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本机电企业尼得科位于中国广东东莞市长安镇运营二十多年的第一工厂，已启动停产安排。一份在员工间流出的内部通知显示，该厂将于2026年5月30日起停止生产，并实施关闭安排，涉及数千名员工去向问题。

该通知标题为“关于NIDP第一工厂停产通知书”，称第一工厂“受外部环境持续影响”，经营面临困难，经公司评估决定全面停产，并对员工安置作出安排。通知提出，自2026年5月30日起第一工厂停止生产活动，进入后续处理阶段。

该通知还提到，在员工安置方面，将配合工厂关闭相关事项处理；涉及劳动关系的处理，将通过劳动合同协商解除，并按照法律规定给予相应补偿。

河北资深媒体人高先生接受本台采访时说，包括日本、欧美企业撤离中国已经持续多年：“从特朗普上一次出任美国总统之后，中国制造外迁开始常态化，日本和中国关系紧张已经十多年，很多日本企业把产业链向外转移，尼得科肯定不是最后一个。我觉得这不仅仅是中日关系，而是全球供应链在重组。”

高先生认为，日本等西方国家正在摆脱中国对供应链等控制，最终的制造业将分散在全球各地，而不是集中在某大国。

中国金融学者司令接受采访时说，尼得科是中国改革开放初期东莞招商引资的重要项目，但近几年，包括日本企业在内的外资企业逐渐撤离。他说：“外资在中国的日子并不像以前那么好了，经营环境大不如前。这份通知里面说到受复杂环境持续影响，其实是无奈之举。”

司令认为，中日关系紧张也加速了日企撤离中国的步伐，尼得科关闭东莞工厂，显示中国境内日企政策环境正在发生变化。

大连、东莞、苏州、浙江均设厂

尼得科于1992年进入中国，在大连设立生产基地，此后在东莞、苏州、浙江等地设立生产与研发体系，在中国形成较为完整的制造网络。公开资料显示，东莞工厂主要从事电脑周边用直流马达及精密马达部件制造，在订单高峰时期用工规模达数千至上万。

工商资料显示，尼得科电机（东莞）有限公司成立于2002年6月25日，注册资本2300万美元，法定代表人为藤田啓之，是尼得科在东莞的重要生产实体之一。

日本静冈大学教授杨海英对记者说：“中国的营商环境愈来愈严峻，外资企业面临更多限制。如果企业试图撤出，还可能遭遇查税等问题，这种环境对企业决策会产生直接影响。”

社交平台X上近日流传有关外资企业撤离与税务问题的说法。有用户指出，企业在调整在华业务时可能面临税务追溯或审查压力，不过相关内容未见官方回应。

尼得科成立于1973年，总部位于日本京都，是全球精密电机制造企业，在微型电机领域长期位居世界第一，在全球供应链中占据重要位置。

东莞长安镇劳务中介公司赵先生接受记者查询时说，尼得科在高峰期曾有数千名员工，随着经济状况变化，最近一年已不再招聘。他说：“以前一直在招人，现在基本没有新岗位出来，很多中介都不再接这个厂的单。现在很多员工在观望，有的人已经开始找工作，也有人在等具体方案出来再决定下一步。”

日企在华投资趋冷与大环境相关

中国日本商会今年2月发布的调查显示，在华日企对经营环境判断持续偏向悲观。调查覆盖1427家日资企业，仅1%的受访者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改善”，近一半判断“正在或将继续恶化”，这一比例与三年前相比变化不大。

调查指出，若当前环境延续，在华日企的投资、人员派驻及业务布局可能继续调整。计划扩大在华投资的企业仅占17%，超过四成表示将减少或停止投资，部分企业已开始评估缩减业务或分阶段退出中国市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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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国务院近期发布一项涉及外资企业的供应链规定，对企业调整供应链的行为作出限制。相关措施将针对因外部压力减少中国采购或调整供应链的企业展开调查，引发外界关注。

新华社4月14日报导，中国国务院总理李强签署国务院令，公布《国务院关于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规定》。文件共18条，即日起施行。根据文件内容，第十四条及第十五条规定，国务院有关部门可对损害或可能损害中国供应链安全的外国组织和个人开展调查。调查过程中，可以询问当事人、查阅或复制相关资料，并可根据调查结果采取限制进出口、投资及相关交易等措施。

文件第十六条进一步提出，对相关行为主体，可依法限制其在中国境内活动，包括出境、停留及居留等。

金融学者司令接受本台采访时说，中国政府以行政手段干预市场行为，与其宣称扩大开放、吸引外资的策略存在矛盾。他说：“中国现在对外资在华投资的信心并没有十足的把握。中国回到了一种用行政或者是用强权控制来稳定外资在华投资的行为，以确保市场预期。”

中国国务院在答记者问中表示，上述规定是“统筹发展和安全”的制度安排，旨在防范化解产业链供应链风险。

外资团体对新规表达关切

外资商业团体对相关条款表达关切，认为部分规定仍不明确。据纽约时报中文网报导，中国美国商会会长何迈可（Michael Hart）表示，中国在起草最新规定时未征询外国企业意见，并警告针对在华外企的法律风险不断累积，可能适得其反。

中国欧盟商会随后发布声明，对新规涉及调查权限及人员措施表达关切。商会主席彦辞（Jens Eskelund）在声明中表示：“鉴于缺乏清晰透明的法律程序，员工个体可能因限制出境受罚的威胁令人担忧。”他并指出，相关条款的不确定性以及潜在的出境限制风险，正在削弱企业的商业信心。

中国学者王先生认为，在官方看来，这18条新规是为了防范产业链供应链安全的举措，但很明显是要求外商在意识形态上与中国政府立场一致。他对本台说：“也就是要你外商‘站队’，你在中国做生意，就要在立场上和共产党保持一致，不能和你的国家比如美国、欧洲等西方价值观一致，你要相信共产党的领导。”

王先生表示，中国现在不需要持西方价值观的人在中国营商：“现在要求外商在中国二选一，要么你选择西方的价值观，不要在中国，要么你听中国政府的话，叫你做什么就做什么。这就增加了外企在华调整投资与供应链布局的难度。”

政治风险上升外企经营难

北京一外资医疗公司驻华办事处负责人李瑶接受采访时说，很多在中国的外资企业都担心，中国政府把供应链问题直接纳入国家安全框架。她说：“以前在中国投资，最关心的是成本和效率，比如产品销量、价格、劳动力成本，现在增加了政策风险。如果企业把产业链转移，或者产品改在海外生产，一旦被认定影响中国供应链安全，公司就会很被动。”

新冠疫情之后，部分外资企业开始调整在华供应链布局，将部分生产环节向东南亚、墨西哥等地区转移。有企业表示，这一变化与劳动力成本上升、关税压力及经营环境变化有关。与此同时，一些企业并未完全撤出中国市场，而是保留在华生产与供应体系，主要面向本地市场，同时在海外布局产能，以分散风险。

此前，为应对西方企业抵制中国西北部新疆地区产品的情况，北京已采取相关措施，新规是在这一基础上推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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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月10日，中国日本商会在北京发布第8次《会员企业景况与事业环境认知调查》结果。调查覆盖1427家在华日资企业，时间范围为2025年7月至12月，涉及制造业、服务业等多个领域。结果显示，仅1%的受访企业认为中国经济“有所改善”，近一半企业判断经济“正在或将继续恶化”。这一比例与三年前首次调查相比几乎未见明显变化。

中国日本商会指出，若当前经营环境延续，在华日企的投资意愿、人员派驻规模及业务布局或将进一步调整。部分受访企业表示，实际经营压力可能高于调查数据所呈现的水平。

在投资意向方面，日企整体态度日趋审慎。计划增加在华投资的企业仅占17%；表示将减少投资或完全停止投资的企业比例超过四成。多数企业选择维持现有规模、压缩成本开支；部分企业已开始评估缩减业务或分阶段退出中国市场的可行性。

调查显示投资信心下滑

对于上述调查结果，江苏商会成员朱平接受本台采访时说：“日企如果继续缩减投资，对上下游都会有影响，特别是技术合作和订单稳定性方面会出现变化。我们商会去年去欧洲招商，对方只是说客套话，他们担心的还是中国的政策不稳定。”

调查还指出，在华日企当前面临的主要压力包括产品价格持续下行、劳动力成本上升、市场需求疲弱、国际局势不稳定，以及通关、税务执行等制度性不确定因素。一些企业在意见反馈中提到，对政策透明度、执法尺度和人员安全环境感到担忧。

从事外资服务的浙江投资咨询人士陶先生对记者说，他很关注日本企业在中国的投资环境：“日本是中国制造业领域最具影响力的外资来源国之一，投资规模和企业数量均在前列。目前在华维持千亿美元的体量，如果这些企业撤离，也会让更多的中国上下游企业失去订单。”

陶先生还说，这份调查更多反映的是信心问题。外资企业最看重的是预期的确定性，一旦预期反复，投资节奏自然会放慢。

企业称政策预期影响判断

日资企业一向被视为中国外资结构中的重要部分。在江苏、浙江、山东、广东以及辽宁等中国大部分地区，均有日本工厂。

深圳一家企业负责人黄先生在接受采访时表示，日本企业在汽车、电子、精密制造、化工及零售等领域与中国企业存在广泛合作关系，而且多属深度合作。他说：“比如广州本田、汽车零部件制造、餐饮连锁，在辽宁大连还有上世纪90年代初成立的中日合资企业TDK。这些合作已经嵌入产业链，如果受到政策变化影响，对普通民众就业和收入都会产生影响。”

黄先生还表示，部分知名日本企业确有关闭个别工厂或调整业务布局的情况。他说：“中山的佳能工厂关闭、索尼部分业务撤出中国，以及一些合资项目终止，这些都属于单个工厂或业务线的调整，并不等于企业整体撤离中国。但从这些变化可以看到，现在的经济环境和以前不一样了。”

学者分析地缘政治因素影响

山东学者陈先生对本台表示，日企在华投资态度趋于保守，与地缘政治风险变化有关。他说：“日本政界近年在安全与台湾议题上的表态，使中日关系在政治层面出现摩擦；中美关系的变化，也会影响日资进入中国的判断。再加上这几年，不少跨国企业以分散风险为理由，把部分产能转移到东南亚、印度等地，日本企业自然会重新考虑是否必须把重心放在中国。”

陈先生认为，在这次调查中，绝大多数受访企业对中国经济前景持审慎态度，表明信心不足。他说，未来外资在中国的动向，仍取决于政府在市场准入、政策稳定性及营商环境方面的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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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政府宣布于去年12月18日启动海南封关运作。封关一个多月后，官方陆续发布外贸增长、免税销售上升、港口吞吐量增加以及新增企业数量等数据，作为封关后的主要成果对外公布。不过这些数字背后代表什么意义？

封关启动后，官方相关宣传明显增多。一些官方平台将海南封关形容为“东方大国重塑全球贸易格局的惊天亮剑”。支持者在评论区留言称，“中国正在慢慢成为世界的中心”“五年之内超越新加坡”等，也有网民在评论区回应，“房子涨价了吗”“买东西便宜了吗”“又赢麻了吧”。

部分官媒还列出海南封关后对本地居民的“七大好处”，包括子女教育、购房购车、人才补贴、就业机会、零关税、低税收以及医疗保障等。有海南网民在评论区表示，封关后猪肉等生活用品价格上涨，“五花肉一斤贵了4块”，而当地不少居民一年收入不足10万元，“一年挣不到十万，却要花十万八万”。

封关首月热闹　民间感受分化

新华社报道指出，自2025年12月18日海南自贸港封关以来，截至2026年1月17日，海南新增备案外贸企业5132家。官方同时披露，封关首月离岛免税销售金额约48.6亿元人民币，购物人数和件数均出现同比增长。官方公布的内容，主要围绕数量上的变化展开。

对此，从事国际贸易的林朝阳对本台说，仅从外贸总量增加和新增备案外贸企业数量，很难看出开放到底走到了哪一步。他表示，这些新增外贸企业大多来自浙江、江苏和广东，主要从事出口业务，“海南真正需要观察的是外资有没有进来”。

林朝阳说，目前公布的多是“加在一起的数”，但并未说明增长来自哪些企业、哪些商品，也没有区分是长期订单，还是一次性流转。“如果主要是国有企业、平台公司，或者政策性流量，那跟市场意义上的开放是两回事。”

除了外贸数据外，关于跨境资金流动、外资直接投资规模、资金结算情况以及外籍人员和签证等信息，官方并未公布具体数据。

林朝阳表示，判断是否真的开放，不能只看短期数字有没有上涨，而要看外资是否愿意长期进入，资本能不能进出，供应链有没有在本地形成。“如果只是货在走、账在转，人和钱没有留下来，这种增长能不能持续，本身就存在不确定性。”

他还说，免税销售额的上升，也需要放在更大的背景中看待。“不少免税消费，本质上是大陆内部消费在不同地区之间的转移，而不是国际消费进入海南。数字看起来热闹，但也看不出海南是否真的开始融入全球市场。”

关键开放数据仍待观察

大陆媒体报道，封关后不到一个月，海南新增备案外贸企业数量接近此前一个季度的水平。

研究外贸数据的学者周翰笙对本台表示，备案数量上升，并不一定意味着真实投资已经到位。他说，一些企业采取先注册、后观望的方式，注册资本不高，人员配置也很少，“先把身份拿到，再看当局政策怎么走”。

周翰笙指出，这类企业虽然被计入新增主体，但实际经营活动有限，有的甚至长期没有实质业务。“从数据上看企业多了，但从现场看，厂房、订单和员工并没有同步出现。”

他说，如果规则清晰、预期稳定，企业没有必要长期观望。“现在这种注册方式，更像是在观望，而不是已经下定决心。”

免税数据亮眼　投资仍未落地

对于封关首月离岛免税销售金额约48亿元人民币的情况，官方将其表述为“免税消费额出现阶段性上升”。

《海南日报》一名资深编辑陈女士对记者表示，免税销售的增长，更多体现的是大陆内部消费在区域之间的转移。她说，在招商层面，一些企业选择在海南设立项目公司或窗口公司，注册地址和人员配置较为简化，是否进行后续投入，仍在观察之中。

陈女士表示，一些外资企业仍在等待当局公布更明确的细则，再决定是否进入海南。“相比海南，上海、浙江的竞争力更强。人家为什么一定要来海南？说得直白一点，这里在基础条件上并不占优势。”

封关运行一个多月后，海南在跨境资金进出、资本项目管理和数据流动等方面，目前还看不出有什么实质变化。相关安排更多体现在文件表述中，市场主体在实际操作中仍需遵循既有监管规定，长期投入尚未展开。

“海南封关”，是指中国政府近年来推动的海南自由贸易港核心制度安排之一。所谓“封关”，并非物理意义上的封岛或禁止人员往来，而是在特定监管框架下，于海南与中国大陆其他地区之间设立“二线关口”，对货物、资金、数据等要素实行区别于内地的管理制度。官方表述称，封关后海南将实施“零关税、低税率、简税制”，以吸引贸易、投资和产业集聚，并将其塑造为中国“高水平对外开放”的标志性工程。不过，外界普遍质疑，在现有体制与监管逻辑未发生根本变化的情况下，海南是否具备取代香港作为国际金融与贸易枢纽的制度条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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