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4日下午，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半成品车间发生连环爆炸，腾起数百米高的蘑菇云，十多个车间被夷为平地。截至5月8日，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救治，伤亡人数远超以往同类事故，被业内人士称为“烟花行业之最”。独立媒体“水瓶纪元”日前发表针对此事件的报道《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生计、周期性整改和赶工的企业》，深入浏阳市官渡镇田郊村等爆炸波及区域，通过对数十位遇难者家属、幸存工人、行业从业者和当地村民的走访，呈现了这场事故背后的生计困境、行业生态与监管难题。

报道不仅还原了事故现场，也揭示了当地烟花产业的状况。在被誉为“花炮之乡”的浏阳，烟花全产业链2025年总产值超500亿元，约占当地规模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从业人员逾30万，九成来自乡村。“水瓶纪元”通过裱皮车间主任、资深厂长冯先阳、66岁返聘老工等多位遇难者的故事，呈现这个行业如何长期吸纳无法外出的中老年女性和留守劳动力——计件工资制和灵活的上工时间，让她们得以兼顾照料老人孩子；而浏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烟花为生，离开烟花厂之后几乎没有替代选择。

报道还揭示当地了“周期性停产——赶工”的结构性矛盾。浏阳烟花行业几乎每逢重大事故便全面停工整顿，去年6月临澧爆炸后的整改持续到当年10月才陆续复产。长时间停工后企业为赶订单只能集中生产，反而冲击了“少量、多次、勤转运”的核心安全原则。发生事故的华盛烟花厂此次“五一”未放假，与赶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的外销订单直接相关。多位从业者向“水瓶纪元”反映，华盛在当地被认为“安全要求最低”；央视探访现场也发现防静电设备积灰、强氧化剂与还原剂混存等严重隐患。

报道还呈现了浏阳人对产业存废的复杂情绪。受访村民普遍既依赖又恐惧——花炮厂建起后村里才从泥砖房变成红砖房，而完整的供应链配套、适合的丘陵地形也让外地难以替代。遇难者冯先阳曾在2019年另一场爆炸后于抖音写下“一厂出事，全部停工，飞机出事都停飞吗？煤炭出事都停产吗？”六年后，而他自己，最后倒在了另一场爆炸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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烟花行业高度依赖人工。多名从业者提到，真正用于表演的高端烟花，目前仍无法完全机械化。亮珠、组盆、裱皮、封装等大量工序，仍需依赖手工完成。曾长期从事组盆工作的女工小风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年轻时每天摸黑骑车上下班，“天没亮就去，天黑了才回来”。

从业十多年的汤伟也解释，烟花制作涉及数百种原材料与复杂工艺，很多效果只能依靠人工经验完成。

这种劳动体系，决定了浏阳烟花行业长期依赖大量本地中老年劳动力。

施小明说，浏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烟花为生”，尤其是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和中老年工人，离开烟花厂后很难找到其他工作。

多位受访者提到，近年来行业效益其实已经不如过去。国内多地限制燃放烟花，内销市场缩小，许多企业开始依赖出口订单维持运营。

施文宏说，华盛主要做外销业务，今年“五一”假期之所以没有放假，就是因为要赶海外订单。根据多名业内人士的说法，华盛生产的火箭类产品主要出口美国，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后是销售旺季。五一假期仍持续生产，与赶美国市场订单有关。

事故发生后，类似的讨论再次出现：一个不断发生重大爆炸事故的高危行业，是否应继续维持？

但在当地，许多人并不愿意简单地把事故与产业存废直接画上等号。

“花炮不好，我们都跟着不好。”一名曾在烟花厂工作、后来转行的村民说。

她年轻时长期在烟花厂做工，记得以前工人们在厂里听到风吹动铁门“砰”地响一下，大家都会下意识往外跑。即便如此，大多数人仍然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

这种矛盾情绪，在浏阳并不少见。

多位村民都提到，他们既依赖烟花厂提供收入，又害怕爆炸再次发生。

李远曾在花炮厂工作三四年，如今主要在家种田。他说，事故之后，附近所有花炮厂都停工了，很多家庭一下失去了收入来源。“希望产业继续发展，但更希望安全一点。”

曾任浏阳市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和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吴震也公开谈及这种担忧。

他在文章中写道，烟花产业不仅是工业，更是一种“藏富于民”的地方经济结构。整个产业链养活着大量山区农村人口，让很多老人、妇女能够在家门口获得收入。

吴震认为，每次重大事故后“一刀切”式的全面停产，会进一步加剧企业赶工压力。他提到，长时间停工后，企业为了完成订单，只能在有限时间内集中生产，这反而容易破坏烟花行业“少量、多次、勤转运”的核心安全原则。

他还提到，过高、过密的安全标准和持续加码整改，也正在推动部分浏阳企业向江西转移。

对于很多普通从业者而言，这种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施小明说，烟花行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景气，但对于许多乡镇家庭来说，仍然几乎没有其他替代工作。“没办法，从小就是靠这个讨生活。”

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浏阳多个烟花厂区陷入停工。部分工人开始等待通知，也有人担心长时间停产后，订单会彻底流失到外地。

一家出口烟花企业工作人员告诉水瓶纪元，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复工”。

2019年浏阳碧溪烟花厂爆炸事故后，冯先阳曾在抖音写下：“一厂出事，全部停工，飞机出事都停飞吗？煤炭出事都停产吗？”六年后，他在另一场爆炸中遇难。

美国当地时间5月4日，2026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单公布。其中美联社关于硅谷科技巨头如何助力中国大规模监控与拘禁的系列报道获得了国际报道奖。

美联社通过获取数万页机密及内部文件、泄露的邮件数据库、政府采购记录，并采访逾百名中美工程师、高管、官员和警察，揭示出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美国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并建造了中国的监控国家机器。这些公司向中国警方、政府及监控企业销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技术产品，其在助长人权侵害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远超此前外界所知，尽管美国国会和媒体早已多次警告这些工具被用于压制异见、迫害宗教团体和针对少数民族。

美国企业将“预测性警务”技术引入中国——通过抓取并分析短信、通话、支付、航班、视频、DNA样本、邮件、上网记录乃至水电使用等海量数据，在犯罪、抗议或恐袭发生前加以“预防”。这套系统让中国警方得以威胁当事人的亲友，并对尚未犯罪的人进行预防性拘押。全国数以万计被列为“麻烦制造者”者被困于数字牢笼之中，无法离开本省甚至自己的家门。分析人士估计，中国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台。

调查点名了一长串美国科技巨头：IBM 与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公司合作设计了核心警务系统“金盾工程”；思科（Cisco）将“金盾”视为销售机会，其技术可识别逾90%的法轮功网络内容；戴尔在微信官方账号上推广“军用级”、具备“全人种识别”功能的AI笔记本电脑；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向中国警方营销专为中国人群（包括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设计的DNA检测试剂盒；甲骨文、微软、英特尔、英伟达、希捷、西部数据、惠普、亚马逊云、摩托罗拉、Esri 等公司也均向中国警方或监控企业知情销售产品或服务。

报道指，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后，新疆当局启动了将银行、铁路、电信等数据汇入中央数据库的雄心计划。原 IBM 合作伙伴蓝灯软件公司（Landasoft）将复制自 IBM i2 软件的产品卖给新疆警方，驱动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系统按“上访”、“出国留学”等标签为民众建档，按百分制打分（蓄须、年龄15-55岁、维吾尔族身份均会被扣分），将数十万人标记为“不可信”。仅2017年的一周内，IJOP就标记了24412人为“可疑”，其中不少人随即被拘押。

报道还以江苏常州农民杨国梁一家为例：他们因反对当地政府非法征地，16年来持续上访，遭到全方位监控——火车票、酒店预订、购物记录、短信通话均被上报政府，住宅周围安装了十几个摄像头。其妻子和小女儿去年被拘留，面临“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的指控。

面对调查，涉事企业大多以"遵守出口管制规定"作为回应。但制裁专家指出，现行法律存在显著漏洞——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实施的对华军警装备禁令，并未涵盖新兴技术或可军民两用的通用产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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