珠海市公安局通报称：体育中心撞人事件造成35人死亡，43人受伤。

CDT编者按：本文已在微信公众号“维舟”被404；目前仍可在百家号“维舟”阅读。

35人遇难，43人受伤。

发生在珠海体育中心的驾车无差别冲撞人群事件，死伤数字之惨重，震惊全国。不论凶手出于什么动机，这都是绝对不可饶恕的，并不意外，在相关新闻底下，“严惩不贷”都是最强烈的呼声。

在澎湃新闻的报道下面，固然有清醒的声音主张应该先彻查背后的原因，但点赞仅次于这一条的，居然是质疑这背后是否有境外势力参与。

为什么有这么多人第一反应就这么想？我想是因为，多年来在宏大叙事的影响下，太多人相信“中国人”应该是一个紧密无间、内部和谐的大集体，因而从理论上说，破坏力量只能来自外部。根据这种设想，他们无法接受会有人无差别地大规模攻击国人。

这一年里，这种无差别攻击已经发生多起，但舆论的态度却有很大不同：在吉林、苏州和深圳，针对外国人的同类事件，都不乏有人为之叫好，将凶手称作“英雄”，甚至反过来揶揄受害者是不是自导自演；连瑞士苏黎世中国留学生刀伤无辜儿童都有人辩护；直到这一次，似乎凶手唯一可辩护的余地就是他受人指使——还有比他更可恶的“境外势力”在背后。

也就是说，对一些人来说，关键之处在于死者是谁——如果暴力的对象是“我们”的外国假想敌，那么实施者仍是“我们”的一分子，甚至应被受封为“英雄”；但如果暴力的对象转成了“我们”，那解释起来就困难多了，只能绕个弯，把这继续看作是“他们”暗中对“我们”实施的侵害。

这样自圆其说倒是保护了自己的信条不被颠覆，问题是：那些凶手的真实动机真是那样吗？

尽管有些信息尚待厘清，但大体可以断言，制造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的，都是旨在报复社会的失败者。无论他们选择的攻击对象是平民、孩子还是外国人，其内在动因和报复手段没有本质的区别，也同样的懦弱残忍，并不因为他们攻击对象的身份有何不同而应受豁免。

也就是说，这种无差别的暴力袭击之所以必须受一致谴责并予以严惩、打击，从根本上来说是因为它具有反社会、反人类倾向，因为我们任何人都可能成为其受害者，误以为自己可以置身事外，是一种天真的侥幸心理。

我知道，很多人的心态还转不过来，无法接受社会现实发生了变化。村上春树曾写过，1995年的东京地铁沙林事件让长久以来和平繁荣的日本社会深感震惊，因为那是一次“日本人事实上以无差别地杀害日本人为目的”的事件：

它揭示了日本乃是“世界上极少有的安全和平的国家”这一共同观念的崩溃。“我们的社会也许的确有些缺陷，”人们曾经以为，“不过我们至少是生活在安全的社会里。可以自由地行走在任何城镇的任何街道上，不必担心遭遇犯罪。这是一种成就。”但事到如今，这只是虚无缥缈的幻想而已。许多人从这一事件中感受到“天真无邪的时代”已告终结。

我们当下也迎来了这样的时刻：我们不能再假装这些无差别暴力攻击是不同的孤立个案，不能仅仅严惩凶手之后就假装它没发生过，不能假装我们这个共同体内部没有任何矛盾，仿佛危险只能来自外部，更不能侥幸以为我们不可能成为受害者。

正视问题当然很痛苦，但诚如詹姆斯·鲍德温所言，“我们无法解决我们不愿意面对的问题。”如果不能深入反思这些事件背后的问题，消除这类悲剧发生的土壤，那么，我们都是罪人。

这则官方声明写男性犯罪嫌疑人的极端暴力行为是「离婚后对其财产分割结果不满而引发」，至少有以下五个问题：

1.过于简单化了犯罪行为的多方面性质。它忽略了其他潜在的影响因素，例如心理健康问题、社会压力或可能的暴力史。

2.也可能会强化有害的刻板印象，即：男性在感到受挫时有权做出攻击性反应，男性离婚时采取暴力行为是可以理解或预期的。

3.这种表达内含一种微妙对无关者的谴责。

因为着重于嫌疑人对离婚后财产分割的不满，可能暗示离婚后的法律过程间接导致了悲剧。

它隐含着嫌疑人对财产分割不满可能是“有理由的”或“可以理解的”。

这类叙事风险在于，将部分责任转移到离婚制度或嫌疑人的前妻身上，尽管她与本次犯罪毫无关联。

4.强调离婚和财产纠纷导致暴力行为，可能也会污名化那些有离婚经历的人。

5.从法律角度来看，犯罪行为本身应该被单独认定为故意危害公共安全的行为，而不应该过多地将其与不相关的离婚财产这一民事纠纷联系起来。这种联系可能会模糊焦点，影响对案件的定性和处理，也转移公众和执法部门对该起公共安全犯罪的关注和打击重点。

中国式大家长的矛盾调解：

好了你们都别闹了，一个巴掌拍不响，两边都有错，互相让一步，赶紧和解结案。

民间对这个思路有着更贴切的称呼：

和稀泥

和稀泥的好处当然显而易见，可以很快把事情“解决”掉。一个案子这边从清单上划掉，那边就会同步出现在某个人的绩效表格里，省心又省力。

和稀泥的坏处相信大家也都明白，就是难免会拖泥带水。如果双方真正的利益冲突没有解决，调解的方案双方都不满意，分辨是非对错的道理没有得到认可，那么矛盾只是说是暂时被压下去，而不是被解决掉了。

在某些时候，遇到某些极端的人，这种被暂时压下去的矛盾就会爆发出来，既伤害当事人，也重创全社会。

其实，有一些人处理纠纷时习惯和稀泥还不是最可怕的，最可怕的是，上头对和稀泥的处理方法设置了硬性指标要求：

今年的和稀泥比例是35%，明年必须提高到40%，五年之内必须超过60%的稀泥率……

这样的指标一定会逼着实际办事的人去强行和稀泥。原本能明辨的是非被搁置了，原本能分割清楚的利益被模糊了，原本能表达清楚的诉求也被摁在肚子里了。作为结果，原本能够被公平公正彻底解决的矛盾，就成了稀泥包裹之后领导看不到的矛盾，并在稀泥之中蛰伏、生长、爆发。

当这种矛盾累积多年后出现剧烈爆发、多点爆发，严重威胁公共安全的时候，如果还是追求及时“化解”矛盾，会不会本身就成了“累积”矛盾的源头？

声明：本文系平日的思考有感而发，不代表对当下热点新闻个案的分析评论，请勿对应细节。

各相关院校一纸禁令，大学生集体骑行被按下暂停键，渐次归于平静。

然而，对于这一现象的思考不应就此落幕。这些大学生到底在干什么、想什么，社会该有怎样的回应性姿态？

舆论场上的声音见仁见智。各种看法都可以探讨，但我唯独坚决不同意“吃饱撑的”这种简单粗暴论断。

如果用一句最简洁的话来解释这一现象，我概述为：在无意义的人生中寻找意义。

他们以夜骑这种青春的、富有个性的、无羁绊的方式，为群体性的无意识压抑找到一种宣泄。

一个无法回避的现实是，当前各种矛盾叠加交织，青年问题变得十分突出。

多年来积累下来的就业、升学、住房、婚姻等人生基本问题，像幽灵一般纠缠着一代年轻人。这代人内心都在艰难爬坡。

多样化的焦虑渗透青年的日常生活，构成了复杂的多元表征。焦虑现象成为当代青年对未来发展迷惘的的整体性情感症候。

他们在急剧市场化所形成的阶层分化中，产生极大的不确定感和失落感、无意义感。

个体面对这种结构的强力又表现得无能为力，只能在世俗化生存的挤压中日益萎缩。他们的境遇，恰恰是中国社会转型中一个折叠的面相。

受限于历史文化和现实环境，“无意义人生”的话语无法得到广泛的宣示，而是通过“隐蔽地说出”和“集体无意识行动”的组合方式来予以现实。

自发性、无组织性的集体骑行，不过是青年群体在面对理想与现实鸿沟时的另类感性表达。

我们的主流权威媒体，在高分贝讲述青年人养猪、送快递、卖煎饼、补裤裆年赚百万的励志故事之余，可曾以显著性的议程设置，让青年敞开心扉，敢于公开表达自己的真实思想？将他们对现实无奈的诉说作为一个公共议题展开？

相信很多人还记得四十多年前，那场关于现实、理想和人生的大讨论——“潘晓讨论”。

那时候，潘晓无比困惑地说，“时代在前进，可我触不到它有力的臂膀；也有人说，世上有一种宽广、伟大的事业，可我不知道它在哪里”。

青年潘晓发出一代人的精神呼号：“人生的路呵，怎么越走越窄……”

如今当我们再次回望和审视“潘晓之惑”时会发现，它所表征的时代虽早已远去，但其所引发的思考以及所涉及的一些根本性的人生价值等问题，到今天仍然困扰着包括高校大学生在内的广大青年。

或许当今青年人所面临的现实，比潘晓那个年代更加严刻。“潘晓之问”同样具有现实意义。

需要指出的是，当年全社会对“潘晓之问”给予了充分理解和宽容。

胡乔木公开表示说，“青年都想在一个适当的气氛中把自己的心掏出来，讲讲自己的经历、苦闷、失望和希望，寻求问题的答案。青年们讲讲自己的苦闷和失望没有什么不好”。

他还说，“我们通常就没有权利叫他们非按着快乐的调子唱歌不可。他们叹息了，或者发些错误的牢骚，我们不应该恼怒，也不应该置之不理，而应该弄清楚他们这样做的原因，并且认真地帮助他们找到希望所在” 。

当年《中国青年》刊登《潘晓同志来信》说：“是你们，一反以往社会上那些‘君主’‘神父’‘长官’们惯于板起的教训人的面孔，带着朋友、姐妹、兄长的热忱向我这将被淹没在尘埃之下的无名角落走来”。

围绕那一代青年的失落和困惑展开的“潘晓讨论”，让个人性的青年话语登上了历史舞台，被称为“一代人的精神初恋”。

“潘晓问题’”大讨论的作用，决不是潘晓及其共鸣者在讨论中道出了什么启人心智的人生哲理，使年轻人的人生追求、价值取向从此有了正确的校准和参照。

它的作用在于：讨论的组织者创设了一定的条件，使青年得以向社会倾诉自己人生的迷惘、困惑，说出了以往想说不能说的心里话，说出了与主流社会话语、传统话语不同的观点，发出了不同的声音，打开了青年价值观念、价值取向全方位的深刻嬗变的闸门。

我并非认为，集体骑行是被焦虑迷惘裹挟的年轻人应该效仿的行为方式和策略。

想说的是，我们所处的时代，能否建设性地面对一个紧迫议题：以一种既怀抱广阔又体贴幽微的柔韧之思，包括对各种强持、自许的戒惧之心，去观照精神和心灵沉郁顿挫的年轻人，以接通他们的苦恼与欢欣，尽可能满足他们身心的安顿感和生命的意义感？

从这个意义上说，对集体骑行一禁了之，莫如来一场当代版“潘晓讨论”。

后续：澎湃新闻｜广东珠海体育中心发生撞人事件：事发跑道上，肇事司机逃逸被抓

---

事情发生的时候，我爸我妈都在场，我爸正在内圈的跑道跑步，车是绕着跑道外圈，开了一两圈， 无差别的集中撞向所有人，他看到车撞向人群的时候，已经太晚了，徒步队的音响声音很大，后面的人在尖叫，前面的人听不到，所以都没逃掉。我想受伤的人肯定大于几百人，除了身体受伤的，在场目睹一切的那些人肯定都会留下一辈子的心理阴影。

我爸跑过去的时候，我妈已经倒在地上了，还有一只鞋子找不到了，那时候我妈呼吸微弱，我爸给她做人工呼吸，她还有一些微弱的回应，当时我爸以为她只是被撞到了头，和一些骨折。我在网上看到这件事的时候，已经接近晚上十点，我赶紧给我爸打电话，我爸没有接，因为我爸晚上去跑步一般不带手机，十点那么晚了我爸还没接电话，我就开始担心他们出事了，我打给我妈，我爸接了，那时候我爸已经在照顾我妈了，我爸跟我说没什么事，让我不要担心，说过两天再回去也行。

但是网上流传的视频实在是让我放心不下，所以我当晚凌晨两点多到达了珠海。回去的路上我爸跟我说，让我直接回家，去了医院也没用，人在ICU里面，我们进不去。我爸一夜没睡，第二天早上六点多带我来了医院，ICU门口是另一个女孩在哭泣，她的妈妈昨晚也被撞了，我们都在焦急的等待。顺便一提，那个女孩说她今天跟单位请假，公司的人都不知道昨晚珠海发生了什么。

我爸说，昨晚他们到医院的时候，医院乱成一团， 等了两三个小时才开始治疗，一开始我妈还能说几句话，后面因为血压下降，医生把她的头全剃了，签了病危通知书，推进了ICU。

今天一整天都是在等，中途推去做CT的时候，我终于见到她了，我看到她躺在病床上，光头，戴着呼吸罩，头上肿了一个大包，手是肿的发白的， 其他地方遮住了我看不到，事故前一天她还发朋友圈去横琴花海玩，还发了好看的自拍，仅仅一天时间，就变成了这样。那个时候我的眼泪再也忍不住了。

等到下午，医生把家属叫进房间里，头内部损伤， 内脏损伤，腹部积血（应该大概是这样，我听不懂医生说的话，也看不懂电脑上的图片。）还有全身多处骨折。医生询问我爸，做了手术也不会醒过来，是否做手术，不做手术今晚就会去世，做了手术中途可能去世，如果做成功了是以植物人的状态多撑几天。医生的意思其实就是没得救了，但是你要是想做手术也可以试一试。而且是同时做两台手术，做完腹部的，立马做脑部的，医生说他们也没遇到过这种情况。我的大舅在这种心痛时刻还要黑色幽默一下，他说，做吧，就当为医学做贡献了，给你们增添实操案例。但是没有人笑，我已经站在后面静悄悄的被眼泪淹没。

事件发生十几个小时了，没有警察，也没有媒体跟进受害者后续，没有统计伤亡数据，网上能搜到的相关新闻也寥寥无几，（也可能是我太心急了，我急于想要知道结果）。

下午的时候，有三个自称街道工作小组的三位女士，下午的时候，有三个自称街道工作小组的三位女士来医院找我爸了解情况，她们说可以反应需求给她们。她们很温柔的陪我爸聊天，试图带给他一些安慰。手术的时候，她们也一直陪着我们一起等。我很感谢她们的善良。

推进手术室的那一刻，我爸对着床上昏迷的她喊了她的名字，让她坚强一点。

我听到我爸一次又一次的去厕所擤鼻涕掩饰他的眼泪。我怕看到他的眼泪，我尽量不去看他，我也知道他在用尽全力憋着不哭。我知道他的心已经塌了，但是他还在竭尽全力的接听所有电话，平静稳重的回复所有关心我妈的人。我不知道我爸以后怎么办。

无法预测手术需要多长时间，现在还在等待手术过程中。

还有几点，网上流传的关于“暴走团”这个叫法， 我觉得很不礼貌，这次的受害者们，他们大多数是已退休的中老年人，40-65岁这个区间。他们只是在自己的退休生活里，在体育中心的合理区域，合理时间，进行自己的锻炼而已。遇到这种事只会说风凉话的都是傻逼，迟早遭报应。

最后，感谢一下昨晚献血的所有人，谢谢你们凌晨大半夜还去排队献血，我觉得你们很无私很善良你们一定会好有人好报的。

CDT编者按：本文包含令人不适的图片。

后续：澎湃新闻｜广东珠海体育中心发生撞人事件：事发跑道上，肇事司机逃逸被抓

2024年11月11日，据珠海市公安局香洲局通报，当晚7时48分许，一辆小汽车在珠海市体育中心撞倒多名行人后逃逸，肇事司机樊某，62岁，已被警方控制。当晚7点左右，40多岁的珠海市民陈先生到达珠海市体育中心，他是一个徒步队的成员。这个徒步队成立已有六年多，属于市民自发参与的休闲活动在体育中心的一个标准400米田径场跑道上，共有六支徒步队伍，每队有四五十人，年龄从40岁到70岁不等，成员来自名行各业–有退休教师、房产销售员、打工者、餐饮业从业者和水果商等。这些徒步者的家距离体育中心仅几公里，他们白天上班，晚上到这里锻炼。

晚上7点半左右，三百多名市民排成一排每三人一行，六支队伍依次排开，每队之间相隔十多米，整齐地沿着跑道开始徒步。他们身着红、白、绿、蓝等颜色的队服，周围还有许多健身跳舞的人。

按往常情况，徒步活动应在八点半左右结束。然而，接近八点时，一辆白色吉普车突然高速冲入人群，它没有减速，也没有按喇叭，沿着跑道内圈和外圈的中间位置，从后方径直冲向徒步队伍。在内圈徒步的陈先生突然听到“砰砰砰”几声巨响，“好像有东西从天上掉下来”。他愣了一下，随即迅速跳向一旁的绿化带，担心车子会返回来撞人，又爬进了旁边围着铁丝网的围栏里。反应迅速的陈先生并未受伤，赶紧起身救助队友。

他所在的队伍中有十多人受伤，“有的脚断了，有的头撞吐血了，看着好恐怖。队伍还有七八人当场死亡，包括队伍的队长–她是一名53岁的女性，已从社保局退休，经历过两次离异，有一个女儿。陈先生的一位朋友本来已有两三天未参加徒步，11号这天邀陈先生一同前往，结果被当场撞死。

事发后约15到20分钟，警方赶到现场，制服了肇事司机。救护车起初只来了两三辆，医生就地抢救，现场伤员太多，救不过来。11月12日，珠海航展将在距珠海体育中心约38公里的珠海国际航展中心举办，陈先生表示，“很多救护车、消防车都派到那边去了。后来救护车逐渐增加，交警、特警、消防赶到现场，医生抢救了一个多小时，陈先生帮忙把一些伤者扶上救护车，伤者被送往中山大学附属第五医院、人民医院抢救。晚上10点多，现场人员被要求离开陈先生也往家走，到家时已是11点左右一些伤者仍在抢救中。

公开资料显示，珠海市体育中心是珠海市最大的公共体育场所，建于1998年10月位于珠海新香洲红山路，它不仅能承办大型国际国内体育赛事，还可用于大型文化娱乐活动。陈先生表示，周末时有很多小孩在那里活动，“幸亏今天礼拜一，小孩上学了，没跑到体育中心那边。”

陈先生在珠海生活了40多年，从未听说或经历过类似的伤人事件。他说，车子撞向人群时，未听到肇事司机说什么话。晚上11点左右，电话那头的他仍然心有余悸，“你不知道是不是恐怖分子这样故意扫，跑到人多的地方杀，那就没办法了。

只要和自由沾边，他们就看不过眼。

历史上的今天：

成千上万的大学生，凌晨从郑州出发，骑行5个小时，驶向50公里外的开封，这是一种新时代的盛大景观。

法国思想家居伊·德波认为，景观本质上是 “以影像为中介的人们之间的社会关系”。

夜骑开封，就是这种景观。

据媒体报道，这场几十万人模仿的骑行活动，还要从四个郑州的女大学生说起。

四个女生下课后，想吃开封的灌汤包了，晚上7点出发，从郑州骑行50公里，花了3个小时，抵达目的地，享受到了美味的灌汤包。

当然，她们也发了社交媒体。

从一开始，这场行为艺术就是视觉性的，放着10块钱的流水班车不坐，放着20分钟的高铁不乘，非要费劲巴拉花好几个小时骑50公里，他们追求的就是这种视觉性的景观。

重要的是以一种景观的形式被看见，而不是真的触达目的地本身。

后来的模仿者看重的，也是这种视觉性的景观。

而当小红书和抖音等参与进来后，这种视觉性的景观就变成了一种盛大的媒介景观。

它树起“青春没有售价，疯狂就在当下”的价值观大旗，以“欲买桂花同载酒，终不似，少年游”为指导思想，喊着“PASSION”的口号，几十万人的骑行，就成为一种裹挟性的、强制性的独白，它正确地不容争辩，任何在它面前扫兴的人，都是不受欢迎的。

我看了很多夜骑开封的视频，镜头中的每一个人都慷慨激昂，笑得那么开心，“青春在这一刻具象化了”，成为骑行短视频最常见的文案。

这是追求实在意义感的人不能理解的快乐，他们不能理解，开封的灌汤包就那么好吃吗？去开封到底要干嘛？他们也不理解，花更多的钱，受更多的罪，累得半死不活，到底图啥？

舒舒服服地去玩不好吗？不好。

因为，在路上的骑行本身，成为了意义的全部。或者更准确的说，在路上骑行时的快乐，成为了意义的全部。

这就是景观的自我实现，它的手段，同时也是它的目的。

从这个角度来看，即使不叫停，开封接住这波流量，即使能转化为经济效益，也必定十分微弱。

当骑行的意义指向自身，开封的灌汤包就成了一个借口和由头，而在路上的快乐也就变得空洞、虚无和无意义。

但正因空洞、虚无和无意义，这快乐就越发迷人。夜里的骑行，摆脱了白天的生活和学习的意义和责任，以及秩序，它追求的就是野生的、自发的、轻盈的快乐。

这一点，把夜骑开封跟马拉松和音乐节区别了开来。

虽然都是快乐，但年轻的大学生们不愿被动地等待被安排，不愿只作为台下的观众陪衬台上的演员，他们试图自己创造景观，并成为景观的主角。

因此，如果非要说，夜骑开封，其实和万圣节更像，它们是快乐的不同版本，却都殊途同归：

从日常生活中短暂的逃离，把自己抛入一个陌生的空间，组成并投入一个集体，被人群看见，并和人群一起，被更多的人看见。

二三十万夜骑的年轻人，似乎在用行动向世界宣布，他们要的其实很简单，不是成功，不是贡献，而仅仅是快乐，纯粹的、稀缺的、轻盈的快乐。

而在热血肆意的骑行开封背后，是不是也有着不为人知的压抑和苦闷呢？

有作者说，上万人集合夜骑，是一种“群体性癔症”。

我觉得这是准确的判断，不过，是从理解的角度去看。

成千上万的年轻人，要走出生活的轨道，骑行在路上，且只为了骑行在路上，旷日持久，乐此不疲，是不是意味着，我们的社会可能确实病了？

真是大跌眼镜，彻底颠覆认知！

贪腐行为，竟在高中生群体中蔓延……

刚刚，河南信阳市实验高级中学发布通报：

原来，网传该校有学生会干部在日常学生管理中索取钱财问题，情况属实。

此前，该校有学生向媒体投诉，学生会干部以查违纪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贿赂， “这个时候你不给他交钱，他就给你处分，给你上报老师。”

有知情人透露，学生会干部在没收学生手机后，私下向学生收取每台300元的费用以归还手机，并不上报给老师。

索贿的人员中，既有学生会主席，也有学生会成员，而且索贿行为持续多年。

看到这桩“奇闻”，仕道君竟一时语塞。

看来权力的滋味，无论大小，都能让人尝出甜头来。

说实话，仕道君也曾从教多年，居然不知道高中学校里还有学生会。

实际上，比起大学里有职有权的学生会，高中学校里的学生会存在感很低，因为有升学压力，组织性并不强。

然而，信阳这所高中的4名学生会干部，居然在繁重的学业压力之下，忙里抽闲，大肆索贿受贿，将微末权力发挥得淋漓尽致。

一个学生收300元，全校那么多学生，而且持续多年，看来涉案金额不会是个小数目。

小时偷针，大时偷牛。

这几名学生会干部，将来上完大学、参加工作，一旦走上领导岗位，掌握更大的权力，极有可能会重操学生时代的敛财术，从而沦为饕餮巨贪！

值得注意的是，“学生干部受贿”的新闻并非绝无仅有，几年前安徽还发生过“小学副班长受贿几万元”的奇闻。

安徽怀远县某小学，有个叫小赐的学生，在班里担任副班长兼语文科代表，拥有检查作业、监督背书的权力。

他的受贿模式是这样的，老师把检查背课文的权力交给了他，他说背了就是背了，没背就是没背。

每次背书时，孩子们必须拿钱。小赐会根据每个孩子向家里拿钱得手的难易程度，以及各家的经济状况，制定拿钱的数量。

如果家里经济条件不错，钱好拿，那就会要求多拿，反之就少拿。

如果不拿钱，肯定过不了关，还会被逼吃屎喝尿。

发生“受贿”的班级，从最开始的20多人，读到六年级时，已经只有7个人。

逼人吃屎喝尿、动辄打人、“专车”接送、指定“会计”、专人买早餐……这7个人的班级，就像是小赐的王国。

在五年多的时间里，小赐硬生生从同班的小朋友手里，搜刮到两万多元，平均下来一年四千余元，不能不令人叹为观止。

实际上，小赐个头矮小，不过13岁，却把手中的一点点权力运用到了极致。

真是：三分人样尚未学会，七分官样栩栩如生！

原本圣洁无瑕的校园里，居然滋生出一个个 “小官僚”“小贪官”，既让教育蒙羞，更令我们反思。

北京大学曾经专门成立课题组，搜集了241所高校的巡视整改通报，旨在从整体上总结我国高校在巡视中暴露出的系列问题。通过文本分析，发现高校中普遍存在“重教书轻育人”“重成绩轻品德”“思想政治建设效果不明显”等问题。

仕道君以为，“重教书轻育人”“重成绩轻品德”等现象，不惟发生在高校，同样发生在中学甚至小学，“班级官场化”“班干部官员化”的倾向，在很多学校都不同程度地存在。

在这样“官本位”盛行的环境里，出现早熟的“贪官”也就不奇怪了。

古人云：“蒙以养正，圣功也。”

意思就是，在蒙童时代培养正直无邪的品质，是造就圣人成功的必经之路。

青少年阶段是人生的“拔节孕穗期”，这一时期心智逐渐养成，思维进入活跃状态，最需要精心引导和栽培，教给他们正确的思想。

孩子是家庭的未来，更是国家的未来。

无论是家庭还是学校、社会，无论是家长还是老师，加强孩子们的思想教育、品德教育、养成教育，刻不容缓！

看来，培养清官廉吏，必须从孩子抓起！

有五年的时间，我女儿没有户口。她在这个社会系统里是不存在的。

我有一个女儿，11年前，我未婚生下了她。2013年，生育还不被鼓励，最初我办不了准生证，孩子也上不了户口。在我女儿生命的前五年，她是一个在社会系统里不存在的人。最终我不得不以假结婚的方式，让她摆脱“黑户”的身份。

最近几年，生育率下降，政策开始支持、奖励生育。在广东、陕西、安徽、四川等地，一位女性只需要提交身份证或户口本，就可以完成生育登记，不再需要结婚证。我的那些与政策对抗的经历，成了一段大概不会重演的历史，只属于计划生育时期的困境。

我想讲讲我的故事，这可能是一个关于争权的故事，与男人争权，与政策争权。同时这也是一个关于爱的故事，我和我的女儿相遇的故事。

我会当一个未婚妈妈

那多酷呀

2012年年底，我的月经推迟了一周没来。凭借模糊的直觉，我想我可能怀孕了。

当时我和男友刚交往了四个月，处于感情非常不稳定的阶段。我在附近的小医院做了妊娠尿检，证实了我的直觉后，我没有第一时间告诉他。

我记得当时被喜悦击中了，“我太厉害了，我能当妈妈了”。那一刻起，我就觉得我是母亲，有一个孩子——而不是一个分裂中的受精卵，或一个几毫米的胚胎——正在我身体里。那是个周末，我回家后，就坐在卧室里晒太阳，觉得自己身体老金贵了。然后慢慢细品那股喜悦。我当时就决定要生这个孩子了。

确认怀孕后，我给男友发了个短信，说我有事要说。他等了十分钟后才回，问什么事。我说我怀孕了。他又等了十分钟，回：竟有预感。我们竟然没有接着讨论下去，约好见面聊。

我们下班约在餐厅。气氛当然不像平常一样自然，他的表情让人难以判断。等到菜上来后，他清了清嗓子，问：“你打算怎么办？”

当时，我的确没有细想，压根没有考虑过他的感受。也许我以为男人都会像电影里一样，欢欣鼓舞，喊：“太好了，我要当爸爸啦！”

事实证明，不是。他表情凝重，开始艰难地表述，大意是，他不喜欢孩子。他上一段婚姻有孩子，他一直觉得，他对孩子的爱不足够到对他终生负责，也终归会伤害到他。其次，他不相信婚姻。这个我们讨论过的，他是不可能跟我结婚的。

我有一瞬间是很失望的。但也就是一瞬间。结论很快浮现了：我会当一个未婚妈妈。

那多酷呀。

是的，我觉得很酷。我甚至觉得，我就该是个未婚妈妈，不按理出牌，挑战世俗，睥睨父权。去你的婚姻，去你的三口之家，令人窒息和无趣的庸常。我是个现代女性，像《老友记》的瑞秋，“you can be as involved as you want”-——这就是我大致对他说的意思，完全是照着老友记来的。

他嗫嚅着说，他还是希望我去做人工流产。说话时，他不敢看我的眼睛。我拂袖而去。

“我有这个权利！

这是我的身体！”

我并非痴迷孩子的人。十多年前，正是“剩女”这个叫法盛行之时。我被叫做剩女、三高女（高学历、高收入、高龄）。适龄婚育在当时还是主流观念，但我并没有受很大影响，我从来没有认为结婚和生孩子是人生必选项。我曾在23岁时不慎怀孕，我知道的第一时间就想打掉，因为太年轻了，不想结婚。当时没有无痛人流，手术极其疼痛。我打完胎出来，和当时的男友一起去看电影，《爱情麻辣烫》。里面有一个场景，徐静蕾的角色抱着老公欣喜若狂地喊：“我们要有孩子啦！”我在电影院里一下子大哭起来。

为什么我在38岁怀孕时，坚决要生下来？可能是生物学因素，受到体内倒计时的时钟催促。38岁不生，我这辈子可能就再也没法体验当母亲的感受了。可能是因为两年前，我的父母相继患病离世，让我感觉很孤独。我从小成绩优异，被父母认定是两个孩子中“留一个在身边陪伴，放一个在外面闯荡”的后者。17岁我考上大学就离家了，在上海工作，去北京工作，去澳洲留学，再回到上海定居。我的生命里，在父母身边占17年，独居占了21年。而我一直没有找到一个伴侣，和我重建一个家庭，就像我父母的家一样有欢笑，有美食，有狗子追着我们姐妹俩奔跑，有盛开的杜鹃花和花荫下的金鱼。

父母去世，尤其母亲去世后，我常常沿着早晨空荡荡的淮海路走路去上班，走着走着就哭出来。自由的魅力和独立的欢欣，在被享用20年后，开始变得不那么摧枯拉朽了。相反，在某些深夜，在周日无事可做的下午，孤独变得非常尖锐。

第一次和男友谈崩后，我们陷入了无止境的争吵。争吵的内容大同小异，翻来覆去。基本的争执点在于，他觉得生孩子需要两个人同意，他不要这个孩子，我就没有权利生下来。我觉得你简直不是个男人，不把怀孕的爱人照顾起来不说，我自己生，你还有脸跟我吵。

在我们的争吵到达最高潮时，他咆哮：“你没有这个权利！我有一票否决权！”，我咆哮：“我有这个权利！这是我的身体！”

直到现在，我依然认为我是对的。

受精卵落在子宫后，母亲只需用身体承载，一个生命就会诞生。生命的主体性，会随着孩子越长大，越凸显。现在我女儿11岁了，她的样貌跟我可以说是毫无关系。她的学渣体质，则完全颠覆了我的学霸基因。她还是个超级社牛，几乎全小区的孩子，都认识我家以及我们的狗。她是小红书和抖音原住民，制作的视频总有上百的点赞评论。纪伯伦说：“你的孩子其实不是你的孩子……”她是一个独立的个体，一条活生生的生命。流产她杀死她，失去和这样一个独特生命相遇的机会，这个悲痛是母亲的；生下她养育她，为这个生命负起保驾护航的责任，这个重担也是母亲的。这个决定，只有母亲来做。11年后的现在，越来越多的人认识到，生育权是属于女性的。

当然，为此付出的代价可能是独自抚养，承担难以承担的艰辛。

和制度第一次正面遭遇：

准生证难题

我在医院妇产科，拿到尿检阳性报告的第一秒，整个人还是懵的，甚至不太确定“阳性”是什么意思。我拿着报告单，回到诊室，挤到后面的病人和医生之间，陪着笑小声询问。医生一边忙着写病历，一边用大到冲出诊室的音量喊：“怀孕了呀！”她啪地把病历往边上一推：“你走妇科还是产科？”我又不明白了。她继续大声说：“你生不生？！生就是产科，不生去妇科！”。她这时候才抬起眼来看着我，我被她一看，无地自容，嘟囔着说我考虑考虑，赶紧穿过女人们的眼光逃出诊室。

这么大的事，医生并不认为你需要时间考虑。

要生孩子，首先需要结婚证，凭它才能回户口所在地办准生证，有了准生证，才能在医院建卡，建小档。这第一道关卡，对我来说就有如铜墙铁壁。

直到今天，在网上搜索，仍然查不到明确的未婚生育合法化讯息。2016年1月1日，全国放开二胎政策并取消准生证制度，代之以生育登记制度，但细则仍然显示，需要持结婚证登记。只有四川省走在前面。2023年2月15日起施行，由四川省卫健委发布的新版《四川省生育登记服务管理办法》，取消了对登记对象是否结婚的限制条件。这消息一发布，依然引发了网上大量反对的声音，很多人认为这个规定给二奶打开了方便之门。

未婚生育不犯法但违法，违反了《婚姻法》和《计划生育法》。也有些说法将之列为违规。当然，事实上未婚生育也一直在发生，每个母亲大约都有不一样的原因或苦衷，也有不一样的解决方法或神通。

假结婚是最容易想到的办法，但也很难操作。任素汐演过一部电影《寻汉计》，就是讲一个和前夫睡出孩子的女人，到处找人假结婚的故事。她首先找的是前夫，前夫已婚，不肯离婚再跟她假结婚。事实上，我也厚着脸皮，打电话找过前男友。他听清来意后，委婉地说，早几个月就没问题，但是他现在已有交往对象，他很喜欢和在意她，也是奔着结婚去的。也就是婉拒了。电影里面，任素汐还找炮友，想春风一度后，就赖上他。我想，我连真正的孩子父亲都赖不上。“是男人就要负责”，这是上一辈的观念了吧。

后来，朋友还帮我找过婚托。我决心做未婚妈妈后，第一时间告诉了我的姐姐和好闺蜜们。无一例外地，她们都说：“好！生！支持你！”其中有一位好朋友在本地有点办法，很快给我找来一位婚托/中间人，收费3万，1万作为介绍费，2万给跟我结婚的人。“人家也不能白帮你，对吧！”那个中间人说。

他很快给我一份男性资料，还附有身份照片，62岁，本地人。只要我答应，出钱，马上可以领证。

这时，我一路考学做白领的乖乖女价值观占了上风，怎么也下不了决心，去跟一个陌生、丑陋、在现实中和我没有任何交集的男人，违法地成为合法夫妻。

有钱能使鬼推磨？

最后是钱帮我度过了这第一道难关。我上网找到一家外资医院，不需要什么证，从产检到生产，费用大概十万出头。好在我的工作在此之前一直很顺利，我也薄有积累。我拿出存折，去这家外资医院，充了一张十万的金卡，成为了他们的贵宾。

那是我生平第一次去非公立医院。看诊是预约制的，每次去之前，要提前打电话约好时间，还会收到短信再次提醒。医院前台笑脸相迎，确认名字后，把你带到软包卡座的等候区，并问你需要喝什么。很快里面的护士出来，把你带进一间一对一的诊室，掩上门。医生同样微笑着，详细询问你的怀孕状况，但绝不会涉及个人隐私。我害怕的结婚与否等问题，一个也没被提到。

在等候区，我看到妆容精致的少妇，由拎爱马仕包包的婆婆陪着，带孩子来体检；也看到年轻的孕妇，由穿戴时尚略略漫不经心的丈夫陪着来产检。自从知道怀孕后，我的心里一直兵荒马乱，直到现在，在粉红粉蓝色装饰的私立医院等候区，在安静舒适和暗香浮动中，我第一次感觉到身心安泰，被尊重被照顾。而我，几乎和四周这些女性们，一样幸运。

开始几次产检比较顺利。我只需定期预约，去医院，等候5分钟，然后进入芳香洁净的单人卫生间，锁上门，收集一管尿液。然后医生会拿着检验结果报告，例行询问孕期情况，并嘱咐一些注意事项。对健康的孕妇来说，产检简单到有点例行公事的感觉。

后来，也许是我独自去产检的次数多了，医生开始软言提醒我最好带爸爸来，比如，这个月B超可以看到宝宝样子了哦，等等。尤其到了五个月大排畸的时候，医生反复强调，万一出现问题，是需要两个人共同决定的。医生说的当然很有道理，只是我无法照办而已。我就用“好的好的”来敷衍，或者用“他没有时间”来搪塞。

到了孕晚期，不知道是医生意识到了我的情况，还是政策开始收紧，医生从拐弯抹角，到越来越挑明，最后直接摊牌了，问我要结婚证。我也就摊牌了，说我没有。医生为难地顿了顿，推心置腹地劝我在生产前解决这个问题。她说，法律上来说，哪怕在生产前一天拿到结婚证，都不算非婚生育。否则，就难办了，医院也难办，上边风声越来越紧，在严查我这种情况，她们也没办法。

我一边唯唯诺诺地答应，一边也是束手无策。但我当时觉得有钱能使鬼推磨，外资私立，拿钱办事，应该是辖外之地吧？

之后每次产检，医生都会提这事，我都说在办在努力。就这样扯皮到了预产期。

生了

我怀孕七个月的时候，还发生了一件大事。

我是在升职跳槽到新公司后的第三个月怀孕的。入职时已经有HR向我抱怨，说我部门养着两个产后请长病假的女员工。

挺着七个月的大肚子忙完一个大项目后，新来的HR找我谈话。她说，公司经过一年的考察，觉得我的能力还是不胜任，尤其这次比稿没有拿到，所以决定辞退我。当然，“跟你怀孕没有关系啊！我们也看到，你在怀孕期间还比稿加班，很努力，我们是认可的。”

她接着说，老板非常仁义，你可以提出一定的补偿，你月份这么大了嘛，身为女人我也不忍心的。然后她又补了一句，“当然，你这种情况，属于非婚生育，是不受法律保护的。公司本来是一分钱不必赔的。”我听懂了，意思是叫我不要狮子大开口。我没说过我是未婚怀孕，但似乎全世界都知道。

临近预产期，我的产科医生忽然休假了。她在最后一次产检时（或倒数最后第二次，我记不太清了），告知我这个消息。大概看我脸色变了，她安慰我说，会有有经验的医生帮我接生，我的资料也都已转给她。其实，当时我心里产生了阴谋论的想法，觉得她是想借休假逃避接诊我的责任，但我无从证实，也不敢提出异议。我什么都没说。

2013年一个40度高温的夏夜，晚上10点，我的羊水破了。我按照事先计划好的，打电话叫了一辆120。然后拿出早就整理好的待产包，等着。120很快到了，我躺在车上，害怕得手一直在发抖，根本停不下来。我用颤抖的手，先拨通了一对离我最近的好朋友夫妇的电话，他们表示马上赶去医院和我会合。然后我拨通了我姐的电话，我姐住在南京，她说马上订定最早一班高铁车票。之后，我打了孩子爸爸的电话。没人接听。十分钟后他打回来了，我也告诉了他。然后，我就安安静静地独自发着抖。

120把我送到之前产检的私立医院的产房，因为是半夜了，里面没什么人。护士为我做了简单的检查，说我已经“in labour”。原来，刚才在120上开始的隐隐作痛，已经是阵痛了。

朋友夫妻赶到了，我要进产房，我觉得不宜让他们陪伴，就感谢了他们，让他们赶紧回家。

我独自在产房，按护士指令，脱掉裤子，像条赤裸裸的大鲸鱼，躺在一张一次性尿布上。但我终于不抖了，因为已经把自己交到了专业人士的手上。护士说刚刚开到1指，按我的年龄，还早着呢。她在我身上盖了张床单，就出去了。

阵痛渐渐变得厉害起来。孩子父亲来了，尴尬地坐在我身边，看着我哀嚎、捶打床栏杆。护士进来看了一次，说可以通知负责无痛分娩的麻醉师了，然后又出去了。从头到尾，在第一产程中，护士在我身边只待了几分钟。

麻醉师一小时后才到。护士检查，说我已经开到八指。我在肚子剧痛中，又在脊椎注射了剧痛的麻药。打麻药时孩子父亲有没有签字同意、麻醉师和护士说了什么，我是痛得一概不知了。我也顾不得脸面了，只是放声哭喊。然后剧痛就减弱了，麻药起了作用。床被折叠成大约90度角，我改为坐姿，开始了第二产程。

我把孩子父亲遣走，让他去产房外等待。他既无用，又何必把我最丑的时刻给他看。没想到，第二产程比第一产程更痛苦。想象一下吧，你要在巨痛袭来的时候，不是遵从本能蜷缩起来，反而要使尽毕生力气。我一直虚弱地向护士哭求，说“我不行了”，护士乐呵呵地责骂：“都这么说的！现在不行也得行啊！要不给你推出去剖腹产？”话糙理不糙，两个半小时的“1，2，3，push”后，一个护士说：“哎？好像好久没喊‘我不行了’”，另一个笑着说：“喊不动了！”

总共十小时产程后，我生下了我女儿。产后的多巴胺还是内啡肽汹涌席卷全身，我体会到了前所未有的愉悦。天亮了，挣扎了一晚的我，大口吃着医院给的牛奶包子粥。然后，我的姐姐到了，月嫂到了，朋友们陆续都到了。

和制度第二次交锋：

户口难题

我女儿生下来51厘米，6.5斤，健康正常。我没想到的是，生产之后，真正的麻烦才刚刚开始。

2013年的政策规定是，非婚生子女需要缴纳社会抚养费，然后随母落户。我打听过，社会抚养费各地不同，在当年的上海大概是两万块钱。我拿得出这笔钱，但是对有些更困难的未婚妈妈来说，这笔钱也不是小数目。

更令人啼笑皆非的是，缴纳社会抚养费后，未婚妈妈实质上不会得到任何社会提供的抚养帮助。相反，未婚妈妈被剥夺了所有合法生育享受的津贴和补助，如生育保险和带薪产假。直到2021年7月20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优化生育政策促进人口长期均衡发展的决定》公布，取消了社会抚养费等制约措施。

问题出在户口上。我的户口一直在原籍，留学回国之后，我在上海工作交金十几年，政策上户口可以迁入上海，但是我又懒又怕麻烦，一直没有办理。现在有了孩子，考虑到将来读书等一系列事情，我就想把户口迁进来。

迁户口材料在我怀孕五个月时交上去，然后开始了审批等待。填资料时有“未婚/已婚”选项，也有“有孩/无孩”选项，我想按照事实，就是填未婚、无孩。

没想到，审批等得遥遥无期，一直到我生产前一刻才拿到批文。那时我身子笨重，胎儿压迫坐骨神经，每走一步都疼，哪有精力去跑几个地方办理。我想批文在手，等生完再去办，也不着急。

出了月子，我找了一天去政府大厅办理，人山人海中，我看见一个桌牌上写着红色的警告，大意是，若瞒报违反计划生育政策等违法行为，后果自负。我心里一咯噔，想了想，未婚生子算违反计划生育吗？应该不算吧，又不是生二胎。再说已经走到这一步了，光今天就排队了这么久，就赶紧办完吧。

事后回想，我糊涂吗？非常。鸡贼吗？有的。我后来发现，当你完全合理、合规、合法地生活，办事是很顺遂的。社会不断地升级，体系变得更简单更惠民，前提是你是一个良民。我并没有意见，中国这么多人，良民尚且没有照顾周全，我这种挑战社会伦理纲常的人，不被照顾也是应该的。你不能既挑战游戏规则，又要获得遵守规则的好处。

接下去的十几天里，我在公安局、档案局、派出所之间跑了几趟，把户口正式落在了上海。此时，距离我孩子出生，已经过去快两个月了。

我这时再去给孩子上户口，问题就来了：我的孩子，出生在我落户上海之前，意味着她必须落户在我的原籍。而我的原籍，已经没有了，我的户籍在上海。

我要求把我退回原籍，让我女儿也落户在原籍。这样虽然没有上海户口，但比没户口要好上百倍。但是对不起，没有“退回”户籍这个说法，我要回原籍，需要遵守原籍的人才引进规定：35岁以下，3年以上社保。38岁的我，不可能符合了。

我要求把孩子落在现在的上海户口，对不起，不可能。她出生在我的户口出现之前。就这样进入了一个死局。

后来在困境中，朋友甚至帮我画起了思维导图：

假设1，我当初在办理户口迁移材料上写“有孩”，会如何？这个假设马上被否定了，因为那样的话，需要填写这个孩子的姓名性别户籍等所有资料，而那时孩子还没出生呢。

假设2，我在女儿出生后，先把她的户口落在原籍，再随我户口一起迁移，会如何？结论也是不行，因为随迁是对合法婚姻状态下的子女配偶适用的，对违反计划生育法的人，大概率不适用。

假设3，我的落户先于女儿出生，会如何？我们推断，可能行。虽然严格追查的话，我在落户过程中已经违反了计划生育法，但是，公安引进人才系统和派出所上户口系统，不一定能密切配合至此。我女儿也许还有机会。

但无论如何，假设都只是假设了。

一个大活孩子

还能上不了户口？

最开始我想的办法是托关系找人。我不能写下具体情况，因为涉及到很多好心帮忙的朋友。每一个朋友听说我的困境，都信心满满：一个大活孩子，还能上不了户口？我来帮忙！最后都铩羽而归。

努力持续了好几年的时间。每次我重燃希望去赴约，向新的中间人介绍我的情况，再听他们分析和提出方案，千恩万谢后，等待。最终希望破灭，发现这条路又无法走通。

朋友A在我辖区的派出所有关系，就由熟人把窗口两位办事员一起约出来，由我请客，希望一顿饭的功夫就把事情谈妥了，办完后再私下酬谢。饭桌上我先说明情况，办事员们说回去问一下。几天后两位明确答复，不可以这样操作。户口本上既然有我落户的时间，如果再加上我女儿的出生日期，问题是最昭然若揭的。万一查下来，经手的谁都跑不掉。

后来一位公务员朋友B告诉我，不如走上一级的公安局系统。他指导我写份了两页的陈情书。我写完给他看，他笑了。然后他花了两个小时，逐字逐句指导我重写了一份。可惜我没有留下备份，这份陈情书的措辞、语气，都有微妙而严格的把控，是我此前和此后都不会的。陈情书的内容是我未婚生育和落户的来龙去脉，然后承认我的错误，着重强调目前孩子没有户口的困难，希望能网开一面，特事特办。但是后来，区公安局的人让朋友B转告我，因为涉及到计划生育这条“红线”，这事无人敢办。

我也托朋友C走过更上层的路，希望通过“上面的人给句话”，大事化小。朋友C暗示我准备好至少三十万。我正在发愁拿不出这么多钱，还好，回复来了。显然，上面的人并不想为了这点钱丢了乌纱帽。

朋友D建议我可以办假出生证，把我女儿的出生时间，提早到我的落户时间之前。这条违法之路已经走到了一半，朋友告诉我，出生证有很严格的防伪系统。造假证的没有来找我要钱。过了阵子，我过意不去想联系他给一部分钱，他的号码已经查无此人了。

我的女儿

有五年的时间，我女儿没有户口。她在这个社会系统里是不存在的。她只存在于我的世界里，也像一般孩子一样见风长大，壮实，磨人，可爱，并不像一个不存在的虚空。

能证明她身份的只有一张出生证。这也是我争取来的，医院本来拒绝发放，后来让我写了一个声明，说孩子没有父亲，一切是我的个人行为，和医院无关。出生证上面父亲一栏是空着的。

我的女儿不像其他婴儿，从怀孕起就被昭告天下，然后降生、满月、百日，迎来无数次庆祝。她是悄悄来到我的世界的，并没有太多人知道。

我父母已不在，在上海我的亲戚只有一位姑妈和几个表姐。自从显怀，我就找借口不去姑妈家了。后来表姐的女儿结婚，我只好豁出去，抱着10个月大的女儿出席婚宴，接受全体亲戚的目光洗礼。但不知出于惊讶还是体面，并没有人趋前询问我。他们都悄悄私底下问我姐去了。至于邻居、老师、同学父母等等，看见我一个人带娃，似乎会天然认定我是离异身份，礼貌地避而不问。

女儿大约5个月大时，我在朋友圈公开晒起娃来，每次都能得到八九十个评论点赞。我知道，这是朋友、同事、前同事、老板，所有好心的人们，在传达他们的善意，给我支持和鼓励。我倾向于在漫长的岁月里只记得这些。

总之，我未婚生育一个没户口的女儿，听起来是个极端的困境，真的在实际中，就也还好。

在她的婴儿期，用得到户口的事，只有打疫苗。普通婴儿在社区医院就可以建立一个疫苗本，由政府提供免费接种。这样的公共福利，我根本不敢想像。还好，有在私立医院自费打疫苗这个选择。如此，她也能拥有一个由上海市统一发放的疫苗接种本。

稍大以后，遇到的问题就是旅行。一旦需要乘坐公共交通工具，她就走出了我的私人领域，曝光在社会上，成为一个子虚乌有的空白。幸运的是，2周岁以内的婴幼儿，坐飞机只需要出生证，而坐火车则不需要证件。

我的女儿非常难带，坐汽车曾创下连续哭号5小时的纪录。2周岁前，我带她去了一次三亚，她在飞机上哭闹了全程。虽然当时没有人抗议，更没有像现在这样引起纠纷，我还是觉得非常折磨人。

2周岁后，飞机就带不上去了，我们坐过两三次火车。因为没有证件，不能给她买座位票，我只能一直把她抱在膝盖上。她的体重和哭闹的能量，都随着年纪成倍增长，我更少带她旅行了。我原来是一个热爱旅行的人，一个没有证件的，又很难带的婴儿，让我在好几年内被困在了原地。

我从来没有带她去过迪士尼乐园，因为没有证件，买不了票。水族馆也只在她的低幼期去过几次。但这些问题，似乎都不大。

女儿总体很健康，是个很有主意的小人儿，说话古灵精怪。我视她为平等，她反向视之，觉得还可以高我一等。家里既然除了阿姨再没他人，她就是一家之主。她对我发号施令，“你给我上班去！”我几乎怀疑她是我妈转世。当然，“我爱你”这类甜口，她也是张口就来的。

我第一次当母亲，不会什么术，只能主打以诚相待。有些事我不知道怎么跟她说好，就干脆说实话。比如，“我们不能去迪斯尼，因为买票需要户口”，当然她也听不懂。不和爸爸一起住这件事，我也跟她解释过，她坦然接受，没有提出过异议（我和她的生父一直有来往，处在各种关系中。他有付抚养费和定期探视，尽到生物学父亲的责任甚至有所超越，这是另说）。带她出去聚会、应酬、上班时，感觉她更喜欢男性一些。这本也算正常，但看她扑到别人爸爸身上时，我多少心里还是有一丝惨然。

做一个单亲妈妈是什么体验？

女儿两个月大的时候，我拿到的公司赔偿金用得差不多了，我开始留心找工作。

先找到了一些freelancer的活，需要时而出去开会。我成了背奶妈妈，带着吸奶器、奶瓶、保温冰袋一大包，每5个小时找个小房间，躲进去锁门吸奶。家里交给我的月嫂，她是个极好的人，聪明善良、手脚麻利、有着朴素而高尚的价值观。她有一对成年儿女，女儿是个弃婴，在大冷天被扔在她门口，当时她已经有儿子了，村里人都劝她不要收养，但她不忍心。“她也是个人啊，是条命啊！”她说。

我用月嫂的工资把她留下来，成为我的育儿合作伙伴。也试过换更便宜的育儿嫂，但是我女儿彻夜嚎哭，只认她一个。

找工作并不顺利。我陆续面试了很多家公司，有些面试结束后，面试官会突然问“你女儿多大了？”。我所在的是个很小的圈子，和我非婚怀孕的事一样，我不说，自有人说。直到一年后，我才找到了正职工作。

我所在的行业，加起班来就不是996而已，到凌晨3点也不稀奇。有时我3点多回到家，累得坐在地板上就睡着了。而我女儿是铁定5点会醒的。

我坚持每天5点起床陪她，直到9点离开去上班。我一天陪她的时间，就这4个小时。我在客厅和她搭积木，读绘本，玩随便什么傻游戏，也去小区和附近的公园，捡树叶、抓西瓜虫、玩滑梯和跷跷板。

周末阿姨休息一天，我全力顶上，补偿一周陪伴的缺失。即使阿姨在，我也会抢着给女儿洗澡、喂饭。我像父亲一样工作，也像母亲一样育儿，在大概五年的时间里，我从来没有睡觉超过四五个小时。

外地不方便去，还好上海有最好的博物馆、美术馆、动物园、公园、音乐节……我带她逛了个遍，去过无数次。我也和几个朋友家庭周末自驾游。别的家庭有分工，爸爸开车、游泳，妈妈负责喂饭、午睡、洗澡；而我就是一人全包。有一次，爸爸们突然纷纷把自家娃扛到肩上，我想不能让女儿感觉异样啊，只好以100斤之躯，勉强扛起了45斤的她。

都说前三年最难带，因为我女儿是个高需求宝宝，这个难带的时间，就延长到了前五六年。她是个睡渣，哄睡需要抱着走1个小时以上。有时刚睡着，她就马上醒来，令我崩溃。她三岁后就不睡午觉，我因此失去了最重要的喘息时间。她醒着时也非常粘人，即使在游乐场玩，也必须由我陪着。小区里，游乐场边坐满了看手机的妈妈们，只有我一个，总是在场子里跑的。

我身边很少有真正的未婚妈妈。从社会新闻上，我可以看到一些同类，她们更多来自底层，极端如把两个孩子关在房间里饿死的乐燕。我关注了一个公众号，是帮助独抚母亲的公益组织办的“一个母亲”，也有互加微信。“一个母亲”的报道里，有和我类似遭遇的女性，分手后发现怀孕，或怀孕后男友跑路，但是坚持自己把孩子生下来。在她们的讲述里，我发现只要有父母协助，生活都还过得去。在我这里，是长期月嫂代替了父母的作用。辛苦是一定的，这是我们为选择付出的代价。

有时我在朋友圈记录和吐槽女儿的言行，比如她热爱顶嘴，我让她穿凉鞋，她就说要穿“热鞋”；我骂她不要自作主张，她就结结巴巴骂我不要自作多情。偶尔，“一个母亲”会留言善意提醒，让我注意女儿的心理问题。

不排除是我无知，但是扪心自问，我真得觉得她没有问题。大家对单亲这件事过虑了。孩子对所谓“完整家庭”没有执念，甚至没有概念。有执念的是大人自己。

当然我是比较幸运的，除了受到制度的影响，并没有和贫穷等其他困境正面相遇。而我的孩子，首先她有我的爱。其次她毕竟受“非婚生子女享有和婚生子女平等的权利”的明文法律保护。依照法律，生父是必须付抚养费的。抚养费不是给妈妈的补偿，而是孩子应得的合法权益。最后，她也始终被“孩子是无辜的”这个民间的朴素善意善待。我们的社会在进步中，身边的人们并没有停留在一个充满歧视的落后状态，至少在我的体验中是这样的。

和制度第三次对垒：

入园难题

但到了女儿要上幼儿园时，问题就变得很严重了。

那是2016年，现在我们知道，出生率的大拐点之年。受全面两孩政策影响，2016年全国新出生婴儿数增至1846万人。此后，出生人口开始逐年下降，2017年到2023年分别为1764.8、1523、1465、1202、1062、956、902万。冲击波总是滞后的。

2016年，还没人担心低出生率。一大波赶在2012年生的龙宝宝，以及没赶得及生在了2013年的蛇宝宝，都在这年要上幼儿园了，幼儿园名额变得非常紧俏。

我们小区对口的公办幼儿园，我当然想都别想了。我甚至偷偷在附近的市级示范幼儿园门口逡巡，羡慕着每一个有上海户口的孩子，直到被保安赶走。而我最觊觎的，是一家连锁的台资幼儿园，叫吉的堡。每天它黄色的校车停在我们小区门口，年轻的老师用英语打着招呼，笑容满面地接孩子们上车。有一天我壮起胆，去吉的堡打听。我找到负责招生的老师，陪笑说明我女儿没有户口的情况，老师打断了我：“不行不行！”她挥了挥手，没有抬头，“我们只收上海户口的！”

我还试过一个国外慈善机构办的幼儿园。户口不是问题，但幼儿园因为办得非常成功，成为很多家长争抢的目标，需要面试入学。那天，我给两岁半的女儿穿了一件小西装，领她来到面试地点。面试流程非常正规严肃，大家填完表格后，屏息静气在走廊排队，等待被叫到。我们等了足足半天，我女儿被两名含笑的老外带走，我被拦在门外。我远远看过去，听见老师用英语问她，“Is elephant big or small？”我女儿木无反应。她两岁半，没学过一句英语，刚走出一见陌生人就哭的怕生期。老师又重复了一遍问题。很多老外以为只要自己讲得够大声，够慢，所有人都能听懂英语。然后我女儿拿到一堆拼图，被要求坐下来拼，她坐下来了，两条腿顺势瘫在地上，不敢移动成舒服的姿势。最后，面试结束了，我们回家等待结果。一周后，我收到一条“资质中等，不予录取”的通知。

最后，我在网上找到一家地处外环外，新开的私立幼儿园，打电话过去说明了情况，园长爽快地说没有大问题，明天是开放日，让我带孩子去就行。我忐忑地带女儿去了，看见园长时，我女儿正在爬攀爬架，叫她过来打招呼，她忸怩不肯，我急得几乎要扯她。园长制止了我。她轻松地说，没事的，孩子都这样。

不知为何，直到今天，我写到此处，眼泪仍快要夺眶而出。一路上有很多慷慨的，善解人意的人，稳住了我摇摇欲坠的心。雨果幼儿园周园长，给了我没有户口的女儿三年美好的童年时光，我永远在心底感谢她。

尾声

从那时直到现在，未婚生育从未真正放开，但是政策一直在变化。继2016年取消准生证、入户入学与生育脱钩的规定后，大概到2018年，我在微博上注意到，新的政策出台，孩子只需要有和父亲的亲子鉴定，无需结婚证，也可以随父亲落户了。

孩子父亲爽快答应配合。谁知到了派出所窗口，答复还是“不行”。我俩妥协了，领了结婚证，并且在一年后离婚。兜了一大圈，最后我还是走了假结婚这条路，只不过是和孩子生父。

我女儿终于在5岁的时候，把户口落在了她生父的户口本上。至此，一番磨难就基本结束了。

与此同时，社会悄悄地转了方向。政府一直在鼓励生育，但个体尤其女性，越来越不愿生育。我历经磨难，反而变成了一个鼓励生育者。要好的朋友嘲笑我：你是自己在屎坑里，就想把别人也拉进来吧！这位朋友是单身族，视生养孩子为畏途，这似乎是当下的政治正确。

我很难说服他，也很难说服任何人。我只是一个母亲，在生命中的十一个年头，拿出一些时光，一些杀不死我的磨难，一些难忘的可供回忆的经历，换来了160cm亭亭玉立，会忍着足尖疼痛练习芭蕾，也会偷偷藏起不及格的数学卷子，和我血肉相关的另一个生命而已。

这种“拥有”感是如此的强烈，足够照亮我们平均长达80-100年的孤独余生。我想学《少年派的奇幻漂流》里的讲述者，在讲完整个故事时说——

This story has a happy ending.

【汉·班固《白虎通·三教》：“教者，何谓也？教者，效也。上为之，下效之。”】

1

上有所好，下必从焉；上有所恶，下亦从之。

通俗点来说，就是跟好学好、跟坏学坏，大人学坏了，自然也就教不好孩子，社会风气坏了，自然也就影响下一代的根正苗红。

谈及现在的社会风气，纵观直播流量江湖、看尽短视频剧本炒作、遍览官商勾结的权力金钱架构下的“利益共享”，守南天门的狗路过人间，都得摇头。

11月9日，河南信阳。

实验高级中学被曝多名学生会干部受贿一事，引发关注。

该校学生向记者表示，学生会干部以查违纪的名义向学生收取贿赂，学生会干部在没收学生手机后，私下向学生收取每台300元的费用以归还手机，并不上报给老师。

“这个时候你不给他交钱，他就给你处分，给你申报老师。”

11月10日，该校发布通告称，已撤销涉事学生会干部的职务，并待公安机关调查后作进一步处理。

《反贪系列》、《反腐系列》、《贪官忏悔流泪视频系列》，白拍了。

职务之便、以权谋私这种“社会潜规则文化”，已经强势登陆校园净土了。

2

严格来说，这都不是“受贿”，而是敲诈勒索了。

学校有规定，高中生不让带手机进校园，学生带了手机，就算违纪。

然后就出现了一批“监督员”，即学生会干部。

抓到了带手机进入校园的违纪学生，这就成了赚钱的生意，“交300，手机还你”。

再升级一下，就可以办成年卡套餐了，“交500，手机带进来随便玩”。

这种“职务之便”下，这些学生会的干部，他们带手机、玩手机，想必是不算违纪、不用交钱的。

“我就是查手机的，谁敢来查我的手机？”

看，像不像电视剧里“黑恶势力的保护伞”？

我是监察员，我自己违纪没事；抓到了违纪的，交钱就给他放了；交的钱足够多了，监察违纪的人也就跟着一起违纪了。

纪律和规则这种东西，说的人和听的人，待遇从来就是不一样的。

3

武汉曾经有个小学，班上有40名学生，但是却选出了50个班干部。

除了大家熟悉的班长、组长、课代表，还有关长（关窗户、关灯、关饮水机）、门长、领读员、纪律监察员…

立志要做官、从小要有领导意识，一切官僚派的思想传承，都在从娃娃抓起。

甚至于，为了方便这一套官僚体系的“高效运行”，各个学校还经常配合以另外一套校园潜规则文化：

家长的背景调查。

入学第一天，就让孩子带问卷回家让家长填写，什么学历、什么职业、住哪个小区、开什么车…

所以，后来就出现了一系列幺蛾子“问卷报告”：

给学生家长档次分类表、梯子型表达家长的身份参差…

有教无类和因材施教，现在变成了“看人下菜碟”。

诸如此类的迷幻骚操作下，终于成功的给下一代人精准熏陶了：

要当领导、要做官、要懂得运用权力的好处；实在当不了官，就去经商，当网红，做直播，编故事博眼球涨流量，然后坑蒙拐骗割韭菜。

小燕子200万，撬动股市30亿资金，豪赚15亿，最后被罚30万；

许老板40亿，撬动地产2.5万亿，他进去蹲了，多少承包商和业主，想死的的心都有了；

至于那些以权谋私露了马脚的，轻的就“停职反省”，重的就“革职查办”，最严重了捞了几个亿也不过是个“死缓”。

反正都七老八十没几年活头了…

自上而下的社会风气都在告诉下面的人一个真理：

有钱任性，有权是爹。

钱老曾说过：“一个国家的经济落后了，并不可怕，我们可以用十几年赶上去，如果风气坏了，就是几代人也难以恢复。"

眼下这个社会，就是“正能量”太多了，以至于连虚假的正能量都天天有人歌颂，真实的社会现状，却少有人直陈利害了。

都在教育“聪明人”要懂得人情世故，都在驳斥“老实人”的淳朴善良耿直最终吃亏。

得了小利，失了大义，争权夺利，民族危矣。

11月8号下午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同意增加6万亿元地方政府债务限额置换存量隐性债务。加上此前的4万亿和2万亿，有些媒体欢称放水12万亿，市场一片欢腾。

4万亿是2023年末发现的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形势严峻，于是此前已审议通过，将在未来五年累计增加4万亿元地方债限额用于替换隐债。

2万亿是棚户区改造隐性债务2万亿元，暂时不强制要求2028年前替换完毕，仍按原合同偿还。这里的意思是什么呢？

意思是虽然2018年《试点发行地方政府棚户区改造专项债券管理办法》明确要求“坚决遏制地方政府隐性债务增量”，但中央也知道你们没听话，为了GDP和卖地，实际上还是还是用了城投公司举债去摊大饼搞。

现在你们还不上了，中央也知道。

你们现在很着急，这个，中央也知道。因为《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防范化解地方政府隐性债务风险的意见》规定化解隐性债务的最晚时间是2028年底，你要被考核。

于是尊重现实情况，不要求你们在2028年底前替换完毕，继续记在城投账上往后腾挪吧。

小结一下：

第一，10万亿（6+4）是允许地方多借点。就像老爸给儿子的信用卡额度是一年5万元，结果儿子各种花钱，欠了一屁股债，还不上了。于是老爸同意把额度提升到7万元，其中每年新增的2万元是专门用于借新还旧。

第二，2万亿是晚点还，儿子欠了很多钱，本来计划是2028年前全部还完。但考虑到你欠债太多，其中一部分还不完也没关系吧。比如有5000块钱是因为给爷爷奶奶过生日欠的，念你一片孝心，既然还不上不逼你了，那就继续往后拖着吧。

看出问题了吗，同志们？债务约束是什么？

债务约束呢？难道没有债务约束吗？嗯，经济学上确实没有，只有行政上有，债务约束是老爸。

如果中央不限制，地方可以继续借！大家就是默认你是王思聪，肯定还得上。哪怕像那个六盘水的李再勇，大家还记得吧？任职三年，六盘水新增债务1500亿。

而李再勇开始任职六盘水市委书记的2013年，全市公共财政预算收入124亿元，当年公共财政预算支出219亿元。就这么个财力怎么能把钱借到1500亿的？因为大家就是当李再勇是王思聪啊。

因为六盘水的老爸是贵州，贵州的老爸是中国。哪有中国还不上的？

所以，在正常市场秩序下，原本借贷主体经还款能力测试和风控评估，达到80分以上才能借到钱。但对于我国地方政府和地方城投，40分以下都照样还能借到钱（大概这个意思，不是定量计算）。

你看，六盘水照借不误。

鉴于大家一致认可政府是不会倒闭的，所以，我国的地方政府还款能力实际上不是一个市场公允判断问题，是一个行政管理问题，只能通过法规用一定逻辑为地方政府设定债务限额（《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中华人民共和国预算法实施条例》《地方政府一般债务预算管理办法》）。

所谓新增限额的10万亿（6+4），当然不是中央给了地方10万亿，而是中央允许地方继续多借钱。这当然更不意味着各级地方政府具有再还10万亿的能力。

众所周知，银行借贷是起到资源配置的作用，资金会流向资源配置效益高的地方。资源配置效益高本质是社会需求高、消费者需求旺盛。如果40分以下都照样还能借到钱，那么它意味着两种可能：

1、资金配置被扭曲了，需要钱的合格借款人可能没有拿到钱，钱都给了次级贷款人；

2、40分左右不及格的贷款人都能借到钱，说明没啥合格借款人了。

上面两种情形都很糟糕。而且，次级贷款人的风险是很高的，你让他借新还旧，最大的可能性是不但旧的没还，新的又乱花了。

2018年至今，我国化债四轮，显性债务从18万亿增长至2024年的44万亿，隐性债务从估计的20—40万亿之间增长至40—60万亿之间（不同研究机构有不同估算值，纳入国务院监测的数据是14.3万亿）。

所以，10万亿的结局大概率一样。原计划用于借新还旧的额度，地方政府大可能不会还旧，而是用于投资拉动增长，借来的新债会注入地方城投，按1：4或者1：5的比例扩大融资，带动无效投资继续增长。

事实上对于我们的经济运行，越是市场低沉，资金的配置功能就越低效和错配。

当然，每一轮财政投资都会拉动增长，但他并不等于社会财富的增加。

因为社会财富的增加依赖于全民的有效劳动，依赖于有效劳动满足民众的有效需求。地方政府新借来的钱可以去收购很多保障房，继续去搞产业园，去搞片区开发和基础设施，去反映到GDP的数据上，但这些动作并没有增加社会财富。

因为，人们用不上。

当然，12万亿最终会流动到全社会，但其中大部分会留在地方政府、央企、地方城投等主体内，以拉增长为目的按原有逻辑（土地-基建工程）低效运转。

一些与政府基建业务相关的人群会比全社会更早和更多的拿到钱，这部分人会从中获益，溢出部分消费力。但更广大的人群其实拿不到钱，因为他们承接货币的路径只有工资。所以，直接发钱是缩小贫富差距（同样100元总是对越穷的人价值越大），而财政扩张总是会扩大贫富差距。

1998-2004年，我国为应对亚洲金融危机，大规模增发国债扩大财政支出，财富快速分化。

所以，你放心，由于不是“共同富裕”，楼市和股市涨不起来。

到目前的状况，把资金投入有效基建是很大的挑战，从各地拼经济保增长慌不择路的态势来看，大概率会继续助推无效基建和隐性债务的继续扩张。

集中花钱天然存在浪费和无效投资倾向，当然没有分散花钱高效。目前的状态，越是让钱能直接进入群众口袋的越是利于增加保障、改善预期，而且是花小钱、办大事。比如能不能推动实施12年制义务教育，比如能不能增加生育福利。这些政策对改善民众预期和现实困难功效极大，但花费却不到12万亿的十分之一。

有人就一直提议直接把钱补给新生的孩子，其实这是个好主意。

郑州四名女大学生，一时兴起夜骑开封，竟引得当地20万年轻人群起效仿。

其他一些省会城市的大学生也掀起夜骑潮。原本的即兴之举，成了一场集体行为艺术。

最初开封和郑州文旅部门与骑行学生积极互动，当地交警也积极予以保障。随后不久，事情发生微妙变化。

郑州、太原、西安等地院校陆续发文禁止跨地骑行；三大单车平台采取相应限制用车措施；河南媒体连续发布多条评论文章给“夜骑”热降温。

“夜骑开封被按下暂停键”等相关话题，登上社交平台热搜榜首位，引发网民热议。

这些年轻人怎么了？该如何看待扎堆骑行现象？

这场青年集体行为艺术，表现为一种自发性、不稳定性、无组织性。

法国社会学家埃米尔·涂尔干指出，集体心态并不是个人心态的简单集合，而是由集体成员所共享的观念、意向和知识所构成。

这种集体心态源自体验，发于经验，经由互动，也通过信息的交互而嬗变流转。

这一代大学生面对的，是就业率跌至谷底，考研考公竞争激烈，对未来不确定性程度空前增加。

想卷卷不动、想躺躺不平。吃过了时代红利的过来人，却以“何不食肉糜”的姿态，轻易给他们贴上“不思进取”的标签。

常态世界的简单化和单一化，掩盖了社会样貌的复杂性和多样性，常态世界建构和定义的背后，充斥着隐秘的行为规训。

在这种特定的环境里，一旦有某种形式的时机出现，就能造成群体性情绪的释放。

他们以夜骑这种青春的、富有个性的、无羁绊的方式，为群体性的无意识压抑，提供了一种宣泄渠道。

自由舒展是人的本能需求。从总体性的遮蔽和观念性的贬抑中挣脱出来，让自己获得别样的心理濡养，至少能体味到“我能换个活法”的感受。

我不赞同一些人所谓的“乌合之众说”、“整齐划一审美说”。它隐喻的现实背景，恰恰是社会结构缺乏弹性、过于刚性。

正因为如此，骑行迎合了无数年轻人内在的渴求：在压力爆棚的困苦、焦虑中，需要有一种轻松的方式进行纾解。

几乎所有的集体行动，都会被从政治的角度加以审视、分析和处置。

这种“不稳定幻像”，是导致社会稳定问题泛化的一个重要因素。

而集体骑行，说到底不过以一种“有限的叛逆”，进行一场生活意义和价值的张扬，是长时间积淀形成的紧绷心理的短暂自我调节。

一禁了之很容易。怎样建设一种弹性社会，让处在系统性困境之下的社会成员得到宣泄？

这才是面对扎堆骑行现象，我们应当深入思考的命题。

行文至此，想起上世纪八十年代一首很有名的诗，题目好像是《妈妈，你就让我跳吧》，这个年轻人要摆脱束缚，想“跳一曲优美的华尔兹”。

如今面对这些夜骑大学生，在安全和秩序的前提下，不妨就让他们骑吧，我们作为旁观者应当脱敏。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制造》Made in China Journal：一份半年期英文网络杂志，致力于报道中国大陆乃至整个华语世界政治和社会的方方面面。

一、数字时代的中国“大外宣”记者

网络杂志“中国制造” (Made in China Journal) 近日发布了一篇文章，指出中国的“大外宣”记者面对言论自由的海外受众处境尴尬，既要平衡市场需求，又要“讲好中国故事”。作者希望通过分析“大外宣”记者的工作，探讨中国“大外宣”工作的实质。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首先指出，自2010年谷歌退出中国后，中国政府对互联网实施了严格控制，形成了与全球互联网环境相对隔绝的本土数字生态系统。然而，中国的宣传工作近年来却要求走向海外，利用如Facebook和Twitter等国际社交媒体平台进行宣传。

作者从“新闻编辑室”的角度分析，指出中国媒体组织随着数字化转型的深入引入了“中央厨房”模式，以实现集中新闻生产和多平台分发。这种机制帮助媒体快速适应多语种和多格式的全球报道需求，并增强其国际竞争力。

然而，外宣记者面临的工作压力也随之增加。他们不仅要应对流量达标的要求，还要在内容中满足中共的宣传议程。虽然数字平台提供了更多发布自由，但这些记者不再享有在国内平台上享有的特权，如免于严格审查。相反，他们在国际平台上被视为普通用户，其内容表现由算法决定，因此往往需要迎合平台用户偏好以获得更高的参与度。

另一方面，外宣记者的角色已从传统的故事讲述者演变为内容营销者和品牌管理者。社交媒体的量化指标使记者必须学会如何推广内容，并在页面或账户管理中运用商业思维。外宣记者还与地方政府和国有企业合作，帮助这些机构在国际社交媒体平台上推广内容。记者们不仅要编写新闻，还要进行广告投放、受众分析，并与IT供应商合作解决跨境网络问题。“他们逐渐承担了额外的工作职责，甚至需要自己探索如何高效使用社交媒体的广告功能。”

此外，作者指出，这种转变也面临西方社交媒体平台的监管。诸如Meta等公司更严格地监控可能与中国政府有关的账户，并采取措施限制或标记其内容为“政府资助的媒体”。这导致中国记者感受到更多的工作干扰和压力，如流量限制、账号暂停和广告功能冻结等。记者认为，这些平台的行为与美中关系紧张密切相关，并认为其针对中国媒体的措施是在限制他们的工作。

最后，作者总结道，中国外宣记者在全球数字平台上的处境尴尬。他们不仅要应对中共的宣传要求，还要在国际社交媒体的竞争环境中获取关注和流量。这种双重压力使其工作更具挑战性，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变得更具市场化色彩。

二、华尔街日报：特朗普胜选预示中美对抗可能加剧

2024年美国大选终于落下帷幕。当地时间11月6日，共和党候选人、前总统唐纳德·特朗普 (Donald Trump) 赢得胜利，再度入住白宫。第二天，《华尔街日报》发文分析指出，他的再次当选可能会加剧美中两国的紧张关系，尤其是在贸易和外交方面。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首先指出，相较于2017年特朗普首次上任时的局势，如今的美中关系已发生根本性变化，民主、共和两党在对华问题上的立场都更加强硬。作者表示，这一改变的根本原因在于特朗普在首个任期内采取了对华强硬立场。

他在任内将对华政策视为外交优先事项，以发动贸易战为代表。特朗普初期对习近平态度友好，但在2018年发动贸易战后，两国关系逐渐恶化。2020年新冠疫情暴发后，特朗普指责中国导致病毒传播至美国，使得双边关系进一步紧张。拜登上任后延续了特朗普的关税政策，但在语气上较为缓和，同时采取了遏制中国获取敏感技术的措施。

在这次竞选中，特朗普一边对习近平表示赞赏，一边提出了一些更为激进的贸易政策。他声称将对中国所有进口商品征收60%关税，同时称中国为美国的威胁。因此，《华尔街日报》认为，根据之前的执政记录，特朗普的第二个任期内美中关系将更加紧张。

然而，文章也指出，中方认为特朗普和拜登在对华政策上的实质性区别不大。尽管拜登政府在言辞上表示希望稳定关系，但在实际操作中采取了一系列强硬政策，令中国官员感到不满。另一方面，特朗普可能会削弱美国与盟友之间的关系，因此他的当选也可能为中国带来战略机遇。

此外，作者认为，特朗普也可能为中国带来另一个机遇——台湾。在竞选中，特朗普对台湾持批评立场，要求其承担更多防务费用，并指责其在半导体制造领域抢夺美国的就业机会。《华尔街日报》引用台湾问题专家宋文笛的话表示，由于特朗普更注重交易性关系，台湾在与中国竞争美国支持时可能处于劣势。

然而，《华尔街日报》采访的中国专家普遍认为，“无论谁当选总统，与中国的战略竞争都将继续下去”，“中国只能硬着头皮直面现实”。

三、甘露纯：经济动荡与政治机遇——特朗普的回归对中国意味着什么

特朗普再度赢得大选后，多个媒体分析了他的中国政策。CNN报道中，知名中国记者甘露纯 (Nectar Gan) 发文指出，特朗普重返白宫对中国来说，挑战和机遇并存。

文章封面截图

首先，她回顾了特朗普的第一任期，指出他对中国采取了严厉政策，包括发动贸易战、将华为列入黑名单，以及在新冠疫情期间指责中国等。这对中国经济造成了重要影响，并导致两国关系降至几十年来的最低点。

在这次选举中，特朗普提出将对中国商品征收高达60%的关税，并表示将取消中国的“永久正常贸易关系”地位。作者表示，如果这些措施都付诸实施，将对中国经济造成沉重打击。她引用麦格理投资银行的估计，称这些高关税可能使中国的经济增长率减少两个百分点，相当于预期增长率的一半。

“这一惩罚性措施一旦实施，可能会给已深陷房地产危机、消费需求疲软、物价下跌和地方政府债务不断增加的经济带来沉重打击。”

然而，作者也采访了许多专家，他们认为“特朗普的‘美国优先’议程和交易世界观也可能对北京有利。”特朗普上台可能削弱与盟友的关系，这为中国加强与欧洲的经济联系和抵制脱钩提供了机会。

此外，特朗普的回归可能在台湾问题上为中国创造更多操作空间。他在竞选中指责台湾“偷走”美国的芯片产业，并表示台湾应支付保护费用，这显示了他在台湾问题上更具交易性质的态度。因此，作者认为，中国可能会利用特朗普对防卫台湾兴趣较弱这一点，寻求美国减轻对台湾的军事、政治支持。

在对俄关系方面，特朗普曾表示与普京关系良好，并对俄乌战争持务实态度，这可能促成美俄关系缓和。然而，作者认为，如果美国减少对乌克兰的支持，这可能在中俄之间造成一些分歧，但也可能帮助中国消除与欧洲的矛盾。

开局一张图。

郑州数万大学生组团夜骑开封的盛况，引起了全网的关注，曾经的汴梁古城希望借此流量热度火一把，没想到这么几天就凉下去了。

继多所学校发文委婉劝阻、交管部门发布禁行公告后，河南一学校来了个猛操作，推出让人记忆犹新的“临时出门证”管理制度。

所有学生非必要不得离校，因紧急特殊原因确需离校的须申请经批准后持临时出门证才能走出校门。

还是熟悉的配方、熟悉的味道，相信大家也都有似曾相识之感。

本着“都是为学生好的原则”，结果来了个近于“一刀切”的“封门制度”。

其实，对于最近热起来的组团夜骑，网上也吵得不可开交。

有支持者认为，青春没有售价，这是大学生激昂青春的体现，同时也是对学习压力的一种释放。

还有人调侃，这是河南大学生关于“消费降级”的一种社会实践，从青春没有售价直飞海南三亚，到青春没有售价铁锭直到拉萨，再到青春没有售价夜骑开封拿下，这是多么生动的“消费降级”社会实践课。

也有反对者认为，这种组团夜骑，纯粹是给社会添乱，给交通添堵。

应该说，都有一定的道理。大学生“特种兵式穿越骑行”，不仅增加了人生体验，也在一定程度上带动了当地的文旅经济，这是积极的一面。

当然，大规模人员集结，跨城骑行，还有占道现象，确实存在一定的安全隐患，这个问题应该正视，也支持有关各方的正向引导。

但是，照搬以往“一封了之”的管控思路，就值得商榷了。

说的是“都是为你好”，潜台词则是“老老实实都得听我的”。

一边是相关部门开绿灯积极“揽客”，一边是交管部门多方位“拒客”，一边是学校明令禁止“截客”，南辕北辙的操作，很是让人费解。

再看这临时出门证制度，说来或许只是学校新管理方式的一个小举措，但若是追忆往事往深了想，那可真就不敢想了。

我觉得下面这两张图，解释了年轻人为什么在郑开大道上。

因为有了上面一张图，所以出现了下面一张。

但是，认真想一下，在本质上其实是因为下面的，才有了上面的。

只要你骑行在道路上，你就会感受到自由。

这不是约翰-穆勒或者核心价值观中的“自由”，而是更本质的肉体移动的自由。

有些学校向同学们发放“临时出门证”，这又让人想起过去几年的时光。它也解释了为什么很多年轻人会骑行。

是啊。一切都是临时的，都不被自己掌握。那么，就让我们去受累、去流汗，用父母给的身体和体力，证明有一个东西是自己的。

据说有不少外地人也到郑州，准备骑行去开封；一些郑州的同学，搞不到自行车，步行去开封。自从北宋灭亡，开封就没这么受欢迎过。

开，封，开……这成为一种抽象。开封是2024年年底年轻人的首都。

很多人对大学生们冷嘲热讽，甚至咒骂，觉得他们是流动的造粪机；或者认为他们耽误了交通——我完全不同意这样的看法。

2009年夏天的一天，处在困惑中的、还年轻的我，曾经在晚上花了13个小时，沿着成都三环路步行了一圈，大概有51公里。即使又回到原点，这样的徒步也收获很大。

而对郑开大道上的年轻人来说，这样的骑行至少让他们知道，开封就在前方。灌汤包不重要，前方很重要。

也不要拿他们和凯鲁亚克那一代的“在路上”相比。如果说现在的年轻人是温顺的、匮乏的，那也不是他们的错，而是社会塑造了他们。现在他们试图迈出第一步，社会又是如何对待他们的呢。

先是把他们当成文旅业的贫穷消费者；然后是郑开大道上需要清理的共享单车“等物品”——为什么不把他们看成是一个个活着的年轻人呢。

活得不太好。很穷，也不太有希望；但这样的肉体移动，终究证明他们仍然是活着的。

其实不要说骑行到开封，即便是下楼骑行或者跑步5公里，都是好事情。不让骑行，不让移动，不让男男女女走到一起，你们又怎么指望年轻人提高生育意愿呢。

郑州的高校不想让学生出去骑车，那要怎么管理呢？

在有些学校看来，这很简单，把学生关在学校里就行了。反正，封闭学校禁止学生出入的管控经验那是非常丰富，简直可以说是炉火纯青。

这不，河南工程学院就果断启用了临时出门证制度：

所有学生非必要不得离开学校。因紧急特殊原因确需离校的必须经过申请，经批准后持临时出门证才能走出学校大门。

先说下真实性核查

刚开始看这个图片的还在想是不是PS的，尤其是学校公章下面“知行一站式社区”的小字，还以为是某个网站的恶搞。

结果搜索了一下才发现，这个“知行一站式社区”就是河南工程学院在大力推行的一套学生综合管理模式。

信息来源：http://www.haue.edu.cn/info/1034/26745.htm

按河南工程学院的官方宣传，“一站式”学生社区综合管理模式改革是该校的创新举措，旨在打造出富有“河工”特色，体现思政要求、彰显融合优势的“共学、共居、共乐、共美”阳光社区。

所以，上述临时出门证是河南工程学院以“知行一站式社区”的名义印制的，既能体现学校管控政策的严肃性，又能很好地隔离学校领导的风险：

没出事的时候这个章就是学校的要求，所有人必须强制遵守；一旦舆情层面出了偏差，那就是师生自治社区自发自愿的管理方案，和校领导无关。

如此进可攻退可守，实在是高啊！这么精妙的管控方法，真的是河南工程学院的创新吗？我看未必。

一脉相承的管控思路

看到这张临时出门证的照片，相信很多人的第一反应都跟我一样：

哇！又回来了！

是的，记忆一瞬间被拉回到2022年，生活在这片土地上的人们对临时出门证等封闭/放行凭证都太熟悉了。

一栋楼、一个社区、一片街道，一座城市，乃至整个省，可以在一天时间内全部封控起来。决定你我能不能出门的，可以是社区的封条，保安的扫码，街道的一张通告，又或者市政府的一则通知。

一方面，把我们封控起来是为我们好，外面有可怕的病毒，出门夜骑有可怕的交通安全风险；另一方面，不出门是大家“自发自愿自治”的决定，并不是领导强制的。

时隔两年，很多人都已经淡忘或者被“清除”了那段时间的记忆，但手握出门决定大权的领导们可从来没有忘记过。恰恰相反，他们可是积极认真总结了相关经验，在有需要的时候随时可以原地复活那三年积累出来的管控经验。

原因也很简单：

那一套太！好！！用！！！了！！！！

这还只是最初级的封控校园避免大量学生出去，临时出门证加微信群报备就够了。如果需要再严格一点，他们随时可以搞出“骑行码”来，凡是48小时内扫过共享单车的一律红码，每天定时在宿舍楼下排队扫脸确定本人还在学校。更严格一点，学校完全有能力在24小时内建起一圈铁皮墙硬隔离……

唯一被有意无意忽略掉的关键问题是：

凭什么？

当然，最厉害的是，他们不需要回答这个问题，或者只需要搬出一个万能回答：

为你好。

深深的恐惧

历史上，人类社会管理技术的“进步”主要是得益于两类场景：

一个是战争，一个是维稳。

一旦新的技术手段被实践证明高效好用，就会很快总结固化下来，为侵略和管控添砖加瓦。

临时出门证，说来只是小事一桩，却激起了我记忆深处极大的恐惧。

你们懂我吗？

人是需要目的和意义的，大学生们现在遇到的问题是，既没有目的，也没有意义。

这几年的大学生有多难？直观地说，比疫情那三届还要难……前途渺茫，意义缺失，堪称中国恢复高考以来最难的一批。

没有目的最难

读大学，所为何事？在我上大学的2007年，以及更早的时候，家境一般的孩子们读大学有且只有一个目的：

读书改变命运。

我做到了，和我类似的在过去几十年完成农村到城市跃迁的上亿大学生也做到了。

大约从10年前开始，读大学改变命运这个提法逐渐与现实脱钩了。一边是本科院校的全面扩容让“上个大学”在中国变得前所未有地容易，另一边是各行各业经过数十年的狂飙突进来到了发展的平台期，“双创”热潮的退去也让高质量就业市场逐渐饱和，绝大部分大学生毕业后只能勉强“找个工作”。

读大学，成了年轻人的基础配置：读了也没多好，但不读也不行。

再后来，就是三年新冠疫情的管制，以及社会经济基本面的深刻变化。读完大学后找不到对口满意的工作成了常态，慢慢的，找不到工作也成了常态，于是大家以空前的热度去卷考研考编，国家也顺势增加研究生名额，以至于大量高校出现在校研究生人数比本科生还多的倒挂情况。

因为一些不方便提及的原因，疫情三年的大学生还遭受了广泛的就业歧视，处境堪称举步维艰。此时，对于那些非重点高校毕业的大学生来说，读大学的性价比已经相当可疑。

时间来到2024年，读普通大学的性价比已经全面跌到了负值。

现在的就业环境大家都很清楚，即便不看宏观数据，我们在生活中也都能接触到。前几届的师兄师姐还有海量职场小白没有被消化呢，新一届上千万毕业生又开始排队投简历了，有经验的职场前辈们降级竞争初级岗位的也是乌泱乌泱地涌来……

2025年或者2026年的应届毕业生想要找一份白领工作的难度可想而知。重点名校尚且如此，数量更多的二本三本专科更是情何以堪。

青春没有售价，真正的意思是青春年华想卖也卖不出去。

大学生们不是闭目塞听，就业的压力早就通过互联网从社会上传递给了在校学生。无论成绩好坏，无论文理农工商医，前途渺茫是当代大学生们前所未有的普遍感受。

其实都别说未来的就业了，就是眼下在校期间的实习岗位也没多少学生能争取到。处于收缩期的各行各业，对实习生的需求也会变少。

还没等来零零后整顿职场，职场自己先缩为敬了。

除了上课和社团活动，大学生们很难找到什么别的事来干。

至于考研和考编，就更是希望渺茫了……

一方面，前几届的师兄师姐还有上千万人在憋着劲儿全职备考呢，这几届毕业的大学生数量也一再创出历史新高，今后还有好几年会越来越高，竞争何止是激烈，根本就是惨烈。

另一方面，考上研了又如何？只是拖延几年就业的压力，目力所及并不会有根本上的改善，除了少数专业之外，大部分研究生的就业竞争力也并不会显著更高。研究生本身成了就业的蓄水池，当然也就谈不上研究生就业了。

考编倒是很多人的理想出路，但是这个难度比考研还要高几个数量级，岗位数量相对于大学毕业生总数来说更是杯水车薪。

2024年高校应届毕业生人数为1179万人，而全国范围内包括公务员、事业编、医生、教师等编制内岗位的总招考人数不过百万人多一点，还不够消化那179万的零头。而且肉眼可见地，编制内待遇也已经大不如前，还会继续下调。

上完这个学之后将来去做什么？这是很多大学生心里很清楚但不敢去直面的一个问题。

没有意义更难

在大学教育的就业导向和功利性作用被极大弱化之后，大学生们要面对的是一个前所未有的心理困境：

我为什么要上这个学？

不排除有少部分大学生是真心热爱所学专业，能享受到学习知识的乐趣，但绝大部分在校大学生显然都处于一个长期的意义缺失的状态。

卷学习，其实普遍已经非常非常卷了，但考研考编的比例毕竟就那么点，对未来处境的帮助并不大。卷社团工作与社会实践，简历是能够更漂亮一点，但相对于大环境来说这点改善真的只能算象征性的挣扎。

沉迷自己的兴趣爱好，这个倒是很多人能抓得住的点。但今时不同往日了啊……

以往工薪阶层的家庭生活也蒸蒸日上，中年父母养一个大学生，娇宠些也问题不大，大学生那些兴趣爱好烧点钱家里能烧得起，毕业了即便不着急工作啃老啃几年也承受得住。

而现在，工薪阶层的中年人自己都压力山大，走下坡路的时候，一个烧钱的大学生就会显得格外扎眼，一个前途渺茫的大学生更会成为家庭新的沉重负担。

所以，大学生们躺平度日，沉浸于自己的兴趣爱好也变得不切实际。

那，20出头年纪，人生中精力最为旺盛、时间最为充裕的大学生们，要把时间精力花在哪里，要把生活意义寄托在哪里呢？

停杯投箸不能食 拔剑四顾心茫然

欲渡黄河冰塞川 将登太行雪满山

——李白《行路难》节选

但是，年轻的力比多总归是压不住的，这是不以个人意志为转移的生理规律。大学生们旺盛的精力与充裕的时间总归是需要一个释放出口的。

青春卖不出去，那就自己挥霍掉。

发生在河南的荒诞剧，就是这样一种集体的狂欢与释放。在其他城市、其他学校，也在酝酿着或者实践着其他释放方式。

不让自行车跨城很容易，发个通知就能管得住。但是然后呢？

大学生们无处发泄的精力要往何处去呢？

这会是个很大的问题。

我想了一整天，也没什么建设性意见好提。只好祝福青春飞扬的同学们飞得快乐一些，更安全一些。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193期：“万梗节”无法被禁止，它不在巨鹿路，就在其他路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4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1件，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1月2日—9日 这一周。

前段时间备受广大网民关注的姜萍事件终于真相大白。11月3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发布了一则情况说明，宣布获奖名单正式发布，其中姜萍并未获奖。通报还称，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学生提供指导，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而这其实也间接承认了“17岁天才少女姜萍逆袭事件”是一出彻头彻尾的造假闹剧，站在前台的姜萍，因配合了老师演出，深陷撕裂且对立的舆论洪流。

据悉，由于阿里巴巴数学竞赛的初赛并无监考，那么替考就会变得非常容易。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闰秋先完成了一轮考试，在已知考题的情况下，后又顶替学生姜萍再度参考，完成初赛。最终，在王闰秋的作弊操作下，姜萍以93分的成绩名列全球第12位，成为前30名中唯一的女生，以及赛事举办以来首位进入决赛的中专在读生，这一“奇迹”自然也引来诸多关注。最终，在各媒体的轮番热炒下，让姜萍事件成为了本年度最热新闻事件之一。

有网友对于这起舞弊事件提出了三大追问。首先是阿里达摩院为何没有对考试结果的真实性进行验证便公布入围名单，未曾对姜萍的数学水平进行必要的验证，反而派摄制团队对她进行了专访，并制作了宣传视频。之后，央视新闻等多家官媒也集体下场，力赞姜萍，将故事进一步渲染成了中专少女自学成才力压名校学霸的传奇逆袭。随着事件的持续发酵，网上开始出现了各种质疑声音，但达摩院始终未公布有关调查结果，直至一份精心措辞的公关文书发布。

其次在闹剧收场前，竟然没有任何一家媒体挖出了背后真相。官方媒体仅仅只是负责宣传造势，而其它多数媒体则选择了参与这场病毒式的传播，并未参与到生产事实、厘清真相之中。整个社会被迫陷入了一种“无真相”状态，舆论和注意力被不断拉扯，各类互相冲突的信息层出不穷，最后往往是一地鸡毛。直到现在，我们依然拼不出幕后的事实。例如，网友西坡便询问道“究竟谁是作弊事件的主谋呢？如果王闰秋是主谋，那学校对他‘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的处罚明显是过轻的。”

最后当地政府疑似深度介入了姜萍事件，连同学校一同构建了全方位的信息封锁网。以保护的名义，将所有可能知晓实际情况的当事人都纳入了屏蔽层，彻底阻碍了信息核查。以至于有记者来到姜萍老家之后，发现早已人去楼空。而涟水中专也是大门紧闭，严格拒绝了每个想要来找寻更多故事细节的人。但与此同时，当地文旅部门趁势展开了高调宣传，推出诸如“涟水不大，盛产学霸”、“淮安不大，创造神话”等标语，人为推高了这座苏北小城的网络热度。

有网友感慨，姜萍事件本是个励志的寒门逆袭故事，但最终却被证明是场精心设计的巨大骗局，戏耍了全国人民数月。这或许揭示了，“诚信缺失、真相不明、立场泛滥”才是这个不正常社会的常态，阿里这种“洋为中用”的赛制，暂时还是有些水土不服。如今，回顾央视新闻当初对于姜萍的采访，她的那句“自己除了吃饭，睡觉都在做题，平时做的作业扫一眼就觉得没有什么做的价值”显得相当轻狂，甚至可以说演技十足。但为何这些在场的主流媒体会出现如此之大的报道失误呢？它们是否已经完全失去了正常的新闻生产能力？

仅仅在四天后，这个问题其实就有了答案。由中宣部批准常设的“中国新闻奖”第34届评选结果揭晓，其中新华社消息《习近平全票当选中国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获得特别奖，且位居首位。而四个特别奖中有三个都与习近平有关。有网友调侃称，自己的第一反应还以为这是条别有用心的洋葱新闻，但可悲可鄙的现实还是证明了我国新闻已死，只剩笑话。讽刺的是，同样是造假，普通人与领袖的所面对待遇截然不同。当姜萍事件真相大白后，网络上的各种尖锐的批评和诅咒，官媒对于不实报道的心虚自删，并不罕见。可是当习近平全票当选后，这种公然的行骗与欺诈却堂而皇之的存在着，不断重复着这个荒腔走板的世界级玩笑，最后还获得了每年一评的中国新闻界权威大奖。

一周荐读：

• 【CDT关注】擦星星事务所｜看看选举到底是圆的还是扁的：重谈乌坎事件「共笔」

乌坎的民主尝试是对「中国不适合民主」的最好反驳。纪录片里最触动我的一刻是村里的老奶奶第一次拿到选票，志愿者为她讲解怎么投票。还有小学生也参与到民主实践里，帮选票盖章。即使民主权利不是与生俱来，也是很好被学会的。

一周关注：

• 【404文库】基本常识｜我所了解的姜萍事件始末
• 西坡原创｜闹剧终于收场，真相依然是奢侈品
• 旧闻评论｜事实核查在姜萍事件中如何遇阻？
• 六神磊磊读金庸｜挖掘真相是最赔本的买卖
• 图拉的精神食粮｜这三年，我如何在中国媒体做记者

姜萍事件的起点是一连串自以为是的“乌龙”，涉事各方都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业内早就习以为常的小事情，玩了一点点见不得光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心思。谁都没想到，一个数学天才少女横空出世的故事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会引发海啸般的舆论关注。

• 學人Scholar｜特朗普宣布获胜，丁学良教授分析：“世界巨变不远了”
• 一座独立屋｜朝军入俄，谁在命运的轮盘上豪赌？
• 押沙龙yashl｜关于特朗普说几句
• 一个生物狗的科普小园｜特朗普2.0对美国健康的威胁：反疫苗急先锋RFK的反智反科学将让美国“生病”
• 岚目｜美国大选落幕：不止于输赢的十六点观察
• 太阳照常升起｜民主党为何会失败？

假如特朗普胜利当选第二次入主白宫，他的对外政策将造成什么后果？对于全世界都在琢磨的这个恼人问题，美国自由主义阵营早就连串发出令人惊恐的警告。美国的高校尤其是知名大学基本上都属于这个阵营，我因此一度被这类警告搅动得悲情满怀，感觉特朗普的重新上台就是世界末日来临……

• 【404文库】衣者褚｜难道李佩霞案幕后还有更耸人听闻的事？
• 【404文库】法度Law｜李佩霞案开庭，家属委托的律师一个都没进去

11月7日，江西省上饶市横峰县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开庭审理万年县上坊乡原党委书记李佩霞李佩霞受贿一案。横峰县人民检察院指控，2019年4月至2024年2月，被告人李佩霞利用担任万年县上坊乡党委书记的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项目承揽、工程款拨付等事项上谋取利益，非法收受他人财物共计人民币165万元。

一周惊奇：

• 【图说天朝】转发“大陆游客在台北市政府餐厅用餐”被禁言15天

11月3日，一位中国游客在台北市政府餐厅消费了90元台币，他对于政府大楼的进出自由感到非常惊讶……11月5日，一名微博大V自称V因转发这段视频而被禁言15天，微博方面给出的处罚理由是“涉嫌违反国家相关法律法规”。

• 【CDTV】法治克拉玛依｜发送违法信息时，微信会截屏、录屏存证

11月6日，新疆克拉玛依市司法局抖音账号（法治克拉玛依）发视频称，用微信发送违法信息时，微信团队会截屏、录屏保存证据，移送公安机关，即便撤回也没用。在引发网民关注后，目前该抖音视频已被删除。一些网民就“微信审查”问题发表了个人看法。

• 鱼眼观察｜电动车新国标难得民心，终于有人重磅发声了！

征求公众意见，理当是更开放透明的。征求公众意见最好的方式，应当是召开一场公平公开的听证会，全程直播，把一切摊到阳光之下，而不是关起门来，在小圈子内进行决策。电动车国标的修改制定，牵动数亿人的利益，对民生经济带来直接影响和冲击，却不用召开一个听证会……

• 桌子先生｜“生的不是孩子，是人质！”四川家长群聊天记录冲上热搜，背后真相太窒息
• 观人随笔｜你们把学校当什么了？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父母的软肋，但正因如此，总有人拿着刀子，对着你的软肋不停地戳。因为他们年纪尚小，又天然地对学校、对老师有着畏惧心理，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只能听之任之。于是，他们压榨学校，学校压迫老师，老师压迫学生，学生再要求家长，环环相扣，万无一失。可悲，可叹。

一周讽刺：

• 天涯行路｜劣币驱逐完良币，我们身边还剩下些什么币？

正能量博主飞象网项立刚发文说：强大的中国需要一战证明自己。完全无法想象，这疯子一样的家伙，为什么会有那么多的拥趸。难道真有无数的人认为，我们需要靠战争去证明一下自己吗？劣币驱逐良币，长期以来对拥有正常思维的人动辄封号禁言，导致网上剩下的大部分都是这类无底线货色。

• 老萧杂说｜这个靠抓“软肋”出名的街道，又对居民放刁撒泼

天通苑南街道办擅抓百姓“软肋”，作为一类官场“亚文化”，虽然摆不上台面，却能渗透并形成集体无意识，逐渐演化为一种行政潜规则。放刁耍赖之徒混入重要领域的管理层面，控制这种文化从基层社会逆流向上，一个地域势必渐失正派价值，基层权力微循环必然不畅甚至坏死。

• 竹不倒｜有一种惩罚，叫只对普通人有效！

我想说的很简单，这些“大妈们”自封道德警察，只在别人的小错上疯狂“执法”；而那俩服务人民的“服务者”，却拿群众当“狗东西”。我们身边那些自诩正义、自以为公正的家伙们，是否到了该照照镜子，看看自己究竟有几分道德和职业操守再来管教别人的时候了？

一周声音：

• 七叔东山再起｜只刺激不改革，解决不了问题

今天看到十三届全国政协经济委员会副主任，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原副主任刘世锦的一段发言，我觉得很有价值，有必要跟大家分享一下。他说，当经济面临很大压力、短期内有可能快速下滑时，采取刺激措施是必要的，但是任何刺激都会有代价，并且采取刺激的目的不是为了通过刺激达到经济向好的目的，而是为改革争取时间和空间。

• 倪刃｜被滥用的“内卷”一词，本意早已被扭曲

“内卷”这个词被滥用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中文网络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喜欢用流行语来消解和简化现实，从而带来一种反智的倾向。原来在哲学、人类学、经济学上的一个严肃词汇，变成了定义模糊的大众流行语，从而导致那些学术成果被幼稚化和忘记……

一周故事：

• 南方周末｜她们想知道，究竟是谁在生二孩？

这些女性生育二孩的原因各种各样——恐惧“失独”、“希望孩子有个陪伴”和“避孕失败”是她们最常提及的。让沈洋惊异的是，“过去看西方的文献，那些愿意生二孩的女性可能是由于丈夫参与更多，但是我做了访谈之后发现，爸爸参与育儿的比例普遍偏低……

• 星球商业评论｜捕鱼也别用绝户网

这两天在抖音上看到一个视频，发布者叫朱厂长二手车，说的是他上班期间，来了一位湖北十堰的朋友。这位身穿便衣的朋友，只身一人来到厂长店里，自称是湖北十堰东岳分局的警察叔叔。在没有皮肤，没有本地叔叔陪同，没有执法记录仪的情况下，出示了工作证件之后，要和朱厂长找个地方：谈一谈。

• 看客inSight｜熬过漫长的规培期，护士想去看心理医生

今年5月，“全国护士缺口接近400万”的词条登顶热搜，许多人因此才意识到，这个与每个人生活息息相关的岗位，人员流失如此严重。依据2023年底的数据，目前全国注册护士总量约563万人，这意味着每1000个人里只有4名护士。

• 凤凰网｜真实世界里的逝者沙白：对话沙白父亲、朋友、前同事、学生、邻居

“我觉得她足够勇敢了，不管是治疗二十年，还是安乐死的决定，她觉得这是给自己的交代就足够了。后续我刷到一些不好的言论，比较惊讶吧，我不认同所谓贩卖人体器官等各种观点，但我也不想攻击谁，大概这个世界上不幸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所以才戾气很重。”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在说，互联网上传播的二次加工后的“沙白”，成了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

CDT已补充被删减部分。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2931.html

CDT编辑注：本文是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达龙·阿西莫格鲁（Daron Acemoglu）2014年的一篇英文演讲，微信公众号“Economics Goethe”将其翻译为中文。译文省略了关于中国的部分。CDT已查阅阿西莫格鲁演讲原文，并将相关段落补充翻译。

【404维修站】栏目旨在收录因为中国的言论审查或者在政治压力之下的自我审查而从文章或者书籍中删除或修改的词语、句子或章节。欢迎读者提供这类审查信息。

本文是阿西莫格鲁在2014年第三十届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家协会 (PSDE) 上进行的线上演讲。

在 2012 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处于技术前沿的经济增长需要政治稳定，而玛雅文明（仅举一例）并不具备这种稳定，以及创造性破坏。如果没有对垄断和寡头垄断权授予的制度限制，后者就不可能实现。他们说，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因为 1689 年的《英国权利法案》创造了这种限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坚持认为，“各国发展差异完全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驳斥了其他将部分差异归因于文化、气候、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做法知识的理论。” 例如，“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在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就失去了动力”，原因是缺乏创造性破坏。

这本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它受到了政治分析家和评论家的广泛讨论。沃伦·巴斯在《华盛顿邮报》上这样评价它：“这本书令人振奋，滔滔不绝，雄心勃勃，最终充满希望。事实上，它可能算得上是一部杰作。” 克莱夫·克鲁克在彭博新闻社撰文称，这本书理应得到“极高的赞誉”。杰弗里·萨克斯在《外交事务》杂志 上发表的评论中批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系统性地忽视了国内政治、地缘政治、技术发现和自然资源等因素。他还认为，这本书的吸引力在于读者希望听到“西方民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有回报”。比尔·盖茨称这本书“令人大失所望”，并认为作者的分析“含糊而简单”。《经济学人》编辑瑞安·阿文特回应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国家成功或失败原因的分析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至少他们研究的是正确的问题。”

对于阿西莫格鲁，就不需要多介绍了，我将原文翻译如下：

另外请注意：由于某些原因，其中删除了一段（文中用[……]标出），原文内容可点“阅读原文”。

Author(s)：Daron Acemoglu

Source: The Pakistan Development Review, Winter 2015, Vol. 54, No. 4, Papers and Proceedings: PARTs I and II The 30th Annual General Meeting and Conterence ot the Pakistan Society of Development Economists Islamabad, December 2- 4,2014（Winter 2015），Pp. 301-312

本文是阿西莫格鲁在2014年第三十届巴基斯坦发展经济学家协会 (PSDE) 上进行的线上演讲。

在 2012 年出版的《国家为什么失败》一书中，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认为，处于技术前沿的经济增长需要政治稳定，而玛雅文明（仅举一例）并不具备这种稳定，以及创造性破坏。如果没有对垄断和寡头垄断权授予的制度限制，后者就不可能实现。他们说，工业革命始于英国，因为 1689 年的《英国权利法案》创造了这种限制。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坚持认为，“各国发展差异完全是由于政治和经济制度的差异造成的，他们驳斥了其他将部分差异归因于文化、气候、地理或缺乏最佳政策和做法知识的理论。” 例如，“苏联时期的俄罗斯在迅速赶上世界先进技术的过程中实现了快速增长，但到 20 世纪 70 年代就失去了动力”，原因是缺乏创造性破坏。

这本书是写给普通读者的。它受到了政治分析家和评论家的广泛讨论。沃伦·巴斯在《华盛顿邮报》上这样评价它：“这本书令人振奋，滔滔不绝，雄心勃勃，最终充满希望。事实上，它可能算得上是一部杰作。” 克莱夫·克鲁克在彭博新闻社撰文称，这本书理应得到“极高的赞誉”。杰弗里·萨克斯在《外交事务》杂志 上发表的评论中批评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系统性地忽视了国内政治、地缘政治、技术发现和自然资源等因素。他还认为，这本书的吸引力在于读者希望听到“西方民主不仅在政治上而且在经济上都有回报”。比尔·盖茨称这本书“令人大失所望”，并认为作者的分析“含糊而简单”。《经济学人》编辑瑞安·阿文特回应说：“阿西莫格鲁和罗宾逊对国家成功或失败原因的分析可能并不完全正确。但至少他们研究的是正确的问题。”

对于阿西莫格鲁，就不需要多介绍了，我将原文翻译如下：

另外请注意：由于某些原因，其中删除了一段（文中用[……]标出），原文内容可点“阅读原文”。

---

Why Nations Fail？

DARON ACEMOGLU   (Keynote Video Lecture)

首先，非常高兴能在这里。感谢你们的邀请。考虑到远程沟通并不容易，我决定简要概述一下我和詹姆斯（James）合著的书中出现的论点。事实上，这本书是我和詹姆斯大约16年研究的总结。我认为，可以公平地说，许多经济发展（economic development）和经济增长（economic growth）都是由书中报告的模式所推动的。特别是，这是安格斯·麦迪森（Angus Maddison）毕生工作的数据，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争议，但整体模式相对而言是无可争议的。

我们观察到的这些模式实际上为许多理解经济发展长期趋势的尝试提供了背景。我认为这些模式也表明，理解为什么一些地区——例如与亚洲（特别是印度次大陆和中国）曾经水平相当的地方——在过去500年间大幅提升了人均收入和繁荣程度，是很困难的。特别是从19世纪初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世界出现了巨大的经济差异。经济发展的趋势显示直到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美国、加拿大、新西兰和澳大利亚远远领先于亚洲的印度次大陆和中国，而这些地区几乎没有出现显著的经济增长。

世界上最富有的20%的国家现在比最贫穷的20%更富有大约30倍。此外，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的收入差距持续存在；尽管最贫穷国家变得更富有，但它们并没有赶上最繁荣的国家。为什么？今年的诺贝尔获奖者发现了新的、令人信服的证据来解释这种持续存在的差距——社会制度的差异。

我认为，经济学家们已经取得了很多进展的研究方法，试图理解经济增长是一个物质资本积累、人力资本积累以及技术变革的过程显然是故事的一部分。当你观察细节时，例如19世纪的英国或美国，这里的增长是资本密集型、人力资本密集型和技术密集型的，发明的专利层出不穷，人们提出新技术并进行合理化生产。然而，问题在于，为什么？为什么这个过程在特定的时间点和特定的国家发生，而不是在世界其他地方？此外，为什么这一过程与全球范围内的不平等的巨大增长相关，无论是在个人之间还是国家之间？关于这个问题有很多理论，如果说人们从未思考过这个问题，那显然是不诚实的。事实上，人们确实在以各种方式思考它，尽管有时经济增长文献可能走向了其他方向，而没有给予足够的关注。

但这些问题一直是许多社会科学探讨的背景，包括许多经济理论。然而，我认为，总的来说，在过去的四五十年里有影响力的理论并不完全令人满意。这正是詹姆斯和我开始思考这个问题的起点，特别是关于繁荣演变（evolution of prosperity）的这一问题。此外，我们还关注了制度的演变（evolution of institutions），即社会的正式和非正式规则，以及它们在经济、政治和社会中的运作。然而，这些理论的重点通常放在像地理因素这样的方面（这在经济学家、其他社会科学家甚至物理科学家中都很常见），认为气候地形（climate topography）、资源环境（resource environment）和疾病环境（disease environment）是长期经济发展的重要决定因素。

其他的观点可以追溯到马克斯·韦伯（Max Weber）的经典著作，他对新教（protestant）和天主教（catholic）价值观进行了对比，认为新教价值观比天主教价值观更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capitalist development）。虽然今天天主教和新教的区别不再是最热门的话题，但如果你查阅一些流行的或带有一定科学性的文章，你会发现它们充满了如何理解非洲与欧洲、拉丁美洲与北美洲、印度与巴基斯坦以及西欧不同发展路径的讨论。这些讨论有时会涉及宗教、态度和价值观的角色。我认为，当你深入探讨时，你会发现社会、经济和政治生活中的一些方面与这些因素互动。举个例子，如果说宗教在巴基斯坦的社会、经济和政治中没有发挥任何作用，那显然是可笑的说法。

然而，问题在于，巴基斯坦对宗教的兴趣与瑞士不同，是否就是巴基斯坦比瑞士贫穷得多的原因？

同样，我认为这就像地理因素一样，并不能完全解释大局，或者说并不能解释为什么今天世界上最富有国家和最贫穷国家之间存在30倍、40倍甚至50倍的差异。

经济学家中或许更流行的一种观点是我们在书中所称的无知假说（ignorance hypothesis），或者你可以称之为“善意但无知的领导假说”（good and ignorant leadership hypothesis），即政策是重要的。当然，如果你采用一项抑制创新并阻碍投资的政策，这必然会产生影响，但也可能是那些政策由没有受到足够制约的领导人制定的，这意味着领导人有能力和自由选择好的或坏的政策。根据这种观点，繁荣源于好的政策，贫困源于坏的政策。然而，有时领导人会选择好的政策，有时会选择坏的政策。这种观点在经济学中根深蒂固的原因在于，经济学作为一门科学既是实证科学（positive science），也是规范科学（normative science）。在实证方面，经济学的许多成就，比如分析市场如何运作的研究，都是顶尖的。然而，在规范方面，总是涉及市场失灵（market failure）和解决市场失灵的讨论。因此，经济学自然倾向于这种观点，即如果有坏的决策，我们可以解决它们，我们有能力做到这一点。当然，另一个促使我们喜欢这种观点的偏见是，它并不真正涉及领导，经济学家往往扮演顾问的角色，我们倾向于认为好的顾问很重要，所以这个“繁荣和贫困源于好与坏建议”的观点相当具有吸引力。不过，我还是要说，这并不是特别相关。

今天我想做的并不是深入探讨我们在书中详细阐述的论点，而是试图解释我们的出发点。换句话说，我想解释为什么我们认为这些特定的方法并不那么令人信服，同时也会稍微提及一下统计工作。我想通过一个故事来讲解。因此，首先让我解释詹姆斯和我提出的替代方案。当然，这不仅仅是我们的观点，它是建立在他人的研究基础上的，尤其是道格拉斯·C·诺斯（Douglas C. North）的研究。他是影响深远的经济历史学家之一，提出了类似的观点，我们的研究是在他的基础上进行的延伸和扩展。思考这一点的最佳方式其实是回到我们第一次上的经济学课程，或者回到你在入门课程中教授的经济学课程。

因此，在那门经济学原理课上，我们并不真正谈论太多关于制度（institutions）的内容。我自己在教授这些课程时也有类似的经历，还写过关于经济学原理的书籍。如果你仔细思考，会意识到在我们雄辩（rhetoric）市场运作时，实际上已经嵌入了非常具体的制度类型。尤其是，我们从一种理想化的市场观开始，在这种观念中，没有行业进入壁垒，也没有助于垄断任何行业的政治关系。同样地，在标准教科书中有非常安全的产权，因为企业可以销售产品并享受其所有利润，他们可以进行投资并从中受益。有时你甚至可能足够大胆，在原理课程中谈论创新和专利，而这些内容完全是由一套制度支持的，比如关于专利或知识产权的制度，这让创新者的创新变得有价值。我们还有一套我们视为既定的底层制度，通常由国家和支撑法律系统的公共机构提供保障。我们有一个法律系统，能够执行我们与供应商、工人或银行签订的合同。在标准的话语中，我们有一个公平竞争的环境，个人可以根据他们的比较优势选择职业。我们有一个教育系统，还有国家提供的道路和其他设施，能够让人们参与经济活动。所有这些都是隐含的，在我们的经济学原理课程中，我们甚至不质疑它们。

这些在理想化状态下存在的事物，詹姆斯和我称之为“包容性经济制度”（in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这里的关键是，包容性经济制度——“包容性”这个词的用意是强调好的制度不仅仅是那些提供安全产权等保障的制度，而且它们以一种包容的方式提供这些保障，也就是说，它们是广泛基础的（broad based，注：描述某件事情将影响许多不同地方、活动等的）。参与经济活动的机会、开办企业、申请专利等，这些都是包容性经济制度的一部分。然而，问题是，如果我们回顾历史，甚至看今天的许多社会，我们会发现大多数社会并不真正由包容性经济制度所统治。因此，我认为，在某种程度上，经济学原理课程对这些经济制度应该是什么有了正确的认识，但却没有完全准确地描述它们在现实世界中的表现。在我们周围的现实世界中，情况更为复杂。如果你回顾历史，甚至在一些当今社会，它们实际上非常接近包容性经济制度的极端对立面。我称它们为“攫取性经济制度”（extract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而不仅仅是“排他性经济制度”（exclusive economic institutions），因为我想强调的是，这些现象——不安全的产权、行业进入壁垒、阻碍市场运作的法规、个人选择赚大钱的职业、制造不公平的竞争环境，等等——都是包容性经济制度的对立面。

我要论证的是，这些现象的存在并不是偶然的错误，也不是某个迷惑的经济学家或糟糕领导者的产物。它们的存在是有原因的，目的是创造一种特定形式的不平等社会。在这种不平等社会中，精英和拥有政治权力的群体通过从其他社会成员那里抽取资源，直接或间接地获益。直接获益的例子包括有时通过掠夺他人的产权；想想早期世界大部分地区的殖民化过程。殖民者到达这些地方，掠夺了贵重的金属、土地，并驱逐了原住民。此外，掌权者有时也会直接获益。例如，想想南非的种族隔离（apartheid）制度是如何运作的。它通过排斥80%的黑人群体，剥夺他们在大多数有利可图的职业中的机会。黑人被排除在外，或被排除在技术工人、工程师、工匠、手工业者等职业之外。由于这一点，加上某些城镇地区的特殊组织方式，使得黑人几乎不可能获得有价值的农业产出，这些因素导致黑人工资低下，间接使得政治上有权力的群体受益。因此，这只是一个简要概述，解释了我们所说的攫取性经济制度的含义。

我想在这里做一个相对简短的演讲，并开放时间进行提问和讨论，但如果有时间，我会回来进一步说明攫取性经济制度作为包容性经济制度对立面的多种形式。如我之前所指出的，攫取性经济制度有时是直接掠夺他人财产，而有时则表现为通过操纵市场价格获利，而不是直接掠夺他人的产出、创新或投资。接下来，我想通过一个具体案例来说明攫取性经济制度的运作，这不仅可以澄清我所指的内容，还能引出我想讨论的一个重要观点。

让我们以巴巴多斯（Barbados）为例。在17世纪，巴巴多斯是众多建立在典型攫取性经济制度基础上的社会之一，如奴隶制（slavery）。奴隶制具备我所提到的攫取性经济制度的所有特征，如不安全的产权。在巴巴多斯，超过80%的人口是奴隶。他们甚至没有对自己身体的产权（人力资本），更不用说对物质财产的产权了。这种制度完全创造了一个不平等的竞争环境，因为这些奴隶既没有接受教育，也没有获得医疗保健的机会。事实上，由于极度繁重的劳动和营养不良，大多数奴隶在30岁之前就去世了。奴隶的生活特点是完全没有任何激励或安全保障，这种保障本可以鼓励他们提高生产率或提高活动的生产效率。实际上，在巴巴多斯以及许多其他奴隶社会中，奴隶被明确禁止投资于他们的人力资本。这一切都是建立在一种非市场机制和强制性手段上的。奴隶不能根据他们的比较优势（comparative advantage）或愿望选择职业，他们也没有任何能力协商或决定他们的工资。相反，他们被强制在甘蔗种植园工作，他们的工资由主人通过强制手段决定，仅仅维持在基本生存的水平。可以肯定地说，奴隶们并没有选择这种制度。无需多言，这并不是一个“幸福”的奴隶社会，尽管美国南方有时会创造出一种由奴隶主宣传的神话，声称存在这样一个社会。

我们并不相信这种说法。

无论如何，巴巴多斯显然不是这样的社会。你可以从简单的统计数据中看出这一点。奴隶起义经常发生。那么，巴巴多斯如何维持这种制度近100年甚至200年？巴巴多斯能够维持这种制度是因为它依赖军事强制力，或通过武力维持这一制度。你可以看到政治力量的存在，但这种政治力量是如何运作的呢？让我们思考一下巴巴多斯社会的实际样貌。首先，如我之前所说，超过80%的人口是奴隶，你可能会认为剩下的19%或17%的人是奴隶主，过着优渥的生活。但实际上，情况并非如此。剩下的人大部分是小手工业者或中等职业者，他们支持奴隶制度的运作，或者是士兵。真正从这个制度中获益的并不是大多数奴隶主；其中许多人只拥有几英亩的土地。真正的大多数奴隶是为少数大约40个家庭工作的，这些家庭是岛上最大的种植园主，几乎赚取了所有的利润。这些家庭因此成为后来在英国最富有的家族之一（当他们回到大不列颠）。因此，这是一个极度扭曲的社会，只有极小部分人通过奴隶制度获益，而代价是岛上至少80%人口的生活。

这个制度是如何生存下来的呢？它得以生存是因为那小部分人实际上控制了所有的政治权力。军队作为一个机构非常重要，因为它负责镇压所有的奴隶起义。军队的指挥官来自这些家族的成员。岛上的法律奠定了这一社会极不公平的基础，持续压迫奴隶，并总是让他们在各种违规行为中承担责任。毫不奇怪，岛上的高级法官也来自这些家族。而且，或许最重要的是，岛上的总督和高级政治家同样来自这些家族。因此，这些集中经济权力于少数人手中的政治制度，我称之为“攫取性政治制度”。特别是在这些制度下，政治权力被少数人垄断，权力行使极少受到制约和监督。相反，我将称另一种理想类型为“包容性政治制度”，在这种制度下，政治权力被广泛且包容性地分配。

当然，以上内容都做了很大的简化。没有一个社会拥有完全理想的多元化（pluralism）和权力分配（distributional political power）制度。然而，这些理想类型有助于我们思考问题，并为我们提供了比较的标准。关键在于，即使你会发现有些社会同时存在攫取性和包容性制度的混合形式，但仍然有些社会开始从攫取性政治制度向包容性经济制度迈进。最终，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会相互促进，形成正反馈。而巴巴多斯的例子表明，攫取性政治制度和攫取性经济制度也是相互支持的。在巴巴多斯的案例中，这一点非常清晰。如果他们没有攫取性政治制度，并且给奴隶一些发声的机会，奴隶最不可能选择的就是自己的奴役制度。

包容性经济和包容性政治制度也是如此，尤其是政治制度，这是一个重要的观点。如果你有攫取性政治制度，但实行包容性经济制度，总会有某些力量推动向对角线发展。这是因为经济权力的广泛分布会导致对政治领域更多包容性的需求。另一方面，通常情况下，掌握政治权力的人迟早会开始利用他们的权力，倾斜游戏规则以谋取自己的利益。仅仅依靠各种隐性机制或独裁者的善心来避免他们干扰社会的经济制度，能够起到的作用是有限的。

本书的主要论点是，包容性经济制度和包容性政治制度创造了推动经济增长的强大力量，尤其是通过强化产权保护，鼓励投资；同时，这也有助于以更合适的方式配置资源。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市场竞争不受任何限制；相反，它意味着市场在适当的监管和背景下，比中央计划（central planning）能够更好地配置资源。例如，如果所有的资源配置都基于市场，但只有富人能够获得这些配置，那么市场的运作效果就会很差。实际上，这意味着通过分配或其他基础设施来支持市场，并进行适当的分配，例如限制金融行业的风险承担。然后，市场作为包容性增长的一部分，才有能力实现更好的资源配置。而最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应该促进广泛的参与，包括教育、自由进入、基于增长的产权，不仅是少数人的产权，而是大多数人的产权，并让人们能够按照自己的意愿选择职业。例如，南非在种族隔离时期，即便它通过西方公司或矿业公司鼓励投资，也不可能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即便在某些消费品和其他服务领域，市场发挥了重要作用，它依然不可能实现包容性经济增长，因为它没有创造广泛的参与。相反，它排斥了80%的人口，使他们无法参与许多有价值的经济活动。包容性制度下的增长关键在于，投资新技术会导致“创造性破坏”（creative destruction），这是约瑟夫·熊彼特提出的术语。它意味着新技术、新公司或新技能将不断替代旧的。我稍后会再回到这个问题。

我需要强调的一点是，我稍后还会再提到，詹姆斯和我并没有声称只有在包容性制度下才能实现经济增长。我们的主张是，包容性经济增长——通常是更持久的经济增长类型——可能在包容性制度下实现。我们会讨论在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长，但我们会看到，这种增长有非常不同的特征。通常来说，它不会是持久的；不仅如此，它往往会呈现阶段性，并且，某种意义上，它还包含了自我毁灭的种子。

我认为，也许最好的论证方式是通过一个历史实例，这就是我将要简短说明的内容。特别是，这本书的很大一部分内容致力于如何将这一理论应用于当今的情况，而由于时间限制，我不会详细讨论这一点。我认为，理解这些问题的最佳起点莫过于美洲的殖民化的初期。在那里可以看看一个不太出名的征服者（conquistador），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Juan Diaz de Solis）。他于1516年开始了对今天的阿根廷所在地区，即南美洲南端的殖民活动。这与科尔特斯（Cortés）统治墨西哥的时间差不多。然而，索利斯的殖民努力是个巨大失败。实际上，索利斯被一群查鲁亚人（Charruas）处决了。查鲁亚人和克兰迪人（Querandi），即当时阿根廷的印第安部落，完全不符合西班牙人的预期。他们是零星分布的、机动性很强的、非定居的、没有层级结构的印第安部落。他们非常好斗，但最重要的是，他们无法轻易被捕获，更不能大量捕获并用于劳动。

这不是西班牙人所预料的结果。实际上，他们希望能够捕获所有的黄金和白银，并让当地印第安人劳作。当计划失败后，饥荒时期就开始了，于是他们离开了这一地区，几乎放弃了努力。就在此时，另一位征服者胡安·德·阿约拉斯（Juan de Ayolas）沿着巴拉那河（Parana River）向上航行至巴拉圭，发现了另一个印第安部落，即瓜拉尼人（Guarani）。瓜拉尼人虽然不是阿兹特克人（Aztecs）或印加人（Incas），但与查鲁亚人和克兰迪人已经截然不同了。他们符合西班牙人对印第安人的期望：他们是定居的，人口密集，而且有自己的层级结构，拥有国王和贵族。这样的社会结构正是西班牙人可以驾驭的。他们立即征服了瓜拉尼人，宣布自己为精英阶层，与瓜拉尼人的公主通婚，并让他们开始劳作。西班牙人利用瓜拉尼人现有的攫取性的制度，将其改造为自己的需求。这类制度后来演变成了大授地制（监护制）（encomienda）（注：16—18世纪西班牙殖民者在美洲殖民地实行的在形式上类似西欧采邑制的一种封建性土地制度）——包括强迫劳动、米塔制（mita，即矿山中的强迫劳动）等制度。这些制度与瓜拉尼人、印加人和阿兹特克人中的类似制度几乎同时开始发展起来。

这些经济制度是攫取性的，但也是依靠武力建立的。这不仅是西班牙人利用压倒性武力的能力，更是他们能够接管这些攫取性的政治制度——高度层级化的制度，其顶端是瓜拉尼人、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所拥有的军事力量，使西班牙人得以建立这些制度。那么，美国呢？是文化、地理，还是美国的优秀领导力促成了它的增长？为了找到答案，让我们看看历史。在某种程度上，美国的关键殖民尝试是弗吉尼亚公司（Virginia Company）在弗吉尼亚詹姆斯敦（Jamestown）的行动，而这始于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开始殖民90年之后。弗吉尼亚公司本质上是伦敦的一个营利性企业，人们投入资金，期望能够获利。他们之所以认为能获利，是因为他们从西班牙的经验中学到了东西。西班牙的经验是，如我们所见，可以去那里（尽管现在没有人记得胡安·迪亚斯·德·索利斯，大家只记得阿兹特克人和印加人），去开采大量的财富，如黄金和白银，并可以利用大量劳动力为你种植食物，创造农业剩余。弗吉尼亚公司正是抱着这样的想法派出三艘船，于1607年抵达詹姆斯敦。

然而，和在阿根廷的西班牙人一样，他们也遭遇了意想不到的挫折。他们碰到了分散居住、非定居、没有层级结构且机动性强的印第安部落，这些部落不愿与他们合作。他们经历了饥荒期，几乎所有人都死去。很明显，这种策略在美国行不通。其关键原因是，美国没有像阿兹特克人、印加人或瓜拉尼人那样的部落，他们可以去征服或占领。因此，他们决定彻底放弃詹姆斯敦，以减少损失。然而，他们后来想出了一个不同的主意。他们认为，如果无法捕获并使当地人劳动，他们应该从其他地方引入低技能的、被迫劳作的劳动力，在周围非常肥沃的土地上进行生产。这会为詹姆斯敦的精英以及弗吉尼亚公司的股东创造剩余和利润。这便是契约劳工（indentured labour）进入美洲的开始。

这些人签订了一份合同，合同规定弗吉尼亚公司将支付他们的费用，作为交换，他们需要在一定年限内以非常低的工资为詹姆斯敦殖民地工作，受到该殖民地的控制。这与现在人们阅读美国历史时，所想象的那些清教徒和其他殖民者的形象完全不同。为了让你更好地理解这一点，以下是时任殖民地总督托马斯·盖茨爵士（Sir Thomas Gates）和副总督托马斯·戴尔爵士（Sir Thomas Dale）的一句话：“任何人不得逃离殖民地投奔印第安人，否则将被判死刑。任何人偷盗公有或私有花园或葡萄园中的食物，或偷窃玉米穗，均将被处以死刑。殖民地中的任何成员不得将该地的商品出售或赠予船长、水手或水手长，若将物资私自运出殖民地，则将被判处死刑。”因此，这并不是一个幸福美满的殖民地，几乎所有的违法行为都可能被判死刑。更重要的是，那些伤害了弗吉尼亚公司利润的行为会被判死刑，包括逃跑，因为契约劳工对公司来说是非常有价值的资产。更糟糕的是，如果有人为了自己的利益与他人进行交易，弗吉尼亚公司希望你按照他们的指示生产，并剥夺你所有生产的剩余，这是他们赚钱的方式。

然而，开放的边境、与印第安人一起生活并进行私人交易，比受制于托马斯·盖茨爵士（Sir Thomas Gates）和托马斯·戴尔爵士（Sir Thomas Dale）的统治要吸引人得多。在殖民地建立后的短短11年，他们放弃了努力。他们意识到，无论是利用当地居民还是契约仆人（indentured servants），都无法奏效。因此，他们提出了一个巨大的创新，尽管这并非出于自愿，也不是他们的初衷。然而，他们别无选择。他们认为自己无法继续管理这个殖民地，于是做出了美洲——无论是北美还是南美——从未有过的举措。这个创新就是引入了私有财产（private property）。他们允许人们按照“头权制”（head-right system）获得土地。每个契约仆人和定居者都会获得一块土地，并可以随意处置。然而，有一个陷阱。托马斯·盖茨爵士和托马斯·戴尔爵士曾威胁说，如果你出售自己生产的玉米穗，将会受到惩罚，但现在他们告诉人们，他们拥有财产权，并由他们来担保。在这样的情况下，如果有人心存怀疑也不难理解。简而言之，1618年，经济制度与政治制度之间产生了脱节。经济制度开始向包容性（inclusive）方向发展，而这是第一次在政治制度上也向包容性和设立议会的方向迈进。类似的情况在其他殖民地也屡屡出现，比如在马里兰（Maryland）和北卡罗来纳（North Carolina），也观察到了同样的模式。那些获得垄断权的公司试图建立攫取性制度，但由于条件与南美洲不同，他们失败了，最终被迫让步，采用了更具包容性的经济和政治制度。

为什么我要讲述这个故事，也就是这个“二手历史”，为什么这不是一堂历史课，而是一堂经济学课呢？我之所以讲述这个故事，是因为我认为这非常重要，它真正展示了一个你可以通过统计学（statistics）、计量经济学（econometrics）和其他历史证据中看到的模式；如果你愿意看，这种模式确实存在。这个模式表明问题不在于文化，也不在于地理。地理并不是区分詹姆斯敦殖民地的关键，因为布宜诺斯艾利斯周围的潘帕斯大草原同样或甚至更具生产力，这也是为什么那里有那么多人口。事实上，这也是我、西蒙·约翰逊（Simon Johnson）和詹姆斯·罗宾逊（James Robinson）在“命运逆转”问题上的一些计量经济学研究的基础之一。此外，这也肯定不是领导力的问题。托马斯·盖茨爵士和托马斯·戴尔爵士是失败的领导者；他们夹着尾巴逃回了家。他们并没有通过出色的领导力规划引入包容性经济和政治制度。相反，他们是被迫这样做的。他们的失败在于，这不是弗吉尼亚公司所想要的。弗吉尼亚公司想要的是政治和经济权力，以便能够让大量的人以低工资为他们工作。

命运逆转。在最贫穷和人口最稀少的地区，欧洲殖民者引入了社会制度，为长期繁荣做出了贡献。工业革命后，曾经最贫穷的前殖民地变成了最富有的殖民地。

因此，我和詹姆斯认为，这标志着差异的开始。

当然，这些事件并没有持续下去。并不是说你在美国有一个由少数人组成的议会管理的小农社会。你也没有像拉丁美洲那样的大授地制或米塔制。然而，这开辟了北美和南美大陆两部分之间的差异之路。你可以用非常简单的方式看到这一点。例如，看看19世纪的墨西哥和美国发生了什么。起初，美国和墨西哥看起来非常相似，1700年两者之间的差距很小，1800年可能稍大一些，但此后在整个19世纪，这个差距变得巨大。这里发生的是，美国正在以一种非常包容的方式抓住工业化的机会。应该强调的是，并非所有事情都是包容性的，因为还有很多事情在发生，比如从印第安人那里掠夺土地，以及19世纪末期垄断的出现。然而，核心是有非常包容的元素，你可以从许多新兴企业家申请专利、创造新技术、开设新企业和新工厂中看到这一点。然而，你不会看到谁是19世纪下半叶或早期的工业巨头或技术专家的巨大延续性。正是这种对新思想的开放，真正成为了美国经济增长的根源。

另一方面，南方发生了什么呢？我们以墨西哥为例。墨西哥在殖民统治下经历了长时间的停滞。后来，殖民主义结束了，但并不是因为要建立包容性制度的人民革命结束的，而是由于精英阶层的政变，他们想要建立更具攫取性的经济制度。这些精英由军人领导。在墨西哥，有一段时期45位总统更替，有时同一个人多次担任总统，而大多数都属于军队。在此期间，军事实力导致了不稳定，墨西哥经济全面崩溃。接下来，在波费里奥·迪亚斯（Porfirio Diaz）统治下出现了一段经济增长时期，但这是一种非常不同的经济增长，我称之为“攫取性增长”（extractive growth），这引出了我要讨论的最后一点。它之所以是攫取性增长，是因为它发生在攫取性制度下，尤其是在攫取性政治制度下。我们在波费里奥·迪亚斯统治下的墨西哥看到的是快速工业化，但这是按墨西哥标准衡量的。19世纪的墨西哥在经过50年的停滞后，在迪亚斯上台后首次出现了经济增长，这是因为有了一些稳定和法治。

然而，如果我们仔细观察细节，就会发现这与美国的情况截然不同。墨西哥的经济增长是基于垄断的，少数公司主导了各自的行业。例如，在那个时期，美国有大约20,000家银行在竞争，而墨西哥实际上只有两家银行在运作，这两家银行主要向与政治有联系的公司提供贷款，这意味着一切都与波费里奥·迪亚斯有关。由垄断推动的工业化，垄断权则是由波费里奥·迪亚斯授予的。因此，墨西哥有经济增长，但不像美国那样有生产力增长。没有生产力增长，是因为这种增长并未导致创新和技术变革。最重要的是，这种攫取性增长确实包含着自身毁灭的种子。这种增长与经济收益的不平等分配紧密相关，收益是以人民为代价的，并且这种增长并不是因为某些人具有创新能力，而是不公平地使他们受益。这种情况最终导致了诸如墨西哥革命（Mexican Revolution）和内战（Civil War）的发生。

这是一种普遍模式，表明持续的攫取性经济增长是非常困难的。在历史上，有更多国家经历了攫取性经济增长，而不是包容性经济增长。原因在于攫取性经济制度在历史上比包容性经济制度更为常见。然而，在这种制度下的经济增长不会持续。比如，巴巴多斯（Barbadian）社会曾因糖的高价值而非常富有，但这种情况并没有持续下去，一旦糖价下跌，巴巴多斯的经济就变得非常衰弱。它没有实现工业化，也没有成为技术上充满活力或以人力资本为重点的经济，直到20世纪下半叶才开始转型。另一个攫取性经济增长的例子是俄罗斯，无论是19世纪还是在斯大林统治下。

要实现攫取性经济增长，需要具备某些前提条件，比如政治集权（political centralisation）。例如，当墨西哥有25位军阀互相争斗时，不可能实现攫取性经济增长。而在波费里奥·迪亚斯统治下，由于政治集权，攫取性经济增长成为可能。然而，关键在于，这只有在社会中的政治权力持有者认为符合他们的利益时才可能实现，这正是“创造性破坏”的由来。创造性破坏意味着他们不会永远觉得这符合自己的利益。[……]

（CDT查阅阿西莫格鲁演讲原文，将公众号作者省略部分补充翻译如下：我认为最好的例子就是当今的中国。中国是我们所说的“在掠夺性制度下增长”的典型案例，它成为了制度变革的标志。想理解中国的经济增长，就必须从殖民时期的经济制度开始看。这些制度没有为任何事物提供激励，无论是投资、生产力提升，甚至是农业作物的选择。随后，它逐渐转变为社区责任制、村办企业的合作制，最终形成了农业中的私有产权制度、私营企业的进入以及部分国有企业的重组。如今，在中国随处可见市场激励机制，任何来中国的人都会被中国经济的活力所震撼，因为人们充满了追求利润的动力，努力创新，敢于冒险，但这一切都有其限制。这一切都发生在政治上掠夺性制度的框架内。中国共产党领导层的最大担忧是“创造性破坏”，这正是我们在书中所称的“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

攫取性制度无法长久维持的部分原因是它们无法转型为包容性制度。最终，由于对创造性破坏的恐惧，它们不是一种适合长期持续经济增长的制度安排。如果我们观察每一个独裁者的演讲和行为，他们都会谈到稳定，而稳定最重要的含义就是他们不希望社会发生可能动摇自己权力的变革。然而，有时候稳定是有利的，比如在攫取性制度下的增长时期；人们更愿意接受波费里奥·迪亚斯的独裁统治，而不是军阀相互残杀制造的混乱。然而，这并不是一种适合长期经济增长的策略，长期经济增长需要创造性破坏以及一种开放于变革的社会形式，而不会赋予政治权力去倾斜公平的竞争环境。

最后，我将简要介绍一些在讲座中未提及的内容。我没有讨论为什么这些制度会存在。我告诉过你们关于路径依赖性变化（path-dependent change），这一点非常关键。我讲了一个非常简单的例子，说明攫取性制度和包容性制度是如何产生的：殖民列强试图强加攫取性制度，在某些情况下有效，但在北美的情况下失败了。然而，如果你想从这个视角理解长期经济发展，就需要有一个制度变迁的理论。我们在书中尝试提出了这样一个理论，尽管我们知道它并不完美。这个理论基于我们称之为冲突差异性制度漂移（conflict differential institutional drift）的概念，即在特别重要的政治时期和关键时刻（这些关键时刻是经济和社会事件，能够动摇现有结构）中，小的差异导致了制度的分化。我们强调历史决定因素（即路径依赖性变化）和偶然性（contingent nature），它们共同创造出影响深远的小差异。

我还没有讨论的是如何将这些思想实际应用到当今世界。因为如果我们看最简单的攫取性制度的例子，比如奴隶制，许多这样的制度已经不存在了。当然，像尼泊尔和乌兹别克斯坦等少数地方仍存在某种形式的强制劳动，但没有一个国家像过去的巴巴多斯那样。然而，书中的观点认为，我们仍然可以识别这些攫取性制度，或许多现存制度中的攫取性成分。如果我们观察哥伦比亚，会发现其首都波哥大周围有一个核心区域，类似的情况在巴基斯坦的拉合尔和伊斯兰堡也存在，这些地区看起来运作良好。但如果深入哥伦比亚偏远地区，发现三分之一的国家处于准军事或游击队的控制之下，精英阶层在政治和经济上统治着一切。同样地，巴基斯坦的大部分地区与拉合尔和伊斯兰堡的情况截然不同。因此，我们看到的其实是攫取性与包容性制度的混合体。

同时，我们也要思考如何真正摆脱攫取性制度，走向包容性制度。书中的观点类似于逐步迈向包容性的一步一步行动。我们也详细讨论了社会如何能够打破攫取性制度的锁链。但有时为什么会失败？为什么会出现我们称为“寡头政治的铁律”（iron law of oligarchy）的现象？人们尝试向包容性制度迈出一步，但某种力量将他们推回，甚至进一步陷入攫取性制度。最后，我们广泛讨论了为什么在攫取性制度下的经济增长非常不同，为什么它无法产生创新和技术变革，从而导致更为持久的经济增长。我们也探讨了政策陷阱，而不是提供清晰的解决方案或一刀切的方法来创建包容性制度。这是一个政治过程，没有简单的公式可以实现。

另外，有些新思想虽然未在书中提到，但与当前讨论相关，即为何会出现“中等收入制度陷阱”（middle-income institutional trap），这对许多社会都很有启发性，包括巴基斯坦、土耳其、智利、哥伦比亚等。这些国家的部分地区变得更加包容，但仍存在维持彼此运转的庞大经济和政治结构。

最后，詹姆斯和我想传达的是，我们并不声称自己拥有答案，《国家为什么会失败》 这本书也不自称提供了答案。然而，这本书所做的、我所试图做的，是提供一个有用的框架，而这个框架比单纯讨论地理、文化、领导力和市场失灵而不考虑政治制度的视角要好得多。简而言之，这个框架是基于研究得出的想法，很多想法源自计量经济学、理论模型和博弈论的研究成果。它是一个可以继续构建的框架。詹姆斯和我对很多事情还不了解，比如我们并不完全理解巴基斯坦社会，因为这不是我们的专长。

但真正的问题是，我们的框架是否能为我们提供更好的视角来理解巴基斯坦或非洲的现状？我们认为答案是肯定的。然而，这仍然是一个在进行中的工作，也是未来研究的方向。

END

“赛博润”的意思可能就是，要从这个迟缓如黑洞、数据单一到只能造出暴风雪长城的地方出逃，去到能够和全世界自由进行信息交互的地方。

“瑞士卷”上热搜的时候，我以为我们至少还在讨论一个真正的问题，像是人生分为“瑞士出生”和“卷”，但我没想到，竟然是真的在说“瑞士卷”。

一个无聊到近乎恶意的东西迅速在互联网上传播开来，引发大讨论，其声势堪比美国大选。而它的内容是：一盒瑞士卷8个，女儿吃了2个，儿子吃了2个，老公吃了2个，剩下2个女人想吃被老公骂。然后全民（特指中国人）掀起了一场瑞士卷大统考，不是问老公怎么分就是问网友怎么分。

已经厌倦了讲述对围墙内的信息感到多么绝望，但不管转发多少惊悚的社会新闻，诸如三名公职人员性侵未成年少女、女大学生被囚禁……都只能谈论眼前这一桩“瑞士卷”的时候，虽然它传播得很快，有很多人参与，很快还完成了官方的围剿，要彻查“瑞士卷”背后是否人为剧本，当事人道歉……越是这样快速的闹剧，越是显现了信息的低速和无效。

微博开屏广告还装模作样地进行议程设置：“美国大选中国人民最关心什么。”但事实你能谈的就只有“瑞士卷”。这是一个赛博黑洞。眼看所有“新闻”风生水起，但其实是最经不住考验的东西被快速抛起，然后重重落下，又等待下一个浪花。网络不会再有其他的变化，反而养成了兽一般的网民，他们的注意力被恶意喂养，于是他们也反馈出非比寻常的恶意。

于是我们的互联网有了“活人”这种说法，起初是认为明星的微博变得越来越无趣，不像上一个十年那样精彩，那时他们还敢说话，也不会被网友“抵制”。现在蔓延到说一些普通的博主是“活人”，或者批评其没有“活人味”，被“资本”或者其他的什么东西吞噬了。但吞噬账号里的人，不也有观看者的份。

我也被说过是“活人”。我的微博有几万关注者，仍然用这个词造句的话，当然有一部分不是“活人”。这不是在调侃，是真的，有一些账号是微博养的假账号，俗称“僵尸号”，它们被大量塞给真实的微博用户，让它看起来更“真”，以便什么时候“利用“。这种原理可能和数据有关，但是用玄学的解释就是，沾一沾人的活气。听起来非常惊悚，但可能这也是“活人“这个词诞生的背景。

我现在会警惕自己被说成是“活人“。其实在罗玉凤说自己是“电子宠物”以后，我就觉得我哪里是什么活人，我不过是被观看、且随时有可能会被围剿的电子宠物。

罗玉凤这么多年仍然比大多数人更了解中国以及中国的互联网，她在 YouTube 有一个视频指南《如何避免成为电子宠物，如果不幸成为电子宠物该怎么办？》我觉得是很多仍然坚持说话、但不可避免就被中国人围攻的人们所寻找的答案，或者说只有罗玉凤才意识到它是个问题。

很久之前和外公聊天，和他聊网上在发生什么，什么东西会被传播，结果如何。他总结得出：网络上在进行文化大革命。我至今觉得很准确，这就是围墙之内的互联网现状。哪怕我们再假装欢乐地嘲笑一个什么东西，娱乐性地使用某些资讯，也仍然逃不出这个在进行着“文化大革命”的网络空间，它会以它独特的方式收场，甚至开始主导传播，于是我们的视野里就只会剩下“瑞士卷”这种来得快去得也快的东西。

最近看到网友谈不仅要“肉身润”，更要“赛博润”，我想“赛博润”的意思可能就是，要从这个迟缓如黑洞、数据单一到只能造出暴风雪长城的地方出逃，去到能够和全世界自由进行信息交互的地方。

2024 年 11 月 6 日

CDT编辑注：本文是美国斯坦福大学教授、政治科学家弗朗西斯·福山（Francis Fukuyama）发表在《金融时报》（FT）上的专栏文章。微信公众号“在四季旅行”转载的版本删去了原文中关于中国的部分，以“□□”代替。CDT已将相关内容补全。由于原文的中译版是FT中文网付费文章，CDT仅提供节选作为审查的记录。

【404维修站】栏目旨在收录因为中国的言论审查或者在政治压力之下的自我审查而从文章或者书籍中删除或修改的词语、句子或章节。欢迎读者提供这类审查信息。

没有哪个欧洲强国可以取代美国成为北约的领导者，因此它未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
（英文原文：There are no European champions that can take the place of America as the alliance’s leader, so its future ability to stand up to Russia and China is in grave doubt.）

美国的东亚盟友和朋友也同样处境艰难。虽然特朗普对中国的口头立场强硬，但同时他也非常欣赏习近平的强人作风，并可能愿意在台湾问题上与习近平达成协议。
（英文原文：East Asian allies and friends of the US are in no better position. While Trump has talked tough on China, he also greatly admires Xi Jinping for the latter’s strongman characteristics, and might be willing to make a deal with him over Taiwan.）

唐纳德·特朗普和共和党周二晚的大胜将导致从移民到乌克兰等重要政策领域发生重大变化。但此次选举的意义远远超出了这些具体问题，它代表着美国选民对自由主义和自 20 世纪 80 年代以来对“自由社会”理解演变的特定方式的坚决拒绝。

[…] 一些最重要的变化将发生在外交政策和国际秩序的性质上。乌克兰是迄今为止最大的输家；它在选举前与俄罗斯的军事斗争就已经萎靡不振，特朗普可以通过扣留武器迫使它接受俄罗斯的条件，就像共和党众议院去年冬天六个月所做的那样。特朗普私下威胁要退出北约，但即使他不这样做，他也会因未能履行第五条共同防御保证而严重削弱北约。没有哪个欧洲强国可以取代美国成为北约的领导者，因此它未来对抗俄罗斯和□□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CDT补全：因此它未来对抗俄罗斯和中国的能力令人严重怀疑。）相反，特朗普的胜利将激励其他欧洲民粹主义者，如德国另类选择党和法国国民联盟。

美国的东亚盟友和朋友也同样处境艰难。虽然特朗普对□□。（CDT补全：虽然特朗普对中国的口头立场强硬，但同时他也非常欣赏习近平的强人作风，并可能愿意在台湾问题上与习近平达成协议。）特朗普似乎天生反对使用军事力量，而且很容易被操纵，但中东可能是一个例外，他可能会全心全意支持本杰明·内塔尼亚胡对哈马斯、真主党和伊朗的战争。

[…]我们只能希望，在他上任后，一些剩余的制度护栏能够继续存在。但情况可能必须变得更糟，然后才能好转。

郑州20万大学生夜里骑行去开封，是耐人寻味的大事件。

开始的时候，文旅部门欣喜、呵护，但是他们很快就感到恐惧。今天，郑开快速路已经封闭，三家共享单车也联合发布公告，如果骑车越过四环，就自动锁车。

前两天看有些媒体评论，呼吁年轻人挥洒青春的时候也要注意安全。这是无聊的提醒，也并不懂得年轻人正在做什么。说到底，这不是“交通行为”，也不是体育行为，而是社会行为。

我看了一些视频，年轻人骑着共享单车，非常开心。有人甚至一边骑行一边背诵古文。他们完全无害，也有点让人心疼。

这场大型集体行为艺术，被冠以“青春”的名义。这是顺从、听话的青春，但是毕竟也是青春。既要“发泄”，也要绝对安全；不想冒犯任何人，但是还是想对世界说点什么。

真正让我震惊的，是老家省城竟然有这么多大学生。1997年我到外地读大学，放假也会到郑州去，那时的大学很少。现在，郑州没有什么好大学，但是有非常多的大学，媒体报道夜骑人数超过20万。

大量的无所事事的年轻人聚集在城市。他们知道毕业找工作很难，考研很难，而考取公务员更难。在校期间，他们也习惯了人脸识别、各种绩点考核，激励制度非常复杂、完备，但是终究开始变得无效。

深夜骑行就是这一背景下的“听话的反叛”。在规定的线路，和同学们一起，在安全的速度内，进行一场“夜游”。它近乎是一种“集体主义”的狂欢，大家在一起，这既是快乐的源泉，也是安全的保障（在人群中的那种安全）。

过去20年，中国高校疯狂扩招、合并，各地都建有大学城。但是，大学城的规划非常讲究，它几乎是去生活化、去社会化的。大学城很少有书店，几乎没有校外的公共活动。它不但没有成为真正的”社区“，甚至连商业价值也缺乏——整体上是透明、干净的禁欲风格。

这种氛围下成长的是奇怪的青春。健康的，让家长和老师放心的，但同时也可能是空洞的。微博上“成年网友”，绝大部分都在指责年轻人“盲从”，阻碍交通，毫无意义。其实，对这些年轻人来说，走出校园骑行已经是一种冒险，在这样的“无意义”中也能寻求意义。

可以和万圣节游行对照。年轻人的万圣节派对，要有创意得多。但是，骑行和万圣节在本质上近似，它们都反映出年轻人对快乐的渴求——记住，不是成功，不是进步，也不是社会责任，而是快乐。有时候甚至只是身体的、“健康的”快乐。

不能过万圣节，就有可能去骑行。骑行并不违法，也不会冒犯任何人，甚至可以伪装成文旅经济小小的贡献者。当然，现在证明，这样的骑行也是不行的。但是，封路或者过了四环就锁车，并不能真正禁锢年轻人的内心。

可见的未来，年轻人的“聚集”会越来越频繁，也可能以更轻、更无意义的形式呈现出来。毕竟，年轻人的肉体依然存在，他们终将长出一点精神。从郑州到开封，并没有个人的“出路”，但是你以某种形式出现在路上，就是“道路”本身。

1

万万没想到，这年头，老师也成了一种高危职业。

11月3日，四川南充。

一名家长忧心忡忡地向记者反映了件最近困扰的事：

一年一度的城乡居民医疗保险又开始缴纳了，他今年原本不打算给孩子交，但孩子班主任在班级群里催缴，还声称没买的学生要被停课，学校还要给家长开会。

“你不买，天天群里催！小孩都被区别对待了，不买不行啊。”

这位家长提供了该班主任在群内的微信截图，班主任在群内要求“马上给孩子买了，否则学校要求停课，给没买的开家长会”。

这一做法引发了家长们的不满，有家长反问到：

这不是自愿缴纳的吗？为什么又要强制执行？

面对家长们的诘问，班主任老师连连解释：

“没办法，这是学校安排的，学校说是教育局安排的，教育局说是上面安排的……学校以停课相威胁。”

这个说法，让无数家长纳闷且气愤：

教师的职责是教书育人，什么时候，连催缴医保都跟学校挂钩了？

那么这件事，背后的始作俑者到底是谁？

记者联系了当地教体局，教体局工作人员直接表示学校做法是错误的，医保是自愿的，将进行调查。

他们还表示：没有向学校下达过医保的任务指标。

诶？那这个事就不是教体局的责任。

记者又连线了当地的街道办、医保局，他们都表示，医保是自愿购买原则，否认向学校下派任务。

对于学生因此被停课的情况，工作人员表示“我们不知道这个情况。”

得，问了一圈，都是否认三连。

难不成是老师自己强制要求学生缴纳医保？

而且这件事，班主任催缴了，对她有任何好处吗？

11月5日，教体局又出来回应了：

是班主任发布的信息言辞不当、语意不明，没有强制，没有停课。

其中的深意，看到这里相信很多人都明白了，我就不扒开写了，你懂的。

而这件事，在网上引发了网友们激烈的情绪。

很多人对这种做法表示强烈的不满：

“这哪是生孩子，这是生人质！”

“只要不生就没有软肋。”

“终究还是孩子的钱好挣！你们不买他们父母的高额退休金哪来？”

这件事，为什么会引发如此大的愤怒？

说白了，大家反感的并不是买医保这件事本身，而是用孩子做软肋去拿捏家长干这干那的行为。

今天是买医保，明天又可以是别的事，一旦开了个头，以后无论什么事都会要找学校，找老师，通过拿捏孩子，给家长施压。

这样下去，老师到底是教书的，还是来施压的？

教育的边界一而再再而三地被人践踏，怪不得有人说，现在可能只有殡仪馆不找班主任下达通知了。

什么行政命令都要求学校和老师来执行，动辄就拿孩子来威胁。

孩子这个“软肋”真的是被有些人用得够够的了。

2

这件事并不是孤例。

前段时间看到一个离谱的新闻。

江苏某县的一名高三班主任就在网上吐槽：

她称这段时间县某局发布了一份关于不文明交通行为整治的通知，将重点查处家长、学生不戴安全头盔的现象。

她已经再三强调并把该精神传达给学生和家长。

可这样还不够，上级还要求每个班级的班主任每天必须要督促各位家长在骑电瓶车的时候带头盔，并且要统计全班学生上下学方式。

如果发现有家长和学生在上学或放学途中不戴头盔的，她将会被学校通报批评。

也就是说：家长不戴头盔，受到通报批评的却是老师。

本以为这个政策已经够让人难以置信了，但事实往往比我们想象的更加魔幻。

有网友晒出了他孩子学校的通知。

有三个家长和学生没有佩戴好头盔，而这，本是有关部门应该管的事，到最后却变成了，学校、孩子和家长的事情。

更让人感觉魔幻的是，家长如果被处罚，孩子在期末评优的时候将会受到影响。

真的是离了大谱！

我忘记戴头盔，该怎么罚怎么罚，我半句怨言都没有。

但这关老师和孩子什么事？

用孩子拿捏我们做家长的？

虽然骑车戴头盔是一件正确的事，也确实应该戴头盔，但他们这样做就让人心里不舒服，仿佛送孩子去学校，就是被他们拿来当人质。

因为他们知道：只要涉及到孩子，做家长的就会束手无策。任由别人搓扁揉捏，也无可奈何。

这样类似的事件实在不胜枚举。

2022年，某学校流传出一张图片。

国家反诈APP也进校园了，要求学校和班主任动员家长安装。

这出发点本是好的，如果只是要班主任动员也就罢了，然而，在通知的最后，依然给老师们下了个“软钉子”。

6月底前区暗访组将分校分班对安装情况进行抽查，请务必100%安装。

谁安装了，谁没有安装，没有安装怎么处罚，摊到老师头上，自然就成了他们的任务了。

还有广东一些小学的家长接到学校发给家长的“一封信”。

信里的内容却无关任何教育的内容，而是希望通过“小手拉大手”的方式，推广ETC。

内容一出，很多家长既茫然又愤慨：

ETC跟学校有什么关系？为什么每个家长必须完成任务？

本来我们可以硬气地回答：装不装是我的自由。但这事一旦经过了学校，性质就变了味。

很多家长担心不安装老师完不成任务，孩子要被穿小鞋，即使不情愿，也还是给足了老师的面子，配合老师的工作。

这里面最气愤的就是，很多学校总是包装成“遵循自愿原则”，但家长若是没有安装，就又要孩子回去催促家长办理，总之就是要达到目的。

所以，请问这还是“自愿”吗？保险推销员都没这么难缠。

这些杂七杂八的任务，不仅家长反感至极，老师也是苦不堪言。

很多老师吐槽：

现在的任务最主要的不是备课教学，而是应付各种检查，督查，完成“上级”布置的各种任务和打卡……

消防，禁毒，扶贫……这些行政上的科普任务也就罢了，但有些地方甚至要求老师监督学生家长是否给爱宠打狂犬疫苗，要老师发链接到家长群里各种点赞，投票……

一天天各种任务摊派下来，耗费了老师大部分的时间，上课和教书已经变成了见缝插针的事。

有人统计过当代老师的“任务”：

安全教育平台，禁毒知识竞赛，宪法小卫士，防溺水，青年大学习，手抄报，劳动作业……

不一而足，令人头大。

即使这么难，孩子和家长也必须全方面配合。

不配合？

“上面”就会找老师的麻烦，最后，这麻烦还是摊到了孩子的身上。

很多老师现在老师活成了一个冲在前线的“工具人”，各种部门各种文件通过老师和学生这种最直观的权威关系，去“拿捏”。

作为公民，你可以不听他们的，但作为家长，你不听老师的？

而当学校成为了一个传达指令和KPI的场地，当老师成为了一个绩效打卡员，当老师不再以学生的学业成绩作为唯一的考核标准时，老师们还有多少心思放在咱们的孩子身上？

这个现象的背后，其实是学生的悲哀，也是学校的悲哀，更是社会的悲哀。

3

几年前，我的孩子也曾拿过一张单子，上面要求家长带孩子参加某个活动，价格还不便宜。

班主任老师对家长说：

“这是学校下达的任务，她也没办法，必须下发。

但是具体的内容家长可以自行甄别，自愿报名，即使不报名也无需跟老师交代。”

孩子如今已经上6年级，这个老师也早在几年前就去了初中部任教。

但我仍然对她印象十分深刻。

一、她传达了学校的通知，完成了任务，学校不至于处罚她。

二、她顶住压力对家长告知实情，对得起自己的良心。

毫无疑问，她做得非常好，但我想到的是，是不是我们每个老师，都必须要这样小心翼翼，如履薄冰？

著名三农问题专家温铁军说过一句话：

现在生的不是孩子，是人质！

这句话，异常犀利地剖开了冰川之下的隐匿。

孩子，是家庭的希望，是父母的软肋，但正因如此，总有人拿着刀子，对着你的软肋不停地戳。

因为他们年纪尚小，又天然地对学校、对老师有着畏惧心理，不敢有任何的反抗，只能听之任之。

于是，他们压榨学校，学校压迫老师，老师压迫学生，学生再要求家长，环环相扣，万无一失。

可悲，可叹。

校园，应该是最干净的沃土，是最纯粹的地方，但不知什么时候开始，这个地方性质渐渐变了味。

校园变成了传达指令地，教室成了生意场，在这种现状下，孩子难受，家长愤怒，老师崩溃。

曾经，我们亲切地称学校是人民学习地，称老师是人民老师。

那是一个没有微信群，没有各种考核的年代，但我们仍然可以教出非常优秀的孩子。

教育，从古至今都只有一个原则：

为天地立心，为生民立命，为往圣继绝学，为万世立太平。

唯有如此，学校才能真正成为一方净土，我们的孩子，才能在这样的氛围中，成长为一个个正直乐观的人。

把教育还给老师吧。

郑州市公安局公安交通管理局9日发布交通管制通告：因郑开大道郑州段多处路面被共享单车等物品占用，为尽快清理相关物品、确保道路通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现决定自2024年11月9日16时至10日12时，对郑开大道郑州段非机动车道实行禁行措施，因此带来不便，敬请大家理解。

同日，开封市公安局交通警察支队发布通告称，因郑开大道开封段多处路面被共享单车等物品占用，为尽快清理相关物品、确保道路通行安全，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有关规定，现决定自2024年11月9日16时至10日12时，对郑开大道开封段非机动车道实行禁行措施，因此带来不便，敬请大家理解。

此前报道

据报道，“夜骑开封”的热潮源于今年6月。当时，4名郑州的大学生为了吃开封灌汤包，在晚上7点骑共享单车出发，历时三个多小时抵达。这一举动在网络上迅速走红。

直至近日，“大学生夜骑开封”爆火网络。

11月8日深夜，因大学生夜骑开封队伍集中涌入郑开大道，导致交通严重拥堵。郑州交警连夜对相关道路进行了临时交通管制。

9日凌晨，河南开封官号连推多条言论，倡议大学生不要扎堆骑行，对社会要有责任心，要激情更要安全，并珍惜此次全社会的保驾护航。

开封融媒官方微信号发布推文称，热血不止共享单车，青春并非没有界线的横冲直撞。安全并不一定以骑行人数取胜，拍脑袋就走的穷游实则充满风险，举全社会之力的后勤保障不可能次次出现。

开封融媒写到，“青春要passion 更要平安”，如此大规模的集体骑行，势必会造成道路拥堵、城市拥挤以及其他安全隐患，同时也会给两地正常工作生活带来诸多不便。

开封融媒建议大学生骑行开封不必扎堆夜行。“旭日初升的早晨、阳光灿烂的下午，叫上三五好友，寻找更惬意舒适的路线吧！”

另外，9日凌晨，美团、哈啰、青桔相继在深夜发布骑行倡议书。三家公司均在倡议书中表示，希望大学生朋友能够慎重考虑并减少此类从郑州骑行共享单车至开封的行为。

来源：中国新闻网、北京日报

袜子当然是含棉纤维多的好穿，其实也不算贵，在工厂生产端，一双纯棉的袜子（实际含棉量70%左右）成本只要一块多钱。但是，如今在电商平台已经很难买到纯棉的袜子了，大量标注纯棉或者棉纯的袜子，实际上仅含有便宜的涤纶纤维。

袜子产业的整体品质从升级到停滞，再至现在倒退，背后有着砍一刀公司不可磨灭的功劳。其他很多个关乎我们日常生活的产业，都是如此。

我原先就知道这个因果关系，但一直缺乏翔实的调查来支撑观点，直到最近看到公众号“正面连接”的一篇深度调查报道，才更加直观具体地认识到，一家电商平台的崛起对民生消费品各个领域的负面影响有多深。

以袜子这个细分产业为例，“正面连接”的报道详细展示了电商平台的极限压榨是怎样逼着整个行业的代工厂一步步降低价格，一步步逆向淘汰棉袜，一步步停止产业升级陷入低质内卷。

据“正面连接”报道，更吸汗透气的纯棉袜子在2010年代本来已经成为了市场的绝对主流，某电商平台横空杀出之后，袜子的平均价格的确是被打下来了，可袜子里的纯棉纤维也同步被赶走了。在占到全国销量70%的“袜子之乡”浙江诸暨，涤纶袜子的出货量已经是纯棉袜子的好几倍。

中国市场从40年前一脱就噼里啪啦闪静电火花的化纤袜子升级到纯棉袜子占主导，用了二十多年时间，而纯棉袜子从绝对主流降级到涤纶袜子的配角，只用了不到5年。是什么力量在作祟？

原因很简单：袜子的价格被某些平台规则压到了不合理的区间，压到了纯棉袜子做一双亏一双的“生死线”，自然就是低成本涤纶袜子的天下了。

虽然“正面连接”的报道没有直接点名，但明眼人都能看出来，这家横空出世的平台就是砍一刀。

袜子的生产成本压缩到什么程度呢？八月酷暑时节，体感温度达到40度，诸暨的一家袜子工厂连空调都不敢开。

袜子工厂的老板黄雄说：“我开一个机器，一天最多挣30块钱，最少挣15块钱，开30台机器，也就不到500块钱。假如开空调，几百平米的空间，一天的电费就要300多，所以不敢开。”

袜子工厂的逻辑变得十分简单粗暴：将成本和利润压到最低，每个环节只挣1分钱，用几乎最低的价格将袜子供给客户。

那客户是谁呢？你以为是每一位消费者那就错了，工厂的真正客户是砍一刀。

表面看起来，工厂在电商平台开店铺，砍一刀只是提供了互联网服务，但实际上，砍一刀决定着产品的零售价，决定着产品的促销方案，决定着订单的售后退款。

平台才是真正唯一的卖家，工厂只是砍一刀的供货商而已。

在实际操作中，砍一刀的运营会和很多家生产袜子的白牌工厂接触，要求他们大幅降价，品类最低价才能获得平台的流量扶持推荐。你想说我价格稍微高一点，品质也好一点行不行？没用，平台不给你流量扶持，用户搜索时根本翻不到你的店铺。

这样看起来，消费者在这个平台上虽然难以买到优质好袜子，至少还能买到便宜实惠的袜子吧？是，但有一个前提是袜子的质量要有基本保障，不能穿几天就露脚趾，不能一脱鞋熏坏满屋子人。

而袜子的质量恰恰是砍一刀没那么关心的指标，因为这家平台还有一项绝活儿是代替商家操作直接退款，所有的退款成本由工厂承担。

不管袜子的质量多么低劣，只要价格够低，退款之后可以继续获得平台的流量推荐。总有更多的用户懒得为了几块钱去申请售后，生产低劣涤纶袜子的厂家就这么依附在砍一刀身上赚取那每道环节1分钱的利润。

如果仅仅是这样，一个品类一两家工厂被砍一刀平台压榨，还不至于影响到整个行业。砍一刀的厉害之处在于，它会不断地更换流量扶持的工厂，谁给的价格更低就把流量倾斜给谁，逼着所有供货工厂去卷最低价。

最离谱的是，正常生产销售的袜子需要跟清理库存赔本甩卖的袜子比价。

那正常生产销售的袜子怎么才能跟亏本清库存的袜子比价呢？只有一个“田忌赛马”的办法，就是把C级的袜子包装成A级销售，这样就能和亏本清仓的A级袜子比拼低价。这也是消费者经常反馈从平台上买到的低价产品货不对版的原因。

薄利多销是对买卖双方都有利的情况，货不对版的低价倾销则是对行业和消费者的双重伤害，唯一从中获益的是立于不败之地的平台。

那有的读者会说了，我知道了这个平台的特点，不在意质量只图便宜的时候去买，想买质量好的东西就去别的平台，岂不完美？

那就太天真了……

砍一刀对行业的影响绝不仅局限于在它平台上推荐的那些工厂，而是通过极限的内卷硬生生停滞甚至拉退了很多行业的产业升级。

据“正面连接”报道，2010年代，诸暨袜子产业经历了几次整体的产业升级，厂家纷纷升级更新技术的机器设备。一位厂长介绍，那时升级机器是没办法的事情，一定要换，不换就会被客户淘汰。政府对生产高端袜子的“一体机”补贴力度一度高达40%。而现在，纯棉高端袜子最难做，都在卷低价，厂家自然没有动力去升级新机器。正面连接访谈的绝大部分厂家，都尚未更换最新一代的“织翻缝一体机”。

诸暨一家袜子工厂原本雄心勃勃要做自己的品牌，定制了价值200万的包材，如今也只是躺在那里落灰。还有工厂送走了研发新品的经理，重新走起了低端走量的路线。

在极限卷低价的氛围之下，整个行业的产业升级步伐被粗暴中断，在局部甚至出现生产技术的倒退。一家平台规则的力量竟恐怖如斯。

投射到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就是现在我们不仅在砍一刀很难买到真正的纯棉袜子，即使换到其他电商平台，也要花更多力气才有机会买到一双纯棉袜子。而袜子，只是中国受到极限卷低价平台侵蚀的万千行业中不太起眼的一个。

童装、护肤品、充电线、牛肉干……无数个行业都陷入了白牌工厂挣扎求存的困局。

分享一点基本常识：

有低价有高价的市场是产业链繁荣和消费者受益的必需条件，一个只剩无限卷低价且不顾产品质量的市场，最终一定会害了所有人。

本文于11月5日首发于公众号基本常识，后被神秘力量删除，现修改重发以正风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