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ogin当远方的炮火成了我的梦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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截至目前，放学以后Newsletter专题系列如下：“在世界游荡的女性”系列、“女性解放指南”系列、“女性浪漫，往复信笺”系列、莫不谷游荡口袋书《做一个蓄意的游荡者》系列、“莫胡说”系列”《创作者手册：从播客开始说起》,播客系列和日常更新等。大家好，本期放学以后信号塔由西班牙的霸王花木兰和瑞士的朋友Ruya轮值。此前Ruya给我们投稿了“游荡的十年，是理想的十年”和“在世界游荡的女性19：十日入埃及记，我体会到的割裂感更加真实”，这次是她的第三次来稿。
前段时间她在群里分享了苏黎世声援巴勒斯坦的游行活动，我回复说：“希望战争赶快结束”。她随后的回复让我觉得自己对于这件事情不仅缺乏了解，甚至可以说无知。因为这不仅是军事冲突，而是在权力极不对等下，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民的系统性暴力和压迫。Ruya说，“其实这就是种族灭绝，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的屠杀就是欧洲人对待美洲原住民。以色列完全无视国际战争法，从昨天开始又非法拦截在国际海域上的flotilla，非法拘禁国际志愿者。”
在持续分享相关信息，甚至在瑞士参加线下抗议身体力行表达声援后，有一天她发来这篇文章，因为快要被愤怒的火焰吞没，她决定将怒火化成文字，向这个荒谬虚伪的世界发出抨击。看到她写的这篇文章，我不仅觉得信息量很大，有很多我此前并不了解的背景和信息，需要仔细阅读好好消化，而且为她在苏黎世、伯尔尼上街抗议，遭到催泪弹袭击感到敬佩和忧心，同时为瑞士政府罔顾事实欺骗民众的虚伪做法感到震惊。
非常感谢Ruya创作这篇文章，让包括我在内的更多人有机会了解事实与真相，也很感谢Ruya的发声和行动，因为她已然生活在瑞士，本可以享受平静安宁的生活，但她无法忍受这世界上穆斯林女性还在受苦，无法忍受人生而为人的自由、尊严和安全得不到保障，她的道德良心让她无法不关注远方的炮火和受苦的人们。
这也让我想到放学以后第57期播客《在经济赖行期一起共读：感受微光抵抗石化》，莫不谷和我一起共读的《新千年文学备忘录》里的一段话“蒙塔莱在诗中坦承坚信那看似最易凋谢的事物的永久性，坚信蕴含于最微弱的痕迹中的道德价值：‘那擦亮的微光 / 并非火柴的一闪。’”
我相信Ruya所做的一切，这篇文章里，这个世界上，持续捍卫民主，自由，平等，为之呼喊奔走的人，不仅不是火柴的一闪，而是宛若星辰永远散射光芒。
以下是正文，为了便于理解，有些文字我补充了解释和背景信息。
这两年我一直被以色列对巴勒斯坦的种族灭绝所困扰，每天打开Ins看到铺天盖地的以色列暴行和特朗普、以色列总理内塔亚胡肆意践踏人权的跳梁小丑般言论，都感觉自己整个人被愤怒的火焰吞没。
我对巴勒斯坦和以色列的国土问题来自于很早以前一次我对伴侣说自己想去以色列旅行，他下意识的说，你怎么会想去这么邪恶的国家？在对我简单的科普之后，他很快就忘记了自己所说的话，其中包括以色列对巴勒斯坦人进行的领土主权占领和种族隔离。在以色列对巴勒斯坦进行种族灭绝的第一年里，我常常陷入和我伴侣的争吵，他始终站在西方自由主义的中立视角看待这场完全不平等的“战争”，并且坚称哈马斯是恐怖组织，并用穆斯林女性处于极度不平等的叙事来搪塞我的持续发问。但试想一下，如果一个地区像加沙处于长期被围困的状态（从2007年开始以军就对加沙进行密不透风的封锁一直至今），这个地区可想而知的保守，女性的发声机会就微乎其微，女性就处于更深的压迫中。
尽管如此，未被以色列夷为平地之前的加沙仍然有多所高校，且女性的入学比例也高于男性。我也想知道，一个原本在音乐节中尽情舞蹈，却被惊悚的枪声和随之而来的惊叫声打断而仓惶逃跑的金发碧眼的白人女性，和一个裹着头巾满脸沧桑的跟上万人在灰尘和废墟中一起逃难的穆斯林老妇，哪一个更能让身处现代文明社会的我们产生更深的同情，更放大我们的感同身受？（Ruya注：我还是怎么写都觉得对穆斯林女性不公平。）
我在Ins上看到了苏黎世的女权组织和酷儿组织长期为巴勒斯坦发声，一次又一次的组织社会活动，她们坚定抵制以色列的法西斯政权和用Pinkwashing的政治话术来合理化自己对巴勒斯坦人民的压迫。女权声张的永远都是人权。（霸王花注：Pinkwashing指利用对LGBTQ+友好的形象来掩盖其它人权问题或负面行为的做法）
再回到1948年以前，很多老照片里巴勒斯坦女性和男性一样都只是用头巾裹住头发，那只是因为在田间劳作时对舒适度的考虑。耶路撒冷作为古老的城市，伊斯兰教、基督教、犹太教和平共处了2000年，著名的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就是来自一个耶路撒冷的基督教家庭，《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这本书的作者萨里·努赛贝更是没有宗教信仰。那到底是什么让伊斯兰文明一次又一次的从开放走向保守？我想可能是只是为了对抗西方霸权的另一种极端的意识形态。
我在这两年里接触了几个巴勒斯坦裔女性，她们都个性张扬。我的奶茶店里有个作为巴勒斯坦裔二代移民的常客，她在社交媒体上会发自己戴各色艳丽头巾化着精致妆容恣意张扬的照片，我知道她在瑞士戴上漂亮的头巾是因为自己的民族身份认同，是想被看见，是想向西方的意识形态说不。
上个月我去了苏黎世一家以Antifa闻名的酒吧，在那里看了一场融合了巴勒斯坦传统舞蹈的以反抗为主题的舞台肢体艺术表演，演出的四个人都来自东耶路撒冷，其中一个女孩子只有18岁，在表演结束后她开心的面对大家的提问，大家都被她活泼开朗的样子打动了，组织起那场活动的是一位在瑞士生活多年的女性，她精致优雅，把繁复精美的巴勒斯坦手工围巾披在身上，她在当天邀请到了瑞士无国界医生来讲述在加沙正在发生的种族灭绝，积极号召大家通过购买巴勒斯坦的手工艺品来捐款给无国界医生。（霸王花注：Antifa指Anti-fascist，反对法西斯主义、极右主义和种族主义）
（来自东耶路撒冷舞蹈团演出后的谢场）
在各个国家的flotilla（霸王花注：各国民间组织、人道主义团体组成的“加沙援助船队Gaza flotilla）被以军非法突袭抓捕后，欧洲各国爆发了临时的大规模游行，苏黎世也在第二天晚上聚集了大量的民众，我当天本来打算下班回家吃个饭再去参加游行，结果因为听播客没有听到火车站的广播消息，我回家的那班火车已经换了站台，结果我坐错了车，火车越开越远，一个半小时的直达车把我带到了一个陌生的城市，我又坐了一个半小时的火车赶回苏黎世，到现场时示威游行队伍已经从中心点出发了，我钻到人群里，因为身边都是陌生人而感到有些手足无措，这时一个年长的巴勒斯坦女性注意到了我，也可能看我是仅有的亚洲面孔，她向我伸出了手，让我站到她身后帮她一起拉着抗议条幅，虽然我到最后也没看到上面到底写的是什么。
我们跟着游行队伍在苏黎世最传统的左翼街区穿行，大家一起用法语喊出反法西斯和international solidarity（霸王花注：跨越国界的声援和支持）这样的口号，还有“from river to the see Palestine will be free”（霸王花注：从约旦河到地中海，巴勒斯坦将获得自由），终于把自己愤怒的声音从胸口中吐纳了出来，让它在苏黎世的城市楼宇之间回荡。
苏黎世的wiedikon（霸王花注：苏黎世西南部的一个区域）拥有着最多地道的国外餐厅、咖啡店、小酒吧，和最多的城市嬉皮，混杂着不同肤色的各国移民，也是历史悠久的犹太人聚居区。有些人从窗口伸出头跟着游行队伍一起大喊“free palestine”，高举双臂鼓掌，我还看到了一个年轻的亚洲学生对着游行队伍拍完照之后也加入了进来。事后，我小心翼翼地问那个巴勒斯坦女性为何来到瑞士？她告诉我，她从小就在约旦的难民营长大，之后有了机会去埃及读大学，认识了现在的丈夫跟着他才到了瑞士。我在一个叫We’re Not Kidding with Mehdi & Friends的播客节目中听到一个叫Alana Hadid的巴勒斯坦裔女性电影制作人说，所有海外巴勒斯坦人的命运都是一样的，1948年之后被迫迁移，从一个难民营到另一个难民营，浮萍一样流散，再也不能回到故土，即便那里早已面目全非。
在连无国界医生和Unicef（霸王花注：United Nations International Children’s Emergency Fund，联合国儿童基金会）这样的国际救援组织都一再称以色列在加沙进行种族灭绝之后，我的伴侣才放弃原来的中立立场。一年前我们一起看了一部半岛电视台出的深度调查纪录片《Octorber7》，在全世界为之愤怒的2023年10月7号那天到底发生了什么，纪录片里显示以色列国防安全部门一早就知道哈马斯行动并且一再警告防御，却没有得到以色列军方回应，哈马斯在行动前的每一天都在社交媒体上公开展示自己的训练，而以色列在巴勒斯坦人民居住区所设的摄像头更是数不胜数，更早前《纽约时报》里有一篇时评引用来自以色列谴责内塔亚胡贪腐的调查报告里写道，内塔亚胡长期通过卡塔尔给哈马斯输送现金，以确保哈马斯的军事力量。
再回到2023年10月7日当天，哈马斯只有几个手持步枪的民兵轻而易举的冲破了以色列长期以来一直严防死守的隔离网，录像显示他们带走以色列音乐节中的一些人质，后来又进入以色列一家便利店，之后毫无头绪地在以色列居民区闲逛。而对以色列人民进行无差别杀害的是天上的军用机，摧毁以色列民宅的却是坦克，这些从扔石头反抗儿童成长起来的哈马斯当然不具备。
事情发生后，以军发言人一再向世界说哈马斯如何残忍虐杀儿童妇女，但没有拿出任何证据，拜登接到消息后用惯以的要死不活的声音重复以军的话。后来UN联合国人权调查专家发现死者名单中没有儿童。
这部纪录片《Octorber7》没有被任何西方主流媒体采用，西方各国再一次纵容了以色列的谎言，在巴勒斯坦人民哭泣的面容前一次又一次的调过头。我并没有为此对哈马斯洗白，我对这种穆斯林兄弟会没有好感，更荒诞的是这个被以色列誓死诛杀的组织，竟然又是以色列扶持起来对抗PLO巴解组织的（霸王花注：PLO指Palestine Liberation Organization巴勒斯坦解放组织）。《故国曾在：我的巴勒斯坦人生》这本书里曾写到以色列是如何有预谋地瓦解世俗化的巴解组织，在海外暗杀巴解领导人，暗杀号召和平的巴勒斯坦社会活动家。
让我同样感到疑惑，在西方主流叙事中更加感到摇摆不安的是，最近的以色列和哈马斯双方的人质交换视频中，以色列人质各个衣着光鲜和哈马斯笑着击掌挥手告别，而巴勒斯坦人质各个形容枯槁遍体鳞伤，更何况在以色列仍有超过1000名记录在案的巴勒斯坦儿童被非法关押。
我不明白Holocaust（纳粹大屠杀）作为对犹太人的压迫是众所周知的属于一个时代的压迫，而对于巴勒斯坦77年的压迫一直至今都被以“以巴冲突”被简单地描绘成只属于中东的领土争端问题。我想那个被特朗普公开戏谑的年轻愤怒的女孩Greta面对记者提问时说的“Racist”，这才是最根本的原因。
更让我厌恶和无法抑制愤怒的是，我没有想到在苏黎世这样绿党占多数，最左倾具有进步意识的城市里，人们对于以巴问题这么最基础的对于人类道德底线的认知竟然会有如此巨大的分歧。我朋友的男朋友是做风投的banker，他支持以色列，他非常自信地说，他关注以巴冲突十年了，是巴勒斯坦三次拒绝了两国方案，“There is no fucking solution”，这是他对我朋友说的原话。
在以色列对加沙切断所有人道主义救援，有意图地大规模实施人为饥荒的事实面前，当社交媒体大范围传播人们在枪林弹雨中去抢一袋面粉的视频照片的佐证下，他怎么能如此轻易的说出如此傲慢的话？如果他关注了十年的以巴冲突，为什么还能用conflict这样的词来代替以色列的殖民占领，怎么能对身在西岸的巴勒斯坦人一次又一次忍气吞声的面对以色列settler（非法定居者）的暴力骚扰视而不见？以色列的犹太复国主义有蓄谋的将巴勒斯坦人的居民区分隔成碎片，巴勒斯坦人如果进入以色列每天都要经过以军的check point，被剥夺一切身为人的尊严。
至于那三次的两国方案，哪一次不是建立在不对等条约之上的，巴勒斯坦要求难民有权回归自己的故土，但被以色列驳回，凭什么以色列可以回归两千年前的应许之地，但巴勒斯坦不能回到自己记忆中的土地？巴解组织和以色列达成了奥斯陆协议之后，当时的以色列总理被以色列的右翼刺杀身亡，如果刺杀他的是个巴勒斯坦人恐怕只会被称为”恐怖分子“，协议之后巴勒斯坦被划分成A、B、C三个定居点，只占18%面积的A点是唯一IDF（Israel Defense Forces 以色列国防军）不能进入的定居点，其他全部由以军控制，即使是这可怜的18%还会以特殊军事行动为由被骚扰，肆意逮捕巴勒期坦街上的儿童。时到今日，在以色列管控下的巴勒斯坦人还会期待建国吗？对Ta们来说结束Apartheid（种族隔离），结束非法占领，能拥有和以色列人一样的平等权利更现实。
（霸王花注：奥斯陆协议之后，为了实行有限自治，西岸被划分为 A、B、C 三类区域，A区占比18%，由巴勒斯坦控制，以军原则不得进入，B区占比22%，实行双重管辖，巴勒斯坦管部分事务、以色列管安全，C区占比60%，由以色列完全控制。）
而对于一个可以轻易掌握多方面信息来源的金融精英竟然选择站在法西斯政权的一方我，莫不谷，粽子，霸王花在瑞士意语区的那几天，我的伴侣请了他的一个朋友到家里吃饭，这位曾经就读于ETH（瑞士联邦理工学院）这样顶尖世界级学府的朋友见到我们家阳台外挂着的“free palestine”旗帜，竟然被惊吓到说不出来话，我伴侣试图用事实来说服他，得到的回复竟然是他觉得以色列这样强硬的手段厉害。
这两位在面对中国极权问题上时可以激烈批判的瑞士白人男性，为什么面对以色列态度竟然有如此大的差别呢？因为在他们内心里以色列代表着西方民主，代表着最根深蒂固的白人资产阶级权力。在我不停的用公开的Ins账户转发支持巴勒斯坦，在我一次又一次地去参与示威游行之后，有朋友质问我，苏丹刚果那么多国家都在发生战乱，你为什么偏偏这么关心巴勒斯坦？我关心巴勒斯坦是因为我无法忍受一个强权大国对一个民族77年不间断的霸凌，无法忍受所有民主国家作为共谋，这些欧洲国家对乌克兰表示无力施展更多援助的时候，却向以色列源源不断地输送武器，不断地资金注入。无法忍受在经历二次世界大战、法西斯和纳粹暴政之后来之不易的自由民主精神被如此弃之敝屣。
就在上一个周日，我去伯尔尼参加抗议两年种族灭绝，临去之前瑞士主流媒体都在说游行没有组织者向政府申请，可能会有暴力事件，建议市民不要前往。我们前一天还在意大利，我伴侣的家人都在极力劝阻我。我看到苏黎世的LGBTQ组织和环保组织，共和派组织联合发布帖子号召大家前往，在伯尔尼市政大楼面前抗议，给瑞士政府施压，对以色列进行经济制裁，我决定无论如何一定要去。当初南非能解除种族隔离走向真正的民主，也是因为其他国家纷纷对它进行Sanction（制裁），联合本国黑人不断抗争，不然特权阶级永远不可能主动放弃自己的权力。
那天游行队伍有条不紊的从火车站广场一路用法语喊着反法西斯的口号，唱着国际歌，走向市政广场前，所有商铺都正常运营，市政广场中心位置的路边摊还因此收获了比往日更多的生意，摊主也热情地送出了还烫手的西班牙油条到邻近的游行者手上，当时只听见一个年老的男性声音用扩音器说，游行人群现在散去，不然警察就要出来维护秩序了。前面领头的游行小团体组织大概觉得不能再停在市政楼广场，就摆手让后面的人都跟上，转到左手边那一条街上，但那条街的两侧街道都被全副武装的警察堵死了，再往前走就有催泪弹和水枪径直瞄准了人群，所有人都猝不及防，我听到好多女孩惊叫，哭泣。所有人都靠着彼此往后退，转向另一头的时候又见到一排的警察，早有准备穿着防护服的游行者在前面围成了一道人墙来保护后面的人。黑色烟雾笼罩着伯尔尼阴郁的城市，形成了一场风暴，空气里都是臭氧的味道，我慌忙地把头缩在人和人的身体之间，在催泪弹和情绪被激发的双重作用下抑制不住地哭了，我旁边三个非常年轻的女孩子用很有经验的语气跟我说，“It will be over”，她们都用巴勒斯坦的围巾keffiyeh遮住了半张脸，其中一个女孩在人群慌乱移动的时候一直紧紧拉着我的手，她们一起抱住我跟着一波人群走出了那一条街。
游行人群被分散后，一些带着小孩游行的人离开了，其他人都不愿离开，其中包括很多老年人，有年轻人指着站成一派的警察大骂他们是共犯。没过多久，几个年轻人推着一辆装着扩音器的车从旁边的一条街出来了，一个黑人女孩对着扩音器用法语大喊international solidarity（跨越国界的声援和支持），后面是浩浩荡荡的人群。有几个冲在前面的年轻人向警察扔石头。之后所有的人群都聚集在了火车广场，一直到很晚，警察在这期间也没有离开过，多次使用喷水枪。我第一次亲眼见到，原来喷水枪可以射向那么远的距离，直到人群越战越勇，很多人冲进失控花洒喷射形成的雨林里。
我想到美国Black Lives Matter的游行中很多人被警察暴力抓捕，想到欧洲很多国家动用国家暴力机器来面对巴勒斯坦示威抗议者，没想到延后一天竟然会发生在以全民公决著称的瑞士。
（霸王花注：Black Lives Matter，黑人生命同样重要，起因于2012年佛罗里达州黑人少年特雷冯·马丁被枪杀，凶手被判无罪，引发公众愤怒；2013年，BLM运动在美国兴起，抗议系统性种族歧视和警察暴力。）
第二天，瑞士主流媒体都将此事简单粗暴的定性为极左的暴力事件，瑞士历史上史无前例与警察的暴力冲突，没有提及游行示威民众对政府的公开诉求。我伴侣的家人无法相信瑞士警察在毫无危险目标的情况下使用暴力，一直追问我是否有暴力团体在其中破坏城市建设，是否有人挑衅警察，时时查看新闻看到有人从餐厅拿走椅子纵火焚烧，看到UBS大门玻璃被砸都要向我报告。我坚持跟ta们辩解在反抗过程中可以使用暴力，暴力并不应该被政府垄断，如果正义得不到伸张，就只能付诸暴力，但ta们却一再想让我松口说暴力就是暴力，不应该对暴力表示认同，我只能通过手机里的视频一再确认自己的记忆，我亲眼见到了，是警察如何致使暴力升级。后来我不停的从Ins上关注的左派账号来找到盟友让自己不至于陷入自证的疯狂，这些账户无一例外都在谴责警察，一个作家写下,
“they want your activism to be non-disruptive, they want your protest to have a permit，they want your grief to remain palatable, but causing discomfort is not the same as casuing harm, the comfort have never liberated the oppressed.”
（霸王花注：“他们希望你的行动不要打扰现状；他们希望你的抗议必须经过批准；他们希望你的悲痛“让人容易接受”；但引起不适并不等于造成伤害；那些只追求舒适的人，从未解放过被压迫者。”）
再看到一个叫Babanews的瑞士激进左派独立媒体强烈谴责了瑞士政府和主流媒体之后，我激动地想给这个babanews捐钱。
端传媒有一篇文章提到美国进步主义被驯化，连《纽约时报》这样的传统左派批判性媒体都以正面语气来悼念Charlie Kirk的死，很多左派言论被限制，在华盛顿邮报中嘲讽Charlie Kirk罪有应得的记者被辞退。左派变得越来越温和，而右翼变得越来越激进。
（霸王花注：2025年9月10日，美国右翼政治人物Charlie Kirk查理·柯克在犹他州奥勒姆犹他谷大学举办的公开论坛中被枪击身亡。他是特朗普的亲密盟友，被特朗普称为“真理的殉道者”，主张基督教民族主义、反对堕胎、枪支管制、LGBTQ权益等立场，并曾公开批评《1964年民权法案》和马丁·路德·金。）
John brown，最为反抗两个多世纪的奴隶制的黑人领袖声称，如果政府行不公义之事，那么人们有权拿起武器，最后John Brown被判国罪处以绞刑。但同样后来诞生的白人K3党自称是骑士，却随意进入黑人家里施暴。在历史的进步与退步循环之间，John brown在美国又从左派的进步领袖，变成了现在特朗普这个极其Racist政权鼓吹的极端暴力的形象。
在端传媒另一篇名为《在以色列反戰：正在消失的左翼，不能談的巴勒斯坦》的文章中讲到，以色列年轻一代在对巴勒斯坦人“非人化”和将人格与军事化绑定在一起的教育背景，导致不仅是以色列政权极右，连普通民众都普遍右倾。
“他告诉我：「以色列国内可能有70%的人是那种喊着『把阿拉伯人杀光』的极端犹太复国主义者，大概29%的犹太复国主义自由派，真正的反犹太复国主义左翼只有大约0.5%。在这社会，要是让别人知道你是一个反犹太复国主义者，你就彻底完了。」”
那些近在迟尺的以色列人怎么可能看不到加沙上空燃烧的火光舔舐着黑夜？怎么可能不知道自己国家的settler（非法定居者）们在西岸蚕食着别人的家园？怎么可能看不见冲进巴勒斯坦人开设的店铺肆意毁坏闹事的同胞？怎么可能不知道Ta们生活在两种法律之下，以色列人屠杀巴勒斯坦普通百姓、摧毁Ta们的农田、踏平Ta们的房屋，可以不承受任何法律代价，你能相信吗？但事实就是这样，甚至在西岸的国际救援者也有被IDF以一句误杀被枪击为由而不受到任何国际谴责。可能他们也知道自己正享受着一等公民的待遇，所以他们才会一次又一次的把票投给了内塔亚胡。
这两天因为特朗普推动的停火协议，主流媒体争相报道美国政客站在特拉维夫，巴勒斯坦人民的土地上，踩在巴勒斯坦人民的尸体上，歌颂特朗普和内塔亚胡，以色列民众热泪盈眶的欢庆ta们的人质回归家园。（霸王花注：特拉维夫Tel Aviv是以色列的主要城市，在以色列建国前，这片土地属于巴勒斯坦人。）
与此同时，加沙唯一剩下的两名记者被以色列谋杀，西方的主流媒体没有报道。加沙被以色列断电断网，这两名记者在停火消息公布之后用手电筒照亮了加沙漆黑的夜晚，走过一处处废墟，开心的向大家喊：停火了！停火了！可是他们的开心没能持续到第二天。与此同时，我看到曾经在加沙参与过救援的一个无国界医生转发了以色列的建筑公司的施工车开进了加沙。（直到我修改这篇文章的今天，以色列都没有停火，但官方叙事上已经停火了，国际媒体也已经转移了热点。）
就在今天，所有的西方主流媒体都在转发特朗普和埃及，土耳其，巴基斯坦这些罪状累累的总统站在一起，他们说特朗普值得诺贝尔和平奖，特朗普笑着让以色列总统赫尔佐格赦免总理内塔尼亚胡，内塔亚胡在下面也是摇头晃脑地笑，会议上所有人都在高呼“Bibi Bibi””，所以原谅他什么呢？原谅他收下的雪茄和香槟。（这个国际战犯，靠战争为自己政治生涯续命的总理在以色列国内的罪名是贪污雪茄）
西方主流媒体都将巴勒斯坦和以色列互相交换人质，用极其Racist的西方语术来进行看似客观的报道。Ta们将被哈马斯扣押的以色列人叫“人质（hostages）”，而以色列扣押的巴勒斯坦人被称之为“Prisoner（囚犯）”，连《纽约时报》这样刊登过著名巴勒斯坦裔学者萨义德评论的左派媒体都不例外。
我看到这些让人作呕的新闻，不知道是我疯了，还是这个世界疯了，看到大家都觉得世界在颠倒的评论我才松了一口气，留下评论，“I feel like we are living in a masked theater, fucking illusional.”
加桑·卡纳法尼提醒我们：
“巴勒斯坦事业不仅是巴勒斯坦人的事业，而是全世界每一位革命者的事业，任何地方的革命者都应关注，因为它是我们这个时代被剥削和受压迫大众的事业。
巴勒斯坦是全人类的旗帜。任何放弃这面旗帜的人，都放弃了作为人的最基本底线。”
（写下上述话语的巴勒斯坦裔作家Ghassan Kanafani加桑·卡纳法尼在黎巴嫩被以色列特工暗杀。以搜集情报手段高超著称的以色列，将手伸向各个角落以捻灭巴勒斯坦民主的火苗。）
（Greta被以军羞辱，但没有任何西方主流媒体对此进行报道，瑞典政府没有为自己的公民站出来对以色列进行任何公开谴责，无法想象发生在任何一个非西方阵营的国家，媒体会多么大肆传播。）
（霸王花注：瑞典环保活动家Greta Thunberg在2025年10月初参与了“全球团结船队”Global Sumud Flotilla，该船队旨在突破以色列对加沙的海上封锁并运送人道援助。然而，船队在国际水域被以色列海军拦截，约450名活动人士被拘留，其中包括Greta。在拘留期间，她及其他被拘留者报告遭受了严重的身体和心理虐待，包括上述图片中描述的行为。）
（联合国人权报告指出IDF以色列国防军及以色列安全部队在被占领巴勒斯坦领土（包括加沙、西岸）实施性暴力和性别暴力，并把它们视为method of war的一部分。）
（霸王花注：该图片表明，被释放的 20 个“人质”其实都是以色列的战斗人员（士兵或武装分子），并不是普通平民。这些以色列战斗人员参与了针对巴勒斯坦的严重暴力行为，包括强迫巴勒斯坦人离开家园，人为制造饥荒，种族清洗以及其他违反人道的战争罪行）
（2005年，英国的匿名街头艺术家Banksy在巴勒斯坦西岸的隔离墙留下涂鸦，在2017年成立名叫The Walled Off Hotel“被围起来的酒店”的酒店，酒店窗外风景是以色列设立的隔离墙和Banksy在墙上留下的象征free Palestine的涂鸦。）
另外推荐Guardian今年去以色列采访出的的纪录短片《Along the Green Line》，还有土耳其裔美国活动家Aysenur Ezgi Eygi在巴勒斯坦的活动和经历《Under an Olive Tree》以及荣获2025年奥斯卡最佳纪录片奖的《No Other Land》，记录了以色列军队在西岸地区强行拆除巴勒斯坦村庄的过程。
推荐我今天听的端传媒在Spotify上的播客《圆桌｜人类命运不共同？四位学者的思辨》。还有一本去年出版澳大利亚记者，犹太作家的《The Palestine Laboratory》，讲的是以色列利用占领加沙这个全世界最大的Open air prison（露天监狱）制造军事武器、无人机、高科技监控技术，以反恐为目的给自己的经济利益打广告，形成了一条全球军事技术产业链。
德国作为以色列的盟友国更是通过对以色列大规模贩卖武器直接促进了经济，讽刺的是德国在公众形象中一直塑造对犹太人的guilty driven support（因为历史内疚而产生的道德性支持，特指德国对以色列的长期支持），但近年的右翼政党AfD却一方面试图弱化历史上纳粹的罪行，一方面因为反穆斯林政策对支持巴勒斯坦的游行者暴力相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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