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业集团已经有了个雏型，但实力不够强大，我希望它继续发展。拟议中1989年，在海口市兴建海南新闻大厦。如果没有六四事件和其他政治因素的干扰，我相信我的构想三年内能够成真。
遗憾的是，政治干扰无处不在，让人无法抵挡。创刊不久的《大特区》杂志，因刊登了苏晓康的《乌托邦祭》和严家祺、王军涛讨论政治改革的文章，遭到了上级宣传部门的批评，六四后，《大特区》杂志不得不停刊。而《海南特区报》因开设介绍台湾解严、开放党禁报禁和十大经济建设工程的版面，几乎遭停刊整顿。我邀请中国大陆经典电视连续剧《红楼梦》编剧组组长、著名中年红学家周雷先生担任 “海南国际影业公司” 的经理，着手拍摄根据我国古典名著《金瓶梅》改编的电视连续剧，遭中央文化部通报，使电视剧《金瓶梅》胎死腹中。
还有一些干扰来自旧的体制。我制定1989年《海南日报》报业集团盈利一千五百万人民币的目标，引起海南省财政厅长刘桂苏的注意，她约我见面。刘桂苏是一位很厉害的女厅长，曾担任中央财政部副司长，据说是财政部长王炳干的亲信。她让我像过去一样，将《海南日报》的盈利全部上缴，报社的支出先作预算，由财政厅审核批准拨款，回到“统支统收” 的老路上去。我和刘桂苏激烈争吵，我说：今后我不要国家一分钱，但《海南日报》赚的钱，你休想拿走一分一厘！不久，省政府审计署进驻报社查账，查不出违纪账目。我接着与财政厅长打官司，官司打到梁湘省长面前，最后，以我答应不享受税收优惠待遇，每年如数上缴税款不上缴利润而告终。
在此顺便讲两件《海南日报》与邓小平的轶事，与新闻改革有关，也无关。
一是报纸的“零错字”是不可能永远保持的记录。终于有一天，一个错字，使我距手铐、监狱咫尺之遥。那是1989年5月的一天，报社收到新华社发出的《邓小平文选》出版的电讯，照登头版头条大字标题。淩晨四点，报纸开印，我回宿舍休息，突然接到印刷厂打来的电话，说今日头条标题的副题，将“邓小平”写成“邓小子”。我吓出一身冷汗，立即下令停机，衣服没穿好就往印刷厂跑。见已印好的头一批报纸正由邮局的送报专车送往离海口最远的城市三亚途中，另一批送省委、省政府供书记、常委、正副省长们阅读的报纸，已经送达两个机关的收发室。我急令报社出动所有车辆，把这些印错的报纸全数追回，立即销毁。我经历过文化大革命，知道这事如果发生在文革，我会立即被逮捕入狱；如今虽然文革过去，但文革遗风犹在。我幸运的保住了自己，也保住了所有当事人。
如果“邓小子”那天的报纸未能收回，我被撤职、开除党籍，甚至关进监狱的时间，应是89年5月，而不是6月。
另一件事就是《海南日报》的报头。原报头为刘少奇题写，字体纤弱，我决心换掉这个报头。首先想到的是请赵紫阳题写，我请许士杰向赵紫阳转达我的请求，但赵紫阳拒绝了，说他从来不为任何人、任何单位、任何事情题字。我接着想到邓小平。当时刚好邓小平的长子邓朴方在海南，我不认识邓朴方，就请与邓朴方熟悉的一位朋友转达我的要求。我要报社经理买来最好的宣纸、徽墨和湖笔，请朋友转交给邓朴方带回北京。88年5月12日，海南省委收到中央办公厅寄来的邓小平为《海南日报》题写的报头，并附带指示：“请不要发消息，不要登报宣扬。”5月20日，《海南日报》启用新报头。那一天，必须大肆庆祝，但却不能违背中央办公厅的指示。我动了动脑筋：在当天报纸的头版头条位置刊发邓小平阅读报纸的大幅照片，并发表社论《前进!海南人民》，社论写道：“本报作为中共海南省委的机关报，同样受到党中央的关怀，特别是得到了邓小平同志的直接关怀。”读者完全看懂了我所讲述的版面语言，纷纷来电、来信向《海南日报》表达衷心祝贺。
不过，请邓小平为《海南日报》题写报头，却是我在《海南日报》任职期间犯下的最不可饶恕的错误：一年后，六四屠杀发生，邓小平成为双手沾满北京学生和市民的鲜血、人神共愤、举世声讨的刽子手。刽子手为《海南日报》题写的报头，将每天出现在《海南日报》的顶端，无疑是《海南日报》的耻大。是我将这一耻辱加诸于《海南日报》，我为此痛悔终生。
由此我想到，中共的省级以上党报的报头，绝大多数由中共党魁题写：毛泽东再世时，为《人民日报》等几乎所有党报提写了报头；毛泽东死后，热衷于为党报题写报头的是邓小平，除《海南日报》，还有《经济日报》等报刊。由党魁为报刊题写报头，是一党专政下中国大陆报界的独特现象，台湾、香港、新加坡等华人社会不曾有此等怪事。我毫不怀疑，中国终将结束一党专政，中共将与德国的纳粹党一样成为非法组织，毛泽东、邓小平等将成为历史垃圾。到那时，采用中共党魁题写报头的报刊，将如何自处？其实，在中国，也有不采用党魁提写报头的报刊，如北京的《光明日报》、上海的《文汇报》。我本可以像这两家报纸一样，选择集名人书法为报头，但我没有这样做。可见一个人，只要在中共一党专政体制下，要摆脱中共的思维，是一件多么不容易的事。
1989年六四事件发生，我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全国治理整顿，我的新闻改革的、私人办报的抱负以及海南报业集团的构想随之破灭。我倍感懊丧和痛苦，不仅为自己的际遇，更为自己倾注了大量心血的事业一夕间化为乌有。
（十一）
海南建省以来，那里的政坛，你方唱罢我登场，各色人等来去匆匆。值得一谈的只有两位，一位是第一任省长梁湘，一位是第一任省委书记许士杰。梁湘是中国改革开放的一面旗帜，是一位悲剧英雄，他死于89六四后；许士杰是在改革开放中沉浮的政客。1990年6月，许士杰被免去海南省委书记、省人大主任一职，距离梁湘被免去海南省长职务不到一年时间。1991年7月27日，许士杰因罹患胃癌在广州逝世。
我认识许士杰，较梁湘为早。1974年，我担任广东人民广播电台驻肇庆地区记者，许士杰是中共肇庆地委书记。那时的许士杰，单身赴任，一个人住在办公室后面的宿舍里。他思想偏于保守，工作缺少魄力和创造性，属于做不出大成绩，也犯不了大错误的那类干部。
1981年，他调任中共广州市委书记，保守作风依旧。他思想发生突变，是在参加访问团，到美国转了一圈之后，回到广州，便判若两人，大力倡导改革开放。广州市兴办中外合资企业，引进外资改造老企业，创办黄埔开发区，允许个体户经营饮食、服务业，便是在他任上发展起来的。他声誉日隆，广州《南风窗》杂志评选“公仆”，他被评为“十大公仆”第一名。
有一次他坐飞机从重庆回广州，空姐不知道他是广州市委书记，服务态度恶劣。他以普通乘客的身份写了一篇批评稿，登在《羊城晚报》上，此稿被《人民日报》转载，引发全国轰动。
许士杰还是一位诗人，出过两本旧体诗集，1988年第二本诗集出版后成为全国作家协会会员。他的诗，虽算不上上乘之作，却也入流。书记兼诗人，是他与泛泛中共官员相比，又一个与众不同之处。
公仆也罢，诗人也罢，但我觉得他为人缺少人情味。一位在肇庆跟随他多年的秘书，调广州市工作，妻子无单位接受，孩子入不了学，没有房子住，找他帮忙解决，举手之劳，他却不予理会。89六四后，他对赵紫阳、梁湘，以及在处理《海南日报》的问题上，做了味良心的事，更使人对他的好印象荡然无存。
许士杰与赵紫阳的关系比梁湘与赵紫阳的关系更深。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他就是赵紫阳在广东任省委书记时器重的干部。1987年，他退居二线，任广东省顾问委员会副主任，仕途走到了尽头，是赵紫阳重新启用他，授命任海南建省筹备组组长，然后出任中共海南省委书记，进入中央委员会。
在海南工作期间，他常常以和赵紫阳的关系之深而自诩。我作为中共海南省委机关报《海南日报》总编辑，列席省委常委会议，不时听他对常委们说：赵紫阳如何如何对他亲口指示，他与赵紫阳如何如何畅谈了几个小时，等等。有一条，我倒是知道，赵紫阳曾嘱咐他，作为省委书记，要少干预省政府的事务，要支持省长梁湘的工作，他却从未对人说起。
在海南和在肇庆时一样，他仍给人以作风朴实的印象。他经常脚穿运动鞋，轻车简从，到乡下调研。每到一地发表一通讲话，或者写几首小诗，登在《海南日报》上，也不失有改革、开放的精辟之言。
许士杰为官大体清廉，但也并非一尘不染。他儿子所办的珠江实业公司在海口市黄金地段批得一大块地皮。他到海南后出的第二本诗集，由《海南日报》派出一位国学造诣深厚的编辑帮他润色整理，出版过程的一切费用，全由《海南日报》报销。当然，这与六四前后他政治上的表现比较，算是小事一桩了。
六四后，许士杰对梁湘落井下石，心狠手辣。他第一个向中央揭发梁湘的问题。在学运期间，以省政府名义发出的电报，敦促中央与学生对话，他是同意的，电文经他修改，事后他把责任全部推给梁湘。梁湘被撤职后，他在全国人大记者会上宣布，梁湘的严重经济问题涉及数以百万元，将有详细案情公布，但人们始终没等到他公布梁湘经济犯罪的事实。
而对一直提携、重用他的老领导赵紫阳，许士杰也换了一幅嘴脸。六四镇压一发生，中共海南省委便致电中共中央，支持武力平息“反革命暴乱”，谴责赵紫阳分裂党、支持动乱，海南是率先表态的几个省份之一。在特别召开的省委常委会上，许士杰说：“我虽然与赵紫阳熟悉，但与他只是工作关系。我不了解赵紫阳，没想到他分裂党、反对邓小平同志。”这番话听得人目瞪口呆，谁能想得到，这话是从一向夸耀与赵紫阳关系不一般的许士杰口中说出。大难临头，许士杰的表现与同是赵紫阳老部下的广东省委书记林若天壤之别：六四后广东省委常委中有人吓破了胆，急忙要向中央表态与赵紫阳划清界限，林若怒斥道：“你们这是干什么？船还没沉，就想逃命！”
六四后，许士杰急于改换门庭，投靠江泽民、李鹏，虽百般表态效忠，也未能获得接纳，因为他脑门上的“赵”字烙印太深，想消除谈何容易。他恐慌、烦躁、备受精神折磨，这也许是他抑郁成疾，导致罹患癌症的原因之一。
在中共的官场上，许士杰并非忠厚善良，也非大奸大恶之辈。遭遇六四，他本可与梁湘一样，挺直腰杆，成为悲剧英雄，留清名于后世。但他人格低下，左右不逢源，出卖自己却卖不出好价钱，最终成了不足为训的人物。由此，我只能叹息一声：哀哉，许士杰！
与许士杰相比，梁湘遭受更深的人生劫难，但他不屈不挠，堪称一条汉子。
六四以后，李鹏一伙保守势力，在中共党内改革派与保守派的斗争中取得了压倒性胜利，他们趁势在党内整肃异己。赵紫阳遭软禁，许多追随紫阳的党内改革者，也都关押的关押，罢官的罢官，其中官阶和知名度最高、遭受最残暴对待的，除了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秘书鲍彤外，便是梁湘了。梁湘先后被撤销党内外一切职务，被撤销全国人大代表资格，不准党员重新登记，至今也未予平反。
香港《动向》杂志曾刊登一篇对梁湘胞弟梁文森的访谈。梁文森说：梁湘自89年六四后直到98年12月13日逝世，近十年间一直沉默，临终时留下了一份致中共中央的《申诉遗嘱》，强烈要求撤销所谓“梁湘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以权谋私错误”的政治诬陷。
梁湘在深圳和海南致力的改革与开放的实践，是赵紫阳在1980年代所设计和推动的中国改革开放事业最重要部分。如果说梁湘有罪，那么梁湘在中共党内保守派眼里，犯的是“改革开放罪”。六四后，李鹏、江泽民一伙急不可耐地向以赵紫阳为首的改革派反攻倒算，扼杀改革开放，必须首先打倒梁湘这位改革、开放的先锋。六四事件的发生，终于给了他们机会。
梁湘被整肃，还有另外的原因。六四前，梁湘曾以省政府的名义致电中央，要求中央领导尽快与学生对话，电文中表达了支持赵紫阳“在民主与法制的轨道上解决问题”的立场。六四后，赵紫阳遭软禁，赵紫阳的一些部下争相与赵划清界线，避之唯恐不及，而梁湘却两次打电话给赵紫阳，一次是关心赵的身体状况，一次是谈及赵在海南工作的儿子赵二军的情况。两次通话，都被国安部录了音，成为铁证。
中共党内斗争，整人的花招层出不穷，到了李鹏一伙整梁湘，又有新的发明：就是政治问题作为经济问题处理。他们懂得，如果以政治罪名打倒梁湘，他们掌握的证据，摆不倒桌面上来，只能导致人们对梁湘的同情。于是，他们便将梁湘定性为经济问题，派出中央工作组，分赴深圳、海南、梁湘的家乡广东开平，和梁湘早年工作过的地方韶关、广州，刨地三尺，搜集有关梁湘经济问题的证据。中央工作组辛辛苦苦三、四个月，几乎一无所获。但他们仍然决定把得到的零零碎碎的材料加以夸大、歪曲，罗织梁湘的罪名。
1989年9月，公开发布的《中共中央关于撤销梁湘党内外一切职务的决定》，指称梁湘的经济问题是：纵容妻子倒卖房产，纵容儿子走私黄金，动用公款请客吃饭，接受港商的贿赂。接着便有海南省委书记许士杰，1990年4月在全国人大会议的记者会上，指称梁湘经济问题涉及的款项，不止几万、几十万，而是数以百万计，既将公布云云。
所谓纵容妻子倒卖房产，其实是梁湘的妻子邝辉军退休后，与友人合办一间公司，在海口市购买了一幢小楼，作为公司办公之用。后来公司办不下去，将小楼卖掉，适逢海口市房地产升值，卖了个好价钱。梁湘对此事并不知道更未插手。
所谓纵容儿子走私黄金，其实是海南中国银行决定将一批黄金打制成首饰出售，托梁湘的儿子梁明任职副总经理的香港深业公司办理。梁明受托将黄金带到香港，全部过程都循合法途径，并且梁明并未收取任何报酬。
所谓动用公款请客吃饭，其实是梁湘与妻子设家宴招待一位友人，怕厨艺不精，家宴临时改在海口金融大厦酒店举行。梁湘带着一千元准备买单。宴罢，金融大厦东主——海南中国银行行长，闻讯赶来，死活要代为“买单”，梁湘只好由他去。
所谓接受贿赂，其实一套西装而已。梁湘1988年底率团出访欧洲，途经香港，住国宾酒店。酒店经理知道梁湘与自己的老板——香港熊谷组总经理于元平熟络，主动提出为梁湘订做一套像样的西装，共花费港币九千元。梁湘没等得及穿上西装便离港而去。国宾酒店经理后来把西装送到海南，梁湘收下了，于是便成了受贿赂的罪状。
上述诸项事端，并非说梁湘一点过错都没有。问题在于，堂堂乎中共中央，竟拿这样一些上不了纲的事大做文章，以求打倒一位海内外声誉卓著的改革者，怎么能叫人信服呢？除了上述四条，直到梁湘去世，再也不见中央公布梁湘新的经济罪状。平心而论，梁湘在大陆高干中，算得上一位清廉的官。无怪乎四条“罪状”一公布，公众哗然，人们立即明白，梁湘挨整，真正原因不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
六四后，梁湘被李鹏派人从海南押解到北京，关在京郊西山。西山有几座院落专门用于关押受审查的省部级以上官员。梁湘被关押三个多月，他事先毫无准备，连换洗的衣服都没带。北京的夏季天气干热难耐，加上精神压力，他身体痼疾发作，神经痛折磨他彻夜难眠，嘴上长满血泡，体内虚火上升，使他痔疮逬裂，血流不止。整整三个月，他孤独、困惑、愤怒，这世道怎么了？！
梁湘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罪。他给李鹏和自己熟悉的中央领导写信，要求解释自己被监禁的原因，信如石沉大海。梁湘不服，继续写信向中共中央申诉，每一次申诉，招来的只是对他审查的又一次升级。最后，他又写信给王震，据说王震把信转给了邓小平，仍无下文。至此，梁湘还能说什么话呢？
三个月后，梁湘由北京西山被押解回海南，关在海口近郊南海舰队航空兵招待所二楼。他的老伴邝辉军陪伴他。本来，出于人道理由，或出于对一位老人应有的尊重，派人为他每天张罗三顿饭总是应该的。当时许士杰仍在位，但对梁湘毫无怜悯之心。梁湘老伴每天捧着饭盒，到招待所饭堂打饭。大锅饭对于一位老人之难于下咽可想而知。他日渐消瘦，多次要求回深圳家中，有一个较好的环境休养治病，得不到批准。过春节也不能与家人团聚。
也有仗义执言的人，海南省副省长邹尔康便是一位。他上书中共中央为梁湘申辩，得到的结果是他自己也遭免职。
海南自古以来来被人称为烟瘴蛮荒之岛，历朝历代忠臣流放葬身之地。海口市的五公祠、海瑞墓，儋县的东坡书院，每一处都在诉说着忠烈先贤令人叹息的下场。到了中共执政，从冯白驹到雷宇，海南最有名的两代领导人，也都人仰马翻。海南建省前，中国著名的气功师严新一踏上海南，就说这里冤魂太多，久居不得。当然，共产党人梁湘是不信那一套的。
梁湘上任之初，正遇海南连续十八个月大旱，从五指山区流出的五条河，河水断流，河床龟裂。沿海各县的水井，打上来的水，是倒灌的海水，又咸又苦。接着又遇上从海南西部几个县蔓延开来的蝗灾。负责救灾的副省长邹尔康请我和他一起去看蝗灾，只见蝗虫所经之处，田里的水稻被啃噬只剩下稻杆。再加上全岛性的缺电，与岛外交通梗阻，电讯不畅。缺电使得海口出现奇特的现象：一到夜晚，沿街的商店，家家开动自备的小柴油发电机，人们从街头走到街尾，一路听小发电机的突突声，闻发电机排出的废气。贫困加上天灾，使得建省之初的海南，人心动荡，社会治安恶化，那困难，远比开拓深圳初期严重得多。
某日，我跟随梁湘到海南西北部的文昌县视察。文昌是民国著名宋氏三姐妹的故乡，在海南不算最贫困的县。梁湘走进一家农户，揭开这家的锅盖，见锅里煮的全是野菜，他止不住老泪纵横，对农民说：“共产党对不起你们！”那时，我在中国大陆从事新闻工作已二十多年，认识无数中共干部，从中共干部口中说出来的，都是共产党如何恩惠了百姓，听到共产党的干部对老百姓说“共产党对不起你们”，梁湘算是第一人。
其实，海南绝对不应该出现上述的情景。海南不缺水源，只是存不住水，天下多少雨，就有多少雨水流回海里。共产党治理海南近40年，只在五指山区修了一处水库，我曾经去看过，那只能算作一口水塘。海南接近热带，是中国唯一适合水稻一年三熟的地方。让生活在如此优越自然条件下的人民饿饭，证明中共完全不把人民的福祉放在心上。
梁湘深知海南自然条件之优越中国无其他地方可比，他对海南的未来信心满满。他在领导海南人民抗击灾荒，克服眼前困难的同时，着手规划海南大特区的发展远景，就像当年在深圳那样，为海南人民画了一张只要努力就可以吃到的大饼。
到1989年7月梁湘遭罢官时止，仅一年多时间，海南面貌初变，海南人民尝到了大饼的滋味：粮食丰收，饥荒不复存在；建好了一座装机容量三十万千瓦火力发电站，使海口缺电情形大为改观；交通、电讯等基础设施建设飞速进展；各类公司纷纷成立，第一批外资闻风而动涌进海南，经济呈现活跃景象。海南顿时成为全国各地有志之士向往、投奔的地方。
为了使海南与内地的海、陆通道畅顺，梁湘亲自造访琼州海峡对面的徐闻县海安港，与当地领导商谈合作事宜。他还启动扩建海口大英山机场和规划新建海口美兰机场和三亚凤凰机场工程。为引进外商来海南投资，他用尽过去在深圳积累的与港澳和海外工商、金融界的人际关系，邀请境外企业界首脑来海南考察。他派遣代表团到国外访问、招商，他自己，则率团访问欧洲，与一系列国家签定经济合作协议。为鼓励科学人员献身于发展海南热带经济作物，他两次视察海南经济作物研究院，与科学家们共商大计，并为他们解决科研和生活上的困难。
梁湘在海南的最大功绩，同时也令他惨遭迫害的一举是：他主持制定了海南《洋浦开发方案》和海南对外开放的《三十条》。这是比当年深圳特区条例更开放、更具改革精神的两项条例，关系到海南大特区的兴衰和成败。两项条例，每个字都凝聚着梁湘作为一位改革者的经验、智慧、胆略和使命感。但不幸，《洋浦开发方案》和《三十条》送到国务院总理李鹏手里，便被搁置了、扼杀了。这对以古稀之年受命开发海南大特区，打算做生命最后一博的梁湘来讲，无疑是沉重的打击。梁湘为《洋浦开发方案》和《三十条》舆李鹏一伙奋力抗争，由此招致保守势力对他的加倍仇恨。
梁湘在海南省委、省政府内部常常显得孤立无援。海南历来山头林立，派系、人事关系错综复杂，建省之后，大致形成三个“帮”：一是“海南帮”，以本土干部为主组成，他们抱成团，只为海南本土人在建省中攫取权力和利益，并且顽强抗拒和排斥岛外人员来开发海南；二是“北京帮”，以李鹏留苏同学、中共海南省委副书记刘剑锋和常务副省长鲍克明为首组成，他们实际上是混迹于大特区的特区反对派。我亲耳听刘剑锋说：用不着实行什么特殊政策，海南按一般省份建设，每年保持一定的经济增长，照样可以发展起来；第三就是“广东帮”，许士杰、梁湘为首，他俩本都是赵紫阳的亲信，但常常意见相左。建省之初，百废待举，大家都很忙：“海南帮”忙于聚集力量，与外来干部对抗；“北京帮”忙于给改革、开放泼冷水、设障碍，找梁湘的毛病向李鹏打小报告；“广东帮”分成两伙：梁湘忙着振兴经济，许士杰则忙于在各派力量间搞平衡，他辜负了赵紫阳的期望，作为省委书记，对省长梁湘的工作，不但不支持还常常挚肘，最后干脆与“北京帮”沆瀣一气，在背后向梁湘放起冷箭来了。
梁湘非完人，他有缺点。在海南期间，他常常为不能集党政大权于一身，工作处处受挚肘而耿耿于怀；他不时与同僚发生摩擦；他有一点家长作风，说话就算，较少与人商量；他性情急躁，办事急于求成，再加上容易发脾气，他的下属，包括他的心腹，常被他骂得无地自容。他的缺点，在深圳时已很明显，到海南更加突出，许多情形，虽出于良好的愿望，却得罪了不少人。然而，梁湘虽有缺点，也有着许多共产党干部所没有的真诚、正直、率真和善良。他从不整人，也不防人，不知道自己在工作中开罪了谁，待他落难时，那些人便都成了反梁英雄，争相捏造事实向中央写材料，落井下石，置他于死地。
他把全副身心都扑在海南建设上。他平时与秘书小陈住在海南招待所的一幢平房里，与居民区一墙之隔。墙外居民养的鸡鸭鹅猪，晚间吵得他不得安睡。他每天从清晨忙到夜晚，晚上拖着疲惫的身体回到住所，还得忍受嘈杂的环境的折磨。生活远不似海南的一批官僚那样悠闲、自在：清晨跑跑步，黄昏游游泳，兴致来时找个女人开开心。副省长鲍克明喜欢穿一身夹克四处闲逛，拈花惹草，人称夹克省长，他什么事情都不干，却对人说：“让那老头子干去，累死了，活该！”。
一日三餐如何解决，也成了梁湘的一大难题。有时工作一天，回家晚了，错过了饭堂开饭时间，他和秘书小陈唯有下一碗挂面充饥。跟随梁湘到海南的一些老下属看到梁湘经常食不果腹，心有不忍，商量好周末轮流把梁湘请到自己家里，为他做一顿丰盛大餐。我在海南没有家，便请梁湘吃大排档。海南的大排档海鲜原汁原味，一大盆螃蟹，一大盆虾，一大盆鱼，端上来，吃得梁湘开心像个嘴馋的小孩子。吃完了还要把剩下的打包，带回去第二天再吃。
想不到，梁湘没在艰苦的工作岗位上累死，却在六四后被活活整死。
1989年六四，中共对天安门广场民主运动血腥镇压后，赵紫阳被撤销中共总书记职务，开始了漫长的软禁生活。梁湘则被定为有重大经济问题，和赵紫阳一样，开始了软禁生活。
在软禁期间，最令梁湘痛苦的是什么？一是中共中央对他的“在海南工作期间犯有严重的以权谋私错误”的诬陷，一是他以生命的最后时光为海南的未来绘就的蓝图全然毁灭。
我1990年2月辞国流亡海外。梁湘是我经常惦念的人。1992年梁湘患了脑萎缩症，住在深圳中医院。他托人给我稍话，说他知道我在外面一切尚好，很欣慰。他嘱咐我，以后不要搞政治了。邹尔康也曾托人稍话给我，表示他和以前的朋友们对我选择辞国流亡都能理解，请我保重身体，将来有见面的一天。
如今梁湘和邹尔康都已作古，我也进入风烛残年。今生已不可相见，唯有来世相聚，共叙1980年代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献身的岁月。
责编：许书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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程凯生于1946年，生前曾担任中国《人民日报》社驻深圳记者站站长及《海南日报》总编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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