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商务部日前宣布，正在研究对涉及电池及相关材料的先进技术实施进一步出口限制措施。外界担忧，中方相关措施的落实将对外国电动车电池的生产以及锂、镓等关键矿物的开采产生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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对此，中国外交部发言人毛宁在周五的例行记者会上回应记者提问时表示，“中方根据自身需要，并借鉴国际通行做法，依法依规实施公正、合理和非歧视的出口管制措施。”

中国务部此前在新闻稿中表示，关于调整《中国禁止出口限制出口技术目录》的方案目前正处于公众意见征集阶段。具体而言，中国考虑限制的化学品包括磷酸铁锂（LFP），这是一种广泛用于制造电动车锂离子电池的重要材料，以其高性价比、低安全风险、长使用寿命及化学稳定性而闻名。

近期，美中双方在科技领域的竞争日益激烈。本周四，中国将28家美国国防承包商列入出口禁令名单。而上个月，拜登政府也对中国实施了第三轮大规模出口管制，将140家中国企业纳入管控清单，限制向中国出口高带宽存储（HBM）芯片，同时对24种芯片制造工具和3种软件工具实施出口限制。此外，美国还对新加坡、马来西亚和台湾等半导体设备出口国实施更严格规范，以全面封堵中国利用美国先进技术研发半导体设备的可能性。

责编：何平；网编：伍檫愙

1月3日，是中国新冠疫情“吹哨人”李文亮医生遭警方训诫5周年纪念日。多年后，新冠疫情爆发的原因、中国言论自由状况等再次成为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一个健康的社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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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该只有一种声音”，被中国舆论称为新冠疫情“吹哨人”的李文亮生前接受媒体采访时说的这句话，在他去世5年之后，依然响在人们的耳畔。有中国网民表示，这样一句简单普通的话，过去这么多年了，依然还被人们怀念，可见言论自由对人类社会的重要性。

海外自媒体人、时事评论人士横河周五接受自由亚洲电台采访表示，“所谓言论自由，实际上更是一个信息流通的自由，这个对任何社会都是非常重要。如果不是这件事情，人们可能还认为言论自由没有那么重要。”

横河指出，中国官方标榜说生存权最重要，但是，现代社会更需要人的精神和人的追求。

言论自由是最重要的基本人权

在联合国网站上，一篇关于世界新闻日的文章指出，言论自由和获取信息自由，是《世界人权宣言》明确承认的最重要的基本人权之一。

旅居美国加州的活动人士、中国民主党全国联合总部副主席界立建对自由亚洲电台表示，“作为一个医生，只是说了一个事实就被政府这种对待，他肯定会想到：自由、言论自由是多么的可贵。”

界立建表示，李文亮生前曾是中国共产党员，后来他因为作为一位医生说实话就遭打压，很可能李文亮也就此开始质疑中国的言论自由状况。

(Djordje Kojadinovic/路透社)

李文亮生命垂危还曾要应对政府审查

李文亮生前是武汉市一家医院的眼科医生。他因在2019年底通过微博发出关于冠状病毒感染信息，提醒大家小心防范，而被医院领导谈话，后遭警方训诫。

美国《纽约时报》发表在2022年的一篇文章介绍说，该报曾获得武汉李文亮所在医院的内部文件和李文亮的病情资料，从这些信息可以看到，李文亮在生命的最后的一个多月里，既要对抗致命的病毒，同时还要应对政府的审查。

今年是李文亮去世5周年，而李文亮微博下面的留言一直没有间断。有的网友在此向李文亮问好，有的表达怀念，甚至有些人向李文亮倾诉心声。

新年伊始，在纪念李文亮的文章和相关活动中，“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该只有一种声音”不仅是句口号，也已成为中国社会舆论关注的焦点。

责编：何平；网编：伍檫愙

哈佛大学社会学荣誉退休教授怀默霆（Martin Whyte）与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中国经济与制度研究中心联合主任罗斯高（Scott Rozelle ）等人合作，探究中国人民在经历新冠疫情、房地产危机和青年高失业率等问题下，对未来是否仍和上世纪初期一样那么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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该研究将2023年的民调与2004 年、2009 年和 2014 年结果进行比较发现，态度发生显著转变，2023 年的受访者，越来越多地将贫穷与富裕，归因于机会不平等结构性因素，而不是个人能力或努力程度的差异。尽管这种趋势并未直接威胁政治稳定，但它表明，中国领导人在动员公民应对未来挑战时，可能会面临更多的怀疑和批评声音。

记者：习近平呼吁中国人做好过苦日子的准备。你认为中国人会接受并继续这样下去吗？

怀默霆：不会的。我认为人们想要政府做更多，而不是仅仅告诉他们要吃苦、努力工作，以及不要大惊小怪。

记者：您认为，无论社会情绪悲观与否，都不会影响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吗？

怀默霆：中国共产党的合法性在一定程度上受到削弱，但这还不足以导致其被推翻。

过去普遍认为，党和国家在管理社会方面做得很好、很成功，且中国人民从中受益。但现在，我认为，如果有新的运动或政策，人们更可能持怀疑甚至批评的态度。

习近平提出的一些想法，比如找办法让女性多生孩子，显然在中国引起嘲讽。尤其是年轻人和女性认为相当荒谬，觉得习近平完全脱离现实。他究竟在想什么？中国社会的现状并不支持生育三个孩子的情况。

因此，我认为合法性并不是非有即无的，而是有高有低。

我认为，习近平的领导现在合法性较低，是因为中国在新冠疫情结束时处置不当，导致人们遭遇残酷的经历，以及房地产业危机等其他因素。多年来，房地产业似乎是提升家庭收入的主要动力，但结果却激励地方政府和开发商建造远超过实际需求的住房。随着人口缩减……党和国家的能力何在，允许这种情况发生？

再以习近平之前的中国高等教育政策为例，江泽民时期，中国决定大幅进行高校扩招。这并不是市场驱动，而是由党推动的。官员们认为，未来需要更多高素质的人才，因此迅速扩大招生规模。但现在的问题之一是，中国大学毕业生数量过多，包括来自1998年后快速建立、质量却不高的三、四流大学。因此，许多年轻人拥有大学学历，却难以找到工作。

因此，青年失业问题很大程度源于这样一个现实：许多年轻人原以为能够找到高薪且富有生产力的工作，但现在却面临诸多困难。

记者：通过观察习近平的所作所为和其對蘇聯的研究成果，您认为他是否对共产党的合法性作出了错误的假设？

怀默霆：我无法深入习近平的大脑，探究他的动机。但我一直觉得，尤其是习近平，以及一些早期领导人如江泽民对法轮功的反应，总是害怕失去控制。在我看来，这种偏执在习近平上台时并没有必要。

换句话说，我认为人们当时相当包容、积极，并愿意创新和投资，与苏联的情况截然不同。苏联在最后几年经历了相当大幅度的经济和政治停滞。但在中国，尽管经济增长速度放缓，国家仍在往前迈进，越来越多的人接受教育，越来越多中国游客出国旅行。

2013年，我最后一次从哈佛大学学术休假，非常幸运地在意大利佛罗伦萨度过这段时光。

我记得我不断遇到中国游客。我妻子也会说中文，我们和坐在旁边餐桌上的一些年轻中国人聊了起来。他们来自上海，在警局工作。我的妻子对那些价格高达几千美元的意大利皮包不感兴趣，但中国游客却排队购买这些奢侈品。

因此，我认为习近平本应更加自信。

很明显，我不是习近平的支持者。我认为他为了加强控制和强调安全所做的许多事情，最终将适得其反。认为可以通过打压、收紧控制、让人们陷入政治麻烦、以及恐吓知识分子等方式，而不损害社会进步的能力，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有问题的。

自2019年夏天以来，我还没有去过中国。上一次是在新冠疫情前，我参加一场由中国社会科学院在北京举办的会议。当时一位年轻女性被指派陪同我，我提到了一些最近在《经济学人》杂志上发表的文章，她说：“我希望我能读到那些。”

显然，中国人非常聪明。许多人使用VPN来绕过防火墙，获取大量信息。尽管如此，认为可以试图完全控制人们的思想和行动，而不损害中国与其他社会竞争以及持续进步的能力，这在我看来是非常有问题的。

记者：我们是否可以将中国现在的状况与勃列日涅夫执政时期的苏联进行比较，当时蘇聯经济陷入停滞，人们变得非常悲观？

怀默霆：我认为这说法有些牵强。我认为人们的确更加悲观，但中国经济仍有许多比旧苏联更具活力的领域。

苏联的经济非常依赖国家计划，官僚体系僵化。相比之下，中国有更活跃的私营部门，并且在全球经济中的参与度更高。因此，我不认为两者相近。不过，一个普遍的问题是，中国经济当中最具活力的部分仍然主要在私营部门和外资部门。

习近平希望调整这种平衡，或声称支持私营部门，鼓励外资等。然而，他明显更为重视与国家相关的产业。因此，我认为中国的经济状况并没有像苏联那样严峻和停滞不前。

不过，我认为如果习近平不那么偏执、不专注于控制，也不那么害怕中国走上苏联的道路而分崩离析，那将会更好。

(MARKO DJURICA/路透社)

记者：在其他社会，当执政政权表现如此无能时，人们会抗议、推翻政权或通过选举进行淘汰。正如您所说，您认为这不会真的结束中共的统治。那么这种势头将走向何方？是什么让您认为这种情况不会发生？

怀默霆：偶尔有传闻说人们对习近平及其一些举措感到不满。但习近平非常擅长将自己置于中心，防止竞争关系的出现。

我认为从底层发起抗议以威胁系统的可能性不大，但我也可能误判。 1989年，我就没有预见到那些抗议活动有多接近动摇党的控制。

所以，谁知道呢？现在的情况与1989年非常不同，习近平在建立安全系统和控制结构方面投入了更多精力。我很难想象会有来自底层的变化能够改变现有的体制。

记者：研究的民调显示，尽管人们不再那么乐观，对未来感到悲观的人数比例却没那么低。这是为什么呢？

怀默霆：很多中国人，因为许多条件得到改善，所以对（党）仍然存有些许感激之情，并对未来有些乐观。

在这些调查中，我们会给出一个陈述，并询问受访者“强烈同意”、“同意”、“中立”、“不同意”还是“强烈不同意”。 （例如我们问）基于当前的国内形势，像你这样的人仍然有很大的机会提高生活水平。你如何看待这一陈述？在2014年，62.1%的人同意或强烈同意这一陈述。到2023年，只有28%的人强烈同意。那么，有多少人不同意或强烈不同意呢？在2014年，只有18%的人不同意这一陈述，而这比例（在2023年）稍微上升到21%。所以，现在27.7%的人同意仍然有很多机会，但21.3%的人不同意。

因此，情况并没像多数人想得那样完全转向消极。

还有其他非常相似的陈述。 （例如）：在我们国家，努力总是会得到回报。 2014年，62.3%的人同意这一观点，而这个比例下降到28.3%。不同意的人数则从16.4%上升到31.3%。在这种情况下，不认为辛勤工作总是会得到回报的人的比例，比赞同的稍微多一些。

因此，悲观情绪有所增加，但并不是说80%的中国公民完全悲观和消极。

我早期调查的结果当中，一个显着的特点是，乐观程度和认为当前不平等的现象相对合理，让人们取得成功的感觉，这远高于其他国家。

然而，现在发生的情况是，中国的乐观情绪有所减弱。但是，如果你问美国人，他们认为五年后自己的家庭状况会更好吗？我不知道答案会是什么，但或许仍然不如中国，2023年调查中只有47%的人表示乐观。

因此，中国不再像我早期调查的那样对当前不平等现象有极高的乐观和接受度，这与2000年代初人们的担忧相牴触。那时人们担心中国人会对社会不公感到越来越愤怒，实则多数中国人对生活显着改善感到相当欣慰和乐观。

王丰今年出版的新书《中国繁荣简史》，详细记录了饮食、服装、住房、教育、出国旅行等方面的变化；总结了相较于毛泽东时代末期，人民生活中令人难以置信的改善。

数十年来不断提升的繁荣增强了中国共产党基于业绩的合法性。我的感觉是，尽管党非常乐于把此成就归功于自己，但我认为，主要原因在于他们放下了干预，让中国人民的才华和雄心得以展现，从而摆脱前一个国家社会主义体制的束缚。尽管如此，这仍然意味着大多数人至少会对党给予一定的肯定，因为是党允许甚至鼓励这一切的发生。

记者：您的研究提到，经济放缓改变中国人对不平等的看法。与此同时，中国人民的社会自由也在减少。还有其他因素可能导致“社会火山型”的抗议爆发吗？

怀默霆：根据我们的调查，我们并不预测社会动荡。这可能是因为习近平在加强有效控制的安全系统方面非常成功。

我在2019年最后一次访问中国时，走在街上感到非常压抑。我只去了北京，，没有去其他地方，但我经常看到穿着卡其色制服的人进行安全巡逻，还有一些穿蓝色警服和黑色保安服的人……。这一切让我感觉非常压抑和高度控制。

在北京的一些主要十字路口，设有天桥以免交通阻塞。安保人员携带枪支站在这些天桥上，我不太明白他们是要确保人们不从上往下扔石头到车辆上还是什么的。我不知道他们要干什么，但这一切让我感到有些压抑。

我猜想中国仍然有很多抗议活动，人们抱怨工资、污染和其他许多问题。但至于推翻党的那种“社会火山型”抗议？我并不认为会发生。

尽管如此，我们还没有讨论中国的其他问题，那些使得中国越来越难恢复高经济增长的问题。

其中一个当然是人口快速老龄化。中国最近承诺提高退休年龄，但进展缓慢且幅度很小，因为这一措施非常不受欢迎—从原本60岁领取养老金，现在却要等到63岁。法国、俄罗斯等国家也曾尝试这样做，结果引发大规模抗议。

尽管如此，在中国，你会听到一些观点，比如中国将发展银发经济，以及会有越来越多新创公司满足日益增长的老年人口需求。虽然这说法有一定道理，但整体上仍然是失衡的。

又或者，过去十多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年轻人一直在减少。因此，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人数越来越少，退休人数却在不断增加，需要养老金、医疗保健和社会服务支持。所有这些都需要大量资源，而这些资源又无法用于投资新技术、改善年轻人的教育等方面。

因此，中国面临着所有这些严重的挑战。如果人们对未来感到悲观，并且认为社会运作不够公平，那么他们对政府要做的事情的接受度就会降低。我认为，这种接受度是中国改革大部分时期的特征，但近年却越来越少。

责编：李亚千； 网编：伍檫愙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中已经介绍了前湖南省政协主席李微微是中共政坛上7年以来，或者说是中共十九大之后首个落马的女性正省部级。中共十九大召开之前落马的女性正部长级贪官是时任司法部部长吴爱英。当时的墙内观察者网曾发表《十八大后，首位被查的女中委是原司法部长吴爱英》一文。说的是（2017年）10月14日的十八届七全会审议并通过了中纪委关于吴爱英严重违纪问题的审查报告，确认中央政治局之前作出的给予吴爱英开除党籍处分。

近日笔者注意到几家海外自媒体在报道李微微落马的消息时，都说此女是中共政坛上12年以来首位落马的正省部级女高官，依据的是墙内财新网相关报道说了李微微是中共十八大以来首位落马的女性正部级。这当然是错的，因为财新网的记者忘记了7年前被开除党籍的时任司法部长吴爱英女士。笔者本文把她和李微微一起介绍的原因是她也是省政协主席出身。

墙内网易的一篇报道文章说吴爱英1951年12月出生在山东省昌乐县红河镇清泉村的一个普通农民家庭，父母都是不识字的贫农。她本人不但“艰苦朴素，热爱劳动”，而且“大公无私”。当时的中国农村还处于”庄稼一枝花，全靠粪当家“的时代。农村人时兴早起拾粪肥庄稼，吴爱英常常起得很早，为集体拾粪，不给自己加工分，也不留名……。于是，靠着捡大粪不留名而成名的吴爱英当上了家乡生产队妇女队长并成了所在生产大队唯一的女党员。入党次年便被推荐为山东大学政治系的工农兵学员。两年结业后便成了”国家干部“，自此官运亨通。从老家的公社党委副书记一路爬升至山东省副省长、省委副书记、省政协主席。

2003年11月，吴爱英从山东省政协主席位置上调京任司法部副部长、党组副书记，中组部的任命通知中特别说明她是“正部长级”。

值得特别介绍的是，吴爱英调任司法部副部长时的该部正部长是张福森，而此前被张福森接替司法部长职务的高昌礼也是山东人，在山东省的最高职务是省委副书记、省政法委书记。

2000年11月，高昌礼突然被免职，其背景原因我们自由亚洲2000年11月30日的报道文章《中国司法部部长高昌礼突然神秘离职》中介绍得已经比较详。此文发表的4天后，我们自由亚洲网站又刊登了《中国前司法部长高昌礼被开除公职》一文，文章转述的是当时的BBC中文网的消息，消息中引述不愿透露姓名的中组部官员的话说﹐司法部长高昌礼被开除公职。目前司法部的日常工作暂时由该部的党委书记张福森主持。

而这个张福森出生于1940年，2005年过完65岁生日之后被宣布退居二线，司法部长由吴爱英接任。自此，吴爱英在司法部长的岗位上一赖就是12年，直到2017年2月才被张军接棒。而在此之前的2016年12月16日，中纪委网站已经公布了司法部党组成员、政治部主任卢恩光涉嫌严重违纪，接受组织调查的消息。

事后公布出来的调查结果显示，吴爱英被开除党籍的直接原因是她把一个“五假”干部卢恩光提拔至自己部里的副部长级的司法部政治部主任。

在中共政坛里，在履历上造假的大小干部多了去了，但像吴爱英提拔的卢恩光那样年龄、学历、入党材料、工作经历、家庭情况全面造假的，至今还没有被中共官媒揭露出第二个。

吴爱英落马后，一位新京报记者说他经过多方了解，确信“卢恩光与吴爱英在山东期间便已相识，且一直交好”。吴爱英在家乡山东省委里任职时，就曾专程到卢恩光的厂子视察，而卢恩光也曾在自己家族企业里显眼位置挂上吴爱英的照片，以显示自己的能量。当时的吴爱英是山东省委副书记、山东省政协主席。

2017年9月，中共大外宣凤凰网曾为卢恩光刊登长篇报道文章，其中一段是说他1999年5月花钱请托，让山东省政协因人设岗，增设鲁协科技开发服务中心，卢恩光被任命为该中心副主任。一年多后，卢恩光即升任该中心主任，成为正处级干部。

报道中还说：当时山东省政协办公厅人事处就已经发现他档案严重不全，学历、任免文件、工资表等缺失，但由于省政协党组已经拍板决定，工作人员也就抱着走过场的心态，仅要求卢恩光补全档案，至于补来材料的真假则无人关心。卢恩光就此拥有了完整的档案。

而据时任的政协办公厅秘书处处长透露，省政协党组是根据省委副书记吴文英的指示为卢恩光大开绿灯的。

吴文英到北京担任司法部长后，中共党媒《环球人物》记者在2009年的两会期间专为她发表一篇吹捧文章《两会上的大家闺秀》。文章中夸赞吴爱英的家庭和睦，在山东和北京都是出了名的。说是吴爱英1978年与当时在山东某部队服役的军官曹云龙结婚，尽管长期聚少离多，但夫妻俩一直感情深厚。吴爱英调到北京后，家人依然留在济南……。

而卢恩光落马后，中纪委的办法人员向记者介绍说：卢恩光能调入司法部并成为副部级干部，司法部有关领导有重大责任。当年卢恩光为了经营和领导的关系花了大力气，也因此在组织上选拔副部级干部时得到有关领导的多次推荐。调到司法部后，卢恩光在司法部附近租了房子，七年时间里很少回家。他对领导的生活可以说关心照顾得无微不至。每周都去给领导同志家里送菜、水果、各种肉食、半成品，什么书架坏了，钉钉修修补补的这种小事，全是他在搞服务。

看明白了吧？吴爱英和卢恩光这对山东老乡进京工作后，不约而同地把配偶和孩子都留在家乡，但吴爱英的京城“独居”生活并不寂寞，因为卢恩光事实上是在吴爱英北京的家中一直是像丈夫一样照顾着吴爱英的生活起居。

当时的司法部机关里不少人都私下把“卢主任比吴部长年轻14岁……”当作八卦话题。而他们当时并不知道，这位卢主任事实上不是1965年出生，而是1958年出生，只比1951年出生的吴部长年轻7岁。

据中纪委办案人员的介绍，卢恩光的败露是中央巡视组在司法部逐个与部领导干部谈话时从这位政治部主任的谈吐水平对他的大学本科学历起了疑心，好奇地查看了他的简历，从中发现了他1990年入党申请书里居然有“深入学习邓小平南巡讲话”的字样。众所周知，邓小平的南巡发生在1992年春。于是，巡视组将卢恩光档案材料中的所有内容一一审查，越审查疑问越多，当即就向中纪委汇报，中纪委也很快做出了对卢恩光实行“双规”的决定。据说，吴爱英的落马还不是因为卢恩光的坦白揭发，而是在中央巡视组向她这位部党组书记通报卢恩光的档案严重造假时，她就当场向中央巡视组坦白了卢恩光与她之间从山东就开始“交好”的过程和内容。

无独有偶，我们本文还要继续介绍的前湖南省政协女主席李微微的东窗事发，也是源于她长年“交好“的湖南宁乡老乡，该省最知名的民营企业家谢子龙。

李微微被官宣落马的次日，总部在长沙的A股上市公司老百姓大药房发布公告，说是于7月28日收到实际控制人、董事长谢子龙家属通知，家属于当日收到了由湖南省监察委员会签发的谢子龙被留置、立案调查的通知书。

在湖南长沙，无论是省委、省府机关还是平民百姓，无人不知这个谢子龙与李微微的关系之特殊。从担任湖南省委统战部长再到担任湖南省政协主席的十几年里，李微微对谢子龙的关照可谓无微不至。无论是谢子龙的重要商业活动还是他作为“业余摄影家“的艺术活动，都有李微微以省委领导人或者省政协主要领导人的身份亲自到场剪彩、揭牌并致贺词。而谢子龙的企业里也是在最显眼的位置张挂李微微与他共同剪彩的大幅照片。有报道说，2017年谢子龙花费巨资在中国国家博物馆举办了全部都是他本人摄影作品的“撸起袖子加油干——‘中国梦·劳动美影像作品展”。李微微专程飞往北京，请到时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马培华一同为谢子龙站台。

正因为如此，再加上李微微虽然是湖南官场上最高调的女领导，但对自己家庭情况却从不透露，所以早在李微微落马，谢子龙被“留置“之前，墙内自媒体就出现过谢子龙是李微微丈夫的说法。其实，就如前面介绍的吴爱英和卢恩光是山东老乡，李微微和谢子龙都是湖南宁乡人。吴爱英比卢恩光年长7岁，谢子龙比李微微年轻8岁。而且网上也有谢子龙与妻子孩子的照片，所以李微微与谢子龙在法律上并非夫妻是毫无疑问的。

谢子龙被“留置“后，墙内网易等数家媒体都登载了《隐藏何种惊天秘密？ 老百姓董事长谢子龙被抓！美女总裁王黎能HOLD住吗？》一文。文中说：有行业内人士大胆猜测称，从谢子龙被宣布留置的机关为湖南省监委这一点来分析，其大概率是牵扯进了刚刚被查处的原湖南省委常委、统战部长、政法委书记、政协主席李微微的腐败问题，这类高管的腐败问题涉及范围极广、时间很长，调查时间也会很长……。

文章中还介绍了谢子龙的各类政治荣誉和职务，多次荣获全国劳动模范、全国道德模范提名奖等荣誉，连续当选三届全国人大代表，而且还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这一切都是李微微在担任湖南省委统战部长和湖南省政协主席期间鼎力举荐的结果。经过李微微的成功运作，谢子龙还出任了湖南工商联副主席和民建湖南副主委，以及湖南文联副主席等职务。

该文章还披露说，仅在其主持的老百姓大药房疯狂扩张阶段，谢子龙夫妇就通过二级市场减持套现近12亿元（另一说是20亿），赚得盆满钵满。

我们本专栏的上篇文章里已经介绍了李微微担任湖南省政协主席期间的三个副手先后落马。最早落马的易鹏飞去年8月即被中纪委双开，今年一月被判处无期徒刑。

第二个落马的是戴道晋，今年7月被中纪委双开，11月被起诉。目前正在等待一审开庭。

第三个落马的是彭国甫，此人落马之前已经由湖南省政协副主席改任省人大副主任。也是今年7月被中纪委双开，今年10月被提起公诉。

彭国甫落马后，大外宣凤凰网刊登《彭国甫被逮捕！被称作“彭霸天”，骂人是家常便饭，曾多次动手打下属》一文，文中引述 《廉政瞭望》此前的报道，说彭国甫早在主政岳阳县时，就因为霸蛮的个性，被人称作“彭霸天”。 不仅大权独揽、说一不二，还特别喜欢爆粗口，表扬下属时，也会蹦出脏话。主政怀化期间，其霸道性格与粗鲁做派，令许多怀化干部难以接受。

另有墙内媒体报道说：彭国甫脏话骂人是家常便饭，下去视察工作，认为饭菜不可口，也会破口大骂。多名怀化官场人士证实，彭国甫曾经多次动手打过下属。据说几乎每次会议最后都开成了骂人会议。除了骂人时候骂出的各种脏话，自然还有各种油腻流氓话颜色话。甚至在主持市委会议时看见一个青年女干部进来就当众高喊一声”花姑娘来了”。

当然，共产党里有这样的脏话干部、流氓干部并不希奇，而希奇的是，这个彭国甫居然是“学者型干部”，到地方当官之前已经是中共湘潭大学党委书记，而且是管理学博士，公共管理学教授、博士生导师，享受国务院特殊津贴专家，中国“百千万人才工程”国家级人选，全国宣传文化系统“四个一批”优秀人才。你说有多讽刺？

（本文仅代表作者个人观点立场）

伴随美国当选总统特朗普即将入主白宫，疫情之后一直难以复苏的中国经济，其前景可能进一步恶化。新年伊始，中国官方即宣布多项提振消费措施，并再次承诺“坚定”对外开放，进一步改善营商环境。但是，这些措施能从根本上挽救经济吗？

• 习近平发表新年贺词　对经济困境轻描淡写　喊两岸一家亲

1月3日，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举行了“中国经济高质量发展成效”系列新闻发布会。官媒新华社报道说，2024年扎实推进高质量发展“成绩单亮眼”。

“2024年，我国取得了很不平凡的发展成绩，经济实力、科技实力、综合国力持续增强，中国式现代化迈出新的坚实步伐。”中国国家发展改革委（简称“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在发言中还列举数据表示，中国全球创新指数排名在2024年提升到第11位；外贸进出口保持较快增长，特别是前11个月汽车出口居世界首位且再创历史新高；民生方面，托育服务机构达到近10万家，养老服务机构和设施达到41万个等。

不过，旅美经济学者秦伟平指出：“这种说法跟老百姓的观感差得太远，他们也是想经济维稳吧？中国的公众都已经感觉到，中国经济现在是处于一个非常严重的萧条状态。”

发改委：今年将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

据新华社报道，2025年是中国“十四五”规划收官之年。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袁达发言中承认，外部环境更趋复杂严峻，带来的不利影响加深，2025年中国经济运行面临不少新的困难和挑战。

袁达表示，新的一年，将实施提振消费专项行动，进一步提高投资效益，更大力度支持“两重”建设，加力扩围实施“两新”政策；将设备更新支持范围扩大至电子信息、安全生产、设施农业等领域；实施手机等数码产品购新补贴，对个人消费者购买手机、平板、智能手表手环等3类数码产品给予补贴；加大家装消费品换新的支持力度；进一步简化设备更新审批流程，提高经营主体设备更新的便利度。

国家发改委副秘书长肖渭明还表示，发改委近期将尽快向社会公布“全国统一大市场建设指引”；抓紧出台《市场准入负面清单（2025年版）》，制定《公平竞争审查条例》实施办法；推动出台民营经济促进法等。

对于官方的这些举措能否挽救中国经济，旅美政经评论人士秦鹏告诉本台：“会有一定效果，但是对于改善经济整体的问题，它是起不到作用的。”他指出，这些措施对于有一定消费能力的人是有帮助，但对更广泛的民众起不到作用。

中国2025年将“坚定”对外开放？

法新社的报道注意到，中国国家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发改委）副主任赵辰昕周五在新闻发布中承诺，中国经济在2025年将“坚定地”继续对世界开放。

“无论外部环境如何变化、充满不确定性，中国对外开放的决心和行动都不会改变。” 赵辰昕说，在新的一年里，中国肯定会采取许多新措施，“稳步扩大制度型开放，进一步营造市场化、法治化、国际化的营商环境” 。中国计划鼓励外国资本更多投资于“先进制造业、现代服务业、高科技、节能环保”等领域。

对此，秦鹏告诉本台：“第一，大家现在已经不信它（官方）了；第二，现在中国的改革开放已经时过境迁。”

美国《华尔街日报》日前指出，在特朗普首个任期内，很多美国公司曾帮中国说话，称与中国打贸易战对美国人没好处。但现在，随着特朗普准备再度上任，美国企业基本上不再为中国游说了，因为伴随中国经济陷入困境，美企已不再将中国视为“机遇之地”。日本的《日经中文网》日前也报道，调查显示，四成的日本企业家在重新审视中国战略。

新年伊始，中港股市在1月2日首个交易日就显著下跌，上证指数跌超2.6%。1月3日，中国10年期国债收益率盘中跌破1.60%, 30年期国债收益率则跌至1.77%，均创历史新低。秦鹏指出：“这其实是一个非常恐怖的信号，就是意味着中国目前经济状态情况下，没什么好投资的了。这种情况下，怎么去吸引外资？推动吸引内资，也很难起到作用。”

他表示，根据目前状况，可以预计2025年中国经济会继续下滑。

公务员加薪促销费

就在市场萧条的同时，数百万中国公务员本周意外获得加薪。据路透社3日援引知情人士报道，中国公务员的月薪平均将增加约500元人民币，部分基层工作人员加薪近300元人民币。加薪被追溯至去年7月，并以一次性发放形式进行。若中国4800万公务员都按照相关条件领取加薪，这将相当于短期内一次性向经济注入120亿至200亿美元。

(Tyrone Siu/路透社)

秦鹏表示：“这当然是两个目的，一个是维稳，一个是刺激消费。”他说，中国以往也是在经济动荡及通胀严重的情况下选择给公务员加薪，而公务员工资包括基本工资和绩效两部分。“但是现在整体的绩效少了，只把基本工资加一点，其实很多公务员现在拿到的钱比过去还少了。”

学者：中国社会危机浮现

中国经济目前面临着房地产危机、消费低迷和青年失业率高企等诸多问题。随着特朗普将于1月20日正式就职，专家预计，如果美中贸易战爆发，中国的前景可能进一步恶化。

“如果说外贸出口再受到负面冲击，进一步影响中国的外贸收入，外汇储备可能进一步下降，中国政府手上可打的牌就更少了，让经济萧条的周期可能会拉得更长。”秦伟平说。

如何能从根本上改善中国当前的经济状况？秦伟平就此问题反问说：“中国政府的最高目的是什么？它真的是要带领老百姓度过这个困境，还是在经济衰退的情况下保住它的政权？”他指出，官方并没有透过直接发钱帮老百姓纾困，相反只是给公务员加薪。“它说的是我们要过紧日子，但实际看来，他们是先管他们执政的这个群体。”

秦伟平还指出，中国官方现在把有限资源更多地投入在军事、国防及社会维稳方面，而不是用在保证民生和福利等领域。

秦伟平在2016年曾撰写《中国危机路线图》一书。他说，书中列出的前四大危机债务危机、金融危机、经济危机到经济萧条，都已经在中国发生，后面更多危机也会陆续到来：“可能三年左右，社会危机和政治危机都会陆续发生，有可能冲击到政权稳定。” 他指出，去年中国的无差别报复社会事件频发，显示出社会危害其实已经到来。

责编：何平; 网编：伍檫愙

一家被中国媒体吹捧为“取得令人瞩目成就”的涉军企业，今年8月份宣布要推迟发放工人工资，10月份宣布工人放长假，11月份突然宣布工厂结业，上千名工人的补偿金没了。这是怎么回事？

今年8月29日，广东东莞旺鑫精密工业有限公司向全厂工人发通告（见附图一），说因为资金回笼不及时，7、8两个月的工资要等到9月14日才能发放。到9月11日，一名差点成为旺鑫精密供货商的注塑厂小老板发视频说，工人和供货商为了拿到工资和货款，已经在厂大门堵了十几天了。两天后，9月13日，也就是旺鑫精密承诺发工资的前一天，东莞市人社局发出一份劳动监察公告，说东莞旺鑫精密未付1378名工人7月份工资，要求企业法人和经营者于9月18日到人社局接受调查配合处理。

(韩东方提供)

东莞旺鑫精密工业有限公司，由母公司深圳旺鑫精密工业有限公司于2017年独资成立。今年9月3日，也就是东莞旺鑫精密宣布推迟发放工人工资后不到一个星期，企业家日报社曾发过一篇专题报道，题目是《精密制造新纪元：旺鑫精密领跑行业变革与创新之路》。文章说，旺鑫精密不但是华为、荣耀、中兴、联想、龙旗、摩托罗拉、三星等国内外知名智能终端品牌的核心供应商，近年来还在军工领域取得了令人瞩目的成就，成为了包括中央军委后勤保障在内的多家军方及科研单位的重要供应商。文章说，采用改性高分子材料，旺鑫精密研发的塑胶弹头也已进入验证阶段。这款产品与208兵器集团合作开发，并有望在未来实现量产。通过持续的技术改进，旺鑫精密已经具备了从研发到设计再到生产的全流程能力。文章说，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军品赛道上，旺鑫精密将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军品板块也将成为旺鑫坚固的护城河。

但就是这么一家傍上了军工订单，前景无限好的企业，却在拖欠供货商货款和工人工资。

其实，旺鑫精密员工曾在5年前通过广东省阳光问政平台求助，说厂方以强迫放长假为手段企图逼员工自动离职，从而逃避合法解除劳动合同应该支付的补偿金。而且厂方为了不留证据，放假通知都是口头通知。员工在求助帖子里表示可以接受被合法解雇，但不能接受厂方的这种违法操作。当时塘厦镇人社分局回覆说，派监察员到旺鑫精密进行过调查并发出了询问通知书。那么，对这家5年前便有过如此劣迹的企业，当地劳动监察和工会有没有重点监察呢？

去年2月塘厦镇总工会曾发过一篇文章说，2月份，塘厦镇总工会与塘厦人社分局为共建沟通协作机制互相走访交流。镇总工会专职副主席赵彩云说，人社分局是总工会业务联系最为紧密的部门之一。镇人社分局局长曾穗捷说，人社部门愿意与工会加强交流。这篇文章最后写道：“人社+工会”长效沟通协作机制的建立，旨在两个部门之间互通有无，互为助力，整合资源，是立足塘厦发展大局，推动工作更上台阶的重要举措。

冰冻三尺非一日之寒。旺鑫精密耍手段恶意算计工人早有劣迹，现在又拖欠工人工资。总工会和人社忙着相互走访交流，如果不是主席和局长搞形式主义装样子的话，双方合力，今次旺鑫精密拖欠工人工资的事件其实是可以避免的。

另外，旺鑫精密从一年多前便与江苏泰州姜堰区政府签约，投资35亿元巨资在泰州建新厂。都说举国体制一盘棋能办大事。那么，举国体制下，广东东莞的工会能否跟江苏泰州的工会共下一盘棋，联起手来维护两地工人的权益呢？

就在东莞市人社局向东莞旺鑫精密发出劳动监察公告一个月后，10月17日，东莞旺鑫精密又发通知，要求工人放四个月长假。又过了不到一个月，东莞旺鑫精密与母公司深圳旺鑫精密共同宣布，公司于11月9日正式结业。（见附图二）

(韩东方提供)

今年9月初说好的“相信在不远的将来，军品赛道上，旺鑫精密将书写浓墨重彩的一笔，军品板块也将成为旺鑫坚固的护城河“；到了10月中旬却宣布让工人放四个月长假；又过了不到一个月，11月9日又宣布结业；上千名工人的补偿金没了。这画面，让人疑惑。

请收听我就东莞旺鑫精密从拖欠工人工资到宣布结业事件，与当地工会和人社局工作人员的谈话。

本周五，香港《南华早报》援引知情人士披露，美国拜登政府可能会在其任期的最后一周出台新的措施，以打击中国通过黑市获取美国先进芯片的行为。此前有报道显示，美国计划在去年12月底前发布该新规，旨在遏制中国企业通过第三方国家获取先进的人工智能芯片，然而知情人士透露，由于美国政府预算问题导致专家审查工作延误，因此相关新规的发布进度被推迟。

据报道，美国政府的相关新规旨在弥补现有监管漏洞，加强对用于训练人工智能模型的高性能图形处理单元（GPU）的出口控制。

在拜登总统任内，美方已出台了三阶段的重大科技出口管制措施，其目标都是放缓中国在先进半导体生产领域的进展，这也凸显美国对核心技术出口可能被中国用于军事现代化的深切担忧。

责编：何平；网编：伍檫愙

喜迎高收入年

202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最高检机关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应勇表示：

要优化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工作机制，推动检察官惩戒工作与纪检监察、干部管理等相贯通，与检察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相衔接，增强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合力，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要坚持依法依规开展工作，严格遵守惩戒工作纪律，正确处理好权与责、法与情、公与私的关系，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秉公审查不偏私，确保惩戒工作公平公正。

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免去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的职务。

“这样的决定，标志着被中纪委立案审查的中国第一个大检察官、省级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在法定意义上真正落马。”彼时，一名宪法学研究学者对此感慨道。

20年后，反腐一直在路上，落马于检察长职位上的贪官，仍然格外引人关注。

经“法度law”不完全统计，2024年“通报”落马的各级检察长共13人，在这些落马检察长的案件中，有的涉及严重违纪违法，有的涉及职务犯罪，还有的涉及枉法裁判和受贿等犯罪行为。

所有落马的人中，最常见的动因是非法取得经济利益——而“收受巨额财物”，几乎成为所有“双开”通报的“必选项”。

2024年10月，山东济宁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苏金森被查。通报提到：苏金森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规占用集体土地建设住宅；利欲熏心、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案件办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2024年4月，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向斌被查。通报提到，向斌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另一方面，以违纪违法手段干预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靠案吃案并利用职权办人情案也是落马检察长的一个普遍特征。

从已经公开的案情看，13名落马检察长几乎都涉及利用检察职务便利，帮助案件当事人逃避罪责、干涉市场经济活动。

2024年3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江波被查。通报提到，陈江波靠案吃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财物；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公信力，败坏司法机关形象。

2024年1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黎明被查。通报提到，黄黎明践踏纪法底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此外，一些检察人员在严重违法违纪后，由于未被发现，继续得到提拔任用，甚至得到多次提拔。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更承担着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的责任。

因此，检察长作为查处贪官的“官”，如果蜕变为贪官，犹如“督战队在阵前先乱了方寸”，危害不言而喻。

一名从事反腐败研究的学者坦言：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日趋持久化、复杂化，检察长这一特殊岗位，已经成为一些自身存在腐败问题的官员窥视权力的重点目标。他们一旦被提拔到这个岗位上，不仅能够掩盖自己的问题，继续谋取非法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异己，壮大势力。

作者｜京睿

来源｜法度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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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Law

人们习惯用一个词概述一代人的面貌。

比如日本的“觉醒世代/宽松一代”。他们出生于泡沫经济破裂前后，深受经济下行、就业市场萎缩以及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对未来的职业和家庭持悲观态度，开始质疑传统的“拼搏精神”，选择逃避社会期待，追寻内心的宁静与个人自由。宅文化和二次元文化成为这一代人的标志，与前辈的“务实”不同，他们倾向于沉浸在动漫、视频游戏和网络虚拟世界中，“不开车、不买名牌、不运动、不喝酒、不旅行、对恋爱冷淡”。“觉醒”体现在他们对社会期待的拒绝。

如今韩国的“n抛世代”，也同样深受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压力的影响，尤其是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后，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烈变动。这代年轻人放弃了传统社会期望中的结婚、生育、购房、人际关系等责任，这种转变体现在急剧下降的结婚率、生育率上，影响至今。“n抛世代”以追求自由、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为主，尤其是K-pop的崛起成为世代的象征。“抛”体现了他们在这个时代下为追求自我“置换”掉的东西。

而在中国，当下也是一个节点。经过1978年至2010年年均10%的超高速增长后，从2011年至今，除新冠疫情期间出现大幅波动外，中国GDP的增速正在逐年放缓。改革开放、房地产升值的红利已过，有人戏称现在年轻人面临的是“时代的黑利”。这代年轻人享受了教育民主化的成果，平均就业竞争力远超上一辈，但也感受到竞争激烈的无力感；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但薪资增长却相对滞后；他们在社交平台展示自我、寻找认同，价值观既开放又保守；他们在更丰富的资源下成长，看起来却比父母辈颓丧……

对这代年轻人已有不同的概述。比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曾针对00后的心理特征做过调研，他认为，这代年轻人是“双相情绪波动”的一代，他们有希望，但也感到焦虑，他们拥有丰富的信息但缺乏实际经验，面临更多选择，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和就业压力。再比如“在内卷和躺平之间，该卷卷该躺躺”的“45°青年”。

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个时期的群体，必然包含统计上的暴力，但概括世界、理解自我在当下成了一种“不确定大环境下”提供些许确定的慰藉。

本文是年度回顾的最后一篇。我们试图为当下（下行周期）笼统的“青年”找到一些共性的概括，在众多选择中，我们悲观地找到了一个词：弱势。他们有此前日韩年轻人相似的处境，比起父辈，他们在经济上、话语权、精神面貌等方面都显得更为弱势。

文｜wt

编辑｜oi

01 被浪费掉的人

近几年，年轻人的工作状态，笼罩在三片乌云下。

前两片乌云，是失业率和工作价值。如今，失业和裸辞同时高发。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大量公司降本增效，岗位减少，工作越来越难找；另一方面，工作的价值感骤降，工作可以提供的身份认同越来越稀薄，不论肉身离不离职，精神上游离在随时想走的边缘。

第三片乌云，是所谓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AI。当前各路AI厂家为了弱化年轻人“被替代”的焦虑，都在强调AI是人的工具，但AI工具释放的生产力，导向的职场变革方向，如即刻用户@托马斯骆说所，是从上一代互联网公司的“一小撮聪明勤奋的创造者+一大群综合素质比较高的辛勤工作者+源源不断流量和补贴资源”，到AI公司的“极少数超级强大的个体（智商/技能/行动力）+ 一小撮极其聪明的行动者 + 予取予求的燃料弹药（算力）。”以前人是主要成本，如今更多消耗在算力上。

衍生出来的问题是，那些不够聪明不够有执行力的大多数，去向是哪儿。

不只是权利和财富进一步聚集到资源雄厚的大公司里，工作的价值感也密集地收拢进这些号称在“改变所有人生活”的新科技大厂，对更广泛认为“除了月薪能作为正面激励外，无法从工作系统中获得任何的价值感和乐趣”的打工人来说，在职场的意义层面上沦为炮灰几乎是没法避免的，对多数劳动人来说，螺丝钉化不会减少只会加强。以往人在职场中被视为“人力资源”，如今人作为资源的价值正在减弱，未来的人出于稳定需求仍然需要职场，但职场不再那么需要人了以后，即便身处职场，大量的人，将被更多“浪费掉”。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被效率抛弃以后，庞精神需求和经济需求都旺盛的庞大打工人群体，该如何被社会系统托住。

弱势一代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们越发依赖系统，但对系统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期待系统变好。

具体到当下处境上的弱势，则是一系列的被动：

1、被动竞争，被动降低期待

工作越来越难找了。2023年，中国16-24岁的年轻人中，一度有超五分之一失业。 高校毕业生人数增多，而经济却处于低水平增长阶段，大厂等高科技企业增长放缓。近年求职市场对年轻人尤为严苛，脉脉《2024职场生存洞察》显示，2021年、2022年、2023年及2024上半年，人才供需比从0.32到1.29到1.98、1.97，增长了六倍多，相当于四年间，从每个人都有三个岗位可选，变成每2个人中就有1个没有岗位可找。

求职门槛也水涨船高，有些岗位从前双非即可，现在人均985、海外硕士。体制内也许不再是铁饭碗，但依然需要年轻人削尖脑袋：从2014年到2025年，专科学历能报考的公务员岗位从9%缩减到0.13%。

同时，随着AI技术发展，年轻人面临“技能转型”的压力。未来变得越发不确定，努力学习无法保障高薪生活，“读书无用论”正在成为某种现实。一方面，准大学生对“选错专业”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越发严重；另一方面，很多人把希望放在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副业之上。同时，本科、研究生毕业送外卖、做保安的例子，舆论也早已见惯不怪了。

2、被动“悬浮”

工作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是“饭碗”，现在忍气吞声地工作，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工作、生活。也因此，待遇、福利是首要的，价值、意义并不是那么重要。南都民调中心面向年轻人的调查结果显示，61.4%的受访者认为工作主要为了“赚钱谋生”，占比最高，“实现个人价值”为36.8%。年轻人对于企业类型的偏好中， 国企仍然是首选。

经济增长放缓，人们对工作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大环境不好，苟着再说”的求稳心态有增无减。2024年的调查显示，在中日韩美四国中，中国的青少年最怕找不到工作，对不工作的状态最难以接受：有近八成（78.0%）的中国高中生表示“即使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应该先工作为好”，比例远高于美（61.1%）、韩（55.9%）、日（30.2%）三国高中生。工作已经变得糟糕，但年轻人对的工作的渴望依然高涨。

3、被动过劳

过劳已是普遍状态，结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2023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近49小时，超出法定工作时间11%，创下近20年新高，同时达到全世界最高水平。

眼下围绕着“工作”的困境之一在于：看似工作赋予人尊严，没有工作就没有尊严，但恰恰又是工作剥夺了最多尊严。年轻职场人的自嘲，每年都在降级，从字面意义上还算中性的“打工人”，到越发卑贱的“社畜”，再到彻底沦为“牛马”，职场人的“含畜量”逐步提升，身份认同感持续贬值。

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一代自愿“内卷”的水平依然很高。

2024年一项跨国调查显示，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中，中国高中生对未来的职业感到最迷茫，但最愿意投入大量精力，超过六成的中国高中生愿意为工作投入60%以上精力，比例超过韩国（53.3%），几乎是美国、日本高中生的两倍（32.4%和31.6%）。

4、被动零工

非正规雇佣比例上升，2008-2017年，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经历了两位数的增长，占GDP比例超过五分之一，非正规就业人数达到1.59亿人。2021年，超过六成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超过一半的企业正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规模，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

近几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数量大增。网约车平台注册司机总数已经超过1亿，每天有超过2万名新司机注册，同时，外卖员每天的新注册人数也超过2万。僧多粥少，平均收入降低，众包轻松月入过万的神话已经破灭。

发表在《人民论坛》的一则调查发现，这些游离在职场系统外，被称为“原子性群体”人，幸福感也最低。他们感受到的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更多人认为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是整个社会中相对剥夺感最强的群体。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包括：收入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和福利、工作条件差、职业发展受限、心理压力大、社会地位较低以及缺乏法律保护等。

5、被外包的生活

 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不断被迫“外包”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在经济压力和生活节奏加快的双重夹击下。想要回归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往往成了一种奢望。在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中，预制菜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外包”产品。即便人们知道速食并非最健康的选择，却也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毕竟许多人很难拿出时间去做每天三顿全程自制的健康餐。

“脑腐（brain rot）”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便把它列入年度词，用来警醒自己，也没法消除“那能怎么办呢”的回应。把时间交给没有什么“信息营养”的流量，对许多上了一天班、明天还要上班人来说，从手机屏幕外获得快乐的生活，成本并不低，不论是钱还是精力。

6、被动“清醒”

年轻人在面对高度程式化和同质化的社会结构时，逐渐意识到自己就像游戏中的NPC（非玩家角色）一样，从上学到上班，再到结婚、买房、生育、还贷、养老、住院，这一系列的人生步骤被简化为一个固定模式。年轻人被期待遵循各种既定的路径，无论是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还是买房结婚，这些都被视为“上岸”的标志。

社会对成功的定义依然单一，在高度同质化的竞争轨道里，只能比较谁赚得多、谁的房子更大、谁更早实现财务自由。

一些试图摆脱轨道进入旷野的人，不少也经历了“自由的诅咒”，自由附带的责任和不安，让离职博主们纷纷又回去上班。

7、被动接受出身

社会流动机会不均衡，造福神话也逐渐式微。

从2000年到202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5%提升至60.2%。教育民主化了，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就业机会无法满足极速膨胀的受教育人口，“寒门出贵子”又变回了神话。

2024年王元超、朱斌发表于《社会学评论》的一篇研究发现，最近十年，“阶层天花板”效应与“阶层地板”效应越来越明显。在2006-2010年，不同家庭出身者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但从2012年起，工人、农民出身者的收入开始显著低于精英阶层出身者，并且差距逐年扩大。

工农阶层出身者即使成为精英，收入还是明显低于精英家庭出身者；而精英出身者即使跌落到工人阶层，也更容易翻盘。而反直觉的是，家庭出身的“长影效应”，在看似更追求理性和效率最大化逻辑的体制外单位，反而更加明显。 

8、被迫失去健康

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代青年的健康状况，就是“脆皮”。中国学生的体育成绩逐年下滑。皮肤问题、情绪困扰和睡眠障碍也普遍困扰着大学生，脱发问题更是提前出现。南都民调中心的调查显示，83.5%的Z世代非常在意自己的脱发问题，73.4%介意别人谈论自己的发量，尤其是95后受访者对此尤为敏感。

身体状况是一种释放情绪压力的信号，颈椎病、超重、脂肪肝、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高血压、高尿酸都是年轻人体检时的常见问题，而这大多与高压下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9、被动抛弃婚恋

恋爱、结婚可能意味着阶层下滑，与韩国“三抛”“五抛”“全抛”相似，中国的年轻人也开始“抛弃”婚恋、“抛弃”生育。

事业、爱情二选一的抉择面前，越来越多年轻人或许会优先保事业。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大学生婚育观念调查报告》，无论男女，大学生的共同追求都是“先立业后成家”。即使是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对恋爱的兴趣就并不浓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时，有42%大学生单身且不想脱单，想要脱单的只有25%。

目前的婚姻现实是：农村男性结婚越来越困难，城市人群越来越不想结——无论是“被动单身”还是“主动单身”，很大程度都出于现实压力。放弃生育的原因大都可以归于性价比不高：相比无限的育儿责任，没钱、没时间、没精力、没盼头，就足以让许多人感到悲观。子女变成消费资料而非生产资料，悲观但现实的玩笑话是，费尽钱财、精力和时间培养一个985大学生，还是要送他996，还要买房、带孩子。而在婚育高度捆绑的中国，降低的生育意愿也一并拉低了结婚的意愿。

10、被动啃老

在成长过程中，许多年轻人逐渐发现父母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靠，这种认识导致了如今史无前例对原生家庭的反思、批判。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断亲潮，也有很多人很难切断对于父母的经济、生活依赖，出现了不得不啃老的现象。虽然喊着个人独立的口号，但想要买房、结婚甚至找工作都得靠父母。

这代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这让他们认为自己理应比父母生活得更好，但很多人成年后却发现落差：既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无法回报父母。阎云翔说，80、90后的年轻人在物质关爱与高期望值中成长，父母从小要求他们未来有出息、要回报父母，他们天然背负着人情债长大，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长大后他们渴望成功以回馈父母，真诚地希望尽孝，但在现实的压力下往往难以实现。

从现实考虑，选择做“全职儿女”离不开性价比的计算——在父母身边，能保证小康生活、三餐无忧，而自己出去基本就得合租，在十几平米的单间里吃预制菜——这种阶层的降级，可能是难以忍受的。而和父母同住，也像是一种婚前的预备状态，尽管这可能会降低结婚的概率，就像日本，许多人在进入中年后依然单身，与父母住在一起。

02 害怕往前走的人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平成大萧条”，也就是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期间，那个时期的年轻人，有浓重的虚无感，状态也从社会生活退回到私人生活。日本文化评论人宇野常宽总结了当时日本年轻人的两个处境：

1. 原本被当做经济崩溃开端的“平成经济萧条”，变成一种长期状态，意味着支撑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神话已经崩溃，原本努力就能富足的世界，逐渐转变为努力也不会富足的世界。

2.持续的不确定性带来持续的不安，年轻人无法承受自由却冰冷（难解）的社会，奥姆真理教实施的沙林事件（一场在日本地铁站里的无差别毒杀），恰恰反映了当时在日本社会中蔓延的生存之痛：社会无法给予人们意义和价值。原本努力就可以找到意义的世界，转变成了努力也无法找到意义的世界。

这两种处境，当下不少国内的年轻人，也已经开始在自己身上看到。当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义的努力增长叙事都失效后，人们开始同时持有2种悖论性的态度：

1. 寻求“全方位肯定”的认同

2. 不断把否定性的词往自已身上贴

一方面，对社会性自我实现的信任大幅降低，导致身份认同并不取决于行动（“我在做什么”“我做了什么”），而是取决于状态（“我是什么”“我不是什么”）。人们不再追求自我实现式的成功，转而追求自我形象/人设获得认可。面对问题，人们不再“通过行为改变状况”，而是通过“思考使自己被接受的理由”来谋求解决方案。

于是，付航的一句passion，喊中了时代情绪，即便你毕业于大专，当过保安，也会有一个像他妻子一样的人对他说“勇敢做自己，就一定会有人爱你”。把大量利润发给员工“不是因为你做得好，而是因为想要你好”的胖东来成了年度现象。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都给你全方面肯定的乙女游戏大爆发，预制了“认同—理解—关心”模式AI情感陪伴APP也紧随其后，填补“主动行动不得”而需要的被动认可。

另一方面，即便年轻人内心仍想“成事”，但逐渐把自己定位为普通人、路人甲乙丙、NPC，是世界的背景板、毫不重要，通过把自我评价降到最低，来把否定自己的权利留在手里，为了减少跌落的恐惧，先用跌落来自居，用否定来肯定自己，以此勉强维持情绪的平衡，让自己不至于倒下。

这种心态上的弱势，也更普遍地贯穿在这代年轻人中：

1、忧虑提早

与前世代相比，就业、生存的压力更早压迫年轻人，他们承担了早熟的压力：比较标准、竞争对象前所未有地被拔高，信息扁平化之下，幸存者偏差被放大，富人、同龄人的成功学叙事加重了普通人的失落感。同时，从小使用社交媒体的这一代互联网原住民，也更早接触成人世界的生存焦虑。

在2022年《第一财经》杂志对00后的调研发现，当时尚未进入职场的00后，已经比95后更认为“房价过高”阻碍了自己的目标，他们也更担心未来因为经济不好而失业、担心未来工作会被AI取代。

2、童年推迟

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了。或许，对“啃老”的批判几乎消失，对“巨婴”的批判与经济上依赖父母脱钩，而更多是指心理上不成熟的行为。年轻人反而希望自己的父母更有钱，他们会反向“鸡父母”，激励父母挣钱。成年人难以实现独立，传统的“成年”里程碑（如结婚、生子、买房）或推迟，或取消。

在心理上，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也“退行”回童年。在现今的互联网上，看到生活条件优渥的中年父母，评论区发一句“接爹”“接妈”“您还缺孩子吗”，尽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阶层集体情绪的具象化，但年轻人对暴富的期许，以及被呵护的希望却是真实的。

此外，许多人需要用大量时间治愈童年形成的创伤，满足自己小时候被忽视的需求，比如给自己买玩具、去主题乐园。

3、养老危机

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经历连续第七年下滑，从2022年的956万再降到902万。到2050年，出生于生育高峰的80、90后迎来退休潮时，每个老人将只有1.5个劳动力供养，而在2020年，这个数字是5个。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公共养老金将在未来十年里耗尽。2022年《第一财经》杂志对00后的调研发现，00后比95后更焦虑未来的养老问题，有近六成的00后希望提前规划养老，养老的重要性远排在落户、结婚、生子之前。

4、让渡自主权

父母对年轻子女的婚恋决定权有扩大的趋势。相亲、征婚通常由父母发起。在一些地区，彩礼和嫁妆仍然是重要的婚姻习俗，父母可能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对子女的婚恋选择提出具体要求。许多年轻人认为尊重父母的意见是孝顺的表现，再加上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因此在婚恋选择上会更多考虑父母的意见。

5、挥之不去的东亚价值观

许多人处于既现代又不现代的夹缝里：既想躺平，但骨子里还普遍怀有对世俗成功的渴望，比如衣锦还乡、使父母荣耀。社交媒体上倡导着价值多元，大声疾呼每个人要做自己，但社会价值认同的是另一套模版，大部分人依然认为一个人应该念重点小学，升入重点中学，被重点大学录取，毕业后进入大城市的体制内或大企业，获得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再买下大城市市中心的三房两厅，结婚生子，几年后把孩子送入重点小学，周而复始。

在评价标准高度一致性的环境中，人们更多地是在互相竞争，而不是合作。每个人都在努力超越他人。甚至在家庭中，父母千方百计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更好，年轻人也会拿自己和父母比较，达不到父母的水平就被认为是没出息，给父母丢面子。

从小耳濡目染这种价值观并深深内化的个人，难以心安理得地随意选择生活方式——自我认同为普通人，但“做个普通人”依然不是大部分人的人生理想，充其量是一种“认命”。即使不为了光宗耀祖，至少得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家庭积累一定财富，在同龄人中混个中上水平，才是体面——或者说有面子的。

但在社会向上流动变得困难的现实下，“寒门难出贵子”，即使是考入重点大学、已经出人头地的“小镇做题家”，也很容易在理想人生的进程上止步于高学历，无法获得高收入，从而为无法获得应试教育12年以来所许诺的成功而感到幻灭，成为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甚至985废物。

年轻人依赖父母，同时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人也下不了决心实践“课题分离”，无法和父母保持彼此独立，互不干涉。

6、防御性保守

相比95前一代人在“北京欢迎你”“同住地球村”和“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的氛围中成长，充满理想主义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新一代年轻人则在“战狼”、短视频和饭圈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理想主义逐渐退潮，现实冲击加剧，年轻人的反叛精神或许比不上父辈。阎云翔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年轻一代与父母差异不大，甚至可能更保守。

一部分开放、冒险、叛逆的精神，被各种防御性的行为取代了：互联网上为了自保，人们提前预判他人并进行自我审查，避免冲突和误解，人性的复杂被简单化的“三观正”所掩盖。人们习惯迅速归类和标签化一切，容易形成对立阵营，建设性的交流变得困难。每个人都退缩回自己的舒适区，刷着算法推荐的信息流，躲在自愿精心构筑的信息茧房中避免受伤。 

社交退缩现象明显，亲情/友情/爱情缺位，不少人过着没有陪伴的“单数”生活，在二次元/虚拟世界里重新做自己。在人与人价值观难以弥合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保护自己，如淡学、momo、免责声明、狗头保护等。两性之间的沟通减少，感情里一旦感到不舒服就逃、分、撤。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年轻人变得更加保守：谈恋爱以结婚为目的，重视门当户对，避免感情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更重视工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工作，创业者越来越少；做决定时更多考虑父母的意见，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安全感；财务上，多存钱、少买基金股票，追求财务安全，避免高风险投资。

人们更容易通过互联网意识到阶级固化、经济下行等问题，也因此更可能“清醒”地选择“正确”的、低风险的生活方式，甚至进入一种零失败的模式：“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躺下”。

7、主观降级

悲观情绪正在社会中蔓延，成为时代慢性病，而一种主要病症就是失去信心。

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Whyte和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Scott Rozelle对中国的长期民调反映了过去20年间社会情绪的变迁：过去，大多数人认为家庭经济在五年间正在变好，对未来五年也很乐观，这样看的人持续增长，在2014年达到了七成以上。但到了2023年，只有38.8%的人觉得生活在变好，对未来的改善持乐观态度的比例也跌到不足一半。与此同时，对未来感到悲观的人变多了，比例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

在这个社会中，努力就有回报依然是普遍看法，但年轻人不像中老年人那么相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60前、60后、70后的奋斗信念最强，超过60%有很强的奋斗感，80后稍弱一些，但在90后及更年轻的人群中，这一比例降到了47.32%。在对奋斗的信仰方面，这代人确实是“最差的一届”。

普遍的自我降级、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弱势地位和自卑感，或许也能说明年轻人看起来不如老年人强势的现象。《人民论坛》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仅仅从2013到2017年，无论是从事哪种工作、具有何种发声影响力的年轻群体，都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年轻人对于社会收入的差距的接受度也普遍降低了，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社会收入差距太大。

8、主动回到自己的生活，但程度有限

年轻人的心态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们逐渐将意义感从工作中转移到生活中，流行语也从不切实际的“躺平”，转变为更实际的“gap”和“松弛感”。

近年来流行的不少职场热词，都是年轻人试图从工作中夺回一些掌控感，例如有些人换上看起来不聪明的“笨蛋头像”，试图减少领导的沟通欲望，这样的行为替更多不敢轻举妄动的打工人发泄了厌班和想要放弃上进的情绪。

也有人面对强势的工作压力，开始实行“人生切割术”，把上班的自己开除“人籍”，比如在办公室里乱穿衣（“恶心穿搭”），不为工作精心打扮、买名牌包或者聚餐，甚至不为缓解工作情绪花钱，总之不为工作倒贴一分钱、一分精力，以自我委屈的方式找回一点掌控感。

各种各样的短逃离、城市户外穿搭等方式，也同样是在进行一定限度的放松和反抗。年轻人可以“逃避”，却很少有人真正“退出”游戏，大部分时间，他们只能在无力感中继续维护自己并不认同的规则。正如想过的生活只有在“gap day”才能实现，而这短暂的休息也像是为了调整工作状态而喘息的插曲。

9、社会脱序

人类学家项飙提过一个说法，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这一时期普惠式的改革让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得到了提升。90年代，尤其00年代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转为分化式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增大。

因此，老一代人宏大的社会理想是与他们自己息息相关的，而很多年轻一代缺乏这种参与感，他们无法在宏大的叙事中找到位置，又因为没有在身边具体的人、事（“附近”）中建立参与感，导致他们只能通过口号式的象征性说法，用抽象的概念和理念来表达对想象中“大”事物的归属感。

10、情绪病弥漫

年轻人抑郁、焦虑比重不断上升，年轻人是所有年龄段中情绪最差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显示，18-34岁的青年的焦虑水平最高；同时，相比十年前，人们感到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明显下降。

年轻人的情绪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教育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如同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描述的：“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激烈竞争让学生个性被磨灭，疲惫成为他们的精神底色。家长和中学老师却往往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眼看“工厂化教育”将个体变成标准化构件。”

也因此，情绪问题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通过纵向比较发现，从2015年到2020年，中小学生的希望感下降了11.8个百分点。

参考资料：

宇野常宽：〇〇年代的想象力

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从御宅族透析消费社会

脉脉：2024职场生存洞察

南都民调中心：Z世代职场态度与行为调查报告（2022）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调研

地理研究：中国非正规经济发展格局及与城镇化的关系——基于多指标多原因（MIMIC）模型的研究

人民论坛：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思想谱系

社会学评论：“阶层天花板”与“阶层地板”：收入分配中的家庭“长影效应”

南都民调中心：Z世代生活态度与消费方式调查年度报告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青年网络、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大学生婚育观念调查报告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人类学与民族学之夏：专访阎云翔：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年轻人都变得越来越保守了

第一财经：新世代，新主张——2022年第一财经00后“大调查”

BBC：中国经济：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民众20年来的态度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心态蓝皮书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人民论坛：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因素及对策分析

货殖新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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要钱还是要官 他们选择了保官 说明还没饿急

1912年，清末朝廷已与革命党妥协，达成优待条件主动「共和」，岂料陕西巡抚多罗特升允却未得到通知，依然在战场上激战，险些扭转了历史方向。

根据小说《白鹿原》记载，好在「朱先生」，也就是现实中的关学大儒牛兆濂，孤身进入清军大营，劝说放弃进攻西安，免了一场生灵涂炭。

这两天，江湖上在传另一则类似故事，被誉为「远洋捕捞未遂第一案」：那个名叫「去水（明显是反向化名）」的地方，竟然在最后时刻没收一分钱放了人！

一位大姐的儿子，在宁波做会员制旅游的，被去水捕捞到去水，要1000万放人。

大姐坚决不给，于是去水官方每天打电话讨价还价。

10天时间里，不同的人，报不同的赎金价格，但基调是每天下调：1000万-800万-500万-200万-100万……

直到前天，也就是第9天，一个小年轻打电话：「大姐你这么做，让我们领导很为难啊，给2万行不行?」

大姐还是拒绝，不出钱、不接人，要求去水从哪里捉的放到哪里去，还扬言上面有人，要层层举报。

去水算背时，碰到了硬茬。

第10天，去水打电话说，不要钱了，要家属来接人走。

大姐回答：「你们如何把他搞来的就如何送回去，要么就直接拘留。」

第11天，去水买机票把大姐儿子送上飞机。

就这样，苏武牧羊归来了？

微信群里大家都很诧异：

• 这跟古代时候的绑票有啥区别？

• 古代绑票价格弹性有没有这个大，可以撕票啵？

• 做老妈的不怕撕票咯？我对大姐佩服得一滚！

我查了一下，没有具体的消息，但大体相信为真。虽然没有明确说是宁波哪家公司，但确实有家比较知名的做会员制旅游的公司；而远洋捕捞队，则明显指出是「去水」，这种传言的造假风险太高，因此为虚假的可能性极低。

至于最后竟然以放人结案，估计是最近风声太紧，当地领导也怕了，选择了扯呼。

毕竟，杭州、义乌等地已经响应上面的号召，严防「远洋捕捞」，从源头上堵塞执法漏洞。

再兼长三角东南互保《被抓的「远洋捕捞」队果然是这个地方的！东南正在「互联」拒捕！》，估计各地的「远洋捕捞队」也有点观望，万一不小心落在浙江手里，拿钱的是领导，倒霉的却是自己，是个人都得掂量一下轻重。

尤其是上面三令五申要严审，甚至《定了！明年审查核实「远洋捕捞」案！》，这对那些捕捞队来说，可说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换句话说，宁波大姐口中的「上面有人，层层举报」以前是个笑话，现在则是现实的威胁。

关学大儒牛兆濂曾有诗曰：「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

2021年，曾有报道引用「砥柱人间是此峰」一语，作为《引领亿万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纪实》的标题。

真没想到，这位宁波大姐，无意间成了孤闯大营的「朱先生」。

但愿天下无捞！

我写了300多部家传，发现许多成功者，其祖辈要么是读书人、绅士，要么是企业家地主。

当然，也有平民家庭出一雄杰，通过读书等方式逆天改命，从而实现阶层跃升。

举凡发达国家，学生入学先讲家传，次学国史，为的是真正认识自己。

人是意义的动物，讲述关于我们的世界、关系和自我的故事、写作家传，是人类创造意义的基本方式。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和传承家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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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群体是个奇迹，我们参与采写的下面这部书里，就有浙商创一代、二代的传承故事，民企确实有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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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对：星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