转眼就四月了。从二月末走到四月初，从冲绳走到九州，已经满满一个月时间。

南九州这地方，山连山，很少有平地。骑行在山路上，曲曲折折，上上下下，你会有一种持续的压迫感：视野被环绕的群山压缩，被峭壁和树木阻断，你很少能看到远处。山中只有一条路，绕过一座山，是另一座山。在你觉得山后面永远是山的时候，眼前突然呈现出一个宽阔无边的世界，那就是大海。

从鹿儿岛北上，到熊本，是历史上萨摩藩的土地。中间500里山路，隔着两座活火山。一座是樱岛火山，一座是阿苏火山，都是常年冒着烟，像一种压抑的存在，安静、隐忍，却随时可能喷发。

这种地理，会塑造人。压抑，但又渴望突破。隐忍，但又随时会走向极端。萨摩藩走出来的人，很多都带着这种气质。

山中季节晚一拍。白居易有句诗，“人间四月芳菲尽，山寺桃花始盛开”。骑车穿越九洲群山的时候，这里的春天比白居易诗中的春天还晚一步。山外樱花已经盛开，山中的樱树还在含苞待放。

春暖花开，万物复苏，知更鸟在枝头鸣叫，会给人带来欢快的新生感。那是大自然一年一度的馈赠。但骑行在九州大海环绕的群山中，却常常觉得那种新生的感觉，轻飘飘的，就像早晨的雾气，太阳升起来，越过了枝头，雾气就消散了。

整个三月都在路上。三月的最后一天，我走在长崎的街上，想起一句很有名的话：“四月是最残忍的月份”。这是T.S. Elliot《荒原》中的第一句。“April is the cruelest month”。这句话突然把我在九州的感觉连在了一起，也把九州的两个人物和他们呈现给我们命运连在了一起。

在世界上，长崎最有名的人物是蝴蝶夫人，Madama Butterfly，蝶々。那不是个历史人物。最早，她是小说中的人物，后来成了歌剧中的人物。那篇小说写得并不高明，普契尼改编成歌剧以后，才把它点石成金。

蝴蝶夫人的名字，叫蝶々，是末代武士的女儿。任何曾经辉煌过的阶层到了末代，都免不了落魄的命运。末代武士的女儿，蝶々，十几岁做了艺伎。

那时候，日本已经开关，长崎是脱亚入欧的前沿。一位美国海军的军官，名叫Pinkerton，随军舰来到长崎，跟蝶々相遇。两人相爱结婚，在俯瞰港口的山坡上租了一栋房子。不久，Pinkerton要随军舰回美国。离开前，蝶々问他何时能回来。他说，等春天知更鸟筑巢的时候，他就会回来。

然后，就是漫长的等待。一年，两年，三年。知更鸟年年春天来筑巢，却不见Pinkerton回来。他在美国娶了太太，托美国驻长崎的领事转告蝶々，让她不要再等了。那位领事去找蝶々传信，看她一片痴情，就不忍心把实情告诉她。蝶々托领事给Pinkerton捎信，说他们的孩子已经快三岁了。

当初，她为了跟Pinkerton结婚，背着家里人偷偷信了基督教。亲戚知道后，到婚礼上大闹。她跟亲戚断绝了来往。周围的人都说，她的美国丈夫不会回来了。整座城市，只有蝶々自己相信，Pinkerton会回来，跟她团聚。

终于有一天，蝶々在家门口看到，那艘美国大船出现在海面上，由远而近，缓缓进了港口。她把家收拾得整整齐齐，换上最好的衣服，等待Pinkerton到来。她等了一夜。第二天，Pinkerton来了。但不是跟蝶々团圆，而是要带走他们的孩子。蝶々给孩子蒙上眼睛，让他走出门外。她自己回到房间，拿出父亲留给她的短剑，结束了自己的生命。前面交待过，她的父亲是末代武士。

第一次读这篇小说的时候，读到这个情节，不知不觉就想到了九州最著名的末代武士——西乡隆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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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行路上，看新闻说，张雪峰去世了，才41岁。很多人悼念他，一些学生和家长曾经从他的建议中受益。也有人兴高采烈，奔走相告。虽然张雪峰说过打台湾他捐5000万这类半吊子话，头脑中有不少被党妈灌输的垃圾，但他并不是个大奸大恶的人，何况他的建议的确帮助过不少人。

这么一个人，年纪轻轻，突然死了，女儿才九岁，怎么说都有点不幸，不知道有什么值得高兴的。那些兴高采烈奔走相告的人，想过没有呢？你声讨他，厌恶他，都没有问题，但你奔走相告的不是一个网红的死讯，是你自己灵魂的死讯。

我也不喜欢他的一些半吊子言论，也不欣赏他说话的方式。但实在不理解，一个人这么年轻就死了，有什么值得活着的人高兴的。

这些天在路上，想张雪峰这种现象：为什么他能在中国火起来？为什么很多人怀念他？很多人骂他？这种现象说明了中国是个什么样的社会？

今天就说说我对这个现象的看法。不是说张雪峰这个人——我不了解他这个人，而是他代表的这个现象。我在中国和美国都生活过好多年。在讲中国现象的时候，经常把美国作为一个背景。在讲美国的时候，也经常把中国作为一个背景。我们每个人讲问题，都有自己的角度。从这两个国家，两个社会的生活经验出发，对比着看，这是我的个人角度。

张雪峰是中国特色社会的特色产物，也可以说，他是中国社会基本盘的天花板。这里说的基本盘，是个中性词，没有褒贬的意思，更不是单纯指收入，而是包括一个人的认知结构、信息来源、行为习惯这些基本面。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说中国是个金字塔型社会，一个巨无霸底盘支撑着金字塔尖尖的顶端，那个底盘就是中国的基本盘。基本盘的信息来源相对单一，比如说官方宣传、抖音短视频、微信鸡汤，还有各种应试套路。他们的风险偏好相当低，在人生选择和职业选择上，不敢试错、不敢跨界，这跟能力有关，也跟脆弱的社会地位有关。他们的价值观是利益导向，有用的才是有价值的，没用的就是没有价值。从小时候开始，他们对规则的理解就是怎么应付考试。

这是中国社会基本盘的特征。张雪峰是这个基本盘的天花板。他不是教人怎么改变游戏规则，而是教人如何在现有规则下做一个好至少是在当时看起来的最优选择。他讲的都是有用的，帮人解决的都是报考哪所大学、报什么专业这类具体问题。他为这些问题提供确定答案，化解家长的对不确定性的焦虑。他的工作不是挑战规则，而是揭示潜规则，优化路径。

他口才相当出色，也很有头脑，精准地抓住了家长对子女前途的焦虑，对症下药，满足了中国社会基本盘的强烈需求。这是他火起来的原因。那么，为什么中国家长，尤其是身处社会底盘的家长，会这么焦虑呢？在美国，家长也关心子女的升学问题，也有一些小公司为学生升学提供指导。但在美国属于小众，出不了张雪峰这样的现象级网红。原因在哪里呢？

答案很简单，也很残酷：因为中国人的试错成本太高了，高到让几乎所有人都选择放弃试错的权利。一旦选错，可能就再没有纠错的机会，人生和事业就完了。所以，在当下中国，很多选择，比如说报考大学、选专业，就像押注一样。选择如同一场赌博。面对选择，中国人普遍充满焦虑。这跟美国的情况形成强烈对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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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继续在日本骑行。路上，一边骑车一边听广播，享受日本交通新规生效前的最后自由时光。从4月1日起，日本的交通新规就禁止骑车戴耳机了。今天讲讲IMF，就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汇总的一组数据和《华尔街日报》的一篇分析。这些数据显示，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连年萎缩。2021年，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份额达到峰值，土皇帝正式宣布“东升西降”。但是话音还没落，中国在全球经济中的占比就掉头向下，已经连续萎缩了四年，不但占全球经济的份额连续四年萎缩，跟美国经济的比值也在连续四年萎缩。

不是说中国经济仍然每年增长5%么？不但比美国增长快，而且增速仍然领先世界么？怎么占世界经济的份额会连续四年萎缩呢？而且最令人不解的是，既然中国经济增长比美国快，怎么跟美国经济的比值也会萎缩呢？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并不是个政治性组织，它汇总的数据也是中国自己公布的。这个数据并没有挤掉中国统计局的水分，而是原汁原味的中国统计局数据。如果挤掉统计局水分的话，过去四年的数据更令人震惊，跟中国宣传机器的舆论诈骗和中文肉喇叭的鼓噪完全是两回事。

我在节目中反复讲，要看懂世界，很重要的一条，就是别被个别事件牵着鼻子走，而是看一个历史时段的趋势。历时几十年的中国经济增长趋势基本已经终结。拐点发生在最近五年。大家还记得，2020年中国武汉爆发新冠大瘟疫，迅速蔓延世界，把世界经济拖进泥潭。受新冠瘟疫影响，当年世界经济萎缩了4%左右。美国经济萎缩了3.5%，GDP降幅创下1946年以来的纪录。

在疫情初期，中国用与世隔绝的方式，暂时控制住全国性蔓延。第二年，也就是2021年，全世界都在新冠瘟疫中挣扎，中国经济却一枝独秀，GDP增长8.1%。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份额达到18.5%，跟美国经济的比值达到76%，也就是说超过了美国经济的3/4。那是中国经济的高光时刻。那年，中国的首席经济学家——习近平博士，正式宣布“东升西降”。中国超过美国似乎指日可待。按照海内外一些专家的测算，中国经济总量最快将在2025年超过美国，再慢也不会等到2030年以后。

但是，2025年已经过去了。中国经济不但没有超过美国，反而跟美国经济的差距越拉越大，从2021年相当于美国经济的76%，下降到2025年相当于美国经济的63%。按照过去四年形成的趋势，2030年中国经济也没有希望超过美国，更大概率是差距将进一步拉大。

中国土皇帝官宣“东升西降”五年以后，再回头看，2021年是中国经济达到峰值，然后掉头向下的拐点。从2022年开始，中国GDP占世界经济的份额开始萎缩，连续萎缩四年后，已经从18.5%萎缩到了16.5%左右。再提醒一句，这还没有计算中国统计局的数据水分。而同样是在过去四年中，那个被土皇帝判定已经日薄西山的美国，占全球经济份额不仅没有萎缩，反而逆势扩张，从24%扩张到26%。

这种变化当然有美元加息、汇率波动的因素，但这些外部因素并不是根本性的。如果只是停留在汇率因素这一层，就低估了这场宏观变局的惨烈程度，生活在中国的人，也会错判未来十年对自己的影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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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冲绳骑行了400多公里，路上经常告诉自己，要慢一点，再慢一点。冲绳本岛是个狭长的岛屿，从南到北直线距离135公里，但海岸线曲曲折折，如果每个海岬都要去，绕一圈将近500公里。这十来天，经历了狂风大作，乌云密布，雷鸣阵雨，也经历了蓝天碧海，还有残波岬和边户岬的惊涛骇浪。

在其他地方骑行，如果想住窗口面朝大海的房间，是一种奢华，但在冲绳是一种日常。这里的很多房子，都是建在海边，窗口朝着大海。沿东岸骑行，可以在房间看日出，在西岸骑行，可以在房间看日落。

绕冲绳骑了一圈，每天的印象叠加，最大的感觉：这里是整个日本最不像日本的地方。过去几年，我曾经在日本骑行了3000多公里，徒步走了2000来公里。三年前，从九州骑到北海道，两年前走完了四国遍路，去年又走了东海道和中山道。

跟那几次骑行、徒步的所见所闻所感不一样，在冲绳处处可以体会到一种“大杂烩”，就像是本地餐馆的小炒Chanpuru。冲绳列岛占日本国土面积不到1%，它是最后一块并入日本而且今天仍然属于日本的国土。在冲绳环游，看路边的招牌，当地人的穿衣打扮，言谈举止，处处能感受到是在日本，同时也处处能感受到太多不属于传统日本的基因。

历史上，冲绳曾经是整个东亚最开放的地方，是各国贸易通商的桥梁。它夹在中国和日本之间，过去一个半世纪，再加上美国。这决定了冲绳的命运，像是东海上一艘随风浪起伏的木船，经常是身不由己。

到达冲绳机场，第一件事就是先把自行车装好，细雨中骑着去那霸老城。樱花季节已经过去了，路边的樱树已经长出长长的叶子。街道上，扑面而来的是那种冲绳特有的混搭感，用冲绳方言中最传神的那个词来讲，就是Chanpuru——杂烩小炒，尤其是Goya Chanpuru——苦瓜小炒，有苦瓜、豆腐、鸡蛋、豆芽、五花肉，还有午餐肉。

一盘小炒，囊括了从东南亚到中国、日本，还有美国的食材。苦瓜是东南亚传进来的，豆腐是中国和日本的传统食材，午餐肉是美军带进来的。把苦瓜、豆腐、鸡蛋、豆芽、五花肉和午餐肉，放锅里猛火快炒。这是地道的冲绳家常菜，也是冲绳的灵魂底色，有着来自万国的文化基因。

在冲绳骑行，跟在日本其他地方不一样的一点，就是本地人，尤其是本地年轻人，大部分能说英语。在偏远的北部山区，客栈主人都能说英语。这么高的英文普及率，只有在东京和大阪这些大城市才能相比。这种语言生态，当然跟过去80多年美军深度嵌入当地社会分不开。

冲绳人有自己的语言。但据说，只有老人还在说冲绳话，日常生活中，年轻人说的是冲绳口音的日语。因为我日语是幼儿园水平，没法评论冲绳口音。

说到美食，冲绳有点像西班牙的圣塞瓦斯蒂安。无论是在那霸街头，还是在美国村，还是在东岸的小镇，都能吃到万国美食。骑行路上，我除了吃日本餐，也吃西餐。曾经两次吃Pizza，一次在热闹非凡的美国村，一次在东岸的金武町，口味都相当地道。金武町那家是个小店。店主是对年轻人，看着像夫妻。先生是厨师，会说意大利语。他曾经去意大利留学，专门学意大利厨艺。

冲绳的居酒屋有着大部分日本本土居酒屋没有的风味，就是小炒——Chanpuru。那种大火现炒的风味，在其他地方的日本餐馆很少能吃到。这可能就是传说中的“锅气”。这几年，每次去台北，朋友都会带着去热炒店。那种锅气十足的风味，那种人声鼎沸的氛围，在冲绳可以体会到一些。

可以说，混搭就是冲绳的灵魂。它不但能混搭本地家常菜，还能混搭美国快餐。这里有一种特色快餐，叫Taco Rice——塔可饭。Taco本来是墨西哥风味的美国快餐，用墨西哥卷饼，卷上肉酱、奶酪和生菜。但冲绳人发明的Taco Rice没卷饼，而是把肉酱、奶酪和生菜盖在米饭上。这就是Taco Rice。

这道菜起源于上世纪80年代。当地餐馆针对美军士兵的口味，就地取材，把米饭和Taco混搭在一起。一开始，主要是美军士兵吃，后来流传开来，如今已经成了冲绳的特色快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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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天，我在日本骑车。路上休息，看新闻，说是伊朗挨炸了。一开始，也没怎么当回事。美军已经在海湾地区集结了好几个星期，集结了海湾战争以来最强大的空中打击力量。轰炸伊朗，只是时间问题和规模大小的问题。

骑到地方，再看新闻，说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已经被炸死。在第一波空袭中，一起被炸死的还有40多名伊朗军队将领和政府高官，包括国防部长、革命卫队司令、国家安全顾问等等。对于这类屠杀本国人民的独裁分子来说，炸弹就是正义。

网上一片欢呼。也有哭丧的。除了几个穿黑罩袍的伊朗大妈，还有胡锡进和无数小胡锡进。“中国人民”的老朋友又挂了一窝——不是挂了一个，是挂了一窝。当然，“中国人民”是加引号的。

投宿的地方，街上有个Pizzeria。Pizza是骑行的理想食物。骑了一天，经常是最想吃Pizza，热量和营养都足够。而且，日本的Pizza，随便一家，，都做的美国的大部分Pizza店好吃。那家Pizzeria门外挂着一面意大利国旗，老远就能看见。要了一面意大利香肠披萨，一杯Orion生啤酒，看着窗外的海上日落，喝一杯。

Orion Beer是冲绳啤酒，口味一流，跟Pizza是绝配。来冲绳的话，一定不能错过。

根据CENTCOM（美国中央司令部）的战报，在第一天，美国和以色列国防军出动数百架战机，总共轰炸了2000个目标。EA-18G电子战飞机瘫痪了伊军的雷达网络，F-22、F-35隐形战机在第一时间摧毁了伊军的防空系统，然后，F/A-18和F-16长驱直入，执行了大量常规轰炸任务。

另外，还有四架B-2“幽灵”隐形战略轰炸机从美国本土起飞，轰炸了伊军的地下导弹设施。因为B-2不用部署到离前线近的基地，很难被第三方卫星追踪，加上优异的隐身性能，可以实现最大限度的突防。利用空中加油，B-2能连续飞行30多个小时，往返突袭地球上任何一个地方的目标。去年，B-2轰炸机已经光顾过伊朗上空，轰炸伊军的地下核设施。

开战第一天，以色列出动了大约200架战机，执行了700架次的作战任务，投下1200多枚弹药。

除了有人驾驶战机，美军还首次在实战中投入了大量低成本自杀式攻击无人机。这些无人机，配合从军舰上发射的战斧式巡航导弹，分担了大量以前需要战机执行的高危险任务。

跟以往的袭击不同。这次是在大白天进行了，用中文世界熟悉的语言讲，就是光天化日之下。

中国有个说法，月黑风高夜，杀人放火天。干杀人放火的事，都选在夜晚。现代战争也是这样。普京入侵乌克兰选在凌晨3:40分。美国抓捕马杜罗是在当地时间凌晨2:00。前面两次海湾战争，美国都是选择在当地时间凌晨2:30左右发动攻击。去年，美军轰炸伊朗核设施，选在凌晨2:10。

美军凌晨发动攻击太有规律了，以致于连伊朗最高领袖哈梅内伊都深信不疑。根据美联社报导，哈梅内伊一到晚上就躲进地下防空洞，只有白天才到地面活动。不难理解，他和手下手的人相信，抓住了美军空袭的规律，晚上要格外小心，但一到白天，就可以平安无事，该干什么干什么。美军晚上是真老虎，但是一到白天，就变成纸老虎。看来哈梅内伊是真信了。

过去几个月，中央情报局和摩萨德。一直在追踪哈梅内伊的行踪，掌握他的活动规律。其中就包括他这种正好跟老鼠相反的活动规律：晚上钻洞，白天出来，到地面上活动。2月28日。以色列情报部门得到情报，说哈梅内伊上午8点在官邸跟一大批政府高官和军队将领开会。美以联军当机立断，决定一反常规，在他们开会的时候轰炸。

从战机发射的导弹，一分钟之内同时命中三处目标，哈梅内伊和手下根本来及逃跑，伊朗党政军高层被一锅端。

长期以来，国际社会有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大国博弈，可以打代理人战争，也可以搞经济制裁，把对手踢出SWIFT结算系统。但是，很少有国家直接斩首，把对方的现任元首进行肉体消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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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这代年轻人注定是烂尾的一代。

去年春天，大型国有企业“中国核工业集团”招聘，收到120万份求职简历，创下了历史记录，空缺的岗位是多少呢？是1,730个。录取比例是150:1，约等于0.7%。这比进哈佛大学念本科还难。哈佛本科的录取率是25:1，相当于4%。这家国有企业招工，淘汰率比哈佛还要残酷6倍。

过去20年，中国经济和中国社会的一大显著变化，就是所有类型的企业，国企、民企、外企、甚至个体工商户，吸收的就业都在大幅减少。减少的幅度和减少的速度都相当惊人。根据中国统计局的统计，2006年，也就是20年前，国有企业吸收了 36.5%的就业。去年，2025年，国有企业只吸收了 20.7%的就业。20年间，下降幅度高达43%。这是国有企业。

民营企业就业在过去20年，经历了一个抛物线形反转。2006年，民营企业吸收了23%的就业。2018-2019年达到高峰，吸收了45%的就业，然后，就是一路下跌，到2025年，民营企业吸收的就业已经减少到31.8%。短短6年，下降幅度高达30%。这个就业数据反映了民营企业在中国的兴衰历程。最近8年，民营经济在党国打压下，逐渐进入寒冬。

过去20年，外资企业跟民营企业一样，吸收的就业也经历了一个抛物线形反转。2006年，外资企业吸收了4.7%的就业。2013年，外资企业吸收的就业达到峰值，占7.7%。这比民营企业早5年达到峰值。达到峰值12年以后，也就是2025年，外资企业吸收的就业已经下降到3.8%，几乎腰斩。这个抛物线也完美地反映了党国对外资企业的打压，比打压民企要早几年，也反映了外资企业对中国营商环境恶化，比民企更敏感。

中国的个体户就业，也经历了民企和外企经历的抛物线，只是时间点不一样。2006年，中国个体户吸收了10%的就业。2020年达到峰值23%。5年后，也就是2025年，个体户口就业已经下降到12%，几乎回到20年前。短短5年，下降幅度高达48%。这条抛物线忠实地反映了过去5年中国草根经济的命运：简单说，就是疫情和愚蠢的清零管控，摧毁了中国的草根经济。

国企就业、民企就业、外企就业、个体户就业，全面萎缩，中国老百姓怎么谋生呢？只有一类就业蓬勃发展。这就是“灵活就业”，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打零工。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口从8年前的不到1%，猛增到去年的31%。31%是统计局的数字。有专家估计，远不止31%，中国的实际灵活就业人数可能高达40%以上。

我们姑且采用统计局的数字。中国的灵活就业人口在20年前，也就是2006年，是23%。然后一路下降，到2017年，降到0.98%。然后调头，一路飚升，到2025年，升至31%。短短8年，上涨幅度高达3,000%。

统计局说，中国有大约2.4亿人属于灵活就业，主要网约车司机、外卖骑手、网络主播、家政服务、钟点工、小摊贩等。他们中有极少数能赚大钱，像一些千万粉丝的网红，但大部分收入不如国企、民企和外企工作，五险一金更没有保障。

2025年，全国有1200多万大学生毕业。因为学校普遍造假，他们的就业率是个谜。但从学校内部人员的说法和一些毕业生在网上披露的求职遭遇来看，应届毕业生就业低靡。统计局说，中国16-24岁城镇青年的失业率，去年12月是16.5%。这个数字不含在校生，而且每星期工作一小时，就算就业。用这种统计方式，很多实际上处于失业状态的人，被统计进入了灵活就业。一星期工作一小时，跟失业有什么区别呢？

中国经济进入长期停滞、零工经济兴起、城镇青年失业率高企，越来越多的人处于半失业状态、城市中产的孩子加速农民工化，这是中国正在经历的现实。从这10年的情况看，趋势相当清楚，中国经济正在系统性制造烂尾的一代。缔造这种局面的，就是被定于一尊的“反市场土皇帝经济学”。

这期节目，我们就看一下，从遍布全国的烂尾楼到温水煮青蛙式烂尾的一代，支撑这个绝望链条的底层逻辑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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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中国人相信中国比台湾发达，中国的生活水平比台湾高。这就跟相信驻马店比上海发达，海南的生活比上海高一样。为什么会有中国人相信这种违反常识的东西呢？这应该归功于中国一个异常发达的产业。

中国最发达的产业是什么？可能有人会说是电动车、太阳能、高铁之类。今年春节，央视弄了些机器人玩具上台表演，据说表演一会，要向机器人公司收上亿元广告费。一些中国人一看，可能又觉得遥遥领先了。所以，过完年，再问中国最发达的产业是什么？不少中国人会说是机器人产业。当然，他们不知道，正确的说法应该是玩具产业。

中国最发达的产业不是制造业，而是舆论诈骗业。当年毛主席的亲密战友，林副统帅有句名言：政权要靠两杆子：笔杆子和枪杆子。夺取政权、巩固政权，都要靠这两杆子。枪杆子不用说，毛自己已经说的很清楚，枪杆子里面出政权。

笔杆子就是宣传，用老百姓能听明白的话来说，就是舆论诈骗。

中国的舆论诈骗业高投入高产出，可以说是世界上最发达的，绝对遥遥领先。几代人骗下来，已经把无数国民变成了嗷嗷待骗的巨婴。婴儿饿了要吃奶，就嗷嗷哭，有个成语描述这种现象，叫“嗷嗷待哺”。中国人被党国舆论诈骗几代人之后，已经养成了受骗的第二本能，如果有两天不受骗，就会出现受骗饥饿症状，开始嗷嗷叫，求党国骗他们一下。这就是嗷嗷待骗。中国成语本来就博大精深，党国让它更大更深。

针对台湾的舆论诈骗，是党国舆论诈骗业的重点项目，这些年出了几个明星。像上个月，美军活捉了马杜罗以后，那个在电视上自己抽自己嘴巴的李毅。以前，没见过这家伙的光辉形象。第一次见，就看到他给自己脸上来了一巴掌，动作挺熟练的。但他那张脸，实在不像张脸，怎么看都像相扑运动员的屁股。

这几年，中国舆论诈骗业出了位明星，叫张维为。还有个后起之秀，叫沈逸。两个人都是复旦大学教授。不知道为什么复旦现在老出这种活宝，整个跟收垃圾的差不多，专门收这种人渣。本来不错的一所大学，也算是名校，弄成这样，可惜了。

很多中国人相信他们比台湾发达，他们的生活比台湾人好，离不开这类舆论骗子。去年，台湾GDP增长8.63%，人均接近4万美元，比中国高出差不多3倍。中国的党中央要求GDP增长5%，统计局照章办事，精准凑出5%。当然，外界没几个人相信。实际增长，可能只有2%左右。跟在国内做生意的朋友说起来，他们觉得实际上没下降2%就不错了。

即便是采用中国连年注水的数据，中国人均GDP也只相当于台湾的1/3。刨除统计水分以后，实际上可能更低。单纯就人均GDP来讲，中国跟台湾的差距，就是注水的中等收入国家跟实打实的发达国家的差距。

这种差距也反映在国民的实际收入上。我们可以看两个指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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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上，白宫有个早餐会，川普总统跟一些州长共进早餐，有共和党州长，也有民主党州长。早餐会上，川普正在讲话，有白宫幕僚悄悄告诉他，最高法院做出重大判决，宣判他的关税非法。川普当场发飙，骂这个判决“disgrace”—— “不像话”。他对在座的州长说，他还有其他办法收关税。

川普早餐也没吃好，就匆匆离开，召集幕僚开紧急会议。几个小时后，他召开记者会，除了例行骂法官以外，还说了自己下面要怎么做，已经收的关税，会不会退款。

最高法院这个判决是一枚重磅炸弹。判决书长达170页，6位大法官赞同判决，3位反对。因为这个频道不是讲美国法律课，我们在这里不对判决书做详细分析，我们主要是讲一讲，这个判决对中国意味着什么，对美国意味着什么，川普踢到了法律钢板上，他下面会怎么做。

我们先来理清一个最基本的问题：美国总统到底凭什么加征关税？总统的权力来自宪法，但美国《宪法》写得很清楚，加征关税的权力在国会，不在总统。国会可以立法，授权总统在特定情况下征收关税。比如说，1974年，国会通过的《贸易法》中，有122条款和301条款，就有这种授权。历史上，美国总统也都使用过这种授权，针对某些进口产品加征关税。不过，这种授权都附加了严格的条件，并不是给总统开一张空白支票，让他想加征多少就加征多少，想对哪个国家征，就对哪个国家征。

川普刚上台的时候，我在节目中就分析过他的执政路数，就是绕开国会立法，用行政命令治国。他要跟全世界打贸易战，不分敌友，不分轻重缓急，同时开火。这种蛮干，要走国会立法，虽然共和党掌握参众两院多数，也过不了国会这一关。

他需要一个能让他随时随地、想征多少就征多少的关税“核按钮”。在美国的法律框架中，这个目标本身就不切实际，是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但他的法律团队必须完成这个不可能完成的任务。于是，他们就翻出了一部冷门法律——《国际紧急经济权力法》，简称IEEPA，对其中一些条款，做出了超常规的大胆解释。

这部法律是干什么用的呢？它本来是上世纪70年代，国会为了应对伊朗人质危机制定的。它赋予总统宣布“国家进入紧急状态”后，冻结敌国资产、实施经济制裁的权力。在这部法律中，压根就没有出现过“关税”（Tariff）这个词。这也不奇怪，都成了敌国了，直接禁运、制裁，哪还有功夫收关税？

但是，川普上台不久，就引用这部法律，宣布美国进入紧急状态，原因是“非法毒品流入”，还有“巨大贸易逆差”。这样，他就可以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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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看到不少评论。有人说谷爱凌是“精致的利己主义者”。这种说法对不对呢？我想，这么说不是没有道理，但可能打偏了靶子。原因包括两点：

第一点就是，利己主义本身没有错，除了圣徒和骗子，每个人都是利己主义者，只不过正常人利己，都有个边界。超过了社会约定俗成的边界，正常人就不会接受，就会嗤之以鼻。

第二点，她的利己一点都不精致。精致的利己主义之所以精致，恰恰就在于知道边界在哪里，不会明目张胆跨越边界，更不会粗制滥造出一个让正常人觉得太虚假的人设。从她的国籍到她团队给她编各种故事、各种话术，正常人一听就是假的，假到让人反感。

所以，她那种利己主义，说不上精致，而是一种粗鄙到无底线的利己主义，本质上跟中国大妈抢自助餐没什么区别，只是包装得更昂贵。从网上的评论来看，很多中国人欣赏这种东西，因为他们自己的利己主义比这还粗鄙。

还有一种评论，说体育无国界，她不是代表哪个国家比赛，而是代表全人类。道理是这样的，只有上帝和骗子才代表全人类。

体育当然没有国界，但运动员有国家。这跟前些年在中国和美国两边通吃的一些科学家一样。他们的口号是科学无国界，但出事以后，人们发现他们实际上干的是捞钱无国界，科学是只是他们捞钱的幌子。像哈佛大学化学系那位系主任，在中国捞了钱，藏着掖着，在美国偷税漏税，被起诉判刑，身败名裂之后，跑清华大学深圳分校发光发热去了。

这类利己主义说不上精致。精致的话，就不会拿法律当儿戏了。拿法律当挡箭牌，也比拿法律当儿戏精致一点。“别拿法律当挡箭牌”，这好象是中国外交部大妈说的。毕竟人家比抢自助餐的大妈要精致那么一点点。

不管是哪个社会阶层，哪个行业，利己主义本身没有错，但利己的时候，至少知道边界在哪里，至少包装得稍微可信那么一点点，别让正常人一看就虚假得产生生理性不适。

这种“粗鄙的利己主义”之所以让人产生生理性不适，是因为它破坏了做人的基本体面，用老百姓的话来说，就是吃相太难看。

如果只是追求个人利益，在美国并不会引起反感。美国文化并不排斥利己主义，相反它认可个人利益，认可每个人的self-interest，但self-interest有个边界，就是不能违反社会的公序良俗。这一点，托克维尔看得很清楚。在《美国的民主》中，他说美国人推崇一种Self-interest properly understood——“理解恰当的个人利益”。

也可以说，这是一种理性的利己。每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但一个理性的人，为了长远利益，会牺牲一部分当下的贪婪，会遵守规则，不越过边界。而粗鄙的利己主义，说白了，就是一种短视的贪婪，把当下利益最大化，钻空子钻到极端，两头通吃，甚至多头通吃。

不管是运动员，还是科学家，这种粗鄙的利己主义，无非是抢自助餐大妈的升级版。大妈抢自助餐，逻辑很简单：我花了钱，就要尽量多拿，不管我吃不吃得下，也不管别人有没有得吃。

正常人厌恶这种吃相，但不少中国人欣赏这种吃相，因为他们自己的吃相比这还难看，他们的利己主义比这还粗鄙。

我以前学哲学的时候，北大一位老师讲尼采，他说：“你怎么理解尼采，最终取决于你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我们对很多事情的看法，其实最终都是取决于我们想做个什么样的人。

很多中国人欣赏谷爱凌那种粗鄙的利己主义，是因为他们潜意识中渴望成为那个钻空子赚大钱的人。他们羡慕的是那种无视规则，打破边界、既要又要，两头通吃的特权。在他们看来，这才是本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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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冬季奥运会还没开完，有位运动员在美国媒体上已经闹得沸沸扬扬。她就是中国人熟悉的谷爱凌，英文名字叫Eileen Gu。她是位相当出色的运动员，商业上也极为成功。但舆论关注的不是这方面，能在冬奥会拿奖牌的运动员，都相当出色，很多商业上也很成功。舆论关注的是她跟中国政府的关系。

上周，《华尔街日报》爆料，中国政府在她和另外一名美籍运动员身上花了高达1亿元巨资——她不只是在中国商业成功，而且涉嫌拿中国政府的钱。同时，她跟中国政府相互配合，拿法律当儿戏，在公民身份上瞒天过海——她是美国公民，却代表中国比赛，而中国严厉禁止双重国籍。

四年前，有人问她到底是中国人，还是美国人，她说“我在美国是美国人，在中国是中国人”。这四年，她在中国和美国之间左右逢源，赚的盆满钵满。运动员凭借自己的能力赚钱，这无可厚非。但《华尔街日报》的爆料显示，谷爱凌远不只是个运动员商业成功的故事。它已经演化成一出充满谎言、贪婪、法律双标和群体心理病态的荒诞剧。

跟四年前的北京冬奥会不一样，这次米兰冬奥会，她在美国激起了左右两派媒体的全面反感；一个享受着美国宪法权利的美国公民，违反中国自己的法律，代表中国队参赛，通过中国政府，收割连基本福利都匮乏的中国韭菜。

有很长一段时间，谷爱凌的团队精心编织一种叙事：她的成功是商业成功，是市场对她天赋和魅力的认可。她赚的每一分钱，似乎都来自路易威登、保时捷、红牛这些商业巨头。这种叙事符合美国的价值观——你超级优秀，你赚大钱，天经地义。

然而，《华尔街日报》的报导撕开了这种伪装。北京市体育局在网站上意外泄漏了2025年的预算文件。文件显示，仅仅在2025年，北京体育局在谷爱凌和另外一名美籍运动员朱易身上的预算就高达4800万元。过去三年，预算总额高达1亿元。文件泄漏不久，就被北京体育局删除。显然，官方不想让民众知道这个秘密。

《华尔街日报》把这笔高达1亿元的巨资叫做“Hidden Government Funding”——“隐秘的政府资助”。

这不是商业赞助，而是中国政府的钱，就是中国纳税人的钱。拿这种钱，性质就完全变了。这不是市场选择，而是政府购买；不是商业代言收入，而是通过中国政府收割中国韭菜。这个报道让谷爱凌故事的性质发生了变化。在美国舆论和公众眼中，商业成功无可厚非，但拿中国政府的钱是另一回事。

很多美国人觉得，她不再是一个单纯的运动员，而是一个直接受雇于中国政府的“外国代理人”。北京体育局的文件曝光后，迅速被官方删除，墙内社交媒体上的讨论也被禁言，这种欲盖弥彰的操作，在美国媒体看来，坐实了舆论的指责：这笔交易不太光彩。

左派右派、大报小报，从严肃的财经媒体到八卦小报，甚至一脸严肃的《National Review》（《国家评论》），纷纷开火，斥责这种不光彩的行为。

当今美国，政治极化严重，很难找到一个议题能让左派和右派、自由派和保守派，达成共识。然而，谷爱凌做到了。她用一种奇特的方式，同时触犯了美国社会的两条底线：右派的爱国底线、左派的社会正义底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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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几年前，中文世界有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就是常听到有人说，美国不能待了，要走。川普选上总统的时候，听有些人这么说。几年前，拜登选上总统的时候，也听有些人这么说。高市早苗当日本首相以后，好象这种现象又传到了日本的中国人社区。

这么说的，几乎都是从中国出来的第一代移民，有些还不是移民，就是些拿学生签证的在校生，也有拿工作签证的打工仔。他们也没说要去哪里，只是说要离开美国，离开日本。

说归说，在现实中，好像能合法待下去，又有体面工作的，没见有几个离开的。看实际行动，他们人生中唯一主动离开过的国家，只有中国。如果他们言行一致，真离开美国，离开日本，能去的地方，八成也只有中国——转了一圈又回去了，就像那位已故著名诗人的儿子一样。

人要对自己诚实一点——绝大部分说要离开美国、离开日本的中国人，并没有自由选择居住国的能力——他们选择来美国生活，来日本生活，当然是觉得美国、日本比中国好，但能不能呆下去，并不是他们说了算，而是取决于美国政府、取决于日本政府，也取决于他们自己在美国、在日本的谋生能力。

对自己诚实一点，这是很多中国人，包括大部分中国知识分子，最缺少的品性。对自己不诚实，就是自欺，加上中国文人自怨自哀的表演型人格，结果就是，奇葩现象层出不穷。像那位诗人的儿子，先是跑到欧洲，抨击中国没有自由。然后，再跑回中国，抨击西方没有自由。

这跟自由不自由没什么关系，就是表演型人格爆棚。跑到西方抨击中国，再跑回中国抨击西方，都是为了满足那种表演型人格的需求，因为这样才能把自己插到聚光灯下面。缺少独立人格，又不甘平庸，聚光灯就是一切。

一些小有名气的中国人，可能在中国是个人才，至少周围有圈年轻人簇拥着，但到了美国，什么也不是，要从零开始，因为这里人才太多，全球人才都往这里聚。有人受不了这种虚荣感落差，像以前的甘阳老师，来美国念学位，却觉得自己是思想大师。结果连学位也拿不到，学术门槛都进不了，只好回中国去当大师，忽悠保守主义，继续逗弄中国青年。

这些年，从中国出来的不少人是甘老师这种心态，待在美国不受待见，但是他们又没有甘老师的名气，回国也不受待见。其实，都是些没有什么天份的普通人。为什么就不能放下虚荣心，对自己诚实一点，像个正常人一样，脚踏实地地生活呢？

说起正常人，不得不说一下李泽厚先生。李先生也是在六四以后离开中国，到美国来生活。不管是论学术成就，还是论名气，他都比甘阳老师高出几个数量级。但他来美国之后，不装模作样，不假装大师，更不乞求施舍，而是从头做起，凭专业能力谋生，教书写作。退休以后，在落基山下度过晚年。

几年前，听到李先生去世的消息，很难过。十多年前，我曾经把自己的一本小书寄给他。很意外的是，竟收到他的回信。信中都是夸奖和鼓励的话。他也寄来自己的著作《哲学纲要》，书中夹着一张明信片，说“投桃报李，谨奉拙作”。那是2011年末的事了。

李先生对他的同辈学者有不少批评，但对我这个学术不入门的后生却不吝美言，让我感动。

有一年夏天，我开车去科罗拉多，顺道去李先生家拜访。那时候，他还很健康。虽然已经80多岁，但思路像年轻人一样敏捷。在他家里，看到他沙发边的茶几上放着我那本小书，心里感到意外，又忐忑不安。不管那是他老人家有心还是无意，它所体现出来的长者风范，都足以令我学习一生。

李先生是智者，不是学匠。至今仍然记得他评论中国那些左派的话：哪是什么新左，分明都是老左！

李先生对我最大的启发在两个地方。一是他在八十年代初就讲，历史充满了偶然性，很多必然性的东西是理论家的虚构；二是他强调革命理论跟革命实践不是一回事——马克思跟苏联不是一回事，跟中国更不是一回事，卢梭跟法国革命也不是一回事。在八十年代有这种认知的中文学者不多。

六四以后，我在北大上学，上面通知下来，让我们写文章批判李泽厚。同学当中，观点不一样，专业方向不一样，性格也不一样，但都知道那不是什么光彩的事，拖着不写，上面催了两次，还是没人写，也就放弃了。那年月，北大上上下下还多少有点自尊，多少有点非之心和羞恶之心。

后来，听说别的学校有人写。连是谁，我们都懒得问，反正是些不要脸的玩意儿。

李泽厚先生曾经提倡“告别革命”，引起很多误解。他肯定不是说“告别美国革命”意义上的那种革命，而是说，要告别那种中国式的革命，就是流氓无产阶级砸烂秩序的那种革命。他老人家看得清楚，那类革命除了不择手段破坏秩序，什么也不会，他们不但砸烂不合理秩序，而且也砸烂合理秩序。破坏秩序是流氓无产者的第二本能。

到美国后，李先生曾讲“吃饭哲学”，有些青年才俊嘲笑他庸俗，觉得自己比他高明。但三十多年过后，再回头看，那些嘲笑他的才俊，不只是信奉吃饭哲学，而且吃相也不咋地。在洞察人生世事、待人接物、活得更像人方面，他们连给李先生提鞋都不配。

李先生在政治上不激进，但他头脑中也没有守旧的辫子。100多年前，北大曾经有个英国文学教授，叫辜鸿铭。辛亥革命以后，中国人跟风割辫子，但他继续留辫子，被进步人士嘲笑。他不为所动，说割脑袋后面的辫子容易，割脑袋里面的辫子难。当今中国人脑瓜后面早就没了辫子，但很多人脑瓜里面还留着根辫子——不但留着辫子，而且缠着裹脚布。

以前我说过，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很多嘴上挂着民主标语口号的，头脑里都藏着个小胡锡进，一到关键时刻，就露出来。现在看，那种说法是高估他们了。经过最近一系列折腾，可以说大部分中国人，包括很多嘴上挂着民主的，头脑里都藏着个小牢A。

当年辜鸿铭说，中国人割脑壳后面的辫子容易，但脑壳里面的辫子却割不掉。到现在也没割掉。

最近听赵鼎新老师的一个访谈，很受启发。他有个听起来政治不正确的观察。在访谈中，他说美国向全世界推广民主，跟苏联向全世界推广共产革命一样，大都以失败告终。这听着政治不正确，却是现实。现实不会按政治正确的逻辑运转，现实按照现实的逻辑运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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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6年刚刚过去一个多月，中国、日本、美国都发生了几件大事。美国斩首委内瑞拉，活捉马杜罗；中国也不甘落后，习主席斩首解放军，端掉军队高层；日本众议院提前选举，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取得历史性2/3多数。

把这些事放到一起看，基本上可以得出一个结论：短期内，台海无战事。这两天在北京刚开完的对台工作会议，印证了这一点。整个会议的调门很低，不再像去年那样喊叫“祖国必然统一”，而是放软身段，改成了“维护台海和平稳定”，“推动两岸关系和平发展”“共同弘扬中华文化，促进心灵契合”。

翻译成人民群众的语言，就是歇斯底里已经暂时告一段落，不发导弹了，要搞搞新意思，两岸一家亲，心灵契合，跟谈恋爱一样，心有灵犀一点通。

这是明显的政策调整，从主动进攻转向维稳管控。去年的对台工作会议，明确说是要“塑造祖国必然统一大势”。那种表述具有强烈进攻性和压迫感，表明中国要主动出击，通过各种手段改变现状，人为制造统一的趋势。结果当然就是台海局势紧张。

今年的对台工作会议，调子大变，主题成了“维护和平稳定”。这跟美国和日本对台海的表述，几乎一样了。美国和日本的台海政策，都是维持现状，维护台海和平稳定。如果不是中国威胁在台海发动战争，日本首相也不会有“台湾有事就是日本有事”的说法，美国的国家战略报告也不会把第一岛链作为投放军力的重点。

这种表述和语调的调整，说明中国今年对台工作的优先任务是防控风险、避免局面失控。这意味着，中国不再把统一作为短期目标，而是要营造一个防止进一步分裂的外部环境。在频繁武力威胁之后，说是要跟台湾搞“心灵契合”，这听起来有点滑稽，但它恰恰说明了，中国已经意识到，以往的对台政策失灵，需要做出调整。

武力威胁没有用，经济胁迫也没有用，现在要挥舞“文化纽带”，要打“情感认同”牌，要开通民间交流的渠道。这都是些柔性操作。

本来“武统台湾”主要就是一种恐吓宣传，是典型的大内宣。这种宣传，有个服务的目标，就是在国内保住权力。虽然这种恐吓式宣传违反常识，但很有效果，至少是把很多人的常识吓没了。一旦人们恢复常识，就不会被这种宣传蒙蔽。道理很简单：一个70多岁的土皇帝，斩首了自己的军队高层，然后要指挥这支没有任何作战经验的军队，面对实力比它强大的军事同盟，去打一场人类历史上难度最高的登陆战——这得疯到什么程度，才会相信打这么一仗，有利于他保住权力呢？

别说一支几百万人的军队，就是个几千人的公司，老板把CEO、CFO、CTO、整个董事会、一半中高层经理，连锅端，公司运营就会瘫痪，在市场上会被竞争对手碾压。这本来是个常识，但一些知识分子好像念书越多，常识越少，不知不觉就成了替土皇帝宣传武统台湾的肉喇叭。

有人分析说，土皇帝把懂军事的将军都干掉了，只剩下一群哈巴狗，这增加了他贸然决定发动战争的机会。这种说法要成立，有个前提，就是土皇帝高估解放军的战力，同时低估战争的后果。

这个前提成立不成立呢？从这些年习的行为方式看，他很清楚解放军这些将领几斤几两，军队的战力如何。更重要的是，他清楚自己想要什么——就是保住权力。他也看透了中国社会基本盘的德性，只要拿他们当二傻子骗，当奴才折腾，当牛马使唤，隔三差五给他们吸一点武统台湾的精神鸦片，就能把权力最大化。在对付中国人方面，他一点都没有误判。他在内部夺权和权力自保方面相当理性，所有的颟顸武断，都是服从保住权力这个目标。保住权力是他的最高优先级，是他的终极理性。

我们在以前的节目中反复讲，独裁政治的核心逻辑，就是保住权力。外界经常被极权政府的宏大宣传、军事威胁，还有所谓战狼外交迷惑，而忽略了独裁分子最底层的政治理性。把中国的“武统”宣传，放在独裁的政治理性上看，至少在现阶段，“武统”显然是个被高估的“伪命题”，或者说，它是个土皇帝为了扩大权力、保住权力，而使用的政治工具。它服务于一个更高的政治目标，而不是个在短期内即将采取的军事行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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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日本政坛发生大地震，众议院提前选举，高市早苗首相领导的自民党获得历史性胜利，二战以后第一次，单独一个党获得众议院2/3议席，成为绝对多数。这个选举结果给了高市首相前所未有的选民授权，她未来几年的政策，不仅会重塑日本，更会直接冲击中国，改变整个东亚未来几十年的格局。

一些评论家喜欢把高市首相跟当年英国首相撒切尔夫人相比，称她为“日本铁娘子”。从个人风格上讲，她很强势，这没有错。但她上台之初，局面并不乐观：虽然个人性格强势，但她的自民党在议会却是弱势——席位不过半，必须跟其他党联合，才能执政。

就任首相刚刚三个月，她做出了一个真正强势的决定，解散众议院，提前举行大选。在选举之前，全世界的媒体——从日本的《读卖新闻》，到英国的《金融时报》，再到美国的《华尔街日报》，都不约而同地用了一个词来形容她的举动：“赌一把”。

这是一场豪赌。赌输了，她将成为日本战后无数个短命首相中的一个，黯然下台，自民党甚至可能会分裂；赌赢了，她将获得前所未有的选民授权，带领日本彻底走出战后体制，重新成为一个拥有完整主权的正常国家。

昨天，选举结果一出来，各大媒体的标题不约而同地变成“她赌赢了！而且是大获全胜！”

这期节目中，我想讲的是，这个选举结果，不仅仅是高市早苗个人的胜利，也不仅仅是自民党的胜利，而是预示了日本即将迎来的巨变。我想告诉大家的是：除了她个人的政治前途，除了自民党的执政地位，高市早苗真正押注的，是日本的国运。

而且，如果我们把视线稍微拉长一点，拉回到130年前的甲午年，你会发现一种惊人的历史宿命：130年后，日本跟中国，再次坐到了赌桌的两端，开启了新一轮的国运对赌。

130年前，甲午战争前夜，大清帝国貌似庞大，实则内部从头烂到脚，老佛爷把持绝对权力，体制僵化，民众愚昧；而明治维新后的日本，虽然国力还比较弱，但已经确立宪政，快速向现代文明迈进。那场国运对赌，赌的是体制效率、学习能力和文明成色。

2026年的今天，中国达到强力极权的巅峰，权力集中程度超过皇权时代，整个国家从官到民，离现代文明越来越远。从今天，大致可以看到十年以后，都是令人窒息的停滞，甚至倒退。这跟日本在民主选举中爆发出来的活力和求变浪潮，形成鲜明对比。

即使是跟130年前相比，中国土皇帝出有个致命的短板——他的权力没有合法性来源。这让他时刻处于被推翻的恐惧之中。出于恐惧，他把官僚系统变成一部自残绞肉机。只是在军队中，虽然是和平年代，被他干掉的将军，比俄乌战争打了四年，双方加起来被敌人干掉的将军还多。

而高市作为日本首相，权力既不是来自血统，也不是来自暴力，而是来自众议院超过2/3多数议席，来自选民的授权。按照The Japan Times的分析，这是日本国民经过深思熟虑后，对旧式和平主义的唾弃，是授权一位强势领导人，积极保卫日本的国家利益和宪政民主生活方式。这种公民社会自下而上的决绝，是中国当下的土皇帝和很多太监人格的国民难以理解的。

日本众议院总共有465个席位，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从选前的198席，增加到316席——狂卷118席；而主要反对党从选前的172席，下跌到49席，输掉118席，可以说是兵败如山倒。

自民党独占465席中的316席，超过2/3的绝对多数，除了修宪之外，大部分政策即便遭到参议院反对，也可以推行。这是自二战结束以来，日本政坛从未有过的景象。哪怕是当年权倾一时的安倍晋三和小泉纯一郎，也不曾做到过。

当年，安倍和小泉领导的自民党要获得众议院2/3多数，不得不跟公明党合作。而公明党的理念，在很多方面跟安倍和小泉相左。公明党主张和平主义，可以说是自民党推行强硬安保政策的刹车片。过去几十年，自民党想往右走，公明党就把它往左拽；自民党想对中国强硬，公明党就让它软下来。

但这次选举，刹车片失灵了——公明党和立宪民主党组成地反对派联盟，雪崩式惨败，丢掉118席。高市早苗领导的自民党，现在可以自己掌握方向盘，自己踩油门。不象以前那样，首相需要跟执政联盟共同掌握方向盘，更不需要跟以前那样，首相一边踩油门，执政联盟和反对党一边踩刹车。

对这一点，《华尔街日报》的评论非常精准：“这场压倒性的胜利，赋予了高市前所未有的权力，让她可以放手推动经济重振计划，更重要的是——那扇通往修宪的大门，已经被彻底撞开了。”

修宪必须参众两院分别以2/3多数通过，才能交付全民公决，选民半数以上同意，才能正式通过。眼下，离那一步还隔着几道障碍。但通向那个目标的大门，已经打开了。

在这次选举中，日本的几个老牌反对党，包括共产党，遭遇毁灭性打击，几乎名存实亡。为什么？日本的英文报纸《The Japan Times》说得非常透彻。它说：“这不仅仅是自民党的胜利，这是选民对旧式反对党的彻底唾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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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周，美国司法部公布了新一批爱泼斯坦案文件，包含300万页文档、18万张图片和2000个视频。美国政商学界不少大名鼎鼎的人物，都出现在这堆文件中。只说我们中文世界熟悉的几个，像川普、克林顿、比尔·盖茨、伊龙·马斯克，史蒂夫·班农、拉里·萨默斯、诺姆·乔姆斯基。中文世界不熟悉的，名单更长。

爱泼斯坦文件的内容真真假假，虚虚实实，普通人没有能力对里面内容的真实性做出判断。公开的文件中，很多人名和大量文本，都被涂抹覆盖，人们只能凭想象力，去猜那些被涂抹掉的人名是谁，那些被覆盖的内容到底是什么。

俗话说，乌合之众看热闹，有心人看门道。大部分人只是看个热闹，听个八卦。大人物的热闹当然得看。用丑闻娱乐大众，是大人物存在的意义之一。但除了看热闹，从爱泼斯坦文件引发的舆论海啸中，我们看到的是个什么样的美国呢？

关于爱泼斯坦案的来龙去脉，我在第80期节目《阴谋论反噬其主》中有过介绍，在这里不再重复。想补课的听众，可以找来自己看。

爱泼斯坦案文件可以说是在美国政界、商界、学界引爆了一颗炸弹。媒体上顿时子弹横飞，很多老百姓看傻了眼：那些道貌岸然的大人物，原来都是些男盗女娼；人前衣冠楚楚，人后衣冠禽兽。比尔·盖茨、马斯克赶紧上媒体给自己洗白，班农连洗白都懒得洗，乔姆斯基死猪不怕开水烫，告诉媒体，爱你们什么事，老子不在乎。

萨默斯在上一波公布文件的时候，已经中弹躺平，还带上了中国官二代学术表演家金刻羽。他那点事，我在第134期节目《中美跨国腐败》中已经讲过。在这里也不再重复。有兴趣的听众，可以自己找来看。

这波文件公布以后，出现了一个很有意思的现象：川普跟克林顿成了一对惺惺相惜的难兄难弟。两个人反复出现在文档和照片中。其中，跟川普有关的文件多达5300多个；在有些照片上，克林顿则是直接进了爱泼斯坦的游泳池和浴缸。

美国司法部说，根据文件中的线索做过调查，但没有发现可信的证据，能证明文件中牵扯的这些人有犯罪行为。FBI检查了这些文件以后，发现其中的淫秽信息涉及六位知名人士，其中一位就是川普。FBI也曾经收到10几条举报，指控川普和爱泼斯坦性虐待。但FBI的结论是没法核实。

川普本人说，这些文件证明了他的清白。他希望美国人尽快翻过这一页。但是，这么大的事，想翻篇，哪有那么容易呢？

本来，川普不愿公布爱泼斯坦文件。但他遭遇了上任以来共和党内部最大规模的反叛。共和党众议员托马斯·马西（Thomas Massie），不顾川普的威胁，跟民主党议员罗·卡纳（Ro Khanna），连手提出议案，要求司法部公布爱泼斯坦档案。

众议院投票结果，几乎是一致通过：427票赞成，1票反对。除了一名共和党众议员，其他所有共和党众议员，都赞成公布爱泼斯坦文件。

国会共和党对川普这么大规模的反叛，前所未有。因为赞成公布爱泼斯坦文件，在国会中是压倒性多数，他只好乖乖在法案上签字。但川普对此耿耿于怀。直到昨天，他还在公开场合骂托马斯·马西是个“白痴”（moron）。

爱泼斯坦文件也显示，在1990年代和2000年代初，克林顿跟爱泼斯坦来往频繁。文件不但反复提到他的名字，而且包括他在爱泼斯坦住所的照片，其中一张照片，是克林顿在爱泼斯坦游泳池跟几位男女游泳，另一张是他泡在热水浴缸，双手抱头，身边还有一位，不知道是谁，因为脸部完全被黑方块遮住了。

克林顿本人表示，他跟爱泼斯坦只是熟人关系，没有多深的交往，而且，在爱泼斯坦的罪行曝光前，他就跟他断绝了来往。克林顿夫妇还发了正式声明，说他们对爱泼斯坦的罪行一无所知。

跟川普一样，爱泼斯坦文件没有提供证据，表明克林顿有犯罪行为。

克林顿曾经在民主党中享有很高声望。爱泼斯坦文件可以说是他政治声望的转折点。共和党现在在国会占多数，当然不会放过这个痛打落水狗的机会。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传唤克林顿夫妇到委员会听证。这是个闭门听证会，会录像，但不对外公开。

克林顿夫妇拒绝出席。遭到拒绝后，监督委员会投票，威胁启动“藐视国会”程序。如果克林顿夫妇继续拒绝，众议院可以把案件转到司法部，由司法部起诉。如果罪名成立，最高可判刑12个月，外加10万美元罚款。

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共有47名议员，其中共和党26名，民主党21名。值得注意的是，有9名民主党议员，投票支持对克林顿夫妇启动“藐视国会”程序。

对一位前总统动用“藐视国会”程序，威胁交由司法部起诉，这在美国历史上十分罕见。监督委员会将近一半的民主党议员倒戈，加入共和党行列，投了赞成票。克林顿夫妇不得不面对现实。他们最终答应去众议院听证会做证。

但克林顿夫妇并没有彻底放弃抵抗。昨天，希拉里公开挑战众议院监督委员会主席，共和党议员James Comer。希拉里在推特上发帖，并@了James Comer：“Let’s stop the games. If you want this fight, @RepJamesComer, let’s have it – in public. ”。（别再玩游戏了。如果你想打这一仗，科默议员，那我们就在明处打）。希拉里要求把原定的闭门听证，改成对公众开放的公开听证会。

监督委员会是否会把闭门听证，改成公开听证，尚未可知。不管是闭门，还是公开，克林顿夫妇都不得不到场。听证会定在2月26日和27日两天。

爱泼斯坦文件同时引发了共和党内和民主党内的反叛力量。显然，相当一部分共和党人正在把川普当成负资产，相当一部分民主党人，正在把克林顿当成负资产。这让川普和克林顿成了一对难兄难弟。川普公开表示，对众议院监督委员会强迫克林顿作证，感到不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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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家好，10天前，中国军方公布，军委副主席张又侠落马。张是习近平在军队的左膀右臂，两家还是世交。习近平自己说，张又侠是他的“发小”。习本人在军队中没有根基，张又侠可以说是他在军队中最理想的代理人。那么，问题就来了：为什么习要把自己在军队中的左膀右臂砍掉呢？

这10来天，各种媒体和自媒体上，不少人都在猜测到底为什么。有人猜，说是张又侠劝习不要打台湾，习把他拿掉，是为了准备打台湾。也有人猜，说是张又侠要打台湾，习近平不敢打，所以才把张拿掉。同一个结果，可能有不止一个原因，这是正常现象。但同一个结果，能猜出相反的原因来，这也算是舆论界一大奇观。

这类猜测，虽然猜出来的原因相反，但都是都把原因归结到外部因素，就是对外战争。这个原因是不是成立呢？即便不能完全排除这个原因，这是不是最重要的原因呢？

听完了各路专家和业余专家的评论，我们看一下美国军方的情报官员是怎么看这件事的。昨天，《纽约时报》刊发了一篇重磅报导：《Ruptures in China’s Leadership Could Be Due to Paranoia and Power Plays》，中文版的标题比较直白《偏执狂习近平？美国情报官员如何评估中共清洗》。

这篇报导引述了好几位美国军方现任情报官员和前任情报官员对习近平的评估，一个基本结论是：习患有严重paranoia，就是“多疑症”和“妄想症”，他对军队高层进行大规模清洗，不是为了反腐，也不是为了备战，而是为了消除他自己内心深处的恐惧——害怕被身边最亲近、最有能力的人推翻。

换句话说，习清洗张又侠，不是出于外部原因，而是为了稳固他的权力。习的领导风格完全被疑心病和偏执所主导。他亲手提拔了一批军队将领，再一个接一个亲手把他们干掉。这已经不是简单的权力斗争，而是一种本能的生存反应——最危险的敌人不是在外部，而是在内部，就在卧榻之侧。

我们在前面的节目中，曾经分析过习的两种心理病症。第一个是Imposter Syndrome——假冒伟人综合症，第二个就是Paranoia，偏执狂/妄想狂。那期节目对Imposter Syndrome讲的比较多。这期节目中，我们结合美国军方情报官员的分析，多讲一点他的Paranoia病症。

这种分析符合独裁者变态心理的病理特征。偏执狂和疑心病，不是习特有的，而是所有独裁者的职业病。只是有病情轻重的差别——有的病情不那么严重，有的病入膏肓，不可救药。从习对军队的清洗规模来看，他宁可让军队变弱，也要让军队绝对听话；他要持续制造外部紧张，为继续内部清洗，维持一个最冠冕堂皇的理由。这八成已经病入膏肓。

中央情报局一位前任官员说，习近平多疑，已经不只是性格缺陷的问题，而是成了他领导风格的根本特征。尤其是那些有过战功的将领，在军队中的关系网盘根错节，这让最高领导人睡不着觉。出于本能的恐惧，习做出了自己的选择：宁可军队短期内群龙无首，也不能让任何人在军队中有比他更大的号召力。

通过一轮一轮的清洗，习的个人权力不但超过了邓，而且超过了毛。但权力是一回事，威望是另一回事。在军队中，习没有邓的威望，当然，更没有毛的威望。而且，这种清洗有巨大的代价：军队高层极度不稳定，决策链条断裂，指挥系统混乱，如果真爆发战争，后果不堪设想。

清洗张又侠以后，中国官方还爆出一个很离奇的传闻。有人给《华尔街日报》爆料，说中国军方内部通报，张又侠向美国泄露了核机密。美国情报官员分析，这可能是中国官方故意放出的烟雾弹，为清洗制造舆论正当性。

多疑是独裁者的职业病。为什么会有这种职业病呢？答案很简单，因为独裁是最危险的职业。虽然外面传说，习近平的文化水平只有小学毕业，但从他的履历和学历来看，他的知识主要是集中在两个方面：一是官方的中共党史，二是民间通俗版的中国历史。这种知识结构都指向一点，掌权是最危险的一个职业。

先看中国历史。中国历史上最危险的职业是什么？是当皇帝。从秦始皇算起，中国有过400多个皇帝，只算中原地区的王朝，就有280多个皇帝。哈佛大学曾经有历史学家做过统计，这280多个皇帝中，只有一半能寿终正寝，另一半都是被干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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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企业欠薪是个老话题，但今年出现新动向：公务员欠薪、学校欠薪、医院欠薪、跨国欠薪——不但在国内欠薪，而且欠薪欠到了海外。当然，中国企业不敢在欧美法治国家欠薪，那是找死，但可以在一带一路上的友好国家欠。

比如说，在东南亚，有中资企业长期拖欠工人工资，导致工人罢工抗议。不过，即便是在东南亚，中资企业欠薪都是有选择性的，他们不敢欠当地工人的薪水，只敢欠它们带过去的中国工人的薪水。连欠薪，都是血浓于水。

东南亚是个神奇的地方。沿着一带一路，中国不但向那里输出产品、基建、产能，输出电讯诈骗，也在输出欠薪。

当然，欠的最多的是在国内。一到年关，国内的建筑工地上、新闻版面上，社交媒体上，毫无意外地又出现了一波“讨薪潮”。但大家发现没有？今两年的情况和往年不太一样。以前我们总觉得，讨薪是农民工兄弟的事，辛辛苦苦干了大半年，甚至一年，到头来两手空空。

但这最近这一两年，随着房地产暴雷、地方债危机爆发，经济环境恶化，肉眼可见，欠薪这把火，已经从建筑工地烧向了各行各业。现在不仅是农民工，连建筑师、医院护士、甚至一些地方的公务员和公交司机，都加入了讨薪的队伍。“农民工”不再是唯一的受害者，欠薪正在成为中国职场的一种“新常态”。

去年，我们有期节目，专门分析中国各行各业的农民工化。这是中国社会的大趋势，因为中国的整个发展模式，整个制度设计，围绕的核心，就是极限压榨老百姓。经济大幅增长的时候，只压榨农民工就够了。经济下行，各地财政紧张，很多地方政府实际上处于财政破产状态。农民工已经榨不出油水，必须扩大压榨面，把压榨面扩大到各行各业，才能填补一下财政窟窿。

这是欠薪蔓延到各行各业的内在逻辑。农民工能欠，为什么教师、医生、护士、公交司机、码农不能欠呢？

中国工人的工资本来就低得可怜。按国民实际收入占GDP比重算，中国在世界主要国家中垫底。已经低得可怜的工资，现在也不能按时发放。这等于断了很多人的活路。辛辛苦苦干完活，却领不到工钱。你要是那个工人，会怎么想呢？可能拼命的心都有。

所以，拖欠薪水，不仅是少给钱的问题，它比单纯的压低工资还要恶劣得多。道理很简单：在中国，普通打工人享有的社会保障水平也低得可怜，领不到工资，饭碗就没了。

特别是农民工，全国有3亿人。他们大多数没有实质性的社保兜底。他们挣的那点薪水，往往是一家人等着买米下锅、等着交孩子学费、等着给老人看病的救命钱。现在，失业率高企，一旦领不到薪水，可能就是压垮他们人生和家庭的最后一根稻草。

欠薪，表面上看是企业主没良心、资金链断裂，但稍微往深了挖，这实质上是政府的问题，是治理能力低下的表现。说白了，就是政府在保护劳工利益上全面失职——立法、行政、司法全都不作为，全都摆烂。用老百姓的话总结一下，就是那么多工人讨薪，说明政府很烂。

说清楚这一点，不需要讲什么高深的理论，跟其他国家比一下就可以了。我们就拿中国人最爱比的两个国家来比。一个是美国，一个是台湾。看看美国和台湾是怎么整治欠薪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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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世界流行一句话，说“不怕神一样的对手，就怕猪一样的队友。” 一个团队，有一个猪队友，两个猪队友，可能是老板招人的时候，一时看走眼。聪明的老板会赶紧换人止损。但是，如果老板手下净是些猪队友，那就不是看走眼的问题了。弄不好，老板本人可能就是头猪。

猪队友一般都很积极、很主动，兢兢业业，经常是比老板还积极，还主动。但他们越积极，越主动，大家就越倒霉。所以，光看态度，是看不出猪队友来的。那么，怎么辨别猪队友呢？有个简单的办法，就是看他是解决问题，还是制造问题。

比方说，有人特别主动，特别勤快，老想干点什么来证明自己的能力。对有能力的人来说，这都是优点。但对没有能力的人来说，这是给队友添乱，甚至是在制造灾难。

猪队友都特别自信。他们坚信自己掌握了真理，坚信自己是天才，但实际上却是个处理不了复杂信息的脑残。

猪队友还表现得特别听话。老板指哪儿，他打哪儿。老板往东一指，他一闭眼就跑出去两里地，直到眼前一黑，再睁开眼，发现是撞墙上了。

在职场上是这样，在比赛场上是这样，在政界更是这样。罗马皇帝奥勒留说，政治不是跳舞，而是摔跤。那是说正常的政治。不正常的政治，就是个角斗场，甚至是个修罗场。最可怕的从来不是面对面的政敌，而是簇拥在身后的那群人。他们平时口号喊得比谁都响，表忠心比谁都快，但一到关键时刻，他们总能精准地把回旋镖打到老板头上，打到队友头上，打到自己头上。

猪队友个个都身怀绝技。他们的绝招，就是耍回旋镖。

这些年，中文世界对土皇帝的猪队友比较熟悉，像外交部那些“战狼”，都是群披着狼皮的猪队友。前几年，有个赵立坚，是超级猪队友。后来，重新分配工作，派他去管边境跟海洋去了，没法发挥特长。土皇帝在用人方面有问题。本着人尽其才，物尽其用的原则，应该派他去喂猪，一进猪圈，就像回到家一样，跟猪打成一片，分不清是他喂猪，还是猪喂他。

这是说赵立坚。不知道，这会儿他在哪个角落偷着乐呢。

土皇帝有个爱好，就是亲手提拔猪队友，再亲手灭掉。他在国际上也是广交猪队友，像委内瑞拉那个马杜罗，成了“飞猪”——飞行的飞，不是肥胖的肥，是说他直接从委内瑞拉的卧室起飞，飞到纽约监狱，而且还带着媳妇双飞。

这都是些有名有姓的大号猪队友。

大号猪队友下面，有无数小号猪队友，像小粉红。小粉红不是突然冒出来的，都有前生今世，代际承传。几代人之前，这种人叫“义和团”，都是刀枪不入。当年，慈禧太后看过他们的表演以后，说民心可用，一激动，就同时向11国宣战，要用义和团去打洋人。结果这些猪队友把她害得差点把老命搭上。她缓过神来，像杀猪一样，把义和团杀消停了。

症状暂时消失了，但病灶还在。子子孙孙，老毛病传了几代之后，再发作出来，就是“小粉红”。跟义和团一样，这些都是皇帝的猪队友。一出来，呜呜泱泱一片，密密麻麻。我给他们取了个名字，叫“原子猪队友”。

前段时间，有听众问能不能说说牢A。当时想，那就是个好吃懒做的二赖子，有什么好说的呢？留学生到美国来，都是学个像样的专业，好比说电脑工程、生物工程、管理、会计。这都是些美国大学教的专业。来留学是为了学一技之长，毕业以后，能找个专业对口的工作。

但那家伙好象对这些专业都不感兴趣。他感兴趣的是“肉喇叭”专业。但美国大学不教这个专业。他拿爹妈的钱，来给美国大学交学费，但专业上却是自学成才。几年之后，达到了肉喇叭专业，吹牛撒谎系的博士毕业水准。

这种专业人才，在中文世界严重供过于求，就业前景也不太乐观。加上那家伙又一脸猥琐相，跟阿Q的亲生孙子似的。八成也不招女孩子喜欢，可能受过什么刺激，幼小的心灵遭受过创伤。整天想不开，积劳成疾，得了厌女症，靠造谣女留学生博眼球。

就这么个二赖子，不多说了。一句话，就是土皇帝的大号猪队友、中号猪队友，新发掘出来的一个“原子猪队友”。跟前些年那个“周带鱼”差不多，只是更猥琐。人家周带鱼至少没猥琐到专门羞辱女学生。

下面说说美国的猪队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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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文世界有两套语言，一是民间大白话，二是官方套话。官方套话得翻译成民间大白话，才知道是什么意思。比如，官方说经济“稳中向好”，翻译成大白话就是“经济不增长了”“日子不好过了”。再比如，土皇帝让年轻人“吃苦”，说“不养懒人”，翻译成年轻人一听就懂的语言，就是“内卷”，等于说，“你们卷得还不够”“还要给我往死里卷”。

动物在过度压力下，会抑制繁衍的欲望。这几年，中国人口出生率断崖式下跌。尤其是去年，出生人口和出生率都创下历史最低纪录。数字一公布，震惊了世界。一些专家喊“人口危机”来了。不少中国人开始焦虑：以后谁来养老？谁来买房？谁来消费？

人丁不旺肯定繁荣不起来，这是个大问题。但是，比人丁不旺更大的问题是，这十几年，中国人的身体素质急剧下降。生活水准比以前好了，但整体身体素质却比以前差了。

土皇帝说他年轻的时候，扛200麦秆走10里山路不换肩。这体力绝对超过了100%的中国人。不但超过了100%的中国人，而且超过了100%的驴。这是经过认真查证之后，得出的结论。我是先查的驴。资料说，驴驮东西，最大重量不能超过体重的20%-30%。常见的家驴，体重一般是在400斤-600斤之间。

平均计算一下，一头驴，要驮200斤，它自己的体重得在800斤以上，那已经是骡子的重量。一头健康的壮年驴最大驮重是在100斤-150斤之间。我问了一下AI，假定给一头驴往死里加码，累趴下拉到，硬给它背上放200斤，再抽它几鞭子。这头驴到底能走多远呢？

AI没直接回答能走多远，而是说：只有体重在800斤-1000斤之间的超级大驴，才能驮200斤，但驮上200斤，就没法安全地走太远。我又问AI，多远才算太远呢？10里山路，算不算太远呢？AI没说，而是嘱咐了一句：“一头普通的驴驮200斤会导致伤痛，等于是折磨驴，驴会撂摊子，拒绝干活。”

驴干不了，人怎么样呢？这时候，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当年土皇帝20冒头，天不怕地不怕，一撸袖子，自告奋勇：“驴不行，看我的！”一下就把200斤麦秆扛肩上了。这不是不可能。人跟驴不一样，人可以扛起来超过自己体重的东西。

但是扛起来以后，能走多远呢？我又问了一下万能的AI。AI回答说，一般人扛200斤能坚持几秒到几分钟。经过特殊训练的人扛200斤，最多能坚持10-25分钟。驮着200斤，10-25分钟跑10里山路，这连骡子都做不到。

全人类，只有一个人能做到。他不但在体力上超越了100%的中国人、100%的人类，也超越了100%的驴，而且在速度上，超越了100%的骡子。

这是说土皇帝青年时代有过的业绩。

他60来岁的时候，来了趟美国，跟奥巴马散了散歩。奥巴马打篮球，体形很好。当时，跟着一群围观的记者。他们看着奥巴马身边，土皇帝挺着个怀孕8个月的肚子，一摇一晃，越看越像动画片中的维尼熊。有人一时没忍住，就说出来了。

其实，维尼熊挺可爱的，那群记者也不一定有什么恶意。但人过于自卑了，别人说什么，他都会往坏处想。所以，土皇帝一回国，就把维尼熊全网封杀了。前面有期节目，我们专门分析过Impostor Syndrome——假冒伟人综合症。得了这种病，时时处处都会表现出自卑自大，吹牛撒谎的毛病。

话说土皇帝跟奥巴马散步。为了表明自己体能并不比奥巴马差，他说天天游泳，一天游1000米。翻译一看他那肚皮，鼓得跟个球一样，这要是扔水里，自己就能浮起来，怎么也不像个一天游1000米的。可能连一米都没游。翻译有点替他不好意思，但又不能表现出来，一个脑筋急转弯，一不作二不休，直接说他天天游10000米。

奥巴马听得目瞪口呆，这他妈哪是个维尼熊啊——这是条鲸鱼啊。

人家土皇帝有个优点，就是不懂英语。反正翻译成什么样，1000米，10000米，只要是英语，他两只耳朵听着，都一样。看奥巴马一脸惶惑，他可能以为是把奥巴马给镇住了。

现在，人们都把200斤、维尼熊、一天游10000米，当笑话说。但土皇帝这种心态在中国人中，其实很有代表性，就是虚胖无力，看着个头不小，但缺少力量，没有自信。这种心态不是天上掉下来的，其实是反应了中国的现实。

前段时间，北京大学、清华大学和斯坦福大学发布了一项研究报告，显示中国人身体素质普遍下降。这个报告发表在权威医学杂志《Lancet》上。《Lancet》就是《柳叶刀》。NIH——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转载了《柳叶刀》这篇文章，很多英文媒体做了报导。

这份研究报告之所以引起广泛关注，是因为它揭示了中国正经历一个比人口危机更深重的危机。人口危机是看得见摸得着的。中国人生的越来越少，死的越来越多，开始出现劳动人口断层。但是国民身体素质下降，看不见摸不着，这是场更隐秘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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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跟大家闲聊。有些事，不管计划的多好，得开始做以后，才知道到底是怎么回事。计划都是纸上谈兵。这个播客频道开了一年多，开之前的定位，是做video podcast，就是视频播客。第一年，前一百来期算是training，追求信息密度，严格按照做视频播客的流程走，构思、底稿、录制剪辑。开播之前，也向做播客的大V请教，学习怎么训练这些基本功。我以前是做文字工作，去年开始向音频视频转型，这种训练算是转型的必修课。

这几十年下来，我做过不同的工作，最大的经验和教训，都是不管做什么，必须有严格的训练。世界上有天分很高的人，做什么事，一看就会，不需要花功夫学习、训练。但我不属于那种天才，相信training。不管是写作、当律师，还是骑车、徒步，我都相信training，从training中尝到过甜头，也因为缺少training吃到过苦头。

经过基本training以后，我打算把节目做得更多样化一点。仍然是做视频播客，但不再每一期都追求信息密度，而是在有些节目中更放松一些，更接近日常生活的节奏，更舒缓一点，留下更多空间，有更多互动。

这个播客的定位是提供一个“个人化视角”，播主根据自己经历过的经验教训，根据自己学过的专业知识和非专业知识，对生活世界发生的一些事，说出自己的看法，也尽量解释为什么会有这种看法。这是个相当个人化的视角，不是提供标准答案，更不是宣布绝对真理。如果是带着标准答案来听，或者来寻找标准答案，可能会失望，因为这里没有标准答案。

学法律的时候，老师嘱咐学生，看一个案子，重要的不是看谁输谁赢，而是看赢的那一方是怎么赢的，输的那一方，是怎么输的。也就是输赢背后的事实、逻辑，还有具体情境。世界上发生的大部分事情，都不是善恶分明，是非分明，输赢分明的。如果一眼就能看出输赢来，没有正常人会去打这种官司。大部分纠纷，之所以能打官司打到法院，就是因为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

世界上发生的很多事情，都是这样的。不是一眼就能看清楚是非。教法律的老师，还有水平高的老律师，会告诉学法律的学生和律师新手，重要的不是猜输赢结果，而是学习思考方式，就是学习像律师一样思考。这种训练让人受益一生。

读书、听播客的道理是一样的。不是找标准答案，而是学习一种思考方式。思考并不像很多人想的那么简单，就是概念、逻辑。概念、逻辑都很重要，但远远不够，思考离不开一个人的经验、直觉、价值观，这些非逻辑的东西。读有质量的书、听有质量的播客，都会体会到这些东西，不是从概念到概念，建立逻辑链条那么简单。

每个播主对很多事情的判断，都会有对有错，这才正常。我在以前的节目中说过好几次，只有上帝和骗子才永远对。判断错了，想一想错在什么地方，如果是思考方式有问题，就及时做出调整；如果是因为外在的不可控因素，你调整思考方式也没用。不要把时间浪费在不可控的因素上。

如果判断对了，也没有必要沾沾自喜。英文中有个说法:“A broken clock is right twice a day”——“一只停摆的钟表，一天还能走对两次”。你照着一句话不停地说，说一年两年，大概率有蒙对的时候。有头脑的听众不会把那当成思考能力或判断能力。

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播主对哪个话题感兴趣，说出自己的看法，做出自己的判断，这都是个人化的视角，不可能永远对。有对有错，才是正常人。我听播客，听的是播主的思考过程，包括他们的个人经验、感性直觉，还有价值观，是怎么让他们做出这样的判断，而不是那样的判断的。

我把这叫深度学习，就是向比我会思考的人学习，学习他们的思考方式，而不是找标准答案。找标准答案不是学习，而是复制。复制习惯了，头脑就容易成为“巨婴”。

“巨婴国度”那期节目播出以后，收到很多听众朋友留言，有几条留言，我读了以后，特别有感触，想在这里跟大家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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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早晨，寒流到了得克萨斯。出不了门，本来想轻松一下，跟大家聊聊天，回应一下听众留言。但一到周末，就有大瓜。

今年，好象每个周末都热闹非凡。新年后第一个周末，川普抓了马杜罗。才过了三周，这个周末，土皇帝抓了一号军头张又侠，还有军委联合参谋部参谋长刘振立。

中共军队的最高决策机构——中央军事委员会，几乎被团灭，本来是七个人，现在只剩下俩。一个是土皇帝本人，他自己当主席，另一个是委员张升民，暂时还在。俩副主席，张又侠、何为东，还有三个委员李尚福、苗华、刘振立，都抓起来了。

暂时幸存的张升民，是军委纪委书纪，也就是负责抓人的。现在，中央军委从副主席到委员，都抓没了，只剩下他跟主席两个人。这种事又不能唱二人转，不知道这老兄能坚持多久。

这届中央军委是在2022年10月中共20大上，土皇帝亲手组建的，到现在才三年多，已经物理崩塌。大家可能还记得，前年6月，他一天干掉两名国防部长，创了历史纪录。独裁者清洗军队，在历史上不是新鲜事。但比较新鲜的是，土皇帝清洗的将军几乎都是他亲自提拔上去的亲信。

比如张又侠，本来是土皇帝在军队中依靠的红二代盟友，曾被外界认为是地位最稳固的一位。再比如，何卫东，是统领台海战备的核心将领，是由土皇帝破格提拔，进入政治局的。再比如，火箭军前司令李玉超，也是土皇帝一手提拔上去的。

“自己提拔、自己清洗”，好象已经循环成了套路。这说明什么问题呢？简单讲，这说明土皇帝对军队高层极度不信任，这也说明军队的政治效忠机制失效。

有人统计，过去三年，已经至少有15名上将级别的军队将领落马，中将和少将级别落马的，更是难以计数。

这种规模的军队高层清洗，可以跟斯大林的大清洗相媲美。

先看最高决策层，这是军队的大脑。当时，苏联有5位元帅，斯大林清洗掉3位，清洗比例60%。土皇帝的中央军委，除了他以外有6名将军，被他清洗掉5位，清洗比例83%。跟斯大林相比，已经清出于蓝而胜于蓝。

再看军队高级将领。当时，苏联的一级集团军司令有5个，被斯大林干掉3个，清洗率60%。二级集团军司令有12个，被干掉12个，清洗率100%。军级指挥官有67个，被干掉60个，清洗率90%。师级指挥官199个，被干掉136个，清洗率68%。

土皇帝后来居上。一天干掉两个国防部长，把火箭军的整个指挥系统一锅端，从司令员、政委、副司令，到参谋长，全部落马。最近几年，到底有多少中高级军官被整肃呢？中国官方没有发布完整的花名册，但据外界不完全统计，被清洗的副军级以上将领已经超过170人。

不过，斯大林当年清洗的是前朝将领，土皇帝清洗的则是自己亲手提拔的亲信。

独裁者清洗军队，可能有多重原因。笼统说起来，可以分为对外和对内两大原因。如果是准备对外战争，一个理性的独裁者不会在战前大批清洗军队的职业将帅，更不会把军队高层连锅端，尤其不会把自己提拔的将帅连锅端。

按常理推断，土皇帝对军队高层这种团灭式清洗，显然不是为了对外战争，而是为了确保自己安全。他对军队不放心，担心到偏执狂、受害妄想狂的程度，就是心理学上讲的Paranoia。

传统上，独裁者分两大类。

一类是打天下打出来的，像毛泽东。江山是他打下来的，军队是他缔造出来的。他在军队中有神格，任何将帅都动摇不了他的神格。他也搞清洗，但不会担忧军队会背叛他，把他推翻，更用不着团灭高层将帅。

第二类是靠政治斗争树立权威，登上大位的，像斯大林。斯大林在列宁死后的残酷斗争中胜出，证明了自己的手腕，树立了自己的威信。这一类独裁者上台以后，就比打天下那一类缺少安全感。他们会担心政治对手卷土重来，把自己干掉，所以对军队展开大清洗，在所难免。但这一类清洗的大都是前朝元老，清洗完了，再把负责清洗的清洗掉，就解除了后顾之忧。斯大林虽然多疑，但并不缺少自信。

中国的土皇帝属于第三类，上台路径比较奇特，他不但多疑，而且缺少自信。天下不是他打出来的，他也不是靠自己的能力在政治斗争中胜出，登上大位的，他是靠拼爹装孙子被提拔上去的，这一类比第二类更缺少安全感，清洗起来，也更极端，更非理性，直接把自己亲手提拔的将军一波一波团灭。

土皇帝上台以后，军队的前朝元老，很快就被清洗干净了，启用自己任命的将军。但他对自己任命的将军都不放心，一边任命一边清洗，任命的进度甚至追赶不上清洗的进度。

不少专家说，土皇帝跟毛泽东、斯大林一样，都有Paranoia，就是偏执狂、受害妄想狂。几乎所有独裁者，都有这毛病，但土皇帝不只是有paranoia。

心理学上有个现象，叫Impostor Syndrome——冒名顶替综合症，用在政治场合，可以说是“冒充伟人综合症”。一个人凭能力登不上大位，但是，因为各种阴差阳错，被人硬放到大位上，就会有冒名顶替的感觉，觉得是个冒充的伟人，是个冒牌货，时时刻刻担心丢掉大位。很多独裁二代、独裁三代有这种症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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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有太多被“爹妈都是为你好”毁掉的孩子。婴儿吃喝拉撒睡，都离不开爹妈，在爹妈怀抱，才有安全感。孩子在成长期，也离不开爹妈的庇护。正常的爹妈，至少在主观上，当然也会对孩子好。

但不少爹妈并不知道怎么样做，才真对孩子好。真对孩子好的爹妈，会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观察能力、思考能力，帮助他们身心健康成长。这是孩子长大以后，受益一生的能力。但也有不少爹妈，不是培养孩子的独立人格和理性能力，而是控制孩子，把孩子当成必须永远听话的宠物。他们嘴上不断给孩子灌输：“都是为了你好”。

孩子越长越大，这种爹妈的控制欲，也越来越强。但这种控制毕竟是反人性的，孩子或者反抗，或者压抑。在中国这种人身依附社会，很多孩子选择压抑自己，导致一生都不容易修复的心理伤害，就是心理学上说的trauma。

在家长控制下长大的孩子，背着这种trauma长大，带着这种心理惯性，进入社会，就会用同样的眼光看老板，看领导，看政客。

这种现象在中文世界比较普遍，像很多中国人说的“习主席都是为了中国好”，很多中国川粉说的“川普总统都是为美国好”……这是一种中国特色的政治巨婴心态。

在美国这种比较成熟的民主国家，大部分选民关心的是结果好不好，不是猜政客头脑中的出发点是好，还是不好。这是现代文明社会成年人看政治的常识。

推特上有位朋友说的很有道理。他说：“好不好是从结果看的，而且不仅要看直接结果、还要看连带结果。”他还举了中国的几个例子，像“房住不炒”“反腐”“教育反内卷”。

房住不炒好不好？当然好，但即使是个初心很好的政策，在错误的时间，以错误的方式实施，再加上没有控制副作用的配套措施，也会造成灾难性后果。中国搞“房住不炒”，不仅把房地产市场锤爆了，连实体经济也一块被干趴下了。

反腐好不好？当然好。正常人，谁不痛恨腐败？但在土皇帝时代，反腐显然沦为了政治斗争手段，结果就是越反越腐败，整个官僚系统懒政怠政，处于半瘫痪状态。

教育反内卷当然更好了。但土皇帝拿着大砍刀做手术，一刀下去，人就断气了，连全尸都没留下。结果就像那位推友说的，“百万教培人员失业，民营企业人心惶惶，高价补习班到处都是。”

最后，那位推友补充了一句，说“道理换到美国也一样。”

这是一种很成熟的理性思考。中文世界缺少的就是这种成熟的理性思考。一个很重要的原因，就是中国爹妈毁掉了太多中国孩子的人格，他们长大以后，生理上已经是成年人，但人格没有跟着一起成长，还停留在儿童期，而且被爹妈弄得遍体鳞伤。表现在语言、思维和行为方式上，就是些“巨婴”——Giant Babies。

这些被爹妈毁掉的孩子，有个显著特征，就是极度迷恋宏大叙事，但缺乏微观共情。他们在生活中，可能连自己的基本生活都理不清楚，有时候还被老板骂、被家人嫌弃。但一到网络上，他们张口闭口都是“世界格局”、“历史洪流”、“地缘政治”、“东升西降”，让这个“复兴”，让那个“再伟大”。

一个人的真实生活，跟他的头脑之间，为什么会有这么大反差呢？可能是因为面对现实，谈论具体生活，太无力了。一个人的能力怎么样，做一件具体的事情，立马就能得到验证，这对很多人来讲，有点痛苦。但谈论一些跟他们每天生活八杆子打不着的宏大想象，像“国家大事”“世界格局”“下大棋”之类，不需要付出任何努力，只要会打字，就能战无不胜。

政治巨婴通过这种角色置换，把自己从无能为力的现实中，置放到宏大的想象世界，替他们崇拜的政治偶像“下大棋”。今天拿下台湾，明天拿下格陵兰，后天占领北极。

这种政治巨婴都是些非黑即白的二极管。一个正常人知道，同一个政客既会干好事，也会干烂事，有时候也会干坏事，干违法的事。评论一个政客，需要看他具体干的事，除了看政策本身，还要看政策的实际效果。很重要的一条，就像那位推友说的，还要看政策带来的连带效果，包括政策的副作用。

但巨婴不是理性地看政客，而是崇拜政客，在头脑中赋予政客全知、全能、至善这些上帝才有的属性。他们无法理解，一个政客刚做过一件正确的好事，可能会马上做一件愚蠢的烂事。这在政界是常态。

他们也无法理解：一个政策可能初衷是好的，但如果时机不对，执行手段愚蠢失当，结果也会得不偿失，甚至是灾难性的。这种复杂的“三维思考”，会让政治巨婴的二极管大脑短路。为了保护自己脆弱的CPU，他们就把世界简化成童话故事：他们崇拜的政客永远对，永远是下大棋，蹲茅坑拉不出来，他们看着也是在下大棋。人都掉茅坑里了，还是在下一盘更大的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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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段时间，有听众说希望我能讲讲格陵兰问题。今天，格陵兰事件出现大反转，值得加播一期，专门讲一下。

这两周，川普加紧向欧洲和丹麦施压，要吞并格陵兰岛，甚至威胁动用武力。威胁入侵一个北约盟国，吞并盟国领土，这越过了大部分美国人的底线。

川普为什么这两周突然提高嗓门，威胁要干这种在美国没有民意基础，在共和党内也没有党意的蠢事呢？

上周，《华尔街日报》一篇文章的标题，说川普被成功抓捕马杜罗冲昏了头脑。抓捕马杜罗是川普总统生涯中很难重现的高光时刻。令人哭笑不得的是，他从中获得的政治信用额度，两周就让他挥霍光了，迅速从高光时刻跌落。

政客被一次成功冲昏头脑，然后就干蠢事。这种现象屡见不鲜。

这两周，川普集中干了两件蠢事：其中，第一件就是威胁武力吞并格陵兰岛，第二件就是威胁刑事调查美联储主席鲍威尔。我们在节目最后，专门讲一下今天发生在最高法院的一场辩论，从这场辩论，我们能看到最高法院的保守派法官对川普插手美联储，是什么态度。

我们先讲格陵兰事件。川普威胁吞并格陵兰，在美国国内引发了市场、民意和一些共和党议员的强烈反弹。在国外，反弹更强烈。欧盟坚决不在主权问题上让步，8个国家甚至向格陵兰岛象征性派兵。川普威胁2月1日起向这8个国家加征10%关税，从6月1日起，加征25%关税。欧盟宣布无限延期批准跟美国的贸易协议。

今天早晨，我在推特上说：“川普威胁对格凌兰动武，威胁盟国的主权，属于没有更蠢，只有最蠢。历史上，不管什么政体，颟顸武断，从来没有好结果。这种蠢行持续越久，对美国伤害越大，股市债市汇市都会上滑梯，投资人会因为丧失信心抛售美元资产避险，留给下一任一个支离破碎的烂摊子。最高兴的当然是美国的敌人，也是民主世界的敌人—-普习金。”

二战以后，美国成了民主世界事实上的盟主，这是当今世界秩序的基础。川普威胁吞并盟国领土，要把盟主变成恶霸。这种做法直接造成盟国，尤其是北约盟国，对美国的信任危机。丹麦拥有格陵兰主权。是北约的核心成员国。川普威胁对盟国动武，而且是为了吞并盟国领土动武，这不仅是对丹麦的侮辱，更是对北约集体防卫条款的嘲讽和亵渎。

战后美国建立的国际秩序，基础是民主国家之间的“契约精神”和“基于规则的秩序”。川普像对待敌国一样对待盟友，让美国不再是自由世界的领袖，而是变成了一个不可预测的巨大风险源。盟国会寻求“去美国化”的自保方案。

这肯定会对美国在国际上的领导力造成巨大伤害，也会对美国经济造成巨大伤害。

川普放出风来，说为了吞并格陵兰不惜动武，前两天，美国股市、债市、汇市全面大跌，再现了去年四月初刚打贸易战时美股、美债、美元汇率三杀的局面。

全球资金之所以喜欢买美股、美债、持有美元，是因为对美国政府的信用有充分信心，就是所谓的Full Faith and Credit。如果川普一二再再而三地颟顸武断，极度非理性，缺少可预测性，甚至跨越了威胁对盟友动武这条红线，美元将不再会是避风港，而可能会变成风暴眼。

资本最厌恶不确定性。川普专门制造不确定性，刺激股市风险溢价飙升，本周引发了新一轮恐慌性抛盘。

债市投资人，包括各国央行，一旦开始质疑美国政府的信誉，他们为了避险，会抛售美债。美债收益率将会飙升，直接推高美国本土的借贷成本。

川普的非理性举动，也会摧毁外界对美元的信心，加速全球去美元化进程，动摇美元作为全球储备货币的根基。

这几天，对川普威胁反应最快的，就是美国的股市、汇市、债市，全面下跌，同时黄金价格大涨。人们在钱上是最诚实的，用钱投票的时候，也是偏见最少的时候。彭博社说，美国股汇债三市同时刮起“Sell America”旋风，这是对川普威胁格陵兰岛，做出的最直接反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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直到1967年，美国南方有16个州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通婚。在一些传统白人的意识中，只要白人妇女跟有色人种发生性关系，必定是被强奸无疑。内战后，南方400万黑奴成为自由公民，男性黑人获得选举权。当时，美国大部分州的妇女，不论肤色黑白，没有选举权，在经济上也不能自立，处于依附状态。南方白人社会对获得自由的“半文明化”前黑奴男性充满恐惧，尤其是对“黑人男性非礼白人妇女”的想象逐渐形成一种独特的文化心理。国会第一位女参议员蕾贝卡·弗尔顿（Rebecca Felton）是南方争取妇女选举权的关键人物之一，但她反对保护黑人选举权，称让黑人男性选举将导致他们“强奸白人妇女”。 弗尔顿支持私刑处死涉嫌非礼白人妇女的黑人：“如果动用私刑才能保护妇女最宝贵的贞洁不受凶残的人类野兽侵害，我支持私刑，如果有必要，就每周执行一千次。”

历史上，南方各州均立法禁止跨种族通婚或同居，涉案男女可以被判1-7年徒刑。1881年，阿拉巴马黑人托尼·佩斯（Tony Pace）跟白人女子玛丽·考克斯（Mary Cox）同居，被州法院双双判处2年徒刑。按照阿拉巴马法律，黑人与白人发生性关系最高可判7年徒刑，佩斯和考克斯各获刑2年，属于从轻判罚。两人不服，一级一级上诉。阿拉巴马最高法院维持原判，认为放任跨种族性关系会导致“杂种人口和文明退化”。 两年后，美国最高法院宣判，支持阿拉巴马州法院的判决和禁止跨种族婚姻的法律，认为涉案的白人、黑人男女都是各判两年，同等惩罚，所以不违反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今天看来，那种判决不是法律的平等保护；而是法律的平等不保护。

一、弗吉尼亚

一位18岁的女孩子爱上家乡一起长大的24岁小伙子，两人去京城结婚，婚后回到家乡，双双被拘捕，唯一的罪名是相爱结婚，法庭给他们定罪，被分别判一年徒刑，为了避免坐牢，两人选择了流放，到异乡讨生活。这听起来像发生在古代的故事，但这起案子发生在1950年代末的弗吉尼亚州卡罗林县，那里离首都华盛顿大约120公里。

1958年，美国大约有一半的州仍然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婚恋，弗吉尼亚是其中之一。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可以追溯到1691年的殖民地时期。按照普通法认定婚姻合法性的原则，在结婚地合法的婚姻，在其他地方也合法。1878年，为了防止州内跨种族情侣去跨种族婚姻合法的州结婚，弗吉尼亚州议会立法避开普通法的这一悠久传统，并加重处罚力度：在允许跨种族结婚的州缔结的跨种族婚姻，弗吉尼亚不予承认，违者可以判最高五年徒刑。1924年，弗吉尼亚再度立法，通过《种族纯正法案》（Racial Integrity Act），填补漏洞，重新确认禁止跨种族婚姻和相关处罚，并增加实施细则。

梅尔德丽·杰特（Mildred Jeter）11岁时第一次遇到理查德·拉翁（Richard Loving）。那年理查德17岁，到梅尔德丽家听她哥演奏阿帕拉契亚民间小调。理查德一半英国人，一半爱尔兰人，生性憨厚，是位泥瓦匠，干活之余，唯一的业余爱好是赛车，经常跟梅尔德丽的哥哥一起参加比赛，有时候能赢钱。梅尔德丽一半黑人血统，一半切诺基印第安人血统。弗吉尼亚法律禁止跨种族婚恋。不过，少男少女未必知晓那种陈旧的法律，情窦初开，只遵守相爱的自然法则。梅尔德丽没念完高中，但天生聪明，性情温柔，细腻耐心。她身材苗条，家人和朋友都叫她“芸豆”。理查德叫她“豆子”。

1958年6月2日，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开车去首都华盛顿结婚。在市政府登记后，他们从电话薄中找到一位牧师，请他主持了简单的仪式。梅尔德丽的父亲和哥哥作为证婚人。婚后，他们回到家乡，借住在梅尔德丽父母家楼下一间卧室，把结婚证镶在镜框中，挂在床头的墙上。理查德用积蓄买了一亩地，准备盖房子，跟梅尔德丽独立生活。理查德知道他们在弗吉尼亚领不到结婚证，但他不愿让新娘忧虑。梅尔德丽以为去首都结婚是因为那里手续简便。理查德和梅尔德丽两人都不知道的是，弗吉尼亚不仅禁止他们结婚，而且可以给他们定罪、判刑。

拉翁夫妇结婚回乡不久，县检察长伯纳德·马洪（Bernard Mahon）接到群众举报，说理查德和梅尔德丽非法结婚。马洪正式请求县法院批准拘捕两人，指他们的行为“破坏了弗吉尼亚州的和平与尊严”。跨种族婚恋在弗吉尼亚属于严重罪行。1938年，曾经有一位名叫萨缪尔·布拉纳汉（Samuel Branahan）的弗吉尼亚人，娶了格雷丝·莫勒（Grace Mohler）为妻，被群众告发到州政府，说莫勒是白人，但布拉纳汉看着有黑人血统。南方各州在跨种族婚恋方面的限制标准并不统一。有的州宽松一些，规定少于八分之一有色人种血统就可以跟白人结婚，有些州则要求少于十六分之一有色人种血统，在当时政府文件和个人记录不完善的情况下，事实上很难确认混血新郎或新娘到底有多少分之一的有色人种血统。案件到了法庭，法官和陪审团除了看被告的长相，往往要依据证人的证词来判断，可靠性难以确定。

在限制跨种族婚恋方面最严格的是弗吉尼亚等州，禁止任何曾有过非白人血统的人跟白人结婚。《种族纯正法案》把人种一分为二：除了白人就是有色人，在判别是否白人时，遵循绝对纯正的“一滴血”原则，即血统中只要曾有一滴有色人种的血就会污染所有后代，不能再算白人。《法案》只提供了一个例外：白人跟印第安人的后代中，如果印第安人血统少于或等于十六分之一，可以算作白人。布拉纳汉和莫勒被人告发后，县检察官起诉两人结婚时做伪证，隐瞒新郎血统。新娘莫勒说自己不知道新郞祖上是黑人，以为他是白人，虽然长得有点黑，但是比一些公认的白人还白一点。法庭采纳了莫勒的证词，把她作为骗婚受害者，没有给她定罪。新郎布拉纳汉说，自己是纯正白人，没有黑人血统，但检察官传证人作证，说他们知道布拉纳汉祖上是黑人。最终，布拉纳汉被定罪，婚姻被法院解除，法庭判处他一年徒刑，但缓刑30年，条件是他承诺永不跟莫勒或任何其他白人女性同居。

二战后，联邦政府开始在军队中废除种族隔离政策，一些州对跨种族婚恋的限制也开始松动。但弗吉尼亚没有改变。1948年5月，一位名叫克拉克·汉密尔顿（Clark Hamilton）的海军退役青年跟白人妇女弗洛伦丝·哈蒙德（Florence Hammond）结婚，婚后不久，两人搬家到马里兰州生活。新娘的父母本来准许了女儿的婚事。但婚后，新娘母亲说自己做了个梦，梦见女婿是黑人。她专程去阿拉巴马州，找到女婿的父母，验证了梦境。回到弗吉尼亚后，她报案说女婿骗婚，隐瞒种族身份，要求法庭解除婚姻。新娘的父亲提供证词，说两人谈恋爱的时候，看着汉密尔顿挺白，但婚后女婿眼看着一天比一天黑。汉密尔顿被从马里兰引渡到弗吉尼亚受审。当时，拘留所和监狱都实行种族隔离政策，黑白嫌犯和犯人分别关押。因为汉密尔顿长相像白人，拘留所把他跟白人嫌犯关押在一起。

检察官认定，新娘是被骗婚，对新郎的种族身份不知情，所以决定不予起诉，但以重罪起诉新郎。法庭给汉密尔顿定罪，把他判处三年徒刑。跟十年前的布拉纳汉案一样，弗吉尼亚法庭决定给汉密尔顿缓刑，条件是他必须离开弗吉尼亚。这对他来讲不是问题，因为他和新娘本来就已经生活在马里兰州。经此波折，他大概也不在乎将来是否能够回到弗吉尼亚看望岳父母了。

二、判罪与放逐

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去首都华盛顿结婚的时候，弗吉尼亚仍然是布拉纳汉和汉密尔顿被判刑时的法律。他们婚后一个月，凌晨两点左右，两人在睡梦中被强光手电筒照醒，床边是卡罗林县的三名警察。警长问理查德：“你咋跟那女人睡一张床？”梅尔德丽说：“我们是夫妻。”理查德没搭话，指了指墙上的结婚证。警长说：“那玩意儿在这里没用。” 警长命令他们起床，穿上衣服，把他们带到拘留所，送到男号和女号，分别关押。

第二天，理查德由亲戚保释回家。他想把妻子保释出来，狱方警告他，胆敢那么做，就再把他抓起来。梅尔德丽被关押了5天，直到法庭正式安排听审。那座拘留所建于1900年，只有一间女号。卡罗林县犯罪率很低，主要罪案是贩卖高度私酒。被拘捕的嫌犯一般会被保释，即便关押期间，看管也不严格，有时候甚至会派嫌犯去邮局取信件。平时，县里的妇女犯罪更稀少，那几天，女监房只住着梅尔德丽和几只老鼠。

1958年7月17日，法庭安排预审，检察官宣读起诉书：“嫌犯理查德·佩里·拉翁系白人，伙同有色人梅尔德丽·朵罗丝·捷特，以结婚为目的，非法恶意离开弗吉尼亚州，并图谋返回，于1958年6月2日在州外，即哥伦比亚特区，缔结婚姻，然后回到弗吉尼亚州卡罗林县，以夫妻名义同居，破坏了我州的和平与尊严。” 年轻的助理法官爱德华·斯戴尔（Edward Stehl）安排大陪审团决定是否以重罪起诉。二十多年后，斯戴尔法官的大女儿大学毕业，跟一名黑人青年相爱结婚。斯戴尔不认女婿，拒绝出席婚礼，并禁止女儿跟她丈夫进家门。斯戴尔法官去世后，他的遗孀说，大女儿的婚事“伤透了她父亲的心”，“把他彻底毁了”。生前，斯戴尔法官在遗嘱中彻底剥夺了大女儿的继承权。

理查德和梅尔德丽的律师是卡罗林县大名鼎鼎的弗兰克·比兹利（Frank Beazely）。他不仅是县里最有名的律师，而且是州巡回法院法官里昂·贝扎尔（Leon Bazile）的朋友。贝扎尔法官负责审理拉翁案。在成为法官前，贝扎尔是州议会议员。在美国大部分州，各级州法院的法官由民选产生，但弗吉尼亚不同，各级法院法官由州议会投票指定，最高法院法官任期12年，上诉法院和巡回法官法官任期8年。任期届满，州议会重新投票决定是否续任。

贝扎尔的法官生涯并非一帆风顺。他以性格乖张和严苛的种族隔离观著称。1948年，弗吉尼亚的公立基础教育黑白分校，按照联邦法院的判决，黑人学校和白人学校可以严格分开，但在教学条件等方面要大致平等。当地的黑人学校师资短缺，开不了科学和数学课。为了避免联邦法院判决黑白学校不平等，他建议白人学校暂时取消科学和数学课程。当地学校接受了他的建议。因为贝扎尔法官的一些判决和观点比较极端，在他巡回法院法官第一任期届满时，州议会很多议员不愿延续他的法官任期。在议会辩论时，不少议员明确表示反对，但他得到一位议员的全力支持。那位议员就是弗兰克·比兹利。最终，贝扎尔法官在比兹利议员的全力帮助下得以续任。比兹利拯救了他的法官生涯，贝扎尔自然对比兹利敬畏三分。

按照弗吉尼亚法律，拉翁夫妇有要求陪审团审判的权利，但他们放弃了行使那项权利。一般而言，在有事实争议的情况下，陪审团可以确定事实。在本案中，检方的证据确凿：两名被告一是白人，一是有色人种，专程去首都华盛顿结婚，婚后回到弗吉尼亚，违反了《种族纯正法案》。而且，当地的陪审团也不会同情他们。在没有陪审团的情况下，审理和判决的职责都落到贝扎尔法官身上。比兹利律师建议两人认罪，以换取从轻处罚。如果被判有罪，他们将面临最高5年徒刑。

1959年1月6日，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当庭认罪。贝扎尔法官宣判：“本庭接受被告认罪，判处被告各监禁一年。本庭决定将这项判决缓期25年执行，条件是两名被告立即离开卡罗林县和弗吉尼亚州，25年内不得一起或同时回到上述州县。”这等于以流放25年为代价，换取免于坐牢。贝扎尔法官问理查德和梅尔德斯，是否有话要说。两人先后说没有。考虑到贝扎尔法官严苛的判决风格和种族观，他在拉翁案中可谓从轻判决。显然，比兹利律师功不可没。理查德和梅尔德丽支付了36.29美元的法庭费用，离开家乡弗吉尼亚卡罗林县，去首都华盛顿投奔亲戚。

华盛顿与弗吉尼亚只有一河之隔，理查德每天开车穿过波托马克河上的大桥，到河西的弗吉尼亚打工。三年间，他们生了三个孩子。理查德的母亲是接生婆。当时，卡罗林县的很多产妇靠乡村接生婆接生，医生太贵，而且经常比婴儿来得慢。理查德的母亲随叫随到。每次临产前，梅尔德丽回到卡罗林县，住在婆婆家里，两个女儿和一个儿子都是由婆婆接生。

按照贝扎尔法官的判决，理查德不得跟妻子同时回到弗吉尼亚。但长久不能跟亲人在一起，尤其是有了孩子之后，对拉翁夫妇是一场煎熬。1959年复活节，他们终于熬不住了，铤而走险，回到家乡跟父母过节。警察闻讯赶到，拘捕了他们。比兹利律师赶到法庭，向贝扎尔法官求情，说都是他的错，他理解错了法院的判决，给了两人错误的建议，致使他们违反禁令，一切都是他的错。贝扎尔法官当庭释放了拉翁夫妇，把他们赶出弗吉尼亚。

三、申诉

1963年，梅尔得丽在电视上看到民权运动和国会辩论《民权法案》的新闻。她给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Robert Kennedy）写信，问这个法案是不是能让她和丈夫合法回老家。不久，她收到司法部的回信，说正在讨论的法案本身不会直接解决她合法婚姻的问题，但工作人员已经将她的信转给法律援助组织“全美公民自由联盟”（ACLU），并向她提供了联系地址。梅尔德丽按地址给“全美公民自由联盟”写了一封求助信。

亲爱的先生：

我给您写信是讲我们面临的难处。五年前，我先生跟我在首都结婚。然后，我们回到弗吉尼亚生活。我先生是白人，我是一半黑人、一半印第安人。当时，我们不知道弗吉尼亚有法律禁止不同种族的人结婚。所以，我们被抓起来，在一个名叫鲍灵格林的小镇受审。我们不得不背井离乡讨生活。

问题是，我们不被允许回去探亲。法官说，如果我们下面30年回家乡，就要坐一年牢。我们知道，我们不能在那里生活，但我们只想偶尔能回去探亲访友。我们有三个孩子，请不起律师。

我们给司法部长写过信，他建议我们联系您。如果可能，请帮帮我们。希望尽快收到您的回信。

此致

理查德·拉翁先生和夫人

全美公民自由联盟安排弗吉尼亚律师伯纳德·寇恩（Bernard Cohen）处理拉翁夫妇的案子。那年，寇恩从法学院毕业不久，不到30岁，在波托马克河西岸的亚里山大里亚镇做律师，没有民权诉讼经验。最初的犹疑过后，他决定帮助拉翁夫妇，打电话约两人面谈。因为拉翁夫妇被禁止同时进入弗吉尼亚，不能一起到寇恩在亚里山大里亚的办公室，寇恩跟他们约在首都华盛顿见面。

理查德和梅尔德丽两人都比较内向，有陌生人在场，理查德很少说话，几乎都是由梅尔德丽讲，虽然她的话也不多。寇恩给他们解释案子的前景：一开始在弗吉尼亚州法院，不可能赢，必须让案件进入联邦法院系统，一直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才有希望打赢。整个过程可能会拖好几年时间。而且，还有一个技术性障碍要克服——因为他们的判决是在1959年1月做出，已经过了上诉期，不能直接上诉。克服这个障碍最简单的办法是，他们回到弗吉尼亚，再次被捕，重新启动审判和上诉程序。

拉翁夫妇不愿走那条路，他们有三个孩子，如果他们被捕，不但会断了生活来源，三个孩子也不知道跟谁生活。法院申诉的复杂性远超出理查德的预期，他本以为律师会帮他们很快搞定。但延续了两百多年的法律和风俗，难以在一朝一夕改变。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已经为相爱和结婚付出背井离乡的代价，不想再把几年前被拘捕、被审判的经历重新经历一遍。寇恩理解两人的决定，答应他们会想其他办法。他决定在缓刑问题上找突破口。因为贝扎尔法官给拉翁夫妇判了一年徒刑，以离开弗吉尼亚25年为条件，缓期执行，相当于缓行25年，两人仍然在缓刑期间，所以从法律上讲，仍然没有结案。

1963年11月6日，在贝扎尔法官对拉翁夫妇做出判决将近五年后，寇恩向法庭提交动议，请求取消当初的判决。他提出的两大理由是：第一，把弗吉尼亚公民放逐25年，这种惩罚过于残酷，给当事人带来难以言喻的艰辛；第二，因为结婚遭到惩罚，违反了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和弗吉尼亚《宪法》的正当程序条款。法庭上，贝扎尔法官用怪异的眼光审视着寇恩，没有当庭做出裁决，说要研究一下。当时，贝扎尔法官已经老态龙钟，精力不济，经常在审判时打瞌睡，法院的同事和下属有时候看到他的领带垂在午饭盘子里。他的老伙计，弗兰克·比兹利律师仍然生龙活虎，在审判时遇到贝扎尔法官入睡，他会走到法官席前，用拳头敲着桌子把他叫醒。当寇恩律师递交动议的时候，离贝扎尔法官退休还有一年多。他一研究就是几个月，寇恩打电话询问了几次，动议没有下落。

第二年六月，梅尔德丽写信给寇恩律师：“希望您还记得我们。您接了我们的案子。过了这么久，没有一点消息，我们已经不再抱希望。”寇恩同样失望和沮丧。贝扎尔法官对他的动议置之不理，一直拖下去，让他束手无策。困扰中，他去母校乔治城大学法学院向一位宪法学教授请教。在教授办公室，寇恩遇到另一位毕业不久的年轻律师菲利普·赫奇考普（Philip Hirschkop）。赫奇考普那年28岁，在纽约市做律师。他听完寇恩的介绍，说这种情况下可以向联邦法院提交动议，请求三名联邦法官对程序进行审议。知识就是力量。赫奇考普有着寇恩没有的联邦法院诉讼知识。他主动提出来帮助寇恩。在回纽约的班机上，赫奇考普提笔在一个信封的背面起草联邦法院动议，开始了两位律师的合作。他们有很多共同点：都是在纽约出生长大，都是犹太人，都是乔治城大学法学院毕业，都热心民权诉讼，而且都是初出茅庐，没有经验。

1964年11月，寇恩在赫奇考普的帮助下在联邦法院递交了动议。联邦法院召集了两名巡回法院法官和一名地区法院法官审议。案子被贝扎尔法官拖了一年之后，终于柳暗花明。弗吉尼亚州不得不正视这两位名不见经传的律师了。州总检察长出面，跟法官和两位律师召开电话会议。三方达成口头协议，允许拉翁夫妇回到弗吉尼亚，但不能回家乡卡罗林县，可以在邻县居住。州总检察长答应，不会主动执法，去拘捕拉翁夫妇；如果当地有群众举报，舆论沸沸扬扬，他不得不执法时，会提前一周通知他们，让他们有时间收拾家当离开弗吉尼亚。拉翁夫妇从首都华盛顿搬到跟卡罗林县相距不远的邻县小镇居住。当地群众没有举报他们。

联邦法院审议后做出裁决，给弗吉尼亚州法院90天时间审理寇恩提交给贝扎尔法官的动议，如果90天内不作为，联邦法院将接手这起案件。美国有两套法院系统，一是联邦法院，对联邦法事务有管辖权；二是州法院，对联邦法院没有管辖权的所有事务有管辖权。因为两套法院系统相互独立，各有自己的管辖权，一般而言，联邦法院不愿插手州法院的事务，除非案情涉及美国《宪法》问题。在拉翁案中，联邦法院试图做出某种平衡：案件已经被贝扎尔法官拖了一年，给州法院90天时间审理，如果再过90天还不审理，说明州法院无意审理本案，放弃了对本案的管辖权。这样，联邦法院可以顺理成章地接手案件。

在联邦法院做出裁决后的第89天，即90天期限的倒数第二天，贝扎尔法官终于做出裁决。他坚持6年前的判决结果，重申拉翁夫妇非法结婚，犯下重罪，被驱逐出弗吉尼亚是罪有应得。在裁决书中，贝扎尔法官除了引述法律和判例，还对他的种族观做出宏观的理论阐述：“全能的上帝创造了种族：白人、黑人、黄人、马来人、红人，把他们放在不同的大陆上，如果不是人为干扰上帝的安排，根本不会有跨族婚姻。上帝把种族分开，这个事实说明他不想让不同种族相互混杂。”

这个判决结果一点也不意外。寇恩和赫奇考普把贝扎尔法官的判决上诉到弗吉尼亚最高法院，这是必经的程序，他们并不期望能赢。他们的目标是最终回到联邦法院系统，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1966年3月，弗吉尼亚最高法院宣判，维持贝扎尔法官的有罪判决，但认为量刑过重，应允许理查德和梅尔德丽在弗吉尼亚生活，条件是两人不能同居。

据一名当时担任弗吉尼亚最高法院法官的助理回忆，资深法官们不愿碰这个敏感话题，一个方便的做法是把球踢给州议会，而他们知道州议会不会改变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因为支持跨种族婚恋合法化的议员在州议会中形不成多数。不过，弗吉尼亚州最高法院不得不对本案做出判决。在那之前，加利福尼亚州最高法院已经废除了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但弗吉尼亚跟加利福尼亚是不同的政治和司法生态。

四、“这太不公平了”

寇恩和赫奇考普迅疾将弗吉尼亚最高法院的判决上诉到美国最高法院。1966年12月12日，最高法院决定受理上诉。

在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案中，经常会有一些专业组织和专家向法院提供法律意见，有的支持原告，有的支持被告，这种法律意见被称为“法庭之友意见书”（Amicus Curiae）。在拉翁案上诉到最高法院后，先后递交“法庭之友意见书”支持拉翁夫妇的包括“美国有色人种协进会”及附属的“法律辩护基金会”，还有“日本裔美国公民联盟”、“天主教全国跨种族正义协会”、“天主教全国社会行动协会”等。这些组织在意见书中认为，弗吉尼亚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违反《宪法》，敦促最高法院推翻弗吉尼亚法院的判决，废除妨碍婚恋自由的法律。虽然美国当时仍然有16个州禁止跨种族婚恋，但只有北卡莱罗纳州的总检察长递交了一份6页的“法庭之友意见书”，支持弗吉尼亚州政府。

1967年4月10日，最高法院开庭辩论。作为原告，拉翁夫妇可以出席最高法院的律师辩论。但他们不愿抛头露面。理查德和梅尔得丽都很内向，出身于普通农户，不善言辞，文化水平不高，不懂法律，对政治也不感兴趣，只想在家乡作为合法夫妻安静地生活，养儿育女，不像罪犯一样被政府抓捕、审判、判刑。弗吉尼亚法律把他们的孩子视为玷污了白人纯正血统的“杂种”；代表州政府的律师为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辩护，主要理由就是为了防止生出心理不健康的“混血杂种”。寇恩律师理解拉翁夫妇的决定。他问理查德，有什么话想对大法官说，他可以在法庭上替他讲。理查德说：“寇恩先生，告诉法庭我爱我妻子，只是我不能跟她在弗吉尼亚生活，这太不公平了。”

法庭上，赫奇考普首先做陈述。他主张弗吉尼亚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把人按种族划分，是“种族隔离和奴隶制的最丑陋遗产”，违反了第十四修正案平等保护条款。有大法官问：有多少州实行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赫奇考普回答：16个州，马里兰刚刚废除这类法律，但俄克拉荷马州和密苏里州废除这类法律的提案在州议会没有通过。赫奇考普强调，禁止跨种族婚恋的初衷并不是像弗吉尼亚州所申辩的那样，是为了保护儿童的身心健康，而是为保护白人种族的纯正，尤其是白人妇女的种族纯洁。

赫奇考普律师把弗吉尼亚最早的跨种族婚恋禁令追溯到17世纪的殖民地时期，最初这种法律并不禁止白人男性跟黑人女性生育后代，而是只禁止白人女性跟黑人男性婚恋。1924年，弗吉尼亚议会修法，把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提案称为“维护白人种族纯正提案”，最后形成法律时被称为《种族纯正法案》，只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结婚，并不禁止有色人种之间相互跨族结婚。赫奇考普律师总结说，这类法律的最大错误在于“剥夺了黑人的尊严”，不只是把跨种族婚恋入刑违反平等保护条款，而且整个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都违反平等保护条款。他请求最高法院推翻弗吉尼亚法院的判决，废除弗吉尼亚法律中禁止跨种族婚恋的全部条款。

寇恩律师的申诉围绕弗吉尼亚法律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的正当程序展开。他的陈述更注意细节，也更人性化，指出弗吉尼亚不但给拉翁夫妇定刑事罪，把他们判刑，驱逐出州境，而且给他们施加的民事惩罚也很不公道，事实上剥夺了他们一家人的财产继承权：“拉翁夫妇有权利在晚上入睡时知道，如果早晨醒不过来，他们的孩子在没有遗嘱的情况下可以继承他们的遗产，他们有权利在晚上入睡时确保，如果一个人早晨醒不过来，另一个可以继承对方的社安金。”因为弗吉尼亚法律剥夺了他们做合法夫妻的权利，他们不能像其他夫妻那样相互继承联邦政府的社安金，他们的孩子也不能继承他们的遗产。这相当于剥夺了他们受第十四修正案保护的正当程序权利。

美国《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第二款规定：“任何州都不得制定或实施限制合众国公民权或豁免权的法律；不经正当法律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或财产……”几十年后，在最高法院辩论同性婚姻合法化时，代理同性伴侣的律师跟寇恩律师一样，也是从同样的民事伤害角度展开申辩。

寇恩律师信守他对理查德的承诺，替他讲了他要对法庭讲的话：“我们不管怎么阐述这个问题，不管怎么阐述正当程序的法理，或者强调其中哪一点，没有人能比理查德·拉翁讲的更好，他跟我说：‘寇恩先生，告诉法庭我爱我妻子，只是我不能跟她在弗吉尼亚生活，这太不公平了。’我想，这个朴实的普通人有着根本的公平和自由秩序的观念，他作为一个泥瓦匠能清楚也讲出来，我们希望法院能一如既往地把这一点体现在正当程序条款的判决中。”

不管是《宪法》的平等保护条款，还是正当程序条款，关键都在于保证每个公民被政府公平和公道地对待。20世纪60年代已经是卫星上天的时代，但法律却禁止一对相爱的人在一起生活，唯一原因是他们不属于同一个种族。这种陈规是旧时代偏见的制度性遗传，不但违背现代职业律师和法官对《宪法》的理解，而且冲击着普通人的良知和公平感。

在赫奇考普和寇恩律师做申诉时，听众席前排坐着一位日本裔律师，他是“日本裔美国公民联盟”的法律顾问威廉·丸谷（William Marutani）。丸谷生于华盛顿州，父母是日本移民，珍珠港事件爆发时，他正在西雅图的华盛顿大学念书。罗斯福总统发布9066号行政命令，他被迫中断学业，跟家人一起被送到加州关押西岸日裔居民的集中营。释放后，他应征入伍，加入美军情报机构，参与战后对日本的占领。1950年，丸谷考入芝加哥大学法学院，毕业后做律师。在拉翁案中，丸谷深度参与了案件的准备进程，他不但代表“日本裔美国公民联盟”起草、递交了支持拉翁夫妇的“法庭之友意见书”，而且请求法庭允许他做简短陈述。法庭答应了他的请求。

丸谷既不是白人，也不是黑人，而是日本裔美国人。他引用联合国教科文组织的文件，说从人种角度讲，他可能是法庭上唯一一个确凿无疑的纯种族人，在日本隔绝的岛国，他的祖先没有跟其他人种混血的机会，但白人不同，经过欧洲历史上无数次人种混杂，已经很难讲有任何纯粹的白种人。丸谷指出，弗吉尼亚州声称，禁止跨种族婚恋是为了保持“公共道德纯粹，维护种族纯正和种族自豪感，防止出现杂种血统公民”，但法律只禁止白人跟其他种族通婚，其他种族之间可以随意结婚，法律并不在乎其他种族的血统纯正和自豪感。所以，弗吉尼亚法律不是为了维护各种族的纯正，而是为了维护白人至上。丸谷的陈述虽然简短，却激发了首席大法官厄尔·沃伦（Earl Warren）和另外几位大法官对其他少数族裔法律地位的兴趣，不但向他提出问题，而且还引述他陈述的事实质询弗吉尼亚州政府的律师。八年后，丸谷成为宾夕法尼亚州法院法官。

代理弗吉尼亚州政府出庭申辩的是助理检察长罗伯特·麦克亚温（Robert McIlwaine）。跟赫奇考普、寇恩和丸谷等代理或支持拉翁夫妇的新手律师不同，麦克亚温此前已经数次代表弗吉尼亚州在最高法院辩论。二战和朝鲜战争中，他在海军服役，战后在哈佛法学院和弗吉尼亚大学法学院学习法律。1954年，他成为弗吉尼亚州助理检察官时，正值最高法院判决布朗诉托皮卡教育委员会案，废除公立学校的种族隔离政策。在那之后十几年，他几度在最高法院为州政府的学校种族隔离政策辩护，但每次都输了。

最高法院已经在布朗案中推翻了普莱希案确立的“隔离但平等”原则，要为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辩护，麦克亚温的法律工具箱中能使用的工具并不多，其中一件是《宪法》第十修正案。第十修正案规定，《宪法》未授予联邦政府、也未禁止各州行使的权力，由各州自主行使。这就是俗称的“州权”，即各州政府在州内事务上的自主权，包括立法自主权。麦克亚温申辩，根据第十修正案，婚姻属于各州管辖的事务，所以，弗吉尼亚州有权立法禁止跨种族婚恋。不过，几位大法官对这种结论有疑问，因为州权并不是绝对的，而是必须受到《宪法》的约束，即州议会的立法不能违宪。按照《宪法》第十四修正案，各州不得拒绝给予其辖区内居民法律的平等保护，未经正当程序，不得剥夺任何人的生命、自由和财产。而且，最高法院有权对各州法律是否符合《宪法》做审核，这是最高法院自1803年起在马伯里诉麦迪逊案中确立的司法审核权。

麦克亚温助理检察长申辩，跨种族家庭面临比同种族家庭更大的社会压力，州政府有权禁止这种婚恋，就像有权禁止一夫多妻、乱伦一样。首席大法官沃伦的小女儿嫁给了一位犹太教青年。他问麦克亚温，跨宗教婚恋也比同宗教的家庭面临更大社会压力，州政府是不是可以禁止不同宗教的人结婚？麦克亚温回答说，他认为州政府不能禁止跨宗教婚恋，但跨种族婚恋面临的压力比跨宗教婚恋大。为此，他引述了哈佛大学社会心理学家艾尔伯特·高顿（Albert Gordon）的著作《通婚：论跨宗教、跨种族、跨民族婚姻》，说跨种族婚姻的失败率高。一位大法官问，是否正是由于法律禁止才导致跨种族婚姻的失败率高？麦克亚温回答：不是因为法律禁止，而是因为社会的态度，尤其是社会对混血儿的态度。他再度引述高顿教授的著作，说混血儿是“跨种族婚姻的受害者，是跨种族父母的牺牲品”。

麦克亚温助理检察长在申辩中反复强调州政府保护儿童身心健康的义务。虽然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叫《种族纯正法案》，但麦克亚温的辩护听起来像是《儿童保护法案》。在1924年立法的时候，种族-优生学和白人至上主义大行其道，最高法院“隔离但平等”的判决仍然有效，立法保护白人血统纯正属于名正言顺。但时至1967年，那种社会生态和法律土壤已经不存在了。几位大法官先后对麦克亚温的申辩提出疑问，他的回答捉襟见肘。在1967年，按立法者的原初意图为1924年的《种族纯正法案》辩护似乎已经成为不可能的任务。

五、追求幸福的自由

1967年6月11日，最高法判决前夜，拉翁夫妇在家忐忑不安。理查德想喝醉，万一输了官司，也不至于太痛苦。他喝一瓶没感觉，再喝一瓶，跟平时不一样，不管怎么喝，人都清醒着。理查德曾跟一位朋友说，输了官司也不会跟梅尔德丽分开，顶多是带三个孩子再回首都华盛顿谋生，过五六年再去法院申诉一次。

第二天，最高法院宣判，判决弗吉尼亚州禁止跨种族婚恋的法律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予以废止，全国16个州的类似法律同时失效。《判决书》明确指出，“婚姻自由长久以来被认为是自由人有秩序地追求幸福必不可少的个人权利”，“是基本人权，是我们存在和生存的根基……根据《宪法》，跟不同种族的人结婚或不结婚的自由属于个人，政府无权干涉。”

接到寇恩律师的电话，理查德和梅尔德丽才安定下来。那时候，离他们去首都华盛顿结婚，回家乡被抓捕、审判、判刑、驱逐出弗吉尼亚已经9年了。寇恩和赫奇考普在华盛顿开记者招待会，请他们参加。理查德不愿见记者，在梅尔德丽的劝说下，才答应开车前往。理查德穿着平日穿的白衬衣，敞着领口，挽着袖子；梅尔德丽换上一件蓝花白底的短袖连衣裙。他们沿着熟悉的公路往华盛顿赶，9年前他们被贝扎尔法官驱逐，沿着同一条公路逃离弗吉尼亚。这是他们第一次见记者。理查德很拘谨，说：“我只是想回弗吉尼亚，盖栋房子，生养孩子……平生第一次，我能在弗吉尼亚搂着爱人，叫他妻子了。”梅尔德丽比理查德放松，她平静地说：“我觉得自由了。那曾经是个巨大的重负。” 短暂的记者会后，他们手牵手离开，回到家乡卡罗林县，在9年前结婚时买的地上盖了一栋房子。

梅尔德丽的两位律师对她评价很高。多年以后，赫奇考普回忆说，梅尔德丽相当聪明， 讲话不多，但写信、言谈和思维远超过她的教育水平；理查德基本不讲话，看上去像个红脖子，如果不是爱上梅尔德丽，被判刑驱离家乡，谁也不会想到，他能主动去争取民权。每个受欺凌的人在生命的某个节点，为了保护珍爱的人和追求基本的公道，都可能被迫做抗争的英雄。档案中保存的梅尔得丽给律师写的求助信，字迹工整漂亮。他们流离失所时，偶尔偷偷回老家，三个孩子还小，有时候藏在奶奶家，有时候藏在姥姥家、舅舅家。最高法院的判决卸去了弗吉尼亚法律强加给梅尔德丽的人生重负，她对ABC电视网的记者说： “我想，跟相爱的人结婚是任何人不应当干涉的权利，是上帝给的权利。”

最高法院宣判8年后的一个夜晚，理查德开车跟梅尔德丽回家。一个醉鬼开车撞上他们的车子。理查德不幸去世，终年41岁；那年，梅尔得丽36岁，一只眼睛在事故中失明。她独自在理查德盖的那栋房子里把三个孩子养大。2007年，拉翁案判决40周年，理查德去世32年，美联社记者在那栋旧房子找到梅尔德丽。她说：“我没做什么。都是上帝的工作。”被问到亡夫，她说：“他一直对我好。” 次年5月2日，梅尔得丽去世，终年68岁。三个月后，父亲是黑人、母亲是白人的混血儿巴拉克·奥巴马（Barak Obama）被民主党正式提名为总统候选人，在当年11月4日的大选中当选美国总统。1961年，奥巴马出生时，美国还有20多个州禁止跨种族婚恋。从1881年最高法院判决佩斯诉阿拉巴马案，到1967年最高法院判决拉翁诉弗吉尼亚案，跨种族婚恋在全国范围内从非法到合法，在最高法院走过了84年的漫长历程。

梅尔德丽生前一直跟寇恩律师夫妇保持来往，偶尔走访见面，像朋友一样。在1960年代，不是每一位弗吉尼亚律师都有勇气打这个官司。在弗吉尼亚州法院打官司和在美国最高法院上诉期间，寇恩不断接到骚扰和威胁电话。一天早晨，寇恩太太发现有人往他们的汽车油箱里灌了糖。那是传说中破坏汽车发动机的民间配方。在梅尔德丽去世前一年，寇恩接受全国公共电台（NPR）采访，说：“他们都很纯朴，对争取民权的原则不感兴趣……他们只是相爱，想有在弗吉尼亚作为夫妻生活的权利，不受官府干涉。我告诉理查德这个案子很可能要一直打到美国最高法院时，他目瞪口呆，不敢相信。” 2020年10月12日，寇恩去世，享年86岁。

拉翁案是20世纪美国最高法院判决的最重要案件之一，也是卡罗林县法院的里昂·贝扎尔法官一生中判的最著名的案子。贝扎尔法官去世后不到三个月，最高法院推翻了他的判决，而且在《判决书》中完整地引用了他关于全能的上帝不想让不同种族融合的阐述。那段文字已经跟最高法院的判决一起被广为传布，成了宗教偏执和人性晦暗的见证。当年在放逐中，拉翁夫妇命运的转折始于梅尔德丽写信给司法部长罗伯特·肯尼迪诉说冤屈。最高法院宣判拉翁案的第二年，1968 年6月6日，罗伯特·肯尼迪在洛杉矶遇刺身亡。

最高法院宣判拉翁案后，16个禁止跨种族婚恋的州先后开始修改法律。直到2000年，阿拉巴马州《宪法》仍然保留着禁止白人跟有色人种结婚的条款。那年，在废除这一条款的全州公投中，近60%的选民投了赞成票。

六、真相与和解

最高法院开庭辩论拉翁案时，旁听席上有一位穿着整齐的6岁儿童，名叫大卫·辛格顿（David Singleton），他是弗吉尼亚州助理检察长麦克亚温的教子。那天早晨，小辛格顿的母亲对他说：“我们今天要去看你鲍勃叔叔在最高法院辩论；你要穿好一点。”鲍勃是罗伯特·麦克亚温的小名。小辛格顿的父母跟麦克亚温关系密切，在他受洗时，请麦克亚温做他的教父。小辛格顿的母亲找出最好的衣服，把他打扮整齐，带他准时到了最高法院。在那之前，他听鲍勃叔叔说，在法庭上他要工作，不能跟他打招呼，但会在心里打招呼。多年后，辛格顿回忆说，不记得鲍勃叔叔那天在法庭上是怎么辩论的了，只是觉得漫长枯燥。

2015年2月21日，罗伯特·麦克亚温去世，只有当地的《里士满时报》发布了简短的讣告“罗伯特·麦克亚温去世，他曾在法庭为种族案辩护，享年90岁”。 辛格顿得知教父去世，上网查看讣告，讣告下面有篇介绍麦克亚温的文章链接。打开后，辛格顿读到了他此前不知道的鲍勃叔叔的一些事迹，文中的一句评价令他感到困扰：“作为州政府律师，麦克亚温先生经常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

在辛格顿儿时和青少年时代的记忆中，鲍勃叔叔是位慈爱的长者，从未听到过他讲种族关系的事，也从未听到过他用歧视性的用词或口吻讲黑人或其他少数族裔。他喜欢喝加冰的杰克·丹尼尔威士忌，穿格子夹克和坎肩，经常用浓重南方口音的浑厚嗓音问辛格顿：“小家伙，给我说说学校功课怎么样？” 麦克亚温一生独身，照料在事故中伤残的父母，他姑姑晚年失去生活能力，他把她接到家里居住，在经济上无私帮助一位侄女和两个侄子。虽然他多年担任州政府助理检察长，在弗吉尼亚政界人脉广泛，辞去公职后自己开业，是弗吉尼亚的名律师，但行事低调，退休时不声不响，像平日打烊一样。

无论是在感情上还是在理性上，辛格顿都难以把记忆中的鲍勃叔叔跟被指责为“站在历史错误一边的”种族主义检察官划等号。他前半生对拉翁案的唯一记忆是6岁时母亲带他去最高法院听鲍勃叔叔辩论。但他当时并不知道那天鲍勃叔叔在法庭上讲了些什么。成年后，他从未听到麦克亚温说起拉翁案，他父母也从不提麦克亚温跟拉翁案的关系。看到那篇文章后，辛格顿找来最高法院辩论拉翁案的录音，听到麦克亚温在法庭上说混血儿是“跨种族婚恋的受害者，是跨种族父母的牺牲品”时，他的心被刺痛，尤其听到他尊重的鲍勃叔叔用他熟悉的浑厚嗓音说出来，比在纸上看文字，更令他痛苦，也更令他难以接受。唯一能减轻他痛苦的是，鲍勃叔叔输了官司。辛格顿试图理解麦克亚温当时的精神世界：“我尝试想像他的内心，可能觉得按上司的旨意做，让那个案子像迷航的泰坦尼克，缓缓驶向冰山。”

辛格顿是同性恋，他没有把自己的性取向告诉麦克亚温。当争取同性恋婚姻合法化的几个案子上诉到最高法院时，辛格顿想问麦克亚温的看法。那时，他已进入垂暮之年，没有家人，住在养老院，健康状况急剧恶化，不久病逝。两个月后，最高法院开庭辩论奥伯格菲尔诉郝吉斯案，代理同性恋伴侣的律师在最高法院像48年前代理拉翁夫妇的寇恩和赫奇考普律师一样，指控密西根等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反《宪法》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跟当年寇恩和赫奇考普律师不同的是，代理同性恋伴侣的律师有了拉翁案做判例依据。跟当年的麦克亚温助理检察长一样，代理密西根等州政府的检察官为各州的法律辩护。他们重蹈了麦克亚温助理检察长当年的覆辙。2015年6月26日，美国最高法院判决奥伯格菲尔诉郝吉斯案，主要依据拉翁案的前例，重申结婚是《宪法》保护的基本权利，判决各州禁止同性婚姻的法律违反第十四修正案的平等保护条款和正当程序条款，自此同性恋婚姻在全美国合法化。

历史又翻过了一页。辛格顿一直在想，如果鲍勃叔叔能活到最高法院判决奥伯格菲尔案，会怎么看待同性婚姻合法化，尤其是会怎么看待他这位同性恋教子。当今的同性婚恋和过去的跨种族婚恋都经历了从非法到合法的过程。有人站在历史正确的一面，有人站在历史错误的一面：“历史按自己的节奏评判你，而不是按你自己的节奏评判你……世界旋转前行，但有人向前转，有人向后转，很多人原地打转。”

辛格顿不相信麦克亚温是向后转或原地打转的人。就当年鲍勃叔叔在拉翁案中的做法，他去问年迈的母亲。母亲告诉他：“鲍勃的工作是忠实地代表弗吉尼亚。他不觉得应该把个人意见注入工作中。在当时，代理弗吉尼亚意味着要反对跨种族婚恋。”辛格顿说：“有句古老谚语是怎么说的来着？先是被挑战，然后是激烈抵抗，最后是被当作自明真理接受。”他母亲说：“人们不愿挑战现状。大部分人会避免在社会上被孤立。当时，人们不觉得那是错的。过去是过去，现在是现在。事情会发展。上帝才知道再过50年会怎样。可能我们会生活在一个没有种族差异的世界。可能我们都变成一个种族。”辛格顿的母亲年轻时曾经为种族平等和性别平等奔走，儿子公开了自己的同性恋身份后，她支持同性婚恋的权利。虽然她已经88岁高龄，但不害怕改变。“她爱所有人，正是这种爱打破了壁垒。”

最高法院判决拉翁案50周年前夕，辛格顿在《沙龙》杂志发表文章，回忆他小时候喜欢赛马，鲍勃叔叔常带他去查尔斯镇的马会。比赛前，他会根据鲍勃叔叔的预判，用零花钱押两美元赌注。有一次，鲍勃叔叔把他带到马厩，近距离看赛马的雄姿。小辛格顿看到赛马都戴着限制两侧视野的厚眼罩。他问，为什么给马戴这东西？旁边的驯马师说，它们需要视野集中，否则会分散精力。鲍勃叔叔说：“戴眼罩是为它们好，为了它们的安全。” 辛格顿看着厚实的牛皮眼罩套在马的眼睛两侧，有一匹马看上去很不情愿。他把两美元赌注押给了那匹马。鲍勃叔叔说，那可不是个好注，根据赛马报告，那匹马赢率不高。比赛结束，那匹马赢了。他们回到座位，鲍勃叔叔对辛格顿的父母说：“这孩子赢了。”讲完故事，辛格顿感慨说，有人摘去了眼罩，有人不愿摘下眼罩，也反对别人摘下眼罩。

历史、宗教、法律、传统都可以成为遮挡人们视野的眼罩。麦克亚温检察官出于政府职责为过时的法律辩护，后人评价他站在历史错误的一边。但“历史充满站在错误一边的人。像我们所有人一样，他们都有朋友和家人，一生中都做过好事，也做过不被认可的事，远比他们在公共领域冷冰冰的失败所昭示的更复杂、更温情。” 每个人都跟国家的过去有着千丝万缕的联系，过去发生的很多事并不令人愉快，甚至令人痛苦，刺激着人们的良知。在这个意义上，任何国家的历史都是个人史。人们以不同的方式跟过去的历史和解，没有一概而论的有效方式，也不会一劳永逸。但是，正如辛格顿所言，“第一步是面对历史真相，既包括国家的历史真相，也包括个人的历史真相。”

2004年，一位名叫肯·塔纳比（Ken Tanabe）的设计师提议将每年6月12日最高法院判决拉翁案的周年日约定为“拉翁日”，即跨种族有情人的情人节。这一天既是庆祝和纪念的日子，也是和解和面对真相的日子。

选自刘宗坤《为幸福而生》。

昨天，中国公布2025年人口数据，所有指标全面下降。最触目惊心的是新生人口数量，仅为792万，比前一年下降17%，创下现政权上台以来77年的最低纪录。上一次中国新生人口数量断崖式下跌，是在1960-1961年的大饥荒年代，在饿死上千万人的情况下，1961年中国还出生了1187万新生儿。而去年，中国只出生了792万新生儿。

昨天早晨上推特，看到易富贤老师的一个帖子。易老师长期研究中国人口。他那个帖子说：“出生792万，相当于1738年（乾隆三年）的水平，当时总人口只有1.5亿。”我在后面评论说：“一朝回到了乾隆盛世”。

不过，同样是一年出生792万新生儿，当今中国跟300年前的中国，却有不同的意味。为什么这么说呢？原因在人口基数。这一点，易老师的帖子也说的很清楚。

乾隆三年，也就是1738年，大清国人口只有1.5亿，一年出生了792万新生儿，出生率大约是约50‰。这意味着，大清国极其年轻的人口结构，社会充满了年轻劳动力。这是盛世不可或缺的人力因素。

而在去年，2025年，根据官方统计，中国人口有14亿，同样出生792万新生儿，出生率只有5.6‰左右，是乾隆年间的十分之一。这意味着，在不久的将来，中国将成为一个老人占多数的深度老龄化社会，适龄劳动力人口占比低得可怜。这792万个孩子长大后，头顶上是汹涌的老人潮。年轻一代将承担前所未有的养老金缺口、医疗支出和公共债务，将不得不肩负沉重到难以承受的代际剥削和不可持续的财政压力。

这种人口结构，预示的不是盛世降临，而是国运衰败。

乾隆盛世，中国是传统农业社会，多子多福，人口就是劳动力，劳动力就是财富。而如今的党国盛世，年轻人却是生存艰难。

在古代社会，养育孩子的边际成本很低，就是俗话说的添双筷子，而边际收益却很高——孩子是未来的劳动力。而当今，2025年，孩子被戏称为“碎钞机”，高昂的房价、教育和医疗成本，把生育变成了很多小家庭难以负担的奢侈品。面对前所未有的不确定性，大批年轻人选择躺平，为了维持现有的生活水准，他们选择放弃繁衍后代。

中国人口，从乾隆初年的1.5亿增长到14亿，用了将近300年。但在新生人口数量上，从2016年的1786万腰斩，跌到去年的792万，仅仅用了9年。说是断崖式下跌，一朝回到乾隆年间，一点也不夸张。

这种降幅之大，在世界人口史上极为罕见。

当今中国拥有远超乾隆时代的科技、财富和生产力，而中国人在延续文明最本能的繁衍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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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段时间，网红罗永浩撕西贝，跟西贝老板贾国龙剑拔弩张。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想不看都不可能看不见。这种事一出来，看客都照例分成三大类：第一类是纯吃瓜看热闹的，第二类是凭本能站队的，第三类是冷眼看这场真人秀，看从中能学到什么经验教训。

第一类看客，就是纯吃瓜看热闹这种，在中文世界遍地都是。看热闹的不嫌事大，很多还要幸灾乐祸一把，补偿一下自己生活的不如意。对这类看客来说，什么热闹都是好热闹。什么人物整出来的热闹无所谓，只要足够热闹，能填补他们的精神空虚，或满足他们幸灾乐祸的心理，就是好热闹。

第二类看客，就是不管听到什么，立马凭本能站队，立场分明，义愤填膺，在社交媒体上互撕，争相为自己的粉主当免费肉喇叭。这类看客算是社交媒体时代的群众演员，演得比他们的粉主还入戏。

第三类看客，就是冷眼旁观的那种，看戏但不入戏，看完热闹，用脑瓜想一想，老罗的做法有什么问题，老贾的做法有什么问题，自己能从这出戏中学到点什么经验教训。

罗永浩和贾国龙都是大名鼎鼎的成功人士，大部分人不认识他们，跟他们八杆子打不着。大部分人都是在安全距离以外，看他们互撕。不管两个人怎么撕，就算撕到鱼死网破，普通看客也毫发无损。

名人互撕，之所以热闹，一个重要原因就是，名人放大了现实生活中普通人身上的毛病，代表了生活中各种类型的人物。所以，虽然大部分人不认识罗永浩、贾国龙，但每个看客，只要不是性格超级封闭，肯定在生活中遇到过各种小号的罗永浩、小号的贾国龙。

在安全距离以外看两个人互撕，这是热闹。就像坐在观众席上，看两个人格斗，有个安全距离。即使在生活中，看两个人打架，隔着一二十米，也有个安全距离。但是，在生活中，如果没有了这个安全距离，你遇到个小号罗永浩，比方说，在职场、在社交媒体上、在朋友圈，被一个小号的罗永浩看中了，冲你来一下，会怎么样呢？

人生在世，朋友圈很重要。如果你对一个人不太了解，看他的朋友圈，也会对他猜出个八九不离十。这是个生活世界的常识。中国人有句话，说近朱者赤，近墨者黑。你跟什么样的人交往，你也会成为什么样的人。所以，人要活得有出息，很重要的一条，就是要知道跟什么样的人交往。这个道理大部分人都明白。

不过，有一点经常被人们忽视，就是除了要知道跟什么人交往以外，同样重要的是，要知道不跟什么人交往。

在以前的节目中，我介绍过孔子的交友哲学：哪些人值得交往，哪些人要避免交往。他说：“益者三友，损者三友。友直，友谅，友多闻，益矣。友便辟，友善柔，友便佞，损矣。”

用大白话说，就是“好朋友有三种：第一种，为人正直，第二种，诚实宽厚，第三种，见多识广。”这是孔子说的“益友”，跟这种“益友”交往，人生才会受益，才会有长进。

“坏朋友也有三种：第一种，谄媚奉承，第二种，当面一套背后一套，第三种，花言巧语。”这是孔子说的“损友”，跟这种“损友”交往，只有坏处，没有好处，完全是给自己挖坑，给自己添堵。

所以，在人与人的交往中，学会做减法，跟学会做加法，同样重要。在生活中，是不是减掉孔子说的那三种“损友”，就可以高枕无忧了呢？当然不是。孔子的很多智慧，都相当感性，他的学生记录下来，大多是些只言片语。

对于生活中那些很难交往，甚至谁碰到谁倒霉的人，现代心理学有更深入，更全面的研究。很多人的行为有问题，不是因为习惯，不是因为教育——这些都是可以改变的，而是因为personality——人格——这是很难改变的，有些personality disorder，有些人格障碍，像自恋型人格障碍，甚至根本无法改变。

罗永浩撕贾国龙，还有他撕自己的前老板俞敏洪，撕他在新东方的前同事，撕他自己公司的投资人，撕竞争对手，撕连竞争对手都不是的著名公司，这些事放到一起看，让我想起来一本书中讲的High Conflict Personality，简称HCP，就是“高冲突人格”。

那本书的书名直截了当：《5 Types of People Who Can Ruin Your Life》——《五种毁掉你生活的人》，翻译成中文网络流行语来说，就是“五种人会成为你生活的五个大坑”。这五种人在心理学上都有对应的心理障碍，但他们有个共同特点，就是都属于“高冲突人格”。

读了那本书以后，我觉得对理解生活中的很多现象，对理解一些认识和不认识的人，都有很大帮助。去年，我买了几本，送给朋友，也送给儿子一本。如果我在人生起步阶段，读过这本书，可能会在人际交往中，避免走不少弯路，在看一些社会现象、政治现象，在看一些名人、看一些政客的时候，可能也会理解的更深入一些。

今年圣诞节，我儿子回家过节，带他女朋友一起来。这是我第一次见到他女朋友，一位很朴实的南卡罗来纳姑娘，一边工作，一边念研究生。她是家里第一代大学生。爹妈都没念过大学，她哥是家里第一个念大学的，她是第二个。这姑娘也喜欢听播客，还喜欢读书，说正在读我送的那本《5 Types of People Who Can Ruin Your Life》。她说对她帮助很大。

这本书的作者，名叫Bill Eddy。市面上讲心理学、讲人际关系的书，可以说书汗牛充栋。在找书看的时候，如果不是经过时间考验的名著，我会先看作者是谁。生活类的书，比如说，实用心理学类的书，我一般不会读那些没有治疗经验的学者的作品。

Bill Eddy这个人，不是那种躲在象牙塔，对着数据模型写论文的学究。读他这本书，尤其是一些章节，感觉就像是在写罗永浩，在写网上和生活中遇到的大大小小的罗永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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伊朗的神棍政权把经济搞得一团糟，货币贬值，物价飞涨，老百姓生活苦不堪言。2025年12月28日，首都德黑兰一处集市发生抗议。抗议活动迅速蔓延到全国。1月8日，伊朗政府在全国断网，开始暴力镇压。一周内，外界估计至少有数千名抗议群众被杀害。

美国、欧洲从政府到民间，舆论大部分支持伊朗民众的抗议，谴责伊朗当局镇压。但美国和欧洲知识界，也有一种声音，虽然不敢直接说支持伊朗当局镇压，但转弯抹角，为镇压背书洗地，背刺抗议的伊朗民众。

我们举个例子。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有位教授，名叫Hamid Dabashi。他在半岛电视台，说伊朗国内的抗议是以色列煽动的，以色列煽动伊朗人抗议，是为了转移人们对加沙种族灭绝的关注。

这种说法的潜台词是：伊朗民众上街抗议神权政府，就等于是支持以色列；如果你支持伊朗民众的抗议，就等于帮以色列掩盖在加沙搞“种族灭绝”。

对于伊朗抗议的民众来说，这是一种极大的羞辱。它把伊朗人当成傻子，等于说他们上街抗议，不是因为日子太苦，不是反抗神权压迫，不是争取自由，而是做以色列的提线木偶。

过去这几十年，一些在西方大学的温室中长大的学者，把反美国、反以色列当成是最高正义。在他们看来，只要伊朗政权是反美反以色列的，压榨一下本国人民，镇压一下本国人民的反抗，都不是大问题。

很多流亡的伊朗人、记者和受害者家属，在社交媒体上对Dabashi这种言论进行了猛烈抨击。有人用家暴打比方。家暴受害者要反抗，要离婚，Dabashi说：“这都是邻居挑拨离间的结果。”

有伊朗人指出，Dabashi说的，跟伊朗政府镇压民众抗议的理由，完全是一个调调。一遇到国内危机，民众抗议，伊朗的神棍政权就说，“这是犹太复国主义的阴谋”。Dabashi做为美国著名大学的教授，实际上是躲在美国大学，为伊朗神权政府的宣传机器背书洗地。

Dabashi这种论调并不新鲜。在美国学术界，有个比他名声更大的教授，叫Eward Said，萨伊德。萨伊德发明了两个概念，一个叫“后殖民主义”，一个叫“东方主义”。他把美国和欧洲极左分子的“反帝反殖”意识形态，用一套概念包装成学术。二战以后，欧美学界时兴赶时髦，不管什么人弄出一堆什么新概念，都有人当成时尚追随。

萨伊德这种学术包装的意识形态垃圾，成了显学。他不满足于在学术界沽名钓誉，而是要为世界指明方向。

1979年，神棍霍梅尼革命成功，成了伊朗最高领袖。萨伊德用他的学术垃圾去迎合霍梅尼的神权政治，说那是被压迫国家反抗西方帝国主义的解放运动。他不但为神权压迫洗地，而且抨击西方媒体妖魔化霍梅尼政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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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我们说一说“斩杀线”（Kill Line）。前段时间，这个词在中文社交媒体上比较火，听着有点魔幻。我不打游戏，但听说过这么个词。在游戏中，对手生命值低到临界点，已经不堪一击，就能被一键击杀。这就是所谓“斩杀线”。

这个词能在中文世界火起来，推手是中国的舆论诈骗机器，就是党国的宣传喉舌。它编造的故事情节，大概是这样的：在美国，那怕你年薪十万、二十万，都是活在斩杀线边缘，一旦失业、生病，出点什么意外，人生就直接清零，妻离子散，流落街头。

昨天早上，看到朋友袁莉在《纽约时报》的专栏文章《中国宣传机器为何炒作美国“斩杀线”》。她是资深媒体人，分析这个现象，说的很透彻：按照党国的宣传逻辑，美国的景象越是惨淡，中国人对当下困境的容忍度就越高。当下中国经济下行，看不到底部，这种宣传的目的很明确，就是为中国老百提供一种情感慰藉，也是转移国外对中国领导人的批评。

换句话说，这次炒作美国斩杀线，是中国舆论诈骗机器，对中国人的一次精准投喂。它斩杀不着不认识中国字的美国人，它斩杀的是中国人，更具体地说，它斩杀的是中国人的智商和判断力。

读了袁莉的文章，我忍不住也想凑个热闹，说说美国的斩杀线和中文媒体的斩杀线炒作。

我们这个年纪的人，对中国宣传机器这类炒作多少有点免疫力。从小到大，见得太多了。英语中有句大俗话：“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你骗我一次，我上当了，是骗子可耻；你骗我两次，我还上当，是我自己脑子有问题。党国宣传机器骗中国老百姓，不只骗一次两次，赶上它勤快的时候，一天就骗好几次。凡是脑筋还没锈住的，对那种舆论诈骗，多少都有点免疫力。所以，要想天天骗，还能得手，就要不断变换花样。

我们小时候，毛主席他老人家的宣传机器，简单粗暴，就是整天喊“社会主义好，东风压倒西风”，世界革命很快烧到西半球，解放水深火热之中的美国人民。我们饿得肚子咕咕叫，听着听着，也信了。要是不信，它肯定让你比饿肚子还难受。

那时候，我五六岁，对毛主席的想象，就是他老人家整天坐在天安门上吃好的，一三五吃白面馍馍，二四六吃肉包子。村民平时吃地瓜面窝窝头，家家户户都一样。只有过年的时候，才吃点肉。邻村有个乞丐，来要饭，到哪家要，要到的饭都一样，没什么油水。有一阵没来，村民猜测，他是不是死了。后来他又出现了，人还好好的，就是出了点事。

前一阵，他出门要饭，到一户人家，家里没人。他看到锅台上，有一碗白花花的东西，以为是肥肉，就三下五除二，吃下去了。谁知道哪不是肥肉，是猪大油。他吃了一碗猪大油，回家上吐下泻，一个礼拜不能吃，不能喝。不能吃饭了，也就不需要出门要饭了。所以，消失了一阵。

那时候，一碗猪大油，在村里都是罕见的奢侈品。但我们老觉着，得去拯救水深火热火中的美国人民。

后来毛主席死了，才知道美国人吃的比我们好，说吃肉就吃肉，不但这顿有吃的，而且吃了这顿还有下顿。更要命的是，家里还有个叫电冰箱的神器，把后天吃的饭都存好了。

再后来，美国大使馆只要开门办公，门前大街上就开始排起长龙，排队的都是要来美国，申请美国签证，跟排队抽奖一样。

改革开放了几十年，普通中国人也有肉吃了，很多城市中产也过上了小康生活。但好日子不太长，就出了个土皇帝，撸起袖子穷折腾，眼看经济开始肚皮朝天，城市中产财富缩水，据说几年就缩水了200万亿人民币。很多人十年、二十年的努力，房价一跌，都成了泡影。那种感觉肯定好不了。这时候，人最需要的是精神鸦片。

有需求，就有供给。党国宣传机器发现，有中文肉喇叭在滴滴答答吹美国斩杀线，就如获至宝，全网推广。各种追流量的民间肉喇叭紧跟，瞬间就炒作起来。不管翻来覆去怎么炒，都是对着墙内觉得日子越来越难过的中国人喊话，翻译成人话，就一句：“你们别抱怨了，偷着乐吧，美国人的日子比你们更难过，一不小心，就流落街头”。

前面我们说那句英文大白话：“Fool me once, shame on you; fool me twice, shame on me”这说的是正常社会的正常人。但中国不是个正常国家，中国社会也不是个正常社会，而是个官方舆论诈骗机器全天候运转的国家。生活在这种国家，很多老百姓，被骗一次，他上当，被骗两次，他还上当，一天骗他好几次，他仍然上当。

美国有没有穷人？当然有，而且还不少。美国有没有从中产返贫的家庭？当然有。下面我们就分别说说各路中文肉喇叭热炒的，斩杀线下的美国穷人和“消失的中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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