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场外卖大战，其实是一场残酷的“倾销”。

一

临近清明，小红书上多了许多特殊送别，送别的不是故人，而是街角的小店。

杭州中学生发现常去的猪脚店锁门了，济南女孩找不到常去的蛋糕店，吉林大哥返乡，急匆匆去喝思念的羊汤，却返现橱窗已拆，满地瓦砾。

江苏姑娘说，她加班后常吃的米线店，早上路过时，发现贴出了转让告示，“那碗热气腾腾，再也吃不到了”。

那些小店大多藏在城市街角，店面不大，装修一般，多为夫妻操持生意，靠味道留住老客，相处如家人。

珠海人说楼下茶餐厅藏着童年的味道，北京人说胡同面馆才有正宗的炸酱。

在广州打工的黑龙江小哥，最不舍常去的东北铁锅炖，每次去时，服务员阿姨都会多准备大拉皮，叮嘱他好好吃饭：

“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一锅热乎、有人情味的饭了。”

小红书上，人们晒出失效的收藏夹，变灰的店铺名，送别“突然没了的神仙小店”。

那些送别来自天南海北，小餐馆告别理由不一，但有个共同点：它们都曾被卷入外卖大战的巨浪之中。

去年春天，京东强势开战，阿里空降入局，美团竭力应对，外卖大战在春天喧嚣开场。

最初订单暴涨，让许多餐饮从业者欣喜，生意仿佛很简单，“租个档口，接入平台，坐等爆单”。

然而欢乐的日子短如朝露，很快，老板们发现，那些爆单，多是平台补贴砸出的低价单，流水好看，但存不下钱。

补贴退潮，流量骤降后，以为赶上风口的人们，等来满地狼藉。

那场风潮中，大量从无餐饮经验的新人，揣着积蓄入场，经历过山车起伏后，又失望离去。

被称为“餐饮收尸人”的二手设备商，受访时称，外卖大战开打一个月后，它们的回收生意倒是爆单了。

他称，那些新人老板，以原价几分之一价格，甩卖了没用几次的烤箱，崭新的封口机，“昂贵的学费”。

甩卖持续了一整年，二手设备商称，“一直到今年春节才稍微缓下来”。

退场的不止新人。外卖大战冲击了正常价格体系，而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烟火小店。

海量补贴冲击下，去年餐饮的堂食价格已被打回十年前，接近2015年水平，餐饮利润被压到极低水平，甚至赔钱。

媒体报道中，补贴大战以来，近七成商户营业额较2024年下降，80%商户净利润下滑。

一家云南米线店老板，讲述困境：外卖大战时，9块9就能买一碗米线，可成本都要12块，“不补贴就没单子，补贴了就自己亏钱”。

那些街角小店就这样被裹挟进战场，并见识到截然不同的命运。

同一条街上，连锁品牌店生意红火，中午时三色外卖员飞奔穿梭，而街角小店却在无声退场。

那场春天开启的战争，经历了喧嚣初夏后，一度被叫停中止，但改变已永久发生了。

有咖啡馆老板苦笑发问，“习惯了9块9一杯的咖啡，突然涨回15块，你还买吗？”

二

小店退场只是冰山一角，那场外卖大战的余波，正影响整条供应链。

外卖大战巅峰时，三家平台日订单达2.5亿单，比开战前多了1亿单。

然而，75%的新增订单是15元以下低价单，其中近一半是饮品。

乱象随之到来。年轻人冰箱塞满过期奶茶，更多奶茶因骑手送不过来，出不了门店，晚上被倒进垃圾箱。

19块8的羊肉串加门钉肉饼，被平台标价2块5，18块的饺子，不经商家同意就被改价1块2，老板吐槽“连面粉钱都不够，想退出不参加？对不起，退不了。”

有甜品豆花店老板晒出91单订单，但收入只有290元，“这开个毛线啊？”

一家受访的螺蛳粉店主称，7月，外卖大战最火热时，他一天收到过800份外卖订单，打印机持续喷单，“忙到崩溃。”

然而，三天后算账他发现，原本堂食还有盈利，这三天订单暴涨，扣掉各项补贴推广，反倒亏损了。

亏损压力之下，低价浪潮开始在整条供应链传导。

立信咨询报告显示，外卖大战后，已有39%商户，更换原材料价格更低廉的供应商。

压力层层传递，2025年三季度，全国食材市场多数品类价格承压，其中水产和肉类交易价格整体下跌约5至6个百分点。

从老板到供应商，再到养殖户和种植户，所有人都在战场之中。

那个平台发出的外卖红包，最后一路传导，最后可能由某个凌晨三点起来喂鸡的农户买单。

低价带来不止是价格改变，也改变着餐饮品质。

后厨内，曾经现熬的高汤改为料包冲泡，手工擀的面皮换作机器压制，鲜切的蔬菜变成了冷冻料理包。

小红书上，人们疑惑发问，“有没有觉得现在的餐厅，越来越一个味，越来越不好吃了？”。

评论区里，人们热议预制菜，以次充好，科技狠活，千篇一律的美食街，直到有人发问：

“以前讨论都是谁家好吃，这一年，好像都在比较谁家便宜？”

低价重压下，餐饮者无从幸免，留下无数的疑惑、失望与意难平。

那些只有十几桌子、老板既是厨子又是采购的小店，没有连锁品牌供应链，没有资本输血，早已无力参与这场战争：

“人家餐饮店都上了补贴，顾客都愿意点外卖薅羊毛。像我们不参加补贴、不搞价格战而且主做堂食的小店来说，生意只会是越来越糟糕。”

他们只有做好饭的执念，这也曾是生存的底气。

然而，当整个市场都在比谁便宜时，执念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三

这场改变一切的外卖大战，本质其实是一场“倾销”。

2001年，中国加入WTO，按协议将大豆进口关税降至3%。

随后，美国大豆凭借转基因技术和政府补贴，价格大幅低于国产大豆，进口量快速攀升，国内豆农和压榨企业持续承压。

数年间，美国大豆倾销如巨浪，2006年，国内约85%大豆压榨产能，落入外资手中。国内豆农持续受损，东北产区尤为严重。

同样的故事，重复在外卖大战。

开战时，京东砸100亿闯入战场，两个月后，淘宝闪购喊出“请全国人民喝1亿杯奶茶”，7月，闪购再称，未来一年，外卖补贴要投500亿。

一年过后，三家平台投入资金已远超最初计划。各家最新财报披露，截至去年年末，京东、阿里、美团三家平台已经在这场仗里烧掉了超过1700亿。

这笔钱相当于最巅峰时期，外卖全行业5年的利润总和。

1700亿中，巨头将电商平台的利润，跨界砸入餐饮行业，只为打赢价格战。

那些平台补贴流向不一，大型连锁品牌因有运营团队，熟悉规则，能控成本，获利颇丰。

而小店们则沉于巨浪，小店的顾客变成平台的用户，线下堂食收益变成平台交易额，最后催生，坐在餐厅点外卖的乱相。

一如当年的大豆倾销，跨界的巨浪席卷而下，每个个体命运再不相同。

外卖大战如飓风般扫过一切，而今年开春，外卖大战重来的风声再起。

3月23日，红餐产业研究院发布《餐饮行业未来趋势预测报告》，向全行业预警。

研究院基于2025年餐饮商户调研数据推演，若外卖价格战按当前烈度持续至2028年，三家平台预计要烧掉5500亿。

结果则是，三年内，餐饮行业预计将有约1318万家门店退出，一家餐饮店平均只能活一年。

推演之下，中小餐饮门店彼时每单净利润将不足0.6元，近60%商户将更换更低价的原材料供应商，“内卷式”竞争压力将传导至餐饮产业链各环节。食品安全问题也将从个案隐患演变为结构性风险。

一场倾销大战，正从看似短暂的行业阵痛，滑向无法回头的恶性循环，最终拖垮整个餐饮行业。

报告发布同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多部门约谈十二家平台，就“内卷式”竞争提出整改要求，并通报第一批典型问题。

3月25日，《经济日报》刊文直言“外卖大战该结束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转发。

那篇文章写道，外卖大战影响的不仅仅是餐饮业老板的账本，更是普通人的生计：

当作为“压舱石”的餐饮消费因价格战而失速，经济大盘感受到的寒意，最终会传导到每个微观个体。

这场巨头内卷式的搏杀，终于到了熄火时刻，1分的奶茶，3元的咖啡固然可喜，然而隐性的代价却会落在每个人头上。

战事或将停歇，但修复是缓慢的过程。

平台千金散尽，商家遍体鳞伤，被低价破坏的消费习惯不会立刻恢复，被挤出市场的神仙小店不会立即回归，被迫降低标准的供应链也不会一夜恢复品质。

而被破坏的城市烟火气，恢复则需时日。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那些薅到的羊毛，最终化为叹息的伤痕。

王朔给电影《一声叹息》写的旁白，或可为闹剧作结。

许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有些事隆重地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有些事开场时是喜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剧。

希望荒诞的战争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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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风暴眼》出品

文丨洄野

编者按：
在恩施大山里，老人们的疼痛是安静的。它丈量着过去的贡献，也度量着当下生活的重量。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托底的背景下，这片土地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发展的同时，一些蹒跚身影仍值得被看见。本篇报道将视角聚焦于留守在武陵山区的部分高龄老人，记录他们在摆脱绝对贫困之后，于衰老与病痛中面临的具体生计挑战。

周仝妹每月只有100多元的固定入账，是这位71岁老人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当然，除此之外，她还有多寡不定的卖菜收入——3月13日一整天，入账2元；3月14日半天，最新入账6元。

14日下午，这个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州小村镇，被裹进风雨欲来的阴沉里。这里最大的集市空了大半，人群早已散去，只留下她和十来个老人，守着他们的小菜摊。

“卖不脱啊，卖不脱……”周仝妹把后腰抵在摊板边缘，好让火烧似的腰疼能够缓解一点。她心里清楚，不会有人来买菜了。那些低矮摊子上摆着的永远是那几样：两捆青菜、顶着黄花的小白菜，还有几把理得整整齐齐的香菜和小葱，谁家的坡地上都种着。

但他们依然每天早晨7点准时出摊，坐到下午4点钟，卖不掉的菜原封不动地背回家。第二天继续滞销，青菜开始打蔫儿，腐烂，最后被扔进市场边的垃圾桶。

这座村镇，已在六年前走出整体贫困的名单。发展的洪流漫过山脊，确实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但细微处，仍有部分老人被慢性的病痛和缺乏持续收入来源的现状，静静地钉在过去的时光里。在遇到周仝妹以前，凤凰网《风暴眼》已经接连探访几位老人，残病、光棍、丧子，每月领着的基础养老金，以及部分人的低保金，就是他们全部的倚靠。

虽然有了这些倚靠托底，但当遇到疾病时，这种紧巴巴的平衡还是难免会被打破。所以，他们需要拧紧开支的水龙头，用各种土方子麻痹自己的痛觉神经。

就在今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月最低标准，将上调20元，达到163元。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发放标准接近千元。这些事关农村老人生计的持续改善，以及更迫切的关注、热议与争执，在大山外喧腾。

而山里的那些老人，正在日复一日安静地面对衰老与孤独，期冀着日子风平浪静，能够让自己颐养天年。

恩施州农村。凤凰网《风暴眼》摄

01 止痛，买药比吃饭贵

如果不是腰椎痛，如果不是丈夫走得早，周仝妹应该会更爱笑。

她眉眼弯弯，很容易害羞。领着客人回家时，要念叨好几遍“家里好丑”。你想看看她过去的照片，她也会用手捂住半边脸，笑得脸颊通红，嗫嚅一声：“好丑”。

如今，她则是脊背弯弯，一手领着孙女、一手拎着一兜作业本和学生水壶上坡时，她的身形只和8岁的孙女一边高了。

这座小镇被山包围着，街道狭长，一眼就能望到头。她的家就在距离集市两道街的地方，是一间经过改造的木屋。堂屋水泥地上，搁着一盆白萝卜，是没卖出去、准备留着炖菜的。

周仝妹没卖出去的萝卜。凤凰网《风暴眼》摄

理论上，靠着地里这几畦菜，她似乎能以最低的成本老去——只需添几把面条，称十来斤大米，日子就能一天天轮转。但在现实中，她超期服役的身体，每个关节都在默默计提“折旧”。

此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经兜住超过十三亿人口，参保率守在95%线上，试图接住每一个被大病突袭的家庭。住院的花销，自己出的部分能少一些；一些价格不菲的药，也逐步被纳入报销清单。设计图纸是严密的，层层叠叠。只是，武陵山区深处，这些日常的、琐碎而缓慢啃啮的疼痛，依然消耗着他们。

于是那笔100多块的养老金，大部分成了身体维修的专项基金。几个月到信用社去取出几张纸币，立马上街买药。

“专项基金”时常见底，但她也有的是办法。

她从厨房端出一杯颜色深红的液体，自顾自地喝了起来：“我自己弄的土方子。”

“什么土方子？”见凤凰网《风暴眼》好奇，她又折回厨房，端出一口小锅。锅里沉着些已经煮得发白的丝瓜络和深红色的花椒粒。等自家种的丝瓜在藤上彻底干透，把外皮和里面的籽都揉搓掉，剩下的丝瓜瓤就和花椒一起煮水，天天当药喝。

说是能祛湿散寒、通络止痛。可说到底，总绕不开她那句：“买药贵，买不起。”

周仝妹用丝瓜络煮花椒治疗疼痛。凤凰网《风暴眼》摄

周仝妹练就了一套省钱的本事。烧煤炭要花钱，一个月就得几百，她只买很少一点，更多的时候，背起砍刀到坡上去，砍些柴，捡回细小的枯枝，一趟背几十斤回来。

“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她像一个精明的理财师，规划着这百元资产的现金流。买药和买煤，都被划进了“不该花”的部分。

周仝妹在炉膛里添木柴。凤凰网《风暴眼》摄

这里不会有人觉得她奇怪。止痛，吃药，没药吃时用各种土法子尽可能减轻身体的折磨，这是许多老人的日常。

凤凰网《风暴眼》在集市不远处经过杨枣花家门口时，她刚买药回来，把满满两袋参芪健胃颗粒、奥美拉挫搁在屋里木桌上，然后坐在门口与邻居翠英逗弄一条小黄狗。“招财，它叫招财！”她笑得颧骨高高地耸起来，像两座山丘。

“招财”是山上野狗下的崽，几天前溜达到门口，杨枣花在地上搁两个碗，剩饭汤面胡乱喂几口，偶尔丢个鸡蛋，狗就认了家，得了这个吉利的名字。

杨枣花刚买回两袋药。凤凰网《风暴眼》摄

杨枣花63岁，邻居翠英61岁。两个人都有胃疼的老毛病，翠英还常因腰椎压迫神经，痛得走不动路。一天前，她刚取出130块钱，转头就买了三盒药。有时候药吃完了，距离下一次养老金到账还有些时日，她就硬拖个十来天。一直拖到实在受不了了，才再买一点药回来。

杨枣花四年前患上肾炎，女儿陪她去医院，切掉了一颗肾。手术醒来后只觉得身上某个地方空落落的，直到现在，那块凹陷处，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

她喜欢刷抖音那些卖草药的直播间，看看别人都生了哪些病，买了哪些药。有时候也会在上面买一些，能比线下便宜十几块钱。

有研究称，近六成老年人面临不同程度的身体疼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人生必修课，他们都成了最用功的学生。

“有些药是真的，有些不是。”屏幕里那些配好的中草药，装在透明罐子里，杨枣花从小跟着大人上山采药，一眼就能认出来。对此，她颇为自豪：“我要是有文化，我也去卖草药。没得文化，不敢卖。”

她的房子比旁边的自建房矮小一半，挤着她和4个孙辈。这是租的别人家的老屋，每年房租2000元。即便是阴雨天，屋里光线昏暗得像傍晚，她也不开灯。一个月电费要一百多块，能省一点是一点。

从小镇出发，沿着盘山公路驱车四十多分钟，向大山更深处驶去。在某个被层层山峦包裹的村庄里，同样藏着像周仝妹、杨枣花这样的老人。

60来岁的光棍石柱，曾在煤厂做工，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如今，那双手已蜷曲得像枯树根，他颤抖着提起水壶，给围坐在炉桌旁的客人泡杯绿茶，然后，从桌上摸出一粒布洛芬，用茶水送下肚。

这药，一吃就是十年。一顿不吃，一股钻心的疼就会从指关节顺着胳膊一路冲到天灵盖。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去镇卫生院打止痛针，那也顶不了一天。

石柱的木桌上常年放着各种药品。凤凰网《风暴眼》摄

同村75岁的李田也要天天吃止痛药。遇见他时，他正和老伴推着一斗车木柴和竹子，卯足劲儿上坡，车里的柴加起来大约两百斤。李田的双腿跛着，裤腿膝盖处沾了灰黄的泥土。

老两口的儿子二十年前患上了精神疾病，前阵子，他们把儿子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可家里没有药，病情很快复发，只得又送了进去。

李田自己则饱受风湿关节炎的折磨，脚疼。腰椎变形，压迫得头疼。他每天上山采草药，煎好了一遍遍洗脚，然后在脚踝上敷上白色膏体——牙膏。

牙膏当然算不上药，但至少能让伤口不那么火烧火燎地疼了。

李田在推柴火上坡。凤凰网《风暴眼》摄

02 山风中的记忆

他们如今的病痛里，带着年轻时修路筑坝、肩挑粮食的印记。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要把每年生产的粮食，按规定的比例，作为实物农业税无偿上交国家。“交公粮”之外，还需低价出售统购粮。剩下的口粮，则按照农民做劳力挣工分的情况来分配。

在武陵山区，平坦肥沃的水田是金贵的。交公粮时期，秋收的稻谷、玉米晒干后，得把最干、最饱满的“上等粮”挑出来。高山上的旱地，也要交洋芋、马铃薯。每个人头大约要交两三百斤，10月底前交完。于是，农民用扁担挑起装着百斤粮食的箩筐，徒步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朝发夕返，已经算脚程快了。

杨枣花至今记得自己十五六岁时交公粮的画面。用扁担挑着七八十斤的担子，走几十公里路。一家人你挑一点，我挑一点。家里要是劳力不够，还得找别家“换活”——今天他帮你送一回，改天你再还他一次。

走上五六个小时到粮管所，常常已是下午。粮验收了，才能蹲在路边，吃一碗面条或几个粑粑，接着往回赶。

女孩要早早嫁人。家里人口多的，粮食紧，早点把女儿嫁出去，家里就能“少一张吃饭的嘴”。

83岁的陈满仓，当年交粮时一路要穿过重庆黔江地界。他一个人就挑一百多斤，走十五六里地。粮如果没晒干，粮管所是不收的。这就得在粮站外头铺开晒，晒干了才能交。要是一天没晒干，第二天还得再去，有时候，得折腾上三五天才能全交完。

公粮是无偿的。“统购粮”则每斤大约9分5，“只有个本钱”。而假如这些粮食能自由流通买卖，一斤本应卖上2角钱。

收上去的粮食要保障城市供应，根据年龄、工种等严格进行分配。

城镇居民凭票购买粮食，价格长期低于那9分5，更远低于市场价。通过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剩余被转化为工业积累。

镇上74岁的赵来福向凤凰网《风暴眼》回忆起，“交上去的粮食，是给‘有单位的人’吃的，他们买粮很便宜，而种粮的农民是买不到的。”

“煤矿工人能吃52斤，做苦力的45斤，教书的29斤半……”赵来福在脑海中搜索着当年不同工种允许买粮的数量，蹦出一个个数字。“……农民，最苦的时候，每人每月分配的口粮，大概只有10多斤。”

谁家实在揭不开锅，得一级一级向上申请，批下来，可以从生产队“借”一点。等来年收了粮食，得先把这“债”还上。

赵来福拾木柴回家。凤凰网《风暴眼》摄

有几年，地里已经种不出什么粮食了，可公粮还是要交。

为了一家人糊口，陈满仓曾去粮食相对宽裕的重庆黔江地区，排队买粮。粮价有时2角，有时5角，规定每个人一次不能买多。陈满仓想了个法子，买完一次，把粮食背到半路藏起来，再换一身破旧衣服，混进排队的人群里，再买一次。

大多时候，收粮是连夜干的活。白天的时间，还要用来挣工分。

陈满仓曾被生产队抽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库、铺公路。把山崖上炸下来的巨大石块，一锤一锤手工敲碎，铺成路基。他从屋里翻出一把小铁锤：“就是用它，一下一下敲石头。当时敲狠了，现在身上都是老伤。”

现在的他，坐在长板凳上，背后是自己的菜地，面对着儿子修建的砖房，吹着山风。他手里的锤子，连自己的老木屋都修不了了。

陈满仓曾用来敲碎石头挣工分的锤子。凤凰网《风暴眼》摄

“交公粮”持续了数十年，1985年之后，逐渐改为折征代金（交钱）形式。这段关于粮食与重量的记忆，最终在2006年1月1日尘封为历史。那一天，《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延续了两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就此终结。

据测算，与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的负担，大约是一千二百五十亿元。摊到每个人头上，是一百四十块钱。这是一个标志，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漫长的“取”，转向了“予”。

而一代农民在特定时期为国家工业化积累做出贡献后，如何在晚年切实享有发展成果？这成为实现代际公平的一道思考题。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左停长期关注乡村发展领域，他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正式启动全国新农保试点，强化了国家责任，之后快速实现了制度全覆盖，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目前，农民养老保险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国家基础养老金，有基础养老金比没有好，但保障水平仍不够充分。”在他看来，国家基础养老金标准应达到全国低保平均水平，每月约500元，才能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对于部分农民，可将其早年的贡献与养老金挂钩，同时体现年龄差异。

03 留在村镇“找钱”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到山外头打工去了，他们称之为“找钱”。

杨枣花的大儿子，在广东“找钱”，六七年前的一次事故，让他再也没能回来。大儿子在白岩厂工作，那晚加班时，用铲车把矿石装上大车，矿石落下来，正好卡在了他的喉咙上。

大儿子去世后，留下一点钱和土地，杨枣花一分不敢动，全留着，这是给孙辈上学用的“老底”。

周仝妹的儿子则去了浙江，原本是修桥筑路的建筑工，可这几年行业不景气，他自己年纪也上来了，才四十多岁就查出了高血压，最后进了厂。在武陵山区的这一头，她只能从儿子偶尔打来的电话里知道，儿子经常在夜里加班，“几乎见不着太阳”。

她的丈夫49岁因尿毒症去世。那是19年前，儿子带着父亲去省城的医院，做肾透析，前后花了十几万，掏空了积蓄，还借了不少债。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放弃治疗。

从此，她生活的轴心，就变成了每天雷打不动地去那个集市。

集市里常常半个小时才会晃进来一个人，只是买几个橘子。卖水果的老板娘原本靠着火炉打盹，被惊醒后，把重量一称，收下几枚硬币，又缩回她的椅子上。

周仝妹有过一笔大买卖。有一次，一个准备去上海打工的年轻人，想在异乡吃到点老家的味道，在她这儿一口气买了二十多斤菜，打包寄往上海。那一次，她赚了20块钱，到现在还津津乐道。

更多时候，集市上的老人只是在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

他们真正的据点，慢慢向菜摊中间那张四角方桌转移。四人围坐着慢悠悠地打牌，一局打完，也不论输赢、不算钱，把牌一洗，一切归零，瞬间开始下一轮。桌边的人不时起身，换另一个坐下，像一台不生产价值的永动机，持续空转着。

“没钱，就只能‘打光头’，图个好玩。”周仝妹说，她们从不打麻将，因为不成文的规定是，“打麻将要出钱的”。

干体力活没人要了。前年，那位双手像树根一样的石柱，听说村里找人负责清理垃圾，主动揽下这个活计，好歹能赚点生活费，每月400块工钱，另外有200块补贴。活倒不重，隔几天把各处的垃圾归拢到一起，烧掉。

可干了一年，合同到期后，没人通知他，就把这工作悄无声息地换了别人。他还照常去打扫，又干了半个月。这笔工钱，一直没个说法。

卖点小东西，也没人消费了。翠英的丈夫快满70岁了，腿脚不便，每天慢慢地骑着一辆旧三轮，卖一点货。儿子也在镇上摆了个小摊，卖五金件和农具。可农村的年轻人像退潮一样少了，也有人学会了网购，东西直接送到家，没人消费，货就难卖。

有中年人从外地回来，看着这村镇一点点沉寂下去。

村民付胜40来岁回到老家做养殖业，想“搞点事情”。比如把养猪场弄大点，让村里年纪大、出不去的人也能做点工。可想法归想法，自己没发展起来，“没得办法。”

在这样闭塞的大山里，嫁过来的姑娘，许多待不住，走了。“如果不出去打工，就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收入，就没有开支。姑娘过来，看不到一点希望。”付胜说。

赵林伟也是从外头回来的，他是赵来福的儿子。他记得，2010年到2017年，房地产火热，连农村也跟着“疯了一阵子”。现在镇上街道两旁那些小住宅，几乎全是那几年间竖起来的。

以前街边的店铺，房租十几万一年，人还抢破头，一年忙下来能挣二三十万。现在，很多店连房租都挣不出来了。最好的地段都有空铺面，常年贴着“旺铺招租”。

在这座仿佛停滞的空心小镇里，“找钱”衍生出一种奇特的、内向循环的模式。

村镇里挂着禁止违规宴的横幅。凤凰网《风暴眼》摄

缺乏收入来源的人们，变着法子办酒收礼。老赵一家最怕的是每年的毕业季。有些人家，孩子分数还没出来，升学宴的请帖就发出去了。你问他：“孩子考上什么大学了？”对方只呵呵笑道：“别急嘛，肯定有书读。”结果分数一出，没考上，孩子外出打工去了。

结婚更离谱，有人上半年结一次，下半年结一次。“就是借个名头，敛点财”，赵林伟说。

就这样，一年几十次随礼跑不掉，最平常的一次也得200块钱。赵林伟家，一年给出去的礼金，得有一万五六。“人缘好、亲戚多的，一年给出四五万都不稀奇。”

04 谁为他们托底

赵来福家的炉桌又方又大，中央的锅子里，煮着半条鱼，配着些豆腐，咕噜噜地冒着热气。这是凤凰网《风暴眼》这些天在村镇走访时，见到的最为丰盛、最有热气的一餐。

赵来福吃完晚饭。凤凰网《风暴眼》摄

他的养老金，也比其他老人要多一些。60岁以后，每个月能拿到400多，这些年逐渐涨到了1800块左右。

这份“宽裕”，是他的儿子赵林伟在十多年前，一口气为他缴了52000块钱换来的。这笔钱，让赵来福从农民基础养老金的序列里拔足，“跃升”到了职工养老金的行列，虽然只是其中偏低的水平。

当时针对曾在原国有或集体煤厂工作过的职工，推出了这项补缴政策。赵来福正好符合标准，他曾在煤厂做过一段时间的合同工。只要调出工资表，补上费用即可。

赵林伟当年手头并不宽裕。16岁上完中学就南下打工，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块钱工资。打了十年工，结婚生子，根本没攒下什么钱。

他从政策要求补缴36000元时就一直关注，眼瞅着数字涨到43000，又涨到52000，最后一咬牙，借了些钱补缺口，才把这件大事落定。

此后，赵林伟做什么都透着些从容，说话中气十足：“现在我做点小生意，投点资，心里都不那么怕了，因为知道老爹老了不会受冻挨饿。要是他只有两百多块养老金，那我做什么决定，都得掂量掂量。”

不过，也有不少老人，虽然符合资格，却因为掏不出钱错失了机会。赵林伟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当时周围有资格补缴的，大概有十几二十人，最终真正拿出钱来的，只有三四人。

一些地方也推出了允许农民一次性补缴农村基础养老保险的政策，一时掀起儿女代补的“孝心缴费潮”，给老人托底甚至提档。不少地区为80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贴，金额随年龄递增，还有地方为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

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那些没有积蓄、没有谋生手段、也没有儿女托底的老人时，遥远的山外激起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人坚持养老金“多缴多得”，需要考虑现实的财政压力。超过1.8亿人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其中七成以上是农民。每人每月增加100元，全国年支出就增加约2160亿元。

但在左停教授看来，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有多种方法。“大家普遍认为，应重点关注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原因有二：一是这部分人最需要保障；二是可大幅减少保障对象，70岁以上老人约几千万人，相较于60岁以上的上亿人，能显著减轻财政压力，更具可操作性。”

他认为，给所有60岁以上老人每月增加20元养老金，这种方式无法显著提升老人的获得感。应该按照年龄差异化给付，比如给70岁以上老人每月增加40元，更能提升其实际获得感，也能大幅减少资金投入。

“农民没有雇主，无法像城镇职工那样由雇主承担2/3保费、个人承担1/3，但实际上，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视作农民的雇主，承担一定的养老金缴纳责任。”左停说。

除了养老金兜底，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恩施发展了“茶烟菜药果畜粮蜂”等特色产业，促进就业、为农民增收。靠这些，恩施在2020年实现了全州8个县全部脱贫摘帽、109万贫困人口脱贫的历史性目标。

05 头等大事：体面地老去

其实，周仝妹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爱玩，敢闯。丈夫去世几年后，她在家里总觉得闷得慌，于是没跟任何人商量，把卖菜一元一元攒下来的钱拿出来，给自己报名了老年旅游团。

那旅游团来到镇上宣传，说是百八十块钱就能去桂林玩4天。她风风火火地跟着几十个老人坐上大巴车，跋涉一整天，晚上住进简陋的旅社，几人挤一间房，像极了年轻人说走就走的“特种兵式穷游”。

虽然路途颠簸，但她新奇又兴奋，“坐车总比走着好呀！”

当导游变着花样劝游客在景点购买纪念品时，周仝妹总是把笑挂在脸上，眼神飘忽，装作听不到，绝不掏钱。“没钱买东西，他们搞半天也就算了。”

就这样，她在自己单薄的人生轨迹上，画下一个新的地标。后来，她又想交几十块钱，参加一个去北京的旅游团。可还没来得及，就赶上了新冠疫情。

几年过去了，她身上疼痛的零件越来越多，在家与集市之间吱吱呀呀地缓慢移动中，她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去北京了。

很多事情不可逆，比如衰老，比如死亡。在这小小的人情社会中，丈夫的去世也改变了她周遭的人际关系。“孤零零的，受人欺负。”潮水漫过她的双眼，她以一种极为羞赧又自尊的神情，决心守护好这委屈的秘密，不让任何外人窥探。

与衰老相连接的死亡的潮湿，总是能精准地钻进人们的骨骼缝隙。山里那位无儿无女的石柱，多年前借了债，自己掏了些积蓄，买了些原木回来，找木匠打了口寿材，静静地摆在一间空置的屋子里。

这是这片土地上，人们郑重处理身后事的风俗。备寿棺，从直视死亡、为子女减负、为自己求得体面和安心，逐渐绵延成一种祈福延寿的仪式。过去，很多人到了六十岁上下，就会置办好棺椁。后来，一些地方经济条件好了，年纪尚轻的人，已不再担忧后事潦草。

但在这些深山村落里，许多老人依然延续着这个习惯。“一般是有儿女的，由儿女提前置办；没有儿女的，就自己给自己张罗。”看着石柱木讷的面庞，旁边烤火的付胜插话了：“哪怕生活再困难，这也是头等大事。”

他见过太多不够体面的终局。村里有老人走失，他去帮忙找了一天，没有结果。后来，家人只好把老人早年为自己准备的那口空棺材，埋进土里了事。

为了改善这些处境，恩施多地已在探索“以老助老”的互助养老模式——组织相对年轻、健康的低龄老人去照顾高龄老人，比如白果乡的典型网络，覆盖了全乡数千名老人，提供从生活照料到精神关怀的多种服务。

“这种模式，政府给予少量补贴就能调动低龄老人的积极性，依托社区内部关系，成本较低。此外，还可通过公益性岗位、政府资助的互助养老等方式，解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左停教授对凤凰网《风暴眼》说，“养老服务问题得到解决，本身也能降低老年人对养老金的需求。”

而关于提升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呼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再一次成为焦点。毕利霞代表哽咽建议将农村70岁以上老人月养老金提至400元；雷茂端代表建议用三年时间，将70岁以上农民基础养老金分步提高至每月500元。

这些建议迅速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与沟通，也让人们看到了向前推进的希望。一种共识正在凝聚：让曾为国家发展承受了艰辛的一代人，在晚年分享更多发展的果实。

杨枣花在炉上烤火。凤凰网《风暴眼》摄

临走前，山里憋了许久的雨，淅淅沥沥地落了下来。微凉细雨中的一切，依旧在湿漉漉地生长。

凤凰网《风暴眼》提上两袋在镇上买的大米，经过那个集市，转进小道，重寻杨枣花的家。零星有老人握着雨伞、背起背篓来赶集，摊主透过大喇叭卖力推销着春装，声音高亢，像是要唤醒整个村镇和街道尽头的山谷。

远山的云雾绵白氤氲，杨枣花锅里的水汽同样正热烈翻滚。她往锅里撒了一把面条，向里屋喊了一嗓子，孙儿们和小狗“招财”鱼贯而出。像每天一样，她在碗底撒了一撮红辣子。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去年4月4日，食通社发过一篇“删稿合集”。那之后，每被删稿，同事们就有个聊以自慰的内部玩笑：“明年的404被404又有了。”

但两年的404也不完全一样。2024年，食通社被删的稿子大多并不是当时的舆论热点或传统意义上的“敏感话题”，比如盘点2024年国内媒体和学界对外卖和电商平台进行的报道、研究和创作；介绍新加坡为平台工人出台的社会保障。所以每次稿子被删，编辑部都会很意外，甚至想不通被删的逻辑和动机。

但在过去一年被删的稿子当中，有两篇是当时或长期的社会热点，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也有报道。但最终在某一刻，大家都安静了。

为保粮食安全，我们有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为了保护环境，我们也有生态保护红线。但在公共舆论场，我们看不到这条清晰的线。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一句“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剩下的，只能通过每一篇被404的稿子去揣测。

以下是2025年被404的文章。可根据提示词阅读它的前半生。

404 not found NO.1

这其实是对当年出版的一本讨论外卖工作的书《过渡劳动》的回应。作为关注社会经济关系对人群健康影响的营养学博士，作者从营养健康的角度，讨论送外卖作为一份工作，会不会真的使骑手更“短命”？最后她强调，过度劳动并非单指外卖员，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也经历着三餐不规律，高强度的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这是和跑外卖类似的“具有工具性而非价值型”的劳动。作者希望大家借由骑手的境况去思考：为什么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好好吃饭变得更容易？

“外卖大战”期间，在等待取货的外卖员们。摄影：天乐

文章在2025年8月12日发布，8月24日被删除。关于外卖员和数字平台类的稿件，2024年，食通社已经遭遇过好几篇删稿，虽然都和外卖骑手相关，但每篇稿子讨论的方向都不同。其实这篇文章的批评对象并不是外卖平台本身，或者说它想谈的是比外卖平台更大的平台——社会：为什么产量和经济都上去了，人们却更不能好好吃饭了？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

404 not found NO.2

25年华北秋收时节遇上连月阴雨，玉米无法收割，接连发霉。“华北连阴雨”上了热搜，不同媒体平台都接力报道。食通社走访了河南和河北六个农业县，发现在玉米从种植到销售的每个环节，种植户、收购商和地方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应对，但无论农户规模大小、实力和设备如何，几乎所有玉米种植者还是只能接受减产、降价和霉变对他们造成的损失。

受到今年华北连阴雨下的影响，邯郸的玉米收购商李军的玉米棒子很快就发霉了。摄影：裴丹

文章在2025年10月22日发布，10月24日被删。据我们所知，有些其他平台的稿子也遭遇了删除。也许热点刚出时，大家都可以讨论，但在某一个节点，又全部被噤声了。无论是内容生产者，还是想了解真相的读者，这都是一个拼手速的时代。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华北六县秋收调查：连阴雨下，如何“撑伞”？

404 not found NO.3

和“华北连阴雨”类似，“河北农村取暖问题”是过去这个冬天另一个农村热点。

1月5日，《农民日报》公众号发布《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提到在小寒这个一年中最冷的一天，河北一些农村地区的老百姓宁愿挨冻也不敢开暖气。

食通社很快发表了一篇评论。作者既是河北人，也曾经是一名环境记者，见证了政府为治理北京雾霾而实行的一系列强有力手段。包括2013年，政府发布“大气十条”治理空气污染，京津冀地区开始了大规模推广煤改气、煤改电，当年在河北，就出现了农村取暖难的现象，当时的归因是天然气供应不足。

十二年后，天然气供应问题倒是解决了，但价格也上去了，收入有限的农民，特别是留守老人，还是取不上暖。

村镇纪录片导演“遇真纪事”1月初在河北农村发现农民捡拾柴火取暖。图源：“遇真纪事”视频截图

当城市供暖稳定，而部分农村地区却需要更高的成本才能满足活着的基本条件，作者发问，为何农民总是政策“一刀切”的受害者？并且呼吁，绿色转型不能以牺牲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为代价，只有公平公正的转型，才可能持续。

文章在今年1月9日发布，1月18日被删。比《农民日报》《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一文多存活了8天。农民身体冷，我们心冷。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禁煤、禁烧秸秆，农民为什么总被一刀切

404 not found NO.4

基于去年在多个省份的调研，食通社在26年年初发布原创文章《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吸引了全国各地农业、工程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留言，分享了他们对当地高标准农业建设、使用的观察，证实文中提到的高标田“标准”不高的问题在中国西南、西北、中部的村庄都有存在。

食通社整理了读者提供的信息，在1月21日发布《全国人民热议高标准农田》。

2023年11年22日，杭州郊区一块种苗木的土地被改成了高标准农田。摄影：陈晶晶

究竟怎样的农田改造才能真的保障粮食安全？食通社认为，在对农村进行建设和改造前，应该先虚心倾听一线农民的声音，并且破除对规模化农业的迷思。文章发布10天后被删。随后重发。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这些年我见过/种过/修过的高标准农田 | 读者留言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章被平台处理，过去一年里，我们也接到过不止一次删稿或修改内容的电话。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一场极端天气、一次田间作业，甚至一篇看似普通的稿子，仅仅陈述一些可能已经广为人知的事实，都会让那些制造问题或者本应解决问题的相关方坐立不安。大家似乎都在“守卫”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公共讨论的空间，也在这样的拉扯中逐渐缩小。

对食通社来说，每一篇文章不只是“发出来”，更重要的是，文章能成为一个入口，让不同立场的利益相关方得以在这里交流信息，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很多时候，真正有价值的是文章留言区的交流，但这些声音也在被反复404后，越来越少。

过去一年，我们发现，公众号文章的留言被屏蔽得越来越快。有时读者留下很认真地思考，很快被删除，甚至我们还来不及看读者到底写了什么，只能看见后台显示“留言因涉嫌违规已不可见”。

公众号后台常见“因涉嫌违规”不可见的留言，现在还多了个“因涉嫌骚扰被屏蔽”的理由。

也就是说，读者看似是可以评论的，但并不是所有留言都能被看到——很多声音，只存在于评论者自己的界面里。

久而久之，有人不再留言，也不再尝试表达。慢慢地，声音就少了，沉默变得更常见。

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尽量把还可以说的话说出来，守住仍未消失的空间。至于那些没能被看见的声音，也不该就此被当作不存在。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清明，祭拜“公共空间”的消亡。

CDT编者按：食通社整理了读者提供的信息，在1月21日发布《全国人民热议高标准农田》。而后被微信删除，修改后重发更名为《这些年我见过/种过/修过的高标准农田 | 读者留言》

食通社说：

1月12日，食通社基于多地调研，发布了原创文章《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吸引了全国各地农业、工程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留言，分享了他们对当地高标准农业建设、使用的观察，证实文中提到的高标田“标准”不高的问题在中国西南、西北、中部的村庄都有存在。农民反映高标田灌溉不便甚至缺水、由于建设不合理导致抛荒，施工方也头疼项目不好做、监管严格、利润率低。究竟怎样的农田改造才能真的保障粮食安全？或许在对农村进行建设和改造前，应该先虚心倾听一线农民的声音，并且破除对规模化农业的迷思。

以下均为《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在微信公众号和腾讯新闻的留言，文字略有编辑。为保护读者隐私，也考虑到食通社无力对所有评论进行事实核查，评论均以匿名+IP所在地的方式刊出，并模糊了具体的州市县镇村位置。

本文在微信公众号首次发布于1月21日。22日下午被删除后，编辑部补充了更多留言并重发。

1 高标田为何会被抛荒？

在食通社的实地走访中，我们发现，在一些村庄，改造后小农被迫退场，外来老板承包了被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既没好好种，也没认真收，还有些地方产量甚至比改造前还低。对此，各地网友也分享了他们见到的抛荒的问题，其中许多地方是因为被改造田块本身水源不足，而“水稻上山”的梯田抛荒尤为突出。由于“小田改大田”，土质、地势差异极大的农田被“一刀切”推平，再结合标准化的水泥水渠，更容易“高的旱死、洼的涝死”。

梯田，在南方不缺自然降水的地方或许能种出来点粮食。在北方，陕北，甘肃只能靠天吃饭。可以当田，根本不敢当基本农田，哪个立项的领导敢保证北方的梯田能稳定供应粮食？（IP：宁夏）

来我们云南看看，多大的山，改出来的高标准农田根本用不成，水也没有。（IP：云南） 

完全是搞钱的。xxxx镇的高标准农田，水都没有，大片荒芜。（IP：重庆）

◉在社交媒体上，荒山改造的梯田是高标准农田被抛荒的重灾区。图源：公众号“华南之声”

有正儿八经的考虑每个地域的不同吗？我们那边一个平原，到需要灌溉的时候，有些地方挤破头就是没有水。（IP：江苏）

 我们这边的高标田田埂有四五米宽，远远看上去像飞机跑道，有必要这样宽吗？（IP：湖南）

我们老家就是四川xx，不知道哪个搞得高标准，地方为了讨好上面政绩，把成年果树砍了，拿去种一文不值的农作物，好不容易培育出来果蔬产业链，改成种粮食了，结果个个丢荒。（IP：广东）

◉2023年11年22日，杭州郊区一块种苗木的土地被改成了高标准农田。供图：陈晶晶

2 农民需要什么样的“高标准”

针对各地农户反映的施工破坏了表层土肥力的问题，食通社查得工程建设技术标准里进行土地平整的三种方法。从维护地力的效果而言，越省事，越伤地。抖音用户@工程人小李对三种施工的差异进行了解释：

一是“倒行子法”，能保留耕作土土壤，但操作精细，进度比较慢。

二是“抽槽法”，进度快，可以同步作业，但是合槽时易造成地力不均。这两种方法都要求人工与机械作业相结合。

最后一种是“全铲法”，适合机械作业，功效高，可生土多，但是地力恢复难。

2022年，国家发布《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22）》，进一步对田块整治、有效土层厚度、耕地地力等指标都进行了详细规定。但土地平整中，究竟该使用哪种施工方法，《通则》与各地标准文件都未说明。

但在留言中，也几位评论者对如何建设能保障粮食安全、符合当地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农田设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理想中的高标准农田应该是土、渠、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合理的在地化配置，其核心在于顺应“地势”，它是农村社区在长期农耕实践中基于地方知识对农田环境持续调适的结果。但现实中很多改造的问题，除了偷工减料这样的问题，最缺失的是与“地势”的结合，在不清楚地形、土质、居民生活的情况下把土地“格式化”。

高标准农田不是越大越好、越整齐越好，而是要让这一匡土地上水、保水、放水都能很方便，土壤肥力能够保持。地块太大，总会有不平的地方，高的旱死、洼的涝死，还得中间打田埂。水渠修得横平竖直，可能与实际地势不匹配，上大水时洼处溢出渠了高处还没多少水。就算把地面强行推平，可能一部分裸露出的是死土甚至碎石头。这都是我在调研中见到过的情况。

悠悠三千年，成土不过三寸，不顾地势和种植规律，再高标准的农田都是对地力的损蚀。（IP：山东）

我们湖南xx市也有类似的问题：通过改造，好田变差田，差田变荒田。今年收的稻谷可能不及去年的一半。希望还没改田的地方，一定不能把肥土翻到地底下，上面盖地底下的生土。不然的话，五年内土地也翻不了身。改田会变成损坏田，囯家投了资，看着大田，望着心慌，计划落空。(IP：湖南)

我发现这些搞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人都是不懂农业的人，他们一味的认为只要把土地平整下来就是高标准农田，可是平整过后的土地都是生土，种庄稼成不了气候，要投入大量的农家肥化肥来养地，四五年的时间只有投入没有回报，农民自己种的话成本高，流转出去的话，人家种一两年没收成也不会继续投入，最后只有荒废，能不能考虑一下实际情况呢？以前依山伴水建成的农田他们说浪费土地，用大力气把山头推平，最后什么也没得到。(IP：云南)

农业最好的政策，就是别折腾。（IP：北京）

◉一位广西读者附上了图片和评论：挖了没人管叫标准吗？

3 施工方也有话要说

无论在食通社的调研还是读者留言里，高标田的施工质量一直是被诟病的重点之一。文章发表后，许多参与了农田建设施工的读者都前来留言，分享了施工方的困境。他们表示施工方真不一定赚到了钱，还面临复杂的设计监理要求，和村里可能也会产生矛盾。关键是，土管出身的设计方、土木出身的施工方，对于农业项目，知识经验储备都不充足。

抖音上，也有项目工程方反映这几年高标田项目利润越来越少。一位抖音用户表示：好几年前，利润能有30-50%，各环节都能“抽条”，但现在竞争激烈，价格下调，利润最多10-20%，被卡得严的时候，赚不到5-7%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验收繁多，纪委监委全环节监管，钱也难到账。

◉抖音用户@红光聊工程 对高标准农业建设的发言引来众多同行吐苦水。

中央专项资金下来之后，很多房建交通领域的施工方来做高标施工，这些施工单位本来就是土皇帝流氓项目经理，不带乡镇派出所的人来群殴不配合征地的村民就算好的了，怎么可能施工的时候还主动征求村民的意见？

县里的小施工单位来施工的话，村里人会要求说名义上你来接活，但实际上施工的得是村里自己的人。这种时候施工和设计单位都会很抗拒，因为村里不会按照图纸施工，台阶踏步写的10级踏步他愣是给你做5级。他自己虽然觉得够用了，但是专家现场验收过不了，设计施工监理都还要配合出变更资料。问题是10级变5级本来就不合规范，变更资料做出来不仅是给自己埋雷，还给评审专家埋雷，万一炸了这个圈子大家都别想混了。

最后最最关键的一点，无论设计施工还是监理，实际负责这一块的人（尤其是设计），无论是小技术员还是项目经理，都没什么赚头，从头到尾没有哪怕一个人手里钱是给够了的，怎么可能配合搞这么多琐事。更何况，农田水利这一块的工程，设计方多半是土管出身，施工方多半是土木出身，很多小设计院里全院找不出一个水相关专业的，光灌溉这一块的知识就全靠小时候在农村里的耳濡目染，能做的合理全靠经验。问题是三五年的工作经验能顶个屁用，更长的工作经验又没那个力气天天驻点加班，卡死了搁这。（IP：湖北）

（回复上条）就是，实际干活的一个也没给够。（IP：陕西）

◉短视频平台上，高标准农田项目资金井喷盛状下，是自称接下项目的人员表示资金被挪用、补城投的窟窿、拿不到结项款。

曾经接触过提灌站项目，没水源，就只有旱坑，设计说等着下雨汇积雨水，我说下雨都积水了，你提灌上去给谁用啊？问当地农民伯伯，伯伯只摇头。（IP：河南）

高标，重点关注的不应该是生产道路，机井，沟渠吗？但是现在，非要设置比例，比如修路只能20%，还要种树……好多又给道路挤占，于是再把树拔了，种菜。（IP：河南）

（回复上条）因为不设置比例全去修路了，跟村里跑的第一稿设计方案道路占比永远在50%左右，然后就是无穷无尽的拉扯。不过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现在设计费本来就低，地方政府还一纸地方财政的文件给你折上。（IP：湖北）

（回复上上条）能说配比的是真知道这活。（IP：河南）

明面上的路修得不错，看不见的排水修得一塌糊涂，还不是个例。（IP：黑龙江）

没谁拉低标准，而是标准一开始就是工程标准。用工程标准去建设需要长期发挥持续功能的农田。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IP：湖南）

4 投入成表演，如何能纠偏

但是施工方到底“专不专业”？有读者认为，必须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外在“表象”，认识其内部问题——

要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自身的问题，那可就太多了，田间地头和老百姓抱怨的那是表象，内在的问题不解决，表象怎么解决？1、当地政府太重视（基本上当地政府都极其重视资金，因为资金基本上都是转移支付资金、国债资金、中省资金，这全是现钱！为什么重视？挪用啊！怎么挪？成立农投公司啊！农投公司当业主，再找个国企做施工，钱不就想咋用就咋用？）2、建设单位太专业（农投公司本质是投资啊，投资才是专业，他们怎么能对耕种了解？就算他们都愿意学，没个十年八年能学好？）3、设计太科学（你怎么保证一群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能懂耕种？他们不懂，怎么设计？按照规范、指导意见、文件来设计啊，有人说设计没有到实地，都是在公司用地图就画了，这点我要证明，他们肯定来了，只是他都不明白怎么种，那就只有按照他的想法和计划，结合规范来设计了，至于种的人的想法，他又不知道，肯定种的时候就觉得不合理）4、施工单位太专业（不管是私企还是国企中标做施工，他们都是极其专业的，说人家不专业的人才是外行，但他们的专业不是说你农田建设、耕种需求等专业，人家是成本核算、工程规划很专业。国企或私企绝大部分都是利润一计算，抽成比例一定，再分包出去，根本就不会去实际操作！）5、现场施工太专业（现场实际施工或垫资的人，唯一的标准就是有钱、能垫，为啥？最开始政府就把钱挪用了呀！他们施工不专业但是计算很专业啊，成本控制算的很到位啊，材料能都是最便宜的）（IP：四川）

无独有偶，一位长期从事三农领域独立研究的观察者将高标准农田的机制称为外在的表演。

作为一项战略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领域最大的一笔投资——中央财政十四五期间投了7000多亿，加上地方政府财政投入、金融投资、社会资本投入，总规模肯定超过1万亿元。十四五乡村振兴方向总投入是10.8万亿。可实际上，效果特别不好，还丢了民心。

这五年我也写过很多抱怨的话，发过不少视频。乃至有些极端地认为高标田降低了粮食产量，每年粮食增产的数据是不真实的。不过更麻烦的，是背后的这一套实际运行着的机制、逻辑，是普遍的。看着有标准、有程序、有监督，实际上都是外在的。大家都在“演”，要符合这一套正确的、现代的要求。农业农村部现在的督察其实也是这个环节里的一部分。

在高标准农田是这样，在乡村振兴其他领域，特别是产业振兴这块，可能情况还更严重。估计在芯片、AI等高科技领域也会类似。政治口号的高扬、程序和行政的网罗、社会实际的不光彩的默许合在一起，成就了现在独特的“表演”中的中国。这“表演”当然是扭曲的、不自然的、高成本的，却变成了一种必须。

深入改革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也很难，因为要动既有的利益、规则。（IP：浙江）

据报道，2024年，农业农村部已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工程“回头看”专项行动，聚焦2019年以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重点摸查田间水利设施工程质量、资金拨付使用、工程设施管护等方面的问题。有评论表示，有关部门也已经“累断腿”。

做高标国家花了大钱，部门工作人员累死累活责任无限放大，已经到了没人愿意做的地步，老百姓也不满意。既然大家都不满意，都难，建议别做了。名字不要叫高标，就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吧，尽量把用水解决了，把路解决了。地力提升单独做吧。（IP：四川）

5 外来大户vs.家庭农场

与食通社实地走访时见到的农户们一样，许多网友都不相信高标田的施工方与包地大户的初心是把地种好。通常的解读是：对方一定为补贴而来。

此前的文章中，我们也确实发现：外来大户需要首先投入成本，对改造过的高标田再次挖沟排水。他们还有额外的雇工成本，田间管理也考验水平。

如果不是当地人大面积种植作物，而是外来者或者大集团，他们不是通过产量来增收的，人家有人是来套国家大型补贴的，没一个真心种地的。（IP：山东）

对于外来种植大户，不懂农业，必亏无疑！高标准农田的改造，非常复杂，要因地而改，灵活实用，否则使适得其反！（IP：重庆）

我们那里也有，包地大户种了许多高粱和大豆，但秋天也没有收，晾那儿了，有胆子大的农民收了一点。（IP：山东）

高标准补贴才是想要。（IP：广东）

我们这边水稻上山。外地人包的。亩产100斤。都是吃国家补贴钱。（IP：浙江）

山头出好田？这帮人是拿补贴的吧？听本地的农民说，有一个旱改水的项目，补贴是几万块一亩。（IP：广西）

套补贴的，改造费几万块钱一亩，实际成本只需几千元，不超五千。（IP：广东）

人家赚的是补贴。（IP：广西）

就是冲着补助来的。（IP：重庆）

研究者也发现，虽然国家有意通过公共服务的方式推动农业基础设施的“提标”，但是一方面，这些政策可能失效，另一方面，农业技术的社会化服务，不一定能惠及最广大的种植群体——小农户。

在农业社会学及经济学的研究里，外来资本下乡投入农业，时常“水土不服”，已是定论。当本地小农不是管理者和获益者，就很容易怠工，老板也欠缺农业经验，合作就很难平顺。而在劳动力无限高密度投入的中国小农历史中，老板的雇工成本永远无法与小农“自己卷自己”相竞争。许多学者和调研者都发现了外地老板种药材、挖鱼塘、不赚钱又跑掉的情况。当农业附加值太低，老板往往只能“打土地主意”。毕竟，资本追求的是利润率，而不单单是产量。

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让有能力组织和协调大规模生产的经营主体与小农户更好地协作，让小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保留话语权，或许才是保证粮食丰产的关键。

我有一种感受是，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的错置。大量的公共资金被用于工程基建，而设计的人却不懂农业，造成浪费。而像拖拉机、收割机、无人机等现代农机，又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这些主体往往倾向于服务大户。小户和小农，在农忙的时候，很难找的到农机服务，找到也是价格比大户高很多。很多大型农机也确实是政府采购，但在具体执行时，承包给私人公司，小农又很难得到相应服务。至少在我们本地，农民不愿种地，有一部分原因是农机服务不便利造成的。希望这方面能得到改进！（IP：浙江）

曾在安徽农村从事田野调查的社会学研究者林子涵告诉食通社，已有不少研究指出，规模经营不一定能提升土地生产率。但美国大农场式农业图景的“迷思”仍在广泛流传，补贴政策也往往向规模化经营倾斜。

林子涵还解释道，当小农户也都在广泛使用农机，规模化农业不一定是流转经营权的“土地规模化”，也可以是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的“服务规模化”。后者由机械统一完成包括耕、种、管、收在内的多数环节，农户依然保留经营权，自主进行除草、放水等人工管理。这样的管理中，小农户虽然对农资、农技失去了话语权，但依然保留着田间劳作的积极性。

政策也已经在调整，比如鼓励百亩规模的“适度规模经营”。在过往走访中，食通社也了解到四川一些地市正在搜集在家务农收入与在外打工基本持平的家庭案例——家庭农场是一种主要的适度规模经营形态。农业种植，确实不是规模越大就越好。

这是食通社第 755篇原创

_编辑：裴丹 天乐

_版式：明林

一、九年，变与不变

2026年1月5日，看到农民日报题为《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的报道，我恍然一惊，以为穿越回了九年前。

◉这则发布于小寒当天的新闻于一天后被删。

我是河北人。2016年是很多乡亲过的第一个无煤无气的寒冬。再往前几年，北京雾霾成为全球热议的环境事件，中央政府开始铁腕治污，于2013年发布了“大气十条”，从工业、交通、农业等领域多管齐下减少空气污染物排放。

同时专家通过源解析发现，北京雾霾不全是自产，周边省份的贡献不小，特别是作为工业大省的河北。而在秋冬季节，农村老百姓取暖用的散煤也是华北雾霾主要源头之一 。于是“大气十条”里就有这么一句：增加对京津冀地区天然气供应额度，采用煤改气、煤改电等方式对北京周边传输通道地区的工业用煤和散煤进行替代。

此后河北开始大规模推广煤改气、煤改电，一度造成天然气供应不足，农民不被允许烧煤、又无气可烧的荒唐局面。2016年即是如此。到了2017年冬天，也就是“大气十条”的收关之年，情况更糟：11月底河北发布天然气橙色预警，全省供应缺口在10-20%，一些城市只好暂停工业企业用气和车辆加气服务。

我家位于冀南某县城边缘，相当于城乡结合部。那年家里厨房也停了天然气，我妈只好用电磁炉炖菜吃。但至少，城里没有停止供暖。还在老家村里的亲戚就没那么幸运了。没有天然气，也不让烧煤，做饭也是电磁炉，取暖只能靠小太阳和电褥子。

我对这些问题比较在意，是因为大气十条出台后的那几年，我是一个环境记者，亲身经历过这段污染治理的高光时刻——强有力的环境政策密集出台，环保督察组雷厉风行，环保组织揪出一个又一个偷排工厂、提出一个又一个激动人心的公益诉讼，专家们对空气污染的源解析、健康影响乃至治理机制方方面面的研究汗牛充栋……我以为，以政府治理空气这般的雷霆手段，以媒体、公益组织和全社会对这事儿的关心程度，妥善解决华北农民冬季取暖的问题，想必用不了两三年。

但没想到，快十年了，新闻连标题都不用换。一定要说变化，也不是没有——删稿速度更快了。《农民日报》小寒这天为河北农民发声的新闻，第二天就被全网删光。

这也是为什么，在看到几乎同一时间，北京交出了一张亮眼“蓝天成绩单”——2025年PM2.5浓度已从2013年的89.5微克/立方米降至27微克/立方米，多项指标创有监测以来最优时，我既感欣慰，亦觉心寒。

二、清洁取暖，知易行难

我曾经常在各类空气治理相关的新闻发布会、专家研讨会上听官员和学者们谈论农村散煤禁烧问题，这些有机会决定政策走向的人士往往用“完善补贴机制”“因地制宜稳步推进清洁取暖改造”“不可一刀切”“还要加强农村建筑节能改造”等答案投喂给提问者。这些话都很正确漂亮，但转译到地方语境中，却总是显得苍白无力。

◉村镇纪录片导演“遇真纪事”1月初在河北农村发现农民捡拾柴火取暖。

2018年山东省政府发布《山东省冬季清洁取暖规划（2018-2022年）》，提出到2022年省内农村地区平均清洁取暖率达到75%的目标。当地一家环保组织“绿行齐鲁”决定去看看，这个75%的目标，究竟意味着什么？

实地走访几年至今，他们发现虽然山东省已经“完成”清洁取暖改造任务，但在补贴退坡之后，实际很难持续下去。省内各地已经出现补贴发放不及时、不按补贴政策执行等问题，导致很多农民不愿再使用清洁取暖设施。他们分析五百多份有效问卷后发现，在完成清洁取暖改造的调研对象中，近1/6已经或准备弃用，主要原因是取暖价格高；若未来不再发放补贴，41.6%的用户可能也会放弃。

不止农民，政府似乎也无力再采购清洁煤。绿行齐鲁检索政府采购网站发现，山东省内各级政府对清洁煤的采购近年来呈收缩态势。同时，威海市某区原先有40多个民用散煤场，治理关停后，又重新启用了17个。

农民放弃清洁取暖的原因，不止价格高。清洁取暖的能源不止天然气，可再生能源比如太阳能被认为是更便宜、干净的选择。可是，绿行齐鲁在某村入户调研还发现，国家补贴的太阳能电辅热设备有2/3已被弃用，1/3被当作废品卖掉，因为质量太差，造成“太阳好的时候能够暖（这时基本不需要供暖）、太阳不好的时候供不上暖”的尴尬情况。

在其他村也有同样的情况，而且坏了不给修。最后村民不得已用回煤炉子——不仅可以通过管道烧炕取暖，平时还能烧热水、做饭，用途更多。

“这些国家补贴的产品并不是三无产品，但第一年就废掉了50%，第二、三年就没人用了。由于产品质量问题，经常出现跑冒滴漏、炸管等情况，放在屋顶上反而是风险。品牌企业好一些，产品质量和安装没问题，售后也相对负责。”机构负责人郭永启说。

政府采购网站信息显示，2019至2021年间山东省各地依托政府采购渠道落地的太阳能电辅热清洁取暖项目共11个，覆盖近3万户居民，累计中标金额近1.45亿元。但这11个中标商全部是本地中小企业，无一家来自行业龙头企业。对此绿行齐鲁呼吁：农村不应成为低质商品的倾销场所。

对比八九年前河北农民无气可烧的遭遇，今年其实算有进步——至少有气可烧，无非补贴缩水、多花钱罢了。

据农民日报被删报道，河北农村天然气价格在3.15-3.4元/立方米，100平米的房子冬季取暖费约需5千至1万元。而在北京，有几种供热方式，其对应的100平米收费价格分别是：燃煤锅炉（直供）1650元、燃煤锅炉（间供）1900元、燃气/燃油/电锅炉3000元（没错，集中烧煤是可以的，因为有末端处理污染物排放的措施，散煤就不行）。

此外，根据政府统计数据，2024年北京城镇居民可支配收入92464元，河北农民为22022元。

和北京PM2.5浓度下降之神速、城市居民暖气供应之充裕相比，我们的讨论还停留在百公里外的农民配不配得上在冬天烧暖气。这种割裂过于魔幻，让人觉得两者不在同一个时代。

◉2025至2026年度北京冬季供暖收费价格。图源：北京市人民政府官网

三、不能烧的还有秸秆

煤，不许农民烧；天然气，农民烧不起；近两年我开始关注农业后，发现田间地头的秸秆，也是不让农民烧。

秸秆如何处理是个老问题了。早在1991年，政府就下文要大力推广秸秆还田技术，目的是消化过剩秸秆。但是没用。由于化肥普及、农村生活水平提高、同时剩余劳动力转移向城镇等因素，秸秆作为能源、建筑材料、牲口饲料、堆肥原料的需求锐减，而复种指数提高、机械化等农业生产变革也让秸秆从宝贝变为麻烦。对农民来说，最方便就是一烧了之。

1999年多部委联合发布的《秸秆禁烧和综合利用管理办法》拉开了行政层面禁烧秸秆的序幕，第一次提出秸秆利用率的量化目标——85%。20多年前的这项政策更多是出于公共安全、而非人体健康的考虑。因为当时曾发生多起烧秸秆浓烟影响航班起降、公路安全事件。这也是为什么《办法》中明确提出的禁烧区都是交通干线和高压输电线路，并不耽误大多数农民该烧还烧。

动真格的秸秆全面禁烧，则是在前述“大气十条”之后。虽然烧秸秆对于雾霾整体的贡献比例并不高，但焚烧的时间窗口集中在夏秋季节，导致高浓度颗粒物在短时间内集中排放，所以也成了治理重点。

在中央政府对于PM2.5的严格量化考核之下，地方政府对于禁烧秸秆展现出了空前决心。例如2015年河南省以环保部正式公布的卫星遥感秸秆焚烧起火点数为依据，以县为单位，每发现一个起火点，省财政扣减相关县财力50万元。河南省内某国家级贫困县当年仅秸秆禁烧的行政工作费用，就投入了将近1000万元。尽管该县在每个村都成立了禁烧指挥部，将乡里干部全部下放到村里，24小时派人值守，但还是因为秸秆禁烧不力，出现多处起火点，被处罚总计2000万元。

政府也为秸秆综合利用投入了专项资金补贴，但面对中国农业史上空前之巨的秸秆产生量，这些补贴杯水车薪。秸秆禁烧主要是靠行政力量在强制推行。农民因为烧秸秆而被罚款、刑拘的新闻屡见不鲜。

即便如此，很多农民依然冒险在夜里悄悄焚烧秸秆，有人因害怕被发现提前离开，火苗烧到旁边的草垛甚至引起山火。还有人害怕起火被发现，干脆将秸秆推入附近沟渠塘坝，引发水污染。

与此同时，由于土壤退化、技术不到位等原因，还田的秸秆也给农民带来病虫害、经营成本上升等问题，让很多农民对于秸秆还田的可行性提出质疑。

◉多地生态农业的实践发现，如果土壤健康、措施得当，秸秆覆盖和还田不会加剧病虫害风险，还有多重经济、环境和社会效益。

随着这些问题的暴露，政策文件中关于“秸秆还田”的简单表述，也渐渐进化为“秸秆科学还田”、“秸秆可控腐熟快速还田”等措辞，这至少反映出政策制定者已经意识到了禁焚政策十多年来的种种乱象。

四、谁应支付绿色转型的代价？

本质上，禁烧秸秆和散煤背后是同一个预设：当整个社会开启“绿色转型”的步伐，农民要为所有人呼吸清洁空气而承担额外成本。以环保为名，禁止农户小规模畜禽养殖，也是同一逻辑。但是，对农民这一低收入和弱势群体来说，公平吗？更何况，他们已经在城镇化进程中被“代价”了一次。

当然，烧煤、烧秸秆、养猪养鸡，确实有污染，需要规范和管理。但城里人开车、取暖、叫外卖，也造成不低于烧煤烧秸秆的环境污染，更何况农民从事农业生产是为所有人供应食物，而城里人的消费则只是为了自己的舒适和便捷。城市推行煤改电、垃圾分类、车辆限行等环保政策时，往往会处理得更加柔性、至少不影响居民的衣食住行，或者有可负担的替代选项（如公共交通）。为什么只有农民经常遭遇环保“一刀切”？

关于农民如何取暖这事儿，已经有了太多的政策、技术和研究成果。但我们更需要的是，回归常识，回归人性。

华北秋收遇上连月阴雨，有的地方甚至罕见地从8月下旬就下了起来。玉米收不了、棒子发霉等新闻频频登上热搜。食通社走访了河北、河南六个农业县，发现在玉米“成熟-收割-晾晒-储存-销售”的各个环节上，种植户、收购商和地方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应对。但无论农户规模大小、实力和设备如何，几乎所有玉米种植者还是只能接受减产、降价和霉变对他们造成的损失。

不仅仅是玉米，受影响还有其他经济作物，这些农户面临的经济损失可能更大。

本文记录了今年反常的绵绵秋雨下，华北农民的困境和挣扎。气候已变，以各种姿态努力抗衡的大小农户们却还缺一把遮蔽风险的伞。

一、无法下地抢收的收割机

一天一夜的雨后，河南商丘柘城县朱庄村的李大爷终于见了两天的太阳。10月17日，商丘刚经历了一场暴雨，雨水淹没了农田，只有还没收割的玉米秸秆指示着农田的方位。

◉暴雨过后，商丘低洼的土地上出现了积水。摄：谢小丹

两个月来，他见到太阳的时间有限，一场秋雨仿佛没有尽头，从9月延续到了10月。如今土壤也已经吸够了水分，低洼的土地上仍留有前天的积水。9月以来，河南已出现8轮大范围明显降水，平均阴雨日数达27.5天，为1961年以来同期最多。在河北邯郸、邢台等地，雨也断断续续连下了20多天。

按照他过去的经验，每年6月种玉米，9月收割再接着种小麦。如今，节奏被这场秋雨打乱了，已经到了10月，村里还有人玉米没收上来。李大爷说，玉米的生长周期就115天，可因为连续下雨的缘故，今年的生长期已经大幅延长到140、150天了。如果再不收割，玉米就要倒了，秸秆也硬了，打碎还田之后会不好腐熟。

也有的地方玉米收得晚，在河北中部能到10月中旬。在河北东南部邯郸市，峰峰矿区界城镇的政府人员在10月16日告诉我们，由于海拔和气候条件，这里玉米成长和收割期也较晚。但玉米留在不通风的地里一直淋雨，仍会持续发霉，甚至发芽。

界城镇有着8000亩玉米种植面积，本地人赵峰（化名）就承包了1000亩。食通社在他的田间看到，不少玉米都染了青霉菌和穗腐病。霉斑也沿着被鸟、虫啄蛀了的玉米粒进一步蔓延扩大。

◉赵峰的玉米染了青霉菌和穗腐病。摄：裴丹

地里的玉米不能再等了。但种植户们也很难按时收割。像轮式收割机这样的大型机械进入被雨泡过的土地，会压实土壤，即使勉强作业，也可能打滑，或者陷入泥中，无法动弹。

在邯郸曲周，小移庄村一位承包着200多亩地的村民尝试把收割机开到地里，但只收了一小片玉米，作业就被迫终止了，田地里裸露出混乱的轮痕。而在商丘的朱庄村，有农户为了抢救收割机，甚至还配了一台拖拉机守在旁边，以备救援。

◉往常雨后，出于保护耕地的原因，大型机械不能进地。但为了防止发霉，很多农民选择收割，收割机在被水泡过的土地上留下了车辙的痕迹。有村民说，这样的土地可能两三年都长不好粮食。摄：谢小丹

峰峰矿区界城镇的千亩种植户赵峰有两辆履带式收割机，这种收割机重量较轻，且用履带来分担轮子的重量，更能进入浸水的地。但他依然无法收割——用来收集棒子的拖拉机还是下不了地。他的地太多，许多地块进深就有几十甚至几百米，人工搬运或使用三轮车都不现实。对赵峰来说，1000亩地需要9到10个劳动力，连续收割10天半个月。但10月17日，雨停了没几天，当地又下雨了。他没有找到开始收割的好时机。

◉一辆无法进场的轮式收割机停在小移庄村承包户的田地前面，这辆收割机比传统的联合收割机还要轻型一点。摄：裴丹

在收割机没办法下地的情况下，河南焦作博爱县芦边桥村一位村民选择了自己下地抢收玉米，遇到发霉的玉米就放弃，只掰好的。

商丘的李大爷也自己人工收了两亩多。由于地湿，三轮车也会陷入泥土之中，他只好砍了玉米秸秆铺在地上，才把三轮车开进自己的玉米田里。不过，人工掰玉米费时费力，而人毕竟不是机器，李大爷说，“头天能掰一亩地，第二天就掰不了了，只能掰半亩了。”

最终李大爷还是用上了收割机。剩下4亩地的玉米很多都已经发霉，他必须赶紧收回来。

为了抢收，很多农户付出了比往年更高的成本。在河南焦作修武县孟村，村民成小凛是当地的种植大户，还与其他种粮大户联合成立了粮食专业合作社。他说，雇佣本地的收割机，还能有笔补贴，但本地机子都是轮式的，不适合在潮湿的土壤上作业。很多农民宁愿牺牲补贴机会，选择外地的履带式收割机。

在河北曲周肥乡区小移庄村，农民连收割补贴也没有。一位村民在中秋前短暂的两个雨停的日子抢收玉米，雇佣农机的费用一亩要八十，比平时贵了二三十元。当地还有不少村民就一直在等，哪怕轮式收割机就在地头等着，但他们怕把地压坏，宁愿先不收。

直到10月18日，无论在邯郸西侧的峰峰矿区，还是东侧粮食种植面积更大的曲周、肥乡，食通社都了解到，收上了玉米的主要还是零散小农户，一袋袋、一包包人工往外扛玉米。而种了几百亩的大种植户必须依赖收割机，都还没收上来。

二、晒不干、烘不了，棒子还是发霉发芽了

◉河北邯郸曲周县，一个收购站在土地上垫了点砖，成袋地装玉米棒。摄：裴丹

可是刚摘下来的玉米棒子可能比在地里水份还大，继续受潮不晾晒的话，一晚上就能发霉。

以中储粮为代表的大型企业只收“干粒”，也就是含水量在14%以下的玉米粒。但刚刚收割的玉米水分都在20-30%。按照往年的经验，河南农民收上来的玉米粒在空地上摊开铺平，2天的时间就能晾干水分。

但阴雨天气下，一个稳定、有硬化地面的晾晒场对大部分小农是一种奢侈——泥地和砖地上，玉米棒会受到地底下湿气的影响，容易升温腐熟，甚至发酵；天上还可能继续降雨，铺上塑料布挡雨后内部湿气更大。网上有人形容，“不盖长芽，盖了长毛”。

更大规模的晾晒场所更稀缺。像是商丘朱庄村的承包了100多亩地的种植户，只能在有限的空地上反复腾挪。而大规模收玉米的粮站和商贩更是要用铲车每天翻搅玉米棒子。

河北沧州献县西蔡村的陈叔承包着300亩地，他有专门的一大片场地做晾晒场，也更“幸运”些——国庆后，雨水下了一周，没有邯郸和河南久，已经收下来的的几千斤玉米完好无损。但是，晾晒场的砖地地基被雨水浇透了，砖块滚进泥里，大车开进来轮子会东倒西歪，后续的收割也被中断。两口子抓紧雇人浇筑水泥，至10月17日，工程只完成小半。这笔工程花了他们10万多元。

◉（上）陈叔在他宽敞的、新浇了水泥的晾晒场里。（下）晾晒场里的钢管玉米架子。摄：裴丹

在食通社此行走过的大部分村子，村民把玉米棒子堆在圆柱形的囤子（墩子）里，堆放在院里或屋顶上。陈叔另辟蹊径，买来钢管和铁丝网，建了方形的玉米架子，它的底部也可以垫高通风。陈叔骄傲地告诉我们，他的玉米虫害少，雨水难随着被咬坏的谷粒表皮渗进来；他还认为自己收割下来的玉米已经完全断浆成熟了，保存方法也更得当。这都让他的玉米抵御了霉化。

但即使是在与陈叔一样的玉米架子里，在邯郸西侧峰峰矿区的另一个镇子，玉米收购商李军的玉米棒子却还是很快发霉了。他租了水泥场地，还有大仓库专门存放玉米，今年才刚刚花钱竖起了玉米屯。峰峰雨水持续更久，纬度也比沧州低，玉米成熟相对早。他们只能抓紧给玉米脱粒，摊在地上晾晒。

◉李军新修的玉米架子里，玉米也发霉了。摄：裴丹

农户们说，玉米粒的通风条件还不如玉米棒。李军向我们比划：干透了的玉米，把手伸进去，它是凉爽的，而水分到了20%以上，手伸进去就烫手了，玉米粒发霉结块，炊烟一样冒烟。

10月13日起，天气放晴，他们在水泥场地连晒了三天玉米粒，水分终于要降下去，17日，天气预报显示明天要再下一场雨。他们全天在地里抢收，“要是明天收不起来，都白干了。”

晾晒难，烘干更难。小农户缺乏烘干设备，他们只有两个选择：要么把刚收割下来的“湿”玉米棒子或玉米粒低价卖给二道贩子；要么在家中简单晾晒后，以干粒形式出卖，这样即使刨去玉米轴和水分的重量，价格也更划算。此外，在现货市场上，玉米价格也有波动，所以农民也会储存粮食，期待之后能卖上比秋收时更高的价，甚至留到腊月里。

李军也想买烘干机，一台设备少说十来万，大的上百万，但租借的场地并不稳定，他不敢随便添置。

三、捱过干旱减产，难捱霉变减收

在连绵不绝的秋雨之前，许多农民们刚刚度过了一个干旱而糟心的夏天。

从7月初到8月初，河南陷入了大范围高温干旱。这段时期也是玉米生长关键的“花粒期”，即从玉米的雄穗长出、授粉、到子粒全部成熟的阶段。要保证粒多、粒重，“灌浆”饱满，本来最需要水。农民们一直盼雨，却不来。为了抗旱，他们只能不停地从机井中抽水给玉米灌溉。

在焦作孟村，农民们不到半个月就要浇一次，一共浇了四五遍，好在地里灌溉条件相对不错。但也有的地井水位太深，顶多前期浇两、三遍。于是，有的种几百亩的种植大户前期还能跟得上浇水，浇了两三遍之后，就跟不上了。

而河北多地使用深层地下水井，大户赵峰所在的邯郸峰峰矿区界城镇海拔200多米，水从机井抽出来，再泵到地里，一小时电费得60元，还浇不透一亩地。邯郸新坡镇的李军也回忆，干旱时，村都旱了，人们开始从两口接近50亩的大水塘抽水，直到塘里的养鱼户抗议才作罢。

“光杆玉米那么高，不结棒子，叶片都卷起边。”赵峰被地里的“小矮子”玉米逗得哭笑不得。他花过电费浇地，但在地势高的一些地里，预计亩产甚至不到去年的一半。

◉因为干旱，界城镇赵峰地势较高的几片地里，玉米长成了小矮子。摄：裴丹

到了9月份，熬过干旱的玉米开始顶浆、即将成熟，盼了两个月的雨，不合时宜地来了。推迟的收割、玉米的发霉又带来了新的减产。“相当于叠了个buff。”李军说。

即使是商丘柘城县朱庄村的李大爷这样灌溉及时、顺利捱过了干旱期的农户，收获时，玉米在地里就开始霉变，“就不压秤了。”

收割机收割腐烂的秸秆也有困难——收割台有高度，秸秆要是从底部腐烂，倒下的玉米无法被全部收获，李大爷说，他原本预计亩产可以挺高的，往年能收上来90%，今年只有50%-60%，剩下的都撒到了地里。

发霉的玉米也难卖出——粮食厂家对霉率有要求。太霉的，甚至做饲料粮也不行。有的村民只拣好的玉米掰，剩下的发霉棒子只能留在秸秆上还田。

最后，河南李大爷4亩多的土地只收了不到3000斤玉米粒，平均下来每亩地六、七百斤，比往年少了一半。

四、雪上加霜的低粮价

近年粮食价格本身就不够理想。焦作孟村一位农户告诉食通社，在2022年，玉米干粒价格最高能到1.5-1.6元/斤，这意味着含水量更高的湿玉米棒收购价也能在每斤8毛到1块多。但之后价格一路下跌，从去年的1.3元一直掉到了9毛多，意味着每亩地少赚大几百元。今年粮价才有所回升，到了1.2元/斤左右。

◉根据博亚和讯监测，从2022年到2025年10月17日，玉米价格持续下跌，并在2024年11月跌入最近几年的最低谷，2025年玉米价格才有所回升。图源：choice

在河北邯郸，去年秋收时，小贩在地头收购湿玉米棒子一斤0.45-0.49元，今年则维持在5毛上下——刚“开秤”时能到每斤5毛8，十月上旬下雨后抢收的湿棒子也有一斤5毛，不少村民本来盼着今年价格回涨，能多赚一点。

但霉变太厉害了，让好不容易抢收回来的好玉米也卖不上价了。河南商丘的李大爷抢收的不到3000斤玉米，一斤最多只能卖3毛多钱。4亩地还卖不到1000块钱，他心疼得慌。

商丘另外一位受访农户表示，他从2亩4分地里掰下的玉米甚至全部按每斤2毛卖了，只得了200块钱，是往年的十分之一。

李大爷这样的小农户，种地除了劳动力，成本很低，而且本来一年种地只有几千块收入，即使损失惨重，生活还能靠在外打工的子女补贴。

但常规种植的包地大户成本更高，光地租一亩地就要600-1000元，高的甚至能到1300元。面对天灾和市场行情波动，他们的经营风险也成倍放大。

成小凛承包九百亩地，因为减产，他算下来今年一亩就要赔一百块。而正常年景下，大户一亩地也就只能赚几百元。河北峰峰矿区界城镇的千亩种粮大户坦言，今年的愿望，就是玉米卖掉后，能把地租、化肥种子钱全给农户结清，剩下能有个十万八万，养活自己的这一年生计就行。

不仅农民挣不到钱，发霉的风险向链条下游传导，收购商可能也得赔钱：李军从南阳5毛8收购的玉米在运输途中一直下雨，棒子在车里发起了芽，到达目的地后，水分到了40%以上——这是水分密度仪能测出的最大数值。最后，5毛8收来的玉米粒被半价收购，三车买卖反而赔了五万块钱。河北市曲周县另一位玉米贩子收来几十万斤棒子，也都长出芽，如果卖掉，每斤湿粮要赔2毛5，如果不卖，还可能进一步霉化。

如今，李军仓库里有四种玉米：比较好的、霉变30%、50%和70%的。后者的比例可能还在上升。

波动之下，村民仍在期待玉米售价走高。在河北曲周，虽然收来的棒子都开始发霉发芽，收购站已经不敢再收更多了，仍有村民认为，今年“不一定”赔钱：如果湿棒价格涨到一斤七毛五，即使扔掉三分之一，也还可能赚点儿。希望这不仅仅是一种阿Q精神。

无、灾害连年来，作物排队烂

这场反常的秋雨影响的不仅是正在收获的玉米。在华北大部分地区，玉米收割后，就要抓紧种小麦了。今年，小麦晚播已成定局。

虽然上冻之前，冬小麦的播种还有时间窗口，但仍有农户担心播种推迟，赶上气温下降，可能造成减产。成小凛解释道，小麦的“发茬率”（分蘖数）会低，意味着麦穗会减少，原来一粒小麦能长四五个茬，现在可能只长一个，肯定减产。为了补救，农民只能多买种子，“以前25斤，现在就得40斤，再往后面，还得再加”。

商丘朱庄村的农户会选择在玉米收割后栽种大蒜，他们更心急如焚。按照往年的经验，这时候大蒜已经长了3到4片叶子，但今年现在还没法播种，家里的蒜种都已经发芽了。按照农业专家的说法，大蒜最晚播种时间是10月20日，实在不行，11月也要种下去。时间已经不等人了。

还有其它农作物同样遭受了损失。最近几天，正赶上了无花果树大熟，家住朱庄村的小朱从早上5点多起床就开始忙着采摘，仅10月18日一天就摘了上千斤，但很多无花果都开裂了，光这一天时间他就扔掉了两、三百斤无花果，大概是往年一天的采摘量。受到雨水影响，他今年已经没办法再以鲜果的形式销售无花果，只能全部烘干成果干出售。

到了下午三点多，他才腾出空来抽水。连续阴雨后，进无花果园采摘需要穿及膝高的水鞋。今年积水最高时，水位已经快没过水鞋的高度，村里来干活的奶奶因为水鞋灌水，不得不回家换鞋再回来干活。

由于临近安徽亳州，加上当地是全国有名的辣椒交易中心，商丘的朱庄村很多种植大户承包了土地后便种植中药材、辣椒等经济作物。这类经济作物种植成本更高，白术每亩成本更高达上万元，一旦遇到这两年这样的天灾，大户们损失甚至高达几十万、甚至上百万元。

◉因为阴雨，白术在地里就已经腐烂，种植户只能雇佣农民冒雨抢收，再抓紧烘干。摄：谢小丹

◉菊花的收获需要农民坐在马扎上采摘。因为阴雨加上土地泥泞，这片菊花只勉强采摘了一部分便被放弃。摄：谢小丹

虽说农业本就是看天吃饭，但对于河南农民而言，这几年已经遭受了连续的天灾，从2021年的720暴雨，到2023年的烂场雨，再到今年的秋雨，他们已经连续几年没有见过所谓的风调雨顺。

但每年他们遭遇的灾害又不一样。像是去年，商丘朱庄村里赶上了那场特大暴雨，根据气象站监测，7月15日7时至18日7时，商丘市平均降水量达295毫米，5个观测站超过500毫米，几乎是三天时间下了一年将近一半的雨。

“去年的暴雨过后，省道上也全都是水，都是小朋友在捞鱼。抽水都没地方抽，沟和路面的水位都是平的，我的无花果园子整整泡了六天。”小朱说。最终那场暴雨后，他的很多无花果树都淹死了，只能挖掉。

朱庄村很多村民对那场暴雨仍然记忆犹新，但今年虽然没有暴雨，但连续阴雨不放晴的情况同样罕见。“去年是直接绝收了，今年虽然有一定的产量，但更累人。”

连续的天灾成了压倒不少人的最后一根稻草，于是就有人选择了退出。今年，朱庄村的地租已经开始下降，原本每亩1000元的地租已经降到了800元，而原本800元的则降到了600元。

六、随雨带北移的技术和设备

在河北、河南两地，面对连续的气候变化，农民常年经验积累下来的种植方式很多都渐渐失效了。天灾面前，什么才是有效的应对措施？

这场秋雨中，一些原本不在华北应用的农机，如履带式收割机、烘干塔都开始发挥用途。

无论是在河南还是河北，履带式玉米收割机并不常见。邯郸曲周市肥乡区地势平坦，是河北的玉米种植重地，重型轮式联合收割机本来最受欢迎。肥乡区光小移庄村民就买了15台。它马力大，好用，最受农民喜爱，能一边给玉米脱粒，一边把秸秆也粉碎拉走。虽然一台售价高达30万元，但有人去年一年就能挣回15万元来。而履带式收割机却被一些农户认为是效率低，收得慢。我们走访的地区中，只有河北峰峰矿区两三年前就已经引入了履带式收割机。因为这里地处山区丘陵地带，土地破碎，在田里转弯掉头，龙头低的履带式更不容易翻车。

◉工作中的烘干塔。摄：谢小丹

秋雨中，烘干塔也成了农民保住收成的“神器”。成小凛是修武县第一台烘干塔的拥有者。2023年，成小凛觉得包地大户们粮食打得多，也不愿意晾晒，烘干未来会成为发展趋势，就斥资100多万买了两台烘干塔。

不到3年时间，根据修武县公布的信息，到2025年全县已经拥有了13台烘干塔，日烘干能力达1200吨。成小凛估计，下一年修武县的烘干塔就要更多了，已经有好几家准备发展。

但修武县的烘干塔数量还是有限。这几天，成小凛的烘干塔24小时日夜不停，工人吃住都在厂里，只能抽空回家换身衣服。但农户们抢收的玉米还会源源不断地卖到收购站来，仓库里放不下就只能堆在院中，然后抓紧时间烘干。

◉种植户们卖的玉米远超烘干塔的烘干速度，仓库里放不下的玉米只能堆在院中，靠塑料覆盖挡雨。摄：谢小丹

从事中药种植的孙明的烘干房今年“大材小用”，也参与玉米秋收了——中药烘干房的设计当然为了烘干中药材，烘玉米不划算。但无奈今年玉米太潮湿，只能利用现有条件来挽回损失，附近也有人找他烘干玉米。

◉今年孙明用上了自家烘干房烘干玉米，一次性可以烘干10吨玉米粒。摄：谢小丹

下雨闲着没事，自动化专业出身的孙明琢磨了一套小型烘干机。他自己画图纸，再找周围的工厂用机床加工，花了3000块钱做了一套简易的烘干机。这台烘干机可以通过燃烧玉米芯制作的燃烧颗粒，或者直接烧柴火，通过产生的热风烘干玉米。

利用这台自制烘干机，孙明烘干了自己家剩下的两三千斤玉米。不过，今年还没真正发挥作用。而这未来或许能成为一种自救的方式。孙明觉得，未来如果天气还像今年这样，家里有6-10亩地的人或许就适合准备这样一台烘干机。

◉孙明的自制烘干机，12小时就可以完成烘干。摄：谢小丹

但这些设备在河北、河南两省毕竟数量有限，所以它们也是政府有关部门今年救援农民应对灾情的重点措施。

此前，财政部会同农业农村部下达中央财政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4.84亿元，用以支持河北、河南、陕西等7省受灾地区加快开展农机抢收、潮粮烘干、农田排涝等农业生产防灾救灾工作。截至10月10日，农业农村部还按照黄淮海地区需求，调剂调度履带收割机24.63万台。

地方层面，截至10月15日，为缓解抢收压力，河南调集近8000台履带式玉米收割机投入作业，将履带式谷物收获机换装割台纳入农机购置补贴范围。同时利用832个区域农机服务中心和742支农机应急作业服务队应急抢收，并向农民群众公布全省4963台烘干机械位置和联系方式，先后安排5000万元救灾资金用于烘干机械奖补、秋粮收获补助和调度农机。

河北则强化了农机应急响应。“三秋”期间，全省预计投入73万台农机具，其中大中型拖拉机22万台，玉米收获机7.6万台，小麦播种机16.8万台。储备履带式玉米收获机568台，谷物烘干机（塔）1292台，以供应急所用。

虽然，在我们10月中旬的走访中，没有河北和河南的农户表示使用了地方部门调来的农机，或享受到了专项资金。

农业保险也在发挥作用。一些购买了玉米险的农户还是能拿到些赔偿，尽管不多。因为农业保险的赔偿，原本每亩地赔了100元的成小凛差不多保了本，朱庄村的农户也有的收到百十来元的赔偿。

问题在于，这些措施究竟能惠及多少农户，又在多大程度上可以帮助农民减轻灾害带来的损失？

而在焦作芦边桥村，食通社遇到的村民今年两亩四分地的玉米只卖了两百元。村旁的田里大量玉米发霉，却没有获得农业保险的赔偿。“业务员说今年这情况不能算绝收，老百姓跟他都吵起来了，人家扭头就走，再打电话就不接了。理赔权在人家，人家说不包，我们又没办法。”他说。

在农民的种植经验里面，旱和涝是两种他们最常见的灾害。但旱不怕，靠抽水灌溉还能解决，涝则是他们更怕遇到的情况。气候变化面前，农民过去积攒下来种植经验也正失效，他们更无从自救。而类似的灾害或许还会反复上演，阴雨之下，谁能为农民“撑伞”？

文中孙明、赵峰、李军为化名

食通社成员令钰、玉阳对本文亦有贡献

编辑：天乐

要进一步了解这些审查规则是如何被发现的，请参阅公民实验室报告《缺失的链接：中国搜索审查制度比较》

敏感词组数据库来源：百度、搜狗、哔哩哔哩、Bing、微博、京东等平台/网站/搜索引擎

中国数字时代发现，2026年3月的审查焦点高度集中于中国与中东关系这一单一议题。在本月监测到的2706条敏感词组中，仅涉及中国与伊朗战争的词组就达80余条，这一比例在近年敏感词记录中较为罕见。与此同时，雄安新区的「烂尾」与「鬼城」话题在习近平亲赴考察后持续触发审查；前甘肃省回族官员马瑞林在美国接受《纽约时报》采访，揭露其参与建立穆斯林监控系统的经历，相关词组随即遭到封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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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一：中东战火烧到霍尔木兹，中国无法置身事外

敏感词组（共80余条）：

武器军事类： 中国 + 武器 + 伊朗；伊朗 + 军工 + 中国；中俄 + 军事 + 伊朗；交換 + 導彈；军工 + 中国 + 伊朗；伊朗 + 中国 + 解放军

撤离处置类： 中国 + 撤离 + 伊朗；中国 + 伊朗 + 大使馆；中国 + 伊朗 + 攻击

局势判断类： 中国 + 伊朗战争 + 赢家；伊朗 + 改朝換代；伊朗 + 制裁中国；伊朗与委内瑞拉 + 台湾的启示；打仗 + 没涨价 + 看热闹

哈梅内伊类： 哈梅内伊 + 家族 + 财富；伊朗 + 新最高領袖 + 重傷；以色列总理 + 死亡

航道安全类： 霍尔木兹海峡 + 中国 + 船；通过 + 霍尔木兹 + 中国；中國 + 通過 + 霍爾木茲

背景： 2026年3月，以色列与美国对伊朗的军事行动持续升级，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安全出现严峻危机。中国约40%的石油进口途经这一航道，而中国境内的讨论，却正在被系统性地清除。

3月17日，谷雨实验室发布报道《我带470名中国人撤离伊朗》，记录了撤离者谭小林辗转阿塞拜疆、土耳其历经近20小时飞行后落地北京的亲历。报道一经发出即引发广泛关注，但相关讨论随即遭到压制。

在这场规模罕见的审查中，管控同时在多个方向展开。

武器供应叙事。 「中国+武器+伊朗」「交換+導彈」「中俄+军事+伊朗」等词组在百度、搜狗、微博等平台被大规模屏蔽。这并非无的放矢，西方媒体持续报道中国向伊朗提供无人机零部件与军事技术，当局需要在国内封堵这一话题，以维持「中国保持中立」的官方叙事。

「赢家论」被压制。 网上出现大量「中国将成战争最大赢家」的民族主义论调，部分账号鼓吹「伊朗明确允许中国商船通行，海峡封锁对我们毫无影响」。但「中国+伊朗战争+赢家」同样被列为敏感词。CDT收录的文章对这种「幼稚兴奋」有直接批评：

有人宣称，伊朗明确允许中国商船通行，海峡封锁对中国毫无影响，甚至能凭借「中立身份」坐收地缘红利，成为冲突中的「最大赢家」。这种认知，是对霍尔木兹海峡战略价值的无知，是对中国能源安全与经济韧性的盲目自信，更是对复杂地缘博弈风险的漠视。

敏感词「打仗+没涨价+看热闹」则捕捉到另一种民间情绪。战火烧到霍尔木兹，油价却暂时没有大涨，一些网民以此自我宽慰，顺带嘲讽官方的焦虑。这类「低级」调侃同样没能逃过审查。

审查系统面对的根本矛盾是：中国需要伊朗这张战略牌，却无法向国内民众解释与这个政权深度绑定将付出何种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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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二：「千年大计」与「鬼城」并列审查

敏感词组：雄安 + 烂尾；雄安 + 鬼城；习 + 雄安新区 + 千年大计；习考察雄安新区 + 透露三大信息；对雄安的发展前景我们充满信心；把握雄安新区功能定位

背景： 2017年，习近平亲自拍板将雄安新区定位为「千年大计、国家大事」。2026年3月，习近平再度高调考察雄安，官方媒体密集报道，称习「亲自透露三大信息」，并公开表态「对雄安的发展前景充满信心」。

与此同时，「雄安+烂尾」「雄安+鬼城」词组持续在多个平台触发审查。

这两类词组并存于同一个月的敏感词监测结果中，本身就构成了一种高度反讽：官方最新的信心表态，与民间对烂尾的质疑，被同等列入审查系统的管控范围。当局既不允许批评，也不允许对官方宣传进行任何可能招致讽刺的传播。

事实上，雄安的困境早有记录。耗资万亿的新区核心区，宽阔道路上鲜有车辆，规划中的「非首都功能疏解承接地」，实际落地的企业和人口远低于预期。习近平亲自考察传递出的信号，在官方看来是「重视」，在民间的解读则是另一种声音：连最高层都需要亲自下场「稳军心」，说明问题确实存在。

网友评论：「总书记亲赴视察，消息一出，房价能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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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件三：「我自由了」——一名前回族官员的自白引发审查

敏感词组：马瑞林；马瑞林 + 统战部；马瑞林 + 甘肃；省委 + 马瑞林；中共官员 + 马瑞林；美国 + 马瑞林；CNN + 马瑞林；馬瑞林 + 統戰部

背景： 2026年2月，《纽约时报》发表长篇报道，记录了一名叫马瑞林的前中共回族官员的出走故事。这篇报道随即触发了中国审查系统的大规模封锁。

马瑞林曾在甘肃省民委任职近20年，担任宗教事务部门的中层干部，负责管理针对穆斯林群体的政策，曾带队前往麦加朝觐，也曾参与设计针对清真寺礼拜者的监控数据库。2023年，他随妻子赴美，2024年2月正式抵达纽约，目前在曼哈顿一家清真餐厅工作。

2018年，马瑞林站在麦加一块写着“中华人民共和国哈吉营地”的横幅前。 via Ma Ruilin

他对《纽约时报》的自述，是中共官员公开批评自己曾效力体制的罕见案例。

「白天，我的面孔看起来和其他同事没什么两样。到了晚上，我跪在祈祷垫上，就变成了另外一个人。」

他描述了自己长达十年的双面生活：白天执行压制穆斯林的政策，夜晚戴着摩托车头盔偷偷进清真寺，以躲避他自己帮忙建立的人脸识别系统。2020年前后，甘肃所有清真寺入口都安装了摄像头，党员若被拍到进入清真寺，即会受到纪律处分。

转折点出现在2015年麦加朝觐途中，他称经历了「精神上的觉醒」。此后，他逐渐意识到自己曾参与建立的那套系统被用作打击工具。

「我意识到，自己在2008年协助建立的系统竟成了穆斯林的枷锁。我把恶魔的鞭子交到国家手中，用来对付自己的同胞。」

报道发出后，「马瑞林+甘肃」「马瑞林+统战部」「美国+马瑞林」等词组在中国多平台遭到快速清除。

审查动机不难理解：一个曾深度参与建设穆斯林监控系统的内部人，公开讲述这套系统如何运作、如何被滥用。他不只是一个出走者，他是系统的亲历者与建造者，他的证词将「新疆模式」在甘肃的早期原型清晰地展示在国际社会面前。

2021年，马瑞林在办公室与同事进行党建活动；也是在这间屋子里，他一直秘密地进行祷告。 via Ma Ruilin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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基于加拿大多伦多大学公民实验室 (CitizenLab) 团队的敏感词搜索探测器系统，中国数字时代深入剖析近期网络审查的复杂生态系统。通过对多个平台的细致分析，我们揭示当代中国信息控制的微妙而又强有力的机制。

据悉，李道国是前天（3月25日）晚上8点左右从北京海淀区的家中被带到太平庄派出所，随后由来自河南新乡辉县市的公安人员带走。因24小时后仍下落不明，家属先后与北太平庄派出所、辉县市公安局等多方联系，才确认李道国已被以“敲诈勒索”的罪名刑事拘留。办案单位是辉县市公安局刑侦大队，现羁押于新乡市看守所。不过截至目前，尚未收到纸质通知。

李道国系民间知名左翼网站“乌有之乡”的主编。原籍河南新乡辉县市张村乡储备窑村，通过考大学获得留京工作资格。后参与左翼网站“乌有之乡”的编辑工作。“乌有之乡”创办于2003年，是一家以“宣传爱国主义、社会主义和进步思想”为主的政经评论网站，其发表的绝大多数文章都是通过人们对当今社会热点问题的关注，对改革开放以来存在的腐败问题、两极分化予以不同程度的批判。在中国民间具有一定社会影响力，亦被海内外自由主义舆论视为中国民间“极左思想”的代表。

李道国近年因辉县老家的环境被毁、耕地受破坏、矿山遭盗采而参与了家乡群众的维权活动，坚持举报不法企业及家乡政府有关部门执法犯法。据其公开披露的文章可知，他一直坚持举报的企业是“辉县市中全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其法人代表裴龙翔同时还是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副支书，李道国曾在多篇文章中直指裴龙翔的后台系裴寨村村支书裴春亮。

据公开消息，裴春亮系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曾任第十届河南省委委员、十一届河南省委候补委员，并在2023年作为“最美奋斗者代表”登上过央视春晚，还曾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最美村官、新乡市劳动模范、新乡市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多项荣誉。但裴春亮已于2024年9月28日“因涉嫌违纪问题”被罢免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尚不清楚是否与李道国等群众的举报有关。

以上内容引用自《群众来函》微信公众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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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道国为村民维权回顾

2016年12月，一家名为辉县市中全建筑材料有限公司的企业，工商注册显示法人代表为裴寨村副支书裴某翔，并由其个人独资；实际却是“裴寨村全体居民共同参股的村级股份制企业”，以“响应党的号召精准扶贫”名义，“是裴某亮书记带领党员干部，积极实施乡村振兴战略的重要举措，为了响应青山绿水的发展理念，大力发展生态恢复工作”，凭伪造系列材料非法获取的一个环保备案手续的情况下，罔顾储备窑老百姓强烈反对，开始在储备窑非法毁山、占地、砍树、侵占河道，擅自建设采石厂，进行非法采石。

储备窑老百姓多次向上面反映情况，但是辉县的环保、矿产、水利、河道、公安、法院，和张村乡等政府部门，甚至还有新乡市的环保等部门，包庇纵容甚至配合该企业。

2019年，储备窑维权牵头人和他的亲哥嫂，一个月内相继离世。该牵头人一生老实本分，未曾想过会有此类遭遇，抑郁愤懑罹患胰腺癌；死不瞑目，临终前嘱托孩子们追究此事。

之后，该牵头人在北京工作的大儿子，作为代理人代表储备窑老百姓继续处理这件事。该年轻人冒着对方人身威胁、造谣污蔑、利益收买等手段之压力，认真学习国家政策法规、仔细调查取证，经过多次和相关部门沟通，终于2022年上半年，使该采石厂拆除。有种，后生可畏！到底是在首都北京工作的人，年纪轻轻就能够办成这大事！

裴寨村裴某亮，这些年借口为了裴寨村、乃至太行山新乡段15万百姓精准扶贫、乡村振兴，通过挖煤采石，侵吞宝泉风景区、潭头水电站、潭头水库、百泉宾馆等国有资产，侵占辉县化工厂、西沟村、东寨村等集体资产；其家族企业春江集团资产急剧膨胀，飞速聚敛巨额财富，他本人也成为辉县首富。

发迹至今二十多年，裴某亮表面是忠厚热情、乐善好施，背后威逼利诱、行贿收买作恶。虽然他已经被罢免全国人大代表，但是他的淫威还笼罩在辉县、卫辉一带。

裴寨村部分干部和裴某亮的部分亲属狐假虎威，举着他的旗号，在张村乡和辉县、卫辉也是作威作福，飞扬跋扈。他们在储备窑的各种行径，极其恶劣。

虽然该采石厂被拆除了，但相关人员未被追究责任，遭破坏的生态环境没有得到修复；储备窑老百姓提出的赔偿问题未解决，裴寨村有关干部霸道依旧。

去年5月份，储备窑老百姓又通过该厂建厂时的原张村乡乡长、现辉县市副市长李明星同志，通知对方，希望解决赔偿问题。李市长转告回答，对方态度蛮横。

直到11月份，裴某亮因违纪被免全国人大代表，并被撤销裴寨村支部书记兼村委会主任、河南省委候补委员在内的一切职务，他们才通过张村乡有关干部传话愿商议赔偿之事。

张村乡主要领导，根据实际情况提出了解决问题的原则方案，并征得辉县市主要领导的同意后，开始协调双方就赔偿合同进行商议。

在商议过程中，裴寨村相关干部以担心被追究相关行政责任、特别是刑事责任的理由，数次对协议内容提出重大修改，包括不能用裴寨村委会的名义签署，要用中全公司的名义签署；协议内容不能体现该企业实际是全体裴寨居民参股的股份制企业等。储备窑老百姓怀着善意，以及对政府希望持续八年多的该纠纷能早日了结的理解，逐一同意；对方却又反悔，要求私下给钱，不同意签署协议，致使乡里难以继续协调下去。

过后，裴某亮和其老婆春江集团董事长张某梅，又直接联系储备窑老百姓代理人的老婆见面沟通；提出他们有一个河道清理疏浚项目的批复，可以交由储备窑代理人来实施该项目；欲通过这种方式收买拉拢，当即被拒。

随后几天，张某梅又通过微信沟通，表示愿意签赔偿协议，并同意相应赔偿金额；但又提出协议内容中，破坏山体、耕地永久破坏、破坏河道和生态等内容，要进行免责化表述，避免事后裴寨村相关村干部可能会被有关部门追究责任。储备窑代理人再次怀着善意理解，同意这些修改条件。

今年1月25日，张村乡政府作为见证方，中全公司作为赔偿义务方，储备窑老百姓作为赔偿权利方，三方签署了相应的协议。张某梅通过个人账户在25日和26日先后支付了两笔赔偿款，余下的赔偿款就以各种理由拖着不再支付。

2月6日和7日，储备窑多位老百姓被辉县市公安局带走问话，其问话内容直指在京的代理人，明显有给其安上敲诈勒索罪名的意图。该代理人询问律师，律师认为张某梅无中全公司的代理人授权，接收其付款存在一点瑕疵。故2月7日，储备窑代理人全额原路退回张某梅支付的两笔款项。

裴寨村在储备窑非法建厂至今，已经八年多了。在八年多之维权过程中，储备窑老百姓历经坎坷四处碰壁，承受巨大压力，甚至亲人接连去世……

裴寨村相关人员，在赔偿协议具体条款和赔偿款支付方面，步步为营，逃脱责任；藐视见证方张村乡政府，以及同意调解方案大原则的辉县市主要领导。他们近日涉嫌警力私用，压制储备窑老百姓！

接下来就发生了村民维权牵头人“乌有之乡”主编李道国的被刑拘！

2026.3.28

01

今天说一个让人看完血压飙升的事（高血压慎入）。

根据大象新闻的报道，2021年8月，在海南儋州担任物业公司经理的单亲妈妈史玉辉被昌江警方带走，罪名是“涉嫌参加黑社会性质组织罪”。史玉辉被羁押821天，直到2023年10月才取保候审。2025年5月，海南省人民检察院以证据不足为由作出不起诉决定，2025年5月23日，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判决书写得清清楚楚：公诉机关指控陈吉镇等人的行为属于“套路贷”违法犯罪行为，证据不足，不予认定；指控属于黑社会性质组织，证据不足，不予采纳。

随后史玉辉申请国家赔偿，2025年8月29日，检察院作出《刑事赔偿决定书》，同意赔偿史玉辉821天的人身自由赔偿金，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删除案件信息，消除负面影响，并赔礼道歉。

然而，赔偿程序启动仅仅13天，公安以“骗取银行贷款”为由，对史玉辉重新立案侦查。

9月23日，昌江县检察院一纸《赔偿案件中止办理通知书》，赔偿停了。

而这个骗取银行贷款的事，是刚刚审结的“陈吉镇涉黑案”里的一个情节。在海南省第一中级人民法院的刑事判决书中，法院已经明确认定：各被告人的行为违反了《治安管理处罚法》《商业银行法》等相关法律法规，但“没有构成犯罪”。

更耐人寻味的是，史玉辉主动联系办案民警才知道这个“新案”，而所谓的“新证据”，据昌江县公安局叶队长后来电话告知，“就是检察院给我们提供的这些证据材料”。

也就是说，同一个行为，在涉黑案里被法院认定为不构成犯罪,到了赔偿程序启动后，摇身一变成了重新立案的依据。

这叫什么？这叫“换个马甲再来一次”。

而且这时间点，卡得比闹钟还准。

02

更让人想不通的是，昌江县检察院的陈姓检察官在面对史玉辉的质疑时，竟然说“刑事案件办理过程当中发现新线索，重新立案是很正常的一件事情，几十年的案件还可能会翻过来”。当史玉辉担心赔偿会被无限期拖延时，这位检察官的回答更让人心惊：“不排除这种可能”。

“不排除这种可能”，这句话从一位检察官嘴里说出来，让人脊背发凉、不寒而栗。如果司法机关可以无限次地以“发现新线索”为由重新立案、中止赔偿，那国家赔偿制度还有什么意义？被无辜关押了821天的人，难道要一辈子活在“随时可能被重新立案”的阴影里？

史玉辉去找当初办案的刑警，发现人家因为办理此案立了个人三等功，已经外调当派出所所长了。

当一个地方公安机关办的案子被法院判决不构成犯罪，赔偿程序都启动了，结果警方不是反思办案有没有问题，不是追究错案责任，而是立刻用同一个行为、同一批证据重新立案，精准踩下赔偿的刹车。

这是什么逻辑？

这分明是“你不能让我赔钱，你让我赔钱我就再办你一次”的逻辑。

03

国家赔偿法设立的目的，是为了保障因公权力违法侵权而遭受损失的公民能够获得救济。然而，在史玉辉一案中，当赔偿程序刚刚启动就被以重新立案为由中止，这实质上构成了对国家赔偿的变相阻挠。昌江县检察院陈姓检察官那句“不排除这种可能”的表态，更是让人不寒而栗，如果公权力机关可以无限次地以“发现新线索”为由重新立案、中止赔偿，那么国家赔偿制度将形同虚设，被无辜羁押的公民将永无获得救济之日。

而且这也是对司法权威的公然挑战，一个案件，经过公检法三家长达数年的侦查、审查起诉和审判，法院已作出明确判决认定不构成犯罪，检察院也未提出抗诉，这意味着该事实在法律上已经尘埃落定。然而，警方却在赔偿程序启动后，以同一事实再次立案。这种做法，不仅无视了法院生效判决的既判力，更是对司法权威的肆意践踏。如果任何一个执法机关都可以无视法院判决，另起炉灶重新立案，那么司法终局性将荡然无存。

04

把一个人错误关了821天，最后不但没人追责，反而用“重新立案”的方式阻止国家赔偿。

这是要把一个人耗在“一个案子、两次立案、无限期中止赔偿”的循环里。

史玉辉这个案子，等于告诉世人：如果你被错关了两年多，别申请国家赔偿，因为只要你申请，就会有一个“新案子”在等着你。

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这句话说了很多年了，但有些地方的笼子，门是朝里开的，关的是老百姓，外面站着的是随时可以再把你抓进去的人。

大家好，刚才有个消息。著名的乌有之乡网站主编李道国因为涉嫌敲诈勒索，在2026年3月25日被来自河南新乡辉县市的公安人员带走了。

乌有之乡网站创立于2023年，以公然为极左思潮翻案而闻名，被认为是极左思想的代表。李道国是河南新乡辉县市人，参与了乌有之乡网站的编辑工作。他同时还是乌有之乡相关公司的副总经理。

李道国这次被刑拘，据说和他坚持举报涉嫌破坏环境的一家建筑材料企业有关。李道国为了举报和维权，也专门自学法律，在今年通过了法考，获得了法律职业资格。

所以说，对于乌有之乡副总经理李道国这次涉嫌敲诈勒索被刑事拘留，我们还要进行观察，不能急切地下结论。可能是李道国真的涉嫌违法犯罪罪有应得了。也有可能是他因为坚持举报当地官商勾结，盗采矿山，破坏环境的事情遭到了打击报复，可能是被冤枉的。

李道国一直坚持举报的企业是“辉县市中全建筑材料有限公司”，其法人代表裴龙翔同时还是辉县市张村乡裴寨村副支书，李道国曾在多篇文章中直指裴龙翔的后台系裴寨村村支书裴春亮。

据公开消息，裴春亮系连续四届的全国人大代表，曾任第十届河南省委委员、十一届河南省委候补委员，并在2023年作为“最美奋斗者代表”登上过央视春晚，还曾获得全国道德模范、全国优秀共产党员、中国最美村官、新乡市劳动模范、新乡市十大杰出青年、中国十大杰出青年农民、“中国十大杰出青年”等多项荣誉。但裴春亮已于2024年9月28日“因涉嫌违纪问题”被罢免了第十四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代表职务。目前尚不清楚是否与李道国等群众的举报有关。

至于李道国是否涉嫌违法犯罪行为，是否和乌有之乡有关，也需要继续关注。

想象一下，在国外一座安静的小镇

石板路旁是亮着暖黄灯光的咖啡馆,没有刺耳的喇叭声,没有闪烁的霓虹灯串，只有零星的行人与夜晚的静谧

而在国内某知名古镇，

入夜后满街是“雪糕烤肠烤地瓜”的循环吆喝

七彩灯带缠绕着仿古屋檐，

到处是“我在xx很想你”的网红立牌，

背景音里还夹杂着抖音热门神曲。

这种强烈的对比，让很多人近几年越来越不爱在国内旅游，

让人困惑于“去哪都差不多”“一下高铁就叹气”

“不如路上的风景”的感受

同质化太严重了

谁懂啊

●京都晚上七八点的时候 小路灯/没有科技灯串

●国内某景点科技灯串

明明坐拥世界级旅游资源，却审美失灵!!

国内明明坐拥世界级的旅游资源，从北国雪原到江南水乡，从千年古迹到民族风情，多样性堪称天花板级别，但是一到开发运营，就变成步行街、小吃街、仿古街组合，配上假花瀑布、土味情话牌、烤鱿鱼和义乌产的“特色”纪念品。像是一套公式复制黏贴，是一套系统性的审美失灵，更深层的内核是急躁、功利、精神价值的缺失。

 经常听到一种说法，“游客不在乎美丑，有得玩就行”，尤其是中老年群体，似乎对大红大绿、热闹喧哗的景观接受度更高。但真相或许是，当所有选择都朝同一个“丑”的方向靠拢时，“不在乎”就成了无奈之下的自我安慰。

存在即合理  雅俗共赏?？

年轻一代对审美有要求，却无力改变现状；更多人逐渐麻木，甚至因为长期接触同质化的设计、被AI批量生成的文创包围，而慢慢失去对美的辨别与渴望。有人会说审美很主观无关对错，但美本身有共识，真正好的设计、是能与环境和谐共存的景观、尊重地方文化的营造，做到“雅俗共赏”不是不可能，真正需要做到的是该给予“雅”与“美”应有的生长空间。

● 国内某景区风景图

如果只是丑，或许还能归咎于个人品味，可当前文旅项目呈现出的，是更深层的系统问题。最直观的就是同质化与特色消亡，走过二十几个省，最深的印象便是：

“千街一面”，不管在江南水乡还是西北古城，总会出现一样的石板路、一样的炸串摊、一样的“老街”招牌，地方特色被剥离，文化符号沦为可以随意粘贴的墙纸。

流量跟风玩梗，打卡式文旅?？

举个例子, 噪音与干扰也在破坏审美体验，景区被高分贝喇叭包围，“请勿踩踏”“特产特卖”的吆喝声不绝于耳，在自然风景区里，人工音响更是粗暴入侵，毁掉最后一点沉浸感。

更核心的是流量驱动的打卡逻辑，“出片”“情绪价值”主导了许多文旅项目的设计，于是有了只为拍照设立的虚假布景、跟风堆砌的网红元素，让真正想体验文化、放松身心的人无处可逃。而这一切的背后，离不开甲方审美与决策机制的局限

很多项目最终呈现的效果，反映的是决策者的审美水平，这些人往往并非专业出身，考核指标是“安全”“按时完成”“对上交代”，美感排在最末，甚至不在列表里。再加上短视的盈利模式，“一次性生意”思维盛行，快速回本、赚快钱成为首要目标，品牌积累与文化沉淀无人关心，商户短租、维护缺失、内容空心化，导致很多项目开业即巅峰，之后迅速沦为无人问津的“空壳景点”。

有人说，国内设计师水平不行，所以做不出好东西，但现实中，很多在国际设计舞台获奖、在国外广告公司做出精彩案例的，都是中国人。不在于能力，而在于环境与话语权：年轻一代有想法，但决策权往往在“求稳怕错”的老一辈手中；

人文、艺术类专业在社会观念中仍属“次要”，美育在教育体系中长期缺失；在很多人看来，设计不值钱，“好看”不如“好用”，“和谐”不如“显眼”。更关键的是，许多文旅项目从本质上是商业地产，而不是有人居住、自然生长的社区，前者追求的是短期回报与标准化复制，后者才是能孕育出真正有生命力和活人感的美。

这并不是说要一味追求“高大上”或模仿国外，美可以热闹，可以民俗，可以质朴，但必须真诚，必须与环境共生，必须尊重地方的文化与自然基底。

京都景区傍晚夜景/泰国街头普通店招风景

之所以会被京都傍晚的夜景治愈，之所以会觉得泰国一个普通的炸鱼摊“有味道”：正是因为那里没有刻意营造的“景点感”，没有强行注入的“异域情调”，只有本地人日常生活的自然流露。

而我们很多景区，却把真正的居民迁走，把老房子拆掉重建“仿古建筑”，再招揽一模一样的加盟小吃店入驻——最终变成一个没有呼吸的布景板。

说到底，文旅的“丑”，映照的是时代的浮躁与功利。山河川脉本身从未改变，依然壮丽、深邃、充满故事，我们或许需要的只是多一点敬畏，少一点粗暴；多一点诚意，少一点套路；让土地自己说话，让文化自然呼吸。

也许有一天，我们去某个小镇旅行，不再是为了“出片”，而是可以安静地走一段石板路，听得到风吹过老树的声音，这才是文旅最美的样子。

“保真吗？”

在小红书看中一款心仪商品，阿妮谨慎地问了一句。商家回复却让她摸不着头脑：“这是‘祖国版’，一比一复刻。”

什么是祖国版？带着好奇，阿妮搜出了一个令人咋舌的现象：在小红书，从潮玩、手办到书籍、箱包、服饰等，诸多打着“祖国版”旗号的商品，正公然在平台叫卖。

后来阿妮了解到，所谓“祖国版”，实则是“产地中国而非原版”的隐晦黑话。为规避“假货”“仿冒”“盗版”等敏感字眼，商家们婉转使用这个看似爱国实则荒诞的词汇，将盗版包装成“国产复刻”，以减少灰色交易风险。

作为目前最受关注的互联网社交平台，小红书在2026初估值飙升至500亿美元。资本加持下，商业化成为小红书的必答题，而电商业务被寄予破解商业化困局的厚望。最近，小红书还在App一级入口——电商“市集”上线“好货市场”，高调宣称推出“多重验真机制”，承诺“假一赔十”，誓要解决消费者的产品真伪焦虑。

不过，从过往报道和投诉看，诸多消费者却苦小红书“盗版”“假货”久矣。尽管在背后，是近年来相关部门不断加大执法力度，严厉打击电商平台的侵权盗版行为；包括今年315“提升消费品质”主题，旨在促进消费供给提质，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注入动能。

但从现实看，所谓的“祖国版”商品，依然在小红书大行其道、畅通无阻。背后，究竟是平台整治的缺失，还是利益的驱使？

01

温床之上：小红书为“祖国版”敞开大门

“如果在电商平台上看到‘祖国版’这个词，那毫无疑问，它不是正品。”一位长期关注电商行业的观察人士告诉“极点商业”。

他进一步解释道，“祖国版”并不完全等同于假货，它更像是一种对盗版、山寨或高仿产品的委婉说法，目的是让“这不是正品”这个事实听起来不那么刺耳，同时规避直接责任。

这个词，最早流行于手办爱好者圈子。而在小红书独特生态中，“祖国版”被赋予了远超其字面意义的社交属性和交易模式——它摇身一变，成了包裹在精美图片、真实体验分享和KOL推荐之下的“省钱攻略”或“大牌平替”。

从“极点商业”观察看，这种模式运作路径通常是：先通过大量带有“分享”“体验‘祖国版’XXX”等关键词的笔记触达用户，再利用小红书内置的“快捷售卖”功能完成交易——该功能主打无需开店即可交易，不用开店，不用交保证金，像闲鱼那样个人进行自由交易。

不过，这并不意味着，这些交易者就是个人用户。

“出1688入的KENN黑武士，50包邮转”“出‘祖国版’香奈儿包”“出‘祖国版’LV，几百块肯定没法跟原版比，但不凑近看根本看不出来，这个价格就是捡漏，懂的都懂。”

类似上述叫卖背后，不乏职业卖家的身影——他们或以看似中立的“测评博主”身份出现，或伪装成个人卖家，通过分享购买经历吸引流量，在评论区隐晦透露店铺信息，或引导用户私信获取购买链接。玩法简单粗暴，效果却相当显著。

相比个人或职业卖家的“小打小闹”，入驻小红书电商频道“市集”的商家，更是在平台明目张胆售卖各种“祖国版”商品，做成了一门可观生意，涵盖服饰鞋包、书籍、潮玩手办、车载、咖啡杯、婴幼儿、家居用品乃至餐具等等。以服饰为例，就有大量“祖国版内衣裤”贴身衣服、各种“祖国版”儿童服饰在平台出售。

从销量来看，这类商品的市场需求不容小觑。截至3月14日，某商家所售“派大星手办”，售价39.9元，已售6372件；另一商家所售“祖国版比奇堡居民呆呆鱼”，到手价19.8元，已售3529件；还有商家所售“祖国版numberblocks积木”，售价66.4元，已售893件。

实际上，这些所谓的祖国版，并不意味着低价。比如，某商家所售“祖国版百变攀爬架玩具滑滑梯”售价2300元，已售27件；而所谓的“奔驰迈巴赫祖国版氛围灯”，甚至高达5500元。

从小红书上的用户互动来看，买卖双方大多心知肚明——这并非正品。那么，为什么还有如此多的人愿意为“祖国版”买单？

一位曾多次购买的消费者坦言，选择“祖国版”更多是出于现实的考量。“最重要的当然是价格。”她解释说，正品名牌包动辄上万，而“祖国版”只需几百元，就能满足自己的虚荣心，“反正不是专业人士，也不会看出来。”

另外，对于部分家长而言，给孩子购买启蒙类图书或玩具时，“祖国版”选择多，能以较低成本满足孩子基本需求，“够用就行，没必要去买正品”。

不止祖国版，还有大量“仿版”“高仿”等商品在小红书出售。他们来势汹汹，等于明目张胆地告诉用户：我是卖假货的，可以做到99.9%高仿。

另外，无法提供任何正品资质的“临期护肤品”，在小红书至今仍然泛滥，入驻店铺及个人账号不在少数。涉及海蓝之谜、兰蔻、香奈儿等一众大牌护肤品，声称为海外免税版正品，价格仅为正价商品的一至三折。

早在2024年以来，就有大量媒体报道小红书店铺大量销售自称“临期打折”的大牌护肤品，涉嫌假货。去年3.15，《IT时报》就报道称，小红书惊现“假货天堂”，平台商家宣称“海外直采”“保税仓发货”的1折海蓝之谜，经中国中检奢侈品鉴定中心检测，送检样品全部不符合正品特征，实际是空瓶灌装。

02

捡漏背后：质量售后无保障的陷阱

事实上，对那些购买“祖国版”“仿版”“临期版”的消费者而言，显然并非“捡漏”，而是精心设计的消费陷阱。付出的，不只是金钱，甚至还有健康、安全隐患代价。

质量参差不齐，是“祖国版”商品共同问题。

在小红书平台，有用户就在销售超过3527件的“祖国版比奇堡居民呆呆鱼”商铺，给出售后评价：“这个质量怀疑是盗版，甚至卡片大小都不一样。这你敢信？”或许他不明白的是，所谓“祖国版”，其实本就是盗版。

“买了几个祖国版高达，质量非常差，只能勉强拼上，手抬起来会自动掉下去的，把玩是别想了，造型大概只能摆个站立，可动性几乎不存在。”另一位用户表示。

甚至商家也不避讳这一点，小红书平台某商家所售“祖国版毛绒公仔”，已售353件——其在店铺宣传主页就明确标注，产品默认微瑕，有线头、胶水痕迹等小瑕疵。

这并不是最重要的。有业内人士称，比如，很多“祖国版”商品由于没有品牌，生产缺少监管，材质、用料的安全性也就无从谈起。

“给孩子买了一款祖国版手办，打开后做工粗糙不说，还气味刺鼻熏眼睛，材质颗粒感上色明显，一看就是后期上色。”有家长就称，这样的产品根本不敢给孩子使用。

毋庸置疑，儿童用品安全是第一位。但有安全隐患的“祖国版”商品，不止潮玩手办。

Stokke（思多嘉儿）是挪威STOKKE AS公司旗下的婴童用品品牌，一款成长椅卖了1500多万把，被称为成长椅中的“爱马仕”。在小红书，有大量STOKKE“祖国版”的诱导性测评、对比、分享和推荐。但也有家长在小红书反映，很多“祖国版”STOKKE实为杂木仿制，容易开裂、油漆刺鼻，椅子容易翻，给宝宝带来不小的安全隐患。

这种安全隐患，在所谓“祖国版”商品中防不胜防。比如很多家长会为孩子购买便宜的牛津绘本或者其他盗版书籍，但值得注意的是，根据中国环境科学学会检测报告，不少盗版书纸张、油墨都不达标，重金属超标。其中，部分盗版书比同类正版书的铅含量高出100倍，且普遍存在正版书中没有的“六价铬 ”，会对孩子生长发育会造成危害。

不止儿童，成人也会受到盗版商品的危害。比如“祖国版”内衣裤、袜子、服饰，由于产品材质、卫生无法得到保障——外界无从得知这是否翻新，是否暗藏了有害物质，很容易引发红疹、过敏等健康问题。

值得注意的是，无论是“祖国版”“仿版”还是所谓的“临期版”，本质上都是盗版或假货，售后保障也就无从谈起。

在黑猫投诉平台，“小红书+假货”超4500条。其中大量涉及货不对板、仿标、假货、虚假宣传、霸王条款、偏袒商家、售后无门等问题。

“在小红书平台丢丢潮玩俱乐部的店铺中购买labubu盲盒，收货后发现假货问题，提供了正品对比照片。商家却下架所有商品跑路，平台推诿说没有权利去帮我退货退款。”一位消费者就说，根据相关法规，网络平台对于入驻商家有监管的义务，且不纵容商家售卖假货。

另一位消费者的经历则更扎心。3月4日，他在小红书买了泡泡玛特哭娃系列，付完款后得知该商家卖的是假货，立马申请退款，商家不同意退款，晚上六点依旧把货发出。于是申请平台介入，小红书平台打电话说发货了不能退，让签收后再退——结果是，消费者收到货后录了开箱视频，申请退款，商家不同意，小红书平台介入后说不支持退款，偏袒商家。“收到货外包装和实物标签都对不上，高仿都不算。”

03

纵容之下：平台真不懂还是装不懂？

在小红书购买盗版、假货后，维权为何难如登天？从大量案例观察看，即便消费者提供了确凿的假货证据，平台仍常以“发货不能退”“商家未承诺正品”等理由推诿，甚至被指偏袒商家。

这背后，是多重困境的叠加：

首先，售假店铺频繁更换“马甲”，一旦事发便关门跑路，拉黑消费者，让追责无从下手。

其次，小红书“种草”属于过于强大，但电商基础又比较薄弱——尤其是支付环节并不完善，大量交易被引流至微信、闲鱼、支付宝等站外私下进行，举证和维权之路更艰难。

再者，消费者若想从法律层面证明商品为假货，往往需出具相关机构检测报告，而此类机构极少对个人开放服务，高昂的检测成本与复杂的流程，劝退了绝大多数受害者。

尽管如此，平台的责任依然不可推卸。以“祖国版”为关键词，在淘宝等平台搜索，显示“无结果”。但在小红书却能轻易搜出成千上万条相关笔记与商品，这不禁让人质疑：小红书，真的不知道所谓“祖国版”，即盗版的代名词吗？

纵容盗版横行，实则是对“劣币驱逐良币”的推波助澜，对诚信原则的践踏。这不仅伤害了消费者与正规品牌，更在侵蚀平台自身、电商行业的生态根基。

这是普通用户都明白的原则和道理。一个例子是，如今在小红书平台上，就有大量用户公开反对“祖国版”商品，对小红书置若罔闻的质疑，更是振聋发聩。

客观来看，小红书并非没有动作。去年3月25日，平台曾发布《关于用户【分享假冒/盗版商品、内容】的管理规范》意见征集通知，高调宣称整治盗版。另外，还成立了一支“打击虚假营销战队”，并上线20多个AI识别大模型营销打假。

然而时至今日，“祖国版”“仿版”“临期版”依然泛滥，审核机制形同虚设。

审核缺失外，和小红书注册门槛低也息息相关。去年315就有媒体报道称，小红书个人店铺上架大牌商品的门槛极低，仅需身份证认证，品牌资质竟可通过黑市以100元购得伪造证明，商品顺利上架且未被平台核查。

而“快捷售卖”更是差不多等于没门槛。其用户注册时间已从180天缩短到30天，只需实名认证，提供关联微信、支付宝账号作为收款账号，写清楚商品名称、价格、交付方式等，即可进行交易——从“极点商业”测试看，平台在商品和交易的真实性上，查验并不严格。

近年来，二手电商并不是一门好生意，转转就因交易安全考量，关闭了C2C二手交易时，小红书却开始一路狂奔，试图将二手电商和主打的“生活方式电商”，一起纳入囊中。

监管缺位和盲目狂奔，或许与平台商业化焦虑息息相关。2026年初，某头部美元基金以500亿美元估值转让部分小红书老股，可见资本对其变现能力寄予厚望。

资本也需要回报。早在2018年，小红书创始人瞿芳就公开表示，公司可能会在未来2-3年内完成IPO。7年过去，IPO梦仍未实现，去年8月，商业化和电商业务的整合，被认为是IPO前优化财务模型，但外界依然普遍认为：小红书的电商业务并不足以支撑其高估值，这是破解商业化困局的关键——根据界面新闻报道，2024年其GMV虽达4000亿元，但与抖音、快手相比仍有差距。

某种程度上，“祖国版”现象的泛滥，或许折射的正是小红书在商业增长、伦理底线之间的艰难博弈。近年来，小红书平台灰黑产屡禁不止，虚假种草、杀猪盘及加盟诈骗等乱象频发，平台虽用户激增却陷入信任危机，被贴“骗子聚集地”标签，引发社会对社交治理能力的强烈质疑。

真正的问题，是平台有意愿斩断这条灰色产业链吗？从技术层面看，通过AI大模型、关键词过滤、图像识别、交易监控等手段识别“祖国版”商品，相当简单。

但平台“假一赔十”的郑重承诺，与“祖国版”大行其道的现实，却似乎又在说明，追求GMV增长与维护平台信誉之间，短期利益往往占据上风。

从平台责任角度看，有法律专家指出，依据《网络交易监督管理办法》及最高法相关裁判规则，若平台对同类店铺多次投诉视而不见、对显著低于市场价的商品未尽审核义务，甚至默许站外交易逃避监管，即可推定其“应知”售假行为，需承担连带责任。

毕竟，一个真正有生命力、竞争力的平台，不是靠“祖国版”撑起来，而是靠正品和信任去构筑护城河。

文丨西部君

近期，多地陆续公布了人口数据。

不出意料，能够维持常住人口增长的省份，正变得越来越少。

但细看其中的变化，依然耐人寻味。

就目前公布的十余个省份的人口数据来看，有几个变化，可以说前所未有。

先给出一个总体判断：

人口的拐点，真的来了。

01

在目前已公布数据的十余个省份中，只有四个省份实现了常住人口增长，分别是：

广东：79万。

浙江：31万。

海南：7万。

宁夏：3万。

这些省份的增长，其实不那么意外。

广东作为经济第一大省，也是多年来的常住人口第一大省，凭借较高的生育水平和持续的人口流入，保持了人口结构上的相对优势，所以去年广东出生人口依然达到100.3万。

应该说，这种综合优势，目前广东是独一无二的。

浙江经济发达，人口吸引力强，同时老龄化程度相对低于江苏，因此也能保持增长。

至于海南、宁夏，由于人口基数较小，加之各自都有比较明显的政策因素支撑，人口变化的整体参照意义和影响其实都不大。

所以严格说，在目前公布的省份中，真正意义上的人口增长实际就只有广东、浙江。

02

相比于上述增长省份的“意料之中”，一些常住人口减少省份的变化，则多少有点让人意外。

首先，江苏多年来首次出现人口负增长。

实际上，江苏去年已进入人口变化的临界点。

作为经济第二大省、拥有全国最多万亿城市的发达省份，江苏对人口的吸引力绝对不低，但是江苏几乎是沿海地区老龄化最严重的省份。

数据显示，去年江苏净流入22万人，但同期出生人口仅35.78万人，死亡人口却高达66.44万人，所以常住人口最终还是出现了净减少。

在这个角度看，江苏的表现其实具有重要的标志性意义，那就是在全国出生人口持续走低、老龄化不断加深的背景下，人口自然增长状况对地方人口变动的影响正在加大——即便是江苏这样的经济大省，也难以完全对冲。

其次，四川也出现了多年来首次的人口净流出。

2025年，四川出生人口43.4万人，但死亡人口78.6万人，也就是自然减少了35万。然后再叠加净流出10万左右，最终常住人口减量达到了46万。

在2010年至2020年十年间，四川十年合计增加了326万人，平均每年常住人口增量32.6万人，曾是内陆人口回流的典型代表。

但现在出现了净流出，表明某些方面在发生变化。

从积极的角度看，正如一些专家所指出的，四川作为劳务输出大省，在经济下行压力下，此前外界一度担心可能出现农民工返乡潮，加剧本地就业压力。目前看，这一局面尚未出现。

这一点至少短期而言，不是坏事。

但另一方面，如何增强本地的人口吸附力，避免人口流出形成叠加效应，这恐怕是包括四川在内，所有内陆省份都必须面对的现实。

再看山东，作为经济大省，过去四年常住人口合计减少了差不多127万。

关于背后原因，此前已有不少分析，涉及产业结构、社会文化等多方面因素。

但我还想指出的一点是，山东过去的人口优势，主要建立在较高的出生率之上，而不是像广东、浙江那样靠较强的人口吸引力或是兼具人口生育优势。

因此，当出生人口下降后，常住人口的变动自然会更为明显。

数据显示，2015年全面二孩政策实施后，山东曾迎来一波生育高峰，2016年和2017年出生人口均超过170万，居全国首位。

但自2018年起，山东出生人口迅速下降，2020年跌破百万，2025年降至51.9万，八年缩水70%。同期，湖北、四川、浙江、广东的出生人口降幅分别为67%、53%、47%和34%。

值得注意的是，按当前趋势，山东的常住人口很可能跌破一亿。

根据2020年第七次人口普查数据，全国31个省份中，人口超过1亿的有2个，在5000万至1亿之间的有9个。

到2025年，常住人口过亿的省份仍有两个，但山东在连续减少后只有10043万人，不排除未来两年内跌出“亿级人口省份”行列。

届时，广东可能成为唯一常住人口过亿的省份。

此外，与2020年相比，广西已跌出5000万级人口省份行列。

03

那么，回到前面，为什么说在总的人口负增长早就出现的情况下，人口拐点，才真正到来？

判断依据，主要有几点。

一是，多个东部经济发达省份，常住人口也越来越难以维持正增长。

除了山东和江苏，福建2025年常住人口在2023年首次负增长后，也再次出现了负增长。

二是，内陆大省，如四川、安徽、湖北常住人口的减少规模也在明显扩大。

这背后一个重要的背景，是全国总人口持续减少所带来的叠加效应正在显现：

自2022年以来，过去四年全国常住人口累计减少771万。

可以说，如今这种减量效应正在逐步传导至每个省份。简单推算，如果平均分配，每个省份的减量达到了近25万人。

随着这一效应的持续叠加，绝大多数地方其实都难以独善其身。

而当人口开始减量后，从产业布局到基础设施建设，再到公共服务提供，到底该如何调整，都必定需要新的摸索。

所以，从更长期的视角来看，人口的拐点或许才刚刚开始显现。未来，各地都将更明显地感受到人口变化带来的影响。

具体到每个城市，未来绝大多数省份，可能都将仅有一座城市还能维持人口增长。

事实上，目前已经出现了连省会城市也无法维持人口增长的情况。

只能说，形势比人强，大变局才刚开始。

END

近日，一起涉及媒体报道与名誉权纠纷的案件在安徽省宿州市埇桥区人民法院作出判决，宗某静、宗某全两名原告指控正观传媒科技（河南）有限公司2021年12月30发布的新闻《追踪｜安徽男子拒绝与前妻复婚 遭前岳父砍杀身亡 凶手被判处死刑》侵害其名誉权，法院一审认定媒体构成侵权并判令赔礼道歉、支付精神损害抚慰金二万元及律师费一万元。

涉案报道截图

这一结果引发法律界广泛关注，笔者认为这份判决在法律事实认定和侵权构成要件判断上存在明显偏差，亟需更高层级司法实践予以纠正，以更好地平衡新闻自由与人格权益保护。

从判决书来看，案件的核心争议在于法院将媒体依据尚未生效的一审判决书所作客观报道认定为侵权行为。

须知，正观新闻报道涉及的刑事附带民事判决书是宿州市中级人民法院依法作出的正式司法文书，即使处于上诉期内，其内容仍是公开可查的客观法律事实。媒体忠实引用判决书原文，既未捏造任何细节，也未添加侮辱性言辞或歪曲事实，新闻正文中还明确点明“一审开庭”、“法院已经作出判决”等时间节点，并非误导公众将其视为终审判决。

网络名誉侵权的司法认定规则里，认定名誉侵权的首要前提是行为人实施了具有违法性的侵权行为，即存在侮辱、诽谤、捏造歪曲事实等行为，本案媒体的行为显然不具备该违法性特征，法院对此的基础事实认定存在根本性偏差。

根据《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四条和第一千零二十五条的规定，名誉权侵权必须以侮辱、诽谤等方式损害他人社会评价，而对于公共利益的新闻报道或者舆论监督行为，只要没有捏造、歪曲事实，没有使用侮辱性言辞，且尽到合理核实义务，就不应承担民事责任。

结合网络名誉侵权的司法实践要求，新闻报道类行为的合理核实义务举证责任由发布方承担，本案媒体已举证其报道来源为法院正式公开的司法文书，属于官方正规渠道，已然履行了审慎的核实义务，完全符合《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五条的免责条件，怎么能被认定为侵权？这实质上混淆了法律事实认定，将客观司法文书本身当成了“原罪”。

从网络名誉侵权的四大构成要件来看，本案媒体的行为也完全不符合侵权成立的标准。

司法实践中，认定网络名誉侵权成立必须满足行为人行为违法、受害人确有名誉被损害的事实、违法行为与损害后果间有因果关系、行为人主观上有过错这四大要件，缺一不可：

其一，如前所述，媒体无任何违法的侵权行为；

其二，司法实践中认定社会评价降低的前提是存在侮辱、诽谤等侵权行为且被不特定第三人知晓，本案无侵权行为，自然无适用该推定的空间，而原告也未对其主张的精神损害等具体损害后果提供充分证据证明；

其三，侵权行为与损害后果的因果关系在司法实践中虽可推定，但需以二者存在直接关联为核心，从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所主张的损害影响主要来自抖音平台“长江云新闻”“Vista 看天下” 等其他主体的二次创作和放大传播，并非正观传媒公司原新闻本身，二者无直接因果关系，法院却让媒体为他人二次传播承担连带后果，违背了侵权构成的因果关系认定逻辑；

其四，网络名誉侵权的主观过错需结合行为目的、实施情节等综合认定，即便司法实践中存在过错推定，也需以侵权行为存在为基础，本案媒体的行为是基于公共利益的新闻报道和舆论监督，主观上无任何侮辱、诽谤的故意或过失，根本不具备主观过错这一必备要件。

从案件涉及的刑事案件纵向发展来看，一审判决之后的终审二审判决，仅将被告人的量刑从死刑改为死缓，定罪部分维持不变，案件核心事实被告人杀害他人的行为，始终是经法院确认的法律事实，原告的社会评价降低完全源于刑事案件本身带来的刑事责任，而非媒体对一审判决的正常引述。

原告未能证明媒体报道存在捏造虚假事实或者侮辱诽谤行为，也未能完成举证责任证明原稿与损害后果之间的直接因果关系。

从判决书查明的事实来看，原告所主张的损害影响主要来自抖音平台“长江云新闻”“Vista看天下”等其他主体的二次创作和放大传播，并非正观传媒公司原新闻本身。

依照网络名誉侵权司法认定的一般规则，损害后果和社会评价降低的认定前提是存在侮辱诽谤的侵权行为且被不特定第三人知晓，本案媒体报道既无捏造也无侮辱，显然无法满足侵权构成要件中的违法行为和因果关系要素。法院却让媒体为他人二次传播承担连带后果，这样的责任认定不仅缺乏事实支撑，更违背了“谁主张谁举证”的基本原则。

新闻媒体依法享有舆论监督权，对人民法院判决进行及时客观报道，本就是履行法定职责、维护社会公共利益的正当行为。本案报道的目的在于让公众了解一起严重侵害公民生命权的刑事案件，提醒社会反思家庭纠纷背后的悲剧，这正是《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五条所保护的舆论监督范畴。如果法院以“未明确标注审判阶段”为由追究媒体责任，实质上是在给新闻自由套上不必要的枷锁。

试想，若此类判决成为常态，媒体今后报道司法案件时势必缩手缩脚，生怕稍有不慎就背上侵权责任，最终受损的将是广大公众的知情权和整个社会的舆论监督环境。

从司法公开的角度看，审判流程的重要节点也需要通过新闻报道让公众及时知晓，这本身就是推进司法透明的必然要求。

希望通过本案的公开讨论，能促使司法实践更加审慎地把握法律事实认定标准和侵权构成要件，在认定媒体责任时多一份对新闻规律的理解与包容。

媒体在报道时进一步注重标注审判阶段，司法机关也应严格适用民法典第一千零二十五条的免责规则，让客观报道不再成为被追责的“雷区”，真正实现新闻自由与人格权益的良性平衡，让公众在信息透明中感受到公平正义。

作者：前调查记者，现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律师胡磊

灵活就业人员=无业游民（正能量版）

有个数字，说出来可能吓你一跳：2.4亿。这是我国目前的“灵活就业”人员。

什么概念？每六个中国人里，就有一个在“灵活就业”，而劳动力人口可能只有8亿，这样的话三分之一都是灵活就业人员。

这个数字背后的故事，比数字本身复杂一万倍。

“灵活就业”这四个字，听起来挺体面。灵活嘛，自由嘛，想干就干，不想干就歇着。比那些朝九晚五、打卡坐班的“不灵活就业”高级多了。

但你要是真去问问那些“灵活就业”的人，他们可能会给你另一种解释。

外卖小哥算灵活就业。你问他：灵活吗？他说：灵活，灵活到一天跑14个小时，没社保，没底薪，没保障。

网约车司机算灵活就业。你问他：灵活吗？他说：灵活，灵活到平台抽成越来越高，接单越来越难，油钱越来越贵。

直播带货的算灵活就业。你问他：灵活吗？他说：灵活，灵活到不知道下个月还能不能吃上饭。

摆地摊的算灵活就业。你问他：灵活吗？他说：灵活，灵活到城管一来就得跑。

所以“灵活”两个字，到底灵活了谁？

灵活了平台，不用养人，只用人。灵活了公司，不用交社保，只管发活。灵活了经济，数字好看，账好算。

唯独没灵活了干活的人。

2.4亿人是怎么来的？

一部分是被动的。工厂关了，公司裁了，找不到正式工作了，只能去跑外卖、开网约车、打零工。这叫“被动灵活”。

一部分是主动的。不想被管，不想坐班，不想看老板脸色，想自己干点事。这叫“主动灵活”。

但不管主动被动，结果都一样：没人给你交社保，没人给你发年终奖，没人给你报销医药费，没人给你带薪年假。你是一个人，也是一家公司，负责全部业务——拉活、干活、收款、缴税、养老、看病、应对风险。

这叫“一人公司”。听起来很酷，干起来很苦。

2.4亿人，是社会最真实的样子。

你打开手机点外卖，那个冒着大雨给你送餐的人，是这2.4亿之一。你打车去机场，那个凌晨四点还在路上的人，是这2.4亿之一。你刷短视频，那个拼命想段子逗你笑的人，是这2.4亿之一。你逛街，那个蹲在路边卖烤红薯的人，是这2.4亿之一。

这些人，支撑着城市的运转，支撑着你我的生活，支撑着这个国家的经济。

但他们自己，活得怎么样？

没社保，老了怎么办？没合同，被坑了怎么办？没组织，被欺负了怎么办？没保障，病了怎么办？

这些问题，没人能替他们回答。

有人说：灵活就业是大势所趋，未来会有更多人加入。

这话对。AI来了，机器来了，正式岗位越来越少，零工经济越来越火。以后不是你想不想“灵活”的问题，是你没得选。

但问题是，大势所趋，不代表应该放任不管。

外卖小哥跑单跑断腿，平台能不能给点社保？网约车司机接单接到吐，平台能不能少抽点成？摆地摊的东躲西藏，城市能不能给点空间？

“灵活就业”这四个字，不能只让就业者灵活，让平台和资本不灵活。

最扎心的是：2.4亿人里，有多少是年轻人？

刚毕业找不到工作，先去送外卖过渡一下。过渡着过渡着，就过渡了三年。三年后想找正式工作，简历上只有“骑手经验”，面试官一看，pass。

这叫“灵活就业陷阱”——你以为是过渡，结果是终点。你以为是跳板，结果是泥潭。你想跳出去，发现已经跳不动了。

而那些真正从灵活就业里跳出去的人，是极少数。绝大多数，就这么灵活着，灵活到老，灵活到干不动为止。

2.4亿，不是数字，是人。

是有血有肉、有家有口、有苦有乐的人。是每天在大街上、小巷里、写字楼外、小区门口，和我们擦肩而过的人。

他们不抱怨，是因为抱怨没用。他们不喊累，是因为喊累没人听。他们不放弃，是因为放弃了就没饭吃了。

我们能做的，不是同情，是看见。

看见他们的存在，看见他们的付出，看见他们的困境。看见了，才会去想：这个社会，能不能对他们好一点？

2.4亿人灵活就业，灵活的是形式，不灵活的是生存。

数字可以很漂亮，但日子还得一天一天过。

摘要

3月9日，中国传媒大学宣布裁撤翻译、摄影、视觉传达设计等16个本科专业。

校方的理由是：AI时代，这些技能型专业已无独立存在的必要。

当晚，一封据称是在读学生的联名信在网络流传，信中反复追问同一句话：“我们怎么办？”

这不是16个专业的事，是上千个年轻人突然发现自己学的东西，被时代宣布“过时”的事。

更残酷的是，宣布他们过时的，正是当初录取他们的那所学校。

那封信

3月9日晚，一份落款为“中传部分在读学生”的联名信开始在社交媒体流传。

信写得不长，但有一句话被反复转发：“看到新闻的那一刻，整个人都是懵的。我们当初考上中传，是冲着这些专业来的。现在说砍就砍，我们的学位还有效吗？接下来的课怎么上？毕业找工作，用人单位看到我们专业没了，会不会觉得我们是‘被淘汰的人’？”

没人能证实这封信是谁写的。但它被转了几万次。

因为那些没有被裁撤专业的人，也在转发。他们转发不是因为感同身受，而是因为知道这种事迟早会轮到自己。

“不必惊慌”

就在同一天上午，“中传砍掉翻译摄影等16个专业”登顶微博热搜。

全国政协委员、中国传媒大学党委书记廖祥忠在两会小组会上透露：去年，学校一口气砍掉了16个本科专业和方向，包括翻译、摄影、视觉传达设计、艺术管理，甚至包括全国排名前列的漫画专业。

理由是：未来是“人机分工时代”，教育必须变。

当晚，廖祥忠通过媒体回应了四个字：不必惊慌。

他强调，这不是简单“砍掉”，而是在人工智能时代，一些技术训练类的细分专业没必要单独存在。

学校自2018年以来，每年都进行“四个一批”的改革——关停并转一批、升级改造一批、重点建设一批、规划设计一批。

他举了三个例子。

摄影专业，过去技术门槛高，需要专门训练；现在人人都是自媒体，摄影的技术路径被彻底打破。

学校没放弃摄影，而是把它整合进“影视摄影与制作专业”，让前期拍摄和后期制作一起学。

翻译专业，AI已经能替代大部分翻译功能，单独设一个专业学四年，“是对国家资源的巨大浪费”。

漫画专业并入动画专业，变成“动画（漫画方向）”。新媒体艺术并入数字媒体艺术。

用校方的话说：不是否定这些领域，是升级培养逻辑。

这个逻辑，站在校方角度，确实说得通。可站在学生角度，听到“不必惊慌”四个字，真的能不慌吗？

打不通的电话

3月10日上午，有媒体记者开始打电话。

摄影专业属于戏剧影视学院，电话拨过去，没人接。视觉传达设计属于广告学院，工作人员说，目前只在海南办学点有中外合作项目，北京办学点已经没有了，“以后也不招了”。

翻译专业呢？原所属学院电话同样无人接听。

有网友在评论区留言：“当年高分考进来的，现在专业没了，我们算什么？”这条评论被赞了八千多次。

还有人说：“很不幸，我的专业成了‘绝学’，毕业即过时。”

更现实的问题在后面：用人单位会怎么看？专业被撤销，会不会被理解为“这个专业不行了”？

学位证上写的还是原专业名称，但社会认知已经变了。

一位不愿具名的中传在校生告诉记者：“我们现在最想知道的是，课程怎么衔接？学位怎么认定？就业指导怎么跟进？这些都没有答案。”

截至3月10日下午，中传本科生院教学发展中心工作人员称，相关咨询仅对内开放，不便对外答复。

招生处则表示，“目前还没有公示，普通类招生章程还没有最终发布”，对于是停招还是撤销，“没法保证”。

一通通打不通的电话，一句句“没法保证”，比任何解释都诚实。

一场全国性的“清场”

中传的动作，其实不是孤例。

近些年大规模裁撤专业的高校并不少。吉林大学更新本科专业设置，19个专业已停招，其中6个属于艺术学类；南昌大学拟撤销8个专业，包括戏剧影视文学、广播电视编导、动画等；北京语言大学在2025年度硕士招生中，停止了俄语笔译、日语口译、德语笔译等7个翻译专业招生。

教育部数据显示，2024年度全国高校共停招专业点2220个，撤销专业点1428个，新增专业点1839个。

增、撤、调共涉及3424个专业点，为历年数量最多的一次。过去两年，全国高校新增本科专业点3715个，撤销和停招6638个。

教育部此前提出的“到2025年，优化调整高校20%左右学科专业布点”的目标，已经如期实现。

这是一场全国范围的专业重构。翻译、摄影、设计、动画——被砍的专业大多是AI替代效应最明显的领域。

智能翻译、AI修图、AI生成影像，这些技术早已进入日常生活。单纯技能型专业的生存空间，确实在被压缩。

问题是：当大学开始为AI时代“清场”，那些正在读这些专业的人，怎么办？

道理与现实的落差

红网发了一篇评论，里面有一段话被很多人转：“翻译传递的不仅是语言的本意，更是文化底蕴的传递；摄影拍的不仅是图片，更是人与自然的对话、人与人的心灵交融。AI替代的是低效的、照本宣科式的创作，而不是这一整个行业。”

极目新闻的评论也说：AI或许能快速完成基础翻译，但跨文化沟通、语境解读、专业领域翻译、文学作品翻译等，依然需要人类完成；AI或许能替代“拍摄”这个动作，却无法选择将镜头对准什么，如何通过光影传递独特的价值和情绪。

这些道理都对。可道理归道理，现实归现实。

当学校把“摄影”合并进“影视摄影与制作”，把“翻译”转型为“双语播音”，这些能力的培养逻辑确实变了。但能力本身没有被取消，那这些专业的学生，应该怎么过渡？

课程怎么衔接？学分怎么互认？毕业论文怎么定？就业指导怎么跟进？

这些问题，没有一个出现在校方的回应里。

校园里那些等答案的人

3月10日下午，中传校园里一切照常。

图书馆有人刷夜补觉，操场有人跑步，食堂排队的人还是那么多。只是那些被裁撤专业的学生，走在校园里的时候，心里多了一个问号。

有人把联名信打印出来，在宿舍楼里传阅。有人开始在招聘软件上提前投简历，怕明年毕业时来不及。有人给辅导员发微信，收到的回复是“等学校通知”。

等。除了等，还能做什么？

廖祥忠在两会上的发言被翻出来重读。他说：“我非常自豪地讲，经过过去七八年的努力，整个传媒大学的学科和专业基本上都调整一遍了。只不过人工智能来的速度太快了，比我们预测的速度还要快。在这种背景下，我们需要不断地进行全方位的、大批量的重新调整计划。”

速度快，是AI的特点。但对于那些正在读这些专业的人来说，快，意味着没有喘息的时间。

16个专业，上千名学生，他们的困惑、焦虑、等待，都是这场教育变革必须面对的成本。

有人说，这是时代的选择。但选择之后，那些被选择的人，该往哪走？

还没等到的答案

3月10日晚上，中传的官网上还是没有关于在读学生安置方案的任何说明。

那封联名信，校方没有证实，也没有否认。

校门口的路灯亮了，外卖小哥在门口排队等着学生来取餐。教学楼里，有些教室还在上课，有些教室已经空了。

摄影专业的学生还在拍作业，翻译专业的学生还在背单词，漫画专业的学生还在画稿。

他们不知道自己的专业名称明年还在不在，但他们知道，自己还得毕业，还得找工作，还得活下去。

廖祥忠说，“不必惊慌”。

学生问，“我们怎么办”。

这两句话之间，隔着16个专业，上千个人，和无数个睡不着的夜。

答案，还在路上。

—END

中学时代的你，有没有为了什么拼过命？

除了写满公式的试卷、暗恋不敢表白的同桌，对不少人来说，答案还有拉屎。

那些在便秘边缘反复崩溃的少年，一周只拉一两次是常态。排便时不仅要承受肛如刀割的痛楚，还得面对“不拉则已，一拉惊人”的尴尬，狂按冲水键都带不走惊天巨屎。

可按理说，年纪越大的人往往更容易被便秘缠上 [1]。还是如花似玉年纪的中学生，怎么就痛失“拉屎自由”了？

中学生，拉屎比学习还费劲

对中学生来说，便秘绝非玩笑，而是隐秘的日常。

有时火龙果和西梅汁轮番上阵，或许能解一时之急。但面对堆积肠胃已久的“陈年老屎”，几支开塞露也未必见效。被逼到走投无路时，用手指直接介入听起来炸裂，却能大力出奇迹。

医学上，便秘的诊断有着明确标准。功能性胃肠病最权威的罗马 IV 标准，在 2016 年修订时，将儿童青少年的症状持续时间从两个月缩短至一个月，帮助更早识别出长期排便困难的孩子 [2]。

由于缺乏针对全国中学生的大型调查，我们整理了不同地区的中学生便秘研究，发现按罗马 IV 标准，上海崇明中学生便秘检出率在 13.95%，河南高中生为 10.5% [2][3]。换算成 40 人的班级，大约有 4-6 名“拉屎困难户”。

即便是根据更早的罗马 III 标准，苏州中学生检出率仍达到 13.53%，甘肃临夏也有 5.37% [4][5]。

作为对比，一项纳入 12 万名中国成年人的荟萃研究显示，中国成人便秘患病率约在 6.5%-8.1% 之间 [6]。由此可见，处于生长发育巅峰期，却在和便秘斗争的中学生，不一定比成人少。

这场规模宏大的群体隐疾，落在每一位少男少女的身上，都是难以言说的生理磨难。

当又干又硬的屎刮擦着肠壁，温柔点拉，只能感觉到密不透风的阻塞感；太用力的话，又会痛得冒冷汗，巨大的屎能把肛门撑得几乎裂开。

更无奈的是，中学生的生理需求往往要为课程表让路。

理想状态下，早起晨便最为顺畅，可蹲厕所太久会影响早餐，吃完又赶上早读，于是只能将便意压回肚子里。有时终于等到肠道低鸣，但去厕所努力半天，最终只憋出一个屁。

这种身体的极限拉扯，让不少中学生倍感焦躁。尤其在备战中高考的关键阶段，紧绷的神经遇上排便不畅，学习状态也要大打折扣。

更别提频繁跑厕所，还可能被老师误会为是逃避学习的拙劣借口，并被贴上不安分的标签。

而且根据《南方周末》报道，在河北省儿童医院便秘专科一名医生接诊过的患者中，便秘程度严重的基本都是时间被严格控制的住宿中学生，“他们往往一周排便一次，甚至更久” [7]。

对于考试排名下降几位都觉得天塌了的中学生来说，拉不出屎不仅是身体的痛苦，也让最基本的生理需求都成了奢望，造成长期的心理负担。

便秘中学生，是怎样炼成的

中学阶段，本该是身体最耐造的年纪，哪怕刚跑完一千米，也能几分钟调整好呼吸坐回教室上课。常理上他们的肠胃也该“年轻力壮”，但咋就被一坨屎狠狠拿捏了？

发表在《中国学校卫生》上，一项调查了上海市崇明区近五千名中学生的研究发现，中学生便秘，不良生活习惯难辞其咎 [2]。

其中影响最明显的是日常饮食结构。辛辣食物占比越高、吃得越频繁，越容易便秘。与之相对的是每天主动摄入蔬菜的学生，便秘情况明显更少。

同样重要的还有运动频率。中学生每周能活动的时间，除了雷打不动的大课间跑操，还有“体弱多病”的体育老师没被迫请假时的两三节体育课。

但对于每天屁股焊在椅子上十数个小时的中学生来说，这点运动量，想促进肠胃蠕动帮助排便实在杯水车薪。

研究还发现，市示范性高中生便秘检出率为 18.23%，比普通高中多五个百分点，可能是面临高考，学业压力重又睡眠时间少惹的祸 [2]。

可这种不尽如人意的生活习惯，往往并非中学生的主动选择。从睁眼到熄灯，他们如同高速运转的机器，每分钟都被精确计算。

课间十分钟，在老师拖堂与提前回座位安静的夹缝中，冲刺、排队、抢坑位成了必修课。好不容易蹲下，预备铃一响拉出半截，屎都要被吓得缩了回去，只能火急火燎地提上裤子冲向教室。

甚至在寝室熄灯后，摸黑拉屎也可能因违反宿管纪律而登上公告栏的批评位。为了不给班级扣分，学生们只能被迫学会“懂事”地憋着。

严丝合缝的作息是一方面，更为隐蔽的是，很多学生还会陷入“拉屎羞耻”。像在上课时向老师报告出门就很需要勇气，因为这无异于当众宣布：我去拉屎了。

下课后，厕所里不仅挤得像早晚高峰的地铁，要是碰上没有门的隔间，一些调皮捣蛋的同学，还会围在旁边发出肆无忌惮的嘲笑。

几平米的寝室厕所，也没有一坨屎的容身之地。因为威力巨大的屎，不仅会熏得方圆五米寸草不生，还会黏糊糊地挂在便池里冲不下去，得拥有强大的心理素质，才能扛下室友的蹙眉和捂鼻。

为了避开这种尴尬，一两周才回家一次的住校生即便“屎”到临头了，也会靠意念憋到放假。见到马桶的那一刻，身体和屎都有种出狱般的快感。

长此以往，拉屎都成了一门玄学，在学校的时候死活拉不出来，一回家就开始报复性狂拉。

憋回去的屎，都成了隐形创伤

更严重的是，被拉屎羞耻感打败的中学生，往往面临着更脆弱的心理状况，长此以往，排便只会难上加难。

发表在《情感障碍杂志》的一项研究指出，存在抑郁症和焦虑症的学生，患上便秘的风险分别是普通学生的 1.65 倍和 1.64 倍 [8]。

一个合理的解释是，心理压力可能会通过影响免疫和神经信号来干扰肠道，当人长期处于焦虑中，大脑对肠道信号的感知会变得异常敏感甚至产生误判，从而打乱了正常的排便节奏 [8]。

这种干扰往往是相互的，坏心情会堵住肠道，反过来，肠道的罢工信号也会传输到神经系统，影响心理健康。

西安交通大学一项针对河南高中生的研究显示，在患有便秘的学生中，有 60.5% 的人存在心理健康问题，而在排便正常的学生中，这个比例只有 26% [3]。

便秘给青少年带来的，是一套隐秘的组合拳。

爱尔兰都柏林大学一项包含中国样本的综述研究指出，便秘青少年的躯体化表现更明显，除了腹部胀痛，还常伴有恶心、呕吐或头晕 [9]。

由于直肠与膀胱相邻，积压的粪便还会压迫膀胱，不仅导致膀胱过度活动，还会改变排尿频率，让原本就紧凑的课间生活变得更加捉襟见肘 [10]。

为了减少跑厕所的次数，很多学生会下意识克制喝水的欲望。但这恰恰捅了便秘的“马蜂窝”，水分摄入不足会让粪便愈发干硬，摩擦力增大，排出更难。

比生理痛苦更难熬的是心理压力。在敏感的青春期，如厕尴尬极易引发社交焦虑，甚至遭到同伴的嘲笑。这种隐形的压力不仅会削弱少年的自尊心，还可能间接导致学习成绩的下滑 [9]。

即便如此，在分秒必争的校园里，当不适来临时，放下手中做到一半的试卷去拉屎，仍会被视为浪费时间。最基本的生存需求，在这一阶段必须无条件为学业让步。

很多人或许都安慰过自己，“等上大学就好了”，以为熬过这段高度紧绷的日子，肠胃就能恢复如初。

然而现实是，步入大学乃至职场的我们，依然在为了通勤省掉早餐，为了完成 KPI 将午饭压缩至十分钟。

曾经课间冲刺抢坑位的少年，眨眼就成了在写字楼卫生间里，边蹲坑边回“收到”的大人。

本文科学性已由女王大学病理及分子医学硕士伍丽青审核

[1] 中华医学会消化病学分会胃肠动力学组, & 功能性胃肠病协作组. (2019). 中国慢性便秘专家共识意见 (2019，广州). 中华消化杂志, 39(9), 577-578. [2] 庄羽骁, 许俊, 周红艳, 徐慧鲜, 王志勇, & 胡颖. (2022). 上海市崇明区中学生功能性便秘筛查状况. 中国学校卫生, 43(9), 1391-1395. [3] Luo, Y., Cui, Z., Zou, P., Wang, K., Lin, Z., He, J., & Wang, J. (2020). Mental health problems and associated factors in Chinese high school students in Henan province: a cross-sectional study. International Journal of Environmental Research and Public Health, 17(16), 5944. [4] 闫宁, 沈蕙, & 徐勇. (2014). 苏州市中学生功能性便秘危险因素分析. 中国学校卫生, 35(8), 1249-1250. [5] 吴志平, 齐国卿, 谢瑞霞, 王小英, 李佩容, 危蓉, … & 张德奎. (2016). 甘肃省少数民族地区中学生功能性胃肠病患病率及危险因素调查. 中国卫生统计, 33(5), 796-799. [6] Chen, Z., Peng, Y., Shi, Q., Chen, Y., Cao, L., Jia, J., … & Zhang, J. (2022). Prevalence and risk factors of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ccording to the Rome criteria in China: a systematic review and meta-analysis. Frontiers in medicine, 9, 815156. [7] 林成蹊. (2025). 便秘的中学生，和被忽视的如厕自由. 南方周末. [8] Liu, S., Lu, J., He, Y., Zheng, G., Liu, S., Xiang, Y., … & Xiao, Y. (2025). The sequential association between depression, anxiety, and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mong Chinese children and adolescents: A mediation by resilience. Journal of Affective Disorders, 390, 119845. [9] McCague, Y., Hill, K., Furlong, E., & Somanadhan, S. (2025). The psychosocial impact of childhood constipation on the children and family: A scoping review. Journal of Pediatric Nursing, 82, e142-e163. [10] van Summeren, J. J., Holtman, G. A., van Ommeren, S. C., Kollen, B. J., Dekker, J. H., & Berger, M. Y. (2018). Bladder symptoms in children with functional constipation: a systematic review. Journal of Pediatric Gastroenterology and Nutrition, 67(5), 552-560.

全球第一FOMO大国

中国诗歌报（中诗报），让诗歌温暖人生！

1987年9月14日，中国发出第一封电子邮件，内容是越过长城我们可以到达世界的每一个角落。这封带着开放初心的邮件，开启了中国互联网与世界的连接——80年代通过卫星链路访问日内瓦主机节点，90年代拉通国际专线实现全功能接入，雅虎、MSN等国外产品涌入，普通人第一次感受到网络带来的信息革命。那时候的中国互联网，像个急着看世界的孩子，门开得大大的，想把所有新鲜东西都装进来。

可开放的背后藏着看不见的风险。最早的新闻组网络Usenet里，低俗、暴力内容悄悄流进高校，让不少青少年沉迷；1993年中科院高能物理研究所遭到黑客攻击，顶级科研数据差点泄露。2009年的危机更是让所有人清醒——这一年，103.6万个境内IP被境外操控，4.2万个政府和企业网站被篡改，每月1800万台电脑感染病毒，占全球同期感染总量的三成。制造业核心工艺参数被偷，金融系统被渗透，政府网站首页被换成煽动性内容，老百姓个人信息在黑市论斤卖。还有境外传进来的低俗信息，把网络环境搅得乌烟瘴气，青少年价值观被严重侵蚀。

这一年，国家终于明白：开放不是无底线。于是有了强制预装过滤软件，有了影视网站的视听许可证，运营多年的BT中国联盟因为没资质被关停。还有谷歌的例子，2006年进入中国却不遵守法律，搜索结果里全是低俗内容，监管多次警告没用，2010年宣布不再审查搜索结果，最终撤出中国。这些措施不是要关上门，是要给开放装一道“安全门”。

很多人说这是封闭，其实不然。现在企业做跨境生意、科研机构搞学术，可以申请合规渠道；2025年上海浦东临港等自贸区试点优化企业跨境访问，白名单上的外贸公司发跨境数据不用层层审核。所谓的“墙”（GFW），是在国际互联网出口部署过滤机制，拦截敏感内容，还有DNS污染防止访问错误站点。它不是把门关死，是像长城一样——挡住不怀好意的人，让想走出去的人能安全出去。

有人觉得“翻墙”能看更多，可这是违法的。根据《计算机信息网络国际联网管理暂行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能自行用其他信道国际联网。比如有公职人员安装翻墙软件一周用487次，被开除还罚款1000元；有人卖翻墙工具非法获利23万，被判拘役6个月；还有人搭建网站卖翻墙订阅链接，非法获利6万多，被判2年6个月。而且翻墙会带来风险：被境外势力拉拢策反，看到不良信息被误导，甚至参与赌博、吸毒。

现在的年轻人习惯了扫码支付、实名认证，习惯了有序的网络环境，可这“有序”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它是用2009年的“数字珍珠港”换来的，是牺牲了一部分“野蛮生长”的快感，换来了在数字世界里说“不”的权利。中国的网络从不是封闭——我们翻过长城走向世界，但长城永远是守护我们的墙，挡住风雨，留住安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