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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县级民主

2020年大选,美国民主经受了严峻考验。

1865年3月,内战结束前夕,林肯总统在前线跟格兰特将军长谈,提到在内战最困难的时候,他常默念国务卿威廉·赛沃尔德(William Seward)的话:“这个共和国总有刚好够用的德性拯救共和,有时候多一点都没有,但仍然足以度过危机。”[1]

一个半世纪后,美国度过了另一场危机,这场危机结束前后,人们再一次看到,这个国家有一种历经磨难和摧残而没有被斩断的理性、法治和专业传统。在任何时代,政治德性都是稀有资源,在国家面临危机时刻,联邦和各州行政系统的职业传统和各级官员的政治操守又一次拯救了共和国。

2020年大选前后,特朗普在联邦法院和几个州的州法院发起60起诉讼。2020年11月27日,联邦第三巡回法院在一项驳回特朗普阵营上诉的判决中指出:“自由公正的选举是我们民主的血脉。”[2]

在美国的选举制度中,县政府是选举的基层组织和管理部门,掌管建立投票系统、购买投票设备、招募选举工作人员、组织选民投票,统计选票、认证选举结果等事务。

美国有3069个县和几十个功能相当于县的行政区划,每次大选相当于同时举行至少3069场规则和程序不完全相同的选举。各县按照州法律组织和管理选举,但在实施细节和具体程序方面享有较大自主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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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选举中的硬钱、软钱和暗钱

美国总统竞选从党内初选起,到大选投票日结束,是个漫长的过程,需要大量资金。募集竞选资金就成了一位候选人不可或缺的政治能力。事实上,党内初选就是从候选人募集第一笔捐款开始。即便候选人要申请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竞选经费,也必须先满足一个条件,即已经在至少20个州募集到10万美元资金,而且每个州不得少于5千美元。

联邦政府提供的公共竞选经费数额有限,而且对使用有严格限制。所以,有实力的候选人大多选择不申请联邦政府的公共经费,而是自己从民间募集竞选资金。来自民间的竞选资金有三类,分别是硬钱(hard money)、软钱(soft money)和暗钱(dark money)。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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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蠢化

罗素87岁时接受BBC访谈。主持人请他讲几句能够传之后世的话,就像死海古卷一样,千年之后人们发现了还觉得有价值。罗素说:“我想从两个方面讲,一个是智力方面,一个是道德方面。在智力方面,我想对未来的人说,你学习任何东西,或者思考哲学,只问你自己什么是事实,什么是事实呈现的真相。不要让你愿意相信的东西带歪了,也不要让你以为相信了就会有良善社会效果的东西带歪了。只看事实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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选举权与投票率

在美国总统大选中,要投票必须满足四个条件:一,必须是美国公民;二、必须是选举所在地的居民;三,必须年满18岁;四,必须在本州规定的期限之前做选民登记——在美国50个州中,只有北达柯他州不要求选民登记。不过,满足了以上四个条件,并不意味着一定能投票,各州对投票权还会施加不同的限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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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人的性格

我喜欢听有智慧的人说话——不看学历高低,但自己本色是个庸人,没什么追求,把吃喝玩乐当成人生理想,不愿在不值得花时间的人身上浪费呼吸,为人处世遵循劳动人民的朴素智慧:远离孬蛋和蠢货,不碰不着调的人和事。因为从小在基层社会磕磕碰碰,多少知道一点中国社会的规则:坏的对立面往往不是好,而是更坏,所以,也远离坏的对立面——那往往是些比坏更坏的东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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诺贝尔奖得主的洒脱智慧

人工智能先驱杰弗里·辛顿获得今年诺贝尔物理学奖。他开了一个简陋的记者会,说得到获奖消息时,“我正在加州一家廉价旅馆,没有网络,电话信号也不太好。本来今天要去做核磁共振,现在不得不取消了。” 辛顿的潇洒人生,令人仰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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谁是“基本盘”?谁是“中间选民”?

美国是两党政治。自林肯时代起,民主党跟共和党总统轮流执政,两党在国会的席位交替增减,此消彼长。在这种极为稳固的格局之下,难以出现长期一党独大的局面,独立候选人和第三党也难成气候,在政治上或者依附于共和党,或者依附于民主党。任何人进入政界,无论其初心和理想如何,必须削足适履,或者适应共和党的诉求和政治生态,或者适应民主党的诉求和政治生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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什么是“选举人团”?

美国大选的精彩之处在于,直到最后一天都有变数和悬念。独特的选举人制度、两党政治、多样化的选民和广袤的地域,使几乎每一场大选都不容易出现选民投票一边倒的情况。从历史上看,1820年大选,蒙罗(James Monroe)总统竞选连任,在没有反对党竞选对手的情况下,也只得到80.6%的选票。而且,那是个历史的例外——当时的反对党“联邦党”处于分崩离析状态,推不出总统候选人参加大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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隆达的断崖

到了隆达,有亡命天涯的感觉。那是座断崖之城,曾被罗马人和摩尔人各统治数百年,街巷散落着罗马和阿拉伯的遗迹。拿破仑入侵西班牙时,曾是游击队和盗匪出没的地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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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于融入主流社会

中文世界流传移民不能“融入”主流社会的说法。在人生半途迁徙到陌生的国家生活,对任何人来讲都是个挑战。有人能很快适应,有人能缓慢适应,有人终其一生都不适应。从现实中观察,有些觉得自己难以融入的人实际上融入的不错,只是期望值太高,没有达到。相反,一些觉得自己融入得不错的人,其实还摸到美国社会生活的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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但愿,只是但愿

看看现实中和网上的表现,有一点很清楚:仇恨跟愚蠢共生,一个人被训练成仇恨载体的过程,也是个心智被蠢化的过程,结果就是仇恨+愚蠢共同占据了他们的人格,变成一个中国老百姓说的“又坏又蠢”,美国老百姓说的“toxic person”。如果父母不是这样,一定要保护好自己的孩子,不让他们被教育成这种“有毒”人格。如果父母也是这样,作为外人,只能说“可怜的孩子”。一百年前周树人说“救救孩子”,一百年后那个时空还这德性,实在可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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缺失的“第六感”

这几年在世界各地骑行,所到之处,孩子都是最友善,最快乐的。在塞尔维亚,一大巴车的孩子齐声打招呼,在罗马尼亚乡村,有好多次,一群群放学的孩了在路边打招呼、拍手;台湾南回公路边,两位阿姨带着一队小朋友喊“加油”。在日本,经常会遇到一群群上学和放学的学童。过了下关,骑在乡村路上,两侧是正在抽穗的麦田,听到左前方有孩子的声音,抬头见一位小朋友隔着麦田用日语跟打招呼,见我转头望过去,他一边说话一边冲我鞠躬。这是我这两年头脑中的孩子,他们总是让我感受到世界上最美好的东西。

那天听到深圳日本学校的学童当街被刺的消息,什么话也说不出来,甚至内心拒绝去想。几个月前刚刚在苏州发生过一起刺杀日本学童未遂事件,一位尽忠职守保护这些孩子的校车阿姨还献出了生命。深圳刺杀事件过了两天,新闻说那个叫航平的孩子去世了。一些富有同情心的市民去校门口献花悼念,一些有正义感的中文作者谴责官方的仇恨教育。同时,中文世界也出现另外两种声音:一种声音代表官方立场,说这是个别事件;另一种声音说“大多数中国人是好的”。看到这些轻描淡写的老戏本,很难再沉默下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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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本学童谋杀案

歹徒在深圳谋杀日本学童的事发生后,一些中国人出来说,大多数中国人是好的。大多数中国人当然不是歹徒。但道理是这样的:在这种情况下,如果日本人说大多数中国人是好的,那是宽容和宽恕;但这么恶劣的事件,血迹还没干,中国有就有人代表“大多数中国人”说自己是好的,给人的感觉一是没心没肺,二是自欺欺人。

在任何社会,仇恨犯罪的杀人犯都是少数,但大部分中国人对常年累月的仇恨宣传默认,甚至接受;大部分家长对学校给他们的孩子灌输仇恨熟视无睹,甚至还主动迎合。在上上下下共同鼓噪、传播、默认、接受、迎合之下,全国成了一个仇恨的高压舱。这是中国社会的基本现实。不管发生什么恶劣的事件,“大部分中国人”首先自欺欺人,把罪责不是推到党国头上,就是推到外国头上,他们永远是无辜的。所以,至今逃不出那个德性混沌的互害闭环。

一位朋友说,中国系统性煽动针对某些国族的仇恨,无差别地仇恨日本人,仇恨美国人,容易走上种族灭绝的道路。我回应说,毛时代,中国人就自己灭绝过自己,那些参与者和他们的孩子都还活蹦乱跳的,没有什么像样的反思,他们换个对象重复一次,不难想象。中国那种意识形态和历史传统野蛮一面可能哪天就大爆发出来,现在是零星爆,但随时可能就成了爆米花态势。中国最富裕的宝藏就是仇恨。

针对日本学童的仇恨犯罪让我想起威廉·福克纳的一段话。他是密西西比人,是我最喜欢的美国作家之一。福克纳的家乡曾发生过一起仇恨犯罪,几个白人把一位17岁的黑人少年杀了。事件发生后,福克纳写下这段话:“如果我们美国人已经在我们的绝望文化中到了谋杀孩子的地步,不管是什么原因,不管是什么肤色,我们不配生存下去,可能也生存不下去。”

这几个月,中国已经发生过两起针对日本学童行凶的事件,针对中国人自己的孩子行凶的事件更是接二连三。比起那些轻描淡写的“大多数中国人是好的”调调,福克纳那段愤激之词更有人性,放在中国的语境中:“If we in China have reached that point in our desperate culture when we must murder children, no matter for what reason or what country, we don’t deserve to survive, and probably won’t.”

大致如此吧。别他妈代表“大多数中国人”自我感觉良好了。让人看到希望的恰恰是那些少数。看到遇害学童所在学校门前的鲜花和充满人性的悼念,心中对那些不沉默的“少数中国人”充满敬意。“大多数中国人”配不上他们,那个国家配不上他们。

最低工资

看到大家争论政府规定最低工资的做法是否合理,再科普一下当初美国的类似争论。100多年前,美国流行“雇用自由”理论,说政府不能干涉雇用自由,工人嫌资本家给的钱少,就别干,或者找给钱多的去干。当时,这种理论把立法规定最低工资、限制每周工时、禁止童工、要求最低限度的劳保等都看作政府干预雇用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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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哪个群体教育水平最低?

讲讲为什么福音派是川普最稳固的铁盘,顺便说一下华人教会。据皮优研究中心统计,美国大学毕业教育水平在人群中的占比,按宗教划分,印度教77%,犹太教59%,佛教47%,无神论43%,穆斯林39%;按基督教主要教派划分,普救派67%,安立甘宗59%,圣公会57%,长老会47%,福音派各分支10-19%。

美国的穆斯林平均教育水平比福音派高得多,大学毕业占信徒比,穆斯林39%,福音派各分支10%-19%。从生活世界的具体接触看,美国的第二代穆斯林要比很多福音派的世俗化程度高——世俗化程度跟教育水平大致成正比。在一些工作场合,如果第二代穆斯林不专门讲,你很难知道他们是穆斯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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激活我们天性中的“善良天使”

临近大选,无数人密集发声。有的是明星,有的是政客和家人,有的是默默无闻的众人。凉爽了一周,南风从墨西哥湾区吹回来,得克萨斯又回到夏天,太阳一晒,游泳池水都是热的。跟朋友去林中徒步十英里,回来打个盹,看看新闻,第一次听Tim Walz太太Gwen Whipple演讲,她是中学英语老师。她的语言像她的经历一样朴实,但传递的信息却是最宝贵的:America is a country of opportunities for all Americans。正是这一点让这个国家经历了248年跌宕起伏,仍然是世界上最有吸引力的国家,成为无数移民的家,包括我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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爱女儿,爱共和国

小布什时代的副总统迪克.切尼发表声明:我将把票投给贺锦丽,这不是党派之争,而是为了保卫共和,因为在“我们国家248年的历史上,从没有一个人比川普对我们的共和国构成更大的威胁。他试图盗窃上次大选,被选民抛弃之后,不惜用谎言和暴力保住权力….所有公民都有义务把国家置于党派之上,奋起保卫我们的《宪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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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学生的成长差距

今年暑假,一位高中生来打零工,她话不多,人很聪明,同事都很喜欢她。几周前,她说要请一星期假,去路易斯安那。她说男友病了,住在路易斯安那的医院,她要去陪伴他一周。这是普通美国高中生的世界。他们十几岁时体验和见识的人生,很多中国人到二三十岁才有机会体验,后者不是什么保守,只是发育成长迟缓而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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追求快乐:我们的普世文明

去年底,在日本走完四国遍路,去台北小住。一位吃冰激凌的国小女生画了一张铅笔画,送给我说:“祝刘叔叔新年快乐”。转眼2024过了一大半,不管世界怎么起伏跌宕,每个人总有属于自己的快乐要追求。这些年,经常想起奈保尔那段关于现代文明中“追求快乐”的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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冒牌保守主义

美国主要报刊曾有几位相当出色的传统保守派专栏作家,像Charles Krauthammer,David French, Peggy Noonan和以前介绍过几次的George Will。他们的学识和价值观令人仰慕,完全不同于这些年沉渣泛起的冒牌货。可惜,时光不饶人,他们或者已经步入人生暮年,或者已经去世。我本人读的比较多的是George Will,很喜欢他的语言风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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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政治狂热

今年大选,共和党和民主党全国代表大会的最大差别:共和党的前总统、前副总统、前众议院议长、前前党主席都不凑场;民主党能走得动的前总统、前副总统、前众议院议长、前主席满堂会。看到这种反差,不需要什么政治-法律知识,有一双普通人的眼睛就可以了。共和党空前分裂,民主党空前团结,得出这种结论也不需要多少思维能力,只需要通正常人的常情常理就可以了。

我不是民主党,也不是共和党,没有党派归属,更无所谓党派忠诚,投票选举主要是看候选人个人的能力、人品,还有另一个党的对手是不是太烂;政策取向都在其次——美国两党弄来弄去弄了100多年,尤其是近半个多世纪,各自的政策取向大致稳定,为了选举推出一些标语口号式所谓政策,这里减点税,那里加点税,民主党朝三暮四,共和党朝四暮三,忽悠完了,对我没有什么影响。

而且,美国的地方政治和全国政治是两回事。地方选举中,选民不认识,更不了解大部分职位的候选人,只好按党派投票。在川普之前,得克萨斯州县的地方选举中,除了一次有民主党朋友参选,我基本是投共和党候选人。

我也不属于美国的劳工阶层,虽然认识那个阶层的一些人。民主党现在要增加的各种福利大部分跟我没有关系。但评论各党派在历史上和现实中的作为,要尊重基本事实,这是出发点。

美国普通民众现在享有的几乎所有福利:联邦退休(社安)金、最低工资标准、每周40小时工作制、退休人员医保、低收入家庭医保等,几乎都是民主党牵头立法,民主党总统签字成为法律。从小罗斯福到现在,每一次推出这些立法都步履艰难,拖着不让改革的几乎都是民主党中“保守”一方和共和党。

1970年代后,政治气候变幻,共和党不得不转向,吸引底层选民,不是靠维护他们的经济利益,而是靠激发他们的宗教热情、排外冲动和对少数族裔的恐惧。

简体字中文世界一些自称保守主义的人缺少基本历史知识,但习惯于按意识形态教条和标语口号站队,经常把常识性的东西搞反了。比如,有简体字知识分子说共和党代表底层利益。历史和现实都是,共和党忽悠底层一靠宗教,二靠种族,三靠排外,并不靠经济利益。

不幸的是,在美国民众中,越穷越信福音派,越穷越种族歧视,越穷越排外 — — 越穷越认为是少数族裔、外国人导致他们贫穷。这是美国政治中极右势力的民间土壤。正常理智的人不会相信,共和党靠忽悠这种东西能解决底层问题或维护底层的利益。

我在美国生活的二十五年,大部分是在得克萨斯,很多东西是入乡随俗,不赞同民主党的很多做法。近距离见识了某些代表得州的国会众议员和前众议员的做派以后,知道那里面充满政治混混,只要能捞钱捞选票,让他/她说什么,他/她都说,两党都有。但从全国看,毕竟两党在政策取向上有比较明显的分野。

简体字的山寨布尔什维克教育培养的是政治单层人,精神世界像一层纸。 只要在那种环境长到成年,几乎没人幸免。离开那种环境后,有人开始学习政治文明,让精神世界丰厚一些,能容纳不同层面,但这个过程并不轻松愉快,需要否定旧的自我。但也有很多人不学习,继续做政治单层人,投入美国社会的政治单层人怀抱,把极右的意识形态垃圾当学术理论宣扬。

有人也念美国正经的政治理论书,但普遍问题是搞不清一些基本观念的语境和政治修辞意义,像“州权”、“自由”、“爱国”、 “法律与秩序”、“社会主义”、“传统生活方式”、 “昂格鲁-撒克逊传统”等在美国历史和现实政治中都有作者不便说出口的含义——不是每一本书的作者都对自己和对读者诚实。

不少简体字读者把这些都读成了观念世界的政治单层词,从概念到概念,想象出一个在历史上和现实中并不真实存在的美国。第一代移民很容易保持从墙内带来的这种精神世界单层人状态,不是做政治单层人,就是做经济单层人,像一张纸,除了正面,就是反面,没有任何厚度。

政治单层人往往成为意识形态极端分子,把政治-宗教宣传品当历史,把标语口号当理论;经济单层人只为了挣钱活着,一切都围着多挣点儿转。这种状态扼杀了人性的丰富性。毁掉自己的也就罢了,有些狂热分子的目标是把别人的人性丰富性也毁掉。

正常人尽一份力,确保那些政治和经济单层人中的狂热分子失败,实际上是维护人性。让精神世界丰富一点,避免生活在自己反对的人和势力的阴影中,变成他们的阴影的一部分。

今年美国大选为什么精彩?

今年美国大选,人们可以明显感觉到民主党策略的变化。在上两次大选中,民主党大致是像奥巴马夫人说的那样:“When they go low, we go high”——结合具体语境,翻译成劳动人民的语言,就是“川普玩下三路,我们玩上三路”。今年大选,民主党采纳副总统候选人Tim Walz的口号:“When they go low, we go with the flow”——同样翻译成劳动人民的语言,就是“川普玩下三路,老子奉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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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选票,命运就被别人决定

2020年是美国妇女在全国范围内获得选举权100周年。在11月3日举行的大选中,女性选民把唐纳德·川普总统赶出了白宫。选后民调显示,乔·拜登获得55%的女性选票,比川普高11个百分点。而在男性选民中,拜登落后川普2个百分点。[i]女性公民是美国最后一个获得选举权的群体。1870年,《宪法》增加第十五修正案,保障黑人男性的选举权。整整半个世纪后,《宪法》增加第十九修正案,美国女性公民的选举权首次获得宪法保障,但妇女选民的投票率长期低于男性选民。1980年大选,女性选民的投票率首次超过男性选民,此后一直领先。[ii]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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真实的美国和简体字的美国

美国是当今世界最强大的民主国家,但在一些社会-文化问题上被一群有恋枪癖和恋胎癖的宗教极端分子绑架,一到选举,右翼中的极端势力就忽悠选民按枪、堕胎、上帝站队,向最封闭、最落后、最排外、最矇昧地区底层民众的精神世界看齐,给人一种超现实的错乱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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