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朗普将于2025年1月二度入主白宫。一个极需关注的是健康领域，尤其是公共卫生。

不同于特朗普基本在重复8年前口号的经济、移民等方向，健康领域，特朗普在多个场合明确表示支持他这次选举的小肯尼迪（Robert F. Kennedy Jr，以下简称RFK）将扮演重要角色。

无论是过往在健康方面的观点，还是当下RFK提出的未来特朗普政府的计划考量，都可能会严重威胁美国卫生部门的科学权威性，以及最重要的，民众的身体健康。

RFK代表重大转变

新的特朗普政府要到2025年1月就职，但美国政府的交接准备在大选结束后就会开始。这包括了新政府潜在人事选择，而用什么人，往往能看出新政府想做什么。所以解读特朗普2.0，一定要关注最近一段时间会陆续出来的将在新政府担任重要职务或扮演重要角色的人。

特朗普之前对RFK在健康领域的角色评价是让后者go wild。考虑到RFK与诸多反科学观念，这需要警觉。

RFK过去是律师，但如今更出名的是反疫苗观点——他自称不反疫苗，只是要求疫苗更安全，可他一直在传播各种早就被学术界反复证伪的疫苗阴谋论，如疫苗引发自闭症。这些严论与行为，属于标准的反疫苗。

注意RFK不仅与当下拜登政府的健康官员们相去甚远，与特朗普1.0时的几位主要健康领域官员也有着完全不同的背景。

特朗普首次入主白宫时，卫生与公众服务部（HHS）部长是Alex Azar，虽然也是律师出身，但在小布什时期就在HHS任职，后在礼来就职。HHS下属两个关键部门，FDA首任局长，Scott Gottlieb是医学博士，在就任局长前在FDA、医院以及医疗投资领域都工作过，第二任局长也是医学博士，放射学科领域权威，CDC主任是HIV方面的病毒学家。

相对这些传统科学背景或者至少不反科学的官员，RFK代表了特朗普2.0政府在健康尤其是公卫方面可能与1.0时发生重大转向。这种转向远超目前经贸等其它方面的迹象。

因此，绝对不要低估RFK进入特朗普团队这件事，它可能会是特朗普2.0的最大转变。

潜在角色

目前除了RFK会在特朗普2.0的健康政策里扮演重要角色，我们还不确定他的具体角色位置。美国政府官僚体系里与健康政策最相关的无疑是前面提到的HHS，FDA和CDC。FDA与CDC都隶属于HHS，但是和普通人健康最相关的食品药品安全管理（包括新药审批等）均在FDA，CDC又负责包括疫苗推荐在内的公卫措施，让HHS更多是幕后统筹功能。当然，在科研领域，著名的美国国立卫生研究院NIH也归属HHS。

特朗普之前在竞选集会上表示会让RFK在健康、药品、食品领域都“go wild”，有部分媒体猜测RFK可能会成为HHS部长。但综合各方表述以及RFK本人特点，我不认为RFK会是HHS，FDA，CDC这些机构的主管人候选。

最现实的原因是这些机构主管任命都需要获得参议院投票，RFK本人争议太大，即使共和党有参议院多数，也未必能有过半数的议员支持他。另外一个原因是从RFK以及特朗普的描述看，RFK想管的事还真不是任何一个政府部门主管能做的。HHS，FDA，CDC主管是有很大的权力，但都是整个政府官僚体系之内的一员，受到官僚体系的制约。RFK提出的要动药品、食品，范围应该超出了单一机构的职权，可以参考他说特朗普承诺让他控制（control）HHS和USDA（美国农业部，食品的部分管理在农业部）。

综合以上，更有可能的是RFK以某种资深顾问的形式，获得影响包括HHS及其下属FDA、CDC，以及USDA的权力。而这些部门主管的具体人选可能也会参考RFK意见。

对照拜登曾经专门为福奇设置的首席医学官。福奇本人当时是美国首席传染病医生，NIH下属NIAID的主任，该机构和FDA、CDC等平行，大家各有职责分工。首席医学官的身份让他有更高的身份去影响各机构的决策，也更方便直接与总统联系，不再受NIAID是HHS下面的NIH下面的一个分支，这种政府部门层级影响。

另一个可参考的就是常设的国家安全顾问，也不需要参议院审核人选，属于总统幕僚，但在美国国家安全方向上权力巨大，也都是总统的心腹担当。

因此，除非在接下来两个多月的政府交接过渡期RFK和特朗普突然闹翻，需要担心的不是RFK会不会当上HHS部长，而是RFK可能获得比HHS部长更大的权力，造成更大的危害。

RFK的危害有多大？

RFK本人没有科学背景，并且长期传播包括反疫苗阴谋论在内的不实信息。当然，他的反科学反智观点不仅于此，参考RFK 10月25日在社交网络上发的贴子：

该帖子中，RFK宣称FDA对公共健康的压迫即将结束（指特朗普当选后，他将做的事），包括对致幻剂、多肽、干细胞、生牛奶、高压治疗、螯合物、伊维菌素、氯喹等这一系列有益健康的东西的打压。

伊维菌素、氯喹显然是重复新冠疫情期间这两个药物有治疗新冠作用的不实信息。其它如多肽、干细胞，绝非正经的获批药物，如司美格鲁肽其实是多肽，干细胞移植在很多白血病治疗里也有应用，上述都是FDA批准的，何来打压？他指的应该是那些什么打干细胞、胶原蛋白有各种功效的伪科学宣传。

可以看出，RFK对药物的看法并不基于科学，受很多类似顺势疗法等伪科学的影响。

例如在食品领域，虽然RFK提倡健康饮食这些不违反科学的原则，但在诸多具体方案、办法上，他往往会陷入各种反智圈套。例如他提到的生牛奶很能反映一个思维模式，所谓天然就是好。

像最近一个采访中他说他要去掉各种食品添加剂。但真相是目前使用的食品添加剂都有大量的科学研究显示安全性没问题。即使偶尔更改一些食品添加剂的使用，也往往是出于极度的谨慎小心，不是公众面临健康威胁。甚至食品添加剂以及必要的加工，对健康很关键。

由于RFK这些所谓“天然最好”的不实宣传，有些人追捧生牛奶——未经巴氏消毒的牛奶。但牛奶很容易被细菌污染，未经巴氏消毒的生牛奶，蕴藏着巨大的安全隐患。根据CDC统计，1998到2018年间，美国发生了202起生牛奶导致的疾病暴发，而这还只是上报的数据，大部分相关食物中毒根本不会报告到CDC。

显然，RFK的健康观点，以及他在特朗普集会上鼓吹的让美国再次健康（make America healthy again），是建立在大量的不实信息之上，一旦变成政府决策，危害无穷。

在RFK一直传播的反疫苗方向上，特朗普过渡团队的成员已经承认可能涉及将疫苗下架：

根据这位过渡团队联合主席的说法，RFK称他要检验疫苗的数据，只要给他数据，就能证明这些疫苗不安全，制药公司将不得不下架疫苗。

可是RFK鼓吹的疫苗导致自闭症最初源自一篇早已确证造假的论文，学界也通过大量研究显示现有疫苗安全。由于RFK这类反疫苗人士的运作，不少地方都发生过因疫苗接种率下降，一些本可避免的疾病暴发。

例如2019年，人口仅20万的太平洋岛国萨摩亚暴发麻疹，造成5700例疾病，83人死亡。最重要的原因便是当地麻疹疫苗接种率从2017年的74%下降到了2018年的34%。造成这种下降的是反疫苗人士宣传疫苗导致当地两名婴儿死亡，实际是接种的护士操作失误，将麻醉剂误用于稀释疫苗。而RFK正是当时传播虚假信息的主力。

当时萨摩亚6-11个月的婴儿里20%感染了麻疹，每150名婴儿就有1人死于麻疹。这就是RFK在健康领域go wild的历史成绩。

当RFK将要控制美国HHS，USDA时，怎么警惕都不为过。

RFK同道中人可能汇聚特朗普2.0

问题不仅是RFK一个人，特朗普2.0政府里可能会聚集大量与RFK持类似反科学观点的人。

上述提到的特朗普过渡团队联合主席的媒体采访里，这位过渡团队核心成员表达了对RFK观点的赞同，称自己和RFK聊了两个多小时，觉得他说得挺有道理，还重复了多个来自RFK的反疫苗阴谋论，如疫苗导致自闭症。

而目前已知的HHS部长候选人包括了佛罗里达总医官Joseph Ladapo，他在新冠疫情期间反对CDC关于口罩、社交距离、疫苗的推荐。还在2022年建议年轻男性不要接种新冠疫苗，理由是罕见的心肌炎不良反应，尽管研究早已显示即便考虑心肌炎这种极罕见的不良反应，新冠疫苗在所有人群——当然也包括年轻男性，都收益远大于风险。

也就是说，在特朗普2.0版本里，我们可能会看到大量反科学人士影响关键的健康决策。

同时伴随这一点的，可能是对政府机构里的职业科学家“动刀”。在2023年，保守智库发表了Project 2025，提出了一系列特朗普重新夺权后的改造美国政府方案。其中就有HHS的内容，包括将CDC拆分，剥夺公卫管理权限，限制NIH的科研自由等。

综合这一切，我们可能看到重要政府健康机构的科学性被削弱，大量不实且有害的伪科学被扩散。而这是在当下虚假医疗信息已经通过新兴媒体获得了广泛传播机会的时代，潜在危害可想而知。

颇为讽刺的是，2017年，特朗普1.0时期的FDA局长Scott Gottlieb提出加强针对顺势治疗药物的监管，FDA也发出多封警告函，要求一些不安全的顺势疗法下市。

在特朗普2.0里，很可能出现完全相反的局面。大量打着天然、自然的假药不必担心监管部门的审视。这在RFK等人看来可能是让美国再次健康，但其实会让美国生病。

一些人或许觉得这只会发生在美国，和不在美国的人无关。可是包括FDA，CDC以及NIH，它们的诸多推荐、建议有着全球影响，因此，RFK等人对特朗普2.0的塑造，值得所有人警觉。

即便是全世界范围内看，传统意义上的“新闻业”也正在解体。

纽约时报发表社论，督促拜登不要再选了。在那之前，拜登还要坚持，但是那篇社论后，他就放弃了。

拜登是传统新闻业的信徒，认为“体面”和“风度”对一个人很重要。这也是传统媒体塑造的精英人格。

纽约时报通过付费阅读和捍卫版权，获得经济意义上的转型成功。但是，它变成了一个封闭的收费机构。在各种页面上，你只能看几十上百字，再往下看，就要给钱了。

付费似乎是天经地义。但是，你又该如何批判马斯克的“你投票我给钱”呢。

“付费内容”，是把内容变为直接的商品。可以挣到钱，可以养活机构；但是，这不是“新闻业”，真正的新闻业，必然努力面向所有人。在筑起那个信息门槛的时候，就意味着真正的转向。

在哥伦比亚大学访学的时候，我可以免费看华尔街日报，因为拥有一个哥大的ID。哥大学生免费看几年，毕业后肯定支付得起续订的费用。这就是“精英”的再生产。但是对普通美国人来说，每年花几百美元看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是不太可能的。‘

那是一个“好世界”，是你们的。现在“我们”要打造一个自己的。看一下摇摆州的选情地图，几乎被红色淹没。

特朗普8年前的胜利，是自媒体超级个人的胜利。那时候他的对手是希拉里，也是机构媒体的化身。

今年的胜利，则是自媒体超级个人加上平台加持。特朗普甚至遭遇过“封号”，大家都嘲笑，却不知道这是自媒体时代真正的加冕。

我看朋友二湘的文章，特朗普的周围有一批自媒体网红。他们没有泰勒·斯威夫特粉丝多，但是却都战斗力爆棚。他们的声音能更有效地抵达普通人。一种新的“组织形式”，超强个体的联合。

特朗普的镜头总是对准自己，他很自恋、粗俗，但是却又亲切，实际上成为千万粉丝的化身。

希拉里则习惯展示合影和自己的团队。她的演讲精彩，遣词造句优雅，那是传统媒体时代话语系统的结晶，也是这种话语最后的光彩。

特朗普和希拉里的对决，才是真正的对决，后面的两次，没有什么新东西，只不过两个世界的分野变得更大，特朗普和他的世界变得更大。8年前可能是“新世界”的先声，现在则是再次确认。

信息和传播，依然是重要的，比过去更重要。但是，传统机构的瓦解，似乎不可避免。掌握信息的权力，正在重新分配——当然，这是发生在一个自由的社会。

是的，还需要要等到几家电视台”宣布“，特朗普才算真正胜利。很多人仍然在等待“权威的消息”，不到最后一刻不愿意承认。

但是厉害的自媒体和个人，早已通过重新建模，获得了答案。他们不需要”最后确认“，不需要“最后一刻”，他们走在前面，总是走在前面。

这不是说新闻和记者不再重要了。也许，那些奋战在前线的自媒体，才代表“真正的新闻业”呢。

甚至传统机构的三审三校对、信源交叉核验等等原则，在新技术的冲击下，已经岌岌可危，有时候显得可笑。

哥大学生抗议行动，自媒体上每天都有视频。纽约时报和华盛顿邮报的记者就在校园内，他们“卧底”、观察，警方采取大行动后几天，深度报道发表出来，但是却几乎没有影响力——它已经不在传播的链条之中。

我能清晰地感受到这个新世界的到来，而且惶恐不已。

先给出一个并不严谨的定义——这里将「简短空洞，摆拍作秀，颠倒黑白，毫无营养的内容」统称为「黄色新闻」。

我们批判「黄色新闻」最立不住脚的点是——贼喊作贼。

从秦朗到瑞士卷，那些做猛烈批判的媒体本身也是「黄色新闻」的制造者与传播者。

他们素来不拒绝、不负责，是play的一环，也能整理衣襟化身誓要主持江湖公道的灭绝师太。

管理部门的定期行动与名媒正派的威吓宏论，似乎效率有限，因为想在拥挤的内容赛道里杀出来，制造「黄色新闻」是以小博大的最佳投资。

严肃新闻的消亡、流量的导向、内容门槛的降低，是学界与从业者分析「新黄色新闻」滋生原因的共识。

再无新论了，这种认知导向的结果是：

呼吁坚持新闻专业主义，遵守行业准则和伦理标准，确保新闻报道是准确、可靠和可信的。

呼吁管理部门加大力度，扼杀不良风气。

呼吁内容平台加强管理，算法也应有价值观。

这大致构成了一个了「不可能三角」。

譬如发布《刚刚！xxxx!》转脸就批判「黄色新闻」，如何让人信服呢？

譬如内容平台既能用扶农助农、作家学者入驻的案例拔高自身的调性，又能将黄色新闻源源不断地输送到用户屏幕上。

我们不应该忽视的是「黄色新闻」从19世纪后期被定义以来，就是拥有最广博的受众，这是市场供需决定的，并不以谁的意志为转移，岁月都无可奈何。

对关注度极尽贪婪的追求，与绝大多数内容生产者想产生「效益」的目的互为因果，当传播手段巨变与内容制作门槛降低，对「效益」的追求更加凸显，所谓的公共使命与新闻价值，那是过于精英的追求。

那么对话的「异变」就产生了——精英的喊话根本无法触动对黄色新闻甘之如饴的大众，而大众又觉得吃了「瑞士卷」的亏并没有多大损失，下一个更有趣的、更撩拨人情绪的内容，手指划一划就出现了。

应该学会与「黄色新闻」共处了。

以「瑞士卷」事件为例，如果我不幸刷到了，会很容易辨别出真假，全然不会有兴趣参与讨论，更不会做出点赞、转发等互动行为。

而为此入戏的看客们，消磨了无处释放的、并不值钱的精力，释放了现实生活里的压力与情绪，「黄色新闻」的价值恰恰体现在这地方了。

至此，一个非常健康的分野出现了——严肃内容的受众不以为意（最好是点不感兴趣）；真假对「黄色新闻」的受众来说并非考量的第一要素。

正常痛苦或滑稽的是——这个「黄色新闻」被专业主义越界评价了，进而是公权力介入替大众明辨是非了。

「黄色新闻」完成了「公共话题」的转变。

本不该有这样的转变，使得我也要花时间来讲两句。

一个长期研究新媒体叫夏之南的朋友，发了个短视频，怒斥了这种「摆拍」的行为。

一个无奈的事实是，他的观点不过巩固了他自己的受众——没错，我也觉得是假的，咱们三观一样正。

而他本身的目的应该是对消费这个「黄色新闻」的人当头棒喝，以图唤醒。

哪能呢？

恐怕还有一个令人无法忽视的问题摆在我们面前：

如果「黄色新闻」一往无前，就是能产生更大的「效益」，那你固守的所谓的「三要素」又有什么用呢？

从业者复盘的方向恐怕是——如何在不触怒精英又不触及红线的前提下，安全的制作「黄色新闻」。

毕竟「黄色新闻」也是一种服从性测试，由此是能测算出消费趋向的。

「真实的生活里，没有人头上长着摄像头。」

你以为小孩就能明白的道理，但很多人到老了都不知道。

换个角度想，知道这些的人很难快乐，笑一笑、气一气的成本太高了。

我们还是要和「黄色新闻」友好共处啊。

首先要说两点。

第一，我不喜欢特朗普。
第二，我不确定自己这种“不喜欢“对不对。

这听上去像废话。但是我觉得这种废话是有意义的。你要就是想看骂特朗普的，或者夸特朗普的，网上有的是，好像也没必要再多写一篇。

下面我来解释一下这两句话。

01

我不喜欢特朗普的原因主要有下面这几条。

第一，我单纯的不喜欢这个人。如果现实生活中我碰到类似特朗普这样的人，我就不会喜欢。我性格就不接受这样的人。看他竖起一根指头讲话的样子，我就本能的不喜欢。在很多人眼里，这样的人很可能有人格魅力，但我不喜欢这种人格魅力。

第二，特朗普成了聚焦点。好像美国选举不是在共和党和民主党之间举行，而是在“特朗普”和“不是特朗普的人”之间选举。这种情况我本身就不喜欢。我不喜欢个人的重要性被如此放大，所以就捎带着也就不喜欢这个人。

第三，他让我有不安全感。如果民主党的哈里斯上台，或者共和党的另一个政客上台，我会觉得未来四年大致可预测，但不会忽然有变化。可是特朗普一上台，我就觉得可能随时会发生意想不到的事。好事还是坏事，我不确定。但是这种不确定感就让我不安。

第四，国会山事件。以前也有过质疑选举结果的事，但走的是正常流程，而特朗普竞选失败后居然出了这种事。国会山事件里他有没有个人责任，先不去说，但这本身这就是危险的征兆。所以，我就捎带着对特朗普增加反感。

至于其他的反感理由，还有一些，但是我不确定是否可靠，这里就不说了。

02

再解释一下，我为什么不确定这种“不喜欢”对不对呢？理由也有几条。

第一，信息茧房问题。我接受的信息来源里，确实来自左翼主流媒体的多一些，来自FOX之类的媒体少一些。所以，可能存在信息茧房问题。我觉得这是普遍现象。反特朗普的、支持特朗普，都多多少少存在类似问题。

第二，我又不是美国人，也没有花太多时间去追踪了解特朗普，对美国社会现状更缺乏感同身受。所以，那些人支持特朗普的理由，我可能缺乏缺乏设身处地的情感体验，所以才不为所动。

第三，我自己确实有个人思想烙印。我重视规则甚于重视绩效，重视程序正义甚于重视结果正义，重视规避风险甚于重视取得成就。对于个人影响力过大的事情，我更有一种根深蒂固的不信任。这是观念问题，不见得对其他人也有说服力。

第四，我并不反对共和党的很多主张，甚至希望出现一个里根似的保守主义者，来做一些矫正。我不喜欢特朗普这个人，但是不见得反对他的很多主张。而个人作风到底有多重要，我是不能确定的。

第五，如果把历史拉长时间段看，也许我夸大了特朗普的影响。也可能他只是历史的一个过门，一个警告。也许这种警告是有益的，我不能完全否定这个可能性。

03

还要来解释一下，为什么要关注特朗普。有人说中国人关心这些美国人的事，是自己给自己加戏。我不同意这个说法。理由有两个。

第一，当然是因为美国太强大了，它的走向对我们中国人也有很大影响。这个无需多做解释，大家都能明白。

第二，美国的成败，对人类的观念也会有深刻影响。美国是人类历史上第一个大规模选举制国家（我不知道怎么具体形容才妥当，能理解就行），而且运转了两百多年。如果它的玩法走向衰败乃至终结，那就意味着，无数学者和专家对世界未来的判断，有了根本性的偏差。现代政治学的很多观念，就要做大的调整。

04

最后再说说全球化。

特朗普现象不是原因而是结果，是多年矛盾积累的产物。我个人感觉（还是我经常说的那句话，姑妄言之姑妄听之）这里有两个最重要的矛盾来源。

第一， 就是技术革命。

历史上的技术革命，往往都会造成新的社会矛盾。从工业革命开始就是如此，不然哪里来的卢德分子呢？从长远来看，技术革命最终会让所有人都受益。这个我觉得不用怀疑。但是在刚出现的阶段，一定有受益者，一定也会有受损者。而且大多数技术革命刚出现的时候，往往更有利于拥有资本资源的人，而不是普通人。直到它普及开来，门槛降低下来，普通人才能更多地在经济上受益。这就调整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而这个过程中就会有大量矛盾。

第二，就是全球化。

美国面临的这个问题其实在历史上也能找到类似例子，比如古代的罗马和中国，都有过那个时代的“全球化”问题。

就跟美国一样，罗马当年也是“民族大熔炉”，汇集了不同的人种和文化。罗马共和国的传统派对这些外来之物忧心忡忡，也不愿意广泛授予外族公民权。他们希望回到干净纯洁的古老罗马传统。但最后他们失败了，共和国变成了帝国，罗马公民权普及开来，对五花八门的外来文化也采取包容态度。

从当时的角度看，帝国成功了。它维持了数百年的秩序，但是罗马传统的公民精神也最终被消磨殆尽，帝国的框架也最终被蛮族冲垮。回过头来看，其中的得失利弊很难说得清。

古代中国也有这个问题，比如东汉接纳南匈奴，就引发过很大的争议。到了晋朝，中国北方有很多羌人、胡人、鲜卑人。江统写了一篇《徙戎论》，要把这些移民都赶出去。晋朝没有这么做，结果出现了所谓“五胡乱华”的局面。但是，江统那一套做法行得通吗？恐怕也够呛。

当然，最终这些外来物被融合为一体，用陈寅恪的话说，就是“以蛮族精悍之血，注入衰朽之体”，成就了灿烂的唐代文明。但是中间的过程确实不堪回首。

现实和历史毕竟不同，我们不能去硬套。但是现在美国确实也面临“全球化”带来的文化冲突。以前美国也有大量移民，但是他们主要来自欧洲，文化差异不算大。尤其西北欧的移民，跟美国人基本是无缝对接。但是当全球化波及到更大范围，出现了大量文化观念完全不同的移民，美国有没有能力去融合他们？

特朗普他们的想法，多少有点像“罗马共和国传统派”。他们对公民传统有强烈自豪感，希望回归古老美国。而大家所说的“白左”，他们更近于罗马帝国精英的想法，有点倾向于“文化相对主义”，希望把各种文化调配成一杯混合物，其中本土传统肯定还在，但被大大冲淡。

说到“全球化”，我觉得它可能不光是美国的一个坎儿，也是全人类的一个坎儿。人类在技术上已经能够实现真正的全球化流动，但是在观念上、政治上却隔阂依旧。原来大家虽然差异很大，但隔着千山万水，缺少面对面冲突的机会。现在他们被技术拉在一起，被经济拉在了一起，也被现代文明的平等观念拉在了一起，冲突的机会就会倍增。能不能打开这个结，很可能不仅关系到美国的命运，也关系到整个人类的命运。

如果几百年后再看特朗普现象呢？现在关注的经济起伏，贸易冲突，地缘政治，到时会被看成比较次要的问题。历史学家可能更多把特朗普现象和“全球化的命运”联系在一起。

说到底，这是更大的问题：

在未来世界，价值观念完全不同的文化可以各行其是，互不干扰吗？还是说可以把各种文化调和成一杯混合物呢？如果可以，那么这杯混合物里，需要有什么东西做基地吗？还是说，把各种分成完全对等的放进去，然后调和均匀就行了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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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3年10月底，上海万圣节活动现场一些年轻人装扮成各式样貌集体上街庆祝的场面引起广泛关注，其中不乏一些具有抗争意义的装扮，例如“程蝶衣”、“鲁迅”、“维尼熊”、“监控摄像头”……

正因此，2024年10月底万圣节前夕，上海当局出动大量警力提前在巨鹿路、愚园路等地进行管控。根据部分上海网民的爆料，“只要有特殊装扮或有人合影就会被警察带走”。一些现场视频也显示警察的确带走很多青年人。但即便如此，还是有大量年轻人自发上街参与活动。在杭州、武汉等地也有具规模的活动发生，同样也遭到警察干扰。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与此事件相关的三篇404文章。

一、我就是郁风｜终于上海也不让办万圣节了

在上海万圣节活动被当局“镇压”后，微信公众号“我就是郁风”发布文章对当局行为表示不解，但该文在发布后不久便被删除。

作者写道：

看到消息，说今年万圣节上海不允许街头cos，去年因cos模仿那英大火的“这英”，刚露头就被警方带离。去年的cos圣地巨鹿路已被管控，有人说可以去愚园路，但等人们赶到愚园路，发现愚园路也被管控了。“这英”发视频称是“为了防止任何的聚集聚众行为”。

去年上海万圣节爆火，年轻人把来自西方的鬼节改造成了本土化的狂欢节，变成了一场盛大的创意cosplay秀，有人cos王菲、那英等明星，有人cos向太、李佳琦，玩“哪李贵了”梗，有人cos996程序员，控诉当牛马。

当然最引人注目的是cos大白做核酸。今年传出消息，禁止cos大白。但临近万圣节，人们发现任何形式的街头cos都被禁止了。

去年上海万圣节引爆热搜，人们纷纷感叹“不愧是上海”“只有上海才能这么自信开放包容”，有人甚至留言，“看到上海这么大的包容度，我才意识到家乡小县城和国际大都市的差距，下决心奋斗去上海”。上海本土的界面新闻等媒体也不吝赞美之词，称这是“真正的民族自信和文化自信”。

去年的盛况也引发“沪吹”的新高潮。早些年上海一直被认为是中国最开放、最包容、最国际化的城市，各地下令抵制过洋节，抵制过圣诞的时候，上海圣诞节照旧张灯结彩，圣诞树和小麋鹿街头遍布，长泰广场甚至摆了座仿制的自由女神像。

但随着上海的封控，“沪吹”偃旗息鼓。去年万圣给了“沪吹”又一次开吹的机会。而到了今年万圣，有一部分“沪吹”已经移民。

显然，街头万圣节对上海形象的提升，对文化旅游软实力的拔高，对人才的吸引，在绝对的安全面前是要让位的。

这里的安全显然不只是人身交通安全，外滩曾经发生过踩踏事故，不影响此后外滩依旧人声鼎沸。保障人身安全，缓解交通压力，可以通过限流，分散地点等方式，而不是直接禁止。

更让人担心的，是去年已经出现“不好”的cos苗头，有人cos大白，被称最佳创意，有人cosA股进行讽刺。显然，今年也有人可能受此灵感，用cos、玩梗进行调侃讽刺。与其到时进行甄别禁止，不如提前在源头上断绝一切可能。

去年在街头维持秩序的年轻警察，也笑着对年轻人说“我真不是cosplay”，虽然是在执行任务，但他也是感受到了快乐与氛围。但如今的巨鹿路，已经被防备森严，满脸严肃的管控队伍替代。

苏联人平时不爱笑，发明了很多苏联笑话。年轻人生活中很难笑得出来，于是想在万圣节通过cos玩梗的形式放肆大笑，展现他们仅剩的想象力和创造力。但现在已渐成一种奢望。

二、建设性意见｜限制万圣节装扮，是哪座城市最心虚？

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作者项栋梁也发布文章对各地禁止万圣节活动进行质疑和嘲讽。

文中写道：

不管官方用的是什么维护公共安全与社会秩序的借口，某些城市管制万圣节装扮的真实原因有且只有一个：

他们心虚，有太多不愿让市民触碰的疮疤，他们心虚，害怕来自公共场合的行为艺术讽刺，他们心虚，所以这也不行那也不让。

这实在是非常可悲。

万圣节被市民选择作为公共表达的渠道，本身已经是退了一万步的妥协，官方其实完全可以与市民良性互动，进一步消解那些“特别装扮”的政治意味，将万圣节装扮游行作为 一个很好的社会减压阀。只可惜，他们太过心虚，完全没有信心和市民良性互动，最终只能一刀切禁止万圣节“奇装异服”。

在万圣节装扮成特定人物，甚至把自己装扮成物品，一部分人单纯是为了玩儿，一部分人则是寄托某种意义，表达某个主张。但因为有节日习俗的保护，无论多么严肃或伤痛的话题，都完全可以解读为“搞怪”，解读为“戏谑”，可以不用严肃回应，更不用严阵以待如临大敌。

自信点，OK？

三、第五二六区｜万圣节没啥可怕，高抬贵手放过他们吧！

微信公众号“第五二六区”作者则以讲述万圣节的历史来源以及相关故事来为上街庆祝的青年人发声。

在这篇被删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最近这两天看到不少关于“万圣节”被明令禁止，cosplay者被带走的视频。甚至连有Cos装束在街头行走都不行。

学生还被要求不参加“非官方活动”。当然，随之而来的又是关于禁过“洋节”的陈词滥调。

不由得想问一句，还TMD有完没完了！

这一波次的整治万圣节的活动首推魔都。

10月26日晚，中山公园在官方微信公众号上发布公告，表示公园将自周日下午两点起闭园，恢复开放时间另行通知。

10月27日下午，上海锦江乐园也在官方账号表示“不接待变装游客”。连一些商家在“小荭书”上发布的相关活动策划也导致账号失踪。

很多魔都高校学生收到通知称，“近期社会大大小小的聚众活动请减少参加，甚至不参与一些不明确具体主办方的非官方活动，若因此类活动聚集被扣或通报学校的一律按学校校纪校规严格处理。”

我非常理解和同情那些在万圣节之前就跑到街上的Coser。

这可能是他们盼了一整年的唯一的一次倾诉自己内心的机会。如果他们没有违反法律，没有违反道德良俗，没有伤害到别人，仅仅是表达甚至是嘲笑一下自我，有那么可怕吗？

不要害怕鬼。这世上，人如果恶起来比鬼还可怕！

我在去年的万圣节文章里写过：他们扮的是“鬼”，但他们只想活得像人！

与西方国家的万圣节相比，中国的年轻人只想划燃手中的火柴嘲弄一下自我，短暂的超脱一下现实。

无论是变装者还是观众，大家都在努力的打破冷漠，努力制造一点人文气息。在这一刻，人与人之间放下戾气，选择包容。

第二天早上，“可爱鬼”们又会变回搬砖的张三、牛马的李四。

难道连这么一点点小乐子也不可以吗？

哪怕是在清朝，依然也有“上元节”这样的日子供人们短暂的释放欢乐。女性可以不必考虑封建礼教的禁忌走上街头。

一向以开放、包容著称的大上海，何必跟万圣节过不去。其实万圣节对于很多人们来说，只是一点点对视后发自内心的笑声。可是为什么，连笑声都变成了最可怕的东西？笑，难道不是我们生来就有的权利吗？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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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1月6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司法局抖音账号（法治克拉玛依）发视频称，用微信发送违法信息时，微信团队会截屏、录屏保存证据，移送公安机关，即便撤回也没用。

在引发网民关注后，目前该抖音视频已被删除。一些网民就“微信审查”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的推文评论区：

qiao17339973：可笑的是这群狗腿子还不以为耻，反以为荣，还做个视频宣传。

lanmeijs：后台有数据，还用截屏、录屏？

Tonyliu395995：习大哥在看着你。

mikemo21211：微信是唯一一个还在用的大陆app, 如果不是不得不用，真想卸载了。

Tiny_Xqx：平时拿微信记录告诉不能当证据，轮到我们就算证据了。

jxsl2022：中国所有APP的聊天记录都会存储在公司服务器里面。

TomRojie：终于官方承认微信有监控了。

QyhOfficial：截屏录屏也太low了，你说会保存聊天记录到服务器还差不多。

saul_better_leo：新疆是这样的。

coolcat2p：侵犯隱私也能講的這麼光明正大。

Aa6919868027836：日益变态的审查。

hhcjames：不演了? 直接擺明了你被隨時監視著 !

redfull14：微信群里听课卖保健品骗老年人的骗子你们怎么不管管。

fanzhang8021：是真的。当警察拿着微信聊天截图打印件在我家找我时出示了。

chainaqiangaok：堵住百姓嘴，打断百姓腿。威胁加恐吓，邪恶政权危。

Chenlia66769962：查了一下，此视频已下架。

三胖“换脸”的原因竟然是….

拿三位数的工资，熬夜干苦力

今年5月，#全国护士缺口接近400万#的词条登顶热搜，许多人因此才意识到，这个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岗位，人员流失如此严重。

依据2023年底的数据，目前全国注册护士总量约563万人，这意味着每1000个人里只有4名护士。还处在规培期的李成夏，对当下医院人手不足的现象深有同感。

还在上大学的时候，学校跟医院有合作培养的计划，李成夏实习了近一年，每个月最多休息4天，而且没有补贴。毕业后成为规培护士，她和正式工一样，一晚上照顾70个病人，没有一分钟休息，却只能拿到最低的工资。

据她的观察，同期能顺利熬过规培的护士只有不到一半，即使这个规培机会是她们从社招的1000多个竞争者手里抢来的，也不得不放弃。无处不在的安全隐患、职场上前辈的霸凌，还有频频传来的行业里同龄人的死讯，种种一切，都让护士们的心理状况岌岌可危。

熬过漫长的实习期和规培期后，“李成夏们”依然想逃离医院。

一

 活在死亡阴影下的护士们

“那可能是我离死亡最近的一刻。”回忆起那段经历，李成夏仍心有余悸。

大三时，李成夏在一家三甲医院的急诊科实习。那天，轮到她值夜班，一个喝得醉醺醺的中年男性闯入医院，手持菜刀在她面前的桌子乱砍，李成夏吓得浑身发抖，她转身躲进配药室，锁好门后，迅速抽出电棍、防狼喷雾。

幸运的是，巡逻保安及时赶到，将闹事者制服，才让李成夏逃过死劫。

近年来，国内医闹事件时有发生，有媒体统计了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年度工作报告，2016年至2023年间，我国累计依法起诉伤医、扰医、在医院聚众滋事等犯罪14271人。

护士长担心会遇到“特殊情况”，在值班房放了防狼喷雾、电击棒、长棍、皮拍子，就是为了让护士们在危机时刻，保自己一命。

原则上，日均门诊量5000人次以上或床位1000台以上的大型医院，需在入口处配备安检设施。但李成夏发现，医院的安检只在卫健委检查医院时，才会重新打开。

突发的暴力事件，并未让李成夏离职，毕竟各家医院情况大致相同，安检皆形同虚设。

医院里人来人往，医护要面临的不只有感染的风险

就在上个月，她现在工作的医院里，险些又发生一起伤医事件。闹事的是楼上的精神科患者，半夜突然发病，又没有家属照顾，在病房里大吵大闹。值班的护士想要安抚他服药，结果那病人听到以后，夺过来水杯就砸向了护士。

幸好护士躲得及时，才没有受到实质性的伤害。她那时已经怀孕7个月了，因为受惊血压升到了158，但也只休息了一天，又回来上班了。

“休假”在护士们眼里是一个很小众的词语，她们的时间被严格框定在了值班表的小盒子里。即使是病假也不能轻易开口，因为一旦请假，就意味着同事要放弃本就不多的休息时间来医院顶班，这让生病都成了一件有负罪感的事。

在李成夏实习的那8个月里，她每个月只有4天轮休，“节假日”的概念，从来都不存在她们的职业里。

行业里有个常见的说法，叫“白夜下休”——第一天白班、第二天夜班、第三天下夜班、第四天休息，如此循环往复，直到退休；但也有不少医院因为人力有限或者科室太忙，将下夜班那天视为休班，不给一天充分的休息。

值班意味着，随时做好准备

在医院里人人自危的安全隐患下，更让医护们难以忍受的，就是这种以透支健康为代价换钱的“夜班”。

据李成夏了解，有些医院上白班的护士长，会调监控查看夜班护士有没有睡着。一旦发现有人闭眼超过三十秒，将拍下监控画面，发到护理群上“公开处刑”。

上夜班的护士们，可能只有猝死那刻，才能闭眼。

李成夏所在的医院夜班分为大小夜，小夜是下午4点上到晚上12点，大夜是晚上12点到次日8点。每次上完大夜班，哪怕正当腊月隆冬，李成夏也会出一身虚汗，顶着早高峰骑车回家的路上，眼睛都快闭上。

有次等红灯，不过10秒，李成夏双目紧闭。绿灯一亮，还停留在原地，不耐烦的司机在身后连按几次喇叭，刺耳的声音吓得她条件反射跳起来，差点把车摔倒。

李成夏已经不敢去想，今后的日子里还会有多少个类似的早晨。回家躺在床上，她困意十足，却无法入睡，只听心脏像打鼓一样跳动的响声，震得耳膜隐隐发痛。

饶是如此辛苦，护士们也只能拿到100元的夜班补贴。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的一份报告中记载，超60%的医护人员，每月要值4个及以上的夜班，而护士夜班次数在8次及以上的人数占比，达到了33.74%。

超负荷的夜班随之带来，是超速的心率、飙升的血压、内分泌失调等健康危机。全国144家三级公立医院中的调查显示，护士自评“健康”的比例为28.92%，医生更低，占比20.30%。

李成夏值班时的心率

医疗体系中的每一环都是平等的，护士是其中的耗材，医生亦是如此。

去年，急诊科一位50多岁的主任医生，连上2天白班，第3天还留在医院值夜班。

那天晚上，突然来了一个需要抢救的病人，主任通宵做完手术，好不容易把病人救活，他准备去食堂吃饭，再回宿舍休息。

打饭路上，他晕倒在地，一旁的同僚迅速反应过来，跪在地上，给他做心肺复苏。最终，还是没抢救过来。从主任下手术台，到他心脏骤停，全程只过了13分钟。

主任去世后，医院把之前患者们送给他的横幅全部撤下，送还给了遗属。那一幅幅红底黄字的“妙手仁心”，曾被医院和主任视为是“荣誉”的象征，如今也只会让同仁们觉得触目惊心。

《Public Health》的文章中指出，中国2013年到2015年间医生过劳死的病例中，猝死前，超过一半医生曾连续工作8到12小时，其中11名医生连续工作超过24小时。

也许只有适应这套“拿命换钱”法则的医护人员，才有资格在诺大的医疗体系中，当一颗稳固耐用的“螺丝钉”。

二

 直面患者的任何情绪

在不少患者及家属眼里，护士只是一个任人使唤的“高级丫鬟”，喂、美女、那个谁，都可以成为对护士的代称。患者和家属但凡有一点不满，都把投诉当成对付她们的杀手锏。

李成夏所在的肿瘤科室，有不少患者处于肺癌的初期或晚期阶段，要经常检查观察肺部肿瘤蔓延情况，这项工作大多都是由规培护士来承担。一些年纪大、家境不太好的患者，对医生的治疗方案充满不信任，不是怀疑医院在拖延治疗，就是觉得医生想要掏空他们的积蓄。

“怎么又要抽血，我的血都要被你们抽干了！”李成夏总要一边给患者检查，一边忍受着这样的谩骂。无论她怎样一次次向患者们解释抽血的原因，但下次抽血时，依然有患者质疑，医院别有居心，想把他们的血拿去卖钱。

护士用测试仪为糖尿病患者进行指尖采血检测血糖

医院是一个充满痛苦和悲伤的环境，困在病痛中的患者及其家属控制不住自己的情绪，往往会直接把怨气撒在护士身上。

最近，李成夏遇到了自己执业生涯最难缠的患者家属。对方50多岁，是患者的男朋友，不管李成夏和医生如何跟他沟通，他总是扯着嗓子大骂：“我要投诉你们，我要去上报，把你们医院投诉到开不下去，你们这群骗子，我女朋友都快死了，都怪你们！”

患者查出肿瘤后，持续在医院化疗，由于免疫力低下，她反复发烧感染。一天凌晨，患者烧到睡不着，再次发烧的患者和她的男朋友诉苦，治病治得好痛苦，她要熬不下去了。

患者的男朋友很心疼她，冲进护士站，对着值夜班的李成夏一通辱骂：“你们这群庸医，是不是想把病人医死？”

患者的诉求没解决，护士也不能下班回家休息。等到医生上班后，李成夏把情况报告给了患者的主治医生，医院派来两个医生轮番劝导患者的男朋友，他先是把男医生骂了1小时，女医生去劝导时，又差点对女医生动手。直到患者的儿子赶来医院，这出闹剧才算是收场。

除了有暴力倾向的患者家属，李成夏更头疼的，还有行业里那些不可言说的人情世故。

值夜班，是医护行业里最煎熬的

护士和医生一样看重经验，因此从业久、资历深的护士，往往掌握了团队里较大的话语权，她们对新人的培养更严格，有时也会把工作中的怒火发泄到规培护士身上。

前面那个闹事的家属早就不止一次来护士站找茬了。有次李成夏刚下夜班，家属闯就进护士站来，不由分说就把交接班的前辈骂了一通。李成夏接到电话连忙赶回来，想不到前辈顶着一张气到猪肝色的脸，劈头盖脸又把李成夏骂了一遍。

“她就是不想一上班就领投诉，让我来承担她的不快。”李成夏和大学同学郑英玉吐槽，才知道实习生和规培护士被拉来做“背锅侠”的情况比比皆是。

郑英玉的带教老师在医院里工作8年了，有次无意中把其他病人的点滴，落在另一个病人的床上，病人家属发现后，误以为护士打错药，吓得大惊失色，连忙找医院投诉，要负责人给个说法。

接到投诉后，带教老师一口咬定，是郑英玉放错药，无论她怎么解释都没有用。病房里没有监控，她无法自证清白。

患者惹不起，前辈不好惹，新人护士就成了最好惹的“替罪羊”。最终，当着全病房患者、家属和医院领导的面，护士长把郑英玉痛斥一顿，让她干不了就滚回学校，别再这里害人害己。

治病救人的事，容不得一点差错

医院不是一个让人保持情绪稳定的地方，医生和护士在承担超负荷工作量的同时，还要顶住难以想象的精神压力。如果能遇到脾气和善的患者，整个护士站都会忍不住为这位患者祈福，只不过在李成夏短暂的从业经历中，这样的情况屈指可数。

令她最为惋惜的一个患者，是一个30岁出头的年轻父亲。每次帮他打针，他都会笑呵呵，脸上的肉也随之抖动，他总会说：“没关系啊，我的血管不好找，就应该给你们年轻人多练练手。”

他处于肺癌晚期，住了一周院便消瘦许多，但脾气总是很随和，喜欢跟护士们聊起自己的女儿。去年离婚后，前妻带着女儿住在东北，只有他哥来医院贴身照顾。化疗做了三次后，有次抽血化验，他跟李成夏炫耀，快父亲节了，女儿要过来看他了。

“上次见我家大闺女，她还在读小学二年级，现在都三年级了，不知道长高了多少。”

可惜离父亲节还有五天，他在夜里心脏骤停，抢救无效去世。他心里最惦记的女儿，终究还是没来看他。

三

熬过漫长的规培期

进入医院工作后，李成夏时常想起以前在学校宣誓的场景。成群穿着白色制服、戴着护士帽的女生手捧蜡烛，目光炯炯地宣誓：“余谨以至诚宣誓，终身纯洁，忠贞职守，尽力提高护理之标准，勿为有损之事，勿取服或故用有害之药，慎守病人家务及秘密，竭诚协助医生之诊治，务谋病者之福利。”

从小到大灌输的理念中都告诉她，护士是一门伟大的职业，受人尊敬。可真正进入医疗体系后，李成夏发现，这个职业和她想象的完全相反。

成为正式护士前，护理生需在医院实习，才能注册护士资格证。而条件好的三甲医院，学历普遍要求在全日制本科以上，毕业后还需要再规培两年，通过考核后，才能签正式合同。

护士实习，比较像打杂的助理，主要负责一些跑腿的工作，例如换药、换病房的床单被套、铺被子，医院还会安排他们在各个科室学习。轮到ICU时，李成夏学习使用了许多高精密的仪器，掌握了许多抢救技巧，但熟练这一切后，她发现自己干的最多的，还是给病人翻身和换纸尿裤。

手术室护士，长期处于高压工作状态下

熬过八个月实习期后，李成夏本想留在实习医院规培，但师姐们劝她能走就走，“拿最少的钱，干最多的活。”在这家医院里，规培护士们的工资只有800元底薪，外加400元餐补，扣完五险一金，只能拿不到400元的工资。

而这也是医护专业毕业生们普遍面临的处境。

毕业后，李成夏陆续参加了几家省内知名三甲医院的社招。1000多人抢10个名额的激烈程度，让刚毕业的李成夏大开眼界。最终她选择一家知名度较低的三甲医院，和500多个考生，竞争20个名额。李成夏心里松了口气，感觉压力小了许多，最终以前三名的成绩考入。

进到医院后，她发现自己这个规培护士的身份，更像是医院的“临时工”。

规培医生有个人工号，可以登录医院系统，执行任务、下达医嘱，接着由护士执行医嘱。但规培护士没有工号。所以经常性的，李成夏在给患者测血糖、登记信息前，都得让患者先等一下，她去借个工号。如果正式工忙得脚不沾地，或者担心借走工号担责任，那患者就得和她一起等。

医院工作日时，病患应接不暇，可看病流程却繁琐复杂，患者就诊耗时随之增长，无论是规培护士还是正式工，都要无偿加2到3小时的班，才能回家。随着超量的工作、夜班的堆积，护士们的身体状况岌岌可危。

冬天是肺病的高峰期，医院病患众多。有时，李成夏上夜班，要一人管70多个病人，晚上连坐下休息半分钟的时间都没有，整晚都在查房、量体温、监测血糖中度过。

未规培前，李成夏3年左右，才大病一次。而规培期的1年，李成夏大病过5次，但她不敢请假，急忙吞下退烧药后，她又开始了忙碌的一天。

带病上班，几乎是每个护士的必经之路。害怕麻烦同事、患者络绎不绝，但护士人手永远不足，一旦有人请假，只会给同僚平添麻烦。

熬不住压力，放弃规培的也大有人在。和李成夏同期规培的护士，有人跳槽去三级医院，也有人中途改行转业，去肯德基当服务员。李成夏并非不想离职，但中途退出拿不到规培证，倘若以后还想重操旧业，在另家医院就职时，还得重新规培。

这份工作做的越久，李成夏越觉得，所谓的“白衣天使”，其实只是一个方便道德绑架护士无私奉献的符号，并非荣誉。

每年5月12日，是国际护士节

前段时间，李成夏的大学同学郑英玉也辞职了，转行去了一家医美公司。这是一份带有销售性质的工作，她不仅要当护士，还要充当客服，每月月末，医院会根据护士们的业绩进行考核，发放工资。

虽然这份工作也很忙碌，还要面临绩效考核的压力，但起码不用再回到医院里通宵上班、还要被同事诬陷的日子了，郑英玉一天也不想再过了。

被带教老师冤枉后，她果断辞职回到家乡，通过社招去一家三甲医院规培，但她坚持不下来，半年后再次辞职。和李成夏聊天的时候，她提到，当时压垮她的最后一根稻草，是同期规培的护士徐佑灵自杀了。

那时，医院收了30名护士规培，她和徐佑灵分到不同的科室。两人只是点头之交，但在她印象中，徐佑灵做事细心，实操上手快，规培期内从未出过差错。医院是容错率极低的地方，这让徐佑灵备受各个科室的护士长青睐。

那天，郑英玉如往常一样，早上七点半到护士站开晨会，护士长在面前高谈阔论，总结每日工作的经验教训，郑英玉心不在焉地听着。

突然，一道影子刷地从窗外略过，没等她反应过来，楼下传来一声巨响。郑英玉跑到窗边往下看，只见有人脑袋着地，四肢扭曲，倒在血泊中。

后来她才知道，跳下去的人就是徐佑灵。她死前正值夜班，再过半小时，就能回家睡觉。至今，同期的规培护士都不知道那天发生了什么，她又为何逼自己走上绝路。

医院的桂花开了。李成夏最喜欢桂花，但因为工作太忙，她已经快要忘了，现在正是桂花开放的季节

同龄人消逝的生命，宛如巨石压在李成夏心口，让她喘不过气。很多时候，她觉得自己也快要撑不住了。下夜班回家的路上，在十字路口等红绿灯时，李成夏心里默念，要是能突然被车撞死就好了，这样就可以好好休息了。

她觉得自己有必要去心理科看看了，可是医生出诊那天，总也赶不上她轮休。

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参考资料：

[1] 白剑峰. (2023). 全国注册护士总量达563万人. 人民日报 [2] 陈媛媛, 代紫庭, 杨纯希 & 张振宇. (2024). 好医生李晟，在诊室加班时遇害. 澎湃人物 [3] 卫生健康委员会等. (2021). 关于推进医院安全秩序管理工作的指导意见 (国卫医发〔2021〕28号). 卫生健康委网站 [4] 王丽萍, 张建国, & 李强. (2019). 医务人员过劳死的影响因素及预防对策. 中华医院管理杂志, 35(9), 712-718. [5] Shan, H. P., Yang, X. H., Zhan, X. L., Feng, C. C., Li, Y. Q., Guo, L. L., & Jin, H. M. (2017). Overwork is a silent killer of Chinese doctors: A review of Karoshi in China 2013–2015. Public Health, 147, 98-100.

天通苑这个街道，名气很大。

成就其“大”的因素，与其地处首都无关。首先是社区规模大，在全国乃至全亚洲无可匹敌，这说来算是一种“硬实力”。

天通苑也不乏“软实力”的。比如这里首创抓居民“软肋”，作为网络热词至今深深扎在无数人的心里。

“找个黑地儿拘他三天”，“他的软肋其实是他儿子”，“往寻衅滋事上靠”，“看看哪个帽子扣他合适”，这等惊人言论，字字如刀，直扎心尖。

天通苑社区干部一句“软肋”，足以抵消十万句生娃宣传口号。

这事过去近两年了，本不想再提及。因为它决计不是什么“正能量”，唯一的功效是撕裂干群关系，打击世道人心。

再说了，翻人旧账，揭人短处，实在没啥意思，本人素来无此癖好。

而近来听闻的一桩事情，让人感到这个街道，正在将专治百姓不服的传统特色、斗争精神，继续发扬光大。

在天通苑南街道办治下的佳运园社区，以“地头蛇”自居的村干部，铁了心要在被小区居民楼四面包围的一处空地上，违规违法建设露天菜市场。

这块空地规划用途，载明是养老服务设施用地，国有土地使用权归属于小区开发商。村委会强势开建的菜市场，无建设用地规划许可证等任何合法手续。

一个彻头彻尾、距离天安门不过17公里的违法建设项目，竟然如此“霸王硬上弓”，这在首善之区，实在闻所未闻。

居民就此向12345热线求助，三个多月来打了近千个投诉电话。

迄今为止，除了一处建在距离小区公共饮水机几米远、为菜市场配套的简易厕所，被愤怒的居民轰走，其他违建仍岿然不动。

菜市场日渐成形，开业在即，街道办却坚称“没有建菜市场”，“只是在平整场地”；

该区域菜市场早已饱和，居民急切盼望建“一老一小”服务设施，街道办却说建菜市场是“城市更新”、“嵌入式服务设施”之需；

居民指出违建菜市场隐患多多，贻害无穷，街道办主任却说这是村民代表会议决定事项，“具有合理性”；

昌平区规划执法部门将违法线索移交街道办，街道城建科科长却说两处矗立的门头、墙顶盘绕的电缆、私设的电表箱、堆叠的棚架等不属于违建；

居民吁请街道执法部门依法依规向违建方发出《责令改正通知书》，街道办却向上级建议对此“不纳入投诉即办考评”；

这处违建菜市场惊动《北京日报》，予以公开报道后，街道办仍一口咬定只是正常的“三通一平”，对现场进行象征性清理暂时停建，违建几乎纹丝未动。

街道办的屁股，端端地坐在违法建设的那一边。

他们到底想干啥，在挑战谁？

街道办相关人员与违建方存在怎样的利益纠葛，这个不好妄加评论，但至少有一点可以确认：专治百姓各种不服。

昔日跃跃欲试要抓百姓“软肋”的，是天通苑南街道第二居委会，似乎与街道办无关。

问题在于，当时有报道说，天通苑南街道办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会认真调查”，时至今日未见任何调查处理通报。

网传与下属三名工作人员商讨抓居民“软肋”的居委会主要负责人，去年六一儿童节还受邀与“软肋”们欢度节日。

“软肋”舆情曾鼎沸一时，抓“软肋”刺中公众最敏感的神经，成为某种特定意义的指代而流行于网络，制造这一舆情灾害的人居然毫发无损。

这足以说明，在天通苑南街道办层面，抓百姓“软肋”是被允许的，没准还视为本辖区行之有效的基层社会治理“经验”。

就违建菜市场一事，居民越投诉越不搭理，舆论越关注越不当回事。你们要跟官家讲法律、论公理吗？老子就是不拆违建，再闹就抓你“软肋”。

两件事的区别在于，前者是抓孩子这个“软肋”，后者是抓“权利弱势”这个“软肋”——权利不服膺权力，这可以么？

对待治下百姓“不服”，拿粗挟细，揣歪捏怪，放刁撒泼，这在天通苑南街道办，说来是有传统的，不排除俨然成为“土围子”内的治理共识。

都是因为“软肋”在握，具体从何处下手去抓，全凭人家的兴趣，“抓手”可以有异，内在逻辑却是一致的，有异曲同工之妙。

专治子民的官员，历来不乏其人，水浒世界里的华州贺太守、江州知府蔡得章等即是，一身市井市侩的痞气，至今未有绝迹，且刁泼作派更甚。

这类官员最显著的特征是在“治民”上，想出些歪点子，使出些烂招数，明明知道很不着调，却公然摆到桌面上，不能奈它何。

明明是违建菜市场，依法依规拆了就是，但几个月下来就是拆不动。

以最小的权力，行最大的刁难。一个周边居民强烈反对的违建菜市场久攻不下，这件事不管从哪个角度分析，都充斥着小官僚的满满恶意。

把“以人为本”叫得震天响，暗地里却把“骗瞒哄捂”伎俩视为一种“大本事”；在人跟前道貌岸然，背地里却是鸡鸣狗盗。

这也揭示了一个真谛：放刁撒泼还真不是脸皮薄的正人君子们能玩得转的。

天通苑南街道办擅抓百姓“软肋”，作为一类官场“亚文化”，虽然摆不上台面，却能渗透并形成集体无意识，逐渐演化为一种行政潜规则。

《中国流氓史》有一段话：“无论是哪朝哪代、哪省哪乡，比绅士层与流氓无赖层共同管理或控制地方社会更可怕的，无疑是国家社会与流氓社会的合流。”

放刁耍赖之徒混入重要领域的管理层面，控制这种文化从基层社会逆流向上，一个地域势必渐失正派价值，基层权力微循环必然不畅甚至坏死。

从根本上说，一个日益搅动舆论场的违建菜市场，最终拆不拆得掉，对应的乃是天通苑南街办的政治微生态。

2024年8月9日，湖北武汉，市民在汉口江滩与 “一家五口” 雕塑合影。（视觉中国 / 图）

两个不同世代的女性决定研究城市里的二孩家庭。

蒋莱生于1970年代末期，是一个“00后”孩子的母亲，在她生育的21世纪初，普婚普育和隔代养育是社会主流，过了28岁还未结婚的会被称为“剩女”，不生育则被视为自私，或是生理有缺陷。

沈洋生于1980年代中期，是一位二孩妈妈。在她生育的2019年，上海户籍人口总和生育率仅为0.6，女性平均初育年龄为31.66岁，她也成为家族同辈中唯一生育了下一代的人。生育已经成为一件需要勇气的事——这意味着高额的养育成本和大量的时间投入。母职惩罚、生育损伤和不婚不育的声音齐头并进。

蒋莱 上海对外经贸大学法学院副教授。

沈洋 上海交通大学国际与公共事务学院公共经济与社会政策系副教授。

她们的研究从2015年初开始。彼时全面二孩政策尚未放开，单独二孩政策的效果并不理想，正在做女性领导力研究的蒋莱发现，无论政界、商界还是学术界，女性总是受困于中下层，难以晋升，她们身上始终绕不开的话题，是生育和育儿。她和沈洋都很好奇：生育二孩及多孩的女性都是哪些人？她们为什么生？生育后，对她们在职场上的影响有哪些？

这项研究持续了六七年，她们访谈了四十余位城市中产女性，她们大多接受过优质的高等教育，其中半数以上是二孩及多孩妈妈。这些女性都曾是职场妈妈，其后或由于育儿压力，或出于个人原因，一部分人回归了家庭。

这些女性生育二孩的原因各种各样——恐惧“失独”、“希望孩子有个陪伴”和“避孕失败”是她们最常提及的。让沈洋惊异的是，“过去看西方的文献，那些愿意生二孩的女性可能是由于丈夫参与更多，但是我做了访谈之后发现，爸爸参与育儿的比例普遍偏低，受访者生二孩的理由与丈夫是否参与育儿关系不大——这背后受到很深的父权制的影响。”

蒋莱和沈洋还有一些有意思的发现，比如二孩随母姓的家庭，女方家庭通常对小家庭在经济上、育儿安排上付出得比男方家庭更多，这可以说是在父权制背景下，由于女方家庭提出了反传统要求而进行的过度补偿。这些发现被蒋莱和沈洋集结成书《新生育时代》，于近日出版。

有意思的是，研究进行期间，沈洋也从一位尚未生育的女性，成为两个孩子的母亲。五年前，目睹丈夫的家务劳动投入，她生下第一个孩子，决定生育二孩，是因为她在工作上感觉碰到瓶颈，“想生个孩子转移一下注意力。”但更重要的是，与她笔下的受访者一样，她希望自己的孩子有个陪伴，“等我和丈夫百年之后，她们可以携手迈入我们没有机会经历、也没有能力预测的未来。”

我们的对话从城市中产妈妈生育二孩的原因开始，谈到了她们日常需要的支持体系、心中理想丈夫的模样，也谈到二孩实践中的具体困难、母职惩罚，以及多孩政策可能带来的影响。

就像她们在书中所写的一样，“在对生育女性的要求远远超过支持的转型时代，在家庭友好、妇女友好、生育友好文化任重而道远的阶段，探讨家庭与工作的关系，反思两性角色与父职母职的差别，不仅能推动性别平等的加速发展，也为生育带来新的理解视角。”

1.“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

南方人物周刊：既然女性既要主外，又要主内，你们也在书中指出，目前国内0-3岁的托育机构普遍缺失，她们为什么还想生二孩？

沈洋：很多受访者都提到了害怕失独，觉得鸡蛋不能放在同一个篮子里。其中一个受访者的丈夫参加了同事的追悼会后被触动，决定生二孩。另一个主要原因是，她们觉得生两个孩子可以互相有个陪伴，对孩子的性格发展也有好处。

蒋莱：意外怀孕的也不少，但避孕也与权力关系有关。我们的受访者主要是高学历女性，照理说能了解到足够的避孕知识，“意外怀孕”可能也体现了女性在性关系中的不自主。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在书中写，其实在生育二孩的决策中，妈妈反而发挥了强大的能动性，这是为什么？如何体现？

沈洋：体现在谁先提出生二孩的需求。我们二十几位受访者（二孩妈妈）中，生二孩更多是妈妈提出来的。

她们想生二孩也有时代红利的原因，在房价便宜时早早买下首套或多套房，经济上比较富足；很多女性在体制内工作，比较稳定，不会因为生育二孩受影响，再加上她们在工作上可能也得不到太多的成就感。比如一位叫作颜文婷的受访者在工作上非常努力，但因为各种因素，在晋升上一直受阻，所以她当时很沮丧，想再生个孩子获得一些成就感。

蒋莱：体制是双向的，它提供了稳定，但体制内部也不是性别中立的，女性职业发展会遇到更多困难。我做女性领导力研究的时候比较过政界、商业界和学术界，发现在商业界，女性晋升发展的机会是最大的，但她们很少有考虑二孩的。

南方人物周刊：这是不是也能解释越来越多的人愿意拥抱体制，或者说默认女性最好的工作是做老师？

蒋莱：父母希望自己的女儿做老师，其实还是希望她既有一份工作，又能扮演好妻子和母亲的角色，我的一些学生也是这样。我学生的情况很好玩，有一些想法的女大学生把不婚不育挂在嘴边，观点好像很超前，但随着年龄的增长，（我的）研究生和进一步深造的女博士的婚育压力很大，家里常常会催。

沈洋：我自己接触的学生没什么婚恋焦虑，有认识的博士生准备非婚生育，父母也很支持，她准备博士开题后就生孩子。

蒋莱：父母能够理解非婚生育，在经济上予以支持，这是非常少数的。

沈洋：但我最近和学生做不婚不育的未婚青年研究时，好几个女生都提到了非婚生育的想法，她们说是受到社交媒体上一位律师的影响，觉得这样生下的孩子还能跟自己姓。

2024年7月13日，北京北海公园，穿古装的游客在拍摄写真。（视觉中国 / 图）

2.娘家的支持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让人印象深刻的一个点是，受访者颜文婷决定生二孩前，先问了她的母亲是否愿意继续带二孩，得到肯定的答案后才放心地怀孕。这种现象在你们的受访者中是不是很常见？

蒋莱：能否得到娘家（社会资本）的支持，是这些女性决定生二孩很重要的因素。

南方人物周刊：那丈夫扮演什么角色？是否有所补偿？

蒋莱：丈夫的角色总体都比较弱化。由丈夫提出想生二孩的，他们在家庭中的角色都可有可无；反对生二孩的丈夫，也有什么都不管的。至于补偿，一些二孩家庭第一个孩子都是由姥姥带的，二孩往往由奶奶带，但这不能算是丈夫的补偿。

沈洋：也有丈夫的家庭出资买学区房的。二孩出生后，一些不想要二孩的丈夫还是增加了投入，开始增加育儿时间。书中有一位女律师的例子，后来丈夫变成了全职爸爸。

南方人物周刊：在这些女性眼中，好丈夫是什么样的？

蒋莱：我们的受访者大多还是有很深的传统观念，认为丈夫不失业、不家暴、不出轨就能接受。

沈洋：我们也有一个受访者说她结婚后考察了老公几年，确定对方能带孩子、比较顾家才肯生。

蒋莱：我观察身边人，愿意生二孩的都是丈夫一孩时表现还不错。我对我配偶的表现是不满意的，当时他没太进入角色，所以后来他说生二孩，我没同意。

沈洋：很多实证研究都发现，如果丈夫参与育儿更多，女性生育的意愿会更高。前几天我还在和一个朋友聊天，她结婚5年了还没生，她丈夫工作很忙，所以她对于生孩子之后的生活很没信心。女性是否愿意生，与丈夫给不给力肯定是有关系的，但在我们的被访者中不明显。

南方人物周刊：如果不依靠隔代养育，二孩家庭的夫妻一般怎么带娃？

蒋莱：夫妻双方都工作的话，就是靠外包，就算是有人全职带娃，也带不过来两个小孩。

南方人物周刊：沈洋老师生了两个小孩，生完二孩后，和过去只养育一个小孩的生活有什么不同？怎么协调？

沈洋：很不一样，现在基本没有个人休闲时间。我们主要的关注还是放在老大身上，当时决定生老二时，老大很多事情已经能自理了，我们也不鸡娃，很多兴趣班她都不愿意参加，所以在养育和教育的压力都不大的情况下，我们决定生二孩。现在家里的育儿嫂是管老二的，老大我们自己管。

但最近老大被选上了网球队，一周要上三节课，我们人手不够，我妈每个星期会来一两天帮我们带一下。

南方人物周刊：为什么没有干脆请双方的父母帮忙？

沈洋：如果让父母来带，我和老公预见到会产生很多代际冲突，我们都不太认可上一代的育儿方式，所以生第一个小孩时就决定外包。我妈现在每周来一两次，我们都经常有冲突，没办法和解。

蒋莱：我们那个时候还是挺费劲的，当时隔代照顾是主流，我想请钟点工，公婆其实是不太高兴的，好像削弱了他们的作用一样。后来小孩两岁送托班，我很想下午4点去接他，但我5点才下班。后来我考上在职博士，一个师姐建议我送全托幼儿园，她的小孩就是这么过来的。

但当时也遭到家里人的反对。小孩送到全托后，每周的接送也都是我在做，丈夫提供的是经济方面的支持，我们买的婚房，靠近我妈妈家，渐渐地矛盾也是很多。这些问题都是随着小孩一点点长大慢慢冒出来的，没有人告诉你，所以我们在书里写，生娃是个“黑社会”。

2024年10月28日，在河北省邯郸市磁县北贾璧乡北贾璧村，小朋友在柿子架下玩耍。（视觉中国 / 图）

3.母职惩罚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研究最初是想了解生育二孩及多孩对这些女性职业的影响，这些影响还包括哪些？

蒋莱：我们当下社会各行各业对工作时间的要求都非常高，即使是体制内的工作或老师，也需要投入大量的时间，从而获得上升的机会。这样看的话，生育对女性绝对是负面的影响，不利于职业发展。但也有女性生育后，职业向上走的。

沈洋：我们的论文归纳了生育二孩的女性的四种职业发展类型：职业上升型，这些女性只占被访者中的1/4，大部分是从原生家庭中获得了很多育儿和家务支持；职业回弹型，这些女性在生育二孩之后经历了职业中断，但在跳槽或重新工作之后经历了职位/收入的恢复或上升；职业中断型，这些女性经历了工作时间和收入的双重减少；职业停滞型，这些女性大多在公共部门工作，缺乏上升流动的空间。

南方人物周刊：经历职业停滞或中断的女性对这一处境的态度是怎样的？

沈洋：其实不只是职业发展，母亲们对生活满意度的衡量有多个维度，孩子是否健康、是否有休闲时间同样是她们很在意的。比如我们的受访者苏晓洁，虽然由于带小孩等原因频频转换职业赛道，由医院和外企最终跳槽到社区医院成为街道医生，收入减少了2/3。但她现在上下班非常规律，不用加班和出差，也有个人的休闲时间，对自己的生活很满意。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也在书中提到，在访谈过苏晓洁后，也开始反思是否要用母职惩罚的概念衡量所有女性。

蒋莱：沈老师这个观点其实已经超越时代了，现在的问题是，母职惩罚是否被充分且广泛地认识到。

沈洋：互联网上有关母职惩罚的讨论已经很多了，尤其是女性，她们都认识到生孩子对工作肯定是有影响的。

南方人物周刊：能不能解释一下母职惩罚？

沈洋：母职惩罚主要指女性由于生育在职场上面临收入下降、事业受阻。

蒋莱：中央民族大学的杨菊华老师提出过一个叫作性别税的概念——是在谈职业女性生育后面临的职场困境，但未婚未育的女性就可以在职场上免除这种困境吗？其实并不会。现在的女性求职者恨不得拿着一张不婚不育的证明去找工作，但招聘方在相同资质的求职者面前，还是会倾向于男性——这就是杨菊华称之为性别税的原因。

4.二孩跟谁姓？

南方人物周刊：当二孩真的生出来，姓氏成了一个需要协商的问题。你们在研究中发现，小孩冠母亲姓氏的前提往往是女方家庭付出了同等甚至更多的经济、照护方面的责任？

沈洋：其实无论跟不跟母姓，女方家庭都付出得更多，只不过这由此能促成一些家庭的孩子随母姓，但前提条件是需要丈夫及其原生家庭同意孩子随母姓。我也发现，由于随母姓，女方会在经济和育儿方面过度补偿，比如自愿带孩子更多。

不同家庭随母姓的动机不同，比如有的是女方父亲提出来——一位受访者的父亲是大学教授，希望女儿的第二个孩子跟自己姓，而这个小家庭一开始和现在住的房子都是女方家里提供的，女方每个月还会给男方父母打钱。

南方人物周刊：你们怎么想到和受访者聊冠姓权这件事？

沈洋：这属于我的个人爱好。上海的独生子女家庭，二孩随母姓的情况越来越多了。我妈的姐妹们也常有这样的讨论。后来双独政策放开后，我父母对我的期待就是生两个，第二个孩子姓沈。

南方人物周刊：你生二孩时，孩子跟谁姓？

沈洋：如果孩子不跟我姓，我是不会生的。其实生一孩时，我也和老公协商过。这也反映了，孩子是不是理所应当就应该随父姓？生第一个小孩时，我和丈夫达成一致，随他的姓。到了二孩时，怀孕前我们就说好无论是女孩还是男孩都要跟我姓。一些比较传统的家庭可能觉得如果生儿子，姓氏还是要跟男方，不然男方的姓氏传不下去了，但我们家就是把这些情况都提前说好，我老公的父母也愿意。

2022年8月27日，上海闵行文化公园，市民带着孩子体验露营。(视觉中国 / 图）

5.多孩政策的放开，可能会加剧男孩偏好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我很喜欢的一个章节是关于母女关系的，其中高嘉萱与其母亲的故事很动人。或有意或无意，高嘉萱成为母亲后复刻了母亲在她成长过程中的“鸡娃”模式。你们在书中写一开始并未想涉及母女关系的议题，但被高嘉萱的讲述触动到了，她最打动你们的部分是什么？在你们的生命经验中，是否有类似的体验？

蒋莱：看高嘉萱的访谈资料时，总能从她身上看到她妈妈的影子，所以后来我问她愿不愿意聊聊她妈妈，她欣然接受。后来访谈，她讲述她妈妈的故事时，对我触动很大，我妈妈和婆婆跟她妈妈是同代人，都经历过上山下乡。上一代的女性真的很苦，她们生于多子女家庭，成长过程中没有得到更多的家庭投资和关注，等到自己成了母亲，对女儿也会有复杂的情感——既很爱女儿，又要求她在传统性别分工的角色上做得好。

所以写高嘉萱的故事，也是对我已经离世的母亲的致敬，有很多话是我当时不明白、没有机会和她讲的。我非常能共情高嘉萱，我和妈妈的关系就像高嘉萱和她母亲一样复杂：有很深的联结，也有很强的冲突。她既为我骄傲，又希望我样样都好，对我生活的某些部分永远不满意。

沈洋：我的经历和蒋老师、高嘉萱挺不一样的，但母女关系这一章写得很深，也是最触动我的。我妈妈在婚姻中一直比较弱势，在我看来也不怎么上进，是我不想成为的人。我记得自己和她讨论过为什么要生我的话题，她说不生的话会被人看不起。生完我后，她立刻去上班了，说带孩子多难啊，还是上班轻松。我觉得她很坦诚。

南方人物周刊：书中还有一位受访者吕小滢，曾经目睹母亲追男宝的过程，早早明白要生男孩。像吕小滢这样想生男孩的家庭是否较以往有所减少？追男宝的过程中，一般是男的想要还是女的想要？

沈洋：男性女性都想要。书中来自南昌的女生张乐非常热忱地想生男宝，也是父权制的坚定维护者。

蒋莱：上海好很多，但有些地方“追”男宝的现象还是很严重。

南方人物周刊：多孩政策的放开可能会加剧这个现象吗？

沈洋：是的，2019年，我们国家的人口出生性别比约为110:100，到了2022年就上升到111.1:100。政策放开了，刚好给了一些有男孩偏好的人机会。

蒋莱：这其实是一个女性选择权的问题。我记得给云南某个女干部培训班上课时，和这些体制内就业的女性聊天，她们都说一孩政策的时候没办法——只有一个女孩也都接受了，否则会丢掉工作。现在政策放开了，肯定要生二孩。问题是，政策允许的话，我们就应该生二孩吗？

南方人物周刊：从2022年起，多地政府开始出台育儿补贴政策，比如浙江省规定，县（市、区）人民政府可以根据当地实际，对三周岁以下的婴幼儿家庭给予育儿津贴、托育费用补助。这会影响大家的生育决策吗？

蒋莱：该影响的都影响过了。大城市影响不到，对二三线城市而言，没有这些政策，大家也会生的。

沈洋：但至少可以缓解我们的经济压力，二宝刚出生时对牛奶蛋白过敏，只能吃特殊配方的奶粉，很贵，一开始是有一些经济压力的。

蒋莱：去掉大城市的话，生育率是不低的，在一些中小城市，二孩是标配。

沈洋：全国范围来看，生育主力依旧是生育过的女性。目前每年的出生人口中，54%是生育二孩及以上的，但上海就不一样，上海（户籍人口）的二孩率大概是24%，三孩比例是1.86%——这也是我们找三孩家庭样本比较困难的原因。

南方人物周刊：最后一个问题，你们对于未婚但想进入异性恋婚姻的女性有什么建议？

沈洋：了解你男朋友的性别观念，观察他和原生家庭是怎么互动的，比如是不是传统的男主外女主内的模式，家里谁在做家务。直接和对方聊聊他对女权的看法，对未来家庭的想象和安排。这些回答中如果有一些是你完全不能忍受的点，就不要继续了。有什么诉求及时沟通，不要一个人承担。还有就是，也不要害怕离婚。

那些寻子的父母们留在原地，等了很久很久。人贩子余华英已经被判死刑。被拐的孩子们都找回来了。重逢只是生活真正的起点，如何认亲、理解亲人、适应回归的亲情，如何安顿好思念、怨恨、错位的理解，同等重要，而这也远比想象的更艰难。

文｜石里荷

编辑｜李天宇

从11人增加到17人

在自己寻子账号的粉丝列表中，卿素华发现了被拐26年的儿子。

2023年，人贩子余华英被捕后近一年，生活在云南的卿素华了解到，余华英拐卖案中，有多名云南儿童被拐卖到河北邯郸。她怀疑，儿子李聪也被拐卖到了那里。于是，她在社交媒体上发布寻子信息时，针对性地往邯郸投送。

今年1月16日，卿素华发现粉丝列表中有一个账号IP地址在河北。她点开头像，觉得人很像李聪。卿素华连忙叫丈夫来看，丈夫也觉得有点像，而且觉得那个人的女儿「真像我们家的孩子」。过去20多年的寻亲经验告诉夫妻二人，这可能是错觉和巧合，还是稳妥一点，不要打扰对方。卿素华当时只是把视频收藏了起来。

没过多久，这位粉丝的岳父给卿素华夫妇发来消息，称自己的女婿可能就是他们正在寻找的李聪，又发来了几张女婿儿时的相片，卿素华觉得，这次应该可以完全确认了。

后来，大理市公安局下达一份鉴定意见通知书，卿素华夫妇的指尖血样DNA检验结果显示，他们的DNA与邯郸一男子的结果吻合，这个人正是粉丝列表中的李聪。

2024年1月8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对余华英拐卖儿童案作出二审裁定，发回重审。法院认为，原判决遗漏了余华英其他拐卖儿童的犯罪事实。2024年10月11日，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公诉机关指控余华英涉嫌拐卖的儿童，从11人增加到17人，并追加起诉她牵涉的4起拐卖儿童的案件。

李聪被拐案正是此次追加起诉的4起案件之一。根据媒体透露的庭审记录，2002年，余华英的丈夫王加文从云南大理下关四中旁的一间小卖部将李聪带走，交给了她。随后，她乘坐火车，将李聪带到了河北省邯郸市贩卖。

「我的孩子是个人，你怎么能把他当成商品一样去牟利，拿出去贩卖呢？」卿素华说。

2024年10月25日上午，重审一审判决，罗兴珍也来到了法院，作为被害人之一，罗兴珍的诉求仍是希望余华英被判死刑。1996年，一双儿女被拐走后，生活在贵阳的罗兴珍守着自己的修鞋摊27年，就是等孩子们有一天能找回来。这些年寻亲的过程中，罗兴珍边打工边找寻孩子，花费了50多万元，但她只请求获得20万元的经济损失赔偿。

比金钱更重要的，罗兴珍想听到余华英坦白并承认自己的全部罪行，她想要知道真相。罗兴珍对媒体表示，「余华英应该把自己拐卖的所有孩子都交代出来，人家才知道他们的小娃子在哪个地方。」

重审宣判的那天，杨妞花站在法庭外，对记者说，今天，有更多的受害家庭来到了现场，他们彼此互为支撑，会一起进入庭审，指认余华英。但早在去年一审的时候，只有杨妞花1名受害人出庭。

杨妞花是余华英案当年的受害儿童之一。在邯郸的农村，杨妞花曾叫李素燕，「南方野兔子」是她童年的外号，村里的小孩觉得她的眼睛很大，像兔子，外号的画外音是——「你不过是被南方父母抛弃的小孩。」

2012年，22岁的杨妞花开始在寻亲网站登记，去公安部门采血。但关于亲生父母、姐姐的消息，她始终没有得到任何回应。

转机发生在2021年3月，杨妞花开始在互联网寻亲。随着热度越来越高，一个多月后，她的堂妹刷到这些视频，把姐姐杨桑英的联系方式推了过来。二人开始核对记忆里的细节，都对得上，当时就确定已经找到家人。姐妹二人在贵州相认，给爸妈上坟那天，杨妞花看着四处的杂草、冰冷的坟墓，下定决心要抓到人贩子，给父母报仇。

回到邯郸，杨妞花找到了当年给余华英提供落脚点的王国付，恳求他为自己作证，但对方不肯，杨妞花希望，90多岁的他能在人生将要走到终点时认清自己的错误。她告诉王国付，「你今年90多岁，你比我妈妈多活了60年。」最终在多次的恳请下，王国付答应出来作证。

随后，杨妞花就开始积极参与这起案件的立案、调查以及庭审，最终贵阳警方成功立案。她在接受媒体采访时表示，重审所涉及的6名受害儿童并非余华英主动交代，而是公安部门在一审后逐步摸排、侦查出来的，把扎实的证据摆在余华英面前，她没有退路，才点头承认的。

杨妞花说，在法庭上，余华英对自己做过的事情一向闪躲，试图狡辩为自己开脱——面对所有有利于她的证据，她全部都可以清楚地讲出来，甚至当庭反驳。但只要对她不利的，她就会说自己曾经被车撞过，失忆了。由于和她一起施行拐卖的情人如今已不在人世，余华英会把罪责推脱到对方身上，「我当年年少不懂事」、「当时我是被别人教唆」。

这意味着，余华英从未真心伏法、真心认错。而她在庭上的种种狡辩，对于受害者和他们的家长来说也是一种伤害。

曾经，杨妞花想过，如果余华英在法庭上能够坦白一点，提供一些更有用的线索，这样就算法庭判她无期或者死缓，自己不会提出抗诉，或许也不会「咬死」请求死刑。但最终余华英一次次的狡辩让她看到，她只想苟活，而非真正悔罪。

杨妞花坚定决心，余华英非死不可。

2024年10月，庭审结束杨妞花向记者讲述庭审经过图源视觉中国

「还是卖小孩赚钱」

宣判的那天，杨妞花向大众描述最多的一个场景就是——她和余华英对视了一眼，对方迅速低下了头，没再抬起。

讲到这个场景的时候，杨妞花微笑着，声音很有力。那是她第一次感受到余华英「整个人都蔫儿了」。而整个庭审，余华英佝偻着身体，像把自己叠了起来，双手在不停发抖。

这和余华英以往的表现都不一样，不久前，在重审开庭的时候，杨妞花曾和余华英对视过15秒，那时候，余华英扬起了下巴，双眼微眯，这个表情也被很多人形容为「阴鸷」。这让杨妞花确信，「她一定是想着当年怎么没弄死我。」

余华英受审图源网络

这次，杨妞花捕捉到了这些细微的动作差异，她觉得，余华英开始怕了。

判决还是下来了——2024年10月25日，余华英拐卖儿童案重审一审宣判，贵州省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判处被告人余华英死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并处没收个人全部财产。法院还判决余华英民事赔偿各被害人三万元。余华英当庭表示上诉。

重审判决公布后，极目新闻记者走访了余华英曾经居住的重庆市大足区茅里堡社区，这是她离开家乡后最初的落脚点。

余华英在村子里有两处房屋，一处是30多年前用煤渣灰盖的预制板房，在一个小山坡上，有三个房间，墙体多处开裂，地面满是塑料袋等杂物，村干部说这处房屋已经是危房。另一处则位于数百米外的公路旁边，是近几年才盖成的红砖房。

如今，这处新修的房屋由当地一名老人以500元一年的价格租下。余华英最后一次出现在村子里，是在2022年，曾有人看到她回来这里检查房屋，但当时没有人上去和她搭话。

在案件没有曝光之前，村民们记忆中的余华英不务正业，沉迷于打牌，经常不回家。得知判决结果后，一名亲戚沉默很久后说：「判了死刑是好事，免得再出来害人。」

来重庆定居之前，余华英曾在云南大理生活。根据她2004年写的一份自述材料，1963年12月，她生于大理白族自治州鹤庆县一个并不宽裕的家庭，是家中第四个孩子，上边有两个哥哥、一个姐姐。

《半岛都市报》曾在公开报道中提到，余华英称，「我的一生都在受苦」——8岁的时候，她刚读了两年书，母亲因病去世，她只好辍学务农，17岁那年，父亲也去世了，不完整的家庭让余华英一度处于亲情缺失的状态，也让她觉得「思想上更加痛苦，更加劳累」。

21岁时，她在云南大理游玩的时候与重庆大足籍的王加文相识，并追随男方来到了重庆，二人结婚。在大足，余华英重新办理了户籍，并在1987年生下了女儿王梅花（化名）。

二人婚后的生活并不宽裕。王加文以挑担子外出补鞋为生，赚来的钱勉强果腹。茅里堡多位村民都曾表示，夫妻二人和亲戚鲜少往来，他们不勤劳也不安分，只种了一年庄稼就没再下过地，懒惰和贫穷在这个家里滋生了种种恶行，王加文会经常偷东西，比如偷彩电。

1992年，王加文在偷盗过程中被人告发，被警方控制。余华英和女儿失去了经济来源，她将女儿安置在亲戚家，自己来到大足县城，在一家面馆打工。

在这里打工期间，余华英结识了比自己年长20岁的「龚木匠」龚显良。当时，两人都各有家庭和孩子，但他们还是开始了同居生活，并于同年生下一个男孩。

男婴的降生让余华英和龚显良无力抚养，他们认为，这不过是个无足轻重的私生子。余华英贩卖儿童，从自己的亲生骨肉开始。

据余华英后来的供述，当时，龚显良主动提出将男婴卖到邯郸，那里有朋友能够接手找到买家。如今，我们很难得知最初听到龚显良的提议时，作为母亲的余华英是什么样的心情，她有没有过犹豫。

但时隔近30年，余华英在一审时候表示，自己非但没有拒绝龚显良的提议，还跟随龚显良一起抱着孩子来到了邯郸，并见到了买家。对于亲生儿子的去向，余华英一无所知也没有追问，「当时人家来抱的时候，也不讲是哪里的，他们是什么家庭也没有讲。」

这场交易给余华英和龚显良带来了五千元报酬，那个时候，一名普通工人的月工资只有100元左右。巨大的利益让二人一下子宽裕了起来。「什么生意都不好做，还是卖小孩赚钱。」龚显良曾这样对余华英说。

被利用的女儿和被选中的熟人

她把儿子作为筹码，把女儿当做诱饵。

想要更准确地评价、审判余华英，一个不能忽视的细节是她对女儿的利用。根据检察官指控，余华英作案时，经常会带着年幼的女儿王梅花。这样可以降低被拐儿童和亲属的心理防备，为他们实施拐骗提供有利条件。

失去两个孩子之前，罗兴珍一家生活在贵州省都匀市。她的两个孩子胡华兰、胡华白就曾和王梅花是相识的玩伴。

1996年7月，罗兴珍在都匀市黑桥头摆修鞋摊，丈夫胡照周则在不远处的客车站附近开三轮拉客，一家五口租住在小河边（现都匀市西苑小区）的出租屋里。事发那天，胡照周提前回到家，找了一圈，没看到两个孩子，就赶紧来到罗兴珍的修鞋摊询问。

二人一起到客车站附近的一家录像厅里，找到平时喜欢看录像的大女儿。大女儿讲述，当天中午，「大姐姐」王梅花来家里玩，总是喊妹妹和弟弟去他们家。过了不久，大女儿出门给妈妈送饭，妹妹和弟弟应该就跟着王梅花去了余华英的出租屋。

二人带着大女儿赶紧找到余华英的出租屋。眼前的一幕是，屋子开着门，空无一人，床上的被子、屋子里的行李都没了，家里一片狼藉。

夫妻俩慌了，罗兴珍赶忙去公安局报警，胡照周则赶紧跑到都匀火车站和客车站，都没有看到两个孩子的踪迹。夜色降临，商店纷纷关了门，对罗兴珍和丈夫而言，希望之门彻底关上了。「完了，孩子找不到了！」夫妻俩瘫坐在街边，抱头痛哭。那一年，女儿华兰7岁，儿子华白5岁。

余华英和龚显良分工始终非常明确——龚显良负责找目标、找小孩、找中间人，余华英则负责带孩子，「小娃娃哭喊我哄」。一审中，余华英供述，他们把胡家姐弟带到了邯郸，通过一个名为「喜娘」的中间人，将姐姐华兰以3000元的价格卖给了一名村民。华白则被卖到了另一处人家，但具体的贩卖金额和下落，她并不知情。

梳理余华英参与的案件会发现，她和搭档很少会随机向路人、陌生的孩子下手，而是会精心挑选，对熟人、老乡的孩子下手。

杨妞花是余华英拐卖的第七名儿童，也是她拐卖的第一名女童。1995年冬天，余华英搬到杨妞花家隔壁，在不到10天的时间里取得了一家人的信任。那时小妞花刚学着织毛衣，整天拿着两根筷子求四姨帮自己削两根毛衣签子，四姨担心戳伤她，不肯帮她，余华英最后用一句「带你去买毛线签子」拐走了杨妞花。

杨妞花记得和余华英上了一辆黑色小轿车后，就睡过去了，醒来已经在火车站。余华英脱掉她的冬装，在垃圾堆捡了一套夏天的破衣服给她换上。

杨妞花也被卖到了邯郸。下火车后，5岁的小妞花就挨了第一顿打，她想上厕所，余华英便把她带到一个没人的地方，但她还没来得及，裤子就湿了。余华英一脚把她踹到垃圾堆里。当她踉跄着想要站起来时，对方又是一脚，如此反复多次。

杨妞花到邯郸后拍的第一张照片图源杨妞花

在这里，余华英带着她在村子了逛了十天，寻找买家。她有时候站在院子里给杨妞花洗头，直接用热水往杨妞花的头上浇，「烫得我满院子跳」。而余华英就在一旁斜着三角眼盯着她，恶狠狠的。

在这段时间里，余华英和村里许多男人都保持着男女关系。杨妞花则被安排站在寒冬里放哨：「只要人家老婆回来了，我就通风报信。」记忆里华北平原的冬季又干又冷，她站在不同的院子里浑身打颤，「一直找太阳，太阳挪一步我就跟一步」。

最终，余华英将她以2500元的价格通过中间人王国付卖给了一户人家，她告诉买家：孩子的父母太穷养不起，托自己给孩子找个家。

1993年至1996年，是余华英作案高峰期，她和龚显良一起从重庆、贵州等地拐卖了11名儿童至河北邯郸，其中有3对是姐弟或兄弟。根据一审判决书，被拐家庭大多不富裕，有的父母是环卫工，早出晚归；有的父母在街边补鞋。

余华英也辩称，拐卖儿童的钱交由龚显良管着，「他是当家的」，自己并没有花过多少钱，也没有从拐卖中获利。2000年，两人因涉嫌拐卖儿童被邯郸警方刑事拘留，但余华英两个月后被释放。

2002年，余华英又开始与出狱的丈夫王加文搭档，拐卖儿童，卿素华一家也是「被选中的熟人」。

当时，卿素华一家在云南大理下关镇做小生意，因冬季户外寒冷，怕孩子的脸被风吹坏，白天他们将小李聪安置在亲戚家的小卖部，晚上再接回家。而王加文和余华英就住在小卖铺对面。

王加文出狱后，性格不改，经常在街头摆象棋残局行骗，没事就来小卖铺逗李聪，前后不到两个月，就跟孩子混熟了，李聪称王加文为「王伯伯」，卿素华记得，只要王加文招呼一下，不用拿零食引诱，李聪就会跟着他走。

出事那天，卿素华和丈夫叫李聪吃午饭，却发现儿子怎么都找不到。卿素华想到了王加文，她打电话给他，但对方一直关机。将近两个小时之后，王加文若无其事地回来了。让卿素华印象深刻的是，自己和丈夫找孩子已经焦头烂额，但王加文「漫不经心的，还问发生了什么事情」。

李聪被拐走的时候，云南正赶上冬天，天气极冷，大风呼啸。卿素华一家也停在了2002年的这个冬天，很多次，她都想着从洱海边跳下，痛苦是不是就了结了。

卿素华后来才意识到：「自从王加文走进小卖部看到李聪之后，孩子就已经成了他的猎物。」

余华英被捕后，2023年7月，长期下落不明的王加文也被云南警方控制。卿素华和丈夫一起指认，在20多张照片里，他们一下子就认出了王加文，20多年过去，他们始终记得这个人的长相，「他变老了，牙齿掉了，嘴巴瘪了，但轮廓还是没有变的。他的样子一直刻在我们脑海中，我们不敢把他忘记，就是他偷走了我们的孩子，只是他不承认而已。」

以接近熟人为手段、再以女儿作诱饵，这样的拐卖过程让很多人为之愤怒。某种程度上，在余华英所牵涉的案件中，王梅花始终被利用、被算计，也是被忽略的受害者。

余华英被捕后，一共公开庭审了三次，她的女儿王梅花都没有到场。有记者找到了王梅花，如今她已经36岁，她说自己不会去参加余华英的庭审，也不愿意再提及她拐卖儿童一事。

图源电影《灿烂的她》

煎熬的、遗憾的

孩子被拐后，他们的父母就永远留在了原地，未来的人生很难真正展开。

华白和华兰消失后，罗兴珍和胡照周鞋摊不摆了，也不再拉客了。两个人每天就徒步在城市里寻找，依旧没有孩子们的下落。

孩子被拐后的第三天，都匀下了一场很大的雨。罗兴珍觉得，这不是一种偶然，「这是不是孩子在哭啊！」

当地民政局的一位办事员跟罗兴珍说，你的孩子、特别是二女儿应该有记忆了，你就在老地方摆摊，不要乱跑，孩子会来找你的。

从那时起，罗兴珍便没有离开过她的修鞋摊。几年前，都匀当地的记者走访了罗兴珍的鞋摊。就在平桥客运车站附近的街边，离她租住的房屋有5公里。鞋摊最显眼的就是一块红底的宣传板，上边印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写着华兰和华白失踪的信息，也记录着他们和父母一起短暂生活过的痕迹——一家人居住在一条30多米宽的大河边，孩子们经常叫爸爸骑车带他们出去玩，三姐弟关系好，会一起到汽车站看录像。罗兴珍在板子上印下了一句大标题「二十年了，华兰、华白，全家人等你们回家」。多年过去，寻子的宣传板因为褪色、破旧，已经换了好几块。

孩子在身边，父母总是满足的，生活总有一股蒸腾向上的热乎气儿。胡照周是退伍军人，他和罗兴珍的老家都在四川广安，1980年经人介绍后二人结为夫妻。1981年，因为家里穷，他们来到都匀谋生。那段时间「尽管经济不富裕，房子也是租来的，但是一家5口生活在一起，也同样有笑声」。罗兴珍回忆。

找孩子是一场耗费精力和财力、夹杂失望和希望的战斗。夫妻俩花了700元——那是当时家里全部的积蓄，又找亲戚凑了点钱——在当地电视台打了7天的寻人启事，没有任何音讯。一直以来，罗兴珍和丈夫都过着极度拮据的生活。平时，罗兴珍花一两块钱就能解决一顿饭，狭窄的房间里堆满了她捡来的水瓶，她想「过几天卖了，换点钱，买点大米」。下雨的时候，罗兴珍也不收摊，在头上套一个塑料袋，披一块破雨伞布，穿上雨鞋，继续守着摊位。

两个孩子不知下落，他们少了生活的支撑。他们在每个团聚的节日都更厌恶分离，也更渴望重聚，「别人家炮竹声声，我们却在暗地流泪」。

思念至极的时候，罗兴珍会拿出仅有的几张照片，看一看，摸一摸。姐弟俩都有个大脑门儿，比较容易辨认。两个孩子在家的时候，他们只拍过数量不多的几张照片，找孩子的过程磨损了一多半，留下的几张，罗兴珍一度保存得很完好，会小心收在信封里。

罗兴珍曾找大师算了一卦。算卦的那天，她拎了一只大公鸡，又给大师带了几百块钱，大师告诉她，孩子满16岁的时候就会自己找回来。

罗兴珍信了，也把这句话当成了生活下去的念想。可现实并没有走向玄学，甚至也没有让罗兴珍看到希望，她想过很多次，「孩子都应该比我高多了，可惜这么多年没见，不知道要是见到了他们，变化大不大？」

痛苦和恨意无处发泄，罗兴珍和丈夫只有一个目标——在人海中，捞回孩子。罗兴珍记得，20多年里，丈夫一共回来过五次。为了找到华兰和华白，胡照周开始流转不同的城市打工、攒钱。有记者曾经在珠海一个工地找到了他，他正和几个年轻小伙子一起，在一处地下通道里装电缆。他将近60岁，上了年纪，很多工地都不愿意收他，白天有活儿就去打点工，没活儿的时候他就拿着两个孩子的照片，在街上问。

更多时候，被拐家庭活在未知中，苦闷和煎熬是常事。2016年12月，贵州、广东公安机关重新为罗兴珍夫妻采集了血样，录入DNA数据库，希望早日能找到华兰和华白。

过去的日子，有人劝罗兴珍别再开鞋摊了，太辛苦。但罗兴珍每次都会想，自己要继续在鞋摊待下去——留下来，孩子还知道回家的路，「我不知道我这对儿女会被卖到农村还是城市，不管他们被卖到哪里，我相信，他们长大后，一定会来找我们。所以，我哪里都不敢走，我一个人在都匀生活，一个人守摊，不管挣不挣钱，我都要在这个摊子面前等他们到来。如果我走了，他们来了，就找不到我了。」罗兴珍说。

遗憾的是，并不是每一个寻子家庭都能熬过如此漫长的、看不到尽头的岁月，最终等到归来的孩子。在等待之外，疾病和死亡往往比孩子来得更近、更早。

张荣仙的儿子王艳龙、王能能是第一对被余华英拐卖的兄弟。1994年，他们被余华英拐走后，张荣仙的丈夫精神上遭受了巨大打击，曾两次跳河轻生。虽被好心人救起，却始终无法回到正常的生活轨道，只能频频借酒消愁，最终导致重疾卧床。

1994年7月19日，陈丙连在都匀的百子桥上摆摊做生意，大儿子肖正涛带着5岁的弟弟肖正俊在附近玩耍时，余华英用一根冰棍拐走了肖正俊。此后20多年，夫妻俩辗转多地寻子，几乎花光了所有积蓄。他们还将肖正俊的照片制作成扑克牌，希望更多人关注到。但几年前，陈丙连的丈夫因病离世。

杨妞花丢失后，她的父母曾带着杨桑英、背着棉被整天睡在火车站找她。寻找数月无果之后，他们带着杨桑英回了老家。父母因无法承受女儿的丢失，度过了痛苦的四年——妈妈经常对着空气自言自语：「妞花想吃什么呀？想要什么呀？」有时候，妈妈会在饭桌上给她摆上一双碗筷。

爸爸则开始整日酗酒，贵州老家的村里有一个习俗，有人去世，家里人会买一头牛。小时候，爸爸带杨妞花去吃席，杨妞花跟爸爸说：「别人家的牛太小，等爸爸死了我给买头大的。」后来，她第一次见到骆驼，觉得比牛威武多了，又改口说：「给爸爸买个骆驼。」杨妞花丢了，爸爸喝酒后满地爬，边哭边喊：「我的骆驼呢？我的骆驼呢？」

1997年，杨妞花的父亲杨新民因长期酗酒胃出血去世。

杨桑英告诉杨妞花，「爸爸走的前一晚，将脑袋埋进被子里哭了很久。我在一旁哭着劝爸爸，『爸爸，你再坚持坚持。』可爸爸当时就是不看我。」次日，杨桑英和妈妈回家后就发现爸爸不行了，床边放着两瓶空掉的老鼠药。两年后，妈妈熊棉衣郁郁而终。

父母离世，杨桑英彻底成为孤儿，那一年，她不到12岁。姐妹二人重聚后，杨桑英曾直白地告诉杨妞花：「你爸妈死了，要不是因为你，你爸妈也不会死。」

图源电影《亲爱的》

「已经没得亲情了」

2023年7月14日，余华英拐卖儿童一案在贵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开庭审理，杨妞花姐妹俩均参加了庭审。杨妞花一直盯着余华英，并问她：「你还认识我吗？是我把你送到监狱里的，也是我把你告上法院的。」

一年前，警方找到余华英的时候，她正在重庆大足区的一间茶馆打麻将。在网络流传的监控截图中，那一天，余华英穿着一身粉色套装，染着酒红色头发，脖子上是一圈金项链。

经调查，余华英曾化名张芸，在2004年因拐卖2名儿童被判处有期徒刑8年，经减刑后于2009年刑满释放，在那之后，她没有继续犯案。但她还是给12个家庭、17个孩子带去了终身无法磨灭的伤害。

余华英再次被捕，曾经被她和龚显良、王加文拐卖的孩子们有了更多线索。

警方通知卿素华找到李聪的那天，把他的电话号码也告诉了她。卿素华本来想直接打电话，但小儿子劝她还是先加微信，「突然打电话，担心人家心里面承受不住。」

卿素华小心翼翼地靠近李聪。她给李聪发消息，说我是妈妈，让他不要有什么心理负担，说我们可以平等讲话。李聪回复说，我知道，等一下我把孩子接回去，就给你打视频。

那天晚上，卿素华和李聪打了视频电话，聊了聊李聪小时候的事情，李聪把他的小学毕业照发过来，卿素华和丈夫很快就从50多个人里面把他认了出来。但时间久远，李聪对自己在云南的事情一点都不记得了。

认亲的那天，卿素华梳好自己的头发，久违地涂上了口红，她告诉自己要忍着、不能哭，「不想让儿子觉得自己丑。」今年2月，李聪回到家中住了几天，与卿素华还有丈夫团聚。在中秋节，李聪也给父母送来了当地的美食特产。

相聚的过程并不总是温馨顺利，在小心翼翼向彼此靠近的过程中，还有苦涩和遗憾。

根据庭审记录，2022年年末，都匀警方已经找到了华兰与华白的线索。罗兴珍说，华兰、华白都回来过一次，但分别待了一晚就走了。儿子华白一直没有做DNA鉴定。女儿华兰虽然做了DNA，但至今还没有与她相认。

据《南方都市报》的消息，被找到的时候，华兰已经做了母亲，有两个孩子。几年前，她的养父去世，她照顾着80多岁的奶奶，压力很大。而华白一直生活在北京，养母瘫痪，养父在家照顾。孩子们都不好过，为了不打扰他们的正常生活，罗兴珍和丈夫没有再给他们打过电话。两姐弟也一直没有见过面，「找到也是当没找到一样」，她知道，他们与两个孩子更像陌生人：「已经没得亲情了。」

如今，胡照周正在安徽合肥当保安，一个月一两千，「赚点回家的路费」。66岁的罗兴珍年初出了车祸，不得已在家休养了一段时间。面对之后的日子，罗兴珍想，「在一天，过一天。」

苦痛已经筑底，就意味着回不到真正的圆满。在很多媒体的视频采访中，对于找到的孩子，罗兴珍没有丝毫喜悦，当下的她更悲观、更疑惑。「以前身体好赚点钱就去找孩子，现在找到孩子了，孩子回到家不认你，这是第一。第二，现在没有生意了，又加上身体病痛。我不知道这个事情怎么办，不知道我怎么走到这步田地来了。」罗兴珍说。

余华英重审宣判不到一周，另一起引人注目的拐卖儿童案件也迎来了审判。山东省高级人民法院将组成合议庭，对电影《失孤》原型郭刚堂之子被拐案二审二次开庭审理。

1997年9月21日，郭刚堂年仅两岁半的儿子被呼富吉、唐立霞拐走。随后，郭刚堂踏上了24年的寻子之路，他骑着摩托车走遍了大半个中国。

检察机关在厘清呼富吉、唐立霞二人罪责的同时，也重申了儿童拐卖给受害家庭造成的亲情裂痕难以弥合——「最后虽然将孩子找回，5个孩子当中，4个孩子都自幼在收养家庭长大，在收养家庭学习、工作、生活，与收养人建立起亲子感情，而与亲生父母除了血缘没有任何感情可言。这种残酷的现实，是4个家庭毕生难以弥补的痛苦和遗憾。」

重逢只是生活真正的起点。有学者曾经分析过，被拐卖儿童回归家庭后的亲子关系存在着结构性创伤，这种结构性创伤会严重影响被拐卖儿童的正常社会化，使得被他们的心灵蒙上阴影，甚至造成被拐卖儿童出现某些更严重的危机，如性格孤僻、行为反常、精神失控、离家出走等等，进而导致这些家庭的亲子关系破裂。

如何修复这种结构性创伤，如何改善和调试被拐卖儿童家庭的亲子关系，如何使被拐卖儿童尽快步入正常的社会化轨道。如何认亲、理解亲人、适应回归的亲情，如何安顿好思念、怨恨、错位的理解，同等重要，也远比想象得更艰难。

就在余华英涉嫌拐卖儿童案重审开庭的前一天，李聪的第二个孩子降生，对此，卿素华觉得幸福。和李聪相认后，卿素华把自己的社交账号名称改成了「寻子成功（李聪妈）」，她不再发寻子的视频，而是开始声讨购买李聪的买家，她写道：「你和李聪每天生活在一起，你如何面对他，你能真心带他？」

她坦言，自己从没想过要去邯郸，那里有自己挂念的儿子，也有无止境的伤痛，她觉得，「去到买家那里对我来说是一种耻辱。」

她的期许很简单，「找到孩子，知道他过得好，过得幸福就可以了。」

图源电影《宝贝回家》

参考资料：

1、 《余华英案受害夫妻：儿女被拐26年后已有各自生活，不再打扰》，《南方都市报》

2、 《追加起诉4起案件、有家庭骨肉分离30年 余华英案细节最新披露》，极目新闻

3、 《22年前疑遭余华英丈夫拐走儿童DNA比对成功》，红星新闻

4、 《人贩子余华英：卖亲儿子，仍有被拐者未找到》，中国新闻网

5、 《「新粉丝的视频，越看越觉得像」 母亲寻亲22年终于和儿子相认，案件已进入审查起诉阶段》；紫牛新闻

6、 《余华英案追踪：11名被拐儿童背后那些支离破碎的家庭》，央视新闻

7、 《孩子被拐20年 妈妈原地苦等20年》，贵州都市报

8、 《人贩子余华英的割裂人生》，澎湃新闻

9、 《「人贩子」余华英今受审：供称卖私生子后，又陆续拐卖十多名儿童》，澎湃新闻

10、 《漫漫寻子路》，新京报

11、 《等候子女20年》，法治在线

12、 《结构性创伤：被拐卖儿童回归家庭后亲子关系研究》，游稀，西南大学；13、《复仇的决心》，人物

电动自行车新国标于11月1日起正式施行，各地自11月1号起都有了新动向，大多开始收紧旧款车上牌的尺度等。但这项关乎几亿人利益的政策，似乎难得民心，伴随着新国标的各种争议，始终不绝于耳。

这其中，知名经济学家，清华大学教授李稻葵的发言尤引人关注。

李稻葵认为，新国标固然有一些进步，但在万众瞩目的电动车限速问题上，最高仍然不得高于25km/h，这比骑自行车的速度要慢。此外，李稻葵还质疑，新国标要求电动车加装北斗系统，会增加200多元的成本，加重百姓负担。

李稻葵直言，新国标电动车标准与老百姓的实际需求相差甚远。同时呼吁：“在定标准的时候，一定要事先征求老百姓的意见，一定不能让平时不太骑车的人来闭门造车。”

李稻葵的重磅发声，在网络上激起很大反响，许多人都觉得李稻葵的观点“接地气”，称赞“这才是真专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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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对电动车国标的演进，关注了多年，之前在媒体任职时，也写过相关文章，呼吁正视民生需求，对电动自行车的不合理限制“松绑”。

应当说，此次公布的新国标，确实有些呼应民意的内容，比如电动车整车重量限值从55公斤，上调至63公斤，比如脚踏不再强制安装等等，就赢得了民众的广泛支持。

但在关键的限速问题上，新国标依然原地踏步，不仅如此，新国标还要求，电动车速超过25km/h上限，电动机必须自动断电，换言之，这次限速，比起以前更动真格，进一步增加了解限速的难度。

电动车限速如此严格，理由为了安全。近年来，各种电动车事故频发，似乎验证了电动车限速的必要性。

不过，正如李稻葵教授所说，25km/h的限速，未免有些离谱，普通人日常骑行自行车都能达到15—25km/h，山地自行车、公路自行车时速可达到35—40km/h，电动车连自行车都跑不过，这得多讽刺啊。

制定这个限速标准的人，肯定不是骑电动车上下班的人，否则，他不可能忍受得了这慢吞吞地“龟速”行驶。有网友因此调侃，建议公职人员必须骑新国标车上下班，只有让他们体验过，才能知道百姓的怨言从何而来。

当然，理论上讲，电动车限速越低，它确实安全性更高。但是，这种所谓的“安全”，代价未免太高，因为它建立在损害民众基本便利，限制社会生产力的基础上的。

凡事得有度，“安全”固然重要，但也不能因噎废食。电动车限速真有必要这么低吗？适当提高限速真有那么可怕吗？我看未必。

我骑了十多年电动车，平时正常行驶速度都在每小时三十四公里左右，从来没有发生过一起交通事故，相信这不仅是我，也是许多人的共同经历。

都说电动车是马路杀手，实际上，你看那些电动车事故，大多都不是正常行驶的，比如闯红灯，比如非法改装等等，其中正常行驶导致事故的比例，能有多少呢？

改善道路安全，电动车当然要管，但正确的办法，应当是追根溯源，严抓闯红灯、非法改装等违法行为，而不是本末倒置，把车辆人为限制成“龟速”，让大多数规规矩矩的骑行者，为极少数人的违法行为买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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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稻葵教授提到电动车加装北斗系统，我觉得不仅是增加购车成本的问题。

加装北斗系统的理由是可以通过定位，防止盗窃，可问题是，现实中电动车最为普遍盗窃问题，是电池的盗窃。绝大多数盗窃案，只偷电池不偷车，这种情况下，加装北斗系统又有啥实际作用？

电动车一般也就在一两千元左右，这种低价值的交通工具，居然比小轿车还高一等，享受和大型货车一样的待遇，连北斗系统都用上了，实在有些杀鸡用牛刀的味道。

李稻葵还提到，电动车安装挡风被违法的问题，这也是一个不得人心规定。

挡风被固然会提高风阻，影响视线和驾驶的自由度，但是其存在价值也是显而易见的。

无论是在北方还是南方，在寒冷的冬季骑电动车都是一件遭罪的事情，挡风被不仅给了骑行者在寒风冷雨中一些温暖，也使得他们在免于挨冻的情况下更从容驾驶，提高驾驶的安全性。

所以，以安全的名义禁止挡风被，动辄进行罚款，其实并不合理，它无视了民众的实际需求，缺乏基本的人性化考虑。

电动车管制如此之严，真的有助于改善安全吗？我看效果可能适得其反。

李稻葵教授就预言，新国标实行后，各种违法改装会越来越多。对此我也是忧心忡忡，比方说解限速，可能难度比以前更大了，但道高一尺魔高一丈，恐怕这样的技术障碍很快就会被攻破。

国标变了，但民众的需求没有变，卡得紧了，非法改装只会更猖獗。不如通过国标修订，让需求更好满足民众需求，也降低了非法改装的二次监管成本。

对电动车管得过死过严，这种“高标准立法”不仅无助于改善道路安全，它反而会带来“普遍性违法”，为执法创收带来便利，加重百姓负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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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动车新国标出现一些不合理，不接地气的规定，并不是偶然，根子上，它正如李稻葵教授所说，属于政策的“闭门造车”。

表面上看，电动车新国标在出台之前，征求过公众意见，但是，这种征求意见，有些走过场的意味，如解除25km/h限速等公众主流意见，并没有影响到最终决策。

征求公众意见，理当是更开放透明的。征求公众意见最好的方式，应当是召开一场公平公开的听证会，全程直播，把一切摊到阳光之下，而不是关起门来，在小圈子内进行决策。

现实中，一家博物馆的票价调整，一个城市的水价上涨，都要开相关的听证会。而电动车国标的修改制定，牵动数亿人的利益，对民生经济带来直接影响和冲击，却不用召开一个听证会，这合理吗？

社会的治理，需要有效的公众参与，那种打着“一切都是为你好”的旗号，一厢情愿，为民做主，大多是靠不住的，其结果，往往走在民意和科学的反面。

据央视新闻消息（记者 张颖哲）当地时间11月6日凌晨，美国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前总统特朗普在佛罗里达州棕榈滩会议中心发表讲话，宣布在2024年总统选举中获胜。

根据《国会山报》、美国福克斯新闻网等多家美国媒体最新公布的测算，特朗普已收获超半数的选举人票，预计将锁定本次美国总统选举胜局。但其他美国主流媒体尚未发布类似报道。目前美国总统大选计票仍在进行。

美国总统选举采取选举人团制度，50个州按人口比例分配选举人票，获得538张选举人票中的至少270张即为获胜。

香港科技大学荣休教授、哈佛大学博士丁学良分析，特朗普第二次上台，将给世界带来巨变。全文如下：

假如特朗普胜利当选第二次入主白宫，他的对外政策将造成什么后果？对于全世界都在琢磨的这个恼人问题，美国自由主义阵营早就连串发出令人惊恐的警告。美国的高校尤其是知名大学基本上都属于这个阵营，我因此一度被这类警告搅动得悲情满怀，感觉特朗普的重新上台就是世界末日来临。这一年来我竭力做逆向思考，试图在人类社会的演化里辨识出冰封雪盖下的暖流，发掘冬天地里的绿苗。

我宁可看到特朗普团队击败贺锦丽团队，主要原因就是特朗普在国际事务上迄今表现出来的三大特别素质（以后也许还能发现更多）：

第一是孤立主义，而孤立主义是美国从立国开始就主导华盛顿决策层的政策取向。

在美国将近250年的历史进程中，前三分之二时间里孤立主义是主流，因为孤立主义对美国本土带来的伤害最小。这几年特朗普有力地推动着这个趋势，所用的理由也是挺符合普通美国民众的常识和生活期待，那就是美国政府的首要任务是把本国的事情处理好，别把那么多的精力和宝贵资源用在对外事务上。天下那么大，麻烦那么多，美国干嘛要成天烦别人家的事，把自家的日子过好就行了。

在第一任期里，特朗普真诚地用中国的例子来为他的“美国优先 America First” 立场辩护，说中国过去几十年里（大概是指1978年 – 2015年）经济发展那么快，就是他们的政府做什么事都是本国优先，根本不在乎对其它国家可能有什么不利。我们美国人当冤大头的时候太多了，让许多国家白搭我们的便车。

第二大特别素质是特朗普对有些国际问题的知识储备不多，却相当自信，并且敢于发声。

中国人俗语 “艺高胆大”套在特朗普身上绝不合适，他在国际问题上是艺不高却胆大。而且正因为他自视来自于美国的 Deep State 深层权力体制之外，对那个体制奉为天经地义的一套根本不在乎，想怎么挖苦就怎么挖苦，藐视老派的外交成规。

再加上他特别依赖社交媒体，他在种种国际问题上的态度就极易被外界迅速得知。

第三大特别素质是特朗普非常不靠谱，说过的话表过的态，随时可以改口甚至抵赖。

这三大特别素质集合在美国总统和武装部队总司令身上，对国际事务必然产生广泛深刻的影响，因为它们将不断地刺激各方势力寻找时机、充分利用国际力量对比的诱人空隙、以便迅速出手斩获猎物。我最关注的是它们对既有的国际秩序的冲击，该秩序确立于1945年大战结束后不久，到明年整80岁了。

这些年里该秩序遭到来自多方面的冲击，西方政界外交界用 Revisionist states/ powers 修正主义国家势力来概括这些冲击的各方。在该秩序的建立者和维护方看来，这些修正主义也就是改变现状的势力图谋不轨，要搅乱世界，乱中得益。

而在冲击方看来，该秩序建立时就有不公不义之处，延续了80年，很多环节已经磨损失效，该国际秩序对国际现实问题的处理频频露陷献丑。

从来修正主义势力的矛头首先是针对美国的，但特朗普的言行却也有一些修正主义的元素。两股修正主义的冲击一合流，或许就把几十年稳固的权力和利益架构大幅度摇撼。比如联合国总部一直在纽约，特朗普及其铁杆多次抱怨联合国对美国不友善不公正，而且美国还当冤大头，资助给的太多。所以有些美国议员动议把联合国总部迁出美国，若是，可以迁到别的经济大国去，我建议来亚洲。

又比如，联合国安理会5个常任理事国都有一票否决权，这个陈旧体制让安理会越来越缺乏广泛的代表性，难以发挥维护国际安全的基本功能。像近年来俄罗斯出兵攻入几个小邻国，安理会一点作用也没有起到。所以全面改制联合国章程，把多个人口和经济规模巨大的国家，如印度、德国、日本、巴西，选作常任理事国，是合理的修正主义之举。

迄今为止，既有的国际秩序基本上是靠美国为首的西方维护着。特朗普的孤立主义价值观可能大大消减美国的国际警察重任，因为在他眼里，担任国际警察既耗费金钱，又被斥责为霸权主义，还常常牺牲美国的军人。

若是，一直被美国强硬抑制的修正主义势力就有机会施展手脚。北韩和伊朗已经被美国压了几十年，它们都有制成的或待完工的核武器，能够对本区域形势发挥重大影响，这就刺激南韩和沙特阿拉伯快速拥有核军力，日本和埃及也会紧随其后。这些国家政界军方观察美国几十年，都担心华盛顿决策层在使用核武器保卫盟邦一事上举棋不定，最可靠的是自己掌控核武按钮。这样一来，核武器的扩散很可能导致核恐怖均衡。

许多观察家说，如果1994年尾乌克兰不参加《不扩散核武器条约》NPT，拒绝把本国核武库清零转交给俄罗斯，普京就不敢放手发动攻击乌克兰的全面战争。

特朗普的三大特别素质放到俄乌战争上，很可能迫使北约和欧洲更快成为自身安全的独立维护力量，改变1945年后严重依赖美国军力的状况。特朗普责骂那些长期未把偏低水平的军费提高到GDP2% 的欧洲国家，合情合理。如果特朗普把驻欧的美军力量减少一半，美国纳税人会非常赞成，欧洲国家就必须适当扩军，联手建设整合它们的军工产业，欧洲完全具备相应的金融和技术的潜力。

如果特朗普出面推动的俄乌战争结局，以乌克兰割让18%的东部领土作为和平代价，这对俄罗斯周边的各个中小国家，都是大刀架在脖子上的教训。俄罗斯这次得手，就会受到鼓励对1988 -1991年逐步从苏联独立出去的国家作类似的手术。处于俄罗斯持续的 hybrid operations 混合战术威胁的欧洲多国，只有全民皆兵像瑞士和芬兰那样，才能保持领土完整和国民安全。

特朗普的三大特别素质放在东北亚，无疑对我们的影响最直接。假如他第二任期里把驻扎在南韩和日本的美军减少一半（他第一任期里已经放过此类风声），不继续在菲律宾更新和扩增美军的海空基地，也不向南太平洋岛国提供军事援助，那么这些战略要地对周边的中长程武力投射强度会大大弱化。

如果他再明确表示，台湾海峡的事态并不关系到美国的核心利益，因此他不会命令美军直接介入该区域的大规模武装冲突，避免给美军造成严重伤亡。10月19日他答记者问，只提到用增加关税来对付可能的台湾战争危机，很值得玩味。

假如特朗普在2025年1月入主白宫后能够做满4年，导致出现这些战略评估基本参数的变化，那么世人都明白，1945年以后东北亚这个大火药桶区域的整体秩序就会发生连锁互动。这一波波的互动（可能要延续三年以上）对全球经济贸易、政治和安全、跨境移民潮的震撼力，将远超出俄乌战争表现出的幅度。

若此，特朗普也许是半有心半无意地开放出各种巨变的空间，成为百年一遇的新纪元催谷人，把第二次世界大战的遗产也就是西方政界外交界成天强调的那套国际秩序，最终送进了历史博物馆。

全球对特朗普持两极分化的评价，很大程度上他是Outsider政治素人。若是有第二任期，在对外事务上充分体现自己的三大特别素质，特朗普的素人操作，就让全球修正主义势力遇上各显身手的大好时机。世界巨变不远了，香港身处东北亚的台风眼近旁，应该准备得充分一些。

“不要领袖要选票”

今天看到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一段发言，我觉得很有价值，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

他说，当经济面临很大压力、短期内有可能快速下滑时，采取刺激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刺激都会有代价，并且采取刺激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刺激达到经济向好的目的，而是为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

我觉得他这段话把现在中国经济发展的困境解释得太到位了，一针见血。

我们现在的情况是，只刺激，不改革，各地政府对刺激特别感兴趣，但是却没有改革动力。

道理也很简单，因为刺激就是来钱，主要是通过发债的方式搞钱。

虽然现在发债也要层层审批，但只要批下来了，那地方政府又可以滋润一阵，起码不用这么紧巴巴了。

至于这笔钱用掉以后能不能还的上，这就不是眼前考虑的事情，未来的事情就让未来更有智慧的人解决。

因此刺激消费的事情大家都很积极，但是刺激并不是根本目的，根本目的是为了经济改革。

为什么要改革？

因为原来的那套土地财政的老路行不通了，所以才沦落到现在这种地步，具体我就不展开了，反正这两年大家都一步步走过来了。

怎么改革？

首先肯定不能像欧美国家那样直接给底层发钱的方式改革。

这个逻辑我在之前的文章里也详细分析过，有两个原因。

第一，中国底层人民太多，根据统计局数据，2023年能达到交个税的人（月薪5000以上）只有1.6亿，剩下的人连交个税的资格都没有。

如果像欧美那样直接发钱，一个人头一个月100块，那么一个月的支出就是1200多亿，这根本就是无法承受之重。

第二，中国的税收模式就决定了中国一定是一个以企业为主体的国家，对于个人消费而言远远排在企业后面。

很多人都会有一种误区，觉得我们除了交个税，其他几乎不用交税。

这种想法是极其错误的，因为在企业生产阶段，就已经征收了大量税收，最典型的就是增值税。

产品从原材料到成品到最终零售端，整个流程政府已经把税给收完了，所以消费者去买产品就没必要再付所谓的消费税。

这也就意味着对于政府来说，大部分人的税收都是从企业端收取的，而消费者反而无足轻重。

因此我们就特别喜欢供给侧改革，改来改去就是想尽办法让企业多贷款，多生产，多交税。

但是欧美国家正好相反，它们大部分收税是从消费端收的，所以消费者的地位就特别崇高，无论什么党派上台，都会千方百计讨好消费者，给他们直接发钱，以此来促进消费，最终收到税收。

综上所述，直接发钱（包括消费券），对于我国地方政府来说只能是负担，它完全没有得利的地方，所以这种模式想都不用想不可能执行下去。

在这样的情况下，提高中国内需是不是就成为镜花水月了呢？

也不是，用刘世锦的说法：

从根本上来看，内需不足与我国当前的需求结构直接相关。需求结构的背后是收入结构。现阶段，我国中等收入群体大体占比为1/3，约4亿人。在此之下，还有约9亿多低收入群体。中等收入群体比重偏低，导致经济增长潜力下降。

反观日本韩国这些地区，国民收入差距较小，中等规模收入群体能够达到50%\~60%，所以他们可以长时间释放较大规模，较长时间的需求。

刘世锦表达得很含蓄，在我看来就一句话，分配体制改革。

只有把中等收入群体倍增，从现在的4亿人口增加到8亿，这样才能真正的做到增加内需，走出经济下滑的阴霾。

此外需要强调的是，这是唯一可以改变现状的方式。

因此现在搞了那么多刺激政策，短期内当然是有价值的，但是归根结底还是要为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如果只是为了刺激而刺激，根本的东西一点都没有变化，那么未来只会透支更多。

实际上这两年的透支，大家应该也看在眼里，感受在身。

但遗憾的是，现在有一种倾向，对刺激感兴趣，对改革不感兴趣，这就很难绷得住了。

正能量博主飞象网项立刚发文说：强大的中国需要一战证明自己。

完全无法想象，这疯子一样的家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拥趸。难道真有无数的人认为，我们需要靠战争去证明一下自己吗？难道你们全都是吴亦凡吗？

我很强大，你忍一下？

劣币驱逐良币，长期以来对拥有正常思维的人动辄封号禁言，导致网上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这类无底线货色。项立刚真的希望中国跟欧美打一仗吗？我只能说，真有那一天，他们全家会是第一个跑到国外避战的人。

至于普通人，则是他的炮灰。

其实一边叫嚣战争，另一边项立刚早就把自己的儿子送到美国去了。又一次应证了那句老话，反美是工作，赴美是生活。

至于普通人想逃到美国、欧洲，那都是做梦。前两天有名女子受病痛折磨，选择了去瑞士安乐死结束痛苦。我看到很多人表示惋惜，还有人在网上痛哭流涕。我不知道他们是怎么找到共鸣的感觉的，但至少我知道大部分人就算和她得了同样的病，都不一定舍得花那个钱去瑞士安乐死。

机票、住宿、律师费之类的全都不说，光瑞士机构的收费就得近10万人民币。

同理，战争证明不了强大，战争只会让普通人去死。你去不了美国，首先签证就办不到。其次，费用也不是普通人能承担的。

当然，好在战争不是凭一个项立刚说说就会成为现实的东西，毕竟咱们是连协议内容都看不到的一帮人。他那些话，说白了就是讲给无脑的人听听，实现粉丝的精准引流罢了。

否则搞一些思维能力正常的人留在号里天天看自己撒谎，动不动骂自己两句，那不是找不痛快吗。

即便如此还是要提一句，千万不要试图煽动战争，尤其是普通人。这么说吧，上个月俄罗斯总统普京签署了一项新命令，禁止在未来五年内对俄罗斯公民进行人口普查。你猜是为什么？

那些被项立刚成功欺骗到的人，根本不明白战争的可怕。事实上，日本、德国、意大利那些国家的人，更清楚发起战争的后果。就拿德国举例子，倘若项立刚在德国的社交媒体上发表类似“德国需要一场战争来证明自己”的话，那么他可能会被抓。

因为他会触犯德国《刑法》第80条“煽动进行战争的言论是犯罪行为，可判处最长5年监禁”。如果更进一步，根据第130条，煽动民族仇恨、种族仇恨或鼓励针对特定群体暴力行为，还可以判到5年以上。

当然，在国内项立刚说这些没事，连号都不会被封，甚至还能得到大量网友的赞扬。他们就喜欢听你说自己强大，越离谱他们就越兴奋。

可他们根本不知道什么才叫强大。

11月2日，有个山东博主，偶遇一86岁老人在路边举着一块豆腐啃，他好奇就去询问，原来老人没钱每天只能花两元买块豆腐吃，继续交流后得知老人一直都是自己一个人（老伴去世了），只有二女儿会给钱，其他儿女不管不问，连过年都是自己一个人。

最后老人说，“有天不能动就死了算了，生活没有一点盼头”

飞机大炮是一种强大。可无论如何我也想不明白，对老百姓而言，吃饱喝足，幸福生活才更应该是一种强大吧？支持项立刚的，难不成都是大富大贵的家庭？百思不得其解。

如果学校没有“说不”的权利，那么教育就永远无法雄起。

“你不买，天天群里催，小孩都被区别对待了，不买不行啊！”近日，四川省南充市高坪区实验小学一位家长反映称，班主任在家校交流群发通知催缴医保，没买医保的学生不仅要被停课，学校还要给家长开家长会。

空口无凭，家长有截图为证：

一份学生医保是400元，该家长表示，他们家庭并非属于低保等特殊人群，最终在学校强推之下，还是不得不给孩子购买。

11月4日，面对媒体质疑，当地教体局工作人员称，学校的做法错误，将对此进行调查。

那么问题来了，学校是教书育人的地方，干嘛越俎代庖推销医保？吃饱了撑的？

“老师说她也没办法，老师说学校安排的，学校说教育局安排的，教育局说政府安排的……”这是从家长口中说出来的因果链条，多么熟悉。

当然，没有人会承认自己下达了强制的命令，这个链条越往后的主体，越不会承认。

当地街道办回应称，“9月份接到文件开始启动医保，我们没有说是强制要买”；但是转口又是一句春秋语法：“南充市医保局要求是全民办理，说这是国家政策……”

还能说什么呢？懂的都懂。

真是看够了这虚伪的措辞和拙劣的表演。

如果你不承认存在“强制”，那么就去证明新闻报道中的群聊天截图是假的，就去证明老师说了谎、街道办也说了谎。

当然，在这个过程中，被胁迫的何止学生和家长，教师乃至学校，又何尝不是被胁迫的呢？

当指标一层层传达下来，已经不再有人追问，错的源头到底在哪里，在谁身上。

矛盾总试图在基层解决，可总是循环往复。

我们似乎也已然忘记了，医保自然由专业的政府职能负责管理，如果要求是从医保局、卫健委来的，还容易让人理解，怎么负责教育的学校，却在家长群搞起了直推？

一直以来，学校似乎都成了一个“中介机构”，或者是一个按钮，这个按钮背后有无数根丝线连接着学生和家长，医保也好，其他部门的其他政策也罢，似乎都能通过学校“分发”，然后触达千千万万个家庭。

医保不决找学校，打击诈骗找学校，计划生育找学校，劝生二胎也找学校，孩子家里有人维权找学校，需要投票点赞评转也找学校……

好像是个行政机关，有一点点权力，就可以给学校下指令，对教师吆五喝六，为其服务。这把教师当什么了？把学校当什么了？你们又曾真正尊重过教育，把教育当教育吗？

在下达指令的时候，是不是压根就没有想过，这种途径本身合理吗？合法吗？能稍微尊重一下行政伦理和依法治国吗？

如果你们真的有一点点法治精神，压根就不该在推行医保政策的时候想到学校，想都不应该想。

“上面的政策都是好的，都是下面的搞砸了”，我们也经常听到这种逻辑。

然而，如果一种医保需要强推，甚至通过学校跨界，以孩子的受教育权为筹码，最终胁迫家长就范，那么人们就有理由怀疑：这样的医保，到底是利好谁？

总有人说，“都是为了孩子好”；新闻留言区里，不乏指责家长“不懂事”的高赞评论。

你要问为什么学校会沦为行政的附庸，这些留言其实就是答案。

这两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发布者叫朱厂长二手车，说的是他上班期间，来了一位湖北十堰的朋友。

这位身穿便衣的朋友，只身一人来到厂长店里，自称是湖北十堰东岳分局的警察叔叔。在没有皮肤，没有本地叔叔陪同，没有执法记录仪的情况下，出示了工作证件之后，要和朱厂长找个地方：

谈一谈。

这位自称叔叔的人告诉朱厂长，今年6月他售卖的一辆价值60万的保时捷，资金来源是诈骗款。并要求他赶紧把这60万吐出来：

你个人损失也好，单位损失也好，必须先退赔。

乃悟刚说去看看评论区，结果朱厂长的这则视频直接就人间蒸发了。

这不是一个孤例。

前不久，浙江绍兴的一位女网友，因为生意需要资金，她老公就出售了一块价值40万的手表。

当天晚上，他们的银行卡就被冻结了。冻结方同样是来自湖北十堰市的东岳分局。

东岳分局的叔叔把两口子请到绍兴当地派出所茶叙，告知他们他们卖手表的40万是诈骗款，其丈夫现在是网逃，要求女网友向东岳分局转账40万，并善意提醒他们：

我们已经有了刑拘证。

无奈，女网友只能转账40万给东岳警方。

我算算哈，卡里冻了40万，转账给东岳的叔叔40万，表还没了，这是不是120万一共？关键老公还被拘了，虽然后来放了，但这会不会留下记录影响孩子考公？

记者联系十堰警方的工作人员，得到回复说暂不知情，后续联系。

接连不断的案件经过短视频平台发酵后，很多网友跑到十堰警方社交平台下不断骚扰。

当然，不是只有湖北十堰。今年2月，家住温州的张女士把自家劳力士放在网上售卖。

4个月后被人用14.8万买下。结果当天晚上，张女士就收到短信提醒，她的银行卡被冻结了。

第二天，在老家派出所的协助下，张女士得知自己是被贵阳警方冻结的银行卡，自己还已经被网上追逃了。

在排除了嫌疑后，温州派出所向贵阳警方去函，建议对方取消刑事措施。面对兄弟单位的来函，贵阳警方没有理会。一直到张女士打了14万“赃款”到所谓的被害人家属账户后，她的网逃身份才被解除。

有专家说，出现这样的情况，是因为现在骗子的手法非常高明。他们直接把商家的银行卡号提供给被害人，让被害人把钱打到商家账户上，这样商家的银行卡会被第一时间冻结。

可是骗子这样做是图啥呢？

今年10月，重庆的周先生在二手交易平台卖了4台iPhone 16 pro，银行卡被武汉市江汉分局给冻结了。周先生称，警方明确告知他，这笔钱是受害者打给嫌疑人，再由嫌疑人再打给周先生的。

武汉警方还告诉周先生，让他等着钱被扣就行，至于手机，对方就管不了了。记者多次拨打武汉警方的电话，均被挂断。

按照这个逻辑，骗子是用这种方法把钱换成了难以被追踪的手机，这样就可以另行出售。

专家又出来提醒了，说各位商家一定要核实好买家身份。这怎么核实，又不是宋代，坏人脸上还刺着字。

而且现在骗子们明显发现了这个流程里面的漏洞，他们甚至更新了手段。

四川法院报报道，今年8月，小刘在闲鱼上卖了一台手机，收到了对方转来的1万块钱。

第二天，小刘接到了一个自称是云南警方的电话，对方告知小刘，他收到的1万块涉嫌诈骗款，让他立刻把这1万块钱转到指定账户，否则立刻联系当地警方对小刘：

进行抓捕。

银行卡已经被冻结的小刘慌了神，正准备转账时，被成都当地警方阻止。

来自云南的电话到底是真警察还是假警察，这到底是不是连环计，四川法院报最后也没说。

抓骗子是好事，但是也麻烦尽量分辨一下好坏人，乃悟相信叔叔们有这个能力。

一个月前，四川省泸州市江阳区人民法院判了一个案子，29名原告要求网易退钱。

这个案子星球写过，童敏原本是泸州一所学校校长，因为沉迷网游，诈骗了亲友们5000多万的巨款充入了网易的游戏里，最后跳江自杀。

亲友们理所当然认为这是诈骗，就将网易告上法院，希望能把这5000多万退回来，但他们败诉了。

你看，也是可以不冻账户的啊。

11月3日，一位中国游客在台北市政府餐厅消费了90元台币，他对于政府大楼的进出自由感到非常惊讶，并提到中国大陆与台湾完全不同的“特殊国情”。例如，他回忆自己在央视工作时，实习生午餐需20元，而正式员工仅5元。11月5日，一名微博大V自称V因转发这段视频而被禁言15天，微博方面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涉嫌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whyyoutouzhele：11月3日。一名中国游客进入台北市政府的餐厅用餐，一共消费90元台币。男子感慨政府大楼居然进出自如，而在大陆想进入政府大楼就很难，他回忆此前在央视工作时，实习生一顿饭要花费20元，而有编制的员工只需要花费5元。

https://youtu.be/YDMeXFKV1zo

完整视频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推特网友评论：

ma_qiang48854：只有井裡最好了、只能歌頌井裡的美好、井外的一律靜音。

tom_walkman：屁民随意进出政府大楼明显是尊卑不分，不符合社会主义精神。

Tonyliu395995：因为专制极权必须要谎言才能维持，最怕真相。

Tina55859215：不能让共产党统治下的韭菜思想有对比，二种执政体制，维持住共产帝制的优越性。

loveynnnn：G点有一百万一个。

Tonyliu395995：人和人矿泾渭分明。

a_free_cat00：民主社会的政府才是政府，独裁社会的政府就是衙门。

YPk2i：这脆弱的政权岌岌可危恐惧的太多啦！

liaozhengshier：禁止奴才传播做主人是什么感觉。

redfull14：我有体会市政府的保安凶得很。

ez_tiger：这回答了大部分中国人的问题：民主能当饭吃吗？还真能。

乌坎事件发生于2011年，是一起震惊中外的中国民众集体抗争事件。当时，广东陆丰市乌坎村的村民因不满村干部私自出售土地、腐败和选举不公，爆发了集体抗议。村民们要求重新选举、公开财务以及归还土地。最终，村民如愿以偿，乌坎村进行了“一人一票”的民主选举，选出了新的村委会成员，基本实现了村民的诉求。这一事件在当年引发了广泛关注，许多人将其视为中国基层民主和维权的象征。

尽管中国当局之后对乌坎村的打压持续不断，导致这场基层民主实验最终不幸失败，但其象征意义却难以磨灭。在美国大选前夕，旧金山湾区华语青年行动组织“擦星星事务所”组织了一场乌坎事件纪录片的放映活动，并发布了相关报道文章及“共笔”。

活动当天坐无虚席

在该篇文章的编者按中，作者评价这场“民主实验”道：

从城市到农村和牧区，从中原汉地到东部沿海，到民族多样的边陲，中国每个地方的生活方式、社会动态都有着因地理和人文的迥异产生独特的地方，包括抗争的动机与策略。乌坎村民强大凝聚力的背后是一个明确的、以社群利益、土地归于农民为焦点的共同诉求……

促成乌坎人凝聚力的还有当年相对自由的社交媒体— 年轻人建立QQ群在村内匿名宣传上访和抗争事宜，对外则使用微博和各大论坛更新乌坎村的状况。乌坎各年龄层的人各司其职，有声望的长者主持大局、谈判，有行动力的年轻一代负责宣传、保护关键人物和纪录，甚至小学生也来帮忙给选票盖章。

乌坎的村民从对组织选举毫无经验，到构造出一套照顾到很多细节的选举流程和机制令人叹为观止。包括考虑到如何让不识字的村民参与选举，因保护新移民较多的一条村而设计了秘密写票处……

图片来自擦星星事务所

在“共笔”中，一位观影者写道：

老实说，任凭我一个生长在中国 30 年的人，也看的我恍若隔世。让我深刻体会到了‘熟悉又陌生’的含义。我从没想过中国人会那样勇敢的去捍卫自己的权利。一幕幕，人们和政府辗转斗争，从土地到选举，从规则到人权，环环相扣，谁是谁的基础，哪个是不可背叛的信条？没人怕引火烧身，没人祈求大雾何能主动散去。有人付出了生命的代价，而众人将悲痛化为更强有力的回响，他们拼尽全力去维护的，不过是最起码的规则啊！作为观众，我可以轻飘飘的说一句，他们也不过是在瑕疵中摩擦出了关于民主的最初的火花。但是作为一个深知中国社会的人，我却没办法不为那一幕幕有残缺的勇敢和抗争去称颂。

另外两位观影者则表示，“乌坎事件”证明了中国人也可以拥有民主：

当年我在网络一直关注并支持乌坎事件，村民们团结和持之以恒的抗争决心给我很大鼓舞。 看了纪录片里面村民参与选举的细节更让我震惊 在今天看来，精彩程度绝不亚于这次的美国大选 选举流程专业、村民参与度高、热情洋溢 所以不是中国人不适合民主，是共产党不让 ！

乌坎的民主尝试是对「中国不适合民主」的最好反驳。纪录片里最触动我的一刻是村里的老奶奶第一次拿到选票，志愿者为她讲解怎么投票。还有小学生也参与到民主实践里，帮选票盖章。即使民主权利不是与生俱来，也是很好被学会的; No matter for how long we have been conditioned to accept a reality of authoritarianism, it’s never too late to start learning the language of democracy and freedom.

图片来自擦星星事务所

擦星星事务所还联系到了乌坎事件唯一一位流亡海外的亲历村民庄烈宏。在编后记中，作者记录了对庄烈宏的采访：

13年前风起云涌的乌坎事件几乎已经被人遗忘，曾经和庄一起选举的伙伴都已经刑满出狱，庄烈宏也流亡美国10年了。如今的乌坎已经重回平淡，大家对民主选举，对收回土地的希望越来越渺茫，他们想要的生活似乎越来越不可能。不过庄烈宏说村民们并没有后悔当年的走向街头，抗争和搞选举。虽然，如今的他也不希望村民们再去抗议，因为如今的中国再也没有街头政治改变局面的可能。他谈到他很少与国内联系，以他的身份不太方便。

我问他，选举的诸多细节设计看起来设计得很全面，当时是遵照什么设计出来的，庄坦言大部分流程都是村民按着常识商量着办的，没有什么人教，只有秘密写票处是熊伟提议的，熊伟是民间智库北京新启蒙公民参与立法研究中心的负责人。他的身影活跃在那时的乌坎，也出现在纪录片中。

庄谈到乌坎是中国民主化进程必需过的一道坎，是中国传统社会和现代民主价值碰撞出的火花。同时他谈到乌坎的选举能够实现有一些不可忽视的客观因素：村子的宗族色彩很强，是个独立村。地理位置上村子靠海，进出村子只有两条路。村子很大，有1.3万人40多个姓氏同住一村，所以各个家庭必须互相协商，互相牵制，村子里的大事小情也都是各个家族互相角力的结果，有民主协商不受到外界影响的基础。没有单一姓氏独大，造成极端事件的条件。

一

姜萍竞赛一事有通报了，“天才少女”故事破碎，她的老师违规了，达摩院表示道歉。我看到最多的声音之一是：

为什么当初都在站队，却没人去调查真相？

如果当初有人去挖掘真相、公布真相，那么我们就不会像无头苍蝇一样乱猜，人们当初也不会那么入戏地站队，大家可以少吵架少退群，媒体和博主们现在也不用偷偷删稿子了。

愿望是美好的，但事实是无奈的。“挖掘真相”，现在已经成了最赔本的买卖了。

报道并不等于买卖，我是打比方。这么说吧，如果你是干内容创业的，想拒绝一个MCN，你就说你的业务是挖掘真相。他一定逃得飞快，裤衩都追不上。

如果他还坚持要签你，那么没跑了，查一查身世，多半他是你失散已久的生父。

二

现在，乙方已渐渐失去了挖掘真相的能力。

媒体大家在做的事基本不是挖掘，而是下注，看哪边调子更响亮更正，并且情绪大、流量多，就下注哪边，在泼天富贵中捞一把。试问下注买马这种事有真相吗，没有，只有吃和赔，以及屁胡。

一波流量过来，就好比开席，有在包房吃的，有在大厅吃的，还有吃残席的，甚至收潲水的。可如果你挖掘真相，连吃潲水的都瞧不起你。

江南五怪被杀，全江湖都谴责黄药师，那就跟着谴责；回头如果发现搞错了，那就加入反思；如果黄药师已经受冤枉被气死了，大家纷纷怀念，那就说雪崩的时候没有一片雪花是无辜的；然后小黄蓉坚强活了下来，就说“天意怜幽草”；然后黄蓉婚姻不幸福并发胖了，就说中年女人的失败会写在她的脸上；再过十年她复出拿了奖，走了红毯，就说岁月从不败美人。

六波大流量，波波不重样。媒体猜错了真相是没关系的，只要记住一个永远和大众站在一起就行了。断头台上的人永远是错的，但断头台下的围观群众永远是对的。

三

事实上，观众也真的并不需要真相，而且越来越不需要。

“天才姜萍”是假的，人们失去了什么呢？对很多人来说，不过是失去了一个故事而已。需要热血和“燃”的人，失去了一个相信相信的故事；需要阶层议题的人，失去了一个底层逆袭的故事；需要性别议题的人，失去了一个性别对立的故事。

姜萍这个孩子的真相不重要，她是不是我的姜萍这才重要。想说忍辱负重，她就是李萍；想说单纯美好，她就是依萍；想说坚强抗压，她就是翠平；想说大气端庄，她就是倪萍……

死磕真相是让人厌恶的。都还记得吧，当初如果你支持姜萍，会得罪一半人；你反对姜萍，得罪另一半人。但是你挖掘真相，会得罪所有人。长此以往，傻子都看得出挖掘真相最赔本。

金庸小说里，一旦有人坚持要挖掘真相，你就知道他日子好不了。

张无忌说：少林寺里有坏人，那个圆真就是坏人成昆。

结果是：“少林清名，岂能容你随口污辱？圆真师侄……他死后清名，岂容你……老和尚今日要开杀戒！”

恒山的仪琳说：令狐师哥不是坏人，不会谋夺别人剑谱。

结果是：“你们是佛门弟子，纠缠着一个大男人……呸！好不要脸！……你们要倚多为胜，杀人灭口，尽管上来！岳姑娘怕了你们，也不是华山门下弟子了！”

黄药师说江南五怪不是我杀的。

结果是被柯镇恶一口痰吐在脸上，附赠一堆亲切问候。

没有任何给乙方开脱的意思，但你想，连挖掘出食用油问题的人都难逃被各种污名化，这种脏活苦活还有哪个聪明人肯干呢。

四

我也是琢磨了很多年，才想明白了真相二字背后的道理。

灭绝师太问：“我厉害还是青翼蝠王厉害？”

丁敏君说当然您厉害，他卑鄙无耻，被“啪”地抽了一耳光，赶紧悔罪称“弟子知错了”。

所以，什么样的人才有资格公布真相？答案是有能力中止讨论的人。

灭绝师太有能力在峨眉中止讨论，所以可以公布真相。

而之前张无忌、黄药师、仪琳，因为种种原因，都没有能力中止讨论，所以他们公布真相只会被嘲笑和污名化。

真相就像文物，可以公开，也可以不公开，但你不能自己挖掘。

如果你无意中发现了文物，那么最稳妥的做法是交给有关部门。（完）

虽然当下各级财政也不宽裕，可是保障弱势群体健康的支出，还是应该成为优先考量吧。

文 | 梅堂

十一过后，各地陆续开始了新一年度的新农合医保缴费工作。

2024~2025年新农合医保缴费标准，从之前的380元，涨到了400块，缴费截止到12月31日。为了顺利把钱收上来，各地绞尽脑汁，各显神通。比如四川南充有些部门就打起了学生的主意。

南充一位家长曝光孩子所在班级家校交流群截图，上面显示，语文老师在群里提醒家长，没给孩子买城镇医保的，要马上给孩子买，否则学校要求停课，还要给没有买的开家长会。

新农合医保实行自愿缴纳的原则，现在却和孩子受教育捆绑起来，甚至用孩子停课来要挟家长，很难不让人反感。在引发舆情后，当地有关部门都说跟自己没关系。

医保局说医保是自愿购买，没向学校下达过任务；教体局直接把锅甩给了学校，说学校的做法是错误的，将对此进行调查；街道办说自己有2万多的任务量，但学校不归他们管。

这些部门把自己摘得明明白白，可明眼人都知道，主管部门不强推，学校何必没事找事，还以停课相要挟？老师又何苦在家长和学生面前当坏人？

记者采访了一圈，碰了一鼻子灰，终于碰到了一个肯说实话的。当地一位街道副主任表示，“这个不是强制的，但是上面要求购买，你懂的嘛！”。

街道领了2万的任务量，教体局的征缴压力想必不轻，毕竟孩子是最好拿捏的。但社区征缴，就没那么容易了。

前段时间，有媒体曝光，南阳市淅川县的社区干部为了完成指标，不得不给居民降价，然后自己掏钱补差价，有的甚至要向一些“专业中介”收购指标。

一份医保少收三五十元，如果一个工作人员有100份的任务量，就得自掏腰包补上这三五千元的窟窿，出钱出力还免不了挨骂，基层征收人员的无奈可见一斑。

就算这样，很多人照样不愿意交，或者只给老人和孩子交。去年国家医保局的数据显示，2023年居民医保下降了2517万人。一年退保2500万人，这个数据着实把大家吓了一跳。

考虑到又涨了20块钱，今年医保征收的局面恐怕更不乐观。

医保作为现代社会给居民兜底的保障措施，能带来什么好处，农村居民并非不知道。然而远水解不了近渴，对于一些农村低收入家庭来说，一年两三千的保费，确实是一个不小的负担。

曾有媒体采访退保的家庭，一些家庭因为老人生病，享受到了新农合报销的巨大好处，但仍然选择性地缴纳医保。与其说他们参保意愿低，不如说这些低收入家庭参保能力不足。

农村居民收入低，有时只能顾眼前，顾不了长远。然而医保制度要运转下去，必须有足够多的人缴费。

本质上，医保就是大家出份子筹钱，救助少部分不幸生病的人群。只有缴费的人足够多，医保的盘子够大，才能起到积极的保障作用。

如果缴费人少，尤其是如果缴费的都是高概率得病的老人，那么就会收不抵支，失去兜底的意义。

这就是医保制度面临的两难困境。从农村居民的角度来说，各地因病致贫的案例很多，事实上也需要一个兜底的医保制度。可如果低收入家庭太多而不愿意交，那么医保制度就无法良性运转。

此前有专家建议强制缴纳，就和职工医保一样。可是职工医保，那是通过企业缴纳，职工痛感不强，而且有份能交医保的工作，说明还有一定承受能力。

放在农村居民身上，就很难落实。即便强制，农村居民如果手中就是没钱，那能怎么“强制”？

面对这个困境，长远看，当然只能寄希望于发展经济，让更多农村人有机会找到工作、提升收入，而在短时间，或许要考虑对于低收入群体，有无可能通过财政转移支付等方式，实现短期的兜底。

虽然当下各级财政也不宽裕，可是保障弱势群体健康的支出，还是应该成为优先考量吧。

阿里达摩院对数学竞赛的说明，是一份精心措辞的公关文书。它对王闰秋与姜萍的初赛情况，作了极其圆滑的描述。这一极简且世故的描述，主要是勉强填充那块该死的舆情拼图，而非裨益信息对称，它再次抛弃了本应提供恰当事实的义务。

就姜萍事件的舆论源头来说，达摩院是始作俑者。没有达摩院就没有数学偶像姜萍的“社死”急行军，就没有“天才少女”的急速流行与强烈质疑。但随着央视人日接收这一典型的宣传操作，涟水中专、地方政府甚至更高层级的舆论管理部门也被卷入。

达摩院确认姜萍初赛的违规后，当初的质疑者除了向反对质疑的人投以轻蔑的眼神，批量投掷诛心之论，还对媒体口诛笔伐，列举数个月前它们的正能量报道，谴责它们没有尽到核查之责，没能揭批真相，以致于让竖子成名，欺名盗世。

新闻核查是新闻机构的核心能力，也是新闻媒体的核心业务，是建立新闻专业主义的重中之重。有新闻核查资格的媒体不一定是新闻媒体，也可能是宣传媒体；有新闻核查能力的新闻媒体也不一定能实现核查目标，观察舆论场动向时，此间区别不可不察。

姜萍事件蔓延四个多月来，其包含的两大舆论主基调有二：一是“天才少女的数学梦”，二是“造假团队的女工具人”。这两大舆论基调成型于6月份，斗争并僵持于第三季度，后期的舆论走势变化不大，维持了早先塑造的舆论争锋态势。

因为无力划分宣传与新闻，宣传媒体与新闻媒体的差异也很难被公众识别或标记。这种情况下，泛泛地谴责“媒体未作核查”，怒火所指就缺少精度。若观察姜萍事件的舆论全貌，即能发现宣传类媒体的引导之效，及新闻人记者努力核查却遇阻的恶果。

姜萍的板书视频是达摩院向舆论场释放的第一批公关物料，媒体随即准备介入，但奇怪的是，只有央视等个别央媒获得了采访核心当事人的权利。但对央视董倩他们来说，宣传造势是任务，向他们索取事实核查，无异于缘木求鱼。

央视人日这些央媒最早设定了“天才少女”的议程主题，海量的抖快自媒体账号随即选摘信息碎片，开始夜以继日的加工，并借助算法实现病毒式传播。这是姜萍享受最强烈光环的时段，那些想要做事实核查的市场化媒体随即跟进，但这些真正的记者发现了障碍。

阿里达摩院6月份时对记者求证式的采访请求，表面上说可以，实际上是拒绝。也就是说，达摩院作为姜萍事件中三大主要信息源，从始至终没有接受过任何一家称得上是新闻媒体的采访。反观舆论进程，达摩院实际上是舆论封堵的“三剑客”之一。

在察觉达摩院的虚与委蛇后，抱着核实意图的外省新闻记者（江苏省内媒体在事实核查上毫无建树，这与该省媒体不报道重大新闻的现状相匹配）掉转方向，赶到姜萍老家村子，试图从这里寻求突破。可是，等待他们的同样是早有准备的信息壁垒。

姜萍父母是本次事件中三大信息源之二，可他们在第一时间被转移，为的就是躲避非宣传类媒体的记者。姜萍父亲一度混杂在村民当中，直到被记者认出后彻底藏匿起来。事实核查在姜萍老家也没有收获，抱着求证之心的记者只能退而求其次。

这个“次”，就是试图还原姜萍在家乡的成长历程。不出所料，姜萍曾就学的小学和中学，也都竭力躲避新闻记者的探寻。也就是说，在泛泛可称之为信息源之二的姜萍老家，无论父母、还是小学初中老师，都表现出震耳欲聋的沉默，一致对外抗拒求证举动。

涟水文旅也以夸张手法去接姜萍走红带来的泼天流量，这是当地政府介入姜萍舆情的明证。而涟水中专在完成对央视的接待任务后，在大门口就设置了森严门禁。可以说，作为姜萍事件的信息源之三，当地政府与中专都拒新闻核查于千里之外。

一如前述，在论断姜萍事件中事实核查如何如何时，首先要知道宣传机构与新闻媒体的区别，不是所有叫作媒体的都有事实核查的资格、动力与能力。同样是“媒体”，对新闻、对新闻核查的态度迥异。其次要了解三大信息源所行的坚壁清野策略，困住了核查之力。

阿里达摩院及涟水当地严格控制核心当事人姜萍、王闰秋对外发声的渠道，严格限制在央视等个别央媒，然后再以“准备决赛”为名隔绝于其他新闻媒体。在当时看，或是为了引导舆论，但若以11月3日的达摩院说明往前看，似乎更加微妙。

整个6月份，志在事实核查的新闻记者发现，他们被全面封堵在三大信息源之外。而它们之所以严防死守，有一个舆论动态值得注意，亦即央媒+社媒掀动的正面宣传姜萍逆袭的舆论，同时激活了数个焦点话题，让舆论降温变得比舆论引导更紧要。

在赞赏姜萍的浩大舆论中，不算质疑者在内，就是在姜萍的支持者那边，也激发了一些混合类型的反思主题，这些问题意识借舆论热度而高涨。如教育体系对天才的疏忽、中专教育得失、疑似贫困的姜萍家，这些主题的发散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典型报道的初衷。

假设阿里达摩院没有从一开始察觉王姜组合的违规，涟水中专对此也不知情，只是被动接受宣传出镜任务。及，涟水上下对新闻类媒体记者的警惕，对核查式采访的坚决回避，主要是为了于降低热度的防范措施，但也足见封堵之高效。

任何想要谴责新闻媒体在姜萍事件中核查缺位的人，都该了解6月份的涟水，是如何应急建立全面的信息壁垒，将所有核心当事人（王、姜）、次级当事人（父母）、外围当事人（老师）全部纳入信息封锁阵线，再努力的求证也会碰壁。

姜萍事件本质上是一次私密的作弊计划，被物色为公关物料后，一步步被迫公开化，然后正能量叙事中遭遇反转的宣传事故。考虑到姜萍事件的舆论意义大过其实际意义，民营及官方从锁闭信息源头入手，拒斥事实核查，节制舆论强度，令人印象深刻。

因为阿里达摩院、涟水中专及当地政府、姜萍父母有着一致的利益，所以在可能遇到新闻核查的冲击下，三者结成浑然一体的同盟，能够以一致的决心，最大可能地截断信息流。从这个角度，姜萍事件提供了在县级规模上控制舆论的生动版本。

对于多点分布的信息源，只要在利益上有统一的诉求，就很容易结成信息攻守同盟，实现对舆论的调控。姜萍事件的舆情状况，从一开始以正面宣传为主的舆论引导，发展到后来以降低信息量的舆论降温，可能都为类似的舆论接化发作了示范。

有些人批评，为何记者采访时不带着数学老师去核查？这是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外行看法，透露出朴素而纯真的质疑心态，叫人不忍心戳破。其实，媒体偶然接近过权威核查的时刻，那就是王闰秋导师、数学教授卢殿臣受访赞赏姜萍，但他很快收声隐遁，还不够说明问题吗？

实际上，姜萍事件发生后，涟水汇集了国内所有能做新闻核查、也抱着求证目标赶赴当地的新闻记者。但在这个小小的苏北城乡，这些记者频繁敲门而频频受挫，受制于严阵以待的信息壁垒，最后只能无功而返。再来责备新闻界无人，新闻记者未尽核查之力，着实理太偏。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没必要跟一个纯PR项目较劲儿。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2826.html

复赛之后，阿里达摩院终于承认姜萍师徒在初赛中作弊。与此同时，后两者所在的涟水中专也出公告，宣布取消数学老师王闰秋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

网上又是众说纷纭。关于姜萍风波，我写过两篇评论：

撕扯姜萍：一部爽剧，观众争着做导演

姜萍作弊？最新消息来了！

现在，我仍坚持原观点：姜萍师徒有无作弊，一点都不重要。没必要跟一个纯PR项目较劲儿。

今天我还要补充一句：感觉情感被欺骗，智商被侮辱的人，都属活该。

这年头还相信“中国奇迹”和“底层逆袭”，你配得上东亚和东南亚的任何骗局。

数学大赛本就是阿里达摩院一个自称公益的PR项目，初赛又是开卷。这样的赛制下，任何人的成绩不经复审都不能认定为真，尤其是中国选手。

阿里达摩院将这起舆情甩锅给师徒二人，有点不厚道。你给了选手作弊钻空子的机会，这可以解释为全球数学大赛已习惯了开卷。但在初赛成绩出来后，对姜萍的数学能力却不做基本考证，就发动那么多媒体渠道大吹特吹，这口黑锅是甩不出去的。

阿里达摩院前几年推出的数学天才，是否也和姜萍一样？如今只有姜萍被抓现行，以后人生路可想而知有多艰难，达摩院要不要给她一点补偿呢？

至于参与造势的媒体，它们都已经做肉喇叭很多年了，作伪远甚于此案者不计其数。信它们的人，我一个都不同情。

最后，希望官媒和阿里达摩院和再接再厉，变本加厉，为爱国者制造更多正能量。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

最近发布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劳动就业参与者平均每天的活动时间是6小时23分钟，通俗的讲就是，一周下来，平均每天工作的时间是6小时23分钟。

这明显和我们的感知不同，也和其他的调查数据不吻合。“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是抽取的今年5月份作为样本。当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8.7小时，算下来每天是6.95小时，将近7小时。 这两个数据明显是不吻合的。

如何解释这种数据和现实的背离呢？

首先，要看调查的对象。“时间利用调查”采取的事居民入户调查，随机抽取5月份周一到周五的一天，以及周末的一天，然后让被调查者每十五分钟记录一次自己的活动。只要这期间有过以薪酬为目的的活动，就会算进去。而“企业就业人员”的调查是以企业为单位的，排除了非正规就业，以及没签合同的，零时工等等。

这可能带来一个偏差，就是有些人是非充分就业的，并不是全职工作。这可能拉低了整体的工作时间。这些人很难纳入失业统计，根据国家的统计标准，每周只要工作了一小时以上，就算作就业人口。 比如，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有些暂时没找到工作的，可能会做一些零工，贴补点收入。如果这部分人被统计进去，就会拉低整体的就业时间。 当然了，这只是笔者的猜想，并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撑。 

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所发布的数据

另外，这个调查统计的是6岁以上的所有人口。而这里的6小时23分钟，是就业参与者的数据，虽然排除了16岁以下的人口，但是仍然包括60岁以上的人口。如果分年龄段看，16/17岁的平均时间是4小时21分钟，18-59岁的时间是6小时32分钟，60岁以上的时间是5小时30分钟。很明显，老年人口和18岁以下的人口，就业并不充分，这也拉低了数据。 

但是，18-59岁的人口中，并没有进一步细分的数据。所以也很难确定，是不是青年群体中有大量的非充分就业人口。但是按照目前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状况，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 

如果按五天八小时的正规工作时间，每周七天平局下来就是5.7小时。这是显著低于6小时23分钟的。所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工作时间仍然是很高的。

事实上，这里提到的两个数据，都无法真正反应我们的工作时间。“时间利用调查”的数据会被非充分就业人口稀释，而“企业就业人员”的数据，没有包括大量非正规就业，以及灵活就业人口。很多不正规的加班也不会算进去。所以，这两个数据都是明显低估实际情况的。但，即使这样，出来的数据仍然明显高于五天八小时的正规工作时间。这更能说明，我们是处于全民加班的阶段，工作时间远超五天八小时。 

老年人口大量参与劳动

这个数据还反映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老年人口的劳动。数据显示，60周岁以上人口，平均的有酬劳动是5小时30分，无酬劳动是3小时31分钟。 这说明，我们有大量老年人口，处于退而不休的状态，甚至做了大量的无酬劳动。这也和我们的常识吻合，很多人退休了还会找点事情做，尤其是帮助儿女带孩子，做家务。

最近国家出台了延迟退休的政策。如果实际情况是很多老人虽然退休了，仍然在工作。那么延迟退休，无非只是延迟退休金的领取。如果老人在家做家务。那么，延迟退休之后，谁做家务呢？

数据的复杂性

总之，数据虽然看起来客观，但是背后却隐藏着非常复杂的现象。 如何对解读数据，就非常重要。“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发布后，很多媒体直接拿着数据来宣传。比如，有媒体说，全民健身时间多了。他们的理由是，运动健身在2024年参与率为49.6%， 2018年为30.9%，提升了18.7个百分点。

这确实没错。但是，如果细看数据，就会发现，2024年参与锻炼健身的平均时间是1小时10分钟，而2018年的平均时间是1小时41分钟。虽然参与率提升了，但是参与时间降低了啊。而且，2024年的数据是6岁以上人口，2018年的数据是15岁以上人口。大量的学生参与运动是很正常的。

所以，不要简单的相信数据，数据的解读很重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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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坡原创.

敢于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与自己有关。

文｜西坡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

在本届竞赛中，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和其指导的学生入围决赛，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决赛阅卷结果，二人未获奖。据调查了解，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这也暴露出竞赛赛制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谨等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据调查了解，在 2024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预选赛中，我校教师王某某对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

经研究，我校给予王某某诫勉谈话处理，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我校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和校风学风建设，教育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成才观，鼓励师生踏实上进。同时，恳请广大公众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包容和爱护。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消息，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一出闹剧终于到了收尾的时候。

但我还是感到失望，深深的失望。不是对王、姜二人的失望，而是对偌大的机构如此不在乎自身信誉的失望，更是对我们的社会如此彻底地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的失望。

从这两份通报，我们依然拼不出幕后的事实。一个很大的疑问在于，究竟谁是作弊事件的主谋？如果王某某是主谋，学校对他的处罚明显是过轻的。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里，个体有各种卑劣的、侥幸的、投机的想法，都是正常的，是大海里边普普通通的小浪花。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起不难甄别的作弊，却产生了一个轰动全国全网的“天才数学少女”，而当这样一个“天才少女”的真实性引发强烈质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抵达迷雾的中心去获取真相。

当时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通往真相的道路，已经堵塞》：

我们需要的是信任中介机制。比如说，有我们都愿意相信的第三方，把大家的材料、判断、疑问、推导都带上，深入到故事中心，求得一个真相。那么我虽然不懂数学，我也可以通过对这个第三方的信任，来获得我可以充分信任的真相。

但你发现，这种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已经消失了。我们社会的信任中介机制崩溃了。所以遇到大小事情，争论各方都是快速“抛开事实不谈”，娴熟地攻击对方的道德动机。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异常严重的事，比“天才数学少女”是否造假严重一万倍。今天是这个事，明天是那个事，无数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无法抵达事实核心，只能在外围开展情绪激烈的低层级论战。长此以往，我们族群的智力会被我们自己锁死的。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今天，我们确实获得了考试存在作弊的真相。但这样的真相是被施舍来的不完全的真相。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相关方面是在认为这样一个时间点，这样一种措辞，可以实现负面效果最小化，所以才把真相施舍给了我们。如果他们不讲，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闹剧收场，悲哀未央。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通报，是我们与真相发生关系的唯一途径。

今天铺天盖地转发通报的媒体，全部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当然，没人会感到羞耻的。每家媒体都会说，别的媒体也没有挖掘出真相。媒体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别的同事也没有挖掘出真相。

搁在前些年，我会假设，有些记者已经挖掘出了真相，只是碍于各种各样的阻力，没有办法把稿件发出。但是现在，我觉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大概率没有一个人试图去挖掘真相了。如果我错了，我愿意向被我冤枉的人满怀感激地道歉。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而且失去了生产事实的冲动。所有人都满足于在情绪的泡沫里互相安慰、互相辱骂或者自怨自艾。

我甚至为自己执着于谈论事实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难堪。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说：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最后我只能说，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将来发生什么都不值得惊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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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有人打压所有人的老中的一生

永远不要跟系统共情

“内卷”或者简化后的“卷”，是近几年最流行的词之一。

“内卷”本来是一个相当值得思考的经济学名词，但是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逐渐被简单化和滥用，变成了一个粗浅的词，可以说是非常遗憾的。

内卷本来是指什么呢？其实看字面意思就是“向内部卷曲、把一个东西扭转为筒状”。

让我们来看看维基百科的定义：

德国哲学家康德区分了“内卷化”（英语：involution）与“演化”（德语：Entwicklung）的不同意涵。

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发展了内卷化的概念。在1936年的研究原始文化的一篇论文中，他使用“内卷化”来形容某文化模式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

戈登威泽认为，文化模式达到了上限之后，模式的规定导致了文化的外在的统一性，从而渐进发展起统一性内部的不同要素的多样性：如毛利人的装饰艺术要素很少，却有着复杂而精细的设计，戈登威泽将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

30年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文中借用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概念，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

格尔茨认为，印度尼西亚许多世纪以来稻作的强化产生了更多是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技术或者政治的变革，这一过程也被格尔茨称为“内卷化”（英语：Involution）。

格尔茨使这一概念在人类学界与社会学界广为知晓，成为一种描述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现象的专用概念。

以上是维基百科的资料。

从经济上来说，内卷可以理解为“不做大蛋糕、只更复杂地分蛋糕”。中国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曾用“内卷”来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据此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社会运行没有出现大突破。

内卷一开始在中文互联网流行，在我的印象中主要是起源于知乎。当时，知乎有一些写作者频繁使用内卷这个概念，来指代一些不良的经济模式。

在那段时间，恰逢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用内卷概念描述经济的发展问题。后来这个词被继续扩大适用范围，无论是人口还是教育，在很多话题上，都被引申使用。

再后来，这个词就开始变味了，尤其是它作为简化版的“卷”开始被应用之后，它的意涵变得简单化和粗糙化，退化成了“竞争”的网红代名词。

比如说下面这些例子：

“除了卷学习，还要卷事业。”

“我决定开始卷了。”

“在XX赛道上卷。”

最终，卷和躺平成了对立的词语，卷在这时候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内涵，就是奋斗、努力赚钱。

这时候，什么都会被说是卷，比如“在XX赛道上卷”，就是一种商业方面的滥用。在同一个商业领域竞争，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现象，但现在只要是竞争就会被说成是卷。

其他竞争也是，比如学生比较考试分数，就说是卷。

在企业里如果有拼命工作的员工，就会被说是“卷王”。

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竞争行为，或者仅仅是为自己而奋斗的行为，都被概括为卷。

那么内卷的意思到底被偏离在哪了呢？原本的内卷和现在的卷核心区别在什么方面？

以前的内卷，其实并不强调竞争，它强调的是一种内部结构更加细致的分化。无论是在生物演化或是各种文化结构方面，它的意思都是：一个事物外在的边界被限定死了，无法继续向外扩张，于是它只能向内发展，将内部结构变得复杂。

引申到经济上，比如在水稻生产方面。不卷就是指发明新的高效率器械，或者农业技术方面的重大革新，从而从本质上提高生产力。卷，则是指不断增加同样大小的稻田中的劳动力，每个人都把活干得更细，但产量上升很慢，每个人的劳动所得也变得更少。

内卷也可以这么定义：“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

综合起来看，内卷的本质，其实是不愿意搞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只是一味地在旧的机制上搞内部分化，最终大家都无法感受到进步与发展。

图片来源：澎湃·美数课

滥用之后的卷，成了很多人对抗现实的一种出口。只要一有奋斗的行为，就是卷，一搞竞争，也是卷，都会带上负面的色彩。

这样一来，会有两个害处。

第一，将正当的竞争污名化了，同时将恶性竞争简单化了。正当的竞争，是需要鼓励的，也是进步的源泉。比如企业之间通过技术的革新进行赛跑，看谁能更快地提高生产力。

内卷式的竞争则是，拼命压低生产成本，降低价格，甚至倒贴钱只为了抢占市场。以耗死别人、自己享有市场为目的，而不是依靠更好的产品品质等来竞争。这种行为叫它“恶性竞争”更合适一点。

我们必须区分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而不是把它们都装进“卷”这个框里。

第二，让奋斗行为被污名化了。

内卷式的奋斗，是通过压低别人的成绩、成果，来让自己变得排名更高，或者一味通过熬夜、延长工作时间等来竞争。

但正当的竞争也是存在的，比如提高学习能力，不断吸取各种知识，增加有用的技能，或者发展一些爱好，等等。

一个“卷”字，就让搞不公平竞争的人和努力奋斗的人混为一谈，也是一种不公平。

总体而言，“内卷”这个词被滥用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中文网络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喜欢用流行语来消解和简化现实，从而带来一种反智的倾向。

内卷被滥用后，原来在哲学、人类学、经济学上的一个严肃词汇，变成了定义模糊的大众流行语，从而导致那些学术成果被幼稚化和忘记，这本身就是一种降智。

再加上滥用词汇所带来的混淆概念，让恶行者——比如那些大搞价格战的恶劣公司只需要一个“卷”字就能逃避道德责任，而让那些优质的奋斗型公司——比如小米这样持续精进产品质量的企业也被扣上“卷”的帽子，就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认识误区。

中文的这种混淆、滥用、造词行为太多，导致中文本身也出现了严重的退化，我们根本就无法好好说话，因为每个人对每个词的定义都不一样。

这既是中文本身的一种特质，也是现在反智、降智的群体文化的一种反映。它说明，人们正在迅速丧失理解复杂概念的基本能力,只能理解一些肤浅的标签化概念。

文｜西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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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

在本届竞赛中，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和其指导的学生入围决赛，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决赛阅卷结果，二人未获奖。据调查了解，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这也暴露出竞赛赛制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谨等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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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据调查了解，在 2024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预选赛中，我校教师王某某对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

经研究，我校给予王某某诫勉谈话处理，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我校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和校风学风建设，教育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成才观，鼓励师生踏实上进。同时，恳请广大公众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包容和爱护。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消息，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一出闹剧终于到了收尾的时候。

但我还是感到失望，深深的失望。不是对王、姜二人的失望，而是对偌大的机构如此不在乎自身信誉的失望，更是对我们的社会如此彻底地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的失望。

从这两份通报，我们依然拼不出幕后的事实。一个很大的疑问在于，究竟谁是作弊事件的主谋？如果王某某是主谋，学校对他的处罚明显是过轻的。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里，个体有各种卑劣的、侥幸的、投机的想法，都是正常的，是大海里边普普通通的小浪花。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起不难甄别的作弊，却产生了一个轰动全国全网的“天才数学少女”，而当这样一个“天才少女”的真实性引发强烈质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抵达迷雾的中心去获取真相。

当时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通往真相的道路，已经堵塞》：

我们需要的是信任中介机制。比如说，有我们都愿意相信的第三方，把大家的材料、判断、疑问、推导都带上，深入到故事中心，求得一个真相。那么我虽然不懂数学，我也可以通过对这个第三方的信任，来获得我可以充分信任的真相。

但你发现，这种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已经消失了。我们社会的信任中介机制崩溃了。所以遇到大小事情，争论各方都是快速“抛开事实不谈”，娴熟地攻击对方的道德动机。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异常严重的事，比“天才数学少女”是否造假严重一万倍。今天是这个事，明天是那个事，无数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无法抵达事实核心，只能在外围开展情绪激烈的低层级论战。长此以往，我们族群的智力会被我们自己锁死的。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今天，我们确实获得了考试存在作弊的真相。但这样的真相是被施舍来的不完全的真相。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相关方面是在认为这样一个时间点，这样一种措辞，可以实现负面效果最小化，所以才把真相施舍给了我们。如果他们不讲，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闹剧收场，悲哀未央。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通报，是我们与真相发生关系的唯一途径。

今天铺天盖地转发通报的媒体，全部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当然，没人会感到羞耻的。每家媒体都会说，别的媒体也没有挖掘出真相。媒体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别的同事也没有挖掘出真相。

搁在前些年，我会假设，有些记者已经挖掘出了真相，只是碍于各种各样的阻力，没有办法把稿件发出。但是现在，我觉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大概率没有一个人试图去挖掘真相了。如果我错了，我愿意向被我冤枉的人满怀感激地道歉。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而且失去了生产事实的冲动。所有人都满足于在情绪的泡沫里互相安慰、互相辱骂或者自怨自艾。

我甚至为自己执着于谈论事实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难堪。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说：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最后我只能说，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将来发生什么都不值得惊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