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国《世界报》表示：十年前巴黎发生的袭击事件，是自第二次世界大战以来法国遭遇的最血腥的恐怖袭击，对整个欧洲也是一次巨大震撼。2015年11月13日那个温和秋夜的幸存者们记得，一切发生得太快——仅仅几秒钟。然后是一种气味，永远无法忘记：它是火药与鲜血的味道。在巴塔克兰音乐厅里，恐怖持续了两个小时十八分钟。一名隶属特警突击队BRI的成员如今这样描述：“舞台前的地面上，大约有五六百人倒在地上。寂静无声，只能听见伤者微弱的呻吟。”当他们在凌晨零点五十八分冲进恐怖分子挟持人质的走廊时，幸存者不得不从尸体上跨过去才能离开大厅。警方建议他们闭上眼睛。但一位年轻女子后来作证说，那根本做不到——否则她会绊倒。
人们花了很久才意识到袭击的规模：130人死亡，400多人受伤，数千人心理受创。后来又有两人因无法承受创伤自杀，被追认为袭击受害者。2015年圣但尼和巴黎受袭是二战以来法国遭遇的最血腥的恐怖事件。此前只有2004年马德里郊区列车爆炸案造成近200人死亡、上千人受伤，伤亡更多。
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尤其是九十年代——伊斯兰激进分子曾多次以法国为目标发动袭击，2012年恐怖主义的阴影再次浮现。但与2012年图卢兹犹太学校袭击或士兵、警察、记者被杀不同，这次的目标不再是特定群体，而是整个社会：那些在恐怖分子眼中被视为“不信教的西方文明”、享乐主义者、喝酒、参加摇滚音乐会的人。
恐怖分子的贫瘠叙事中，还包括要为叙利亚“伊斯兰国”据点被轰炸报复，而法国也参与了这些行动。“那种震惊是巨大的。”时任总统奥朗德在接受《世界报》采访时回忆道。他当夜赶赴现场，与幸存者交谈。在电视讲话中，他宣布全国进入紧急状态并关闭边境。当时他使用了“恐怖”这个词。
十年后，奥朗德坐在里沃利大街的办公室里，窗外望见杜伊勒里花园，回忆那个国家如何团结、如何“像一块钢铁般”坚挺。他强调，当时没有爆发针对穆斯林公民的示威，而极右翼“国民阵线”（玛丽娜·勒庞的政党当时仍用这个名字）也未能在随后的选举中从袭击中获益。然而，恐怖主义的“慢性毒药”正在污染社会。
奥朗德说，人们可以把它想象成一根长长的引线：“如今我们不再拥有那种全国的团结。社会分裂，彼此猜疑。袭击后曾经非常强烈的共同体意识已经变得脆弱。法国一向是个喜欢争论的国家，但我们曾有共同的价值。如今不同了，每个人都在社交媒体中沉浸在自己的确定性与恐惧之中。”他指出，极右翼民族主义政党如今将“法国的穆斯林”而非移民整体视为敌人。
奥朗德的回忆颠覆了主流叙事。十年过去，集体记忆出现明显裂痕。法国确实展现出极强的韧性，但恐怖的毒素仍在缓慢而深远地起作用。最近的例子，是极左翼“不屈法国党”（LFI）议员娜塔莉·欧齐奥尔的言论。她在采访中称，伊斯兰极端分子杀害教师塞缪尔·帕蒂的事件并非“一个狂热穆斯林的行为”，而仅仅是法国教育系统失败的结果。她的党内同僚在谈到2023年10月7日哈马斯袭击以色列事件时，也采取类似的淡化态度。
法国自11月初起举行多场纪念活动，显示这道伤口依然远未愈合。展览、纪录片、书籍、一部电视剧以及沿袭击六个地点的“自由长跑”，将在周四晚于巴黎市政厅后的圣热尔韦广场“记忆花园”举行纪念仪式。
原计划中的“恐怖主义纪念博物馆”（Musée-mémorial du terrorisme，简称MMT）是总统马克龙在袭击数年后宣布的，将于2029年建成。但这一耗资9500万欧元的项目曾在一年前被卸任政府搁置，引发受害者协会震惊。几周后总统撤销决定，项目将迁入第十三区一座废弃军营，以一半经费重启，计划2030年初落成。
在诸多集体疗愈的努力中，“11月13日计划”（Programme 13-Novembre）尤为突出。这是由一位历史学家与一位神经心理学家发起的科学实验，他们在袭击后不久开始，并每隔几年继续进行。他们调查了约1000人：直接受害者、失去亲人的家庭成员、医护与警员，以及远距离经历事件的市民。部分参与者定期接受MRI扫描，以研究大脑抑制创伤性图像的能力。研究目标是理解个人与集体记忆及创伤后应
激障碍（PTSD）的形成与发展，并改进治疗。历史学家德尼·佩尚斯基（Denis Peschanski）总结道：“当一个人能讲述出一个让事件归于过去的叙事时，才算真正开始痊愈。”
《法兰克福汇报》问道：法国从恐袭中吸取了什么经验教训？2015年11月13日的夜晚，法国反恐总检察官弗朗索瓦·莫兰斯（François Molins）三次走进巴塔克兰音乐厅。一名调查员后来在法庭上描述那一幕：“我们在尸体间涉行——纠缠、堆叠、交错。”莫兰斯在接受《法兰克福汇报》（F.A.Z.）采访时回忆起那几个小时。为什么他要一再进入？没有人要求他这样做。“我花了很长时间才明白，为什么要三次走进那场地狱。我想，是因为我无法相信自己的眼睛，”他说，“那些画面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
在那场伊斯兰恐怖浪潮中，这位体型瘦削、蓝眼深邃的检察官，成为法国反恐斗争的象征人物。他的职权范围覆盖整个法国。每当有恐袭发生，他都会走到媒体面前，冷静陈述调查进展，代表了一个不向恐惧屈服的法治国家。他记得一位死去的女子，她的头靠在一个手袋上，手袋里的手机一直在响。
现年72岁的莫兰斯已退休两年，如今终于允许自己展现情感。作为反恐检察官，他当时认为自己的职责是全面、客观、毫无感情地向公众说明真相。每一句他在镜头前说的话，都经过团队仔细推敲，即使在时间紧迫的情况下也是如此。“我必须极力克制，因为内心完全震惊，”他回顾说，“但想象一下，如果我在电视上哭了，那是绝不可能的。”
在2011年至2018年间，莫兰斯共55次就恐怖案件向媒体发言。他的团队中有同事心理受创，因此检察院安排了心理辅导。为了以身作则，他第一个去见心理医生。“我感到有点内疚，因为我似乎没事。我对自己说：这不正常，难道你对人类的痛苦变得麻木了吗？”心理医生安慰了他。
他有自己的减压方式。作为一个热爱登山的人，他在法国加泰罗尼亚地区的比利牛斯山脚下长大。每当有机会，他就去攀岩馆。攀上九米高的岩壁，他的头脑就重新清晰了。
“每次恐袭都会让反恐领域的所有人产生失败感，”他说。但法国从十年前的巴黎袭击中学到了很多。“在救治伤员和法医鉴定方面，问题很大，”莫兰斯说。人员不足，无法逐一通知并陪伴遇难者家属。“我们根本没有为130名死者、几百名伤者这样的规模做好准备。”
恐怖分子使用的是战争级别的武器。“那造成的创伤是巨大的骨骼粉碎性损伤，只有在战争中才会见到，”他说。后来法国与德国军医在巴黎贝让军事医院举行法德研讨会，共同更新应急与治疗方案。
莫兰斯撰写了一本书，法文题为《反恐司法实践》。他为法国没有走上美国式“反恐战争”的道路而感到自豪。“我们有自己的经验。美国在‘9·11’之后设立了瓜塔那摩等特别法庭，而法国早在阿尔及利亚战争时期就搞过类似的特别司法体系，”他说。那场战争长期被官方称作“反恐斗争”。他庆幸法国最终选择尊重宪法与《欧洲人权公约》等基本原则。“我们决定用民主的价值观来对抗恐怖主义，”他说。
这是一种平衡的冒险。根据宪法规定的紧急状态，警方可以在未获法官批准的情况下进行搜查或实施软禁。“我不认为我们走得太远。我们保持了平衡，”莫兰斯说。那场持续两年的紧急状态是应对伊斯兰主义威胁的必要手段。随后通过的《国内安全与反恐法》将部分紧急权力纳入常态法中。例如，对在车站或机场中行为可疑者进行身份检查，如今明确受到允许。
莫兰斯认为，新确立的情报工作法律框架“非常重要”。“如今一切都是透明的。法律要求总理批准，并须经过专业委员会审查，”他说。情报部门之间的协作也得到强化和改善。“自2015年袭击以来，情报机构、刑警与检察机关的合作比以往任何时候都紧密。”
在他任内，他每天都要与国内情报局长通话多次。“我认为法国反恐的中央集权结构是一种优势，”他说。他从未真正理解德国在内政安全上联邦与州之间的权限划分。
在法国，派遣士兵巡逻、监控高风险地区几乎没有争议。宪法允许军队参与国内安全任务。2012年图卢兹犹太学校与蒙托邦士兵遇袭后，法律进行了重要修订：反恐检察机关的权限扩展至由法国公民在国外、或在法国长期居住的外国人所犯的恐怖罪行。
这一规定至今仍是处理从叙利亚返回的圣战者的法律基础。“他们一到机场就会被逮捕，”莫兰斯说。过去当局对女性持宽容态度。自2016年11月起，所有女性回国者也被警方拘留。“很多女人和那些生活在‘伊斯兰国’地区的男人一样极端化，”他说。
法国的反恐模式建立在国际尤其是欧洲合作的重要性之上。莫兰斯赞扬欧洲逮捕令机制，使得恐袭主犯之一萨拉赫·阿卜德斯拉姆从比利时在一年内被引渡到法国。而1995年在伦敦被捕、因爆炸袭击法国公共交通系统而被定罪的拉希德·拉姆达，法国当年就他的引渡等待了整整十年。
欧盟设立的联合调查小组也是巨大进步。得益于法比联合调查小组，幕后主使得以迅速被捕。“欧洲司法合作机构（Eurojust）也是非常有用的工具，”他说。Eurojust是总部位于海牙的欧盟刑事司法合作机构。
莫兰斯认为，德国司法系统在使用欧洲逮捕令时的困难，源于德国尚未像法国那样废除司法部长在个案中的指令权。在回忆录中，他强调2012年取消这一指令权对于司法独立的重要性。
莫兰斯观察到，“法国社会状况不好。”“我们从未真正摆脱恐怖主义的阴影。”虽然来自叙利亚的有组织恐怖小组攻击风险已远低于十年前，但威胁已变为来自个体极端分子，这让反恐预防更为复杂。不过，关于网络恐怖内容监控的新法是重要帮助。“面对社交媒体的信息洪流，司法机构必须保持良好的沟通能力。”
如今，莫兰斯担任巴黎恐怖主义纪念博物馆筹建委员会主席。该博物馆旨在梳理恐怖主义的历史，不仅纪念巴黎袭击，更展示和平时期袭击法国社会的那种“战争式暴力”。恐怖主义的目标是传播恐惧与震惊，因此人们必须以理性思考回应。莫兰斯希望，这座博物馆能成为帮助人们防止未来恐怖事件的场所。
德国《时代周报》报道说：恐袭不仅是是一场袭击，而是一场战争。当年亲历了恐袭的雅克贝拉尔说“那晚之后，一切都变了。我们的生活方式、我们的思想、我们的警觉——都不再一样。”
恐怖袭击后，法国社会进入了“持续的紧张状态”。在地铁口、机场、音乐节、学校门口，持枪士兵的存在成了新常态。人们最初感到不安，但慢慢习惯了。
然而这种“和平中的战争”也改变了人与人之间的关系。巴黎心理学家玛丽-安娜·杜邦说：“我们在无形中变得彼此怀疑。”她在袭击后的几年间，治疗了许多有创伤后应激障碍（PTSD）症状的患者——不仅是幸存者，还有普通市民。“他们没有亲身经历暴力，但被恐惧渗透了。”
对于很多法国人来说，11月13日成了一个“集体的创伤点”。每年纪念日，巴塔克兰门前都堆满鲜花。政府官员、遇难者家属、普通民众都来悼念。曾在袭击中失去女儿的帕特里克·普拉瑟说：“对我们来说，那一天从未过去。”
然而，法国也在学习与恐怖阴影共存。巴黎市政府自2016年起设立心理辅导中心，为幸存者及目击者提供长期支持。媒体报道不再渲染血腥，而是强调“坚韧与记忆”。教育体系在中学课程中加入关于恐怖主义与极端化的讨论。
恐袭使价值共识也遭遇了挑战。安全措施强化的同时，社会分裂加深：一方面是要求更强控制的民众，另一方面是担忧公民权被侵蚀的群体。左翼评论家认为，紧急状态下的反恐法“永久化”了某种例外状态，使“战争逻辑”在日常中延续。
十年后，法国仍生活在那场夜晚的回声之中。年轻一代在常态化的安检与监控中成长，他们的安全感建立在一种“警惕的和平”上。贝拉尔说：“我们赢得了安全，却失去了一部分无忧无虑。”
鉴于德国也出现多起恐袭事件，造成人员伤亡，而刚不久，德国警方逮捕了一名可能计划恐袭圣诞市场的叙利亚男子，恐袭危险继续存在，所以，安全话题也是德国媒体和民众密切关注的话题。
Login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