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月4日，辽宁省沈阳市疑似发生一起当街伤人事件，现场视频显示有多名路人倒地。据悉，嫌疑人已被警方控制，案件详情有待当地官方通报。

网传信息显示，事发地位于沈阳市和平区同泽南街与南五马路交叉口附近。疑似当地居民称，嫌疑人砍伤了多名路人。网传视频显示，在同泽南街某商铺门口有多人倒地等待救治。

4月5日，笔者致电事发地附近多家商铺了解情况。店家称，其对伤人事件不知情，今日仍有警察在现场走访、巡逻。

笔者另从一知情人士处获悉，事发后，嫌疑人即被警方控制。

截至发稿，沈阳当地仍未对上述事件发布相关官方通报。

文丨李丹

深夜，昆山的一栋公寓里，钢管急促敲打墙壁、天花板的声响充斥着楼道。那是独居女孩瑶瑶的呼救——修理门锁时，她把自己反锁在了卫生间，而手机落在了玄关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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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用尽力气敲打，呼喊邻居的门牌号。在漫长的数十分钟里，她面对着独居生活最现实的恐惧：若无人发现，她要如何脱身？

近年来，独居被困的事件屡见不鲜。2021年时，有新闻报道了一名独居女子被困卫生间30小时获救的事件；2025年10月，同样有独居女性被困浴室，最终由消防员破拆三道门（入户门、卧室门、浴室门）才获救。这些事故每次发生，均能引发公众的关注与讨论。

人们对独居，更深的恐惧在于“无声的消失”——猝死、突发疾病或意外跌倒后，因无人知晓而错过黄金救援时间，甚至多日后才因异味被发现。

在隔海相望的日本，独居问题早已经成为一个日益严峻的社会问题。半个世纪以前，“孤独死”这一术语就出现在日本社会学与媒体报道中，用以描述无人陪伴死亡且遗体长时间未被发现的现象。

这种对“独居被困”“孤独死”的焦虑，在今年年初催生了一款名为“死了么”的App爆火。用户只需每日签到，系统便能确认其“存活”；一旦连续两日未签到，预设的联系人将收到提醒。这款仅靠“确认存在”功能登顶付费榜的应用，折射出的正是原子化社会中，个体对生命脆弱性的集体不安。

如今，“死了么”的热度已经退去，但许多独居者对“孤独死”的焦虑和恐惧，仍是一个值得思考和重视的问题。

意外发生的那一夜

洗完澡去开门，卫生间的门把手断在手里那一刻，贾月大脑一片空白。缓了两秒钟，她意识到自己现在赤身裸体地被困在了卫生间。更糟的是，她独居，家里没有其他人，手机也放在了别的房间。

首先感到的是慌张、无助和恐惧。等深呼吸几口，稍稍冷静下来，贾月在心里过了几种可能：房子是民宅不是公寓，墙体结实隔音好，指望邻居听见呼救不太可能；卫生间有扇窗户，但她觉得“即便往外喊，别人也不知道是哪里发出的声音”。

贾月放弃了呼救，环顾四周寻找自救的办法。门正中央是一块双层玻璃，“这是破局的关键。”她想。还缺一样把玻璃敲碎的工具，她的视线扫过脸盆、水桶、花洒，最后看向了拖把上的那根棍子。

贾月将拖把棍砸向玻璃，开始的几下，玻璃纹丝不动。她联想到公交车上的破窗锤，一点点倾斜拖把棍的角度，找到最受力的那个点，砸开了第一层玻璃。有一大片碎玻璃从高处掉下去，她差一点没躲开，玻璃渣飞溅到了拖鞋和脚面。在敲第二层玻璃的过程中，有半个多小时她始终找不到受力点，接近绝望。

一个多小时后，她终于将玻璃砸开，手从门中间伸出去，拧动外层的把手，终于开了门。脱离险境后，贾月崩溃地大哭，浑身发抖。

图源：《独自生活的人们》

事后贾月有些埋怨自己，“其实门把手早就老化了，是自己一直没当回事。”贾月不知道的是，像这样意外被困的遭遇，并不是极端个例，也不完全是因为个人的疏忽。

瑶瑶正是在修理卫生间门锁时被困在里面的。去年2月份的一天，晚上十点多，瑶瑶拿着电钻、螺丝刀等工具，准备把卫生间坏了很久的门锁拆下来。卫生间就在玄关边上，为了空出手拿工具，她顺势把手机放到了玄关处。把外面一侧的锁拆掉后，她绕到卫生间里，“脑子搭错筋”地把门关了上去。

一开始她没有察觉到自己陷入了危险，依然在试图拆锁。直到发现锁怎么也拆不下来，门也打不开，她才后知后觉自己被困住了。她在卫生间的角落找到过去拼装家具剩下的两根钢管，用钢管疯狂地敲击四周的墙壁和天花板，大喊邻居们的门牌号，“2508，救命！”“2607，救命！”，也对着下水道呼救，“因为那时候11点多，这个时间可能邻居在洗澡洗漱，有几率听到。”

敲了好一会，没有回音。

她又尝试把钢管插到锁孔里，想强行把锁破开，却发现自己力气不够大，卫生间的空间也太小，难以操作。好在门中间也是玻璃，最后她用钢管和电钻又砸又撬，把玻璃砸出了裂口。

砸到一半时，门铃响了。不知道是朝哪个方向的呼救被听到，门外来了一对情侣，问瑶瑶是不是需要帮助。她想如果叫修锁师傅，还要将大门的门锁强行破开，于是朝门的方向喊，“我再试一遍，不行再帮我喊师傅。”最后一遍敲击，玻璃整块掉了下来，露出一道窄窄的缝隙，她从缝中挤了出去。后来她找师傅把锁拆掉，没再装，全家只剩下大门一个锁。

独居四年，这是瑶瑶第一次对独居产生恐惧。后来，她将这段经历发到网上，有一个网友回复说，他也曾经历过类似的事情，还是靠喊Siri报警，消防员从窗户翻进家里破开了卫生间门，自己才脱困。

给自己织一张安全网

几乎每一个独居者都能讲出一个“差点出事”的瞬间。

有的是高烧、低血糖忽然在家晕倒，醒来时自己已经摔得鼻青脸肿；有的是不慎滑倒磕到头，陷入昏迷；如果是女性，还要时刻提防着被骚扰、跟踪、标记。

图片来源：电影《门锁》

在独居之前，瑶瑶和大学同学合租过，也和比她大两轮的嬢嬢住过，还住过和陌生人共享一个客厅的套间。不论是哪种情况，她都很少考虑安全问题，“但独居了，就一定要考虑这个事情，因为任何一种情况即便发生概率再低，只要发生了，后果就是无法预估的。”

瑶瑶养成了一些新习惯。早晨去家对面的健身房，等电梯时，她会转过身，视线正对电梯前的空地，背对电梯门，因为“我不会把我的后背留给空空的地方。”等电梯到了，再后退着走进电梯。

下班回家，在地库停好车，她会在出车门的同时摘掉一只耳机，只戴一只，以便留心身边环境的变化。如果有人与她同乘电梯，并且在一个楼层，她会往上再坐几楼，或者出电梯后往家的反方向走。

进家门前，她会观察一圈门周围的墙壁，看是否出现奇怪的标记。晚上睡觉，门、窗的保险是一定要全部打开的，她还会特意把钥匙收进抽屉，不会放在公开的地方，“因为我很担心（陌生人）通过门或者窗把钥匙掏出去。”

图源：《百元之恋》

这种对陌生人的高度戒备，在独居女性中极为普遍。独居在云南的建模设计师林灵，就曾因一次“送猫”经历惊出一身冷汗。她在网上为小猫找领养，对方问得很细，她看微信头像是个女生便放松了警惕，告知了地址。对方却将取猫时间一拖再拖，最后说要半夜12点上门。

“我越想越害怕，不会没遇到虐猫的，遇到人贩子了吧？”当时她刚把车停进地库，不敢直接上楼，谎称“我让我老公拿过去给你们”。对方立刻不再回复。她叫了个外卖，确认家门口无人蹲守后，才从后备箱拿出小锤子，电梯故意多坐两层，再从楼梯间悄悄摸回家。

为了对抗这种无处不在的不安，一套套“独居安全SOP”在社交媒体上流传：门口常年放一双男士拖鞋，阳台上挂几件男式衬衫，营造“家中有壮丁”的假象；外卖和快递一律写化名，地址只写到小区，绝不暴露具体门牌；智能猫眼、阻门器、门窗传感器成了标配，甚至有人建议随身带一支录音笔，录几句男声对话，关键时刻播放震慑。

这些繁琐的生存法则，本质上是一场关于“被看见”的博弈——她们既渴望在突发意外时能被及时听见，又不得不在日常生活中，极力隐藏自己独自一人的痕迹。

与年轻独居者不同，形势更迫切的是老年独居者们的担忧，往往不是门口那双“男士拖鞋”能否吓退陌生人，而是深夜突发心梗时，能否在“黄金4分钟”内被救援；自己若无声无息离去，要过多久才会被发现。

“孤独死”正在成为一个迫近的现实隐忧。

这种对“无声消失”的恐惧，并非空穴来风。在已进入超老龄社会的日本，“孤独死”已被量化。根据日本警察厅公布的数据，2024年日本有约7.6万名独居者在家中去世，其中超过2.1万人被认定为“孤独死”，有253人是在死亡超过一年后才被发现。

日本曾报道过许多孤独死事件，每一则读起来都让人不忍。曾有一名69岁男子在家中去世，他的月租和水电费被自动从银行账户中扣除，直到去世三年后他的积蓄耗尽，人们才在他的家中发现了他，尸体已被蛆虫和甲虫啃噬。

在国内，相关的“孤独死”新闻报道，也开始频繁出现。

全年龄段的独居者都需要“生命确认”和“紧急求助”，“死了么”的走红即是这些需求的显影。

刚性的需求，稀缺的供给

“死了么”App，如今已改名为“Demumu”（“De”取自Death，“mumu”试图营造萌感）。它在年初的爆红，充满了黑色幽默。

这款由几名95后开发的轻量工具，逻辑简单到残酷：用户每日手动签到，若连续多日未操作，系统会自动向预设的紧急联系人发送邮件。它没有复杂的救援功能，卖的纯粹是“万一出事有人知道”的心理保险。

2021年中国统计年鉴显示，我国“一人户”超过1.25亿。据贝壳研究院，2030年中国独居人口或将达到1.5亿-2亿人。“死了么”凭借直击痛点的命名和独居人口的庞大基数，迅速冲上苹果App Store付费榜首位，日均新增用户暴涨数百倍，团队估值一度被推至数千万元。

流量来得快，争议与模仿者更快。因名称被指“晦气”及商标争议，这款APP进行了改名。几乎同时，应用商店涌现出“活着么”“报平安”等大量仿品，甚至有开发者利用AI工具在数小时至一天内复刻出同类应用。

但这场热闹来得快去得也快：随着话题降温、仅靠邮件提醒且误报率高的功能短板暴露， 加上运营主体（月境（郑州）技术服务有限公司）因经营异常被列入名录，这款曾刷屏的App最终从榜单消失。

“死了么”的昙花一现，像极了此前流行的“熬夜险”“猝死险”——它们都是焦虑催生的一次性安慰剂，却没能真正解决独居救助的难题。

去年六月，呼吸检测产品开发者夏喆骏的父亲，因为一个人呆在储藏室里，心脏骤停倒下十多分钟后才被人发现，错过了黄金抢救时间而离世。

父亲的离世给夏喆骏带来很大震动，一方面让他意识到急救的重要性，“如果发生危险的时候能有什么工具通知到身边的人，救回来的概率就会大很多。”另一方面他想到父亲走后母亲一个人独居在家，要如何避免重蹈覆辙？

事实上，市场并不缺少和安全相关的产品，许多主流科技公司都有这方面的尝试，Apple的Apple Watch有跌倒检测、心率异常提醒、SOS紧急求助等功能；华为的智能手表和手环等可穿戴设备思路类似；以小米为例，许多公司都开发了智能摄像头、门磁感应器等产品，可以远程实时查看访客、监测门窗异常开启等。

但这些产品并没有完全解决独居者们的痛点。

在夏喆骏看来，现有的解决方案不是价格太高，就是有信任门槛。以Apple Watch为例，“它是穿戴设备，数据来自光电信号传感，需要一个独立的硬件存在，一是价格几千块，二是续航、充电会有限制，无形中拉高了使用门槛。”

而在家里安装摄像头，通过摄像头观察老人的状态，或监控是否有陌生人闯入，一是考虑到隐私，独居者未必愿意；二是即便愿意，白天或许行得通，但晚上所有人都要睡觉。“夜晚又是很多危险发生的时间。”

他还知道有团队做了一个毫米波雷达的设备，通过非摄像头的方式监测老人的健康情况，售价两千多元。但这样的设备大多提供给一些高端养老院，很少应用到社区或是居家养老。

有没有一种近乎免费的、人人都能享有的服务？夏喆骏决定创业来做这件事，他做了一款叫“阿油OK”呼吸检测产品。在技术上，他想到自己之前看的一篇论文，国外一个研究团队实验了通过AI算法分析呼吸声音来监测健康以及身体指标的可行性，他找来合伙人，找到大学实验室合作，把论文复现了出来。

夏喆骏的产品差一点就叫“噶了么”，看到“死了么”爆火，夏喆骏很开心，“又一次验证了这是一个真需求。”产品内测时他做用户调研，发现付费意愿也远超预期，“非常多用户愿意每天为此付一块钱。”

虽然“死了么”短暂爆火又快速消失，访谈者们也觉得这不是坏事。“我觉得还是要相信中国的产业发展。因为我们没有办法避免老去。也没有办法做好十足的准备迎接老去这件事情。只是期待社会的进步能让我们在老了之后有尊严地活着。”瑶瑶说。

（除夏喆骏外，其余人名为化名）

在文字的疆域里，解困式报道的探讨早已深耕，而当叙事的载体走向音频，解困式报道便有了另一种表达可能。以声音为桥，我们或许能更真切地听见困境，更清晰地听见答案。

作为以人声为核心的音频媒介，播客自带天然的亲近感与情感传递力，能搭建起私密的收听场域。脱离了视觉的纷扰，听众的注意力更易聚焦，沉浸感与想象力也随之被唤醒，推动着人们主动走进故事，在聆听中探寻困境背后的解决之道。

但如何评判一期播客单集，是否真正践行了解困式报道的内核与理念，需要一套贴合音频媒介特性的专属评价标准。

为此，几位“解困”成员组成了解困播客案例评选小组，在新闻实验室发起人、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方可成老师的带领下，遴选出截至2025年的解困播客代表单集，并搭建起音频类（播客）解困式报道的评价标准（见表1），以期提供一个清晰、可操作的评估指南，让每一份用心的音频解困叙事，都能被精准发掘。

表1 音频类（播客）解困式报道评价标准

过去数月，解困播客案例评选小组通过全面梳理播客榜单、单集主题词检索、专家与内部推荐等多种方式，筛选出近150个带有解困色彩的单集，议题覆盖教育、医疗、科技、城市治理、性别、环境、特殊群体等多个领域。每一个单集，都在尝试以声音听见困境、探寻答案。经小组成员的层层细致甄别、反复研讨，最终遴选出10个代表性单集（排名不分先后）。

除了这些入选节目，还有不少播客长期关注解困议题，多次推出相关单集，《声东击西》《涟漪效应》《明日之路》便是其中的代表，始终以声音为炬，在困境中寻找答案。

播客的世界广阔无垠，至今仍无一张囊括全局的探索地图，此次梳理难免有百密一疏之处，仍有许多用心讲述的解困声音，等待被听见、被发现。我们诚挚期待大家的推荐与指正，欢迎分享宝贵的优化意见，让这份以声音解困的探索之路，能走得更稳、更远，让更多人听见困境，更听见答案。

照护家人，是一场无尽、无条件的付出吗？

节目：《看理想时刻》
图源：安孟竹等主讲《良善照护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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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切除后，主播DY遵医嘱忌荤腥，有一天，来照顾她的妈妈却偷偷在面条里加了猪油。

DY的第一反应是生气。不过，一想到妈妈照顾外公外婆时也常常被无端呵斥，DY又开始心疼妈妈。

代际间的沟通内耗、照顾者的情绪透支、女性对无偿劳动的默默承担……这些照护的普遍困境藏在无数家庭的日常里。

人类学者安梦竹的分享，为这些困境带来了破解的微光：沟通技巧、喘息服务、互助小组……与此同时，情感拉锯难以避免，责任私人化仍未改变，中小城市的支持服务依旧缺位。

照护从来不是独角戏，如何打破性别与阶层的枷锁，让责任从家庭转向社会共担，织就一张不压垮人的关怀之网？

我在公立初中开了一学期的性教育课

节目：《多多益善More For Good》
图源：多多益善公众号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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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教育被带入校园，它不只是关于身体，更是关于社会如何定义“好女孩”和“值得喜欢的人”。长期以来，这些答案来自网络碎片、同伴压力与成人世界的规训，而非系统性的学习与讨论。

翠翠试图改变这一点。她把性教育从隐秘话题变成公开课堂：带孩子认识身体，讨论审美标准，正视懵懂情感。在真正行动之前，校方的顾虑、家长的反对、学生的起哄似乎都是不可逾越的阻力。但当这些规训被搬上课堂，它们反而成为讨论的入口。

这一期播客记录了翠翠如何自学性教育知识、与学校协调课程的边界、和家长建立信任，也呈现出一个现实困境：突破性压抑的教育从来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

当孩子们开始重新回答“什么是美”“怎样才算爱自己”，性教育的意义或许才真正显现：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让孩子们有勇气去质疑那些被默认的规则。

隐藏在冰山之下的性侵救助

节目：《不合时宜》
图源：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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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侵与成年人之间的性骚扰不同。未成年人往往缺乏反抗能力，甚至难以意识到伤害已经发生。”

很多孩子不会直接说出施害者的名字。有时，加害者正是照顾他们的人；有时，受害者甚至会对施害者产生复杂的依恋。

记者熊阿姨在报道中试图让这些经历被看见，社工沐恩则在漫长的救助流程里陪伴孩子走过报警、医疗复核与后续教育。

当然，性侵救助从来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一条需要法律、医疗与社会支持系统共同运作的路径。在现实中，资源分散、机构经验不足，甚至不专业的介入，都可能让伤害再次发生。

这一期播客讨论了媒体报道如何成为求助的入口，也呈现了救助实践中的细节、障碍与反思。然而，当越来越多幸存者开始发声，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接这些声音？

一个经济学者和他的教育实验

节目：《脆弱世界》
图源：叶晓阳（受邀嘉宾）公众号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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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宁夏地区的实证研究显示，出于信息认知、偏好偏差及策略匮乏上的重重困境，高分农村考生往往录不到好大学。

在宁夏的黄土高原上，经济学者叶晓阳和一群北大师生曾试图用电子信息系统帮农村考生填出改变命运的高考志愿。

但现实远比模型复杂：老师分不清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家长警惕地骂他们是“骗子”；学生拿到22分的“虚拟加分”，却因家庭变故、专业误判或社会偏见，最终仍滑向“天坑”或沉默。

教育公平是否只是精英的浪漫想象？“张雪峰式答案”为何在现实中更具吸引力？

对话潘启超&周浩然：在逐利的市场上，守护星星的我们需要保持良知｜大龄孤独症群体社区融合解困之路

节目：《解困》
图源：播客节目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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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孤独症孩子长大，逐渐老去的父母迎来新的照料难题。

这些大龄孤独症群体可以“由家庭内部走向附近”吗？

美好家园心智障碍家庭支援中心创始人詹颖指出，这一尝试既需要家长重塑对孤独症的认知、改变与孩子的沟通教育方式，也需要邻里摒弃污名化、以包容心态共同营造自然的支持氛围。

但这一解法在家长实际执行中，却面临诸多难以落地的现实问题，本期节目特邀两位专业的“附近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特殊教育博士生潘启超、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周浩然，结合自身研究与从业经历，分享具体可落地的破解方案。

他们提到：孩子确诊孤独症后，许多家长容易陷入焦虑内耗，忽视自身的心理需求，事实上，正视这份情绪、找到适合自己的疏导方式，才能更从容地陪伴孩子。

无声世界里的“医”靠：助聋门诊如何打破听障者的就医壁垒？

节目：《去病三分糖》
图源：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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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大厅里茫然无措，只能靠我东问西问才找到医生。“这是“重听”患者梁文英小时候陪听障母亲去医院看病的经历。

包括梁文英和母亲在内，中国目前有约 2780 万听障者，沟通不畅致误诊、医学信息匮乏、手语翻译缺位、老年听障者慢性病管理困难，这都是他们正在面临的就医困境。

“自己淋过雨，所以更要给别人撑伞。” 这份执念让梁文英放弃了高薪设计师工作，把每周三下午的门诊拓展成24小时服务。她通过视频问诊摸清病情，线下全程陪同，把白内障比作“蒙尘的玻璃窗” ，化解了专业沟通壁垒。去年的联合义诊更让近百位听障者受益，三十多人顺利手术。

但挑战从未消失。“我做了十几个手语科普视频，但因为没有医师资格证，没法在平台公开发布，只能一对一转发。” 梁文英坦言。此外，二三线城市服务覆盖不均、模式依赖个人奉献难以复制，也是待解的难题。

预防老年痴呆的答案，会是一款严肃游戏吗？“严肃游戏”严肃在哪里？

节目：《果壳时间》
图源：「腾讯脑力锻炼」认知功能训练软件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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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一位九十四五岁的奶奶，两小时里反复绕圈找妈妈。她只记得九岁时的画面，连丈夫孩子都认不出。”

在广州养老院调研的时候，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的王楠，被眼前的这位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奶奶击中。这种介于正常衰老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状态，转化率高达十倍，却因病耻感和认知不足，很少有人主动干预。

面对这个缺口，王楠团队的解法是打造一款以循证医学为指导逻辑、趣味性呈现的 “严肃游戏”。临床数据显示，12周训练完成率98%，不少老人认知分数回归正常。

但挑战接踵而至。“很多人跟我说‘不可能’，有人质疑‘玩游戏也能治病’，医生和老人都有顾虑。” 王楠坦言，游戏的可持续性仍需验证，不同老人认知储备不同，12周疗程后的效果尚无统一答案。

严肃游戏能否真正留住老去的记忆？如何让数字疗法真正落地，让轻度认知障碍干预不再遥远？

十年前，我们去监狱开绘画课

节目：《狱望》
图源：参考狱望公众号插图 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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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被法律定义为“罪犯”之后，他是否还能拥有表达情感、讲述故事、甚至创造美的空间？

十年前，三位拥有社工、美术、心理学背景的年轻人，走进北京的一所监狱，尝试用跨学科艺术教育项目打开高墙内的另一种可能。

他们对监狱中传统的“矫正”和“治疗”概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不应仅仅把服刑人员视为需要修理的“零件”，而是通过绘画课、正念练习等鼓励服刑人员自我表达、感受非评判性。

一位学员分享了自己在艾滋病医院做义工的经历。尽管他过去犯过错，但仍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他画了一颗弯曲的钉子，并写下“请记得有人正经受绝望”。

这不是改造，也不是治疗，而是一次关于“人如何被看见”的实验——因为再严厉的惩罚，也不应抹去一个人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那群改变台湾教科书的年轻人

节目：《放晴早安》
图源：美感教育社群「美感细胞」官网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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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台湾大学生在欧洲见识到无处不在的美感熏陶后，萌生了让美触达普通人的想法。

他们发现，从小学到高中，教科书是陪伴孩子时间最长的读物，远超过电影、小说与影视剧，是最平权的美感资源，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启了教科书改造之路。

这份“想当然”的理想，居然由这群大学生推动，落地成“做得到”的实践。

没有足够多的专业设计师，就用现有力量先做出第一版，让更多人看到、提出修改意见，不好就改、错了就调；撬动体制屡屡碰壁，就从成员的教职工家属所在学校开始行动。

过程中，他们也迎来了来自学校、出版社、教育部门的不同声音。这群大学生要如何面对呢？

野猪频伤人，人兽共存难题如何破解？野保工作者这样说

节目：《自然选择NaturalSelection》
图源：民间公益环保组织“猫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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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繁殖期是秋季，庄稼成熟期也在秋季，秋天的田地对野猪来说就像食堂开饭了。

正因如此，野猪秋季入田，误入农户，与人类发生冲突的概率才会相对较高。播种不同季节成熟的庄稼能帮助防范野猪伤人。

猫盟“豹乡田”项目主管Hannah，结合长期一线野生动物保护实践与农村生活经历，将鲜为人知的“野猪世界“娓娓道来。

野猪喜欢在树林土地里刨坑，它刨出的坑积水后变成树蛙栖息地，养活无数小微生物，生物活动又会滋养大树，物种多样性靠野猪保护。

人兽怎样才能和平共存，这期播客虽然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问题解法，但给出了它们生活世界的丰富细节，让远离大自然的我们可以对野兽有多一些了解，多一些好奇。

在梳理这十期解困播客代表单集的过程中，小组成员发现，由于中文播客节目的形态目前仍然较为单一（多以对话聊天的方式呈现，少有欧美叙事型节目的探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实现多元信源的充分呈现。对话聊天过程中的讲述视角可能过于单一，往往呈现的是泥泞中披荆斩棘的“英雄故事”。这也让我们心生一问：这些被娓娓道来的内容，究竟是可被参考的解困之法，还是仅为个体的经验分享？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以解困为导向的播客，让诸多社会结构性议题走入了公共讨论的视野，让系统性支持的缺位、社会观念间的深层张力被更多人看见。也让听众在聆听中，既读懂了社会问题的复杂肌理，也知晓了那些正在发生的草根解困行动，看见平凡人在困境中躬身摸索的力量。

不可否认，此番观察仍受限于现有样本，也囿于小组成员对中国解困叙事方法的认知边界，因此以上思考与发现，都只是对音频解困叙事的初步探索。未来，“解困”仍会持续关注解困播客的成长与发展，也将尝试对比不同媒介形式中的解困叙事表达，在持续的探寻与思考中，更深入地感知解困式报道的内核与生命力。

2025解困播客评选小组成员

方可成 胡明皓 胡远茜
李奕萱 周雨彤 伍三三

这个账号是在去年创建的，2024年的时候，我开始沉迷户外徒步，尤其是高海拔的川西，云南，西藏。

去了之后，回来还是念念不忘，身边的人很多都不理解，为什么偏要喜欢去那些“鸟不拉屎”的，没信号的地方。

我自己也无法解释，为了突破自己？为了猎奇刺激？还是冥冥中的吸引力？

为了这份不可知，我想到了用文字来记录的方式，把这些过程记录下来，在记录的过程中，有回味，有思索，也有反思。即便是为了年老后的回忆，也是值得。

就这样陆陆续续写了几十篇，慢慢的有几篇文章被推荐，被看见，也有了一定的关注度，一度我还沾沾自喜，以为是自己的文笔好。

直到上周，因为一篇关于进藏路线的文章突然引发了流量的关注，随着评论区里留言增加，触发了平台的监管红线。

于是，一记闷棍砸下来

当时是百思不可其解，更是觉得万分冤枉。

去申诉，被无情驳回。

后来，冷静下来，反思自己，确实活该！

评论区的言论，作者本人有责任监管，有义务屏蔽，不能说不是作者本人的言论就事不关己，甚至当发现因为评论区热闹而引起了流量推荐还沾沾自喜。

所以，流量这个事情，千万要警惕。

今天账号终于解禁回来了，但是流量肯定没了，推荐没了。这也罢了，最可惜的是因为受过平台的处罚，这个账号再也抹不去这个记录，成为了一个永远的伤疤，一个犯过错的账号，历史不再清白。

以后写文章的积极性也会受到影响，什么话不能说，什么评论要屏蔽，这都在考验账号的运营者。

进入游戏，就要遵守游戏规则。

以此为戒。

今年的春天，依然美丽的另文字无法描述，希望你们的心情也如这春天，温暖而充满了生机。

记得关注我，点赞助力，多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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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评论由CDT辑自网络：

浪淘沙：到底是触发什么敏感词了？

退休了就去徒步吧：一张封面配图

第五封荒原来信：什么样的配图会被封呢？

退休了就去徒步吧：不是配图有问题，是因为有读者看到配图上面的字不爽，就在评论区说了敏感词

CDT编辑注：本文由CDT编辑根据文章截图转录。

一个建议废除模糊条款的律师，被用模糊条款惩处。
一个控告司法局长的律师，被没有文书地带走。
没有哪个环节看起来是错的，但结果是荒谬的。

撰文｜燕十三
出品｜有戏 Review

2023年8月，青岛律师于凯和同事以律师事务所名义，向全国人大法工委提交了一份《关于废除寻衅滋事罪的立法建议》。

其理由是：这个罪名罪状表述模糊，成为选择性执法的兜底条款，与罪刑法定原则冲突，司法实践中存在滥用。

这是公民的法定权利。《立法法》第一百一十条写得清清楚楚。

2024年7月，青岛市司法局认定此举属于"炒作案件"，对于凯作出停业一年的行政处罚，对其所在律所停业六个月。

2025年7月，停业期满。于凯的执照没有被如期归还——司法局以"流程延迟"的方式，在处罚期届满后继续剥夺他的执业资格。

2025年7月28日，于凯拿回执照后第11天，再次向全国人大法工委邮寄第二份废除寻衅滋事罪建议书。

2026年3月26日，于凯在朋友圈实名控告青岛市司法局局长邓焕礼，指控其涉嫌滥用职权、徇私舞弊、巨额财产来源不明。

2026年3月27日，于凯失联。随后确认：他因涉嫌"扰乱公共秩序"被带走调查。同行律师赶去了解情况，据称"未出示任何执法文书"。

1、这是一道逻辑题，答案已经自动揭晓

你可能觉得这个故事有些奇怪。让我把它翻译成更简单的版本：

一个律师说，某条法律过于模糊，可以被用来惩罚任何人，所以建议废除它。

然后，他被这条法律——或者与它逻辑结构完全相同的另一条法律——惩罚了。

这在修辞学上叫"自我证明"。在法学上叫"恶例"。在日常语言里，叫做：你说得对，我用行动证明给你看。

于凯在建议书里写：寻衅滋事罪"边界不清，易泛化"，"成为选择性执法的兜底条款"。

青岛市司法局的回应是：把他举例论证的行为定性为"炒作案件"，停业一年。青岛市的执法机关随后的回应是：把他站在大院门口举牌的行为定性为"扰乱公共秩序"，带走调查。

"炒作案件"。"扰乱公共秩序"。"寻衅滋事"。

请注意这三个词的共同特征：它们都没有清晰的边界。没有人能告诉你，哪种程度的表达是"炒作"，哪种程度的站立是"扰乱"，哪种程度的建议是"滋事"。而这正是于凯在建议书里要废除的那种东西。

所以，于凯用自己的遭遇，完成了他建议书最有力的补充论据。只是这个补充论据，是被迫写就的，写在他的人身自由上。

2、"炒作案件"这个定性，本身值得被炒作

青岛市司法局2024年的处罚决定书里，把向全国人大提交立法建议定性为"炒作案件"。

这个定性需要被认真对待，不是因为它正确，而是因为它太有创意了。

向人大提立法建议，是《立法法》明确保护的公民权利。在建议书中举例论证，是人类使用逻辑数千年以来的基本方式。你要证明一个规定有问题，你就得举出它造成了什么问题的例子。否则你在证明什么？

但青岛市司法局找到了一条精妙的处理路径：不去碰"提立法建议是否合法"这个问题（这个没法碰），而是把"举例论证"这个动作单独切割出来，定性为"炒作"。

这个逻辑如果成立，推论链条相当壮观：所有法学论文引用判例讨论立法问题，都是"炒作"。所有律师在辩护词中援引类案，都是"炒作"。

最高法刑事审判第四庭2023年发布的调研报告，指出寻衅滋事罪存在五大问题并列举具体情形——那也是在"炒作案件"。

当然，最高法刑四庭不会被停业，因为他们不是于凯。

所以，这个逻辑真正的含义不是"举例论证等于炒作"，而是"在不该说话的时候说话，叫做炒作"。这是一个简洁的结论，只是不能写进正式文件里，所以需要绕一个弯。

绕这个弯的代价是：法律文书本身变成了一个笑话，只是没有人在笑。

3、11天：这个数字需要被记住

停业一年，执照还被拖延归还。在于凯公开发出律师函施压之后，他终于拿回了证书。

然后是11天。11天后，他再次向全国人大邮寄了废除寻衅滋事罪的建议书。

有人说这是"任性"。有人说这是"硬汉"。我觉得这两个词都不够准确。

任性是一种不计后果的冲动，它不需要理解代价。于凯显然理解代价，他刚刚付出了整整一年。"硬汉"这个词带有一种审美化的色彩，好像这是一种值得欣赏的气质展示。但于凯做的事情，其实没有那么浪漫。

他只是认为这件事是对的，然后继续做了。

在一个正常的法治环境里，这种行为甚至不需要任何勇气，就像你认为红绿灯设置有问题、写信给交管部门建议改进，不需要勇气，只需要一个信封和邮票。

11天这个数字令人心情复杂的地方恰恰在这里：它揭示的不是于凯有多特别，而是他做的事情本来应该有多普通。

一个公民，拿回自己的证件，继续行使法律赋予他的权利。这件事如果需要被以"11天"来强调、以"铁骨铮铮"来形容，那出问题的地方，不在于凯身上。

4、没有坏人的荒谬剧

于凯这个案子，可能让很多人想找一个具体的坏人。

但你仔细看整个链条：青岛市司法局的工作人员执行上级意志；执法办案中心的人走程序；每一个环节的人，大概都有文件可以援引，有依据可以出示。没有哪个人会在事后说"是我做错了"。每个人都只是在做"该做的事"。

这就是制度性问题的核心特征：它不需要任何一个坏人，只需要每一个人都照章办事。章，是可以被写成任何形状的。

一个建议废除模糊条款的律师，被用模糊条款惩处。一个控告司法局长的律师，被没有文书地带走。没有哪个环节看起来是错的，但结果是荒谬的。

这种荒谬，是系统性的。它不会因为某一个具体官员被处分而消失，因为它存在于规则的结构本身。

于凯一直在做的事，就是指着这个结构说：这里有问题。然后这个结构回应：是你有问题。

5、沉默是一种投票

于凯这个案子，有人会说：我不是律师，和我没什么关系。

这种想法本身，就是"寻衅滋事""炒作案件""扰乱公共秩序"这类词汇存在的最大价值所在。模糊，意味着它可以适用于任何人。

而让大多数人觉得"和我没关系"，它就可以一次只适用于一个人，直到轮到你的时候，已经没有人在旁边了。

于凯被带走的理由，是"扰乱公共秩序"。他做的事是：一个人，站在大院门口，举了一块牌子，上面写了几句话。

一个人。
没有聚众。
没有煽动。
周遭连第二个人都没有。

如果这叫"扰乱公共秩序"，那这个"秩序"本身，可能才是需要被讨论的问题。

一个律师，行使法律明确赋予的权利——提立法建议、控告官员——然后消失了。没有文书，没有通报，没有任何正式的告知。消失这件事本身，就是一种表态。

于凯试图提议废除的，是一种可以惩罚任何人的模糊性。他现在正在亲身证明这种模糊性的威力。而我们能做的，至少是记住这件事，记住它发生过，记住它正在发生。

记住，是最低限度的不服从。而最低限度的不服从，在某些时刻，也是唯一有意义的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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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9年李庄重庆事件时，我还小，网络也并不发达。人们大多人云亦云，幸好我是个从小就独立思考的人。我认为以李庄的阅历和智商，不至于傻到会见龚刚模时，当着警察的面教唆。

李庄，对于我来说，是活在电视、新闻里的人。我从来没有想到，有一天我会见到李庄，能跟李庄说上话、有交集。

我以最纯朴、最直白的文字，来说一说我见到的李庄“律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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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执业12年以来，我见过太多形形色色的律师们，死磕派、勾兑派、学院派等各种派系。律师个人，也是什么人都有，形形色色、鱼龙混杂。吃相难看，不只是律师圈，是哪个圈都存在的问题。关键是如何做自己，如何对得起当事人。

当事人与律师的关系，本质是委托与代理的关系。当事人把自己的事情委托给律师来做，律师代理当事人。往小了说，交付的是财产。往大了说，交付的是生命。比如龚刚模委托李庄“律师”，交付的是生命。律师一旦接受委托，是要忠人之事的。律师接受委托后( 反正也收费了 ) , 是事不关己、自己安全就行？还是敢干敢拼？李庄“律师”是“猛”的，他会跋山涉水调查取证，敢硬刚办案部门，也曾时不时地进去“待几天”。

李庄“律师”在接龚刚模案件以前，办 理的案件多了。每一个案件都是拼尽 全力的。只是他很低调，不宣传自己 罢了。这些案件都是经得起后来长 达16个月“挖地三尺”式的调查的。 一张发票都没有查出来有问题。这是令我最震撼、震惊的地方。

李庄“律师”，光明磊落如此。

史笔如铁！正如他所说：“律师办理任何案件，不只是刑事案件。一定得明白，打铁还需自身硬！”

至今，李庄“律师”依然事事亲力亲为，日复 一 日、月复 一 月、年复 一 年，经年累月地全国各地出差。吃顿 饭的工夫，他就能写出一份法律文书 来。要内容有内容，要格式有格式。 是字字斟酌、反复修改。高铁上、飞机上，他都在写材料。他只对工作、只对案件感兴趣。

李庄“律师”最反感律师圈内斗，他曾 经语重心长地讲过：律师们应该把主要精力放在提高业务能力上。他经常对我们这些晚辈说：有时间，就多读读书。书到用时方恨少。社会上现在对律师群体印象不好，律师自己是有责任的。

他真的呼吁律师们自己珍惜自己的形象。千万不能丢中国律师的脸。 

在做人方面，李庄前辈更是淳厚。在这个世态炎凉的社会里，人们或急于逐利，或事不关己高高挂起。李庄前辈每天都在看明枪暗箭，每天都是在接触、处理负能量。甚至收到过子弹头、刀片。但他善良、侠义的底色，始终没有变过。他做的都是行侠仗义的事，不问东西，不计回报。

或许有人会说，当年龚刚模案，李庄用力过猛。可是试问自己，敢不敢为了当事人这么负责、这么拼的？假如李庄今天还能出庭代理刑事案件的话，是怎样的所向披靡。

当年的认罪是策略。认罪认罚从宽制度在应用中，不该成为当事人自证有罪的说辞。冤假错案不能因为当事人认罪而成为“铁案”。

李庄是个什么人？他真的很有锋芒，他的锋芒不因身陷囹圄、不因岁月而改变。岁月只是让这份锋芒更有光芒。他不但有锋芒，还非常讲究技巧。相当讲义气，他的这种义气，其实是侠气。

如果只有锋芒和技巧，没有侠气。怕是要成为祸害。李庄身上的这种侠气，造就了他的独一无二。用金庸先生的话是：侠之大者，为国为民。侠之小者，为友为邻。他真的太讲义气。

他不是只武不文，他的文采相当好。被世人广知的是，他在重庆时期写下的藏头诗和打油诗《车与辙》：

小虫轻声叫，可能引海啸。
蜈蚣怒气吼，甚至山河摇。
外在是表象，内因来主导。
人间万千事，皆于笑中闹。

更有那句“门前栀叶鸣冬雨，窗下银灯枕寒风”。

李庄前辈还阅尽千古史籍，写下《感古有怀》：

一船江南雨，
半舱京华梦。
万岁千秋事，
满地荆棘冢。

吾辈应谨记：一言一行，皆在众目睽睽之下，焉能为一己之私，而与公众作对？不求有功，但求不丢人。

十六载，旧梦难却。法治悠悠。

Hello，我是SUMMER。

大概你也在自家社区的门口看到过这样的场景：社区中心的公告栏贴的花花绿绿但是鲜少有人驻足。修得看起来漂亮大气的社区空间，隔着玻璃门看起来冷冷清清，不知道为什么，你就是不愿意进去。

但也一定也见过路边、街头、石墩上，甚至废墟旁边，几位老人挪着不要的旧沙发，在有阴凉地方围成一个不规则的圈，他们聊天的声音时高时低，成为社区生活里唯一真实的背景音。

一边是精心规划却门可罗雀的公共空间，一边是居民自发开辟的活力角落。我们拥有前所未有的公共空间，却经历着前所未有的公共性流失。

以下内容来自我个人在社区公共空间的观察、实践与思考，仅作为个人观点分享给大家，期待评论区的更多讨论。

现代社区的公共空间规划遵循一套非常标准的逻辑：按人口比例配置，按功能分区设计，按既定模式建造。健身房、儿童乐园、活动中心、社区广场……一切看起来应有尽有，一切符合规范。

但大多数时候，很多“完美无瑕”的公共空间都是空置的，比如下午五点就关闭的青年自习室，年轻人七点才下班；藏在层层走廊里的儿童游乐空间，家长根本没法放心让孩子脱离视线；贴满墙标语标识的空间，眼花缭乱到让人根本没有想进入的欲望。

为了避免指向性，让豆包生成了一张“最典型的党群服务中心”的室内场景。

公共空间的规划设计者似乎生活在平行时空，他们的“公共”是一种概念，而居民的“公共”是一种需求。

不是提供的足够多、足够好的物理空间，公共生活就会自然发生。现实情况是往往这些越精美的空间越容易成为布景，人们喜欢的是自己能改造、能介入的“初级空间”，因此我们常看到大树下、门廊口、石墩上、两栋楼之间的夹角处，无数的热闹自然而然上演。

公共生活最热闹的玉林，常常看到的是这样“混乱”的景象，但正是这份“混乱”让这里充满了生机。

人们在这些地方短暂停留，偶遇邻居，交换信息，完成非正式的互助。这些“缝隙空间”往往没有被标识牌贴满，也没有任何管理制度，却承载着社区真实的社会联结。

物理空间的丰裕与社交空间的贫瘠形成鲜明的对比，是我在很多基层社区最刺眼的观察。问题被提出，好像很容易就流入“是公共空间还不够多”的解决流程中，但公共空间不应该被当作可以批量生产的“产品”，公共性本身是一种需要培育的“关系”。

我的很大部分工作都是在社区和居民们用各种方式讨论“公共性”问题。//图源：馨皓社工

理解公共性，非常重要的工作就是走进人群，不要为想象中的群体做设计、做服务，而是真的去调查、去阅读、去分析生活在社区里的人如何具体的生活。

举个例子，前段时间做“外卖员的车”行动营，找资料的时候发现各地都有精心布置的“外卖小哥驿站”，但在命名上，这个词已经无意识的排除了女骑手，而功能上，沙发、饮水机和微波炉一应俱全，却唯独遗忘了和外卖员“生死相依”的生产工具——他们的电动车。

一个连外卖车都没法停的空间，一个坐在室内的沙发上就没法看见自己车的空间，会有外卖员来吗？

为了避免指向性，让豆包生成了一张“最典型的外卖驿站”的场景，不知道大家觉不觉得眼熟？

这就是一种典型的脱离现实生活的“客体化”设计，服务于“新就业群体”这个职业角色，把他们从真实的工作现场剥离，只为那个抽象的、静止的“休息中”的肉体提供服务。

于是善意停留在表面，成为一种精致的隔膜。

我们的公共空间管理者，似乎都患有一种秩序焦虑症。

我曾经参与过很多社区微空间改造的项目，无一例外的都被拒绝使用“留白”的设计，因为我们有太多内容需要被呈现，太多设计需要被看见，甚至到使用空间的居民如何行走、怎么表达、何时离开都被“设计”包裹的密不透风。

我很好奇，从什么时候开始，我们把空间规划默认为一种“防御性设计”？

刷到小红书博主@Han & Nero评价这个所谓的“狗狗友好公园”：烫脚、设施密度不合理、敏捷和丰容混为一谈。典型人类中心主义的设计（最后这句是我的评价）

安全、整洁、可控，是很多所谓的公共空间高于一切的价值，它必须保持一种无菌的、观赏性的、不惹麻烦的状态。

可是谁还记得这里的目标是要激活公共性的、与人发生联系的空间，当一个空间把每一寸设计、每一条规定都限定好时，人是能感受距离的。人性就是需要自我表露和创造，但我们的空间往往用严丝合缝的设计拒绝了这种“人性化”的创造。

公共空间不该是一个精美的、空旷的博物馆，使用它的人也不该感到自己像是不安分的、可能破坏展品的观众。真正的公共性发生在非正式、非结构化、非功能性的时刻。过度设计会扼杀惊喜，而惊喜是公共生活的灵魂。

我们的规划者和设计者需要学会信任居民，也需要学会如何通过设计留白，把一部分创造空间还给使用这里的居民。

给社区工作人员/社会工作者上课，我往往会先和大家聊聊什么是“信任参与者”。//图源：幸福里社工

和很多社区沟通的时候，发现大家都很头疼，为什么我们找到不到年轻人？漂亮干净的自习室没有年轻人来，抓住他们喜好的社区电竞节也不见他们的身影，年轻人到底去哪了？

于是一些长辈们得出结论：可能是这一代人冷漠、诱惑多、不关心集体（别着急否定，我真的在线下听到过有长者如此形容）。

年轻人不是反集体。他们是反“被集体”。

我也是年轻人（95后），我能明显感受到从小在“集体主义”的规训中长大的我们，对那种自上而下、充满形式感、旨在完成某种宣传KPI的集体活动，真的会有天然的抗体。

我也很好奇，关注公共议题的年轻人去哪了？图源：LOOKFOR（哲学节预热活动）

在线下活动里我和更多的年轻人聊天，他们的回复是：我们喜欢群像、需要集体，但我们期待的是基于真实的兴趣、自愿的选择、平等的互动而产生的集体。

社区里常常提供的“集体活动”是结果导向的，比如举办一场重阳节敬老活动、一场普法宣传。但年轻人的社交是过程导向的，我们聚在一起不是为了完成某个既定的目标，毕竟工作的KPI已经够烦了，我们在一起可能就是为了待着，为了“有可能发生点什么”。

社区公共空间里有个常见的冷清地方，叫做“青年之家”，里面往往是几张桌子、一个书架。但是真正需要公共空间的年轻人真的不需要另一个“工位”了，我们需要的是一个生活的缓冲区，一个从公司压力和家庭期待中逃逸出来的缝隙。

年轻人的“不在场”，是对无效公共空间最真实的投票。

为了避免指向性，让豆包生成了一张“最典型的青年之家”的场景，看起来挺温馨，实际上年轻人很难使用这样一个场景……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启示是，传统基于地理的“社区”，正在被基于兴趣的“社群”逐渐取代。 年轻人们不再满足于“住在附近”这种被动联结，而是主动选择“兴趣相投”的主动联结。

数字工具没有消灭公共性，弱连接创造了更多可能性，社区公共空间要学会拥抱数字生活，让它成为数字世界的物理延申，而不是把空间本身看的无比重要。

说白了，空间如何用，能怎么用，是人决定的。

面对这些挑战，我们的社区工作者和社会工作者们都需要重启认知。以上内容也不是为了全盘否定当前社区公共空间的规划与管理的价值，而是希望站在一个行动者的视角提供一些思考：

从“设计空间”转向“设计可能性”。好的公共空间不是一张完美的成品图，而是一个允许修改、适应、变化的系统。它提供基础设施（电源、网络、水源），但不规定用途；它设定基本规则，但留出充足的灰度地带。

如果你去过上海新华社区营造中心，就会发现他们的空间设计专门预留了非常多可以自行设计、调整、修改的墙面。//图源：小红书@西歪

公共空间的管理者更像园丁，而不是建筑师。园丁不制造花朵，而是培育能让花朵生长的环境：合适的土壤、适度的光照、必要的水分。在社区语境中，这意味着提供基础维护、建立连接平台、鼓励微小创新（真的能预留出这部分预算！），然后让公共空间自己生长出它的模样。

最重要的转变或许是心态上的：请容忍“混乱”。公共生活有其自然的潮汐，有些日子人群熙攘，有些日子宁静空旷，两者都是健康的标志。真正的公共生活，也一定有嘈杂，有争论，有不可控，有不那么“美观”的场景，接纳并加入，可能性就会慢慢发生。

2023年的玉东园，温馨有序的“混乱”：年轻人、老人、小朋友、工作者、游客、宣传、装饰……繁杂而热闹。

这些才是公共空间的灵魂：不完美，不常青，有杂草，但也因此有生命，有我们迫切追求的“活人感”。

规划出来的广场，气派，但风会穿堂而过，留不住人。自己长出来的角落，可能不整齐，但有温度，有故事，有真正的“附近性”。

我最喜欢的地方，就是玉林东路社区玉东园小广场和蓓蕾社区的翠园广场。

下午5点多，我常常下班路过那里，广场上人越来越多，老人们打牌、聊天、运动，年轻人坐在树下晒太阳、休息，小朋友们跑跑闹闹，周围还有遛狗的人互相打着招呼。

没有组织者，没有流程，生活本身在自然流淌。

或许这就是公共空间最好的状态：它提供了一个舞台，但把演出的权力交还给每一个普通人。

形式可能死去，但生活永远万岁。

-END-

部分讨论观点源自：
《超大型城市社区公共空间诊断白皮书研讨会》
特别感谢参与者们提供的视角
白皮书也将在5月份正式上线
欢迎关注

「出厂计划CCPlans」是一个聚焦青年力量的社会创新厂牌，以“在地实践×参与式共创”为核心，希望通过扎根真实生活场景的社区营造行动，激活青年对城市空间的创造性介入。在出厂计划的世界里，年轻人们不相信标准，不被规则约束，只寻找自我与世界的连接，然后去行动、实践、改变。

突发事件：3月24日晚，江苏苏州峰学蔚来教育科技有限公司发布讣告，知名考研老师张雪峰（本名张子彪）因突发疾病，经抢救无效去世。

张雪峰的猝然离世，这两天在网上引起热议，大多是悼念，也有对他职业生涯的评价。

就我个人观察，张雪峰的走红跟其他网红是类似的。网红之所以成为网红，大多是因为踩中了公众的某个焦虑点。比如张雪峰，他踩到的是小孩升学困境；武志红，踩到的是原生家庭创伤；ayawawa，踩到的是女性婚恋困境…….。当然，要在这条赛道上挤进头部，也是需要能力的，但同时恐怕也不能否认，这类商业上的成功多是在割韭菜。

很多人说张雪峰为普通小孩服务，打破了信息差，有莫大功绩。对此我有点怀疑，张雪峰是做生意的，不是搞公益慈善，他的收费咨询据说一万多，有多少普通人家买的起、舍得买？他能提供一些资讯不假，但这些资讯只有他家独有吗？当然，如果是独有的而他免费发了出来，那些高度评价就是名副其实。

从商业角度而言，张雪峰的服务是否物有所值，我对此也有质疑。张雪峰作为个体，是人不是神，认知总是有局限的，判断也可能失误。而且，他提建议的态度过于专横独断，这给家长和学生带来的是负面效应。当然，我不反对大家考学选专业多了解资讯，但途径很多，你不必要非得从这类规训中去获取（参见下图）。最重要的是，了解相关资讯后，你（我指学生，非其家长）仍然要独立进行权衡、做出抉择。

我有一个朴素的观点，一个人的人生——哪怕已在底层——需要自己来考量，任何人都只是建议，不能替代对方做决定。但张雪峰说的话往往越界，他主要是在给家长提供（强势）意见（剥夺孩子选择的权利，对孩子的成长不利），他更多考虑生存需求而不兼容兴趣（过于功利的选择很少有人能长期坚持，即使能坚持生活质量也低）…..这些都是我反对的。

而最让我反感的，还是张雪峰的性别观。这主要体现在他对女生的求学建议中，有一个高频词：找男朋友。简而言之，不管女生是否征求婚恋建议，张雪峰都会“附送”他的婚恋观给你，其要点是让你找个男朋友然后跟着他。——这样的建议他从来不会对男生说。

显而易见，张雪峰对很多女性的建议就是你不用努力发展事业，你只要找到一个肯养你的男人就行，也就是在他眼里，女性更多是妻子、母亲的家庭角色，他希望女性认同这个角色、按此去计划自己的生活。

张雪峰的性别观还体现在他个人的婚恋中，他曾多次（骄傲）分享自己的经历，即妻子比自己小7岁，是闪婚。他对妻子特别好，因为舍得让妻子去昂贵的私立医院待产。

逝者已逝，功过留与世人评说。希望张雪峰老师一路走好，也希望女孩们在未来能更多听到性别平等的声音，少一些爹味的训导。

今天，我必须要把这段经历写下来，给各位还在运营账号的朋友提个醒，这都是血和泪的教训。

事情的起因，源于一篇我自以为“很有趣”的文章。

当时脑子一热，写了一篇关于国人“爱看热闹”的吐槽文《中国人追导弹火遍全网！别人逃命我们直播，主打接住这泼天的流量》，当时想着这毕竟是大家都关心的时事，蹭个流量应该没问题。

现在回想起来，当时的我真是太大意了。

第一坑：以为过了审核就万事大吉

这篇文章发表时，我就隐约觉得不对劲。

它的审核时间比以往任何一篇都要长，这应该就是平台在“重点关照”的信号。

最终通货审核，成功发表后，我觉得既然通过了审核，那就应该没事了。

事实狠狠扇了我一耳光：通过审核 ≠ 不违规，更 ≠ 有流量。

第二坑：流量断崖式下跌，还在傻傻等待。

文章发出去后，惨淡得可怜。

没有任何流量，只有平时互相关注的几个老友串门来看。

我当时还反应迟钝，天真地以为是涉及敏感问题所以没给流量。

后来，我试着发了几篇正常的图文，想挽回一点局面，但结果是：连图文的流量也彻底没了。

从那以后，我的账号仿佛掉进了冰窟窿，被全面“冰封”。

我却还在傻傻地坚持更新，幻想着流量会回暖。

第三坑：迟迟不删文，错失最佳止损点

现在回头看，我最大的错误就是在发现异常后，没有第一时间删除那篇“炸弹”文章，及时止损。

我就那样眼睁睁地看着小问题拖成大隐患，从“没流量”变成了“受处罚”。

今天，终于收到了那则违规通知。

说实话，点开通知的那一刻，我没有吃惊，仿佛早就知道结果一样。

读完处罚通知后，我那颗悬了许久的心终于死心了。

我可怜巴巴地去问元宝：“这个处罚对号有什么影响？”得到的回答很客观：处罚不严重，以后注意，坚持更文保持稳定，坏影响慢慢会消除。

这句话像是一颗定心丸，但也更像是一记响亮的耳光。

惨痛总结给大家的避坑指南：

•选题莫贪险： 不要盲目蹭流量，尤其是涉及人性、群体心理或稍有争议的敏感话题，平台审核机制现在非常严。
•审核长是警报： 一旦发现某篇文章审核时间异常长，立刻警觉，那是平台在“扫描”，千万别抱侥幸心理。
•异常即止损： 如果发文后流量异常、甚至0阅读，不要犹豫，立刻删除！

不要和我一样抱着“等等看”的幻想。

•稳定才能走得更远： 处罚后，也别灰心，别慌张，保持持续更新优质内容，用时间去消除影响，相信账号会活过来的。

这段“冰封”期虽然难受，但也算彻底清零了过去的浮躁。

希望我的总结，能够帮助到你，让大家在自媒体的道路上少走一点弯路！

本文译自Dailynous上的一篇文章，作者为美国南加州大学哲学系副教授Justin Weinberg，发表于2026年3月19日

本月出版的《论自由》（On Liberty）首次正式将哈丽雅特·泰勒·密尔（Harriet Taylor Mill）列为共同作者，与约翰·斯图亚特·密尔（John Stuart Mill ）并列。

该新版本由 Piers Norris Turner (俄亥俄州立大学)、Jo Ellen Jacobs (密利克大学)、Helen McCabe (诺丁汉大学)、Lilly Osburg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Michael Schefczyk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以及 Christoph Schmidt-Petri (卡尔斯鲁厄理工学院) 共同编辑，并由 Hackett 出版。

历史背景与Mill的自述

许多人都知道，John Stuart Mill曾表示他的妻子Harriet Taylor Mill是他作品的灵感来源。他曾写道：

“我所有作品中最精彩的部分，她既是启发者，也在一定程度上是作者。正如我多年来所写的一切，《论自由》既属于她，也属于我。”

在《自传》中，他进一步解释道：

“就书中所表达的思想而言，很难分辨哪一部分更属于她。这本书所体现的整体思维方式，完全是属于她的。而我也深受其影响，以至于同样的念头会自然地在我们两人心中产生。”

然而，当Mill在1859年出版此书时，署名仅有他一人。在此后的百余年里，直到这个版本出现之前，所有版本都只将他列为正式作者。

为什么现在做出改变？

在 2022 年发表于Utilitas的一篇文章中（该文也是新版 《论自由》 序言的基础），Schmidt-Petri、Schefczyk和Osburg阐述了一个理由：“文体测量分析”（stylometric analyses）提供了强有力的证据（虽然仅凭此还不足以定论）让我们有信心说，John Stuart Mill并非独自完成了《论自由》，Harriet Taylor Mill在将部分内容转化为文字的过程中发挥了作用。那么，什么是“文体测量分析”？简单来说，它会从已知文本中提取一个人的写作风格，然后将这种“文风”（stylome）与待定作者的文本进行比对。

此外，2022年发表于Utilitas上的文章作者们指出，在当年，某些因素可能让John Stuart Mill有理由声称自己是唯一作者，但这些因素在今天已不再适用。例如，在“充斥着偏见和性别歧视的维多利亚时代”，提供误导性的作者信息或许有其合理性。但在当今的规范下，没有理由再拒绝给予Harriet Taylor Mill作为“这部经典共同作者”的明确地位。

2022年那篇文章结尾，Schmidt-Petri、Schefczyk和Osburg表示：“为了还原历史真相并给予应有的荣誉，我们建议现代版本应同时署名Harriet Taylor Mill和John Stuart Mill。”几年后，他们作为该新版的编辑亲自践行了这一建议。这也验证了他们的预言：这将是政治哲学史上的核心文本首次在出版多年后变更作者。

该新版的主编Piers Norris Turner，连同Helen McCabe (诺丁汉大学) 和 Mark Philp (华威大学)，最近也在 BBC 的In Our Time节目中讨论了《论自由》 的作者归属问题。

该版本的官方出版日期定为 2026 年 3 月 31 日，但目前似乎已经开始发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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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译 | 西风，Gemini

文｜李宇琛

或许您和我一样，每日被信息洪流裹挟，总有一些瞬间，会被屏幕那头素未谋面的人与事深深刺痛：

是那些走投无路，却不知向何处呼救的个体；
是那些蒙受不白之冤，却难以自辩清白的灵魂；
也是那些本应是社会共识，却需要我们一次次大声疾呼的常理。

我是李宇琛，一名长期关注法治进程与社会公正议题的独立写作者。我的写作，是一场与遗忘和审查的持续赛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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跑得越来越难了

一年多来，因为写揭露司法不公、监督权力滥用的文章，我已经有超过40个公众号被永久封禁。我可能是去年因为写文章被封号最多的人。

就在上周，我又被一锅端了——7个号，一夜之间全没了。

去年夏天，为那位年轻实习律师立传后，一夜之间我十几个号同时阵亡。这些不断转世又不断阵亡的名字，每一个都是我跟审查赛跑的印记：

立于尘、文立于尘、飞蛾逐日、理与尘、李欲嗔、李语尘、不予沉默、驯荒的李宇琛、刻舟求水、以卵击墙、卧薪尝火、饮冰充饥、螳臂移山、火中取蛾、夸父填海、掩耳到嘴、东施效颦、笑诞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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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只是封号

封号只是线上的事。线下也没放过我。

因为我写了一篇批评把政治标准凌驾于法律专业之上的文章，井茶随后向我所在律所施压，律所扛不住，用手段让我没法正常执业。

与此同时，我家也被骚扰了。我声援被带走的旁听士，井茶找到了我远在老家的父母，想用亲情逼我闭嘴。

六年前，那场公共卫生事件刚爆发的时候，我在公众号上写了一篇关于一位因说出真相而受到处分的医生的文章，呼吁言论自由，结果被井茶连夜约谈了8个小时。账号被封了，但我没停，换了种方式继续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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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在写什么

过去一年多，我写了超过百篇文章，记录的都是这个时代不应该被忘掉的人和事。我手头攒的材料远比发出来的多，可能只发出来了十分之一。一个人能做的确实有限，但我尽力了。

为小众的苦难寻找公共语言。

兰州井茶以"远洋捕捞"的方式大规模跨省抓捕耽美小说作者，我觉得圈外人很难理解"海棠文学"，就换了个标题——《兰州跨省抓了一群写小说的女大学生》。

后来又写了《99条关于海棠文学案的常识》，拆解"为平台引流也算牟利"这个荒谬逻辑。

湖南"罗某某案"里，官方通报看着面面俱到，我从里面找到了一个被刻意遗漏的东西——一份"认定自杀"协议。

盯着权力写。

《河南一群造假的人员登上央视，成为反诈英雄》、《解除留置后，民营企业家们选择了跳楼自杀》——我写的始终是权力不想让人看到的事。

《寻找徐欣蕊》记录了一个仅仅因为举报领导就被软禁八年、被送进精神病院的年轻女性。

黑龙江井茶跨省到深圳，一口气办了一家平台的375名女主播——我写的就是这种"远洋捕捞"怎样把执法权变成一门生意的。

报道"郑州律师激辩管辖权"事件时，我记录了一个旁听的人，仅仅因为在文章里用了"抢"字，就被从法院旁听席直接带走拘留五天。

给同行写。

我给一位年轻律师同行写了长篇传记——他挑战行业潜规则被律协搞掉，他替蒙冤的村民奔走撬动了"七个硬石头无罪"的结果，他给被侵吞资产的企业发声，最后自己进了看守所，罪名恰恰是他一直呼吁废除的"寻衅滋事"。他在牢里捧读《叫魂》那个细节，比什么评论都说得透。

《伍雷，一直洗冤到自己被冤》写了一个"死k派"律师从洗冤者变成被冤者的轨迹。我自己也付了代价——声援一位被卡年检的同行后，我的律师证也差点被“暗杀”。

跟时间抢。 2025年10月底，一个死刑马上要执行，我在72小时内连发《刀下留人》系列，从《留给最高法的时间不多了》到《正义可以迟到，明天的死刑必须准时》。没救回来，但至少留下了记录。

《她的公义，是她的罪证》写了一个因为信仰抗争的女性——她的清醒是罪证，她的见证是罪证，她不悔改更是罪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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写出来之后

我的文章虽然在平台上不断被删除和封禁，但它们并未就此消失。许多文章被多个独立信息存档平台收录保存，成为对抗审查性遗忘的数字存证。

同时，我的写作也获得了一些专业同行的认可与关注。有播客曾邀请我作为嘉宾，分享如何利用新技术工具进行素材整理和叙事构建的经验。我的部分文章和观点，也在更广泛的中文信息圈中获得了持续的传播与讨论。

我始终相信，一个独立写作者的声音，即使微弱，也能穿透壁垒，在某个角落被需要它的人听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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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就像一个身处无尽赛道的接力跑选手，眼睁睁看着一支支火炬在手中熄灭。我迫切地需要新的同路人，为我递上下一支火炬，让我能继续向前。

因此，我想在此发起一个略显笨拙，却至关重要的长期请求——像一位执着的"拾荒者"那样，收集那些可以继续发声的角落：

我真诚地希望能有朋友，愿意将您闲置的、或愿意为我新注册的公众号，交给我来运营。

让它成为一个新的阵地，让更多本不该被淹没的声音，能被听见。在您做出决定前，我必须将一切，尤其是风险，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您面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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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份坦诚的沟通（恳请您仔细阅读）

1. 关于风险，我必须实话实说：在当下的语境中，为这样的议题发声，风险是必然存在的。

微信公众号的所有权与您的个人身份信息永久绑定，无法转让。所有后台信息，腾讯均有留存。

在极端情况下，若有人意图通过非正常手段进行追查，理论上存在找到您的可能。

我深知，每一位愿意伸出援手的朋友，都处在不同的人生境遇。或许您是尚在求学的学生，或许您是正为家人奔波的普通人。每个人的抗风险能力都截然不同。

因此，我会将您的安全置于首位，根据不同号主的具体情况，审慎评估并调整在该账号上发布内容的尺度与策略。

我也必须负责任地告知您，从去年至今，我辗转于几十位朋友提供的账号。

在这段时间里：

没有一位号主，受到过任何形式的困扰或问询。

尽管如此，我无法向您保证风险绝对为零。

2. 关于合作，我们的权责约定：这是一份基于纯粹信任的托付，而非商业合作。

您是公众号的所有者。我是内容的运营者。

我会修改公众号的名称与头像，尽一切可能切断账号与您个人信息的任何关联，最大程度保护您的隐私。内容与赞赏归属于我。

账号发布的所有文章均为我的原创，因此文章的著作权以及文末的"赞赏"收入，将归我所有。这是支持我持续写作、维持生计的来源。

流量主收益归您。若账号后续开通了"流量主"功能，其产生的所有收益，全部归您所有。当然，您完全有权选择不开通此功能。您随时可以收回账号。

如果您愿意，我希望找到这样的您：

1. 您有一个闲置不用的个人公众号，在更改名称后，愿意交予我使用。
2. 您手头没有账号，但愿意花费几分钟，为我注册一个全新的公众号。（在手机上下载"公众号助手"App，即可便捷地完成注册。名称可以用我名字的谐音，比如，“李禹尘”、“李愚尘”）

我所能回报的，是我的承诺：尽我所能，去书写那些值得被看见的人与事，让更多微弱但坚韧的声音，能留下它们应有的回响。

如果您有此意愿，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联系我：

1. 联系我的个人微信：WENLIYUCHEN
2. 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lixunhuang1996@gmail.com 或 lixunhuang@protonmail.com

感谢您读到这里。无论您是否能伸出援手，都感谢您的关注与理解。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6年3月20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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存档防删，接力传播

近年来，国家持续发力残障人士就业帮扶，《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迭代推进，累计新增百万残障人士就业，就业模式不断创新，数字经济也为残障人士开辟了新的就业赛道。

但现实困境仍未完全破解：就业层次偏低、稳定性不足、职业技能与市场需求脱节，就业歧视与无障碍环境滞后等问题依然存在，农村残障人士、智力及精神残障人士等群体的就业难题更为突出。

基于此，我们开展了一项中国大陆地区残障人士就业创业现状扫描研究，系统梳理残障群体规模、当前发展态势、政策落地成效，深入剖析现有服务的运作模式以及堵点难点，挖掘各地实践中的优秀案例与可行路径。

这份报告，既是对残障人士就业创业现状的真实呈现，也是对社会各界关注残障群体、助力残障事业高质量发展的呼吁。

报告全文内容如下：

本报告中的部分内容由AI辅助撰写，数据和信息均标注了来源，仅供参考。

这篇文章是我19岁时在一位热心博主的建议下写成，并以投稿的名义，实则是求助，在她公众号发布。我也因为这篇文章获得了很多女网友们的募捐和帮助，得以走出广西打工，有了改变人生的机会。如今把这篇旧文重新发出，不仅是想让大家更了解我从何处来，也是想再给这些字句一次“生命”，让当初未曾看见它的人，能够看见——我能走出困境是一种幸运，但世间的困境永远存在，那些苦苦挣扎的残疾女孩也不会消失，少了我一个，还有千千万万个。

听说在2010年第六次人口普查里，中国残联提供的数据显示我国共有8500万残障群体。也就是说平均每15个人中就有一个是残疾人。可是为什么在生活中，只有在偶然的情况下才看到那些跟我一样，行动不便的人，神情惶恐的人呢？为什么让我活在了孤岛上？为为什么8500万的我们被各种各样的阻碍和无奈变成了隐形人，成为了社会边缘性群体？

上方所提及的疑问不仅是我，也是整个残障人士群体对社会的疑问。

而我，身为女性，一个身有残疾的女性。想要问的不只是社会，还要问问我的爸妈，亲戚，半生不熟的邻居，以及所有有意无意带给我数不清的伤害的人：我到底做错了什么？

00年的我，从大人们的讲述中，和自己残破不堪的记忆以及在身边同样饱受残疾这个事情困扰的女朋友们里拼凑出了一个中国残障女性的经历与可能遭遇到的一切——

我出生在一个百度地图查找不到的小村落里，出生时是早产，只有三斤重，一眼便可以看出的异常。因为缺陷，我和别的婴儿并不一样：极度缺乏安全感，日夜啼哭，需要母亲不歇手地抱在怀里。就算是睡着了，也会在放下的那一刻马上苏醒，放声大哭；而疾病所表现的症状也会同时进行着……不停地发烧导致我不断踏入卫生所、大人在照料我的过程中会发现在某些体位，如拥抱，穿衣洗澡屈曲我的身体时感到困难。母亲的不断操劳，在很久的一段时间里体重只有四十公斤。大人们见我如此“难伺候”，都在与母亲商量着要不要把我弃之野外。而母亲也真的听信了外人的荒诞言语，真的把我丢弃了。好在母亲做出行动后马上被电话里身在外地务工的父亲呵斥“我的女儿你凭什么丢掉”后，匆忙把我抱了回来，继续养育。我的人生重新回到了在某种意义上算是正常却根本不公的轨迹。

现在的我每次把这件事情讲给别人听的时候，都会收到类似“你妈真好，没把你丢掉，而是留在身边养着”的感慨。我也每次都会在心里发问：为什么一个妈妈没有做出，或没有遗弃成功自己的孩子变成了“恩赐”呢？难道仅仅是我不一样吗？

这幅身体带给我的影响并不仅限于襁褓里，还有悄然到来的幼儿时期。普通的孩子一般在一岁左右开始蹒跚学步，而我却是在六岁，旁人准备成为小学生时才磕磕绊绊地通过爷爷两百块钱购买的“神奇药丸”勉强行走。在此之前我都是通过小椅子，用手拖动它和椅子上的自己完成移动。但是这也不能让我完全自由活动，洗澡和上厕所依然需要大人帮助，并且只有说着“每次给你穿衣服都要用尽力气”的母亲才知道怎么给我僵硬，且无法自主控制的左手套上袖子；如果上厕所时身旁无人，就只能像三四岁那年因为腹泻呼唤未果，别无选择地解决在裤子里，继而受着母亲因为暴怒将我摔到院子外的水泥地上踢打，踩踏，嘴里还隐约说着“你怎么不去死”的结果。

和父母住在村子里的期间我有了弟弟，眼睁睁的看着父母带着弟弟坐上摩托车奔赴县城，把我交给年迈曾祖母和满叔公夫妻俩照料。至今记得，母亲离开家的时候晾在院廊上的内衣没收。不知道那件内衣在那挂了多久，慢慢的，所有人都知道我的父母不在家，照看的大人也不可能时刻守着我，于是谁都可以来我家玩，谁都可以借用我家的DVD当着我的面观看情色光盘，谁都可以因为怜悯前来逗逗我，或是静静地坐在那陪我一会儿，包括某个假借看望之名，实则心怀不轨，终于在堂叔去上厕所时冲上来脱下我的裤子，不理会撕心裂肺的哭泣，自顾自拉下裤链的不知名同村男子……

我把这件事告诉了年节回村给我洗澡的母亲，并把之前看不到，却在事后突出外阴的小阴唇给母亲看，而她只是说了一句没关系，就不了了之。剩下我因为阴影和社会对女子的纯洁观念折磨了差不多十年。今天的我通过博主科普才知道，女性小阴唇的正常形态就是千姿百态的，只要不影响生活就可以。但是那个年幼的我无处可知，只是一味地钻牛角尖：为什么是我？

六七岁时，父母决定把我接到县城，待在他们身边，待在大伯买给爷爷与曾祖母，而我们一家只是蹭住的套间里。

来到了县城，因而被父亲那边更多的亲戚得知。那时的我每天都会去到一个叔公经营竹席草席和其他床上用品的铺面，因为走不了路，只能安安静静坐着。上厕所由爷爷抱着我去，吃饭也是爷爷牵我上楼。后来有一个中年男人对我爷爷说，他有一种药，可以让我拥有走路的能力，我爷爷半信半疑，买了两颗，由母亲每晚煮给我吃，并强迫我在床上站够一定时间。某一天，背靠墙站在厕所门外等母亲的我突然有了走路的冲动，于是就当着母亲的面，终于摇摇晃晃地不搀扶任何东西，独立走到了厨房门口然后摔在地上。母亲在身后欣喜的把我抱起来……时至今日，我依然很怀疑是我自己突然开窍，还是真的是那两颗“神药”起了作用。不管怎样，好歹是学会了走路，并在漫长岁月里学会了洗澡，在父母不在家时独自做饭给弟弟吃，操持家务等一切独立生活的技能。某种意义上还是要感谢爷爷，哪怕他重男轻女，但是他多少还是愿意付出实际行动来缓解疾病对我身体的影响。如果要不是他，而是指望着无论怎样哀求都逃避着我要去医院治疗意愿的父母，也许今天的我就不会能自由行走在车水马龙的道路上。

到了上学的年纪，因为之前不能自理，加上无人关注，我的幼年与幼儿园无关。而小学，因为身体不便，父亲把我送到了特殊教育学校。那里的老师帮了我很多，让我克服自卑，打开眼界，学会不在乎父母的情感忽视和生活里遭受的所有欺负和歧视。今天的我可以说，如果没有老师们，就没有今天心智健全的我。

在特殊教育学校里待了几年，逐渐思想成熟的我终于鼓起勇气决定进入普通小学就读，跟父母死缠烂打说自己不会怕被同学欺凌才得以前去报名。可结果却被校方怕出事担责任的顾虑拒绝，而我的母亲并没有做出前去教育局上访或者寻找媒体曝光等为她女儿争取到公平受教育的权利，只是对我说“在那里读的好好的跑来跑去干嘛？”然后放任我在十八线小县城没有升学机制的特殊教育学校里浑浑噩噩度过九年义务教育，拿到那张徒有其表的小学毕业证。

而我在碌碌无为的小学生涯里，每天经历着父母争吵、家暴、分手、爷爷离世等一系列变故。身为农民工父亲也在千帆过尽后彻底暴露滓渣本质，面对母亲无力带走两个孩子的我和弟弟不断施于极尽压迫的冷暴力，不外出赚钱，在家靠借钱过日子。偶尔赚点钱也是用来抽烟饮酒赌博，甚至是带小混混回家偷偷吸食毒品……

我在这般境地里饱受折磨，在我与弟弟被父亲几次三番驱逐家门后，终于放过我们，不再出现在我们与母亲的生活里。

我以为我从那个套间里逃出来了就是解脱，没想到却是另一种煎熬和痛苦的开始。

我身体不便，说话也困难，发音黏连不清。身体和学历给我造成的障碍非常大的限制了我的就业选择。如果能有一台笔记本电脑，会大大拓宽我的选择余地。非常显而易见的道理，可母亲却对此置若罔闻将她每月给我的三百块钱房租和一百多块钱视为恩赐，然后便不管不顾，装傻地指着我在残疾人福利机构里每月做手工所得的几十块钱过活，我连手机都是她用剩下的。

不管我怎么向她乞求，就算你给不了我金钱，那也希望你对我有耐心一些，不要那么不耐烦。但母亲却只会把一切归咎于我的不努力。但是我的乞求，我的推心置腹换来的只有一次又一次地寒心，愤怒，到绝望。

我在成年之前一直都是短发，因为控制不了左手和右手一起合作来梳一个简单的马尾辫，每一次只要头发长了点就被她只图短，不管美观与否，剪成了比实际年龄大三四十岁的超短发；我穿背扣式内衣的流程也很麻烦并且困难。需要先在胸前扣好搭扣再移到身后，然后把肩带硬拉上双肩；同样的，背拉链的裙子，衣服后颈处的一个扣子，还有纽扣牛仔裤，我都拉不上，扣不住……

我知道这些影响都可以避免，比如内衣可以选择前扣式，背心，裙子也有侧拉链的款式，裤子换成松紧腰。但是这些影响不止于在穿衣打扮，而是渗透到生活中方方面面，一件普通人轻而易举做到的事情，我要花上很多心思和力气，我曾经为这些事情自卑过，直到如今才开始慢慢接受自己，我真的已经很努力地活着了，为什么看不到我的苦苦挣扎呢？

其实早就应该知道母亲非常厌恶我不是吗。她从来不带我外出游玩，她害怕，她怕我这个女儿会打破她光鲜亮丽的外表，她怕我丢她的面子。她只想低成本随便将我糊弄去嫁人，可婚姻是什么样的她还不清楚吗？她与父亲纠缠了二十年，自己都无法在婚姻里保全自身和儿女，更何况我呢？她的居心，想想便令人窒息……

我不知道我应该怎么办，目前能做的好像只有蛰伏，慢慢攒钱来得到自己想要的东西，虽然我连生活费都窘迫，但是暂时也只能这么做。守得云开，便见得月明。

我相信，这些经历并不只是我一个的不幸，而是国内所有残障女性面临的状况。

这还只是一个肢体残疾女子可能遇到大体事件。残疾类型是多种多样的，有先天、后天致残；众所周知的就有视力残疾，听力残疾，更别提其他疑难杂症致残的女孩，简直是数不胜数……

在她们到了适婚年龄时，会被家人哄着与一个也许碌碌无为，也许恶习多多的男子结为夫妻，不顾某些致残的疾病会遗传后代的风险生育。或许会因为天真单纯的自己没有抚养孩子的能力，丈夫睁眼瞎的情况下，只能由母亲/婆婆肩负起照料儿女的一切事宜。在没有变故的生活里无忧无虑的过一辈子；若是运气不好，那么便会成为新闻上“七十老汉和残疾女子相依为命，育有一儿”的报道。

写下这些，只是想让各位知道并了解，身有残疾的女性活的一点都不比健全女性容易，大多数甚至是举步维艰。

我们的人生是被忽视，被操控，被践踏的！在庞大的8500万残疾人群体里，身为女儿身的我们，又有几个可以挣脱桎梏？不敢想，细思便至哀。

但即便如此，我们依然不会认命，就如《蜉蝣》我最喜欢的一段歌词——

“这不属于我
因为沉默背后 也有冲动
看大雨滂沱
听风嘶吼
才会疯了一样 拼命挣脱
这不属于我
谁会愿意生活 都被胁迫
被卷进漩涡
也不低头
It’s far
It’s far away
绝不低头
It’s far，It’s far away”

哪怕天方夜谭，遥不可及，我们也要站起来，终其一生与世界，与命运抵抗，永不放弃！

我是女人，我为女人发声；我是残障女性，我为残障女性发声。我是不嬿，生而为女，我很骄傲！

1948年，乔治·奥威尔把年份的最后两位数字颠倒了一下，写下那部预言式的小说。三十多年后，一位德国导演用镜头回望东柏林的故事，给电影取名《窃听风暴》。

电影里有句台词，后来成了一个民族心口的刺：“我们无所不在。”

说这话的是斯塔西，全称“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这个机构的格言是一句拉丁语，翻译过来带着一股阴冷的骄傲。在那个只有1800万人口的国家，他们建立了世界上规模最庞大的秘密警察体系，正式雇员九万一千人，每六个半公民里，就有一个是他们的线人。

这不是简单的监控。这是一场对信任的肢解手术。

你能藏什么？

1984年的东德，一位叫贝雷特斯的环保主义者过着一种奇怪的日子。

他的学业无缘无故被中断，学术努力永远得不到回应。不能出国旅行。得不到任何晋升。没有任何人告诉他为什么，整个国家就像一口深井，他被无声地按在井底。

他不知道的是，那个替他设计这一切的，不是某个遥远的官僚，而是他身边的人。他的熟人，他的朋友，或许还有更近的人。

多年后，当他终于获准翻开自己的绝密档案，那些名字一个个跳出来，像冰冷的子弹。妻子监视丈夫，学生监视教授，儿女监视父母，情人监视情人。他们都有一个统一的代号，叫“非正式合作者”。

斯塔西有一句没有写进格言、却刻进骨髓的信条：不是朋友的人，都是反对我们的；反对我们的人，就是敌人；而敌人，将会被消灭。

在那样的逻辑下，你要么是朋友，要么是敌人。可问题在于，你无法证明自己是朋友。唯一的方式，是成为那个递出报告的人。

于是，人不再是人，而是潜在的线人。拥抱不再只是拥抱，它可能是情报的交换。枕边呓语不再只是私密的呢喃，它可能是明天的档案里，记录在案的一句“反动言论”。

电影《窃听风暴》的主演乌尔里希·穆埃，现实中就遭遇了这样的背叛。那个背叛他的人，是他曾经挚爱的妻子。当秘密档案被打开，曾经的家变成了舞台，曾经的爱情变成了一场漫长的监控报告。

这种创伤，比任何酷刑都更持久。酷刑伤害身体，背叛却腐蚀记忆。当一个人回忆往事时，那些温暖的画面里突然多了一双窥探的眼睛，那个你曾在烛光下对视的人，心里想的可能是“这句话要不要汇报”。

也许，你唯一能藏的，只剩下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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自我审查之门

极权监控最可怕的地方，不在于它抓了多少人，而在于它让多少人，在心里给自己建了一座监狱。

研究科技监控的学者发现，当人们意识到自己可能被监视，一种“超级圆形监狱”效应就出现了。你不必真的被盯着，你只需要知道，盯着你的眼睛可能无处不在。于是，你开始自己审查自己。

苏联的出版总局成立于 1922 年，其章程明确规定 “统一对出版物的一切形式的书报检查”。这个机构拥有生杀大权：1925 年查禁 221 部书籍，1926 年查禁 4379 期国外期刊、5276 部书籍和 2674 件印刷品邮件。到了斯大林时期，书报检查更是变本加厉，连 17—18 世纪的稀有书籍都因 “意识形态不合” 被大量销毁。

这种官方审查，逐渐内化为全民的自我审查。

作家不再敢真实表达思想，学者不再敢自由探索真理。苏联作家索尔仁尼琴曾描述过这样的场景：作家们在创作时，会自动过滤掉所有可能引起争议的内容，只写那些符合官方意识形态的文字。他们知道，哪些词汇是禁忌，哪些观点是危险的，哪些话题是绝对不能触碰的。

自我审查之后，便是主动审查。这时不仅自己不说了，还帮着看看周围人有没有乱说。

最后，是大家都心知肚明：什么可以说，什么不可以说。那道边界画在那里，不用任何人指出来，每个人都知道。

在东德的那些年，人们学会了一种生存方式。学者们称之为“ niche society”，意思是“缝隙社会”。公共场合，大家都戴着一张脸。真实的交谈，只发生在最私密的空间，而且往往要拉上窗帘，压低声音，确保没有任何电子设备。即便如此，心里还是会有一个声音：那个我信任的人，会不会也是线人？

这种自我审查，比任何检查制度都高效。因为它不需要成本。它让每一个人都成了看守，看守的不是别人，而是自己。

而当一个社会里每个人都在看守自己的时候，言论自由就死了。不是被绞死的，是窒息而死的。因为没有听众，没有回应，没有真正的交流。每一句话，都可能是一份证据。

档案袋里的人性

1989年12月4日，柏林墙被推倒的一个月后。

东德埃尔福特市的一栋政府大楼楼顶，冒出了黑烟。那是斯塔西在销毁档案。火光惊动了一位路过的女医生，她立刻意识到这意味着什么。她冲了进去，赤手空拳，拦下了正在被销毁的秘密。

随后，成千上万的市民冲进斯塔西总部。他们看到的是堆积如山的碎纸。来不及焚烧的档案被手撕成碎片，装满了足足一万六千个大麻袋。大楼里的碎纸机，因为超负荷工作，出现了故障。

还有更多档案来不及销毁：三千九百万张档案卡片，排起来长达一百八十公里的文件。那每一张纸，都是一个秘密。每一个秘密，都关乎一个人。每一个人背后，都有另一个人的名字。

德国统一后，成立了专门机构，开始复原这些档案。最开始，工作人员一天只能拼出十页纸。按这个速度，全部修复需要四个世纪。后来用了电脑，用了高科技，用了六百万欧元，但核心问题不是技术：那些被复原的秘密，该如何面对？

1991年，德国通过了《前德意志民主共和国国家安全部档案法》，规定民众有权查看与自己相关的秘密警察档案。至今，一百七十万人提交了申请，相当于前东德人口的十分之一。

有人发现，告密者是自己的妻子。有人发现，毁掉自己一生的人，是多年的挚友。有人发现，那个在会议上拍着自己肩膀说“放心”的同事，转头就写了一份报告。

这不是历史书的页码，这是活生生的撕裂。许多家庭破裂，许多友谊一夜之间走到尽头。

可也有另一种现象：人们比预想的要理性。没有大规模的报复，没有新的流血。那些受害者拿着档案，看着那些名字，有的选择了原谅，有的选择了沉默，有的选择了转身离开。因为他们知道，那个递出报告的人，可能也只是被困在同一个系统里的人。他可能也害怕，也可能在某个深夜后悔过，也可能只是想让自己的孩子不饿肚子。

这不是原谅罪恶，而是理解了人性的复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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缝隙里的人

那么，在这样没有信任的梦魇里，人还能是人吗？

电影《窃听风暴》讲过这样一个故事。斯塔西的警察卫斯勒上尉，奉命监听一位作家。他戴着耳机，日日夜夜听着那个家里的声音。他听到爱情，听到挣扎，听到艺术，听到灵魂。

然后他做了一个选择。他隐瞒了关键信息，修改了报告，保护了那个本应被毁灭的人。

电影是虚构的，但它的力量在于，它问了一个真实的问题：当整个系统都在让你变成机器，你还能不能选择成为人？

卫斯勒的选择，不是制度的胜利，是人的胜利。它证明了一件事：无论监控多么严密，无论告密多么普遍，人心里那一块柔软的地方，还是有可能幸存下来。

学者分析东德的历史时发现，尽管斯塔西无孔不入，但他们始终没能完全穿透那个“缝隙社会”。在私人领域，在家庭内部，在真正的朋友之间，人们还是找到了说话的方式。那些外在的顺从、那些仪式化的忠诚表态，其实只是壳。壳底下，灵魂还在呼吸。

这就是为什么，当柏林墙倒塌的那一刻，那么多人哭了。不是因为失去了国家，而是因为可以不用再演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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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撕碎的，和被粘回的

今天的德国，那些十六万袋碎纸还在慢慢被粘回原样。

工作人员坐在桌前，拿着镊子，把指甲盖大小的纸片一片片拼起来。一张纸要花十五欧元的人力成本。但他们在做。

为什么要做？因为那些碎片里，藏着一个民族的记忆。也因为，只有正视那段记忆，才能真的走出来。

奥威尔在《1984》里写道：“在遮荫的栗树下，我出卖了你，你出卖了我。”这句话被刻在无数人的心里。可也许还有另一句话值得记住：我们出卖的，不只是别人，还有我们自己的一部分。当信任死去，那个递出报告的人，也从此无法真正信任任何人。因为他也知道，如果自己可以被收买，别人也一样。

极权监控下的梦魇，不是集中营，不是酷刑，不是那些血淋淋的东西。而是有一天，你发现你不敢说话。你发现你看谁都像线人。你发现，连你自己，都可能在某些时刻，生出那个念头：我要不要先汇报，以免被怀疑？

那种对人性幽暗的召唤，才是最深的地狱。

而走出地狱的第一步，是承认那些碎片的存在。然后，直面它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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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1. 帕梅拉·贝尔纳贝伊，《电影<窃听风暴>的本体心理分析》，《光明日报》，2014年1月27日。-1
2. 黃妍甄，《科技監控下的影響評估－以中國網路警察為例》，《中國地方自治》，2020年。-2
3. 《历史探究：希特勒的支持者究竟是些什么人》，《中国评论》，2013年10月20日。-3
4. 贺卫方，《被撕碎的罪恶之书：二十年解密东德秘密警察档案》，《周末画报》，2018年9月14日。-4
5. Steven Pfaff, "The Limits of Coercive Surveillance: Social and Penal Control in the German Democratic Republic", Punishment & Society, 2001。-9
6. 郑异凡，《苏联的“告密文化”》，《同舟共进》，2015年第7期。-10

大星写过很多老板的公开信，有的引经据典堆砌辞藻，有的说每年要向社会输送“毕业生”，还有的，在阿尔卑斯山滑雪时顿悟了需要全员降薪来配合的“长期主义”。

总之，遇到问题都是诸臣误我，赚到钱的时候全是你们还年轻，有的是机会。

只有一个例外：

于东来。

这两天的事情大家都看到了，3.8妇女节这天，胖东来创始人于东来在社交平台发布一则长文，公开了公司近38亿元资产的分配方案。

方案大概是这样的，胖东来一共10194名员工，718人管理团队分15.14亿元，563人技术团队分4.68亿元，8913个一线员工分18.11亿元。这么算下来，12名店长每人2000万元，普通员工人均20万元，班长人均30万元。

这些资产未来转为股本，公司每年利润仍按50%发团队奖金、50%归股东收益的模式持续运行。

大星看到方案的时候，上学时一直不明白的全什么所有制，一下就具象化了。网友们和我一样，大家从诧异到诧异，拨算盘珠的声音响彻互联网。

3天后，也就是3月11日，于东来又一次发声：

这是真实的情况，不要再猜想了！

他还补充，关爱员工的方式很多，提高管理团队和员工的收入与奖金是最科学、最有效的方法。是啊，谁说不是呢？我本来以为工友这个版本削弱了，没想到还有个隐藏英雄。

这两年很多老板跑到许昌去跟于东来取经，比如马云、雷军、俞敏洪，大家都说很神奇。更多的是零售业的同行，大星大概数了一下，三顾茅庐请于东来去改造自己的零售企业接近10家。

比如嘉百乐调改后日销从十几万飙到40-45万，但于东来撤队后曾自嘲“保证不会再做这种傻事了”。

为啥呢？胖东来刚开始答应去帮嘉百乐调改时，问了一下工友们的待遇，早上8点上班，晚上10点下班，一个月：

1800块。

于东来到场后，员工们的工资涨了，态度好了，但他发现很多老板只想学胖东来的考核、流程，不想学真诚、善良、对员工的尊重。

这些老板心里想什么我很清楚，既想让马儿跑，又想让马儿不吃草，最后只能靠给马儿听《感恩的心》。

那什么是对员工的尊重呢？我用一张图片回答吧。

以往大星遇到满嘴都是“爱”、“自由”、“美好生活”，对员工控制欲极强的老板，高低都得整两句，可是对于东来，我实在无话可说。他不许员工要高价彩礼、不许大操大办婚礼、不许员工靠父母买车买房，员工还能嗷嗷叫干活，这是有根本原因的。

你看，就在资产分配方案公布的当天，胖东来搞了个问卷，问大家要不要“降薪增假”，比如月工资降500，多休10天假。结果，超过8成的员工投了反对票，坚决要求维持现有的工资与休假制度不变。

是工友们不喜欢休息吗？胖东来每周二强制休息一天，每周剩余工作时长合计不超过36个小时，这意味着胖东来的员工，每周最起码有2天自由假期，再加上每年40天的带薪年假，以及本就拥有的国家法定假日，一年的休假时间超过了：

140天。__

欧洲侉子们也就这样了啊！员工们休息够了，他们渴望上班！大星偶尔会读一读《宪法》，第一章第一条，还是有人当真了。

我建议胡润搞一个中国老板最恨的企业家排行，我猜于东来一定每年蝉联榜首。

前几天写了一篇讨论《太平年》中“司马浦”的文章，《太平年》中这个人物的改编，是成功还是败笔？。可能被平台推荐了，第二天阅读量就5000多了。对于公众号新手来说，这个阅读量还是可以的。

接着第三天阅读量冲到12000多。当时看这势头，应该还能再连续上涨几天。

谁知第四天早晨打开看了下，咦，这篇文章阅读量像被按了暂停键，突然一动也不动了。

按理说就算不被推荐了，阅读量也只是涨势下降，不会一下子就原地踏步。

这又不是股市，也不存在涨停的情况啊。

不明所以，摸不着头脑。

搜索了下相关情况并咨询了AI，给的建议是自查下评论区，可能有什么留言违规，导致平台把文章给限流了。

于是根据提醒，去后台看了下。好像还真是。

前一天晚上十点、十一点多有几条留言显示因违规已被平台删除，至于写了啥，我都看不到。还有几条被自动屏蔽了。

呃，总归就是有点不太和谐或者比较偏激，或者涉及到一些政治立场的评论。

这可真是意想不到的预料之中啊。

作为公众号新人，因为没有什么管理账号的经验，再加上粉丝也比较少，所以大部分设置都是用的默认选项，比如留言，就是默认的所有留言都可见。

也就是说只要有读者评论，就会直接自动显示。

而如果显示出来的留言不太和谐，或者有敏感词，为了避免这种负面影响的扩大和传播，文章就可能会被限流。

谁能想到这么小小一个设置项，还会附赠这种“惊喜”呢。

好吧。真是城门失火，殃及城门了。

也算是写公众号的一个小教训和经验了。

咱主打一个听劝和有错就改。

根据建议，我把被自动屏蔽的留言也删除了。

最主要的是，把留言设置改成了“留言和回复由作者精选公开”。

也就是评论区留言会先经过作者筛选一下再显示出来。

具体在文章的最底下设置，开关见下图，：

趁机偷懒了下，这几天没怎么更文。

那篇文章最高阅读量基本上也就“涨停”在那一天了。

后面就是好明显的暴跌曲线。

希望大家吸取我这个教训引以为戒，对账号的管理还是要上点心留点意。

多引导读者友好交流，留言开关改为作者精选。如果有过激言论或人身攻击一类的，该屏蔽屏蔽该删除删除。

毕竟净化网络环境，人人有责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