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文字的疆域里，解困式报道的探讨早已深耕，而当叙事的载体走向音频，解困式报道便有了另一种表达可能。以声音为桥，我们或许能更真切地听见困境，更清晰地听见答案。

作为以人声为核心的音频媒介，播客自带天然的亲近感与情感传递力，能搭建起私密的收听场域。脱离了视觉的纷扰，听众的注意力更易聚焦，沉浸感与想象力也随之被唤醒，推动着人们主动走进故事，在聆听中探寻困境背后的解决之道。

但如何评判一期播客单集，是否真正践行了解困式报道的内核与理念，需要一套贴合音频媒介特性的专属评价标准。

为此，几位“解困”成员组成了解困播客案例评选小组，在新闻实验室发起人、香港中文大学副教授方可成老师的带领下，遴选出截至2025年的解困播客代表单集，并搭建起音频类（播客）解困式报道的评价标准（见表1），以期提供一个清晰、可操作的评估指南，让每一份用心的音频解困叙事，都能被精准发掘。

表1 音频类（播客）解困式报道评价标准

过去数月，解困播客案例评选小组通过全面梳理播客榜单、单集主题词检索、专家与内部推荐等多种方式，筛选出近150个带有解困色彩的单集，议题覆盖教育、医疗、科技、城市治理、性别、环境、特殊群体等多个领域。每一个单集，都在尝试以声音听见困境、探寻答案。经小组成员的层层细致甄别、反复研讨，最终遴选出10个代表性单集（排名不分先后）。

除了这些入选节目，还有不少播客长期关注解困议题，多次推出相关单集，《声东击西》《涟漪效应》《明日之路》便是其中的代表，始终以声音为炬，在困境中寻找答案。

播客的世界广阔无垠，至今仍无一张囊括全局的探索地图，此次梳理难免有百密一疏之处，仍有许多用心讲述的解困声音，等待被听见、被发现。我们诚挚期待大家的推荐与指正，欢迎分享宝贵的优化意见，让这份以声音解困的探索之路，能走得更稳、更远，让更多人听见困境，更听见答案。

照护家人，是一场无尽、无条件的付出吗？

节目：《看理想时刻》
图源：安孟竹等主讲《良善照护如何可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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胆囊切除后，主播DY遵医嘱忌荤腥，有一天，来照顾她的妈妈却偷偷在面条里加了猪油。

DY的第一反应是生气。不过，一想到妈妈照顾外公外婆时也常常被无端呵斥，DY又开始心疼妈妈。

代际间的沟通内耗、照顾者的情绪透支、女性对无偿劳动的默默承担……这些照护的普遍困境藏在无数家庭的日常里。

人类学者安梦竹的分享，为这些困境带来了破解的微光：沟通技巧、喘息服务、互助小组……与此同时，情感拉锯难以避免，责任私人化仍未改变，中小城市的支持服务依旧缺位。

照护从来不是独角戏，如何打破性别与阶层的枷锁，让责任从家庭转向社会共担，织就一张不压垮人的关怀之网？

我在公立初中开了一学期的性教育课

节目：《多多益善More For Good》
图源：多多益善公众号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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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性教育被带入校园，它不只是关于身体，更是关于社会如何定义“好女孩”和“值得喜欢的人”。长期以来，这些答案来自网络碎片、同伴压力与成人世界的规训，而非系统性的学习与讨论。

翠翠试图改变这一点。她把性教育从隐秘话题变成公开课堂：带孩子认识身体，讨论审美标准，正视懵懂情感。在真正行动之前，校方的顾虑、家长的反对、学生的起哄似乎都是不可逾越的阻力。但当这些规训被搬上课堂，它们反而成为讨论的入口。

这一期播客记录了翠翠如何自学性教育知识、与学校协调课程的边界、和家长建立信任，也呈现出一个现实困境：突破性压抑的教育从来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而是一个不断协商的过程。

当孩子们开始重新回答“什么是美”“怎样才算爱自己”，性教育的意义或许才真正显现：不是给出标准答案，而是让孩子们有勇气去质疑那些被默认的规则。

隐藏在冰山之下的性侵救助

节目：《不合时宜》
图源：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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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儿童性侵与成年人之间的性骚扰不同。未成年人往往缺乏反抗能力，甚至难以意识到伤害已经发生。”

很多孩子不会直接说出施害者的名字。有时，加害者正是照顾他们的人；有时，受害者甚至会对施害者产生复杂的依恋。

记者熊阿姨在报道中试图让这些经历被看见，社工沐恩则在漫长的救助流程里陪伴孩子走过报警、医疗复核与后续教育。

当然，性侵救助从来不是一次性的行动，而是一条需要法律、医疗与社会支持系统共同运作的路径。在现实中，资源分散、机构经验不足，甚至不专业的介入，都可能让伤害再次发生。

这一期播客讨论了媒体报道如何成为求助的入口，也呈现了救助实践中的细节、障碍与反思。然而，当越来越多幸存者开始发声，社会是否已经准备好承接这些声音？

一个经济学者和他的教育实验

节目：《脆弱世界》
图源：叶晓阳（受邀嘉宾）公众号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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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项宁夏地区的实证研究显示，出于信息认知、偏好偏差及策略匮乏上的重重困境，高分农村考生往往录不到好大学。

在宁夏的黄土高原上，经济学者叶晓阳和一群北大师生曾试图用电子信息系统帮农村考生填出改变命运的高考志愿。

但现实远比模型复杂：老师分不清平行志愿和顺序志愿；家长警惕地骂他们是“骗子”；学生拿到22分的“虚拟加分”，却因家庭变故、专业误判或社会偏见，最终仍滑向“天坑”或沉默。

教育公平是否只是精英的浪漫想象？“张雪峰式答案”为何在现实中更具吸引力？

对话潘启超&周浩然：在逐利的市场上，守护星星的我们需要保持良知｜大龄孤独症群体社区融合解困之路

节目：《解困》
图源：播客节目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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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孤独症孩子长大，逐渐老去的父母迎来新的照料难题。

这些大龄孤独症群体可以“由家庭内部走向附近”吗？

美好家园心智障碍家庭支援中心创始人詹颖指出，这一尝试既需要家长重塑对孤独症的认知、改变与孩子的沟通教育方式，也需要邻里摒弃污名化、以包容心态共同营造自然的支持氛围。

但这一解法在家长实际执行中，却面临诸多难以落地的现实问题，本期节目特邀两位专业的“附近人”——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特殊教育博士生潘启超、应用心理学博士生周浩然，结合自身研究与从业经历，分享具体可落地的破解方案。

他们提到：孩子确诊孤独症后，许多家长容易陷入焦虑内耗，忽视自身的心理需求，事实上，正视这份情绪、找到适合自己的疏导方式，才能更从容地陪伴孩子。

无声世界里的“医”靠：助聋门诊如何打破听障者的就医壁垒？

节目：《去病三分糖》
图源：图片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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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站在大厅里茫然无措，只能靠我东问西问才找到医生。“这是“重听”患者梁文英小时候陪听障母亲去医院看病的经历。

包括梁文英和母亲在内，中国目前有约 2780 万听障者，沟通不畅致误诊、医学信息匮乏、手语翻译缺位、老年听障者慢性病管理困难，这都是他们正在面临的就医困境。

“自己淋过雨，所以更要给别人撑伞。” 这份执念让梁文英放弃了高薪设计师工作，把每周三下午的门诊拓展成24小时服务。她通过视频问诊摸清病情，线下全程陪同，把白内障比作“蒙尘的玻璃窗” ，化解了专业沟通壁垒。去年的联合义诊更让近百位听障者受益，三十多人顺利手术。

但挑战从未消失。“我做了十几个手语科普视频，但因为没有医师资格证，没法在平台公开发布，只能一对一转发。” 梁文英坦言。此外，二三线城市服务覆盖不均、模式依赖个人奉献难以复制，也是待解的难题。

预防老年痴呆的答案，会是一款严肃游戏吗？“严肃游戏”严肃在哪里？

节目：《果壳时间》
图源：「腾讯脑力锻炼」认知功能训练软件截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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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看着一位九十四五岁的奶奶，两小时里反复绕圈找妈妈。她只记得九岁时的画面，连丈夫孩子都认不出。”

在广州养老院调研的时候，腾讯可持续社会价值事业部的王楠，被眼前的这位患有轻度认知障碍的奶奶击中。这种介于正常衰老与阿尔茨海默病之间的状态，转化率高达十倍，却因病耻感和认知不足，很少有人主动干预。

面对这个缺口，王楠团队的解法是打造一款以循证医学为指导逻辑、趣味性呈现的 “严肃游戏”。临床数据显示，12周训练完成率98%，不少老人认知分数回归正常。

但挑战接踵而至。“很多人跟我说‘不可能’，有人质疑‘玩游戏也能治病’，医生和老人都有顾虑。” 王楠坦言，游戏的可持续性仍需验证，不同老人认知储备不同，12周疗程后的效果尚无统一答案。

严肃游戏能否真正留住老去的记忆？如何让数字疗法真正落地，让轻度认知障碍干预不再遥远？

十年前，我们去监狱开绘画课

节目：《狱望》
图源：参考狱望公众号插图 由AI生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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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一个人被法律定义为“罪犯”之后，他是否还能拥有表达情感、讲述故事、甚至创造美的空间？

十年前，三位拥有社工、美术、心理学背景的年轻人，走进北京的一所监狱，尝试用跨学科艺术教育项目打开高墙内的另一种可能。

他们对监狱中传统的“矫正”和“治疗”概念进行了批判性反思，认为不应仅仅把服刑人员视为需要修理的“零件”，而是通过绘画课、正念练习等鼓励服刑人员自我表达、感受非评判性。

一位学员分享了自己在艾滋病医院做义工的经历。尽管他过去犯过错，但仍展现出人性的光辉。他画了一颗弯曲的钉子，并写下“请记得有人正经受绝望”。

这不是改造，也不是治疗，而是一次关于“人如何被看见”的实验——因为再严厉的惩罚，也不应抹去一个人作为“人”的基本尊严。

那群改变台湾教科书的年轻人

节目：《放晴早安》
图源：美感教育社群「美感细胞」官网插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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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群台湾大学生在欧洲见识到无处不在的美感熏陶后，萌生了让美触达普通人的想法。

他们发现，从小学到高中，教科书是陪伴孩子时间最长的读物，远超过电影、小说与影视剧，是最平权的美感资源，并以此为切入点，开启了教科书改造之路。

这份“想当然”的理想，居然由这群大学生推动，落地成“做得到”的实践。

没有足够多的专业设计师，就用现有力量先做出第一版，让更多人看到、提出修改意见，不好就改、错了就调；撬动体制屡屡碰壁，就从成员的教职工家属所在学校开始行动。

过程中，他们也迎来了来自学校、出版社、教育部门的不同声音。这群大学生要如何面对呢？

野猪频伤人，人兽共存难题如何破解？野保工作者这样说

节目：《自然选择NaturalSelection》
图源：民间公益环保组织“猫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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野猪繁殖期是秋季，庄稼成熟期也在秋季，秋天的田地对野猪来说就像食堂开饭了。

正因如此，野猪秋季入田，误入农户，与人类发生冲突的概率才会相对较高。播种不同季节成熟的庄稼能帮助防范野猪伤人。

猫盟“豹乡田”项目主管Hannah，结合长期一线野生动物保护实践与农村生活经历，将鲜为人知的“野猪世界“娓娓道来。

野猪喜欢在树林土地里刨坑，它刨出的坑积水后变成树蛙栖息地，养活无数小微生物，生物活动又会滋养大树，物种多样性靠野猪保护。

人兽怎样才能和平共存，这期播客虽然没有给出斩钉截铁的问题解法，但给出了它们生活世界的丰富细节，让远离大自然的我们可以对野兽有多一些了解，多一些好奇。

在梳理这十期解困播客代表单集的过程中，小组成员发现，由于中文播客节目的形态目前仍然较为单一（多以对话聊天的方式呈现，少有欧美叙事型节目的探索），因此在一定程度上未能实现多元信源的充分呈现。对话聊天过程中的讲述视角可能过于单一，往往呈现的是泥泞中披荆斩棘的“英雄故事”。这也让我们心生一问：这些被娓娓道来的内容，究竟是可被参考的解困之法，还是仅为个体的经验分享？

但毋庸置疑的是，这些以解困为导向的播客，让诸多社会结构性议题走入了公共讨论的视野，让系统性支持的缺位、社会观念间的深层张力被更多人看见。也让听众在聆听中，既读懂了社会问题的复杂肌理，也知晓了那些正在发生的草根解困行动，看见平凡人在困境中躬身摸索的力量。

不可否认，此番观察仍受限于现有样本，也囿于小组成员对中国解困叙事方法的认知边界，因此以上思考与发现，都只是对音频解困叙事的初步探索。未来，“解困”仍会持续关注解困播客的成长与发展，也将尝试对比不同媒介形式中的解困叙事表达，在持续的探寻与思考中，更深入地感知解困式报道的内核与生命力。

2025解困播客评选小组成员

方可成 胡明皓 胡远茜
李奕萱 周雨彤 伍三三

As older members of Congress head for the exits amid growing pressure for fresh faces in the Democratic Party, some of the most seasoned Black lawmakers are resisting retirement.

© Tom Krawczyk/Reuters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近日公布2027财政年度预算提案，内容大幅调整联邦政府支出结构，在国防、移民与科技领域投入创纪录资金，同时对多项社会、教育与科研计划进行大规模削减，显示本次预算核心方向在于，缩减联邦规模并重塑政策优先顺序。

I was onstage for the first Broadway version of ‘Cats.’ A new reimagining showed me something about the show I never expected.

五周前，美国和以色列与伊朗的战争爆发之际，西方和中国的社交媒体平台上涌现出大量病毒式传播的帖子，详细披露了美军基地的装备、美军航母战斗群的动向，以及军机集结准备空袭德黑兰的详细情况。《华盛顿邮报》报导称，这些情报来自一个快速增长的新兴市场：中国公司，其中一些与解放军有关联，将人工智能与开源数据相结合，兜售它们声称可以“揭露”美军动向的信息。

Harassing bots with “funny violence.” Confiding about a broken heart. Chatting with a block of cheese. Filling a void of loneliness.

那场外卖大战，其实是一场残酷的“倾销”。

一

临近清明，小红书上多了许多特殊送别，送别的不是故人，而是街角的小店。

杭州中学生发现常去的猪脚店锁门了，济南女孩找不到常去的蛋糕店，吉林大哥返乡，急匆匆去喝思念的羊汤，却返现橱窗已拆，满地瓦砾。

江苏姑娘说，她加班后常吃的米线店，早上路过时，发现贴出了转让告示，“那碗热气腾腾，再也吃不到了”。

那些小店大多藏在城市街角，店面不大，装修一般，多为夫妻操持生意，靠味道留住老客，相处如家人。

珠海人说楼下茶餐厅藏着童年的味道，北京人说胡同面馆才有正宗的炸酱。

在广州打工的黑龙江小哥，最不舍常去的东北铁锅炖，每次去时，服务员阿姨都会多准备大拉皮，叮嘱他好好吃饭：

“以后再也没有这样一锅热乎、有人情味的饭了。”

小红书上，人们晒出失效的收藏夹，变灰的店铺名，送别“突然没了的神仙小店”。

那些送别来自天南海北，小餐馆告别理由不一，但有个共同点：它们都曾被卷入外卖大战的巨浪之中。

去年春天，京东强势开战，阿里空降入局，美团竭力应对，外卖大战在春天喧嚣开场。

最初订单暴涨，让许多餐饮从业者欣喜，生意仿佛很简单，“租个档口，接入平台，坐等爆单”。

然而欢乐的日子短如朝露，很快，老板们发现，那些爆单，多是平台补贴砸出的低价单，流水好看，但存不下钱。

补贴退潮，流量骤降后，以为赶上风口的人们，等来满地狼藉。

那场风潮中，大量从无餐饮经验的新人，揣着积蓄入场，经历过山车起伏后，又失望离去。

被称为“餐饮收尸人”的二手设备商，受访时称，外卖大战开打一个月后，它们的回收生意倒是爆单了。

他称，那些新人老板，以原价几分之一价格，甩卖了没用几次的烤箱，崭新的封口机，“昂贵的学费”。

甩卖持续了一整年，二手设备商称，“一直到今年春节才稍微缓下来”。

退场的不止新人。外卖大战冲击了正常价格体系，而影响最大的就是那些烟火小店。

海量补贴冲击下，去年餐饮的堂食价格已被打回十年前，接近2015年水平，餐饮利润被压到极低水平，甚至赔钱。

媒体报道中，补贴大战以来，近七成商户营业额较2024年下降，80%商户净利润下滑。

一家云南米线店老板，讲述困境：外卖大战时，9块9就能买一碗米线，可成本都要12块，“不补贴就没单子，补贴了就自己亏钱”。

那些街角小店就这样被裹挟进战场，并见识到截然不同的命运。

同一条街上，连锁品牌店生意红火，中午时三色外卖员飞奔穿梭，而街角小店却在无声退场。

那场春天开启的战争，经历了喧嚣初夏后，一度被叫停中止，但改变已永久发生了。

有咖啡馆老板苦笑发问，“习惯了9块9一杯的咖啡，突然涨回15块，你还买吗？”

二

小店退场只是冰山一角，那场外卖大战的余波，正影响整条供应链。

外卖大战巅峰时，三家平台日订单达2.5亿单，比开战前多了1亿单。

然而，75%的新增订单是15元以下低价单，其中近一半是饮品。

乱象随之到来。年轻人冰箱塞满过期奶茶，更多奶茶因骑手送不过来，出不了门店，晚上被倒进垃圾箱。

19块8的羊肉串加门钉肉饼，被平台标价2块5，18块的饺子，不经商家同意就被改价1块2，老板吐槽“连面粉钱都不够，想退出不参加？对不起，退不了。”

有甜品豆花店老板晒出91单订单，但收入只有290元，“这开个毛线啊？”

一家受访的螺蛳粉店主称，7月，外卖大战最火热时，他一天收到过800份外卖订单，打印机持续喷单，“忙到崩溃。”

然而，三天后算账他发现，原本堂食还有盈利，这三天订单暴涨，扣掉各项补贴推广，反倒亏损了。

亏损压力之下，低价浪潮开始在整条供应链传导。

立信咨询报告显示，外卖大战后，已有39%商户，更换原材料价格更低廉的供应商。

压力层层传递，2025年三季度，全国食材市场多数品类价格承压，其中水产和肉类交易价格整体下跌约5至6个百分点。

从老板到供应商，再到养殖户和种植户，所有人都在战场之中。

那个平台发出的外卖红包，最后一路传导，最后可能由某个凌晨三点起来喂鸡的农户买单。

低价带来不止是价格改变，也改变着餐饮品质。

后厨内，曾经现熬的高汤改为料包冲泡，手工擀的面皮换作机器压制，鲜切的蔬菜变成了冷冻料理包。

小红书上，人们疑惑发问，“有没有觉得现在的餐厅，越来越一个味，越来越不好吃了？”。

评论区里，人们热议预制菜，以次充好，科技狠活，千篇一律的美食街，直到有人发问：

“以前讨论都是谁家好吃，这一年，好像都在比较谁家便宜？”

低价重压下，餐饮者无从幸免，留下无数的疑惑、失望与意难平。

那些只有十几桌子、老板既是厨子又是采购的小店，没有连锁品牌供应链，没有资本输血，早已无力参与这场战争：

“人家餐饮店都上了补贴，顾客都愿意点外卖薅羊毛。像我们不参加补贴、不搞价格战而且主做堂食的小店来说，生意只会是越来越糟糕。”

他们只有做好饭的执念，这也曾是生存的底气。

然而，当整个市场都在比谁便宜时，执念是最不值钱的东西。

三

这场改变一切的外卖大战，本质其实是一场“倾销”。

2001年，中国加入WTO，按协议将大豆进口关税降至3%。

随后，美国大豆凭借转基因技术和政府补贴，价格大幅低于国产大豆，进口量快速攀升，国内豆农和压榨企业持续承压。

数年间，美国大豆倾销如巨浪，2006年，国内约85%大豆压榨产能，落入外资手中。国内豆农持续受损，东北产区尤为严重。

同样的故事，重复在外卖大战。

开战时，京东砸100亿闯入战场，两个月后，淘宝闪购喊出“请全国人民喝1亿杯奶茶”，7月，闪购再称，未来一年，外卖补贴要投500亿。

一年过后，三家平台投入资金已远超最初计划。各家最新财报披露，截至去年年末，京东、阿里、美团三家平台已经在这场仗里烧掉了超过1700亿。

这笔钱相当于最巅峰时期，外卖全行业5年的利润总和。

1700亿中，巨头将电商平台的利润，跨界砸入餐饮行业，只为打赢价格战。

那些平台补贴流向不一，大型连锁品牌因有运营团队，熟悉规则，能控成本，获利颇丰。

而小店们则沉于巨浪，小店的顾客变成平台的用户，线下堂食收益变成平台交易额，最后催生，坐在餐厅点外卖的乱相。

一如当年的大豆倾销，跨界的巨浪席卷而下，每个个体命运再不相同。

外卖大战如飓风般扫过一切，而今年开春，外卖大战重来的风声再起。

3月23日，红餐产业研究院发布《餐饮行业未来趋势预测报告》，向全行业预警。

研究院基于2025年餐饮商户调研数据推演，若外卖价格战按当前烈度持续至2028年，三家平台预计要烧掉5500亿。

结果则是，三年内，餐饮行业预计将有约1318万家门店退出，一家餐饮店平均只能活一年。

推演之下，中小餐饮门店彼时每单净利润将不足0.6元，近60%商户将更换更低价的原材料供应商，“内卷式”竞争压力将传导至餐饮产业链各环节。食品安全问题也将从个案隐患演变为结构性风险。

一场倾销大战，正从看似短暂的行业阵痛，滑向无法回头的恶性循环，最终拖垮整个餐饮行业。

报告发布同日，北京市市场监管局联合多部门约谈十二家平台，就“内卷式”竞争提出整改要求，并通报第一批典型问题。

3月25日，《经济日报》刊文直言“外卖大战该结束了”，国家市场监管总局官网转发。

那篇文章写道，外卖大战影响的不仅仅是餐饮业老板的账本，更是普通人的生计：

当作为“压舱石”的餐饮消费因价格战而失速，经济大盘感受到的寒意，最终会传导到每个微观个体。

这场巨头内卷式的搏杀，终于到了熄火时刻，1分的奶茶，3元的咖啡固然可喜，然而隐性的代价却会落在每个人头上。

战事或将停歇，但修复是缓慢的过程。

平台千金散尽，商家遍体鳞伤，被低价破坏的消费习惯不会立刻恢复，被挤出市场的神仙小店不会立即回归，被迫降低标准的供应链也不会一夜恢复品质。

而被破坏的城市烟火气，恢复则需时日。

免费的才是最贵的。那些薅到的羊毛，最终化为叹息的伤痕。

王朔给电影《一声叹息》写的旁白，或可为闹剧作结。

许多事情都是始料未及的。有些事隆重地开幕，结果却是一场闹剧；有些事开场时是喜剧，结果却变成了悲剧。

希望荒诞的战争永不再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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凤凰网《风暴眼》出品

文丨洄野

编者按：
在恩施大山里，老人们的疼痛是安静的。它丈量着过去的贡献，也度量着当下生活的重量。在脱贫攻坚取得全面胜利、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托底的背景下，这片土地已然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发展的同时，一些蹒跚身影仍值得被看见。本篇报道将视角聚焦于留守在武陵山区的部分高龄老人，记录他们在摆脱绝对贫困之后，于衰老与病痛中面临的具体生计挑战。

周仝妹每月只有100多元的固定入账，是这位71岁老人的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

当然，除此之外，她还有多寡不定的卖菜收入——3月13日一整天，入账2元；3月14日半天，最新入账6元。

14日下午，这个位于武陵山区的恩施州小村镇，被裹进风雨欲来的阴沉里。这里最大的集市空了大半，人群早已散去，只留下她和十来个老人，守着他们的小菜摊。

“卖不脱啊，卖不脱……”周仝妹把后腰抵在摊板边缘，好让火烧似的腰疼能够缓解一点。她心里清楚，不会有人来买菜了。那些低矮摊子上摆着的永远是那几样：两捆青菜、顶着黄花的小白菜，还有几把理得整整齐齐的香菜和小葱，谁家的坡地上都种着。

但他们依然每天早晨7点准时出摊，坐到下午4点钟，卖不掉的菜原封不动地背回家。第二天继续滞销，青菜开始打蔫儿，腐烂，最后被扔进市场边的垃圾桶。

这座村镇，已在六年前走出整体贫困的名单。发展的洪流漫过山脊，确实改变了许多人的命运。但细微处，仍有部分老人被慢性的病痛和缺乏持续收入来源的现状，静静地钉在过去的时光里。在遇到周仝妹以前，凤凰网《风暴眼》已经接连探访几位老人，残病、光棍、丧子，每月领着的基础养老金，以及部分人的低保金，就是他们全部的倚靠。

虽然有了这些倚靠托底，但当遇到疾病时，这种紧巴巴的平衡还是难免会被打破。所以，他们需要拧紧开支的水龙头，用各种土方子麻痹自己的痛觉神经。

就在今年，全国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月最低标准，将上调20元，达到163元。北京等经济发达地区，发放标准接近千元。这些事关农村老人生计的持续改善，以及更迫切的关注、热议与争执，在大山外喧腾。

而山里的那些老人，正在日复一日安静地面对衰老与孤独，期冀着日子风平浪静，能够让自己颐养天年。

恩施州农村。凤凰网《风暴眼》摄

01 止痛，买药比吃饭贵

如果不是腰椎痛，如果不是丈夫走得早，周仝妹应该会更爱笑。

她眉眼弯弯，很容易害羞。领着客人回家时，要念叨好几遍“家里好丑”。你想看看她过去的照片，她也会用手捂住半边脸，笑得脸颊通红，嗫嚅一声：“好丑”。

如今，她则是脊背弯弯，一手领着孙女、一手拎着一兜作业本和学生水壶上坡时，她的身形只和8岁的孙女一边高了。

这座小镇被山包围着，街道狭长，一眼就能望到头。她的家就在距离集市两道街的地方，是一间经过改造的木屋。堂屋水泥地上，搁着一盆白萝卜，是没卖出去、准备留着炖菜的。

周仝妹没卖出去的萝卜。凤凰网《风暴眼》摄

理论上，靠着地里这几畦菜，她似乎能以最低的成本老去——只需添几把面条，称十来斤大米，日子就能一天天轮转。但在现实中，她超期服役的身体，每个关节都在默默计提“折旧”。

此时，城乡居民基本医疗保险已经兜住超过十三亿人口，参保率守在95%线上，试图接住每一个被大病突袭的家庭。住院的花销，自己出的部分能少一些；一些价格不菲的药，也逐步被纳入报销清单。设计图纸是严密的，层层叠叠。只是，武陵山区深处，这些日常的、琐碎而缓慢啃啮的疼痛，依然消耗着他们。

于是那笔100多块的养老金，大部分成了身体维修的专项基金。几个月到信用社去取出几张纸币，立马上街买药。

“专项基金”时常见底，但她也有的是办法。

她从厨房端出一杯颜色深红的液体，自顾自地喝了起来：“我自己弄的土方子。”

“什么土方子？”见凤凰网《风暴眼》好奇，她又折回厨房，端出一口小锅。锅里沉着些已经煮得发白的丝瓜络和深红色的花椒粒。等自家种的丝瓜在藤上彻底干透，把外皮和里面的籽都揉搓掉，剩下的丝瓜瓤就和花椒一起煮水，天天当药喝。

说是能祛湿散寒、通络止痛。可说到底，总绕不开她那句：“买药贵，买不起。”

周仝妹用丝瓜络煮花椒治疗疼痛。凤凰网《风暴眼》摄

周仝妹练就了一套省钱的本事。烧煤炭要花钱，一个月就得几百，她只买很少一点，更多的时候，背起砍刀到坡上去，砍些柴，捡回细小的枯枝，一趟背几十斤回来。

“该花的花，不该花的不花”。她像一个精明的理财师，规划着这百元资产的现金流。买药和买煤，都被划进了“不该花”的部分。

周仝妹在炉膛里添木柴。凤凰网《风暴眼》摄

这里不会有人觉得她奇怪。止痛，吃药，没药吃时用各种土法子尽可能减轻身体的折磨，这是许多老人的日常。

凤凰网《风暴眼》在集市不远处经过杨枣花家门口时，她刚买药回来，把满满两袋参芪健胃颗粒、奥美拉挫搁在屋里木桌上，然后坐在门口与邻居翠英逗弄一条小黄狗。“招财，它叫招财！”她笑得颧骨高高地耸起来，像两座山丘。

“招财”是山上野狗下的崽，几天前溜达到门口，杨枣花在地上搁两个碗，剩饭汤面胡乱喂几口，偶尔丢个鸡蛋，狗就认了家，得了这个吉利的名字。

杨枣花刚买回两袋药。凤凰网《风暴眼》摄

杨枣花63岁，邻居翠英61岁。两个人都有胃疼的老毛病，翠英还常因腰椎压迫神经，痛得走不动路。一天前，她刚取出130块钱，转头就买了三盒药。有时候药吃完了，距离下一次养老金到账还有些时日，她就硬拖个十来天。一直拖到实在受不了了，才再买一点药回来。

杨枣花四年前患上肾炎，女儿陪她去医院，切掉了一颗肾。手术醒来后只觉得身上某个地方空落落的，直到现在，那块凹陷处，一到阴雨天就隐隐作痛。

她喜欢刷抖音那些卖草药的直播间，看看别人都生了哪些病，买了哪些药。有时候也会在上面买一些，能比线下便宜十几块钱。

有研究称，近六成老年人面临不同程度的身体疼痛。面对这突如其来的人生必修课，他们都成了最用功的学生。

“有些药是真的，有些不是。”屏幕里那些配好的中草药，装在透明罐子里，杨枣花从小跟着大人上山采药，一眼就能认出来。对此，她颇为自豪：“我要是有文化，我也去卖草药。没得文化，不敢卖。”

她的房子比旁边的自建房矮小一半，挤着她和4个孙辈。这是租的别人家的老屋，每年房租2000元。即便是阴雨天，屋里光线昏暗得像傍晚，她也不开灯。一个月电费要一百多块，能省一点是一点。

从小镇出发，沿着盘山公路驱车四十多分钟，向大山更深处驶去。在某个被层层山峦包裹的村庄里，同样藏着像周仝妹、杨枣花这样的老人。

60来岁的光棍石柱，曾在煤厂做工，落下了严重的关节炎。如今，那双手已蜷曲得像枯树根，他颤抖着提起水壶，给围坐在炉桌旁的客人泡杯绿茶，然后，从桌上摸出一粒布洛芬，用茶水送下肚。

这药，一吃就是十年。一顿不吃，一股钻心的疼就会从指关节顺着胳膊一路冲到天灵盖。有时候实在受不了，去镇卫生院打止痛针，那也顶不了一天。

石柱的木桌上常年放着各种药品。凤凰网《风暴眼》摄

同村75岁的李田也要天天吃止痛药。遇见他时，他正和老伴推着一斗车木柴和竹子，卯足劲儿上坡，车里的柴加起来大约两百斤。李田的双腿跛着，裤腿膝盖处沾了灰黄的泥土。

老两口的儿子二十年前患上了精神疾病，前阵子，他们把儿子从精神病院接回来，可家里没有药，病情很快复发，只得又送了进去。

李田自己则饱受风湿关节炎的折磨，脚疼。腰椎变形，压迫得头疼。他每天上山采草药，煎好了一遍遍洗脚，然后在脚踝上敷上白色膏体——牙膏。

牙膏当然算不上药，但至少能让伤口不那么火烧火燎地疼了。

李田在推柴火上坡。凤凰网《风暴眼》摄

02 山风中的记忆

他们如今的病痛里，带着年轻时修路筑坝、肩挑粮食的印记。

在计划经济时代，农民要把每年生产的粮食，按规定的比例，作为实物农业税无偿上交国家。“交公粮”之外，还需低价出售统购粮。剩下的口粮，则按照农民做劳力挣工分的情况来分配。

在武陵山区，平坦肥沃的水田是金贵的。交公粮时期，秋收的稻谷、玉米晒干后，得把最干、最饱满的“上等粮”挑出来。高山上的旱地，也要交洋芋、马铃薯。每个人头大约要交两三百斤，10月底前交完。于是，农民用扁担挑起装着百斤粮食的箩筐，徒步走在崎岖的山路上。朝发夕返，已经算脚程快了。

杨枣花至今记得自己十五六岁时交公粮的画面。用扁担挑着七八十斤的担子，走几十公里路。一家人你挑一点，我挑一点。家里要是劳力不够，还得找别家“换活”——今天他帮你送一回，改天你再还他一次。

走上五六个小时到粮管所，常常已是下午。粮验收了，才能蹲在路边，吃一碗面条或几个粑粑，接着往回赶。

女孩要早早嫁人。家里人口多的，粮食紧，早点把女儿嫁出去，家里就能“少一张吃饭的嘴”。

83岁的陈满仓，当年交粮时一路要穿过重庆黔江地界。他一个人就挑一百多斤，走十五六里地。粮如果没晒干，粮管所是不收的。这就得在粮站外头铺开晒，晒干了才能交。要是一天没晒干，第二天还得再去，有时候，得折腾上三五天才能全交完。

公粮是无偿的。“统购粮”则每斤大约9分5，“只有个本钱”。而假如这些粮食能自由流通买卖，一斤本应卖上2角钱。

收上去的粮食要保障城市供应，根据年龄、工种等严格进行分配。

城镇居民凭票购买粮食，价格长期低于那9分5，更远低于市场价。通过这种“工农业产品价格剪刀差”，农业剩余被转化为工业积累。

镇上74岁的赵来福向凤凰网《风暴眼》回忆起，“交上去的粮食，是给‘有单位的人’吃的，他们买粮很便宜，而种粮的农民是买不到的。”

“煤矿工人能吃52斤，做苦力的45斤，教书的29斤半……”赵来福在脑海中搜索着当年不同工种允许买粮的数量，蹦出一个个数字。“……农民，最苦的时候，每人每月分配的口粮，大概只有10多斤。”

谁家实在揭不开锅，得一级一级向上申请，批下来，可以从生产队“借”一点。等来年收了粮食，得先把这“债”还上。

赵来福拾木柴回家。凤凰网《风暴眼》摄

有几年，地里已经种不出什么粮食了，可公粮还是要交。

为了一家人糊口，陈满仓曾去粮食相对宽裕的重庆黔江地区，排队买粮。粮价有时2角，有时5角，规定每个人一次不能买多。陈满仓想了个法子，买完一次，把粮食背到半路藏起来，再换一身破旧衣服，混进排队的人群里，再买一次。

大多时候，收粮是连夜干的活。白天的时间，还要用来挣工分。

陈满仓曾被生产队抽去很远的地方修水库、铺公路。把山崖上炸下来的巨大石块，一锤一锤手工敲碎，铺成路基。他从屋里翻出一把小铁锤：“就是用它，一下一下敲石头。当时敲狠了，现在身上都是老伤。”

现在的他，坐在长板凳上，背后是自己的菜地，面对着儿子修建的砖房，吹着山风。他手里的锤子，连自己的老木屋都修不了了。

陈满仓曾用来敲碎石头挣工分的锤子。凤凰网《风暴眼》摄

“交公粮”持续了数十年，1985年之后，逐渐改为折征代金（交钱）形式。这段关于粮食与重量的记忆，最终在2006年1月1日尘封为历史。那一天，《农业税条例》正式废止。延续了两千六百年的“皇粮国税”，就此终结。

据测算，与改革前相比，全国农民每年减轻的负担，大约是一千二百五十亿元。摊到每个人头上，是一百四十块钱。这是一个标志，国家与农民的关系，从漫长的“取”，转向了“予”。

而一代农民在特定时期为国家工业化积累做出贡献后，如何在晚年切实享有发展成果？这成为实现代际公平的一道思考题。

中国农业大学国家乡村振兴研究院副院长、教授左停长期关注乡村发展领域，他对凤凰网《风暴眼》表示，2009年9月1日，国务院印发《关于开展新型农村社会养老保险试点的指导意见》，正式启动全国新农保试点，强化了国家责任，之后快速实现了制度全覆盖，通过社会保险制度来解决农民养老问题。

“目前，农民养老保险中相当大的部分来自国家基础养老金，有基础养老金比没有好，但保障水平仍不够充分。”在他看来，国家基础养老金标准应达到全国低保平均水平，每月约500元，才能保障老人的基本生活。对于部分农民，可将其早年的贡献与养老金挂钩，同时体现年龄差异。

03 留在村镇“找钱”

如今，村里的年轻人，基本都到山外头打工去了，他们称之为“找钱”。

杨枣花的大儿子，在广东“找钱”，六七年前的一次事故，让他再也没能回来。大儿子在白岩厂工作，那晚加班时，用铲车把矿石装上大车，矿石落下来，正好卡在了他的喉咙上。

大儿子去世后，留下一点钱和土地，杨枣花一分不敢动，全留着，这是给孙辈上学用的“老底”。

周仝妹的儿子则去了浙江，原本是修桥筑路的建筑工，可这几年行业不景气，他自己年纪也上来了，才四十多岁就查出了高血压，最后进了厂。在武陵山区的这一头，她只能从儿子偶尔打来的电话里知道，儿子经常在夜里加班，“几乎见不着太阳”。

她的丈夫49岁因尿毒症去世。那是19年前，儿子带着父亲去省城的医院，做肾透析，前后花了十几万，掏空了积蓄，还借了不少债。最后实在没办法了，只好放弃治疗。

从此，她生活的轴心，就变成了每天雷打不动地去那个集市。

集市里常常半个小时才会晃进来一个人，只是买几个橘子。卖水果的老板娘原本靠着火炉打盹，被惊醒后，把重量一称，收下几枚硬币，又缩回她的椅子上。

周仝妹有过一笔大买卖。有一次，一个准备去上海打工的年轻人，想在异乡吃到点老家的味道，在她这儿一口气买了二十多斤菜，打包寄往上海。那一次，她赚了20块钱，到现在还津津乐道。

更多时候，集市上的老人只是在漫无目的地打发时间。

他们真正的据点，慢慢向菜摊中间那张四角方桌转移。四人围坐着慢悠悠地打牌，一局打完，也不论输赢、不算钱，把牌一洗，一切归零，瞬间开始下一轮。桌边的人不时起身，换另一个坐下，像一台不生产价值的永动机，持续空转着。

“没钱，就只能‘打光头’，图个好玩。”周仝妹说，她们从不打麻将，因为不成文的规定是，“打麻将要出钱的”。

干体力活没人要了。前年，那位双手像树根一样的石柱，听说村里找人负责清理垃圾，主动揽下这个活计，好歹能赚点生活费，每月400块工钱，另外有200块补贴。活倒不重，隔几天把各处的垃圾归拢到一起，烧掉。

可干了一年，合同到期后，没人通知他，就把这工作悄无声息地换了别人。他还照常去打扫，又干了半个月。这笔工钱，一直没个说法。

卖点小东西，也没人消费了。翠英的丈夫快满70岁了，腿脚不便，每天慢慢地骑着一辆旧三轮，卖一点货。儿子也在镇上摆了个小摊，卖五金件和农具。可农村的年轻人像退潮一样少了，也有人学会了网购，东西直接送到家，没人消费，货就难卖。

有中年人从外地回来，看着这村镇一点点沉寂下去。

村民付胜40来岁回到老家做养殖业，想“搞点事情”。比如把养猪场弄大点，让村里年纪大、出不去的人也能做点工。可想法归想法，自己没发展起来，“没得办法。”

在这样闭塞的大山里，嫁过来的姑娘，许多待不住，走了。“如果不出去打工，就没有经济来源。没有收入，就没有开支。姑娘过来，看不到一点希望。”付胜说。

赵林伟也是从外头回来的，他是赵来福的儿子。他记得，2010年到2017年，房地产火热，连农村也跟着“疯了一阵子”。现在镇上街道两旁那些小住宅，几乎全是那几年间竖起来的。

以前街边的店铺，房租十几万一年，人还抢破头，一年忙下来能挣二三十万。现在，很多店连房租都挣不出来了。最好的地段都有空铺面，常年贴着“旺铺招租”。

在这座仿佛停滞的空心小镇里，“找钱”衍生出一种奇特的、内向循环的模式。

村镇里挂着禁止违规宴的横幅。凤凰网《风暴眼》摄

缺乏收入来源的人们，变着法子办酒收礼。老赵一家最怕的是每年的毕业季。有些人家，孩子分数还没出来，升学宴的请帖就发出去了。你问他：“孩子考上什么大学了？”对方只呵呵笑道：“别急嘛，肯定有书读。”结果分数一出，没考上，孩子外出打工去了。

结婚更离谱，有人上半年结一次，下半年结一次。“就是借个名头，敛点财”，赵林伟说。

就这样，一年几十次随礼跑不掉，最平常的一次也得200块钱。赵林伟家，一年给出去的礼金，得有一万五六。“人缘好、亲戚多的，一年给出四五万都不稀奇。”

04 谁为他们托底

赵来福家的炉桌又方又大，中央的锅子里，煮着半条鱼，配着些豆腐，咕噜噜地冒着热气。这是凤凰网《风暴眼》这些天在村镇走访时，见到的最为丰盛、最有热气的一餐。

赵来福吃完晚饭。凤凰网《风暴眼》摄

他的养老金，也比其他老人要多一些。60岁以后，每个月能拿到400多，这些年逐渐涨到了1800块左右。

这份“宽裕”，是他的儿子赵林伟在十多年前，一口气为他缴了52000块钱换来的。这笔钱，让赵来福从农民基础养老金的序列里拔足，“跃升”到了职工养老金的行列，虽然只是其中偏低的水平。

当时针对曾在原国有或集体煤厂工作过的职工，推出了这项补缴政策。赵来福正好符合标准，他曾在煤厂做过一段时间的合同工。只要调出工资表，补上费用即可。

赵林伟当年手头并不宽裕。16岁上完中学就南下打工，一个月也就一两千块钱工资。打了十年工，结婚生子，根本没攒下什么钱。

他从政策要求补缴36000元时就一直关注，眼瞅着数字涨到43000，又涨到52000，最后一咬牙，借了些钱补缺口，才把这件大事落定。

此后，赵林伟做什么都透着些从容，说话中气十足：“现在我做点小生意，投点资，心里都不那么怕了，因为知道老爹老了不会受冻挨饿。要是他只有两百多块养老金，那我做什么决定，都得掂量掂量。”

不过，也有不少老人，虽然符合资格，却因为掏不出钱错失了机会。赵林伟告诉凤凰网《风暴眼》，当时周围有资格补缴的，大概有十几二十人，最终真正拿出钱来的，只有三四人。

一些地方也推出了允许农民一次性补缴农村基础养老保险的政策，一时掀起儿女代补的“孝心缴费潮”，给老人托底甚至提档。不少地区为80岁以上老人发放高龄津贴，金额随年龄递增，还有地方为老年人发放护理补贴。

在越来越多人开始关注那些没有积蓄、没有谋生手段、也没有儿女托底的老人时，遥远的山外激起各种不同的声音。

有人坚持养老金“多缴多得”，需要考虑现实的财政压力。超过1.8亿人领取城乡居民养老金，其中七成以上是农民。每人每月增加100元，全国年支出就增加约2160亿元。

但在左停教授看来，解决“钱从哪来”的问题，有多种方法。“大家普遍认为，应重点关注70岁以上的高龄老人，原因有二：一是这部分人最需要保障；二是可大幅减少保障对象，70岁以上老人约几千万人，相较于60岁以上的上亿人，能显著减轻财政压力，更具可操作性。”

他认为，给所有60岁以上老人每月增加20元养老金，这种方式无法显著提升老人的获得感。应该按照年龄差异化给付，比如给70岁以上老人每月增加40元，更能提升其实际获得感，也能大幅减少资金投入。

“农民没有雇主，无法像城镇职工那样由雇主承担2/3保费、个人承担1/3，但实际上，有条件的村集体经济组织应视作农民的雇主，承担一定的养老金缴纳责任。”左停说。

除了养老金兜底，在脱贫攻坚过程中，恩施发展了“茶烟菜药果畜粮蜂”等特色产业，促进就业、为农民增收。靠这些，恩施在2020年实现了全州8个县全部脱贫摘帽、109万贫困人口脱贫的历史性目标。

05 头等大事：体面地老去

其实，周仝妹是个很有主见的人，爱玩，敢闯。丈夫去世几年后，她在家里总觉得闷得慌，于是没跟任何人商量，把卖菜一元一元攒下来的钱拿出来，给自己报名了老年旅游团。

那旅游团来到镇上宣传，说是百八十块钱就能去桂林玩4天。她风风火火地跟着几十个老人坐上大巴车，跋涉一整天，晚上住进简陋的旅社，几人挤一间房，像极了年轻人说走就走的“特种兵式穷游”。

虽然路途颠簸，但她新奇又兴奋，“坐车总比走着好呀！”

当导游变着花样劝游客在景点购买纪念品时，周仝妹总是把笑挂在脸上，眼神飘忽，装作听不到，绝不掏钱。“没钱买东西，他们搞半天也就算了。”

就这样，她在自己单薄的人生轨迹上，画下一个新的地标。后来，她又想交几十块钱，参加一个去北京的旅游团。可还没来得及，就赶上了新冠疫情。

几年过去了，她身上疼痛的零件越来越多，在家与集市之间吱吱呀呀地缓慢移动中，她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去北京了。

很多事情不可逆，比如衰老，比如死亡。在这小小的人情社会中，丈夫的去世也改变了她周遭的人际关系。“孤零零的，受人欺负。”潮水漫过她的双眼，她以一种极为羞赧又自尊的神情，决心守护好这委屈的秘密，不让任何外人窥探。

与衰老相连接的死亡的潮湿，总是能精准地钻进人们的骨骼缝隙。山里那位无儿无女的石柱，多年前借了债，自己掏了些积蓄，买了些原木回来，找木匠打了口寿材，静静地摆在一间空置的屋子里。

这是这片土地上，人们郑重处理身后事的风俗。备寿棺，从直视死亡、为子女减负、为自己求得体面和安心，逐渐绵延成一种祈福延寿的仪式。过去，很多人到了六十岁上下，就会置办好棺椁。后来，一些地方经济条件好了，年纪尚轻的人，已不再担忧后事潦草。

但在这些深山村落里，许多老人依然延续着这个习惯。“一般是有儿女的，由儿女提前置办；没有儿女的，就自己给自己张罗。”看着石柱木讷的面庞，旁边烤火的付胜插话了：“哪怕生活再困难，这也是头等大事。”

他见过太多不够体面的终局。村里有老人走失，他去帮忙找了一天，没有结果。后来，家人只好把老人早年为自己准备的那口空棺材，埋进土里了事。

为了改善这些处境，恩施多地已在探索“以老助老”的互助养老模式——组织相对年轻、健康的低龄老人去照顾高龄老人，比如白果乡的典型网络，覆盖了全乡数千名老人，提供从生活照料到精神关怀的多种服务。

“这种模式，政府给予少量补贴就能调动低龄老人的积极性，依托社区内部关系，成本较低。此外，还可通过公益性岗位、政府资助的互助养老等方式，解决老年人的养老服务问题。”左停教授对凤凰网《风暴眼》说，“养老服务问题得到解决，本身也能降低老年人对养老金的需求。”

而关于提升城乡居民基础养老金的呼声，在今年全国两会期间再一次成为焦点。毕利霞代表哽咽建议将农村70岁以上老人月养老金提至400元；雷茂端代表建议用三年时间，将70岁以上农民基础养老金分步提高至每月500元。

这些建议迅速得到相关部门的关注与沟通，也让人们看到了向前推进的希望。一种共识正在凝聚：让曾为国家发展承受了艰辛的一代人，在晚年分享更多发展的果实。

杨枣花在炉上烤火。凤凰网《风暴眼》摄

临走前，山里憋了许久的雨，淅淅沥沥地落了下来。微凉细雨中的一切，依旧在湿漉漉地生长。

凤凰网《风暴眼》提上两袋在镇上买的大米，经过那个集市，转进小道，重寻杨枣花的家。零星有老人握着雨伞、背起背篓来赶集，摊主透过大喇叭卖力推销着春装，声音高亢，像是要唤醒整个村镇和街道尽头的山谷。

远山的云雾绵白氤氲，杨枣花锅里的水汽同样正热烈翻滚。她往锅里撒了一把面条，向里屋喊了一嗓子，孙儿们和小狗“招财”鱼贯而出。像每天一样，她在碗底撒了一撮红辣子。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据《柏林日报》报道：面对即将出现的全球石油和天然气短缺，中国与欧盟的反应可谓截然不同。

美国国务院周六宣布，在鲁比奥（Marco Rubio）国务卿撤销了已故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下属“圣城旅”指挥官苏莱曼尼（Qasem Soleimani）的外甥女和外甥孙女的合法永久居民身份后，美国联邦特工已将她们逮捕。2020年1月3日，美军无人机在伊拉克巴格达国际机场附近发动袭击并将苏莱曼尼击杀。

The crew will travel more than 252,000 miles from Earth – a distance record for humans – before hanging a U-turn behind the moon and heading home.

The law Republicans passed last year has so far been largely imperceptible to most Americans. That’s changing as tens of millions file their taxes this spring.

© Justin T. Gellerson for The New York Times, left; Jamie Kelter Davis for The New York Times

美国总统特朗普（Donald Trump）周六在其社媒平台“真相社交”发文称，“还记得我曾给伊朗十天时间，要么达成协议，要么开放霍尔木兹海峡吗？时间不多了——48小时后，地狱将降临到他们头上。荣耀归于上帝！” 此前，特朗普26日发文称，“应伊朗政府请求”，他将对伊朗能源设施的“摧毁”行动推迟10天，期限延至美东时间4月6日20时。

Loyal losers don’t go very far with this president.

© Damon Winter/The New York Times

据共同社周五援引多名消息人士报导，日本政府正在研究的放宽防卫装备品出口规则方案的概要已浮出水面。该方案将废除仅限非战斗目的的“5类”装备品出口规定，原则上允许出口包括具有杀伤能力的武器在内的成品。针对向处于冲突中的国家出口，也将设置例外规定，留有余地。报导指，作为制约措施受到关注的日本国会参与，将仅需事后“通知”。高市政府计划下周在自民党安全保障调查会干部会议上提出该方案，并拟在本月内修改“防卫装备转移三原则”及其运用指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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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4月4日，食通社发过一篇“删稿合集”。那之后，每被删稿，同事们就有个聊以自慰的内部玩笑：“明年的404被404又有了。”

但两年的404也不完全一样。2024年，食通社被删的稿子大多并不是当时的舆论热点或传统意义上的“敏感话题”，比如盘点2024年国内媒体和学界对外卖和电商平台进行的报道、研究和创作；介绍新加坡为平台工人出台的社会保障。所以每次稿子被删，编辑部都会很意外，甚至想不通被删的逻辑和动机。

但在过去一年被删的稿子当中，有两篇是当时或长期的社会热点，机构媒体和自媒体也有报道。但最终在某一刻，大家都安静了。

为保粮食安全，我们有永久基本农田保护红线，为了保护环境，我们也有生态保护红线。但在公共舆论场，我们看不到这条清晰的线。我们能看到的，只有一句“此内容因违规无法查看”。剩下的，只能通过每一篇被404的稿子去揣测。

以下是2025年被404的文章。可根据提示词阅读它的前半生。

404 not found NO.1

这其实是对当年出版的一本讨论外卖工作的书《过渡劳动》的回应。作为关注社会经济关系对人群健康影响的营养学博士，作者从营养健康的角度，讨论送外卖作为一份工作，会不会真的使骑手更“短命”？最后她强调，过度劳动并非单指外卖员，现代社会中的许多人，也经历着三餐不规律，高强度的工作和收入的不稳定性——这是和跑外卖类似的“具有工具性而非价值型”的劳动。作者希望大家借由骑手的境况去思考：为什么粮食安全和经济发展并没有让好好吃饭变得更容易？

“外卖大战”期间，在等待取货的外卖员们。摄影：天乐

文章在2025年8月12日发布，8月24日被删除。关于外卖员和数字平台类的稿件，2024年，食通社已经遭遇过好几篇删稿，虽然都和外卖骑手相关，但每篇稿子讨论的方向都不同。其实这篇文章的批评对象并不是外卖平台本身，或者说它想谈的是比外卖平台更大的平台——社会：为什么产量和经济都上去了，人们却更不能好好吃饭了？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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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5年华北秋收时节遇上连月阴雨，玉米无法收割，接连发霉。“华北连阴雨”上了热搜，不同媒体平台都接力报道。食通社走访了河南和河北六个农业县，发现在玉米从种植到销售的每个环节，种植户、收购商和地方政府想尽了各种办法应对，但无论农户规模大小、实力和设备如何，几乎所有玉米种植者还是只能接受减产、降价和霉变对他们造成的损失。

受到今年华北连阴雨下的影响，邯郸的玉米收购商李军的玉米棒子很快就发霉了。摄影：裴丹

文章在2025年10月22日发布，10月24日被删。据我们所知，有些其他平台的稿子也遭遇了删除。也许热点刚出时，大家都可以讨论，但在某一个节点，又全部被噤声了。无论是内容生产者，还是想了解真相的读者，这都是一个拼手速的时代。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华北六县秋收调查：连阴雨下，如何“撑伞”？

404 not found NO.3

和“华北连阴雨”类似，“河北农村取暖问题”是过去这个冬天另一个农村热点。

1月5日，《农民日报》公众号发布《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提到在小寒这个一年中最冷的一天，河北一些农村地区的老百姓宁愿挨冻也不敢开暖气。

食通社很快发表了一篇评论。作者既是河北人，也曾经是一名环境记者，见证了政府为治理北京雾霾而实行的一系列强有力手段。包括2013年，政府发布“大气十条”治理空气污染，京津冀地区开始了大规模推广煤改气、煤改电，当年在河北，就出现了农村取暖难的现象，当时的归因是天然气供应不足。

十二年后，天然气供应问题倒是解决了，但价格也上去了，收入有限的农民，特别是留守老人，还是取不上暖。

村镇纪录片导演“遇真纪事”1月初在河北农村发现农民捡拾柴火取暖。图源：“遇真纪事”视频截图

当城市供暖稳定，而部分农村地区却需要更高的成本才能满足活着的基本条件，作者发问，为何农民总是政策“一刀切”的受害者？并且呼吁，绿色转型不能以牺牲农民这样的弱势群体为代价，只有公平公正的转型，才可能持续。

文章在今年1月9日发布，1月18日被删。比《农民日报》《河北农村取暖问题，不能再耽搁了》一文多存活了8天。农民身体冷，我们心冷。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禁煤、禁烧秸秆，农民为什么总被一刀切

404 not found NO.4

基于去年在多个省份的调研，食通社在26年年初发布原创文章《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吸引了全国各地农业、工程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留言，分享了他们对当地高标准农业建设、使用的观察，证实文中提到的高标田“标准”不高的问题在中国西南、西北、中部的村庄都有存在。

食通社整理了读者提供的信息，在1月21日发布《全国人民热议高标准农田》。

2023年11年22日，杭州郊区一块种苗木的土地被改成了高标准农田。摄影：陈晶晶

究竟怎样的农田改造才能真的保障粮食安全？食通社认为，在对农村进行建设和改造前，应该先虚心倾听一线农民的声音，并且破除对规模化农业的迷思。文章发布10天后被删。随后重发。

CDT存档：【404文库】食通社｜这些年我见过/种过/修过的高标准农田 | 读者留言

除了前面提到的几篇文章被平台处理，过去一年里，我们也接到过不止一次删稿或修改内容的电话。也是在这个过程中，我们发现，一场极端天气、一次田间作业，甚至一篇看似普通的稿子，仅仅陈述一些可能已经广为人知的事实，都会让那些制造问题或者本应解决问题的相关方坐立不安。大家似乎都在“守卫”着自己的一亩三分地，但公共讨论的空间，也在这样的拉扯中逐渐缩小。

对食通社来说，每一篇文章不只是“发出来”，更重要的是，文章能成为一个入口，让不同立场的利益相关方得以在这里交流信息，进行更深入的讨论。很多时候，真正有价值的是文章留言区的交流，但这些声音也在被反复404后，越来越少。

过去一年，我们发现，公众号文章的留言被屏蔽得越来越快。有时读者留下很认真地思考，很快被删除，甚至我们还来不及看读者到底写了什么，只能看见后台显示“留言因涉嫌违规已不可见”。

公众号后台常见“因涉嫌违规”不可见的留言，现在还多了个“因涉嫌骚扰被屏蔽”的理由。

也就是说，读者看似是可以评论的，但并不是所有留言都能被看到——很多声音，只存在于评论者自己的界面里。

久而久之，有人不再留言，也不再尝试表达。慢慢地，声音就少了，沉默变得更常见。

我们能做的，或许只是尽量把还可以说的话说出来，守住仍未消失的空间。至于那些没能被看见的声音，也不该就此被当作不存在。无论如何，我们不希望在未来的某个清明，祭拜“公共空间”的消亡。

CDT编者按：食通社整理了读者提供的信息，在1月21日发布《全国人民热议高标准农田》。而后被微信删除，修改后重发更名为《这些年我见过/种过/修过的高标准农田 | 读者留言》

食通社说：

1月12日，食通社基于多地调研，发布了原创文章《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吸引了全国各地农业、工程领域的从业者和研究者留言，分享了他们对当地高标准农业建设、使用的观察，证实文中提到的高标田“标准”不高的问题在中国西南、西北、中部的村庄都有存在。农民反映高标田灌溉不便甚至缺水、由于建设不合理导致抛荒，施工方也头疼项目不好做、监管严格、利润率低。究竟怎样的农田改造才能真的保障粮食安全？或许在对农村进行建设和改造前，应该先虚心倾听一线农民的声音，并且破除对规模化农业的迷思。

以下均为《谁拉低了“高标准农田”的标准？》在微信公众号和腾讯新闻的留言，文字略有编辑。为保护读者隐私，也考虑到食通社无力对所有评论进行事实核查，评论均以匿名+IP所在地的方式刊出，并模糊了具体的州市县镇村位置。

本文在微信公众号首次发布于1月21日。22日下午被删除后，编辑部补充了更多留言并重发。

1 高标田为何会被抛荒？

在食通社的实地走访中，我们发现，在一些村庄，改造后小农被迫退场，外来老板承包了被改造过的高标准农田，但既没好好种，也没认真收，还有些地方产量甚至比改造前还低。对此，各地网友也分享了他们见到的抛荒的问题，其中许多地方是因为被改造田块本身水源不足，而“水稻上山”的梯田抛荒尤为突出。由于“小田改大田”，土质、地势差异极大的农田被“一刀切”推平，再结合标准化的水泥水渠，更容易“高的旱死、洼的涝死”。

梯田，在南方不缺自然降水的地方或许能种出来点粮食。在北方，陕北，甘肃只能靠天吃饭。可以当田，根本不敢当基本农田，哪个立项的领导敢保证北方的梯田能稳定供应粮食？（IP：宁夏）

来我们云南看看，多大的山，改出来的高标准农田根本用不成，水也没有。（IP：云南） 

完全是搞钱的。xxxx镇的高标准农田，水都没有，大片荒芜。（IP：重庆）

◉在社交媒体上，荒山改造的梯田是高标准农田被抛荒的重灾区。图源：公众号“华南之声”

有正儿八经的考虑每个地域的不同吗？我们那边一个平原，到需要灌溉的时候，有些地方挤破头就是没有水。（IP：江苏）

 我们这边的高标田田埂有四五米宽，远远看上去像飞机跑道，有必要这样宽吗？（IP：湖南）

我们老家就是四川xx，不知道哪个搞得高标准，地方为了讨好上面政绩，把成年果树砍了，拿去种一文不值的农作物，好不容易培育出来果蔬产业链，改成种粮食了，结果个个丢荒。（IP：广东）

◉2023年11年22日，杭州郊区一块种苗木的土地被改成了高标准农田。供图：陈晶晶

2 农民需要什么样的“高标准”

针对各地农户反映的施工破坏了表层土肥力的问题，食通社查得工程建设技术标准里进行土地平整的三种方法。从维护地力的效果而言，越省事，越伤地。抖音用户@工程人小李对三种施工的差异进行了解释：

一是“倒行子法”，能保留耕作土土壤，但操作精细，进度比较慢。

二是“抽槽法”，进度快，可以同步作业，但是合槽时易造成地力不均。这两种方法都要求人工与机械作业相结合。

最后一种是“全铲法”，适合机械作业，功效高，可生土多，但是地力恢复难。

2022年，国家发布《高标准农田建设通则（GB/T30600-2022）》，进一步对田块整治、有效土层厚度、耕地地力等指标都进行了详细规定。但土地平整中，究竟该使用哪种施工方法，《通则》与各地标准文件都未说明。

但在留言中，也几位评论者对如何建设能保障粮食安全、符合当地自然和社会条件的农田设施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理想中的高标准农田应该是土、渠、路等一系列基础设施合理的在地化配置，其核心在于顺应“地势”，它是农村社区在长期农耕实践中基于地方知识对农田环境持续调适的结果。但现实中很多改造的问题，除了偷工减料这样的问题，最缺失的是与“地势”的结合，在不清楚地形、土质、居民生活的情况下把土地“格式化”。

高标准农田不是越大越好、越整齐越好，而是要让这一匡土地上水、保水、放水都能很方便，土壤肥力能够保持。地块太大，总会有不平的地方，高的旱死、洼的涝死，还得中间打田埂。水渠修得横平竖直，可能与实际地势不匹配，上大水时洼处溢出渠了高处还没多少水。就算把地面强行推平，可能一部分裸露出的是死土甚至碎石头。这都是我在调研中见到过的情况。

悠悠三千年，成土不过三寸，不顾地势和种植规律，再高标准的农田都是对地力的损蚀。（IP：山东）

我们湖南xx市也有类似的问题：通过改造，好田变差田，差田变荒田。今年收的稻谷可能不及去年的一半。希望还没改田的地方，一定不能把肥土翻到地底下，上面盖地底下的生土。不然的话，五年内土地也翻不了身。改田会变成损坏田，囯家投了资，看着大田，望着心慌，计划落空。(IP：湖南)

我发现这些搞高标准农田建设的人都是不懂农业的人，他们一味的认为只要把土地平整下来就是高标准农田，可是平整过后的土地都是生土，种庄稼成不了气候，要投入大量的农家肥化肥来养地，四五年的时间只有投入没有回报，农民自己种的话成本高，流转出去的话，人家种一两年没收成也不会继续投入，最后只有荒废，能不能考虑一下实际情况呢？以前依山伴水建成的农田他们说浪费土地，用大力气把山头推平，最后什么也没得到。(IP：云南)

农业最好的政策，就是别折腾。（IP：北京）

◉一位广西读者附上了图片和评论：挖了没人管叫标准吗？

3 施工方也有话要说

无论在食通社的调研还是读者留言里，高标田的施工质量一直是被诟病的重点之一。文章发表后，许多参与了农田建设施工的读者都前来留言，分享了施工方的困境。他们表示施工方真不一定赚到了钱，还面临复杂的设计监理要求，和村里可能也会产生矛盾。关键是，土管出身的设计方、土木出身的施工方，对于农业项目，知识经验储备都不充足。

抖音上，也有项目工程方反映这几年高标田项目利润越来越少。一位抖音用户表示：好几年前，利润能有30-50%，各环节都能“抽条”，但现在竞争激烈，价格下调，利润最多10-20%，被卡得严的时候，赚不到5-7%都有可能。最重要的是，验收繁多，纪委监委全环节监管，钱也难到账。

◉抖音用户@红光聊工程 对高标准农业建设的发言引来众多同行吐苦水。

中央专项资金下来之后，很多房建交通领域的施工方来做高标施工，这些施工单位本来就是土皇帝流氓项目经理，不带乡镇派出所的人来群殴不配合征地的村民就算好的了，怎么可能施工的时候还主动征求村民的意见？

县里的小施工单位来施工的话，村里人会要求说名义上你来接活，但实际上施工的得是村里自己的人。这种时候施工和设计单位都会很抗拒，因为村里不会按照图纸施工，台阶踏步写的10级踏步他愣是给你做5级。他自己虽然觉得够用了，但是专家现场验收过不了，设计施工监理都还要配合出变更资料。问题是10级变5级本来就不合规范，变更资料做出来不仅是给自己埋雷，还给评审专家埋雷，万一炸了这个圈子大家都别想混了。

最后最最关键的一点，无论设计施工还是监理，实际负责这一块的人（尤其是设计），无论是小技术员还是项目经理，都没什么赚头，从头到尾没有哪怕一个人手里钱是给够了的，怎么可能配合搞这么多琐事。更何况，农田水利这一块的工程，设计方多半是土管出身，施工方多半是土木出身，很多小设计院里全院找不出一个水相关专业的，光灌溉这一块的知识就全靠小时候在农村里的耳濡目染，能做的合理全靠经验。问题是三五年的工作经验能顶个屁用，更长的工作经验又没那个力气天天驻点加班，卡死了搁这。（IP：湖北）

（回复上条）就是，实际干活的一个也没给够。（IP：陕西）

◉短视频平台上，高标准农田项目资金井喷盛状下，是自称接下项目的人员表示资金被挪用、补城投的窟窿、拿不到结项款。

曾经接触过提灌站项目，没水源，就只有旱坑，设计说等着下雨汇积雨水，我说下雨都积水了，你提灌上去给谁用啊？问当地农民伯伯，伯伯只摇头。（IP：河南）

高标，重点关注的不应该是生产道路，机井，沟渠吗？但是现在，非要设置比例，比如修路只能20%，还要种树……好多又给道路挤占，于是再把树拔了，种菜。（IP：河南）

（回复上条）因为不设置比例全去修路了，跟村里跑的第一稿设计方案道路占比永远在50%左右，然后就是无穷无尽的拉扯。不过这都不是关键，关键是现在设计费本来就低，地方政府还一纸地方财政的文件给你折上。（IP：湖北）

（回复上上条）能说配比的是真知道这活。（IP：河南）

明面上的路修得不错，看不见的排水修得一塌糊涂，还不是个例。（IP：黑龙江）

没谁拉低标准，而是标准一开始就是工程标准。用工程标准去建设需要长期发挥持续功能的农田。结果从一开始就注定了。（IP：湖南）

4 投入成表演，如何能纠偏

但是施工方到底“专不专业”？有读者认为，必须透过高标准农田建设的外在“表象”，认识其内部问题——

要是说高标准农田建设自身的问题，那可就太多了，田间地头和老百姓抱怨的那是表象，内在的问题不解决，表象怎么解决？1、当地政府太重视（基本上当地政府都极其重视资金，因为资金基本上都是转移支付资金、国债资金、中省资金，这全是现钱！为什么重视？挪用啊！怎么挪？成立农投公司啊！农投公司当业主，再找个国企做施工，钱不就想咋用就咋用？）2、建设单位太专业（农投公司本质是投资啊，投资才是专业，他们怎么能对耕种了解？就算他们都愿意学，没个十年八年能学好？）3、设计太科学（你怎么保证一群二三十岁的小伙子和姑娘们能懂耕种？他们不懂，怎么设计？按照规范、指导意见、文件来设计啊，有人说设计没有到实地，都是在公司用地图就画了，这点我要证明，他们肯定来了，只是他都不明白怎么种，那就只有按照他的想法和计划，结合规范来设计了，至于种的人的想法，他又不知道，肯定种的时候就觉得不合理）4、施工单位太专业（不管是私企还是国企中标做施工，他们都是极其专业的，说人家不专业的人才是外行，但他们的专业不是说你农田建设、耕种需求等专业，人家是成本核算、工程规划很专业。国企或私企绝大部分都是利润一计算，抽成比例一定，再分包出去，根本就不会去实际操作！）5、现场施工太专业（现场实际施工或垫资的人，唯一的标准就是有钱、能垫，为啥？最开始政府就把钱挪用了呀！他们施工不专业但是计算很专业啊，成本控制算的很到位啊，材料能都是最便宜的）（IP：四川）

无独有偶，一位长期从事三农领域独立研究的观察者将高标准农田的机制称为外在的表演。

作为一项战略投入，高标准农田建设是十四五期间乡村振兴领域最大的一笔投资——中央财政十四五期间投了7000多亿，加上地方政府财政投入、金融投资、社会资本投入，总规模肯定超过1万亿元。十四五乡村振兴方向总投入是10.8万亿。可实际上，效果特别不好，还丢了民心。

这五年我也写过很多抱怨的话，发过不少视频。乃至有些极端地认为高标田降低了粮食产量，每年粮食增产的数据是不真实的。不过更麻烦的，是背后的这一套实际运行着的机制、逻辑，是普遍的。看着有标准、有程序、有监督，实际上都是外在的。大家都在“演”，要符合这一套正确的、现代的要求。农业农村部现在的督察其实也是这个环节里的一部分。

在高标准农田是这样，在乡村振兴其他领域，特别是产业振兴这块，可能情况还更严重。估计在芯片、AI等高科技领域也会类似。政治口号的高扬、程序和行政的网罗、社会实际的不光彩的默许合在一起，成就了现在独特的“表演”中的中国。这“表演”当然是扭曲的、不自然的、高成本的，却变成了一种必须。

深入改革能解决这些问题吗？也很难，因为要动既有的利益、规则。（IP：浙江）

据报道，2024年，农业农村部已启动高标准农田建设质量工程“回头看”专项行动，聚焦2019年以来的高标准农田建设项目，重点摸查田间水利设施工程质量、资金拨付使用、工程设施管护等方面的问题。有评论表示，有关部门也已经“累断腿”。

做高标国家花了大钱，部门工作人员累死累活责任无限放大，已经到了没人愿意做的地步，老百姓也不满意。既然大家都不满意，都难，建议别做了。名字不要叫高标，就做小型农田水利设施吧，尽量把用水解决了，把路解决了。地力提升单独做吧。（IP：四川）

5 外来大户vs.家庭农场

与食通社实地走访时见到的农户们一样，许多网友都不相信高标田的施工方与包地大户的初心是把地种好。通常的解读是：对方一定为补贴而来。

此前的文章中，我们也确实发现：外来大户需要首先投入成本，对改造过的高标田再次挖沟排水。他们还有额外的雇工成本，田间管理也考验水平。

如果不是当地人大面积种植作物，而是外来者或者大集团，他们不是通过产量来增收的，人家有人是来套国家大型补贴的，没一个真心种地的。（IP：山东）

对于外来种植大户，不懂农业，必亏无疑！高标准农田的改造，非常复杂，要因地而改，灵活实用，否则使适得其反！（IP：重庆）

我们那里也有，包地大户种了许多高粱和大豆，但秋天也没有收，晾那儿了，有胆子大的农民收了一点。（IP：山东）

高标准补贴才是想要。（IP：广东）

我们这边水稻上山。外地人包的。亩产100斤。都是吃国家补贴钱。（IP：浙江）

山头出好田？这帮人是拿补贴的吧？听本地的农民说，有一个旱改水的项目，补贴是几万块一亩。（IP：广西）

套补贴的，改造费几万块钱一亩，实际成本只需几千元，不超五千。（IP：广东）

人家赚的是补贴。（IP：广西）

就是冲着补助来的。（IP：重庆）

研究者也发现，虽然国家有意通过公共服务的方式推动农业基础设施的“提标”，但是一方面，这些政策可能失效，另一方面，农业技术的社会化服务，不一定能惠及最广大的种植群体——小农户。

在农业社会学及经济学的研究里，外来资本下乡投入农业，时常“水土不服”，已是定论。当本地小农不是管理者和获益者，就很容易怠工，老板也欠缺农业经验，合作就很难平顺。而在劳动力无限高密度投入的中国小农历史中，老板的雇工成本永远无法与小农“自己卷自己”相竞争。许多学者和调研者都发现了外地老板种药材、挖鱼塘、不赚钱又跑掉的情况。当农业附加值太低，老板往往只能“打土地主意”。毕竟，资本追求的是利润率，而不单单是产量。

这种情况下，如何能让有能力组织和协调大规模生产的经营主体与小农户更好地协作，让小农户在生产过程中保留话语权，或许才是保证粮食丰产的关键。

我有一种感受是，公共服务与市场服务的错置。大量的公共资金被用于工程基建，而设计的人却不懂农业，造成浪费。而像拖拉机、收割机、无人机等现代农机，又采取完全市场化的方式配置，这些主体往往倾向于服务大户。小户和小农，在农忙的时候，很难找的到农机服务，找到也是价格比大户高很多。很多大型农机也确实是政府采购，但在具体执行时，承包给私人公司，小农又很难得到相应服务。至少在我们本地，农民不愿种地，有一部分原因是农机服务不便利造成的。希望这方面能得到改进！（IP：浙江）

曾在安徽农村从事田野调查的社会学研究者林子涵告诉食通社，已有不少研究指出，规模经营不一定能提升土地生产率。但美国大农场式农业图景的“迷思”仍在广泛流传，补贴政策也往往向规模化经营倾斜。

林子涵还解释道，当小农户也都在广泛使用农机，规模化农业不一定是流转经营权的“土地规模化”，也可以是通过农业社会化服务实现的“服务规模化”。后者由机械统一完成包括耕、种、管、收在内的多数环节，农户依然保留经营权，自主进行除草、放水等人工管理。这样的管理中，小农户虽然对农资、农技失去了话语权，但依然保留着田间劳作的积极性。

政策也已经在调整，比如鼓励百亩规模的“适度规模经营”。在过往走访中，食通社也了解到四川一些地市正在搜集在家务农收入与在外打工基本持平的家庭案例——家庭农场是一种主要的适度规模经营形态。农业种植，确实不是规模越大就越好。

这是食通社第 755篇原创

_编辑：裴丹 天乐

_版式：明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