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一些中国公司在没有摄像机、没有剧组、也没有真人演员的情况下，正以每分钟30美元（约合人民币200元）的成本成批生产这类剧集。

这得益于人工智能。

这一热潮受到了AI视频工具广泛普及和能力日益增强的推动，其中包括TikTok的中国母公司于2月份发布的Seedance 2.0。影视制作公司一直在测试这些模型的能力，创作了中国武士激战、末日世界或田园乡村河流等实验性片段。

根据中国法律，AI生成的微短剧需要贴上相应标签，这些剧集大多引不起太多关注。但在一个公众普遍对AI持有比西方更乐观的态度的国家，一些片段已经斩获了数亿次的播放量。据中国官方媒体报道，在超过140亿美元的微短剧整体市场中，今年中国AI微短剧的市场价值预计将超过30亿美元。

但近期，这一激增势头也在中国引发了强烈抗议。演员们表示他们的工作机会已经枯竭。许多名人和普通人在发现自己的肖像被用于AI生成的微短剧后，纷纷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此后，字节跳动已对在Seedance中使用真人面孔做出了限制。）

我们采访了中国娱乐行业的几位业内人士，听他们讲述了AI如何改变了他们的生活。

2024年搬到中国东部的重要影视基地横店时，李焦尔（音）只能在微短剧中出演一些小角色。尽管如此，他依然兴奋不已。在经历多年在各类不相干的工作中辗转后，他终于开始追逐自己的演员梦。

随着时间的推移，他开始能分到几句台词，通常是喜剧角色。有时，人们在公共场合还能认出他来。

但他说，近几个月来，角色彻底消失了。人们分享工作机会的微信群也安静了下来。

“什么都没有了，”他说。“就像原本在下雨，然后突然雨就停了。”

他表示，这一滑坡部分原因是由于一个大型流媒体平台提高了其采购标准。但他认为，围绕AI的炒作是另一个原因。

最近，在一家大型流媒体网站宣布建立了一个包含100多名演员的数据库后，对演员被AI取代的担忧愈演愈烈，该数据库中的演员肖像可用于未来的AI影视制作。虽然该平台将此举描述为减轻演员工作量的一种方式，但许多网络评论人士表示，这只会加速失业。

李先生表示，他并不反对在娱乐业中使用AI，但认为该行业应用它的方式不对。

“他们现在还只是在模仿人类，或者试图让东西看起来更像人，”他说。“他们应该努力释放更多的想象力，走一条更不寻常的路线。”

他继续说道：“毕竟，我们人类最根本的价值就在于我们的想象能力。”

王玉顺（音）深知预算在电影制作中的重要性。在成为一名微短剧导演之前，他曾拍摄过电视剧和独立电影，并且亲眼目睹过自己付出了数月甚至数年心血的项目因投资人临阵退缩而夭折。他转向这种较短形式（微短剧每集通常只有一两分钟长）的部分原因就是为了能够快速获得回报。

尽管如此，当几年前AI工具刚开始流行时，他对它们的质量仍然持怀疑态度，即使他看到了这些工具如何能帮他省钱。他说，他当时主要用它们来制作“情绪板”。

但在去年夏天，他改变了主意。当他让一个AI工具生成一个“骏马冲进战壕营救将军”的场景时，结果比他预期甚至要求的还要详细得多，包括马撞向敌方士兵、士兵倒地以及将军疾驰而去的画面。

“我当时心想，‘哇，这项技术可能真的能够取代一些难度更大或成本更高的场景，’”他回忆道。

从那时起，他开始在视觉特效中广泛采用AI，并创办了一家除拍摄真人演员外，还制作AI微短剧的公司。

不过，王先生对该行业迅速转向AI也有所担忧。由于对真人内容的需求急剧下降，他不得不解雇了从事真人影视制作的员工。他说，转向AI更多的是一种被迫的选择，而不是一种自愿的决定。

他希望制作将AI与真人实景相结合的项目。他正在筹备一个项目，他说这个项目类似于《精灵鼠小弟》，也就是那部让一只动画老鼠与真人演员共同出镜的电影。

“如果我们既能感受到真人表演的温度，又能看到AI技术的威力，我认为那就太棒了，”他说。

两年前，当侯小虎（音）创办一家利用AI制作视频的公司时，这项技术还只够用来制作企业宣传片。但去年，随着AI视频工具的改进以及微短剧需求的爆发式增长，他转变了业务重心。

侯先生现在拥有大约十几名员工，分为从事类似于传统编剧和导演的创意工作组，以及生成AI镜头的技术工作组。他的公司专注于包含传统叙事的故事，例如民间的海神或神僧的故事。

侯先生的一些创意员工拥有电影制作背景，但另一些人则纯粹是“对AI着迷的人”，他说。

“这项工作并不完全等同于传统的编剧。其中一部分需要将其翻译成AI能够理解的语言，”他说。“没有传统导演或编剧背景的人，实际上可能更擅长这件事。”

制作一部100分钟的动画系列剧大约需要一个月时间和三名员工。而写实风格的剧集则需要五个人左右，因为要创造出足够精细的图像需要耗费更多的劳动力。

近几个月来，行业竞争变得更加激烈。但侯先生预测，随着观众对质量要求的提高，许多最廉价的制作将会逐渐淡出。

他还表示，自己并不担心公众对AI生成微短剧的抵触情绪。他说，随着政府监管的加强，不当使用他人肖像的现象将会减少。

他还表示，人们也会逐渐找到适应失业痛苦的方法。在因裁员被迫离职并转向AI电影制作之前，他自己曾在北京的大型科技公司工作过。

“对就业的影响——肯定会有影响，”侯先生说。“但对于个人来说，你能做什么呢？你只能拥抱这个新时代，并思考如何去适应它。”

2005年小布什访华期间，这位热衷山地自行车运动的美国总统与中国国家队成员一起骑行。

中国现任领导人习近平2015年访美时，在华盛顿州塔科马市收到了当地高中生赠送的橄榄球球衣，并承诺推动两国之间更多的旅游往来。

而在本周习近平主席与特朗普总统于北京举行的峰会上，似乎不会再出现这种双边友好气氛的展示。

这反映出当前美中关系的一个严峻现实：随着地缘政治和经济紧张局势加剧，两国的软性纽带如今也已削弱。以往尽管存在其他争端，这种纽带仍得以维持。特朗普与习近平预计将就贸易、台湾及伊朗战争等棘手议题展开磋商。

几十年来，两国领导人与普通民众之间展现友好关系的场景一直是高层双边会晤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些场景固然经过精心编排，但也确实反映了双方真实存在的联系。每年都有数十万学生往返于美中两国间。美国运动员和音乐家赴中国演出时经常受到民众的热烈欢迎。中美科学家也曾密切合作，在清洁能源、粒子物理和癌症研究领域推动重大突破。

但如今，两国间的学生交流规模正在萎缩。外国演艺人员的演出会被中国当局突然取消。由于两国政府对分享敏感研究的担忧，科学合作也已日趋冷淡。

如今，在中国的美国学生不到2000人，根据华盛顿的非营利组织中美教育基金的数据，2019年这一数字曾达到1.1万人。在北京大学附近——这所高校坐落于昔日美国传教士创办的大学旧址之上——那些曾是美国学生聚集地的酒吧如今的顾客已几乎清一色是中国人。

“北大没有美国人扎堆的地方了，”来自马萨诸塞州、就读国际关系硕士专业的26岁学生多梅尼克·卡图雷洛说，“因为我们人数实在太少了。”

中国学生赴美就读的人数同样在下滑。多年来，中国一直是美国国际学生的最大来源国。但如今，签证被拒和反华情绪的阴影令许多有意赴美的中国学生望而却步。2023至2024学年，印度已超越中国，跃升为国际学生的第一大来源国。

卡图雷洛说，他在美国国内也遭遇质疑。一位熟人问他，为何要去“敌国”求学。

但卡图雷洛表示，他在中国从未因为国籍而受到恶劣对待。他补充说，能听到中国人对国际关系的看法是非常宝贵的，尤其是在美中战略竞争的背景下。

“如果我们主动对另一个国家的现实视而不见，那作为一个国家无异于自己害自己，”他说。

其他形式的文化交流同样受到冲击。费城交响乐团1973年首次赴京演出，成为共产党掌权后的中国登台亮相的第一个美国乐团，此后又先后15次访华，包括去年派出了一个小型代表团。但乐团总裁瑞恩·弗勒坦言，若非有如此深厚的历史渊源，在今天组织这样的访问演出将“极其困难”。

“在当下的特殊氛围下，如果你原本没有一扇已经打开的门，那就很难打开一扇新的门，”他说。

美国政府对文化交流的支持也有所减弱。即使在拜登总统任内美中关系跌至可能数十年来的最低点时，拜登政府仍强调文化外交，包括支持费城交响乐团访华。但特朗普政府威胁撤销中国学生的签证，并大幅削减了对国际交流项目的资助。

不过，近期也出现了一些文化交流回暖的迹象。民调显示，美国公众对中国的看法有所改善，尽管整体上仍偏负面。年轻美国人对中国的看法更加积极，部分原因在于社交媒体上大量突出中国经济发展成果的内容。

中国方面也向众多外国游客放宽了签证要求。上个月，中国政府邀请美国运动员赴北京出席纪念“乒乓外交”55周年的活动。“乒乓外交”指的是美国乒乓球队在尼克松与毛泽东恢复两国外交关系之前访问中国的历史事件。

在北京的美国大使馆外，申请赴美留学和旅游签证的中国人依然排着长队。

但即便是这些申请者，对美国的看法也可能多了几分警惕。南京的签证顾问薛军（音）表示，如今他的许多客户申请赴美，更多是出于逃离中国经济下行压力的考虑，而不是因为对美国抱有好感。

“大家对于美国没有像90年代或者是前几年那段时间那么神话或者是迷恋，”薛军说，“我不觉得它会是一个上升的趋势。”

鼓乐队抵达集会现场时已有些迟了，成员们穿着鲜红色的服装跳下一辆面包车。其他参与者已经在附近音箱播放的音乐声中跳舞，或高呼着他们支持的候选人的名字。

这场面具备了热闹选举竞选的所有特征。但这些人在1月的一个冬日清晨聚集在距离北京西北方向约两小时车程处，并不是来支持政治候选人的。他们是为了自己的业主委员会。

在美国，业主委员时常为人诟病，它们会规定业主可以在哪里停车，或圣诞彩灯可以挂多久。但对于这些中国业主来说，他们的组织已成为一场小规模的草根组织实验，旨在赢得对他们的封闭式小区“拉斐水岸”的控制权。

在中国，即使是围绕物业管理这样平凡的事情进行组织也存在风险，因为集体行动受到严密监控。警察和保安站在附近密切注视着。在某个时刻，警方带走了一名业主。

业主们已经签署请愿书、走访邻居、起草章程，并为该组织领导层举行了选举。通过集会和抗议，他们试图挑战他们眼中对自己权利的侵犯。

“法律赋予业主当家，”一面旗帜上的标语这样写道。

业主们最初的目标其实并不具有政治色彩。他们对管理着约2000栋房屋的物业公司感到不满，因为在一连串入室盗窃案后，该公司在改善安保方面几乎无所作为。

但当业主们试图聘请另一家物业公司时，由开发商运营的原物业公司拒绝离开。向当地政府寻求帮助的呼声也大多遭到了拒绝。

成员们的决心反而变得更加坚定。1月集会当天，当他们再次试图将旧公司赶走时，数十人赶在日出前从北京驱车前往。（这些通常富有的业主中，许多是将在该小区的房子当做别墅使用。）

76岁的柳信中（音）就是其中之一。作为一家国企的退休高管，柳先生说他最初加入该组织是为了保护自己的房产价值，并且钦佩其他业主的满腔热情。

“我参与到里边呢，我又觉得对他们不守法有点憎恨，”戴着绒线帽、拿着保温杯御寒的他说。

这些业主的抗争是一个例子，展示了尽管政府试图扑灭独立的组织活动，但仍有一些中国人在努力维护自己的权益。

近年来，中国各地纷纷成立了新的业主委员会，尤其是在新冠疫情之后，当时地方政府将许多城镇居民长期封控在社区内。突然间，许多居民意识到了掌控自己住所的重要性。

2021年夏天，拉斐水岸（一个模仿法国庄园风格的高档社区）的生活还很宁静。业主们在塞纳河餐厅用餐，漫步经过一座拿破仑金像。

随后在当年9月，15户住宅遭入室盗窃。当业主们要求负责安保的物业管理公司承担责任时，他们发现小区内的许多监控摄像头根本无法工作。

大约十几位业主建立了一个聊天群来讨论对策。他们认为需要成立一个业主委员会。

“你一个人力量是微弱的，集体力量是庞大的，”早期参与讨论的73岁退休金融工作者詹规（音）说道。

业主委员会在中国是一个相对较新的现象。在执政的共产党于1990年代开始允许私有财产所有权后，业主与开发商之间的纠纷增多，业主们开始联合起来。政府于2003年正式认可了此类组织，赋予它们选举领导人并对社区事务作出决定的权利。

乔仕彤表示，对于一些中国人来说，业主组织是他们初次接触自治管理。“许多中国人并不熟悉民主实践：坐下来，交谈，协商并投票。”

在拉斐水岸，业主们迅速行动起来。

他们收集签名支持成立业主委员会。退休高管柳先生在社交媒体上发布视频以激发热情。13名候选人竞选七个委员会席位，他们承诺改善垃圾处理并提高管理费的财务透明度。

退休金融工作者詹女士没有参选，但每天花费数小时协调居民群聊，处理各种问题和投诉——关于从未兑现的游泳池、从未修复的脱落墙面，以及冬天经常爆裂的管道。

“我们养老的血汗钱都在这儿，”她说。

最终，超过1600名业主投票支持成立业主委员会。

起初，拉斐水岸所在的官厅镇官员拒绝接受该委员会的注册。他们最终勉强同意，但后来又试图撤销其资格，指责该组织试图进行过于独立的运作。

2023年，一些业主前往县政府办公室抗议干预行为。包括柳先生在内的几人被警察拘留，被指控扰乱公共秩序。

柳先生说他被扣押了六个小时。他说，警察称抗议非法，并施压让他指责业主委员会。他坚称业主们是自愿行动的，最终被释放。

在中国，许多地方政府与房地产开发商关系密切，通过向后者出让土地获取收入。拉斐水岸业主委员会在其社交媒体页面上指责政府与开发商勾结。

《纽约时报》无法独立核实这些指控。

镇政府曾表示支持业主的自治权。“但仍有必要重申，保护业主的自治权利不代表放任自流，”它在致该委员会的一封信中写道。

物业管理公司利鸿公司附和了政府的说法，称该委员会的运作不合法。它还起诉了那些作为抗议手段而拒绝支付物业管理费的居民。

这种压力可能会阻吓其他人，但拉斐水岸的业主们有一些优势：时间和金钱。

许多人是退休官员、教授和高管。他们聘请了律师并组织休闲活动以提振士气，其中一次活动中他们唱卡拉OK并起草了给当地法院的信。

他们也很有政治头脑。他们知道必须突出官方的不当行为，同时看起来不能挑战政府。

位于一名成员家中的业主委员会总部的墙上张贴着宣示效忠政府的标语。该组织致当局的信函中引用了党关于基层治理的口号。

“说来说去就是要保持常识，你要开放，然后呢去发现什么地方不公正，，”另一位业主、64岁的退休官员贺树忠（音）说。“然后就是利用现有的这种体制的可用的地方。”

尽管如此，一些成员已变得不耐烦。贺先生说，他曾与那些希望直接批评政府官员的业主发生过争执。

1月集会当天清晨，贺先生和退休高管柳先生一起从北京驱车前往。原有的物业公司合同即将到期，业主们打算尝试引入他们心仪公司的员工，即使没有开发商的同意。

在车里，两人讨论了成功的定义。他们应该要求开发商的公司彻底撤离吗？还是说让新公司进入小区就足够了？

当柳先生驾驶着他的梅赛德斯-奔驰在高速公路上行驶时，他暗示一场觉醒正在发生。

“大家已经意识到了，这不是简单的一个物业问题了，”他说。

日出后不久，柳先生和贺先生与约50名其他业主在拉斐水岸的大门口汇合。

委员会负责人卫肖扬（音）审议了议程：她和其他几名业主将与当地官员和物业公司领导会面，其他人则在广场上集会。

但官员和公司代表并没有露面。保安试图撕毁业主的横幅。

业主们毫不畏惧，挥舞着中国国旗，高唱爱国歌曲。

几个人设法把他们选择的物业公司——瑞赢物业的员工带进了小区。人群欢呼起来。

“热烈地欢迎瑞赢物业公司！”他们高呼。

几名官员最终到达，尽管物业公司仍拒绝露面。他们与业主在一间会议室里谈了几个小时。

天黑后，他们出来时，卫女士宣布官员已同意要求开发商的物业公司离开，尽管官员声称他们无法强制执行。（卫女士拒绝接受采访。）

对一些业主来说，这听起来像是又一张空头支票。退休官员贺先生则更乐观一些。

他说，整个经历是一场他从未预料到的社区动员实验。他很高兴这件事能继续下去。

“因为这真的是太珍贵了，”他说，并补充道，“我是希望就是慢慢的发酵，如果很快就完了，（就）不好玩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