长平
2025-01-03T10:05:07.449Z
德国杜塞尔多夫莱茵河岸的新年焰火
(德国之声中文网)断断续续,但越来越多,鞭炮响了起来。城市的夜空一阵一阵地闪亮,河面映射着彩色的光芒。随后,它们又一同暗淡下去,安静地等待下一声爆响。
这是2024年的最后一个小时,我独自在杜塞尔多夫的一段莱茵河岸散步。我想起十多年前在上海度过的元旦和春节。当时上海还没有禁放烟花爆竹,大家比赛着燃放,整个城市都好像要被炸毁似的。但是,人们感觉到的并不是害怕,而是对未来的希望——好像每一声爆竹都能炸走一个霉运,炸来一堆钱财,自然是越响越好。
“爆竹声中一岁除”也是德国人的一个传统,但是近年来受到越来越多的质疑。除了医院里可能增加床位之外,环保人士还不能忍受它对空气和街面的污染,动物保护人士则担心猫狗受到惊吓。
很多人认为,这是一个放纵与节制、自由与法律的矛盾。在一些哲学家看来,这样说可能有点本质主义,比如保罗·萨特(Jean-Paul Sartre)。
也许是因为我刚刚在几个小时之前读完了一本书,萨特的思想和生活伴侣西蒙·德·波伏瓦(Simone de Beauvoir)的新传记《成为波伏娃》,在想到上海之前,我先想到了萨特讲的一个故事。——这多半会让本书的作者凯特·柯克帕特里克(Kate Kirkpatrick)感到失望,因为她写作此书的目的之一,就是不要让人觉得波伏娃非要跟萨特捆绑在一起不可。
波伏瓦建议删掉那个问号
萨特在1945年的一次演讲中,讲到几个故事。其中一个,当我听着零星的鞭炮声,行走在夜色中的莱茵河边时,我在脑子里做了一些改动。我相信读者能够理解我所做的改动——
有一位年轻人,他的人生面临一个抉择:是回到家里,在新年之夜和年迈的母亲呆在一起,还是去参加一场他认为是正义的战争。
他认为,而且实际上也是如此,如果他为了母亲留下来,他的行动后果也就是家庭温情是触手可得的。而他为了正义上前线,则对行动的后果非常没有把握,说不定只会成为悄无声息的炮灰。
但是,前者只是为了一个人,后者却目标远大,可能是为了全世界的人。有什么样的道德伦理,能够帮他作出抉择呢?
——我这样写下来,它好像就是一个“个人与集体”、“小家与大家”或者“忠孝不能两全”的俗套故事。也许的确如此,它就是我们生活中随时都在面临的抉择。
基督教的教义说:对人要慈善,要爱你的邻人,要为别人克制你自己,选择最艰苦的道路。但是,萨特问,什么是最艰苦的道路?谁应当承受这种爱呢?是前线的战士,还是那个母亲?
康德的伦理学说,永远不要把另一个人当作手段,而要当作目的。但是,萨特问,母亲和前线的战士,难道不是可能互为手段和目的吗?也就是说,你做任何选择,都不能满足康德的要求。
萨特的回答是:存在先于本质,人是自己的行动造就而成的。在你行动之前,并不存在“忠”或者“孝”这种本质性选择。那个年轻人可能会说,我爱我的母亲,爱到我不能离开她。但是,在他这样行动之前,这种理由并不成立。“我可以说我爱我的某个朋友爱到可以为他牺牲,或者牺牲一笔钱的程度,但是除非我这样做了,否则我是无法证明我爱他到这样程度的。”
这场演讲当晚就很轰动,听众多到萨特就差点挤不到讲台上;随后更是成为一场标志性的文化事件。演讲的题目是《存在主义是一种人道主义吗?》等到要作为文章出版的时候,波伏瓦建议他删掉那个问号。她的这次“一字师”当得非常重要,从疑问变成肯定,有力地为存在主义哲学立起了一杆旗帜。
长平:我和我的同事雄心勃勃,想要在媒体行业带来一些变化,希望这里也有相对独立公正、敢于批评的声音,而不是躲藏在商业和时尚的幌子下苟且偷生,成为专制政府的帮凶。
“你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
十多年前的一天中午,我走在上海巨鹿路上。春天的阳光里,城市生机勃勃,令人感动。美国前总统肯尼迪的一句话突然在我的脑子里冒出来——它让我感到尴尬,因为我当时不喜欢这句话,尤其不喜欢它出现在中文语境中;稍后还写过文章对它进行讨论——但是它当时的确出现在我的脑子里,而且还令我感动。这句话就是:“不要问你的国家能为你做些什么,而要问你能为你的国家做些什么。”
回到办公室之后,我以“你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为题,写了一篇文章,作为我当时担任副总编辑的一个新闻周刊的卷首语。
我和我的同事雄心勃勃,想要在媒体行业带来一些变化,希望这里也有相对独立公正、敢于批评的声音,而不是躲藏在商业和时尚的幌子下苟且偷生,成为专制政府的帮凶。
我们充满信心。事实上,我们从外地去到上海,目的就是为了要改变它——正如我们已经改变了其他城市的媒体生态和人文景观一样。
那些年里,我先后为多家媒体写了无数“卷首语”、“新年献词”和“主编的话”。我真诚地相信,我写下的每一个字都有回声,哪怕我根本听不见;我签发的每一篇报道,都是推动进步的力量,哪怕柔弱得不值一提。更何况,有时我们的确能够听见,也被人提及。
在新冠疫情期间,我养成了沿着本地莱茵河边散步的习惯,而且常在夜间出门。看着城市里璀璨的灯火,对岸热闹的夜市,以及江边成群结队的年轻人,我意识到,尽管这里就要成为我生活时间最长的城市了,但是我在这里仍然是一个局外人。
直到有一天,我对女儿说:你已经长大了。我们应该思考:我们能为这个城市做些什么?
“人不是生而自由,而是变得自由的”
萨特和波伏娃的哲学名句,在今天已经成为可以写在明信片上的鸡汤文了——人可以而且必须作出选择,并为选择承担责任;人不只是为了自己选择,而且也是在为所有人作出选择——这并不意味着,这些思想在今天就没有意义。尤其是,萨特说:“存在主义者从不把人当作目的,因为人仍然在形成之中。”
在此之前,让-雅克·卢梭说,“人是生而自由的,却无往不在枷锁之中。”阿尔弗雷德·富耶则认为,“人不是生而自由,而是变得自由的。”
波伏瓦提起笔来,写下她震惊世界的名句:“女人不是天生的,而是后天成为的。”——这句话如此重要,我会另行写下《成为波伏娃》一书的读后感。
为了能够和家人一起等待新年的到来,我提早结束了莱茵河边的散步。我已经将安格拉·默克尔的自传《自由:回忆录》(德语:Freiheit: Erinnerungen 1954 – 2021)作为圣诞节礼物送给了女儿,因此没有准备新年礼物。但是,我会和她讨论,默克尔为什么会把“我并非天生就是总理”作为第一章的标题。
作者长平是中国资深媒体人、时事评论作家,六四记忆 · 人权博物馆总策展人,现居德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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