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又到了六月四日
改变的气息，总是催人振奋。我们这代人不管后来变成什么样，人生的成年好象是从1989年那个夏天开始的。那时候，我们向往民主，但没有见过民主，以为拼命抗争，就可以一蹴而就。一蹴而就的是那场惨剧，民主却离我们越来越远了。只有事件，没有进程。但民主不是一个事件，而是一个进程。近代以来，中国不缺少大大小小的追求民主的事件，但反复难产，孩子生不出来，也无所谓成长。
六四是中国现代文明化反复难产中一场母婴双亡的惨剧。三十六年后，被那场惨剧塑造的一代人也逐渐进入暮年。很多曾参与其中的年轻人和大妈大叔背着六四的行李箱逃出来，或被赶出来，三十多年再也没有离开过那个行李箱。
六四那代人背出来的行李箱有多沉重？去年六四之际，有自称搞民主的人士，把美国大学校园的哈马斯拉拉队跟天安门的抗议学生相提并论，甚至暗示美国警察像解放军一样镇压学生。这是一群苟活者对在六四镇压中失去生命的年轻人的羞辱。向往自由的人用抗议争取民主，像天安门的学生；独裁势力发动有用的蠢货抗议破坏民主——中华民国在大陆被推翻就有这类有用的蠢货的功劳。这是基本的是非。
但有些六四的苟活者不辨是非，突破不了低矮的认知天花板，举旗抗议成了他们的巴甫洛夫铃铛，只要听到抗议的铃声，不管是争取民主还是破坏民主，他们就会兴奋地往前凑。可悲又可怜。
疫情最后一年的四月，崔健在网上开演唱会，说该变的都没变，不该变的都变了。平日大家看到的是变了的那些，产生出全都已经改变了的错觉。但决定人群命运的那些东西一点都没变，野蛮的照旧野蛮，疯狂的照旧疯狂，而且野蛮和疯狂的能量更大了，不只是制度层面，而且是人群的精神世界层面。
三十六年中，国民大都被暴力和利益驯化了，屠民治国成了上上下下的信仰。他们或者主动选择相信，或者半推半就地相信，高压加镇压才能发展经济，只要生活水平能提高，其他都无所谓，只要自己的生活水平能提高，牺牲一下其他人的利益、健康、未来、生命……都是可以接受的。
1990年代的最初两年，6月3日夜，北大宿舍楼的酒瓶子就像冰雹一样密集地落在楼下的石棉瓦自行车棚上。大约是第三年，突然就平静了。那代学生离开了校园，驯化的一代成了新生主流。往事随流水，转眼三十六年。
人群被暴力和利益驯化之后，社会就变成一座疯人院。
一位国内做出版的朋友说，我们好象全都被这几十年的“奇迹”驯化了，说出了大部分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现状。看他们相信的东西：弱肉强食、权利不能当饭吃、武统台湾、欧洲完了、美国养懒人、民主没效率、东升西降……这是个奇异的精神世界梦幻组合。
很多年前，每逢春夏之交，北大校园就盛开着结不出果实的红罂粟，绰号“虞美人”。中国曾发生的每一个争取民主的事件，都是刚开始就结束了，生生死死，花开花落，像结不出鸦片的罂粟。
说这些话会被认为是对六四先烈不尊重。那个悲惨的夜晚，很多年轻人失去了生命，很多父母失去了孩子，包括我十分敬佩的蒋培坤、丁子霖老师和他们17岁的儿子。后来在北京见到蒋老师，他长发及肩，时已丧子三年。如果儿子还在，都上大学二年级了。三十几年间，每想及此，沉抑悲痛如初。对于蒋老师夫妇和我不相识的失去孩子的父母，对于那个夜晚被屠杀的年轻人，我只有敬仰和痛惜，没有一字微词。
死者长已矣，但我们有幸或不幸能苟且偷生，总要对自己诚实一点，才对得起那些死难者和他们的亲人。对自己诚实，就免不了面对真实的自己。不管当初的理想多么美好，内心多么勇敢，冲动多么迫切，三十多年后， 我们这代人——就是已经熬成大妈大叔的这一代，除了数钱算计，头脑清楚的不是太多，而且很多头脑清楚的人选择做沉默的少数。
欺骗自己往往是欺骗别人的预演。作为写作者，一个基本的从业道德就是要诚实，尤其是对自己诚实，不说自己不相信的话。该被误解就被误解，该被诅咒就被诅咒，竹杖芒鞋，一蓑烟雨，随他去吧。
我们年轻的时候，改变的风吹遍了世界，吹到中国，发生了六四。三十六年后，蓦然回首，改变的风吹过之后，自由在有些地方生根发芽，长成了大树，在有些地方，像盐碱地的庄稼，半死不活；在那个叫中国的时空，却是连种子都死了。
该变的都没变，不该变的都他妈变了。这么大一个国家，十几亿人，不是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近，而是成了反现代文明的堡垒。还有脸喊什么5000年文明，还有脸喊什么民族复兴。一些六四的苟活者成了川粉，有些成了哈马斯啦啦队的啦啦队，还有脸喊什么自由，喊什么民主——借用崔健开音乐会时的那句京骂：“去你大爷的！” 别逗了。
对于个人来讲，六四可以是人生的天花板，年轻时经历一次，轰轰烈烈，不枉此生，值得每年纪念，怀旧一生。但作为一个人群争取民主的诉求，作为一个国家的民主愿景，如果六四成了天花板，民主在那个叫中国的时空就没有希望了。
乐见更多具有民主诉求的年轻人把六四作为上一代人铺下的地板，这才是希望。不是一蹴而就改变现状的希望——那是异想天开，而是从自己做起，一点一滴改变贫瘠的民主土壤的希望。毕竟，抗争的意义，不在于它能立即改变现状，而在于抗争者在立志做人，做主宰自己命运的人。这样的人多了，独裁就难以为继，民主才有希望。
这个母亲节
昨天早晨上路不久，看到路边有家花屋，门口的小黑板上写着：お母さん ありがとう。我的日语虽然还不到幼儿园水平，也看懂了这句话。原来是母亲节到了。猛然想到，母亲已经不在了。
曾经在油管上看一个视频，有位老人，叫Paul Orfalea。他白手起家创业，挣了很多钱，岁数大了以后做慈善。老人回忆自己的母亲，说年轻的时候，母亲对他说：你20来岁时，要放开去尝试；30来岁时，得搞清楚自己这辈子适合干什么；40来岁时要努力工作，拼命挣钱；到了50来岁，就别再拼了。
我母亲没有给我那么清楚的人生规划。她操劳大半生，把我们兄弟几个从社会底层往上拉。她没有文化，没有钱，不善言辞。我年轻的时候，又蠢又傻，20来岁也不知道怎么放开尝试。到了30多岁，还不知道自己适合干什么。快40岁才改行当律师。还不到50岁的时候，母亲就说，别再那么拼了。等我过了50岁，不需要再拼的时候，母亲已经不在了。
母亲是农村户口，在农村生了五个孩子，老五没有活下来。我十岁的时候，全家从农村搬到济南的城乡结合部。母亲没有文化，没有工作，但有四个孩子要养活。她去打听哪里有工打。几公里外有座山，山下有座采石场，旁边有座水泥厂。只有那里有工作。她去水泥厂当了临时工，用独轮车推石头。有一天车翻了，石头落了一地，砸伤了脚，临时工也做不成了。
学校开运动会，我吵着要买运动鞋，母亲没有钱。她去邻居家借五块钱，没有借到，回来坐在床沿上流泪。
初中放暑假，我背着母亲，去求一位邻居大妈，带我去采石场砸石头挣钱。那时候，没有大型碎石机。采石场的壮工用大锤把大石块砸成小石块，临时工再用尖尖的小锤子把小石块砸成碎石块，修铁路铺路基用。
邻居大妈有个女儿，已经出嫁，还有两个儿子。她小儿子初中没念完就辍学了，在铁路局干临时工。她家大儿子弱智，有暴力倾向，被人用铁链子拴在一间小屋，不知道已经拴了多少年。吃饭的时候，大妈给他送一碗。
听其他邻居说，军队医院来人，要把她大儿子买了去做研究，大妈不卖。那年冬天，快过年了，大妈在门口的绳子上晒刚洗的衣服。天特别冷，衣服都冻成了冰。她去关大儿子的小屋生炉子，刚进去，就哭着出来，说大儿死了。
邻居大妈不会做别的工，只会干粗活。那年夏天，我去求她带我去砸石头。她借给我一把小锤子，还有一个小篮子，带着我去采石场，把小石块砸成碎石块，一星期能挣好几块钱。
母亲反对我去，但拗不过我。每天我离家前，她都对我说：这是最后一次了。我赖着做了几个星期。终于有一天，她把我的锤子没收了，还给了邻居大妈。她告诉邻居大妈，不要再带我去了。
那时候，我对她很不满，不愿跟她说话。后来，一年一年长大，我上了高中，渐渐对人间冷暖有了模糊的感受。在街上，偶尔看到采石场被石头砸成伤残的青年，拄着拐杖一瘸一拐地走，开始明白了母亲的心思。
想想那时候，十来岁，不知道危险，不懂事，为了挣几块钱，在采石场闷头砸石块，母亲在家提心吊胆，怕石头从高处落下来，砸向她的儿子。她没有钱，她需要钱，但她要保护自己的孩子。
养四个孩子不容易，养四个男孩子更不容易。我们兄弟四个，小时候经常在外面惹是生非，每次惹出乱子，都是母亲出面，去跟人赔礼道歉。从小学到高中毕业，不知道她去给学校老师，还有同学家长，赔了多少次礼，道了多少次歉。
这些年，我在很多地方徒步和骑行。有山的地方，就有采石场，远远地就能看见。每次路过采石场，就会想到母亲，还有邻居大妈。在贫寒生活中，她们的善良、操劳、韧性，重压下的叹息和无声的哭泣，塑造了我年轻时的精神世界，让我没有自暴自弃，滑进人生的黑洞。
后来，我离开家乡，去了北京，又离开中国，去了美国。每一步都离母亲越来越远；每一步，她都没有一句怨言。我来美国的时候，她说你到了那里，人生地不熟，谁也不认识你，离那么远，家里也帮不了你，就要全靠自己了。
刚到美国的时候，免不了挣扎。她在电话上说，你要是觉得太苦，就回来吧。但我有十几年没有回去。后来，我到得克萨斯做律师，有了自己的事务所，她来看我们，说看到我们过得很好，孙子也长大了，就放心了。看到我早出晚归去工作，她说，你也是四十多岁的人了，别太拼了。几年后，母亲去世了。
她去世后不久，我去附近一家车铺修自行车。店主是一位老人，一边修车一边聊天。他说两年前他弟弟娶了一位中国太太，还带了一个十几岁的孩子，正在学英语。我说小孩英语学得快。他说，快一年没见到他们了，自从他母亲去世以后，来往就越来越少了。
他低头干活，不经意间，轻轻说了一句：“Mothers are like glue holding the family together”—— “母亲就像胶水一样，把家粘在一起。”
那句话听到一次，就不会再忘记。等到有一天，你发现亲情像旧家具一样开始松动，缝隙越来越大，你可能会猛然意识到：原来是因为母亲不在了。
当取代坏的不是好，而是更坏
今天说一下中文世界流行的两种思维方式：非此即彼和爱走捷径。这两种思维，听起来很简单，但它们正在悄悄塑造我们看世界、理解制度、判断历史的方式，而且，严重限制了我们对“现代文明”的真正理解。
什么意思？你只要说点什么，马上就有人把你贴标签。比如你说提高民众的精神素养很重要，他立马说你是不是觉得制度不重要；你说川普有问题，他立马说你是民主党或者共产党；你说民主党有些政策缺乏常识，他就说你一定是川粉。
这就是典型的“名词概念奴隶”——他们不听你说了什么，他们只听你用了哪个关键词，然后决定你是敌是友，非黑即白。
第二种，就是我们太喜欢走捷径。
中文世界很多人看着日本、韩国、台湾的发展，心里想的是：哎呀，他们不就是先走一步发达了，早一点现代化了吗？我们直接跳过那些复杂的制度建设、精神文明、社会文化演化，直接“弯道超车”，一脚油门干进发达国家？
但现实是，任何一个成功跻身发达国家的后发国家，都经历了一整套“现代文明化”的进程。这不只是高楼大厦、5G、量子科技那种“物质层面”的现代化，还包括精神世界、政治制度、社会行为方式的深层转型。
可惜，中国过去几代人，热衷的是投机取巧，只要GDP、高铁和房地产，再顺手牵羊搬运点发达国家的技术，别的都不管。结果就是，物质现代化上去了，精神文明被“阉割”了，制度建设停滞了，社会行为变得越来越“功利而粗暴”，从企业到个人，一直内卷到卷不动了。
也可以说，这其实就是“只要现代化，不要文明化”。于是我们看到，成为世界第二大经济体，成了这个模式的巅峰；但从巅峰下来，也只是这两年刚刚开始。
甚至连很多向往民主的人，也幻想能靠捷径“飞升”。他们看着日本、韩国、台湾的民主发展，就想哪天中国也能“天降民主制度”，一下子实现民主转型。
这几年，中文圈还流行一个新说法，说日本能变成民主国家，是因为麦克阿瑟帮了一把，说明治维新其实失败了。
听起来很有戏剧性，但这其实是一种新的“救世主幻想”——换个角度讲，天降伟人、系统外挂的升级版。
如果连明治维新都叫失败，那恐怕人类历史上没有哪个后发国家的改革算得上成功了。说这种话的人，往往既缺乏对日本近代史的了解，也反映出他们根深蒂固的心理——既想现代文明，又不想走那条艰难的文明之路。
日本现代文明化的先驱，福泽谕吉早就对这种人做了精准描述。他说：“没有独立精神的人，一定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怕人；怕人的人就会阿谀奉承；时间久了，就不知羞耻，面对不公不敢发声，面对强权只知道屈服。这种人，如果释迦牟尼和孔夫子再世，也没救。”
这是福泽谕吉《《劝学篇》中的话。《劝学篇》虽然是本只有几十页的小册子，却塑造了现在日本人精神世界。在明治时代，这本小册子可以说是颗思想炸弹，它改变了整个日本对“学习”、对“文明”、对“独立”的理解。当然中文世界不乏把思想炸弹，读成心灵鸡汤的人。浅薄无聊的人可以把任何思想读成心灵鸡汤。
《劝学篇》有句话：“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
听着是不是很耳熟？这不就是“人人生而平等”？没错，福泽谕吉正是把西方“个人独立”“平等”的观念，用当时日本人能听懂的话翻译出来。他说：人的贵贱不是出身决定的，而是靠“学习”和“自立”获得的，学习上进，就会变得高贵，心灵封闭，不学习，结果就是低贱。
在福泽看来，一个人要获得真正的独立，不靠祖上、不靠政府、不靠社会的恩赐，只能靠自己的知识、能力和判断力。
他举了很多例子，比如说，有些人虽然穿得光鲜亮丽、出身高贵，家里有钱，但完全没有自己的主见，只会随波逐流。这样的人，哪怕有地位，有钱，其实也不自由，是“精神的奴隶”。不是高贵，而是低贱。
而一个真正有知识、有判断力的人，真正的现代文明人，即使过普通人的生活，甚至贫寒，也能独立、自信地活着。
“天不生人上之人，也不生人下之人。”这可以说是日本的独立宣言，不是国家的独立，而是国民人格的独立。
福泽早在150年前就明白一件事：如果一个人、一个民族，没有独立思考的能力，只是像工蚁一样工作，靠别人的市场卖货，就算物质再富裕，也终究离现代文明很远。
福泽的高明之处就在于，他不仅看到表面的政治问题，而是看到更深层的人格塑造问题。读书、明理、学以致用，最终是要落实在你身上的。如果你没有福泽说的那种“独立自尊”的人格，哪怕真来了个麦克阿瑟，都没法救你。
孟子也讲过，普通人总是“待文王而后兴”——意思是，总等着遇到伟大时代，有人来带我起飞。但如果你没有那个内在的独立人格，就算文王真的来了，也带不动你。
说到底，只要中国社会想往好一点的方向走，国民建立独立人格，是怎么绕都绕不过过去的一道坎。
美国有个很有洞见、但英年早逝的媒体人 Andrew Breitbart 曾说过：“政治是文化的下游。”
什么意思？你这个社会的精神状态，决定你最终会选择什么样的制度。精神世界腐烂的人群，弄不出有质量的民主制度，即便天降民主制度，也会把它玩成烂泥一滩的“劣质民主”；如果继续走独裁路线，那也是选那种最武断、最低级、最任性的版本——不是说服你，而是“镇住你”、“压服你”。
很多年前，我跟朋友聊过一句话——中国的当务之急，不是实现民主——那里没有民主的社会和人群土壤，而是避免独裁劣质化。那时候他们都觉得我说得太悲观。但那很快就变成了现实——不好的独裁被更坏的独裁取代。
中国现代史就是一出不断重复的舞台剧：取代坏的往往不是好，而是更坏。说的更具体一点。别说实现民主了，就连“质量说得过去的独裁”都保不住，通常撑不过一代人就退化了。
中国也不是没人争取民主，努力的人不少。但现实是，一百多年过去了，民主没有实现。反观周边，日本、韩国、台湾，甚至蒙古，都不同程度实现了民主转型。
这是不是说明，中国可能真的缺乏“民主的土壤”？这是个很沉重，但也必须直面的事实。
如果你觉得，民主比人生中其他任何事情都重要，那你就去争取。但那是一项水滴石穿的事业，可能只有耕耘，看不到收获。
如果你觉得，过日子更重要，也无妨。那就继续原地生活，随国家的大船在风浪中起伏，知其不可奈何而安之若命。古人也有过这样的选择，那也是一种人生。
但不论选择哪种生活，要做个现代文明人，独立的人格、清晰的思维，都是必选项。政治可以烂污，但人格不能烂污。
跨越欧洲骑行记之八—梅莱拉的鸡汤
罗马尼亚境内骑行的最后一夜，我在吉尔久镇度过，从那里骑过多瑙河上的友谊大桥，就是保加利亚了。吉尔久的客栈在一处有葡萄藤和果园的院落中。我推车进了大门，一位老者坐在院墙下的椅子上打招呼，让一位年轻人把我带到房间。我把车子倚在墙角，门厅内一位清洁工打扮的老妇人在擦地板，收拾床单和杂物。
收拾停当，我出门找饭吃，老者仍然坐在院墙下的桌子旁，另一把椅子上坐着一位看上去30几岁的女子。她能讲英语，说自己名叫梅莱拉，那位老者是他父亲，名叫马瑞安，那位清理房间的妇人是她母亲，名叫马瑞安娜。她告诉我餐馆的大体方位。我吃完晚饭回客栈时，一位消瘦的中年人正在院子里干活，手持电磨具打磨褪色的绿色篱笆墙。他没戴任何防护，电磨具嗡嗡作响，他脸上和身上落满一层绿色油漆粉末，夕阳下像电影中的绿人史瑞克，只是比史瑞克瘦小得多。
莱拉正在跟他父亲喝酒。见我回来，她说：“时间还早，跟我们一块儿喝点吧。”我说：“我街上买了拉普提（罗马尼亚语“牛奶”）”。梅莱拉大声说：“不要拉普提，要卡尔巴顿！”卡尔巴顿是桌子上摆的酒瓶子上印的名字。梅莱拉把她坐的椅子让给我，自己去搬来一把，坐在我和他父亲对面。她给我倒了一玻璃杯卡尔巴顿，用小刀切下一片橙子，放在酒中，然后给自己也满上。
川普启动“外国敌人法案”
3月15日是星期六，我跟一群朋友在山姆·休斯顿国家森林徒步，走了20公里。因为刚下过雨，一些低洼路段成了沼泽，要在泥泞中跋涉，鞋上和裤脚上全是泥水，还有两名队友掉到水里。快结束的时候，大家筋疲力尽，饥肠辘辘，开始聊吃的。我说，现在只想要个芝士汉堡，加一杯冰镇啤酒。
开车回家的路上，一边找汉堡店，一边听新闻。新闻说，几个小时前，川普总统颁布行政命令，启动“战时外国敌人法案”。有国土安全部的两架飞机从得克萨斯跟墨西哥边境的Harlington起飞，分别飞往萨尔瓦多和洪都拉斯。飞机起飞不久，首都华盛顿联邦法院一名法官，勒令飞机掉头返航。萨尔瓦多总统布克尔对媒体上说：“可惜，晚了”。
美国各大报都在显著位置报导了这个事件。下午去社区健身房，墙上的电视新闻也在报导这个事件。“外国敌人法案”到底是部什么法律？川普为什么要启动这个法案？谁在那两架飞机上？法官下令后，飞机为什么拒绝返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