没必要跟一个纯PR项目较劲儿。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2826.html

复赛之后，阿里达摩院终于承认姜萍师徒在初赛中作弊。与此同时，后两者所在的涟水中专也出公告，宣布取消数学老师王闰秋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

网上又是众说纷纭。关于姜萍风波，我写过两篇评论：

撕扯姜萍：一部爽剧，观众争着做导演

姜萍作弊？最新消息来了！

现在，我仍坚持原观点：姜萍师徒有无作弊，一点都不重要。没必要跟一个纯PR项目较劲儿。

今天我还要补充一句：感觉情感被欺骗，智商被侮辱的人，都属活该。

这年头还相信“中国奇迹”和“底层逆袭”，你配得上东亚和东南亚的任何骗局。

数学大赛本就是阿里达摩院一个自称公益的PR项目，初赛又是开卷。这样的赛制下，任何人的成绩不经复审都不能认定为真，尤其是中国选手。

阿里达摩院将这起舆情甩锅给师徒二人，有点不厚道。你给了选手作弊钻空子的机会，这可以解释为全球数学大赛已习惯了开卷。但在初赛成绩出来后，对姜萍的数学能力却不做基本考证，就发动那么多媒体渠道大吹特吹，这口黑锅是甩不出去的。

阿里达摩院前几年推出的数学天才，是否也和姜萍一样？如今只有姜萍被抓现行，以后人生路可想而知有多艰难，达摩院要不要给她一点补偿呢？

至于参与造势的媒体，它们都已经做肉喇叭很多年了，作伪远甚于此案者不计其数。信它们的人，我一个都不同情。

最后，希望官媒和阿里达摩院和再接再厉，变本加厉，为爱国者制造更多正能量。再找演员的话，请放过未成年。

最近发布的“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显示，我国劳动就业参与者平均每天的活动时间是6小时23分钟，通俗的讲就是，一周下来，平均每天工作的时间是6小时23分钟。

这明显和我们的感知不同，也和其他的调查数据不吻合。“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是抽取的今年5月份作为样本。当月，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全国企业就业人员周平均工作时间是48.7小时，算下来每天是6.95小时，将近7小时。 这两个数据明显是不吻合的。

如何解释这种数据和现实的背离呢？

首先，要看调查的对象。“时间利用调查”采取的事居民入户调查，随机抽取5月份周一到周五的一天，以及周末的一天，然后让被调查者每十五分钟记录一次自己的活动。只要这期间有过以薪酬为目的的活动，就会算进去。而“企业就业人员”的调查是以企业为单位的，排除了非正规就业，以及没签合同的，零时工等等。

这可能带来一个偏差，就是有些人是非充分就业的，并不是全职工作。这可能拉低了整体的工作时间。这些人很难纳入失业统计，根据国家的统计标准，每周只要工作了一小时以上，就算作就业人口。 比如，现在大学生就业难，有些暂时没找到工作的，可能会做一些零工，贴补点收入。如果这部分人被统计进去，就会拉低整体的就业时间。 当然了，这只是笔者的猜想，并没有任何的数据支撑。 

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所发布的数据

另外，这个调查统计的是6岁以上的所有人口。而这里的6小时23分钟，是就业参与者的数据，虽然排除了16岁以下的人口，但是仍然包括60岁以上的人口。如果分年龄段看，16/17岁的平均时间是4小时21分钟，18-59岁的时间是6小时32分钟，60岁以上的时间是5小时30分钟。很明显，老年人口和18岁以下的人口，就业并不充分，这也拉低了数据。 

但是，18-59岁的人口中，并没有进一步细分的数据。所以也很难确定，是不是青年群体中有大量的非充分就业人口。但是按照目前青年失业率高企的状况，这种可能性是很高的。 

如果按五天八小时的正规工作时间，每周七天平局下来就是5.7小时。这是显著低于6小时23分钟的。所以，这个数据所反映的工作时间仍然是很高的。

事实上，这里提到的两个数据，都无法真正反应我们的工作时间。“时间利用调查”的数据会被非充分就业人口稀释，而“企业就业人员”的数据，没有包括大量非正规就业，以及灵活就业人口。很多不正规的加班也不会算进去。所以，这两个数据都是明显低估实际情况的。但，即使这样，出来的数据仍然明显高于五天八小时的正规工作时间。这更能说明，我们是处于全民加班的阶段，工作时间远超五天八小时。 

老年人口大量参与劳动

这个数据还反映了一个重要现象，就是老年人口的劳动。数据显示，60周岁以上人口，平均的有酬劳动是5小时30分，无酬劳动是3小时31分钟。 这说明，我们有大量老年人口，处于退而不休的状态，甚至做了大量的无酬劳动。这也和我们的常识吻合，很多人退休了还会找点事情做，尤其是帮助儿女带孩子，做家务。

最近国家出台了延迟退休的政策。如果实际情况是很多老人虽然退休了，仍然在工作。那么延迟退休，无非只是延迟退休金的领取。如果老人在家做家务。那么，延迟退休之后，谁做家务呢？

数据的复杂性

总之，数据虽然看起来客观，但是背后却隐藏着非常复杂的现象。 如何对解读数据，就非常重要。“全国时间利用调查公报”发布后，很多媒体直接拿着数据来宣传。比如，有媒体说，全民健身时间多了。他们的理由是，运动健身在2024年参与率为49.6%， 2018年为30.9%，提升了18.7个百分点。

这确实没错。但是，如果细看数据，就会发现，2024年参与锻炼健身的平均时间是1小时10分钟，而2018年的平均时间是1小时41分钟。虽然参与率提升了，但是参与时间降低了啊。而且，2024年的数据是6岁以上人口，2018年的数据是15岁以上人口。大量的学生参与运动是很正常的。

所以，不要简单的相信数据，数据的解读很重要。

获取最新的劳动力市场和宏观经济数据解读，请关注：

 相关文章：

一年内三度刷新纪录，中国人平均工作时间拉长至新极限，工作生活平衡遭严重冲击

遥遥领先！各国“周平均工作时间”最新数据

统计局最新数据：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是男性的1.9倍

***

加作者微信，以防走丢：laowuhongguan

西坡原创.

敢于相信一切美好的事物都与自己有关。

文｜西坡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

在本届竞赛中，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和其指导的学生入围决赛，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决赛阅卷结果，二人未获奖。据调查了解，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这也暴露出竞赛赛制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谨等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据调查了解，在 2024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预选赛中，我校教师王某某对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

经研究，我校给予王某某诫勉谈话处理，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我校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和校风学风建设，教育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成才观，鼓励师生踏实上进。同时，恳请广大公众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包容和爱护。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消息，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一出闹剧终于到了收尾的时候。

但我还是感到失望，深深的失望。不是对王、姜二人的失望，而是对偌大的机构如此不在乎自身信誉的失望，更是对我们的社会如此彻底地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的失望。

从这两份通报，我们依然拼不出幕后的事实。一个很大的疑问在于，究竟谁是作弊事件的主谋？如果王某某是主谋，学校对他的处罚明显是过轻的。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里，个体有各种卑劣的、侥幸的、投机的想法，都是正常的，是大海里边普普通通的小浪花。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起不难甄别的作弊，却产生了一个轰动全国全网的“天才数学少女”，而当这样一个“天才少女”的真实性引发强烈质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抵达迷雾的中心去获取真相。

当时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通往真相的道路，已经堵塞》：

我们需要的是信任中介机制。比如说，有我们都愿意相信的第三方，把大家的材料、判断、疑问、推导都带上，深入到故事中心，求得一个真相。那么我虽然不懂数学，我也可以通过对这个第三方的信任，来获得我可以充分信任的真相。

但你发现，这种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已经消失了。我们社会的信任中介机制崩溃了。所以遇到大小事情，争论各方都是快速“抛开事实不谈”，娴熟地攻击对方的道德动机。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异常严重的事，比“天才数学少女”是否造假严重一万倍。今天是这个事，明天是那个事，无数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无法抵达事实核心，只能在外围开展情绪激烈的低层级论战。长此以往，我们族群的智力会被我们自己锁死的。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今天，我们确实获得了考试存在作弊的真相。但这样的真相是被施舍来的不完全的真相。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相关方面是在认为这样一个时间点，这样一种措辞，可以实现负面效果最小化，所以才把真相施舍给了我们。如果他们不讲，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闹剧收场，悲哀未央。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通报，是我们与真相发生关系的唯一途径。

今天铺天盖地转发通报的媒体，全部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当然，没人会感到羞耻的。每家媒体都会说，别的媒体也没有挖掘出真相。媒体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别的同事也没有挖掘出真相。

搁在前些年，我会假设，有些记者已经挖掘出了真相，只是碍于各种各样的阻力，没有办法把稿件发出。但是现在，我觉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大概率没有一个人试图去挖掘真相了。如果我错了，我愿意向被我冤枉的人满怀感激地道歉。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而且失去了生产事实的冲动。所有人都满足于在情绪的泡沫里互相安慰、互相辱骂或者自怨自艾。

我甚至为自己执着于谈论事实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难堪。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说：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最后我只能说，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将来发生什么都不值得惊讶。

继续阅读

所有人打压所有人的老中的一生

永远不要跟系统共情

“内卷”或者简化后的“卷”，是近几年最流行的词之一。

“内卷”本来是一个相当值得思考的经济学名词，但是在网络的推波助澜下，逐渐被简单化和滥用，变成了一个粗浅的词，可以说是非常遗憾的。

内卷本来是指什么呢？其实看字面意思就是“向内部卷曲、把一个东西扭转为筒状”。

让我们来看看维基百科的定义：

德国哲学家康德区分了“内卷化”（英语：involution）与“演化”（德语：Entwicklung）的不同意涵。

美国人类学家亚历山大·戈登威泽发展了内卷化的概念。在1936年的研究原始文化的一篇论文中，他使用“内卷化”来形容某文化模式达到某最终形态后，无法自我稳定，也无法转变为新的形态，只能使自己在内部更加复杂化。

戈登威泽认为，文化模式达到了上限之后，模式的规定导致了文化的外在的统一性，从而渐进发展起统一性内部的不同要素的多样性：如毛利人的装饰艺术要素很少，却有着复杂而精细的设计，戈登威泽将这种现象称为内卷化。

30年后，美国人类学家克利福德·格尔茨在《农业的内卷化：印度尼西亚生态变迁的过程》一文中借用戈登威泽的内卷化概念，以研究爪哇的水稻农业。

格尔茨认为，印度尼西亚许多世纪以来稻作的强化产生了更多是社会的复杂性，而不是技术或者政治的变革，这一过程也被格尔茨称为“内卷化”（英语：Involution）。

格尔茨使这一概念在人类学界与社会学界广为知晓，成为一种描述社会文化发展迟缓现象的专用概念。

以上是维基百科的资料。

从经济上来说，内卷可以理解为“不做大蛋糕、只更复杂地分蛋糕”。中国历史社会学家黄宗智曾用“内卷”来研究长江三角洲的小农经济，据此解释为什么当时的社会运行没有出现大突破。

内卷一开始在中文互联网流行，在我的印象中主要是起源于知乎。当时，知乎有一些写作者频繁使用内卷这个概念，来指代一些不良的经济模式。

在那段时间，恰逢中国产能过剩问题越来越突出，就有越来越多的人用内卷概念描述经济的发展问题。后来这个词被继续扩大适用范围，无论是人口还是教育，在很多话题上，都被引申使用。

再后来，这个词就开始变味了，尤其是它作为简化版的“卷”开始被应用之后，它的意涵变得简单化和粗糙化，退化成了“竞争”的网红代名词。

比如说下面这些例子：

“除了卷学习，还要卷事业。”

“我决定开始卷了。”

“在XX赛道上卷。”

最终，卷和躺平成了对立的词语，卷在这时候被赋予了一个新的内涵，就是奋斗、努力赚钱。

这时候，什么都会被说是卷，比如“在XX赛道上卷”，就是一种商业方面的滥用。在同一个商业领域竞争，是再正常不过的商业现象，但现在只要是竞争就会被说成是卷。

其他竞争也是，比如学生比较考试分数，就说是卷。

在企业里如果有拼命工作的员工，就会被说是“卷王”。

其实这些都不过是再正常不过的竞争行为，或者仅仅是为自己而奋斗的行为，都被概括为卷。

那么内卷的意思到底被偏离在哪了呢？原本的内卷和现在的卷核心区别在什么方面？

以前的内卷，其实并不强调竞争，它强调的是一种内部结构更加细致的分化。无论是在生物演化或是各种文化结构方面，它的意思都是：一个事物外在的边界被限定死了，无法继续向外扩张，于是它只能向内发展，将内部结构变得复杂。

引申到经济上，比如在水稻生产方面。不卷就是指发明新的高效率器械，或者农业技术方面的重大革新，从而从本质上提高生产力。卷，则是指不断增加同样大小的稻田中的劳动力，每个人都把活干得更细，但产量上升很慢，每个人的劳动所得也变得更少。

内卷也可以这么定义：“长期停留在一种简单重复、没有进步的轮回状态”。

综合起来看，内卷的本质，其实是不愿意搞创新，无论是技术创新还是制度创新，只是一味地在旧的机制上搞内部分化，最终大家都无法感受到进步与发展。

图片来源：澎湃·美数课

滥用之后的卷，成了很多人对抗现实的一种出口。只要一有奋斗的行为，就是卷，一搞竞争，也是卷，都会带上负面的色彩。

这样一来，会有两个害处。

第一，将正当的竞争污名化了，同时将恶性竞争简单化了。正当的竞争，是需要鼓励的，也是进步的源泉。比如企业之间通过技术的革新进行赛跑，看谁能更快地提高生产力。

内卷式的竞争则是，拼命压低生产成本，降低价格，甚至倒贴钱只为了抢占市场。以耗死别人、自己享有市场为目的，而不是依靠更好的产品品质等来竞争。这种行为叫它“恶性竞争”更合适一点。

我们必须区分良性竞争和恶性竞争，而不是把它们都装进“卷”这个框里。

第二，让奋斗行为被污名化了。

内卷式的奋斗，是通过压低别人的成绩、成果，来让自己变得排名更高，或者一味通过熬夜、延长工作时间等来竞争。

但正当的竞争也是存在的，比如提高学习能力，不断吸取各种知识，增加有用的技能，或者发展一些爱好，等等。

一个“卷”字，就让搞不公平竞争的人和努力奋斗的人混为一谈，也是一种不公平。

总体而言，“内卷”这个词被滥用的过程，集中体现了中文网络上一个普遍的现象，就是喜欢用流行语来消解和简化现实，从而带来一种反智的倾向。

内卷被滥用后，原来在哲学、人类学、经济学上的一个严肃词汇，变成了定义模糊的大众流行语，从而导致那些学术成果被幼稚化和忘记，这本身就是一种降智。

再加上滥用词汇所带来的混淆概念，让恶行者——比如那些大搞价格战的恶劣公司只需要一个“卷”字就能逃避道德责任，而让那些优质的奋斗型公司——比如小米这样持续精进产品质量的企业也被扣上“卷”的帽子，就会带来方方面面的认识误区。

中文的这种混淆、滥用、造词行为太多，导致中文本身也出现了严重的退化，我们根本就无法好好说话，因为每个人对每个词的定义都不一样。

这既是中文本身的一种特质，也是现在反智、降智的群体文化的一种反映。它说明，人们正在迅速丧失理解复杂概念的基本能力,只能理解一些肤浅的标签化概念。

文｜西坡

————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组委会：

在本届竞赛中，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教师王某某和其指导的学生入围决赛，引发社会关注。根据决赛阅卷结果，二人未获奖。据调查了解，王某某在预选赛中对其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这也暴露出竞赛赛制不够完善、管理不够严谨等问题。对此，我们表示诚挚的歉意！

————

江苏省涟水中等专业学校：

据调查了解，在 2024 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预选赛中，我校教师王某某对指导的学生提供帮助，违反了预选赛关于“禁止与他人讨论”的规则。

经研究，我校给予王某某诫勉谈话处理，取消本年度评先评优资格。我校将进一步加强师德师风和校风学风建设，教育引导师生树立正确的价值观和成才观，鼓励师生踏实上进。同时，恳请广大公众对未成年人给予更多包容和爱护。

说实话，看到这样的消息，一点都没有感到意外。一出闹剧终于到了收尾的时候。

但我还是感到失望，深深的失望。不是对王、姜二人的失望，而是对偌大的机构如此不在乎自身信誉的失望，更是对我们的社会如此彻底地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的失望。

从这两份通报，我们依然拼不出幕后的事实。一个很大的疑问在于，究竟谁是作弊事件的主谋？如果王某某是主谋，学校对他的处罚明显是过轻的。

但我觉得这并不是最重要的。一个社会里，个体有各种卑劣的、侥幸的、投机的想法，都是正常的，是大海里边普普通通的小浪花。

最重要的是，这样一起不难甄别的作弊，却产生了一个轰动全国全网的“天才数学少女”，而当这样一个“天才少女”的真实性引发强烈质疑之后，在相当长的时间里，我们却没有任何办法抵达迷雾的中心去获取真相。

当时我就写了这样一篇文章《通往真相的道路，已经堵塞》：

我们需要的是信任中介机制。比如说，有我们都愿意相信的第三方，把大家的材料、判断、疑问、推导都带上，深入到故事中心，求得一个真相。那么我虽然不懂数学，我也可以通过对这个第三方的信任，来获得我可以充分信任的真相。

但你发现，这种可以信赖的第三方已经消失了。我们社会的信任中介机制崩溃了。所以遇到大小事情，争论各方都是快速“抛开事实不谈”，娴熟地攻击对方的道德动机。

在我看来，这是一种异常严重的事，比“天才数学少女”是否造假严重一万倍。今天是这个事，明天是那个事，无数的大事小情我们都无法抵达事实核心，只能在外围开展情绪激烈的低层级论战。长此以往，我们族群的智力会被我们自己锁死的。

事实证明，正是如此。今天，我们确实获得了考试存在作弊的真相。但这样的真相是被施舍来的不完全的真相。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相关方面是在认为这样一个时间点，这样一种措辞，可以实现负面效果最小化，所以才把真相施舍给了我们。如果他们不讲，我们又能怎么办呢？

闹剧收场，悲哀未央。

我们必须承认，我们已然生活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通报，是我们与真相发生关系的唯一途径。

今天铺天盖地转发通报的媒体，全部应该为自己感到羞耻。当然，没人会感到羞耻的。每家媒体都会说，别的媒体也没有挖掘出真相。媒体里的每个人都会说，别的同事也没有挖掘出真相。

搁在前些年，我会假设，有些记者已经挖掘出了真相，只是碍于各种各样的阻力，没有办法把稿件发出。但是现在，我觉得在这几个月的时间里，大概率没有一个人试图去挖掘真相了。如果我错了，我愿意向被我冤枉的人满怀感激地道歉。

也就是说，我们不仅失去了生产事实的能力，而且失去了生产事实的冲动。所有人都满足于在情绪的泡沫里互相安慰、互相辱骂或者自怨自艾。

我甚至为自己执着于谈论事实感到羞愧，因为我知道这会让很多人难堪。他们每个人都有充分的理由去说：生活已经如此艰难。

最后我只能说，在一个无力生产事实的社会，将来发生什么都不值得惊讶。

大新闻。

据澎湃新闻等多家官方媒体报道，当地时间10月18日晚，据韩国情报机构国情院消息，朝鲜已决定向俄罗斯派出4个旅团规模的特战部队士兵参战，规模为12000人。

据悉，本月8日至13日已有部分朝鲜士兵通过俄罗斯海军舰艇抵达俄罗斯境内。据国情院消息，首批1500名已抵达俄罗斯的朝鲜士兵从朝鲜北部清津、咸兴、舞水端等地搭乘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所属舰艇抵达俄罗斯符拉迪沃斯托克，预计在展开适应性训练后投入俄乌作战前线。

这是官方媒体首次出现朝军入俄的报道。

此前，网上有消息说，18名朝鲜士兵从俄罗斯边境上的阵地逃脱。若为真，则说明，朝鲜在向俄罗斯提供武器外，也早已派出了兵力投入俄乌战事。

另一方面，朝鲜那位宇宙最牛80后日前宣布，朝鲜军队要认清韩国是他国、是敌国的事实，朝方已完全破坏并切断了连接韩国领土的公路和铁路。这不仅意味着从物理上的封闭，也意味着将同族意识和统一的认识打消。朝方以此最后宣告，今后韩国侵害朝鲜主权时，朝方武力将不受任何条件的约束。

二

老实说，我不是太明白这个80后的一系列激进操作手法。一方面，跟韩国摆出强硬姿态，宣布为敌对国家，随时干架；另一方面，为俄罗斯出武器不算，还出兵，等于将自身命运与俄罗斯深度捆绑在一起，不留任何回旋余地。

也就是说，不是什么唇亡齿寒，而是直接让自己成了“唇”的一部分。

问题是，这样做，不是主动将自己逼到墙角了吗？俄罗斯一旦失败，不是意味着将自己玩完了吗？还嫌不够，这个时候跟韩国交恶，莫非真的一眯退路都不留了？

当然，人家雄才大略，个中玄机不是我这样的普通人所能揣度的。

不过，大道至简，这世上的事，原本也没有那么复杂。要我猜测的话，我想至少有一个原因，那就是，这个80后在进行一场豪赌。

赌什么呢？

赌特朗普胜出。

日前，特朗普在接受媒体采访时称，乌克兰领导人泽连斯基对俄乌冲突的开始负有责任。

特朗普还隐晦表示，乌克兰可能不得不将部分领土割让给俄罗斯以达成协议，但乌克兰方面一直严词声明不可接受。

特朗普说，如果他11月在大选中获胜，他计划解决俄乌冲突。他打算当选后就做成这件事，而不是等到1月正式就职。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工潮gongchao.org：成立于2008年9月，旨在从一个阶级斗争、迁移和性别的角度研究以及记录中国的劳工风潮和社运。“网站有分析文章以及工人自己的故事，也有提供多种语言的资料。”除了编写以及翻译文章和书稿，gongchao.org在中国参与研究和采访。工潮也在中国以及东西欧组织有关工人斗争的演讲和讨论。

一、亚洲协会：美国大选两党中国政策差异巨大，但对抗中国是共识

美国大选前夕，亚洲协会政策研究所 (Asia Society Policy Institute) 发布了一篇文章，分析了美国两位总统候选人特朗普(Donald Trump)和贺锦丽(Kamala Harris)的中国政策，并探讨了对美中关系和亚太地区的影响。研究所得出结论，虽然两人的中国政策差异巨大，但在强大的美国民意基础下，美中关系难有好转。

文章封面

文章首先指出，目前的美国对华政策已经转向“战略竞争”。前任特朗普政府和现任拜登政府都通过关税、出口管制、对台支持以及限制双向投资等方式遏制中国的发展。因此，无论是特朗普再次当选还是拜登的副总统贺锦丽当选，这些政策大概率都会延续下去。

然而，特朗普和贺锦丽的不同之处也很明显。

作者认为，特朗普的中国政策具有急剧威胁性，但可能为北京提供一些机会。具体来说，他的政策以关税为主，承诺对中国进口商品征收高达60%的统一关税，并提议进一步限制中国对美投资。他还计划取消中国的最惠国待遇，扩大出口管制，甚至完全禁止进口中国的电子产品、钢铁和药品等。尽管这些措施可能会对中国经济造成严重冲击，但特朗普或许会将这些强硬政策视为谈判的起点，利用其施加压力以换取中方的让步。

另一方面，作者称“特朗普是一位不可救药的交易者”，他“可能会将中国的经济行动与外交和安全问题联系起来”。选前，特朗普曾多次抱怨台湾抢走美国的芯片产业。因此，“如果特朗普以交易的眼光看待台湾政策，他可以将其用作大棒，通过增加美国的支持来试图迫使北京坐到谈判桌上；也可以将其用作胡萝卜，同意减少美国的支持以换取经济让步，或者两者兼而有之。在特朗普担任总统期间，达成大交易的机会可能很小，但在贺锦丽的领导下，这种机会几乎不存在。”

相比之下，作者认为“贺锦丽大概会延续拜登的政策方针，维持当前的美中关系模式”。她广泛支持“投资、结盟和竞争”的对华政策框架，即强调“提升美国实力、与盟友合作以及在全球范围内与中国竞争”。

在人权问题上，贺锦丽更为关注并支持香港和维吾尔人权法案，这可能进一步激化两国间的紧张关系。她还强调美国必须在经济上“去风险”，确保在全球规则制定中处于领先地位。另一方面，她也支持“护栏”政策，避免两国冲突失控，并更愿意在气候变化等全球议题上与中国合作。

对北京来说，作者认为中国已经认识到对华强硬是美国的跨党派共识，因此“无论谁当选，中国的对美策略将保持稳定”。具体而言，中国将继续推动科技创新、增强与全球南方国家的外交关系，并通过灰色地带行动推进领土和安全主张。

最后，作者认为，特朗普、贺锦丽和习近平的一个基本观点都是希望避免美中之间的大国战争。因此，他呼吁无论大选结果如何，两国领导人都应该加强对话和交流，避免误判和冲突升级。

二、中国网络民族主义的流量生意

卡内基国际和平基金会近日发布一篇文章，指出了中国舆论场上出现的新现象：在政府的默许下，中国的自媒体和社交媒体平台利用民族主义情绪牟利，形成了一种以极端仇外言论为基础的流量驱动商业模式。

文章封面

文章首先分析了这种情绪背后的历史和社会原因。作者指出，“二战期间中国遭受的苦难以及日本不愿全面承认其战争罪行”，使许多中国人难以原谅日本。因此，这也成了中国当局操纵民族主义所利用的工具。

然而，作者发现近年来的网络民族主义风潮主要由“非国家行为体”推动。自媒体和社交平台频繁通过夸张、仇外的内容激起公众情绪，制造中日关系紧张的传言。例如，短视频中常将两国关系描绘为敌对状态，甚至传播“日本学校是现代租界”等阴谋论。

“在算法推荐的推动下，观众不断接触这类极端内容，陷入充满愤怒的回音室，甚至可能因其内容影响而导致个人行为偏激，例如深圳和苏州的袭击事件。”

而这些自媒体这样做的目标还是为了获得流量进行商业变现。“随着社交媒体超越传统媒体成为主要信息来源”，这种商业模式迅速发展，形成了“爱国流量生意”。作者指出，这一现象实际上并非中国独有，但特别强调这种商业模式得到了中国当局的默许才得以蓬勃发展。

因此，作者指出这种商业模式能否持续下去仍需要看中国当局的“脸色”。“这种商业模式的可持续性取决于非国家行为体是否在政府的政治边界和社会治理目标内行事。”如果内容引发社会不稳定或公共危机，政府可能会加强监管。比如，当局要求一些社交平台发布限制宣扬极端民族主义内容的公告，以防止加剧中日关系紧张。

最后，作者指出，在苏州和深圳袭击日本儿童事件发生后，中国当局实际上已经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并加以限制。然而，他们认为中国当局做的仍不够。“中国当局仍对部分内容保持容忍”，因此，他们呼吁当局加大监管力度，因为这样才能培养出“对国际事务持有健康观点”的公民。

三、维权网：十月中国新增28名良心犯

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维权网于10月31日发布了十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根据该报告，维权网上期名录中的41人已被刑满释放或取保获释。并获悉有羁押4人被判刑，7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和被精神病10人以及18人被判刑，共计28人。被捕的主要原因是维权上访，捍卫少数民族权利，参加宗教活动，以及参加民主人权活动等。

1、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及取保获释的41人的名单：

陈晓红、崔永芬、邓芳、 多杰扎才（藏）、郭宏焱、

康启惠、来桂芳、李峰、 李化莲、李兰敏、

李新德、李雪松、林明洁、孟素英、孟昱、

覃永沛、孙广利、孙玉斌、王长青、王明全、

王玉和、王忠胜、肖春、 肖树清、徐德武、

许丽华、许晓琴、杨怀花、姚桂珍、姚中群、

曾志远、张春耀、郑宝英、周克铭、初燕、

何世国、王伟才、樊钧益、葛志慧、朱龙飞、

谢文飞、

2、羁押人员4人被判刑：

5年6个月：何方美、

5年：杨泽伟（网名乔鑫鑫）

3年：余文生

1年9个月：许艳

3、被刑事拘留及被精神病的10人：

涂强、 赵长慧、许宗平、卢思位、刘家玲、郭宏英、李学惠、易惠军、许冬青、杨丽、

4、本期新增被判刑的18人名单：

7年6个月：马国斌、

6年6个月：伊克拉木.努尔买买提（维）、

5年：范文芳、

4年6个月：聂晶、陈秀莲、

4年：赵红梅、赵军、

3年6个月：武学章、朱兰慧、刘春霞、

3年3个月：王世军、

3年：陈学芬、

2年10个月：郝丽萍、

2年：付雁丽、王宏、

1年6个月：刘国华、

1年：毛德君、李爱莲、

截止发稿为止，中国目前共有1656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8人，有期徒刑1389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38人，另有大量人员 “被精神病” 和强迫失踪并未完全记录在内。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请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4年10月31日）第109期（共1656人）》

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有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对于中国劳工权利的追踪报道。十月份中国发生了安全事故0起，工人集体行动110起，工人求助25起。

2024年10月16日，43岁的红斑狼疮和尿毒症患者，上海托福教师沙白（真名郑丰）开始在自己的视频号上发布“去瑞士旅行（由机构协助结束生命）”倒计时系列视频，10月24日，倒计时最后一天，“沙白安乐死”话题登上热搜，引发互联网上持续多日的巨大争议。

10月30日，从瑞士返回上海郊区家中的沙白父亲郑先生向凤凰网确认，女儿于10月24日在瑞士“安详离世”。

沙白“旅行倒计时”结束后的一周，也是互联网舆论风暴最猛烈的一周，凤凰网作者每天前往沙白过去的工作生活地点，寻找每一个在真实生活中（而不是网络上）认识她的人。一周里，凤凰网先后拜访了沙白常光顾的爵士酒吧的店长、和沙白父亲一起打了多年羽毛球的小区邻居、因为儿子和沙白是病友而成为忘年交的垃圾管理站阿姨、沙白参加的西班牙语俱乐部的负责人、曾供职教培机构的前同事、工作室的员工、教过的学生，最终10月30日下午，接通了沙白父亲的电话。

“事情已经过去了，谢谢你们的关心……”电话那头，这位78岁的退休高中数学特级教师声音听起来温和、礼貌。

“生毛病不是自己要生的，老天爷安排好了生毛病有什么办法？而且这个毛病已经没办法康复了。”谈起女儿最后的选择，沙白父亲说自己“不接受也得接受”，“当时她跟我说(去瑞士)，已经是没有办法了，如果我不陪她去，她自己也要去。我陪她的话，路上稍微好受一点。”

至于铺天盖地的负面评论，沙白父亲说，“小孩都走掉了，你说我坏也好、好也好，都和我浑身不搭界了”，他只是庆幸沙白妈妈不上网，不然“肯定要气到呕血”。“我也一看了之，什么也不理睬。网络上面瞎说的人很多，没人阻止。他们不想想，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痛苦了，再来伤害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他温和地恳请网络上热议的人，包括替他们老夫妻鸣不平、责备女儿不孝的人“不要评论了，让我们过过平静的生活”。“再去议论故去的人，没有意思了。我们好也好、不好也好，对大家没有什么伤害。要是这件事情有什么伤害，也是对家里人的，我们两个老人去依靠谁呢？”

凤凰网：她最初说想去瑞士时，您一定很难接受。

沙白父亲： 不接受也要接受，她认定的事情要做，你没办法改变她，再讲她身体确实是很痛苦了，在这个阶段如果不走这条路，就是在病痛当中、痛苦当中过世的。那么她愿意选择这种相对来讲体面的，没痛苦的离开，就选择这条道路了。

凤凰网：在最后这个阶段前，生病多年间，您会常劝她要以身体为重，要听医生的话吧。

沙白父亲： 我女儿这一点呢，只好弯弯曲曲跟她讲，直接跟她说她听不进去，她确实不太爱惜自己的身体，所以说这一切都是命里安排好的，没办法。健康比什么都重要，健康没了，什么都没了，你说对吗？

凤凰网：有些对她的身体比较危险的（行为），比如去新西兰晒太阳，您有没有阻止过？

沙白父亲： 她不肯接受我们对她任何一点的批评，她经济独立，也不和我们住在一起，没有办法阻止她。珍惜生命要靠自己的，这件事情靠外来的（力量）珍惜，好像蛮难做到的。

凤凰网：妈妈这些天……

沙白父亲： 这种打击对她（妈妈）来说是非常残酷的。还有什么比这个更大的打击？钞票吃光用光没有关系，房子倒掉也没有关系，一旦失去亲人是没办法挽回的。

但这也不是突然发生的。长期以来，她对自己的生活态度我们一直看在眼里，所以走到这一步，我们既感到震惊又感到不震惊。震惊就是不恰当的事情发生了，对吗？不震惊就是，这种生活方式，这种生活习惯，这个毛病还晒太阳什么的，她自己不太注意。

凤凰网：她在视频里说和妈妈之间有些心结。

沙白父亲： 她妈妈身体不好，所以女儿出什么事都是我去（照顾），她住的房子、（开工作室的）成本都是我们提供的，再对妈妈抱怨就没意思了。如果妈妈不让我给她，我也给不了。

她呢，个性比较强，跟我关系一直老老好的，和妈妈总不是顶融洽。但这也怪不了谁，大家个性的关系。她的个性和妈妈之间容易冲突。每个家庭都有自己的难处。有很多都是天生的，女儿天生和我好有什么办法呢？

凤凰网：回想起来，您会觉得可能有点太宠爱女儿，太由着她了吗？

沙白父亲： 我从来没有想过这个问题。过去她提的合理要求我都可以满足她，包括住房，她需要做什么（创业）项目需要钱，也总归提供给她。我们两个只有她一个小孩，钞票放着干嘛呢？能够给小孩就给小孩了。但是老天安排好了，身体不好，没有办法的呀。否则我们死了以后，我们留给她的财产，她就算不工作也笃笃定定可以过后半辈子，这个钱她不要的话那我们就自己用。

凤凰网：女儿的朋友们这几天有来联系您吧。

沙白父亲： 有来联系我的，但是我都谢谢他们。第一我不愿意麻烦大家，第二我的身体还可以。我现在碰到什么事情还能自理。假如真的到哪天生活不能自理了，我们自己家附近有疗养院的，去疗养院就可以了。

我们已经无所谓了，能活一年是一年，能活两年是两年，听天由命了。反正这个社会欺负我也不太可能，因为大家都看着的。再说我还有这么多学生在呢。

凤凰网：这件事影响力太大了，网络上难免有一些负面声音。

沙白父亲： 小孩都走掉了，你说我坏也好、好也好，都和我浑身不搭界了。

我想对（网络上评论的人）说，希望你们不要评论了，让我们过过平静的生活。她妈妈不上网，（不然）看到网上这些肯定要气得呕血。我也一看了之，什么也不理睬。网络上面瞎说的人很多，没人阻止。他们不想想，我们已经经历了一场痛苦了，再来伤害我们有什么意义吗？

再去议论故去的人，没有意思了。我们好也好、不好也好，对大家没有什么伤害。要是这件事情有什么伤害，也是对家里人的，我们两个老人去依靠谁呢？

凤凰网：您二老身体还好吗？

沙白父亲： 我和她妈妈现在住在郊区，两个人都有退休工资，有房子生活。现在也不去想它了，天天吃饱饭、睡好觉，不要生毛病就是了。我们现在最怕的是，我们两个人一旦有人生毛病，进也不是退也不是，生毛病尤其是年纪大了以后对家庭的打击是很大的。

凤凰网：有人说您因为患有阿尔茨海默，这些年照顾女儿很吃力。

沙白父亲： （阿尔茨海默）不是什么大问题，我感觉是老年病，听力下降、视力下降都很正常，我生活现在能够正常进行，天天买点烧点东西吃吃，这个毛病后期可能不太行，智力衰退，最后发展成老年痴呆，现在还没到这个程度。

她妈妈长期以来身体都不是太好，心脏病和肝炎都生过，体质总归不是太好，我在家里承担一些家务，给她弄弄吃吃，让她不要出现重大疾病就好了，现在家务都是我来做，我也想过了，再过段时间我请个护工来帮忙。我现在毕竟还可以，你想我瑞士也去过了。

凤凰网：沙白妈妈身体不好，所以是您在安排你们接下来的生活。

沙白父亲： 我无所谓安排不安排今后的生活，到老了，了了，都上交给国家算了。这些事情我现在都不去想了。

我现在还要钱来做什么呢？我什么都不要了。以前我会想留钱给女儿，让她后面的生活过得好一点。现在我们两个人有退休金正常生活，能省下的钱就存下来，万一以后生病代价就比较大，请保姆也挖得出来，能应付一下。虽然以后兄弟姐妹可能也会帮忙，但是主要还是靠我们自己，万一发生什么事情能够应付一下。

坦白说，我们现在已经没什么向往了，我们好像知道这一天早晚会来的。现在过一天算一天，我也不想麻烦人家，现在能料理自己，我也已经觉得蛮好了。我们也不想麻烦亲眷了，走了以后所有的东西都交给国家算了。

凤凰网：听您说没什么向往了，太难过了。

沙白父亲： 总归年纪轻的送年纪老的比较好，年纪老的送年纪轻的也是反常现象，无论从物质、亲情还是各方面来说，都是比较可悲的。

生毛病不是自己要生的，老天爷安排好了生毛病有什么办法呢？而且这个毛病已经没办法康复了。

凤凰网：您有什么想跟年轻人说的吗？

沙白父亲： 只想讲一句，保重身体，比什么都重要。

什么吵吵闹闹都是小事情，身体保重是最重要的。只要有个好身体，钞票多点少点又怎么样呢？钞票少就少吃点在家里，钞票多就玩玩。身体好着，情绪开朗；如果身体不好了，谁也救不了你，谁也帮不了你。

一定要爱惜生命，生命比什么都重要。

沙白的英语工作室Lighthouse位于上海市中心一所公寓楼内，原来是沙白父母的住家，五年前老两口搬到郊区，腾出这套房子支持她创业，原本的两室两厅重新装修后变成4间教室。

小区的垃圾分类站在工作室旁边，管理员杨阿姨最后一次看见沙白大约在三周前。她们认识多年，成为忘年交是从杨阿姨看到沙白手臂上的瘘开始，她知道那是透析插管用的——她的小儿子曾患有肾衰竭，也经历了四年透析。

过去每次见到杨阿姨，沙白都会热情打招呼，询问阿姨儿子的病情。在杨阿姨眼里，她是个“直率、有本事、有个性”的姑娘。2024年春节前，沙白告诉杨阿姨她决定去瑞士。

“她和我说她承受不了，受不了了，要去申请个啥，打个什么（针），我说不来，但能听懂她的意思，就是要去死。”杨阿姨是农村人，无法接受这种观念，每次见面都一通劝说，“我说你也算成年人了，你不能这样，对你妈跟你爸多狠心啊……我讲你走了你会不甘心的……”杨阿姨说沙白会吐槽“说她说的不好听”，但每次也会听完。

与沙白命运不同，杨阿姨的小儿子排队四年后等到了肾源，肾脏移植手术成功，结束了漫长的折磨。沙白为他高兴，仔细询问了换肾细节。患病多年来，杨阿姨一大家人的轴心都是努力打工为小儿子治病，术后怕累，小儿子再没工作，在家休养，每个月吃几百块钱的药。“他透析的时候也都是没有想活的心，说，妈呀，我都不想活了，我想跳楼。我说你死了，你小孩怎么办。我给他说的，他要强起来。”杨阿姨说。

前期杨阿姨会遇到照顾沙白的24小时护工，后来只看见沙白父亲一个人来照顾，“一天一趟，（有时）早晨来得早，晚上走得晚”。

10月上旬的一天，沙白来向杨阿姨告别，说阿姨以后你都看不到我了。“我（劝说）能力有限……”杨阿姨伤心地告诉凤凰网，“好伤心。她爸爸妈妈很可怜。”

10月27日，凤凰网作者再次来到小区，保安张师傅和杨阿姨都说，当天早些时候看到了沙白父亲。“郑老师精神状态看起来还可以。”张师傅说。那天网上舆论已经发酵了几波，有人质疑“沙白炒作”、谣传她“支持器官买卖”“为瑞士付费自杀组织做广告”。张师傅不好意思上前安慰，远远向沙白父亲挥了挥手，对方也向点头回应。

和沙白家住上下楼的邻居老赵（化名）是沙白父亲六七年的羽毛球球友。之前每天早上六七点一起打球。沙白搬进来开工作室后，老赵每天出门遛狗时间正好能碰到沙白出门，“不知道是不是因为生病的原因，她脸色不是太好，发黑的，我衡山路老房子那里有个透析病人，面色也是这样”。

在老赵眼里，沙白“这孩子是个天才的孩子”，“又懂理工科方面，读建筑，又懂英文，钢琴又弹得那么好，跳舞又跳得那么好，这不是天才是啥了？她有那么大的毅力和信心做了这么多的事情，真的是不简单。”

沙白父亲搬到郊区后就不常有机会打球了，7月份，老赵还在微信上邀请他回来打，沙白父亲回复“以后有空会来”。“现在看（一时半会）也不会来，这个事影响太大了。”

老赵说，沙白爸爸虽然是知识分子，但身体强壮，“前几年还在做数学老师，教高三学生”，他更担心一身病的沙白妈妈，“她好像过着一个隐居的生活”。

沙白喜欢爵士乐，最爱光顾的爵士酒吧Heyday离她的工作室只有一公里多。店长Andy和沙白认识六七年，他说沙白喜欢坐在最中间、离舞台最近的位置，会提前请他帮留位置，每次来也总会带着一二好友。

沙白最后一次来听音乐是2024年9月10日，一个周二的晚上，和闺蜜一起来的。Andy记得她穿了长袖，脸有些浮肿，演出中场休息时，沙白突然问，是否可以和好朋友即兴演奏一首歌。Andy不知道她会弹钢琴，很惊喜，问她们要唱什么，她说唱电影《爱乐之城》主题曲City of Stars。

那天20多位客人坐满了半个酒吧，沙白和朋友看起来有点紧张，“唱完了整首歌，弹唱配合得很好，观众也鼓掌了，接着回到座位继续喝鸡尾酒”，Andy说，直到那时自己都不知道沙白是个病人。9月底，在Heyday演出的一位美国爵士歌手转给他沙白的视频，问他是否认识一个叫Elizabeth（伊丽莎白）的人，Andy才得知沙白的状况。

“你看不出她是个病人，她的谈吐、整个人的状态，（所以）我们会感觉她为什么不坚持去治疗，（为什么不）再去试一下。”Andy用“独立”“自信”“开朗”“阳光”“气场很强”“心直口快”等一大串词形容沙白给他的印象后，顿了顿说，“我想作为旁观者看到的状态和她实际上自己体验的状态完全不一样”。

他说，乐手们说爵士是一种强调即兴表达的音乐，这也是喜欢爵士乐的人身上共同的特点：自由。“沙白去世我们会觉得可惜，但是可能对她来讲是一种解脱吧。”

他给沙白发的最后一条信息是10月23日凌晨4点，“我说我鼓起勇气给你发这条信息，我说我对你对生命这种态度就是没有什么言语能够去描述了……我佩服你的勇气”，“她最后没有回复了”。

沙白最后一次发病是2023年底，而2024年5月她还在边透析边工作，到9月还接了一位托福学生，她发朋友圈说“我也不知道自己是咋想的，就为了开心吧”。

几个月前，前同事、好友Helen提出去探望沙白，被拒绝了。“那时候她水肿比较厉害，不想见人我很理解。”她说，沙白讲过自己不办葬礼。

沙白拼命工作也拼命玩儿，旅行美景、美食、小感想都会发朋友圈，“过去她是一个人或跟学生去旅行，最近两年频繁带父亲了”，Helen希望大家能注意到“在她病重，生理心理极大痛苦时还可以拍视频分享，同时发表很多争议性话题是很有勇气的”。

“我很早就知道她有安乐死的打算，同时我挺支持她的，我对于死亡的态度跟她有些相似，我大一时父亲去世，他癌症晚期非常非常痛苦，我和妈妈当时都跟他说，可以不撑着，可以放心地走。医生说他最多半年，他撑到了一年半。从那时我知道要活好每一天，让每天都遵循本心，不要遗憾。我妈妈也是个喜欢探索愿意接受新鲜事物的人。所以我就努力赚钱带她玩过所有的大洲，南极洲当时我外婆病危所以我把机票退了就没去了。”不过Helen说最近她的想法有些转变了，“我最近有小孩了”，“小孩和家庭的责任感会让我考虑更多，我会把自己的排序放在后面”，“如果生病，我会遵医嘱”。

前沙白工作室的托福老师Coco（化名）希望大家注意到沙白的职业成就，“很厉害的一点是只要是她的学生基本上都能出分”，教培机构难免遇到少数心理不健康的学生，沙白也会引导他们——心态和口语一起引导，效果总是不错。“她怎么上课的我不知道，但学生是愿意一次次反复回去跟她上课的，也愿意跟她分享他们的生活，一些很自闭的孩子，敢跟她开口，我觉得这很了不起。”

工作以外，Coco记得沙白会给工作室窗外的流浪猫准备猫粮，在没课时陪爸爸在客厅打乒乓球，以及Coco自己孕反严重无法正常上课时，沙白曾温柔安慰，夸她的丈夫是温暖的人，和他共同孕育一个孩子是一件非常愉快的事，会给她的生命带来一种新的意义，总之，她眼中的沙白“热爱生命、努力生活、坦坦荡荡，是一个很棒的人，一个很暖的女老板”。

“所以我觉得网上那些其实都是被截图的只言片语影响吧，就挺心寒的，感觉哇一两张图片就能改变网民的想法，我们几个老师都感到很无奈。”Coco说。“我感觉可能是被营销号带的，你知道，就是（为了）流量嘛，他们就找可能引起讨论的话来截图，事情就变成这个样子了，从头到尾全程经历过之后，我真的感觉这外面的新闻估计没多少个是真的，我们现在所接受的信息（没多少是真的）……”

至于沙白视频的影响，Coco说，她跟另外一位老师认真讨论过，两人都觉得那些视频让她们更加珍惜现在的生活了，“我一直相信她做的每一个选择都是想让生活变得更好，不是网上说什么为了好看。如果我遇到她的情况，未必能做成她这样的成就，上课很累的，经营一家机构，哪怕是很小的机构也很累，她要照顾身体，还要做这么多事，我真的佩服。”

2024年8月19日，沙白发朋友圈说希望把自己所有还有用的器官捐给医院，“这是我对社会的最后一个贡献”。几天后她得知，由于协助死亡过程要在体内注入大量药物，器官无法捐献，她“止不住很失落”。8月底，她开始频繁提及自己正在经受痛苦，“我还能承受多久”。

Yoyo是沙白的托福口语学生，她向前推算时间线，发现她们上课时沙白正处在发病期，但沙白完全没表现出来，也没提及，传达给Yoyo的精神状态都是乐观的。当时沙白还叫Elizabeth，因为机构有两个老师重名，她主动把名字让给另一个老师，给自己改名“沙白”。

当Yoyo看见社交平台上有人发布“那个去瑞士的沙白已经回国”的谣言，还配以“哈哈哈哈”和“笑哭”表情时，她非常气愤，回复“这一点都不好笑，她真的走了”。她告诉凤凰网，“我站出来替她说话，只是觉得这是对一个逝者最基本的尊重，对死亡的敬畏”。

“我觉得她足够勇敢了，不管是治疗二十年，还是安乐死的决定，她觉得这是给自己的交代就足够了。后续我刷到一些不好的言论，比较惊讶吧，我不认同所谓贩卖人体器官等各种观点，但我也不想攻击谁，大概这个世界上不幸的人还是占大多数，所以才戾气很重。”

几乎所有受访者都在说，互联网上传播的二次加工后的“沙白”，成了他们完全不认识的人。

有网友将沙白讨论“为什么不换肾”的视频截图拼接，说她“支持器官买卖”。而完整的视频内容是在表达即便有人自愿捐肾给她，也并不合法，即便合法，也等待时间过长，而她的其他器官已经到了无可挽回的地步，没有换肾的必要了。

2024年3月，上海一家西班牙语俱乐部负责人蒋超在朋友圈得知沙白生病后，向她介绍了肾移植的医生，基于前述理由，沙白拒绝了。和Andy一样，蒋超和沙白因共同爱好结识，很长时间里他都不知道沙白生病。他记得的沙白常去俱乐部分享旅行经历，热爱生活，有感染力，不仅英语好，西班牙语和法语很流利，还在学意大利语。

一名自称是沙白的意大利语老师的网友，在社交媒体上公开了自己与沙白的聊天记录，记录显示2024年2月再次发病后“接近尿毒症”，一周需进行3次血透，同时母亲是癌症病人（沙白视频中提到是鼻咽癌），父亲“中度老年痴呆”，在照顾沙白的过程中丢失了身份证、两把轮椅，旅行时“迷路了几十次”，对话中，沙白对父亲的状况表示担忧，提出不愿因日益严重且没有转圜余地的身体状况继续拖累任何人。

在此前一次（2018年）来势汹汹的病发后，沙白产生了在“相对较短的生命周期内体验更多”的想法。她开始做旅行计划，目的地包括新西兰、约旦等日晒强烈的目的地（猛烈日晒可能诱发或加重狼疮病情）。沙白写道，“我不知道自己在想什么，但有一件事我是肯定的，我想以更短的生命周期为代价，把我的生命充分地过下去。”

沙白去世后，沙白工作室的前合伙人Phoebe Chen发布了缅怀短文，文末写道，“最后一天我问她紧张吗？她说完全没有，我说好吧那就这样，爸爸我们替你照顾”。她已经联系了沙白的父亲，会在老人愿意的时候上门看望。

沙白父亲告诉凤凰网，再过几天，他将启程去美国旅行，那是沙白生前最后一次为他安排旅游，预付了全部旅费，希望他能出去散散心。

余影对本文亦有贡献

《再见爱人4》播出的时候杨子的极致爹道震惊了观众，留几手（刘爽）对妻子的打压也不遑多让，还以为这即将是有毒老公的批判大会。

完全出乎我意料的是，从上一周到这一周，网络上（尤其是女性用户为主的小红书）骂得最凶的，是歌手李行亮（代表作《愿得一人心》）的全职主妇妻子麦琳。

麦琳所有的问题总结起来无非就是过于节省和拧巴，需要老公提供情绪价值又不能提具体要求，又想省钱又想要老公送礼物，老公送礼物又要退了。

最大不应该也就是干预老公创作，但是老公砸了吉他，她也就知道不能这样了。

一个有情感需求无法跟老公沟通的妻子，她还是两个孩子的妈妈。就变成“麦琳 窒息”这样的词条三天两头上热搜。

网络上骂她骂得简直是花样百出：从“吃绝户”到精神控制PUA；从讲话有台湾腔到为什么她戴眼镜还挂个链子好讨厌。

麦琳说自己以前很多人追，就有人嘲笑她现在又矮又胖又丑，甚至把胖和懒惰爱吃相关联起来直接攻击起了人格。

麦琳说自己不是物质的人，就有人说她明明也有名牌，闲鱼卖过名牌还说自己包包太多。

麦琳深夜跟杨子和留几手坐下来聊了几句，就有人说是“三恶人聚首”说他们都在吸血，可另外两个男人比麦琳可恶得多。

杨子和留几手的爹味语录一串串，杨子说黄圣依是“生在福中不知福，害人害己，黄圣依一思考，老天爷就发笑”。留几手满嘴“我妈说我妈说”，当着外人面打压葛夕“你才几个粉丝你算什么博主”。

而麦琳是觉得每一份来自李行亮的礼物都难以令她满意，说了几次“没有送到我的心趴上”，这就变成了一个网络梗。诚然看节目她令人疑惑，但这难道真的比杨子和留几手那种毫不留情的全方位打压伴侣的人格和尊严更可怕吗？麦琳跟音乐相关的答案都会说李行亮或《愿得一人心》，说不能让老公去卖唱。她对李行亮是有珍惜和尊重的，只是情感需求沟通不好，跟那两个男的完全不是一回事。

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是，杨子和留几手的所作所为才是真正的可怕，现在攻击麦琳的火力让骂他们的声音都少了。

黄圣依成名没多久就跟杨子紧紧捆绑，杨子自己都承认，是黄圣依让他老杨家全家都有名了，让巨力索具更广为人知。而出道21年的黄圣依，名下竟没有自己的个人财产。杨子支支吾吾说很多钱在藏品里，黄圣依要先进入他的圈层理解了收藏以后才能变现。黄圣依也提到自己曾经想找自己应得的劳动所得，发现杨子拿不出来，她认为亏掉了。杨子却说黄圣依是听了朋友怂恿想要自己的钱，是被带坏了。

杨子从不带孩子，对“如果黄圣依消失”的问题都没想到没有了老婆没人带孩子，脱口而出：“她不是带娃走吗？”

葛夕的几百万嫁妆（总数有说600万的有说900万的）都被留几手亏光了，亏光了留几手还骗人。现在是葛夕在养他，留几手也不跟粉丝解释葛夕不是蹭他热度，被葛夕投诉“软饭硬吃”，此外还毫不关心丈母娘超级疼的带状孢疹。

麦琳再怎么跟李行亮闹情绪，她也是生了孩子（两个孩子随李行亮的姓）、操持了家庭（连自己的衣服都很少）、全方位支持李行亮（李行亮说要一个月专心创作就能放下家庭琐事去创作）。

关于麦琳掌握家庭财权的问题。首先她掌握家庭财权不等于李行亮真的没有自己的钱。两个人都是一起决策消费的，麦琳只是习惯节流。

网友说麦琳图李行亮的钱。可是在黄圣依讨论钱在哪里，能不能查到自己的钱，李行亮和麦琳夫妇都在肯定点头连声说“可以查可以查”。可见李行亮并不是黄圣依那种一无所知的状态。“麦琳管钱”，跟杨子直接收走黄圣依的钱，完全不是一件事。

而且，麦琳只是抠门，麦琳没有亏过李行亮的钱，如果麦琳投资亏过李行亮的钱，如果麦琳骗过李行亮，她可能已经被部分网友绑上断头台了。

麦琳也没有拉着着伴侣上自己的直播间。就算有保姆麦琳也一直在照料孩子。

比起那两个男人的恶毒，麦琳到底算什么恶人？

最不能忍受的是，“吃绝户”是本是一个形容男人侵吞女人财产的词汇。一家的丈夫死了，他还没留下男丁，其他男性亲戚要来占领这家的财产赶走女人，这是“吃绝户”。有些别有用心的男人择偶，专门找家庭条件好的独生女，生下孩子“天经地义”随自己的姓，岳父岳母的资源也顺势归自己，女婿变成了这个家庭继承最多话事权最大的人，这是他们的“吃绝户”目标。

“吃绝户”这个词，从来都是跟男人受益相关，跟男性占领了冠姓权和继承权相关。怎么可以用在一个遭遇了巨大生育损伤、生了两个孩子都随父姓、自己始终在操持男方家庭事业的女人身上？

如果只是图钱，图老公收入都在自己口袋，麦琳为什么要省钱，为什么买东西都要退货？她不能自己拿着钱自己出去买钻石买爱马仕吗？如果只是图钱，麦琳为什么反反复复在节目里说“不关心我”总提“心趴上”，她就是在乎“心”，但是现在捋不顺自己啊。谁爱钱还会这么纠结？

再说，主妇为什么不能掌管丈夫的财产？生育占据了女性时间和精力，没有工作没有社会地位，万一丈夫出轨了钱都被他转移走，这不是很多妻子最害怕的事情吗？财产和收益都归女方最起码是一个表示，虽然真要离婚不一定怎么分。这至少是比较有利于生育女性的一种家庭安排示范，为什么网上都是女性在骂她？

麦琳说破天去，也就是个脾气不好的主妇。

做妻子，做母亲，脾气不好不是很正常吗？这么累的事情有谁脾气好，连吉赛尔·邦辰都因为前夫不带孩子受不了离婚了。李行亮给麦琳提供什么样的生活条件，都不妨碍她可能是为了家庭太累了还没有个人成就所以就是脾气不好啊。

麦琳就是个生活里的普通人，而且她的丈夫李行亮还反复说不会离婚，离不开她。要是妻子说离不开旁人不看好的丈夫，那肯定是“一个被窝睡不出两样人”“活该”“不用管”。但李行亮自己都在反复肯定麦琳的付出和价值，全网却用最恶毒的话攻击麦琳。麦琳开了小红书，就有人去举报她，认为她已达“三观有问题需要封号”的程度。

同样疯魔的还有，一贯喜欢维护婚姻制度的网友，这次却希望李行亮离婚，希望有人去插足李行亮，希望这对夫妻分开。

以上是不用看节目都可以讲的道理，说一千道一万，就是不应该这么骂麦琳这么恨麦琳。舆情对男女绝对是双标的，骂女人，从每个毛孔里挑剔女人，几乎是一种厌女文化造成的本能。不管平时大家怎么说要对女人宽容，一旦到了具体的女人就会变成，“但是她真的太坏了她例外”。这个“但是”和“例外”，每一年每个月都在网络上出现。

就目前信息说，麦琳的举动是不是可以理解的？

我尝试这么理解。

麦琳和李行亮夫妇登场就双双表示自己不是来离婚的，是来解决婚姻问题的。

李行亮进入娱乐行业之前在一家销售公司找了工作，麦琳是他的同事，两个人就开始谈恋爱，李行亮准备做歌手，麦琳就从深圳陪他到北京，不会做饭学做饭，生活困难就去批发市场进饰品到网上去卖来维持生活养家。（请注意这些都是李行亮自己说的，他认可的麦琳的付出。并不存在网络攻击的“麦琳说的话不可信”。）

在李行亮低谷期看不到事业希望的时候，麦琳从学做饭开始学着当李行亮的后盾，说摆地摊也要陪他。

两个人共苦却不能同甘，但是现在有了两个孩子，经济条件也好了，他们却经常吵架。

麦琳一开始的叙述是自己的付出不被看见，为什么还要她讲。李行亮则说麦琳过于“抠”了，什么东西都捡别人剩下的。

到了第二第三期他们吵架的事情开始变得具体。

第一个是“衣柜”矛盾，麦琳说家里的衣柜都是李行亮的衣服，没有自己的衣服，她就会感觉到委屈。李行亮也提到触发点包括她可能看到朋友家自己有大衣帽间电动梳妆台，回来看看自己会情绪变差。

李行亮的解决思路一是，搬新家就有更多储物空间了，就有麦琳的空间了。解决思路二是，给麦琳买衣服，但麦琳又嫌贵给退了。

这样总是解决不了，麦琳却为此发作的时候，第三次李行亮把自己的衣服打包全扔到垃圾堆了。

两个人在复盘这个衣柜问题时，麦琳重复的是“你不关心我”，李行亮重复的是“我已经想办法解决问题了，你到底要什么”。

第二个是“礼物”“惊喜”矛盾，麦琳羡慕朋友能经常收到来自丈夫的礼物，就会表达自己也想要。但是无论李行亮如何努力，她总是有不满意的地方。

李行亮曾经瞒着她策划大惊喜，扮成公仔，给她做功课送生日礼物，做功课的过程还做了PPT，麦琳当时惊喜了，事后说“还好”。还有一次是李行亮打飞的去上海买青团，因为不记得麦琳喜欢吃什么口味的全买了，麦琳在意的是第一口吃到的不是自己喜欢的口味。而且她还说李行亮是大吵一架之后才会有这个举动。

衣柜也好，礼物和惊喜也好，麦琳的根本矛盾点在于：一方面她是一个标榜付出、标榜省钱的人，这已经刻到她的“道德标准”里；另一方面她看会感到缺爱、不被关注，又很难直接承认自己要具体的东西和具体的话语。

这里我还要引入一个信息是，麦琳刚开始谈恋爱的时候是个非常时髦活泼的辣妹。李行亮说她像张曼玉像安室奈美惠，也不全是情人眼里出西施。

麦琳在节目里说自己胖了会不自信，就算李行亮说没关系也还是不自信。这些跟要礼物要惊喜争吵衣柜的空间，可能都是一件事。

她个人的容貌、精神状态，都跟婚前、生育前产生了非常大的变化，她自己能看到，她对自己不满意。但是育儿和照顾丈夫的琐碎填满了她的时间，她难以改变。而且她受到的“付出规训”，也会为在意外表、在意“别人都有的我也要有”，而感到羞耻。她一方面在意，一方面要否认自己在意的不是令她羞耻的事情。

她的敏感和失落也体现在，她希望不是自己发起要求，才能收到回馈。她可能希望李行亮主动发现，衣柜里没有妻子的衣服。

当然，从表面信息来看，李行亮策划惊喜似乎很好了。但在这之前麦琳是不是数度失落，是不是每次都抱怨了李行亮才开始行动，我们至少是无从知晓事情全貌的。

仅就“又有愿望又不配得”这个矛盾来说，在东方式的母亲和妻子身上很常见。对全职主妇这样一个已经在不公平位置的女性来说，解开心结需要有耐心。

张婉婷为麦琳说话，说妻子要的是丈夫主动发现的情感表态。

我是觉得，麦琳需要的是关心，哪怕有耐心地买完退了然后不断重复，这个过程，对她来讲都是感受到爱的。女儿们如果试图疗愈付出型的妈妈，应该也能明白这个过程，妈妈要的不一定是实在的东西，哪怕她拒绝，也要反复给，这过程她能感到有关心在。

第三个还有“省钱”矛盾，李行亮说麦琳特别节省，家里的东西总是捡朋友剩下的，垃圾桶都是油漆桶。为了省钱还造成了更大的麻烦，比如舍不得买电脑影响工作，舍不得买新手机结果手机坏了照片全丢了，修手机再找人恢复数据花了更多的钱。

但是李行亮也说了，如果不是麦琳省钱，全家无法过上现在的生活、无法买房子。麦琳有一种节俭的惯性，而且李行亮享受到了这个好处。现在掰不过来节俭，至少应该和麦琳一起想办法。但网友已经先帮李行亮审判了麦琳是虚伪。

而对于李行亮说自己抠门，其实麦琳的第一感觉就是丢脸。她就是这么拧巴，在家可以抠，又不想让外人知道。

有个非正片的情节，在“能否接受对方有异性亲密朋友”的问题上，麦琳能接受，李行亮不能接受。李行亮自己就是一个“传统男人”啊。他就是因为麦琳足够传统足够贤惠选择了她。麦琳经过了艰苦的生活变成了拧巴的样子，这不都是一体两面的事情吗？

第四个矛盾是共同工作产生的。李行亮和原经纪公司解约了现在自己开公司，麦琳帮他处理工作杂务，但是会连创作方向也干预，让李行亮生气得砸了吉他。干预创作显然是不对的。而且麦琳确实不懂。

但是，但是。李行亮说家庭生活很繁琐他写不出歌会焦虑，他要是一个人待一个月就写出了五首歌就不焦虑了。——那么就是说，他有时间能一个月一个人待着做自己的事业。可麦琳永远浸泡在家庭琐事里。就是因为她总是被排除在李行亮的事业之外，她特别想参与，才会参与得这么可笑。

第二期加更里李行亮和麦琳在跟留几手聊天时提到自己家里有保姆，说一开始也不习惯家里有人后来就习惯了。攻击麦琳的人说，你看她不是有保姆吗。网传李行亮和麦琳住在北京8万多一平的小区里，家里有300平米，另外从李行亮之前发的视频里看到了奔驰车。这样麦琳的生活就被描述成“住豪宅开豪车有保姆根本不是独自付出的全职主妇”。

麦琳私人闲鱼号被扒出来之后攻击越来越多。她的闲鱼里一些看起来完全不值钱的东西也在卖，这就是她奇葩，人品不好。她也卖过奢侈品包袋，录视频介绍时说自己“包太多了”。

各种“吃瓜”满天飞，麦琳朋友为她写的长文却被忽视。麦琳有非常大的生育损伤，生第一胎耻骨骨裂，第二胎七八个月胎停了引产。（而现在麦琳有两个孩子，就是说在大月份失去孩子之后她继续选择第三次怀孕。）此外麦琳父亲罹患了癌症，麦琳和李行亮买房的时候还遭遇一房两卖的情况需要维权，李行亮想要用互联网上发声，麦琳没有同意，后来自己找律师解决了。

↕️上下滑动查看全文

关于生育损伤，详细的描述更让人心碎。生育导致耻骨骨裂是“她躺在床上，每天都在哭，因为太疼了”。骨裂之外还要喂奶，又是一种撕心裂肺的疼痛。麦琳和李行亮当时住在北京一个小两居里，一个房间要给李行亮创作，她在另一个房间没日没夜地带孩子，还担心孩子哭闹影响李行亮工作，生育给她带来太多疲惫。

她处理这么多焦灼的事情，难道不会觉得委屈，不会觉得缺爱，不会抑郁吗？这信息量不比她闲鱼卖了什么东西重要吗？什么破烂都卖不就是习惯性节省吗，拍视频说一句“包包太多用不掉”不就是假装跟别人一样是富裕奢侈的闲置而不是更舍不得钱吗？

我不知道为什么麦琳上节目不说自己具体的痛苦比如生育损伤。也许她并不想当众说这些，她连被指出抠门都会觉得没面子。更可能的是，她不能真正说她老公不好，会影响李行亮的形象，她只抱怨最不致命的事情。

无论是否有麦琳朋友给的信息，只看节目我也非常理解麦琳。她太像很多很多个母亲了。

因为长期以丈夫和孩子为第一顺位，习惯性为别人活着，觉得自己的意义就在于付出和奉献，因为长期以付出来维系自己的意义，她的心已经被掏空了，没有自己真正的精神世界。会感到委屈和不满足，但是又无法提要求。因为这又违背了她所推崇的奉献美德。

她当然有她的问题，但绝不是网络现在对她的恶语相向。

有人说，就是因为麦琳像“母亲们”，想到了童年，才感到窒息，要说出来。可是，令人窒息的母亲，不都是因为承担了太多母职而产生的失控和变形吗？指责母亲的时候，真的不需要看看父亲站在那里做了什么吗？

除此之外，我还有感觉是，麦琳和李行亮在困难的日子里，曾经紧密地相互支持和共生过。他们现在还在随时手牵手，两个人永远说绝对不离婚就是来解决问题。

但是现在日子比过去好了，生活也被经营家庭的琐事填满。麦琳找不到过去那种强烈的相互共生的情感。她总是想要情感和浪漫，又觉得一旦说“我需要你这样”，就不是她想象中的浪漫爱。他们在困境里紧密共生时，想要的东西更一致，更容易被满足。现在失去了这个前提，她找不回当时的那种激烈的爱意。

更重要的是，李行亮始终都有自己的精神世界，麦琳没有。随着生活困难的解决，她跟李行亮的精神交集在变少。

张泉灵安慰麦琳，你已经是她生活的大部分。但因为张泉灵说过自己的先生占自己生活很少比重，却是最后的托底。麦琳立刻说，我不是那托底的部分。

麦琳并不理解李行亮喜欢什么音乐，麦琳只喜欢李行亮的音乐，归根结底是喜欢李行亮这个人，而不是喜欢音乐。麦琳说自己的听歌趣味是抖音流行曲，说完了立刻解释说大俗也是大雅，可见得她也知道这种趣味不被丈夫认可。

这些其实也不重要。但你让麦琳说自己想要什么，她根本不像葛夕那样清楚回答，现在我变了，我喜欢跳伞，喜欢一个人掌控。麦琳没有那种“我”的精气神。虽然她其实也知道，自己现在的问题是“不会给自己留空间”。而解决问题的方法唯有，学习为自己而活、找到自己。

如果麦琳现在脾气不好让大家觉得“窒息”，那么我觉得真正窒息的点应该是，麦琳已经有个财权上交的老公了，已经有保姆有大房子了，她还是这么累。可见全职做妻子做妈妈就是非常损耗，是物质补偿不了的损耗。

——损耗到你的心如果因此掏空，因为太久没有自己的东西放进去，可能根本不知道拿什么填满。损耗到看着丈夫一个人有精神世界，会无法承受。

有人嘲笑麦琳说不清楚自己要什么。太对了，她就是不清楚自己要什么，才自然而然走上一条全社会都不会阻止她的路：找一个男朋友，绕着他转，做个好女人，生孩子，做个好母亲。

如果李行亮要走这条路，说麦琳喜欢时尚你去当模特吧我当后援。会怎么样？没有人会认可李行亮，没有人会认可在前面冲的麦琳。他们都会怀疑自己的选择。

这个机制就是在这样运转的。

是，麦琳不聪明，不机灵，不前卫。没有舆论没有社会压力没我自我暗示去阻止她，她就顺着从众的惯性会去为爱情和家庭付出。

可是朋友们啊，女性一旦有没有坚决的自我认知和意志，可能就会走上一条痛苦的路。这件事还不够可怕吗？

而男性不管什么性格什么起点，整个社会和文化都在教他们一切以自己为中心。留几手这个以嘴臭为乐趣的人都能表示自己从小有自己的内心世界，从小开始80%的精力都在这里，包括婚后。而看起来跳伞旅行会怼人的葛夕，结婚最初80%的精力在留几手身上。

（包括麦琳自己在内）为麦琳辩护，好像必须证明她没错，她真的付出了，她没有坏心眼，她不是要钱，才能说，她现在心里总也填不满需要回报有情绪问题是正常的，她握着财权也是应该的。虽然麦琳就算真的只是脾气不好也不应该这样被网暴。

砝码就是这么不公平。

如果要讨论“做全职主妇不是一个好选择”，话题很容易变成“因为麦琳做了一个错误的选择”，变成了一个她个人的错误。

很多骂麦琳的人，都是认为只要找到李行亮这样的老公，就能做一个幸福全职主妇。她们认为是麦琳脾气不好不满足才会这样的。当李行亮知道抬行李，知道吵架之后再先办法和好，她们就已经觉得这丈夫足够让婚姻全是通途。全然不顾每个女性生孩子都可能有生育损伤，每个人要是只带孩子只照顾家庭就是会扭曲。很多母亲们，都是这样扭曲的。

幻想中一个男人的优点，都会被百倍放大，当做真事来爱。一个女人还没有彻底厘清的“情绪失控”，足够发起全网围猎女巫，连她说话、戴眼镜、素颜的脸，都是错误，真正“活着呼吸是错死了也是错”。

对于有些人来说，找到男人的好处，好像是一种本能的习惯。杨子再怎么样，幻想他有钱，全然不顾黄圣依所有事业金钱都被杨子吸血，真正的霸总就是对妻子也不手软的霸道和不讲理。留几手再怎么样，会怼人，会现眼看着挺好笑，全然不顾留几手亏了妻子多少钱，生活如同废物，不照顾妻子和妻子全家的感情，甚至连搞笑这件事也是不公平的。同样动作语言女人说就是讨厌恶心，男人说就是搞笑。

诅咒麦琳就是一种对婚姻制度绝望的信仰：只要我足够好，足够顺从，足够知足，足够贤惠，足够忍耐，我就会得到幸福的婚姻和生活。这个游戏规则完全没问题，有问题的是正在抱怨的正在发疯的妻子。

骂女人，比怀疑游戏规则，更容易。

人民不需要自由，这是最好的年代。

中专女生姜萍高分闯入阿里巴巴全球数学竞赛决赛的消息刚刚传出时，包括我自己在内很多人都曾信以为真，将其当作“努力改变命运”的励志故事来传播。

此后，关于姜萍数学能力的质疑声不断增强，而赛事主办方阿里巴巴达摩院以及姜萍的导师王闰秋一直没能给出有力的回应，事件陷入争议僵局。

为了搞清楚真相，这些天我一直在想办法联系可能知情的人士。今天赛事主办方和涟水中专同时发布了情况通报，我也终于可以把了解到的事件始末分享出来。

声明：以下信息是从私下谈话中了解到的，不方便透露信源，也不能百分百保真，仅供对事件好奇的读者参考。

姜萍事件的起点是一连串自以为是的“乌龙”，涉事各方都认为自己只是做了一件业内早就习以为常的小事情，玩了一点点见不得光但没什么大不了的小心思。谁都没想到，一个数学天才少女横空出世的故事会有如此之大的影响力，会引发海啸般的舆论关注。

最开始是郁郁不得志但自视甚高的中专数学老师王闰秋的一点小心思：

既然阿里巴巴数学竞赛的初赛没有监考，那么替考就非常容易。如果能以自己的实力替考保送一位学生进入决赛，无论名次如何，在这名不见经传的中专学校都是一件破天荒的、非常长脸的事情，对自己的前程大有好处。

更重要的是，决赛阶段选手可以自由选择三个不同的时段答题，而同个方向的试题只有一套。如果受自己控制的学生能进入决赛，可以让学生选择时段A来提前获取试题，自己选择时段C就相当于多了16个小时答题时间。

反正初赛成绩只用来选拔名额，不计入决赛总成绩，反正决赛只公布获奖名单，不公布每位选手的具体分数，到时学生静悄悄下线就好了，神不知鬼不觉。

只是万万没想到，初赛时王闰秋先提交了自己的答案，然后作答姜萍那一套试卷时又有了新的思路，得到了更高的分数，并一举拿到了第12名，成了舞台中央一颗异常耀眼的明星。

然后是面临抛弃风险急需拿出成绩证明重要性的阿里巴巴达摩院的一点小心思：

在集团整体收缩业务降低成本的背景下，达摩院的前途命运可谓朝不保夕，最容易低成本出成果的就是公关事件传播了。现在有一个中专女生闯入数学竞赛决赛，巨大的反差意味着巨大的传播价值，只要集中力量推一推，说不定可以上个热搜。

至于天才少女初赛成绩是不是真的，达摩院不关心，也没打算去核实，反正决赛才是重头戏，这会儿先把公关传播做出去最紧要。

只是万万没想到，天才少女的故事不仅上了热搜，而且几乎霸占了一个星期的全网热搜，成为年度最热新闻事件之一。空前的热度也引来了空前的审视，原本一个大家都喜闻乐见没人会去较真的公关故事，突然被放到了全民断案的显微镜下。姜萍初赛成绩的真实性突然成了不容回避的全民关心的话题。

再有就是承接姜萍宣传片制作的那家电视媒体的小心思：

很多人以为最初介绍天才少女姜萍的那部宣传片是由达摩院制作的，其实不是。达摩院的确是出钱的甲方，但实际去到涟水中专采访拍摄的其实是一家拿着官媒牌照但广告收入岌岌可危的电视媒体，他们是具体做事的乙方。

达摩院之所以把拍摄制作的业务外包给电视台做，其实也是业内通用做法。一方面，大厂需要给各家官媒缴纳“保护费”来保平安，另一方面，对于几乎已经没有传播价值的电视台来说，直接投放广告又不合理。所以，大厂普遍都会找一些难度不高但费用丰厚的外包项目交给这些传统媒体来做，算是变相缴纳“保护费”的做法。

在电视台看来，去拍谁，拍什么主题，都是由甲方达摩院来决定的，重要的是帮甲方实现宣传目标。至于人物事迹的真实性，作为乙方的电视台完全不关心，他们日常做多了这类“正能量”访谈，美化一些，摆拍一些，拔高一些，从来没出过问题。万一，就算万一出了什么问题，也是作为民营企业的甲方在前面顶着，自己作为官方媒体是不可能有事的。

只是万万没想到，这回他们摆拍的宣传片居然成了年度热点新闻，原本是常规操作的摆拍画面突然受到了全社会的质疑。

于是，一连串的自以为是在涉事各方都缺乏心理准备的情况下“搞了个大新闻”，大家全都懵了……

到这时，阿里巴巴达摩院其实还是有机会挽回局面的，毕竟，无论是王闰秋初试作弊还是宣传片供应商虚假摆拍，达摩院都是受害者，他们完全可以第一时间切割干净，严厉谴责造假者。

然而，因为内部领导对舆论形势的误判，加上来自官方媒体和有关部门的压力，达摩院很遗憾地采用了鸵鸟战术来应对公关危机，试图等姜萍决赛“自然落榜”之后事件热度逐步平息。

只可惜，鸵鸟战术没能奏效，公众面对赛事主办方的沉默发起了更广泛更强劲的质疑……

到这时，姜萍事件已经由“商业公司公关事件”升级成了“牵连甚广的社会热点事件”，有关部门强力介入，达摩院失去了主导事件走向的信息发布权。

在有关部门看来，这是在帮民营企业收拾超出掌控的烂摊子，是对互联网秩序和国家教育公平形象的积极维护。但在客观实际层面，这样的消极应对反而强化了公众对社会诚信的负面印象。

最终，由于公众的质疑一直没能平息，要求达摩院公布决赛结果的呼声越来越大，在有关部门的指导要求下，达摩院和涟水中专商议出了一个“承认问题但尽量淡化”的方案，并在11月3日同时公布出来。

在达摩院的通报中，王闰秋行为的性质是“违反竞赛规则为姜萍提供了答题指导”，在涟水中专的通报中，对王闰秋的处理是诫勉谈话。给了结果，但细节欠奉。意思很明确：

这件事到此为止吧。

虽然我个人很不理解有关部门对这件事的强力介入，但相关处理结果还是非常典型，熟悉的配方，熟悉的通报。

嗯，以上就是我所了解到的姜萍事件的始末。

整个事件中，唯一无辜，也几乎是唯一受到实质性伤害的，就只有未成年少女姜萍一人。

这实在是一个太过草台和残酷的社会。

唉……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192期：他说共产党不让他活了，你们却说他喝多了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8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1件，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10月25日—11月2日 。

在今年万圣节到来前的几天时间里，上海的节日氛围显得异常怪异，民众的“奇装自娱”活动尚未开始便遭到了严厉的提前禁止。先是从25日开始，当局出动大批警力在巨鹿路等地实行管控，甚至在部分路段设置多层栅栏，防止参与活动的人流聚集，并随机搜查路人的行李箱。后又是草木皆兵的上演了各种“制服鬼横行”场景，许多走上街头的Coser相继被带离或拘捕。类似的严控措施持续了近一周。

附近经营酒吧的一位店主称，他收到了不得举办万圣节活动的通知，如果违反规定就会被关门整改。而参与了去年万圣节活动的网友“这英”则在直播中表示，只要是“带有Cos装扮”出现在周边，就会直接被警察直接带走，她本人就已经喝了茶。对于“为什么去年能搞，今年却不能搞”的一众网民提问，很多Coser都直接转述了警方的说辞，即“为了保障安全”，防止出现类似2022年韩国梨泰院踩踏事故那样的惨剧。

这样的说法显然毫无说服力，因为去年上海万圣节就已经出现了独一无二的盛况，许多年轻人在经历了疫情三年管控后，通过变装狂欢方式自由表达，将万圣节玩成了反映生猛现实的“万梗节”。而在各色富有创意的装扮中，自然是出现了批判现实、嘲弄当局的身影。例如反映清零政策的核酸大白，触及敏感文革题材的“程蝶衣游街”，甚至还出现了直球辱包的“小熊维尼”及“A4白纸”。最终，2023年上海万圣节在“交通管制”中提前落幕，而今年的万圣节尚未开始，重点防范的雷霆措施便已先至，其中当局的考量不言而喻。

在微博平台上，“#上海万圣节”等多个话题遭到了封禁。但这种压制反而构成了一种变相的提醒，“对反对的警惕，让反对显现了出来”。一位网友表示“明天就是下刀子我也得去”，另一位网友则借用疫情时代的名词评论道“2023万圣节被诊断为新的错误记忆。”26日起，仍有大量上海民众无惧当局的管控一同上街狂欢。与之同时，陆续有各式装扮者被警察带走，包括佛祖、耶稣、卡戴珊、特朗普、精神小伙等角色，“遣返画面”也一个比一个魔幻。其中，一位Cos成警察的男子被多名警察带走前去卸妆的画面几乎构成了一副世界名画。

当参与狂欢的民众临时将聚集地点转移至中山公园后，此处一度出现了黑压压的人潮，即便夜晚的天空持续下着小雨，也未能浇灭人们欢聚的热情。突然，人群中有一位女生高喊“自由”，而这一口号也引发了周边人的强烈共鸣，本年度上海万圣节的最强欢呼声，或源于此刻。也难怪有网友调侃“上海万圣节你以为是禁止了Cos，但其实是在Cos上海封城”。的确，当局对社会的管制手段与去年别无二致，而人们自发走上街头聚集一起，以各种形式表达对于自由的渴求，这一场景，又是如此似曾相识。

26日深夜，上海中山公园发布一纸《闭园公告》，把这场节日庆祝推至了一个本不需要到达的高度。两天后，一名男子深夜怀抱“我在淮海中路 2022.11.28”的路牌走在街上，显然是影射前年发生的乌鲁木齐中路抗议，他的这一Cos也被网友称为“今年万圣节最狠的活”。然而不幸的是，在他遭到了警方盘问之后再无音讯。尽管上海的万圣节活动最终被强力取缔，但杭州、广州、武汉等地的万圣节庆祝活动依然如接力般举行，各地警察疲于奔命，与热衷玩梗的年轻人展开了猫鼠游戏，仿佛一出出与权力的持续交锋。

有人在中国驻奥克兰领事馆的门口贴上了上海中山公园的闭园公告

一方面，人们再次看到了诸多知名的角色如范冰冰、蜘蛛侠、蝙蝠侠等被带走。另一方面，也有越来越多的Coser绕过层层封锁现身镜头前，成为了本年度无法被抹灭的“万圣节记忆”。直到10月31日，东京、曼哈顿、洛杉矶等地的万圣节才依照传统的时间姗姗来迟。相较于国内，海外Coser们有了更多的表达自由，各种辱包辱警的装扮均可肆意展现。但也有网友认为，万梗节若没有了中国背景，便失去了一丝“讽”味、一丝“疯”味，就像上海街头那位被要求脱去精神病院病服的Coser，在那一刻，节目效果才达到了极致。

11月1日，推特用户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转发了一段令人感动的视频：在武汉某处的万圣节夜狂欢现场，一位头戴V字仇杀队面具的红衣人奏响了新裤子的歌曲《你要跳舞吗？》，很快有大量的年轻人如同听到感召，手拉着手步入场内，围成圆圈欢快地舞动。现场氛围是如此的活泼且欢乐，青春与自由的气息扑面而来。对此，有网友说，ta从这段视频中看到了年轻人被压抑的、所期待的是什么，同时也看到了某种改变的可能与希望。早在2023年上海万圣节举行之际，就有网友发问“这会是上海最后一届吗？”想必今年的年轻人给出了答案，那就是“万梗节”无法被禁止，即使它不在巨鹿路，也会出现在其他路，因为人们对自由的渴求，无法被彻底禁除。

一周荐读：

• 【CDT月度视频】十月之声(2024)——向《四月之声》致敬

2024年10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4.9.30—2024.10.28）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十月之声（2024）》。

• 【404出版】學人Scholar｜告别三辉图书：“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很微不足道”

知名图书公司“三辉图书”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宣布，三辉图书已经于去年10月底起停止经营，《碳民主》是三辉图书的最后一本新书。三辉图书成立于2003年，致力于引进、策划、出版思想、社科、学术、文化类的精品图书，由上海季风书园创始人严搏非先生主持。

一周关注：

• 【立此存照】上海市中山公园｜闭园公告
• 【CDTV】【图说天朝】2023万圣节被诊断为新的错误记忆？
• 【404文库】我就是郁风｜终于上海也不让办万圣节了
• 【404文库】魏春亮说｜杭州万圣节，玩疯了
• 【404文库】第五二六区｜万圣节没啥可怕，高抬贵手放过他们吧！
• 再昧拾金｜克里姆林宫为什么要禁止异装狂欢
• 【旧文重温】南风窗｜他们扮鬼，只是为了活出样来

10月25日，不少上海网友反映称，为阻止市民今年自发举行万圣节狂欢活动，当局自25日起出动大量警察在巨鹿路等地实行戒严，并在地铁站附近重点看守。另外，警察还随意带走装扮成角色的Coser，搜查市民随身携带的大件行李，通知经营性场所不得举办有关活动等。据悉，该戒严活动可能会持续到下周。

• 【网络民议】知乎问答｜为什么恨国党觉得出去就能活得比中国更好呢？

“恨国党”在社交网络上常被一些人用来形容在中国某些社会议题中持批评态度的网民。指控他们是 “抹黑祖国，崇洋媚外的人”…… 2024年9月，一位知乎用户发起提问“为什么恨国党觉得他们出去就一定能生活的比中国更好呢？”该话题累计被浏览290多万次，收到一千多条回复。评论区有不少知乎网友对此问题提出了批评。

• 基本常识｜今年第几起了？海淀一小学门口发生持刀袭击案
• 大象公社｜北京这起袭击事件可能是一个信号……

中国小学的安保严格程度已经堪称冠绝全球了。这也正是为什么这些行凶案件都是发生在校园之外，通常是校门口附近的道路上。问题是，安保不可能无止尽地延伸覆盖到孩子们上下学的每一个环节……很显然，当前出现的问题并不是安保漏洞所导致的。

一周惊奇：

• 亮见｜骑手公敌，报应来了？
• 亮见｜我又被美团投诉了

看新闻，人称“帝哥”的某互联网大厂产品经理，也是制定骑手处罚制度的人，如今失业后，也送起了外卖。“帝哥们”制定的制度把外卖骑手困住，现在这个制度又把制造者帝哥也给困住了，说是天道轮回，可这种轮回不就恰恰说明，制度和系统本身，才是独步天下的主导者吗？帝哥和我们，不过是系统这个机器运行的耗材。

• 喻涛｜“yq班”：歧视背后的文化重塑

“yq班”，是指22届、23届、24届的毕业生，他们或在疫情（Yi Qing）中上学，或在疫情后毕业，是被yq“耽误”的一批人。一些企业说，“yq班”的学生能力差，整体素质堪忧，所以拒绝录用，把“疫情班”当成了一票否决的标准之一。

• 黑噪音｜财政：从突击花钱到无钱可花
• 常识流通处｜因财政没钱，一些地方搞“远洋捕捞”，诱捕有钱人！两地绝地反击！
• 古老板的老巢｜远洋捕捞成风，地方政府为何如此疯狂？

突击花钱，本质上是无监督所导致的巨大财政浪费。那些年，正是中国经济最蓬勃发展的时期，也是各地政府最“有钱”的时期。那些资金和现金流都是非常珍贵的，因为一个国家不可能永远处于高速发展期。从突击花钱到无钱可花，是长期以来的财政体制不科学、不透明所造成的结果，更是“民富”没有跟上“国强”的深层次影响之体现。

• 四环青年｜小吃店一年最低交3600元垃圾处理费，难怪生意不好做
• 四环青年｜投资千万建厂拿不到许可证，核查组的借口匪夷所思
• 风声OPINION｜为什么出台了不少刺激消费的政策，消费还是不够强劲？

今年3月份，上海市政府办公厅发布文件表示要从降低税费、优化为企服务等5个方面来减轻企业负担，半年过去了，这个被商户们纷纷吐槽的垃圾处理费，难道不算在其中吗？能不收的就别收，这些能吸纳就业的小店铺能活下来本来就不容易；就算非得收，至少也得给出一个合理清楚的收费标准，别让这些小店铺的钱上缴得不明不白。

一周讽刺：

• 不跪的世界｜比万圣节更怪诞——公司支付的工资，员工只拿到1/3？

最近网上似乎很多人都在讨论上海的最低工资vs最低社保缴费基数之间的怪诞。已知官方数据：2024年上海最低工资为2690元/月，2024年的最低社保缴费基数却高达7384元/月。而最低工资也是要扣社保费的。我们假设有一个单位，雇佣了一名最低工资标准的员工，单位每月需要支付多少钱？

• 木蹊说｜95后硕士炒股两周赚110万？这碗鸡汤有剧毒

总有一种故事，骗得你头晕目眩。据海报新闻的报道，说有个95后硕士，炒股两周就赚了110万。而且配上了当事人的现身说法……很快这个新闻就上了热搜。在今天，在各种劣质信息狂轰滥炸的环境下，市场环境逐步走向非理性化，一定要小心“下周一涨到你头晕目眩”、“炒股两周赚110万”这样的毒鸡汤。

一周声音：

• 建设性意见｜计划生育政策还要存在多久？
• 修明札记｜最近的生育激励政策，力度还是有点小

法律不会写公民一分钟可以呼吸15次，一天可以吃3顿饭，一周可以过5次性生活，一年可以长途旅行4次……法律明确写了一对夫妻可以生育3个子女。可以意味着存在一个边界，超出我允许范围的，不可以；现在可以的将来不一定可以，我掌握着随时修改边界的权力。

• 地球公民金建国｜他们正在摧毁中国人的形象

个人行为无法代表整个族群，这不仅是一个最基本的常识，也是一条十分重要的原则，它可以帮助我们具体问题具体分析，避免滑入到种族歧视与仇恨中。但在现实里，除了社会学研究，在其他大部分场景下，人们往往并不以此为生活指导，反而常常会因为认知偏差，倾向于将小部分人的言行放大到整个群体。

• 姚志勇律师｜少捕慎诉慎押的政策正在变化

2024年1月到3月，全国检察机关的不逮捕率与不起诉率都出现了大幅度的下降。这一变化或许意味着，未来的检察机关在审查逮捕和审查起诉上，可能会采取更为严格的态度。对于那些可捕可不捕的嫌疑人，检察机关可能会更倾向于批准逮捕。

一周故事：

• 剥洋葱people｜被造谣“十万彩礼做女友”女生：我不是货架上的商品

照片中的六个女孩来自同一个宿舍，她们精心打扮，笑容甜美。在毕业五年后，终于等来之前没有成行的旅行。女孩许诗婷把这美好的时刻分享在社交媒体上。很快，她发现合照被盗用了。一个拥有30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将其配乐做成视频，并附上文字“彩礼都是10万，你会选哪个做女朋友？”视频下的评论更是不堪入目。

• 人物｜“50岁霸总”，围猎空心老年人

中老年短剧爆火，有人追捧，有人调侃，但这都和他没什么关系。他有退休工资，演戏只是老年生活的乐子。而更多的老人，作为被创作、被消费的对象，他们的面目是模糊的……引起吐槽的，是目前的老年短剧里「没有老年人」，由年轻人炮制、由网文梗粗糙拼凑而成，脱离老年人的生活，老年人依然边缘。

• 猛犸工作室｜高位买房的人，选择与自己和解
• 每日人物｜亏了上百万，终于卖房解套的人

朴奕在购房合同上签下名后，长吁一口气。“算是结束了吧。”合同上的那一套房子，是上海徐汇区的“老破小”，总价340万。朴奕每月房贷4200元，这样的日子得持续30年。巧合的是，在10月13日这天，上海二手房网签量1334套，为去年9月以来的单日新高。这让朴奕父母觉得，总算是踩对了时机…..

在万圣节连一只“可爱鬼”没有见到，这才真的是见鬼了 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2629.html

六四在中国失去的这三十五年历史中，虽然它的中心是空的，但辐射出去是更广阔的天地，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中的精神和理想图腾，其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厚重。

1989年6月4日 AP

实际上我还没有三十五岁，1989 年我也还没出生。但有时候我觉得自己从大明王朝 1566 年就已经活着了，活到今天如行尸走肉。

我们常说中国人没有历史，但往往中国人这个群体身上显现的疲惫与痛苦，又确凿无疑是历史的遗留。他们能瞬间梦回清朝，满嘴的“我要洋人死”、“八旬老太守国门”、“与小日本不共戴天”，却独独将终于步入现代的部分忘却。或者这二者本就是相互“成就”的，是种下的因结出的果。

我就在中国著名的社交平台“小红书”上看到，有人将 6.4 期间不允许换头像和背景，当成是全国高考的某种举措，进而合理化它的存在。

没有经历过共产主义中国的人可能会觉得，六四被遗忘，肯定也有你民众自己的原因在。但禁令都已经挖空心思到这份上了，几乎是抹除成空白，宁愿退回至清朝、大明王朝 1566 年，宁愿走进历史的死穴，也不要这段企图前进的历史。民众又能传递什么呢，哪怕是侥幸的亲历者，也只会变成一个整天跟自己儿女说“少在网上发表意见”的人。一代人终将老去。

而相应的，我们更能看懂苏联笑话，也只是因为我们生活在共产主义中国。很残酷的事实是，没有人需要对审查拥有想象力，我们对万事万物有想象，但唯独不可对审查有想象，因为后者就是为了限制前者而存在的。那些记录审查的作品，饶有兴味地添加意义，也只不过是对审查的一种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表现。但换句话说，除了和审查玩把戏，我们又还能玩些什么呢。

今天早晨醒来，我翻阅了谷歌最先能触及的六四资讯，它们大多由照片和众人的口述记忆构成，最使我感到心痛和愤怒的证词是：

“军队凌晨抵达时，在天安门广场上的一名20岁学生对美国之音说，为躲避枪击，他花了近两个小时才爬出广场。他说，一路上他看到数百具尸体。士兵对任何站起来或在动的人开枪。

这名学生说，他看到四名女大学生请求军人不要杀她们。他说，其中一名女性抓住军人的腿，军人的回应是用刺刀刺她。他看到军人向其她三人开枪。”

然后我在 X 看到了一些倒地的学生照片，鲜血真的如人们记忆中那样惨烈，雪片般的照片纷扬于中国之外的互联网——我相信六四在中国失去的这三十五年历史中，虽然它的中心是空的，但辐射出去是更广阔的天地，是一个正在不断发展中的精神和理想图腾，其内涵变得越来越丰富和厚重。

我没有办法在今天诉说“家”，诉说一切“温暖、幸福、束缚、逃离”，虽然它听起来与我的处境如此相似，它可以是我与中国的关系，但我并不想这样缠绵悱恻地重复一种虚假的感情，而导致最终毫无表达，只是落入一种又怨又恨的前现代家国关系——一个需要被反复确认的常识是，家并不是国，并不意味着它可以侵入到我的房间里，搜查我的思想。

在那个我们姑且可以称之为“家”的房子里，土地是七十年后就要被政府收回的，门即便有锁，也是社区居委会可以任意闯入的，我母亲的女儿们，学过新闻、做过互联网工作，或者毕业后一直在待业，还有需要高考，他们事无巨细地掌握，以便有一天能够加以利用。且就在这过去的三年间，已经无限度地利用过，再也没有交还。

从 6 月 4 日的凌晨开始，我就变成了需要被管控的“海外 IP”，我一张图都发不出来，尽管我已经不打算再测试审查，但它就这样凶狠站在我面前，将赛博空间也圈成自己的领土。住在香港的朋友发了一条朋友圈，但我也知道，那条可能只有我和她可见，“墙”是如此的冷酷，且如此见效。

而纽约时代广场的看板广告，正在等待当地时间的 6 月 4 日到来，人们将在那里上架台湾，让全世界看见台湾人对于民主的决心。

这声音终于变成歌变成诗
我们就这样
成为一个个活着的诗人
不只是一个个在世的诗人
在今生和今生之后也必须从一个
变成三个、七个和十一个
我们降生
我们逝去这时间的官能即是我们
此刻我们为某人献上的哀悼
与他献给你我的哀悼同在

——【韩】高银《与逝去诗人共度的时光》（节选）

2024 年 6 月 4 日

今年的万圣节，上海静悄悄。

网上稍稍搜索一下，基本上是去年的内容——去年的上海万圣节，算得上是一个有意味的文化事件，它承包了彼时网络上几乎所有的笑点，比如在所有的自媒体中出镜的安陵容、直播中的向太、说撇了嘴的李佳琦、垂眉丧目的乙方、“相约1998”的那英和王菲。

更重要的是，它第一次大规模地实现了万圣节的本土化，将万圣节过成了中国年轻人的万梗节。没有什么南瓜灯、鬼斗篷，有的是各种作妖搞怪、出其不意的欢乐创意。

但即使是这样，还有人不放心。

网络消息显示，在去年一度成为上海知名景点、位于巨鹿路的“FOUND158”下沉式广场已被黄色栅栏团团包围，本应出现的各种“奇装异服”，在身着黄背心的保安人员的“劝导”下销声匿迹，就连财神爷的装扮者也被“遣返”。

说实话，对此我感到非常不理解。对平庸生活的一种反抗而已，年轻人为数不多的释放情绪的节日而已，有必要如此紧张、如临大敌么?

不知道跟上海的“禁止”有没有关系，今年的万梗节大本营，移师到了杭州。

2024年万圣节前的最后一个周末，很多年轻人直奔西湖边。可以不扮鬼，但不能不扮“梗”。什么刀螂组合、阳光玫瑰和巨峰葡萄……遍地抽象梗，想起了有人说过的一句话：不是精神病院住不起，而是万圣节更有性价比。

放一组照片大家感受一下。

平日在学习、工作、生活中不断压抑自我的年轻人，在这一刻好像才真正活了过来。

杭州的万梗节，出现啥问题了么？我反倒觉得对这个城市来说，万梗节是一个加分项。

再说回上海。

说实话，上海是一座我非常喜欢的城市。同事马骥远和他的叔叔、上海作家马尚龙在合著的新书《上海秩序 深圳气质》里写道，上海人的形成是酿酒式的，经过了时间的发酵与沉淀。我认同这种说法。江南文化与世界文明在这里交汇、激荡，形成了富有能见度的上海品格。

去年秋天我第一次到上海——惭愧——随手在街头拍了几张照片，其中一家餐馆的“反画饼文学日报”，其实就有点万梗节的意味。

所以，对这座城市的这一次表现，我是比较失望的。

关于上海，除了驱离万圣节，另一件令我感慨的事是，最近看到一篇文章，标题叫《中国最国际化的城市，关停唯一的外语频道》。文章说，上海外语频道疑似被关了。

上海外语频道开播于2008年，就是举世瞩目奥运盛会举办的那一年，开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盛事。

那些年，中国盛事、喜事不断，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动频繁，国际宾朋盈门。上海外语频道的开播，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说就是：

“体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所应有的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

而今，它疑似被关，其中一个原因是，上海的老外在减少，观众流失了。从2020年开始，上海市统计局不再单独提供在沪外国常住人口的数据，但可以肯定的是，随着外企撤离，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说的原因，很多老外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疑关外语频道与禁止“奇装异服”，彼此间有什么隐秘关联吗？

我不知道。

我知道的只是，再过些天，圣诞就要来了。

不知道到时会不会有抵制圣诞的声音。近些年，我们不断看到，一些地方出台禁令，不允许商家悬挂圣诞饰物、进行圣诞促销，乃至规定须清理沿街与圣诞有关的橱窗贴画等。总之，要对圣诞来一场“坚壁清野”。

我想说，对待圣诞的态度、圣诞节日氛围的有无，也可以成为一个地方的文明发育程度的观察与衡量指标。要知道，在这样一个强调开放的时代，对一个城市来说，驱逐洋节并不是一种荣光。

我还想说，哪个地方对世界秉持开放、包容的态度，你就可以选择将自己的肉身与梦想安放到哪个地方去。

这是一个时代的产物和印记，始于2008，止于2024。

上海广播电视台近日宣布，将有序关停四个电视频道。虽然在对外发布的信息中没有点出这四个频道的名字，但有细心的人发现，这四个频道分别是：

上海外语频道

纪实人文频道

东方影视频道

七彩戏剧频道

与之一起关停的，还有四套广播频率，不过其中最让大家意难平的还是“上海外语频道”。

上海外语频道开播于2008年，就是举世瞩目奥运盛会举办的那一年，开播的一个重要目的是服务2010年上海世博会，这是继北京奥运会之后，中国举办的又一次大型国际盛事。

那些年，中国盛事、喜事不断，占据了国际舞台的中央，中外互动频繁，国际宾朋盈门。上海外语频道的开播，用当时官方的话来说就是：

“体现出上海作为一个国际性大都市所应有的开放意识和服务意识。”

过去十多年，外语频道很好地匹配了上海国际化大都市的城市形象，展现了上海“洋气”的一面，是外国人了解上海，透视中国的一扇窗口，也是国人放眼看世界，接触外国风土人情一个渠道。

可现在，外语频道要被关停了，即将消失在人们的记忆里。被上海当地人调侃为“卖海参”“卖虫草”“搞装修”的购物频道却保留了下来，继续轰炸观众的荧屏。

这让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心里不由哀怨”：

“偌大的上海，号称改革开放的窗口，竟然容不下一个外语频道！”

2008年1月1日上午7：00，上海外语频道整点开播。

为了迎接这一重要时刻，上海的地标性建筑——东方明珠塔在前一天晚上还专门亮起了外语频道的蓝色台标，流光溢彩。政府领导、驻沪领馆的外国官员、企业家等齐聚一堂，共同见证。

上海外语频道（ICS）开播，各位嘉宾共同按下巨型仿真电视遥控器。来源：东方网

作为外语频道，其特点不仅在于所有节目用英语和日语播出，更在于内容的独创性。

上海广播电视台下属的所有频道中，除了门面担当“东方卫视”，外语频道被认为是最有特色、最有干货的一个。

毕竟是上海，人才济济，主播来自大陆、台湾、英国、澳大利亚、日本、美国等，不少栏目办得非常好，即使和央视旗下的英文频道CGTN相比，也毫不逊色。

如果和其他省市的一些外语频道、国际频道相比，不谦虚地说，更是天花板一样的存在。

比如说脱口秀节目《说东道西》Culture Matters，谈论的中心是东西方文化的差异和比较，在轻松愉快的聊天中，增进不同文化的理解和沟通；

每周日推出的日语节目《中日之桥》Bridge To Japan，定位于促进两国人民的友好交流，还会定期邀请日剧当红影视明星来做客；

此外，外语频道还有一档节目《影视总动员》High Drama，播放英语原声的欧美电影，包括《指环王》、《傲慢与偏见》和《蜘蛛侠》等等，为喜爱观看原版电影的观众奉上电影大餐……

过去十多年里，上海外语频道成为十多万在沪常住外籍人士获得新闻、生活、娱乐资讯的最主要途径之一。

本地观众也受益良多——

“外语频道是小时候看世界的唯一途径，好多美剧都是在ICS看的。”

“高中的时候，吃完饭趁休息时间看外语频道的节目，表面上是学英语，其实是趁机娱乐放松，很有意思。”

甚至还有一位网友说，初中放暑假，无意间看到在外语频道播出的英国BBC著名汽车节目《Top Gear》，

“对一个从小就喜欢车的男生来说，简直打开了新世界的大门，甚至影响了我的就业方向。”

除了“国家队”中央电视台，国内也就北京、广东、江苏等少数几个省市播出或者曾经开播过国际/外语频道。

作为“行业天花板”的存在，上海外语频道为什么要关停呢？

上海广播电视台的官方解释是：

“坚决摒弃做‘虚功’、图‘虚荣’、变‘虚胖’，着力强身健体、提质增效… 真正实现主业更加突出、特色更加鲜明、效益更加改善。”

盖棺定论，外语频道看来是被归到“虚功”“虚荣”“虚胖”的行列了，不知道频道的工作人员还有广大观众对此是什么感受？

关停到底是什么原因，好像说了，又好像什么都没说。

钱，是一个大问题；

官方解释也提到了“效益”两个字，但眼下，国内电视台的“效益”普遍不乐观。

广告收入是电视台最主要的收入来源。经济好的时候，企业就愿意花钱打广告、做宣传，但现在经济这个样子，还有多少企业愿意上电视打广告呢？

以国内最会赚钱的电视台之一“湖南卫视”为例，2015年、2016年广告收入连续突破100亿元，但之后一路下滑，现在估计只有40亿元左右，跌了一半还多。

赚钱高手都如此，更别说其他电视台了。所以近些年来，全国多地的电视台传出关停频道的消息，一开始是市级电视台，后来有些省级电视台也慢慢撑不住了，甚至深圳、上海这些发达地区的电视台。

本来是众人眼中的铁饭碗、香饽饽，没想到很多地方的电视台穷得揭不开锅，连工资都发不出来，有的主持人和主播为了养家糊口，不得不转行直播带货，卖鸭子，卖海参，卖红酒…

很难想象，曾经光鲜亮丽的电视台，如今变得如此落寞。

看电视的人，越来越少；

上海外语频道，观众主要是在沪居住生活的老外，以及对外面的世界感兴趣的本地居民。

从2005年开始，常住上海的外国人快速增长，从10万增长到2018年的17.2万，老外越来越多，为外语频道打下坚实的观众基础。

从2020年开始，上海市统计局不再单独提供在沪外国常住人口的数据，所以现在有多少外国人在上海居住生活，找不到官方的统计数字，但可以肯定的是，

因为三年口罩，外企撤离，以及其他一些不方便说的原因，很多老外离开了上海，回到了自己的国家，或者去了别的地方。

观众流失，对于上海外语频道来说，无疑是一个坏消息。

至于本土观众，现在获得资讯和娱乐的渠道这么多，各种新媒体、短视频，低头刷手机，一刷就是几个小时，也越来越没人看电视了。你家的电视机，多久没开了？

电视就和曾经的广播和报纸一样，被扔进历史的故纸堆里吃灰去了。

在复旦大学外文学院曲卫国教授看来，上海外语频道关停，也有其自身的原因：

“因为指导思想和各种限制等原因，现在该频道播放的内容越来越体现不出外语频道的特色和优势。”

节目越来越难看，关了也罢。

上海外语频道的关停，很多人并不在意，也不在乎，太阳照常升起，没什么大不了的。

那些依然生活在上海的老外，估计会感到一丝惋惜。毕竟，一个本土的外语频道，为他们了解上海，看待中国提供了一个不同于西方的视角。

影响最大的，除了频道的工作人员，应该就是各大院校英语系、日语系的大学生了——

不仅少了一个学外语练听力的渠道，更少了一个求职找工作的好去处。

“英语无用论”的声音，怕是又要响起来了。

不过也有网友认为：“越是这样越要学好外语，有条件多学几门，懂的都懂。”

我觉得很有道理。

上海外语频道，2008-2024，RIP！

参考资料：

正解局，《电视台自救：密集关停频道，挑战才刚刚开始》

前阵子，一位在基金会发展论坛工作的朋友问我，要不要在闪电发言环节发言。

给不了解的朋友科普一下：

在这个公益行业的盛会里，闪电发言是唯一一个没title的人也能上主舞台发言的环节。相当于快闪。

我说：那当然好了，那我可要憋个大的。

结果，今天这位朋友告诉我，这个环节需要我提前提交发言提纲和发言亮点。

五年前，我是直接在现场报名了这个环节，结合当天在场嘉宾的发言讲了自己的看法。现在，大会都还没开，竟然就要提交“闪电发言”的提纲了？就连这五分钟的自由发言都要被提前审核了？

我突然觉得，我的处境跟非常多公益机构特别像：

有行动的能力，有自己关注的议题；但是行动的空间那么小，还完全被资方控制着。如果要利用这个空间存活，就要去迎合他们设定的议题。

而我们自己关注和擅长的领域，以及创新的、应对当下的尝试，反而变成最不重要的了。

01 | 你觉得应该存在的机构，都快死了

每次出现社会事件的时候，就是公众开始问“公益机构都去哪儿了”的时候。

比如，儿童被性侵/家暴/虐待时，大家会问：儿童保护机构去哪里了？

比如，当女性被性骚扰/性侵时，大家会问：有什么能帮助受害者的公益机构吗？

再比如，当有人要自杀需要专业力量介入的时候，大家也会觉得，是不是有这样专门做自杀干预的人，怎么联系他们？

我告诉大家，有（或者有过）这些机构，但有好些都快活不下去了。

公益机构是怎么死的？

你要说咱们这儿有没有能做这些工作的专业人士，那肯定是有的。不说国内每年毕业的社工学生有多少，每年海外留学回来的社工研究生也一大把；更不要说经验丰富的职业公益人了。

可为什么他们没有在做这些事了？因为，没钱啊。这些直接和受助人相关的工作，要付出的人力和资源成本是很高的；并且短期内难以取得“结果”或者“成效”。另一方面，这里面有好些是“敏感”议题，难以从资方拿到资助。

结果就是，支出巨大，捐赠收入极少；能运营下去的，要么是主要负责人有钱，要么是工作人员不爱钱。而那些需要钱的专业人士，就不得不转去做了其他工作。

02 | 所有机构都在做乡村振兴

应对这类情况，一个常见的策略是：既然只做自己专精的领域活不下去，那就多接点儿别的活。

我本科学校社工系老师就这么干的：通过多接政府购买项目养活他想做的项目。拆东墙补西墙，累点儿就累点儿，多活一天算一天。

结果大家就会发现：有好多机构做的事完全跟着政策走，你完全忘了他们机构原本是做什么的。就好像是一个巨大的动物园里只有几个饲养员，除了饲养员放的饭没有其他的食物来源。一到放饭时间，别管放的是什么饭，所有动物都饿得扑过来抢。

比如，2018年左右开始，几乎所有公益机构都在做乡村振兴。当然有很多机构是一直在做乡村工作的。但让我震惊的是，有的机构/基金会原本的工作领域跟乡村八竿子打不着边，也开始套个“乡村+”的衣服做项目了。这是“生存策略”还是“抢热钱”？我也不好说。你甚至可以把“乡村振兴”换成好多其他的词，也成立。

但即使是作为生存策略，这个策略是有效的吗？就不说钱了，一线公益机构工作人员的精力是最宝贵的。往往把有“收入”的项目做完了，就已经没什么力气去做机构本身聚焦的领域了。长此以往，机构的工作重点也开始发生偏移了。

哦，倒是偶尔有游客投喂。有的动物从饲养员手里抢不到饭，就只能纯靠游客投喂。那这时候，谁能吃饱谁饿肚子，就纯靠谁能吸引注意力了。所谓“筹款”嘛。

03 | 基金会资助趋于保守，机构不敢创新

我发现，另外一个非常明显的趋势是：各大基金会们越来越保守了。以前还敢搞一搞双创，弄一些大赛激发一些创意；现在，各个资助规则复杂地就差直接说：我们这儿是萝卜坑，只资助我们的老伙伴了。

我也理解基金会们。钱也不多了嘛。“敏感”的议题不敢做也不能做嘛。资助自己最熟悉的伙伴肯定是最安全的嘛。一线机构存活反正不关你们的事，你们对捐赠人负责就好了嘛。哦，可能有的刚毕业的项目官员也不认识几个一线机构。

结果就是，一线机构们的创新能力全都用在了，怎么把自己机构的品牌项目贴到相关政策和资助标准上。基于受益人群和新的社会问题的创新项目，那是万万不敢的。基金会更不会支持这样的试错成本，还会拿着预算表和发票一条一条跟你抠这些钱到底是怎么花出去的。

我以前就吐槽过，各类公益组织已经没有办法快速响应到相关社会问题了。当然一方面是社会环境变化迅速问题激增；另外一方面，公益组织已经失去了做事的空间和能力。

缺乏非限定性资金、基金会资金审批流程过长当然是老问题；社会环境也的确变得更加严峻了。我不知道有多少人记得蛇口基金会在社会事件后发布的那篇文章。那晚我看到的时候，真的是有点热泪盈眶；这是一个公益组织在承担属于自己的社会责任。然后，那篇文章就被删了。

再然后，就没有然后了。

04 | 那我们能怎么办呢

之前跟一位读者聊到她对我的文章的看法。她说：“我和朋友们的反应都还是，哎，那还能怎么办呢。”

是啊，还能怎么办呢。

前段时间参加了益盒举办的跟Peter Singer的座谈。这场座谈很有意思的点在于：他提出来了“有效公益”这样一个宏大的概念；但对于所有具体的问题和困境，他的答复都是“要在具体的场景中看待，看有什么是我们直接能做的事。”

我觉得，我写文章也是一样的。

如果大环境无法改变，那么当下每个个体能够直接做的事情，每一点小的突破都是重要的。

比如，当基金会告知你的创新性项目不在他们的资助范围之内，你是否会再争取一下，或者再问一下下一家，而不是放弃；

再比如，各个基金会能否开始尝试踏出自己的舒适圈，哪怕那么一小步，放宽对于被资助项目的细枝末节的审核，留多一点自由的空间；

再比如，当社会问题真的发生在了你的身边，你敢不敢和朋友们商量一下，快速地做一点什么事，哪怕是发一篇公众号；

……

请大家，保留一点锐气，坚持自己在关注、在行动的议题，为自己关注的议题多争取一点空间。

If not me, who? If not now, when?

哦！你问我会做什么？我不希望自己的“闪电发言”被提前审核，所以选择不参与此次基金会发展论坛了。然后就有了这篇文章。

不知道你，想做什么呢？

–END–

我是艾大荀，一名前全职公益人，豆瓣公益科普博主。

多年公益从业经历，曾就职于社工机构、基金会、互联网企业等。曾在英国/香港学习，受到社工/人类学的专业训练。

在这个公众号，我会分享许多我对公益行业/社会问题的观察和见解。

感谢关注，感谢信任。希望我们一同让这个世界变得更好。

CDT编者按：重案组37号是新京报社会新闻部所设立的一个账号。

---

闻到竹笋和椿树芽的味道，张玲知道，这是春天。而当窗外响起花炮声，意味着自己又挨过了漫长的一年。

新京报记者｜左琳 秦冰

编辑｜杨海

校对｜张彦君

终于拿到判决书了。37岁的张玲期待着，自己能就此远离那场噩梦。

在乡下的10年里，她每天都被农活包围，打油菜籽、喂鸡鸭、做饭、照顾6岁的儿子，生活平静庸常。只是偶尔，身体会不自觉地露出异样。

只要待在封闭的房间，她就头疼得厉害；有时会突然蹿出一股无名火，想摔东西；看见陌生男性，会下意识想躲开。村民发现，这个忽然出现的女人，10年来都没离开过村子，也没有人来看过她。

直到2024年4月15日，湖南常德的民警在比对“失踪人口”信息时发现，“张玲”这个名录在沉寂多年后出现了新动向。随即，她被民警找到，再次与外界连接。

“从2010年起，我被人关了将近5年。”在派出所里，这个小麦色皮肤、衣服洗到褪色的村妇告诉警察，自己曾是一名大学生，家在常德市区，接着讲出了自己“消失”的经历。那是第一次，她事无巨细地回忆自己如何被一名叫钟鹏的男人囚禁、侵犯，又是如何逃出来被人收留，并留在乡下，过上跟失踪前全然不同的生活。

10天后，4月25日，桃源县警方将此立为刑事案件。钟鹏因涉嫌非法拘禁罪被刑事拘留（因过追诉期未被起诉）。5月28日检察机关以涉嫌强奸罪，批准逮捕钟鹏。10月15日，桃源县人民法院作出判决，钟鹏犯强奸罪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

案件之外，在桃源县公安局、妇联的组织下，张玲与父母分离14年后终于再次相见。桃源县妇联也计划为张玲现在的家庭提供资金补助，给张玲介绍工作机会，帮助她早日融入社会。

张玲（化名）被囚禁的地方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离家

在母亲邓洁的记忆里，2010年1月22日原本是个普通的日子。

早上7点多，女儿张玲像往常一样去上班，临走前告诉妈妈，发了工资就给她买新衣服，语气透着欢喜。

女儿很懂事，邓洁和丈夫张忠凯都这样认为。夫妻俩在常德市区开了家早餐店，从早忙到晚，张玲打小就自己上下学、做饭，照顾自己也照顾弟弟。

张忠凯很骄傲，女儿长得漂亮，又乖巧听话，让邻居们艳羡——一定程度上，女儿是夫妻俩的一种体面，被他们一直精心维护着。为了让女儿变得更好，从她小时候起就尽可能安排好一切。

长大后，这些安排开始关乎人生道路的选择。大学读什么专业，家里人先拿主意。毕业后，张玲想多去一些地方，有意做导游，但家人担心她会晒黑、容易挨骂，就介绍她去做办公室文员。工作刚落定，家人就给她打扮，安排相亲。

“严点也是为她好，对女儿就是要多操心一些。”邓洁和张忠凯觉得，这些和带张玲单独去玩，在笔记本电脑刚兴起时舍得花几千块钱买给她一样，都是爱。

张玲感激父母的付出，也努力回报，但她从来都没告诉过父母，他们的爱有时也会变得沉重。

“从小到大，我想的都是怎么再变好一些，让父母满意，让他们更喜欢我、认可我。”逐渐地，这成为张玲的一种压力。

2010年大学毕业后，按照家人的安排，张玲回到常德工作。她在单位附近租了房，刻意保持着与家庭不近不远的距离。

但在父母眼里，女儿离他们近了，联系却没有变多。她不常回家，通话也少，有时候女儿的事问多了她还会不耐烦，“有些反常。”

很快，父母发现，张玲突然在单位做起卖日用品的小生意，还时不时提到，自己很羡慕在南方做生意的舅舅赚了钱、条件好。女儿突然表现出的野心让他们警惕起来，那是传销最猖獗的时候，老家有人因为传销人丢了、钱没了。

“我真怕她去搞传销。”邓洁说。

担心女儿出事，邓洁不再允许张玲独自在外住，然后在早餐店附近租了个房子，每天让张玲的弟弟接送姐姐上下班。

在张玲的解释里，做小买卖是她想赚些零花钱，但这无法说服父母，反而让他们更加怀疑。再往后，张玲发现，自己的房间总会被家人乱翻。

失踪前一个月，这种担心和怀疑达到了顶峰。那天，亲戚们把她堵在房间里，十几个人围住她，强迫她看反传销影片，逼她交出头目的电话，他们拆下了张玲的手机卡，查了一通，却什么都没发现。亲戚们七嘴八舌地教育她不该沾染上传销，张玲想解释，但没人听、没人信。

“他们都是长辈，我不能吵。”数落声中，张玲甚至感到一阵眩晕，委屈、压抑、烦躁积在胸口，让她难以呼吸。

紧接着，一个强烈的念头袭来——“我要离开这里。”

她找到了钟鹏——当时的男朋友介绍认识的“路子很广”的中年男人——对方告诉她，自己在长沙有人脉，可以给她介绍一份高薪工作，到时带齐所有证件，先到桃源县漆河镇会合。

2010年1月22日，带着对未来的憧憬，张玲搭上了去漆河镇的汽车。

如果漆河镇碌厂桥村的村民留意，或许会在那天看见，50岁的钟鹏带着一个年轻女孩回来，她皮肤白皙，脸上有一对酒窝。

那天是腊八，天气很冷，女孩穿了一件天蓝色羽绒服，紧身的绒裤塞进长靴。她跟着钟鹏上了二楼，再没出来。

张玲（化名）的父母还保存着她的照片，她失踪的那几年，母亲总会拿出来看看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牢笼”

张玲就这样消失了。那天下午，邓洁没有等到女儿回家。家人查看监控，发现张玲进入单位，后来独自打车离开，手机信号最终停在桃源县陬市方向，之后便一直关机。

最初几天，邓洁和张忠凯还想象着女儿只是去朋友家小住，但直到春节都不见张玲踪影。他们拜托女儿的朋友一有消息就告诉自己，结果一通电话都没等来。这是从没出现过的情况，正月十五左右他们决定报警。

这时的张玲，已经被钟鹏锁在屋里30多天。

事发当天，钟鹏带张玲来到一处院子前。那是在村子的角落，院墙边上就是田地，四周几乎没有邻居。院子铁门紧锁，里面有栋二层小楼，张玲注意到，小楼的所有窗户外都用钢筋封着。小楼的大门和楼梯间也上了锁，钟鹏依次打开，带张玲上了二楼。

囚禁张玲（化名）的二层小楼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刚走到一间小屋的门口，钟鹏立刻变了脸，往日和气的模样消失，肥胖的圆脸生出一种她从未见过的狰狞。张玲来不及反应就被钟鹏一把推了进去，然后抢走了她的包和手机，拔下电话卡。木门被猛地关上，接着是落锁的声音。

就像被扔进笼子的小鸟，她本能地砸门、大喊，手肿了，嗓子哑了，都没人回应。声音太大，钟鹏就威胁要弄死她，埋在后山，没人会知道。她忘不了钟鹏说这些话时的眼神，透着一种捕食野兽般的凶残。这让她瞬间失语，恐惧覆盖了一切感官，不敢也不能再发出声响，只剩下颤抖、哭泣。

困住她的房间刚能容下一张单人床，几乎没有走动空间。后来钟鹏见她病恹恹的，给她换到另一间屋，空间稍大些，可以来回走一走。墙把房间分成两部分，里面是双人床和一只排泄用的红色塑料桶，外面则是一张办公桌、一把椅子、一台废弃的电脑和一个书柜。

第一晚，钟鹏就强行与她发生了性关系。“他红了眼，胳膊使劲抵住我的脖子，像要掐死我。”粗暴的动作让张玲透不过气，大脑一片空白，过了许久才感受到疼痛。每隔一周，侵犯就会发生一次，她的羞耻和憎恨也会多一分。

所有的折磨都汇集成一个念头，逃离这场突然的囚禁。刚开始的那段日子，只要恐惧稍微消退，她就会拼命挣扎，撞门、大喊。换来的是身上的淤血和伤痕，这都是钟鹏对她的惩罚。最严重的一次，她被推到墙上，额头撞出了血。

她也尝试过绝食，但最后败给了求生的本能。最后，她只能幻想有人来救自己，期待着有一天那扇门打开后，走进来的不再是钟鹏，而是带她出去的人。

她不知道，没有人能听到她的声音。屋子唯一的窗户被封得严严实实，在屋里张玲只能听见下大雨的声音，有时也会透过缝隙传来稀疏的奏乐声，张玲猜那是村里正在办红白事。

据判决书，警方的现场勘验笔录和照片显示，“张玲被拘禁的地方位于二楼，楼梯中间可见带锁的木门，居住房间狭窄、门窗封闭。”

钟鹏的女儿在证言里提到，钟鹏不准张玲下楼，张玲若不听话就会遭到他的辱骂。钟鹏交代她和母亲不能让任何人知道二楼住了个女人，“张玲从来没有下楼。家里来外人时，钟鹏会让张玲躲在房间不要出来，也不要发出声音。”后来，钟鹏又把二楼的走廊用红砖砌了面墙，只留出缝隙透气。

那座小楼与外界最近的联系，是楼后一条安静的小路，偶尔才会有一辆三轮或摩托车突突驶过去。外人不会知道，墙的另一侧，一个不属于这里的女人正在求救。

村里通往囚禁张玲（化名）小楼的路，平时鲜少有车经过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在更广阔的视角里，这本就是一个偏僻冷寂的山村。从县城出发沿着省道行驶1个小时，再沿一处不起眼的岔路下去，驶过一段被茂密树木掩盖着的狭窄山路后，才能抵达这个名叫碌厂桥村的地方。

村里人也很少来这个整天锁着门的院子，就连钟鹏的大哥，哪怕离自己的幺弟只有100米，也鲜有来往。

这个幺弟从小就好吃懒做，起初跟着父亲学做铁匠，但不愿吃苦。桃源县是道教圣地，民间有“养庙”风俗，2005年钟鹏回村后在老屋旁建了两座庙，以收香火钱营生。但他还是常找兄弟们借钱，借了也不还，再后来，连逢年过节也都不打招呼了。

“仇人。”大哥在手掌上写下两个字，形容自己的幺弟。

钟鹏从不让大哥走进自己的院子。“他平时关门闭户的，过年打了豆腐给他也不让进，都是从大门底下递过去。”大哥说，自己把二层小楼留给钟鹏时，窗户又大又亮，结果被钟鹏改得“像个牢房”。

在这间“牢房”里，一天被分解成86400秒，张玲从未感受过时间如此漫长。她的希望被消磨殆尽，常常感到呼吸困难，总是迷糊着睡过去，一觉醒来，分不出是清晨还是夜晚。房间弥漫着排泄物的异味，和昏暗的空间一起，压得人睁不开眼。她的视力也越来越差，每天“云里雾里”，甚至出现了幻觉，在一成不变的白饭里，闻到了鸡肉和猪肉的香气。

有时，压抑也会让她变得狂躁，特别是天气晴朗的时候，但大部分时候她已经没有力气发泄。偶尔雨下得猛烈，她才会获得在门外的走廊放风的机会——只有不到1分钟的时间，刚喘上两口气，甚至还没看清屋外的环境就又被关了回去。

房间成了张玲最熟悉、也最厌恶的地方，和她相伴的只有米黄色地砖和白墙，偶尔会有蜈蚣和老鼠钻出来抓她一下。办公桌上的电脑是坏的，打不开，黑色的皮椅上落的全是灰。

柜子也被锁住，柜门是透明玻璃，就着微弱的光亮，张玲常常盯着里面的书脊看字，有时也会在玻璃上看到自己。日复一日，她发现镜中的少女变得憔悴、苍老，神采消失。

最后，她几乎认不出自己。

寻找

女儿失踪后，邓洁不止一次梦见她，不停说着“妈妈你救我”，一觉醒来，眼睛又哭肿了。就像个预言，她和所有人说“我的玲玲还在等我。”每次梦醒后，她就打电话给派出所，问挂着失踪人口的女儿有没有消息，答案无一例外都是否定。

张玲失踪的前三年，她和张忠凯哪有线索就去哪。女儿的手机信号消失在桃源县，她就在当地买了份保险，让熟悉每个村子的销售帮忙一起找。县辖的各个镇，最热闹的车站、集市，她也全都去过。

此时的张玲，连记忆中家人的样子都开始模糊。她不再激烈反抗，只是麻木地等待着一个机会。

起初，她还有意识地多走走，“为以后逃跑做准备。”后来，她逐渐变得“像只没有想法的动物”，活着只是本能。

每天，她只是趿拉着拖鞋在屋里晃荡，缺乏必要的锻炼让她的肌肉松弛，困了倒头就睡，饿了就躺在床上等饭吃。

在这间屋子里，她失去了一切，自由、尊严、人格，就连阳光和新鲜的空气都成了奢求……时间尺度也变得混乱，她无法准确计算自己被关了多久。

光点透过窗子的缝隙打在墙上，张玲盯着它从一边挪到另一边，一天也就过去了。开始她还能记着日子，三天后就再也数不清了。

到了最热的时节，墙烫得靠不住，晚上一次次被热醒后，张玲像烙饼一样翻来覆去。这也是她为数不多感知时间的方式——热起来，就是过了农历五月初五，转凉，八月十五就到了。

钟鹏一家在楼下厨房做菜，气味直往张玲鼻子里钻。闻到竹笋和椿树芽的味道，张玲知道，这是春天。而当窗外响起花炮声，意味着自己又挨过了漫长的一年。也只有这时，她才会从混沌中惊醒——她想家了，想妈妈。

与家人所有的不悦都不再重要，她想起自己去长沙读书，第一次出远门，妈妈带着行李一路坐公共汽车送她，隔三岔五给她送肉送饭。

她也想爸爸，但也怕他。爸爸脾气暴躁，张玲遇到事情不敢和他讲。她那时还不知道，父亲急得头发都白了大半。重逢之时，他特意请假回家，早早准备一桌菜，提前两个路口等着她。

每到过年，办团圆饭的时候，邓洁也格外挂念女儿。

“我是个最快活、最热心的人，但张玲失踪之后，我从没高兴起来过。”邓洁说，只要看见二三十岁的孩子她就会掉眼泪，把眼睛都哭花了。怕邓洁伤心，张忠凯收起了女儿的照片，但她还是会时不时掏出来再看一看。

“在我有生之年能把她找回来是最大的幸福，死了也不会带着遗憾。”邓洁说。

寻找之外，他们也小心维护着自己和女儿的体面。

女儿刚失踪的时候，他们向单位请假说她脸伤了不方便上班。后来再有人问起，就说女儿赌气跑了。他们没印寻人启事，只想着万一女儿回来还能继续之前的生活。

亲人都没有放弃寻找，张玲的幺舅常开车在常德市到处打听，后来他在漆河镇做生意，跟张玲相隔不到6公里，那是张玲距离家人最近的时刻。钟鹏有时也会出现在漆河街道上，但张玲的幺舅从没注意过这个身高一米六的矮胖男人——在人来人往的集市，他太普通了。

张玲（化名）的菜园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女儿”

张玲意外发现自己也成了母亲。

怀孕时钟鹏告诉她，如果生下一个男孩就放她走。钟鹏当时只有一个二十多岁的女儿，他曾向张玲透露“把你搞来就是为了要个儿子”。判决书显示，张玲怀孕后，钟鹏的妻子曾问起丈夫那是谁的孩子，钟鹏回答这是“借母生子”。

张玲猜测，这或许是一个重要原因，让钟鹏的妻子和女儿成为了囚禁自己的帮凶。她们明知自己的遭遇，却从未表现出半点同情，反而参与看管。后来，这对母女也被警方以涉嫌非法拘禁罪刑事拘留，但因为已过追诉期，两人未被起诉。

被关在房间里，张玲无法预测后来的事，钟鹏的“承诺”和一天天变大的肚子让她又有了希望。她不再嫌弃饭菜，给什么就吃什么，“总得先活下去。”

2010年10月的一天夜里，钟鹏把就要临盆的她塞进了一辆面包车。

“如果他带我到医院，我就能求救。”张玲肚子痛得要命，心里却在盘算。车子在漆黑的山路上不知道行驶了多久，车门打开后，张玲发现四面都是大山。她被拖进了一间四面漏风的木板房，钟鹏找来一个接生的老太太。

张玲只觉得下体肿了、裂了，就快晕过去了，才听见婴儿的哭声。她搂了一下小猫似的女儿，就再也没了力气。

钟鹏没放走她。往后的日子，张玲也没做过一天“母亲”。女儿头发长了吗？会说话了吗？穿什么衣服？隔着那扇紧锁的门，她只能猜想女儿的样子。

直到有一天，天色暗下来，她正在昏昏沉沉的时候，女儿忽然欢叫着跑过门外。张玲惊醒，贴在门上贪婪地聆听，“听她的声音过来又过去，心里舒服多了。”张玲说，女儿只发出零星几声，但已足以让她继续活下去。

后来的每晚，她都会早早守在门口。有时听见女儿被骂哭，她也趴在门上跟着流泪。她想拍拍门得到女儿的回应，但钟鹏威胁她，只要敢这样做就再也看不到女儿。

一次，钟鹏的妻子送饭时女儿也跟进来了，脸圆圆的，穿着粉红色的棉衣，留着齐耳短发，一看到张玲就开始哭。这是她被囚禁的4年多里唯一一次见到女儿。往后的日子，她只能靠声音来想象女儿的成长。楼梯上急促的脚步声更重了，那是女儿在长高；门外的咿呀学语变成了清晰的字词，那是女儿会说话了。

她听到女儿喊妈妈，只不过对象不是她——在村里，钟鹏声称这个女儿是被人遗弃在庙门口，他和妻子收养的，女孩叫妻子妈妈。

对另一个母亲邓洁来说，她还不知道能不能再听到女儿的声音。

邻居总来打听，“他们一见面就问，张玲去哪儿了。我们说她结婚生子，过得很幸福。”

找女儿花费了大量心力，生意也跟着断断续续，她和丈夫张忠凯都感到了巨大的压力。“她没下落，我们还要活。”2013年，夫妻俩不再承租早餐店，儿子结婚了，他们搬到新家，跟过去断了联系。临走时，邓洁嘱咐新住户，如果有女孩找过来就立刻联系她。

“我要离开那个伤心的地方。”说着，邓洁又哭了。

家里的相册还留着张玲（化名）儿时的照片 受访者供图

再收到女儿的消息是2014年。来电是陌生号码，但邓洁一下就听出来，对面是消失了近5年的女儿。

“玲玲还活着。”长期的思念、担心在这一刻决堤，从心中翻涌出来，她泣不成声，不断问着女儿的状况。“你在哪，过得好吗？是不是有人控制你？”

电话那头没有回答，只是提出需要1万块钱，嘱咐她千万不要报警。张玲没办法，钟鹏就在旁边，讲错一个字电话就会被立刻按掉，她不想再失去一次逃跑的机会——几天前，她听钟鹏说起缺钱，想到可以借口要钱向妈妈求助。

挂断电话，邓洁和家人商量，为了女儿安全暂时先不报警。况且当时儿子正在筹备婚礼，这时让人知道了自己还有个失踪的女儿，“不光彩。”

约好交钱的那晚，邓洁拎着一兜现金等在公园门口。她叫上了两三个妯娌陪自己，家里的男人们则在远处等候，“等张玲一露面我们就能带走她。”

等了半个多小时，张玲最终也没出现。邓洁不知道，女儿就在不远处的车里，因为没戴眼镜只能瞥见妈妈的轮廓。本打算取钱的钟鹏非常谨慎，刚一探头就缩回来，见对面人多他让司机赶快走。第二次的出逃机会，又在张玲眼前溜走了。

从那以后，在张玲被囚禁的最后一两年，钟鹏表现得越来越紧张了。不准张玲晚上开灯，认为她在故意报信；安静坐着，他也跑上来骂一通，怪她砸门。

转机发生在2014年的一个下午，钟鹏的大女儿罕见地放她下楼打扫院子。她又想逃，可长期的封闭让她连路都不会走，双腿不受控制地颤抖，要扶墙才能下去。没几分钟，就被钟鹏的女婿鲁宁撞见。他问妻子这是谁，然后责怪道：“关人是犯法的。”

这是钟鹏处心积虑隐藏的秘密，第一次被“外人”知晓。判决书里，钟鹏也在证词里提到，鲁宁 “发现张玲的存在后”，他便开始转移张玲。

大概一周后，张玲突然被叫醒，钟鹏把身份证还给她，让她立刻跟自己走。张玲记得清楚，院门口的橘子树上青果正在转黄，人们穿上了小薄棉衣，还要加条秋裤，自己身上却只有一条单裤。

“他要放我走？”她无法确信，只觉得心跳得厉害。那晚月光很亮，晃得眼前一片朦胧，张玲跟着钟鹏走在田间小路，不小心踏进沟里踩了一脚泥。她累得喘不上气，不知走了多久，总算到了镇里的公共汽车站。

噩梦

2014年10月，在桃源县热市镇一座村庄，63岁的“庙主”薛丹等来了一位新香客。

这是个很瘦的女孩，不算高，皮肤有种病态的白皙，吃不进饭，眼神也直愣愣的。

“你是哪里来的？今年多少岁？在哪里读书？”连续问了几个问题，对面的人张嘴却发不出声。邻居围过来聊天，她直往屋里躲；不敢一个人出门，在村里散步也要人陪。

女孩正是张玲，是钟鹏带过来的。薛丹此前就认识钟鹏，在当地，“庙主”间互相介绍香客到庙里小住“撑门面”，并以此赚取“中介费”是常事。

薛丹记得，三天后钟鹏再来，要把张玲带走时她看到了反常的一幕：女孩拼命摇头，满眼都是恐惧，她边哭边给薛丹作揖，求她帮忙。薛丹不知道女孩究竟遭遇了什么，但不忍心看着她这样离开。与钟鹏交涉后，对方提出如果“借钱”给自己，就可以让张玲多留几日。那一次，她拿出了700元。

此后，钟鹏又来过几次，每一次张玲都东躲西藏。薛丹觉得这很反常，她本能地不想让女孩陷入到危险中。其中一次，钟鹏想强行带走她，薛丹和老伴儿拿着锄头挡在门前拦了下来。

“我家没有‘狠人’，保护不了她太多。”薛丹说，自己虽然有两个儿子，但大儿子常年在外打工，小儿子不管自己，她和老伴年纪大了，平时只靠给村里人帮工过活。她让张玲报警、找家人，张玲却直摇头。

她联系过妈妈，但接电话的却是个陌生的声音——邓洁换了手机号码，那次交钱未遂后，邓洁几乎确信女儿入了传销，“我担心她把坏人引到家里。”张玲也去过之前的早餐店，打听家人的下落，但也了无音讯。

至于报警，“那时候我天天脑壳疼，哪有力气去做别的？况且钟鹏也威胁过报警就伤害家人。”过去的1730多天就像个噩梦，从未离开，在身上游走，让张玲难受得起不来身，即便站在冬日温和的阳光下也会晕眩；她变得敏感多疑，总觉得有人盯着自己、议论自己；她不敢公开自己的经历，怕讨人嫌、被抛弃。

她重获了自由，却难以适应自由。就像条尾巴，张玲总是跟在这位婆婆身后，对周遭的一切保持警惕。

接近5年的经历让她很难再去信任别人。一开始，薛丹不知道女孩的身世，怕她再受刺激，就让家人与她保持着不远不近的距离。但关心并没有减少，见张玲唯一一件外套的拉链坏了，常常双手环胸，薛丹让老伴儿把外套拿到镇上，换了拉头回来。薛丹的儿子每次去镇上给女儿买零食，都会带回两份，把其中一份留给张玲。

张玲也开始观察着这个陌生的老婆婆，从发出第一声“切（吃）”开始，教自己重新说话，半年后，她终于能勉强和对方交流。这半年，她发现薛丹会走一两小时山路去给自己买合身的厚棉裤，也没有限制她去任何地方。

她洗了近5年来第一个热水澡，白天劳动，晚上睡觉，没人再打骂自己。再到后来，她拥有了被囚禁以来的第一部手机，是薛丹的儿子送的，她可以自由地和任何人联系。

一天晚上，她终于向薛丹开了口，告诉了对方自己曾经的非人遭遇。两人“眼泪哗哗流”，后来薛丹借了五六千元陆续送给钟鹏，算是留住了这位“香客”，对方也很少再来过。

山下是张玲（化名）现在居住的地方，重获自由后，她常常走在这条小路上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日子一天天过去，薛丹发现，张玲说话时开始带着笑容直视对方。她也终于有精力仔细打量这个“家”——一幢贴着粉色瓷砖的三层小楼，瓷砖脱落了几块，露出灰色的水泥墙；屋里空荡荡的，没有彩电，家具只有几张简单的桌椅；屋外有个鸡棚，还有一块菜园和一个小花坛，现在都归她打理。她种上了辣椒、毛豆这些常吃的菜，还种了两棵盛放的玫红色月季。

但有些伤痛仍会时不时地冒出头来。

厕所有异味，她就不想上。大风把门吹得“砰砰”响，她会害怕。做笔录时警察要关门，她感觉头晕想吐，立刻大叫着把门打开。陌生的男人来家里收废品，她铁着脸赶他走，怕又遇到坏人。

2018年，她和薛丹的大儿子成为夫妻，有了儿子。即使面对丈夫，张玲也无法完全放下戒备。性是痛苦的，平时他们分房睡，丈夫一凑过来她就条件反射地打他。

她牵挂和钟鹏生下的女儿，现在没人能阻止她们相见了，但因为陌生，女儿不想与自己生活，只在周末才来一天。她珍惜这短暂的相处时光，只是有时候，看到女儿那张跟钟鹏相像的面容，头就开始疼，就像只要靠近那座院子就想呕吐。

她不知道，这场噩梦什么时候才能真正结束。

两段人生

如果没被囚禁，人生会怎样？37岁的张玲不止一次想过这个问题。

过去她称得上要强，考上的是专科，却同时修完了本科项目，最后拿到了自考的本科学历。同宿舍的朋友都谈恋爱，只有她在一刻不停地学习，拿到了导游证、教师资格证和普通话水平证书。她筹划着，将来有时间她还要考驾驶证。学校办的体育比赛，每次她都使劲跑、使劲跳，要得个第一。

“没她搞不好的事。”邓洁说。

14年后再见面，邓洁觉得一切都变了。

今年4月，“失踪人口”张玲镇上派出所给儿子办户口，录入了自己的信息。几天后，4月15日，她接到了派出所的电话，警察确认她的身份后，这个离家14年的女孩终于被找到了。

第二天，在桃源县公安局和桃源县妇联的组织下，张玲家人赶到派出所“认亲”。张玲第一眼就认到了妈妈，瘦了，也老了，原先好好的一双眼，哭得遇风就流泪。“这都怪我。”两个人抱着大哭，哭到外面的大雨声都听不见。36年来，她第一次听见妈妈喊自己“宝贝”。

邓洁发现，曾经体面的女儿胖了、黑了，头发绾在脑后，额前散着细碎的刘海，架个眼镜。旧衣旧鞋一身土气，走路低着头，连方向都分不清，完全没了当初的风采。就连口音都变成了桃源话，只有叫“爸爸”“妈妈”时才有些从前的爽快。

越是这样邓洁越心疼。她悄悄给办案的警官发消息，让他狠狠去问，不能潦草结案。张忠凯却接受不了，合照时，非让张玲把那身透着土气的外套脱掉。背着张玲，他难过得大哭：“这还是我的宝贝女儿吗？”

张玲（化名）最爱颜色鲜艳的花，在家门前的花坛里她种了几株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妈妈把她带回家，但在干净整洁的房间里张玲显得格格不入。

房子是2003年之后买的，有100多平方米。厕所没有一块水渍，浅色的地板亮得反光，一个脚印都没有。客厅墙上贴着壁纸，暗金色的花纹衬得屋里更加亮堂，电视上盖着防尘的白布，果盘摆得整齐。

邓洁还保留着女儿的一套碎花睡衣、一件上衣、几张照片和那台笔记本电脑作为念想。她把电脑拿给女儿，张玲却早就忘了怎么开机打字。

现在，张玲最拿手的是播种、收割、洗衣和做饭。邓洁给她买了几套风衣和毛衣，整齐地叠好，她想弥补女儿，让她重新光鲜起来。张玲一件没要，这些浅色的、柔软的新衣穿上干活不方便。如今，她更习惯挽起袖子走在乡下的小路上，随手摘一些野果搓两下就放进嘴里尝。

邓洁觉得女儿变化太大了。两人还没聊多久，张玲就要进屋自己待着，晚上她们睡在一张床上，背对背各躺一边。妇科检查结果还没出来张玲就急着要走。一天凌晨，她坐在客厅把起夜的张忠凯吓了一跳。

“你怎么不睡觉啊？”张忠凯问。“我想回去。”张玲很坚持。临走前，她还拎了好几兜鱼和肉带回去给婆婆一家吃，这让邓洁难过：“她觉得那里才是她的家。”

更让她难过和不甘的是女儿没有了一丝锐气，而是和一个贫穷的家庭绑在一起，躲在乡下，不社交，也不去赚钱。“我都60岁了还在工作，不指望她出人头地，但她还那么年轻，怎么能跟社会脱轨呢？”

家里还保留着2009年左右给张玲（化名）买的电脑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新的开始

邓洁说她愿意退一步，接纳女儿的新家庭，承诺帮她带孩子，也可以联系一切能联系的人介绍工作。她反复告诉女婿，一定要把张玲带出去，走出那个封闭的地方，回到属于她的轨道。

但只有张玲清楚，走出来根本没那么简单。光是重新面对家人，就已经很难了。

某种程度上，是她主动选择了封闭。在农村的家里，她不用担心遇到陌生人，那会让她感到紧张。偶尔她还是会被噩梦惊醒，至今依然不敢独自散步，但只要身处家中，她就能获得宁静，还有她曾经渴求的安全感。

她把自己的生活半径缩小，重获自由的10年间，她甚至没有去过县城，连镇上的集市也鲜有到达。这10年，她更熟悉泥泞的小路，山间的羊群，以及自己的新家人。连她自己都没注意到，面对两种生活，她下意识的说法已变成了“我们”农村和“你们”城市。

更重要的是，在这里，她感受到了从未有过的被尊重和话语权。薛丹一家都觉得张玲聪明能干，不管是烧火做饭还是家里的存折密码，大事小情都由她掌管。她规划着这个家庭的未来，让丈夫去考电工证，53岁的丈夫照做，每天趴在桌前学习。

她觉得，丈夫年纪大，人却老实贴心，下雨了没带伞，会把衣服脱下来给张玲披上。“他干什么都听我的。”

但在父亲眼里，他始终无法认可这场婚姻。在家的五六天，张玲哭了好几场，父亲总是强调，别人家的孩子出国、拿奖学金，自己的孩子却嫁了一个“又老又穷”的男人。

“都是她自己造成的，一步错、步步错，她自己毁了自己。”张忠凯替她着急。后来，就连邓洁也加入进来，让张玲离开现在的家庭。

还有那些亲戚，再一次，他们团团围住张玲，劝她减肥，劝她再想想未来。就像14年前她失踪前的那场数落一样，吵得她头都大了。

家中还保存着张玲（化名）曾经的睡衣 新京报记者 左琳 摄

让她烦恼的还有眼下现实且粗粝的清苦生活。今年72岁的薛丹视力退化，右手骨折过，干不了体力活。丈夫身体也在变差，不再外出务工，家里没有收入，全靠几万元存款过活。丈夫的大女儿在外读书，每月需要2000元生活费，不久前，他们的小儿子生病，掏空了家里的积蓄。

她不得不考虑重新回到城市谋一份生计，尽管她还不知道自己能不能扎进人群，告别恐惧。

有关部门正在提供帮助。桃源县妇联的工作人员告诉新京报记者，桃源县县政府组织民政、教育、妇联、公安一起开会研究过张玲的事情。妇联正在帮助张玲寻找工作机会，教育局则安排了张玲的女儿转学到热市镇，并和妇联一起给女孩做了心理疏导，让她慢慢接受真相，回到母亲身边生活。

父母还在迫切地等待着女儿的回归，为她准备好了一切，来填补那4年多受到的伤害。女儿本就属于城市，现在为什么非要过另一种生活呢？

张玲不知道究竟该怎么做。女儿转学后不再寄宿，每日回家与自己朝夕相处，张玲喜欢这样的时光。收到判决书的当天，她带女儿去派出所改名字，不再姓“钟”，随了丈夫的姓——她相信，这会是个新的开始。

她说女儿很懂事，也很适应新学校的环境，月考全班第一。这让她想起自己在大学时不停考证的日子，偶尔她还会想起大学毕业时做导游、到处走一走的计划，久违的冲动随即生起，又一瞬而过——院前的菜园还等着她打理，天色不早了，她生起火，为一家人准备晚饭。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前两天，国家卫健委旗下的公众号“健康中国”发表了一篇科普文章，介绍了女性生孩子的四大好处，包括缓解痛经、减少子宫肌瘤和巧克力瘤的发生概率、降低癌症风险以及让女性变得更聪明。

最后一条甚至登上了热搜，号称是对“一孕傻三年”的辟谣。

如果没记错的话，就在几年前，官媒还曾宣传过“一孕傻三年”是有科学依据的。现在突然改变说法，难不成是在这方面又有了什么新的研究成果吗？

别说，还真有。

“2022年的一项研究表明，女性在怀孕期间可能会出现特定脑区域的体积变化，尤其是在调控情绪和社会行为的区域，这种变化可能与提升情感能力、同理心和社交能力相关，从而改善母亲与孩子之间的联系。[1]

另一项2023年的研究表明，怀孕期间和产后，女性的大脑会经历神经可塑性变化，尤其是在与母性行为相关的脑区，如前额叶皮层和杏仁核，这些变化可能增强母亲对孩子需求的敏感度，提高情感理解和社交互动能力。[2]

而今年的一项研究则表明，怀孕和分娩后，母亲体内的激素（如催产素和雌激素）水平会显著变化，这些激素也会影响大脑的功能和结构。特别是被称为“爱的激素”的催产素，能够促进母子之间的情感纽带，增强母亲的照顾行为。[3]”

不过，显而易见的是，这些研究仅仅是支持女性在经过生育后，所谓的“母性”会增加，并没有提到女性会因为生育而变得更聪明，这是两个不同的概念。

类似的不严谨在这篇文章中随处可见。比如文章说“孕育可以缓解痛经”，但实际上，大多数关于生育与痛经的研究都属于观察性研究，这类研究能够揭示相关性，但无法证明因果关系。

换句话说，某些女性在生育后痛经确实减轻了，但不能确定生育是导致这一变化的唯一原因，还可能与生活习惯、精神压力以及健康状况有关。

而且，受限于样本数量与多样性，类似研究的普适性往往是存疑的，何况目前的研究结论并不完全一致，也有部分研究显示，生育后痛经没有显著改善，甚至在某些情况下还可能加重。

同样的，在这篇文章介绍生育的另外两大好处时，也或多或少出现了这样的情况：只选择对结论有利的研究且无视这些研究的局限性与置信度。

更严重的问题是，作为一篇科普文章，对事物的介绍应该力求全面，而不是只说好处不说坏处，搞得好像生育行为成了没有副作用的灵丹妙药一样。

当然，根据进化论的原理，雌性的生育应该只会给其自身带来好处，起码不应该出现什么明显的副作用，毕竟某种繁衍行为一旦给物种带来生存劣势，很可能会被自然选择淘汰掉。

一位因为生育的负面效应而失去竞争优势的母亲必然会导致其子女的存活率大幅下降，进而使得她的基因在一代代的遗传中走向消亡。

但人类却很不一样，从学会直立行走开始，女性的生育风险就大大增加了，比如分娩疼痛和难产、生育间隔变长、脊椎和下肢压力增加等等。

按理来说，这样的弱点本应在漫长的演化中被其他优势基因所取代，但也正是人类的特殊之处，包括社会成员的相互支持、适应性优势、可积累的育儿经验等，大大降低了这种生育风险对种族繁衍的负面影响，使其一直保留了下来，直到被现代人类女性所继承。

如今，随着各学科的发展，生育对女性潜在的不利一面也被更多的揭示，比如产后抑郁症、包括妊娠高血压、妊娠糖尿病在内的身体健康问题、社会与经济压力所导致的心理问题等，而这些都是影响女性生育决策的重要因素，是应该被作为生育主体的女性所知晓的，她们有这个权利。

至于这篇所谓的科普文章为何只报喜不报忧，其实在一开头就说明原因了——“孕产妇和家人应该更多关注生育带来的正面价值。”

很明显，这不是一篇遵循科普原则、以科普为目的的文章，而是为了配合最近频频出台的各项鼓励生育的政策所炮制的另类宣传。

不是说不能宣传，要宣传就用专门的宣传渠道，而不是假借科学之名来搞伪科普，这是极其不负责任的。且不说女性的生育意愿低下究竟是不是生育风险所直接造成的，就算是，那也应该先解决这些风险，而非通过掩人耳目的方式传播充满误导性的“知识”。

目前，该文已被发布者删除，不知是因为评论区翻车了，还是出于科普工作者的良心发现，但无论如何，这都是好事。

相关文献：

[1]:Kim, P., et al. (2022). Brain Structural Changes Associated with Pregnancy: A Longitudinal Study. Journal of Neuroscience. [2]:Barrett, J., et al. (2023). Neural Changes in Pregnancy and Motherhood: A Review. Neuroscience & Biobehavioral Reviews. [3]:Uvnäs-Moberg, K. (2024). The Role of Oxytocin in Maternal Behavior: Insights from Neuroscience. Frontiers in Psychology.

这几年，我们不断听到这样的声音传来：“工厂很难”、“厂子快办不下去了”。作为消费者，我们能感受到电商平台之间低价竞争的惨烈，而作为生产一线的工厂现在又面临什么样的处境？

今年的8月和9月，我们走访了浙江诸暨和山东沂水的数十家源头厂家。这两个地方一南一北，都入选了中国百强县。它们最有名的地方产业是两种最有代表性的轻工业：传统纺织业与食品加工业。

南北两地有很多差异。比如，江浙一带的厂家通常更早受到电商的影响，干脆是先想做电商，再去开厂；而山东一带则更晚入局电商，进入电商对他们而言是某种无奈之举。共同点是，无论是诸暨还是沂水，它们都受到了低价时代的影响，它们都是中国工厂生存情况的一个缩影。

工厂是老板的生命。在沂水的一家食品厂，一位老板说了这样一番话：“做一个企业，就是投入你一生，相当于你把你的生命投入进去了，相当于你在水里游泳，积水的时候，你也是用你的生命来博，一旦失败了，你倾家荡产，没有人给你垫底。”

现在，生命线还未断，但生命线已如悬丝。

工厂开不了空调了

汽车驶过浙江诸暨的街道。八月酷暑的正午时分，一路铺面卷帘门紧闭，大街上空无一人。在副热带高气压带的控制下，室外体感气温已经接近40度。但推开工厂大门的瞬间，闷热的气流还是扑面而来。

这座袜子厂在楼里，一栋楼就是一座独立的厂。顺着外置的楼梯往上爬，简陋的三角钢焊接的楼梯走上去一直咯吱作响，每一步都感觉楼梯将要散架。猫着腰进入一个小门，三楼五百多平米的空间里放着层层叠叠的纺机——14台为一组，一共5组70台，仓库和老板的办公室也挤在其中。

5组纺机本应该有5个人看守，但现在只剩下一个工人——大部分纺机都停止运转了。他赤裸着上身，汗流浃背，脖子上挂着一副耳机，耳机里什么都不放，隔离了纺纱机的隆隆声响。

这里的袜厂是不开空调的，不能开，也开不起。不能开是因为低温影响袜子定型，开不起的经济账袜厂老板黄雄则是这么算的：“我开一个机器，一天最多挣30块钱，最少挣15块钱，开30台机器，也就不到500块钱。假如开空调，几百平米的空间，一天的电费就要300多，所以不敢开。”

黄雄告诉我们，一般到了八月十五以后，秋袜的需求就该起来了。但是今年一直没有，半停工的状态已经持续了将近一个半月。

诸暨是浙江绍兴下辖的一个县级市，袜子产业发达，“走错门都是做袜子的”。在诸暨，每年将生产出250亿双袜子，占全国销量的70%，全球1/3的袜子也来自于这里。

但今年几乎每家每户都在清库存，没有老板敢囤货了。家里有几十万双袜子、几百万双袜子的厂家多得是。往年一天能卖一两千单，这两年最好的时候只有一千不到。新款越来越难卖，“以前出个10个款，能起来五六个，现在出10个款，只能起来一两个，其他的都卖不动的”。

利润变得越来越薄。根据2008年出版的《袜子战争：大唐袜业成长史》中显示，当时，一双袜子的毛利润在1.2元左右。但现在，“能挣5分钱就是暴利了”。至于高端袜，以前利润约有10%，现在“有的还挣10%，有的挣2%、3%，有的连1%都不到。”

黄雄不是一个孤立的样本，我们在浙江、山东走访的产业带上都听到了类似的故事，“今年直接是断崖式的下滑。”一位山东沂水食品厂的老板说。在沂水，一家食品厂以前每个月能运转27-28天，再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时候只能运转7-8天了。

出路似乎只剩下一条，“你只能从各个方面去抠成本”，一位老板娘说。人力，水电、原材料、运营的成本，都可以被缩减。

生意在开倒车

诸暨当地的商家和工厂老板们发现，电商平台的某些游戏规则已经彻底变成了低价“大逃杀”。

工厂的逻辑现在变得非常简单：他们将成本和利润压到最低，用几乎最低的价格将袜子供给客户。利润低到什么地步？“一个环节赚一分钱”。王凯是一家典型的“低端走量厂”的老板娘，她告诉我，翻袜环节赚一分钱、缝头环节再赚一分钱，一双袜子赚5分钱。但是，如果量足够大，譬如一年能卖出3000万双袜子，那就是150万的年收入。对于当地的小老板而言，这个数值已经不菲。

纯棉袜子吸汗、透气，柔软不臭脚，在消费处于快速发展的2010年代，纯棉袜子已经成为绝对主流。棉又分很多档次，比如高配棉，精梳棉，抗起球棉，每双棉袜的含棉量也有区别，有60%，有80%。

但是，袜子里只要有棉，一双袜子的成本就一定在1块以上。

如果成本要压到1块以下，就需要用到涤纶。涤纶袜更便宜，但材质硬、易起球、易发臭、不抗菌。但是，似乎大部分消费者不太能分辨出材质的细微差别，这种复古的材质正在重新找回市场。在当地，工厂涤纶袜子的出货量已经数倍于纯棉袜子。

周鑫是黄雄的邻居，拥有另一家童袜厂。他一直痛恨涤纶袜，他称之为“垃圾袜”。这几年没挣到钱，他觉得是因为“涤纶的来搞”。当涤纶袜以低价占据市场时，他生产的棉袜的流量就下跌了，他认为这是“劣币驱逐良币”、“扰乱市场”的过程。“有些消费者根本不配穿棉的！”他很生气。

周鑫还发现，很多同行盗取了他店铺里的商品图片，并做到了更低的单价，并且图片上标注的也是“纯棉”。

将同款图片的袜子买回家后，他一摸就知道，这是涤纶。消费者不能用肉眼和触感直接分辨，他强调说“可以用火烧”。如果是棉的，烧出来是纸的气味，涤纶袜点燃之后，会发出塑料烧焦的臭味。

有一次，他专门在某平台上买了销量第一的涤纶袜，录视频“烧给客户看”，可是，隔着网线的消费者怎么闻得出是什么味道呢？周鑫专门找了一个朋友用画外音告诉观众：“着起来了，着得很厉害哦。这是纯棉做的袜子吗？塑料瓶做的吧，好臭啊！烟是乌黑乌黑的！”

与此同时，抄款、盗图的风气盛行一时。有时候，好不容易一个款有些起色，自己还没卖热，仿款就出来了，“就跟狼一样，哪里闻到血腥味了，（大家）就一起去了”。

“反正袜子是没有版权的。”当地人强调。“除了迪士尼版权管得严”，此外大部分IP都可以直接画，比如最近火的款式是粉色与紫色相间的库洛米。当仿品出现时，他们也无处申诉。

大家更喜欢做平台上已经“卖爆了”的款——打开某平台的app，搜索“袜子”，首页上流量最大的款式，就是所有厂家正在竞相生产的。不过，款式虽然相同，图片也一模一样，质量却可能大有区别。

另一家的供货厂的老板赵振东告诉我，“一个产品起码要做两种到四种不同质量的”，把各个档次都覆盖到，以供不同客户挑选。“卖得好的，四个质量，四个价格”，“客户来了，我都直接问：你是要品质还是不要品质？”

他给我们展示他的样品。“都是涤的。”他说，“涤的就是跑量，适量囤一些。棉的我不压货的，只有客户订才做。”棉袜不压货，这是他的另一个策略。

赵振东承认，这都是一些求稳的做法。而使用这样的策略，不过就是最近三五年的事。

但周鑫仍然坚持，自己绝不做涤纶袜，除了明面上冠冕堂皇的道德标准，他认为更重要的是“内卷是没有止境的”，“你永远不是最低的、价格最便宜的。总有人比你便宜”。除了原材料，袜子的克重、股数、针数、人工费，都可以往下压。“有了20克的袜子，就会有15克的。有了15克的袜子，又会有14克的。”

产业升级卡住了

像周鑫这样的老板，本来希望在“产业升级”中提高产品质量，从而让产品更有竞争力。事实上，这种升级差一点就成功了。

2010年后，大唐袜业开始向着差异化、质量取胜的方向发展。“时尚潮流风”、“商务风”、“运动风”等不同赛道也开始逐渐被区分出来。机器升级换代，“电脑机”能做几百个花型，“一按就出来了”。

舍弃低端走量的小厂也是当时产业结构升级的重要一步。2014年，政府关停“三合一”小厂（集生产车间、仓储、员工宿舍于一体的厂，易有消防隐患）、淘汰燃煤锅炉是所有人印象中的大事件。

“这么做的时候，社会非议很大。”一位政府人员告诉我，“肯定会真刀真枪地触动一批人的利益。（他们）会觉得你好像在堵他们的路，或者对这个行业产生很大的冲击。但你一旦出事故，那是多少人要伤亡的事情。”他认为，这是不得不做的转型和改变。

但现在，一切似乎退回了起点。厂家朝不保夕，早已没有充裕的资金升级，更没有精力去思考转型。

一个最直接的证据是，厂家不愿意更换新的机器了。在过去，几乎每一次机器换代都顺应了时代的需求，带来了生产效率的大幅提高。一位厂长说，那时候更换机器是“没办法，一定要换”的事，不换就会被客户淘汰。但现在，我们访谈的绝大部分厂家，都尚未更换最新一代的“织翻缝一体机”。

一度政府对一体机的补贴力度高达40%。问题在于，一体机生产的是高端的袜子。可是现在，高端袜最难做，他们自然也没必要再花大价钱更换做高端袜的机器。今年，一体机的补贴力度已经降到了10%。

位于鲁西南的一家食品厂原本也“一腔热血”打算往中高端发展，走线下商超的渠道，打造自己的品牌。但厂长很快发现，在没有任何资源优势的情况下，做高端举步维艰。

品牌需要营销，需要广告，需要媒体影响力，都需要钱，厂长投了几百万下去，发现“是个无底洞”，终于“扛不住了”。两年前，一位常有新点子、想到一些新品研发方案的经理也因此离开了这家工厂。老板重新制定了低端走量的生产策略，放弃了线下商超，招来了专门的电商负责人。

现在，在这家工厂的仓库里，堆积着价值200万的用来做新品的包材，包装材料上落了一层厚厚的灰尘，就像厂家们放弃的的“品牌梦”。

9月份的时候，我参加了正在举办诸暨大唐第十八届袜业博览会。袜业博览会自1999年开始，早年每两年办一届，这几年每年都办。长年来，展会一直是品牌商家拿大订单的主流渠道。

在博览会现场，有的企业在宣传自己开发出了不勒脚踝的新技术，有的企业在宣传新中式的礼盒包装——更舒适的技术、更做文章的营销包装，已经是袜子这类日用品最大的产业升级空间了。

令人奇怪的是，总是有人向我推销蚕丝被，话术如出一辙：我们马上要收摊了，把这些被子便宜卖掉就走。后来我终于弄清了这是怎么一回事。一个推销的人告诉我：这些被子，原本是大客户签下大订单后免费赠送的礼物。但今年，展会上客户稀少，往来的皆是同行，上午基本上没人。因为没有签大订单的客户了，商家只能尝试把赠品推销给往来的路人，以此回本。

我在从下午一点呆到四点，他们的被子一直没有推销出去。第二天，这批被子又被拿到了袜业市场，还在卖。

白牌工厂困局

在这样的环境下，这里囤积了大量没有完成产业转型的中低端小厂，被称作“白牌”。所谓“白牌”，指它只有生产功能，没有品牌功能。

白牌厂的主流渠道是“代工”和“供货”。“代工”，指按照品牌商家的需求生产，让品牌商家去贴牌售卖，成为大工厂的一个外置器官。“供货”，则是为零售商和批发商提供产品。两者的利润都非常微薄，一家做袜子的白牌厂，一双袜子只赚几分钱，需要依靠“走量”赚钱。

在步入电商时代后，“白牌”一度成为“高性价比”的代名词。它比大工厂更加灵活。得益于电商平台提供的M2C模式（Manufacturers to Consumer），这些源头厂家的产品可以直达消费者，“没有中间商赚差价”。消费者可以享受更低的价格，白牌厂也可以赚取更高的利润。

对于厂家而言，M2C模式也省心省力。最大的好处是，他们不用再管人情世故那一套了——不必再陪客户、经销商们应酬喝酒，只需要管好生产就行——看起来，这个“外置器官”独立了。

但当大环境发生变化时，人们才发现白牌厂的脆弱。

作为大工厂的外置器官，它缺乏足够的抗风险能力。随着国际局势的变化，对外贸易能消化的产能也比过去有所缩减，内销需求也不旺盛，但是，大工厂可以通过研发、市场、运营等部门的创新，为自己争取新的利润增长点，而白牌厂却无计可施。

同时因为资质不够，白牌厂往往难以接到线下实体的大订单。即便想做，也因为低端的生产线生产已久，又早早削减了自己的线下渠道，即便临时想转型，也来不及了，白牌厂已经无法匹配多数线下中高端配给的需求了。

就连看上去最后的出路——直播，他们都没有办法做。诸暨袜业的头部电商企业一只鱼，每年在直播中的投入的资金达上亿元，请到王宝强做代言人。对于大部分小工厂而言，不可能砸得动钱。此外，直播“没法控制卖多少”，前一天某一款卖爆了，卖出了1000单，工厂加速生产，第二天又没量了，但已经在运行的产线却无法停下来。

最终，摆在诸多白牌厂面前的路只剩一条，它们必须参与一场低价战争：加入市面上卷低价的电商平台，或变本加厉地以低端走量的逻辑继续做代工和供货。不管哪种方式，都是通过让渡更多的利润，来换取一种确定性。

很多工厂老板们对一件事心知肚明：机器不响，知道你在亏钱；机器响起来，知道你也在亏钱。

这件事是这样理解的：如果产线开不起来，厂房、机器、人力这些固定成本就会稳定地流失，“天一亮，就是一天”。时间被换算成金钱，以一种具体的速度流逝，工厂老板最具象的难受就是“看着工人不干活”。

不是没有订单，就是订单不稳定。假如工厂一会儿停摆，一会儿重开，一会儿需要解散工人，一会儿又要重新招人，临时工比长工贵，生产成本仍然会变高。只有机器全开，达到产线饱和的状态，可变成本与固定成本加在一起，平均成本才能最大限度被摊低。

生产也不行，不生产也不行，工厂必须以很低的价格售卖产品，以确保机器开着。换言之，只要机器开着，他们就必须开出很低的价格，确保产品能被卖掉。“把你吊在一个死不了也活不下去的状态”，一位工厂老板形容。

假如均衡点继续向下跌，工厂不得不用低于成本的方式将产品销出去，那就要亏钱了，“做了亏2000，不做亏4000，你做不做？”

一些品类的价格已经低到了突破成本的地步。有的月饼厂老板想破脑袋也想不明白，一个月饼的成本，再怎么计算也不可能低于3块5，为什么可以卖到一块钱？“我们买回来吃了，确实是月饼。”一位老板百思不解。

那个厂家可能是在清库存。一家电商代运营公司的老板简哲简短地回答了这个问题。

形势好的时候，一些老板搞不清自己一年具体赚多少钱，只知道赚钱了。因为“没有人会专门养一个会计坐在家里做帐”，他们通常把财会功能低价外包出去，外包财会的主要功能是把税理清。他们也不会找人及时地盘点库存，但“只要还有库存，钱就还不是你自己的”。

这些老板们从来不会告诉你，自己最好的一年的营业额有多少钱。他们只告诉你最好的时候一天能卖多少单，比如以前“一天四五万单”，现在“一天只能卖一两千单了”。

一开始，由于单量够大，就算利润再低，总还是赚钱的。就算部分产线亏本，但只要达到生产线饱和的状态，总有少部分产品可以卖钱。“为了养活工人，就要把机器开起来便宜做。”黄雄这样解释工厂的逻辑。

除了压成本、亏本清仓，很多极端离谱的低价之所以可以被卖出来，其实就是因为老板“算不明白账”。他们“看着差不多就做了，实际上是亏的”。

一些电商平台的规则对于厂家而言过于复杂，他们没有余力去研究。对于一些半路入局的老板来说，这些规则就如天书。还有些平台风格更强势，对厂家更严苛，厂家将面临巨大的精神压力。

在加入电商平台后，厂家可能会拿到一个文件，里面包括很多大的罚款类别，但没有人会给出解读，实操的时候，解释权在别人手里，所以只有自己跳了坑，才知道哪些是坑，哪里可能罚款。

这时候就会产生一种成本叠加的“蝴蝶效应”。

商家货物拉到门口，运输成本已经支出；货物因为品质被拒收，要缴纳品质问题的罚款；就地整改，需要承受劳务公司的坐地起价；整改结束已经入库迟到，需要缴纳迟到的罚款；货物不能按时进入物流，会导致链接显示库存不足，商家继续缴纳缺货罚款……

如果价格过低，也会导致爆单。一个山东卖大米的工厂决定在平台清货，他只有200单要清，店铺小二告诉他，清货要降价。老板从15元每袋降到11元每袋，最终降到5元每袋。第二天醒来，他发现在5元的低价下，大米直接卖出了2000单，但他库存只有200单。发不出货，就必须承担罚款。每单8元，总共缺货1800单，最终，这位老板承担了近1万5的罚款。

而工人是这条传导链上的最后一环。工人没有社保，每个月挣5000-8000元（只有在浙江等沿海城市，月工资才有可能达到8000）。他们很少叫苦，他们更喜欢说“习惯就好”。但是，再简单的工作，腿脚酸痛也是基础的，一位工人说，他以前穿休闲鞋，后来穿布鞋，再后来穿拖鞋，再怎么换，站一天也还是累。

最重要的是，工资最近两年没涨过了。在浙江，以前几乎每隔一年，工人的月工资都能上涨200-300块——但这个涨幅在这两年僵住不动了。

一些工人担心自己的收入变得不稳定。在山东沂水，产线萎缩得更加厉害。在过去，如果一个月工作饱和，起码要工作27、8天，其中穿插几个夜班。现在，有些工人一个月只能上7、8天班。为了贴补家用，他们不得不去开网约车作为副业。

逃出内卷

形势比人强，低价的趋势一旦形成，就没有任何的力量能够轻易阻挡它，对此周鑫是心知肚明的。

今年上半年，周鑫接触到了一种叫作“半托管”的新模式，总算有了一点安全感。

所谓半托管，就是相对于平台对货品有全部处置权的“全托管”模式，平台接管的商家的需求，匹配一些工厂不太擅长的、或是自己做不太划算的只是订单、物流、营销环节，工厂有了更多的经营决策权，尤其是决定生死的定价权。这种模式孵化新品很快，一个产品打爆周期在7-15天之内，产品的长期销量也比较稳定，工厂卖家薄利多销的模式能持续跑得下去。

目前跑通这种模式的主要平台，是淘宝的淘工厂。周鑫一开始也没搞懂，平台让渡出了部分定价权后，怎么与其他平台竞争低价。但仅退款数量的明显减少，让他明白根子在用户身上：淘宝成熟用户居多，对劣质产品的容忍度明显更低，这就给价格留出了一定的空间。

半托管模式下平台能提供的价值，在于工厂不具备的市场洞察能力。由于资金、技术、能力的限制，在访谈中，不少厂家提到，自己“做不了市场调研，没这个条件”。而平台可以借助自己对数据资源的掌握、对市场的判断、对消费者的洞察，帮助工厂真正生产出适应消费者需求的产品。

举个简单的例子， 5双袜子一包，有时候只需要调整其中一双的颜色——这一个微小的调整就可以让商家的单量蹭蹭蹭地往上涨，并不需要一味去卷低价。

同理，香蕉是再正常不过的水果品类，但淘工厂重新为它定位出了“打工人互赠礼物”的需求，为它添上包装，添上“禁止焦绿”的小卡片，就迅速使福建漳州的水培香蕉全网热卖，单链接热卖10万+。

“大家都说中国是产能过剩，其实我们认为中国是产能错配。”一位工厂老板向我转述跟淘工厂小二的一次交流：在中国这个庞大的市场，还有大量需求并没有被洞察到，而许多不匹配消费者需求的产品却被大量生产。

这个小二所对接玩的具厂，此前一直不敢把资金投入到研发和开款中去。玩具看起来是标品，实际上是非标品，种类非常繁多。如果开10个款，能爆3到5个，对他来说就是非常大的信心。在有非常明确打爆链路、又节约了运营成本后，商家的确定心非常强，他就愿意去主动去开款。

形势好的时候，工厂倒闭有一个很典型的原因是“控制不好库存”。当时，厂家对未来的预期更乐观，策略上更冒进。但如果货囤得太多，来年出不掉，厂家将会承担巨额亏损。

在目前的环境下，“确定性”对厂家至关重要。参与半托管模式的工厂可以根据销售情况来定制生产。这样一来，就不再存在库存多也不行、少也不行的困境。

有趣的是，在走访过的几个产业带上，都有工厂在“偷偷”做淘工厂。工厂老板们很小心，他们发现这个渠道好，就会怕被同行发现，甚至亲兄弟都不让知道。怕知道了，都挤上去做，又开始卷起来。

他们真的是卷怕了。

如果写内地的舆论史，哪怕带着激愤的观点，只怕也绕不过胡锡进这个人。这一点，一定会让写史的人沮丧，以为是向某个阶段，某些不那么光彩的时代特征让步。这种洁癖值得铭记，却也是侧记舆论场真相时，不得不自我说服的作者心态。

胡锡进以不可描述的原因，淡出舆论场近百日后，账号在千呼万唤中苏醒。于他而言，不知道是南柯一梦，还是漫长星途上的必要休眠。他账号重启的第一篇博文，写了京郊之变的闲笔杂感，甚或是晚年归隐的念头，颓唐之色不加掩饰。‍‍‍‍‍‍‍‍‍‍

相较于胡锡进归来时的沉郁，他的关注者——或者说阅听人——表现得异常兴奋，可谓奔走相告。这些群体的很多人，在他账号沉默期间，边谈论胡锡进的“离开”，又期盼着他的重来。这是一个非常矛盾、也很有意思的舆论场景象。‍‍‍‍‍‍‍‍‍‍‍‍‍‍‍‍‍‍‍‍

看待胡锡进、尤其是流传的“老胡”“胡编”这两个名字时，看似亲切的称谓中包含着显而易见的可称之为“亵玩焉”的语气。与其说胡锡进是一名退役宣传员，不如说随着他职业生涯的结束，他越来越被当成一名表演家，一种被围观的论界活化石。‍‍‍‍‍‍‍‍‍‍‍‍‍‍‍‍‍‍‍‍‍‍‍‍‍‍‍‍‍‍‍‍‍‍

阅听胡锡进的那些人，很大比例不是他的同路人，反而是价值观相左的人群。如果查看这些人灵魂深处、脱壳而去的古早立场，只怕还泛着自由主义的底色。但这些人围聚在胡锡进周边，耳熏目染，两下关系围绕虐恋的主题而演化。‍‍‍‍‍‍‍‍‍‍‍‍

如果放在一个较长时间段看，充斥胡锡进与他那些真真假假的欣赏者之间的，是一场双向奔赴的舆论场病症。胡锡进的存在，象征一种意见市场现状下的“基础病”。重要的不是他说了什么或没说什么，而是齐聚的病友通过他向公屏投射了流行的病情。‍‍‍‍‍‍‍‍‍‍‍‍‍‍‍‍‍‍‍‍‍‍‍‍‍‍‍

最初，这些舆论场的病人之所以看向胡锡进，并非折服于他的观点，而是鄙夷他的立场。其后，受鄙夷动机驱使的这些人受制于某些匮乏，将调笑作为嬉游舆论场的手段，进一步贴近老胡。最终，他们在暴风骤雨般的自我厌弃中，“拥抱”了胡锡进。‍‍‍‍‍‍‍‍‍

胡锡进与其受众之间的关系变迁，明面上是信息供应剧变叠加舆论场生态恶化的结果，实际上反映在深层的心理上，则是后者挣扎于失败者的沮丧，沉浸于纵乐，下意识地维持舆论场的在场感。这是一种不死之死，是舆论修正主义的必然产物。‍‍‍‍‍‍‍‍‍‍‍‍‍‍‍‍‍‍‍‍‍‍‍‍‍‍‍‍‍‍

对胡锡进本人而言，他不会真的相信这些环绕他的人。而那些持嬉笑、亵玩的态度，声称爱老胡的人，本质上是不爱自己的体现。这可能是舆论场中第一个“我爱他，却与他无关”的虐恋故事，展露的是比去价值观化更微妙的舆论子生态。‍‍‍‍‍‍‍‍‍‍‍‍‍‍

胡锡进为自己的言论表达打上了独特标记，概言之，其肯定X加否定Y再得出肯定X的路数，约等于1＋另外一个1等于第一个1 的套路。就像是表演中可预测的折子戏，那些观众既轻视他所言，又习惯用这些言语制成他们亟需的白噪声。

若衡以新奇、深刻的标准，老胡所言悉数中庸、保守，谈不上太多的启发价值。但在宏观的坐标系上，老胡的墨守成规，因为言论背景的剧烈变动，有时竟然焕发显著的醒世与警示效用。这一点早已成为他观众所知，亦炼成后者的把玩心态。‍‍‍‍‍‍‍‍‍‍‍‍‍‍‍‍‍‍‍‍‍‍‍‍‍‍‍‍‍‍‍‍‍

在无法自拔的双向奔赴中，胡锡进与病态的观赏者构成了时针与分针的链接，而荡漾在二者之间的胡编语录，也能偶然地指向某种社会弊病，让观赏者发出“老胡也怒了”的哄然鼓噪。老胡越是做自己，赏玩者越是乐在其中，是谓药病同源也。‍‍‍‍‍‍‍‍‍‍‍‍‍‍‍‍‍‍‍‍‍‍‍‍

胡锡进劝进，服下这几剂药，就跟我们走罢；那些自视清高的围观者说，我服你胡药也不跟你走。斗转星移，时光荏苒，白驹过隙，将胡锡进当作笑料的那些人，已然离不开他们的老胡。老胡避走舆论场，这些人抓耳挠腮，病情复发得很厉害。‍‍‍‍‍‍‍‍

老胡重出江湖，恢复言谈之功，不只是他个人的退有所养之需，也预示着通盘考虑。据此权衡，让老胡继续扮演老胡，谁能说不是洞察前述天机的明智之举呢？比起让这些病友或因涣散滋事，不若以老胡统领病友心神，维持无害化的治疗需求。‍‍‍‍‍‍‍‍‍‍‍‍

以今日之格局视之，老胡俨然已是舆论场的道德高地与良心支柱，流传朋友圈真假难辨的老胡语录，佐证这一象征的存在及扩散是现实而非臆想。归去来兮，胡锡进是否调整言说配方尚未可知，可那些嗷嗷待哺的围观者指嗓示意，喂药喂药，倒是真真切切。

进入2024年，关于鼓励农民放弃自家农村宅基地的消息越来越多了。

湖北鄂州提出：农村居民自愿退出合法宅基地且拆除宅基地及相关建（构）筑物后，在“双集中”区域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按退出的宅基地面积给予购房补贴，退出的宅基地归还村集体用于复耕复垦。

安徽凤阳提出：如自愿放弃宅基地安置并进城购房，在原宅基地归还村集体用于复耕复垦并拆除建（构）筑物后，一次性给予5万元购房奖励（与货币、房票安置、购房补贴不同时享受）。

江苏南通提出：在主城区（崇川区、南通经济技术开发区、苏锡通园区，下同）范围内购买新建商品住房的，给予购房款总额1.5%的奖补。自愿退出（放弃）农村宅基地进城购房的，给予一定额度的奖补，具体标准由全市各地自行制定。

这一政策也引发了不少人的担忧。有人认为，新政策的出发点是好的，想要通过这样的方式促进农村土地流转，提高土地利用效率，同时也为让农民兄弟过上更好的生活。

但也有人认为，宅基地是农民的根本，是安身立命之本。长远来看，放弃宅基地可能会让农民失去更多。毕竟农民放弃宅基地进城购房。不仅要考虑生活成本，还有工作机会、子女教育、医疗保障等等，这些都是不得不直面的问题。

所以，只是几万块钱奖励，可能杯水车薪。

所以，行内人士觉得，政策设计时应明确退出补偿机制，确保农民能够获得合理、公正的经济补偿，并为他们的后续生活、就业提供多元化的保障方案。

01 、现行的农村宅基地制度

我国我国宅基地制度包括：宅基地的所有权归属于集体，村民享有使用权；按照“一户一宅”的原则，对宅基地的面积进行限制，并无偿分配给村民使用，同时允许村民长期持有和使用。

过去，需求农民进城读书、就业、发展、买房，纷纷将户口转出农村成为城市人口。而宅基地退出机制不完善，导致大量宅基地闲置。甚至很多人在城市有住房。在农村有宅基地，形成资源双重占用。

而近年来，我国已经出台了一系列政策合理规划农村，比如《关于全面推进乡村振兴加快农业农村现代化的意见》提出：改善乡村基础设施的措施，如村庄道路、农村供水安全、新一轮农村电网升级改造等项目，提升农村居住环境等。

随着利好政策不断，户口留在农村、有宅基地的农民将可以享受到更多农村发展的红利，比如居住环境的提升、稳定的经济来源，以及潜在的资产增值等等。

02 、关于咱们农民的几个建议

农村户口，迁出容易，但是迁回就相对难一些。尽管这些年已经有地区可以将城镇户口迁回，但是迁回也有条件，甚至可能享受的资源也会和过去存在较大差异。

比如最近有消息，4类户口可以顺利迁回农村：

1.原户籍在农村的。但是迁回之前还有一个硬性条件，那就是必须获得村里人的同意，要村集体同意接收户口，并且向全村村民公示，通过之后，无反对无异议，之后才能把户口迁回村里。

2.农村大学生。他们是可以将自己的户口再迁回农村，重新成为农村人，享受农村宅基地翻修居住的。

3.夫妻中有一方户口还在农村。靠这种夫妻关系投靠迁户口也是可以的。

4.如果户口已经迁出农村，并且农村还有自己的宅基地，这种情况下也是可以将户口迁回农村的。

只是在迁回之前，必须在城市里面没有工作也没有房产。而且符合这个条件之后，还要经过村里同意，方可把户口迁回去，因为自己的宅基地还在，所以依旧可以合法拥有这些资产。

所以，看似非转农容易，实则还是有难度！

而且，拥有农村户口，就相当于拥有了自己的宅基地。一旦将户口迁出，变成了城市户口，宅基地就不再属于你，将被村集体收回。

即使宅基地上的房子还在，按照规定户口迁出农村还可以享受继承权，但是这种住宅不可以翻建，年久失修之下，房屋倒塌，最后村集体就会收回宅基地。

所以，可以这么说，熬到现在的农村户口，已经到了即将有价值的时候了。这个时候将户口转出，还是要三思而行！你说呢？

图片来源网络

侵权联系必删

最近，国家统计局发布了“第三次全国时间利用调查的公报”，调查了3.85万户家庭、10.7万人，详细记录了大家一天的时间是怎么用的。结果发现了很多有趣的数据，今天我们就来聊聊关于性别和无酬劳动方面的情况。后面我还会继续分析工作时间、休闲时间等数据，感兴趣的朋友记得关注！

报告中所称的无酬劳动，是指那些没有报酬的劳动，包括做家务、照顾孩子、辅导孩子学习、照顾成年家人、购物、看病就医和做公益活动等等。虽然没有薪水，但这些事情却是我们生活中不可或缺的部分。

2024年的数据显示，全国居民每天平均花在无酬劳动上的时间是2小时45分钟。其中，男性平均每天花1小时52分钟，女性则高达3小时29分钟。换句话说，女性在无酬劳动上花的时间是男性的1.9倍！

另外，无酬劳动的参与率也是有差异的。总体参与率是75.6%，但男性只有67.5%，女性达到了83.9%，也就是说100个人里面，有67.5名男性会参与无酬劳动，而女性则有83.9名。这说明，女性不但花的时间更多，参与无酬劳动的比例也更多。

再来看看2018年的数据。当时，居民每天平均用于无酬劳动的时间是2小时42分钟，男性为1小时32分钟，女性为3小时48分钟。参与率方面，总体是70.2%，男性是55.3%，女性是84.2%。

从这些数据可以看出，男女在无酬劳动上的差距确实很大。虽然相比2018年，女性的无酬劳动时间稍微减少了，从3小时48分钟，减少到了3小时29分钟，男性的则有所增加，这说明家务劳动方面的性别平等有了一点进步。但即便如此，女性承担的无酬劳动仍然远远多于男性，差距依然巨大，要实现真正的平等，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如果看全社会总的平均无酬劳动时间，2018年是2小时42分钟，而2024年是2小时45分钟，略有增加。具体的原因，可能是我们花在照顾孩子和老人上的时间增加了，也可能是经济下行，我们更倾向于的自己做饭了。

女性、社会和隐性劳动

女性在社会生产中扮演着非常重要的角色。她们不仅参与有报酬的工作，还承担了大量的无酬劳动。这些无酬劳动，被称为“隐性劳动”，虽然没有直接的经济回报，但却支撑着整个家庭和社会的正常运转。而且这种劳动，如果做了是看不见的，比如，一个人天天把家里打扫的很干净，别人是看不到的，但是一旦不打扫了，区别立马就出来了。而在父权制的社会意识形态下，经常会默认女性的这种隐形劳动是理所应当的，而忽略了这背后的付出。 在统计数据和社会评价中，女性的这些付出经常得不到应有的认可。但事实上，没有这些劳动，我们的社会生活将难以维持。

国家统计局的这份报告，难得的对无报酬劳动做了统计，还是很有意义的，也让被长期忽视的隐形劳动浮出了水面。

当时只当笑话的一些小细节

酝酿了历史的大风暴，再也笑不出来

最近，上面密集表态经济承压，需要经济大省挑大梁、发挥财政支柱作用。今年的经济发展目标5%，也从必须完成变成了努力完成，体现了实事求是的态度。

但具体什么时候不行了，对不同的人和行业而言，时间点可能并不一致。

早在2010年

这几日在澳洲采写家传，两位朋友发现不行了的时间，前后差了12年！

一位曾是一家国际消费品大陆市场高管。这个品牌在市场上有一个强大的竞争对手，类似于麦当劳与肯德基的关系，明面上是竞争对手，实际上长期共生。

他发现，早在2010年，两大品牌的销量出现了「此消彼长」的零和博弈，这意味着市场进入了存量竞争，增量消失了。

另一位朋友则一直关注金融市场，他在2022年春季的上海，经受了一段无法磨灭的时光记忆。当年到达澳洲，参与了美股交易，从国际金融市场的视角回看那些年和国内金融市场，就有了完全不同的感受，不客气点说就是上帝视角。

可能拉开距离，才能看得更清楚，这是他的感受。

网课后遗症

一位初中生小朋友说，她感觉不行了，可能是2020年只能上网课之后，班都不能上，肯定不行了。

这三年并非全部病因，但是让很多人感受到了问题的存在。反映在就业市场上，一是失业率大幅变化，另一个则是人力市场对「疫情班」毕业生的歧视。

近日，一名2024届毕业生发文，在BOSS某聘上与某物联公司老板沟通时，被对方回复「不接收‘疫情班’，‘疫情班’应届生简直是受不了，没办法说」。

用人单位被迫用手机用电量来推断工作的注意力是一个方面，但从我们家传编辑部的招聘经历来看，主要还是两个方面，一是没有好的实习。毕竟学校只是读些书，连老师都不懂的职业技能，只能通过实习来训练。

二是不读书了。小红书和抖某占据了太多的时间，我们在几家高校有家传和数字人文课程，发现学生连开场白都不听，一入座就进入手机游戏、小红书和抖某状态。因为不读书，连基本的培养价值都没有。

这导致我们自2022年以来几乎没有招到像样的毕业生，甚至有三次「遇险」经历：面对拒绝，一位东北朋友逼问「我哪里不合适了？我觉得很合适」；询问一位河北学生有关俄乌战争的看法之后，她直接举报我们讨论政治敏感话题；一位贵州学生仅实习一个多星期，就在办公室录音三张光牒上网举报。

学生质量的下降是明摆着的，但是大环境也很明确。一个重要的表征是考公数据。

2008年金融危机次年，国考报名人数首次超过百万，是2005年报名人数的4倍，意味着年轻人的就业取向从原来的外企、民企转向了体制内岗位，直到今年的300余万人。

厌恶风险，是人类生存下来的基本技能和经济理性。当人们趋向保守、稳定、热衷考公，而非进步、变化、创造财富时，经济肯定生病了。

从就业角度看，2009年就不行了。

2023年民企信用崩盘

自信的体制内感知到不行了，可能会更晚一些。虽然10年前温先生一直讲今年是有史以来最困难的一年，但也都平安度过了，让人误以为危机从来并行，在某种程度上放松了警惕，毕竟数据一直在强劲增长。

最近官方采取的动作，有两个我印象深刻。

一个是老赖名单上民营企业家的比例太高， 2023年5月，发改委公布《失信行为纠正后的信用信息修复管理办法(试行)》，信用系统不得不启动大规模修复。

二是在劳资纠纷中，以前几乎都是判企业输，而现在则几乎判员工输，背后的原因不难理解。这是个经典的维稳手段：谁弱谁有理。
最近有个热帖说，很多律师今年不会再接劳动仲裁案件了：

有几个朋友欠薪已经长达5个月，每天还要拼命干活。公司被很多债主追上门，员工还要笑脸帮忙应对，工作环境乌烟瘴气。老板不能不说辞退，这几个朋友找到我打劳动仲裁，我和他们讲，现在仲裁风向对劳动者不是很有利，今年不会再接了，问了其他几个律师也都不愿意再接了。

很明显，这是官方的指导意见。之前是让企业拿钱出来安抚员工，现在则是保护企业以保税源，否则企业裁员，死给你看。

记得戴口罩时，说经济不过是暂停，脱下口罩分分反弹。现在包括财政政策大调头在内的举措，可以推测官方认为不行了，时间当在2024年10月份。

一条射线天地宽

换个非经济视角，则是2006年。

2003年孙志刚事件是市场化媒体的高光时刻，人们普遍相信可以向好，岂知却是顶点。2006年时，市场化媒体彻底被掐断舆论监督之路。
差不多同时，一位胡先生明言，东北邻居在政治上是正确的。

最近有人讨论垃圾时间，我说不对，至少应该是2006年。而且，现在是波澜壮阔的大时代，变化一日千里，是个人应该都感受到了。

最近很多人感受到了不行，却还在用周期论来分析，而我认为，之后是一条射线，不存在起伏。

此外有个时间点更重要：2011年。

那年，在秘鲁有一个谈话，很多人根本没有注意到；有些人看到了，但没有意识到划时代意义。

正如今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得主阿西莫格鲁在《国家为什么会失败》中认为，上层建筑决定经济基础。

分析框架更新之后，我的结论是心病还得心药医，问题出在经济基础，答案却在上层建筑。

时间是2006年。

你觉得是什么时候不行了？

我写了一本书，讲浙江人怎么培养家族企业家，上架当月入选浙江省好书榜：

我写了那么多家传，发现许多成功的家庭，祖辈要么是读书人、绅士，要么是企业家地主。

或者，平民家庭一代人突起奋发，通过读书等方式逆天改命，从而实现阶层跃升。

又，每6.5个浙江人就有一个老板，山东湖南常出将军，且举族生长，郁郁葱葱。

为什么？

每个人都是大地之子、家族之魂，欲要认识自我、启迪后人，必先追溯祖辈事迹、了解家乡风物。

无论欧美，还是立国仅200余年的澳洲，孩子们入学先讲家传，次学国史。

每一个来过世间的人都应该留下记录。如果上辈已年逾70，请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家庭记忆：

家传编辑部系列，点击关注

梁专家要不也关注一下曾经的舆论动向？

编者按：2024年10月1-10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已1671-1701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4年10月1-10月31日

乔舆: 李医生，我开始准备润啦，听说在纽约中央公园里有人众筹了你的一个长椅，刻着你的名字，期待着与你的相逢

祥瑞中正: 亮哥，当初他们听了你的何至如此。有句话说强权就是真理。缺乏监督就总有人可以指鹿为马。

贰捌一玖: 今天是他离开的一周年

小半满闲心: 亮子好，看，假龙头花，又叫听话草。

香山红叶的叶子: 24年了，现在在别的平台不让发关于你的信息，只能在这里祭奠

80后的美味人生: 李医生，你好呀。新工作让我不适应，可是年龄大又让我不知道该何去何从。我该违心吗？

天船星: 李医生，祈盼你的家人在这个艰难的尘世里一切平顺，也祈盼你在另一个世界里按自己的意愿或常驻或转世，少些对这一世的牵绊吧。

大番薯3968427937: 李医生，现在全国医护人员收入锐减，许多医院发不出工资了，做医护真难啊。

这是麦德居替:🕸️今天是10月31日，👿万圣夜快乐👻，🎃亮哥🍬。//这是麦德居替: “我在杭州，很想你*”🎃

小太阳爱折腾: 李医生，我又来看你了，就是想来看看你，永远忘不了你走的那天，我在疫情一线当志愿者，在酒店时候看到的这个消息，最近我觉得好累啊好累

念念可好: 内心翻江倒海几夜没有睡了孩子大学快毕业了找工作困难孩子也不努力，我自己也没有社会活动能力其实孩子除了读书没有努力其他的品质都还可以没有什么社会阅历不懂人情世故我也知道除了折磨自己没有任何帮助不想到处去吐槽孩子，虽然不多但足以温饱这样安稳自己一百遍可以让我安心一点了吧。

leezhq_471: 小李医生，活着真难呀，贷款买的房价暴跌，工资不涨工作不稳定，要咬牙才能勉强像个人的活下去。

richshao: 李医生，这几天给沙白的事儿铺屏了。可能的话，你在旅途中照顾一下她，她曾经被病痛给折磨坏了，她可能讲话行事比较直爽，或许还有一点点偏执……

小时1018: 李医生，熬了3年半，终于推荐朋友买的股票账户解套了，真的好难啊，昨天哭了，还好坚持下来了，往后的日子继续加油

豆包巍小巍ya: 本来以为今年出差去武汉还能再看看您，但是改地方了，刚才看到了大冰老师连线那个医学博士，眼泪止不住的流。李医生，给他一些指引吧，希望他最后的时间能够好过点。

小半满闲心: 亮子好，一只小灰蝴蝶有点蓝

yangsnake2046: 李医生，给你介绍一名脱口秀演员，他叫付航。他说，只要勇敢的做自己，总有人会爱你。

Simon__Dong: 亮哥，早上上班路上捡了个金手串，不知道该交给谁，着急去上班，就给地铁工作人员啦！星爷的电影教我，虽然我穷，但不属于自己的东西我不会拿怎么样，没有给小镇做题家们丢脸吧

dddddwc: 找个树洞：今天听见办公室合作伙伴跟女儿打电话：移民新加坡，高中年级在举办游艇派对，12月要去西班牙过圣诞。突然感觉人和人差距好大，我在那个年纪出个市都要开心炫耀好久（我其实也才24

Alex_369: 李医生，这网络环境对女生好苛刻

蒲蓝尖: 疫情虽然过了，但是裁员又开始了，最近有些担心，但是想想其实也没什么好担心的，在那边记得照顾好自己，我们从来都没有忘记过你。

大大庸: 早上好，李医生。 很久没来了。 哎～～～说好的好心情，怎么一打字又想流眼泪。 恩，我来汇报下我坚强的人生吧 工作找了很久没找到，最后找了一个原来40%薪资的工作。 虽然很多很扯的事情，但是我不在年少轻狂，沉得住气，忍得下委屈。 抑郁，偶有发生，我坚持没吃医生给的药。 痛苦一段，也就走出

小半满闲心: 亮子好，柿子熟了，看，这个长得有点丑小鸭的柿子。

泼天大罪: 今天医院举报的演讲比赛，其中一个参赛选手提到一个跟你名字很像的医生，我一下子思绪就飘到了李医生你这里，又是想你的一天

第七迷: 李医生，我们单位那些领导们太坏了，我斗不过他们。只想在不辞职的情况下调离这破单位。李医生保佑我离开吧，再在这里我真的会自杀或者去把他们杀了！

这是麦德居替: 凌晨好，亮哥。有几天没看见“苦菜花”大姐的留言了，她被禁言了，但她一直有给我的评论和贴子点赞。不过她的小号“无世道”应该是被炸了，已经搜索不到了。她还有个小号，我没记住名字，应该也是被炸了，只在这里活跃了几天，现在怎么翻记录也没找到，唉……

Nice坦率的奶糖26: 我今天32岁了，希望我快乐，如果实在没有快乐，健康就好。🙏

西溪7pm: 工作很烦，有点撑不下去了。40了，不敢辞，还有孩子要养。迷茫。怎么办

AllenDuan08: 疫情好像过去很久了，看到还有最新评论，看来还是有很多人记得，祝学长在那边安好

田书记命我包专机: 兄弟，五年了，来看看你

辣条味的臭豆腐: 李医生，你好呀，天冷了记得添衣。今天是我爷爷的三周年祭日。我因为怀孕没有去给我的小老头扫墓。有点遗憾，但是爷爷知道他做太爷爷了一定超开心。希望爷爷在那边一切安好，天天开心。今天中级会计考试出成绩了，我通过了。现在的生活让我有珍惜的机会，是因为有您这样的吹哨人，愿您在那边一切安好

今天是幸福快乐小狗: 真好啊李医生。刚刚点开一首歌，第一条评论就是"想用这首歌祭奠我校04级医学院校友—李文亮同学"大家没有忘记你

豆包巍小巍ya: 李医生，我又来了，今天睡前抄了一遍心经，为那位医生祈福，真的希望他能放下心里的阻碍，来世不要这么辛苦了，你也一样，你应该四岁了吧，这辈子要长命百岁。

游shou好闲: 对了李大夫，不记得有没有告诉过你，我学生时期最最敬重的老师，23年1月份也是因为这个该死的病去世了。今年我回老家去看望了老师，当时知道老师走的消息我在电话里泣不成声。真遗憾，你们都不在了。

Stupidcourage: 李医生，键盘上的字写了又删，想写的很多，想倾诉的更多。可又总是各种纠结。

艾SuPerFood: 为啥现在越来越卷，但大家却并没有存多少钱

执盏北望: 李医生，许久不曾来了。下半年，感觉情绪稳定了一点，但依然觉得，白天的自己就像画皮的小唯一样，徒有一幅皮囊表现得岁月静好，夜深人静的时候才敢卸下伪装，舔舐那幅千疮百孔的躯体，真的好想知道，什么样的结局，才配我这半生的颠沛流离

按时开会1984: 上次来这里还是春天，现在都快冬天了，依旧这么多人在这里，敞开心扉向你诉说，看的出来，大家都很累，都很疲倦，但都在坚持。谢谢你，文亮医生，你给了大家温暖和勇气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谣言也要讲导向。

文丨新京报记者 乔迟

编辑丨陈晓舒

校对丨张彦君

这是一场特殊的毕业旅行。

照片中的六个女孩来自同一个宿舍，她们精心打扮，笑容甜美。在毕业五年后，终于等来之前没有成行的旅行。女孩许诗婷把这美好的时刻分享在社交媒体上。

很快，她发现合照被盗用了。一个拥有30多万粉丝的短视频博主将其配乐做成视频，并附上文字“彩礼都是10万，你会选哪个做女朋友？”视频下的评论更是不堪入目。

许诗婷和舍友们联合起来私信博主要求删除，不仅没得到道歉和删帖，反而被拉黑。直到许诗婷报警，博主才表示，“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而被造谣的照片已扩散至多个平台。

女孩们被激怒，决定用法律手段维权。

2024年9月19日，广州互联网法院判定盗图博主侵害许诗婷和舍友的肖像权和名誉权，判决博主出具书面道歉信，并赔偿财产损失12000元。

许诗婷说，盗图博主的主页里不仅有她们的合照，还有其他女生的照片，文字同样是关于“几万彩礼、你选哪个”。她看到女生像货架上被标价的商品，被挑选、评价。

坚持维权，因为她要站出来让更多人知道，造谣不是零成本，而是违法的。“我要通过打官司震慑那些造谣、搬运的人，做了坏事不是删掉就行。”

”博主盗用合照描述为“收10万彩礼的六姐妹”。受访者供图**

许诗婷通过私信和评论联系该博主，说明六人合照里是她本人和朋友，要求他立刻删掉视频。

但到了周末，许诗婷打开短视频软件一看，博主竟然又连发了多次合照，这次他在合照上标注“一姐、二姐、三姐……六姐”，年龄标注从20岁至24岁不等。配文“六姐妹彩礼都是十万，你会喜欢哪一个做老婆？”视频文案是，“我们六姐妹都想结婚了，你愿意给我个稳定的家吗？”有的视频评论量和点赞量上千。

不仅如此，博主把粉丝聊天群的群头像也设置成她们六人的合照。许诗婷看到之前的私信对方没有回复，她再继续私信时，发现已被拉黑，留言也已被删除。

很快，女孩们发现，影响不断扩大，照片和造谣的信息已经蔓延开来，“就像蟑螂繁衍一样。”

女孩梁蕊是合照中穿黑衣服、戴眼镜的女生，她看到视频的评论区里博主回复网友，“都是认真找男朋友。”有网友说，“必须选眼镜。”该博主回复，“她是做老师的。”

自己的职业被凭空捏造成老师，甚至还有更过分的评论，梁蕊既生气又憋屈，“感觉自己像个商品被明码标价，还被评头论足。”

为了不影响工作和生活状态，她选择屏蔽与此相关的内容。但谣言已经从网络蔓延到她的现实生活，上班时，有同事脸上笑嘻嘻地，用八卦和嘲讽的语气问，“你是不是在网上征婚？”梁蕊感到被冒犯和不尊重。

被盗用的照片在其他平台被搬运、二次传播，许诗婷收到很多网友发来的截图，有不熟的朋友问她，“你要10万彩礼结婚？这么多……我朋友想结婚。”许诗婷解释，“那个不是我发的。”

一个朋友看到网上照片后，问许诗婷是不是要10万彩礼结婚。受访者供图

“请不要打扰我”

2023年10月21日，女孩们开始维权。她们分别私信博主，没有得到回复，又涌进博主粉丝群里发声明，“此人搬运我小红书图片盗图造谣，涉及图中本人及其朋友，已准备写起诉信告此账户和此群，注意不要被诈骗，此账户非本人。”

二十分钟后，博主开启群成员禁言，半小时后，群聊被解散。她们又在平台上举报视频侵权，“盗用图片并配侮辱性文字，而且获得1万点赞，已经构成侵犯肖像权。”但投诉反馈显示，“根据现有材料，平台无法判定被投诉内容涉嫌侵权或你是合格的权利人，请补充更多材料投诉，以便平台进一步定位核查。”

接连维权都不成功，盗图博主依旧是不理不睬的态度，许诗婷“气炸了”。她跑到最近的派出所报案，警察了解情况后表示，视频没有造成实质伤害不能立案，建议走法律途径维权。

许诗婷用小号私信博主表示已经报警，博主才开始回应她，“不好意思，我删除了。”他称图片是从一个搜索引擎用户的帖子中搬运的。

许诗婷对博主此前“无视、拉黑”的行为不满，她告诉对方，“我一开始好声好气跟你说，还要拉黑我。别以为删了就可以了，都是有记录的。”

博主回复，“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许诗婷觉得荒谬，“是你打扰到我们六个。”博主说，“人家（我）已经删了，你何必还为难人家（我）呢？”

许诗婷维权过程中，盗图博主称“作品已删除，请不要打扰我。”受访者供图

“他完全不认为自己有问题。”许诗婷被激怒了。她说，几年前实习时，她被一个男同事偷拍了一张穿皮衣的照片，发在一个仅有男同事的群聊里，并且发表了侮辱性的评价。群里相熟的男同事把这件事偷偷告诉她，许诗婷觉得恼怒又无能为力，“就算把偷拍的人拉出来骂一顿，又能怎么样呢？”

但这一次，许诗婷不想继续沉默，她认为自己并不是一个多事的人，但博主连道歉的态度都没有，这触及了她的底线。另一个坚持维权的理由是，许诗婷认为，合照被盗用是因她而起，她有一定的责任。

许诗婷把起诉的想法告诉宿舍群的女孩们，得到了大部分舍友的支持。

女孩蒋帆说，她们试图在各个平台举报搬运盗用照片的帖子时，发现大多数的举报都没有效果，少数举报成功也只反馈会通知博主删除，没有任何对盗图博主的处罚措施。

而她们却陷在繁琐的举报、申诉流程里。蒋帆心情烦闷，她也萌生想法，有没有更有力的手段能震慑这些盗图的人？看到许诗婷提出起诉，蒋帆立刻响应表示支持。

但女孩梁蕊的态度则比较消极。她回忆，许诗婷咨询律师后，律师建议六人联合参与诉讼比许诗婷一人起诉的成功率更高，虽然许诗婷提出可以先垫付律师费。但如果官司败诉，5000元的律师费需要平摊。

梁蕊刚被裁员，经济压力很大，找新工作已经让她心力交瘁。面对不知要付出多少时间、精力，结果还未知的诉讼，她退缩了。最终，六个女孩中，四人联合起来起诉盗图博主。

没有动摇维权的决心

许诗婷也没有想到，维权的过程如此艰难。

起初，她在网上寻找起诉的攻略和教程，打算自行研究。但她打开“广州互联网法院”小程序填写信息时发现，对案情的描述，她不知道要写多清晰。博主具体违反了哪条法律，她也不知道怎么填写。博主的个人信息，也无从知晓。

在咨询多个律师后，她聘请了广东智洋凯成律师事务所王梦婷律师。王梦婷告诉她，博主的行为侵犯了她们的名誉权和肖像权，建议她们要尽可能多搜集盗图流传到各个平台的证据，证明博主盗图、造谣行为产生的恶劣影响。

她们手中有博主盗图的截图和录屏，但图片被扩散在其他平台上的证据并不好收集。好在很多网友给了她意想不到的支持，在许诗婷的维权帖子下面，收到很多网友在其他平台搜集的截图证据以及鼓励，“网友让我们一定不能气馁。”

许诗婷说，委托律师后，省去了她们很多精力，但依然有文件需要四人集体签字。共三次签字，她和舍友们分别从广州的各区聚集在一起，路程上至少需要一小时。

许诗婷听过舍友的抱怨，“又要签名，都这么久还没有结果，不想弄了。”她能理解舍友的心情，从起诉维权开始，被告卢某某就没回应过。许诗婷从律师那里了解到，法院给卢某某打电话、发短信都联系不到，导致法院公告和送达用了很长时间。

由于卢某某不配合，原定5月的开庭拖到6月5日，卢某某未到庭参加诉讼。

“如果不是我们坚持维权，（盗图）对他几乎没有什么影响。”许诗婷说，因为维权，有媒体联系她们进行报道，帮助她们澄清谣言。2023年11月6日，短视频平台才将盗图博主的账号封禁，视频清空。而被封号的前几天，盗图博主还一直在发视频，将商品挂橱窗。

2024年9月18日，她们终于等来了好消息。

广州互联网法院认定，卢某某在未经原告授权的情况下，发布案涉视频，将四原告及其他两位案外人的合照描述为“六姐妹”，虚构事实。卢某某将10万彩礼与四原告相关联，诱导网友评论四原告，引发网络用户作“出价”“挑选”等评价，多家平台发布相关报道，引起广大用户热议，部分用户作出负面评价。

广州互联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一百七十九条、第一千条等规定，判决卢某某侵害了四原告的肖像权和名誉权。法院要求卢某某于判决发生法律效力之日起十五日内，出具书面道歉信向原告赔礼道歉，并赔偿财产损失12000元。

女孩们向短视频平台举报，但平台反馈“无法判定被投诉内容涉嫌侵权或你是合格的权利人”。受访者供图

违法不是“零成本”

许诗婷把好消息发在网上，许多网友替她们感到开心，“支持你，让坏人们的造谣成本更高一点，让姐妹们可以更开心自在地生活，无畏谣言。”

王梦婷律师说，虽然维权花费了一年多的时间，但是胜诉判决表明，网络并非法外之地，每一个网络参与者都要对自己在网络世界的行为负责。在蒋帆看来，虽然赔偿的数额不大，但心理上的胜利更让她振奋。“这次胜诉的意义让我感受到，我们不是孤立无援的6个人，背后站着法律与正义。”

许诗婷说，之前在网上看过“粉色头发女孩被网暴自杀案”，觉得非常可惜。事实上，事情刚发生时，女孩们也曾陷入过自我怀疑、指责和争吵中。

在宿舍群聊里，舍友们埋怨过许诗婷未经允许发布合照。舍友们觉得，合照要经过每个人同意后才能发，不能个人私自发上网络。

照片被盗用后，也有舍友认为，是不是因为最初许诗婷对帖子下的“变味”评论没有制止，才导致有更多博主去盗用、传播。甚至有舍友说，以后不想跟许诗婷一起玩了，就算出去玩也不跟她拍照。

女孩们还陷入了“受害者有罪论”的思维里，视频评论中有人讨论、评价她们的身材，她们会怀疑，“是不是自己的穿着有问题？”“裙子太短了？”许诗婷说，有舍友甚至想把合照中穿的衣服丢掉，“觉得好脏。”

蒋帆说，事情刚发生时，她有一种不安全感，决定以后还是不要再乱发照片了，“一朝被蛇咬，十年怕井绳的感觉。”她的家人也叮嘱，别在社交媒体发图片或视频，“发生这样的事情还不怕吗？”

直到冷静下来，她们才想通，她们的衣着很正常并不暴露，问题不是出在她们身上，而是盗图的人。胜诉后，也有一些网友在许诗婷分享维权经历的帖子下方留言指出，这不是她们的错，盗图、造谣的人才应该反省、害怕。

许诗婷将收集证据、平台举报、找律师代理的维权过程整理出来置顶在社交网络的主页上，希望给更多想维权却不知该怎么做的人提供指导。她想告诉更多人，遇到这种事可以反击，“千万不要想不开。”她希望让更多人知道，盗图、造谣是违法行为，而且不是零成本，“要震慑那些造谣、搬运的人，做了坏事不是删掉就行。”

距离法院作出判决结果已经过去了一个多月，卢某某依旧没有履行道歉和赔偿，后续许诗婷和舍友准备申请强制执行。

女孩们的情谊没有因此改变。“我们平常相处也是闹闹哄哄，大家一起吃吃喝喝、没心没肺的。”蒋帆说，大家认识快10年了，是像家人一样的朋友，密不可分。争吵的时刻、感动的瞬间、笑中带泪的回忆，都是漫长时光里共同经历的，这份友谊难能可贵。

蒋帆期待着，拿到赔偿后六人第一时间去吃顿美食庆祝，等到大家都赚到旅游经费，再一起结伴出游，拍美美的照片。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许诗婷、梁蕊、蒋帆均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