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某些家庭的聚会来说，你能期望的最好结果就是没人喝醉酒并大打出手。人们对特朗普总统和中国领导人习近平上周四和周五的会面就是如此预期的——他们也达到了预期。

特朗普用热情的话语谈及两人“美好的未来”以及中国人将如何购买美国商品，但会晤结束时并未在解决双方贸易分歧方面取得明确进展。结果就像一位东道主兴高采烈地说，“你们大家相处得真好啊，”他的亲戚们则闷闷不乐地悄悄溜走。

既然家庭争执和贸易谈判几乎总是令人失望，那么我们应该问：我们能做得更好吗？

我们认为可以。在我们的理想情景中，特朗普会承认，他的政府可以通过减少借债来帮助纠正全球经济失衡。中国政府则会取消那些导致其企业过度生产的激励措施，同时鼓励本国公民增加消费和进口。美国和中国将达成共识，认为相互依存使双方都更加安全——然后互相拥抱。

然而，要实现这一点，特朗普和习近平需要进行性格移植。更现实地说，任何未来的协议都必须考虑三个事实：第一，中国政府不愿改造其充分补贴的经济模式，正如美国政府不愿将素食主义定为国食一样；第二，美国和中国在任何谈判中都拥有相当大的杠杆；第三，美中双边贸易关系也涉及世界其他国家。

双方的信任度将持续保持低位。美国商会委托撰写的一份近期报告描述了中国如何加倍努力巩固其在全球供应链中的主导地位。在美国谈判代表多年受挫之后，通过共同的接触规则来承诺提供公平竞争环境已毫无意义，因为中国官僚们会再次私下里扭曲规则。而如果你认为特朗普是言而有信之人，那我这里正好有一款加密货币要卖给你。

如果无法就规则达成一致，那么针对结果进行谈判就是丑陋但更务实的替代方案。在某些领域，这可能意味着达成采购协议以帮助克服贸易壁垒；在其他领域则可能意味着许可证审批的交换：中方可以放行一些稀土，而美国政府可以同意出口一些高端芯片。这会显得笨拙、低效，并且极不可能降低贸易赤字，但可能比你来我往的出口管制和关税战升级要好。

美国和中国各自都在寻求武器化其经济主导地位这一事实意味着，任何协议都非常需要设置时限。将如此多的制造业集中在同一个地方虽然可能高效，但也很危险，这一点已不再有争议。宣布一项长期贸易协议可能会向企业传递信号，即双边关系一切正常，那些制造业集群是无风险的。

公平地说，上周两国领导人会面时，并没有假装达成了持久的协议。如果要做得更好，或许意味着正式放弃短时间内达成任何宏大、永久缓和的想法，并确立至少每年重置一次预期的目标。

如果双方都不打算放下拳头，那么任何贸易协议都应试图帮助两国管理各自减少对对方依赖的竞赛——并避免其爆发。可以想象成立一个“负担观察组织”，负责识别供应过于集中于某一国家的情况。就像国际竞争监管机构一样，这个新机构将寻找市场力量集中的实例。一旦识别出此类情况——例如中国对稀土的掌控，另一国就有权采取行动减少该主导地位而不会遭到报复，包括限制进口。

无论如何实施，双方都必须找到防止贸易争端失控螺旋式升级的方法。美国贸易代表贾米森·格里尔提出成立一个“贸易委员会”，通过降低对某些“非敏感”商品的关税来管理与中国的贸易关系。如果该委员会能提供一种比特朗普的社交媒体帖子更具外交性的方式沟通美国的意图，将会有所帮助。格里尔表示，他计划就哪些产品应被视为非敏感且可相对自由交易的问题征求公众意见。

但如果目标是阻止任何一方危险地依赖对方，如此侧重于中美之间的直接交换则有可能将问题进一步推回供应链上游，因为货物会通过其他国家转道。美国可以尝试独自行动，阻止含有关键中国组件的产品从其他地方抵达。但如果史蒂夫叔叔在家庭聚会上扔了一个盘子以求自保，布伦达阿姨可能就会扔回一个碗。中国人最近警告他们会这样做，他们发布了一项命令，威胁如果其他国家采取行动惩罚其供应商，他们将进行报复。

特朗普大概希望从中国之行中宣布更多成果。他没能如愿，这反映了中国对自己实力的认知。熬过一次特别艰难的家庭聚会可能意味着咬紧牙关坚持下去。但至少尝试谈一谈似乎比独自生闷气更有建设性——当然也比打架更有建设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