国科研能力的核心地位”，在实验室、研究项目以及科研产出中发挥关键作用。比如，美国国家科学基金会 (NSF) 的数据就显示，“85%至95%的中国STEM博士毕业生在美国停留了至少五年”，形成了稳定的人才输送管道。报告特别强调，这种开放并非“善意施舍”，而是美国竞争力的重要来源。

此外，中国留学生不仅支撑科研体系，还带来显著经济效益。文章指出，他们“每年通过学费和当地消费为当地经济贡献数十亿”，并在劳动力市场中填补关键技术岗位空缺。

然而，作者指出，近年来的政策变化正在削弱这一优势。报告认为，以国家安全为名实施的广泛限制措施“适得其反”，不仅削弱美国科研能力，还可能加速中国的“自力更生”。

尽管报告承认部分领域确实存在风险，例如“先进半导体”与“军用人工智能”等敏感技术需要加强管控，但其同时强调，针对国籍的全面限制并非有效手段，而需要更多有针对性的政策。

最后，作者总结道，美国当前政策一方面会减少高端人才流入，另一方面则会促使中国加快构建自主科研体系，从而削弱美国长期依赖的创新模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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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CHINA Books Review（中国书评）：是一份在线出版物，将提供与中国图书相关的信息、见解和智慧的评论。该书评网站由中国连线 (The Wire China) 和亚洲协会美中关系研究中心 (Asia Society’s Center on U.S.-China Relations) 共同发起。该网站将免费提供由知名作家撰写的书评、作者访谈、编辑节选，以及更多类似《纽约书评》的一般性文章，并且将重点关注有关中国和来自中国的书籍以及更广阔的汉语世界。

一、中国AI模型国际扩张之际，审查机制与官方叙事一同向世界输出

人工智能 (AI) 正在迅速成为全球信息传播的重要渠道。在这个过程之中，中国的AI模型也逐渐走向世界，被一些西方国家的用户所接受。

然而，中国问题研究者莎拉·库克 (Sarah Cook) 近日发表了一篇文章，引用了至少三份研究报告指出，中国开发的大语言模型在输出信息时，往往同时嵌入政治宣传与内容审查机制，这种影响正随着中国AI产品的全球扩散而扩大。

莎拉·库克专栏UnderReported China截图

文章指出，研究者在测试中发现，这些模型在涉及政治、安全或国际议题时，经常提供带有明显倾向的回答。库克写道，这些模型“嵌入了中共的内容控制机制”，其影响范围已经超出中国国内政治议题，延伸到欧洲与美国的安全问题。比如，在爱沙尼亚外国情报局2026年发布的国际安全报告中，研究人员发现：“在讨论与爱沙尼亚安全相关的问题时，DeepSeek 会隐瞒关键信息，并在其回答中插入中国宣传内容。”

其他两份报告分别是：非营利组织“政策基因组” (Policy Genome) 对俄罗斯入侵乌克兰事件描述所做的简要审计，以及由瑞典心理防御局发布、由中国媒体项目 (CMP) 研究人员撰写的更为详细的研究报告。

作者在仔细阅读了近日发表的这三份报告后，总结了“与中国来源的大型模型相关的四个关键动态”。

首先，这些模型经常融入中国官方宣传，有时甚至是无缘无故的。例如，在涉及乌克兰战争的问题时，一些中国AI模型会重复中国政府的外交立场，对俄罗斯的责任描述含糊，甚至将部分西方国家描绘为冲突升级的主要原因。库克指出，这类回答模式并非偶然，而是源于训练数据和模型设计中的政治限制。

其次，内容控制涉及国家安全和公共安全的重要话题。“除了与乌克兰战争相关的扭曲事实外，中国的人工智能模型还会加剧网络安全风险和其他漏洞。当被问及中国技术的安全性时，DeepSeek 给出了听起来很官方、很专业的可靠性保证，却只字未提任何已记录在案的黑客攻击、网络间谍活动或跨国镇压案例。”

此外，这些影响不仅限于最初的模型，还扩展到基于这些模型构建的更广泛的应用之中。

由于中国开发的模型是开源的，而且比 OpenAI 或 Anthropic 等公司的专有模型便宜得多，因此世界各地的开发者都将其作为新工具的基础层。CMP 的研究人员报告称，在撰写本文时，13 个功能最强大的开源模型中，有 7 个来自中国公司。

最后一点，作者指出，AI 模型的回答“因语言、版本和时间范围而异”。与大多数人工智能测试一样，结果并不一致。爱沙尼亚的报告指出，随着问题越来越接近当下，关于爱沙尼亚相关话题的回答变得“越来越意识形态化、含糊其辞且晦涩难懂”。Policy Genome 的审计针对来自不同国家的六个模型（包括 DeepSeek）就乌克兰战争提出的七个问题进行了分析，发现英语和乌克兰语的回答大多准确，但 DeepSeek 的一些俄语回答却支持克里姆林宫的论调或引入了误导性细节。其结论揭示了其中的细微差别：

作者称，这种审查机制并非单纯的技术问题，而是中国信息治理体系在人工智能时代的延伸。长期以来，中国官方强调“舆论引导”，要求媒体与信息平台传播与政府政策一致的叙事，而 AI 系统正在成为新的执行工具。

库克认为，随着中国 AI 产品在全球市场的扩张，这些嵌入式的宣传和审查机制可能对国际信息环境产生更广泛的影响。她写道：“这些模型可能成为一种新的信息漏洞”，因为许多用户会把 AI 回答视为客观知识来源。

文章最后指出，这一问题对民主社会提出新的挑战。一方面，中国 AI 模型因成本低、性能强而迅速获得国际用户；另一方面，如果这些系统持续输出经过政治过滤的信息，可能在无形中塑造全球舆论环境。库克呼吁研究人员、政府和科技公司加强对 AI 模型的审计与透明度要求，以避免“审查与宣传被嵌入下一代信息基础设施”。

二、英国发展研究所：非洲“智慧城市”监控迅速扩张，中国AI监控技术成主要来源

英国发展研究所 (Institute of Development Studies，IDS) 3 月 12 日发布了一份研究报告。该报告对非洲 11 个国家的智慧城市监控系统进行了系统梳理，结果发现非洲正经历一场快速扩张的数字监控浪潮，而中国企业与金融机构在这一体系中扮演了核心角色。

报告封面截图

报告警告，大规模公共空间监控正在改变非洲的政治与社会环境。研究指出：“非洲大陆正在经历数字监控的大规模扩张，这种趋势正在侵犯公民的隐私权。”研究团队在阿尔及利亚、埃及、肯尼亚、卢旺达、乌干达、赞比亚等 11 个国家展开调查，发现各国政府在“智慧城市”或“安全城市”项目中投入巨大资金。仅在这 11 个国家，政府在面部识别与车牌识别技术上的支出就已超过 20 亿美元，而真实规模可能更高。

报告指出，中国正是这些监控系统的最大供应方。“中国向研究涉及的所有 11 个国家提供了智慧城市监控技术。”典型项目模式通常由中国政策性金融支持，例如中国进出口银行提供约 2.5 亿美元贷款，同时要求采购中国企业设备。监控系统通常包括成千上万台摄像头以及数据中心，由华为或中兴建设指挥控制中心，而海康威视提供摄像设备。

比如，肯尼亚是非洲最早采用中国“安全城市”系统的国家之一。2014 年，该国政府、当地电信公司萨法利通信公司 (Safaricom) 和华为合作推出了全国公共安全通信与监控系统。该系统原本旨在打击犯罪，然而许多批评人士称该系统也被用于监控示威组织者和政治反对派。

此外，尼日利亚则是非洲最大的监控技术买家之一。报告指出，该国在面部识别和自动车牌识别系统上的支出超过 4.7 亿美元。乌干达的系统规模也迅速扩大。该国在 2018 年部署华为摄像网络后，监控系统已覆盖全国主要城市，并具备面部识别、车辆追踪以及自动交通执法功能。

然而，英国发展研究所发现，这些系统并未明显降低犯罪率。报告直言：“我们没有发现任何令人信服的证据表明智慧监控减少了恐怖主义或严重犯罪。”相反，研究团队引用人权组织的话表示，这些技术很可能被用于政治控制。例如，“监控反对派领袖、和平异议人士和边缘群体，以加强执政者的权力”。

研究还发现，多数国家缺乏监管框架。许多国家虽有数据保护法，但几乎没有专门针对公共空间视频监控、面部识别或人工智能系统的法律。更严重的是，几乎所有国家在部署监控系统前都未进行正式的人权风险评估。

最后，报告表示，公共安全监控并非完全不可接受，但必须受到严格限制。研究团队建议，政府应在部署监控系统前进行人权影响评估，建立明确法律规范，并设立独立监督机构，以确保监控“合法、必要且相称”。他们警告：“如果缺乏透明度与监督，智慧城市技术可能延续殖民时期以来的监控传统——只是从人工监视升级为人工智能驱动的全天候数字监控体系。”

三、西藏之声：《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旨在加速同化与镇压非汉族群

3 月 12 日，中国人大通过了一项备受争议的法律——“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该法律一经推出就引发了国际舆论哗然，批评人士普遍认为该法律“将进一步侵蚀非汉族群体的身份认同，并可能将任何质疑这种‘统一’的人定性为可受法律惩处的分裂分子”。

声明封面截图

西藏之声在法律发布前夕就表示，该议案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学习普通话，并赋予政府跨境追责权，“旨在加速同化与镇压非汉族群”。

《民族团结进步促进法（草案）》共计 62 条，于 2025 年 9 月 8 日提交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国际人权团体人权观察指出，议案如获通过，藏语等非汉语言的使用空间将进一步缩小，境内外异议人士将受到更严重的打压与报复。

该法案要求少数民族儿童从学前教育起必须学习普通话，并在 15 岁前“基本掌握”。法案第 61 条赋予政府跨境打击的法律依据，要求追究境外个人或组织“破坏民族团结、煽动民族分裂”的法律责任。

人权观察表示，新法草案企图取消现行《民族区域自治法》（1984 年通过）明文保障的少数民族“使用和发展自己的语言文字”的权利，转而强调汉语普通话的主导地位。

该团体表示，这部新法将建立广泛法律框架，为中国当前从境内到境外对少数民族的镇压和强迫同化提供正当理由。一旦通过，这部法律可用来加强意识形态管控，以取消少数民族语言权利等手段打压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并促进对中国境外的控制。

类似表态还有，维吾尔人权项目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些做法“违反了国际人权标准，并加剧了新疆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和反人类罪行”。

南蒙古人权信息中心主任恩格巴图·托戈乔格在一份声明中表示，要求在公共生活中掌握普通话也可能限制蒙语使用者就业的机会。他解释说：“从经济角度来看，这将使蒙人边缘化，因为汉语水平成为获得就业和晋升的门槛”。

西藏游的第六天下午，我们去了纳木错景区。“纳木错”为藏语，是“天湖”之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