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录一点思考。工业党、大棋党、赢学家、反思派及各类杠精请远离。

内卷的原因目前能够总结出来的：

1、重投资，包括地方投资，对生产端的补贴和变相补贴，背后有税制因素。

2、内需不足，重投资自然会压缩分配，分配不平衡，大多数人的购买力难以提高。

3、前期基建地产债务问题尚未实质性解决，无论是地方还是居民侧，债务压制可支配收入提高。

4、对劳动力保护仍然不足。

这些都是归纳法的结论，都有道理，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但有没有尚未考虑到的呢？

人口规模和后发收入结构可能是未被充分考虑的因素。

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韩国，乃至其他已经进入发达行列的外贸国家，可以说，除美国外，自身的生产能力都远远超出了自身的需求。在工业化后，供给能力随时可以大于本土需求。

所以无论是出口还是出海，本质上都是要解决自身产能过剩的问题。

但中国与其他外贸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口绝对数量多+整体收入偏低+部分收入较高”。中国大陆与欧洲类比的话，会发现部分地区达到了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但许多地区，似乎只能达到欧洲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但无论是哪个收入阶层，人口数量都十分庞大。中国大陆GDP前15大城市的人口总数为2.38亿，GDP总额约40万亿人民币，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差异巨大，从3.97万元（重庆）至8.83万元（上海）不等。

这种超大规模的人口结构和内部市场，决定了任何消费品生产性行业（包括制造业和其他生产性行业），即便有单价和利润率都更高的海外市场，都不可能主动放弃国内市场。

既然不能放弃国内市场，那就只能针对国内的购买力去展开生产。

低技术含量产品早就走向了规模化，甚至在电商平台兴起后，走向了白牌化。这是作为后发国家制造业起步的低附加值商品，本来也是先发国家在全球化初期想转移出来，对先发国家而言利润率不足的产业。那这个低价的起步，既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又同时满足了海外市场需求。

但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而言，为什么也变成了白菜价呢？为什么高科技并没有自然带来高单价、高利润呢？除了前述关于内卷原因的分析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大陆特殊的人口规模和收入情况。

无论是手机还是汽车，这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大陆的品牌都是从跟随者进入市场的。既然是跟随者、后来者，又是科技产品，那靠低价低质是没用的。只能是，质量不断提高、价格还要维持低位，否则，品牌溢价没有，质量不过关，价格还不够低，要在本土跟具有领先优势的海外品牌竞争，是没可能生存的。没可能直接去海外市场打拼，只能是先在本土先与海外品牌竞争。

这种本土竞争高度受限于本土收入状况。无论是手机还是汽车，优先满足的都不是高收入人群的需求，这部分人群对品牌、品质的要求是被全球化的品牌训练过的，不可能一开始就接受后来的国产品牌。

那先拿下的，就是本土中等或者中等偏下收入的消费者。这部分消费者能够承受一定的价格，对品质有追求，但对高价的接受能力又有限。于是，技术突破最先是跟这部分需求相契合的。

但制造业技术的进步，不会单独被限制在某个需求群体。当中端需求的手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市场搭建起来后，它自然也可以服务于高端市场。

这是一个关键点。

国产品牌获得中国大陆中端消费者的芳心，其实都是以远低于全球品牌的市场价格拿下的。手机一开始如此，汽车一开始也如此。但这种低价又具备相当的品质，否则没法竞争获胜。在这个过程中，研发投入、工程创新和供应链适配都是高度契合中国大陆这个“收入一般但人口数量巨大”的国内市场。

如果消费者收入一般，但人口数量不多，这个模式进行不下去。只有消费者收入一般，人口巨量的时候，通过规模化生产，边际成本才可能降下去，才有盈利的可能。

所以，消费者收入一般、人口巨量，决定了中国大陆的生产者，永远都会追求通过超大规模生产来降低边际成本，从而获得盈利。

所以，最终其实是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决定了激烈的国内行业竞争必然会发生。

后来者要拿下国内大市场，要打破全球品牌口碑对消费者影响力，似乎靠上述这条路是合理的。

当然，如果我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购买力提升，消费能力提升，是可以让行业出现更高收入水平乃至获得更大利润空间的。但，竞争会变得不激烈吗？要知道，即便要改善分配，对14亿人这个基数而言，对既定的不同收入阶层而言，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到欧美少数国家能够达到的水平。也就是分配改善是必要的，内需改善是必要的，但这不代表，激烈的竞争，就会很快消失。

因为消费者的收入提高了，需求也会增加，届时，行业又会去追求满足新的需求，在新的需求状态下去开展竞争。

这就带来新的影响。

当中端需求被满足后，口碑积累起来，技术继续突破，那就向高端需求进军了。这时低价策略继续奏效。因为在中端市场，通过技术突破和规模化、供应链适配都已经获得了利润空间，那满足高端需求的价格，自然也不会太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30-50万的国产车，配置都达到甚至超过了曾经合资或进口品牌100万级别的车型。

如此一来，我们大概就能理解，在中国国内市场残酷竞争下胜出的优胜者是多么可怕了。它们不是靠简单的模仿、抄袭，也不是单纯的技术突破就能胜出的，因为它们在本土的竞争对手并不落后，而是全球领先的海外品牌。一旦国产品牌在中国大陆本土市场成功地将海外品牌拉下水后，往往意味着在核心技术、供应链适配、超大规模生产销售等方面已经具备了绝对的代差优势。

这些产品是在一个略显极端的状态下被淬炼出来的，天然地符合质量更高但价格很低的特征，尤其是对先发国家消费者而言。

所以，无论是出口，还是出海，对海外竞对的冲击都是碾压式的。

当然，不是工业党或者赢学家想象的那样，这种产品力的碾压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胜利”，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保护机制、劳动者保护机制，虽然这些机制并不起最终的决定性作用，但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延缓冲击，甚至导致技术的反向转移。

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要讨论曾经讨论过的上述出口、出海与产业保护问题。

本文的重点在于，希望阐明一个观点，即由于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存在，以及基于先进制造业基建和供应链完备的现实，任何面对全球消费者的生产性企业，都无法放弃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一旦选择要国内市场，那基于“巨量人口和收入一般”这两个先决条件，都会不自觉地进入到寻求以规模化来降低边际成本从而追求利润的激烈竞争状态。某种程度上，内卷对这些行业似乎是一个天然存在。

既然，内卷是难以避免的，那保护劳动者利益，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既然不可能是到达某个阶段，内卷就自然消失，那自然也就没有理由，打着为了未来“赢”、还需要忍耐一段时间的旗号，去继续削弱自己的内需。

反过来，如果劳动者利益保护充分了，内需起来了，那即便仍是激烈的国内竞争，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内卷”的感觉也不会很强了。

以上。

躺平这个词很有趣。

表面上看，它像是摆烂、认怂，很消极的妥协性动作。

但实质是在描述一种「退出」。

退出内卷，退出消费主义，退出婚姻和生育的期待，退出社会身份的限制，等等。

最低限度的消费，最低限度的劳动，最低限度的社会参与。

这个姿态有一个前提，我有一个外部可以退。

游戏有一个出口，而我知道出口在哪里。我不玩了。

拉康—齐泽克的体系有一个很有名的词，「大他者」。

指的不是政府、资本，也不是某个具体手握权力的机构。指向一整套象征秩序，比如，法律、货币、语言、社会时钟（几岁上学、几岁工作、几岁结婚）、成功与失败的定义、正常与不正常的边界。

韦伯说“人是悬在由他自己所编织的意义之网中的动物”。

那个人人每天生活其中「意义之网」，就是大他者。

你早晨7点起来挤地铁去上班，这件事之所以有意义，为什么是正常的，不是疯了？

你晚上2点不会睡觉还在刷题，这件事之所以有意义，为什么是正常的，不是有病？

大他者说，这样做是对的，大家都这样做，这就是生活。

躺平之所以让主流舆论不舒服，不是因为年轻人不努力。

说实话，管理者并不真的在乎你个人努力不努力。

2025年，中国全国税收收入17.64万亿元。其中，国内增值税6.89万亿，占总税收的39.1%；国内消费税1.69万亿，占9.6%。两项合计，也就是流转税（间接税），占到了税收总额的48.6%，接近半壁江山。

个人所得税是1.62万亿，只占9.2%。

消费，拉动经济的三架马车之一。

躺平者当然要吃饭、租房、交一些必要的费用。

但拒绝了「消费升级」的叙事，不追求更体面的生活方式。这意味着消费的萎缩。

消费是需求信号，需求信号驱动企业投资，企业投资驱动就业，就业驱动更多消费。

日本“失去的三十年”就是这样的故事。

消费降级 → 企业利润下降 → 裁员降薪 → 更多人被迫躺平→ 消费进一步萎缩。

劳动力。

我觉得三和大神算是很极端的群体了，但就算是三和大神也得打工不是？

但躺平者肯定是拒绝996福报，不求升职加薪，不接受画大饼的吧？

如果足够多的人退出高强度劳动供给，用工成本上升，资本回报率下降，投资意愿萎缩。一个资本回报率下降的经济体，就不会吸引更多投资。

没有投资，就没有增长。没有增长，怎么做大蛋糕？

所有的税收不是白收的。

每一笔收到国库里的钱，都已经被安排好了去处。而这些去处，几乎全部隐含了对「接受者未来行为」的预期回报。

政府支出不是做慈善。

即使是最具道德感召力的民生支出，比如教育、医疗、社保，在财政的底层逻辑里，也是一笔投资。是投资就要算回报。

比如说教育。

2025年，中国一般公共预算中教育支出约4.34万亿元。

这笔钱干了什么呢？

九年义务教育免费，高中和大学学费远低于成本，学生资助体系覆盖了数千万人。

如果国家替一个人支付了从小学到高中的教育成本，期待的回报是什么？

是这个人进入劳动力市场，持续产出劳动价值，并在整个职业生涯中通过个人所得税、社保缴费、以及他参与的经济活动所产生的增值税和企业所得税，来偿还这笔初始投资。

并不是偿还给他自己，是偿还给整个系统，用于支付下一代人的教育，形成代际循环。

说到这里，其实也就不难理解，为什么境外势力要煽动躺平了。

大家千万不要躺平啊，努力奋斗！

给大家看一段我在韩炳哲的《倦怠社会》里看到的：

最近关于躺平的话题热度很高，忍不住了还是想多说两句。

官方最近对“躺平”的重视程度，肉眼可见地上来了。

4月28日，国家安全部直接点名：某境外组织批量资助“躺平网红”，系统化生产“躺平即正义”“反内卷=反剥削”的短视频，搞思想渗透。

紧接着，《人民日报》也发文，戳破那些打着“躺平岗位”“清闲单位”旗号的考公流量话术。

言下之意很明确：躺平，是有害的；这股风，是境外势力煽的。

但其实我觉得官方完全搞错了方向，有个反直觉的事实：主流媒体越是鼓励奋斗，有时反而会加重“躺平”的趋势。

经济学有个视角来看待躺平现象：不工作，本质上是在“购买闲暇”。

工资就是闲暇的价格。

工资越低，闲暇就越便宜，大家自然更倾向于“躺平”。

说白了，上一代人拼命出卖自由换取金钱，这一代人开始思考，是不是可以用金钱把自由买回来。

这是“奋斗”和“自由”在个体层面的交易置换。

当大家越努力，产能越高，商品价格越便宜，这反而让选择“躺平”的人能以更低成本生活加受益。

奋斗者发现自己越努力，获得感越有限，就容易产生“奋斗成了笑话”的消解感，最终可能也加入“躺平”大军。

这是几乎是一个不可逆过程，从奋斗到躺平很容易，而从躺平到奋斗，几乎不可能。

写几篇宣传文章就让你年轻人开始奋斗了？我觉得是不太可能。

想从根本上缓解这个问题，唯一的办法就是提高最低工资。

这会在两个层面起作用：

一方面，最低工资提高会推高价格，产生适度通胀，从而提高“躺平”的生活成本；

另一方面，更高的时薪也会让工作对“躺平”的人更具吸引力，让他们觉得付出时间变得划算了。

数据显示，2025年所有省份都调整了月最低工资标准，最高档已超过2000元，

但这种调整力度相对于生活成本的上涨预期，步子可能还可以迈得更大些，

尤其是在青年失业率依然高企——2026年3月不含在校生的16—24岁劳动力失业率回升至16.9%——的背景下，靠工资杠杆来撬动劳动参与率的空间是客观存在的。

当下的宏观背景，也给“躺平”提供了滋生的土壤。

2025年中国GDP增速5%，但多家机构预测2026年经济增速可能进一步回落至4%区间。

当经济增长从高速切换为中低速，社会最深刻的感受就是从“做大蛋糕”变成了“分蛋糕”。

增量时代大家都有奔头，存量博弈时期，竞争的残酷性更容易催生“努力了似乎也没什么用”的无力感。

消费数据也印证了这种谨慎和保守——2025年居民人均消费支出实际增长仅4.4%；

相反，居民存款却增加了14.64万亿元，人均存款近12万元，创下新高。

把钱存起来不花、把闲暇买起来“躺平”，本质上是相同的选择，是对环境不确定性的一种本能避险。

值得注意的是，在就业形态上，中国的现实情况很大程度上推翻了“大规模躺平”的直观印象。

人社部去年底表示，据测算，我国灵活就业人员已经超过2亿人，表述由过去的达到2亿，更新为超过2亿。

而消费日报援引国家统计局数据，截至 2024 年底，灵活就业已达到约 2.4 亿。以2亿人计算，灵活就业群体在当前全国约 7.4 亿总就业人口中占27%。

对于 4.7 亿城镇就业则占43%，不能看作就业市场的补充了。

这两亿多人中，有大量的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快递员，他们在高强度、长时间的劳动中赚取收入——标准工时8小时，但他们普遍工作10到12小时，甚至更久。

如果把“工作投入度”这个指标拉出来横向对比，新就业形态的主流劳动者，其有效劳动时长在全球范围内都是排在前列的。

也就是说，“劳动时长”这个硬数据本身，已经构成了一面巨大的墙：真正的“躺平”——即事实上放弃参与劳动——在整个中国适龄劳动群体中，始终是一个极其边缘化的存在。

宏观上，我们看到的更多不是“躺平”而是“内卷”，劳动力红利从“数量红利”转向“效率红利”，用更长的时间投入换取那份收入。

把视野放宽，一个几乎无法逆转的现象是，现在的“躺平”和日本泡沫经济破裂后出现的“平成废宅”有着类似的底层逻辑。

当经济经历漫长的结构性调整与低通胀甚至通缩阶段，年轻人对未来收入的增长预期就会丧失信心。

当预期长期低迷，降低欲望、压缩需求、收缩人生目标，就变成了一种理性的生存策略。

从这个意义上说，“躺平”与其说是一种个人选择的“堕落”，不如说是一种对宏观环境的被动适应和应激反应。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比舆论引导更有效，那一定是工资收入预期和经济增长的真实改善。

当蛋糕真的在变大、劳动付出有明确可预期的回报时，不用动员，大家自然会把“躺平”选项搁置一边。

毕竟，没有谁真的天生就只想“躺”着。

因此，关键不是说服年轻人奋斗，而是让奋斗重新变得“值钱”（让劳动重新获得定价权）。

只有让劳动者的收入真正涨起来，提升劳动在分配中的份额，才能稀释过去资产升值带来的财富差距，让努力与回报重新挂钩。

时代变了，思路也要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