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是一本专注于中国的英文数字新闻杂志。根据其官网介绍，该杂志“致力于解读和阐释我们这个时代最重要的故事之一：中国的经济崛起及其对全球商业、金融、贸易、劳工和环境的影响”。

一、王亚秋：西方看不见的中国

在特朗普访华前夕，中国人权研究学者王亚秋近日发表题为《西方看不见的中国》的评论文章，批评西方媒体与政策圈对中国的理解日益失衡：它们关注的是“中国为何在科技领域胜出”“中国高科技产品如何改变世界”，却越来越忽视普通中国人的生存处境与社会情绪。在她看来，西方如今所看到的，往往只是一个“充满活力、雄心勃勃、能力超群”的中国，而不是那个“由饱受苦难和不公的人民组成的中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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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开篇引用一位旅居美国、近期返回北京的记者的话，形容今日中国：“科技进步是真实的，工人阶级的苦难也是真实的。这是一个高度分裂的社会，是科幻小说的绝佳素材。”王亚秋认为，这种撕裂感恰恰是当前中国最真实、却又最容易被外界忽略的部分。

她写道，自己所了解的中国，“弥漫着幻灭、疲惫和疏离的气息”。新冠疫情期间严厉的封控措施，让许多原本相信体制的人也开始意识到，“对公民自由的任意限制不仅可能针对政治异见人士和少数民族，也可能针对普通公民”。而在疫情之后，人们又继续承受失业、过劳与房地产危机带来的压力。

文章列举了大量具体案例。“我的朋友格蕾丝·金的父亲——金明日牧师，因领导一间独立的基督教教会而被监禁。”她也提到，一些维吾尔族朋友“多年来都不知道他们的父亲在哪里，因为他们仅仅因为是维吾尔族人，就被中国政府强迫失踪”。

与此同时，她每天都能在中国互联网看到另一种现实：“一名送货员在送货途中因过度疲劳而突然死亡；孩子神秘死亡后，父母在学校门口哭泣；工厂工人因工资拖欠而抗议。”这些碎片式的视频，共同拼凑出一个“濒临崩溃的社会”。

王亚秋特别强调，中国长期存在的结构性问题——户籍制度、城乡差距、人口老龄化与性别失衡——正在持续加剧社会焦虑。她写道，许多农民工“在城市生活了一辈子，却始终无法享受到城市公民的各项权益”，而长达三十年的独生子女政策，则让今天的年轻家庭同时背负养老、育儿与情感断裂的压力。“家庭网络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和规模萎缩。”

在这种环境下，“内卷”“躺平”“最后一代”等网络流行语成为一代中国年轻人的情绪出口。文章提到，2022年上海封控期间，一位居民拒绝前往隔离点，面对警察“会影响三代人”的威胁时回应：“我们是最后一代，谢谢。”这段视频迅速传播，却随即遭到审查。

她认为，这些现象反映出一种“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受过良好教育、物质更加富裕，然而却深深感到无能为力和希望缺失”的社会状态。甚至连中国国家安全部近日将“躺平”归咎于“外国势力洗脑青年”的说法，也在中文互联网引发大量嘲讽。一位网友留言：“我不想躺平，请给我安排一份好工作，立刻粉碎外国势力的阴谋。”

在列举了大量事实之后，文章随后将矛头转向西方媒体本身。王亚秋指出，由于“防火长城”的存在，外国人越来越难听到中国普通人的真实声音。一方面，中国人接触全球互联网“技术上困难且政治风险极高”；另一方面，外国人进入中国互联网也越来越困难。与此同时，审查、监控与人工智能技术，则不断强化官方塑造公共舆论的能力。

她还提到，中国政府通过拒发签证、驱逐记者与骚扰驻华媒体，使外国记者越来越难报道普通中国人的生活。而西方媒体资源缩减，则进一步导致报道重心倾向于“大人物”和“重大事件”，而非“中国普通民众的生活”。她特别指出，美国政府削减对自由亚洲电台、美国之音等机构的资助，“使中国压迫最恶劣的部分被进一步掩盖”。

文章中，王亚秋提醒西方媒体和公众：中国当局并不等于中国社会：

西方媒体的报道和政策辩论往往过于关注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意图或中国企业的创新，而将中国社会视为被动且无关紧要的存在。如果仅仅通过工厂、出口、电动汽车、人工智能模型和地缘政治野心来理解中国，那就等于把国家机器误认为国家的生命。

真正重要的中国，不仅仅是生产型的中国，也包括承受苦难、开怀大笑、悲伤哀悼和奋起反抗的中国。这样的中国同样值得被关注——不仅关乎人道主义，也关乎政治和经济风险分析。变革的压力往往来自基层，远早于外界的认知。人们或许看似无关紧要，但在危机或变革的时刻，他们的重要性却会骤然凸显。

二、“没有美国记者的中国”：外媒驻华记者急剧流失，使中国越来越难以被外界观察

美国媒体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5月10日发表了一篇报道《没有美国记者的中国》，指出随着政治高压和报道空间收紧，驻华外国记者处境艰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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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发表于特习会之前，首先点出了驻华记者人数的下降：

美国总统唐纳德·特朗普将前往中国与习近平举行峰会，届时将有大批记者随行。据一位看过名单的人士透露，超过260名记者申请随行。然而，在中国境内，迎接他们的却是数十年来最少的常驻外国记者。

文章指出：“自上世纪70年代中美关系正常化以来，美国在华外国记者人数从未像现在这样少。”长期驻华记者张彦 (Ian Johnson) 表示，如今《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三家美国核心媒体，“总共只剩下两名记者”，这种情况“非常令人愤慨”。

报道披露，今年2月，《纽约时报》驻华记者王月眉（Vivian Wang）被中国政府驱逐出境。这是自2020年以来首次有美国记者被正式驱逐。多位知情人士称，中国方面对《纽约时报》去年邀请台湾地区领导人赖清德参加 DealBook 峰会极为不满，而在法新社采访赖清德后，中国也拒绝向其发放新记者签证。不过，也有人认为，这些事件“更像是一种借口”，真正原因在于北京长期不满王月眉的报道内容。

报道指出，近年来，外国记者在中国面临的障碍已经从“审查”变成一种全面性的日常高压。根据中国外国记者俱乐部 (FCCC) 最新报告，“十分之四的受访记者表示，在华期间曾因当局施压而取消采访或报道计划”，而成功前往外地采访的人中，“同样比例的人遭到警察或不明身份人士阻挠”。

一名记者告诉连线中国：“疫情之后，学者和企业人士比以前更不愿意接受采访，甚至连喝咖啡都不愿意。”文章提到，中国官方长期提醒民众“警惕外国人”，使得普通人越来越害怕面对外国媒体镜头。过去由官方安排参观、组织采访中层官员的时代，也已基本结束。一位财经记者最近参加某知名手机企业活动时，甚至被要求先提交护照，以便国家安全部门进行背景审查。

然而，对于仍留在中国的记者而言，实地采访依然是理解中国最重要的方式。一位记者回忆，自己原本准备撰写“中国如何赢得伊朗战争”的报道，但在前往广东后，却发现现实完全不同：“我后来去了广东，才了解到人们的生活有多么艰难。”他看到大量制造企业正在挣扎应对成本上涨，而这些故事，“才是真正持有记者签证的人能够报道的东西”。

报道认为，北京如今正在通过签证制度进一步控制外国媒体。过去，全职记者通常获得可续签的 J-1 居留签证，但现在越来越多人只获得停留数周或数月的 J-2 短期签证。张彦说：“这是控制报道的一种方式。如果他们不喜欢你，他们就会建议你的新闻机构换一个记者。”

这种短期签证也带来了现实困境：记者难以租房、开设银行账户，甚至难以在离境后重新返回中国。报道称，英国广播公司（BBC）一名记者曾连续六个月持 J-2 签证工作，《卫报》记者则连续两次获得 J-2 签证，而美联社新任驻华负责人今年1月同样只拿到 J-2 签证。

文章回顾，当前局面的源头可以追溯到2020年中美之间的“记者驱逐战”。特朗普政府当年削减中国官媒驻美人员规模，并将新华社、《中国日报》等机构列为“外国使团”；随后，中国驱逐了《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的十余名记者。拜登政府曾试图恢复一种类似冷战时期美苏之间的记者互惠机制，但最终仅在2022年达成“一次性协议”，允许双方各九名记者入境。

四年后，美国媒体驻华力量依旧持续萎缩。《华尔街日报》很快将只剩下一名驻华记者，《华盛顿邮报》则已彻底失去中国驻点。相比之下，《金融时报》等偏重商业报道的媒体处境稍好。曾任美国驻华大使馆副馆长的萨拉·贝兰指出，北京更愿意向那些“关注商业与投资环境”的媒体发放签证，而对涉及“人权、稳定、领导层”等议题的媒体明显更加排斥。

即便如此，仍有记者选择留下。

仍在中国的外国记者坚称，北京加强控制并没有阻止他们的报道。

“在某种程度上，这种恐惧感不如以前那么强烈了，因为它已经变得如此普遍，以至于任何来中国的人都非常清楚这种可能性，”一位目前在华的记者告诉《The Wire》杂志。“我认为，我和其他人可能会更加谨慎的地方在于，当我们与那些对环境或经济管理等任何问题持批评态度的人交谈时。我们都会更加小心地对待这类信息来源，因为他们可能并不了解后果。这几乎是一种责任。”

三、“假记者”与“被偷走的叙事”：中国如何将跨境镇压延伸到数字空间

加拿大多伦多大学的研究机构公民实验室 (The Citizen Lab) 和国际调查记者同盟 (ICIJ) 近日共同发布了一份名为《奇闻逸事》（Tall Tales）的报告，披露两个与中国政府有关联的网络行动组织，通过冒充记者、伪造媒体身份、搭建钓鱼网站与操纵叙事，对海外异议人士、记者与研究人员展开跨境数字镇压。然而，他们在研究后发现，受害对象竟然就包括自己本身。研究者认为，这些行动显示出中国政府正在将传统的“跨国镇压”进一步数字化、外包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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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指出，研究人员识别出两个不同的行动组织，并分别命名为“闪光鲤鱼” (GLITTER CARP) 与“亮片鲤鱼” (SEQUIN CARP)。前者主要针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成员，并冒充记者与媒体机构实施网络钓鱼；后者则集中攻击长期报道中国议题的国际记者，包括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记者 Scilla Alecci。研究者写道：“对国际调查记者同盟的双重攻击——采用不同手法与战术——让人得以窥见中国数字跨境镇压 (digital transnational repression) 的运作方式。”

文章披露，攻击者建立了超过100个恶意域名，用来伪装成媒体、Google 安全通知以及国际组织网站，目标则包括维吾尔活动人士、台湾官员、人权工作者与国际记者。研究人员认为，这些行动的目的不仅是窃取账户密码，更是“为后续监控、设备入侵与协同骚扰行动铺路”。

其中一个案例发生在2025年。加拿大维吾尔活动人士 Mehmet Tohti 收到一封伪装成 Google 安全警报的邮件，通知其账户出现“异常登录”。奇怪的是，这封所谓“Google 通知”却是全中文撰写。Tohti 随后联系公民实验室，研究人员由此追踪出两个彼此独立、但都与中国政府利益高度一致的网络行动。

另一项更具迷惑性的行动，则直接“偷走”国际媒体的身份。报道提到，有人冒充国际调查记者同盟记者以及台湾《天下杂志》总编辑陈一姍，向台湾媒体、智库及立法机构发送采访请求，并长期维持联系，甚至提出免费赠送三星手机。由于陈一姍本人确实参与过“巴拿马文件”等跨国调查，这种伪装极具可信度。研究者指出，这类攻击的关键，并不只是技术，而是“利用真实媒体信誉来建立信任”。

报告认为，中国政府近年来越来越依赖“私人承包商”执行此类行动，而非完全由国家机构直接操作。这种模式与中国近年来强调的“军民融合”体系密切相关。公民实验室在报告中写道，中国的数字跨境镇压正在转向一种“由私人承包商执行的国家支持型攻击系统”。

文章特别强调，这类行动并不只是普通网络犯罪，而是更广泛跨境镇压的一部分。公民实验室将其定义为“数字跨境镇压”——即国家利用数字技术，在国境之外监控、威胁与压制异议者。报告提到，从针对海外维吾尔人、香港民主人士，到恐吓记者与研究人员，中国政府已经成为全球实施跨境镇压最广泛的国家之一。

值得注意的是，研究人员发现，这些行动越来越依赖“叙事伪装”而非单纯技术漏洞。也就是说，攻击者会首先研究目标长期接触的媒体、机构与社交网络，再以“可信身份”接近受害者。一位研究人员表示，这种模式的危险在于，“它试图摧毁人们对记者、研究机构与公民社会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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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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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连线中国：政治收紧、读者流失，中国出版业正经历行业寒冬

美国媒体连线中国 (The Wire China) 5月4日发表了一篇深度调查报道，聚焦中国出版业在政治收紧与市场崩塌双重压力下的困境。文章指出，过去十余年间，中国图书行业从一个仍有活力的文化市场，逐渐演变成一个高度依赖审查、自我规训与短视频流量逻辑的产业，“中国图书出版商正面临生存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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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中金易云的数据显示，去年出版业收入同比下降10%，达到1110亿元人民币（约合150亿美元）。若剔除教材，同比降幅达17%。由于这些数据基于定价，并未反映普遍存在的折扣和大幅降价，因此出版商的实际收入可能远低于此。

报道以北京民营出版公司“磨铁图书”为切口。2020年，磨铁高价购入亚马逊创始人贝索斯传记《创造与漫想》 (Invent and Wander) 中文版版权，原本认为中国科技巨头的崛起会带动企业家阅读热潮。然而仅数月后，中国官方开始全面整肃互联网平台经济，马云等科技富豪接连“失声”，市场风向骤变。该书最终销量惨淡，成为行业误判时代情绪的缩影。

文章援引业内人士的话称，如今出版行业已经形成一种“恶性循环”：一方面，经济下行导致图书销量锐减；另一方面，政治审查持续强化，进一步压缩出版空间。“编辑越来越不敢碰现实议题，因为没人知道红线在哪里。”一位资深出版人表示，“最后大家只能反复做安全、保守、不会出事的书。”这导致图书质量越来越差，民众更不愿意买书。

上海著名独立书店“季风书园”的前老板于淼表示，“在这种环境下，书籍的质量和多样性都受到了影响。这反映在书店的藏书选择上，进而影响了人们的阅读意愿”。

具体来说，在市场方面，报道提到，中国实体书店大规模倒闭已持续多年。根据行业数据，越来越多出版社只能依赖直播带货、折扣电商和“算法推荐”维持销售。过去依靠文学、思想与社会议题建立声誉的出版机构，如今不得不转向“成功学”“情绪疗愈”“流量网文”等更容易变现的内容。一名编辑坦言：“短视频平台改变了人们阅读的方式，也改变了出版社的生存逻辑。”

与此同时，在政治方面，政治环境的收紧让出版人陷入更深的不确定感。报道指出，中国出版体系本就建立在严格审查机制之上，但近年来对历史、政治、商业乃至国际关系题材的限制进一步扩大。很多编辑在送审前便主动删改内容，以避免风险。“自我审查已经成为日常工作的一部分。”文章写道。

报道还列举多个案例：部分出版社因出版涉及改革开放、企业史或社会问题的书籍而遭处罚；一些曾活跃于公共讨论空间的编辑被迫离职；还有出版社因一本书“踩线”而导致全年项目暂停。一位业内人士说，如今出版业最大的恐惧并非赔钱，而是“突然被消失”。

文章认为，在行业不景气与政治高压交织下，中国出版业正逐渐失去“培养公共思想”的功能。越来越多年轻编辑选择离开行业，而愿意阅读长篇严肃作品的读者也在减少。一位受访出版人悲观地表示：“如果这种情况继续下去，五到十年后，中国可能不会再有真正值得读的书。”

最后，连线中国指出，中国出版业的困境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折射出公共表达空间的持续萎缩。当出版无法再自由讨论现实，阅读本身也逐渐沦为一种消费娱乐。对于许多仍留在行业中的编辑而言，他们如今的工作，更像是在“戴着镣铐跳舞”。

二、“把政治犯带回谈判桌”：美智库哈德逊研究所呼吁特朗普向北京施压

美国保守派智库哈德逊研究所 (Hudson Institute) 在特朗普访华前夕发表了其研究员 Olivia Enos 的评论文章，呼吁美国总统特朗普在未来与中国领导人习近平的谈判中，将中国政治犯问题列为核心议题。文章认为，在当前中美关系重新进入“交易式外交”阶段之际，美国不应只聚焦关税、科技与贸易，更应利用北京对经济合作的需求，“迫使中国共产党在人权问题上作出让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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据悉，当地时间5月7日，美国国务卿卢比奥在新闻发布会上已经确认，人权问题将会是特朗普访华的重要议题之一。

文章指出，“没有什么比中国共产党更害怕中国人民本身。”作者写道，争取政治犯获释“不仅是道德责任，更是战略选择”。在她看来，中国经济放缓、外资撤离与国际孤立加剧，使北京正处于一个“比以往更脆弱的时刻”，而华盛顿则拥有更大的谈判筹码。

报告特别点名多位具有国际影响力的政治犯案例，包括香港《苹果日报》创办人黎智英、中国家庭教会牧师金明日，以及维吾尔族医生古丽仙·阿巴斯 (Gulshan Abbas)。作者认为，这些案件分别涉及香港新闻自由、宗教自由与新疆人权问题，具有高度象征意义。她写道：“每一次成功争取政治犯获释，都意味着中国政府权力的一次后退。”

文章还援引多个历史案例，指出美国政府过去曾通过外交施压促成异见人士获释。例如，1980年代美国曾为中国物理学家方励之提供庇护；近年来，美国政府也曾多次通过秘密谈判促成被拘押美国公民离开中国。作者认为，这说明“人权议题并不会破坏谈判，反而可能成为双方关系中的关键交换筹码”。

报告进一步批评，美国过去几年对中国人权问题的关注呈现“碎片化”趋势。华盛顿虽然频繁谴责新疆、西藏与香港问题，却缺少持续、系统性的政治犯倡议机制。文章写道：“如果美国不主动提出这些名字，他们就会在中国监狱中被世界遗忘。”

作者尤其强调，应把政治犯议题纳入中美元首会谈与贸易谈判，而非仅停留在人权声明层面。她认为，北京真正关心的是经济稳定与国际市场准入，因此华盛顿必须把“政治犯释放”与中国所重视的利益挂钩。“中共来到谈判桌前，是因为他们需要继续接触美国经济。”文章写道，“这意味着美国拥有施压空间。”

与此同时，报告也试图重新定义“人权”与“国家利益”的关系。作者称，美国一些决策者长期将人权视为外交中的“附属议题”，但事实上，“维护普世人权本身，就是美国国家力量的一部分”。她写道：“当美国推动并捍卫人权时，它同时也揭示了威权政权的脆弱。”

文章最后警告，如果华盛顿继续仅以贸易赤字、芯片出口或地缘竞争定义中美关系，那么那些被囚禁的人将彻底失去国际关注。对于许多仍被关押在中国监狱中的异议人士而言，他们能否重新被世界“看见”，或许正取决于下一轮中美谈判桌上，是否有人愿意再次提起他们的名字。

三、2026国际数字人权大会被迫取消，主办方指中国当局是幕后黑手

编者注：Access Now 是一个国际非营利组织（NGO），旨在通过倡导、政策干预和技术援助来保护网络使用者的数字权利。每年他们都会举办国际数字人权大会 RightsCon，汇集全球的社会倡议者、技术专家、政策制定者、企业领袖等，一起讨论 AI、网络监控、言论自由等议题。

国际数字人权大会 RightsCon 5月1日发表公开声明，宣布原定于2026年5月在赞比亚首都卢萨卡举行的2026年峰会被迫取消。活动主办方、人权组织 Access Now 在声明中直指，会议流产的原因涉及“外国政府干预”，并将矛头指向中国政府：

4月27日，就在政府发布新闻稿支持 RightsCon 的次日，我们接到赞比亚交通部（MoTS）的电话，称有一件紧急事项。对方告知我们，由于台湾民间社会代表计划亲临现场参加活动，中华人民共和国的外交官正在向赞比亚政府施压。这一事态发展令人极为担忧，我们当即予以反驳。随后，我们按照惯例——即当特定群体面临潜在风险时——与台湾地区参与者建立了沟通渠道。尽管我们需要更多信息，但我们仍然相信这是我们可以与政府协商解决的问题。

通话结束后不久，我们便接到报告称，移民官员在参与者抵达时告知他们“RightsCon”已被取消。这些事态发生在赞比亚公共假日前夕，尽管我们整个晚上及次日都在持续联系政府相关人员，但一直未收到任何消息，直到4月28日星期二接到交通部一位值得信赖的高级官员打来的非正式且语焉不详的电话，他告知我们，他已受命传达“RightsCon”将被取消或推迟的消息。对于这一决定的来源及原因，他支支吾吾。我们追问并提出异议，促使该交通部官员索要了我们的活动方案和参会者名单。我们再次提供了此前会议中已向其提供的公开信息，但此后再未收到任何回应——无论是非正式的还是正式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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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ightsCon 在声明中写道：“我们本应此刻与大家相聚，而不是写下这封信。”主办方称，原计划有超过2600名线下参与者、1100名线上参与者、来自150多个国家和750家机构的代表赴会，但在会议召开前数日，局势突然发生变化。声明称：“我们相信，外国干预是导致 RightsCon 2026 无法在赞比亚举行、甚至无法在线举行的原因。”

据悉，RightsCon 原定讨论的话题包括人工智能治理、网络封锁、数字监控、虚假信息传播、平台审查、跨境打压以及网络时代的人权问题。根据大会此前公布的议程，多场讨论涉及“中国数字影响力”“数字威权主义”“网络审查出口”等议题。部分合作组织还计划讨论中国企业在全球南方国家的数字基础设施扩张。

对于活动取消，主办方除了表达遗憾外，还对中国当局的跨国镇压表示批评：

我们认为，这项单方面决定及其执行方式，都表明了针对公民社会的跨国镇压势力范围之广，并有效地压缩了我们开展活动的空间。在公民社会本已面临巨大经济和政治压力的当下，我们和我们的社群所经历的一切是前所未有的，也是关乎生死存亡的。

作为人权组织，我们谴责这些侵犯和平集会和结社基本自由、干涉整个 RightsCon 社群言论自由和公民空间的行为。我们深知自身平台和特权，能够以许多人无法企及的方式就这些侵权行为发声，我们也意识到这一结果对当地和区域合作伙伴已经并将继续产生的影响。我们将继续与你们站在一起，支持你们。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维权网：是非政治性的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旨在协助中国大陆民间维权力量发展公民社会，通过民主方式促进法制改革，遵循普世人权标准和捍卫中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监督政府落实其对保障人权的承诺，追究各类侵权责任，为受害者寻求司法和社会救助。Email:wqw2011@gmail.com

一、黎智英、张展被评为全球10大受迫害媒体人，新闻自由倡导组织呼吁国际社会关注

5月3日，在“世界新闻自由日”当天，全球多家媒体以“合一自由新闻联盟” (One Free Press Coalition) 的形式联合发布了年度最紧迫的“十大受迫害媒体人名单”。该机构表示，发布名单的目的是希望“引起公众关注那些因试图讲述真相而受到威胁的同行记者”，并且“声援”这些媒体人以及“他们所面临的紧迫新闻迫害案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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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章表示，这10个案例聚焦于因被指控“恐怖主义”或“反国家”罪名而成为打压对象的记者。根据保护记者委员会 (Committee to Protect Journalists, CPJ) 的数据，在全球被监禁的330名记者中，约61%的人是以“反国家”罪名被关押的，这类指控包括被控从事恐怖主义活动或接受外国政府资助。

其中，香港媒体大亨黎智英、中国公民记者张展位列榜单之中：

今年2月，香港一家法院判处78岁的黎智英20年监禁——实际上等同于终身监禁——此前他于去年12月被裁定两项“串谋勾结外国势力罪”和一项“串谋发布煽动性刊物罪”成立。法院同时还对他在亲民主媒体《苹果日报》的六名前同事作出判决。该媒体在运营26年后，于2021年停刊，原因是当局冻结其资产并多次突击搜查其办公室。拥有英国国籍的黎智英自2020年以来一直被拘押，他是在一项由北京实施的国家安全法下被捕的，该法律被用于平息抗议活动并压制异议声音。保护记者委员会（CPJ）的数据显示，中国一贯是全球监禁记者人数最多的国家，目前至少关押着51名记者，其中包括8名在香港。

张展目前正在中国服第二个刑期，她因持续进行报道而不断遭到迫害。她首次因“寻衅滋事”罪名被捕是在2020年5月，当时她正在新冠疫情暴发期间于武汉进行报道。她被判入狱四年，出狱后又于2024年以同样罪名再次被拘押。一次不公开审理的庭审在上海判处她额外四年监禁。无国界记者组织（RSF）指出，张展被剥夺了会见律师的权利，也无法由自己选择的律师为其辩护。现年42岁的她在拘押期间因多次进行激烈的绝食抗议不当对待，曾被送医并遭强制灌食。

此外，榜单上其他八名媒体人分别是

雷扎·瓦利扎德（Reza Valizadeh）——伊朗记者

范端庄（Pham Doan Trang）——越南作家、记者兼活动家

乌尔法特霍尼姆·马马德绍耶娃（Ulfatkhonim Mamadshoeva）——塔吉克斯坦独立记者、女权活动家

齐·康拉德（Tsi Conrad）——喀麦隆电影制作人兼摄影师

弗伦奇·梅·坎皮奥（Frenchie Mae Cumpio）——菲律宾记者

塞温吉·瓦吉夫吉兹（Sevinj Vagifgizi）——阿塞拜疆反腐调查媒体 Abzas Media 的总编辑

吉内特·阿斯马马乌（Genet Asmamaw）——埃塞俄比亚记者

克里斯托夫·格莱兹（Christophe Gleizes）——遭阿尔及利亚当局逮捕的法国记者

据悉，该名单由保护记者委员会、国际女性媒体基金会 (International Women’s Media Foundation, IWMF) 以及无国界记者组织(Reporters Without Borders, RSF) 合作编制完成。

最后，报告强调，这些个案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更广泛压制趋势的缩影”，凸显新闻自由在多个地区遭遇系统性侵蚀。

二、在审查之下记录抗议：自由之家如何“看见”中国异议

在中国共产党高度极权的统治之下，是否依然有民众抗议活动？这一直是外界所关心并争论的问题。在海外中文社交媒体上，这一答案往往是非常悲观和负面的，“奴性论”和“不反抗论”等言论大行其道。然而，自由之家则给出了不一样的答案：“中国的抗议活动比许多人所意识到的更为常见。”

自由之家 (Freedom House) 在年初发表了一篇问答文章。自由之家的编辑团队采访了旗下项目异言网 (China Dissent Monitor, CDM) 的研究负责人凯文·斯莱滕 (Kevin Slaten)。采访试图回答这一问题，并揭示其如何在严密审查体系中“追踪异议”，中国数字时代部分摘录如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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问：什么是中国异议监测？它为理解中国的异议提供了哪些洞见？

答：异言网目前是唯一一个公开记录中国抗议事件的数据库。自2022年6月以来，我们已经收集并分析了近14,000起此类事件。

多年来，中国共产党（CCP）一直系统性地在媒体和互联网中审查有关抗议的信息，并逮捕那些试图将这些信息集中整理成数据库的公民。该政权对这些事件记录的压制（以及对抗议本身的打压）恰恰说明了有关中国异议的信息有多么重要。理解抗议在频率、议题和地理分布上的模式，可以帮助我们洞察中国经济放缓如何影响普通民众、政府政策的效果，以及公众对政府和官员行为的不满——同时也揭示制度性不公，甚至可能关系到政权稳定。

异言网追踪并整理这些关键信息，对于任何希望理解中国经济、社会或治理状况的人来说都至关重要。活动人士、政治和经济分析人士以及记者都在使用异言网的数据。中国公民也可以通过异言网收集的数据，更好地了解他们自己的国家正在发生什么。

问：中国公民对全国范围内的异议了解多少？异言网能否提升国内认知？

答：中国公民通常对抗议的存在有一定了解，他们可能在网络帖子中看到过，或通过社交网络听说过一些案例。但他们往往不了解抗议的真实规模和分布情况，包括在自己所在城市的情况，更不用说其他地区了。这种信息缺失会强化一种认知：抗议是一种异常或不正当的维权方式——而这种叙事正是中共所推动并从中获益的。异言网有助于填补这些信息空白，使中国公民更好地理解其社区中发生的事件。

问：异言网最近被《卫报》和《经济学人》报道。你们重点发现了什么？

答：异言网记录显示，2025年中国农村抗议事件比2024年增加了70%。在《卫报》以独家报道发布之前，这一趋势并未被报道。大多数此类抗议源于强制搬迁或征地过程中不公平待遇引发的纠纷。这通常与地方政府试图通过土地开发获取收入有关，而这一过程往往伴随着腐败或不当行为。因此，农村抗议往往直接指向政府行为者。虽然CDM此前已经对这类抗议进行过分析，但抗议数量的急剧上升，可能反映出一些更深层趋势，例如地方政府债务压力推动其加大征地力度，或农村劳动力失业上升。

更广泛来看，根据异言网数据库，过去一年中国各地的抗议活动整体呈上升趋势。这一趋势主要与经济诉求相关，尤其是工人、购房者以及其他消费者或投资者发起的抗议。《经济学人》以此为切入点，探讨了为何在一个威权国家中抗议依然频繁发生，经济性抗议如何演变为政治性异议，以及这对中共意味着什么。

问：由于美国对外资助削减，异言网在2025年曾一度停运。它为何对政策制定者、投资者和研究者如此重要？我们如何支持它？

答：随着中共限制获取经济和社会数据，并通过庞大的审查体系压制公共批评，获取关于中国发展的准确信息变得愈发困难。异言网作为一种替代信息来源，通过记录抗议行动，揭示了中国基层层面的经济、社会和政治状况。

异言网对于政策制定者以及那些希望挑战中共“威权治理优于民主制度”叙事的人也具有重要价值。中共之所以压制有关异议的信息，部分原因在于这些信息揭示了其政治体系中的问题：一方面官方描绘出经济持续繁荣的图景，另一方面却存在与土地征收、房地产长期危机、企业倒闭等问题相关的大量抗议。人们之所以频繁走上街头，是因为他们不信任或认为中共设立的官方申诉渠道无效。

目前，异言网已通过一笔短期资金恢复上线。然而，如果没有进一步支持，政策制定者、企业、投资者、研究人员以及其他群体可能再次失去这一独特而重要的公共资源——一个揭示中共试图隐藏的社会与政治动态的平台。若希望支持异言网继续开展其开创性研究，请向自由之家（Freedom House）捐款。

三、维权网：四月中国新增30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2026年4月30日发布了《四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单中43人已被刑满释放或取保获释；并获悉有17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了我们又搜集的被刑事拘留的1人以及被判刑的29人，共计30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少数民族维权、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43人名单：

李洁、 吴燕娜、陈忠国、成梅花、韩晓栋、

洪长、 胡今朝、李兰强、李峭松、李志君、

刘万胜、鲁扬、 马利春、彭树明、邵艳芳、

孙丽娟、图丹罗珠（藏）、徐占清、杨淑贤、于珍、

曾兴阳、赵跃、 朱作亮、孔德全、何晓燕、

班颜超、庞善喜、马国斌、张嘏、 张雅明、

张桃凤、陈久文、吴桂菊、刘美丽、罗素玲、

张秀群、曾云辉、潘丽萍、于凯、 赵长慧、

余文生、陈剑雄、李道国

2.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1人名单及简历：

景树仁：男，汉族，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云田镇人，公益人士，自媒体人。2018年其在家乡陇西县云田镇上大道村开展“新年新衣·启智书屋”爱心捐赠活动，为全村200多位老人捐赠了过冬棉衣，向村妇联捐赠图书400余册。2019年底，只身前往施救家乡被骗传销人员，终于将其成功解救。2020年，景树仁多次向省交通运输厅反映连霍高速相关问题终得到妥善解决。同时，在帮助农民工讨薪、农产品宣传、事故赔偿、爱心捐赠等现场，也常常看到他忙碌的身影。2024年3月16日，景树仁因微博转发农民工讨薪相关事件而被兰州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刑拘关押至今已经超过2年，一度引发了全社会的高度关注。仅仅因为转发农民工讨薪相关微博，从未谋求哪怕是半毛钱的利益的农民工，已经被关押了两年多了，罪名还是那个寻衅滋事罪。案件被起诉至法院一年后，2026年3月底其辩护律师朱孝顶才接到法院通知，景树仁案将于2026年4月8日至10日，召开庭前会议。其辩护律师朱孝顶发文表示，“作为律师，作为网友、作为他的朋友，我的心情极其沉痛：这样的一位在人间终其一生从未被人给过任何差评的好人，居然遭此劫难。”景树仁目前羁押在兰州市第一看守所。

3.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29人名单：

20年：卡西姆·西迪克、

18年：阿尔斯兰·阿布都拉、

17年：阿力甫·巴拉提·爱尔克、

8年：岗•次仁卓玛、

7年6个月：冷振辉、周传英、

7年：杨小明、达杰、

6年：程方维、

5年：刘海燕、

4年8个月：安静涛、

4年6个月：李春华、

3年10个月：陈继环、

3年6个月：刘汝平、陈金秀、

3年2个月：程玉荣、

3年：张承兰、

2年6个月：吴淑兰、

2年：张贞一、

1年10个月：张月梅、

1年6个月：郭志敏、杨志华、宋福元、

1年3个月：韩伟、

1年2个月：朱广军、

1年：吴永琼、白彦宾、

8个月：辛奎、

刑期不详：张爱民、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682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9人、有期徒刑1395人、刑期不明26人，羁押未判257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或强迫失踪的情况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6年4月30日）第127期（共1682人）》。

「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使得地方政府对公共基础服务的财政补贴越发吃紧。」

特约撰稿人 曹风

日前，广州时隔12年拟再调整中心城区水价，一场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却引来诸多争议。

4月3日，广州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布《广州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以下简称《方案》），针对广州市中心城区供水服务区域内（包括越秀区、荔湾区、天河区、海珠区、黄埔区、白云区、大学城区域）供应的自来水价格进行调整，并给出两个方案进行比选。

其中区别为，方案一的居民生活用水“保本微利”、其他用水“合理盈利”，方案二的居民生活用水第一阶梯水价按成本定价、其他用水“合理盈利”。两套方案中，平均供水价格均由2.53元/立方米上涨至3.4元/立方米，涨幅达到30%以上。

改革方案中提到，此次自来水价格调整主要有两个原因，一是现行水价实施接近12年，城市供水成本已发生较大变化，广州市自来水公司的供水业务亏损从2020年的-4.47亿元扩大至2022年的-6.53亿元，供水销售收入已无法弥补含税成本；二是广州的居民生活用水量远超同期其他一线城市水平，需要增强水价的节水约束作用。

5月9日，广州市中心城区自来水价格改革方案听证会举行，参与听证会的17名听证代表， 包括普通居民消费者9名、非居民消费者3名、经营者1名、其他利益相关方1名、人大代表1名、政协委员1名、专家学者1名。

据《21世纪经济报道》，参会的17名听证会参加人均表示理解和支持水价调整。其中，9名听证代表支持了居民用水涨价幅度更大的方案一，7名居民消费者代表支持居民用水涨价幅度相对较小的方案二，还有1名代表没有选择支持的方案，认为调价幅度可以进一步调整。

随着听证会结果在网络上的传播，“被代表”的质疑声音开始出现。

有网友在听证会相关报导中，发现其中一名听证代表为广州荔湾区亲临食府负责人黄志辉。据《广州日报》“大洋网”报导，黄志辉在听证会上表示，“水电气作为经营的重要支出，每个月的水费支出为700至800元。水价涨幅不要太大，单价最好控制在4元以内，不要给企业增加太多负担。”

网友因此认定黄志辉为支持居民用水涨价幅度更大方案的9名听证代表之一，亲临食府在美团、大众点评、百度地图等软件上的留言区开始出现大量一星差评，有网友表示“为什么代表我们加水价，这种没有良心餐厅”。

疑似受到此次听证会风波影响，5月23日，广州市从化区发布通告，原定于5月28日召开的从化区自来水价格听证会“因故延期举行”。

广州自来水的涨价并非孤例，近段时间以来，中国多地的公共服务因为涨价、价量异常等情况已经屡次引发风波。

就在4月，重庆多名用户在互联网上发帖，称自从去年更换燃气表后，燃气费突然异常飙升，有用户表示，平时50元左右的每月燃气费，暴涨五倍到了270元。

4月13日，重庆市政府宣布成立联合调查组并于19日公布初步调查结果，称当地涉事燃气企业存在错抄和违规估抄、燃气计费周期混乱、价格政策执行不到位、换表工作组织无序、工作力量严重不足、内部监督管理不到位等六大问题。

其中重庆燃气集团沙坪坝分公司2024年1-4月因手动录入错误产生用气量增高的1085笔、涉及气量19.05万m³，未入住估抄错误产生用气量增高的106笔、涉及1.16万m³，长期未成功入户抄表造成累计抄表数按更高阶梯价格收费234笔、涉及27.91万m³。

调查组当日表示，重庆燃气集团上级机构已决定免去车德臣的重庆燃气集团党委书记、总经理职务。

4月26日，联合调查组在深夜发布此次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称共检定燃气表754只，只有两只表“转得快”，且未发现加注气体设备，智能燃气表无法通过远程或者芯片改写燃气表上的用气量。4月10日以来，共发现企业多计多收气费3837件，涉及气量1658905立方米，涉及金额3378971.64元。

同时值得注意的是，根据重庆燃气的2024年一季度财报，2024年第一季度实现营业收入27.03亿元，同比增长4.33%；实现净利润-5144.32万元，同比下降1.76%。

重庆的闹剧之外，天然气价格上涨已经成为趋势。

起因是2023年6月，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表示要促进终端天然气价格及时反映市场与上游成本变化。，湖北、辽宁、江苏等多个省份也在随后出台实施意见。

据《界面新闻》不完全统计，自2023年中国国家发改委出台《关于建立健全天然气上下游价格联动机制的指导意见》以来，超过130个市县发布了联动机制文件或者通知。其中，在目前已明确价格调整幅度的地区中，基础居民气价上调的平均金额为0.26元/立方米。

今年4月，江苏省丹阳市在发布的管道天然气销售价格调整方案中表示，按照该市居民用户占比达86%的第一阶梯的大多居民用户，户均年用气量178立方米测算，预计居民生活月均增加支出3.58元，年增加支出43元。

在价格联动机制推出之前，中国国内燃气企业上游依赖于“”三桶油”（即中石油、中石化、中海油）供应气源，而各地城市燃气企业的营收主要依靠居民端燃气销售，定价权往往掌握在当地政府手中，利润则依赖于政府补贴。整体而言，地方的燃气供应企业在日常经营中掌握的自主权相对受限。2022及2023年的供暖季中，河北等地的城市燃气公司曾因为上游价格过高，出于减少自身亏损的目的，出现限制购买或断供天然气的情况。此前的天然气价格方案已经很难维持下去，涨价已是势在必行。

今年3月以来，中国国内已经至少有深圳、成都、莆田、福州、镇江、丹阳等六个市县调整了居民用气价格。其中，深圳第一、二、三档价格分别上调至3.41元、3.91元、5.16元，涨幅分别为10%、9%、6%。

水价、气价的上涨趋势已成定局，电价也有了上涨的传闻。

2024年5月，一则有关居民电费涨价的消息在中国社交平台上传播，称居民电价将自6月1日起上涨，同时取消谷峰计价，改成分段计价。5月13日，中国A股电力板块持续走强，截至当日收盘，甘肃能源、西昌电力涨停，多家电力企业跟涨。

据第一财经报导，国家电网客服回应称，“暂时没有收到价格主管部门发布的相关政策文件，也未收到供电公司的相关电价调整通知。”

尽管如此，从长远来看电价的上涨恐怕难以避免。

2021年，国家发改委在答复网民关于“建议完善居民阶梯电价制度，鼓励城乡居民多用清洁的电力资源”的留言时曾表示：进一步深化电价市场化改革要求......使电力价格更好地反映供电成本，还原电力的商品属性，形成更加充分反映用电成本、供求关系和资源稀缺程度的居民电价机制。

无论是水、气还是电的供应，在中国都属于公共基础服务行业，作为垄断或者准垄断行业存在，同时依赖于中央政府及地方政府的巨额财政补贴，才得以实现较低的供应价格，其中不少都处于长期亏损状态。如前述提到的广州自来水公司，2022年营业收入为33.15亿元，当年获得的水资源费补贴、项目财政资金等其他收益就达到1.91亿元，但利润总额仍为-2.6亿元，持续亏损。

但在近年来经济增长放缓、财政收入减少尤其是因房地产行业萎靡连锁反应的土地出让金减少，使得地方政府对公共基础服务的财政补贴越发吃紧。（延伸阅读：《数说中国房地产行业：库存高企，销售暴跌，楼市的冬天还会持续多久？》）

仍以广州市为例，长期以来其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都依赖于土地出让收入。2022 年，广州的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1,629.2 亿元，下降31.8%，其中土地出让收入1,552 亿元。广州市政府在预算报告中明确写明“收入下降主要是受疫情和房地产市场环境影响，区级土地出让收入低于预期。”（延伸阅读：《数说疫后中国经济：封控解除一年后，在面临什么样的危机？》）

放眼全国的情况，2023年的中国政府性基金预算收入为70704.85亿元，下降9.2%，原因是地方国有土地使用权出让收入下降了13.2%。

补贴难以为继后，地方政府疑似正在“甩包袱”，把维持公共服务运营的责任转移出去。

早在2023年11月，国家发改委和财政部就联合发布一份《关于规范实施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新机制的指导意见》，强调引入社会资本，优先选择民营企业参与，同时“不因采用政府和社会资本合作模式额外新增地方财政未来支出责任”。

2024年4月，根据该《指导意见》，国家发改委、财政部、住建部等六部门联合修订了《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特许经营管理办法》，也强调“鼓励和引导社会资本参与基础设施和公用事业建设运营”，其中关于政府提供投资支持的措辞，也从原本的“可由政府提供可行性缺口补助”，成了“严防新增地方隐性债务”。

「“我依然对中国的人们和文化饱含热忱，但生活的铁拳这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准备离开这里，去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特约撰稿人 范玉辛 发自北京

2023年的倒数第二天，我来到了一家位于九龙山附近的酒吧。除了几十平米的室内空间外，它还拥有可以承办小型音乐演出的露台。北京的冬夜异常寒冷，大风刮得人们耳朵生疼，但还是60多位裹着长款羽绒衣和围巾的观众聚在这里，其中三分之一是外国面孔，安静地等待着面前的吉他手调音。这是爱尔兰独立音乐人康大卫（David Carey）在北京的最后一场演出。

“我在中国已经待了九年，只是写下这样的语句都会体会到那份时间的厚重。”在活动宣传推文中，大卫用中英双语这样写到，“生活在北京这个不断膨胀的超级大都市给我带来不容忽视的影响。我在这里上过班，组建过几支乐队，运营过一家让我引以为豪的文化空间……我依然对中国的人们和文化饱含热忱，但生活的铁拳这次落到了我的身上，所以我准备离开这里，去寻找新的安身立命之所。”

事实上，在疫情期间和开放之后，选择离开中国大陆的外国人不占少数。而近年来，人们对“老外”，尤其是“西方白人”这一身份的态度，也在发生着转变：他们拥有着刺眼的“白人特权”，可以拿着国际机构或学校的高昂工资，或拥有优越的外派身份，穿梭在城市中最时尚的bistro和酒馆里，享受着对标巴黎、纽约的消费环境。这似乎使他们的离开显得没什么值得同情的。但我们在谈论老外时，似乎将很多千差万别的背景信息混为一谈，从国籍、人种、工作行业，到为何来到中国，是否融入本地的生活文化之中等等……他们的身份和故事同样是复杂的，在享受着“身份特权”的同时，另一部分人也在忍受着来自周边的恶意与歧视——两者可能在同时发生。

这也是为什么康大卫的离开，以及他和插画艺术家Alice合开的文化空间小块儿的关闭尤其令人惋惜。这是一个外来者的故事，他热爱中国独立音乐现场，对这里的人抱有善意，尝试并确实与此地构建了深刻的联结，却因为举办包含LGBTQ+元素的电影放映而受到警察的调查，在面临被起诉“非法工作”的风险下被迫离开。在这个故事背后的问题是，我们想要的开放、包容、多元、繁荣的社群生活和文化环境，需要由什么支撑？

一

大卫有一辆死飞，他住在胡同里，也喜欢骑着车逛胡同。北京是世界上最大的城市之一，它的中心城区却如此低矮、紧凑。早晨，大卫通常会骑到宝钞胡同买面包，或到国子监买煎饼，再拐到安定门内大街上的临街小铺，用熊本熊自带杯接上一杯咖啡。附近有家用心做本地音乐推介的胶片店，同样身为音乐人的大卫常常会与店主聊上几句，挖掘新的乐队与风格。夜晚，他要么会去“school”看演出——这个在2015年吸引他留在北京的音乐场馆仍然坚挺着；要么则会回到小块儿——除了日咖夜酒的商业模式外，在几乎每个营业的晚上，小块儿都会举办不同的活动，噪音现场、变装演出、喝喝画画、手工之夜……而大卫私人最爱的是每周日的“游戏之夜”。他与醉醺醺的顾客们以用户名相称，争夺当晚马里奥赛车之王的荣誉，胜者可以享受酒水折扣。参与比赛的人们认真但友善，笑着咒骂彼此，又共同为获胜者庆祝。在这片小小的天地里，大卫觉得开心又放松。

现在已经搬到柏林的大卫告诉我，这是他常在他梦中回顾的日子。

「若从“短六四”和“长六四”两个纬度来看待六四，林培瑞刚好跟这两个纬度，有很多的交集」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何流 ，端传媒音频制作人陈莉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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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6月4日，已经过去35年了。对于这场运动的记忆，以及“六四”对于当下的意义，今年又达到了一个新的节点。

端传媒特约撰稿人何流，近期拜访了美国学者林培瑞（Perry Link），一位“六四”的亲历者。

林培瑞是普林斯顿大学东亚研究荣休教授，现任加州大学河滨分校比较文学讲席教授。除了专注于汉语文学，他这几十年来主要支持中国的民主人权运动。林培瑞在“六四”事件前后成为了新闻人物。当时，他是美国科学院的驻华代表，住在人民大学隔壁的友谊宾馆，结交了许多中国知识分子，特别是80年代的民主偶像、中国科技大学副校长、物理学家方励之。日后的《方励之传》也是由他编辑和翻译的。在六四事件发生后，他帮助方励之逃进美国大使馆，并最终成功保护方励之一家免于抓捕、流亡美国。

多年来，林培瑞一直参与海外的人权组织，经常翻译海外知识分子的文章，帮助美国人了解中国的另一种声音。他曾说：“我们记住六四，是因为最坏的中国在那儿，最好的中国，也在那儿。”

本期"端闻"，何流与林培瑞进行了长时间的访谈，呈现80年代以及六四前后的经历，探讨如何以“短六四”和“长六四”两个纬度看待80年代社会的思想解放，以及六四之后对中国社会和政治的持续影响。

关于端传媒过往关于六四事件纪念的报导和评论，请参阅六四事件35周年特别页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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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制作团队】
出品：端传媒音频
监制：甯卉
主持：杨静
编辑：HY
制作人：陈莉雅
剪辑、声音设计：“缰河媒体工作室”王伯维、孙圣峰、Waven
主题音乐：Axel Kacoutié

「在这里，选择自己阅读、记忆或纪念六四的方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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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年是六四第三十五週年。維多利亞公園的燭光漸弱到消失，香港已無法成為六四紀念的重要支點。無論身處何處，對這場運動的記憶，與紀念六四對於我們當下的意義，在今年，又到了一個新的節點。

有一些定會被反覆提及的問題：過去的討論與紀念對不同人來說，意味著什麼？ 我們對六四的理解與認知是怎樣形成的？ 哪些曾經被人們所忽視？ 六四的發生與結局，對中國的政治體制造成了什麼樣的影響？ 在香港國安法落地之後，紀念六四成為罪行了嗎？ 白紙運動後，這兩場公民行動被視為什麼樣的關係？

在六四三十五年的此刻，端傳媒從過去八年關於六四的所有報導與評論中精選了一系列文章， 在這個頁面裏，我們一同回顧這些年沈澱的回憶與紀念，以及 2019 年後，為了紀念六四還在持續的努力與抗爭。

歷史，多重曝光的記憶

關於六四的討論與省思，長期以來，集中在對運動過程的回溯與個人記憶的打撈。 這些保存歷史的努力，包括死難者的確認與名單整理，很多並非出自當年的學生領袖，而是來自當年其他的親歷者。 包括身亡學生家屬組成的「天安門母親」，在檔案中孤獨求索真相的教師，甚至是身兼「加害人」、證人、受害者身分的前戒嚴部隊士兵。

除了對運動過程本身的回溯，當時中國社會更大的背景是什麼樣的？ 在八十年代一度較為開放的政治討論環境和政改呼聲之外，失控的物價和接近 20% 的通貨膨脹率，如何點燃了人們的不滿？ 而在學生與知識份子被認作運動主角的主流敘事之外，工人與市民在其中是怎樣參與的？ 他們的政治訴求與學生群體有何不同？

最後，六四運動被軍隊殘酷鎮壓，這個結局給中國的政治體制、國家-社會關係都帶來了深遠的影響。 出動軍隊面對本國公民的和平示威，使得中共政權的合法性暴露出嚴重問題。 在九十年代，中共政權轉身加入了全球化的市場體制與貿易鏈條，在高速的經濟發展中尋求績效合法性，來獲得國民的認同。

與此同時，知識群體與國家的關係也發生了變化。 八十年代具備一定自主性的知識分子，在九十年代被體制吸納與分化。 六四之後，自由主義的思想脈絡失去了進一步本土化的空間，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許多知識份子轉向民族主義，以探求新的解釋，推動了民族主義思潮與民族情緒從九十年代中期的興起。 中國政府以績效合法性、民族主義意識形態、維穩體制為標誌的 「後天安門政治秩序」，在六四之後的三十年間，逐漸形成。

天安門事件之後，西方並沒有持續太久的對華制裁，這也是中國可以順利發展經濟，並加入全球化進程的重要原因。 日本與美國在其中起到了關鍵的作用。 六四鎮壓發生後，美國總統老布什暗中去信鄧小平，表態將避免更嚴重的制裁措施； 而日本是「自由主義國際秩序」的國家中唯一拒絕進行制裁，並迅速恢復對中關係的國家。 為什麼美日兩國當時會採取這樣的做法，背後分別有什麼樣的原因？

六四清場之後，眾多參與者面臨被捕或流亡的命運。 流亡者被迫在匆忙中離開故土，在陌生的國家重新尋找自己的位置。 在海外民運的紛爭當中，有人選擇了一種「半隱居」的生活，在學術的路徑研究與關注中國的走向。 而留在國內的被捕人士，有人將自由作為一生的事業，也最終為此付出了生命。

在三十年後回望六四，當上述複雜的背景和經過，往往只作為碎片式的畫面被展演與討論時，我們應該如何超越已顯僵化的論述，重新發現六四重要的社會運動價值，與當下的思潮和行動遙相呼應？

曾經，人們這樣紀念

1989 年 5 月 21 日，密切關注北京局勢的香港市民歷史性的百萬人上街遊行。 全稱為「香港市民支援愛國民主運動聯合會」的「支聯會」也在此次遊行中宣布成立，此後 30 年，不間斷地舉辦維園燭光晚會紀念六四。

當年，也有香港學生北上支援，整個八九學運期間，香港中文大學就有共約30名學生赴京支援。 亦有數十名香港記者前往北京進行報導，在 6 月 4 日的凌晨，見證了軍隊從長安街的駛過，與槍響後倒下的市民。 還有一批台灣記者，專程在 6 月 4 日之後趕往中國，並前往成都、上海等地，希望紀錄六四鎮壓發生後各地的情況。

八九之後，香港維園每年的燭光晚會，成為全球參與人數最多、連續性最強的六四紀念活動。 而香港被看作中國人傳承六四記憶的重要陣地，在 1997 年之後，更是整個中國唯一可以高呼「平反六四」、「結束一黨專政」的城市，扮演著世界上任何一個地方都難以取代的角色。

不同年份，維園燭光晚會的參與人數有所起伏，在 2014 年的雨傘運動之後，本土思潮的興起也讓部分人質疑傳統的六四紀念對於香港自身的意義。 但是，六四記憶在香港的持續性，以及三十年來與本土的政治訴求和民間情緒的共振，成為香港一代人最初的政治運動啟蒙，也形成了有關香港自身的「記憶的政治」。

維園的六四集會，還是很多內地人接觸八九這段歷史的契機。 他們在這裡，第一次看到了公開集會與政治表達的樣貌， 維園的人群與那些年香港的街頭政治和大大小小的社運一道，帶給他們過去的生活未見的影像，也讓很多人開始反思自己所受教育與歷史真相之間的距離。

除了維園的集會與直接的政治表達，香港文藝界多年來也在持續創作六四題材的藝術作品。 有的是紀實類的影像，有的是對六四符號的再思考和創造。 人們採用雕塑、舞台、行為藝術、影片等各種形式，既反映事件本身，也折射當代的社會氛圍和爭議——六四論述與記憶不僅僅是歷史，也是當代史，這一點在文藝創作中多有體現。

只是，在 2019 年之前，香港的六四記憶維護就已面臨多方困境。 籌備多時的六四紀念館，在 2014 年正式開展後，不久便被展館所屬大廈法團告上法庭，之後則經歷閉館、更換場所、被當局查封、最終轉移至網絡的命運。 傳媒界對於六四的報導，因中央政府對言論的愈發收緊，在香港也呈現出越來越政治敏感的態勢，集體回憶的承傳比以往更加艱難。 初中歷史課綱排除六四事件，在課堂講述這段歷史的空間也變得越來越窄。繼續以此前的方式紀念六四，是否將不再可能？

2019後，六四的聯結是什麼？

站在五年後回看，2019 年香港政治氣氛的波瀾起伏，不僅僅在反修例運動上。 當年 4 月，事關 2014 年雨傘運動的「佔中九子」宣判罪成，審判歷時79日，被稱為「世紀審判」， 這直接促成了 1989 年曾赴北京支援學生運動的香港學聯代表李蘭菊，特意為當年的六四維園燭光集會而從多倫多飛回香港。

當年參加維園燭光晚會的人數達到 2014 年以來的新高， 期間香港獨立樂隊、被稱為「六四樂隊」的 VIIV 演繹中國大陸獨立歌手李志的《黑色信封》開場， 大會播放的影片亦以李志的《廣場》為背景樂，大會指18萬人將維園球場擠得水泄不通。

2019 年六四 30 週年這天的維園場面，成為絕響。

五天後，反修例運動經百萬人遊行漫長開啟。 翌年支聯會再向警方申請維園作為六四紀念場地，被禁以 COVID 疫情和「限聚令」，該年 6 月底港版《國安法》實施。 經五年後，「紀念六四可能犯法」不宣於法而宣於心，2019 年的六四也成為最後一場香港的公開紀念活動。

儘管公開集會被禁，2020 年逾萬名市民依然如往年一樣進入維園自發集會，現場曾高喊現在已經被禁止的運動口號和歌曲。 在 2019 年之前，香港對於六四的論述和儀式看法曾出現世代分歧， 本土派年輕人和「大中華」民運人士對如何看待民主香港與民主中國的關係產生差異， 而至 2020 年，六四紀念延續的反修例運動情感則不言自明。

紀念活動各地開花，各區立法會議員、區議員街站和公民團體自發派發白色蠟燭、紀念單張等。

也是在是次集會上，自行到維園悼念的支聯會和民主派等 26 人，被控「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等罪。 至 2021 年 12 月，該案判刑，壹傳媒創辦人黎智英、前支聯會主席李卓人、副主席鄒幸彤、前記者何桂藍等 8 人， 被裁定「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公眾聚集」、「舉行一個未經批准集結」及「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會」等罪成，被判 4 個半月至 14 個月不等。

2021 年，警方二度以疫情為由禁止六四集會，消息亦指當晚在維園附近身穿黑衣或點燃蠟燭，都可能被視為和集會有關。 時任支聯會副主席鄒幸彤在 Facebook 及 Twitter 上發布題為「燭光無罪 堅守陣地」帖文；鄒並於六四當日於《明報》發表題為〈燭光承載良知重量 港人執著說出真相〉文章。她向公眾表示，自己將以個人名義到維園紀念。

但六四當日早晨，鄒幸彤在其律師樓附近被捕，其後被控「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 當日，警方亦派出 3000 名警力維持治安。 支聯會本欲重開六四紀念館予公眾獻花，該館卻在 6 月 1 日遭香港食環署執法，指經營已8年的六四紀念館未有領取公眾娛樂場所牌照，屬無牌經營。

集會被禁，延續逾10年的街頭藝術成為發生在香港街頭幾乎唯一的公共悼念， 藝術家三木、盧樂謙、阿V等10位藝術家，在6月3日的銅鑼灣街頭「提前悼念」，為這個城市帶來勇敢的藝術形式，在禁忌之日表達仍存的真實情感。

最終，這一年的維園在警察嚴守下空無一人，惟入夜後，天后、銅鑼灣一帶再現六四光海。 路上不時可看到零星坦克車模型、燭光，街道亦見寫上「不要讓六四成為禁詞」的塗鴉。 在香港其他地區市民亦自發悼念，網絡上流傳隱晦表達的梗圖。

2021 年是失去的一年。 6 月 19 日，《蘋果日報》出版最後一份報紙，宣布翌日停刊； 8 月，成立於 1989 年的支聯會宣布解散，其後 7 常委因「拒交資料」被捕，警方定性支聯會勾結外國勢力； 9 月，從實體轉移到網上的六四紀念館網站，在香港遭到封鎖，香港 IP 需通過 VPN 才可登陸網站； 12 月聖誕前，旨在紀念六四、已樹立多年的香港大學「國殤之柱」及香港中文大學「民主女神像」、香港嶺南大學的六四浮雕，先後被強行拆除或偷偷移走。

縱民情譁然，六四集會、紀念館及實體記憶至此皆被政府取締。

10 月 25 日，鄒幸彤為 2021 年的六四控罪自辯， 她在自辯詞中指：「 如果法庭要說，這樣一個沒有指定地點的行動呼籲，都是在煽惑一個未經批准集結， 那我也很疑惑，這個集結是在指哪個集結、在哪裡的集結，是否地點是全香港或者全世界，是否任何人在那個時間點起燭光，就是在參與未經批准集結？ 如果這樣說，不如直接承認，要禁止的，就是六四的悼念本身。 」

2022 年，對觸犯紅線的恐懼開始展現影響，過往教會是紀念六四的重地之一，該年天主教香港教區卻決定從此不再舉辦追思六四彌撒。 至此，所有具名的、組織的六四活動皆在香港消失。 6 月 3 日，藝術家如往年悼念，至傍晚警方則拘捕數人。 到了 2023 年，行為藝術家們剛站上街頭就被捕。 2023 年的維園，被批准舉辦「香港回歸 26 週年嘉年華」。

縱然城市中仍可見燭光，但也是從這兩年開始，人們開始寄望台灣能接過紀念六四的棒子，海外紀念六四活動愈發遍地開花。 每個獨立的個體，在這時代重新拷問自己，悼念六四的初心是甚麼？ 那份觸動或憤怒又是甚麼？ 中國和香港的海外離散者，若未曾放棄將六四作為連結的契機，那麼其所追尋的連結是什麼含義？

一個擺在面前的問題是，當公共條件全部喪失，六四紀念會否如虞斷裂？ 除此之外，紀念週期也逐年縮短，香港的中小學校也不再主動教授六四歷史，圖書館相關書籍被下架。 公開的集體記憶消失之後，個人記憶及主流之外的記憶論述，可能接班嗎？

歷史也在此時更迭。 2022 年 11 月，江澤民逝世，他在六四後接任中國國家主席，開啟中共、中國和他個人的13年。 他的逝世難免提醒人們一個時代的結束。 2022 年底，大陸爆發反封控潮（白紙運動），成為新一代人的政治啟蒙， 而 2023 年六四老人王丹等爆出 #MeToo 醜聞，這條追尋正義之路開始面臨更為嚴格的審視，折射出人們對「民主、自由」的新闡釋的渴望。

2024 年 3 月，香港完成另一部國安條例、「23 條」的立法。 至 5 月 28、29 日和 6 月 3 日，香港警方拘捕獄中的鄒幸彤及其母親、友人等共 8 人， 首次動用 23 條，指 8 人在社交媒體上「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持續發布煽動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記者提問保安局長鄧炳強「敏感日子」是否指六四，鄧答「日子不重要，重點是有人煽動對政府憎恨」， 記者續問「無叫口號、提及六四，是否已違法？」 鄧答「你講的問題不是最重要。」 與此案相繼的是國安大案「47 人初選案」的裁決（5 月 30 日），被捕 7 人中，有人獲保釋後即到庭外排隊聽審。

如此，2024 年的六四紀念形同冰封，而維園獲批於六四當日舉辦「家鄉市集」，空間意義繼續被改寫。 曾經，六四的主流論述在本土思潮、左翼反思下瀕臨「失效」，如今連這「失效」也不可得。

我們重回 2019 年前凍結住了的人聲熙攘，也關顧 2019 年後打壓下的勇氣與靜寂。 未來 2025、26 或更遠的年份，氣氛或有變，或無出其右。 但是，每個人，仍有權選擇自己閱讀、記憶或紀念六四的方式。

香港部分六四相關案件進程
（截至 2024 年 6 月 3 日）

• 鄒幸彤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12個月
  • 2021 六四煽惑集結案，「煽惑他人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罪，判囚 15 個月；2024 年 1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此兩案刑期部分分期執行，總刑期 22 個月
  •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鄒還押兩年，申請保釋被拒，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2024 年 5 月 28 日獄中再次被捕， 警方指其自 2024 年 4 月起，「利用某個將至的敏感日子」，透過他人在「小彤群抽會」持續發布「具煽動意圖的帖文」，涉嫌違反 23 條下的「煽動意圖罪」
• 鄒幸彤舅父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鄒劉華珍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劉家儀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關振邦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維園禁食，被以「涉嫌作具煽動意圖行為罪」拘捕
• 李盈姿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被以「作出具煽動意圖的行為」拘捕
• 陳劍琴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潘幼翠
  • 2024 年「利用某敏感日子煽動」案，遭 23 條「煽動意圖罪」逮捕
  • 同時被指於網上訂閱資助羅冠聰等人，違反《國安法》「以金錢或其他財物資助他人實施分裂國家」罪
• 陳式森
  （三木）
  • 2024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用手劃出「八九六四」，被逾 20 名警員包圍帶走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遭警方截查
• 陳美彤
  • 2023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被警方帶走
  • 2022 年 6 月 3 日在銅鑼灣進行行為藝術，涉嫌「公眾地方行為不檢」
• 鄧岳君
  徐漢光
  • 2021 支聯會拒交資料案，「沒有遵從通知規定提供資料」罪成，判囚 4.5 個月；2024 年 3 月駁回上訴，維持原判，即時服刑
• 支聯會
  • 2020-2021 「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李卓人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舉行未經批准集會」罪，判監 14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俊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2020-2021 支聯會「煽動顛覆國家政權」案，法官預計 2024 年無法開審
• 何桂藍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黎智英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及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成，判監 13 個月
    *另有數項國安案件在身
• 蔡耀昌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2 個月
• 梁耀忠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梁錦威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
• 胡志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判監 4.5 個月
• 尹兆堅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張文光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9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陳皓桓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 郭永健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趙恩來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
• 麥海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煽惑他人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8 個月，緩刑 18 個月
• 梁國華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緩刑 12 個月
• 何秀蘭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梁國雄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朱凱廸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楊 森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 黃之鋒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10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岑敖暉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6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罪成
• 袁嘉蔚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民主派初選 47 人案」，認罪
• 梁凱晴
  • 2020 六四集會案，「明知而參與未經批准集結」罪，判監 4 個月
• 羅冠聰
  張崑陽
  • 2020 六四集會案
  • 流亡海外，被法庭通緝

註：涉案類型和人數眾多，或有疏漏；名單上多人仍有其他政治案件在身，這裏主要呈現六四案件和近期大案。

查看完整名單

「2024年1至4月，中国百强房企销售总金额为10914.1亿元，同比下降46.8%。」

特约撰稿人 穆鲁 发自新加坡

据德邦证券于2023年的测算，从总量来看，2022年房地产及房地产建造业对中国GDP的直接贡献占比约为10%，如果考虑到地产对其他上下游行业的拉动，占比可达20%。但近年来，由于地产行业持续低迷，房地产行业占GDP比例也有所下滑，从2017年26.6%下滑到2022年的20.3%。

2024年5月14日，地产商雅居乐集团首次发生美元债券违约，并在公告中指出，其已无力履行境外债务的付款义务。至此，发行美元债券的民营地产商除万科等少数幸存者之外，近乎全军覆灭。

中国房企此轮流动性危机起于政府试图“降杠杆”，控制房企债务规模的政策。其中，影响最为深远的政策为2020年提出的“三道红线”政策，包括要求房企控制负债率在70%以下；净负债率不得大于100%；以及现金和短期债务的比例大于一倍。而如果房企被划入红档，则被要求有息负债规模以2019年6月底为上限，不得增加。

在过去十余年中国房价急速攀升的繁荣时期，房企通常以高负债不断扩张、购地，并从购房者手中拿到预售款提前回流现金，但高杠杆的前提则是房价只升不降。中国政府严苛的降杠杆要求为房企扩张踩下了急刹车，但随之而来的是，高负债的房企面临流动性危机。

自2021年10月花样年作为首家中资地产商境外债券违约后，中国民营房企纷纷“暴雷”，无法按期兑付债券的利息或本金。国际投资者曾一度押注中国政府会不惜代价救援恒大，并买入恒大美元债券，但出乎意料的是，政府并未对恒大伸出援手，此后多米诺骨牌效应下，包括曾是中国销量最高的房企碧桂园等一众民营地产商，在之后的两年里也陆续暴雷。据彭博数据，截至2023年9月1日，以美元债券发行规模计的中国排名前50名的民营房地产商中，有34家已出现海外债务拖欠或违约。据评级机构标准普尔数据，从2020年至2023年年底，中资发行人的境外债券已有288个房地产行业债券出现违约，而非房地产行业的发行人的债券中，同期仅有43个债券违约。

借着一杯酒劲儿，我在深夜与你分享前一阵在深圳滨海艺术中心观看《暗恋桃花源》的体验，以及近 20 年来反复看这部戏，我对它的理解和感情。

无论你是否看过《暗恋桃花源》这部话剧，都适合收听这一期节目。这不是一出需要介意剧透的戏，它太经典和熟悉了，哪怕你没有在剧场看过，也应该听黄磊、何炅在《向往的生活》中多次聊过。但话剧的魅力，在于剧场，在于你坐在剧场里感受舞台和当下的氛围、一气呵成的现场表演：如果你先听这一期节目再去看，大体上会对你的观看体验有所帮助；如果你恰好看完今年的巡演回来收听，也能丰富这一次的观剧体验。

在这一期，你会听到：

—- 当代年轻人生存与理想的困境是什么？

—- 为什么当下互联网中有那么多年轻人批评《暗恋桃花源》的声音？它真的「三观不正」吗？观众和作品之间出了什么问题？

—- 为什么《暗恋桃花源》能长盛不衰近 40 年？

—- 当代年轻人爱情观念的冲突

—- 江滨柳是渣男吗？

—- 我和「江滨柳」都非常喜欢新版本的江太太

—- 为什么说这一版江太太终于「成为」了美茹？

—- 美茹恨云之凡吗？

—- 江滨柳 vs 老导演 VS 新导演

—- 1948 vs 1986 vs 2024

—- 悲剧《暗恋》明明是明恋啊！

—- 喜剧《桃花源》到底在闹什么啊？

—- 当代年轻人的困境 VS 暗恋桃花源：美丽的错位

—- 以《午夜巴黎》为例，什么是「黄金年代」？

—- 我们为什么会怀念「黄金年代」？它们美在哪里？

—- 为什么我会不厌其烦地反复观看《暗恋桃花源》？

—- 深圳 5.2 专属版《暗恋桃花源》的演出遗憾

—- 老陶 vs 春花 vs 袁老板：《桃花源》的表演节奏

—- 喜剧的原理：优越感

—- 剧场管理员：“一辈子都在等这十分钟！”

—- 舞台张力被置换的角色：江太太 vs 春花

—- 向外张力的表演：袁老板、顺子

—- 向内张力的表演：美茹、云之凡、江滨柳

—- 修改了设定的暗恋导演，是对时代和当下的回应

—- 逃出来的桃树：福尔摩沙

—- 时代的遗憾，身份认知的迷茫，戏内戏外的游离感

—- 我曾经的剧场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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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登场人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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