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博士肄业生，掀起了一场学术界打假风暴。

自2026年4月9日起 ，自媒体博主“耿同学讲故事”连续发声，质疑生物医学领域五位教授发表在《自然》（Nature）及其子刊上的论文存在数据造假。

被点名者都顶着“杰青”或“长江”的“帽子”，这被视为仅次于两院院士的人才计划。在科研圈里，“杰青”俗称“小院士”。

最早被“打”的，是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2026年5月6日，距离耿同学公开举报尚不足一个月，同济大学公布调查结果，认定涉事论文的实验数据存在学术不端。

作为论文的通讯作者，即课题的总负责人，王平被免去生科院院长职务，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下降两级。

如此迅速的处理，在以往高校查处学术不端事件中并不多见。

接着，耿同学又举报了四名教授发表在《自然》子刊上的论文中疑似数据造假。其中，涉及中山大学两人，南开大学和上海大学各一人。

因涉及学者数量多、级别高，疑似数据造假的手段粗糙，再加上涉事高校对此迅速作出回应，这场打假备受社会关注。

打假的影响已传导至高校。一所涉事高校启动论文自查，要求上报可能存在的学术不端情况，并称“主动上报可酌情从轻处理”；也有学生向耿同学反馈，导师已开始要求他们提交实验原始数据。

一位生物医学领域教授向南方周末记者表示，老师们眼下担忧的是，过去某篇论文里，学生提交的实验数据是否也“埋着雷”，“弄不好现在就要爆炸”。

在他看来，更重要的不是一味加压与惩罚，而是追问造假为何屡禁不止，进而推动制度性优化。

“造假还造这么简单”

2026年4月7日，耿同学建的微信群“毕业论文打卡群”里，有人转来一篇公众号文章，质疑同济大学王平团队发表在《自然》上的一篇论文数据异常。

文章附的图表里，有两列数据的差值全是0.3；还有两列数据的差值呈规律性的加减；第5列数据的末位数字则全是5。涉事论文发表于2025年1月，题为《人类HDAC6通过感知缬氨酸丰度来调节DNA损伤》（Human HDAC6 senses valine abundancy to regulate DNA damage）。

“这也太懒了吧，”群里有人吐槽，“造假还造这么简单。”有人附和，“哪怕用个随机数呢？”

即便长期关注圈内的学术造假，耿同学也被这样的“漏洞”震住了：发布在顶级期刊上的论文竟能留下如此拙劣的破绽。

“如果不是我亲眼看到，我都不会信。”他对南方周末记者说。

耿同学并非外行。在北京航空航天大学攻读生物医学工程博士学位时，他就开始做自媒体，网名从“耿同学想当老师”，到“耿同学想退学”，最后变成了“耿同学讲故事”。2025年，读博第五年，他办理退学，之后全职运营账号，定位是生物医学科普，全网粉丝有三百多万。

这个二百多人的“毕业论文打卡群”，最初是他几年前为互相激励毕业论文写作而建，后来就成了粉丝聊天群，不时分享科研圈的“瓜”。其中的活跃分子，多是生物医学领域的学生。

在学术打假中，生物医学占据了大量比例。耿同学解释，这和学科特点有关：生物医学不像数学物理，依赖逻辑推演，而是更多依赖实验结论，需要大量的数据和图片，这就给造假者提供了空间。

不过，对群友而言，很多人是头一回把注意力放到“原始数据”上。

一方面，只有少数学术期刊要求作者提交并公开原始数据，这些数据并不在正文呈现，而是以附件形式上传。生命科学领域三大顶尖学术期刊《自然》、《细胞》（Cell）、《科学》（Science），目前只有《自然》及其子刊在2022年后对论文作者公开原始数据提出硬性要求。

另一方面，科研人员平日很少去翻论文的原始数据。多位生物医学领域研究者告诉南方周末记者，通常只有在重复实验时遇到问题，才会倒回去查看原作者的实验数据比对。

更棘手的是，原始数据的体量之大，几乎没法靠“人眼巡逻”。

“毕业论文打卡群”里转发的那篇文章，出自国内生命科学领域自媒体iNature旗下的“诚信科研”团队。团队学术顾问刘盼告诉南方周末记者，《自然》及其子刊一篇论文平均约6500个数据点，想在海量信息中逐一核查，几乎不可能。

早在2024年，团队成员就发现王平团队此次被打假论文中的图片问题：不同时段的实验图像出现重复；不同实验使用同一图像，仅做了明暗度调整。之后，他们将疑点匿名发布在同行评议论坛PubPeer上，学者常在这一平台对已发表论文提出质疑。

论文的第一作者金佳丽在PubPeer上回应称，图片问题是因为图版位置错误，已联系编辑勘误。事发时，金佳丽是同济大学高等研究院研究员、同济大学附属第十人民医院癌症中心研究员。

本以为风波就此结束，数据问题却又浮出水面。

2025年年末，“诚信科研”团队与第三方公司合作开发AI工具，用以识别论文中存在的数据错误。也因此，王平的涉事论文又进入团队视野。

接到线索的4月7日晚，耿同学从《自然》官网下载了王平涉事论文的原始数据，发现了更多蹊跷：一张表格里，多数数据只保留到小数点后一位；少数保留到小数点后两位的，末位几乎只在4和5之间跳动。另一张图表的280个数据中，末位为5的竟有212次。即便不懂生物医学，也能看出这背离了实验数据末位应随机分布的常识。

4月9日，耿同学发布打假视频。一周后，同济大学发布情况说明，称已成立调查组并启动调查程序。

2026年4月9日，耿同学指出同济大学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王平发表的一篇论文存在数据造假，开启了一场学术界打假风暴。（图片来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勿枉勿纵”

2026年5月6日，同济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经查验实验数据、访谈相关人员等工作，确认王平团队论文中被质疑的14张图表所涉实验和数据由金佳丽完成和提供，存在学术不端、记录方式不规范和图片误用等问题。

金佳丽因此被解除与学校高等研究院的聘用关系。

校方同时认定，王平对实验数据和论文质量“失察失管”，未尽到通讯作者在数据真实性、可重复性等方面的应尽责任。处理结果是，免去王平生命科学与技术学院院长职务，专业技术岗位等级下调两级，取消其岗位聘用、工资晋级、职务晋升、科研项目申报、评奖评优等资格24个月。

王平回绝了南方周末记者的采访。2026年5月19日，他短信回复称，“现在不是很合适”。

同济大学处理速度之快、力度之大，超出了多位受访学者意料。在此之前，对学术造假的举报往往难以获得高校回应。

耿同学没有停下打假的步伐。王平事件后，陆续有网友向他提供线索。他随后又举报了南开大学生命科学学院院长陈佺、中山大学生命科学学院副院长邝栋明、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铁邦和上海大学转化医学研究院院长苏佳灿，认为他们发表的论文同样疑似数据造假。

涉事的三所高校均已发布情况说明，称已第一时间成立调查组。截至发稿，尚未公布调查结论。

2026年5月22日，《自然》系列期刊发言人回应南方周末记者称，已注意到相关论文，目前仍在调查中。

被耿同学举报的5名教授，均为涉事论文的通讯作者，也即课题组负责人（Principal Investigator，简称PI），在学生口中常被称为“老板”。

国内高校普遍推行的PI制源自美国科研管理模式，由PI统筹资源，负责课题申报、经费使用与成果管理等。

一所“双一流”高校药学院教授王敏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国内课题组的分工有三层：研究生负责一线原始数据采集；博士后、讲师或副教授完成初步加工与分析；最终由PI在科学问题与结论层面把关，继而提出理论创新。

当数据到PI手里时，原始数据已被加工成柱状图或曲线图等统计图表。

在王敏看来，当一个团队几十名研究生同时推进多项课题时，PI没有精力核查所有数据，即便进行了核查，也难以发现所有问题。

类似困境并非中国独有。1996年，时任美国国家人类基因组研究中心主任弗朗西斯·柯林斯（Francis Collins）发现，组内一名研究生在多项关于白血病遗传机制的研究中系统性地伪造了实验数据，最终导致柯林斯作为通讯作者的5篇论文被撤。

十年后，《细胞》杂志采访柯林斯时，他坦言，这起事件彻底改变了他管理团队的方式。“以往我只从技术层面审视实验数据，却从未怀疑数据本身的真伪。如今，这份警惕已然刻入日常。”

“PI也不是万能的。”香港大学李嘉诚医学院生物医学学院教授金冬雁对南方周末记者说，搞科研工作的一个特点，就是研究组内要有基本信任。“把所有人都当成贼，这样的逻辑也不对。”

当然，他认为PI作为项目负责人，肯定需要承担责任。但责任轻重，具体案例还需具体分析：当前论文里的问题，究竟是少数图表错误，还是全篇大面积失真？造假发生在学生、老师，还是团队多环节？如果PI承担监管责任，又该如何衡量“失察”的程度？PI平日是否审查组员结果？是个体行为，还是多人合谋？

“要勿枉勿纵，分清责任，不要搞舆论审判。”金冬雁强调，“得让学术回归学术。”

“怪象”

“AI系统什么时候能上线？”耿同学事件后，“诚信科研”团队学术顾问刘盼收到好几位生物医学领域老师的问询。一位老师的论文即将投稿，担心数据“踩雷”，想先用AI自查一遍。

华人学术侦探、哥伦比亚大学医学中心小鼠神经行为中心主任杨沐向南方周末记者介绍，AI在识别生物医学领域的图像造假上已逐渐成熟。她2020年入场学术打假，“前两年几乎打不出来成果”，到2022年左右开始借助AI，撤稿量才有显著提升。迄今，她推动撤稿约350篇。

对一些研究者来说，投稿前让AI把数据和图像“过一遍”，正在变成新的自保动作。

类似的自查压力，也开始在一些实验室内部显现。一所高校的科研助理留意到，他所在课题组的PI在组会上更认真地核对原始数据，还比对出学生提交的数据与实验仪器上的记录有出入。

不过，受访学者和学生均认为，仅靠“加码核查”并不能一劳永逸，应当追问造假背后的制度性诱因。

“千万要杜绝的是打靶式科研。”一所“双一流”高校生命科学院教授魏国栋对南方周末记者说，一旦导师先有了结论，再让学生往里填，做不出来被硬逼着做，就容易出问题。

前述“双一流”高校药学院教授王敏直言：“压力是导致数据注水的最大根源。”在当下的评价体系里，不少职称、人才“帽子”等评定都卡着“年龄”，“每个老师都希望数据真实，但也希望最快拿到数据”。

例如，申请国家自然科学基金委员会设立的‌青年科学基金项目（C类），被认为是面向科研青年的“第一桶金”，要求‌男性未满35周岁‌，‌女性未满40周岁‌；申请‌青年科学基金项目（A类），也即俗称的“杰青”，要求男性未满45周岁，女性未满48周岁；‌两院院士增选，年龄原则上不超过65周岁‌。

北京一所高校临床医学专业本科生吴雨婷向南方周末记者描述过一次组会：一名研究生没完成当周任务，导师当众责问，“你就相当于这周什么都没做呗？”“我当初招你进来是对你饱含期待的，现在很失望。”

即便是旁听者，她也感到“心惊胆战”。在她看来，学生常被推向两个选择：要么继续提交没那么吻合预期的数据，被要求反复重做；要么“美化”数据，让图像更“好看”，实验才能继续。

“没有任何一个PI会明着说‘你就给我去造假’。”南方一所高校临床医学专业的博士生姚远说，有的老师会精神施压：“为什么别人行你不行？”“钱花了，时间花了，为什么我要的结果还没给到我？”

“科学研究不是投钱就一定有产出。”魏国栋说。他主持的课题周期通常在三四年，有的做到一半耗费巨大却仍推不动，“该停还得停”。

为避免学生造假，他更倾向招收“少一些功利心，不太要强，比较老实”的学生。但“对一个人的判断要看很多年”，因而他主要从长期观察过的硕士生中遴选博士生。

对学生来说，除了导师压力，还有毕业压力。

耿同学2025年退学，也和自己实验进展不顺有关。博士学制通常4年，最长可延至6年，2025年是他读博的第五年，“快要毕业了，换句话说，也快毕不了业了”。

他在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回忆，做动物实验动辄数周乃至数月出数据，失败更是常态。他举例说，要论证一个药物更有效，同样的实验重复20次，其中19次是阴性，1次是阳性，这算不算有效？“理智告诉我不算。但感性上，我做了这么多实验，拿到一个结果，你告诉我它用不了？我接受不了。”

多位受访学生向南方周末记者提起一个“怪象”：往往临近毕业时，同学实验的成功率突然变高。

“科研失败率本来就很高，”姚远说“但念到博士的人，作为优绩主义的胜出者，难以接受自己拿不到毕业证。”

2026年5月4日，耿同学举报中山大学肿瘤防治中心实验研究部副主任康铁邦发表在《Nature》子刊上的论文存在数据和图像造假的嫌疑。（图片来源｜@耿同学讲故事视频截图）

无奈

6年前刚做学术侦探时，推动论文撤稿，甚至有人因她的打假失去工作，都会让杨沐感到兴奋。如今，她不再盯着被她打假的个体。

在她看来，大多数人都被日益内卷的风气推着走。只处理某个造假者，“是一种很懒的解决方式，解决不了根本问题”。

耿同学也在视频里说，他想做的并非曝光更多人，而是让学术研究更真实。他建议，学院可招募组建团队，以第三方身份对校内教师已发表论文开展重复实验。

王敏介绍，大型药企的研发部门，往往设有独立的质量控制部，核实原始数据并进行第三方监督。而高校受限于人力和经费，类似机制尚未建立，也为监管留下空当。

国内一家关注科研诚信的研究团队“5GH”负责人伍广亨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放眼全球，如何推动重复实验，仍没有成熟方案。

他曾和一支瑞士团队交流，对方计划用4年检查100项社会学研究是否存在错误。两年多过去，到2026年年初只完成了8项。

伍广亨觉得，这类工作难以调动参与者的积极性，原因之一是重复实验缺乏创新性，难以换来发表文章的机会。另外，不确定性极高，“就像买彩票一样，找出有问题的文章概率很低。即便‘中奖’，收益也不高”。

杨沐则把问题延伸到出版机构。“学术界要发文章，出版机构要赚钱，两者互相依赖。”而目前，从论文投稿到发表，出版机构并不会审核原始数据。

魏国栋多次参与《Nature》子刊审稿。他解释，审稿人并不负责检验数据真伪，而是“默认它是真实的”，主要审核逻辑上是否自洽、有没有数据闭环、哪些实验有瑕疵，以及是否需要补充对照等。

他觉得，当前对数据的校正，多发生在论文发表后。比如，一项研究引发国际学者重视后，跟进研究就能检验其数据是否可靠，“发表一篇论文并不算一个科学成果，它的评价究竟好坏，还是需要时间来检验”。

杨沐则建议，出版机构应投入更多人力用于科研诚信。

她曾与《自然》的出版机构施普林格·自然、《细胞》的出版机构爱思唯尔的工作人员接触。在她看来，相较发表论文的数量，两家的科研诚信团队人手明显不足，“爱思唯尔大概一百人出头，施普林格·自然大约三四十人”。

前不久，杨沐与爱思唯尔科研诚信团队工作人员开会，得知一个数据：她累计向爱思唯尔提交了约3300份学术打假报告，对方目前只处理了600份，不到五分之一。

“我一听就傻了。”这位每周花费30小时打假的学术侦探，打算接下来减少工作时间。这多少有些无奈，“他们还在处理我2024年提交的报告”。

（为保护受访者，文中王敏、魏国栋、吴雨婷、姚远为化名）

5月21日，原定于月底公映的电影《监狱来的妈妈》被上海电影局勒令停止上映，原因是在申请备案立项及报审过程中存在违规行为。距离其官宣定档，仅过去11天。那一天是5月10日，母亲节。

程序性问题之外，这部电影引发的巨大争议更源于其宣发叙事。影片讲述了一名因杀夫入狱十年的女性，在出狱后重新面对生活与亲子关系的故事。片方称，电影改编自主演赵箫泓_（本名赵晓红）_的真实经历——她既是案件原型，也亲自出演自己。

此前，《监狱来的妈妈》成为唯一入围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主竞赛单元的中国影片，赵箫泓亦获得最佳主角银贝壳奖。在国内，它一度被视作讲述服刑人员再社会化的积极案例。新华社曾评价，影片展现了服刑人员“化消极因素为积极因素”的转化过程。

但随着影片宣传不断强调“反家暴”“女性困境”“真实经历改编”等关键词，一份十余年前的裁判文书重新进入公众视野。终审裁定书显示，赵晓红因持刀致丈夫死亡，被法院以故意伤害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五年。尽管判决记载案发时存在肢体冲突，却并未认定其处于长期家庭暴力环境。

于是，一个问题迅速成为争议中心：当司法并未确认杀夫女性长期受暴，一部“真人真事改编”的电影，是否能以“反抗家暴”为叙事基础重新描绘其“重生之旅”？

诸多博主和自媒体质疑，影片可能以“受害者叙事”“洗白”严重暴力案件，弱化罪犯刑事责任；偶有网友指出，在十余年前《反家暴法》尚未出台的司法语境下，“未认定”并不必然意味着“不存在”，长期受暴关系本就难以完整进入法律视野，得到充分细致的查证。

但随着赵箫泓多个社交平台账号被封、片方停止回应，公众最终只能基于判决书、宣发文案、电影节采访、导演采访等有限材料展开争论，舆论呈现近乎“一边倒”的抵制之声。

围绕《监狱来的妈妈》的争议，很难被一句“该不该上映”概括。当真实杀人案被影视改编、又由刑满释放的本人及其家人参演，主创对虚实边界和创作伦理的把握，注定要面对大众苛刻目光的审视，被纳入电影审查和监管之下。人们讨论的，也不只是电影本身，而是司法“事实认定”与当事人可能的真实处境间的距离。如何评价一个未必符合“完美受害者”想象的杀夫女性，成为检验公众法治观念与同理心边界的一块试金石。

家暴心理学：微控制和蜜月期

影片将主角失手杀夫的背景设定为长期受家暴，而原型案件在法律意义上被确认的，则是案发当晚一次看似偶发的暴力冲突。

据终审裁定书，2009年4月15日晚，赵晓红与丈夫张勃因支床发生争吵并厮打。赵晓红退至客厅后顺手将桌子上的水果刀拿在手里，在张勃再次扑向自己时挥刀，最终刺中其胸部，张勃送医后抢救无效死亡。

赵晓红的供述显示，当晚她躺下休息3小时后，被张勃两次叫下支床。她在第二次被要求时拒绝下床，张勃遂用拳头打她头部，强行把她拉下床，用脚踢她后腰。她被打急了，跑向卫生间，经过客厅餐桌时看到水果刀，拿起水果刀指向张勃，但对方并未停手。

制片人沈芬在微博回应质疑时称，张勃的暴力行为并非偶发。赵箫泓曾告诉她，“对方脾气一上来就直接动手”。但赵晓红和沈芬的说法，与判决书采信的部分证人证言存在差异。合租租户及双方亲属均未提及家暴行为，而是认为两人婚后关系较好，有时因琐事吵架，但吵后就好了。

由于案件年代久远，目前公开可获得的信息极为有限。公众能够接触到的，仅有法院判决书、主创采访、电影宣发文案以及少量媒体报道。而在这些材料中，判决书既是唯一具有正式司法效力的文本，也是目前信息最完整的公开材料。这使得许多争议仅围绕判决书展开。

部分网友开始反复比对案件细节，包括伤口形成、赵晓红供述、证人证言以及法院最终认定的罪名，并据此质疑影片“反抗家暴”“失手杀夫”等宣传表述。但另一方面，也有人指出，家庭暴力本就具有高度隐蔽性。在基层司法实践中，家暴往往缺乏报警记录、验伤材料与持续取证机制。

沈芬也在微博中提到，被亲属询问脸部伤情时，赵箫泓并不敢承认自己遭遇殴打。她认为赵箫泓的反应符合当时的时代背景。《中华人民共和国反家庭暴力法》直到2015年底才正式出台，而在2009年，无论公众还是基层执法部门，对家庭暴力都缺乏系统认知，家暴报案率、立案率都相对较低。

一位证人所说的“赵晓红平时不做家务”，也被一些网友认为是不支持家暴可能的证据。而在女权主义者陈亚亚看来，做不做家务与家暴之间没有逻辑关系，“如果真有这种联系，那预防家暴太容易了，只要不做家务就行。”

引发公众关注的家暴恶性案件叙事似乎长时间处于两个极端，要么“家暴致死”，要么“家暴反杀”，但大量案件处于两者之间。“打不还手”并非家暴认定的必要条件，然而长期以来司法部门容易将受害者反抗定性为双方互殴。

终审裁定书提到赵晓红和丈夫“厮打”，而不是“被殴打”——陈亚亚认为这样的灰色地带正是应该被讨论的。“双方都动手的情况，怎么认定？这需要做更多工作，如起因是什么、谁先动手、冲突如何升级、双方体力差异、过往肢体冲突情况等。 ”

站在受暴女性的视角来看，张勃两次强令已经躺下休息的赵晓红起来重新“支床”，不是简单的家务摩擦，更像是一场典型的、带有挑衅意味的“服从性测试”。在家庭暴力的心理机制中，施暴者往往通过这类无理要求来彰显绝对的控制欲。这种将生活琐事演变为权力操控的模式，正是后续身体暴力升级的危险前兆。

1979年，美国临床心理学家勒诺尔·沃克首次系统性提出“受暴女性综合征”，它指的是女性因长期遭受周期性家暴而陷入“习得性无助”的心理创伤状态，导致其在面临侵害时常表现出极端恐惧、超常的危险警觉以及极端的防卫应激行为。在女权运动的推动下，“受暴妇女综合征”理论彻底改变了司法系统对“家暴”和“正当防卫”的传统认知。

沃克发现，家暴并非零散发生，而是呈现出一种“循环周期”，分为紧张局势集聚期、严重暴虐期和平静蜜月期，起始阶段便是发生口角、微小的心理控制，在发生家暴后，施暴者的道歉求和讨好会令受暴者重燃希望。这种周期性循环会越来越快。由此看待赵晓红杀夫案，如果对照“平静蜜月期”，外人眼中夫妻俩“关系较好”和“吵后就好了”与长期家暴可能性本身也并不冲突。

正当防卫的司法认定困境

家暴多发生于封闭私密空间，受暴关系即便真实存在，在中国也未必能够进入司法文书。

最高人民法院中国应用法学研究所前研究员陈敏是全国首个在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庭审中出庭作证的专家证人，并推动了这一做法的制度化。在2023年她主编出版的《涉家庭暴力刑事案件裁判规则》_（以下简称《裁判规则》）_一书中，她指出，囿于该领域普遍存在的认识误区，现有裁判文书网上能体现反家暴理念的典型案例并不多，且存在诸多问题，例如：在防卫认定上以“人死为大和稀泥”；侦查机关未进行家庭暴力史的取证工作而导致案件证据先天不足；法官对家庭暴力事实的法庭调查或引导控辩双方辩论不够充分；以及对家暴事实认定只言片语导致说理不充分等。

在中国反家暴法律进程中，2010年发生的“李彦杀夫案”是标志性事件。在该案中，司法机关对家暴的认定，也经历了一个从“几乎不予采纳”到“部分确认”的过程。即使李彦提交了医院诊断证明、伤情照片、投诉记录等材料，一、二审法院仍认为其长期遭受家暴的证据不足，而李彦杀人后分尸、烹尸、抛尸被认为“手段残忍，后果恶劣”，因此判处其死刑立即执行。在妇女组织、专家、学者、律师的紧急呼吁和媒体报道推动下，最高人民法院未核准死刑、案件发回重审。

戏剧性的一幕出现在庭审举证质证环节，李彦辩护律师徐维华请她举起左手，她中指断掉的一个指节正是丈夫谭某拿菜刀砍掉的。事实上，谭某在之前的三段婚姻中都有家暴行为。徐维华同样尝试引入“受暴妇女综合征”的解释框架，未被法院采纳，但重审判决明确指出：“在婚姻家庭生活中，被害人多次打骂李彦，对案件引发存在一定过错。”家暴背景首次被正式纳入量刑考量。2015年2月，李彦最终由死刑改判死缓。

紧随其后，最高法、最高检、公安部、司法部发布《关于依法办理家庭暴力犯罪案件的意见》，真正将“受暴妇女综合征”的观念在中国落地。

根据《意见》规定，为了使本人人身权利免受不法侵害，对正在进行的家庭暴力采取制止行为，应当依法认定为正当防卫；防卫行为造成施暴人重伤、死亡，且明显超过必要限度，属于防卫过当，应当负刑事责任，但是应当减轻或者免除处罚。而认定防卫行为是否“明显超过必要限度”，需结合防卫人所处的环境、既往家庭暴力的严重程度等诸多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此外，对于长期遭受家庭暴力后，在激愤、恐惧状态下为了防止再次遭受家庭暴力，或者为了摆脱家庭暴力而故意杀害、伤害施暴人，被告人的行为具有防卫因素，施暴人在案件起因上具有明显过错或者直接责任的，可以酌情从宽处罚。

回到2010年，二审法院仍将赵晓红杀夫当成普通故意伤害案判决，从持刀捅刺的部位和力度认为其犯罪故意明显，仅以自首和救助被害人情节作为从轻处罚依据，未呈现对可能的“长期恐惧下的应激反应”的讨论。

律师金宏伟撰文解释，捅刺角度为自上而下，法医一般会将其翻译为目的性较强的主动伤害行为，因为被动性挥刀形成的伤口形态多表现为横向皮肤割裂伤，而因厮打导致的意外刺伤，其伤痕表现形态则多为平行刺入。

但在另一些律师看来，法院对伤口形成原因的说理不够充分，未能排除偶然因素。北京法桓律师事务所主任王鹏律师对“法度Law”分析，“尸检结果仅有一处伤情，且一刀致命，符合意外情形导致的巧合现象，除非赵晓红系专业医生，否则不可能如此精准。”

就故意伤害罪成立本身的说理也并不令人完全信服。北京泽亨律师事务所胡磊律师向自媒体“法度Law”分析称，“从刑事法律角度看，故意伤害罪的认定需要行为人具有伤害他人的故意，即明知自己的行为会造成伤害结果而希望或放任其发生。赵晓红的供述反复强调‘下意识挥了一下’，结合其退让、逃避的行为轨迹，以及事后立即委托他人报警、现场抢救并等候处理的情节，不能完全排除其主观上可能处于惊慌失措、自我防卫的状态，而非积极追求伤害结果。”

《裁判规则》中收录了一则判定“对家暴正当防卫”的例案。2019年7月，王某丽在约定办理离婚手续当日凌晨被丈夫张某某殴打，刚做完耳部手术出院不足一月的9岁儿子进屋制止，也被张某某殴打。王某丽担心儿子术耳受损，徒手制止无果，拿出藏在床头的水果刀向张某某背部连刺3刀，致重伤二级。法院认定王某丽的正当防卫行为未明显超出必要限度，不负刑事责任。

二审法院认为，“不能以事后冷静的旁观者的立场，苛求防卫人‘手段对等’，要求防卫人在孤立无援、高度紧张的清醒之下作出客观冷静、理智准确的反应，实施刚好制止不法侵害的行为。亦不能陷入‘唯结果论’的误区……特别是不能以致人重伤的防卫后果来逆推防卫行为是否过当，要设身处地地对事发起因、不法侵害可能造成的后果、当时的客观情景等因素进行综合判断。”

“不可理解”的女性重刑犯

由于案件细节已经难以回溯还原，主创团队后续也陷入沉默，未进一步公开卷宗材料，公众并不能对赵箫泓所称“那个绝望的夜晚”有设身处地的认识。她并未被公众放进一个稳定的“家暴反杀”叙事中理解，更显眼的标签是，一个走向银幕的女性重刑犯。

一些网友不能接受的是，赵箫泓在服刑期间即拍摄以自身故事为原型的商业电影。据导演秦晓宇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时的说法，他最初是想拍关于监狱的纪录片，澄清外界对监狱的种种误解。项目从2018年6月开始筹备，获司法部相关部门批准进入监狱采访拍摄。他在女监采风期间遇到监狱文艺队队员赵箫泓，她也是少数愿意出镜纪录片的服刑人员。

赵箫泓的坦率给秦晓宇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她过去在领养家庭的成长经历、半包办式的不幸婚姻以及因杀夫入狱和一岁的儿子分离十年的故事也吸引了秦晓宇。过去的不可复现和未来的不确定性，让秦晓宇决定转而创作一部以赵箫泓故事为原型的剧本，并在原有的纪录片拍摄外，让赵箫泓在镜头下表演，出演自己。

2025年9月，导演秦晓宇（中）携主创团队出席圣塞巴斯蒂安国际电影节的影片新闻发布会环节。其在发布会上的相关发言，在影片上映风波后继续发酵，被舆论批评为“政治立场不正”“消费死者”。（图_网络）

但他的决定却触及了政治权利这个模糊概念，并将赵箫泓推至风口浪尖。赵箫泓除被终审法院判决十五年有期徒刑，还附加刑满释放后剥夺政治权利五年，即便后经两次减刑，余刑执行至2020年6月15日止，剥夺政治权利减为三年，在电影开机的2019年仍处于被剥夺政治权利状态。许多网友认为，赵箫泓主演电影违反了《刑法》和《公安部刑事案件程序规定》中涉及剥夺政治权利的规定，行使了出版权。

律师柯锦雄则撰文表示了不同意见。他写道，政治权利应当由宪法规定，但《宪法》并未对“政治权利”一词的含义和内容做任何规定，被网友引用的《刑法》第五十四条第二项则被学者认为有合宪性问题。他认为，政治权利系依照《宪法》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公民所特有的，能够使其参加国家政治性活动、管理国家和社会公共事务，并表述个人看法、意见的权利。担任无涉政治表达的电影主演是一种艺术创作行为和职业选择，属于受宪法保护的文化权利或劳动权，而非政治权利。

在押人员出演影视角色并非没有先例。有网友提到，1985年电影《少年犯》曾启用部分在押少年犯本色出演，并在少管所实景拍摄。但他们并未参与剧本创作。《监狱来的妈妈》主创则强调影片采取了“虚实相生”的创作手法，“有虚构权却高度写实”，请案件当事人参与创作。

这引发了公众对不对等叙事权的担忧。当死者已经无法发声，而生者拥有影像与公共表达能力时，公众最终看到的，是否会只剩下有利于生者的过去？而请素人出演，邀请赵箫泓的婆婆、儿子皓宇在影片中本色出演，也让公众担忧公映会影响他们的真实生活，或造成二次伤害。

秦晓宇则认为拍摄电影对弥合家庭裂隙有帮助，“相互感受和理解对方，齐心协力做好一件事，对于解开那个原本解不开的死结，是有挺大帮助的。”值得一提的是，皓宇参与拍摄时还未成年。导演秦晓宇在公开采访中表示有考虑到这一点，等到今年皓宇成年才选择公映影片。

作为商业片，影片也引发了公众对赵箫泓是否在拍摄和上映中获利的猜想。类似争议并非中国独有。在美国，围绕重刑犯是否能够通过出版、影视改编重新获得社会影响力，也长期存在伦理争议。上世纪出现的“山姆之子法案”（Son of Sam laws），便试图限制严重犯罪者通过案件获利，其背后反映的，同样是公众对于“犯罪是否会被重新包装为公共形象”的警惕。

赵箫泓的影后形象，与公众对出狱重刑人员的惯常想象之间存在巨大落差，也进一步放大了围绕她的舆论争议。公众面对女性重刑犯时，长期存在着一种复杂甚至矛盾的心理。相比男性暴力犯罪者，女性实施严重暴力时，往往更容易遭受道德化审视，因为社会对女性角色通常存在稳定期待——她们应当是母亲、照料者、关系的维系者，而非暴力的实施者。

在这种叙事框架中，“受害者”身份往往成为女性暴力行为获得社会理解的重要前提。换言之，公众之所以能够接受一个女性实施极端反击，通常是因为她首先被确认为长期受暴者、自我保护者。一旦“长期受暴”的前提无法成立，或者证据链出现争议，舆论对于案件的理解便会简化为“她故意杀死了自己的丈夫”，引发恐惧和指责，而非怜悯。

这种心理也投射到了影片争议之中。电影宣传海报上，赵箫泓手持奖杯、神情自信，在部分网友看来，这样的形象与他们想象中的“受害者”并不一致，甚至被进一步解读为某种“攻击性”或“暴力倾向”。但这种联想本身，也折射出公众对于女性暴力者的想象，往往仍建立在“脆弱、悔恨、受伤”的既定模板之上。

几乎已没人还记得，《监狱来的妈妈》在海外获得赞誉的消息传回国内时，媒体一片欢腾，满是对国际A类电影节再现中国影后、中国电影走向世界的自豪。影片的侧重点从来不是家暴，而是服刑人员出狱后如何更好地融入社会。

秦晓宇曾向媒体透露，赵箫泓出狱后在长安古乐团工作，凭借自己的努力成为了团里的台柱子。但那里的工资并不高，为了养孩子，业余她也利用自己唱歌的特长，做过直播。而现在，受到电影争议风波影响，赵箫泓的微博和抖音都被封禁。她和儿子的生活会不会更拮据，无人知晓。

5月3日清晨，一辆严重超载的面包车载着21名采摘工，在东港市黄土坎镇一处急弯下坡路段失控侧翻，造成8人死亡、13人受伤。遇难者大多是55岁到70岁的农村女性。随着个体种植收益不断下降、周边集约化农业用工需求增加之后，这些被家庭责任牢牢拴住的中老年女性，频繁往返于不同乡镇之间，以日结零工补贴家用，成为几乎没有保障的“流动劳动力”。

出事

5月3日凌晨3点半，屯里一片漆黑。吴秀珍轻手轻脚地从炕上爬起来，匆忙套上两件秋衣，再穿上个红色毛衣，外面又加了件粉色的衬衣。在门口的灶台上快速热好头几天蒸好的馒头，她出门了。

这天下了点小雨。她感到身体微微发冷，除此之外，和以往没什么不同。吴秀珍住在辽宁省大连市下属的庄河市鞍子山乡。她要去隔壁丹东东港市打零工，每小时能赚16元，从早上5点一直干到下午5点多，去掉中午吃饭的10分钟，一天就能赚180元上下。她没什么好不满意的，唯一的烦恼是路上太远，两地距离有四五十公里，行驶时间接近一小时，有时甚至需要一个半小时以上，因为司机要去临近的几个屯依次接人，凑满一车后再出发。

这天，吴秀珍坐上的是一辆白色的福特全顺客车，核载6人，实际坐了21人。多位坐过该车的村民对我说，车内经过改造，驾驶、副驾驶位与第二排座位保留，后面的座位全部拆掉，左右各一排长凳，中间堆了很多小板凳，“都是一个挤一个，人抱着人坐，有时候喘气都困难。”

开车的司机姓常，39岁。当天清晨5点，吴秀珍一行在常某的带领下，来到东港某大棚开始采摘。但10多分钟后，常某与现场的监工争吵起来。“大棚的工作人员一直说我们摘得不好，司机一气之下拉着我们去下一家。”与吴秀珍同在这辆车上的王红梅对本刊说。

庄河农村（作者供图）

常某继续驾驶着车沿201国道自西向东行驶。到东港市黄土坎镇石灰窑村附近时，一个右向的急转弯后是一段下坡路。就在这里，车失控了。王红梅回忆，，她原本坐在中间的小板凳上，突然，耳边响起令人头皮发麻的急刹车声，紧接着感到身体向左边严重倾斜。后门爆开，她飞了出去，落在路边的水泥地上。王红梅晕了几秒，很快清醒过来。她抬眼看，车已经向左侧翻，后部“几乎散成了一堆零件”，原本朝东的车头变成了朝西，“整个车转了一圈。”

王红梅看到自己前方是互相堆叠的身体，一动不动，有人趴着，有人仰着，车里也隐约能看到几个身影，“腿烂了在滴血”。一个认识的人在她眼前咽了气。她看到司机常某在边上摇对方的身体。此刻是5时57分左右。据央视新闻消息，这是一起车辆与路边树木发生的单方交通事故，事故共造成13人受伤、8人死亡。王红梅说，死者主要是周边村里55-70岁的女性。

事故发生一周多以后，我来到了现场。结合多位受访者提供的事故现场视频，我找到了车辆最终翻倒的位置——石灰窑村村口道路南侧的树木旁。这段201国道的路面是双车道，与车辆发生剧烈碰撞的三棵树，下方树皮都已大面积脱落。撞车点旁边是通向石灰窑村的水泥路，树木与公路之间还有水泥砌的排水沟，边缘锋利，附近有大量碎石块。

事故现场（作者供图）

受访者提供的事故现场视频显示，出事时，小客车的后车门正对着那条水泥路，车内的一些女性被甩出去后，部分坠落在水泥路面上，抛掷距离最远约有七八米。60岁的吴秀珍是遇难者之一。她的儿子王力见到了母亲最后的样子：粉色的衬衣上有大片泥土，血从里面浸出来，口、鼻和耳内也有很多血，身体遍布淤青与骨折。丹东市公安司法鉴定中心给他的尸检报告上写着：死因是钝性外力作用导致颅脑损伤、胸腔腹内脏器损伤而死亡。

母亲

辽东半岛像一个楔子突兀地插入渤海与黄河之间。庄河市鞍子山乡，就在楔子的最东端，南邻黄海，东部与丹东东港市接壤，向北，则连接着东北辽阔的内陆地区。在总面积285.84平方公里的鞍子山乡，常住人口只有2.8万人，多数集中在可以养虾与海参的沿海地带。而在北部丘陵山区，村庄里只余一片静默——此次事故的多数遇难者就来自这里。

东北的乡镇下面是村，村由一个个屯组成。吴秀珍所在的屯里几乎见不到50岁以下的人。房屋依山坡而建，家家都是低矮的平房，屋顶上压着红色瓦片，门前院子里堆着厚厚的柴垛。吴秀珍家院子一地凌乱，柴火、玉米棒子与各种杂物散落在地上，几条狗大声叫着。家里人说，吴秀珍短发，圆脸，个头很矮，从山的另一头嫁过来。在同村人眼中，她特别勤快，比男人都拼，“经常光脚干活。”家里有十来亩地，种了花生、大豆与玉米，地里的活基本都是吴秀珍在干。除了给自家种地，她几乎一年四季都在打零工，“上半年摘蓝莓，夏天摘草莓，10月去捆花生，也给别人家薅草，什么活都干。”

庄河农村家家都是低矮的房屋（作者供图）

王力说，他父亲小时候生过病，身体虚，无法外出打工，地里的活也只能给妻子“打打副手”。我见到了吴秀珍的丈夫。这个66岁的农村男人说话略有迟钝，面对妻子离去后留下的一切显得不知所措：家里的地，两头需要照料的猪，90多岁的老父母。王力的奶奶脑出血后身体不好，做不来饭，爷爷常年吃降压药，看不清东西，白天卧在炕上几乎不动。

一份由东港市公安局交通管理大队盖章的车辆鉴定书显示，肇事车辆制动和转向系统工作状况都正常。经分析与复原，事故发生时，车辆向东南方向发生侧滑，随后向左侧翻过程中，先后与路面外反光桩、灌木丛树木、排水沟碰撞。经测算，事故发生时的车辆行驶速度约为112公里/时。201国道动东港段的限速为60公里/小时。多位家属告诉我，常某“有开快车的习惯”，但遇难者所在的屯，只有常某一个工头。不上他的车，就意味着没活可干。

王力回忆，母亲曾表达过对坐常某的车的担心。“她回来说吓死人了，车辆拐弯时速度太快，差点翻到沟里。”但即使如此，相比于路上的风险，吴秀珍更担心“自己少干一天，活就会被别人抢走。”这份工作对她很重要。王力说，早年间，母亲通过个人账户连续缴费的方式获得了一个城镇职工养老保险资格，目前，每月的养老金有1700多元，收入“比同村人高很多”。但考虑到儿子的房贷与育儿压力，吴秀珍赚钱的愿望很迫切。王力的妻子不上班，女儿今年13岁。吴秀珍要每天给丈夫与公婆做饭，无法去城里照看孙女，她感到亏欠。“我妈打一整年零工，多的时候能赚1-2万元，她寻思说，没法帮我看孩子，就打零工，把钱给我媳妇，就当支援我们养娃。”王力说。

这次事故中的绝大多数遇难者，家里都是独生子。“因为生儿的家庭压力更大。”严峰的妻子55岁，在遇难者中属于“年轻的”。他给我算了一笔账：在东北农村，结婚需要彩礼、三金、酒席，男方还要买房，“加在一起至少得80-100万元”。他和妻子拼命工作多年，又借了近20万元，才凑足这笔钱。严峰弟弟说，东北屯子“家里有儿”的父母，养老保险基本都“不敢交”。他比哥哥幸运，只有一个独生女，现在每月缴纳800多元，为自己的退休生活提前做准备。

严峰的儿子前几年结婚，去年初生下了女儿。严峰记得妻子对他说，“（生）姑娘好，儿子就不会像我们压力这么大。不用聚少离多。”严峰寡言、内敛，在我和他持续数小时的交谈中，回忆起这个片段时，他少有地哽咽了。他和妻子1992年相亲认识，1993年结婚，1994年生下独生子。此后，他几乎全年的大半时间都在外地做建筑工人，妻子则留在家里照顾老人与小孩，种地、养猪、做饭、洗衣。

疫情后，随着房地产行业的衰退，建筑工人的收入锐减，“以前好的年头一年能赚七八万元，现在最多只有三四万元。”严峰解释，活越来越少，他离家的距离也越来越远。从大连、沈阳、本溪到山西、北京、最远到过新疆。没活的时候，他就在当地等，“有时候要等快一个月”，“也不好回家，一趟交通费就能抵一个月的活，不值当。”每年只有春节，他才会回来与家人团聚几天。妻子出事时，他正在山东修桥，已经干了一个多月。他说妻子性格开朗，对生活有热情，爱笑，他第一次见她，就觉得她顺眼。他们夫妻相处30多年，很少吵架。两人最后一次“见面”是5月1日视频，那天妻子正在院子的小仓房里捡花生，此时天还没黑透，有夕阳透过门缝照到她的脸上，“这天信号不好，我们聊了几分钟就挂了，她说地里的苞米种上了。”

零工

5月17日，我从大连庄河市区一路向东进入鞍子山，沿途所见，是一块块破碎的旱田，种着花生、玉米，很少见到大型机械。现在正是花生覆膜的时节，一垄垄塑料薄膜在日光下亮得刺眼。沿201国道继续从庄河驶向丹东东港，途径事故发生地后，向东进入椅圈镇，路两旁的景象立刻变得截然不同——密密麻麻的蓝莓大棚接连出现，呈倾斜的倒三角状，一排排天蓝色的塑料棚顶，向远处绵延。多位庄河的零工介绍，离庄河较近的东港椅圈镇、龙王庙镇、黄土坎镇与黑沟镇是她们最常去打零工的地方。

两三年前，这些大棚所在地，还是一片片水田。陈晨是东港最早开始种蓝莓的老板之一。她对本刊说，丹东是全国最大的草莓产地之一，最“出圈”的丹东久久草莓，原产地就在东港市马家岗，位于今天的椅圈镇辖区内。但最近几年，东港兴起了一股“草莓改蓝莓”的热潮。2023年，大约有1000亩草莓大棚改种蓝莓，2024年增加到5000亩，2025年，改种和增加的蓝莓大棚面积约7000-10000亩。“今年，狂热仍未消退。”陈晨说。据当地行业协会统计，东港8万多亩的草莓大棚，目前共有2.7万亩地种上了蓝莓。

东港市蓝莓采摘大棚（作者供图）

多位蓝莓大棚老板对我说，一方面，这几年草莓行情不好，价格下跌的厉害；另一方面，当地种植草莓多年，土壤受病虫害影响逐年增加，造成草莓减产。“很多草莓老板已经60多岁，干不动了，认为草莓一年四季都要用工，管理成本太高。蓝莓大棚虽然一次性投资比草莓多，但只有采摘季才需要密集用工。”

采蓝莓的工作并不轻松。蓝莓根据果实直径分为大果、中果与小果，采摘时要严格进行大小分级，不能混放到同一个筐里。果实越小，越不好摘。要优先采摘黑紫色的成熟果实，发红的果不能摘。此外，蓝莓表面带有一层类似白霜的天然果粉，采摘时须小心翼翼避开，不能碰掉。但对于吴秀珍等人来说，这已经是他们可以找到的“最轻快且性价比最高的零工”。与严峰同屯的女性村民张淑君告诉我，摘草莓每小时比蓝莓多赚1-2元，但要一直弯腰贴着地面摘，干久了“起都起不来”。而蓝莓苗没有那么矮，虽然也要经常蹲下摘低处的果，但不会那么费腰。“是个细致活。”她说。

华中师范大学社会学院的副教授王欧，近年一直在研究农村的零工女性，尤其是中老年女性。他对本刊说，农村女性的整个生命周期，深深地嵌入到家庭里，甚至延伸到子代家庭。但50-70岁的农村女性能获得的工作机会却很有限。王欧调研发现，与农村中老年男性相比，女性在城市“能做的活更少”，建筑工人、保安等岗位普遍只招男性农民工，女性进城后只能做清洁工或家政。更关键的原因是，多数农村女性“离不开家”，要照顾高龄老人，还要种地，“后者即使只有几百元，也是保底收入”。因此，她们只能以家为原点，急切地寻找允许当日往返的日结零工。

正在采摘蓝莓的零工女性（作者供图）

从今年大年初九一直到出事前，严峰的妻子“除了偶尔要给地里下种子”，几乎每天都在东港的大棚里摘蓝莓，连续干了两个多月，一共挣了八九千元。“严峰注意到，采摘蓝莓之后，妻子“平时那么爱笑的一个人，累了不会说太多，只是沉默不语”。“她总是睡眠不足，干一天活后全身哪哪儿都疼，从肩膀、胳膊、腰部到小腿，一疼就吃止疼药。手指头与脚经常肿着。”他还记得，妻子有时会抱怨“老板说话太难听。”严峰说。在他眼中，妻子的神经一整天都紧绷着，“拼命地干，就害怕老板说你干得太少，和工头反应，下次不让你来了。”他和儿子都劝她别这么辛苦，但本地没有太多零工机会，妻子很珍惜这份“好工作”。“我这几年赚的少了，她想要补贴家用。而且孙女刚出生，接下来吃喝、读书都要用钱。”

工头

涉事司机常某的家，位于庄河市鞍子山乡黄柏树村常家屯。常姓是当地大姓，多位村民对我说，常某只上到中学，年轻时蹲过两次监狱，有一个6岁的女儿。出狱不久后，他就买了一辆二手车，担任司机兼工头，拉着附近屯里想打零工的人去干活。“常某有个舅舅，当过村长，有点人脉。在他的牵线下，常某一点点把关系与资源网络拓展到东港，对接到当地的蓝莓大棚老板。”一位熟悉常某的村民说。

事故发生后，常某就逃跑了，警方曾出协查通告呼吁大家提供线索。“屯里来了很多特警，悬赏金额从5万一直涨到10万。”三天后，常某才被抓获。王力说，常某当司机已经有3-4年，收入来源主要是“扒皮费”。他给村民找活并负责往返交通，有时还承担午饭，每人每小时“扒皮”4-5元。采摘蓝莓的季节，平均每人一天干活11小时，一个人头就有44元的获利，如果载21个人，去掉油钱后，每日就能净赚800多元。“一次性拉得人越多，赚的就越多。”

正在采摘蓝莓的零工（作者供图）

多位蓝莓大棚老板说，在当地，工头超载运送采摘工人的情况很普遍。一位蓝莓大棚老板给我出示了一张不久前乡政府发布的《交通安全倡议书》，里面写道：致种植大户、务工工头及司机师傅–绝不能为了赶工期、省成本而默许超载。私自改装面包车超员载客，易引发群伤群亡事故。

然而，大棚老板往往无法对工头形成有效约束。“我们只负责把工钱给到工头，至于他给工人多少钱，我们不管。”张江兵说。多位蓝莓大棚老板指出，近几年，随着东港蓝莓大棚的快速扩张，在2月-5月的采摘季，对外地工人的需求激增。老板们很依赖工头。部分工头是主动上门寻求合作，部分来自于老板之间的互相推荐。“这边的采摘工人小时价为20元，四五年都没有变过，因为担心下调后招不到人。”张江兵说。他还观察到，每个工头手上至少都有几十家大棚老板的联系方式。有的工头同时有好几台车，专门雇司机开。

王欧解释，工头诞生的一个重要背景，是集约化农业在近些年的大范围扩张与普及，特别是经济作物，劳动密集型的特点更加突出。“农村大量的土地抛荒，旧的农业体系在解体，几乎很难赚钱。而集约化农业农业多数集中在资源禀赋好的地区，地理分布不均，形成了农村劳动力跨区就业现象。”王欧说，他在调研中明显观察到，近四五年，农村零工的就业半径在不断扩大。而这种跨区域零工中，普遍形成了以工头为核心的用工模式。

庄河农村，地里主要种上花生，玉米（作者供图）

多位遇难者家属告诉本刊，事故发生后，他们曾试图讨要工伤赔偿，却发现除了司机外，不知道该找谁。多位遇难者家属说，当地政府告诉他们，之后会发放救助金，但具体金额没有告知。目前，本次事故中的8位遇难者，很多还未火化，遗体暂存在东港市殡仪馆。

在现行的劳动法体系中，与工伤有关的赔偿主要以劳动关系为核心。“这起事故中，车上的农村女工和工头、蓝莓大棚老板都无法构成劳动关系。”一位长期接触此类零工伤亡案件的法学专家对本刊说。他解释，认定劳动关系，并非只根据是否签订了劳动合同，用工事实也是一个关键的客观依据。然而，这一事实成立的前提，是用工方对劳动者实施了支配性劳动管理–工人能长期遵守老板制定的工作要求，在规定地点、规定时间内完成指定的工作量。“这里强调的是一种持续、稳定的劳动状态。打零工的农村女人们可能今天来采摘，明天发现地里有活就不来了。因此，这类以日结为主、流动性极强的季节性农业用工，不在现行劳动法的保护范围内，更不可能获得工伤赔偿。”他说。

近年来，这类农村零工车祸悲剧已连续发生数起。2024年6月15日的河南平顶山冷藏车事故中，8名女工在车厢内窒息而亡。2025年7月27日，载有山西大同彩椒女工的中巴车在暴雨中失联，导致14人死亡。不久前发生的5月16日广西皮卡坠河事件，车上载满了刚种了一整天红薯的大龄农村女工，最终造成10人遇难。

由于不存在劳动关系，前述法学专家认为，这类案件要想追究法律责任，能找到的唯一直接责任人就是涉事司机，但多数司机是村民出身，通常没有足够的经济能力进行赔偿。要想让用工方承担连带赔偿，除非有证据表明老板曾对司机下达明确指令：用超载车辆运送工人，再进行民事起诉，“但诉讼的难度很大，成本也会非常高。”

“多起个案的发生表明，农村零工群体缺乏有效的制度保障。”中国社会科学院法学研究所研究员王天玉对本刊说。王天玉长期研究零工经济，他建议，由于农村零工的分散性、流动性与季节性，应当建立一套适应农村劳动特点的保障制度。“关键是依托农村基层组织，将分散的劳动力整合起来。成立具有劳务中介和服务性质的平台，帮助村民集体参保，按单或按日投保，已经有地方在进行这种探索，类似于城市零工模式中的骑手平台。”王天玉解释，这一平台的本质是取代工头角色，以正规的方式对接村民与用工方，“在数字时代，建立一个线上零工平台，成本并不高，关键是从农民的需求出发，能不能真的把它用起来。”多位受访专家说。

王天玉注意到，今年7月起，新就业形态职业伤害保障试点（简称“新职伤”）将在全国推开。这项试点目前主要针对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等近些年出现的新就业形态人员，由平台按单投保。工作期间一旦出现伤亡，保障赔付待遇的比例结构与工伤保险一致。王天玉认为，未来可以考虑将农村零工逐渐纳入“新职伤”体系。

杨建国见母亲的最后一面，是在5月1日。他17岁时父亲去世，初中毕业就来到大连读中专。他的母亲个性要强，一个人打零工把他养大，先是在冷库工作五年，后来去东港“打海蛎子”，和摘蓝莓一样，每天在大连与东港间往返，持续了两三年。去年，他的儿子2岁，母亲来大连照顾孩子。近一年，是母子俩少有的“每天都能见面”的时间。

杨建国对我回忆，母亲把孙子几乎要“宠上天”，出去看到别人家的孩子有小车，回来就说，“也给你儿子买一个”。五一期间，杨建国的母亲嫌“城里太闷”，决定回老家待几天。“我本来以为她要回去放松一下，完全没想到她会去摘蓝莓。”杨建国推测，可能母亲看他有几十万房贷没还，心里着急，觉得“不要欠别人的”。

（应受访者要求，吴秀珍、王红梅、王力、严峰、杨建国、张淑君、陈晨、张江兵为化名）

记录一点思考。工业党、大棋党、赢学家、反思派及各类杠精请远离。

内卷的原因目前能够总结出来的：

1、重投资，包括地方投资，对生产端的补贴和变相补贴，背后有税制因素。

2、内需不足，重投资自然会压缩分配，分配不平衡，大多数人的购买力难以提高。

3、前期基建地产债务问题尚未实质性解决，无论是地方还是居民侧，债务压制可支配收入提高。

4、对劳动力保护仍然不足。

这些都是归纳法的结论，都有道理，大家都耳熟能详了。

但有没有尚未考虑到的呢？

人口规模和后发收入结构可能是未被充分考虑的因素。

无论是德国、日本还是韩国，乃至其他已经进入发达行列的外贸国家，可以说，除美国外，自身的生产能力都远远超出了自身的需求。在工业化后，供给能力随时可以大于本土需求。

所以无论是出口还是出海，本质上都是要解决自身产能过剩的问题。

但中国与其他外贸国家最大的不同，在于“人口绝对数量多+整体收入偏低+部分收入较高”。中国大陆与欧洲类比的话，会发现部分地区达到了德国、英国、法国等西欧国家的可支配收入水平，但许多地区，似乎只能达到欧洲发展中国家的水平。

但无论是哪个收入阶层，人口数量都十分庞大。中国大陆GDP前15大城市的人口总数为2.38亿，GDP总额约40万亿人民币，但人均可支配收入则差异巨大，从3.97万元（重庆）至8.83万元（上海）不等。

这种超大规模的人口结构和内部市场，决定了任何消费品生产性行业（包括制造业和其他生产性行业），即便有单价和利润率都更高的海外市场，都不可能主动放弃国内市场。

既然不能放弃国内市场，那就只能针对国内的购买力去展开生产。

低技术含量产品早就走向了规模化，甚至在电商平台兴起后，走向了白牌化。这是作为后发国家制造业起步的低附加值商品，本来也是先发国家在全球化初期想转移出来，对先发国家而言利润率不足的产业。那这个低价的起步，既满足了国内市场需求，又同时满足了海外市场需求。

但对高技术含量、高附加值产品而言，为什么也变成了白菜价呢？为什么高科技并没有自然带来高单价、高利润呢？除了前述关于内卷原因的分析外，一个非常重要的原因，恐怕是，中国大陆特殊的人口规模和收入情况。

无论是手机还是汽车，这些具有高科技含量的高附加值产品，中国大陆的品牌都是从跟随者进入市场的。既然是跟随者、后来者，又是科技产品，那靠低价低质是没用的。只能是，质量不断提高、价格还要维持低位，否则，品牌溢价没有，质量不过关，价格还不够低，要在本土跟具有领先优势的海外品牌竞争，是没可能生存的。没可能直接去海外市场打拼，只能是先在本土先与海外品牌竞争。

这种本土竞争高度受限于本土收入状况。无论是手机还是汽车，优先满足的都不是高收入人群的需求，这部分人群对品牌、品质的要求是被全球化的品牌训练过的，不可能一开始就接受后来的国产品牌。

那先拿下的，就是本土中等或者中等偏下收入的消费者。这部分消费者能够承受一定的价格，对品质有追求，但对高价的接受能力又有限。于是，技术突破最先是跟这部分需求相契合的。

但制造业技术的进步，不会单独被限制在某个需求群体。当中端需求的手机零部件、汽车零部件市场搭建起来后，它自然也可以服务于高端市场。

这是一个关键点。

国产品牌获得中国大陆中端消费者的芳心，其实都是以远低于全球品牌的市场价格拿下的。手机一开始如此，汽车一开始也如此。但这种低价又具备相当的品质，否则没法竞争获胜。在这个过程中，研发投入、工程创新和供应链适配都是高度契合中国大陆这个“收入一般但人口数量巨大”的国内市场。

如果消费者收入一般，但人口数量不多，这个模式进行不下去。只有消费者收入一般，人口巨量的时候，通过规模化生产，边际成本才可能降下去，才有盈利的可能。

所以，消费者收入一般、人口巨量，决定了中国大陆的生产者，永远都会追求通过超大规模生产来降低边际成本，从而获得盈利。

所以，最终其实是人口数量和收入水平决定了激烈的国内行业竞争必然会发生。

后来者要拿下国内大市场，要打破全球品牌口碑对消费者影响力，似乎靠上述这条路是合理的。

当然，如果我们的可支配收入水平提升，购买力提升，消费能力提升，是可以让行业出现更高收入水平乃至获得更大利润空间的。但，竞争会变得不激烈吗？要知道，即便要改善分配，对14亿人这个基数而言，对既定的不同收入阶层而言，也不太可能在短时间内，提升到欧美少数国家能够达到的水平。也就是分配改善是必要的，内需改善是必要的，但这不代表，激烈的竞争，就会很快消失。

因为消费者的收入提高了，需求也会增加，届时，行业又会去追求满足新的需求，在新的需求状态下去开展竞争。

这就带来新的影响。

当中端需求被满足后，口碑积累起来，技术继续突破，那就向高端需求进军了。这时低价策略继续奏效。因为在中端市场，通过技术突破和规模化、供应链适配都已经获得了利润空间，那满足高端需求的价格，自然也不会太高。这就是为什么今天30-50万的国产车，配置都达到甚至超过了曾经合资或进口品牌100万级别的车型。

如此一来，我们大概就能理解，在中国国内市场残酷竞争下胜出的优胜者是多么可怕了。它们不是靠简单的模仿、抄袭，也不是单纯的技术突破就能胜出的，因为它们在本土的竞争对手并不落后，而是全球领先的海外品牌。一旦国产品牌在中国大陆本土市场成功地将海外品牌拉下水后，往往意味着在核心技术、供应链适配、超大规模生产销售等方面已经具备了绝对的代差优势。

这些产品是在一个略显极端的状态下被淬炼出来的，天然地符合质量更高但价格很低的特征，尤其是对先发国家消费者而言。

所以，无论是出口，还是出海，对海外竞对的冲击都是碾压式的。

当然，不是工业党或者赢学家想象的那样，这种产品力的碾压会自然而然地带来“胜利”，因为每个国家都有自己的产业保护机制、劳动者保护机制，虽然这些机制并不起最终的决定性作用，但确实可以在相当程度上延缓冲击，甚至导致技术的反向转移。

本文的重点并不是要讨论曾经讨论过的上述出口、出海与产业保护问题。

本文的重点在于，希望阐明一个观点，即由于中国超大规模国内市场的存在，以及基于先进制造业基建和供应链完备的现实，任何面对全球消费者的生产性企业，都无法放弃庞大的国内市场，而一旦选择要国内市场，那基于“巨量人口和收入一般”这两个先决条件，都会不自觉地进入到寻求以规模化来降低边际成本从而追求利润的激烈竞争状态。某种程度上，内卷对这些行业似乎是一个天然存在。

既然，内卷是难以避免的，那保护劳动者利益，就显得更加重要。因为既然不可能是到达某个阶段，内卷就自然消失，那自然也就没有理由，打着为了未来“赢”、还需要忍耐一段时间的旗号，去继续削弱自己的内需。

反过来，如果劳动者利益保护充分了，内需起来了，那即便仍是激烈的国内竞争，那个时候，可能大家“内卷”的感觉也不会很强了。

以上。

山西省沁源县，留神峪煤矿。5月23日傍晚，作业现场已被拦住，你只能在矿区门口看到一道栅栏，背后封锁着中国近15年来死伤人数最多的矿难。

栅栏旁边是矿区的停车场。平日，这里停满了车。在这个方圆十里等不来一辆网约车的荒凉地界，一辆车就是工人通往外面世界的“脚”。很多人是开着车，领着老乡来矿上务工挣钱的。

此刻，空出的车位格外扎眼。5月23日，一些幸存的外地工人零零星星来到这里，取车回家。他们是幸运的，由于诸多巧合——因为没有排到事发时的“中班”（三班倒中间的那一班），因为距离事发的3号井较远，因为还没有下井——捡回了一条命。惊魂未定后，这些人和家人报了平安，开着车平平安安回家了。

而现在，剩下约1/2没被开走的车，还静静待在自己的车位上。有的车，可能再也等不到它们的车主。一天前，2026年5月22日19时29分，这个停车场所在的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发生瓦斯爆炸事故，截至发稿时已造成82人死亡，救援工作仍在持续中。

光夏的父亲，或许也是这些车再也等不来的主人之一。

他是两个月前来到留神峪煤矿工作的。爆炸发生后，光夏始终联系不上他。“我爸爸的朋友和他是一起下井的，那边（煤矿）当时有人在现场找人问了问，说是（爸爸的）定位器显示到了地面，可能获救了，但不知去向。”

在没有得到确切的答案前，担忧、恐惧、焦躁、希望交织在一起。

光夏一边打父亲电话，一边根据放出来的消息到处打听父亲的踪迹。沁源县人民医院、煤矿现场……“问了都没有他的名字，他可能被转到其他医院了，据说有的人是没有登记直接转走的。”

为了缓解焦虑，光夏反复地刷新社交平台，只要央媒的微博一弹出新的消息，她立马点进去，只要有人私信提供消息，她立刻回复……她希望在这漫长的等待中找到关于爸爸的消息。“普通人面对这些，已经没有任何办法了。”

但这份微弱的期待没能迎来她想要的结果，23日晚上10点，村干部的一通电话，宣判了这个一家四口的破裂。

“爸爸去世了，村干部说让去沁县认领（遗体）。”

5月23日下午1点，凤凰网联系上刘玥时，她也在焦急等待父亲的回信。父亲的消息全无，这让她心急如焚。2点，她在一则疑似矿难家属寻找家人的帖子下留言，“理解你，我爸现在还没消息，真的不知道该怎么办”。5点，她再次发帖，“我找不到我爸爸了”。

又过了两小时，7点，她说：“我再也没有爸爸了。”

据央视新闻消息，5月23日山西省长治市召开新闻发布会，介绍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瓦斯爆炸事故有关情况。会上介绍，截至目前，煤矿瓦斯爆炸事故已致82人遇难，2人失联，128人受伤。

凤凰网从多方了解到，此次爆炸位于留神峪煤矿3号井。

老徐（化名）是事发3号矿井通风科的一名工人。事故当天他上夜班，到达现场后，他被眼前的景象吓了一跳：满满的全是救援人员、救护车。他一时不清楚发生了什么，但感觉“出大事了”。工友通知他不必下井，他心中恐惧，转身回了家。

5月23日，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现场。图源：CCTV+

他所在的通风科可以说是矿井的“呼吸命脉”，负责瓦斯稀释、风量调控和灾变风流控制，直接决定井下能否安全作业。

重庆大学资源与安全学院教授、“预防煤矿瓦斯动力灾害基础研究”973项目首席科学家胡千庭向凤凰网肯定了这一点，由于矿井下存在有毒有害气体，通风是必需，通风科的矿工责任重大。“正常情况下只要通风到位，是完全能够稀释有毒有害气体，让浓度降到爆炸临界值以下的，降低事故发生的几率。”

但提起现实中的工作，老徐叹了口气。

理论上，他需要带着便携式四合一（包含甲烷、一氧化碳、氧气浓度等）的检测仪，在井下工作，一个人管一个工作面（指井下同时进行采煤或掘进作业的独立区域）。按照《煤矿安全规程》，瓦斯浓度达到1.5%就必须停工，不能作业，断电撤人。

但规矩是规矩，现实是现实。

老徐说，掘进作业里，要接风筒，这是为了稀释瓦斯、保证通风的必要操作——在掘进过程中，巷道每向前推进一段距离，就需要在末端接上一节新风筒，以保证新鲜空气能流通。

按照安全要求，安装风筒需要掘进机停下来，花10分钟到半个小时装好再继续，但采矿工人总是打断他的安全工作，跟他说“等一等”，“他们也是害怕，（采煤的）主要工作完成不了”。遇到这种情况，他只能往上汇报，让地面上的调度负责人来协调，但即便这样，工人还是一再扭头跟他说，“等一等”。

配合稀释瓦斯浓度的作业，大家并不上心，只是到瓦斯超出1.5%，才会配合断电撤离。风筒吊挂在巷道顶部，正常情况工人可以站在掘进机机身的防护平台或履带上方临时踏板上操作，但掘进机处于“可移动”状态时，是不能站上去的，掘进机通电情况下，安装也存在风险。

这时他只能“自己想办法”，比如踩梯子去装，但如果掘进机在通电情况下，这是存在高风险的。为了跟随掘进进度同步装上接风筒，他能做的就是见缝插针找机会，“一般下班前必须得接完”。“我只能保证自己，别人的履职情况，这个东西说不准的”，老徐说，他原本不想卷入是非中，但为了下一次的防患未然，他不得不说出来。

同为3号井的员工张东也清楚，掘进作业里接风筒是一个很重要的环节。为此，他和室友王强强都带着便携式瓦斯检测仪。

王强强说，年后刚来这里时，瓦斯含量很少，但在5月份，瓦斯含量越来越高，有的地方一度高出1%，这时便携式检测仪会报警，采煤机会自动断电。他们所在暗面的通风条件相对可靠。但即便如此，几个月来瓦斯含量的升高仍让他们感到不安，一开始工友介绍来干活时，“没说是高瓦斯矿”，王强强语气有些不忿。

相比于老员工老徐，他们遇到的情况更复杂。

3月刚来时，他们以为自己和其他矿工一样，在正常的采煤面工作。只是不知道为什么，入职后矿上一直没有给他们发“定位卡”。

直到4月份，队里突然通知“上面有检查，先停一下”，随后用砖墙将通向工作面的巷道临时封堵起来，从外观上完全看不出背后有作业面。“有检查的时候，我们面就封了。我们那个时候才知道，这是暗面。”张东说着笑了。

所谓“暗面”，即未在矿井图纸上标注、未向监管部门备案、不纳入产量统计的非法采煤点。检查人员到来前，会用砖块把洞口封死，不过，里面还是可以照常作业，“他们听不到的，离得远”，张东说；检查人员一走，张东们才能拆砖开门。不过，除了自己所在的这层，张东表示，并不知道3号井有多少暗面。而他和王强强都听说，二号井在事发后，被查出有两个暗面。

官方在新闻发布会上直接给出了“涉事煤矿企业有重大违法行为”的初步判断。事故刚发生时，矿方连井下到底有多少人都统计不清，直到救援人员盘问才对上账：实际下井的247人中，有103人根本没有携带井下人员定位卡。

新华社记者在救援现场证实，留神峪煤矿给出的图纸与实际井下情况根本不符。井下出现残垣断壁，救援人员只能像无头苍蝇一样在一个个巷道中盲目搜寻。

隐藏巷道。图源：CCTV+

5月23日，留神峪煤矿爆炸事故现场。图源：CCTV+

暗面最大的风险之一，是工人没有配备人员定位卡。按照煤矿安全规定，每位下井人员必须携带定位卡，以便调度中心实时掌握人员位置，发生事故时精准施救。

“说句不好听的，人如果在里面出了事，人都找不到，谁也不知道。”张东直言。他们曾向领导索要定位卡，得到的答复是“还没下来，新来的工人多，等一等”。直到事故发生，他们始终没有拿到定位卡。

在暗面的工作，还有些“打游击”的感觉，5月初，他所在的“暗面”，一台采煤机的核心部件油缸损坏，需要更换，但当时因为检查来了，通往暗面的主要通道被砖墙封住，大型备件无法运入。“材料运不进来，机器用不了，我们等了差不多一个星期。”张东苦笑。这期间，他们还能进入干杂活，绕行其他巷道，他在纸上向凤凰网画了一个曲折的路线图，多走10多分钟，穿过皮带巷等狭窄通道，这是笨重的设备无法通过的。

在暗面，设备老化也是一个问题。张东负责维修设备，他提到，采煤机的行走轮、电机、油泵等部件“动不动就坏”。“在其他矿，我们都有备用材料，可以调来，这个矿没有。你需要一样东西，报上去。”张东说，由于缺乏备用零件，一旦损坏便陷入漫长等待。上个月，他被动休息了8天，不是因为放假，“是因为零件进不来，机器坏了，没活干。”

最让老徐无奈的是，矿上并非没有安全培训和技术培训，但“说白了只是走形式。”

老徐之前在酒店、商场干过。他说那时的消防演练是“实打实的”，“面罩怎么戴，门怎么堵，疏散通道怎么走，都得熟悉掌握。”但在风险系数更高的煤矿公司，却没想到“执行很难”。

关于安全培训的内容，他印象中包括“三维培训”、“黑色三分钟”、“生死一瞬间”这些视频学习。他说，其实培训的时候主讲人说的也挺详细，但是问题在于，培训往往安排在下班后。

对于工人来说，高强度工作以后再去培训，精神已经松散，人都听不进去。“我们上夜班，从晚上11点上到早上八九点，下班的时候都很累，有时候培训的时候趴桌子上睡着了。”更重要的是，很多年龄大的工人文化程度不高，“你让他学，他不认识字，也很难”。

还有一点是在实际演练上，他觉得不够受重视。“虽然也有应急演练，但像我们这种三班倒的，假如说三个班里有一个班参加了，剩下两个班可能就不会遇到应急演练。”

关于瓦斯超限后如何撤离的演练，他想了想说：“没印象。”

“当时没听到爆炸声，就感觉到轰的一下，有气体冲过来。”躺在病床上的李国强坐起身，用带有沁源乡音的普通话向凤凰网回忆道。5月23日夜，他正在沁源县人民医院住院部接受治疗。这一层楼，都是他的同事们。

李国强是山西长治沁源本地人。他在这个矿上干了四五年，加上以前辗转其他地方的日子，在煤矿这一行已经摸爬滚打了快二十年。

爆炸发生在3号矿，当时李国强在1号矿，离爆炸点有一定距离。他没有听见巨响，只是身体先感觉到了异样，“轰的一下”，一股气体冲过来，鼻子里涌进一阵刺鼻的、发咸的怪味。

据相关媒体报道，事发时有正在井下作业的工人被爆炸产生的冲击波炸晕，醒来后井下能见度极低，他们班组4人顺着巷道一路摸着逃生。

李国强并不是当场被送医的。出井以后，他先是回了家，但身体一直不舒服，尤其到了晚上，鼻子难受，头也晕。实在扛不住，第二天，他自己来到医院检查。医生诊断是轻微一氧化碳中毒。

现在，他躺在医院的病床上输液、休息。至于要休多久，“还不清楚”。

像李国强这样的情况，不是个例。他旁边病床的工友也提到，回家后出现头晕，第二天吃过饭后来到医院。直到23日下午，还有工友陆陆续续来住院。

伤员将全部转运至三甲医院进行后续治疗。图源：CCTV+

煤矿厂的员工宿舍就在煤矿事故地外附近，距离停车场步行不到1公里。这里，大多房门已从外面紧锁，不少人已经回家。

张东所在的宿舍，是为数不多还开着门的，五人间里，三人正在床上躺着，有的玩游戏，有的刷着最新的新闻。他们刚来了三个月，桌上还放着他们自费180元的入职体检报告。床上的被褥有些凌乱，都是入职时临时买的，被褥、雨鞋、工作服，一共花了100多块钱。

事故发生时，张东和王强强都在宿舍，原本是要上第二天的早班。正常情况下，当天的中班要到晚上11点才会回宿舍。但那天晚上9点多，中班的工友提前上来了，他俩就问啥情况，对方说：“下面瓦斯爆炸了”。

他们此刻的感觉是：侥幸，害怕。事后越想越后怕。

现在煤矿停了。张东们被困在宿舍，走也不是，留也不是。三个月以来，他们还一分工资没拿到，平均每个人被欠薪两三万。

张东和王强强都表示，这是他们从业六七年以来，见过“最抠”的煤矿公司。以前在其他矿，被褥、工作服、雨鞋都是矿上配发，张东说，“到这个地方，啥也没有，全部自己买”。

现在，回山东老家，单程六七个小时车程。“你现在走也不行，不能走。你走了以后，矿上处理这个事情，你还得再来，路费又搭进去了。”张东说。

矿工宿舍｜图源：李秋涵摄

郭天是3号井运输队的晚班成员，队里约30多人，年龄大都在40岁左右，年轻人比较少。他平时负责将井外的挖掘器材和井内的煤通过传送带进行输送。

由于他是晚班工人，凌晨12点上班，爆炸发生时他并不在现场。他还记得，5月22日晚上9点左右，他来到留神峪煤矿待命，“我们平日的流程是，下井前会去各自的队部开班前会，听当天的工作安排。然后回到澡堂里换上下井的工服，带上定位卡，领取自救物品比如气囊。所有这些东西都准备好，再去井口前待命。”郭天也提到，下井时每个人都会进行人脸识别，“扫一个进去一个。”

然而22日晚，他们刚到煤矿没多久就收到了班组长的通知，称今晚都不用下井，让他们都回去。直到回家，他们才知道井上出事了。

5月23日中午13时30分，距离山西沁源300公里外的家属小雪，终于拨通了在留神峪矿场爸爸的电话。在电话那头传来熟悉而疲惫的声音之前，小雪的手都是抖的。

起初她没有意识到这场灾难的残酷程度，在惨痛的死亡人数让全网沸腾的第一时间，她立刻给爸爸打去电话。他正在赶回老家的路上。他当天是晚班，事发时尚未下井，躲过一劫。

这是矿上为数不多的幸运。

现在心情怎么样？说不好。

什么时候出院？也不知道。

但有一点，李国强已经做好了打算，活肯定还是要接着做的。这也是不少工人给出的答案。在沁源，干煤矿是再正常不过的事，也是当地难得的“高薪”工作——就公开的招聘资料显示，当地的矿工通常收入在每月8000-12000元左右。

根据天眼查，这个矿的幕后老板叫任铁柱。

李国强说，任铁柱是沁源本地的小聪峪村人，离他所在的村子不远。老板最早做焦化厂，后来兼并了这座煤矿，还涉足其他化学品生意。事故发生后，李国强也是从手机上看到消息，说涉事企业实际控制人、负责人已被依法采取控制措施——煤矿的“暗面”、隐匿的非法生产线、矿井里预警已久的高瓦斯风险，很可能是老板出事的原因。

2010年，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成立，成为了沁源县煤炭产业的重要参与者，为区域能源供应提供基础原料。

在高速发展为当地提供GDP的同时，它的一些隐患也逐步显现。就长治市能源局官网显示，今年1月9日，市局已经按照规定完成了对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业有限公司各生产要素信息的变更登记和建档，变更后该煤矿的生产能力为120万吨/年，井筒数量6个，瓦斯等级为高瓦——这意味着，该矿井瓦斯浓度过高，易发生爆炸。

这并不是留神峪煤矿第一次出现“高瓦斯预警”。2024年4月15日，国家矿山安全监察局公布的全国灾害严重生产煤矿名单显示，该煤矿就曾因主要灾害为“高瓦斯”被纳入其中。

另据山西省安全生产委员会办公室公布的2026年度煤矿分类名单显示，山西通洲集团留神峪煤矿属于B类煤矿即安全保障程度一般。

就是这样一家安全未卜、让自己命悬一线的企业，却让老徐和张东们五味杂陈。

老徐是正式工，入职就拿到了定位器。谈到这这家矿场的老板，老徐说年底会发面、发米，他觉得以自己的学历水平能有这个待遇甚至感觉老板板挺不错的”。

思来想去，老徐决定离开这行，原因是眼见伤亡人数一再攀升：从8人升到50人，再到82人……“害怕，后怕”，“一个活生生的人就那么没了，而且还不是一个两个”，他说，“我还很年轻，惜命”。

而入职不久的张东和王强强还在彷徨。作为没有拿到过定位卡的外包工，他们承担着最大的生命风险，但他们看得很开：“都是出来打工挣钱的，只要是钱给到就行了。”

他们的困惑在于，这几个月钱也没给到，也不知道该找谁。

除了事发第二天早上4点被通知不用上6点那个早班了，关于公司的情况，他们也只能靠刷新闻，和同事间的口口相传。

那些没有走出矿井的人，永远失去了犹豫的机会；而更多的人，已经离不开矿井了。

矿工宿舍过道｜图源：李秋涵摄

小雪一家不是山西沁源本地人，在她出生的那个北方村子里，从爷爷辈开始，到父亲、伯伯这一代，几乎家家户户都靠煤矿吃饭。“村里外出务工的人，大都干这行。”小雪说。曾经，当地有一个大型煤矿集团，工资虽不高，但总算稳定。2017年，情况急转直下，工资发不下来，一拖就是一年。那年小雪正要高中毕业，大学学费成了横在一家人面前的大山。爸爸决定去外省务工。

他跑过新疆，不适应；去过贵州，被骗了，干完活拿不到钱。最后，他落脚在山西省长治县，虽然工作辛苦，但收入还不错。从此，这个北方汉子开始在异乡的矿井里，当起外包工讨生活近10年。

“这个矿工作量一直很大，”小雪说，“我爸说过，矿上不想让人休息，这是他干过的活儿里最累的一个。”小雪记得，以前在别的矿上干时，干两个月，能回家歇一两周，但在这里回来歇一周，就有人催着回去。

爸爸跟她念叨过好几次，想带家人去北京，去首都看看。“爷爷奶奶姥姥姥爷都快80了，他一直想带他们去，但为了赚钱，一直没安排上。”

“这是他们能找到最能赚钱的活了。”小雪说。一线工人，一天收入300到500元，但井下工作时长都在10小时以上，而且是干一天算一天。一个月下来，的确能拿到1万以上，但前提是放弃休息时间。

但凡在井下待过的，几乎没有不受伤的。这些年，爸爸经历过好几次事故，主要是骨折。最近一次是三年前，被评定为十级伤残。

“绝对不要再从事这个行业。”这一次后，小雪语气坚定地对爸爸说，但他始终没有给出一个明确的态度。

王强强也无法下定决心离开，“活了半辈子，谁有办法还愿意干这个”。他是80后，初中没念完就出来打工。干过建筑，做过电焊，最后下了井。他上有80多岁的老父亲，下有两个儿子。“大儿子已在工作了，他自己挣的钱不够花，还得他给钱，”王强强心里有些愧疚，“（自己）文凭不行，口才也不行，（对孩子）教育不到位。”

如今，在事故后的煤矿宿舍，留下的人也私下讨论着这次事故未来的死亡赔偿金。

听到这可能是一笔不小的数字，众人流露出释然的表情，似乎一切并不算太糟糕。但当被问及这是否也给了他们做这行的底气？张东笑了：我还是惜命。

他说完这句话，对着王强强耸了耸肩。宿舍里突然安静下来。

应对方要求，文中张东、王强强、光夏、小雪、老徐、李国强、刘玥、郭天为化名

近日，中国证监会在5月22日宣布，对老虎，富途，长桥等券商进行严厉的处罚。

这些券商主要是提供跨境炒股的服务，说白了，很多中国人用这些软件进行境外投资。

其中很多都是用来炒美股、港股。

因为这三家券商没有经过中国官方批准，而很多炒美股的人这几年的收益也还不错，至少比大A要好。

所以这次处罚这几个券商，目的还是很明显。以后想在国内买美股，就要更难了。

特别是最近马斯克的spacex马上就要上市了。中国人恐怕要错过这个全球最大IPO了。

这下大家就可以集中精力，专心炒A股了，肥水不流外人田，这样资金就能回流吗，这样A股就能被炒起来吗？

曾经沧海难为水，除却巫山不是云。

炒过美股的人，是否还习惯炒A股？

其实，如果普通人炒股真的能挣钱，恐怕开户都要排队托关系。

现在的处罚只是禁止买入，可以卖出。以后还要关停网站，关闭服务器。

如果不卖出，回笼资金，那么就选一个好股票长期持有吧。

福兮祸兮，说不定还能因为拔了网线不能操作而暴富呢？

前段时间，韩国有个男子就是因为入狱前重仓股票，6年后翻了402倍。正常人谁拿得住这么久。

不过，这个新闻对很多人也没有影响，反正也买不了美股。

倒是那几家券商，因为这个处罚而暴跌。

要是有人提前知道消息去做空，这一下就赚得盆满钵满了。

德国迷奸案这件事已经上热搜了。

也可以说在发酵的这一个多月来，总算登上了热搜榜单。

几点要说的：

一是，

开篇一个现象，我们可以看到这起龌龊的犯罪不仅仅登上了热偶榜单，还具体到几个犯罪者的姓名，学校，都详细报道出来。而在这之前国内的诸多案件，一个奇葩的现象是，犯罪分子的身份隐藏的密封严实，受害者的照片和隐私全网满天飞。

而之所以显示了犯罪者的姓名以及具体的毕业院校，其原因便是这个案件是德国警方主导的。我没有看到德国的法律条款，但搜集了几个类似的案例，有德国人的有其他国家的，也是具体的姓名，工作单位啥的都有。

好与坏在这里不评论，只说这是两国法律的区别。

二是，

在这件事上热搜之前，应该最少有二十天了，我写的文章驳斥了牢A的观点，因为这货在评论德国迷奸案的时候，第一时间受害者有罪论，都没有了解这案件的脉络，就直接说女生在外面不要喝离开视线的饮料，还说什么良言难劝该死的鬼。

找个货张嘴就来的底色是可耻的，因为这起案件的细节是，几乎所有的受害女生都是中规中矩到外求学工作的，有的是到外面租房子被下药迷晕，有的是找工作，有的是信任老乡让其接机等等。

而非是牢A张嘴就来的特定场所。

三是，

这起事件登上热搜的意义，起码有俩。

首先，可以看到这些垃圾的学历有的很高，甚至是985毕业的好学生，那么问题来了，为何985的高校可以培养出人渣。不要说什么学历不代表品德这种有点泛滥的话语。

从这件事我们需要思考的一点是，我们的教育真的有真正培养人该有的人格吗？

这个讨论点也许有人说没有多大意义，但我走的那么多的地方，见识到了很多很多的普通人，现在依旧有着很多朴素的人会说一句，人家是大学生，人家是戴着眼镜的斯文人，不会坑我的。

这样的类似思维，在我近两个礼拜的时间内起码见到了三个。

其次，可以警示即将去留学或者已经在外面留学的国内女生，出门在外，你需要对一切的危害有足够的警惕，知道社会上是存在这种龌龊变态的。讲到龌龊变态，不得不说的一点是，这起案件即便是德国侦办的警方在观看那些偷拍的视频证据时，都被恶心到说，这是他办案至今见过最令人感到生理厌恶的侵害案。

那么问题来了，这类犯罪者的画像咱们国内有犯罪学专家去研究吗？

打击犯罪，不仅仅是送进监狱那么简单，一起犯罪最重要的便是找出犯罪的心理，人格画像，继而杜绝这一类的犯罪发生。预防潜在的受害者被侵害，这才是大功德。

最后还要说什么？

对了，昨天写的文章因为一篇文章，天津这所学校投诉了我7次、

这个投诉的结果出来了，平台审核投诉没有通过。

不好意思，一些等着我出事的人要失望了：

此外，问题来了，昨天也有一位读者认为，我虽然没有说那家学校的名字吗，但引用的新闻报道里却有着家学校的名字，引用不遮挡就有问题。

按照这个逻辑，大河报的报道里提到了犯罪者哈尔滨工业大学，以及北京大学，河北医科大学等等学校的名字，是不是说，我没有遮挡，这几家学校都要跑来投诉我呢？

如果按照这个逻辑，以后的文章将会是写几行字就有几个XXXXXX。

最后，其实聪明的做法是，你被投诉了，然后删文，大家退一步，你的流量拿到了也不得罪人，皆大欢喜。但我不行啊，我就这种人，我认为恶，丑的事就应该被挂着。

也所以，我写作很难。被骂的多，被投诉的多，被惦记的更多。

证监会联合八部门对富途、老虎、长桥三家跨境券商正式立案调查，定性是非法跨境展业。

通报里面说要没收全部违法所得，另外还要进行一笔罚款。同时发布了两年整治方案，两年内存量的内地用户只能卖，不能买，也不能入金，只能把钱转出。两年后要彻底关停境内所有网站app和服务器完全退出内地市场。

我去看了一眼股价，富途美股盘前下跌38.8%，老虎下跌38%，目前毫无疑问上热搜，里面的股东已经炸锅了。

这事有点突然，又不算很突然，其实最近几年一直一直一直一直在收紧对外投资的路径，国内用户开离岸账户的难度越来越大，你们不关注这个行业的没感觉，差不多每隔2-3个月门槛就会加高，一季度的时候就算大陆用户跑香港去也不行了。

这次公告里真正让我感到意外的是2年内要清退存量用户，只能卖，不能买，2年后连网站和app也不能用。

所以这次新规不单单影响富途和老虎的股东，它的影响之深远覆盖所有中概股，未来两年根据估算可能有千亿人民币的资金要从上述三家券商里退出。

今年来走势低迷的中概股再度迎来考验，今晚美股的中概股etf（kweb）盘前下跌5%。

以后谁来接盘中概股是个问题，前几年大量外资退出，现在境内买家面临清退，未来中概股的估值很可能长期处于折价洼地的状态。

后台有很多读者问我下周一港股怎么办，下周一别怕，有佛祖庇佑，香港那边佛诞节放假，但是下周二佛祖就管不了了。

……

下半篇聊另一个事，姚顺宇最近在一档播客节目里说中国有几家模型工业级硬蒸馏claude。

先介绍一下谁是姚顺宇，1997年，宁夏人，上海长大，清华本科，获最高级别奖学金，斯坦福物理博士，毕业后加入Anthropic，参与claude3/4模型的核心开发，去年10月离职加入deepmind，目前在开发gemini。

claude和gemini都是目前国际最顶尖的ai模型，同属谷歌阵营。

其实这件事还有个前情，Anthropic在今年2月23日还发过一篇技术报告，名字叫《Detecting and preventing distillation attacks》，里面说3家中国公司deepseek、minimax（稀宇）、kimi（月之暗面），创建了24000个假账号，和claude模型进行了1600万次交互，用于数据硬蒸馏。

因为这些假账号都是匿名注册的，Anthropic在报告里说了这不是“法律意义上的归属”，而是通过技术层面的多个维度进行归因，多证据交叉锁定，置信度高。

报告里说这24000个假账号从不正常聊天，只进行结构化提问，要求claude模型输出思维链、解题逻辑、代码思路。就好像你新开了一家饭店，来了几批客人，不点菜不吃饭，喜欢问厨师资历、菜肴配料、进货渠道，你大概也会觉得不对劲。

1600万次交互里minimax占了大头，1300万次，喜欢问agent、代码生成、工具调用。

kimi交互了340万次，喜欢问长文本生成、多轮对话，逻辑推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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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晚就聊这些吧，上钟了。

发生于1983年下半年的“清除精神污染运动”，虽然持续很短，但是当代中国史研究的一个绕不开话题，因为这个事件中发生的很多事情太突兀，与改革时期和谐开放奋发的大气候格格不入，历史学家在论述早期改革史的时候，往往都会讲到这个事。

促使“清污”的发生，其根本原因是1978年真理标准问题讨论以后，新旧思想意识形态的冲突。党内的很多高层干部，以及知识界在越发深入反思“左”的错误根源，希望以此解放全体社会的思想活力，更好推动现代化建设；同时，随着社会管制的松动以及国门的打开，国外及港台生活潮流涌入内地，出现了很多新思潮和新风尚，主要体现在：

第一, 在马克思主义理论界，很多人经过对苏联意识形态化的马克思主义的反思，提出要完整理解和贯彻马克思主义，很多过去被视为“修正主义”、“资产阶级”属性的马克思学说或社会主义各流派学说，也被引进到国内。

第二, 在文艺界，随着对建国来历次“左”倾错误的反思深入，出现了“伤痕文学”以及“伤痕电影”，甚至这一时期“反思”成为文艺界主流，刘心武、张洁、冯骥才、从维熙、张贤亮都写出了很多优秀作品。

第三, 在政治学、经济学界，随着西方思想的引进，大批知识分子开始质疑计划体制的有效性，主张进行经济市场化改革，并且进行配套的政治体制改革，宣传新的社会管理和经济管理理念的著作大量出现。

第四，在社会生活领域，西方及港台文学、艺术、时尚也开始进入中国，因为这些更关注人性、贴近生活，一经传入就受到热烈欢迎，比如港台流行乐，不足一两年就风靡全国，甚至社会上有“白天老邓、晚上小邓（邓丽君）”的说法。

而另一部分人坚持原来的意识形态，认为这些行为是离经叛道、思想堕落腐化，是新时代情况下产生的精神污染。正像当时一位重要人物忧心忡忡地说的那样：“我们不要眼巴巴地看着我们国家就这样子！专让青年看搂搂抱抱的，或者是武打片子，或是慈禧太后古装片子，不是把青年引向歪路上去吗？我们掌握了国家机器，对这样的问题都没有办法解决，不是太可耻了吗？” 他们迫切希望捍卫思想和社会生活的“纯洁性”， 因此，从改革一开始就不断发生新与旧的冲突，比如，“歌德与缺德”事件、《苦恋》风波等。

而这次“清污”的直接导火索是围绕周扬所提出的“异化”问题风波及人道主义产生的争论。1983年3月系马克思逝世100周年，党内老资格宣传理论界领导人周扬受中央党校校长王震的邀请，给学员做了一场题为《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的报告。

周扬早年即爆的大名，在抗战前系国统区“左翼”文艺界领导人之一。到延安之后，他更成为文艺界的党鞭执掌者，督促引导监督文艺界落实无产阶级文艺观，与党的政治路线保持一致。并且，后来周扬越来越“左”，参与或领导了很多对文艺界知名人士的大批判。

不过，经过那十年牢狱的折磨，周扬晚年痛定思痛，有了很多反思。这次，他藉纪念马克思逝世一百周年的机会，非常认真构思了一篇长文，重点谈“异化”及人道主义问题。这篇文章堪称理论反思最深刻的著作之一，充分显示了这位老资格理论家的笔力，至今读起来仍然具有鲜活思想冲击力。

晚年的周扬与王元化等人

周扬提出，由于我们经验缺乏及过去专制主义太浓厚，我国的社会主义建设中，在经济、思想和政治领域都对马克思主义产生了严重“异化”。比如，因为民主和法制的不健全，人民的公仆反而成为人民的主人，我们只**有实行制度改革才能消除异化**。

周扬还指出，马克思主义是非常重视人、关心人的学说，其核心就是解放人类，而过去我们片面吸收阶级斗争论，忽视了人的价值，并且把人性论、人道主义视为资产阶级的东西，以致酿成惨祸。所以，以后我们要关心人的尊严，提高人的价值，提倡马克思主义的人道主义。

周扬在中央党校的讲话当场受到学员的热烈欢迎，事后却受到宣传领域主管领导的严厉批评。随后，宣传工作领域负责人立即组织北京大学教授黄枬森等人反驳周扬的观点。《人民日报》正副总编辑，也因为全文发表周扬的讲话，受到了撤职处分。进入夏季之后，先是在理论界、文艺界，一场“清理精神污染”的运动开始轰轰烈烈展开，这时候很多理论机关开始审查研究人员作品的思想倾向，图书馆、美术馆等开始大量下架有“污染”倾向的作品。

接下来在10月中旬，中共十二届二中全会在北京召开，这次大会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整党的决定》，提出要整顿党的思想组织涣散、清理“左”的思想遗毒、清除“三种人”、清除资产阶级倾向精神污染等，总体上是既反“左”、又防右，以反“左”为主。

不过，一些人利用邓小平同志对“精神污染”的担忧（注释一），在整顿的执行上，将重点从反“左”转到清除精神污染，整顿范围从党内扩展到党外群众，整顿对象从思想战线扩展到社会生活各个领域。10月24日，关于清理精神污染的36号文件被正式下发，清除精神污染运动以前所未有的深度广度展开。

不可否认，当时思想界和社会生活领域，的确存在一些不健康消极因素，很多偏激的、片面的言论有必要重视，加以消除社会影响。但是“清污”运动，并没有明确规定什么是精神污染，某个行为或言论是否是“精神污染”，全凭各级各部门领导根据自己的理解去解读；处置权也无限下放，各种基层组织领导乃至保卫科干事等又得到了丢失了才六七年的，对下属的“生杀予夺”大权。因此，过火行为越来越多，本文试举几个例子：

1.  某大城市市委机关门口写着：“男士大包头，女士披肩发，涂脂抹粉，佩戴首饰者，均不得进入大楼”。

2.  北京大学学生会举办的学生交谊舞会被勒令停止，一些同学因顶风偷偷举办，全部音响设备被没收，并且面临纪律处分；谈恋爱也被视为精神污染，晚上校保卫部人员打着手电，在燕园四处抓捕谈恋爱人员（见北京大学法律系1981级邓杰《燕园追忆》）。

3.  文艺界积极开展对流行音乐的批判，人民音乐出版社还出版了《怎样鉴别黄色歌曲》，《何日君再来》、《夜来香》被定性为“黄色歌曲”的典范，连李谷一的《乡恋》和苏小明的《军港之夜》也被认为是靡靡之音。老音乐家贺绿汀说，美国“先锋派”这种奇奇怪怪的东西，虚无飘渺，叫人听不懂，商品音乐、港台时代曲，这中间有很多是三十年代酒吧歌女的黄色音乐，党中央提出消除精神污染，我们也应该净化音乐领域。（《人民日报》1983年11月5日）

4.  科幻文学也被定性为“严重资产阶级自由化倾向”，钱学森在中国科协发表讲话称：“有些人打着‘科普创作’‘科幻小说’的招牌，贩卖一些资产阶级、封建主义的破烂，因为它的影响面宽，我们必须十分注意……对广大群众是个严重污染。”（《光明日报》1983年11月3日）。这次运动之后，当时最知名科普和科技文学专家叶永烈开始思考“左”的思想的根源，转行研究“文革”主要人物，后来写下了赫赫有名的四人帮传记。

1983年11月2日，《人民日报》刊文《清除科幻小说中的精神污染》

5.  某期《瞭望》杂志因为杂志封面系穿着紧身裤的女性体操运动员，被认为有“黄色”嫌疑，列为禁书；新出版的《马克思传》，内页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而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

6.  浙江大学历史系近代史学教授杨树标，因为说“国民党是个有光荣传统的政党”，被浙江省纪委列为“精神污染”大案，几番被调查。西北大学经济系研究生张维迎由于给《中国青年报》投稿写了一篇《为“钱”正名》，也被视为严重精神污染，对于是否处置，一直向上惊动到省委。笔者以前工作的中国经济体制改革研究会，即原国家经济体改委的一部分，里面也有很多经济学家因为主张市场经济，被定为“精神污染”分子。

改革开放后制度进步的本质是权力执行的科学化、规范化，而这场运动却反其道而行之，颇有回归那种极端人治化的苗头。对于什么是精神污染，下面执行中越来越宽泛，罪与非罪之间全凭个人解读，一时间人人自危，刚刚形成的宽松、心情舒畅的社会气氛，陡然又凝固起来。加上之前不仅开始的“整顿特区”、“经济严打”等行动，也令外部质疑，中国是否要继续改革开放。

对于这场运动，最先警觉并且全力踩刹车的是胡耀邦。11月初，胡耀邦首先找到《中国青年报》总编辑佘世光，委托他写一篇《污染须清除，生活要美化》的评论，明确提出反对将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而后又让《人民日报》予以全文转载，以给当时形势降温。

1983年12月14日，胡耀邦又召集人民日报社长秦川、新华社社长穆青和广播电视部部长吴冷西这三位宣传口最关键领导谈话，提出了对清理污染的总体看法：清除思想战线上的污染，不要搞到人民的生活方式和兴趣爱好上面去；我们做思想工作必须注意两个干扰：一种是“左”的思想干扰，一种是封建思想干扰，这两种思想容易使清除精神污染扩大化。为此，他提出要严格划清七个具体的界限：

第一，不要干涉人家穿衣打扮，不要用奇装异服一词，总的来说，我国的衣着还是单调的，不要把刚刚出现的活泼多样又打回到古板、单调状态中去；

第二，歌曲方面，我们提倡有革命内容的歌曲，提倡昂扬向上的歌曲，但是对抒情歌曲及轻音乐，不要禁止，如要禁止，也得须经过批准；

第三，文学方面，所有世界公认的名著不能封闭，资产阶级作家写作的有名的小说中，即使有点色情描写也不要紧，我们要禁止的是那些露骨淫秽的东西；

第四，电影、戏剧、舞蹈、曲艺、杂技等，凡是中央没有明令禁止的都可以演，不能滥禁乱砍；

第五，应允许青年人跳集体舞、少数民族舞，共青团要主动组织；

第六，绘画、雕塑方面，不能禁止表现人体美的作品，考虑到中国民族习惯，可以采取逐步开放的政策，原则上不能禁止；

第七，教育方面，生理卫生课不是精神污染，现在青少学生基本生理知识缺乏，越禁止、他们就越感到神秘。

这里还有个小故事，胡耀邦一次在谈起不要干涉人们穿衣问题时，某位领导干部插话道：“有些人太不像话，还是应该管一管，机关有一位工作人员，喜欢穿一条超短裙，叫人实在看不惯”。耀邦当即幽默地回复：“谁叫你去看她，你看不惯不看就是了。”耀邦说完，满堂哈哈大笑。

对于最关键的，如何应对这些所谓的“精神污染”的问题，胡耀邦认为：精神污染就像个人主义、唯心主义，是无法清除的，我们只有解放思想、鼓励创作，推出更多文艺、体育、电视优秀作品，才是最好抵制精神污染的办法（1984年2月11日在上海锦江饭店、17日在石家庄同有关负责同志的谈话）。总体来讲，用加强精神文明建设取代“清除精神污染”是胡耀邦的应对思路，在他的努力下，1986年的十二届六中全会通过了关于精神文明建设的决议，并且肯定人权、自由、博爱等思想是全人类的普遍共同价值追求。

在胡耀邦明确划定这七个界限之后，事实上清除精神污染就在各领域急速刹车了（注释二）。同时，邓小平也意识到，“清除精神污染”早已经违背了他一开始就提出的，决不能采取“过去那种简单片面、粗暴过火的所谓批判，以及残酷斗争、无情打击的处理方法”的警告。1984年初，他明确告诉中央有关负责人，此事可以告一段落，这实质上是放弃了“要搞三年”的设想。这样，“清除精神污染”持续了两个月左右，就逐渐偃旗息鼓了，中国迎来充满宽松记忆的1984年，人们卸掉精神包袱，这一年在改革上做出来太多突出成就。

那么“精神污染运动”留给我们的教训是什么呢？那就是对于管束性政策法规，一定要有明确的范围，否则依据中国文化惯性，下级执行一定会从严从宽、宁左勿右（去年核酸及封控也是例子）；严格规范执法程序，不能随便授予执法权，否则会滥用国家权威，损害公权威信，制造官民、党群对立局面；政治与经济信心是高度关联的，但是如果不慎产生紧张局面，会影响经济政策的执行效果，由于我国千百年来是一个大政府社会，人们从骨子里对公权边界变化特别明显，一举一动影响到人们对未来的预期打算，所以我们处理政治和意识形态问题要慎之又慎，尤其是在经济形势不好，亟需搞好建设、增强国力的时候。

在这场短暂的运动中，胡耀邦在关键时刻，不惜得罪很多人，挺身而出、扭转方向，堪称大无畏的英雄勇士；邓小平敏锐洞察动态，及时止损，也不失一位伟大的政治家睿智风度。

参考文献及注释：

1.   盛平：《胡耀邦思想年谱》

2.   中央文献研究室：《邓小平年谱》（1975-1997）

3.   周扬：《关于马克思主义的几个理论问题的探讨》

4.   卢之超：《80年代那场关于人道主义和异化问题的争论》

5.   秦川、徐庆全：《1983年“清除精神污染”》

6.   王元化、马国川：《最后的访谈》

7.   袁木：《谈谈反对和抵制精神污染问题》

8.   红旗出版社编辑部：《思想战线不能搞精神污染》

注释一，根据时任中宣部理论局局长卢之超的回忆，在二中全会召开前的9月7日及30日，宣传领域主管领导曾两次向邓小平汇报了思想领域精神污染情况。之后，邓小平指定他们给起草在二中全会上的讲稿，这就是后来收入的《邓小平文选》第三卷的《党在组织战线和思想战线上的迫切任务》一文，里面主要讲“思想展现不能搞精神污染”的问题。

注释二，在“36号文件”发出后，万里、方毅等也提出异议，明确表示在他们各自分管的农村、科技领域不搞“清污”运动。

昨天写的杨梅泡药的事，看到了大家对食品安全的关注。

说实话，作为普通人，想吃到一口放心安全的食品，除了自己种和特殊供应，去山姆超市采购是很多人为数不多的选择。

作为外资会员制超市，如果山姆的东西出了食品安全问题，放心，全国人民都会帮你一起维权，把山姆骂到道歉赔偿。

也正因为这种“信任感”和消费者对放心食品的追求，山姆这些年在国内扩张越来越快。

近日，在齐鲁大地，孔孟之乡的山东，济南和青岛同时开了两家山姆超市。

然而，开业没几天，网上曝光的一些画面，却多少有点尴尬。

据媒体报道，两地山姆的熟食区，频繁出现“没结账先开吃”的情况。

其实山姆本身并不抠门。

很多熟食本来就是允许试吃的，而且不是那种牙签扎一小块的意思意思，很多试吃给得相当大方豪横。

可问题是，有些人显然已经不是“试吃”了。

有人边逛边拆包装，有人直接站在货架旁开炫，甚至还有人没买单就已经吃饱了。

感觉260元的会员费，硬是被部分人玩成了“自助餐年卡”。

感觉在山东这两城市这里，山姆却遭遇了水土不服。

以前很多人觉得，山姆收会员费是在“割韭菜”。

但现在越来越多人明白，这道门槛，本质上其实是在筛选消费习惯。

要知道正是这个260年卡的门槛，挡住了很多平时喜欢薅羊毛的人，有个大爷还很生气，其他超市开门都是发鸡蛋，这个超市还要买票才能进。260都够他一个夏天了。

殊不知山姆这个会员费就是为了挡住这样的人啊。

然而，山姆也没想到，都愿意花260的年费的人，居然还这么爱占小便宜，孔孟之乡，礼仪之邦，不应该啊。

后来，山姆直接暂停了试吃。估计也是被这阵仗给吓到了。

原因也很现实：如果连“试吃”和“偷吃”的边界都守不住，那免费的东西最后一定会越来越少。

其实很多时候，规则不是被商家取消的，而是被少数人一点点消耗掉的。

今天可以在超市偷吃不结账，明天商家就会减少试吃、增加防损、提高价格。

最后买单的，还是那些真正守规矩的普通消费者。

而济南和青岛两个城市，平时好像互相谁也不服谁，这次谁也别笑话谁，都是一样的情况，被爆出大量的偷吃现象。

山姆能进入中国，是因为大家开始追求品质生活。

但品质生活，从来不只是商品品质，还是消费习惯和公共素养。物质追求高了，精神追求也得跟上啊。

山姆超市有没有办法解决此事呢？

我觉得还是要因地制宜，因人而异。

在山东就可以在墙上写着大字：偷吃影响考公。

这种小偷小摸，虽然案值不大，但也是偷盗行为，不是什么光彩的事。

作为考公大省，我想没有人再愿意冒这个险去偷吃。

两个新闻，触及到了内里。

一则是浙江在线报道的，泪崩，不想拖累子女，70岁患癌老人留下诀别书，进入荒山中，找到时已无生命体征。。。

这个新闻触动我的点，是老人查出患病后，给子女留下的纸条，上面写着：“不要再找我了，非常感谢你们这么细心照顾我，让我觉得很有压力，我的身体很难受，我想去过自己想要的生活。”

这封诀别信写的很体面，自己想要的生活！

但四天后，老人便已经沉睡在了荒山之中，因为她在写下诀别信离开家的时候，身上也是带了安眠药的。

大病医疗，老人保障啥的在此刻其实都属于陈词滥调。

我想的是什么？

是下面这则帖子，出国旅行之后最大的感悟，是全世界貌似只有中国人会为了十几，几十年后的事情焦虑不安，特别是N年之后的养老不安。

另一个想的就是癌症，在表象的官方数据上我国的癌症新发病率就占据全球的四分之一，而死亡的更是接近于三分之一。为何说是表象的数据，因为像上面这位留在荒山的老人是不归纳为数据之中的，甚至在很多的农村，一些人并不会知道自己是死于癌症。

即便是这个数据，即便是人口的基数大一些，按照中国人口全球18.3%的比例来看，这个发病率和死亡率已经高于全球平均水平了。

想到的是什么，是湖北那个才被爆出来的癌症村，是近日内网络上一则则触目惊心的食品安全问题。

也就是说，很悲哀，我看到这则老人悲剧的瞬间，想到的并非是生活和医疗的保障，而是生命的底线，不被荼毒的窘境。

当你的生命健康底线都无法保障的时候，更是没有资格追求幸福保障的。

到这里，另一个新闻：

大连22岁的外卖妈妈，在跑单的时候带着2岁的孩子，人来人往的商场，年轻的妈妈一手提着三份外卖，一手紧紧牵着孩子，因为走得快，孩子跟不上，想要妈妈抱着，但妈妈已经没有手抱他了，于是孩子在商场大哭起来，而妈妈直愣愣看着孩子，也崩溃哭泣，道一句，我也才22岁。。。。

这个新闻让我想到的也不是生活的苦难，甚至对于当地有关部门牵头的爱心，那些帮扶也是没有多少的感觉。因为，现实中不是每一个苦难都能幸运的登上热搜。

我走过的乡镇也好，偏僻的县级市等等，见证了太多这种会让人动容的破碎。

在我十几天经过的那个乡镇，就见到这样一对奇特的祖，母，幼三人，说是祖也不过是四五十岁的阿姐，说是母，是比我要小十几岁的年轻女子，只有幼是小小的活泼，和朴素的外婆，以及整日忧郁的母亲形成鲜明对比。

因为她们仨每每会在傍晚的时候在东一区的老破小走出来，然后买一点菜回去，与周围的人形成鲜明对比，我也就留意很多。摆摊卖木薯的阿叔和我说，那个阿妹可怜着，去外地打工被人骗，回家生了娃，无人管无人顾，那个男子的家里有着老婆的。阿妹从小没有爸爸的。

闲言碎语中知道了这个年轻的妈妈要骑车几十公里到县城的酒店上班，一个月2000元左右，一个人就这么养育着这个孩子。

从这个亲历的故事，我又想到了几天前我所认识的少年们咨询我要买小土狗的事情，我很委婉的劝，不希望她去买。

为何要劝？

因为她们这些少年啊，自己都还无法照顾自己，又何来的责任与未来的规划，今日你心血来潮养一只宠物，宠物的可爱会带来片刻的欢快，明日你的生活不稳定，或者宠物养大，让你觉得是累赘的时候，那么负担之下，这个宠物的命运就又会跌入谷底。

人对待生命，当你愿意为一个生命负责的时候，一定是你具备责任心了，具备了对人生跌宕起伏的见识之后。

因为没有讲明白，我又在电话里和她们聊了很多，聊感情，聊人生，从宠物聊到她们的父母不会教育她们的一些私密生活，不要轻易的去养育孩子，要对生活有了足够的认知之后，你才有资格去养育其他的生命。

到这里，有时候我会觉得，我们这个社会的教育并不是健全的，因为我在现实中，见证了比大连女外卖，22岁独自抚养孩子的年轻妈妈更深更刻的人间故事。

中国的确是礼仪之邦，文明古国，特朗普来中国后，都变得有礼貌讲文明了，说的都是过年话，吉祥话，估计漂亮国的媒体和群众都在惊呼，原来川普也会说漂亮话，也会好好说话。川普表示：是我给你自由过了火。这次美中会面美中不足的是，当天中国股市跌了，美国股市涨了，虽然两国股市涨跌情况不同，但原因却十分相同，那就是两国人民都以为特朗普回不了国了。

美国人这次来中国，受到了热烈欢迎，估计他们自己也没想到，前阵子还喊打喊杀的，这次就友谊地久天长了，很多中国人也没想到，面对美国人，我们的姿势变换的太频繁了，弄得有些肉喇叭措手不及，不知是该吹自己的喇叭，还是吹美国人的喇叭。特别是胡锡进老师，上次特朗普卸任时，老胡就说“今天给他盖上棺材，说些定论。”说他在任期间毫无建树，挑动对立，甚至“动摇了美国的政体”……。所以面对这次特朗普访华，曾经给他盖上棺材板的老胡，在微博上表现的也很克制，只是很中性的转发了几则消息，老胡还是要脸的，特别是退休后，恢复了些许人性。

中国的官媒这次也是相当体面，其中一篇比较重量级的文章说，“中美关系回不到过去，但能够有一个更好的未来。”与其说回不到过去，不如说是想忘掉过去，不提过去，毕竟过去你们动不动就说人家“灯塔”正在坍塌、“山巅”神话正在破灭……，当然还有更难听的，难听到你不敢承认我不敢复述，所以，做人留一线，日后好相见。

这次来华，美国总统懂王很懂事，但美国的董事长却不懂事了，坐在国宴的餐桌前，主人家还没动筷子，马斯克就先吃了起来，既不端酒主动打圈，也不起身陪雷总合照，弄得小米车主很没有面子，这也就是在北京，要是在我们山东，喝的你凉菜都吃不全，热菜都看不见。

雷总主动去合影，马斯克不起身也是有一定道理的，马斯克坐的是主桌，雷总坐的虽说不是小孩那桌，但看了下桌上的其他人员，份量较轻，马斯克不起身，是遵循了孔孟之道，孔子强调：“礼者，天地之序也。”儒家之“礼”：重在“序位”，而非表面平等。就连被制裁的美国国务卿卢比奥，这次也深受山东文化感召，改名鲁比奥，这才进了海关，再算上跟马斯克坐在一桌的山东企业家和山东名菜葱烧海参，这次山东赢麻了。

雷总这次主动前去合照的行为，有人说不必上纲上线，的确如此，主动贴上去合个影而已，哪怕马斯克有点不热情、不情愿、甚至是不屑，但我们得理解马斯克，毕竟我们国内的很多车企老板，一边敢抄特斯拉，一边又要赶超特斯拉，换谁都得给你点脸色看看，更别说前阵子又冒出个要重构地球、要发射一千万个卫星的俞浩，他说自己要对标马斯克和雷军，这把马斯克整懵了，这话对于马斯克而言，就像我们上小学时在课堂上讲自己长大后的理想：我的理想是当一个科学家和镇上最大的科学养猪专业户，这科学家听了能有好脸色吗？

在一些公共评论里，总会有具身不智能人类的出现，他们说“雷军能出现在那个场合，已经说明了一切，已经是我们望尘莫及的优秀。为嘛还都对他评头论足呢～”，这么说吧，能出现在那个场合倒水的服务员都不简单，都是你望尘莫及的优秀，但为什么不能评论？我只能说，他的优秀和你的望尘莫及，就是因为你的这个不能“评头论足”造成的，高官落马前你不敢评头论足，许家印抓进去之前你不敢评头论足，这就是你对权力和金钱的人生态度，是你面对权力和金钱时的样子，你连跪在他们面前的资格都不敢想，你觉得能在现场给他们倒个水，就已经光耀门楣了。评头论足这事你是不敢做的，但不洗头的洗头房和不足浴的足疗店，你倒是敢经常去“评头论足”。

合影拍照对大部分人而言的确是很简单的日常小事，可对于有些优秀的人就不简单了，比如说中国的老板们热衷于与政府领导合影，这是政治认证与权力背书，是一种“体制内认可”的象征，就像人们会议论，这次国宴请了哪个企业老板，没请哪个老板。与领导的合照还可能成为老板的护身符与通行证，特别是在融资、拿地、审批、招投标等环节，一张合影可能成为“敲门砖”，帮助打通关系、加快流程。这不是一种想象，而是一种现实生活的总结，这么多年来，社会环境一直如此。

有什么样的社会环境，就有什么样的逐利方式。“合影经济”已经成为产业链了，各类“峰会”“论坛”“协会”应运而生，明码标价提供合影服务，什么集体合影几千元，贵宾室单独接见合影，数万元至数十万元，若想与更高层级合影，往往需花费更多钱。有专门搞这种会议的人说，“你想要名头、照片，他想要会费、赞助费，领导过来当个背景挣个出场费，各取所需，这是多方共赢。”共赢之下，必有独输，输的是谁，还是普通群众呗。

这几年对国内老干部管的严了，但西方老干部们却纷纷前来淘金，特别是一些小国的老领导，因为他们便宜。他们参与的“付费合影”模式往往出现在微商、医美、保健品、互联网金融等乱象丛生的行业。前几年，经济好的时候，搞这种模式的公司还能请得起正儿八经的西方国家老领导，比如德国前总统武尔夫、法国前总理、澳大利亚前总理等，他们参与在中国举办的“全球中小企业峰会”“国际论坛”“品牌盛典”等活动。这些活动名义上是研讨会交流会，实则以销售席位和合影机会为主要盈利点。我记得奥巴马退下来后，在中国的合影报价层高达 20万–30万元，有一阵子，各大微商的朋友圈都纷纷发合影：喜提奥巴马。那些来自东欧、非洲、拉美等地区的小国前总统或总理，报价就更加亲民了，我记得前几天刷到了一个东欧的前总理，仅需八千元，我都有点心动了。

合影本是正常社交行为，但在权力运行缺乏透明与制衡，市场公平机制尚未完全建立的时候，它就很容易被商品化、工具化、神秘化，照片成了照骗，同行合影成了同流合污，相信马斯克对于这种事也早有耳闻，搞不好他对“大字营销小字免责”也很熟悉。美国官员甚至总统都会说场面话，可我相信马斯克这样的企业家，对于媚官传统与面子文化是深恶痛绝的，美国的企业家不需要跟领导合影，谈合作时不需要明示暗示“我和某某领导很熟”，这也是美国企业能够做大做强的重要因素。也希望雷总能早日明白，跟谁合影，请谁考察，是不会把企业做大做强的，正视用户，做好产品，专注研发，放弃小聪明，放弃小把戏，放弃法务部，才是出路。

真正的国际合作，不是靠合影，而是靠诚信，靠技术，靠什么来着，真正的赶超国际，也不是敢抄，而是踏踏实实，从实际出发。把合影，搞成合影经济，就是诈骗，就是不老实，我们跟世界发达地区是有差距，但这种差距是阶段性的，不是宿命性的，还是有机会追上的，但现在这些台面上有头有脸的企业家，特别是号称高科技的企业，他们的所作所为，正在把阶段性搞成宿命性。

看多了西方先进社会的领导和高科技企业家普通人日常化的一面，不少人会脱口而出，世界是个草台班子，但这句话的含义很多人理解错了，它并不是说世界是个草包班子或者豆腐渣班子，而是说，世界上很多伟大的壮举，伟大的成果，或者是重大历史事件，关键历史节点，都是可以由一个个小人物完成的，都是可以由普通人创造的，而并不是只有在伟大的英明的人的带领下才能实现，这是一个祛魅的过程，就像马斯克射了那么多回火箭以后，我们才知道，按下发射按钮这个动作，不需要金手指，也不需要反复训练几十万次，随便按按，它就能成功发射。

对于雷总的求合影，对于马斯克的不热情，我们大可不必有“安能摧眉折腰求合影，使我不得开心颜”的民族情绪，这会让我们迷失在川普来了也得站起来敬酒的虚幻中，他是站起来敬酒了，甚至打圈了，可你，在桌上吗？我们还是要回归到前人给我们留下的本真祖训，“安能摧眉折腰事权贵，使我不得开心颜。”做个正常人，社会才有可能回归正常，才有机会发展，什么是正常，合影就是合影，照片就是照片，字就是字，人就是人，没有大字小字，没有大人小人。

“直到警察打来电话，她才意识到自己被强奸了。”德国柏林律师玛格达莱娜·格布哈德（Magdalena Gebhard）回忆道，当一名女警把照片递给自己的委托人，这名委托人才明白Tong Z.（周同）对自己做了什么。

　　柏林第一地方法院的判决书记录，这名“孩子般天真且容易轻信他人”的女性，与周同通过社交网络相识，二人在自愿发生性行为后，周同让她喝下了掺有镇静催眠药物“海乐神”的葡萄酒，“像摆布人体模型一样”，对她实施迷奸并拍摄录像。在被害人的零星记忆里，只有无助和无力反抗的感觉。

　　“她在社工陪同下找到我时，已经严重受惊，几乎无法正常交流。她从未想过他会做出这样的事，那只是他们最初的一两次约会。”律师格布哈德介绍，住院治疗后，这名被害人的情况有所好转，但仍有睡眠问题，对男性产生信任危机，无法接受男性医护人员的治疗，偶尔还会有惊恐发作。

　　格布哈德向财新坦言，在最初代理这名被害人时，她并没有意识到这背后是一系列迷奸案。“我从没处理过这样的案件。”她表示，“在法庭上出示的聊天记录和视频证据展现出对女性的轻蔑和恨意，让在场的法官、检察官、警察都感到极度震惊。”德国媒体报道称，庭审过程中有多名翻译因过于震惊而中途退出。

　　2024年11月，中德警方合作破获了发生在德国针对中国女性的一系列迷奸案，43岁的主犯Dapeng Z.（张大鹏）落网。执法部门发现，张大鹏活跃于一个8人的Telegram群组，群组名为“德国高级驾校”，周同亦是群成员。他们中多数为旅居德国的华人，有留学背景，年龄多在二三十岁上下。在群组交流中，“车”用于指代女性，“油”指代迷奸药，被麻醉的女性被称为“死猪”，强奸行为则是“开车”。

　　被害人大部分为华人女性，分布于德国、中国和部分欧洲国家，直至庭审，仍有被害人未被识别出来。

　　进入2026年，这一系列案件陆续有了司法结果。张大鹏被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处14年有期徒刑后上诉，周同被柏林第一地方法院判处有期徒刑5年9个月，Zhongyi J.（蒋中懿，音）在慕尼黑地方法院被判处11年3个月，群组中唯一一名医生Zhiting S.（邵之霆）将在5月下旬于柏林法院宣判。在迷奸过程中，被告人使用了多种、大剂量的麻醉药物，审理法官认为，“被害人没有死亡，都是极其侥幸的结果。”

　　该案令人联想到法国女性吉赛尔·佩利科特案。2011年至2020年间，她被当时的丈夫反复下药、迷奸，并被提供给数十名陌生人实施强奸。她的前夫被判处20年监禁，另有约50名共同被告人被判处3年至15年不等的刑期。也因此，法语中发展出一个专门术语来描述此类犯罪，即“化学控制”（soumission chimique）。

　　“这并非个案。”负责审理蒋中懿案的慕尼黑法官对德国媒体表示，此次案件不过是冰山一角。财新注意到，全球各地均有类似的迷奸案件发生，在德国，仅《时代周报》就统计了5起；2025年一名中国留学生在英国对多名女性迷奸，被判处终身监禁；中国境内也有诸多迷奸案相关判决，被告人与此次德国系列案有着类似的群聊用语、作案手法，甚至部分迷奸药物通过跨境寄递的方式，从德国发往中国境内。

　　“这既不是中国现象，也不是德国或法国现象，而是全球范围内的现象。”这名法官说。

“白天的上帝，夜晚的恶魔”

　　2025年夏，律师格布哈德参加了法院对周同为期数月的审理。她回忆，这名被告人始终没有强烈的情绪表达。

　　财新从柏林第一地方法院获得的判决书显示，26岁的周同生于四川成都。2015年，15岁的周同被母亲送往德国参加交换生项目，学习语言并准备之后的大学学业，案发前在柏林攻读机械工程专业。

　　而在周同一位高中同学眼里，周同温和友善，经常与男生一起打游戏，给大家做饭，不善言辞的他会主动开拓社交关系。不过有一次，该同学偶然间发现周同收藏有女性同学的内裤，之后不久周同便转学了。他表示：“看到新闻，我很震惊。”

　　判决书记录，周同对两名女性实施了性侵犯，还偷拍了多名女性。起初他使用iPhone手机拍摄，至2023年已能够预先安装微型摄像头。2024年12月落网时，警方在他的住处搜查出了女性内衣、注射器、“海乐神”等镇静药物，以及多达2TB的视频内容。他在法庭陈述中如此解释：“沉溺于数字图像、视频和幻想中，将情感亲密与控制混为一谈。”

　　在现实生活中寡言内向的周同，在网络世界中上演着一场渴望被认可的“表演”。他在Telegram上自称为“白天的上帝，夜晚的恶魔”。自2023年底，周同开始经常与位于法兰克福的张大鹏互发消息，判决书记录了部分二人的聊天内容。在聊天中周同不无吹嘘，称可以弄些酒店的白床单，“她根本不知道在什么地方”；他表示明知大部分强奸案的被害人都不会报警，“但通常我还会给她们喂药”。

　　周同还提到，他总是偷拍视频，等一两年后再拿出来威胁被害人，“她们哭着求我删掉，但压根没想过要报警”；他甚至给出迷奸同时拍摄的指导意见，“可以带上GoPro运动相机，以防你腾不出手来”。他还写道，女性在被镇静状态下的反抗，会激起他的性欲，“在做爱时她哭得那么惨，她的哀号太刺激了”。格布哈德认为，周同在聊天记录中的一些说法，有很大程度的夸张，比如他曾谎称自己强奸了一名网红女子，目的是为了在群内博取其他男性的关注。

　　格布哈德坦言，“德国驾校”案中，周同的行为算不上是最残暴的。周同的辩护律师原本打算争取适用青少年刑法。在德国，18岁至21岁的被告人可经过专家论证判定是否适用青少年刑法。周同第一次作案时20岁，辩方试图将其描述成“为了赢得其他男性崇拜的不成熟行为”，但未能得到法官采纳，周同最终被判处5年9个月的有期徒刑。

主犯张大鹏

　　当前述法国女性佩利科特案被媒体曝光时，张大鹏在聊天群中写道：“遇到这种行动，我真想参加。”

　　现年44岁的张大鹏，是“德国驾校”系列案件的主犯之一。他的迷奸痕迹留在了德国法兰克福、哥廷根、曼海姆等地。这三座城市分属三个不同州，位于中间的法兰克福是德国的金融和交通中心，在德国西部的黑森州境内，其东北方向200公里处为哥廷根，西南方向约70公里处是曼海姆，后两者均为大学城。

　　在三年多时间里，张大鹏先后作案12起，犯罪手段不断升级：从熟人圈子作案到假扮女性租房，从隐秘下药到直接用麻醉剂捂住被害人口鼻，从单一药物到“三步麻醉法”的组合使用，从独自作案到在社交群组中“传授经验”、分销药物。

　　在领英页面上，张大鹏光头、戴眼镜，着西装打领带。他2002年本科毕业于哈尔滨工业大学建筑工程系，2005年留学德国，在图宾根大学计算机专业学习，辅修工商管理，自称精通德语、英语和中文。他的领英简介显示曾在德国多家企业的信息技术部门工作，最后一份工作是在世界著名跑车生产商路特斯（Lotus）任职。

　　“他很少喝酒，很懂得克制自己，完全看不出来会做这种事。”在朋友眼中，张大鹏是一名受过良好教育的中年男性，温文尔雅、热心助人、随叫随到，有着不错的人缘。他爱好摄影，还曾开过一辆MINI Cooper，车身左右贴有“警察”二字的贴纸。

　　这名友人旁听了几次庭审，他向财新回忆，宣判时，法官罕见地宣读了足足一个多小时的判词，而通常这一过程只需要十几分钟。“张大鹏坐在律师旁边，像往常一样衣着整洁，但面无表情，没有任何情绪流露。”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的判决书显示，张大鹏存在有多种性偏好障碍，伴有恋童或恋少年倾向。2020年，他决定将自青少年时期就存在的强奸幻想付诸实现。此前，他在色情网站上观看迷奸视频，通过其中一个广告横幅，加入了一个Telegram群组，那里分享有迷奸、制作视频的指南和经验。

　　据判决书，张大鹏的第一次作案是在加入Telegram群组的数月后。2021年1月，在一周时间内，他先后三次对同一女性下手。张大鹏通过网络与这名女性相识，以帮忙照看猫为由，邀请她暂住在张大鹏公寓的客房中。此时，张大鹏早已准备好了用于镇静麻醉的药物三唑仑和咪达唑仑。

　　三唑仑别名“海乐神”，是一种强效镇静催眠口服药物，具有催眠、镇静、抗焦虑和松肌作用，临床常用于严重失眠的短期治疗。咪达唑仑也有类似的功能，常用于治疗失眠或外科手术时作诱导睡眠用。在中国，三唑仑以及咪达唑仑原料药和注射剂，属于被严格管控的第一类精神药品。

　　在喝下混有数片三唑仑的酒后，这名女性感到困倦。张大鹏一直等到她发出沉重的呼吸声才进入客房，通过一系列触碰测试，确认被害人无反抗能力，然后开始实施性侵，并用头戴GoPro和架设好的手机、相机拍照录像。随着麻醉效用减弱，被害人反抗的动作幅度越来越大，张大鹏逃离，将拍摄内容保存在名为“第一次”的文件夹中。

　　据判决书记载，几个月后张大鹏又购入了七氟烷。这款吸入性麻醉剂被广泛用于临床的麻醉诱导与维持。张大鹏想测试这款药，便伪装成入室盗窃，利用一名朋友交给其的备用钥匙，戴着面具进入朋友家中，但因朋友的妻子呼喊救命而未遂。

　　2022年初，由于工作调整，张大鹏短暂到德国纽伦堡居住，他通过Airbnb寻找短期租房，也是在此时他第一次通过租房来实施迷奸。据判决书，纽伦堡房东收入微薄，独自抚养孩子，还要偿还贷款，便将三居室中的一间短租出去。张大鹏短住期间，将三唑仑与一种白色奶油混合，注射进巧克力中。这些巧克力被作为礼物送给房东。他在Telegram群组中写道：“我把它塞进了一个巧克力球里，喂给了一辆车吃，然后就毫无问题地驾驶着一匹巨大的外国马。”

　　判决书记载，张大鹏曾与他人交流时表示，“最完美的情况是，她在迷醉中途醒来，这样就变成了强奸，而第二天她什么都不记得，这样你一次就能获得多种体验。”

　　2023年12月，在妻子外出度假期间，张大鹏为了实现其强奸幻想，决定在个人和职业圈子之外寻找更多潜在“猎物”。为此他开始特别留意社交媒体上的租房信息。他在网络上假扮女性租客，预约看房，见面时谎称替女性朋友看房，趁房东不备时实施迷奸。判决书记录，以租房的名义，张大鹏共迷奸了4人。

　　最后一次作案，张大鹏挑选了一名女性网红，事后他留下一盒紧急避孕药、两张私密部位的照片，以及一段文字：“如果您担心，可以服用紧急避孕药。我受人之托拍摄了照片和视频，如果你乖乖配合、不吵不闹，你大可以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就当是一场梦。否则，你的朋友圈和整个互联网都能欣赏到这些漂亮的照片。”

　　这也是张大鹏历次作案中唯一一次主动留下线索。法兰克福法院认为，张大鹏表现出自恋型人格特征，在整个犯罪过程中，他从未产生过自己可能被警方逮捕的担忧，“他经常感到自己优越于他人，尤其是警察”。

　　多名被害人报案后，警方根据类似的作案手法，判定是一起连环强奸案。2024年9月，德国黑森州警局罕见地用中、英、德三种语言发布警情通告，提醒公众谨防一名连环强奸案犯，其有目的地寻猎年轻的中国女性，在社交媒体上假扮女性身份，以寻访住房或过夜机会为由，预约见面看房，见面后实施性侵。

　　判决书显示，之后中德警方协作，通过对QQ号核查，查明了犯罪嫌疑人的身份。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曾在接受新京报采访时表示，德方与总领馆合作的重点是预防犯罪。德国警方希望利用总领馆影响力，发动在德华人华侨提供目击或破案线索，防范此类恶性案件再次发生；总领馆认为，尽早缉拿作案凶手是消除针对在德中国女性人身威胁的关键。总领馆在进一步了解案情时发现，嫌疑人和被害人都是中国人，作案使用了微信或小红书中文平台，总领馆认为，对于这一案情特点，中国警方在语言、文化、平台管理以及办案经验等方面都具有优势，能为德国警方破案提供重要协助，主动约见案件主办方推动合作。

　　2024年11月，中国驻法兰克福总领馆发文称，在中德双方通力配合下，德国黑森州刑侦局会同联邦刑事警察局、法兰克福市警察局等机构联合侦破针对中国女性的强奸案。

　　据判决书，警方在张大鹏工作地附近的超市停车场将其抓获，还在其住处和办公地点发现了迷奸药物和假扮女性时用的假发，以及7块硬盘，其中存储了超过17万个图像或视频文件，几乎全都是儿童色情内容，甚至包括对女童的性虐待。

　　判决书显示，张大鹏案中的女性被害人，事后都不同程度地出现心理创伤。尽管表面上被害人的生活还在继续，但她们难以向身边朋友讲述这些经历，经常哭泣，有睡眠障碍，即便寻求专业治疗有时也见效甚微；有的产生了强烈的恐惧心理，与陌生人打交道时变得更加谨慎，会担心晚上有人闯入房间；有的持续遭受心理折磨，产生了自杀念头。她们共同的担忧是：张大鹏是否在互联网上分享了这些私密照片和视频。

　　2026年2月，张大鹏案一审宣判，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判定，张大鹏犯有12起危险身体伤害罪，其中有4起与特别严重强奸罪、谋杀未遂罪并罚，3起与特别严重强奸罪并罚，另外1起与特别严重性胁迫罪并罚，另外还构成严重性胁迫罪、持有儿童色情内容罪，判处14年有期徒刑，刑满后采取保安监禁措施。目前，张大鹏已表示提起上诉。

危险的“三件套”

　　2024年12月，张大鹏落网三周后，“德国驾校”群组的另一名成员，28岁的蒋中懿被捕。当警方破门而入时，一名女邻居正昏睡在他身旁。就在几个小时前，蒋中懿迷奸了她。

　　28岁的蒋中懿圆脸、戴眼镜，自2026年2月起他在慕尼黑第一法院受审。根据德国《日报》描述的庭审场景，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让人取来案卷并宣读：“欧洲合格的全职司机，寻找一辆车”，法官略作停顿，接着提高了声音：“你在7月22日、7月26日、7月27日、7月28日，甚至在7月31日都写了同样的信息。”蒋中懿沉默不语。数月间，他在四个不同的Telegram群组中都发送了类似用暗语写就的信息“欧洲到处都是汽油”或是“寻找一辆车”。

　　蒋中懿所寻找的，是可供他迷奸的女性对象，就像数月来他对自己邻居所做的一样。被害人是一名不到30岁的年轻女性，二人是上下楼邻居。截至案发，他对这名女性共实施了7次迷奸，其中一次持续时间超过3个小时。科彭莱特纳法官认为，蒋中懿的犯罪行为极其冷酷无情，并随着时间推移而不断升级。

　　2026年4月，蒋中懿因构成谋杀未遂、特别严重强奸罪、危险身体伤害罪及其他罪行，被判处11年3个月的有期徒刑。

　　同前两起案件类似，蒋中懿作案也始于加入Telegram相关群组。慕尼黑法院的新闻稿披露，早在2020年，蒋中懿就加入了迷奸聊天群，这距离他第一次作案有将近4年时间。财新注意到，张大鹏首次作案前，陆续加入了25个相关群组，与多达2000余名拥有类似性癖好的男性联系，交流图片视频或是经验心得。而周同的首次作案，发生在他加入群组，与张大鹏频繁交流的几个月后。

　　事实上，“德国驾校”的8人群组，只是众多迷奸群组中很小的一个。德国媒体报道称，有的群组成员多达万人。德国联邦刑事警察局也难以说清仅德语区的迷奸群组数量，对女性被害人数量更加缺乏可靠的数据。在这些群组中，迷奸者们交流用药、作案经验，分享各自拍摄的视频图片。

　　“这些犯罪者在交流中形成了一种群体动力。”谈及社交群组交流对犯罪者的犯意启发时，法兰克福的法官在判决书中写道：“这种动力肯定了被告人的幻想，他们在那里与其他犯罪者接触并获得赞同，进一步削弱了不法意识。”

　　南方防务智库特约研究员孔艺桥撰文分析称，社交群组内的共享机制可能创造一种叠加的犯罪动机，即获得群体的认可和赞赏，这一心理与原本扭曲的欲望相互强化，使施害行为更难停止，也使施害者更难从外部看到自己行为的边界；在群组中，作案经验被迅速分享，犯罪能力被系统性提升，施害门槛被系统性降低；而当一种行为被群体定义为“正常”，当实施这种行为能够获得群体的鼓励与奖励，个体越轨的心理成本就会大幅降低。

　　在实施迷奸过程中，Telegram群组还起着药物买卖渠道的作用。有时，药物买卖也通过微信完成。张大鹏曾是一个名为“客服”群组的管理员，向32名成员分销迷奸药物。据德国《日报》，蒋中懿第一次所订购的药物便由张大鹏从法兰克福寄出，伪装成小瓶化妆品。

　　判决书显示，张大鹏已形成了迷奸药物“三件套”的固定组合，其中“三”或“基础”代表三唑仑，“能量（水）”指咪达唑仑，“七”指七氟烷。在分销药物之外，Telegram群组内还会交流药物使用指南，张大鹏会根据被害人的体重、酒量给出建议的药物用量。

　　被指控提供用药指导的，还有一名被告人邵之霆。32岁的邵之霆是一名医学生，2021年前后赴德读博士。公开资料检索到，2025年秋，邵之霆完成在柏林夏里特医学院学业，毕业论文研究原发灶不明癌症中的细胞衰老与衰老后问题。

　　柏林法院提供的案件简介显示，2019年至2021年在北京期间，邵之霆多次对一名女性实施性侵并拍摄影像。指控称，由于其具有医学专业背景，2024年居住柏林期间，邵之霆通过Telegram聊天群组，多次向群成员提供迷奸药物的用药指导，其中一名成员听从其建议后在法兰克福实施了一次迷奸。判决书显示的此次作案日期与张大鹏被控的一起迷奸案日期完全重合，当时张大鹏在群组中询问一种镇静药物的药效和作用机制。

　　“这些药物仅限麻醉医生使用。”据德国《日报》，一位麻醉医学专家出庭解释了医院实施麻醉所需的条件：患者会被连接到麻醉剂吸入氧气，同时监测其呼出的二氧化碳量、心率、血氧量水平，甚至还会配备一根引流管，以防患者呕吐。这名麻醉医师反复强调，现场会有多名受过训练的医务人员，确保能够在紧急情况下及时响应。他还表示，蒋中懿曾将一种混在饮料中的药物剂量超额5—10倍使用，并且混合了奶制品，这将增加麻醉期间的窒息风险。

　　“被害人没有死亡，实属侥幸。”判决书写道，被害人胃中的食物或呕吐物有可能返流进入呼吸道，麻醉期间缺乏如咳嗽等保护性反射，极大可能会导致呼吸道阻塞或肺衰竭，威胁到生命。庭审现场播放的视频也显示，有被害人昏迷时能够听到一阵阵的呼哧声，经专家鉴定为舌头后坠并阻塞气道的迹象。

　　“明知被害人服用药物后可能的死亡风险，被告人对这种后果持放任态度，唯一的目的就是满足自己的性欲。”这样的指控在张大鹏和蒋中懿的判决书中都反复出现，二人也因而被认定构成谋杀未遂。

　　“三件套”的使用也帮助张大鹏等人数次“涉险逃脱”，不少涉案女性都是在接到警方联系后才意识到自己是被害人。判决书记录，某次迷奸中，被害人中途醒来，询问张大鹏为何赤裸着出现在自己的公寓。“我当时以为这下全完了。”张大鹏谎称丢了东西，二人甚至还聊了半小时，但被害人第二天醒来把一切都忘了。

药从何来？

　　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环食药知法律研究中心主任汤建彬代理过多起麻精药物滥用的案例，据他观察，近年形成的圈子中，大部分迷奸者通过境外视频网站下面的广告被引流到相关群组的交流中，圈内还会有分工，“车主”负责提供女性被害人，“代驾”指带药参与迷奸，产业链上还有负责卖药、卖视频、提供迷奸方法指导的。

　　2025年初，秦皇岛市公安局刑警支队二级警长杨骅公开撰文，对近年来多发的“网约迷奸”犯罪进行分析。他提出，“网约迷奸”是指迷奸行为人在正常活动的掩盖下，采取网络引诱或欺骗方式使被害人在不知情下服用药物，进而实施强奸。这类犯罪近年呈现出犯罪主体的多样化，涉及各地区、各职业以及各年龄段的人员，犯罪动机也出现了寻求刺激、猎奇、报复女性、变态等多种心理需求。

　　杨骅将“网约迷奸”划分为多个阶段：“引流”阶段，指有迷奸犯罪需求的人通过网络社交平台、评论区或暗网链接，开始“拼车”或“打车”（分别指寻求同类人员合作、寻找受害女性），出于安全考虑，发起人会逐一审核并建立私群，或要求入群成员将“工作成绩”（迷奸犯罪过程）发布；“网约”阶段，指小型私群提供合作的空间，随着提供药品、“车主”以及提供上下游黑灰产人员的入群，发展成为迷奸犯罪的产业链生态圈，各色成员在其中交流经验、资源配置和犯罪意向；频繁作案的行为人自身积累足够资源后，会“裂变”组建起以自己为中心的新群，犯罪心理的多样化导致犯罪客体也“裂变”为相对复杂的群体。这一过程中，犯罪结伙去中心化、犯罪人员匿名化都使得案件更加复杂、隐蔽。

　　这条隐秘的犯罪产业链中，最核心的环节是药物供应。在中国，根据《药用类精神药品目录》，三唑仑、GHB、咪达唑仑原料药及注射剂均被列入第一类精神药品，受到严格管制，仅在医学临床上可作为药物合法使用，一旦滥用则被视为毒品。财新梳理既有案例发现，这些被管控中的麻精药品，通过境内外多条渠道流入迷奸者的手中，其中境内渠道主要通过自制或自医院流出。

　　2020年，江苏南京浦口区法院审理了一桩迷奸药制作、分销案件，9名作案人员自制迷奸药水，并以金字塔式的代理网络层层分销。判决书显示，张大伟是这条分销链条起点，他通过网络自学配方，制作含有GHB成分的原液，并以“催情水”名义对外销售，宣传其具有“催情、失忆、昏迷”效果。2018年3月至2019年8月间，他向下家共出售52次，收取毒资6.39万元。

　　中游代理卢松奎从上游处购入原液，在家中兑水稀释、重新分装成每瓶10—20毫升的小瓶，再冠以“夜艳”“午夜”等十余个不同名称对外销售。同期，他还从另一上家处外购含甲基苯丙胺（即冰毒）成分的“眼药水”补充货源。

　　由卢松奎为中心，又发展出两级下线，金字塔的最下层是直接接触购买者。不同层级间层层转卖，赚取差价。截至案发，中游卢松奎从中收取毒资9.45万元，他的两级下线各自获利五六万元差价。浦口区法院认定，张大伟构成贩卖、制造毒品罪，判处有期徒刑6年6个月，其余多名代理分别以贩卖毒品罪获刑，获刑3年至6年6个月不等。被告人上诉后，该案二审维持原判。

　　2024年6月25日，最高检察院举办“高质效办理毒品犯罪案件 推进毒品问题综合治理”新闻发布会，会上披露，某单位职工王某于2018年至2021年，明知咪达唑仑等系国家管制的精神药品，仍通过“翻墙”利用境外网络聊天工具多次购买入境，并从别处购买麻醉药品七氟烷。此后，王某伙同他人使用购买的麻精药品迷晕多名女性后实施强奸、强制猥亵，被法院以走私、贩卖毒品罪、强奸罪、强制猥亵罪判处无期徒刑。

　　检察机关进一步调查发现，涉案的七氟烷来自山西某医院内部。因医院疏于管理，没有麻醉师资格证的助理医师张某多年来监守自盗，多次使用科主任的系统开具处方，通过窃取手术节余等方式夹带229瓶七氟烷。此后，张某通过网络贩卖麻精药品，使用他人身份证寄送快递，谎称无标签的药品是“洗脚药水”，骗过快递员的检视。据统计，张某共卖出七氟烷144瓶、咪达唑仑15支，非法获利12万元，被抓获时，在他家中查获的七氟烷数量甚至比医院的库存还多。张某以走私、贩卖毒品罪，职务侵占罪被判处3年1个月有期徒刑。

　　值得注意的是，目前七氟烷尚不属于国家列管的麻精药品。中国药物滥用防治协会理事、内蒙古律协刑事专业委员会委员曹春风表示，应尽快开展风险评估、推动列管。

　　在汤建彬看来，近年来通过境内医院渠道获取迷奸类药物的情况有所减少，多数药品是通过跨境寄递的方式，由境外流入中国境内。他办理的最新一起涉及“三件套”案件中，药物恰来源于德国，收款人也在德国，国内仅有负责获客和统计需求的人员，销售网络遍布北京、山东、江苏等多地；药品被包装成日用品跨境寄递，每套售价约1500—2500元。相较于低廉的药品成本价而言，售卖者所得利润丰厚。

　　财新梳理近三年多起涉麻精药品案件发现，买家多通过Telegram或黄色网站广告与境外卖家取得联系，有些通过加密货币USDT支付，药品从境外发货，发货地包括日本、马来西亚、德国、比利时、塞浦路斯等，部分药品被伪装成护发素、保健品等，还有的夹藏在装有画纸的信封，或隐藏在废旧遥控器内。类似的药物供应链也存在于德国，此前德国媒体曾卧底迷奸群组，发现迷奸药品被标注为“睫毛卸妆油”“头发护理液”等，从马来西亚通过快递进入德国汉堡。

　　财新在一个明确宣称销售迷药和偷拍设备的Telegram群组中看到，该群组有超过1.5万人订阅。置顶消息中，管理员注明销售多款“迷药”，均为苯二氮䓬类药品（三唑仑、咪达唑仑均属此类），每粒报价在78—98人民币不等。发布者声称，这些药物自泰国发货，9—15天即可到货，“没有善后能力别买”。

　　该群组多条晒单记录显示，部分买家以虚拟货币支付货款，另一部分则通过微信小程序下单，微信支付，订单信息显示为槟榔产品。在一则与买家的对话中，卖家称“小程序就是把不合规的东西通过合规的商品来收款”。作为售后，卖家会例行发布收取包裹和应对调查电话的技巧，提醒购买者每购买一单，删除一次交易和聊天记录，并提供药物用法、用量等指导。言谈中可看出卖家设有专人在国外进货，对药品进行换瓶分装，亦有背包客负责转运。此外，卖家还鼓励买家反馈药效。一则迷奸药晒单记录中，来自上海的买家自述，“因为她牙痛，我跟她说这是治牙痛的药，就直接给她吃了”，随后发出了迷奸视频。

　　“互联网交易+物流寄递+电子支付”贩卖迷奸药物的案件，多次被最高法院、最高检察院选为典型案例。司法机关表示，这些案例凸显了物流行业的管理漏洞。

　　“市场有需求，就会有动力。”汤建彬解释，不少迷奸行为人抱侥幸心理，一方面认为药物产生的失忆作用使得被害人难以发现，即便发现也羞于报案；另一方面走私、贩卖相关麻精药物，虽然属于毒品犯罪，但因一般涉案数量较少，量刑通常为一年以下，即使有多次走私、贩卖情节的，对应的刑期也只是3—7年。更令他担忧的是，目前已出现一些GHB的前体物，尚未被作为毒品列管，但进入人体后能够自动合成GHB并发挥麻醉作用，“已经有这样的案件出现了”。

网民：故障灯亮了，说明故障灯没坏

5月4日下午，湖南浏阳华盛烟花制造燃放有限公司半成品车间发生连环爆炸，腾起数百米高的蘑菇云，十多个车间被夷为平地。截至5月8日，事故造成37人死亡、1人失联、51人在医救治，伤亡人数远超以往同类事故，被业内人士称为“烟花行业之最”。独立媒体“水瓶纪元”日前发表针对此事件的报道《浏阳烟花厂爆炸事故：生计、周期性整改和赶工的企业》，深入浏阳市官渡镇田郊村等爆炸波及区域，通过对数十位遇难者家属、幸存工人、行业从业者和当地村民的走访，呈现了这场事故背后的生计困境、行业生态与监管难题。

报道不仅还原了事故现场，也揭示了当地烟花产业的状况。在被誉为“花炮之乡”的浏阳，烟花全产业链2025年总产值超500亿元，约占当地规模工业产值的四分之一，从业人员逾30万，九成来自乡村。“水瓶纪元”通过裱皮车间主任、资深厂长冯先阳、66岁返聘老工等多位遇难者的故事，呈现这个行业如何长期吸纳无法外出的中老年女性和留守劳动力——计件工资制和灵活的上工时间，让她们得以兼顾照料老人孩子；而浏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烟花为生，离开烟花厂之后几乎没有替代选择。

报道还揭示当地了“周期性停产——赶工”的结构性矛盾。浏阳烟花行业几乎每逢重大事故便全面停工整顿，去年6月临澧爆炸后的整改持续到当年10月才陆续复产。长时间停工后企业为赶订单只能集中生产，反而冲击了“少量、多次、勤转运”的核心安全原则。发生事故的华盛烟花厂此次“五一”未放假，与赶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的外销订单直接相关。多位从业者向“水瓶纪元”反映，华盛在当地被认为“安全要求最低”；央视探访现场也发现防静电设备积灰、强氧化剂与还原剂混存等严重隐患。

报道还呈现了浏阳人对产业存废的复杂情绪。受访村民普遍既依赖又恐惧——花炮厂建起后村里才从泥砖房变成红砖房，而完整的供应链配套、适合的丘陵地形也让外地难以替代。遇难者冯先阳曾在2019年另一场爆炸后于抖音写下“一厂出事，全部停工，飞机出事都停飞吗？煤炭出事都停产吗？”六年后，而他自己，最后倒在了另一场爆炸里。

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

烟花行业高度依赖人工。多名从业者提到，真正用于表演的高端烟花，目前仍无法完全机械化。亮珠、组盆、裱皮、封装等大量工序，仍需依赖手工完成。曾长期从事组盆工作的女工小风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年轻时每天摸黑骑车上下班，“天没亮就去，天黑了才回来”。

从业十多年的汤伟也解释，烟花制作涉及数百种原材料与复杂工艺，很多效果只能依靠人工经验完成。

这种劳动体系，决定了浏阳烟花行业长期依赖大量本地中老年劳动力。

施小明说，浏阳“百分之七八十的人靠烟花为生”，尤其是五六十岁的农村妇女和中老年工人，离开烟花厂后很难找到其他工作。

多位受访者提到，近年来行业效益其实已经不如过去。国内多地限制燃放烟花，内销市场缩小，许多企业开始依赖出口订单维持运营。

施文宏说，华盛主要做外销业务，今年“五一”假期之所以没有放假，就是因为要赶海外订单。根据多名业内人士的说法，华盛生产的火箭类产品主要出口美国，7月4日美国独立日前后是销售旺季。五一假期仍持续生产，与赶美国市场订单有关。

事故发生后，类似的讨论再次出现：一个不断发生重大爆炸事故的高危行业，是否应继续维持？

但在当地，许多人并不愿意简单地把事故与产业存废直接画上等号。

“花炮不好，我们都跟着不好。”一名曾在烟花厂工作、后来转行的村民说。

她年轻时长期在烟花厂做工，记得以前工人们在厂里听到风吹动铁门“砰”地响一下，大家都会下意识往外跑。即便如此，大多数人仍然继续留在这个行业里。

这种矛盾情绪，在浏阳并不少见。

多位村民都提到，他们既依赖烟花厂提供收入，又害怕爆炸再次发生。

李远曾在花炮厂工作三四年，如今主要在家种田。他说，事故之后，附近所有花炮厂都停工了，很多家庭一下失去了收入来源。“希望产业继续发展，但更希望安全一点。”

曾任浏阳市宣传部长、市委副书记和人大常委会主任的吴震也公开谈及这种担忧。

他在文章中写道，烟花产业不仅是工业，更是一种“藏富于民”的地方经济结构。整个产业链养活着大量山区农村人口，让很多老人、妇女能够在家门口获得收入。

吴震认为，每次重大事故后“一刀切”式的全面停产，会进一步加剧企业赶工压力。他提到，长时间停工后，企业为了完成订单，只能在有限时间内集中生产，这反而容易破坏烟花行业“少量、多次、勤转运”的核心安全原则。

他还提到，过高、过密的安全标准和持续加码整改，也正在推动部分浏阳企业向江西转移。

对于很多普通从业者而言，这种产业转移带来的影响更加直接。

施小明说，烟花行业已经不像过去那样景气，但对于许多乡镇家庭来说，仍然几乎没有其他替代工作。“没办法，从小就是靠这个讨生活。”

事故发生后的几天里，浏阳多个烟花厂区陷入停工。部分工人开始等待通知，也有人担心长时间停产后，订单会彻底流失到外地。

一家出口烟花企业工作人员告诉水瓶纪元，现在最现实的问题是“什么时候能复工”。

2019年浏阳碧溪烟花厂爆炸事故后，冯先阳曾在抖音写下：“一厂出事，全部停工，飞机出事都停飞吗？煤炭出事都停产吗？”六年后，他在另一场爆炸中遇难。

去年，我们写了一篇《北漂最新约会方式，一起送外卖》。后来想想，随着外卖行业的迅速发展，送外卖似乎成了高薪白领们的消遣，成了一份带着娱乐色彩的兼职。

但现实中的外卖行业，却并没有那么简单。

晚饭时间，位于北京北六环附近的于辛庄村，外卖员小陈终于等来了晚高峰的第一波订单。他在这一带跑了将近8年。

于辛庄村被称作北漂来京后的第一落脚点。这里有上百栋公寓，道路错综复杂，但小陈说哪条巷子通哪栋楼，他闭着眼睛都能找到。“一来单接它十个八个，我根本不用看导航。”

但这份轻车熟路，已经换不来从前的收入了。

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困惑。据行业统计，全国外卖骑手数量已超过1300万。与此同时，平台配送单价却在持续走低——从早期的平均10元以上，跌至如今的3-5元。单价掉了一半，骑手数量却翻了几倍。另一个于辛庄村的外卖员说：“几十号人、上百人在抢一单，就看系统爱不爱你。”

外卖员们不明白：算法越来越聪明，为什么我们的工作时间反而越来越长，赚钱越来越难？

由三联生活实验室自制出品的纪录片《2026中国外卖员生存报告》正逐渐揭开这些问题的答案。北京昌平于辛庄村是我们片子的第一站。我们还去了CBD，还有著名的万柳。

我们发现，留在北京的外卖员，有超过五成来自环京农村的青年，其中河北农村青年占多数。通过拍摄我们发现，对大多数外卖员来说，送外卖不是他们的选择之一，而是没有选择之后的结果。

他们都提到了相似的一句话：“我们农村年轻人，出路是很少的”。类似的句子还有：“送外卖之后我的语言能力都退化了”“钱都挣不到，还担心命呢？”

这些话给我们带来了震撼，尤其在科技发展正深刻改变人们生活的今天。今天，农村的00后们，在大城市送外卖的人，这些看似被“高科技”吸引，事实上又边缘化的人群，到底在过着什么样的生活？

本该解放人力的科技，正将外卖员困在更长的工时里，同时未使他们的收入有太多起色，这只是千万个急需探索的问题当中的一个。

他们有何种期待？如何看待自己和别人？怎么面对明天？我同事问：怎么连外卖员进入互联网之后，都变焦虑了？因为有许多外卖员每天不停盯着手机刷单，有人说自己“焦虑，晚上做梦都是在送外卖。”

有一位被访者对此做出了不一样的、辛辣的评价：“外卖员不是困在系统里，而是困在自己的欲望里。”

以下这支纪录片的内容我不保证全面，但绝对保证精彩。

即便媒体给出了太多高薪白领送外卖的奇观故事，但这份靠体力、低门槛、还带点危险色彩的工作，大部分时候还是属于那些“不得不干”的年轻人。

一位从河北农村来北京送外卖的年轻人说，“种地去养家已经不现实了。”

同样一位来自河北的年轻人，他中专毕业，2月份来北京，一开始做厨师，结果老板卷钱跑路，工资都没发。“后来实在没钱了，就跑外卖了。”

刚干三个多月，上个月挣了八千多，这个月眼看月底了，才刚过四千。“躺平？那不混吃等死了吗？不能啃老啊。”他父亲腰椎有问题，刚做完手术，家里没有其他收入。

像他这样的年轻人，从周边省份的农村涌入城市，送外卖是他们能做的为数不多的工作之一。

曾写了《跑外卖：一个女骑手的世界》的作者王晚说：“很多人他可能进入这个行业，也只是试试水，看赚不赚钱，不赚钱我就去别的行业里面。底层的流动性还是比较强的，但他们一直在底层流动。”

提到收入，她说：“送外卖（收入）还可以，只要你愿意付出你的健康跟你的体力。”

送外卖似乎还是一个危险的工作。片中的市民不乏对外卖员超速、闯红灯、危险驾驶的批评，你在通勤路上，也一定见到过逆行和发生交通事故的骑手。

可是外卖员们告诉我们，几乎没有不逆行的骑手，他们中甚至有人表示，当吃饭都成了问题，命也变得不那么重要了。

“订单那个时间就摆在那呢，你不逆行怎么能按时送达？”一位年轻骑手说，“光担心安全没用，钱挣不着啊。”

一位去年骨折过的骑手回忆，自己正常骑行时，一辆汽车急刹，来了个开门杀，他直接飞了出去，肋骨断了五根，手指也断了。手里还挂着两单，站长帮忙调走了，然后自己被送进医院。

骑手们都心照不宣，“你今天出去跑了一天，回来了就是回来了。明天出去能不能回来，也不知道。”

有骑手说自己每次闯红灯都会吓一身汗，“其实内心非常恐惧”，“但送得快更重要。”更有很多骑手说，跑外卖之后情绪没法抒发，语言功能退化了，但却学会了骂人……

我们拍到了一名大学生，他被外卖员撞到，滚下了半截天桥。他说：“我觉得他们是一个很被异化的阶级，他已经只剩腿了。”

即便如此，外卖这个行业依然在接纳那些被其他大门拒绝的人。

一位985毕业、做了七年全职妈妈的女性，35岁后重返职场，却发现找不到工作。“没有工作经验，学历用不上了，还过了35岁。”她开始送外卖。“外卖这个事，就是不论你男女老少，它都能接纳你。”

“从一个985毕业生到现在送外卖，我对自己还是满意的。我觉得我能脱下孔乙己的长衫去送外卖，很多人做不到。”

在于辛庄村的骑手租车店，老板告诉我们，来租车干外卖的，大多是刚来的、没钱的。“今年各行各业都有压力，以前上班弄电脑的，很多人都下来了。下来以后干啥？跑外卖。”

四五年以前男的多，现在女的也不少。“总结来说，还是文化低一点的，找别的工作不好找的，甚至是岁数大点的。这个门槛相对来说还要低一点。”

在更繁华的地段——北京SKP商圈，这里的单价高一些，骑手们的日子也过得好一些。他们上班前先来一杯咖啡提提神，头盔也戴着五颜六色的装饰。他们代表的，是外卖员中的少数派。

一位在SKP跑了一年的骑手说，今年过年，他舍得给自己买一件1300多的羽绒服。“干一年了，怎么着也得穿一穿吧？农村没有来钱那么多的，只能在城里拼。”

但即便在这样高档的商圈，外卖员进商场也只能走“小员工通道”。你以为骑手们会觉得难堪？事实恰恰相反。

一位骑手说：“你不让我进更好，恨不得所有的商场都不让进，你就没必要上楼了。”

还有一位骑手说得直白，“我们不在意豪宅不豪宅，我们在意的就是好送。”

以前，我们听外卖员说的最多的话可能是：“你好，你的外卖到了。”或“外卖给你放门口了。”

这次拍摄让我们听到了太多外卖员的“金句”和语言。

在他们的表述里，我们知道有外卖员发现了一家会给骑手免费加鸡蛋的面馆，于是领着认识的外卖员都来吃饭；

有人在配送蛋糕的时候，找老板多要一盒蜡烛，因为不久之后就是他的生日，“一会儿回去我就把蜡烛插在我的面条上”；

每年和家人团圆是骑手们最期待的日子，“回去一开门，爸爸回来了，（孩子说）想死你了，直接扑过来让我抱，我觉得心里可幸福了。”

我们问外卖员小陈，他现在还向往大城市吗？他说，“不向往了，单价低了，比以前累多了。明年打死我都不干了。”

但更多的外卖员，还是会年复一年，继续在系统的算法里抢单，在逆行和超时之间做选择，在三块钱一单的薄利里熬时间，继续做一个“没文化、不干不行”的人。

十八年前，我国的第一笔外卖订单在线上诞生，十几年中，很多中国人的命运齿轮都随之转动。人们对外卖褒贬不一，又爱又恨。无论如何，外卖员也同他们的车轮一起，义无反顾地塑造着一个世界。

2024年，德国和中国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涉及在德中国公民的下药性侵案件，被逮捕的是43岁的中国籍男子张大鹏。后续调查中，两国执法部门进一步发现，张大鹏背后是一个作案团伙，成员分布在德国法兰克福、慕尼黑、柏林，荷兰、美国洛杉矶等地。除张大鹏外，还有蒋中懿（Zhongyi J.）、周同（Tong Z.）等5人。此外，S.之亭(音，ZhitingS.)与翁某(音，SizheWeng)等人也被指参与下药、性侵女性，两人分别被柏林和美国洛杉矶检方提起刑事诉讼。

根据德国司法部门提供的文件和简报、德媒报道以及洛杉矶警方通报，上述5人均涉嫌通过麻醉剂、镇静剂等药品使受害人失去意识，随后实施性侵。他们还通过加密社交软件“电报”（Telegram）交流作案手法，分享药物使用剂量和经验，还分享偷拍受害人失去意识、或被性侵时的影像。

“应该不是他”

2025年春天，读到在伦敦就读的中国博士生邹振豪下药强奸女性案的报道时，陈怡并没有想太多。一年后，朋友又给她转发了另一起涉嫌下药、性侵的系列案件。她看到其中一名涉案的“柏林男子”，名字很眼熟，身份信息显示他“出生于1999年，15岁时来到德国”。

陈怡立刻与朋友核对信息。两人很快通过新闻报道确认，这名“柏林男子”，是她们共同在德国认识的中国留学生周同（Tong Zh.），“难以置信，和共友通话时，我们都语无伦次，不知道说什么”。

这是一起调查和审判已持续数年的连环强奸案——2024年底，中国籍男子张大鹏被德国警方逮捕，后被指控下药性侵多名女性。中德警方在后续调查中，发现了一个基于加密社交软件的群聊，群组成员接连出庭、被宣判，而周同是其中一员。

图为蒋中懿（Zhongyi J.）接受庭审现场

柏林第一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判决书显示，周同于1999年出生于四川，出生仅几个月后父母分开，他最初与母亲生活在一起，但从约两岁起被送到亲戚家居住。周同在判决书中自述，他曾受过亲人殴打、在学校期间受教师虐待。2015年，周同被母亲送往德国一所寄宿学校，因为学业表现不佳而一度辍学回国，后来又回到德国，此后多次在德国北部、东北部和南部几座城市之间搬迁，2022年9月搬到柏林。

陈怡回忆，确认自己认识的“周同”是案犯后，她几乎一晚上没有睡着。陈怡告诉本刊，她与周同相识于2022年2月，当时她在柏林留学，曾和朋友、周同一起吃过饭。

陈怡说，周同常自称“老柏林人”，对柏林很熟，主动要带她“出去放松放松”。她表示拒绝后，周同会攻击她的文科生身份，“你们文科哪那么难，论文随便写写都能过。我学理工的都没你们这么忙”。

后来，陈怡离开德国去其他国家交换，出发前，她有两箱衣服需要找寄存处，在朋友圈求助时，“周同跳了出来，表示愿意帮忙。我想只是衣服，应该问题不大”。交换期间，尽管她明确表示过自己有男友，但周同一直发消息问候、示好。

“有一次我放假回德国，他说要来接机，我拒绝了，他就自己查了航班信息，来机场蹲我，还带了一枝玫瑰花，”陈怡记得，当时周同在机场推着手推车，一直追着她，要送她回家，“好在我没带什么行李，自己跑掉了”。

交换结束回到德国后，陈怡联系周同取行李，后者表示，可以带上行李去机场接她，再将她连人带行李一起送到住处。在机场碰面后，两人商量流程，“他说他要去他老板那里一趟，让我在他车上等，如果困了的话可以睡一会儿。我拒绝了，和他说我住的是多人宿舍，周同就提出让我自己坐公共交通回去，之后会把行李箱送到我住处。我表示不便，因为洗漱用品都在箱子里。他就让我把洗漱用品拿出来，坚持要之后把箱子送到我住处。当时我很疑惑，接机不应该接的是人吗？”

两人争执不下，陈怡最后自己带着行李回家了。她说，周同的一些行为让她感觉“尴尬”，后来专门将其屏蔽。

陈怡记得，周同对自己的求学经历、所学专业含糊其辞，而且学业不忙，有时会向周围人宣传自己提供接机服务。她当时认为，在德留学生多多少少会打工补贴生活，并没有多想。加上周同相貌普通，身高大约1米7出头，种种气质都“没有攻击性”，也没有让她感到威胁。

2022年，华人李真因为合租而认识了周同。李真告诉本刊，在决定合租前，周同还在另一座城市上学，她和周同视频“面试”时对他印象还不错，“感觉他是个有点羞涩的学生，特别爱做饭，喜欢猫，是个小暖男，比较单纯善良，也很有礼貌”。

图为周同庭审现场

判决书显示，周同大部分空闲时间用于电脑，他的现实社交关系不多，尤其不与德国人建立友谊。他认为德语是障碍，并因语言问题经常感到被排斥。他的私人交往仅限于中国籍人士。判决书还提到，周同喜欢旅行，曾参加过团体旅行或通过网络有针对性地寻找女性旅伴。

慢慢地，李真和友人发现，周同在线上线下是“两副面孔”，线下行为举止有些局促、不自信，甚至“不敢看她”，“在公共场合碰到你，不会直接打招呼，但是事后会给你发微信，告诉你‘刚刚碰到你了’，而线上聊天就比较’亲密、暧昧’”。

后来因租房需求不同，李真没有和周同一起租房。但在此后两年里，周同比较频繁地，同时向她和她的一位女性友人张琳示好，邀约一起活动和旅行，但她们从未应约。张琳告诉本刊，当时她感觉周同“边界感有问题”，但由于周同比她们年纪小几岁，也没有多想，“在德国的华人之间一般是选择信任。在网上认识，见面后决定一起合租的情况很常见”。

团伙作案

根据柏林第一地方法院的判决书，周同最早从2019年10月起，在对方明确反对、反抗的情况下，对女性1号（受害人，以下编号仅为区分，不代表真实受害人数量）实施了性侵，并用手机拍摄了视频。同年12月，周同在旅行期间，用手机偷拍了旅伴、女性2号洗澡时的私密视频。2023年，周同利用安装在自己住所浴室里的隐藏摄像机，拍摄了女性3号洗澡时的视频。同年，他以“紧急情况”为由获取了邻居、女性4号家的备用钥匙，在其浴室里安装了秘密摄像头并拍摄视频。此外，他还在自己、其他女性或旅行期间的住所里，偷拍了多位女性的视频。

2024年，周同与一名通过网络相识的女性5号共进晚餐。判决书显示，女性5号有轻度精神障碍，心理发育未达实际年龄水平，认知和社会判断能力较弱，肢体也有轻度障碍。期间，周同通过给女性5号倒酒、投放高剂量处方安眠药，导致其昏睡、几乎失去意识，随后在女性5号无法反抗的情况下对其进行强制性行为，并拍摄视频。

如果没有外部因素，周同的行为可能在很长一段时间里都不被人察觉。判决书显示，多名女性直到接受警方问讯，看到警方出示的影像后，才意识到自己被性侵或被偷拍，遑论向警方报案。

2024年，德国和中国警方联合破获了一起涉及在德中国公民的下药性侵案件，被逮捕的是43岁的中国籍男子张大鹏。这年12月，德国黑森州刑事警察局提供一条线索：在对张大鹏住所进行搜查时，警方查获并分析了大量数字证据，随后发现多个和犯罪相关的“电报”（加密社交软件Telegram)群。群成员会交流自己的强奸行为、如何实施麻醉和获取麻醉药物的方法，以及对被麻醉女性实施性犯罪的经验。为展示行为，他们还会互相分享女性受害者的视频和照片。

根据法兰克福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一审判决书，张大鹏最初是2020年看到了迷奸女性犯罪相关视频，随后通过一个色情网站的链接加入相关群组，里面的成员在讨论迷药和性侵。2020年秋天，他第一次在网上购买迷药。到2021年1月，他开始把群里学到的“技术”付诸实践。

与此同时，张大鹏也自己建立和管理群。这些群组规模不同，有的人数众多但松散，有的人数少但联系紧密。根据判决书，张大鹏参与了25个聊天群，其中一个群人数最多时有2316名成员。他同时还是一个32人的群组管理员，该群主要用于出售麻醉药品并和“买家”交流。此外他还活跃于一个8人的小群，名叫“德国高级驾校”。正是从这个群里，警方发现了周同等人。群里8人中，5人住在德国，1人住在荷兰，还有2人在该判决书发布时未查明身份。

成员们用一些彼此听得懂的隐语来交流，其中用“3”指代安眠药三唑仑，“油/燃料”指药物，“加油”指使用药物，“车”指女性，“开车”指性行为，“司机”指实施者，“死猪/半死猪”指失去或部分失去意识的女性。

被查获的群聊里，张大鹏已将自己形容为“熟悉麻醉药使用的专家”了：他曾给群成员非常详细地解答有关使用麻醉药的建议，包括用量、投放方法、工具、场景等。他还向其他群成员出售这类药物。

群成员们也有私下交流。周同的判决书显示，在2023年11月到2024年9月期间，他和张大鹏私聊超过2000条，其中周同对张大鹏声称自己至少强奸过18名女性，还分享了自己在强奸麻醉后女性时的感受和情绪。周同告诉对方，自己将每一位受害人的影像资料都建立了单独的文件夹，这一点后来被德国警方的鉴定专家所证实。影像中的所有受害人的外貌特征均为亚洲女性。

慕尼黑地方法院向本刊提供的起诉书显示，群成员、中国留学生蒋中懿也是张大鹏的“学员”之一。他被指在2024年对同一名女性A，至少7次投予镇静性药物。其中一次，他被指先给予投放了安眠药的饮料，再施用两支咪达唑仑注射液，随后又使用了数量不明的吸入式麻醉剂，最后他被指对女性A实施性侵，并将拍摄的视频通过“电报”发给张大鹏。

这些行为事实上还对受害者的生命安全造成威胁。起诉书提到，这些镇静药物“会作用于中枢及其他维持生命的重要生理过程，足以导致受害人死亡，在受害人没有保持适当空腹的情况下，可能由于呕吐物或胃内容物反流进入肺部而导致窒息。

起诉书强调，蒋中懿了解这一风险，但为了实施强制性行为而执意如此。慕尼黑检察官多次在起诉书里写道——“受害人最终未出现致命结果，仅仅出于偶然”。张大鹏的一审判决书里，检察官也多次采用类似描述。

除了如何使用麻醉药剂，群成员还会交流如何物色侵害对象，如何实施犯罪。张大鹏曾和一名群成员（具体身份在一审判决书中被隐去）频繁交流自己对强奸的幻想和自己的计划。一审判决书记录到，张大鹏不仅通过在网上浏览租房信息贴，或搜罗中文社交媒体上的“网红”来约女性见面，还瞄准了现实生活中的熟人。

有一次，张大鹏带了含有迷药的饮料前往女性乙家，为了不让对方怀疑，他为自己准备了一杯不含药物的饮料，并当着女性乙的面当场喝完。但由于迷药没有起效，他离开时坚持把两杯饮料都带走。

隐蔽的罪恶

张大鹏曾在一次聊天里写到，警察永远不会发现他们。但在2024年，张大鹏伪装成女性沙发客，在中文社交媒体上寻求留宿，他找到一位愿意接待他的女性，编造了一个“男性友人会先到家准备物品”的谎言。他自称是那位“男性友人”，设法进入这位女性家中，用麻醉药迷晕了女性，随后对其实施强制性行为。为了消除痕迹，张大鹏离开时带走了她的手机并将之丢弃。这名女性醒来后发现手机丢失、自己疑似被侵犯。正是她首次向警方报案。

2024年秋季，德国三个城市警方均发现类似手法的报案，遂合并调查。期间张大鹏被警方问讯，否认了自己的行为。随后，德国警方向中国政府请求了调取张大鹏的社交媒体账号，以调查此事。2024年11月14日，张大鹏被逮捕。

法兰克福地方法院认为张大鹏犯有12项危险身体伤害罪，包括多项危险身体伤害罪和谋杀未遂罪，以及藏匿儿童色情物品罪等，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对每一位原告支付2.8万元到7万欧元不等的赔偿，并附加利息，未来还将对其实施预防性羁押（Sicherungsverwahrung）。蒋中懿被判处近12年有期徒刑。周同因首次犯罪时年龄较小，在少年法庭受审，被判处五年零九个月有期徒刑。法兰克福和柏林司法部门告诉本刊，由于张大鹏和周同均已提出上诉，因此两人的一审判决目前不具备法律效力。

关于群组中的其他成员，2026年5月，S.之亭的案件开始柏林地方法院进行审理。柏林刑事法院发言人莫里茨·雷曼（Moritz Lehmann）向本刊提供的简报，生活在柏林的S.之亭是一名医生，他被指在2019年到2026年间多次实施性侵，其中一次性侵发生在北京。他也被指通过“电报”向群成员提供麻醉药物的使用建议。

据《洛杉矶时报》报道，德国联邦刑警调查一起性犯罪案时，发现该案中有一名居住在美国的嫌疑人翁某（Sizhe Weng）。他从德国汉堡的供应商处购买大量麻醉药物，收货地址是洛杉矶的南加州大学附近。2025年10月，洛杉矶检方以强奸罪、使用管制药物实施强奸等多项罪名，向翁某提出提起刑事指控。

德国媒体报道这一系列案件时，通常会提到它的普遍性和特殊性。它的普遍性在于，全世界范围内都有此类下药性侵案发生。它的特殊性则在于，疑犯在网上创造了一个高度“隐蔽”的群组：张大鹏等人通过海外加密群聊来交流，受害者几乎全部都是中国女性。他们的行为既不为群组外的人所知，又因使用中国社交媒体和中文交流，不易被德国社会所发现。

曾在德国留学的小轩告诉本刊，法兰克福等德国大城市房源紧张，又因为德国法律规定，在德租房必须有工作收入证明，对留学生而言租房“难上加难”，许多人会通过留学生或华人群体私下看房、租房，有时连租房交易都通过现金或中国支付软件来完成，在德国社会的监督系统之外，客观上便于张大鹏等人通过租房等“陷阱”来诱骗女性见面。

使用网络通讯软件交流犯罪手段和事实，是本案的另外一个特征。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咨询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杨发辉向本刊分析，认知行为学的一个重要理论“操作性条件反射”，在本案中，加密通讯技术让这些群组成员的犯罪行为难以被发现和惩罚，会加强他们的侥幸心理。另一方面，人在群体中容易有责任推脱的心理，认为不必为自己的行为负责。涉案人员最初犯案时，可能会感到紧张、害怕，但实行过程中，可能会得到一些平日里体验不到的亢奋和快感，这些情绪又会成为他的“奖赏系统”，“责任少，（情绪）’获益’多，种种因素相互作用”，杨发辉说。

随着调查不断深入，这一系列性侵案的标签从张大鹏带来的“高知”、“中产”等等，逐渐扩大了范围：涉案人既有体面的大企业管理层，又有名校留学生，也有学业普通的人。性教育专家方刚告诉本刊，性犯罪者通常没有具体画像，“各种年龄、阶层、种族，甚至性别，都有可能性侵害者”。

德国法医心理学家吉尔达·吉贝尔（Gilda Giebel）常年从事性犯罪者的预防性拘留工作，她接受《法兰克福汇报》采访时分析，性犯罪者有很多不同类型，一方面，有些人社会融入度低、自尊心低，常遭拒绝；另一方面，有些人以权力为驱动，追求控制和优越感；还有一些人存在“性欲倒错”，例如对毫无防备或熟睡的人产生性兴奋，这些类型可能在同一个人身上相互交织。而他们的共同点是缺乏同理心，将他们的施暴对象看成一个“躯体”，而不是一个人。

吉贝尔认为，此类涉及性犯罪的加密群聊中，成员们彼此之间产生了归属感，互相支持，甚至会展开“竞争”——去比较谁的行为更加肆无忌惮？谁发的影像更加令人不安？

（应受访者要求，陈怡、李真、张琳、小轩均为化名；由于司法程序进展不同，本文对涉案人员的姓名予以不同程度的呈现）

2026年4月，深圳一位产妇因担心腰痛拒绝无痛分娩上热搜。她“强忍剧痛两小时”的举动引发激烈争议：有人赞叹“为母则刚”，更多人质疑——无痛分娩已经开始普及，为何要承受本可避免的痛苦？

这场讨论让人想起几年前那则令人心碎的新闻：陕西榆林产妇在剧痛中三次要求剖宫产，被家属拒绝后跳楼身亡。两个极端案例，看似相反，却指向同一个问题——当女性躺在产床上时，谁在决定她是否承受痛苦？

母亲节将至，我们把目光投向产房。那里是母职的起点，也是“为母则刚”被说得最多、最重的地方。我们采访了三位分享过分娩经历的女性博主和一位扎根基层十年的产科护士。她们的立场不同，认知里也藏着微妙的盲区与错位。恰恰是这些差异，构成了理解核心问题的入口：一个女人走向产床的前后，她究竟知道什么，又能选择什么？

她在疼之前，并不知道会有多疼

来自辽宁的温舒，自2021年起接连生育了三孩。她对分娩的理解，来自零散的网上信息——“听说很疼”，但怎么疼、能做什么，她不知道。直到分娩前几天，她在小红书刷到“无痛针”，看到很多人说会腰痛，又看到那根长针，心生畏惧。进产房前丈夫劝她打无痛，她说“再说吧”，想测试自己的忍耐力。

开到三指时被推进产房，痛感起初像厉害的痛经，她觉得不过如此，拒绝了护士上无痛的提议。护士提醒她：第一次生孩子，从三指到十指，快的几个小时，大多数要十几个小时。

随即，疼痛急剧升级——像有人拿钝器撞她的骨盆，最后变成撕裂感，仿佛“八匹马朝不同方向拽着肚子”。她只剩一个念头：“如果不是手脚被绑住，我都想跳楼。”这一刻，她理解了那位跳楼的榆林产妇。

她急忙要求上无痛。医生却说：无痛师正在做剖腹产，你没有提前预约，要等。不到一个小时，她从三指开到六指，痛到几近崩溃。产房电话响了，麻醉科问这边还要不要无痛。助产医生说“开到六指了，七指就不用打了”。她不顾一切地喊：“打！打！打！”

打完无痛，她昏睡过去，醒来已开到九指，却累得使不出力气。陪产的护士说：“孩子也在很努力地想来到这个世界。”她一鼓作气——一个“肉乎乎的东西从身体里‘飞’了出去”。

她的儿子出生了。

五年间，她又生了二胎、三胎。网上说“二胎三胎很快，没那么疼”，她又信了。但实际情况是，分娩时间缩短并不意味着疼痛减轻，相反，它更密集、更猛烈。第三胎，她反复要求打无痛，可医院规定开到四指才能打，等终于开到四指，产程突然加速，医护人员已经开始准备接生了。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

温舒的经历并非孤例。国家卫健委数据显示，2026年全国无痛分娩普及率达48.7%，较2021年增长近20个百分点。但裂痕清晰：城市56.2%，农村28.4%；三级医院81.3%，县级医院仅33.7%；东部68.4%，西部42.9%。

在未选择无痛的女性中，30%担心“影响孩子”，25%卡在费用上，还有相当一部分人信奉“忍痛是为了孩子好”。这意味着，即便没有人拦在产房门口说“不许打”，女性依然可能在信息差、资源设置和经验缺失中被动承受疼痛。

温舒把经历分享到网上，很快意识到这个话题背后女性的共同焦虑，转而建议粉丝打无痛，并用亲身经历破除腰痛谣言。直播间里，有人问她丈夫：陪产不会有心理阴影吗？丈夫很惊讶：“我只看到了每一个女性成为妈妈的不容易。”

每年孩子过生日，他们家不给孩子庆祝，也不买生日礼物。“我们会告诉孩子，这是妈妈的受难日。礼物是买给妈妈的。”

她可以选择，但不是每个人都可以

2024年7月7日，上海松江妇幼保健院的待房里，六七个产妇并排在两侧，六七个产妇各自承受着宫缩阵痛，空气里弥漫着焦灼。蒋小姐的宫口刚开一指，剧烈的疼痛已经让她几乎无法支撑，她向护士提出了打无痛的请求。护士告知她，麻醉师正在手术室待命——有位产妇突发难产，正接受紧急手术。

这一等就是一个多小时。

这是蒋小姐最难熬的时刻之一。没有家属陪产，孤立无援的感觉，比宫缩的疼痛更让人难以承受，“老公不能进，妈妈也不能进，我就请了导乐。”

导乐师，可被视为非医疗的分娩支持者。她们不做医疗操作，但专门为产妇提供持续的身体、情绪和信息支持。但不是所有医院都允许外部导乐进入产房，也不是所有医院都提供院内导乐。在中国，导乐仍然是一种高度城市化、中产化的分娩资源。

产房里的几个年轻姑娘，大多在无痛和导乐之间二选一。钱刚好够的，选无痛不选导乐；完全没钱的，两个都不选。

隔壁床的年轻姑娘疼得直哭，打电话央求丈夫同意打无痛。可电话那头，丈夫的声音冰冷又现实：“两千块钱太贵了，不打，你熬熬吧。”她没有上海医保，自己又没有钱，才要让丈夫同意。那个姑娘最后没打无痛，也没请导乐。她就那么在自己的床位上，疼到最后，一个人熬着。

纪录片《生门》

生产前，蒋小姐交了VIP产房的费用，从待产房进入VIP产房之后，就可以让老公陪产。可当她躺在产床上、双腿被架开的那一瞬间，她犹豫了：“生产太血腥。我不想让老公看到我最狼狈、最脆弱的样子。”犹豫了一两分钟。医生说：“现在不进来，等无菌布置好就不能再进了。”布置到一半，她突然后悔：“还是让他进来吧。”护士说：“来不及了。”

怀孕时，蒋小姐看到了榆林产妇跳楼的新闻，“很揪心。同是女人，同是孕妇，我能有共鸣。”她把手机递给丈夫：“你看看这些男人、这些家长。”丈夫是上海人，不太理解：“为什么要看这个？我不可能那样，我家里人也不会。你没必要看。”丈夫的话让她觉得踏实。但其实她心底更有一份底气：“我自己能签字，我的一切我做主。钱，我也花得起。”

蒋小姐是最有选择权的那一个，导乐两千，无痛报销后大概也两千，她同时选了。最重要的是，这些选择她都可以自主签字。

导乐不是护士，也不是医生，却是一个有力的陪伴者。导乐说：“我自己生过两个孩子，也是这么过来的，生产没那么可怕”。导乐教她呼吸法，聊家常，在宫缩来时握住她的手。她觉得，漫漫长夜里，这份“有人握着”的感觉，比任何技巧都重要。

打完无痛不到十分钟，疼痛便缓和了许多。导乐笑着帮她编起了小辫，又端来一碗温热的小馄饨，轻声叮嘱她：“多吃点，养足精神，才能有力气迎接宝宝的到来。”

第一次内检开了两指。三小时后才到五指，麻醉越来越弱，加大剂量也无济于事。她不再说话，一遍遍熬着宫缩。那根无痛针直到分娩都没拔。又熬三个小时，终于开到十指。二十分钟后，宝宝出生。

出院后，她住进提前预订的月子会所。自始至终，她都牢牢握着自己的选择权。

选择承受疼痛，不是唯一的答案

与热搜里那位深圳产妇相反，Iris不打无痛，是主动选择。

怀孕初期，她和多数准妈妈一样，在北京公立医院挂了最好的专家号。但她的想法在阅读中慢慢转变：她读了《温柔分娩》、英文版《无畏分娩》，还看了大量YouTube上的分娩录像——画面里欧美女性在家生产，呼吸平稳如潮汐，没有仪器声，也没有被催产。

《无畏分娩》提出的“恐惧—紧张—疼痛”综合征击中了她：恐惧导致呼吸短促、供氧不足，宫缩效率下降，疼痛加剧，形成恶性循环。她拆解恐惧的来源——影视剧的惨烈模板、朋友的经历分享、母亲的描述，以及公立医院不允许陪产、独自承受阵痛、催产干预带来的未知感。Iris认为，问题不在分娩本身，而在于医疗环境和观念把自然生理过程变成了“需要被处理的医疗行为”。

她想起奶奶辈：奶奶生四个，丈夫的奶奶生六个，都在家生，没人跟她强调有多痛。“减少药物干预可能更好”——这个念头渐渐清晰。

她有两个考虑：一是腰椎间盘突出和膨出，而无痛需要穿刺，她担心可能造成影响；二是麻醉可能影响母婴早接触、母乳喂养或延缓产程，尽管身边说法不一。她认为，分娩的生理不适和切肤之痛本质不同。“疼痛和痛苦不是一码事。痛苦里永远隐含着心理因素。”

孕期，她就做了充足准备：了解每个产程的生理状态，大量阅读积极分娩案例；孕晚期做正念冥想，练习深呼吸；带丈夫读《分娩陪伴》，练习腰骶部按摩；孕期37周时转去私立医院，“公立医院太指标化，我想要的自主、从容、被尊重的空间很难实现。”而私立医院允许全程陪产，环境私密，且允许一些个性化设定，医护也不会催她做决定。

在这些前提下，她做了一个近乎“反常识”的决定：自然分娩。

《82年生的金智英》

实际分娩时，她全程没有慌乱。丈夫一直为她按摩腰骶部。她把宫缩比作潮水——浪来了，浪终将退去。她知道，哪怕痛到极点，也不会永远停在顶峰。呼吸一个接一个，从未中断；每次呼气发出“呜——”的声音，声调随疼痛升高，但气流始终顺畅。丈夫形容她的状态像“火车过隧道”。

医生内检开到六指，问要不要无痛。“再看看。”Iris说，“他们默认大家都想打，觉得没必要忍。”但她坚持再等等。六指之后，真正的考验是第二产程——她花了三个小时把孩子丛产道推出来。蹬腿发力时，她感觉大腿后侧腘绳肌发酸，凭着健身教练的专业知识，适当调整身体姿势。

她用健身的视角把疼痛、体位、发力拆解成可控的技术环节：不是在“忍受”疼痛，而是在“管理”疼痛。“这种疼痛是动物最原始的身体反应。身体要排出一个异物，就是这么简单。”在她看来，“像蝴蝶，要作茧，再蜕变，才能飞出来。”

孩子出生了，背上带着胎毛，头有点尖。丈夫说：像个小猩猩。“过程太艰辛，但生出来只觉得神奇。”事后回忆，那不是痛苦不堪的经历，而是一次强烈的身心连接体验，“可以用美好来形容。”

她把这段经历录成视频发到网上，标题是《关于我为什么不打无痛》。评论区有人说她“美化疼痛”，她的选择建立在私立医院、健身基础、知识储备和家属陪产之上——这些条件大多数女性不能完美具备，可复制性并不高。她没有回复评论，但承认：“在一般公立医院，做不到我这样。”

这里值得追问的，远不止她一个人的选择。同样是疼痛，手术麻醉、癌症止痛，没人会劝患者“忍一忍，痛过才有成长”。为什么唯独在分娩这件事上，疼痛被赋予了特殊价值？

“疼痛没有意义，只是个生理过程。”Iris回应道，“用不用无痛没有好坏之分，这只是我的一种选择。”她强调，她分享经历不是标榜，只是提供另一个视角：网上很多声音让人觉得能打上无痛就是好的，没打上就是可怜的、落后的，她不这么认为。谈到无痛普及，她担心走向另一个极端：“可能让本来可以自然分娩的人，反而选择医疗干预。”

医学研究早已证实，分娩疼痛受胎儿体位、产道条件、个体痛阈等客观因素影响，非药物镇痛方法的效果因人而异，硬膜外麻醉仍是最有效的镇痛手段。

然而，比“个人是否选择无痛”更值得追问的是：那些根本没得选的人呢？

有些人在分娩，有些人在被决定

Iris有条件搭建理想分娩场景，但大多数女性面对的是：有没有麻醉师、家属同不同意、钱包够不够厚。当一个贫困女性无法选择环境、无法获得专业陪伴时，她不是“选择”了自然分娩，而是“被迫”自然分娩。

在湖南郴州桂阳县妇幼保健院的产房内，这个现实正在被缓慢改变。护士长汪梦玲2014年来到这里，十余年间，见证这家医院的无痛分娩普及率，从三四成攀升至八九成。

难点在认知。汪护士长说：“低认知，觉得生孩子就是要疼。”尤其是农村，传统观念与信息鸿沟使得推广也最为艰难。

腰痛是第一道坎。汪护士长的解释版本是标准化的：“留置针的针眼几天就闭合了，腰痛不是无痛引起的。怀孕期间，脊柱本来就要受压，产后带孩子还要继续损伤腰肌。”

对于担心孩子受影响的家属，她会亮出自己的底牌。她生了两个孩子，都是无痛分娩。“我们的医生要生，十个有十个打镇痛。”她还会给家属查看她的分娩记录。“我们医生都能接受打无痛，说明这个利绝对是很大的，对小孩子没有影响。”

网上流传的“无痛会拉慢产程”也被她反证：“子宫是肌肉，越疼越紧，宫口开得越慢。打了无痛，肌肉松弛，人感受不到疼，产程往往更快。”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麻醉科医生在给产妇打无痛

《2022世界镇痛日调研报告》显示，36%的人不了解或仅听说过无痛分娩。2023年一项覆盖2万名产妇的调查显示，34%的家属认为分娩镇痛会“影响新生儿智力”，25%的产科医生担忧会“延长第二产程”。这些误区已被权威研究反复反驳，但科普的不均衡使它们依然顽固存在。

丈夫的工作往往比公婆好做。医院设有分娩体验仪，不少准爸爸前来尝试阵痛。多数人到四级就已无法忍受，有的甚至两级就喊停。体验过后，加上科普教育，他们的观念也会慢慢开放。

而阻挠最深的，往往是同样经历过生产的婆婆。“因为她那时候生孩子，没有无痛，硬扛过来的。她就觉得这个东西可能扛过来。”汪护士长会跟她们讲另一个逻辑：“以前你们怀孕还在干体力活，对疼痛的耐受度比现在的产妇高。现在你媳妇还去干体力活吗？”

产妇听到家属不同意，反应通常是跟老公吵，不是跟公婆吵，“我看她嫁到你们家来，你们家连一点钱都不愿意出。我是给你们家生孩子、生孙子。”这时候，汪梦玲会做婆婆的工作："她帮你们家生孙子孙女的，不可能让她记恨你嘛。"

有些婆婆会去算八字，觉得那个干预了他孩子原来出生的那个时间，需要顺其自然。”对此，汪护士长就用生育意愿换疼痛管理：“如果这胎舒服，她可能还愿意生二胎。”把无痛针和二胎绑定，用婆婆听得懂的话说。再说不通，汪护士长只能提供替代方案：拉玛泽呼吸法、分娩球、行走椅，虽不能止痛，却能缓解产妇焦虑。

纪录片《人生第一次》

而最让汪护士长印象深刻的案例，阻挠者不是婆婆，是亲生母亲。

那是个十六七岁的女孩，跟随男友私奔，怀孕但没有结婚。男朋友年纪更小，在经济上没有自主权。女孩的母亲又拒绝给她打无痛。

女孩的母亲把汪护士长拉到一边，说出了一个她没有预料到的理由：“我就让她体验一下做母亲的累。女儿不听家里的话，该吃点教训。”

汪护士长和好几个医护人员轮流去劝说。”你不懂。我也很心痛她。”这位母亲站在病房外说，看着女儿疼得嚎哭，但始终没有点头，“你这一点苦，还是刚刚开始。”女孩也没有再央求。后来，她发生了产后大出血。

签字那一刻，家庭权力结构显形。

法律层面，产妇自己签字即具效力，高于家属。但医院实践中，“家属还是要签”，因为出钱的往往不是产妇，而是家属。双重签字的设置，本为规避医疗纠纷，却也凸显了家庭内部的权力结构。

经济因素直接决定选择权。在农村，公婆出钱的情况常见。“有时候婆婆不同意，钱不肯出，两个年轻人可能没钱。”按湖南统一标准，无痛费用七百元起，封顶一千三。对某些农村家庭而言，这七百元撬动的是生育话语权的全部。

“如果家属拒绝签字，医院最终以产妇本人的意愿为先。最后用法律为产妇兜底。”汪梦玲说道。

在汪梦玲工作的十年里，她见过太多因为疼痛产生的心理阴影。不少产妇生二胎三胎时，出于对头胎分娩疼痛的畏惧，更倾向于剖腹产。她会解释，无痛分娩的麻醉剂量比剖宫产小得多。

2025年6月，国家卫健委等三部门发文：2025年底，所有三级医疗机构100%配备分娩镇痛服务；2027年，二级及以上医疗机构全面覆盖。汪护士长所在的县城妇幼，正通过科普视频和医生宣传向“全面”推进。

普及率提升靠的是全链条宣传：门诊、住院、孕妇学校、助产士门诊、产房对产妇及其家属轮番宣传解疑，产后访视时询问镇痛效果和腰痛情况，以及科普文章和视频的精准推送，一点点让信息渗透进日常。

汪梦玲清楚基层的困难：麻醉医师下沉、设备配套、政策和资金支持，缺一不可。偏远地区，麻醉医生数量不足、观念滞后、技术难以下沉。全面无痛的缺口，远不止某一家基层医院。

据统计，全国每万名产妇仅配1.27名专职麻醉医师，远低于世卫建议的3人。一线城市每万名配4.8名，西部农村仅0.6名。麻醉医师缺口高达30至50万人。产科与麻醉科协同响应平均42分钟，远超国际30分钟黄金窗口。而这意味着，产妇多等一分钟，就多一分钟无法忍受的疼痛。

疼痛，不只是地理分布的不均，更是资源、认知与制度的差异。它关乎每一个分娩中的女性——她是否有选择的权利、能力和条件。

2026年4月14日，德国慕尼黑地方法院。

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在宣判时用了三个词："罪大恶极、蔑视女性、反人类"。

被告席上的28岁中国留学生蒋中yi（也是社媒上常说的“钟义”）沉默地接受了11年3个月的刑期。

(因直接写人名会被家属举报，因此部分名字会进行打码）

“我知道我做了可怕的事情，也知道它造成了可怕的后果，”三个月前，他在慕尼黑一家法庭上说道。

蒋中yi，28岁，在德国排名第一的慕尼黑工业大学攻读机器人学硕士。

（庭上的蒋中yi）

2024 年2月至12月期间，蒋中yi至少七次给邻居下药并进行强奸。期间他在过程中反复追加药量，以确保邻居在整个过程中不会苏醒。其中最极端的一次，邻居的呼吸停止了整整30秒，他拍醒她后继续施暴。检察官称，蒋中yi明知故犯地给受害者使用了危及生命的镇静剂和麻醉剂。

当警方在2024年12月突袭他的公寓时，受害人正处于昏迷状态。他的手机里存着850多张色情照片和大量视频，旁边放着药物和开口器——这些都是最直观的证据。

蒋中yi并非一人作恶。

在慕尼黑的审判是针对八名男子的一系列调查的一部分，这八名男子都是一个名为“德国老司机驾校”的加密Telegram群组，除一人外，其余均为中国人，且除一人外均居住在德国。

他们已确认身份的受害者——几乎全部是中国女性，她们是这些男子的伴侣、同事、朋友或熟人。大多数受害者直到警方联系她们之前，都不知道自己遭遇了什么。 

一、名校光环下的危险人格：教育过滤不了恶

涉案人员的履历，让公众在震惊之余更感困惑。除了蒋中懿外，还有几名作案人员已经被判刑，目前立案十余人。

涉案人员1：邵之ting

上海交通大学本科、北大医学部硕士、国家奖学金获得者、北京肿瘤医院前医生、德国医学博士，目前柏林送审，审判日期5.20号

邵之ting是这个团伙的"技术骨干"。他凭借自己医生的身份，为群成员提供下药剂量指导、麻醉剂，甚至在大头目张大鹏直播性侵时提供实时药物使用技术支持。

讽刺的是，他考取的德国医师资格证，本应是救死扶伤的通行证，如今却成了法庭上的加重情节——一个受过系统医学伦理训练的人，比任何人都清楚这些药物会对人体造成什么伤害，却依然选择用它来剥夺他人的意识与尊严。

涉案人员2：张大鹏

哈工大毕业、图宾根大学信息技术硕士、兰克福莲花汽车Lotus经理，目前被判14年监禁

44岁的张大鹏是这条犯罪链的"组织者"。也是第一个被警方逮捕的人。

此前他的几名受害者在德国中西部黑森州报案。2021年1月，张大鹏在一位女性朋友的晚餐中掺入镇静剂，强奸了她，并用手机、数码相机和固定在头上的GoPro拍摄了犯罪过程的照片和视频。之后，他又对多名女同事下药并实施了强奸。 

该团伙的活动在2024年1月曝光后，嫌疑人张大鹏开始以寻找转租公寓的女性为目标。通过国内社交平台发布虚假租房信息，引诱刚来德国、人生地不熟的女留学生上门看房。在看房过程中，他用浸透麻醉剂的布捂住她们的口鼻，强奸她们并拍摄了作案过程。四名受害女性均记得案发经过，并向警方报案。2024年11月，他最终被捕。 

涉案人员3：邹振豪

UCL博士，英国终身监禁

30岁的邹振豪在英国落网，被判终身监禁。

邹振豪家里连空气清新剂上都装有针孔摄像头，24小时内性侵两位女生，留下无数视频作为"证据"，事发后还在群里炫耀

其行为曾获得他人配合与协助，呈现出明显的群体化特征。

涉案人员4：翁思zhe

南加州大学电气工程博士，美国受审，检方求刑25年至终身监禁

31岁的翁思zhe展现了另一种犯罪人格：高度理性化的对抗。

他拒不认罪，但已站出来指控的受害者至少三人——他的发小、国内好友、读博的同学。这些人因为有多年交情而完全不设防，来美国旅游时找他玩，在自家吃饭时被下药。醒来后头疼，还以为是旅途疲劳和时差。

检方给出的量刑范围是25年至终身监禁，外加额外56年加州州立监狱刑期，身份必须登记为性犯罪者。

涉案人员5：周tong

柏林大学生，5年9个月监禁

25岁的周tong是六人中年龄最小的，于2025年8月被判强奸罪。他没有邵之ting的医学背景，没有张大鹏的组织能力，没有邹振豪的"技术设备"——他只是复制了一套已经成熟的犯罪模板，然后执行。

他曾在一次约会中给一名女子下药并强奸了她，还拍摄了犯罪过程。此外，他还利用安装在浴室的隐藏摄像头秘密拍摄了另外八名女性。他的聊天群昵称是“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

涉案人员6：徐开yuan

于2024年底至2025年初的拘捕行动中被锁定，但在进一步司法措施执行前自杀身亡

蒋中yi是慕尼黑工业大学机器人学硕士，张大鹏是哈工大毕业、图宾根大学信息技术硕士，在莲花汽车任职。邵之ting是北大医学部硕士，考取了德国医师资格证。还有英国UCL博士邹振豪、美国南加大博士翁思zhe……这些案件串联起来，无疑是在告诉我们：名校光环与道德底线之间，并没有必然的正相关。

这些施暴者并非社会边缘人。他们有正常的社交圈，看起来友善、热心、前途无量。但正是这种"正常"，让他们能够接近猎物、获得信任、隐藏意图。正如一位博主“毛毛虫Claire”分析的："他们是有找女友的能力的，所以他们的需求并非’性’，而是对女性的掌控、践踏和羞辱。’发泄’只是手段，而非目的。”

二、完美猎物：熟人社会里的信任陷阱

案件最令人不寒而栗的，是施暴者与受害者的关系结构。

蒋中yi与受害者是邻居，后来发展为恋人。张大鹏最初对朋友、同事下手，后来甚至在小红书上发布虚假租房信息，引诱女留学生上门看房时实施侵害。周tong则以"找老乡交朋友"为名在社交媒体上专门接触华人女性。

这正是熟人暴力（Intimate Violence）最恐怖的地方：它发生在你卸下防备之后。

你刚来一国他乡，抱着老乡见老乡的心态，看见了一个学长对你很友善，你请他吃了个饭；你周末无聊，刚好留学生们约好了要一起出去玩；你正在接受一个男孩的追求，你觉得“啊，挺不错”遇上和他在一起了——这些都是多么正常的社交场景。

但就在这些"正常"里，药物被掺进了奶茶、鸡尾酒，浸过麻醉剂的棉布捂上了口鼻。一旦你失去意识，对方便会架起摄影设备，开始他长达数小时的兽行。

受害者无一例外都是中国女性，甚至全是身边的中国女性——女友、同事、朋友、学妹。

这些施暴者利用的，恰恰是同胞之间最基本的信任。

三、暗语体系：一个高度组织化的犯罪网络

如果说单人作案是"恶"，那么群体协作就是"系统性的恶"。

在Telegram聊天群里，这些男子使用暗语讨论用什么药物迷晕女性、剂量是多少，以及在女性失去意识后对她们做什么，包括使用的工具和物品。他们还分享犯罪的照片和录音。

“寻找汽车”指的是寻找新的受害者；“油”或“燃料”是镇静剂的暗语；“豪车”指的是特别漂亮的女性；被迷晕的女性则被称为“死猪”

施暴者对待受害者的方式如此明显地体现了非人化（dehumanization）：当受害者被物化为"车"，当侵犯被美化成"驾驶"，施暴者就能在心理上彻底剥离对受害者的共情。

群成员们在群内疯狂交流药物剂量建议、作案心得，甚至互相交换受害者的私密录像和照片。

他们达成了一个极度扭曲的共识：“只要她不知道发生了什么，那就不算强奸。”

Telegram群组这样的在线聊天群组，助长了对女性的非人化进程，并助长了男性厌女的幻想。没有社会纠正，没有人从外部观察并说，‘这里发生了什么？’或者‘你们真的疯了吗？’，这些暴力幻想在团体中很快便获得支持。

德国法官在判决书中明确指出：被告的行为"极其蔑视人类和女性，令人发指"。

这不是临时起意的犯罪。

四、结构性困境：海外华人社群的沉默螺旋

为什么这样一个庞大的犯罪网络能存在四年之久，成员数以万计，却无一人走漏风声？

第一个答案是技术层面的：Telegram的加密通讯、黑话体系、不留敏感词，让监管难以渗透。

但更深层的答案在社会心理层面。海外华人社群存在一种特殊的"沉默螺旋"：一方面，受害者因为羞耻感、语言障碍、对异国司法系统的不信任而选择沉默；另一方面，社群内部存在"家丑不可外扬"的压力，担心负面新闻影响整体华人形象。

这种沉默恰恰成了施暴者的保护伞。张大鹏在群里嚣张地称"老大"，甚至在讨论法国轮奸案时留言"哈哈，我也想参与其中"。他的狂妄，正是建立在"没人会举报"的笃定之上。

值得庆幸的是，最终是几位性格强硬的女性受害者串联起来报了警，德国警方也成立了40人专案组，通过基站数据分析、网络行为追踪等手段层层突破。

但正如微博博主"说好的5872"追问的："迷奸组群抓不到证据的活跃分子可能数量庞大，这些有经验又变态的败类还会被留在当地？他们数量有多少，他们都是谁？我们社会公众一无所知！"

五、法律在追赶，而恶魔早已跑在前面

目前，德国司法部已着手推动立法，要把传播此类犯罪影像的行为明确列为刑事犯罪。但法律的修订速度，永远追不上技术赋能的犯罪进化速度。

这个案件留给我们的，不仅是愤怒和恐惧，更是几个必须直面的追问：

第一，关于教育。 我们的高等教育体系过滤了智商，却过滤不了危险人格。当北大、哈工大、慕尼黑工大的精英成为犯罪骨干，但多少人对于高学历人才存在滤镜？就像大家一想到“德国留子”想的都是辛苦读书的高素质人才，多少人便以为其中不存在人渣。

第二，关于性别文化。 群组里数千人围观、学习、分享侵犯女性的"经验"，这种规模暗示了一种深层的厌女文化。它不是某个人的病态，而是一种被群体强化的共识。如果不从文化层面瓦解这种"物化女性"的集体无意识，打掉一个"老司机驾校"，还会有下一个。

第三，关于社群自救。 海外华人社群需要建立更有效的支持网络：如何让受害者在第一时间获得母语帮助？如何在租房、社交等日常场景中建立安全机制？相关的安全意识培养是否到位？

蒋中懿在庭审时说："我知道我做了一件可怕的事。"法官回了一句："你很幸运没被判终身监禁。11年，已经是从轻了。"

这个对话的荒诞之处在于：他后悔的不是对女性尊严的践踏，而是"被抓到了"。

在“德国老司机驾校”的暗角里，在那些加密群组的深处，还有多少人在用黑话交流、用药物控制、用录像收藏、用群体的喝彩喂养自己的恶心欲望？

我相信，无论如何，无论阴暗的角落里还有多少只蟑螂，犯罪者终将获得法律的严惩和终身的耻辱。

而那些还在暗处的、未被揪出的、以为“用海外社交平台就能逃避一切”的人——法网正在收紧，技术侦查在进化，受害者打破沉默的勇气在累积。

没有一片阴影能永远藏匿阳光之下。

一是，几天前被删除的文章，就是小学生去海参崴参加重孙子胜利的那个事，我不是写了文章批评了几句。

然后一些孝子贤孙说我不顾大局。

那么OK，人民日报旗下的平安校园也发布了一则和我观点差不多，甚至措辞更严厉的批评文章：海参崴的街头，中国孩子究竟在为谁欢呼？

如此，那些为了大局，连基本羞耻心都没有的人们现在怎么说？

二是，小号里因为这个事，我被组织小学生去海参崴的这家学校以及教育集团投诉，文章也几乎被删除殆尽。

但我觉得这个事不能妥协，也所以，今天又顶着风险写了一篇：枫叶教育还在持续对我投诉，但人民日报已经看不下去了

好友们可以到小号帮我转发一下，点击下方名片关注就好。三观不一致的切记不要去，这个小号是自留地，人数不多，但脑子不灵光的几乎没有，偶有一两个，也都被我拉黑了。

三是，昨天很多朋友发来呦呦鹿鸣黄老师写的关于我被投诉的文章，还有其他同行朋友写文支持我的，

在此感谢。

感恩。

谢谢！

最后，教育这玩意，我认为最重要的就是人格教育，人格都没有了，你即便后面考上再牛逼的名校，那其实意义也不大。

1938年3月28日，居住在苏联滨海州首府海参崴的中国人，集体陷入了巨大恐慌。

他们被苏联政府组织的抓捕队自大街上、自公交车中，甚至自住宅里直接带走。抓捕过程没有公文，没有审问，也不区分妇女、儿童与老人。

这是一场针对远东地区所有中国人的大型清洗运动。抓捕行动始于1937年底，抓抓停停，松松紧紧，已持续了四个月之久。1938年3月28日这次抓捕规模最大，也是清洗运动的尾声。3月29日，中国驻海参崴总领馆在给国民政府外交部的电报中，如此描述此次抓捕：

「街口满布岗位，挨户搜索，鲜有能幸免，……侨民欲逃领馆暂避，概被中途腰截，今日无一侨民来馆，街市亦告绝迹，殆已一网打尽，侨民何辜遭此荼毒。」

苏方之所以要切断华人进入领事馆的道路，是因为之前的抓捕行动中，国民政府驻海参崴、伯力等地的领事馆庇护难民，妨碍了苏方的清洗计划。如驻伯力领事馆抗议苏方滥捕并刑讯逼供，强调经领事馆调查，许多被捕之人拥有合法入境身份，且有正式工作，根本不是苏方宣称的所谓“间谍”。驻海参崴领事馆则在1938年2月份收容了上千名躲避抓捕、寻求庇护的中国人。

再无一名中国人能够进入中国驻海参崴领事馆寻求庇护，意味着清洗运动取得了「决定性胜利」。

第二次鸦片战争中，俄国趁火打劫，通过《瑷珲条约》《北京条约》和一系列勘界条约，侵占了中国144万多平方公里领土。其中便包括海参崴。不过，国土沦丧后，仍有相当数量中国人在远东地区谋生。1897年约有4万余人，其中海参崴所在滨海州最多，约3万人。1910年，远东地区的旅居中国人超过了11万，一战前夕增至20-25万。苏俄政权建立后，许多中国人选择离开。1926年，整个远东地区约有6.5万名中国人。此后，因为苏联政府的各种不友好政策，远东地区中国人数量持续减少。至1937年，也就是「大清洗运动」前夕，远东地区尚有约2.5万名中国人。（参见尹广明《苏联处置远东华人问题的历史考察( 1937—1938)》）

1938年3月31日，大清洗运动「圆满完成」。中国人自此从海参崴、从整个苏联远东地区彻底消失。

这些消失的中国人去了哪里？

目前可知的是：一部分被抓捕后，获得国民政府营救，被集中遣返转移到了新疆（自海参崴沿海路南下的通道已被日军切断）。据代理海参崴总领事耿匡1939年1月26日给国民政府的报告，海参崴有8025名中国人被集中遣返，伯利有3004名，布拉哥有1815名，合计12844人。此外还有约1500名中国人在长达四个月的恐怖抓捕运动期间自行回国。

也就是说，如果按1937年远东地区有2.5万名中国人来统计，还有约1万名中国人在这场大清洗运动中行踪不明。这些人中，一部分死于监狱刑讯逼供，一部分被苏联政府当成所谓“间谍”枪毙，如1900年出生的高攀英（音译）在海参崴做俱乐部服务员，被指控为日本情报机构工作，判处死刑；1892年出生的高云清（音译）在海参崴做饭店服务员，被指控参加恐怖活动，判处死刑。大部分则被苏联政府送入了集中营从事繁重体力劳动，且最终死在了那里。

俄国作家、古拉格集中营囚犯列夫·埃马努伊洛维奇·拉兹贡，有回忆录《并非虚构》。其中便提到了一群1938年大清洗运动里的中国受害者。他写道：

「1938年11月，又从远东赶来270个中国人到我们的集中营。这些人是满洲居民。他们戴着大大的狼皮帽子，穿着长长的皮袄，脚上是那种很特别的棉靴。……他们以「非法越境」罪被判８年徒刑，遣送集中营。这里的头儿安排他们去扛大木。他们要在深深的雪中从林场把原木运到路上。根据原木的体积六、八或十人一组扛运。所有人都瞪大眼睛，只有一个心思，快点卸下这压死人的东西。这样的重量，任何人都挺不过一个星期以上。中国人就这样日复一日默默地干着……到1939年2月，中国人死亡269人，只剩下1名在厨房做饭的伙夫。」（转引自张宗海《谬种流传的“黄祸” 论———中国人难以在俄罗斯立足的历史根源》）

遗憾的是，我们今天已无法知晓这些中国人的名字、年龄和籍贯，也无法知晓他们在集中营里具体遭遇了什么——当时的国民政府正因抗击日军侵略而焦头烂额，既无力、也无暇向苏联问责。苏联政府亦料准了国民政府无法放弃苏联援助，故在整个交涉过程中始终持蛮横态度。于是，这约一万名原本安安静静生活在海参崴、伯力等地的中国人，便成了历史上无名无姓的失踪者。

这段历史，也长期处于失踪状态。

这个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不是某一个恶魔般的个体，而是一种被常态化、匿名化，甚至娱乐化的“结构性共谋”。比如说：加害者不是少数“变态”，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同学、同事、公务员。

受害者选择沉默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除个体性格差异，还与社会文化结构有关，比如羞耻感，以及环境的压迫。如果求助，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选择不求助。”

“他不是陌生人。”在慕尼黑地方法院的判决书中，这一点反复被提及。

2026年4月14日，28岁的中国籍男子Zhongyi J（以下简称钟某）因两项谋杀未遂、七项严重强奸以及侵犯个人隐私等多项罪名，被判处有期徒刑11年零3个月。受害者，是与他相识、同为邻居的女性。

在长达一年的时间里，钟某利用高剂量麻醉剂对女友实施了至少8次强奸，甚至在受害者数次呼吸骤停、濒临死亡的情况下依然没有停止暴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一犯罪并非孤立个案。调查发现，钟某活跃于一个名为“德国驾校”的加密群组，群内成员以隐晦暗语交流，对女性实施侵害的过程被记录、传播，甚至被总结为可模仿的“经验”。

这不禁让人想起几年前韩国一场26万人参与的集体“性侵”——聊天室放未成年人淫秽视频，26万人看直播。震动韩国社会的N号房事件也展示出类似的犯罪结构：借助加密聊天工具，施害者通过诱骗、威胁等方式控制受害者，并将性侵过程转化为可传播、可交易的影像内容。

公开资料显示，该事件涉及超过26万名付费或围观用户，受害者中包括多名未成年人，最小年龄受害者为年仅11岁的小学生。主犯赵主彬曾拥有良好的学业背景，曾任学报编辑部编辑局长，却在匿名平台中构建出一套以性剥削为核心的地下秩序。

精英身份下的信任陷阱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施害者并未以典型的“危险”面目出现。

被告钟某自2022年起与受害者居住在同一栋住宅内。2023年，两人发展为恋人关系，并长期往来密切，也为其后续行为提供了进入更私密空间的可能。

钟某以中国留学生身份于2023年抵达德国慕尼黑，进入一所全球知名的顶级学府攻读机器人学硕士学位，拥有清晰的学业路径和体面的社会形象。

在案发前，钟某在旁人眼里几乎是完美的代名词。他有着专业的学术背景，甚至邻里间也维持着一个温和、体面的形象，几乎没有任何异常迹象。

类似的路径，也出现在另一位受访者周雨（化名）的经历中。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无论是小学、初高中还是大学，周雨都曾遭到熟人猥亵。“到目前为止，对我做出过猥亵行为的有三人：表叔、亲哥，还有一个是聊得来的老师的朋友。”

“外人对他的评价还不错。”周雨回忆，那名施害者同时也是一名机构的招生老师，稳定的职业身份与他人评价，让她最初放下了警惕。

在这些看似彼此独立的个案中，一个相似的前提反复出现：施害者往往拥有某种“被社会认可”的身份——学生、教师、亲人，或是被视为前途可期的“精英”。

这种身份不仅降低了他人对风险的预判，也为其进入更私密的关系提供了正当性。

当信任成为进入关系的通行证，暴力往往不再以突发的形式出现，而是在日常互动中被一点点嵌入。

在心理学视角中，这种反差并不罕见。西南大学心理学部心理咨询研究与培训中心主任杨发辉向南方周末记者分析：“像钟某这种高教育水平和稳定社会身份的人群犯罪，更像心理学家荣格所说的人格面具僵化。一个人在社会中越是依赖稳定、体面、可被认可的身份形象，这种‘外在自我’就越可能被固化。人格面具背后会压抑一些阴影，包括压抑的部分甚至人性的恶。”

杨发辉进一步解释，在关系层面，当信任被建立之后，个体的边界感往往会随之降低，对异常信号的警惕也会被削弱，从而更容易在不知不觉中接受或合理化对现实的偏离。

熟人作案

“既感到羞耻，也缺乏证据。”周雨说。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这种由模糊与不确定构成的经验，使得熟人猥亵案件难以被确认，也难以被讲述。不同于以对抗力为特征的暴力形式，施害行为往往嵌入在既有关系之中，使其难以被及时识破。

在2024年数月时间里，钟某多次在受害者毫无意识的情况下实施性侵行为，并将三种强效镇静及麻醉类药物混入饮品中，使对方长期处于昏迷或接近昏迷状态。

综合媒体报道，慕尼黑重罪法庭认定，28岁的被告钟某至少七次在其伴侣失去意识时实施强奸。主审法官马库斯·科彭莱特纳（Markus Koppenleitner）表示，其行为“极其蔑视人类和女性，令人发指”。法院同时认定，被告在多次造成受害者呼吸停止的情况下持续施暴，已构成杀人意图。

在这一案件中，受害者在反复失去意识与记忆断裂中，逐渐失去了对现实的确认能力。

根据公开资料，德国警方调查显示，一个以“德国驾校”为名的加密网络中，多名成员分享下药、拍摄与规避风险的经验，使性侵行为在群体中被模仿与复制。居住在法兰克福的团伙头目张“大鹏”（代号）是最早被警方逮捕的成员之一。2021年，张大鹏在一位女性朋友的晚餐中掺入镇静剂后实施性侵，并使用手机及运动相机记录过程。此后，张大鹏又对多名女同事下药并实施强奸。 

另一名成员，来自柏林的学生童某，于2025年8月被判强奸罪。他曾在一次约会中给一名女子下药并强奸了她，还拍摄了犯罪过程。此外，他还利用安装在浴室的隐藏摄像设备长期偷拍多名女性，其在聊天群的昵称是“白天是上帝，晚上是魔鬼”。

案件曝光后，相关犯罪手段甚至进一步演化。嫌疑人张大鹏开始以寻找转租公寓的女性为目标，在看房过程中直接实施药物控制和侵害。四名受害女性均保留记忆，并向警方报案。2024年11月，他最终被捕。

从钟某的亲密关系，到同一网络中以社交、工作乃至陌生接触为掩护的行为路径，可以看到一条逐渐外扩的路径：利用关系降低警惕，在缺乏对抗的情境中完成控制。这也使熟人作案不再局限于传统意义上的亲缘或熟识关系。

暴力也出现在更多未进入司法程序的日常经验中。

许宁（化名）回忆，从幼儿园时起就非常抗拒穿裙子。“因为那时幼儿园就有男生开始会掀女生的裙子。”遭遇过熟人性骚扰的她，儿时的噩梦回忆一直纠缠着她的记忆。

“小学时被我表哥按在床上亲吻，当时我很抗拒，一直挣扎，他一直按着我。之后尤其是青春期，我对亲密边界特别敏感，和爸爸、弟弟单独待在家时会不适，甚至做梦梦到被侵犯。”

她告诉南方周末记者，“我创伤后应激障碍相当严重，从幼儿园开始每个人生阶段，从亲人到路边的陌生人，都经历过不同程度的言语和身体冒犯。一个人走在街上都会紧绷，如果路边有陌生男性对我说话或者在背后有什么大动作，我都会吓得尖叫”。

许宁看到家里的小外甥女和她小舅舅单独待在房间时，“我会非常在意甚至反胃，敲门把他们喊出来”。

杨发辉指出，受害者选择沉默并非单纯的个体选择。“除个体性格差异，还与社会文化结构有关，比如羞耻感，以及环境的压迫。如果求助，也可能带来更大的伤害，所以选择不求助。”

“煤气灯效应”

在德国“N号房”案件中，一个更关键的问题是：在关系已经建立、异常不断发生的情况下，受害者为何难以及时识别正在发生的伤害？

哈佛大学博士后研究员佩奇·L.斯威特（Paige L. Sweet）曾提出，亲密关系中的“煤气灯”是一种通过持续操控现实感知，使受害者逐渐怀疑自身判断的心理控制方式。在这一过程中，施害者往往借助既有的性别权力结构与不平等关系，将对现实的解释权牢牢掌握在自己手中。

这一概念最早可追溯至1944年的电影《煤气灯下》（Gaslighting）：主人公宝拉（Paula）在婚后不断察觉生活中的异常，格雷高利（Gregory）将煤气灯调得忽明忽暗，但其丈夫始终否认这些变化的存在，然后坚持告诉宝拉那是她的幻觉，并反复暗示“问题出在她自己”。在持续的否认与暗示中，宝拉逐渐失去对现实的信任，开始相信自己“出了问题”。

在钟某和受害者的关系里，伤害伴随着药物控制、意识丧失、记忆断裂与日常互动交织。

受访者金晴白（化名）告诉南方周末记者，她曾在一位已婚朋友家中目睹类似过程——一个本应最私密、最安全的空间，却成为操控发生的场域。作为在场者，她看到对方在日常细节中悄然制造偏差，又迅速将其否认。

在一次她在场的情况下，对方甚至当面移动了桌上的水果摆放位置，却依然坚持否认这一改变。

她强调，这些行为并非偶然。“他们通常不会一开始就做很明显的事情，而是从这些最不起眼、最不容易被外人察觉的细节入手。”

“比如钥匙、门禁卡这些小东西，本来是固定放在进门的托盘里的，但他会时不时把位置挪开，然后反过来说，是你没有放好。”她说。起初，这些变化看似无关紧要，但当类似的情境反复出现，对方又始终否认时，受害者会逐渐开始怀疑自己的记忆，“会觉得是不是自己记性真的不好”。

金晴白进一步回忆，这类操控往往并不集中在某一件事上，而是散落在日常生活的多个细节中。最典型的是对“已经发生的事情”的否认。她举例说，有一次早上，她的朋友清楚记得自己已经吃过蒸鸡蛋，但回到家后却发现锅里仍然放着一个鸡蛋。对方随即否认她的记忆，暗示“你并没有吃过”。

类似的情境还出现在家务细节中。她的朋友出门前曾将早餐用过的碗碟清洗干净，但回家后却发现这些餐具重新出现在水槽里，而对方坚持称“你根本没有洗，也没有吃”。甚至在生活秩序层面，已经收纳好的夏季鞋子，会在某一天突然出现在鞋柜显眼的位置，使人产生“是不是自己忘了整理”的怀疑。

在这些反复出现的细节中，被改变的不只是物品的位置，更是对“事情是否真实发生过”的判断。金晴白说：“当类似的情况一再出现，而对方又始终否认时，人就会开始怀疑自己——到底是哪一部分记错了。”

在钟某的案件中，受害者长期处于意识受损与记忆断裂状态，本就缺乏稳定的现实参照，而一旦与关系中的信任结构叠加，个体更容易陷入对自身经验的怀疑。

数字犯罪

在德国版“N号房”案件中，对现实的不断修正与否认，并不只出现在一对一的关系之中。随着影像被反复传播、讨论与再加工，受害者的经验在数字空间中被不断重写，甚至逐渐脱离其原初语境，转化为可被消费的内容。

在对该案的解读中，韩国《N号房追踪记》译者叶蕾蕾提供了一种重要的分析路径。在她看来，这类案件的关键从来不只是个体的恶。

“这个系统最核心的部分，不是某一个恶魔般的个体，而是一种被常态化、匿名化，甚至娱乐化的‘结构性共谋’。比如说：加害者不是少数‘变态’，而是成千上万的‘普通人’——他们可能是同学、同事、公务员。平台提供了技术庇护，使犯罪变得低风险、高收益。司法系统长期以‘抓不到’‘处罚轻’‘受害者也有责任’为借口，事实上纵容了这种犯罪。媒体与公众在猎奇与冷漠之间摇摆，有时无意中成为二次加害的帮凶。”

2020年7月2日，韩国大邱地方法院安东分院当天对文亨旭进行公审。文亨旭是“N号房”的创始人，涉嫌以多数未成年人为对象，制作并传播性剥削视频。（视觉中国 / 图）

这一判断，在德国“N号房”中同样可以得到印证：从目前披露的信息来看，参与者并非局限于某一极端群体，而是分布在日常社会关系之中。

这种共谋，首先体现在技术条件上。

技术平台的匿名性与弱监管。Telegram的强加密、自毁消息、海外服务器等特点，使加害者几乎零风险运作。书中多次出现加害者嘲笑“警察抓不到Telegram”的对话，这说明技术庇护是他们敢于为所欲为的核心信心来源。

长期存在的性别歧视文化。书中“火”和“丹”的个人成长经历反复表明：从初中到大学，女性身体被评价、被侵犯、被调侃是“日常”。

与之相伴的，是根深蒂固的“受害者有罪论”。穿短裙、晚上出门、上传过自拍，都被视为“给了加害者可乘之机”。司法、媒体、家庭中都存在这种将责任悄悄转嫁给受害者的叙事，使加害者的行为获得某种隐性的豁免。

数字性犯罪认识的代际断层。国会议员分不清N号房和Deepfake，甚至问“难道自己偷偷看也要处罚吗”。老一辈对数字空间的性犯罪严重性缺乏认知，导致立法和执法长期滞后。

“观看者经济”的驱动。博士房（即N号房）的收费会员制度说明：不是几个加害者在作恶，而是成千上万的人在付费观看。这种需求本身就在不断在生产新的受害者。

也正是在这一意义上，德国“N号房”再次出现，这绝对不是巧合，而是一种可预测、可解释的社会机制。

“2026年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得更清楚：只要一个社会具备匿名平台、性商品化文化、法律监管不足、厌女结构这几个要素，‘N号房式犯罪’就一定会出现。就算发生的国家不同，其掠夺逻辑也完全一致。所以跨国的‘N号房再现’是一种必然，而绝非意外。因此，当类似案件在德国、日本、美国等地出现时，不是‘N号房模式’被复制了，而是同样的结构性条件在另一个语境中被激活。区别只在于：司法反应的速度、媒体伦理的程度、公众意识的觉醒水平不同。”

对于叶蕾蕾而言，《N号房追踪记》的警示意义正在于此：所谓的“N号房”事件，并不能简单看成是“韩国的丑闻”，它只是数字时代性别暴力的一个典型样本。

“我清楚地记得，翻译这本书时，我就想过——这绝不只是韩国的故事，而是每个数字化社会都可能发生的故事。2026年的今天，我更加确信——它离我们从来都不远。任何一个社会，只要有技术平台提供匿名庇护、有性别不平等提供思维土壤、有轻判提供侥幸心理，同样的事情就会发生。这本书是韩国的故事，但它不是‘只有韩国才会发生’的故事。它是一个数字时代性别暴力的预警报告。”

美国当地时间5月4日，2026年普利策新闻奖获奖名单公布。其中美联社关于硅谷科技巨头如何助力中国大规模监控与拘禁的系列报道获得了国际报道奖。

美联社通过获取数万页机密及内部文件、泄露的邮件数据库、政府采购记录，并采访逾百名中美工程师、高管、官员和警察，揭示出过去二十多年时间里，美国科技公司在很大程度上设计并建造了中国的监控国家机器。这些公司向中国警方、政府及监控企业销售了价值数十亿美元的技术产品，其在助长人权侵害方面所扮演的角色远超此前外界所知，尽管美国国会和媒体早已多次警告这些工具被用于压制异见、迫害宗教团体和针对少数民族。

美国企业将“预测性警务”技术引入中国——通过抓取并分析短信、通话、支付、航班、视频、DNA样本、邮件、上网记录乃至水电使用等海量数据，在犯罪、抗议或恐袭发生前加以“预防”。这套系统让中国警方得以威胁当事人的亲友，并对尚未犯罪的人进行预防性拘押。全国数以万计被列为“麻烦制造者”者被困于数字牢笼之中，无法离开本省甚至自己的家门。分析人士估计，中国安装的监控摄像头数量超过世界其他地区总和，平均每两人就有一台。

调查点名了一长串美国科技巨头：IBM 与中国国防承包商华迪公司合作设计了核心警务系统“金盾工程”；思科（Cisco）将“金盾”视为销售机会，其技术可识别逾90%的法轮功网络内容；戴尔在微信官方账号上推广“军用级”、具备“全人种识别”功能的AI笔记本电脑；赛默飞世尔（Thermo Fisher）向中国警方营销专为中国人群（包括维吾尔族、藏族等少数民族）设计的DNA检测试剂盒；甲骨文、微软、英特尔、英伟达、希捷、西部数据、惠普、亚马逊云、摩托罗拉、Esri 等公司也均向中国警方或监控企业知情销售产品或服务。

报道指，2009年乌鲁木齐骚乱后，新疆当局启动了将银行、铁路、电信等数据汇入中央数据库的雄心计划。原 IBM 合作伙伴蓝灯软件公司（Landasoft）将复制自 IBM i2 软件的产品卖给新疆警方，驱动了“一体化联合作战平台”（IJOP）。系统按“上访”、“出国留学”等标签为民众建档，按百分制打分（蓄须、年龄15-55岁、维吾尔族身份均会被扣分），将数十万人标记为“不可信”。仅2017年的一周内，IJOP就标记了24412人为“可疑”，其中不少人随即被拘押。

报道还以江苏常州农民杨国梁一家为例：他们因反对当地政府非法征地，16年来持续上访，遭到全方位监控——火车票、酒店预订、购物记录、短信通话均被上报政府，住宅周围安装了十几个摄像头。其妻子和小女儿去年被拘留，面临“扰乱国家机关工作秩序罪”的指控。

面对调查，涉事企业大多以"遵守出口管制规定"作为回应。但制裁专家指出，现行法律存在显著漏洞——1989年天安门事件后实施的对华军警装备禁令，并未涵盖新兴技术或可军民两用的通用产品。

你可以点击此处阅读相关报道。

一年级的小学生身着红军服，以参加卫国战争纪念活动为由踏上异国土地。孩子无辜，他们只会觉得新奇甚至光荣，而没有能力辨析，为什么这座城市叫海参崴，又叫符拉迪沃斯托克？为什么那个盛产海参的水湾，要改名俄语的征服东方？

他们更不会知道：中国，就曾经是那个东方。

他们以为自己穿着红军服，共享和传承长征与抗战的荣耀，却不知道就在长征结束两年后，这片土地上就发生了针对华人的屠杀，那时，沙俄作古都已经超过20年，换了人间，中国人的苦难和屈辱却没有终结。

150万平方公里土地，同胞被驱离、屠杀，数不清的惨案就发生在这里。它的官方名字是俄语，然而我们在地图、交通上仍然执拗地保留着海参崴的旧称，这份倔强透着悲凉。

我们总说铭记历史，总说不要陷入历史虚无主义，总说忘记历史就意味着背叛，那让小学生去这个屈辱之地当背景板，会让他们的童真心智沾染什么，共荣吗？

孩子们记得祖先的一部分屈辱，却忘记另一部分屈辱，对历史记忆的裁剪是一种罪。一会儿放下仇恨、一会儿不忘国耻，这种仰卧起坐式的历史观让人很迷茫。

我们可以选择宽容，但宽容是建立在对历史全面了解，以及双方认同与尊重之上。让一群懵懂的孩童，去被割让、被驱逐、被屠杀的故土接受检阅，是要在孩子们心中植入什么？

我们当然可以与任何一个国家交好或对抗，我们当然可以喜爱或厌恶任何一个国家的文化。我既喜欢陀思妥耶夫斯基、肖斯塔科维奇，也喜欢三岛由纪夫、小泽征尔，我能分得清文化、国族、政府、国民之间的区别，也能在不同维度中厘清自己的情感，不让喜爱与仇恨蔓延。

可孩子没有这样的能力。仪式恰恰会通过氛围、符号和集体场域，悄悄塑造人的情感和记忆，统一着装、整齐列队，沉浸在某种“伟大”的活动中，潜意识会被环境影响，不需要大脑听懂道理，孩子们也听不懂，身体先进入敬畏、沉静、郑重的状态，把特定物象变成精神烙印。在这些孩子的记忆中，海参崴就与胜利和友好相关联。在心理机制上，与曾经的屈辱建立屏障。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我们的父辈有如此强烈的俄国情节，尽管他们遭遇过苏联专家撤走后的剑拔弩张，但唱着《莫斯科郊外的晚上》成长于激情燃烧的岁月，那种潜意识里的亲近挥之不去，历史上的屈辱和对抗便显得遥远起来。一些老年人把去俄罗斯当成朝圣，大爷大妈们挥舞着纱巾，高唱《喀秋莎》，向人家的纪念碑献花。他们未必了解俄罗斯，更不顾什么国际关系和全球道义，只因在童年植入了一段记忆，便有了“无缘无故”的爱。

让孩子们少做历史的“仰卧起坐”，让孩子们能接触充分的信息、保持独立思考，这是教育者的责任。结果，他们被送到海参崴去，接受别人的检阅，成为别人的陪衬、让别人在潜意识中植入认知……以这种方式延续他们祖辈的俄罗斯情结？救救这些孩子吧。

存量厮杀

一

自2021年以来，有一种舆论在我们身边弥漫，逐渐形成高压，一直延展到2026年的今天，并在最近达到峰值。

一群浓眉大眼、高堂华屋的人，从企业主到学者再到匿名老爷，一个接着一个，居高临下，神色凛然，做痛心疾首、慷慨激昂状，指责“中国人躺平”，尤其是年轻人躺平。他们说什么中国青年奋斗信念动摇了，不踏实了，不实干了，将国家发展红利和战略机遇拱手相让了，还把社会的价值根基动摇了……

一顶顶帽子扣下来，一股既得利益者的腐烂味，浓了又浓，越发呛鼻。

这些年我一直没有涉足这个话题，如今实在忍无可忍。我要说：中国的劳动者太委屈了，中国的年轻人太冤了。

来看数字吧。

我查询了国家统计局最新的月度数据，2026年1月，中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 (小时)”为48.3小时；2月为48.1小时；3月为48.1小时。

图自国家统计局官网“月度数据”

这个数字所展现的，就是中国正式就业人员的辛劳程度。

统计局的数字如此，实际情况如何呢？我相信，真实数字大概率是更大，而不是更小。比如，国家邮政局2023年2月发布的调研报告显示，近一半快递员每天工作10-12个小时，12小时以上占比21.4%；48.9%的人表示每周休息一天。这样折算的话，许多快递员每周工作时间达到12×6=72小时。

无论哪个数字，都远远超过我国当年劳动法律和政策规定的工作时长（每周40小时）。指责他们躺平？指鼠为鸭的局长大人也不敢这么没底线吧。

冤。太冤了。

那么，“躺平”的指责是空穴来风吗？当我一个个地往前查询数字，还真发现了一些端倪：

在去年，2025年，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时长分别为：48.6（12月）、48.6（11月）、48.4（10月）、48.6（9月）、48.5（8月）、48.5（7月）、48.5（6月）、48.5（5月）、48.3（4月）、48.5（3月）、47.1（2月）、49.1（1月）……

大家细看，就会注意到：这些数字，都比2026年第一季度三个月的数字更高，尤其是2025年1月，达到49.1的高峰。如果按照一周5天计，平均每天工作已接近10小时。

也就是说，相比2025年，在统计局的报表里，2026年前三个月的中国人每周“偷懒”了半个小时左右。

我猜，可能就是因为这个变化，某些人看到2026年第一季度最新统计报表，更加担忧了：“工作时间开始减少了，躺平了，危险了呀！”于是，对年轻人躺平的指责又提到了一个新的高度。

但是，他们可能是看不到，也可能是看了装作没看见，忽略了一个关键事实：

在过去十年间（2016-2025），中国人平均工作时长持续上涨，并在2025年达到高峰。2015年，周平均工作时长在46以下，最近几年已超过48，一度超过49。也就说，这十年，中国人每周工作时间增加了两个多小时。根据曾湘泉（中国人民大学中国就业研究所所长）的细分统计，2016年—2022年，中国周平均工时超过48小时的群体的占比从31.5%升至44.6%，这对应了同时期周平均工时的上升趋势：

图自曾湘泉

从这图表可见：过去十年，社会上“最辛苦的那群人”，数量越来越多。

二

其他国家如何呢？我横向对比一下。

在国际劳工组织（ILO）官网上，有各个国家的数据：2025年，美国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37.5，意大利人36.0，法国人35.3，英国人34.9，荷兰人30.3，巴基斯坦人46.8，印度人45.5，墨西哥人42.1，韩国人38.5。这些数字，都低于中国人。

图片截自国际劳动组织官网

在我们一般印象中，日本人、越南人的工作时间是比较长的，特别是日本人，经常深夜加班。但在ILO的官网上，2020年，日本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36.6（见下图），比中国人少了10个小时左右，2024年，越南人周平均工作时长为41.9（见上图）。

图片截自国际劳动组织官网

在这个网页上，只有极个别国家的数字比中国人更高，比如非洲的莱索托（人口230万）2024年49.3、亚洲的不丹（人口77万）2022年54.4。

即便在新冠疫情期间，全球多数国家普遍面临工时缩短的问题，但中国的周工时依旧在逐年上升。

结论很明显：在全世界的大族群之中，中国人最为辛劳。（在这里，我并没有用“勤劳”，而是使用“辛劳”一词。 辛劳只是一个结果，它与“勤劳”的区别在于，许多人是不得不工作那么长时间，是“被动勤劳”而不是“主动勤劳”。）即便在2026年前三个月，中国人的周平工作时长比2025年略有下降，依然高居世界最前列。

因此，我认为，当前要担忧的并不是“中国人有没有躺平”的问题，而是：在持续十年的工作时间增长、登峰造极之后，人们是不是还扛得住？以及，这样扛下去会给这个社会的内在健康带来何种影响？

过去十年，老百姓一年比一年辛苦，应该让大家稍稍休息了。正如西班牙谚语所说，“休息就是健康”。一路走来，我们跑得太快，稍微慢一点下来，盘整盘整，重新梳理后看清方向再出发。 

三

当下，有两个问题值得进一步思考：

第一个问题：为什么许多人勤劳却不富有？

要说勤劳，几亿农民工群体肯定勤劳，但偏偏他们并不富有。我们有6亿人月收入在一千元左右，他们中大多数人恰恰是非常勤劳的。可见，勤劳和富有之间并没有等号，当前我们所真正迫切需要的，不是在勤劳上继续加码，要求大家更加勤劳，而是把财富分配问题琢磨清楚：大家辛苦这么多年，国家经济数字蒸蒸日上，赚来的钱都去哪了？

回答好这个问题的人，我认为有资格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第二个问题：科技越来越发达，机器越来越先进（甚至还进入AI时代），生产力大幅提高，物质生产也明显过剩了，为什么人们却没有因此获得更多的休息时间，反而是增加了工作时长？

当磨碎谷粒的水磨坊被发明出来时，希腊诗人安谛巴特洛斯曾颂扬说：“珍惜你们的双手吧！磨坊的女工。放心地睡吧！让公鸡徒劳地去报晓吧！达奥已让山林水泽女神代替奴隶们的劳动；看，她们正在轮子上欢畅地跳跃，旋转的齿轮带动沉重的石磨一起转动。我们将和我们的父辈一样，过着悠闲的生活，尽情地享受女神赐予我们的礼物。”

在这位诗人眼中，水磨坊将把女奴隶解 放出来，恢复过去的黄金时代，而这个时代最大的特点就是悠闲。

对此，我深以为然。没错，科技的进步，本质上就应该是让更多人从劳动的辛苦中摆脱出来，获得更加自由、悠闲的生活。反之，如果科技和生产力的提高带来的反而是人们更加辛劳，那一定出大问题了。

说回原题，中国人吃苦耐劳的程度，实在也是让我心疼。

前几天恰好看到一个新闻，4月底，江苏媒体报道说，镇江市警方发现，一个男子在派出所办理务工所需的户籍证明时，身份证上印刷字体有异常。原来，这位已七十多岁的老人是为了找一份工作，他担心自己年龄大用人单位不收，就花300元办了假身份证，让自己的年龄减少8岁，同时，还把头发染黑。当地警方对其进行了行政处罚。

看着视频里这位老人颤颤巍巍的步伐，怎能不百感交集？面对这种对工作的狂热劲头，我们怎么忍心指责中国人躺平？

1807 年，拿破仑在奥斯特罗德写道：“我的人民劳动愈多，他们身上的恶习就愈少。我是当权者……我颁布命令让小商店在星期日做完礼拜之后仍旧开门，让工人们继续工作。”

那么，真的如拿破仑所说，劳动越多、恶习越少吗？许多思想家认为，恰恰相反。

比如，拉法格（马克思的女婿）就曾经这样说：“在资本主义社会里，劳动是造成智力衰退和身体畸形的根源。请拿路特希尔德马厩里的纯种马（有一批长着两只手的奴隶为它们服务）同诺曼底农场里的笨拙的畜牲（它们要耕地，搬运肥料，把收割下的庄稼送进谷仓）比较一下。”

我想，劳动很重要，但一个人来到这个世界上，并不是为了劳动而来的，一个自由的人，应当在体育和精神层面展开最大的追求。过度的劳动恰恰会让人丧失这两方面的可能。甚至可以说，当劳动超过了一个界限，劳动越多，失去越多。

看看我们那些步入晚年的农民工吧，他们辛劳一生，哪一个不是浑身病痛想要抬头仰望星空而不可得？

写到这里，心中已是万般感慨。就用一个结论来结束这个讨论吧：

那些指责“中国年轻人躺平”的人，都是罔顾事实的人，也都是昧了良心的人，因为，中国人不是躺平了，而是太辛苦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