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士肄业生，掀起了一场学术界打假风暴。

自2026年4月9日起 ，自媒体博主“耿同学讲故事”连续发声，质疑生物医学领域五位教授发表在《自然》（Nature）及其子刊上的论文存在数据造假。

被点名者都顶着“杰青”或“长江”的“帽子”，这被视为仅次于两院院士的人才计划。在科研圈里，“杰青”俗称“小院士”。

最早被“打”的，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2026年5月6日，距离耿同学公开举报尚不足一个月，同济大学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涉事论文的实验数据存在学术不端。

作为论文的通讯作者，即课题的总负责人，王平被免去生科院院长职务，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下降两级。

如此迅速的处理，在以往高校查处学术不端事件中并不多见。

接着，耿同学又举报了四名教授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论文中疑似数据造假。其中，涉及中山大学两人，南开大学和上海大学各一人。

因涉及学者数量多、级别高，疑似数据造假的手段粗糙，再加上涉事高校对此迅速作出回应，这场打假备受社会关注。

打假的影响已传导至高校。一所涉事高校启动论文自查，要求上报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情况，并称“主动上报可酌情从轻处理”；也有学生向耿同学反馈，导师已开始要求他们提交实验原始数据。

一位生物医学领域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老师们眼下担忧的是，过去某篇论文里，学生提交的实验数据是否也“埋着雷”，“弄不好现在就要爆炸”。

在他看来，更重要的不是一味加压与惩罚，而是追问造假为何屡禁不止，进而推动制度性优化。

“造假还造这么简单”

2026年4月7日，耿同学建的微信群“毕业论文打卡群”里，有人转来一篇公众号文章，质疑同济大学王平团队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论文数据异常。

文章附的图表里，有两列数据的差值全是0.3；还有两列数据的差值呈规律性的加减；第5列数据的末位数字则全是5。涉事论文发表于2025年1月，题为《人类HDAC6通过感知缬氨酸丰度来调节DNA损伤》（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

“这也太懒了吧，”群里有人吐槽，“造假还造这么简单。”有人附和，“哪怕用个随机数呢？”

即便长期关注圈内的学术造假，耿同学也被这样的“漏洞”震住了：发布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竟能留下如此拙劣的破绽。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我都不会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耿同学并非外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时，他就开始做自媒体，网名从“耿同学想当老师”，到“耿同学想退学”，最后变成了“耿同学讲故事”。2025年，读博第五年，他办理退学，之后全职运营账号，定位是生物医学科普，全网粉丝有三百多万。

这个二百多人的“毕业论文打卡群”，最初是他几年前为互相激励毕业论文写作而建，后来就成了粉丝聊天群，不时分享科研圈的“瓜”。其中的活跃分子，多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学生。

在学术打假中，生物医学占据了大量比例。耿同学解释，这和学科特点有关：生物医学不像数学物理，依赖逻辑推演，而是更多依赖实验结论，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图片，这就给造假者提供了空间。

不过，对群友而言，很多人是头一回把注意力放到“原始数据”上。

一方面，只有少数学术期刊要求作者提交并公开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并不在正文呈现，而是以附件形式上传。生命科学领域三大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细胞》（Cell）、《科学》（Science），目前只有《自然》及其子刊在2022年后对论文作者公开原始数据提出硬性要求。

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平日很少去翻论文的原始数据。多位生物医学领域研究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常只有在重复实验时遇到问题，才会倒回去查看原作者的实验数据比对。

更棘手的是，原始数据的体量之大，几乎没法靠“人眼巡逻”。

“毕业论文打卡群”里转发的那篇文章，出自国内生命科学领域自媒体iNature旗下的“诚信科研”团队。团队学术顾问刘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然》及其子刊一篇论文平均约6500个数据点，想在海量信息中逐一核查，几乎不可能。

早在2024年，团队成员就发现王平团队此次被打假论文中的图片问题：不同时段的实验图像出现重复；不同实验使用同一图像，仅做了明暗度调整。之后，他们将疑点匿名发布在同行评议论坛PubPeer上，学者常在这一平台对已发表论文提出质疑。

论文的第一作者金佳丽在PubPeer上回应称，图片问题是因为图版位置错误，已联系编辑勘误。事发时，金佳丽是同济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癌症中心研究员。

本以为风波就此结束，数据问题却又浮出水面。

2025年年末，“诚信科研”团队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发AI工具，用以识别论文中存在的数据错误。也因此，王平的涉事论文又进入团队视野。

接到线索的4月7日晚，耿同学从《自然》官网下载了王平涉事论文的原始数据，发现了更多蹊跷：一张表格里，多数数据只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少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末位几乎只在4和5之间跳动。另一张图表的280个数据中，末位为5的竟有212次。即便不懂生物医学，也能看出这背离了实验数据末位应随机分布的常识。

4月9日，耿同学发布打假视频。一周后，同济大学发布情况说明，称已成立调查组并启动调查程序。

2026年4月9日，耿同学指出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发表的一篇论文存在数据造假，开启了一场学术界打假风暴。（图片来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勿枉勿纵”

2026年5月6日，同济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经查验实验数据、访谈相关人员等工作，确认王平团队论文中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实验和数据由金佳丽完成和提供，存在学术不端、记录方式不规范和图片误用等问题。

金佳丽因此被解除与学校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

校方同时认定，王平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在数据真实性、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处理结果是，免去王平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下调两级，取消其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

王平回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2026年5月19日，他短信回复称，“现在不是很合适”。

同济大学处理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超出了多位受访学者意料。在此之前，对学术造假的举报往往难以获得高校回应。

耿同学没有停下打假的步伐。王平事件后，陆续有网友向他提供线索。他随后又举报了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铁邦和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认为他们发表的论文同样疑似数据造假。

涉事的三所高校均已发布情况说明，称已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截至发稿，尚未公布调查结论。

2026年5月22日，《自然》系列期刊发言人回应南方周末记者称，已注意到相关论文，目前仍在调查中。

被耿同学举报的5名教授，均为涉事论文的通讯作者，也即课题组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简称PI），在学生口中常被称为“老板”。

国内高校普遍推行的PI制源自美国科研管理模式，由PI统筹资源，负责课题申报、经费使用与成果管理等。

一所“双一流”高校药学院教授王敏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国内课题组的分工有三层：研究生负责一线原始数据采集；博士后、讲师或副教授完成初步加工与分析；最终由PI在科学问题与结论层面把关，继而提出理论创新。

当数据到PI手里时，原始数据已被加工成柱状图或曲线图等统计图表。

在王敏看来，当一个团队几十名研究生同时推进多项课题时，PI没有精力核查所有数据，即便进行了核查，也难以发现所有问题。

类似困境并非中国独有。1996年，时任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发现，组内一名研究生在多项关于白血病遗传机制的研究中系统性地伪造了实验数据，最终导致柯林斯作为通讯作者的5篇论文被撤。

十年后，《细胞》杂志采访柯林斯时，他坦言，这起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管理团队的方式。“以往我只从技术层面审视实验数据，却从未怀疑数据本身的真伪。如今，这份警惕已然刻入日常。”

“PI也不是万能的。”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搞科研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研究组内要有基本信任。“把所有人都当成贼，这样的逻辑也不对。”

当然，他认为PI作为项目负责人，肯定需要承担责任。但责任轻重，具体案例还需具体分析：当前论文里的问题，究竟是少数图表错误，还是全篇大面积失真？造假发生在学生、老师，还是团队多环节？如果PI承担监管责任，又该如何衡量“失察”的程度？PI平日是否审查组员结果？是个体行为，还是多人合谋？

“要勿枉勿纵，分清责任，不要搞舆论审判。”金冬雁强调，“得让学术回归学术。”

“怪象”

“AI系统什么时候能上线？”耿同学事件后，“诚信科研”团队学术顾问刘盼收到好几位生物医学领域老师的问询。一位老师的论文即将投稿，担心数据“踩雷”，想先用AI自查一遍。

华人学术侦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小鼠神经行为中心主任杨沐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AI在识别生物医学领域的图像造假上已逐渐成熟。她2020年入场学术打假，“前两年几乎打不出来成果”，到2022年左右开始借助AI，撤稿量才有显著提升。迄今，她推动撤稿约350篇。

对一些研究者来说，投稿前让AI把数据和图像“过一遍”，正在变成新的自保动作。

类似的自查压力，也开始在一些实验室内部显现。一所高校的科研助理留意到，他所在课题组的PI在组会上更认真地核对原始数据，还比对出学生提交的数据与实验仪器上的记录有出入。

不过，受访学者和学生均认为，仅靠“加码核查”并不能一劳永逸，应当追问造假背后的制度性诱因。

“千万要杜绝的是打靶式科研。”一所“双一流”高校生命科学院教授魏国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旦导师先有了结论，再让学生往里填，做不出来被硬逼着做，就容易出问题。

前述“双一流”高校药学院教授王敏直言：“压力是导致数据注水的最大根源。”在当下的评价体系里，不少职称、人才“帽子”等评定都卡着“年龄”，“每个老师都希望数据真实，但也希望最快拿到数据”。

例如，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被认为是面向科研青年的“第一桶金”，要求‌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也即俗称的“杰青”，要求男性未满45周岁，女性未满48周岁；‌两院院士增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

北京一所高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吴雨婷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过一次组会：一名研究生没完成当周任务，导师当众责问，“你就相当于这周什么都没做呗？”“我当初招你进来是对你饱含期待的，现在很失望。”

即便是旁听者，她也感到“心惊胆战”。在她看来，学生常被推向两个选择：要么继续提交没那么吻合预期的数据，被要求反复重做；要么“美化”数据，让图像更“好看”，实验才能继续。

“没有任何一个PI会明着说‘你就给我去造假’。”南方一所高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博士生姚远说，有的老师会精神施压：“为什么别人行你不行？”“钱花了，时间花了，为什么我要的结果还没给到我？”

“科学研究不是投钱就一定有产出。”魏国栋说。他主持的课题周期通常在三四年，有的做到一半耗费巨大却仍推不动，“该停还得停”。

为避免学生造假，他更倾向招收“少一些功利心，不太要强，比较老实”的学生。但“对一个人的判断要看很多年”，因而他主要从长期观察过的硕士生中遴选博士生。

对学生来说，除了导师压力，还有毕业压力。

耿同学2025年退学，也和自己实验进展不顺有关。博士学制通常4年，最长可延至6年，2025年是他读博的第五年，“快要毕业了，换句话说，也快毕不了业了”。

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回忆，做动物实验动辄数周乃至数月出数据，失败更是常态。他举例说，要论证一个药物更有效，同样的实验重复20次，其中19次是阴性，1次是阳性，这算不算有效？“理智告诉我不算。但感性上，我做了这么多实验，拿到一个结果，你告诉我它用不了？我接受不了。”

多位受访学生向南方周末记者提起一个“怪象”：往往临近毕业时，同学实验的成功率突然变高。

“科研失败率本来就很高，”姚远说“但念到博士的人，作为优绩主义的胜出者，难以接受自己拿不到毕业证。”

2026年5月4日，耿同学举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铁邦发表在《Nature》子刊上的论文存在数据和图像造假的嫌疑。（图片来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无奈

6年前刚做学术侦探时，推动论文撤稿，甚至有人因她的打假失去工作，都会让杨沐感到兴奋。如今，她不再盯着被她打假的个体。

在她看来，大多数人都被日益内卷的风气推着走。只处理某个造假者，“是一种很懒的解决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耿同学也在视频里说，他想做的并非曝光更多人，而是让学术研究更真实。他建议，学院可招募组建团队，以第三方身份对校内教师已发表论文开展重复实验。

王敏介绍，大型药企的研发部门，往往设有独立的质量控制部，核实原始数据并进行第三方监督。而高校受限于人力和经费，类似机制尚未建立，也为监管留下空当。

国内一家关注科研诚信的研究团队“5GH”负责人伍广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放眼全球，如何推动重复实验，仍没有成熟方案。

他曾和一支瑞士团队交流，对方计划用4年检查100项社会学研究是否存在错误。两年多过去，到2026年年初只完成了8项。

伍广亨觉得，这类工作难以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原因之一是重复实验缺乏创新性，难以换来发表文章的机会。另外，不确定性极高，“就像买彩票一样，找出有问题的文章概率很低。即便‘中奖’，收益也不高”。

杨沐则把问题延伸到出版机构。“学术界要发文章，出版机构要赚钱，两者互相依赖。”而目前，从论文投稿到发表，出版机构并不会审核原始数据。

魏国栋多次参与《Nature》子刊审稿。他解释，审稿人并不负责检验数据真伪，而是“默认它是真实的”，主要审核逻辑上是否自洽、有没有数据闭环、哪些实验有瑕疵，以及是否需要补充对照等。

他觉得，当前对数据的校正，多发生在论文发表后。比如，一项研究引发国际学者重视后，跟进研究就能检验其数据是否可靠，“发表一篇论文并不算一个科学成果，它的评价究竟好坏，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

杨沐则建议，出版机构应投入更多人力用于科研诚信。

她曾与《自然》的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细胞》的出版机构爱思唯尔的工作人员接触。在她看来，相较发表论文的数量，两家的科研诚信团队人手明显不足，“爱思唯尔大概一百人出头，施普林格·自然大约三四十人”。

前不久，杨沐与爱思唯尔科研诚信团队工作人员开会，得知一个数据：她累计向爱思唯尔提交了约3300份学术打假报告，对方目前只处理了600份，不到五分之一。

“我一听就傻了。”这位每周花费30小时打假的学术侦探，打算接下来减少工作时间。这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还在处理我2024年提交的报告”。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王敏、魏国栋、吴雨婷、姚远为化名）

这个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不是某一个恶魔般的个体，而是一种被常态化、匿名化，甚至娱乐化的“结构性共谋”。比如说：加害者不是少数“变态”，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同学、同事、公务员。

受害者选择沉默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除个体性格差异，还与社会文化结构有关，比如羞耻感，以及环境的压迫。如果求助，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选择不求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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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不是陌生人。”在慕尼黑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这一点反复被提及。

2026年4月14日，28岁的中国籍男子Zhongyi J（以下简称钟某）因两项谋杀未遂、七项严重强奸以及侵犯个人隐私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3个月。受害者，是与他相识、同为邻居的女性。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钟某利用高剂量麻醉剂对女友实施了至少8次强奸，甚至在受害者数次呼吸骤停、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停止暴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犯罪并非孤立个案。调查发现，钟某活跃于一个名为“德国驾校”的加密群组，群内成员以隐晦暗语交流，对女性实施侵害的过程被记录、传播，甚至被总结为可模仿的“经验”。

这不禁让人想起几年前韩国一场26万人参与的集体“性侵”——聊天室放未成年人淫秽视频，26万人看直播。震动韩国社会的N号房事件也展示出类似的犯罪结构：借助加密聊天工具，施害者通过诱骗、威胁等方式控制受害者，并将性侵过程转化为可传播、可交易的影像内容。

公开资料显示，该事件涉及超过26万名付费或围观用户，受害者中包括多名未成年人，最小年龄受害者为年仅11岁的小学生。主犯赵主彬曾拥有良好的学业背景，曾任学报编辑部编辑局长，却在匿名平台中构建出一套以性剥削为核心的地下秩序。

精英身份下的信任陷阱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施害者并未以典型的“危险”面目出现。

被告钟某自2022年起与受害者居住在同一栋住宅内。2023年，两人发展为恋人关系，并长期往来密切，也为其后续行为提供了进入更私密空间的可能。

钟某以中国留学生身份于2023年抵达德国慕尼黑，进入一所全球知名的顶级学府攻读机器人学硕士学位，拥有清晰的学业路径和体面的社会形象。

在案发前，钟某在旁人眼里几乎是完美的代名词。他有着专业的学术背景，甚至邻里间也维持着一个温和、体面的形象，几乎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类似的路径，也出现在另一位受访者周雨（化名）的经历中。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小学、初高中还是大学，周雨都曾遭到熟人猥亵。“到目前为止，对我做出过猥亵行为的有三人：表叔、亲哥，还有一个是聊得来的老师的朋友。”

“外人对他的评价还不错。”周雨回忆，那名施害者同时也是一名机构的招生老师，稳定的职业身份与他人评价，让她最初放下了警惕。

在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个案中，一个相似的前提反复出现：施害者往往拥有某种“被社会认可”的身份——学生、教师、亲人，或是被视为前途可期的“精英”。

这种身份不仅降低了他人对风险的预判，也为其进入更私密的关系提供了正当性。

当信任成为进入关系的通行证，暴力往往不再以突发的形式出现，而是在日常互动中被一点点嵌入。

在心理学视角中，这种反差并不罕见。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咨询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杨发辉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像钟某这种高教育水平和稳定社会身份的人群犯罪，更像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僵化。一个人在社会中越是依赖稳定、体面、可被认可的身份形象，这种‘外在自我’就越可能被固化。人格面具背后会压抑一些阴影，包括压抑的部分甚至人性的恶。”

杨发辉进一步解释，在关系层面，当信任被建立之后，个体的边界感往往会随之降低，对异常信号的警惕也会被削弱，从而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或合理化对现实的偏离。

熟人作案

“既感到羞耻，也缺乏证据。”周雨说。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这种由模糊与不确定构成的经验，使得熟人猥亵案件难以被确认，也难以被讲述。不同于以对抗力为特征的暴力形式，施害行为往往嵌入在既有关系之中，使其难以被及时识破。

在2024年数月时间里，钟某多次在受害者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实施性侵行为，并将三种强效镇静及麻醉类药物混入饮品中，使对方长期处于昏迷或接近昏迷状态。

综合媒体报道，慕尼黑重罪法庭认定，28岁的被告钟某至少七次在其伴侣失去意识时实施强奸。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表示，其行为“极其蔑视人类和女性，令人发指”。法院同时认定，被告在多次造成受害者呼吸停止的情况下持续施暴，已构成杀人意图。

在这一案件中，受害者在反复失去意识与记忆断裂中，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确认能力。

根据公开资料，德国警方调查显示，一个以“德国驾校”为名的加密网络中，多名成员分享下药、拍摄与规避风险的经验，使性侵行为在群体中被模仿与复制。居住在法兰克福的团伙头目张“大鹏”（代号）是最早被警方逮捕的成员之一。2021年，张大鹏在一位女性朋友的晚餐中掺入镇静剂后实施性侵，并使用手机及运动相机记录过程。此后，张大鹏又对多名女同事下药并实施强奸。 

另一名成员，来自柏林的学生童某，于2025年8月被判强奸罪。他曾在一次约会中给一名女子下药并强奸了她，还拍摄了犯罪过程。此外，他还利用安装在浴室的隐藏摄像设备长期偷拍多名女性，其在聊天群的昵称是“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

案件曝光后，相关犯罪手段甚至进一步演化。嫌疑人张大鹏开始以寻找转租公寓的女性为目标，在看房过程中直接实施药物控制和侵害。四名受害女性均保留记忆，并向警方报案。2024年11月，他最终被捕。

从钟某的亲密关系，到同一网络中以社交、工作乃至陌生接触为掩护的行为路径，可以看到一条逐渐外扩的路径：利用关系降低警惕，在缺乏对抗的情境中完成控制。这也使熟人作案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亲缘或熟识关系。

暴力也出现在更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日常经验中。

许宁（化名）回忆，从幼儿园时起就非常抗拒穿裙子。“因为那时幼儿园就有男生开始会掀女生的裙子。”遭遇过熟人性骚扰的她，儿时的噩梦回忆一直纠缠着她的记忆。

“小学时被我表哥按在床上亲吻，当时我很抗拒，一直挣扎，他一直按着我。之后尤其是青春期，我对亲密边界特别敏感，和爸爸、弟弟单独待在家时会不适，甚至做梦梦到被侵犯。”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当严重，从幼儿园开始每个人生阶段，从亲人到路边的陌生人，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言语和身体冒犯。一个人走在街上都会紧绷，如果路边有陌生男性对我说话或者在背后有什么大动作，我都会吓得尖叫”。

许宁看到家里的小外甥女和她小舅舅单独待在房间时，“我会非常在意甚至反胃，敲门把他们喊出来”。

杨发辉指出，受害者选择沉默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除个体性格差异，还与社会文化结构有关，比如羞耻感，以及环境的压迫。如果求助，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选择不求助。”

“煤气灯效应”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关系已经建立、异常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受害者为何难以及时识别正在发生的伤害？

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佩奇·L.斯威特（Paige L. Sweet）曾提出，亲密关系中的“煤气灯”是一种通过持续操控现实感知，使受害者逐渐怀疑自身判断的心理控制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施害者往往借助既有的性别权力结构与不平等关系，将对现实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ing）：主人公宝拉（Paula）在婚后不断察觉生活中的异常，格雷高利（Gregory）将煤气灯调得忽明忽暗，但其丈夫始终否认这些变化的存在，然后坚持告诉宝拉那是她的幻觉，并反复暗示“问题出在她自己”。在持续的否认与暗示中，宝拉逐渐失去对现实的信任，开始相信自己“出了问题”。

在钟某和受害者的关系里，伤害伴随着药物控制、意识丧失、记忆断裂与日常互动交织。

受访者金晴白（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曾在一位已婚朋友家中目睹类似过程——一个本应最私密、最安全的空间，却成为操控发生的场域。作为在场者，她看到对方在日常细节中悄然制造偏差，又迅速将其否认。

在一次她在场的情况下，对方甚至当面移动了桌上的水果摆放位置，却依然坚持否认这一改变。

她强调，这些行为并非偶然。“他们通常不会一开始就做很明显的事情，而是从这些最不起眼、最不容易被外人察觉的细节入手。”

“比如钥匙、门禁卡这些小东西，本来是固定放在进门的托盘里的，但他会时不时把位置挪开，然后反过来说，是你没有放好。”她说。起初，这些变化看似无关紧要，但当类似的情境反复出现，对方又始终否认时，受害者会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记性真的不好”。

金晴白进一步回忆，这类操控往往并不集中在某一件事上，而是散落在日常生活的多个细节中。最典型的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否认。她举例说，有一次早上，她的朋友清楚记得自己已经吃过蒸鸡蛋，但回到家后却发现锅里仍然放着一个鸡蛋。对方随即否认她的记忆，暗示“你并没有吃过”。

类似的情境还出现在家务细节中。她的朋友出门前曾将早餐用过的碗碟清洗干净，但回家后却发现这些餐具重新出现在水槽里，而对方坚持称“你根本没有洗，也没有吃”。甚至在生活秩序层面，已经收纳好的夏季鞋子，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鞋柜显眼的位置，使人产生“是不是自己忘了整理”的怀疑。

在这些反复出现的细节中，被改变的不只是物品的位置，更是对“事情是否真实发生过”的判断。金晴白说：“当类似的情况一再出现，而对方又始终否认时，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哪一部分记错了。”

在钟某的案件中，受害者长期处于意识受损与记忆断裂状态，本就缺乏稳定的现实参照，而一旦与关系中的信任结构叠加，个体更容易陷入对自身经验的怀疑。

数字犯罪

在德国版“N号房”案件中，对现实的不断修正与否认，并不只出现在一对一的关系之中。随着影像被反复传播、讨论与再加工，受害者的经验在数字空间中被不断重写，甚至逐渐脱离其原初语境，转化为可被消费的内容。

在对该案的解读中，韩国《N号房追踪记》译者叶蕾蕾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路径。在她看来，这类案件的关键从来不只是个体的恶。

“这个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不是某一个恶魔般的个体，而是一种被常态化、匿名化，甚至娱乐化的‘结构性共谋’。比如说：加害者不是少数‘变态’，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同学、同事、公务员。平台提供了技术庇护，使犯罪变得低风险、高收益。司法系统长期以‘抓不到’‘处罚轻’‘受害者也有责任’为借口，事实上纵容了这种犯罪。媒体与公众在猎奇与冷漠之间摇摆，有时无意中成为二次加害的帮凶。”

2020年7月2日，韩国大邱地方法院安东分院当天对文亨旭进行公审。文亨旭是“N号房”的创始人，涉嫌以多数未成年人为对象，制作并传播性剥削视频。（视觉中国 / 图）

这一判断，在德国“N号房”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参与者并非局限于某一极端群体，而是分布在日常社会关系之中。

这种共谋，首先体现在技术条件上。

技术平台的匿名性与弱监管。Telegram的强加密、自毁消息、海外服务器等特点，使加害者几乎零风险运作。书中多次出现加害者嘲笑“警察抓不到Telegram”的对话，这说明技术庇护是他们敢于为所欲为的核心信心来源。

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文化。书中“火”和“丹”的个人成长经历反复表明：从初中到大学，女性身体被评价、被侵犯、被调侃是“日常”。

与之相伴的，是根深蒂固的“受害者有罪论”。穿短裙、晚上出门、上传过自拍，都被视为“给了加害者可乘之机”。司法、媒体、家庭中都存在这种将责任悄悄转嫁给受害者的叙事，使加害者的行为获得某种隐性的豁免。

数字性犯罪认识的代际断层。国会议员分不清N号房和Deepfake，甚至问“难道自己偷偷看也要处罚吗”。老一辈对数字空间的性犯罪严重性缺乏认知，导致立法和执法长期滞后。

“观看者经济”的驱动。博士房（即N号房）的收费会员制度说明：不是几个加害者在作恶，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在付费观看。这种需求本身就在不断在生产新的受害者。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国“N号房”再次出现，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可预测、可解释的社会机制。

“2026年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只要一个社会具备匿名平台、性商品化文化、法律监管不足、厌女结构这几个要素，‘N号房式犯罪’就一定会出现。就算发生的国家不同，其掠夺逻辑也完全一致。所以跨国的‘N号房再现’是一种必然，而绝非意外。因此，当类似案件在德国、日本、美国等地出现时，不是‘N号房模式’被复制了，而是同样的结构性条件在另一个语境中被激活。区别只在于：司法反应的速度、媒体伦理的程度、公众意识的觉醒水平不同。”

对于叶蕾蕾而言，《N号房追踪记》的警示意义正在于此：所谓的“N号房”事件，并不能简单看成是“韩国的丑闻”，它只是数字时代性别暴力的一个典型样本。

“我清楚地记得，翻译这本书时，我就想过——这绝不只是韩国的故事，而是每个数字化社会都可能发生的故事。2026年的今天，我更加确信——它离我们从来都不远。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技术平台提供匿名庇护、有性别不平等提供思维土壤、有轻判提供侥幸心理，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本书是韩国的故事，但它不是‘只有韩国才会发生’的故事。它是一个数字时代性别暴力的预警报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