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国受人口老龄化进程加速、人民生活方式转变以及宣传组织动员等多种因素叠加影响，血液供需矛盾仍较明显，临床用血需求不断提升，季节性、地区性、偏型性血液紧张仍然存在。

养老机器人提供的服务要纳入基本医疗保险制度、长期护理保险制度还存在很多技术障碍，比如机器人提供的服务如何定价？服务标准、服务质量如何认定？服务过失发生后的责任如何界定？索赔、纠纷如何处置？

校对：吴依兰

从事记者职业以来，我从来没有听到过一个受访者对稿件的要求，居然是把前一个报道的记者，写进新的报道里，以示对前者的认可。感受到黄珍这种细微的善意，就不难理解她将房间与陌生人共享的行为。

校对：吴依兰

保险业罚单和罚金同比降幅均过半，合规度持续好转。

“虚列费用”依旧为行业顽疾。

农业险“虚假投保、虚假理赔”再现大罚单。

校对：星歌

美国法院能否真正制约总统的权力？

政治博弈会影响最终的裁决结果吗？

（本文首发于南方人物周刊）

校对：赵立宇

一个希望之国的夭折与死局。

好多读者让我聊聊伊朗的事情，的确，在新一轮的以伊冲突当中，伊朗被以色列打的几乎毫无还手之力。

1

截至目前，伊朗被以色列“定点清除”的高官至少已经有五名：伊朗武装部队总参谋长穆罕默德·巴盖里、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司令侯赛因·萨拉米、伊朗武装部队副司令阿里·拉希德、伊朗革命卫队航空部队司令阿米尔-阿里·哈吉扎德和前伊朗国家安全负责人阿里·沙姆哈尼。

以色列现在做的事情，实际上是在打击伊朗已经摇摇欲坠的权力继承体系，考虑到最高宗教领袖哈梅内伊年事已高，即便不考虑以色列的定点清除计划“送一程”这种可能性，哈梅内伊身后会留下的权力格局也堪称风云诡谲，而以色列现在正在像“抽积木”一样，大量的抽掉这个体系中一些重要的“基石”——

我们可以想见，这些基石被抽掉之后，将进一步让伊朗的权力体系失衡——什叶派教士集团、文官政府、伊斯兰革命卫队这三支力量之前原本就脆弱的平衡被再次打破。

以色列在以“让领导先走”的方式，拆除伊朗政权体系的“积木”，这恰恰是伊朗最怕的一手棋。

这件事其实解释了为什么面对以色列此轮打击的“手狠”，伊朗似乎只剩下了“嘴硬”——这里要修正一个普遍的误解，很多人认为伊朗在战场上打不过以色列，仅仅是因为其在军事上“菜”，缺乏有效威胁以色列的武器。但事实上不是的，文官政府、教士集团、革命卫队三方直接的裂痕已现，年逾八旬的哈梅内伊只能勉强弥合这个统治集团的表面和谐，才是问题的关键。

作为被霍梅尼授权“保卫伊朗革命果实”的武装力量，伊朗革命卫队目前其实已经高度腐化，不仅把军队经商玩出了花，还深度把控了伊朗的军工、能源等实体行业，并无限度滥用了对内监视和镇压其民众的主要任务，但在地位上，他们却不得不屈居于教士阶层之下。从霍梅尼到哈梅内伊，伊朗最高宗教领袖对这支力量的把控力其实已经递减了，在哈梅内伊之后，革命卫队势必试图获取这个国家更大的话语权，而这就与教士阶层产生了深刻的矛盾。

“伊斯兰革命”之后，伊朗的教士阶层逐步获取了伊朗的最高权力，这一派势力是伊朗最狂热最保守的一支力量，主张对内的高压和对外封闭，但在其内部，由于最高宗教领袖必须由“圣裔”接管，伊朗教士阶层内部其实也氛围较为开明的白帽派（庶民教士）和原教旨主义的黑帽派（圣裔教士）两支。未来一定会受到军队和文官政府的双重压力。

文官政府是伊朗现行体系三大支柱中最为开明、主张与西方和以色列缓和关系，并执行至少有限度开放的一支力量。可是缓和关系、文化放开遭了教士阶层的忌。经济开放搞活，又要动深度经商的军方的蛋糕，所以伊朗文官政府也是与其他两派谁都不对付。

总结起来说，伊朗内部现在的三根支柱，其实正上演着异常勾心斗角的“三方大乱斗”，每一方对其他两方的恨意与提防，都很难说在对以色列人之下。去年5月，伊朗总统易卜拉欣·莱希和外长侯赛因·阿米尔-阿卜杜拉希扬在乘坐直升飞机访问阿塞拜疆时离奇坠机死亡，已经让三方对后哈梅内伊时代的角力趋于激化，眼下以色列又开始对其高官进行逐个“点名”，当然就更是火上浇油。

外面硬不起来的根本原因，是其内有忧弊。

以色列摩萨德局长戴维·巴尔内亚在16日团灭了伊朗一众高官后说了一句狂到没变的话，他说"我们知道伊朗一切我们感兴趣的信息。"这句话配合上他的前任“我们在伊朗的特工多到我们自己都数不过来”，再配合上现在以军对伊朗想打哪儿打哪儿，若非美国摁着可能已经点名到哈梅内伊的现状，其实说明了伊朗已经被渗透成了怎样的千疮百孔。

但是面对这种渗透，伊朗却不敢利用其“制度优势”再在内部发动一场如伊斯兰革命后那般的整肃或清洗，原因是如前文所述的，目前三方力量矛盾重重、剑拔弩张，各方都害怕对方以清洗之名削弱自己，甚至三方也都有可能是以色列口中的“内鬼”——因为大家都在知道借以色列人之手互相消灭，是个方便法门。

另外从高层往下看，有人把现如今的伊朗形象的比作晚清——伊朗的军队虽然众多，但主要都是用来监视和镇压国内潜在不满势力的内卫任务的，真正可以调用去和以色列对线，实现”虽远必诛“”把以色列从地图上抹去“宏愿嘴炮的力量几乎没有。且伊朗主要的反对派集中在城市，所以事实上，没有任何其他人比现在的伊朗军方更害怕爆发更高烈度的战争，因为在哈梅内伊年事已高、伊朗经济又一片凋敝、俄罗斯自顾不暇的背景下，成批量的损失和消耗自身实力，是最不理智和划算的举动。

这就是为什么现在伊朗明面上嘴炮逆天，但对以的”骑脸输出“有效回击寥寥的原因。

再重复一遍，伊朗现在最大的问题，还不是菜，而是乱。

事实上，眼下美以两国对伊朗态度的分歧，也只是在解决伊朗问题时间表上的差异——

美国觉得就伊朗现在这个样子，下一轮最高领袖政权交接的时候一定会出问题，哈梅内伊都八十多了，伊朗又不是它的主要着力方向，等着就行了。

而以色列出于它自身的安全利益，结合（其所夸耀的）把伊朗渗透成筛子的情报信息，极力主张立刻把伊朗送走——就像其总理内塔尼亚胡最新喊出的口号——以色列要帮伊朗“政权更迭”。

换而言之，美以现在争论的只是究竟让伊朗“自己体面”，还是“给他个体面”的问题。

一个人口九千万，历史悠久、领土面积、石油储量在全中东都数一数二的国家，混到现在这个内忧外患、民生凋敝的程度，真的也奇葩。

不过伊朗并不从来是这样一个国家，甚至二战之后，它一度是全中东最有希望率先崛起的希望之国。

2

是的，无论从哪种意义上说，今日伊朗的存在，似乎都是对“进步史观”的一个非常有力的反诘。

你就说妇女权益这事儿吧。今日伊朗的女性地位非常低，不仅在公众场合不能漏出头发、手臂、腿部等大多数部位，甚至连足球比赛的观赛权都是靠一个女孩的以死明志、以及国际社会的联合施压才争取来的。

可是你知道吗，这些权益，伊朗女性本来一度已经有了，如果倒回40多年前，伊朗的女性权益解放，其实已经走在了整个中东的前列，直到今天，都鲜有中东国家超越。

早在1963年，当时统治伊朗的巴列维王朝就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案，改善妇女处境等。女性被允许投票；最低女性法定结婚年龄从13岁提高到了18岁；离婚权益、抚养权以及其他与婚姻和抚养相关的问题都得到改善和《家庭保护法》保障；妇女受教育的权利也被要求保障。截止到1970年代末以前，已经有多位女性在伊朗议会中担任议员，数百名女性在地方议会中有席位。

女性在社会中能做到独当一面，在工作中也发挥着重要作用。今天我们能看到很多在伊斯兰革命发生前的伊朗城市女性的照片，你会发现那个时候的她们不仅不保守，而且在精神风貌上跟发达国家已经非常相似了。

而女性权益的改善，也仅仅是当时执政的巴列维国王全面改造这个古老国度计划中的一个侧影。

这位国王将自己雄心勃勃的计划称为“白色革命”，以便跟原教旨主义的“黑色革命”和社会党人提倡的“红色革命”相对应。他号召伊朗人通过发展经济、普及教育、文明开化，将伊朗发展成为一个独具中东特色的发达国家。

实话实说，巴列维国王为了推行这个计划确实是下血本的。伊朗王室自己就是国内最大的地主，但为了推行土地改革，国王不惜拿自己开刀。成立“巴列维王室土地分配和出售委员会”，将王室土地无偿或低价的分给了无地农民。

1952年伊朗又建立了“乡村合作和开发银行”，向农民提供购买土地的低息和无息贷款。1955年伊朗颁布法律，规定土地最高拥有量为可灌溉土地10公顷，或旱地15公顷，或游牧区荒地100公顷。地主不得在本村外拥有土地。凡是超出这一限度的土地全由国家强制收购，然后立即以原价加上最多不超过10%的手续费贷款卖给农民。农民第一年可以缓交贷款，以后15年里从收成中偿还其余款项，然后从农业银行手中领得地契。此外，全国所有的水源和坎儿井全部国有化，以消除地主垄断水源、赚取农民高价水费的现象。

这项政策确实是非常惠民的，到了60年代初，伊朗政府正式宣布完成了土改，全国92%的农户已经有了自己的土地。此后伊朗开始到处兴修水利，增加灌溉面积，推广使用农业机械和化肥，引进和培育良种作物，修建乡村道路，打破农村的闭塞状态。此外，因为深知伊朗农村话语权长期被宗教势力所垄断，巴列维国王还别出心裁的向农村派出“知识大军”、“开发大军”和“卫生大军”，以消灭农村文盲，教农民科学种田，消灭农村疾病，同时移风易俗。

在这些农业改革初见成效之后，伊朗现代工业化的大门随之打开了。随着教育的普及，交通的方便和农业农业效率的提升，大量的农村青年人口开始进城打工。从1956年到1976年，德黑兰的人口由170万增加到480万，伊斯法罕由25万增至100万，大不里士由30万增至90万，从而进一步刺激了伊朗的工业发展。

而“白色革命”在工业方面的举措也非常有想法：巴列维王朝规定国有和私有企业必须允许工人参加分红，并向人民出售国有工业股份：国有企业出售99%的股份，私有企业则必须出售三分之一到49%的股份。工人购买股份的款项在每月发工资或年终分红时扣除，还可以以优惠条件付款。此外，伊朗政府还成立了工人福利银行和工人信贷合作社，向工人发放住房贷款，帮助工人偿还债务，教工人识字读书，开办夜校提高工人的技术专长。

于是伊朗开始出现了真正的“市民阶层”，国王在这批人的支持下，开始推动国家的世俗化进程。从1963年起，政府着手从神职人员手中夺回教育和司法权。他创建了从小学到大学的现代学校体系，实行免费教育，用世俗的科学知识取代神学教育。还参考法国的现代司法体系，以民法取代伊斯兰法，不再允许宗教人员依照教法对民众进行审判。

这一套组合拳打下来，外加伊朗还有石油和西方支持这两个大buff。白色革命在1970年中期看起来似乎非常成功——伊朗的年经济增长率十数年稳定维持在恐怖的15%以上。是当时中东经济发展和世俗化最成功的国家。而到1973年，伊朗全国平均寿命从60年代初的41岁提高到51岁，国民收入更是相较“白色革命”开始前翻了好几番。民众在这场改革中是收益的。

1975年1月，伊朗《世界报》发表社论，骄傲的宣称：“如果一切按计划进行，再过10年或12年，我们将赶上欧洲主要国家的现有生活水平。25年内，在工业基础和繁荣方面达到相当于世界上最先进国家的水平。”

白色革命中建造的，为纪念波斯帝国2500周年建造的阿扎迪塔，时至今日仍然是伊朗最具现代气息的地标建筑。

所以在1971年，当巴列维国王在古都波斯波利斯举行庆祝波斯帝国建国2500周年的盛会，被请来观礼的全世界各国政要名流们，看到的是一个空前富裕、现代、世俗化，乃至自信的国家。《时代》杂志将其称之为“人类历史上最盛大的狂欢会之一”。

当时与会者，一定没人能想到，以改革成功者姿态出现在他们面前的野心勃勃的巴列维国王，会在短短八年后就被愤怒的民众推翻。而他们眼前的伊朗，会随之剧变为一个极端宗教保守的国家。

但这一切还是发生了。为什么？

3

如果我们以地缘学说方法去分析，我们会发现伊朗的确是一个非常奇怪的国家。这个国家在历史上，既不是我们熟悉的中国中原王朝式的农业国，也不是长期作为中国中原王朝对手的那种游牧民族联盟。它是一种奇怪的“旱田-游牧文明”。

伊朗目前的耕地面积1800万公顷，看起来不少，但即便经历了巴列维王朝的大兴水利，其中可获得灌溉的田地只有700万公顷，其中最高产的水稻田，更是只有区区56万公顷。全国接近三分之二的农田依然是旱田（与我国陕北等地相似）。这种旱田产量极低，农民们为了维持生计，不得不同时从事放牧等副业。

所以，由于生活状态非常类似于中国元明清时代挣扎于黄泛区的两淮农民，以及400毫米降水等高线上的长城沿线旱地农民。伊朗大量农民长期处在收入极为不稳定，没有多少积蓄，随时可能破产的生存边缘状态。

在这种特殊的环境下，不仅古典时代伊朗各部落一遇灾荒就会彼此之间发生劫掠、械斗，并最终优胜劣汰的碰出了世界上第一个地跨三洲的大帝国波斯。而且让底层农民特别容易选择聚集在宗教旗帜下，用强宗教结社的方式进行互保。

伊朗原生的琐罗亚斯德教（拜火教）最初就是为了满足这种需求应运而生的。

阿拉伯人武力征服这片土地之后，伊朗逐步完成了伊斯兰化。并在公元16世纪初（也就是《伊朗五百年》开篇的时代），正式宣布伊斯兰教为其国教。

伊斯法罕，世界之半

但伊朗最终皈依的是什叶派，相比于分布更广的逊尼派，什叶派以伊玛目（领拜人）为核心结成宗教社团，维持其组织内部互保的特性天生就更强。所以也更符合挣扎在贫困线上的伊朗传统农民的支持。

所以之后的几百年里，宗教在伊朗的社会生活扮演了一个非常复杂而多面性的角色——

宗教既是伊朗底层社会的稳定剂、粘合剂。神职人员会在农民破产，或村庄之间因彼此抢掠发生械斗时出面调解、提供应急救济。让底层农民对其感恩戴德，认为离开他们不幸。

但同时，它又让伊朗的这个底层社会总体趋向于宗教式的守旧。神职人员总是会最为激烈的批判一切试图改变伊朗社会组织模式、生产模式的尝试。让伊朗的基层社会始终维持在高稳定性同时也绝对守旧的死局中。

巴列维国王绝非昏君，他看到宗教保守势力与伊朗底层民众这种彼此深度抱合，并不惜血本、试图用向农村派出“知识大军”等方式拆散之。

但这太难了。内部教育体系完整，动员能力极高的宗教保守势力几乎一开始就看明白了国王和世俗派想干什么，并立刻作出了反制。

早在60年代初，伊朗宗教圣城库姆等级的底层农民就曾在毛拉的带领下进行反世俗化抗议，他们走上街头，看见不戴面纱、头巾的年轻女孩就进行殴打。国王对此严厉镇压，激烈批评“白色革命”的教长霍梅尼就是在这种镇压中被迫流亡的。

这里要说一句，在伊朗，像“女性不得暴露羞体，必须蒙面纱、戴头巾。”“男人可以随意休妻、甚至买卖妻子”等现代社会看来非常落后的极端宗教保守主义主张，在底层民众中其实是有相当号召力的。

因为，就像前文所言的，伊朗这片土地在历史上就不是肥沃的富壤，除了丝路上的少数商人之外，大量农民都挣扎在贫困线上。

于是，就像所有贫困地区一样，歧视甚至买卖妇女等等大量的规矩，是这些底层民众传宗接代的必要手段。

但现在，国王要推动全面现代化的白色革命，虽然经济大幅度发展，但底层农民没办法立刻受惠，甚至因为经济高速增长带来的通货膨胀，城乡收入差距拉大等问题，变得更加穷困了。

于是伊朗大量农村青年虽然因土改分到了土地，社会地位却下降了。因为放开国际粮食进口导致的农产品价格低迷，旱田本就不多的产出变得更加微薄。而进城务工者面临住房、生活等多项困难。他们受到新兴市民阶层的歧视，甚至因女性权益解放而娶不到妻子。

于是这些大量的底层民众选择了倒向极端保守的宗教势力。因为教士们会告诉他们，这一切都是国王、城里人、西方、美国所犯下的罪恶。想让日子过好，就要在伊朗回到过去，建立政教合一的国家。

而意识到这种动向的巴列维国王，则犯了一个更致命的错误——他为了镇压宗教保守主义的反对者，而停下了伊朗政治改革的步伐。

一般来说，一个国家在现代化进程当中，经济改革和政治改革必须是相辅相成，因为只有推动社会不断完善民主和法治建设，才能遏止经济快速发展带来的腐败问题。改革如逆水行舟，不进则退。

可是巴列维国王由于惧怕裹挟底层农民的宗教势力妨碍他的“白色革命”，选择了反其道而行之。在经济放开的同时不断加强其权力。

六十年代末开始，巴列维国王成立了大量官方机构，全面监控社会的方方面面，其中最著名也最臭名昭著的就是“伊朗国家安全与情报组织”，也即“萨瓦克”。该组织长期采用暗杀、绑架、拘禁、构陷等非法手段，血腥镇压持不同政见者。

特务组织“瓦萨克”的标志。

在国王的铁腕下，伊朗的报纸、电台等舆论是被严控、打压的。这就使得本来应该支持世俗化、现代化改革的市民阶层反而没有办法形成自组织，助推国家的进一步现代化。

但相反，由于国王毕竟无法取缔宗教，宗教人士反而可以在他们的寺庙里宣讲自己的主张。

于是，伊朗的市民进步派在这种打压下，始终是孱弱而散碎的，而伊朗极端保守派却越来越强，声音越来越大。

与此同时，在经济发展的同时选择强化权力而不是强化对权力的监督，必然导致了腐败的滋生。白色革命成功创造的巨量财富，开始被伊朗王室成员和其他当权者所截流、垄断。王族成员总共63人，却在瑞士银行有数十亿美元存款。国王本人也日渐变得挥金如土、穷奢极欲。他用黄金建造厕所，用钻石镶嵌马车，花费10多亿美元为自己预修坟墓，花费上亿美元操办了那场波斯帝国烟火晚会……

当然，国王也想过大力反腐，他曾成立了“皇家调查委员会”，精心遴选一些自己最亲信的调查者，像古代的“刺史”们一样，不断走访全国各地，严厉调查官员们的贪污和渎职。

然而，国王很快就发现一个问题——几乎所有伊朗地方上的腐败问题，都会有一根甚至几根线连通帝国的高层，这些地方上的贪官污吏，不过是上层乃至王室们用于吸取社会发展红利和民脂民膏的狗腿子而已。

比如巴列维国王的双胞胎姐姐阿什拉芙公主，就被认为是伊朗很多贪官的总保护伞。

而国王又不舍得、也不敢拿这些“自家人”开刀，因为这样会危及自己的统治。

所以搞到最后，一切“调查”都难免雷声大、雨点小。

于是，原本应当是支持伊朗世俗化和现代化改革中坚的市民阶层也对国王失望了。转而对国王的统治感到厌倦，并对即将到来的、越来越受底层农民支持宗教保守势力反扑持坐观其成的态度。

必须承认，中产阶层的特点，天然是因为“有的选”而眼光挑剔。实在不行，跑么。

到了巴列维王朝的最后几年，在政局的不断动荡中，大量伊朗中产阶层开始像泰坦尼克号上乘客们一样，大批逃离这艘快沉的船。

而这些人的后代，很多就是今天人们在世界杯赛场上为伊朗队加油助威的那些开放的男女球迷们。

这些伊朗好不容易培育出来的知识分子、市民、中产阶层、社会精英们，当然不喜欢越闹越凶的霍梅尼和其极端保守主张，不想让自己的妻子和女儿带上面纱，生活按教法行使。可是曾经主张世俗化的那个国王，他们也同样无心保卫。

于是他们选择了离开，这个群体在伊朗像煮开的锅里的水蒸气一样，逃逸、蒸发掉了。这个社会越来越只剩下了愤怒、激进的中下层，在那里兀自沸腾。

然后，爆炸终于发生了。

4

1979年2月，支持霍梅尼主张的伊朗军校学生发生武装哗变，哗变很快蔓延到了全国，大量出身农村的伊朗军人选择支持这场“伊斯兰革命”，把巴列维王朝的高官显贵、军队将领投进了监狱，并迅速集体处决。

3月，流亡在外的霍梅尼回到伊朗，并立刻发表了就妇女着装讲话：“妇女不应裸露羞体，她们必须戴面纱。”

同年7月他又以相似的理由禁止了他认为不符合宗教教义的音乐、电影、戏剧、舞蹈、绘画、雕刻和摄影……在伊朗如果被发现观看或收听这些东西，都会被道德警察找麻烦。

霍梅尼基于他对宗教典籍的研判，一口气提出了“七个反对”：

“反对殖民主义、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共产主义、反对犹太复国主义、反对霸权主义、反对西方化、反对世俗化。”

在伊朗，只要你被认为有上述任何一种主张，你都有可能被认为不是新生的伊斯兰共和国的公民，而是国家的敌人，并将遭遇最严厉的处置。

1979年12月3日，伊朗举行全民公决，正式通过了新的宪法，建立新的、政教合一的伊斯兰共和国。

这个时候，的确已经没有什么反对者再能阻止霍梅尼了。因为自认为在“白色革命”中受损的底层农民，都狂热的支持他这样做。而那些最拥护世俗化、在改革中起飞的社会精英们，早已离开了这个国家。那些没有能力，或没来得及移民的中下层市民阶层，组织了一些十分微弱的抗议活动。

但很遗憾，因为伊朗的市民阶层从一开始就是过于年轻且缺乏组织的，又经历了巴列维王朝末期的“蒸发”和“掐尖”。这些人的声音已经无法决定什么了——他们宛如一个梦幻时代的弃儿，被抛弃在了这个日渐不属于他们的国度里，曾经的现代生活离他们越来越远了。

这就是伊朗成为今日伊朗的那个故事——一个国家，在现代化、世俗化的坦途上高歌猛进，却突然意外而又必然的中道崩殂的故事。

5

我们能从这个故事当中获得什么样的启示呢？

第一，国家的本质，就是一个民族认知的均值，诚然、伊朗的城市阶层、中产人口，其认知和文化曾经一度非常接近世界先进国家，但很无奈，这个国家的“基本盘”实在是过于沉重了，当伊朗的城市女性们穿着比基尼在海滩上游泳的时候，她们不会在乎也不会想到那些旱田里的老农和亲近他们的教士们在用仇恨的眼光盯着她们，而后者的思想，会在不久的未来让她们不得不在“逃离德黑兰”穿上罩袍和遭受石刑之间作三选一。

所以每一个超越其族群的认知的个体，如果不愿意沉默，最终都要为他们偏离族群认知的”方差“付出沉重的代价，诚然，一个民族的历史正是因为先觉者们而进步的，但具体到个体，看看那些在伊斯兰革命中或殉难或逃亡的伊朗知识精英、社会中产，你就能明了这个古老国家的沉重勒痕给他们留下的悲剧。

第二，任何体系都是有它的“发展容量”的，当伊朗选择了伊斯兰革命，从世俗化改革中退回之后，伊朗今天所呈现的原教旨、贫困和矛盾重重，其实就已经成为了一个注定的必然。因为伊朗伊斯兰共和国给这个国家所预留的经济发展“容量”是天然不足的，民营企业、城市人口膨胀到一定规模之后，必然与教法所限定的规则发生冲突，伊朗在每一次这种选择中都不得不进行割足适履，最终酿造了今日之败。

第三，这个故事告诉我们，即便时间已经进入现代，发展、进步、开放，也并非一定是一个文明自然而然的必然选项。已经启动的发展可能会突然停滞，已经走的很远的进步会突然倒退，已经开放的门也可能重新关上。

就像《三体》世界里的太阳不一定会升起一样，历史并不向人类许诺它一定会往哪个方向走，对个体而言，一切我们赖以生存、繁荣的环境，也许只是个偶然。

全文完

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自1989年鲁霍拉·霍梅尼去世以来一直掌权

伊朗最高领袖阿亚图拉·阿里·哈梅内伊（Ayatollah Ali Khamenei）经受住了一系列挑战，但以色列前所未有的袭击标志着他迄今为止最严重的危机，既威胁到他领导的宗教制度，也威胁到他自己的人身安全。

哈梅内伊是1989年阿亚图拉·鲁霍拉·霍梅尼（Ayatollah Ruhollah Khomeini）去世后的伊朗最高领导人，他在遭受制裁、持续不断的国际紧张局势中，无情镇压抗议活动（最近一次是2022年至2023年由女性领导的起义）来继续执政。伊朗：卡在历史深坑里

哈梅内伊已经86岁了，继任问题在伊朗已经迫在眉睫。但他现在的选择将对伊朗体系的未来产生决定性影响。自1979年推翻伊朗国王的伊斯兰革命以来，他一直是伊朗体系的支柱。

与此同时，他自己的生命可能受到威胁，一名美国高级官员表示，唐纳德·特朗普拒绝了以色列杀死哈梅内伊的计划，但以色列仍不排除这样做的可能性。

波士顿大学（Boston University）高级研究员阿齐齐（Arash Azizi）说，“哈梅内伊已经86岁，处于统治的暮年，政权的大部分日常指挥权已经不是由他自己掌握，而是由争夺未来的各个派系掌握。”

他告诉法新社：“这个过程已经在进行中，而目前的战争只会加速它。”

以色列成功地击毙了包括伊朗陆军参谋长和革命卫队（Revolutionary Guards）领袖在内的伊朗关键人物，这表明以色列情报机构可以追踪伊朗领导人，并提出了一个问题，即以色列总理本雅明内塔尼亚胡（Benjamin Netanyahu）是否可以下令刺杀哈梅内伊本人。

最高领袖哈梅内伊自上任以来就没有离开过伊朗，他最后一次出访是在1989年，当时他还是伊朗总统。哈梅内伊的一举一动都受到最严密的安全和保密措施的保护。

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并未排除杀死哈梅内伊的可能性

阿齐兹说：“他们可能有自己的政权更迭计划，要么支持或半支持政权内部的政变，要么继续在最高层进行杀戮，希望这会导致对以色列的态度发生根本性转变，或者导致某种政权更迭。”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Carnegie Endowment for International Peace）高级研究员卡里姆•萨迪加普尔（Karim Sadjadpour）表示，哈梅内伊面临着“自己造成的困境”，并且已经缺乏“领导伊朗进行一场高科技战争的身体和认知上的敏锐”。

他说：“对以色列的软弱回应会进一步削弱他的权威，而强硬回应则会进一步危及他和他的政权的生存。”

虽然哈梅内伊坚持与美国和以色列对抗的言论，并支持黎巴嫩真主党等代理人，但他长期以来一直使伊朗远离与其敌人的直接冲突。但这次以色列的袭击似乎代表着这一战略的突然终结。

“自1989年担任最高领导人以来，他一直以阻止伊朗卷入边境以外的冲突而自豪，”总部位于美国的反核伊朗联盟（United Against Nuclear Iran）政策主管杰森•布罗茨基（Jason Brodsky）表示。“所以哈梅内伊严重打错了算盘。” 伊朗的二次革命

布罗茨基说，与目前的情况最相似的是20世纪80年代来自反对派的袭击，当时的总统被暗杀，哈梅内伊本人在1981年的一次暗杀中受伤。

布罗茨基对法新社说：“在目前的情况下，哈梅内伊无疑会利用这一经验。但我们今天看到的是一个完全不同量级的故事而且它发生的速度有可能压倒德黑兰的能力。”

以色列在周四至周五夜间首次袭击的规模之大，令伊朗领导人感到意外。伊朗本应在阿曼就伊朗核计划展开新一轮谈判。在经济困难的背景下，伊朗领导层一直在密切关注是否会出现进一步的抗议活动。

事实上，空袭加剧了本已蓄势已久的紧张局势，许多伊朗人希望看到这个伊斯兰共和国消失。然而，至关重要的是，他们中的大多数人不希望以流血和战争为代价取得这一结果，”华盛顿研究所高级研究员霍莉·达格雷斯说。

内塔尼亚胡在接受新闻采访时表示，“政权更迭”可能是以色列袭击的结果，同时坚持认为这将由伊朗人民实现。

他说：“这当然可能是伊朗政权非常脆弱的结果。”他声称，“80%的人伊朗人会把这些神棍赶出去”。

当被问及以色列是否有刺杀哈梅内伊的计划被华盛顿否决时，内塔尼亚胡回答说：“我们做我们需要做的，我们将做我们需要做的，我认为美国知道什么对美国有利。”

伊朗的反对派，无论是流亡国外还是在国内，仍然因各种分歧而四分五裂。伊朗末代国王穆罕默德•礼萨•巴列维（Mohammad Reza Pahlavi）的儿子礼萨•巴列维（Reza Pahlavi）是最著名的代表之一，他与以色列关系友好，他告诉伊朗人：“保持坚强，我们将赢得胜利。”

然而，到目前为止，还没有大规模抗议的报道，尽管一些设在国外的波斯语电视频道播放了高呼反哈梅内伊口号的团体的画面。

阿齐兹警告说：“那种认为这会导致一场民众起义、改变政权或把权力交给国外的伊朗反对派的想法是没有现实依据的。”

伊朗逼近悬崖

编译：温克坚

上周五晚上，乃悟和很多网友一起阅读了湖南省卫健委、长沙市公安局等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对湘雅医学院学生罗帅宇坠楼案的通报。

简单点说，官方认定是自杀，之前大家传得很邪乎的那些东西都是假的或者片面的。乃悟和很多网友不一样，他们不信人坠楼后可以反弹出3米外之类的，但不管他们信不信，我反正信了。

乃悟最感兴趣的其实是湘雅二院原副主任刘翔峰。之前网传罗帅宇是因为举报他而遭到报复，联合调查组说不是的，俩人没有直接交集，也没举报记录。

刘翔峰2022年8月就被调查了，去年10月底故意伤害、非国家工作人员受贿罪，判处有期徒刑17年。但他身上的疑点很多到今天还没破解。

自从1998年于湘雅医学院毕业工作后，刘翔峰算得上是经验丰富，技术高超，此后20年，每年各种手术近400台，曾在国内外的顶刊上发表论文。

2022年开始，有大量网帖开始投诉他。比如他会向妇产科借血，故意涂抹在自己身上，以造成大出血的假象，恐吓病人家属。会把别的病人身上取下来的结石，然后把结石塞到健康病人被切下来的器官里，出示给家属看等。

这些帖子我一一核实了，基本都出自于各种知乎、自媒体爆料，没有切实证据。直到刘翔峰被调查后，这个恶魔医生到底干了什么，才被公众知晓。

法院查明刘翔峰的罪行第一是过度医疗。刘翔峰伙同罗原灯，故意夸大病人病情，给共计6名不符合手术指征的患者进行手术，导致其中5人重伤，1人轻伤。第二就是收受贿赂。

刘翔峰的判决书至今没有公布，但媒体们找到了不少受害者。

这些病人有的是身患直肠癌，明明可以保住肛门，却被刘翔峰一阵话术引导后切掉，从此一辈子挂着粪袋生活，出院前还被忽悠着买了一大堆蛋白粉。有的一次手术被强行分成两次做，给病人带来巨大痛苦不说，原本10多万的医疗费用，在刘翔峰手里却花了：

整整70万。

刘翔峰还会用言语恐吓家属，动不动给病人判决“死刑”——你24小时之内不来就见不到你父亲了。

极度惊慌中的家属，就会在刘翔峰的引导下，签署一大堆自己看都没看过的医疗文件。于是，这些医疗行为，都从刘翔峰的主观引导，变成了家属的“主动要求”。

这些手术不少涉及直肠肿瘤、肝占位、胰腺中段切除等，根据手术分级管理制度第三章第二十二条，医疗机构应当建立四级手术术前多学科讨论制度，手术科室在每例四级手术实施前：

应当对手术的指征、方式、预期效果、风险和处置预案等组织多学科讨论。

那为啥这些手术刘翔峰说做就能做了？

记者们从手术单上看到，不少手术的签字者叫刘国利。乃悟查了一下，刘国利曾任湘雅医院普外科二病区的主任。然而刘翔峰的事情爆发后，刘国利却把所有责任推到了刘翔峰身上：

问我干什么，问刘翔峰，他做的手术。

记者问刘主任病人的事情，还被刘主任反问，十年前的事情谁记得？你记得你十年前中午饭吃什么吗？

我记得啊，煎饼。

还有，一台手术可不是只有刘翔峰一个人在做，巡回护士、麻醉医师、一助等等。这些同事对手术的流程、操作一清二楚，你把一个血管瘤病人当肝癌切开，大家没看到恶性肿瘤，交代得过去吗？

健康时报曾经采访过湘雅二院刘翔峰的同事，其实关于刘翔峰的事情，大家都心知肚明，只是：

敢怒不敢言。

为什么大家会敢怒不敢言？湘雅三院的医护人员不就举报了自己的主任吗？难道刘翔峰还有靠山？

再有，根据家属的描述和反馈以及法院判决，刘翔峰主要行为是过度医疗，诱使患者多掏医药费。根据同事描述，刘翔峰去了急诊科后，急诊科不仅挑选病人，截留病人：

效益增长也很快。

那刘翔峰就显得很无私了，坑骗病人为的只是让医院多赚点？肯定不是，联合调查组的通报中提到，科室会将绩效奖金打给实习生，再由护士长统一收走。这里面至少涉及到科室护士长、财务的默契配合。

乃悟还注意到一个细节，刘翔峰喜欢给病人开蛋白粉。这些蛋白粉都是湘雅二院自己的三产公司生产的，病人不需要拿药方，只需要对着刘翔峰的屏幕拍一张照片，然后去营养科就能拿到。

营养科也太草率了，这么珍贵的蛋白粉，怎么一张照片就能拿走？

其实湘雅二院这些年一直不太平。2014年，党委书记被查。2019年，因骗保被通报。2021年，副院长卷入桃色新闻，涉嫌商业贿赂被免。所以这次他们希望低调处理也很正常。

刘翔峰被调查后，湘雅医院进行了一波自查，对15名工作人员进行了处罚，取消在该院行医资格，并对一些科室的工作人员进行诫勉，责令检查。

而最后上被告席的，只有刘翔峰和罗原灯。

题图由豆包生成，提示词：学生，教室

这些抑郁的青少年，他们只是某种意义上的“早慧”，他们过早地感知了现实水温，理解了某种规则的残酷。

撰文丨青柳

日前凤凰网一个报道，揭开了抑郁青少年的一角。

据凤凰网不完全统计，目前面向休厌学青少年的社区/基地在全国至少有25个。但是25个休学中心，恐怕接不住所有的抑郁青少年。

《2022年国民抑郁症蓝皮书》显示，我国抑郁症患者中18岁以下超过2800万人，占比达30.28%。

另据《2024儿童青少年抑郁治疗与康复痛点调研报告》，接受调研的1232个孩子患有抑郁症等精神障碍的家庭里，有过休学经历的孩子占53.85%，平均休学次数为1.71次，首次确诊的平均年龄为13.41岁，首次休学的平均年龄为13.74岁。

从这个统计数据能看出，超过一半的抑郁青少年会休学。但是真正专业休学机构全国只有数十个，加之这些休学机构价格不便宜，大量的抑郁青少年其实并没有多少机会接受专业疗愈。

这让人感到很沉重，青少年过得这么苦，而且人还这么多。

01

如果仔细看一下数据就能发现，抑郁、休学的出现，基本就是在进入初中之后。

时间点出现在这里，原因其实很简单——学生开始真正感到升学压力了。小学虽然也有学习压力，但在多数地方，由于小升初和学区房等绑定，孩子其实做不了什么。

但到初中就不一样了，他们开始要面对中考。加之现在有中考分流的政策——“有五成的孩子可以上高中，剩下五成的孩子上不了高中”，这几乎是让一个刚刚上完小学的孩子，就要开始“决定命运”了。

所以也没什么好遮掩，现在孩子的压力，绝大部分就是学习带来的。

这已经开始制造出一个个奇葩新闻了。就像前不久的舆论热点，大批中学生连上厕所都是被计划的，从而导致很多学生便秘。

而在更早前，大批高中开始放双休，舆论一下惊觉——原来那么多高中生是不休假的，比职场“牛马”还要苦。

而从社会氛围来说，我们也很不擅长给孩子减压。

前段时间有关高考的一个新闻是，东莞的家长集体投诉，硬是把张学友演唱会给延期了。哪怕这个演唱会是晚上举行，和高考根本不冲突；哪怕现场和最近的考场有近两公里，地图都要缩放才能看出来。

但家长就是“我不听我不听”，近乎胡搅蛮缠地解决了这个问题。这里就不讨论给当地带来的经济损失了，其实这对孩子心理来说，就是投下一个巨大的阴影：“爸妈为了你，连演唱会都干掉了，你可要争气。”

这种类似的现象几乎到处都是。神化做题和考试，动辄就寄托一个阶层流动、改变命运的宏大议题，高分贝地强调考试的意义，一切在它面前都要让路。

可以想像，现在的青少年面临的是什么生存环境：家里是唠叨学习的父母，出门是管到消化道的学校，好不容易拿手机上个网，全是鸡血打满的豪言壮语，是嚎叫着“壮行”“拼搏”“无悔”。

这已经给青少年制造了一个全方位的致郁环境。

02

这种全方位的紧张不是多余的，这一切都很“必要的”，学习压力确实很大。

如果新闻看得多，似乎有一种观感，就是近些年学生的学习内卷在急剧加速。在中小学阶段，已经很少看到什么松弛感‌，到处都是溢出屏幕的紧张。

上面提到了现在的中考分流，事实上按道理去读职业教育，成为一个产业工人，未见得有什么不好，为什么一下就把学生卷起来了？

其实稍微联想一下就能明白。现在的年轻人把考公考编视为最好的出路，这也没什么问题，年轻人想考公考编，只是因为这个工作稳定，体面——其实“体面”的另一个意思，就是公共福利保障到位，在社会分配中有更强的博弈能力。

但如果把考公考编的要求翻一遍就发现，有几个岗位对本科以下学历开放的？那么问题来了，在初中阶段，有几个家长，以及有点自我意识的孩子，能够接受被分流的“失败”？

大学其实也是一样，按道理经过这么多年，经济体量、大学招生增长了那么多倍，压力不是应该小一些吗？

也不要说扩招都是“不好的学校”，哪怕是顶尖高校，同样在扩招。比如2025年，“双一流”高校本科招生的规模，在去年扩招1.6万人基础上，又增加了2万人。

像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人民大学、西安交通大学等在内的985名校，本科生扩招数量多在100—200人。

但是，为什么还是这么卷，还是让这么多学生崩了？

还是像上面提到的年轻人偏爱考公考编，市场没有提供充足的理想选择，学生只能挤向非常狭窄的赛道。这也是为什么，现在哪怕是一个小学、幼儿园的招聘，只要有编制，就能引来一串名校和海归的拼盘。

那么无论如何扩招，人们争夺的都是顶端的百分之几。只有进入顶尖的这个梯队，才更有可能获得一种“体面”。

所以，为什么教育这么累？因为问题不在教育。

其实教育并没有什么神圣，教育之所以有附加价值，是因为关联就业，它是社会化的准备。如果没有这个意义，不是就业的一种准入，那么大学文凭的价值不会比幼儿园的小红花多更多。

而现在的问题是，成才出路狭窄，把压力倒逼回了教育。

这些抑郁的青少年，他们只是某种意义上的“早慧”，他们过早地感知了现实水温，理解了某种规则的残酷。

03

顺着上面，其实一些解决思路已经推导出来了。

比如解决中考分流的压力，一来可以像一些专家呼吁的那样，延后或是改变比例等。二来就是彻底取消所有公共福利的区别，包括各种什么落户、补贴、人才引进以及考公考编等。

真正让职业教育和学历教育在社会框架里没有区别，才不会有焦虑的学生和家长，也只有在这时候才是真正意义上的“分流”，而不是“过滤”。

再比如解决高等教育的压力，那么就是创造一个公共保障更加完善、平等的就业市场，大幅度拓宽“理想”的就业选择。

另外值得多说一句的是，要繁荣服务业。

服务业才是就业的蓄水池，才是“人人有工作”最坚实的兜底，这靠的是考研名师以及广大网友看不起的文科，法律、金融、外语、国际贸易、新闻传播等等，而不全是令网友匍匐在地的各种理工科。

据统计，2023年末，我国服务业就业人员超过3.5亿人，占全国就业人员的比重为48.1%。而这一数字，在发达国家要显著更高。比如在人们心中制造业“硬核”、产业工人“庞大”的德国，服务业人口占比达到75.5%，美国、英国、法国也均超过了70%。

这并不是说高大上的尖端学科、产业不重要，而是对于广大芸芸本科生甚至大专生来说，一个普通的服务业岗位才是最有可能的去向。

只有服务业足够繁荣，才有可能接住已经整体“中产化”的年轻人——这里的“中产化”不是指经济条件，而是教育层次、思维模式和生活习惯。常年做题，早已习惯和文书打交道的年轻人，是不可能通过进厂和送外卖解决问题的，只能是“坐（做）办公室的工作”。

说回那些抑郁的青少年。这些孩子，看似是被家庭、社会刻意保护起来了，“你现在的主要任务就是学习”，但他们不会生活在真空中，何况这句话已经传递了一个令人窒息的信号——学习就是他们唯一也是终极的KPI。

站在成年人的角度试想一下，一个打工人，他只有一个目标：成为主管、总监、P7P8，否则就是失败，不知道有多少人能够承受这种压力，接受这么逼仄的职业生涯。

所以，多理解现在的青少年，没有“少年不识愁滋味”，生活的苦，他们早就在尝了。

（德国之声中文网）《南德意志报》发表评论写道，在稀土问题上，即便是世界上最有权势的领导人特朗普也显得软弱无力。和德国及世界其他国家一样，美国也在稀土方面高度依赖中国。甚至可以说，在稀土问题上，欧美国家已经被中国及其专制政府牢牢抓住了软肋。这篇题为《离了中国，寸步难行》的评论写道：

“中国对自身的垄断地位心知肚明，也愿意毫不留情地充分利用这种优势。过去几周以来，美国对此就有过切肤之痛。同特朗普的关税之争中，稀土被中国领导层当作了反制武器。他们下令减少了对美国的稀土出口。美国企业因此陷入恐慌。中国实施出口限制还不到两个月，福特就不得不关闭了一家工厂，原因是稀土制造的磁铁严重缺货。

“北京随时都有可能会改变主意”

现在，作为最新中美协议的一部分，中国表示愿意恢复稀土供应。但是，北京随时都有可能会改变主意，而且起因并不一定局限于特朗普会再度挥舞关税大棒。仅仅出于这一原因，就不应对中美协定抱持过高的期望。对欧洲来说，这也是一次深刻教训和警示。因为欧洲大陆的可胁迫性和美国一样严重。除非西方拥有了自主开采和精炼稀土的能力，否则这种随时可能受到胁迫的风险就不会发生改变。

其实，稀土问题绝非突如其来。早在中美贸易争端升级之前，地缘政治专家就已发出过相关的警告。依赖问题主要集中在稀土的精炼和深加工方面，在这一领域，中国的市场份额已高达90%。尽管如此，多年来西方在这一领域还是无所作为。现在，虽然已经有了在中国之外开采和加工稀土的尝试，但进展却极其缓慢。数周前，法国刚刚启用了一座将稀土加工成磁铁的工厂，这也是迄今为止，欧洲第一座此类工厂。”

《南德意志报》评论指出，长期以来，由于环保和节能等方面的限制，西方国家宁愿将稀土产业拱手相让。但要摆脱被“卡脖子”的尴尬，民主国家也必须具备推动稀土项目的能力，否则就将是政府的严重失职。

”但愿此次中美贸易争端，也能像新冠疫情时的‘芯片荒’一样，起到让人警醒的作用。当时，欧洲和美国都意识到，他们必须拥有本土的芯片产能，并立即采取了相应的行动。在德国的德累斯顿和美国的亚利桑那州，都已引入了芯片工厂。整个过程虽然并非一帆风顺，但却为务实的产业政策提供了成功的典范。

特朗普早就夸下了海口，声称他会将工业带回美国。但在许多工业领域，这种做法毫无意义，有时甚至是疯狂的举动。毕竟没有人会真的需要美国制造的玩具娃娃、烤面包机或者智能手机。但稀土的情况则大不相同，美国急需摆脱对中国的依赖。不仅是美国，其他国家也同样如此。垄断带来的权势地位令北京陶醉，而此次中美协定并没有改变这种现状。”

苦涩的现实

中美伦敦会谈之后，美国总统特朗普高调宣布，“交易成功，中国将恢复对美国的稀土出口”《商报》发表评论称，现在的问题是，欧洲企业是否也能从这项交易中获益？毕竟欧洲企业也曾深受中国稀土出口管制之苦。

“德国企业现在非常担忧：美国是否已就稀土资源争取到了优先采购权？那么，欧洲人怎么办？欧洲是否也需要同中国开展政治谈判，以获取稀缺原材料及其制成品的供应？中国会要求欧洲做出哪些妥协？下一次出于政治动机的断供又会何时发生？

一个必须吞食的苦果是，来自中国的原材料已经成为政治施压工具。专家们长期以来不断重复的警告，现在终于变成了现实。 

现在的当务之急是，联邦政府和德国经济界必须从中得出正确的结论：中国并不是一个可靠的伙伴。在北京看来，依赖性就是会被人拿捏的软肋。也正因为如此，多年以来，中国的专制领导层一直在致力于使本国经济摆脱对外依赖。

布鲁塞尔和柏林也不应再犯过去的错误，但凡遭遇北京的压力，就立即做出妥协，而是应当反其道而行之。过去，柏林总是惧怕来自北京的压力，以至于他们甚至忘记了，中国也同样依赖欧洲。与此同时，欧洲也必须尽快大幅度减少对中国的依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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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德国之声中文网）中欧7月将举行峰会之际，《金融时报》引述四名消息人士称，欧盟拒绝在峰会前与中方举行高层经贸对话。

欧中经贸高层对话经常为欧中领导人会议奠定基础。消息人士称，今年的欧中峰会将于7月24-25日在北京举行。今年也是中欧建交50周年。

《金融时报》引述其中一名消息人士称，中方想要举行经贸高层对话，但欧洲方面认为所有谈判中都未取得进展。

欧盟去年对中国电动汽车加征关税，中国则针对欧盟白兰地采取反制措施。除相互反倾销调查外，消息人士向《金融时报》表示，中国对稀土的管制也是双边关系紧张的因素。

不过，也有一位欧盟官员向该报表示，欧中经贸高层对话是不定期举行，不一定总是在峰会之前。

《金融时报》还报道称，中国总理李强将出席中欧峰会，而不是国家主席习近平，也被布鲁塞尔视为一种拒绝。

中国外交部就此答记者问时表示，当前单边主义甚嚣尘上，中欧深化合作有利世界。“中欧一直就经贸等问题保持着沟通。”

相关图集：特朗普关税战2.0时间线梳理

2025年2月1日 ｜对墨、加、中加征关税：特朗普上任后首次大规模加征关税：自2月1日开始对美国三大贸易伙伴加拿大、墨西哥和中国加征关税。特朗普宣布对邻国加拿大和墨西哥进口商品加征25%的关税，指责两国未能阻止非法移民进入美国；对来自中国商品加征10%的关税，指责中国在芬太尼生产中扮演重要角色。

2025年2月10日 ｜加征钢铝关税 无例外豁免：特朗普2月10日签署行政令，对所有进口至美国的钢铁和铝制品加征25%关税，并取消加拿大、墨西哥和巴西等钢铝主要供应国的免税额度。

2025年3月26日｜宣布对进口汽车全面征税：特朗普于3月26日宣布，自4月3日起，对所有进口汽车与轻型卡车征收25%的关税。全球汽车供应链受冲击，日韩汽车产业首当其冲。受此消息影响，丰田、本田、现代和起亚等汽车制造商股价大幅下跌，总市值蒸发约165亿美元。

2025年4月2日｜宣布“对等关税”：特朗普4月2日在白宫玫瑰花园举行“让美国再次富有”（Make America Wealthy Again）记者会，宣布“对等关税”措施。美国对大多数国家征收10％的基准关税，但针对特定国家征收更高税额。中国、欧盟和越南分别面临34%、20%和46%的关税； 日本、韩国、印度、柬埔寨和台湾，分别受到24%、25%、26%、49%和32%进口关税的打击。

2025年4月9日｜暂缓关税90日 中国除外：特朗普4月9日在大规模“对等关税”上路不到24小时后出现政策大转弯，宣布暂缓征收“对等关税”90天，在此期间，税率将统一降至10%的基准关税。但中国被排除在暂缓名单之外，不仅如此，还将对中国的关税加码至145%，其中包含了美国此前指控中国打击芬太尼不力而征收的20％关税。

2025年5月4日 | 对美国境外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特朗普5月4日以“国安威胁”为由，宣布将对非美国制作的电影征收100％关税，理由是要“拯救美国电影业”。

2025年5月12日｜中美关税战90天“停火协议”：美中高层在瑞士进行谈判后于5月12日发布联合声明，就90天的“暂停期”达成协议：美国对大多数中国输美商品加征145%的关税将在5月14日前下调至30%，30%关税里包括针对芬太尼问题额外施加的20％惩罚性关税；中国对美产品加征的125%关税则将降至10%。美中双边早前不断叠加的报复性关税，在这波协商中几乎都被取消。（图为美财政部长贝森特与贸易谈判代表格里尔出席美中贸易会谈）

2025年5月13日｜美大幅下调中国“小包裹”关税：白宫5月13发布行政命令，将从5月14日起将对中国低价值货物（不超过800美元）征收的“最低限度”关税从120%下调至54%，原计划的200美元固定费用征税方案被搁置，现行的100美元固定费用将继续执行。

5月23日 对阵欧盟：特朗普威胁自6月1日起对欧盟商品加征50%的统一关税。他同时警告苹果公司，若其在美国销售的手机是在海外生产的，将面临25%的关税。两天后，特朗普收回了对欧盟加征50%关税的威胁，他表示，与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通电话后，同意将美国和欧盟的谈判期限延长至7月9日。

5月28日 美国法院裁定特朗普对等关税“越权”：美国联邦国际贸易法庭裁定，特朗普今年4月2日对多国征收的对等关税，以及早前向中国、加拿大和墨西哥加征的报复性关税都属于“非法”。判决认定，特朗普征收全球关税的行为超出了《国际经济紧急权力法》（IEEPA）赋予总统的权限。美政府表示将对该裁决提出上诉。

5月29日 美国上诉法院暂准特朗普关税恢复执行：美国联邦上诉法院一天后推翻该判决，让特朗普的关税政策得以持续实施。上诉法院指出，为了审理特朗普政府的上诉，将先暂缓此前法院的裁决，并命令原告及特朗普政府分别在6月5日和6月9日前提交回应文件。

5月30日 特朗普全面上调钢铝关税：美国总统特朗普宣布将对全球钢铁和铝产品的进口关税提高至50%。中国是美国的第三大铝供应国。他指责中国未按约降低关税，取消针对稀土等产品的贸易限制。他说：“中国完全违反了与我们达成的协议。不能再做好好先生了！”

6月10日 美中谈判双方宣布原则上达成贸易框架协议：中国和美国官员在英国伦敦举行贸易谈判，经过两天的会议，6月10日，双方宣布原则上已达成贸易框架协议，以落实5月在瑞士日内瓦的共识、还有两国领袖上周的通话内容。特朗普在社交媒体Truth Social上表示，按照美中达成的新的贸易协议，美国将从中国获得稀土磁体。他还表示，将允许中国学生在协议达成后继续留在美国大学学习。

冯德莱恩：北京扭曲市场

正在加拿大出席G7峰会的欧委会主席冯德莱恩则向特朗普提议，联手应对中国的不正当竞争做法。

据德新社报道，在G7一次工作会议上，冯德莱恩称关税最终会由企业通过提价转嫁给美国消费者，她还批评说，关税会转移对中国存在问题的视线，同时给增长和创新带来不确定性。

冯德莱恩表示，北京的做法显示，并无意愿遵守国际体系规则。她说，其它市场开放的同时，中国则无视知识产权保护，并使用大规模的补贴，目标是在全球生产和供应链占据主导地位。冯德莱恩表示，这并非公平竞争，而是扭曲市场的行为。

冯德莱恩表示，从欧盟角度看，问题的根源在于中国2001年加入世贸组织而不是G7伙伴之间的贸易。她还表示，特朗普认为当前全球贸易体系运作失当，是对的。

冯德莱恩提议，共同应对当前与中国存在的问题，使用G7的谈判力。她说，七国集团占据世界经济的45%，知识产权收入占到世界的80%。他建议，改革世贸规则，加强供应链韧性以及科技和工业的领先角色。

（综合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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打破中国的数据封锁

在“躺平”理念之前，中国民间就开始对抗盛行多年的“过劳文化”。这两项由一群中国年轻人在互联网上发起的中国项目，采用群众外包（crowdsouring）和开源项目的方式，它们借鉴的就是2019年发起的“996ICU项目“。这是一项反对中国互联网公司过度加班，中国程序员在2019年在代码共享平台GitHub上自行发起的开源项目。

Aaron Zhang是澳洲悉尼大学计算机专业的学生，最初他利用996ICU的编程代码，搭建了611study.ICU的网站，Zhang坦言自己编程水平有限，到了“牛马ICU”项目，团队已招聘到专业的网站开发工程师，页面也更为专业。

截至发稿前，该项目已收集了全国4962所公司企业的有效数据，投稿中甚至也包括国企和体制内的公务员。网站统计显示，每天工作在8小时以内的仅占6%，有37%每天工作时长超过12个小时。有79%的人需要每周工作6-7天。

与学生超时学习项目相比，职场超时工作的项目并没有造成轰动，或推动改革 。“压迫者和公权力的利益是相衔接的”，李颖解释，“工厂更大力度地压榨工人，（中国政府）他们才能从中获得更大的利益。”他觉得给“工人放双休”的希望渺茫。

不过在团队成员看来，ICU项目的深远意义在于打破了中国长久以来的“数据黑洞”。“大家都知道中国存在超时学习的问题，”Zhang说，“但没有渠道知道问题到底有多严重， 它的地区分布是什么样的。”

近年来，中国曾对外开放的官方数据，正逐步消失。而中国统计局已有的数据，可信度也遭怀疑，中国官方通告也承认，以“数据造假谋取虚假政绩问题仍有发生”。同时，中方还要求第三方数据提供商对外国实行更多限制，有智库表明，这将影响企业、政府和研究机构等对中国关键领域的研究。

从大图景看，这两个ICU项目找到了一个可能打破中国信息封锁的方式。中国民众通过VPN翻墙的方式，在谷歌文档上匿名填写学校和公司信息，每天上下学和上下班时间、每周上学和上学时间和每月放假天数，2024年学校自杀人数，长时间工作出现的问题等数据。这些数据会由团队内容审查员多次审核，标记分离出存疑的投稿，例如自杀人数过多和学习时长过高等。

无法否认的是，匿名性会使其数据准确度打折扣。蒋不在采访中承认，“数据的准确性和投稿者的安全之间会有一个永恒的矛盾”。为防止校方报复，投稿为匿名，也不会记录其IP所在地。他认为，如果有人存心编造数据，数据只要不是很离谱，的确没有办法辨别出来。 李颖分享给RFA关于这两个ICU项目的社区内部报告，也提及“自愿投稿的方式易使极端案例过度凸显”的局限性。

蒋不透露，他们在向联合国下属的非盈利组织反映中国儿童身心受迫害和中国劳工问题等。得到的反馈包括因其匿名投稿的性质，难以确定为可靠的信源。李颖解释，他们的合作并未因此受阻，他们还正在与其他人权组织接洽，暂不便透露细节。

用加密货币对抗极权

参与两个项目以来，阿朗一共得到了24万$Li币作为报酬。蒋不说，$Li社区里有加密币领域的专家分享如何更安全地把$Li兑换成现金，但身居香港的阿朗还有很多安全顾虑，担心中国政府会查出钱的源头，发现他与李颖的联系。直到约一个月前，他手头紧张，才决定兑换了少量$Li，他说自己心里多少有些忐忑。

2024年12月年末，李颖发行了虚拟货币迷因币$Li，以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海外中文社区，用于推广中国的新闻和言论自由。“迷因币”（Memecoin）名字源于“Internet Meme”(互联网的表情包)，“$Li”的标志也是“李老师”账户的头像，一只手绘虎斑猫。

在发币当天，这个极具个人色彩的$Li市值高达千万美金，然而随后就一路下跌，大幅贬值，现在仍为一种活跃的交易币，截至发稿前，市值约仅约200万美金。

李颖发币事件，很快在海外华人圈引发撕裂。有不少李颖的粉丝表示支持，而很多人也怀疑其动机。“白纸运动”的组织者和流亡者黄意诚在X上公开声明，与李颖“割席”，认为其在法律和道义上都有疑点，利用在白纸运动期间累计的民众信任，为自己发横财。也有人认为，李颖发行“李币”名为推广新闻自由，实为“割韭菜”、“老鼠仓”。

抱有怀疑态度的也包括后来的$Li社区成员。阿朗觉得，李颖最初发币的X推文中，提到要构建一个“去中心化的海外中文社区生态”，邀请人们加入筹备委员会，而这些概念很空泛，他最初担心，李颖想通过这个行动去骗钱，如果自己加入，“最终就可能变成了一个帮凶。”

蒋不最初听到这个消息，也觉得不可思议。像很多人一样，他觉得加密货币是“骗局和割韭菜”。他试图改变李颖的想法，劝导他这样会损害他的声誉。可没有成效后，纪录片导演出身的蒋不就想转而记录这个时刻。

3天，60多个小时，蒋不从巴黎飞抵意大利，记录下李颖发币的整个过程。蒋不说自己没有看到李颖从中套利。从网友们的质疑开始，蒋不发问了100多个问题，最终被李颖试图“用加密货币对抗极权的理想主义”所打动。结束拍摄后，蒋不参与了两个ICU项目，后来他决定购买$Li币，并捐赠给$Li委员会。此举引发博主和不少的批评，旅居日本的中国自媒体人王志安也怀疑，蒋不通过拍摄和采访获取获取内幕，毫无公信力，“串通李颖做老鼠仓”。对此，蒋觉得“纪录片没有态度，但我依然会对事情有自己的态度”，他不认同伦理问题。

“在华人社群里做领袖，是一件非常吃力不讨好的事。”李颖坦言，虽然最初想建立一个“去中心化的海外中文社区生态”，但他不得已被推上社群领袖的角色。但他发现，中国人普遍有一种”救世主“的心态，期待别人来拯救自己，而领袖又必须是像耶稣一样，自我奉献型。在自己遭遇过中方各种各样的威胁和打压后，李颖说自己失去了工作，国内的存款也被冻结，无法维系生计。2023年，李颖公布了自己在X上广告收益的分成，平均每个月568欧(约合4495人民币)，这远低于同年意大利人均月收入水平。

“在不接受外国政府资助的情况下，我不得已选择发行加密货币。”李颖说。据“李老师”X平台小号发表的声明，$Li发售总量为10亿枚, 价格由市场调整， 将成立一个基金会，其基金会持币19.5%，李颖个人持有2%。

这些质疑声，来自于加密货币的风险性和不可控性，另一方面也来自于$Li愿景中社区建设的超前性。“李老师就像半路杀出个程咬金，大家都是华山论剑的，点到为止，”蒋不这样形容李颖发币后建立起的$Li社区，“突然特别莽撞的冲出来，打破了整个规则的一个生物。”

蒋不的另一个身份——社群运动的组织者，他深知非营利组织的工作模式是找资金、做项目、写报告，项目常常受限于资金，项目推进往往很慢。”李老师凭空造出来一笔钱，项目周期很短，一个月就能滚动一个项目，用一种高效又节省成本的方式，每个人既获得一点物质的回报， 又有参与感， 蒋不感叹道，“这个事情简直太创新了。”

李颖认为，在被打压和威胁后，“发币”虽然在当初是一种不得已而为之的选择，面对众多非议，但他们还是成功组建了一个社区，发起了这些项目。“每次从从濒死边缘活过来之后，你会变得更强大。”

（因为安全原因，阿朗, Aaron Zhang为化名， 蒋不为网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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