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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取代坏的不是好，而是更坏
今天说一下中文世界流行的两种思维方式：非此即彼和爱走捷径。这两种思维，听起来很简单，但它们正在悄悄塑造我们看世界、理解制度、判断历史的方式，而且，严重限制了我们对“现代文明”的真正理解。
什么意思？你只要说点什么，马上就有人把你贴标签。比如你说提高民众的精神素养很重要，他立马说你是不是觉得制度不重要；你说川普有问题，他立马说你是民主党或者共产党；你说民主党有些政策缺乏常识，他就说你一定是川粉。
这就是典型的“名词概念奴隶”——他们不听你说了什么，他们只听你用了哪个关键词，然后决定你是敌是友，非黑即白。
第二种，就是我们太喜欢走捷径。
中文世界很多人看着日本、韩国、台湾的发展，心里想的是：哎呀，他们不就是先走一步发达了，早一点现代化了吗？我们直接跳过那些复杂的制度建设、精神文明、社会文化演化，直接“弯道超车”，一脚油门干进发达国家？
但现实是，任何一个成功跻身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都经历了一整套“现代文明化”的进程。这不只是高楼大厦、5G、量子科技那种“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还包括精神世界、政治制度、社会行为方式的深层转型。
可惜，中国过去几代人，热衷的是投机取巧，只要GDP、高铁和房地产，再顺手牵羊搬运点发达国家的技术，别的都不管。结果就是，物质现代化上去了，精神文明被“阉割”了，制度建设停滞了，社会行为变得越来越“功利而粗暴”，从企业到个人，一直内卷到卷不动了。
也可以说，这其实就是“只要现代化，不要文明化”。于是我们看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了这个模式的巅峰；但从巅峰下来，也只是这两年刚刚开始。
甚至连很多向往民主的人，也幻想能靠捷径“飞升”。他们看着日本、韩国、台湾的民主发展，就想哪天中国也能“天降民主制度”，一下子实现民主转型。
这几年，中文圈还流行一个新说法，说日本能变成民主国家，是因为麦克阿瑟帮了一把，说明治维新其实失败了。
听起来很有戏剧性，但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救世主幻想”——换个角度讲，天降伟人、系统外挂的升级版。
如果连明治维新都叫失败，那恐怕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的改革算得上成功了。说这种话的人，往往既缺乏对日本近代史的了解，也反映出他们根深蒂固的心理——既想现代文明，又不想走那条艰难的文明之路。
日本现代文明化的先驱，福泽谕吉早就对这种人做了精准描述。他说：“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就会阿谀奉承；时间久了，就不知羞耻，面对不公不敢发声，面对强权只知道屈服。这种人，如果释迦牟尼和孔夫子再世，也没救。”
这是福泽谕吉《《劝学篇》中的话。《劝学篇》虽然是本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却塑造了现在日本人精神世界。在明治时代，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颗思想炸弹，它改变了整个日本对“学习”、对“文明”、对“独立”的理解。当然中文世界不乏把思想炸弹，读成心灵鸡汤的人。浅薄无聊的人可以把任何思想读成心灵鸡汤。
《劝学篇》有句话：“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听着是不是很耳熟？这不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没错，福泽谕吉正是把西方“个人独立”“平等”的观念，用当时日本人能听懂的话翻译出来。他说：人的贵贱不是出身决定的，而是靠“学习”和“自立”获得的，学习上进，就会变得高贵，心灵封闭，不学习，结果就是低贱。
在福泽看来，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独立，不靠祖上、不靠政府、不靠社会的恩赐，只能靠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判断力。
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有些人虽然穿得光鲜亮丽、出身高贵，家里有钱，但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只会随波逐流。这样的人，哪怕有地位，有钱，其实也不自由，是“精神的奴隶”。不是高贵，而是低贱。
而一个真正有知识、有判断力的人，真正的现代文明人，即使过普通人的生活，甚至贫寒，也能独立、自信地活着。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可以说是日本的独立宣言，不是国家的独立，而是国民人格的独立。
福泽早在150年前就明白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像工蚁一样工作，靠别人的市场卖货，就算物质再富裕，也终究离现代文明很远。
福泽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看到表面的政治问题，而是看到更深层的人格塑造问题。读书、明理、学以致用，最终是要落实在你身上的。如果你没有福泽说的那种“独立自尊”的人格，哪怕真来了个麦克阿瑟，都没法救你。
孟子也讲过，普通人总是“待文王而后兴”——意思是，总等着遇到伟大时代，有人来带我起飞。但如果你没有那个内在的独立人格，就算文王真的来了，也带不动你。
说到底，只要中国社会想往好一点的方向走，国民建立独立人格，是怎么绕都绕不过过去的一道坎。
美国有个很有洞见、但英年早逝的媒体人 Andrew Breitbart 曾说过：“政治是文化的下游。”
什么意思？你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决定你最终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精神世界腐烂的人群，弄不出有质量的民主制度，即便天降民主制度，也会把它玩成烂泥一滩的“劣质民主”；如果继续走独裁路线，那也是选那种最武断、最低级、最任性的版本——不是说服你，而是“镇住你”、“压服你”。
很多年前，我跟朋友聊过一句话——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实现民主——那里没有民主的社会和人群土壤，而是避免独裁劣质化。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我说得太悲观。但那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不好的独裁被更坏的独裁取代。
中国现代史就是一出不断重复的舞台剧：取代坏的往往不是好，而是更坏。说的更具体一点。别说实现民主了，就连“质量说得过去的独裁”都保不住，通常撑不过一代人就退化了。
中国也不是没人争取民主，努力的人不少。但现实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民主没有实现。反观周边，日本、韩国、台湾，甚至蒙古，都不同程度实现了民主转型。
这是不是说明，中国可能真的缺乏“民主的土壤”？这是个很沉重，但也必须直面的事实。
如果你觉得，民主比人生中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那你就去争取。但那是一项水滴石穿的事业，可能只有耕耘，看不到收获。
如果你觉得，过日子更重要，也无妨。那就继续原地生活，随国家的大船在风浪中起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古人也有过这样的选择，那也是一种人生。
但不论选择哪种生活，要做个现代文明人，独立的人格、清晰的思维，都是必选项。政治可以烂污，但人格不能烂污。
跨越欧洲骑行记之八—梅莱拉的鸡汤
罗马尼亚境内骑行的最后一夜，我在吉尔久镇度过，从那里骑过多瑙河上的友谊大桥，就是保加利亚了。吉尔久的客栈在一处有葡萄藤和果园的院落中。我推车进了大门，一位老者坐在院墙下的椅子上打招呼，让一位年轻人把我带到房间。我把车子倚在墙角，门厅内一位清洁工打扮的老妇人在擦地板，收拾床单和杂物。
收拾停当，我出门找饭吃，老者仍然坐在院墙下的桌子旁，另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看上去30几岁的女子。她能讲英语，说自己名叫梅莱拉，那位老者是他父亲，名叫马瑞安，那位清理房间的妇人是她母亲，名叫马瑞安娜。她告诉我餐馆的大体方位。我吃完晚饭回客栈时，一位消瘦的中年人正在院子里干活，手持电磨具打磨褪色的绿色篱笆墙。他没戴任何防护，电磨具嗡嗡作响，他脸上和身上落满一层绿色油漆粉末，夕阳下像电影中的绿人史瑞克，只是比史瑞克瘦小得多。
莱拉正在跟他父亲喝酒。见我回来，她说：“时间还早，跟我们一块儿喝点吧。”我说：“我街上买了拉普提（罗马尼亚语“牛奶”）”。梅莱拉大声说：“不要拉普提，要卡尔巴顿！”卡尔巴顿是桌子上摆的酒瓶子上印的名字。梅莱拉把她坐的椅子让给我，自己去搬来一把，坐在我和他父亲对面。她给我倒了一玻璃杯卡尔巴顿，用小刀切下一片橙子，放在酒中，然后给自己也满上。
川普启动“外国敌人法案”
3月15日是星期六，我跟一群朋友在山姆·休斯顿国家森林徒步，走了20公里。因为刚下过雨，一些低洼路段成了沼泽，要在泥泞中跋涉，鞋上和裤脚上全是泥水，还有两名队友掉到水里。快结束的时候，大家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开始聊吃的。我说，现在只想要个芝士汉堡，加一杯冰镇啤酒。
开车回家的路上，一边找汉堡店，一边听新闻。新闻说，几个小时前，川普总统颁布行政命令，启动“战时外国敌人法案”。有国土安全部的两架飞机从得克萨斯跟墨西哥边境的Harlington起飞，分别飞往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飞机起飞不久，首都华盛顿联邦法院一名法官，勒令飞机掉头返航。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对媒体上说：“可惜，晚了”。
美国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报导了这个事件。下午去社区健身房，墙上的电视新闻也在报导这个事件。“外国敌人法案”到底是部什么法律？川普为什么要启动这个法案？谁在那两架飞机上？法官下令后，飞机为什么拒绝返航？
跨越欧洲骑行记之七——罗马尼亚的孩子和乡村客栈
对于我们60后这代人来讲，罗马尼亚是个既陌生又似曾相识的国度。一位老友看到我拍摄的沿多瑙河骑行的照片，说那些画面让他想起一部罗马尼亚老电影《多瑙河之波》，他小时候看过，对多瑙河很是神往。当时正值改革开放之初，国内公开放映的外国电影不多，其中就有罗马尼亚电影，除了《多瑙河之波》，还有《沸腾的生活》。那两部电影成了我们青少年时代有关多瑙河、黑海、爱情、反法西斯和现代欧洲生活最早的启蒙。
从贝尔格莱德往东约100公里，多瑙河变成塞尔维亚和罗马尼亚之间的界河。沿塞尔维亚一侧的河边公路骑行，可以清晰地看到北岸罗马尼亚公路上行驶的汽车，听到对岸传来的汽车喇叭声和救护车、警车的笛声。1960年代，罗马尼亚和当时的南斯拉夫合资兴建水利，在多瑙河上筑起拦河大坝，把铁门峡一带的水位抬高了几十米。
大坝上可以走汽车和自行车，从塞尔维亚一侧骑过河的中线，就到了罗马尼亚，入境关口设在北岸。一出关就是70号公路，高速行驶的大货车络绎不绝，跟塞尔维亚一侧车辆稀疏的沿河公路形成巨大反差。
从匈牙利开始，专用自行车道越来越少，不守规矩的司机越来越多，我已经逐渐习惯了在公路上跟各种车辆同行，但70号公路上贴着路边高速行驶的大货车队仍然有些令人望而生畏。离关口大约15公里的地方有座名叫德劳贝塔的城镇，我决定快速骑到那里住下来，好在路面平坦，又是顺风，不到半小时就进入城区。
城内的街道布局类似于中国的城市，主街道十分宽阔，中间是凸起的隔离带，两边是整齐高大的水泥柱路灯。那晚住的旅馆位于闹市区，设施比较陈旧，空调看上去至少有20年历史，但床铺和地面都很洁净。楼下有超市、银行、餐馆和各种商铺。街上车来车往，但没有专门的停车场，汽车都停在外侧的车道上。
进入罗马尼亚的第二天是中秋节，我一早出发，避开上班的车流，在乡村公路上继续沿多瑙河北岸往东骑。路过的每个村庄都有一座教堂，教堂旁边都有一处墓地，教堂的钟楼都是村里的最高建筑。每个村口的路边都立着统一设计的村名标志和欧盟标示，用罗马尼亚语写着“欢迎莅临”，村公所门口都挂着罗马尼亚国旗和欧盟旗。几乎每个村口都有一口水井，有的井台上放着水桶和一只缸子。那种涂着蓝色和白色油漆的缸子现在已经很少见了，放在那里显然是供路人喝水用。
临近中午，途经一座画着耶稣像的神龛，旁边有水泥桌凳，我停下休息，顺便喝水，吃点东西。神龛的另一侧有口压水井，一位骑机动三轮车的老大爷见我拿水壶喝水，过来示范如何从水井往上压水。三轮车后轮两侧的挡泥板上分别印着“国威”两个汉字。
不远处的田野上有座白色窝棚，老大爷冲窝棚打了几个呼哨，一条黑狗出现在窝棚口，向我们张望了一会儿，然后奔跑过来。三轮车后斗里放着几袋面包，老大爷打开一袋喂那条黑狗。他不讲英文，我们用肢体语言做简单的交流。见我手里面包不多了，老大爷要送我一袋面包。我说“贝切特”，指指自己的嘴，表示骑到贝彻特村吃午饭。老大爷纠正我说是“贝凯特”，然后说了几句罗马尼亚语。
中秋夜，我投宿在离多瑙河不远的马格拉维村一座没有电的房子，当然也没有网。淋浴是凉水，好在是夏天，一分钟后身体就适应了。年轻时在济南和北京，一年四季冷水浴，这二十年多年，热水淋浴设备普及了，那个习惯也中断了，只有在野外宿营时才有机会冷水浴一次。
院子里有条自由游荡的迷你泰迪狗，还有一条被关在墙角围栏的德国牧羊犬，见陌生人进门，不停地狂吠狂跳。客栈有好几个房间，但没有其他住客，主人住在另一个院落。村里没有餐馆，但有个小卖部，我只好去那里解决吃喝问题，坐在柜台后的中年村妇用异样的眼光打量着我。客栈后墙外是一片树林，夜幕降临，房间暗下来，窗外月色如水，秋虫齐鸣，催人入眠。
这次骑行经过的13个国家中，最热情的是罗马尼亚乡村的孩子。他们在路边看我骑过来，远远地挥手，欢快地呼喊“Hallo”或“Bună”，还有我听不懂的罗马尼亚语。经常有小朋友伸出手跟我击掌，甚至特意从马路另一边跑到我这边来，跟我击完掌再跑回去。遇到学校放学，成群的学童在街边为我加油鼓掌。
有一天午后，骑到一个村口，一对衣着破旧的中年夫妇赶马车迎面过来，身边坐着五个孩子，一起冲我挥手欢呼。那都是此行最令人难忘的场景。罗马尼亚的农村生活并不富裕，我跟村民也语言不通，但随处能感受到男女老幼对陌生人的温情与善意。
在苏哈亚村，有家名叫“雪绒花”的客栈。老板加百列40来岁，兼做厨师，他姨妈阿美丽娅帮着做饭、收拾房间、洗晒床单被褥。那天顺风120公里，我到的早，只有阿美丽娅一个人在。她只会说罗马尼亚语，我听不懂。路上后轮又断了一根辐条，我收拾车轮时手上沾了些油腻。看到院墙边有水龙头，我拧开洗手，转身见阿美丽娅递过来一条毛巾。
看我听不懂她的话，她有点着急的样子，指着树下的椅子，示意让我坐下。我打开手机上的谷歌翻译，请她对着讲了一遍，由罗马尼亚语翻译成英文，原来她是问我喝啤酒还是喝水。我说：“啤酒。”她进屋拿出一罐Ursus，帮我倒进玻璃杯。我正要喝，一辆半旧的轿车开进院子。
加百列到了。寒暄之后，他看见桌上的啤酒，开始跟阿美丽娅讲罗马尼亚语。阿美丽娅脸上现出窘迫的神情，双手捂在胸口，跟我说了几句罗马尼语。加百列说：“我姨给你拿了罐无酒精的啤酒，那是给司机喝的，换一罐吧。”我说：“已经打开了，不用换了，只要解渴就好。”他说：“那就晚餐再喝真啤酒吧。”
我问加百列村里有没有修车铺，虽然随车带了备用辐条，但崩断的那根辐条在变速轮一侧，我没有卸变速轮的工具，自己换不了。他说要到镇上才有车铺，拿出手机，在谷歌地图上找出位置，并拨通了车铺的电话，跟老板约好第二天我路过时在那里修车。那是我第一次喝无酒精的啤酒，可能是口渴的缘故吧，如果加百列不说，也尝不出来没有酒精。
加百列厨艺不错，做了一菜一汤，拿出自酿的果酒让我品尝，说是用果园的苹果和梨酿制的，加了咖啡和香草。我喝了一小杯，酒精度不低。吃完饭，见他在院子里看手机，我夸奖了一番他的厨艺。他道谢，很高兴的样子，然后说乌克兰军队又打了胜仗。
话题一开，加百列讲了很多乌克兰的事。他说，罗马尼亚人大都支持乌克兰，只有少数人支持俄国，觉得普京伟大。今年春天，他的客栈收留了20多名难民，住了两个月，有些回乌克兰了，有些去了西欧。“他们拖家带口，我每天给他们做饭。他们没有钱，我也不会向他们收钱。”从加百列开的半旧轿车看，说不上家境富裕，也没有念过多少书，人却有侠义心肠，讲起战争和难民，是非之心和恻隐之心溢于言表。
“雪绒花”客栈还住了一位开房车旅行的罗马尼亚姑娘。她自我介绍名叫丹妮拉，家住布加勒斯特，但母亲住在比利时的布鲁塞尔。丹妮拉说附近有处泉水，还有个大湖，我们约好骑车去湖上看日落。她借了加百列的山地车，比我的车子轮胎更适合走砂石路。
一路上坑坑洼洼，在一道山坡上，远远看到牧羊人赶着羊群，堵塞了道路。大群山羊踏起一片沙尘，由远及近移动过来。我们穿过羊群，快到大湖时，几条狗狂叫着从前面的路上跑过来。一位老人跟在后面冲狗喊话，但狗并不理会。我让丹妮拉从车上下来，把车挡在人和狗之间，顺手从路边捡了块石头，以防不测。
几条狗冲到离我们几步远的地方停住，只是狂叫，并不攻击。那位老人越走越近，丹妮拉能跟他搭上话了，两人隔着几条狂叫的狗相互用罗马尼亚语喊话。丹妮拉说，老人让她不用怕，这些狗只叫不咬人。我正在半信半疑，叫声嘎然而止，几条狗一起跑进了路边的树丛，消失得无影无踪。这一切发生得太快，丹妮拉对转瞬间化险为夷还没有反应过来，一脸诧异地问：“狗跑哪儿去了？”
大湖周围是茂密的树林和芦苇荡，北风呼啸，丹妮拉穿得很少，开始觉得冷，说还是回客栈看日落吧。客栈房门外是苹果园和梨园。加百列为丹妮拉做好了晚饭，回到院子聊天。他说，今年春寒，满树苹果花一夜之间凋落了，整座苹果园只结了几颗苹果。梨树耐寒，果实累累。
第二天清晨，满园的苹果树和梨树沐浴在晨曦中，除了沿途在乡村客栈常听到的鸡鸣、狗吠、布谷、乌鸦和麻雀啼叫，还有罗马尼亚乡村特有的清脆马蹄声，不时从篱笆墙外的马路上传来。罗马尼亚乡村，马匹处处可见，很多农户仍然在用马拉车，运载地里的收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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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美丽娅准备了丰盛的农家早餐，除了面包、牛奶、果汁、奶酪，还有用自家种的无花果做的酱。早餐后，我告别“雪绒花”客栈，阿美丽娅送到大门口，她两手捂在胸口，用罗马尼亚语说谢谢，然后挥手用英语说再见。
大约15公里后，我骑到镇上的车铺。修车的是位老大爷，只讲罗马尼亚语，他可能有口音，谷歌翻译不全。老人没有修过“速联”变速器的车，卸变速轮有点作难。他回家拿了一箱子工具，挨个试。两个小时后终于修好了，又调整了轮圈的辐条。
中欧和东欧国家的路况不像荷兰、德国和奥地利那么理想，过了布达佩斯，平均每骑500公里断一根辐条。罗马尼亚之后还要走保加利亚、土耳其和希腊三个国家，照这个损耗进度，随车带的6根备用辐条勉强够用。
跨越欧洲骑行记之六——另一半欧洲
从布达佩斯往南，朝克罗地亚方向走，欧洲骑行六号线变成草皮泥土路和砂石路，食宿费用也大幅下降。离开布达佩斯那天，只骑了不到80公里，在一个村庄住下。客栈有冰箱、炉灶、炊具，还有一个带花圃的后院，一晚只收28欧元。
街头有家店面，卖冰激凌和比萨饼，有村民带着小孩坐在店门前树下的椅子上吃冰激凌。我在旁边的小型超市买了新鲜玉米、牛奶、面包和熟食。回到客栈，我正在煮玉米，听到敲门声。门外是位英俊的少年，用英语自我介绍说是客栈女主人的儿子，他妈派他来看看是不是住的合意。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