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陕西某职校发生的学生坠亡事件，其实已经在短视频平台上热传好几天了。甚至可以说，大量相关的视频早就凉凉，现在连一些当地的直播间都遭受牵连。他们当然没在直播里陈述相关的情况，奈何弹幕中有人问。于是，直播间没了。

坠亡这种事，也不是没发生过，为何偏偏此次会有这么多热议、堵校门、呼声呢？

我觉得答案是通报的内容太少，而“巧合”太多。比如摄像头坏掉、坠亡前该学生刚与另外两人闹了矛盾，以及学校阻止家属见到孩子等一系列令人不解的操作。

二

对于一场悲剧，透明是最好的安抚剂。

或许是受到太多民众的质疑和不满的原因，今天当地发布了通报对此事进行回应。但是，这份回应的内容说实话，很不详细，后果便是“几乎无法说服任何质疑的声音。”

别看通报不短，可其实内容极少。

1.事情发生于1月2日凌晨3点。

2.坠楼前大概5个小时，坠楼学生和另外两名学生发生矛盾。

3.公安认定此事为高空坠亡，排除刑案。

就这么多，不信的可以在下面这份通报里尝试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内容。

长文千字空言重，疑云遍地信难逢。所以准确来说，这份通报并没有解答一些留在人们脑海里的疑问。

首先，家属要看监控，校方说监控坏了，导致家属不断在网上发声求助。

莫非这监控是纸糊的？又或者说这监控堪比AI，能够精准预测“天灾”？

有没有这事？如果有，监控真这么巧的坏了吗？毕竟学校是“当事人”，他们的陈词不能完全成为证词，监控是真的这么巧合的坏掉了，还是被蓄意破坏，或者根本没坏，答案，应该由警方调查后来告诉外界，让质疑消失。

但关于这一点，啥也没说。

其次，通报里，有这样一句话：“公安机关经进行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

大家也看到了，里面有一句“调阅监控”。所以，前后矛盾，疑云又增加了。这能怪网民胡搅蛮缠吗？换任何一个正常人，多少也会怀疑一下吧。

到底有没有监控，有的话究竟坏没坏？到这个地步，家属和校方之中，谁在撒谎？

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家属在宾馆里拍视频，说外面的都是该校的老师，被派来监视自己……有种说法是出于人道关怀，怕家长受到了刺激一时想不开。但是否真的只是这个意思，恐怕还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如果是“意外”，那这个意外恰好发生在坠亡学生和另外两名学生的矛盾之后，是不是有点于理不合？早不意外晚不意外，偏偏在跟另外两名学生发生矛盾，被主任叫走调解后，意外了。

这太巧了，还不如说轻生、心理问题之类。但如果这样的话，更需要提供主任在值班室调解双方的监控视频了。

三

我在很多稿子里都说过这种观点，有些事本身并不具有引起舆论的力量，反而是因为担忧它会引起舆论和争议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恰恰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增加了人们的疑惑。

就像开头说的，学生意外坠亡的事情不是没有，甚至轻生的也有。可每次都引发舆论了吗？显然不是。况且翻翻热搜也能轻而易举的发现，人们更多在讨论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后面发生在家属身上的那些奇怪情况。

所以我也不懂，正常人遇到事，难道不应该是赶紧撇清干系，越透明越靠边越好吗？怎么还有主动往里凑的？

就像前段时间还有学校要求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的操作，这不就是为了提前撇清关系吗？可这次的事情，反而更像是硬着头皮往里挤。

四

个人的看法很简单，通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让人们相信。那如何让人们相信呢，确凿的证据，合理的解释。

这些东西，最能消灭“巧合”所带来疑惑。

也有人会说，反正官方通报给你了，那监控就是碰巧坏了，学校就是为了避免家属想不开才派人监视，你不信能怎么办？

确实没法怎么办，但这必然会在人们心中留下隐患。我只能说，得不偿失。

时间并非最好的解药。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时间往往更像一把刀。

但当“监控坏了”的时候，人们便总是怀疑，那“时间”这把刀子的威力就已然体现出来了。

就像前几天的另一起热搜，说广州一站点开出5亿大奖，中了101注。可一组一等奖的号码，也就只有500多万。

换句话说，你得把这个“巧合”放大100倍。5亿多的大奖，是盯着那个中奖的一等奖号码，买100注，才能买出来。

这本就已经极其“巧合”，而更巧合的是什么？

有网友爆料称，这家站点的老板娘看到两个中年男子开着迈腾夹着公文包进店直接打了一注两张50倍，她看两人气度不凡，自己也跟了一注，于是该站点中了101注一等奖。

同样，你说这就是别人的“运气”，就是别人的“实力”，你不信也没办法，也没人能够给你证明。

的确如此，除了讥讽几句“天选之子”，人们没有任何办法，也没法要求任何解释。

但别忘了，信彩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并且在这类现象之下，还会继续减少。

五

真理愈辩愈明，谎言却总靠沉默维持。这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名句。

回到我们所面对的现状，不是人们多事，也不是网络刻薄，而是一次次“解释”都在挑战常识的底线。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巧合，每一次都让人们为“巧合”买单。就像101注彩票头奖下“演都不演了”的评论一样，想让人相信，至少也得先做点样子。_

喝了酒，打字可能有错，但我们还是来讨论一个问题–全要素生产率。

在海南的时候，雇车。司机听我接了几个电话后，就小心跟我探讨，问我，钱到底哪里去了。

当时我们正走在环岛高速上，我就用高速和他举例。

这条高速是用地方债修的，地方债是有资金成本的，比方说3%。然后高速修完了，每年还有维护费用，加上债务利息。如果高速的收费不能超过这个综合成本，那么这条高速就是亏损的。且亏损会随着道路的老化而逐步提升。花了一百亿修这个路，如果每年亏几亿，那么这个资产就会不断贬值，钱就这么亏没了，资产贬值没了，坏账没了。

通常的思考是，为了不亏损，我提高过路过桥费，那么这个成本就会摊销到物流成本里去，这也是我们国家物流整体成本占比高的原因之一。甚至可能催生高速超载导致路面维护费用快速增加。

那么怎么才是有效的呢？我让他看了路边密集的一体化灯杆，这种是无效投资，需要砍掉。还有一些景观化的支出可以砍掉。但比如提升通行效率的，三亚去陵水的隧道要加紧投入。这样，这条路就可以实现更少的无效投入，更多的有效投入，提升整条路的全要素生产率。

这只是一条路，从更多的行业角度看，比如光伏。全行业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盖了那么多的生产线，土地资源，资本开支，办开工工人的人力资源，政府配套的政策资源等等。生产出来的是毛利率为零甚至为负的产品，这就是典型的不尊重全要素生产率。即使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依旧基于自己的利益视角，向光伏输血。这就好像一个滴滴司机只能开一辆车，然后隔壁滴滴司机买了两辆车，咱就买三辆车。

产能过剩不只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全社会不尊重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今天我们去和德日韩比较，纯粹从工业国家的视角来比较，问题是工业技术吗？不是，我们全体系的供应链有强大的技术整合优势。痛点是在工业利润，我们把光伏做得完全没有利润了，碳化硅在英飞凌的手里时，也是高毛利产品，但这才几年，我们马上要把碳化硅也光伏化了。

看官会说，那抢别人的饭碗是这样的，要卷啊。

卷要适度，你不能卷得资产价格归零。资产价格一定是基于利润的。我最近也写了一些向上管理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同样两家门店，买设备座椅等等，都花了10万。一家每个月能盈利一万，一年能有12万，那么盘这家店的人很多，按照3倍去盘36万都很多人愿意盘。如果这家店不盈利呢？亏钱呢，那这十万只能按照三折出让，甚至出让都没人要。【利润决定了资产价格】，而利润最终来自于哪里呢？不是政府补贴，也不是单纯的出口，也不是单纯的内需，而是全要素生产率，我用了更少的资源，赚到了更多的利润。

利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利润本身也能反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现在去看，很多制造业，因为占用要素过多，利润过低，导致了开工率不足，然后进一步降低工人工资。而工人工资降低，必然会反馈为产品质量下滑和生产事故频发，这种负循环这几年一直在各个行业扩散。

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了去送外卖。试问，一个外卖员，送三年外卖会有什么劳动素质层面的提升？从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素质老看，从劳动力要素来看，年轻人送外卖，在当前人口结构下，真的是好事？

所以，只有有利润的企业，才可以养人，不是养懒人，而是逐步的分阶段地培养人，把不会的变成会的，把会的变成专业的。利润才能反哺出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力要素。

现在我们的投资指引，是去投红利型的股票，投一些垄断行业，上游资源行业。是，从利润率的角度来看，他们目前是可以的。但从全要素来看呢？他们占据了那么多要素，然后贡献那么点利润，且是无法增长的利润。那么把资本这个要素过度配置在他们身上，合理吗？符合我们这个国家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增长】这个目标吗？整个社会对这个基本的道理，也曾经有过比较清醒的认知，十九大报告里也是提到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但从这几年来看，对实际资源配置的指导有限。

如果资本都是配置高股息和资源型企业，长线资金都去做空式买国债，地方继续向全要素生产率已经畸低的行业里进行产业补贴，那我们是走不出来的。就好像在财政困难就业困难的时候，给老人增加养老金，而不给年轻人增加就业机会，那是走不出来的。

资源应该给全要素生产率高的行业和企业，扶持应该给年轻人。这些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的没有必要摸石头。

再写就是吐槽了，引用周总理的名言作为结尾吧——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

不管怎样，这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它总是让人们怀揣希望，抱有梦想。这是人类的本能。伍迪，艾伦在《雷霆穿梭人》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人类似乎有一种遗忘的本能。因为只有遗忘才能让人生存下去

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献辞。在一个一切下行的时代里，依然敢于献辞，是一种耻辱。

2024年，有什么可以献辞的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时代，在经历一个又一个劫难，我们比任何时间看上去，都更加脆弱，更加危险，也更加悲伤。我们整处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世界和时光之中， 风浪巨大，但我们并没有任何的防护。

一整年里，我们并没有听到任何可以令我们欣慰的消息。我们依旧和那些邪恶的灵魂站在一起，尽管它们在来自以色列的传呼机炸弹，来自基辅的无人机的爆炸声中逐渐消失，或者困兽犹斗，他们甚至抵抗不了一个出身于恐怖分子的反叛者。

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这么孤单过。曾经被视为同盟的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终于都变成了独裁者，在时光中消失干净，连骨头都剩不下。我们只有来自非洲的那些乞讨者，陪着笑脸换取金元，假装盟友。这些伪装的朝贡者，没有任何忠诚可言。

其实，哪怕来自美国的敌意也无足畏惧，因为那并不是真的敌意。我们并不是二战中的日本，或者冷战中的苏联，我们从来都不是那个想要毁灭他们的力量。

那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构成的民族主义国家。因为现实主义，所以他们愿意和任何人妥协，但是因为民族主义，他们不会与任何试图伤害他们的人妥协。

他们并不是畏惧一个拥有航空母舰的世界老二。他们只是无法忍受你在美元贸易中占尽了便宜，却还要破坏他们的规则，跑到他们的后院里挖坑。

这个所谓无解的矛盾并不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复杂的理论，也不是米尔斯海默言之凿凿的要在亚洲称霸。解决的路径简单到只有一句话：融入普世价值的世界轨道，尊重国际贸易的市场秩序。

所以真正的危机来自于我们自己，发生在我们中间。是青年人和中年人一样，在失去工作或即将失去工作的风中瑟瑟发抖，是疯狂的懦夫在苏州举起刀子杀向日本的孩子，也不管挡在他面前的是自己的同胞，长相友善然而勤勉努力的胡友平，是珠海的凶徒驾车冲进体育馆，无差别碾压无辜的人们；是前世界冠军吴柳芳艰难地依靠自己挣扎着生活，却最终难以逃脱被封杀；是北京的企业家被远洋捕捞，离奇死亡在内蒙古的指居里；是浦东机场的国际部分空空荡荡，中国不再是人们向往的目的地；是安福路和淮海路上再也没有欧美人的面孔，因为人们已经丧失了对于一个国度的信任；是万圣节和圣诞节里年轻人无处可去，有人害怕虚拟的鬼神多过于真实的贫困；是街上摆摊的穷苦人被四处驱赶，而他们连一日三餐都无从保障；

是昆明的孩子们在吃学校里公然提供的腐烂食物；是女硕士被拐卖强奸生育子女；是李宜雪被精神病哪怕她能够如此清晰直接地给出所有证据……

还需要我举出更多2024年的愤怒、悲伤和无助吗？

献辞是什么？献辞献给谁？1998年以及之后的许多年，《南方周末》和其它媒体的新年献辞之所以重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令人感动，让人落泪，是因为国家有希望，人民有奔头，一切昂扬向上，人们充满希望。

可是我们正在一路向下。每个人都恓惶，每个行业都萧瑟，每个领域都危机，每个地方都忧伤。只有人民日报斗志昂扬，央视盛世平安。

《南方周末》曾经说，关心国脉与民瘼。流行的话说：放下建言情结，尊重国家命运。就是说，放弃关心国脉。流行的另一句话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就是说，放弃关心民瘼。

一个既不关心国脉，也不关心民瘼的时代。你怎么还敢献辞？

这样的一个年份里，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承认退步， 承认失败，承认事情正在变坏，而不是献辞，或献媚。因为只有承认退步，失败，变坏，它才有可能进步，成功，变好。

不承认退步的下一步，是崩溃。

美国人为什么选择特朗普？真的喜欢他那张疯子一样的脸吗？不是的。特朗普告诉他们，国家坏了，我要让你们重新过好日子。他说的，和人民感受的一样。

所以人民选择他。

献辞是不承认退步，不承认变坏。是掩盖真相，是粉饰太平。

许多人对我说，不要说。没有那么坏。要学会技巧， 要学会忍耐。我很理解和感谢他们，他们关心我，担心我。

我知道。在机构媒体里十年，在媒体市场里30年。什么样的戴脚镣跳舞的把戏我不知道，没玩过？

我只是够了。不能忍耐，也不想忍耐。

忍耐会让事情变好吗？所有人都知道那叫自欺欺人。

你躺在地上任人殴打，忍耐会让事情变好吗？是希望他打累了放过你吗？忍耐并不会让他们收敛，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

有一种劝告叫顾全大局。你知道吗？你就是要顾全的大局。有什么比让人们有工作，让孩子读好书，有说话的权利，和有尊严的生活更重要的大局吗？当你被要求勒紧裤腰带的时候，是有人想松他们的裤腰带；

当你被要求顾全大局的时候，你就是被做进去的局。

还有一种劝告，叫忍辱负重。忍什么辱，负谁的重？

我们不生活在40多年前，陷落在红色的海洋里，看不见，听不到，想不清。我们睁开过眼睛，打开过耳朵，使用过脑子。我们看得见历史，听得见门外，想得懂文明。

我们明白所有一切的自由和文明。

忍辱负重，其实只是害怕。害怕受伤害，害怕被李宜雪，害怕被李文亮。但是忍辱负重了，一切还都照样发生了。

这几年，我一直重复一句话：一个不曾抗争的民族， 不值得同情。伊朗活该，因为是它自己选择了霍梅尼；加沙活该，因为他们纵容了哈马斯；阿富汗活该，因为他们并没有抵抗塔利班。

一个民族缺乏抗争精神，就配得上它所遭受的苦难。

不不不，我从来不是一个极端的人。我说的抗争，如果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你可以像被辣椒水喷眼睛的郭睿律师，她在那个时候想起的，是被刑讯逼供的人的痛苦，她要去拯救别人；你可以像我的朋友张丰一样，他的公号常常被删被封，他在他的书店里举办了几十个活动，成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论坛；你可以在微博，视频号，公号或者抖音里，说出你的不满和愤怒；你可以到苏州或者广州的日本人学校里去献花；

你可以像视频里看到里的小贩那样，开着三轮车躲开城管的追赶；你可以在警察拦住你要你缴纳罚款的时候拒绝。你可以不转发那些让你恶心的不信任的视频，并且删除那些转发的人。你不传播，不认同，不合作。

你不要忍耐，你不要顾全大局，你不要忍辱负重。尤其，你不要献辞。当一切无可言说的时候，保持沉默就是你的底线。

没有什么忍辱负重。其实你只是怯懦，犬儒，甚至想火中取栗。怀有幻想是因为你还想赢，努力修补是因为你以为你很重要。

其实你早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假装不知道，或者你假装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因为你以为当世界坍塌的时候，你会是那个安然无恙的人。

幻想的结果是幻灭，修补的结果是毁灭。曾文正干过，李中堂干过，张总督干过，盛宣怀干过。大清还是没撑住。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么惟一应该做的事，就是不断地抗争，直到那个对的事情发生。所有的忍耐， 顾全大局和忍辱负重，都不过让那个结果变得更加暴戾，血腥和惨烈。

抗争是不忍耐，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并没有那么轻易能够得到；是不认同，让他们的每次行动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是不合作，把事情一点一点地扳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汉娜•阿伦特说的“平庸之恶”，是对每个人都有效的，对每个时代都有效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充分的理由告诉自己，因为忍耐，因为顾全大局，因为忍辱负重，所以我写了献辞。

没有什么中庸，或者技巧的，或者同情的献辞。所有的献辞，都是可耻的。

在一个一切向下的时间里，我们最起码的底线，是不献辞。

211大学传媒学院博士生凌璇长期关注直播领域，2022年11月还在读研时，为拿到一手材料，她加入了华东新一线城市的一家小公会，当了一个月秀场女主播。和她一起共事的7位主播，有5位曾是工厂女工。

这座城市密集分布电子制造厂，凌璇发现，裁员潮将那里的一部分女工推向了直播间

她所潜伏的公会，承诺高薪、包住宿和培训，又利用“家”的意识形态，聚合起这些原子化的女主播，让她们接受不对等的权责规定和言语辱骂。

凌璇察觉自己逐渐卷入这套生存规则，像了拿到好成绩、得到表扬的学生一样，突破了“性的自我防卫圈”—一把“骚扰”当赞美，无视污秽的私信，换上性感装束，凭扭腰迎来第一个大哥。

调研结束两年后，她在学术期刊上发表论文，提到那些女工的后续——本想“熬过工作不好找”的阶段，最后认为，直播已经是自己能力范围内不错的选择。以下内容根据她的讲述和论文整理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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就我的感受来说，这里不是一个靠现代化企业制度约束的集体，更像一个江湖作坊。

小公会的老板娘之前是流水线上的女工，也在饭店、书店工作过，月收入5000。后来，她做到酷狗「16冠」的腰部主播，收入飙升到每月四五万。2022年6月，她的榜一大哥不想让她再直播，给她投了50万，开了这家公会。

大哥也不是专门做MCN公司的，是个吊车队的老板，承接政府项目。公会有两个运营，都是高中学历，一个当过KTV领班，一个做过快递司机。

我加入公会时临近过年，老板会在群里说，没有钱过年的可以向他预支工资，“年后我们再一起赚钱一起花”。在公会管理者的口中，主播分为“我们家的”和“别人家的”，督促主播去连麦时，会说“不要坐在家里，要出去连”。

老板自诩“家长”，身上有家族长的气质，培养主播就跟养孩子一样，“我给你投入了运营人力成本，还有资金成本，还有我每天坐在这儿，陪你直播，给你盯档，给你做数据分析，都是成本。”

我们每天下播后，要上交手机给运营，让他们翻看我们和大哥的聊天记录，教我们分辨哪些是有潜力发展的对象，应该怎么回复那些消息。平台的管理系统站在公会那边，允许公会控制主播的提现和账号，监控主播的数据。

在公会设定的十条合作制度里，主播和公会的权责是完全不对等的。合作制度里规定了主播的工作时长、出勤规范，不达标的就会被罚款、扣钱。公会经常以流水不达标为由，要求她们播完一个月，下个月再发保底工资。

公会办公室。讲述者供图

有人会问，既然这样，为什么还会有人愿意在那里工作呢？

我觉得这和这家公会里主播的来源有关。公会一共7位主播，有五位曾是工厂女工，有两位是当地一家电子厂做质量检测的。疫情后，工厂大批量裁员，她们丢了工作，加入了这家公会做直播。

这座城市密集分布着大量富士康等电子制造厂。公会里一位叫佩佩的主播跟我说过，她所在的工厂裁员后，她找不到其他进厂的活儿，就来做了主播。越来越多工厂用机器代替人工，女工能得到的工作机会也在变少。

在招聘软件上能看到很多公会为拉拢女工打出的宣传口号，“流水线上没有浪漫，只有吃不完的猪脚饭。电子厂里没有爱情，只有考勤跟全勤”。这些公会承诺“新人小白包培养，专业团队包运营，签约主播保底8000，提供住宿”。

这些女工急需一份工作去接盘生活，公会承诺高薪和住宿，成了一个看上去不错的选择。我问过一个数据最好的主播，做主播和在厂里工作有什么不同？她说，都一样。这让我意识到，这些底层主播纯粹是在谋生，没有奢望过会成名。

有个女孩叫小雪，当时21岁，生在贵州农村，上有姐姐，下有弟弟，她很早就出来打工，是个挺要强的人。我看她的朋友圈，曾经还做过微商卖减肥药。除此之外大部分的打工生涯都是在流水线上。被裁员一个月后，她就来这里做直播。

这家公会不和主播签劳动合同，只签一份独家合作协议，要求她们在规定年限内不到其他平台直播。我还走访过当地另一家小型公会，HR告诉我，不签合同的好处在于主播不会担心公会要求赔偿违约金，降低入会的心理门槛。我问他，不签合同，主播拿底薪走了怎么办？他说，没有关系，我们老板很讲仁义，体谅大家的辛苦。

小公会很爱打感情牌，这家公会的老板娘很会给主播们情绪价值。有次我穿了件黑色大衣，而不是休闲装，她就夸“这个风格适合你”。为了公会赛，我贴了假睫毛，她也注意到了。一位主播过生日，老板娘给她准备头纱，帮她装饰直播间，给她过生日。

老板娘常说的一句话是“大家都是自己人，有钱一起赚”。她带主播去泡温泉、去庙里上香。我想，这些体验是之前女工们少有的。夜场直播从晚上8点到凌晨2点，休息两个小时后4点接着播，运营和老板娘全程陪着。要是主播碰上难搞的大哥，老板娘会直接拿过手机，帮着哄。

直播平台也有意识强化这种“家族”的概念，要求公会以家族长的身份加盟，主播作为家族成员再加入公会。同一“家族”的主播昵称里会有统一的前缀，比如某头部公会的主播昵称中都有“VS”。拥有“家族徽章”的主播在算法中更容易匹配到专业主播连麦，提高直播间流量。

其实，小雪对公会制造的幻象很清醒。在我直播第三天下班的路上，她告诉我，公会看起来对大家很好，但实际上一直制造压力。公会说她数据不好，给她施压。她私下和大哥吃饭，维系关系，就为了搞好数据，保住饭碗。她嘴上说公会不好，但另一方面又很信任公会。她会接受大哥点的外卖，说“地址就写公会，没关系的，不会出事”。

某种程度上，公会的存在也给女主播提供了安全感。老板娘曾经讲，主播要做的就是“把大哥的钱骗到手就完事，出了事公司来顶着”。一位给主播刷了十几万的大哥因为约不到主播见面，报案说主播和公会联合起来骗他。最后老板娘帮摆平了这件事，直接销案了。单凭主播个人的能力，是很难解决的。

这样，公会利用“家”的意识形态，将原子化的主播聚合在一起，通过集中管理和培养，确保了平台劳动供给的稳定性。

相较于其他工作，秀场直播最大的特点就是要突破心理上的“性的自我防卫圈”。我的后台私信不堪入目，刚开始看的时候，我的脸唰一下就红了。有人调侃，“你不要不好意思”“你跟我约一次就放开了”。

我特别受不了，但运营不断告诉我，有人“聊骚”是件好事，这意味着直播事业会有好的发展，能挣大钱。老板娘把主播的大哥叫“老公”，说自己带的一个主播有好几个老公，要岔开时间打电话，语气里带着炫耀。

在秀场直播的世界里，评价一个人的标准是很单一的，就是看你能不能拉到大哥。大哥关系到数据、收入和在公会里的待遇。数据好的时候，运营都捧着，叫你的小名；数据不好的时候，会被贬低得一无是处，被叫“死女人”。公会里一姐的直播间都比普通主播的要大，打光更好。

直播间内部。讲述者供图

运营一直强调，直播就是“一个愿打一个愿挨，踏踏实实把钱挣了，比什么都强”。公会也会营造竞争的氛围，每天在群里发“恭喜谁谁谁升级”“谁谁谁今天破了多少万的币”——把“傍大哥”树立为共同目标，让主播产生“家族使命感”。

凌晨下播休息吃饭时，一姐去买砂锅米线，排名靠后的主播吃方便面。运营会说：“你赚得少，只配吃方便面。”这种话张口就来，刺激着我的胜负欲。为了PK时不垫底，我还提前和朋友打招呼，让他帮我打赏。

像在学校里想得到好成绩一样，我钻进了秀场直播间的评价体系。我开始在意直播间里的人对我的评价。起初，看到有人说我身材好，会觉得这是骚扰。后来慢慢觉得，别人是真的在夸我，是对我的认可。

最开始我直播时，穿的是宽松的休闲服。后来连麦PK输了后，我就去拼多多买性感的衣服，穿紧身裤。第一次从凳子上站起来扭腰后，我就遇到了我的大哥。因为有这样的正向反馈，让我变得更迎合。

至于那些很不堪的话，我会直接无视，或是把话引到“上票”——比如有人夸我身材好，可以说，“我这么好，白给你看，你不得给我上点币。”小雪则是会在直播间里打游戏，转移注意力，她告诉我：“把那些男的当傻逼。”还有一位主播说，把直播当成一种求爱游戏，“直播就是谈恋爱，谈了分，分了谈。不能太认真，不要把自己当成一个道德感很强的人”。

公会里频繁请假的被骂作“懒女人”。2020年，一个斗鱼主播告诉我，大部分全职主播都全年无休，她自己一年只休息了5天。为了提高出勤率，我在的公会用“连坐”惩罚，对主播进行道德控制，提高她们违反制度的心理成本。比方说，公会赛期间，有一个人请假，全体主播都要在扣除当日底薪的基础上再罚款200。

在女主播身上，更明显的是生存焦虑。她们不时流露对数据的忧虑，担心大哥的热情耗尽，下个月收入难保。就算这个月收了1000块的礼物，也不意味下个月能维持好数据。小雪告诉我，她的大哥都是“二手大哥”，手上的钱早就给别人刷完了，是在装有钱。

和小雪同住的另一位主播叫颖儿，她俩关系很近，一同上班下班，小雪会给颖儿做饭，但当两个人的大哥互相往对方直播间跑时，她们还是会发生争吵。

公会禁止主播私下和大哥见面，但许多大哥给主播刷钱的终极愿望就是想见面。主播夹在中间，只能花时间去哄大哥，或者是打视频，延长他们的耐心。一位主播告诉我，公会曾经暗示另一位主播去和大哥裸聊。

小雪每天下播后回到出租屋，会花很多时间和大哥打电话。她的男友抱怨她没有时间陪自己。小雪怼回去：“我打电话是为了诓钱，不然你养我啊。”男友坚持让小雪离职，小雪不肯，后来两人就分手了。

她把这纯粹当作工作，把看播的人的心态掌握得透彻。我问过她，碰上那种说自己失恋了，“为了那个女的丢了半条命，她还是不要我”的人，该怎么处理。小雪说，这种人猛夸就行了，她的“超榜”就是这么来的。

为了和大哥找话题，我也学了一些俏皮话，像是“我今年没有去马尔代夫旅游，去年是因为没有时间，今年是因为没有钱”，带点卖惨的性质。也说过自己还在念书，但收到的反馈是——怎么老大不小了还在读书？研究生就是研究怎么生的，有什么用？研究生都挺没意思的，挺端着的……这些说法冲击着我曾经的认知体系。

我还记得上播第一天，有个ID名为“影视学教父”的人在直播间里，说我“意境太浅，要放得开才有前途”。我从没有被这样评头论足过，要反驳他，但不能这么做。我感觉窒息，想冲到街上去透气。

我记得北京师范大学社会学院副教授肖索未老师曾经讲过，在没有进入田野调查前，她一直努力掌控着生活，维持现代社会理性个体的基本需求。可作为局外人进入到一个完全失控的世界后，由于欠缺在这个世界的文化资本，也就很容易失去对自己的掌控。

我想，女主播所在的世界就是这样充满不确定性的，她们无法选择什么样的人来到直播间，如果把每一个看客的话都记在心里，就很容易抑郁和崩溃。公会里所有人都被骂哭过，有的被说像中年妇女，有的被骂长相土气。直播的世界充满冒犯和贬低，但主播却只能放低姿态去适应。

一个月的田野调查结束后，我花了一些时间从主播的生活中走出来。有时看不进书，心里放不下直播间，会想去看自己的粉丝掉没掉。平时说话，也会不自觉回想，刚才那句话说得好不好，有没有得罪人？

我观察到大部分主播把这里当一个临时的落脚点，没有人想过真的要干一辈子。即便是排名靠前的主播，也说这是为了“熬过工作不好找”的阶段，等过完年就离开。但据我现在所知，公会里那7个主播，有5位依然在做。剩下一个在江苏老家待业，一个回河南老家考护士证，没考上，又回浙江打零工。

很听话的主播佩佩也留在公会里。她觉得大哥是真的关心自己。之前有天晚上我们两点下播，又累又困，她还在跟一个大哥打电话。那头是个广东口音，一直在说：“我心疼你，播这么久，还没有空吃饭。”

佩佩应和说：“谢谢你的关心。”我问她，这个人有没有给你上票？佩佩说没有，但他对我特别特别好。说实话，我感觉这挺傻的。这种看播的估计就是太寂寞，想找个人聊天罢了。

老板娘告诉我，佩佩现在割了双眼皮，数据好多了，扭腰也成了她的杀手锏。我离开公会后，她问我为什么不来了。我告诉她，我要写论文。她问：什么是论文？

播夜场时，主播打的地铺。讲述者供图

小雪和颖儿是在这家公会干了两个月后离开的。她们被公会扣押工资，又因为私下和大哥见面，和公会积压了不少矛盾。最终离开的导火索是，小雪受到运营的性骚扰。从老板娘那里，我听说是有天夜里，运营尾随小雪进了洗手间，要强吻她。

离开后，小雪试过维权，起诉这家公司克扣工资，存在侵权行为。但因为没有签劳动合同，最终不了了之。之后，她和颖儿又进入另一家公会工作，认为那里签合同，更有保障，还可以自提工资。

上播的第一周，公会对她们特别好，但很快就变脸了，不提供任何帮助和流量扶持，还一直告诉她们“不要脸才能吃饱饭”。很多主播陆续离职，公会就拿违约金说事，威胁留下来的人，请事假也会被苛责。颖儿受不了，快要抑郁，待了半年就走了。

一年后再跟我聊起这段经历，她形容是“从一个坑到另一个坑”。不过，在她看来，坑的不是直播，是公会。直播这份工作已经是她能力范围内不错的选择。新去的这家公会给主播分成30%，做到第三个月，颖儿的收入能有8000多。从她的朋友圈里，我看到她回老家坐飞机，也去迪士尼玩，用最新款的苹果手机。

她初二就辍学，说自己“不是上学的料”，干过餐饮、收银，也在工厂的流水线上工作过很长一段时间，觉得那样的日子重复、乏味，“工资也不高，也存不到钱，感觉很内耗”。所以我想，她需要这份收入来维持那样的生活。

从这家公会离开后，颖儿做过贷款销售，但也不长久，说是不太适合。而工厂更不在她考虑的范畴里。她跟我感慨，因为学历不够，求职受挫，这才又回到了秀场，现在不签约公会，自己在家播。我问过她考不考虑做带货主播，她说那需要口才，收入也不高。

在她眼中，秀场直播的一点好处是让眼界变开阔。用她的话讲，以前打工时“身边的人都是穷得要死的”，而在秀场结识的大哥多是有钱人，起码从物质条件上看是优渥的。

记得跟我同期做主播时，她会把大哥打赏的钱还回去。她的大哥里有位30多岁的流水线工人，每天晚上都陪她上播，一个月工资5000，4000都拿来帮她打PK。颖儿心里过意不去，还了500回去，担心对方没饭吃。面对大哥，颖儿有“报恩”的心态。她说，抖音上这么多漂亮的主播，有人愿意在自己的直播间呆着，她很感恩。

不过，她现在也变得现实许多，知道直播间里没有真情实感，张口闭口都是和钱挂钩，“没有什么都不图的”。和小雪不在一家公会后，她们也断了联系。

颖儿现在有个稳定的对象。我问她，是在直播间找的吗？她回答得果断：“肯定是线下的呀，怎么可能在直播间找男朋友？”颖儿说，她的男朋友很理解她的工作。碰上搞不定的大哥，他帮着出主意。

颖儿去学过跳舞，结果没上几节课，腿意外摔了，没再继续。做直播的这两年来，她作息紊乱，晚上睡不着，白天睡不醒，掉头发，又因为久坐，得了腰间盘突出。我问她，这些值得吗？她说：“也没有什么了。肯定要用什么东西去换，要么用体力去换，要么是别的，反正不会有免费的午餐。”

（为保护隐私，文中人物均为化名。）

等了几天，看来比亚迪的事没反转了。为什么早不说？因为民族企业的事，可不兴乱说。

过程就不讲了，仅聊聊其中比较有趣的三个点。

1.两副嘴脸

巴西劳工部的调查结果出来后，比亚迪公关处总经理，发布微博说，这是境外势力在抹黑中国、破坏中巴友谊。

好家伙，这大帽子扣的。

参与本次调查行动的，巴西劳工部 、劳工和就业部 、工会辩护人办公室、联邦公路警察局、联邦公共部、联邦警察局，全成境外势力了。

遇事不决，境外势力，算是传统艺能了。

搞笑的是，早在几天前，比亚迪巴西分公司，就悄咪咪的发了份，完全不同的声明。

由于是用葡萄牙语写的，中文或者英语搜不到原文，很多人压根就不知道。

声明中说：

「比亚迪汽车巴西公司，接到劳动就业部通知，外包建筑公司金匠集团，犯下严重违规行为。

比亚迪巴西汽车公司重申，不容忍对巴西法律，和人类尊严的不尊重。

有鉴于此，决定立即终止，与承包商的合同，并正在研究其他适当措施。

比亚迪巴西公司强调，外包员工不会因这一决定，而受到伤害，这将确保，他们的所有权利得到保障。

今天，本公司决定，将这家建筑公司的 163 名工人，转移到酒店。

过去几周，比亚迪汽车巴西公司，已经对负责该工程的外包建筑公司，所有员工的工作和住房条件，进行了详细审查，并多次通知，做出必要整改。」

这份声明就老实多了，低头认错，积极配合。哦，原来会干人事儿啊？

这可不是公关失误，口径不一。实际上也是传统艺能：对内一套，对外一套。

就欺负你网络闭塞，玩的就是信息差。

2.撒泼打滚

对于巴西方面的调查结果，承包商金匠集团，自然先要嘴硬，传统艺能嘛。

说因文化差异、诱导性问询、翻译与理解偏差，导致劳工部门发布的信息，与事实完全不符。

可究竟怎么诱导、哪里偏差、何处不符，又只字不提。

甚至还组织员工，搞了个「我爱我司」的集体声明，签字画押。

这种极具中国特色的自证，有种梦回大清的美，怎么看都像是，理屈词穷后的撒泼打滚。

然而，抽象的表演，取代不了确凿的证据。

工作条件堪忧、生活环境恶劣、劳动合同苛刻，每天工作超10小时，没有周末，不能随意外出。

这不就是现代奴役嘛。

不过，这番解释，倒也不是没有合理之处，文化差异起码说对了。

就像网友“海绵宝宝”所言：

「在洋人眼里，集体吃住、睡大通铺、每天工作11个小时以上、大客车接送、不能随意请假外出、没有周末，这就是奥斯维辛]。

但在中国人看来，这就是日常。公司确实没有迫害工人，因为他们在国内的工地、工厂，都是这么做的。」

我记得一个多月之前，也是某造车新势力，发布了一则视频。

其董事长对着镜头，骄傲地说，为了保质保量，兑现“欠”大家的车，已开启两班倒，每天生产20小时，周末只休一天。

能明目张胆、堂而皇之的，将践踏劳动法的行为公诸于众，还颇为得意，足以见得，在中国，这就是一种独特的地域文化。

只是这种文化，“懒惰”的外国人，怕是接受不了。

3.各方反应

比亚迪事件发生后，有人欢喜有人愁。

欢喜的原因很多，有的是看不惯那些，动辄就捆绑民族、满嘴大义，私下却蝇营狗苟的企业。

有的则是对血汗工厂深恶痛绝，碍于系统性保护，敢怒不敢言。

巴西劳工部一出手，等于帮他们出了口恶气。

愁的人嘛，自然就是那些症能量。

这群大儒不遗余力的辩经，理由大致两点：巴西劳工部想搞垮比亚迪、金匠集团犯事儿跟比亚迪没关系。

第一点就很弱智，稍微了解一下，也不至于胡说八道。

比亚迪十几年前，就在巴西卖车了，巴西是比亚迪最大的海外市场。

此次工厂的建设，去年4月份就已敲定，由当地州政府牵头支持。

就连巴西总统都在上个月，与比亚迪美洲区首席执行官，进行了会晤。

据估计，到2026年，比亚迪工厂将为当地，创造2万个直接就业岗位，更别提税收了。

就这，巴西凭啥要搞垮比亚迪，有病吗？

第二点更是蠢到没边。

且不说金匠集团，是比亚迪的全资子公司。金匠集团一出事，首先出来表态的，就是比亚迪，虽然正话反话都说了。

另外，比亚迪之前向澳大利亚，提交过一份反现代奴役报告，其中明确指出：

「我们认识到，我们的分包商，有可能与这些，现代奴隶制盛行的国家，或行业有联系。

这一结果强调，我们可能需要，与关键供应商，建立更多的合作关系，以确保他们，遵守有关劳动力的人权。」

也就是说，分包商出了人权问题，比亚迪是要负责任的。难道对巴西搞双标？

这些所谓的症能量，一脑子浆糊不说，侃侃而谈全是阴谋论、大局观，没有哪怕一句话，关心过工人现实的处境。

当然，民族企业嘛，做什么都是为了民族好，为其辩经，那叫为正义发声。

你看他们，又是公关、又是嘴硬、又是甩锅，多不容易，大家克服一下。

2024年11月24日，58岁的高三教师董昌清在宿舍去世，医院诊断为猝死。生前，他是湖北省黄冈市麻城市博达学校的一名教师，17年工作生涯里，有14年担任高三班主任。长年处于高强度工作状态的他，是很多高三班主任，尤其是民办高中老师的缩影。

出事

2024年11月24日，周日。位于黄冈市麻城市的民办学校博达学校正常上课。不过周日没有早操和早读，学生们可以比平常晚一个多小时到教室，赶上8点上第一节课。这天，有一点让学生们觉得奇怪，一直到第一节课结束，他们的班主任董昌清一直没有出现。平常，第一节课前，他会进班转一下，看下学生和教室的卫生情况。

一直到8点55分第二节课开始，这是董昌清的数学课，学生们还不见他的身影。到了9点15分，学校觉得异常，通知了家属，一起到董昌清宿舍寻人。房门打开后，他们看到董昌清趴在床上，一动不动。董昌清的院前急救病历显示，120到场后发现患者全身冰凉，口唇紫绀，四肢僵硬，已经死亡。医院诊断为猝死，死亡原因是“非创伤死亡”。

亲戚梁慧后来从学校那里了解到董昌清去世前晚的一些信息：11月23日晚上约10点20分，董昌清还曾去学生宿舍查寝，回到教师宿舍已经是10点40分。随后，他出去收了一趟衣服；这之后，他就在宿舍没有出来。在学校的值勤表里，梁慧看到，董昌清有时要到凌晨1点才能休息。

梁慧告诉本刊，为了方便查寝，身为班主任的董昌清一直住在学校教师宿舍。**董昌清58岁，据梁慧的了解，他的身体一直还不错，唯一的基础病是普通乙肝。**不过2024年暑假，他因为肛部糜烂做了手术。之后整个人逐渐消瘦，看起来胖胖的他肚子平了下去，双颊变得凹陷，熟悉他的人都表示“认不出来他”。手术是8月3日做的，当天董昌清的家人就联系了学校，提出让董昌清多休息几天，后面调去带高一，“他是要工作不要命的那种人”。

但请求并未如愿。董昌清在家只待了10天就回了学校。**像往年一样，他还是担任高三重点班班主任，兼带高三两个班的数学。**梁慧说，董昌清从2008年1月进入博达学校教书，累计工作的17年里，有14年都在带高三班。梁慧发给本刊的2024年秋季高三课程表里，董昌清每周课时量为32节。

考虑到那只是个小手术，梁慧和家人也理解董昌清爱站在讲台上，便没再对他进行劝阻。董昌清的一位亲戚说，他对于博达学校一直心存感激：十几年前，他家经济最困难的时候，他在博达获得了岗位，用工资养活一家人。学校领导也跟董昌清说，学生基础不好，“你（带班）可以出成绩，没有你学生怎么办？”

出事前，董昌清偶尔也曾跟家人提起过，“感觉很累，总想睡觉”。他觉得自己可能是新冠后遗症，一直在跑步和跑操锻炼。身体发出的零碎的预警，也被繁忙淹没——梁慧告诉本刊，别人在小县城工作，中午可以回来吃饭，晚上5点下班，董昌清一个月才一次假，寒暑假还要补课。“我们根本见不到他。有时候跟他打电话，他就说忙，要听课评课，忙得连上厕所时间都没有。”同在县城的妻子也很少见到他，梁慧很心疼她，“不知道他们一年能见几次面”。

梁慧从董昌清的学生那儿得知，11月22日和23日那两天，董昌清提到过自己睡不着，计划到11月30日的那个周末，学校放月假，他去医院检查，他已经约好了医生。结果，第二天就出事了。梁慧说，现在董昌清的妻子每天哭，后悔没有主动带他去全身体检。梁慧告诉本刊，董昌清去世后，博达学校修改了规则，55岁以上的老师必须二人合住。

董老师

在新闻上看到董昌清去世的消息，博达学校2016届学生郑超大脑一片空白，“像被人打了一拳”。在郑超的印象里，董昌清身高一米六左右，声音浑厚低沉，不戴眼镜，虽然有些胖但人很灵活精神，和蔼亲切。“因为嘴巴大，班里同学还给他起过一个不好听的外号——‘蛤蟆’，他知道后也没有生气。”

在他历届多位学生印象里，董昌清都是一副充满活力、劲头十足的样子。2016年高三文科重点班的学生蒋科记得，董老师讲课很有激情，声音很大。上课拿粉笔写字，动作也非常“浮夸”，倾斜着身子，手伸出去，写得很用劲，“第一笔下去，粉笔断了一截，再接着写，疯狂写”。

梁慧说，教师一直是董昌清热爱的职业。他1966年出生于湖北黄冈麻城，大学毕业后原本在黄冈一所学校做了一两年教师，后来为了照顾母亲，他到麻城物资管理局做文秘。这不是他喜欢的工作，小时候梁慧时常看到董昌清皱着眉头，“他说他更擅长理科，比如数学，他说自己不被重用”。小儿子出生后，因为超生，董昌清被单位辞退，在老家街上开店卖光盘。这个生意持续了8年，直到电脑普及，光盘迅速被淘汰，小店难以为继。

2005年，董昌清决定重新当老师。梁慧记得，董昌清有段时间在准备普通话考试，会认真请教年轻人有些拼音怎么读，眼里闪着光。原本就有教师资格证的董昌清先去了麻城二中，当了两年代课老师。2008年1月，博达学校开办复读班，缺老师，董昌清就去了博达。

博达学校是一所十二年一贯制民办学校，创办于2002年，是麻城第一所民办学校。彼时，《中华人民共和国民办教育促进法》颁布，积极鼓励、大力支持民办教育事业。之后，全国的民办学校如雨后春笋般涌起。董昌清进入博达学校时，正是博达学校的上升期，学校不断开疆扩土，买地盖楼，两年内校园面积由38亩扩张到240亩，建筑面积由5000平方米扩大到3.5万平方米，成为“湖北省第二大民办学校”，还曾投资拍摄电视剧。2004年，《人民日报》以《不使一个学生落伍》为标题对博达进行了报道，文章提到，博达“不仅在麻城市家喻户晓，还吸引了周边的武汉市、安徽省金寨县、河南省新县以及黄冈等其他县市的160多名学生前来就读”。

在梁慧的记忆里，去到博达重操旧业的前几年，董昌清“开心得像个孩子，意气风发，他说自己终于干回了他的老本行”。董昌清的女儿也理解父亲，她在社交平台回忆父亲时提到，做生意那几年，父亲每天都是赔不尽的笑脸和弯腰，他（那年）高考数学满分120，他考119分，“他该是多擅长解数学题啊，能把他的本领技巧传达给一届又一届学生，他觉得很光荣”。

这种热情，近乎“理想主义”的程度。学生蒋科说，麻城最好的高中是麻城一中和实验高中，其次是位于乡镇的二中和三中，博达学校属于第三梯队，生源都是被公办学校挑剩下的。2013年中考满分700分，公立高中分数线约400分，蒋科只有370多分，只能去博达。“（来博达的）很多学生和家长都已放弃，都是无所谓的态度。”蒋科说，有些老师完全照着课本念，一节课下来黑板上一个字没有，教案都是旧的。

但蒋科记得，董昌清的课，黑板上满满都是板书，一节课擦三四次，学生们都是埋头不停地记笔记，一道题，董老师会讲难易程度不同的3〜4种方法，例题也是近几年的新题。高三一年，蒋科的数学成绩从60多分涨到110分。如果课间去办公室，别的老师工位前都没人，只有董昌清的座位前围了四五个同学，在排队等着问他问题，很多是其他班的。董昌清总是笑眯眯的。李娟是其中一个。在她眼里，董昌清是个懂得倾听的人，他总是耐心地听她说完思路，然后才指出她的误区，如果一遍没听懂，他会再讲一遍。

在学生们的记忆里，董昌清从未跟他们生过气，他让学生们主动喊他董伯，“感觉就像爸妈一样”。有些学生还跟他勾肩搭背，学生们会跟他开玩笑，说他讲课喷得前排都是唾沫，他也会跟学生们讲过年时他家的超市挣了多少钱。蒋科说，“董老师眼里有人”，他不放弃任何一个学生，“他总是这么乐观，相信我们”。高三时，蒋科的成绩总差本科线20〜30分，他有些泄气，董昌清坚定地告诉他，你一定能考上本科，后来他果真考上了本科。

除了学习上的鼓励，关于董昌清的记忆，蒋科印象最深的，是大冬天董昌清给他们打开水。晚上宿舍停水，为了回去能泡下脚，学生们上课前会把热水瓶提到教室后面，等下晚自习后从教学楼接热水回去。教学楼的热水常常接几壶就要等待继续烧。为了给学生节约时间，穿着黑棉袄的董昌清会在自习时间从后门进来，一手拎两三个开水瓶，一趟一趟地跑。有时他还会在办公室用热水壶烧水，教室后面传来他“咕噜咕噜”灌水的声音。

沉重的负担

认真负责的另一面，是沉重的负担。“毫不夸张地说，他真的是我遇到的最辛苦的老师。”董昌清2014年复读班的学生陈美琳告诉本刊，工作之后，每次因为加班烦躁时，她偶尔还会想，不知道董老师是怎么坚持下来的，每天都是如此辛苦地围着学生的作息转的。“如果不是出事了，我真的想不到十年过去了，他还在带高三。”

这是一个高度精细化、忙碌的作息表，精细到学生吃饭睡觉到洗澡的分分秒秒：早上5点50分到操场跑步，之后早读到7点20分，上午四节课，下午四节课，加上晚自习一天11节课。三节晚自习并非自习，均由任课老师上课。在以通过苦学、靠题海战术提高成绩出名的黄冈地区，“这也不是稀奇事，都是这样子”。2024年刚刚毕业的李娟告诉本刊，除此之外，中午、傍晚还有下晚自习后，还会分别挤出50分钟、40分钟、1个小时的自习时间。

班主任的作息也跟着细致到极点。本刊记者获取的一张博达高中班主任的作息表显示：早上8点班主任进班检查学生，指导搞卫生；课间操时间任课老师要在班主任指导下负责课间安全；午餐班主任带队吃饭；午休学生到班，班主任必须查班到至少中午1点；晚自习前10分钟班主任查人，三节晚自习后的自习也由班主任负责等等。一名学生提到，学校对高三年级班主任的要求更为严格。蒋科说，教学楼离食堂很远，快走都需要5〜10分钟，还得排队，每次都是董昌清带着学生往食堂跑，“老师陪我们一起跑，一起吃，吃得比我们还快，吃完就追着我们喊，快点吃”。跑步时，蒋科兜里揣着巴掌大的单词本，排队时拿出来背。蒋科也养成了“狼吞虎咽”的吃饭速度，5分钟内解决一顿饭。

教学任务也很重。一位博达的老师告诉本刊，在学校，平均每个高中主科老师教两个班，副科老师带三个班，每周课时量在21〜28节之间，还不包含早读。学校高一高二半个月休息一次，高三一个月一次假。董昌清一周的课时是32节。除此之外，学校会定期检查老师备课本（半个月查一次）、听课本（一个月6次）、培优辅差、读书笔记等等；月底学校还要抽查学生作业，包括课时作业、练习本、长江作业本、试卷、听写本，逐一记载作业次数和批改次数，作业上必须有批改痕迹，要求教师每次在作业上写明日期，勾画对错，还要有学生订正的笔迹。不达标则扣除绩效工资。

博达学校一位高中老师于军告诉本刊，班主任还承担着许多琐碎的工作。因为生源不好，学生打架常有，打架会叫家长，如果次数多，会让家长带回家里写检讨，屡教不改可能会被开除。于军说这并非易事，“学校要求你严格，又要求不能打骂学生，很难把握尺度”。除了日常查寝，班主任一周一次进寝室查学生违纪，比如玩手机或打架，有时要到晚上12点多才能回宿舍。此外，老师每周有一天的课间值日，每节课下课去走廊巡查纪律和安全，还要拍照，包括楼梯间甚至厕所。另外，学生生病、家长沟通、学生管理等，班主任都要负责。

老师还有招生任务。黄冈一位民办学校的老师告诉本刊，为了扩大招生，每个老师都要招生，如果招不到，暑假就不能休息，得下乡跑招生，“宛如推销员”。

除了这些，作为重点班班主任的董昌清又有更多一层压力，那就是出成绩。因为生源不好，学校升学率一直不高。2024届高三有18个班，其中文科一个重点班，理科3个重点班，总共有800多个学生。博达学校2024年发布的高三补习生招生公告提到，2024年800多个学生里，只有109人考上本科，其中一本9人：3人单纯依靠文化分考上一本，另6人为体艺生。李娟说，100多个考上本科的学生里，有超过六七成为重点班学生。这意味着，学校的升学率基本都压在了4个重点班上。

蒋科说，除了吃饭时间外，董老师对其他时间抓得也很紧。蒋科读书时，董昌清的宿舍紧挨着他们班男生宿舍，早上5点，董昌清就会拿着水杯和毛巾，挨个走到学生床头，把他们拍醒，比其他班提前半小时。为此，蒋科宿舍都不会锁门，有时学生跟老师开玩笑故意把门抵住，董昌清也不会生气。中午午休，董昌清都是睡办公室。学生来找他，“他不在教室就在办公室，不是改作业就是在辅导学生”。晚自习后，董昌清会叫同学去办公室写题，给他们补课。蒋科提到，董昌清带的文科重点班通常是尖子生、艺体生和复读生的复杂混合，管理难度更高，一名学生记得，有个艺术生头发太长，董老师会用恳求的语气劝她，“你这头发要剪一下哦”。

丧失优势的学校

在博达学校学生的印象里，博达学校严格的管理制度，是逐年递加的。2014年在博达复读班（现在的文科重点班）就读的陈美琳记得，最初复读班只有10个学生，老师的管理压力相对较小。那时，学校禁止学生中午留在教学楼，必须回到宿舍午休，她时常在寝室看小说。晚上10点多下课后，同学们洗漱后都会睡觉，没有人会挑灯夜读。

到2016年蒋科念初三时，虽然学校仍然要求学生回寝室休息，但已经开始有相当一部分学生会留在教室自习。寝室熄灯后，两个学生共用一盏台灯，夹在床头，再学习到12点。还有学生会学习到凌晨两三点，上下铺的室友能听到他写卷子的沙沙声和轻声默读的声音。而到2024年李娟读高三时，她甚至会牺牲晚饭时间背单词，靠书包里的一点零食充饥。李娟还记得班主任的教诲，“你们从小就落后了，现在不努力，以后差距会越来越大”。

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告诉本刊，民办高中的优势在于招生、管理、评价机制灵活，能够抢夺优秀生源和师资，并通过严格管理提高升学率。这几年，国家对于民办学校的资金、管理和招生提出更高要求。苏州大学东吴智库研究员顾秀林曾调研江苏某民办高中，他告诉本刊，2018年以后多个省市出台政策，要求义务教育阶段的民办学校招生比例控制在5%以内，而民办学校的盈利主要在初中和小学，“有些高中只是在维持经营甚至亏本”。初中和小学业务收紧，导致民办学校经营困难，甚至倒闭。

在博达学校工作过的老师李长河印象里，博达学校早在2014年左右就已优势不明显。李长河说，2014年之前，博达一直靠高工资吸引全市的优秀教师，薪资是公办教师的两至三倍。他提到，那时博达初中成绩突出，学校还曾被黄冈中学授予“优质生源基地”的称号。2014年开始，全国范围内的机关事业单位实施养老保险制度改革，公办学校薪资“每月到卡工资涨了1000多块”。而且，公办学校在社保、医保和公积金等方面缴纳比例较高，另外还有年度绩效工资。到2024年，李长河说，麻城当地的公办教师工资（含缴存账户）比民办学校总收入略高。如果评上了副高职称，那工资就更高。

博达的一位老师提到，现在博达的老师多数是刚毕业的大学生。有不少是在博达过渡，一边教书一边考公办学校编。博达学校是聘任制，一年一签。本刊获得的一份博达学校2024年工资说明显示，博达学校的教师薪资由基础工资、课时工资、教学和德育绩效及各类津贴等组成，指导思想是“多劳多得、优劳优酬、奖优罚劣”。于军说，教师流动性很大，他认识的老师，半年就走了5个，师资结构中以二三十岁的年轻教师为主，缺乏中坚力量和经验丰富的老教师。

像董昌清这样的年纪大的老师，经验丰富，但因为年龄问题，考去别的公立学校不太可能，反而成为学校师资的砥柱。于军说，离职老师留下的工作，需要其他同样科目的老师顶上，有些老师本来带两个班，最后需要带四五个班。“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学校招到新老师，或者那个学期结束才行，久的要多带大半个学期。”中国教育科学研究院研究员储朝晖表示，由于缺乏政府财政补贴，民办学校主要通过成绩提升来获取生源，教师负担也相应更重。这也是董昌清每年都必须带重点班的原因。

董昌清去世后，她的女儿在社交平台上写道，两人的微信聊天还停留在2024年10月23号。董昌清的生日是24号，她提前祝他生日快乐。但忙碌的董昌清又一次记错了，他以为是10月22日，已经过去了。董昌清去世后，很多人留言，讲述他们与董老师的相处，女儿才知道，父亲竟然是那么细致的一个人，会陪学生吃饭、喝水，开导学生，甚至帮孩子们选择大学、选择城市。“我跟我弟专业都是自己乱填的，我多么嫉妒他的学生。”

（本文刊载于《三联生活周刊》2025年1期，应受访者要求，文中除董昌清、储朝晖、顾秀林外，文中人物均为化名。记者李晓洁对本文亦有贡献）

此之谓“刺激消费”。

女权博主王慧玲（玲玲Peter和四只猫）多个平台账号遭到封禁。王慧玲的过往言论具有一定争议，不过有网友表示自己“更讨厌随意禁止别人说话的不受约束的权力”。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14663.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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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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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CECC 年度报告：2024 中国人权状况依旧恶劣，西方企业充当帮凶

2024 年底，美国国会及行政当局中国委员会 (CECC) 照例发布了中国人权状况和法治发展 2024 年度报告，结果显示，中国 2024 年人权依旧恶劣。然而，报告特别指出，大量西方企业参与其中，是中共侵犯人权的“同谋” (complicity)。

报告封面

CECC 主席史密斯 (Christopher Smith) 表示：“在今天发布的 2024 年度报告中，CECC 再次与中国人民站在一起，对抗中国共产党…… 我们还严厉批评了那些与这些侵害行为有牵连的西方企业，包括那些使用被强迫劳动污染的供应链的企业。从此以后，他们再也不能说：‘我们不知道。’”

具体来讲，西方企业协助中共侵犯人权主要在于“使用强迫劳动和协助中国创建大规模生物特征监控系统”。

比如，报告特别点名德国知名汽车制造商大众汽车 (Volkswagen)。委员会称，有明确证据显示：大众汽车不仅涉嫌违反《防止强迫维吾尔人劳动法》的进口规定，还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吐鲁番市利用遭强迫的维吾尔劳工修建测试跑道。

报告还提及了西方公司的撇清责任的办法——“审计清洗” (auditing washing)。这一现象是指这些西方公司雇佣某些审计公司，然后这些审计公司宣称其认证的中国工厂与供应链不存在强迫劳动或其他侵犯人权行为，以此帮助这些公司撇清责任。比如，审计机构“洛宁-人权和尽责商务”（Löning Human Rights & Responsible Business）的一位审计师公开与一次审计报告撇清关系。然而，正是这份审计让大众汽车在 2023 年 12 月声称：“没有发现任何侵犯人权的行为或更为广泛的工作条件问题。”

此外，这份 317 页的报告和去年一样，再次谈及了中国日益恶化的人权状况。报告详细记录了中国当局侵犯人权的行为，包括侵犯公民自由（言论自由、宗教自由和公民社会）、法治、歧视、虐待和人口贩卖、工人权利、西藏、新疆和港澳等问题。

其中，报告在摘要中特别强调了六点问题：

在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持续发生的暴行。
工会权益活动人士所遭到的镇压，尤其是在过去一年中罢工和劳工抗议数量上升的背景下。
不断推进的对香港民主自由的瓦解，利用国家安全法监禁了逾一千名政治犯。
试图摧毁包括藏人、南蒙古人以及维吾尔人在内的少数民族的语言和文化的行为。
在政治上被视为具有威胁性的公民社会组织和倡导活动上进一步加强控制，包括对宗教信徒和宗教社群的严厉打击。
恢复对朝鲜人的强迫遣返。

最后，该委员会表示，为了应对这些问题，美国国会提出了多项立法以制止这一情况，并表示会继续监督中国的人权状况。

二、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俄罗斯媒体成功塑造中国互联网的俄乌战争叙事

2024 年 12 月 30 日，《美国国家科学院院刊》（PNAS）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穿越防火墙：外媒在塑造中国社交媒体俄乌战争叙事中的作用》，结论显示俄罗斯媒体塑造了微博上的俄乌战争叙事。

文章封面

该研究首先收集了俄乌战争初期（2022 年 2 月至 4 月）微博上与此相关的 43 万余条帖子。研究者与其团队首先使用预训练 BERT 模型从庞大的微博数据中识别出 2,183 个主要叙事（narratives），然后对比分析来自中国、俄罗斯、乌克兰和美国约 10,000 家新闻网站的 826 万篇报道，以评估微博叙事在不同媒体生态系统之间的对应关系、首次出现时间以及影响力传播轨迹。

这一研究的主要目的是分析中国数字审查体系是否使微博用户对国际时事的获取几乎完全依赖官方媒体。

结果发现，俄罗斯新闻网站在与微博叙事相匹配的数量上占据主导，而中国新闻网站仅有约 10% 的微博叙事与之高度关联，甚至仅有 5% 的叙事最早可追溯到中国网站。此外，俄罗斯媒体对微博舆论的整体影响也显著高于中国媒体，其对微博舆论的“引导力”占比高达近八成。换言之，尽管中国的数字审查制度被普遍视为“防火墙”，但该研究显示，微博上与俄乌冲突相关的信息并非仅由中国官方媒体“把关”，而是受到外语媒体（尤其是俄语媒体）的显著影响。研究者指出，这一结果与传统的“信息孤岛”假说并不完全吻合。

最后，作者表示：“总体而言，这些结果表明，尽管中国实行严格的审查制度，但中国民众在数字领域并未与世界其他国家隔绝。中国国家媒体并不是国内观众了解外交事务的唯一守门人。我们的研究结果还强调，英语或纯粹西方导向的视角可能会导致人们误以为中国在数字领域是孤立的。考虑到其他语言和背景，很明显，在中国境外流传的叙事也出现在中国互联网上。”

三、维权网：十二月中国新增41名良心犯

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维权网于12月31日发布了十二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根据该报告，维权网上期名录中的44人已被刑满释放或取保获释。本期获悉有2名良心犯在狱中被迫害致死。并获悉有被羁押的3人被判刑，9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强迫失踪3人以及38人被判刑，共计41人。被捕的主要原因是维权上访，参加宗教活动，以及参加民主人权活动等。

1、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及取保获释的44人的名单：

白彦宾、卞丽训、常秀娥、陈淑琴、杜志俊、

范一平、何庆云、胡德元、黄爱华、江笑容、

金永新、靳玉玲、景润茹、寇爱梅、李萍、

栗静、 林国兰、刘淑萍、刘嗣祖、娄亚红、

马庆霞、梅新英、潘冬梅、任桂芬、孙淑杰、

汤芳琼、王红、 王卫真、吴玉娟、夏忆林、

徐建鑫、袁王柱、袁文格、曾永昭、张凤莲、

张美玲、张宪、 张小荣、赵常碧、卓顺珍、

江贤俊、訚爱梅、段振伟、曹培植、

2、羁押人员3人被判刑：

7年：董郁玉、

4年6个月：张忠顺、

2年6个月：宋泽、

3、被刑事拘留、被精神病、强迫失踪3人：

李宜雪：江西维权人士，女。李宜雪女士维权事件源于其在2022年4月14日遭派出所辅警猥亵，并在向警方指控后，竟然被警方送至江西省精神病院强制入院56日的事件。2022年12月21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发通报回应，认定涉事辅警赖某吉不存在猥亵行为，并指李宜雪在2022年4月中先后4次在公共场合扬言自杀、自称患有抑郁症、难以入睡，丁公路派出所因此将其送至江西省精神病院，医院诊断后收治入院，民警也于当日通知家属。李宜雪后以医疗损害责任纠纷为由起诉江西省精神病院，并在网上曝光遭遇、发视频回应通报。2022年12月6日，诉江西省精神病院案一审开庭，庭审约两个小时，法院宣布择期宣判。2024年12月14日，李宜雪发布两则短视频称西湖分局筷子巷派出所所长带十余人闯入家中并破坏门口监控设备，此后李宜雪失联，引发网民持续关注。西湖区委宣传部12月17日通报称，当地小区此后每日上门关心，李宜雪一直在家中。大批中国大陆网民尝试多种方式联系李宜雪未果。2024年12月22日，南昌市公安局西湖分局、西湖区南浦街道办事处发布通告称，12月13日夜间北京安定医院3名专家（另5名民警、1名小区干部陪同）已在协商后上门到李宜雪家中为李宜雪鉴定，并与李宜雪父亲谈话，12月21日北京安定医院作出李宜雪患有强迫性障碍、人格障碍，鉴于李宜雪当前病情，22日已将其送诊。上述公告并未打消公众质疑，相反，大陆民间舆论对中共当局再次强制将李宜雪关进精神病院一事表达强烈的不满，谴责之声一夜之间如海啸一般。

多杰旦仁：藏族，他是位于青海果洛州久治县的多杰旦民族职业技术学校校长。多杰旦仁波切于2024年11月初被失踪，中共当局警告当地僧俗民众不得谈论他被失踪情况和传送他的开示视频等。多杰旦职业学校有1300多学生，藏人开始担心这个职校的命运。

刘汉斌：重庆自媒体人，网名：文艺犯。2024年11月27日，刘汉斌因公开声援内蒙古清河县失地农民维权，被内蒙古呼和浩特警方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跨省抓捕，并被刑事拘留，目前关押在呼和浩特市第一看守所。律师提出取保候审的请求，于2024年12月6日被呼和浩特警方以“案件重大复杂”为由拒绝，并且限制律师的正常会见权利。刘汉斌是一名长期关注社会问题、敢于揭露真相的自媒体人。他通过个人平台记录和揭露中国基层社会的不公现象，特别是失地农民的困境。此次事件的起因是刘汉斌公开支持内蒙古清河县失地农民的维权行动，揭露当地政府强行征地、补偿不足等问题。这些失地农民多年来上访未果，甚至遭到地方政府的暴力打压和非法拘禁。

4、本期新增被判刑的38人名单：

16年：帕尔哈提·吐尔逊（维）、

10年：任建平、毛丽旦·依拉吾冬（维）、李卓忠、廖燕琼、

9年：杜秀艳、

7年9个月：邹家成、

7年6个月：陈敏、

7年：高晓颖、张秀芳、赵家贤、

6年9个月：林卓廷、

6年6个月：彭卓棋、李秀珍、

6年1个月：钟锦麟、

6年：姚锡锐、

5年：谢育军、

4年6个月：丛伟、

4年：杨秀花、黄邵溥、王建、

3年6个月：李孟君、刘春华、

3年3个月：李春丰、

3年：段桂秀、张旭、金宝存、杨淑玉、

2年10个月：杨洁、

2年6个月：张淑杰、赵鸿娥、

2年：朱亚梅、

1年9个月：王改梅、

1年6个月：杨毓萍、

1年4个月：杨美华、

1年：孙超、李俊飞、苑俊丰、

5、本期获悉狱中被迫害致死的2人名单：

王忠实、姚静娇、

截止发稿为止，中国目前共有1651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8人，有期徒刑1387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35人，另有大量人员 “被精神病” 和强迫失踪并未完全记录在内。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请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4年12月31日）第111期（共1651人）》

此外，我们还需要关注的有非营利组织中国劳工通讯对于中国劳工权利的追踪报道。十二月份中国发生了安全事故0起，工人集体行动166起，工人求助36起。

CDT编者按：2023年12月，有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之称的高耀洁医生在美国纽约逝世，享年95岁。2024年12月30日，自由亚洲电台旗下的中文新闻杂志歪脑（WhyNot）采访了与高耀洁有过交往的防艾公益人士，回顾他们近年来所遭受的压力和人生轨迹。文章作者为丹木。本文是节选，点击这里访问歪脑阅读原文。CDT转载保存过多篇来自歪脑的文章，点击此处查看。

2023年12月10日，中国“民间防艾第一人”高耀洁医生去世。12月19日，她的葬礼在纽约近郊芬克利夫公墓举行，约200人冒雨参加了葬礼，其中包括她的亲属、与她一同从事艾滋病公益或晚年照料帮助过她的志愿者、人权律师、学者、媒体人、她治愈过的患者家属等。

这个出生在山东曹县、从小接受传统教育并缠足的地主女儿，熬过了战乱和文化大革命，成为在河南颇有声望的妇科医生，1996年，已经退休的高耀洁在一次会诊中发现患者由于输血感染艾滋病，意识到血库可能被污染，从此走上揭露中国艾滋病血祸、防艾和救助艾滋遗孤的道路。

当人们在纪念和缅怀高耀洁时，另一个绕不开的话题，是她揭露这场公共卫生灾难后受到的打压：她被非法限制人身自由，儿女遭到株连，最终不得不在耄耋之年出走美国，再也不能回到故土。

本文采访了几位从世纪之交开始参与艾滋病公益、并与高耀洁有过交往的人，他们所遭受的压力以及之后的人生轨迹，也是中国社会环境变化的缩影。

胡佳的防艾经历：软禁、毒打、被旅游

高耀洁去世的消息传出后，一位外媒记者试图寻找胡佳——这位从艾滋病公益事业开始逐渐走上异议之路的人权活动家，是高耀洁生前最器重的工作伙伴和晚辈之一。

然而胡佳迟迟没有回复，他沉浸在极度悲伤之中。不仅仅因为高耀洁的去世，更因为他处在国保严密的监控下，无法亲身向这位平生最尊敬的前辈道别。

胡佳与高耀洁最初相识，是在2001年。那一年，胡佳偶然了解到艾滋病正在河南农村蔓延，于是从环保志愿者转向艾滋病工作。年底，他和同伴通过电台募集到保暖衣物等物资，准备捐赠给艾滋村的贫困家庭。

运送物资的卡车被大雪困住，胡佳和同伴在12月24日乘火车先行到达河南。白天，他们在漯河市下车，探访艾滋病人，胡佳第一次见到骨瘦如柴、濒临死亡的艾滋病感染者。“我握着他的手，有一瞬间感觉自己变成了那个垂死的人，透过他的眼睛，看见了站在床前的我，”——胡佳至今仍忘不掉那一幕。午夜，胡佳和朋友们走在上蔡县街头，他们看见一辆送葬的车，车上一身白衣的女人无声地哭泣，宛如幽灵。

圣诞节当天，警察突袭了他们入住的宾馆，将他们软禁四天，并销毁了照相机的全部胶卷。

和警察一起来的，还有一名当地负责艾滋病防治的官员。被软禁的几天里，警察和官员轮番恐吓他们，毫不掩饰对记者和NGO的厌恶与恐惧。“真的是‘金句’频出”，胡佳嘲讽道。他至今还清楚地记得这些政府官员的话：“非政府组织就是反政府组织……我们防火防盗防记者”。他们勒令志愿者把物资交给政府分发，因为“必须让老百姓感谢共产党”。

[…]

村民成刚：“在我眼里，每个生命都是刻骨铭心的悲剧”

记者找到了曾经协助胡佳等人的村民成刚，他介入艾滋病救助工作，是因为他的第一任妻子也感染了艾滋病，感染者和家属通过正常渠道向当地卫生部门官员反映，官员只是说：“谁让你们去卖血？”

成刚不愿回忆前妻的死亡，记者提及艾滋病时，他做了一个“嘘”的手势，以防有人听到。他甚至记不清一些事件发生的具体年份，“巴不得丢掉那些记忆”，他说。

为了替患者和孤儿寻求帮助，成刚带着微薄的打工收入去寻找媒体，但没有媒体愿意报道，他又找到了北京的NGO，此后，他成为了NGO在河南的合作伙伴。成刚负责协助志愿者进村，救助艾滋孤儿，并写下艾滋病村的真实情况，其中一部分甚至在中国疾控中心下属的媒体发表。

这些工作为他惹来了麻烦，一次，他用笔名发表的作品被当地官员看到，官员到村里来打听，成刚假装什么也不知道，问道：“找到这个人怎么办？”官员答道：“抓了撂监狱里去！”成刚吓得赶紧逃离，“鞋子都跑掉了”。为了逃避骚扰和追捕，他露宿过田野、坟地，一度跑到北京，借住在NGO工作的朋友家。

后来，成刚写下的故事被集结成书。他统计了本村2000-2005年死于艾滋病的298人的姓名、性别、死亡时间和年龄，详细记录了部分人为了盖房子、娶妻卖血，最终死于艾滋病的故事，他写道：“对于国家，他们也许是数字，可是在我眼里，每个生命都是刻骨铭心的悲剧。”

这本书注定无法在中国正式出版，只能由公益机构印刷，储存在民间社会研究机构传知行的仓库里。然而，2014年，传知行被查抄、关闭时，这些书也作为“非法出版物”被没收。

如今，时过境迁，成刚也不再“对抗政府”。他开了一家店铺，重新结婚生子，成为了小康之家。他仍然关注着过去并肩战斗的人们，除此之外，他不再过多关注公共事务。

[…]

李喜阁也已经销声匿迹很久，她曾经是中国最著名的艾滋病感染者之一，频繁地参加上访、应NGO和北京高校邀请赴北京讲学，甚至在2005年12月世界艾滋病日期间，登上中央电视台新闻会客厅栏目和北京新闻台“人生热线”节目。2006年，她到卫生部上访，被原籍公安局刑拘，取保候审后仍被软禁。

李喜阁（右）与高耀洁的合影（爱知行网站）

2009年后，网上关于她的消息越来越少，现在也几乎没有人能够联系到她。根据多个信息来源提供的消息，她与政府的关系有所缓和，回归了平静的生活。

胡佳有时候会想念李喜阁的二女儿琳琳，当年，他曾经认琳琳做干女儿，李喜阁带女儿到北京治病、上访时，胡佳的母亲主动提出邀请她们到家里吃饭，毫无恐惧与歧视。“琳琳已经是成年的大姑娘了，不知道结婚了没有，”他自言自语，当他提到琳琳或许只能和艾滋病感染者结婚时，语气又充满了遗憾。

李丹：寻找温和的空间

李丹（左一）与高耀洁的合照（受访者提供）

随着河南农村艾滋病问题逐渐解决，以及中国政府对民间组织的不断骚扰，当年关注艾滋病议题的志愿者们四散天涯，走上了不同的人生道路。有人选择了淡出社会活动，有人将议题转向人权和民主化问题，也有人选择更加温和的公益活动。

李丹曾经是与胡佳一同工作的志愿者，他毕业于北京师范大学天文系，硕士阶段研究太阳物理，2004年，他决定放弃学位，成为全职志愿者，创办了NGO“东珍纳兰”，东珍的北京办公室与亚洲促进会合作成立了“惟谦艾滋法律中心”，协助艾滋病患者维权，并开展引入国外防艾经验、高校艾滋巡讲等工作。河南办公室则致力于救助艾滋孤儿，在商丘市开设了东珍艾滋孤儿救助学校。

2008年惟谦的一份特刊记录了东珍孤儿学校遭到骚扰的情况：商丘市本地活动家因协助开办学校、接受外媒采访而被以“聚众扰乱公共秩序”的罪名刑拘，当地政府“每天派便衣警察跟踪员工出行、派人深夜闯入东珍员工宿舍进行恐吓骚扰……由便衣警察或雇佣村民对员工进行抢劫和殴打。”由于当地政府的压力，学校最终停止运营。

河南工作结束后，李丹开始致力于对高危群体进行艾滋病防治宣传，但在2011年，他发现这个议题很难得到社会大众的关注，于是转型从事文化工作，尝试开办公共空间、举办活动，为NGO和文化领域工作者提供连结的机会。

李丹本人保持着温和的作风，但2014年后，随着国内空间收紧，他的事业还是遇到了越来越多的困难，“公民社会的人不是出国，就是坐牢”，他说。2019年，他的公共空间关门大吉。他觉得，现在看来，这算是不幸中的大幸，至少不必在疫情期间浪费房租苦熬。

时至今日，李丹仍在国内的审查体系之下从事文化策展工作，致力于举办女性艺术展和国际文化交流。不过，由于网络环境的变化，即使是这样的活动，也难以避免“小粉红”的攻击。2023年底，他的活动被小粉红视为“煽动性别对立”和“勾结境外势力”，遭到一场严重的网络暴力。

（节选）

训诫书是指由公安机关对违法行为人做出训诫罚的行政处罚的一种法律文书，训诫罚亦称申诫罚、精神罚，是指行政处罚主体对违法行为人所作的谴责与告诫，防止其继续违法的一种处罚措施。

这种极为常见的法律文书，在2020年1月3日之前，还从没有一份引起过全社会的广泛关注。

2019年12月30日，李文亮医生在武大班级群“吹哨”，上传了一份带“SARS冠状病毒”字样的检验报告及视频。当晚，消息传遍整个武汉医生圈。

消息发出后的第三天，即在2020年1月1日，武汉市公安局官方微博发帖称，8名散布谣言者被依法查处。

2020年1月3日，武汉市公安局武昌分局中南路街派出所对李文亮在微信群发表有关华南水果海鲜市场确诊7例SARS的不实言论作出了训诫。

训诫书是这样记载的：

你的行为严重扰乱了国家社会秩序。你的行为已超出了法律所允许的范围，违反了治安处罚法的有关规定，是一种违法行为！

公安机关希望你积极配合工作，听从民警的规劝，至此中止违法行为。你能做到吗？

答：能

我们希望你冷静下来好好反思，并郑重告诫你：如果你固执己见，不思悔改，继续进行违法活动，你将会受到法律的制裁！你听明白了吗？

答：明白

这份训诫书在网上曝光后，迅速成了全社会关注的焦点。

哨音被制止，世界性灾难降临了。

2020年2月1日，李文亮通过微博宣布自己确诊感染新冠病毒，5天后去世。他的微博也由此定格在2月1日这天，但是下面的评论没有一天间断过。

2020年2月7日，国家监察委员会决定派出调查组赴湖北省武汉市，就群众反映的涉及李文亮医生的有关问题作全面调查。

2020年3月6日，国家卫生健康委员会、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国家中医药管理局追授李文亮“全国卫生健康系统新冠肺炎疫情防控工作先进个人”称号。

2020年3月19日晚，武汉警方通报李文亮事件处理情况，决定撤销对李文亮的训诫书，并向李文亮家属致歉。对李文亮医生被训诫一案相关责任人作出处理。

2020年4月2日，李文亮被评定为烈士。

《史记 · 医者李文亮列传》

李文亮者，辽西人也。少时，文亮不喜人情世故，遂立志负笈南方。将及弱冠，金榜题名，入国立武汉大学，修杏林悬壶之术。

珞珈山下，长江之畔，学海七年，学业大成。文亮乃往南方，执业厦门。凡三年，复回鄂府武汉，入中心医院，操明目之技，兢兢业业，惠人多矣。

己亥岁末，文亮示警于同学群内：吾院收治七例病人，疑患恶疾萨斯，皆源华南海鲜市井者。顷之，警示泄于网。有司曰：此谣也，当惩。文亮遂困，先遭中心医院监察科约谈，复遭辖区派出所训诫。

未几，执业中遇一病患，文亮为病毒所袭，始干咳，旋发热，疑为病毒性肺炎，卧床矣。

数日后，廷公开议之，有院士名南山者，乃医界翘楚也，语国人曰：此似萨斯，属新型冠状病毒肺炎也，可人人相传，已有多名医者中招，敢不慎欤！

举国皆恐。顷刻，群情惊惧，口罩热销，人人蒙面，处处禁足。当此时也，鄂府武汉封城，隔断出入；四海之内，农村堵塞道路，城市关闭小区，全民动员，共防新冠病毒。然为时稍迟，五百万鄂众已迁徙回乡过年，庚子新春佳节，遂成传播之势于天下，家中渡劫至元宵节。

然新冠病毒羽翼已成，灭之难矣。举全国之力，借科技之能，倾中西之技，仍呈僵持之态。

至此，世人方知文亮示警之功，被训诫之冤，誉之为“吹哨人”。此时，文亮正挣扎于病榻。有访员相询，文亮曰：真相比平反更重要，健康的社会不应只有一个声音。

恰在此举国战“疫”之攻坚时刻，文亮病情转重，危在旦夕。消息传出，网民皆唏嘘流泪，一夜数惊。更有数以百万计网民，彻夜不眠，在线守候祈祷，冀望诚心感动上苍，文亮转危为安。然万众用尽移山心力，仍难留文亮。庚子年正月十四凌晨，文亮逝矣。元宵佳节当前，真心英雄不在；新冠病毒未灭，“吹哨之人”已逝，悲夫！

初，文亮遭有司训诫，训诫书曰：若不思悔改，违法不已，必有严惩。文亮答：明白。是非颠倒，有甚于此者乎？

太史公曰：天地不仁，以万物为刍狗。天道不仁，为众人抱薪者常常冻毙于风雪，为自由开路者常常困厄于荆棘。又云，情深不寿。不仁之天地，谓谁也？医者文亮，情深之人乎？为众人抱薪者乎？

距离我们第一档普法栏目“法治的细节”开播迄今已经过去整整7年，栏目几经波折却也留下了法治组小伙伴们最经典的普法作品，那句“法治中国不在宏大叙事，而在细节雕琢”的Slogan也因为同名畅销书而深入人心。

转战“法治理想国”后，我们重拟“在行动中追逐理想，在理想中获得力量”作为新栏目标语，也表达出重新开始的信念。

2024年过去，我们书写过的法律评论不少，在这些具体案件的讨论中，我们时常感受法治的挫败，却也总能重获信心。想起徐震宇老师在《正当法律程序的早期发展》后记里的那句，“我们都是脆弱的凡人，在世间努力去做一点点美好和正义的事，有时成功，有时失败”，这何尝不是我们共同的心声。

所以在2025年到来时，对过去一年我们关注过的重要法治事件做个回顾，也再次表达追逐法治理想国的信心，还是法治之光常说的那句，惟愿法律人的努力可以让“正义如滔滔江水滚滚而来”。

一月

被骂牲口的城管和“无买卖就无伤害”的营商环境

2024年伊始，一段河北省邢台市某裁缝店主与城管人员发生口角的视频传遍全网。视频中城管首先是要求裁缝店主拆除贴在玻璃门上的广告，裁缝店主告知，因为此前已被通知不能在玻璃窗和门上张贴广告，自己就将广告做成标牌悬挂在屋顶。但执法人员认为，挂在屋内的广告还是能被看到，仍旧要求店主配合摘除。店主反复强调，如果没有广告，自己的生意将无人问津，而城管所说的门头只是标明了营业执照，根本无法标示出店里的经营范围。在数次申辩无用，执法人员依然强行要求裁缝店主摘除店内那张作为标牌的纸张后，店主忍无可忍地骂出，“我今天就不摘，就要把这个牲口揪出来”。

其实此前也发生过不少同类案件。云南某商家在开业时在门口摆放花篮，执法人员被认为属于占道经营；海南某地一超市经营者的孩子在店铺门前的桌子上写作业，执法人员将桌椅没收，这些案件中，执法人员的理据都是所谓“市容市貌”。但此类案件频发其实已说明，所谓“市容整治”因为界限模糊、标准未定，已渐渐沦为一种口袋罪，也为实践中行政机关尤其是城管部门粗暴执法、僵化执法，甚至选择性执法提供了正当性庇护。

此外，邢台裁缝店视频同样折射出当下很多地方营商环境的镜像：一方面各地在今年密集性出台各种提升营商环境的政策；但另一方面，不仅诸多与营商环境塑造互相抵牾的制度性障碍难以被摈弃清除，实践中也屡屡可见执法人员对小至小商贩，大到都颇具规模的民营企业的刁难。所以，如果当地营造良好的营商环境还只是停留在口号上，并未落实于具体的立法和执法，地方经济大概就真的只能如店主在视频里负气时所说，“没有买卖就没有伤害”的两败俱伤。

三月

邯郸少年杀人案：有的孩子是孩子，有的孩子是恶魔？

2024年3月，邯郸市三名初中学生杀害同班同学的消息引爆全网。因为被害者和加害者都是不满14岁的未成年人，加之三名未成年人的作案手段相当残忍，在杀害年仅13岁的同班同学后将其埋尸于家附近的塑料大棚内，所以案件曝出也再次引发公众和法学界人士对于未成年人犯罪问题的思考。

面对近年频发的未成年人犯罪，2021年《刑法修正案（十一）》下调了刑事责任年龄，规定对于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如果实施了故意杀人、故意伤害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的行为，同时达到情节恶劣的程度，对于特定犯罪，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就应当负刑事责任。而本案在曝光后，最高检几乎是光速核准了对三名未成年犯罪嫌疑人的追诉。也就在刚刚过去的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对本案作出一审判决，其中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但由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案件的主犯可说得到了重判。

邯郸少年杀人案引发的热议，不仅在于这又一起未成年人恶性杀人案件，还在于本案中的施害人和受害人无一例外都是留守儿童，故本案更深层次的问题还在于如何重新审视现行教育模式和城市管理制度的缺失，如何确保孩子学到如何真正的尊重生命，尊重他人，如何确保那些未成年孩子在成长的最关键时刻，不会被迫与父母分离，能够获得正常的情感关爱和引导教育，而不至再成为一起起恶性案件的加害者和受害者。未成年人犯罪是社会之觞，也需要所有人的关注，毕竟我们要创造出什么样的世界，这个世界就是孩子的未来。

四月

禁售冥币纸钱？到底是迷信还是民俗？

2024年清明将至，南通市民政局与市场监督管理局联名下发一则通告引发全网热议。这则名为《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殡葬用品的通告》指出，全市范围内禁止任何单位和个人制造、销售冥币纸钱、纸扎实物等封建迷信殡葬用品，否则要被处罚甚至承治安处罚责任。

南通市通告的上位法依据首先在于国务院《殡葬管理条例》第17条“禁止制造、销售封建迷信的丧葬用品”。但何为“封建迷信”，法律并无统一定义，即使是《殡葬管理条例》也对此未做任何解释。而且，迷信和民俗往往难以界分，有些活动和行为即使最初带有迷信的色彩，但伴随时间演进也早已成为民俗民情。焚烧冥币纸钱也与此类似。也正因为焚烧冥币纸钱、纸扎实物更多代表的是习俗和文化，代表的是公众绵延千年的祭奠仪式，南通市的这纸禁令才会引发如此的舆情喧嚣。如果只是为倡导文明祭祀，扭转不良风尚，政府完全可通过鼓励、指导、宣传、建议、奖励等柔性方式达成目标，而简单粗暴地禁止公众焚烧冥币，甚至一刀切地处罚制造、销售冥币的商户，除了使法律规定与大众认知互相悖离，还会导致对于信仰自由在内的私人生活的粗暴干预。

五月

青海一法院庭审疑似被微信“远程遥控”：司法如何能现场唱双簧？

2024年5月12日，一则青海省天峻县法院庭审案引爆媒体。事发当日，该县法院开庭审理一起涉嫌寻衅滋事的发回重审案件。在休庭后，辩护律师路经审判席时发现主审法院的电脑界面显示，此案原二审法官，海西州中级人民法院刑庭庭长和天峻县人民法院院长似在利用微信群实时遥控指挥法院庭审。当律师发现此事并拍照取证后，即遭到十多个法警围堵。又在律师要求出庭检察官履行法律监督职责无果后，律师报警。警察出警后依法扣押、封存了合议庭成员使用的电脑主机。这则新闻在网络迅速发酵并被律师群体大量转发后，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中级人民法院于5月13日迅速做出回应，但让人大跌眼镜的是，该则通告将引发舆情的责任全部推至案涉律师身上。

根据《宪法》和《刑事诉讼法》的规定，人民法院依法独立行使审判权。不受行政机关、社会团体和个人的干涉，这其中当然也包含上级法院的干涉。所以上下级法院之间，并非如行政机关一样属于领导关系，而是监督关系。之所以规定上级法院对下级法院是监督而非领导关系，又在于对“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以及“两审终审制”这些诉讼基本原则的维护。如果在下级法院庭审时，上级法院可以随时在线发布指令，并主导案件的审理，二审基本上就已经缩减为一审，两审终审制也将毫无意义。所以这则案件引发的问题就在于：法院自己是否真正将“法官依法独立公正履行审判职责”、“两审终审制”和“审级独立”这些诉讼的核心法则奉为圭臬，并真正贯彻落实于个案审判中？

七月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二审稿值得肯定，也让人有更多期待

《治安管理处罚法（修订草案）》在2023年9月首次公布于中国人大网，并向全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时，就引起巨大喧嚣。在2023年9月30日征求意见截止前，共有99375人在中国人大网上留下125962条意见，由此创下近三年法律修改参与人数之最。2024年7月，该草案二审结束，中国人大网也将二审稿全文公布于网上，并再次向公众公开征求意见。

在二审稿中，曾引发巨大争论的一审稿第34条第（二）（三）项“有损中华民族精神”“伤害中华民族感情”被修改成，“在公共场所或者强制他人在公共场所穿着、佩戴宣扬、美化侵略战争、侵略行为的服饰、标志，造成不良社会影响的”。此外，一审稿有关生物信息提取，以及“侮辱、谩骂警察”属于妨碍警察执行公务等条款，在二审稿中同样被大幅修改和删除。这些都值得特别肯定。二审稿的修改说明，民众关切立法修改，且可以通过正常途径表达意见，而官方又对此作出积极回应，这本身就已是法治的进步。但二审稿中未被涉及的问题同样不少：例如总则中缺少对违法未完成状态（未遂、预备等）减轻或不予处罚的规定，缺乏对主观故意过失的要求，作为最重处罚类型的行政拘留未被纳入听证范围，甚至是除未成年人外，被处罚人违法记录的封存乃至消除等问题，二审稿同样没有涉及。这多少还是令人遗憾，也让我们对之后的再审怀有更多期待。

七月

油罐车混装食用油：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毒奶粉？

2024年7月，《新京报》曝出一则耸人听闻的新闻。一些油罐车在卸完煤制油后，未对储存罐进行任何清洗就直接装上食用油继续运输。煤制油中包含大量化工液残留，在混入食用油后对人体所造成的侵害不言而喻。

本案连央视网评论都说，这已经远非一般的食品安全事故，其本质就是投毒。从刑法角度，“形同投毒”的混用油罐的行为的确已构成《刑法》第144条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又根据2021年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发布的《关于办理危害食品安全刑事案件适用法律若干问题的解释》的规定，“在运输、储存等过程中，掺入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或者使用有毒、有害的非食品原料生产食品的”，也按照刑法中的“生产、销售有毒、有害食品罪”定罪论罚，而此罪最高甚至可判处十年以上有期徒刑、无期徒刑或死刑。

此次油罐混用案的出现已不再是简单的食品安全事故，其对公众健康的漠视已严重挑战公众底线。对于这类案件的处理，法律当然需表明自己的立场和态度，对于涉事的当事人，无论是个人还是单位，也当然应受到法律的严惩。但这个极端案件的发生，同样需要我们反思行政监管责任的缺失，在追究肇事者刑事责任和行政责任的同时，也需要彻查在此过程中那些疏于监管，甚至是被利益俘获而放任违法发生的行政机关责任人员和主管人员。希望彻查能带来真正的改变和行动，也希望“每代人都有每代人的毒奶粉”只是网友戏言，而不会再继续成为公众心中无法消散的阴霾。

七月

中国人民大学性骚扰事件，为何不能仅仅是师德问题？

2024年7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在网络平台实名举报博导王贵元性骚扰。7月22日晚，中国人民大学发布情况通报，称举报情况属实，涉事教师被开除党籍，撤销教授职称，解除聘用关系，并将问题线索依法反映给有关机关。事情曝光一天问题就得到了解决，人民大学的快速响应和重视程度，体现出学校对于师德师风失范问题的零容忍。

本案快速解决依赖于两个条件：第一，举报人提供了录音和聊天记录作为证据，这为调查提供了基础，不至陷入师生各执一词的“罗生门”；第二，网友纷纷转发并声援受害人，要求学校给予公正处理，所以围观也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在过去几年，性骚扰问题获得公众广泛关注，高校和职场作为性骚扰发生的重灾区也都进行了相应的规范建构。人民大学在通报中称，性骚扰攸关“师德师风”和“育人环境”，但高校性骚扰绝不仅仅是师德伦理问题，它已经延展为人格权的法律问题，因此也会涉及包括民事侵权、行政处罚乃至刑事责任。人民大学对这一事件的迅速处理反映出，随着社会公众对性骚扰问题的讨论，人们对性骚扰的认识更加清晰，对性骚扰的容忍度也在不断降低，而明确的反性骚扰立场也将带来职场关系和两性关系的改变。

令人欣喜的是，本案中的受害人在网络公布案件事实后，几乎再无人指责被性骚扰的一方未作出强烈的反抗。公众不再苛求“完美受害人”何尝不是近年女性主义叙事不断获得表达的胜利。也因为对女性权利保护观念的高扬，今年12月在山西曝出女硕士因精神异常离家被某村村民带至家中，并与其生育子女的新闻后，当地公安机关迅速展开调查，并对涉案人员采取了刑事强制措施。在一个高度折叠的社会，女性主题总是丰富又复杂，但值得庆幸的是，我们已经走在了直面问题和解决问题的路上。

九月

做法事被控诈骗：个人有迷信的权利吗？

2024年9月，一起因“做法事”而被控诈骗的案件在广东湛江市坡头区法院开庭审理。检方指控称，陈某贵、陈某华在湛江市区从事封建迷信活动，并通过虚构做法事为逝者招魂超度而骗取他人财物共计86800元。庭审中，“做法事为逝者招魂、超度”与“不做法事会使逝者魂不附体、影响子孙”等，是否属于诈骗罪中的“虚构事实”，成为控辩双方论证的焦点。

根据我国刑法，诈骗罪的犯罪构成包括：诈骗者有使对方产生错误认识，进而作出财产处分的欺骗行为；欺骗行为必须使对方陷入认识错误；对方基于认识错误而处分了财产；诈骗者取得了财产，而被骗者则遭受了财产损失。如果仅依据迄今已曝出的案件事实，即案件所涉及的被害人也都表示并不完全相信封建迷信的说法，聘请被告人“做法事”，也只是基于当事人的意思自治而达成的市场交易，那么本案似乎就不构成诈骗，因其欠缺当事人因行为人的诈骗行为而“陷入错误认识”这一核心要件。

本案之所以引发公众关注也在于，封建迷信和民俗民风往往难以界分。有些活动和行为，即使最初带有迷信的色彩，伴随时间演进，也已成为民俗民风。如果将基于民俗民风的“封建迷信”活动都作为诈骗行为予以刑事打击，刑法就彻底突破了其理应谨守的谦抑性。《刑法》适用的复杂，还因为其背后存在一个始终悬而未决又充满争议的问题：公民有迷信的权利吗？即使公民为封建迷信所惑，从事一些愚昧且未开化的行为，国家有干预的权力甚至义务吗？这些干预权力的界限又在哪里？

十月

如何看待《民营经济促进法》：平等对待就是最好的保护？

2024年10月10日，《民营经营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公布，向社会各界公开征求意见。意见稿全文共九章七十七条，围绕民营企业的平等对待、促进发展、规范经营和保护权益展开。为民营经济立法，本身就是法治建设的大事，这也说明法治就是最好的营商环境。意见稿的第七章，尤其谈及权益保护。规定包括企业的名誉权、荣誉权以及经营者的个人隐私权、个人信息权等权益不受侵犯；限制人身自由和查封、扣押、冻结等强制措施，必须严格遵守法定权限、条件和程序进行；禁止利用行政、刑事手段违法干预经济纠纷；规范异地执法行为。

正是这些常识性的宣告，引发公众热议，而宣示性立法也说明，民营企业的营商环境已经到了需要重申基本信念的程度，但可以肯定的是，这部立法能在多大程度上解决现实问题，将直接决定市场的信心。所以，对于“促进法”而言，最重要的是如何让促进的目标本身不会落空，实实在在地解决民营企业所面临的现实问题，而仅仅是宣示态度，并不能给市场带来真正信心。而且，民营经济所需要的也并非法律上的优待，而只是平等对待，即平等地参与市场竞争，对民营企业的发展的经营，法律尽可能明确，少捕慎诉，为企业的发展提供合理预期。

十二月

“远洋捕捞”接连被痛批，为何仍屡禁不止？

2024年12月16日，国务院举行了以“加快落实行政裁量权基准制度，进一步提升行政执法规范化水平”的专题学习会，披露2025年国家将开展涉企执法专项行动，持续优化营商环境，促进稳预期强信心。在这次学习会后，“国务院关注罚没收入异常增长、禁止远洋捕捞、跨境执法”等词条再次上了热搜。这无疑释放出国家要对近年频发“远洋捕捞”等违法执法现象进行严厉整治的信号。

近年来，公安机关异地抓捕民营企业家，查封、冻结，甚至划转外地企业家及其个人财产的案件时有发生。其中部分案件因为明显有逐利执法之嫌，且跨越了刑事案件的地域管辖，因此被坊间戏称为“远洋捕捞”。远洋捕捞的首要原因同样是趋利性执法。公安机关在没有明确刑事管辖基础的情况下跨区甚至跨省进行刑事立案，无非就是因为此类案件可能涉及没收数额巨大的违法所得，或者判处数额巨大的罚金。从被曝出的案件看，实施“远洋捕捞”的刑事司法机关大多来自内陆和边远地区，而被捕捞的大多又是江浙沪广东福建的民营企业，所涉及的案由主要为网络传销和网络赌博案件。这就是杭州九堡派出所甚至发布通告称，“外地公安不得非法入企办案……如发现杭州市以外的公安机关，在没有本地民警陪同下，非法入企办案的，请立即110报警”。远洋捕捞的泛滥甚至在年末演变为，执法部门跨省抓捕海棠文学城的耽美作品作者，迫使这些作者为免牢狱之灾四处筹钱，以应对高额惩罚和争取缓刑。

为抑制“远洋捕捞”和趋利性执法，国务院和各部委同样出台了不少文件，例如公安部2021年就发布了《公安机关禁止逐利性执法“七项规定”》，今年向社会公众征求意见的《民营经济促进法（草案征求意见稿）》中，甚至不惜以重复常识的方式强调对民营经济和民营企业家的保护。从现有规范来说，针对“远洋捕捞”和小过重罚等趋利性执法的规范不可谓不细致不周全。但如果上述规范仍无法获得执法机关的遵守，那么促进民营经济发展，提升营商环境的目标仍旧会流于口号和宣言。民营企业保护最终依赖的，是国家公权力机关的自我约束，真正的市场信心也将来自于此。

回顾法治事业的2024，仍然是偶尔治愈，常常帮助，总是安慰。或许跟之前比，它没那么波澜壮阔跌宕起伏，但我们的认真和坚持，我们的努力和呐喊，证明了历史没有垃圾时间。个体努力确实有限，但也不能忽视我们同样是历史的亲历者和参与者。有一种历史终结的幻觉，就是觉得赶上了大时代才会精彩，似乎一切改变会在某个时刻戛然而止，而忽视了自己正在经历以及即将经历的。

来吧，朋友们，不管它是大时代还是小时代，2025已经成为此时此刻。我们创造的，就是我们所在的时代。法治理想在，阵地在，我们都在。

雨后春笋般开张的俄罗斯商品馆，据说毛利高达50%，最快3月就能回本。只是，有些俄罗斯商品馆里面的商品几乎没有一件是来自俄罗斯的，大都是来自中国。

假的，假的，全是假的，假到连俄罗斯人都看不下去了。有个俄罗斯人在上海逛俄罗斯商品馆，发现里面卖的商品压根就不是来自俄罗斯，吐槽了几句，被赶了出来。

另一家俄罗斯商品馆更绝，看到有俄罗斯人来了，直接就关灯了。

风靡一时的所谓“俄罗斯进口商品”，早在几个月以前就被爆出过各种问题。四川广元，有人吃了“俄罗斯进口奶粉”以后，血糖直接飙升。经当地警方调查，这个所谓的“俄罗斯进口奶粉”，其实就是一个郑州小伙在一间安置房里生产出来的，用洗澡盆把植脂末和麦芽糊精混合到一起，搅拌搅拌就进行分装销售。

就这些连奶粉都算不上，要多恶心有多恶心的玩意，全国各地发货，日进斗金。通过销售“俄罗斯进口奶粉”，这位郑州小伙买了新房豪车，娶了美女媳妇。

更早的时候，有一个自称是俄罗斯车臣人的河南人，取名“保尔-柯察铁”，说几句河南腔的乌拉，就轻松收获三十多万粉丝，顺便再带带货，赚的是盆满钵满的。

比“保尔-柯察铁”更牛的是一个名叫“娜娜”的“俄罗斯女子”，在网络上喊几声乌拉，使劲地夸中国好，半年时间竟收获200多万粉丝，带货带到断货。

只是，后来被发现，这个“娜娜”也是一个中国人，扮成俄罗斯美女。

尽管接二连三的上当，但遍地开花的俄罗斯商品馆来了，依然有不少人趋之若鹜。

其实，稍微用大脑思考一下，就能察觉其中的蹊跷：俄罗斯的轻工业远远不如中国发达，哪有那么多的食品可以出口到中国来？那些俄罗斯大列巴（面包），保质期本来就很短，等到从俄罗斯运到中国来，还不变质吗？

是什么人才会一而再再而三的上当呢？这样的人值得同情吗？

网上有人对此提出疑问：如此赤裸裸的挂羊头卖狗肉，这么长时间，为什么就没有人揭穿他们呢？

一开始，我也有这样的疑问。等到我有一天，逛街时来到一家俄罗斯商品馆，看到里面的人来人往时，我一下子想明白了原因，因为我在那一刻想起了下面这个视频：游戏机里有抓大白鹅的游戏，就有俄粉受不了了，要求撤掉。

我还想起了司马南在一次视频中声色俱厉的“格杀勿论”。司马南说，影响中俄关系的人，应该格杀勿论。

想起这些画面时，我就不由自主的打了一个寒颤，赶紧跑开了。想想看，如果我去告诉他们，这俄罗斯商品馆里的，几乎都是中国生产的，不是什么俄罗斯商品，会有多少人信呢？老板会恨我，说不定店里面的顾客也不会饶过我，万一冲出来几个彪悍的俄粉，说我是在诋毁“俄罗斯商品”，是在破坏中俄关系，即使没有“格杀勿论”，揍我一顿，我该如何是好？

据说，清华大学战略与安全研究中心（CISS）做过一次调查，在受访者中，有约六成对俄罗斯印象“非常积极”或“比较积极”，而对美国和日本印象“比较消极”或“非常消极”的超过50%。

这一调查结果显示，大多数的民众对俄罗斯好感度最高。

既然有这么大的一个群体存在，那被一些不良商家盯上，被“收割”，又能有什么办法呢？

CDT编者按：1月3日，女权博主王慧玲（昵称：玲玲Peter和四只猫）多个平台账号（总粉丝量数百万）遭到封禁。王慧玲的过往言论具有一定争议，不过有网友表示，即便自己并不赞同她的全部观点，但“更讨厌随意禁止别人说话的不受约束的权力”。

———— 该文发布于2023年3月 ————

用流量的眼光定义，王慧玲也是“网红”的一种，假如模仿通行的话术，那么她这个网红的介绍应当如下——各大平台都有账号，全网粉丝几百万，主营方向：基层女性婚恋观重塑。

文｜ 驳静  

用流量的眼光定义，王慧玲也是“网红”的一种，假如模仿通行的话术，那么她这个网红的介绍应当如下——各大平台都有账号，全网粉丝几百万，主营方向：基层女性婚恋观重塑。

通俗地说，王慧玲是一位女权博主，2020年3月，王慧玲在抖音发布视频，劝告那些像她这样农村出身又没什么学历的女孩子们，不要因为压力草率进入婚姻。立刻火了。自那以后，“玲玲Peter和四只猫”这个账号连续面向基层女性，做了很多事后看来相当具有女性主义普及意义的短视频。

2020年9月，我们曾采访过王慧玲，当时她因为“基层女性婚姻困境”的短视频上了微博热搜，出圈了。两年半以后，我们再次联系她，好奇当一位农村出身的“80后”女生，成为所谓的女权博主之后，生活发生了怎样的变化。她如何与她所抗争的父权制家庭相处，与此同时，她的家人们，又如何看待她这样一个出奇又出格的家庭成员？这几年关于女性主义的讨论声量居高不下，她身处其中，感受到的女性主义温度有何种变化？与此同时，王慧玲又只是生活在这个社会里的普通女性中的一员，女性觉醒，对一个女人来说，生活更轻松了，还是更复杂了？

《性别为本》剧照

种田

王慧玲把婚姻比喻成种田，她告诉女孩子们，婚姻就是你有一块田，他也有一块田，你们把两块田合在一起种，大家都要出力。

“如果对方的田是荒废的，连地都没开始挖，就召唤你，仗着父母给的一点家底，让你过去跟他一起挖地，你说对这样的人你还去不去？不能去啊。女孩子要找的那个人，他的田里还没种出东西来不要紧，但他是否是在挖地？是否在平整石头？是否在付出实际劳动？这才是你要观察的。他要是连这一步都没做，那纯粹是想把你骗过去当劳力，再迅速搞出几个小孩，把你的腿给裹住，你就陷在烂泥地里爬不出来了。”

说这几句道理的时候，我们是在一个五星级酒店的大堂。王慧玲穿着一件明黄色的卫衣，头发随意绑在脑后，脂粉不施，并没有因为要出来见记者而收拾一下。聊到兴起，她将一条腿越过沙发椅的扶手，坐姿豪迈，在人家酒店的大堂，也像在自己家一样自在。

王慧玲说，在视频第一次引起大量关注之前，自己对“女权”并无概念，她起初依靠的是朴素的女性自觉，就是“觉得不公平”，婚姻对女性不公平，她觉得女孩子是可以为自己争取多一点的生存优势的。直到评论里不少人提到“女性主义”，她才去查了这个东西。慢慢地，也开始读一些书，一直读到《厌女》和《父权制与资本主义》，“很兴奋，很多事情迷迷糊糊地想到过，看到上野老师写出来的，就觉得太好了”。

与此同时，王慧玲也察觉到，有关资本主义、父权制、《第二性》、上野千鹤子等女性主义流行读本，没读过太多书的基层女性没法读懂，甚至根本不会去读。她于是寻找类似“种田”这样的比喻，讲接近她们生活的道理。

很多人因此非常喜欢她，觉得好有力量，讲对了从来没人跟她们讲过的道理。大家看到的是一个跟她们处境相似的姐姐，出生在安徽大别山农村，有两个弟弟，父母重男轻女，她读到中专毕业，带着两百多块钱，独自一人到上海闯荡。从卖袜子开始，当服务员，卖包，做领班，自学日语，与此同时，赚的每一分钱几乎都寄给了家里。典型的“扶弟魔”，负担了两个弟弟的学费，还要始终被母亲嫌弃做得不够。即便经历了这些，王慧玲仍然成功地摆脱了束缚，现在人到中年，在上海活得挺不错，是一个觉醒了的成功样本。

那些视频里，王慧玲告诫女性，去为社会打工，去把自己的劳动力投放到社会上，而不要在婚姻里为男人打工；鼓励她们婚前要同居，要享受“性”，性领域中要有主体意识，而不要把它当作筹码，这才是自我物化；她希望年轻的女孩子不要草率结婚，不要被“大龄剩女”的焦虑裹挟，不要把幸福寄托在男人或任何人身上。

这些观点都不新鲜，但对很多基层女性来说，却是第一次听到。我第一次看她的微博时，还对她的直言不讳印象深刻，比如，她会直接谈论“性”“子宫”。她说，女人老了，就自由了，老年女人其实活得很恣意很绽放，因为那时候你不再能生育，不再是性资源，没人盯着你的子宫，男人反而会把你当个人看了。

一些男性看到这些内容，会本能地反感。王慧玲的大弟弟王德成就觉得，他姐姐的一些话过于偏激。他觉得任何事情总有前因后果，但他姐姐总是给别人特别确定的答案，比如，她会在直播连线里直接劝人离婚，这在德成和他们的妈妈看来，非常不合适。

有一回，王慧玲被各大平台禁言了小半年，回归后的第一场直播，二弟弟王德中特地去看，他想看看，他姐到底什么尺度。

果然把他吓一跳。有位粉丝问，家里有人使用暴力，她公公会打她，该怎么办？只听王慧玲来了一句：“不行就拿刀砍他。”这句话把王德中吓一跳，他觉得要是有人举报，这就是“教唆他人使用暴力”。他就跟姐姐讲，你这样很危险的，很容易号就保不住了。

但王慧玲的态度是，“那些习惯实施暴力的男性，也只能读得懂暴力”。她小时候看到父亲打母亲，看到母亲拿镰刀过来反抗，从此她父亲就不敢动手了。她觉得那些被伤害甚至在家暴中失去生命的女性，如果有她母亲一半的勇气，结局可能都会不一样。所以这并不意味着鼓励犯罪，而是反对暴力，一种勇敢捍卫自己的方法。

《杏花三月天》剧照

微博上出现在她视野里的“令人发指”的新闻，几乎每天都有。我发现她在跟我聊天的空当里，又在刷微博了，看到一条“女子被男友殴打流产分手后遭报复割喉”的新闻，忍不住又转发了。发完抬起头来看我，情绪明显比刚才激动，她说转发微博，多数是因为真的生气。

也有不少人对王慧玲很生气。她的视频出圈后，同时期抵达的还有“黑粉”。私信里收到的谩骂与侮辱不计其数，甚至她的身份证、家庭住址、电话和手机号码全都被人挖出来公布在网上。不过她统计过，真有胆子给她打电话的——三年下来只有三个！其中两个打过来都一声不吭，唯一吭过声的，还被慧玲警告了，她说，如果敢拉黑她，她会拿着他恐吓她的电话录音去公安局报案，这个男人还真就很“听话”，硬是在接下来的两个星期里没有拉黑她。

王慧玲晚上写稿，有两次当时没灵感、无聊，她就拨这个电话“玩”。最后一次连打166个。后来很快就不“玩”了，因为她发现对方说话毫无逻辑。她的理解是，因为智识水平有限，才会成为那么多人里唯一真的打电话的人吧？

我问王慧玲，连住址都被公布出来，你真的不害怕吗？

她说，怕过。但是恐惧是想象的，只有危险是真实的，在预防危险方面，她做了一些措施，有段时间她一直随身带防身器具。我还看到她家玄关鞋柜上有把刀——如果真有人敢强行拉开她家的门，她说她会毫不犹豫砍向对方的手。

“我现在对死亡也不恐惧，人如果尽情活过，是不会惧怕死亡的。这是我最近感悟出来的。就像一朵花，浓烈地绽放过。你想想看，人这一辈子到这个世界上来，本来就应该是来玩的，比如你出去玩滑板、徒步、登山，回来筋疲力尽，躺下来是不是很放松？人生也一样，如果尽兴而归，是没有遗憾的。”

《末路狂花》剧照

我问，那你以前恐惧什么呢？

“以前恐惧被伤害，害怕被人抛弃、背叛、老公出轨，害怕孤独终老，怕穷……但所有的恐惧，归根结底是对生存的恐惧。有经济能力后，一部分恐惧就消失了。但我现在，哪怕一夜返贫、老公跟我离婚，我也已经知道该如何活下去了。”

离开

王慧玲的账号是“玲玲Peter和四只猫”，如今猫咪只剩两只了。

另两只托付给了朋友，无可奈何。2023年2月24日，慧玲和丈夫Peter离开上海，去丈夫的英国老家生活。航空公司规定，一位乘客只能托运一只宠物。留下的两只，一只橘猫，一只狸花猫，随慧玲夫妇一起，远渡重洋，前往英国乡下。我出发去上海采访王慧玲时，尚不知道，将赶上的是他们跨国搬家前最后的混乱一周。

王慧玲和她的先生Peter（麻耀刚 摄）

上海动物园附近这个小区的顶两层，王慧玲与Peter住了7年。搬来时几乎是空的，脏，地板上全是油渍，他们刷了墙，买了家具，养了植物、猫。厨房和客厅的墙上都挂了画，多是王慧玲自己的绘画作品，画风可爱，但还没想好要不要都带走。墙上还有一幅世界地图，图钉散布全球，表示他们的足迹，最远的图钉插在新西兰。自行车、滑板是夫妻俩的共同爱好，这些物品恐怕是没法儿带走了。

对上述这一切，对上海的生活，王慧玲说她没有一丝一毫舍不得——为了搬家，他们买了六个大箱子，但只装满了两个。如果不是因为猫，她认为自己完全可以只背一个包，装上护照、手机、几件换洗衣服，随时就走。她自己也震惊，活了半辈子，居然没有什么舍不下的东西。她这一走，给上海留下的是：大弟弟王德成，二弟弟王德中，分别都已经成家，都有了一个儿子；父母，目前与德成一家三口住在一起。

对这些亲人们，王慧玲似乎同样没有太多留恋。在她的描述中，这些家人们分别呈现如下形象：

父亲——婚姻制度内典型的奴隶主，除了打工挣钱，什么家务活都不干；那个年代的高中生，写一手好字，与此同时自认为一辈子怀才不遇，唯一能欺压的对象是他相亲得来的文盲老婆。会对妻子使用暴力。

母亲——不识字，性格泼辣，丈夫动手的时候会还手，这种性格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自己。重男轻女，婚姻制度的受害者，却强烈希望女儿走进同样的命运。

大弟弟王德成——“爹味”很重，像大部分男性一样，是系统里的既得利益者，也是维护者。

二弟弟王德中——初中没毕业就出来闯荡社会，这一点跟姐姐很像。跟这个弟弟，还挺聊得来。不过，也是独善其身那一类人，活在自己的世界里，管好自己的生活。有时，会阻止姐姐与自己媳妇儿谈论女权相关话题。

德成问我：“我姐怎么评论我们两个弟弟的，是不是认为我们都是‘渣男’？”我告诉他说：“你姐姐说你们其实也有被她影响到一点，比如，你们两个都懂得要做家务，要承担育儿责任，起码跟你们的父亲不一样。”实际上，王慧玲说起两个弟弟，嘴下没有留情，看上去并不在乎所谓的“家庭和睦”。但两个弟弟似乎也都明白，姐姐对他们非常关心。

《我的姐姐》剧照

2023年这个春节，王慧玲跟Peter回村跟父母过了一个年，第二天就和她爸打了一架。是真的打，她揪住父亲的领口，挥出去一拳，随后被家人分开。打架的起因，在弟弟王德中看来不可理喻。早上10点，王慧玲打算烧饭，发现找不到米，想问她爸，发现她爸居然还在睡觉，反观她妈妈，头天夜里做肉圆子做到凌晨2点，早上6点多又起来去买菜，而这个男人晚上8点就上床了，却睡到日上三竿。“40多年，一直都是这个样子，我妈就是奴隶，洗衣做饭伺候他。”王慧玲囤积良久的愤怒全部爆发在此刻。

老头儿70岁了，而她正当年，个子虽然只是1.6米左右，但身强力壮，对峙那几分钟里，王慧玲突然感觉到，她爸眼神里有畏缩与害怕。这么多年，她知道父亲在逐渐衰弱，但看到他恐惧的表情，还是第一次。但又没有喜悦可言，王慧玲感到的反而是可悲。在王慧玲的理解里，他们这种父权制家庭里，她爸一直是统治者，用暴力增强权威，也因此只读得懂暴力这一种语言。她举了个例子说明，之前有一天，她爸爸又辱骂她妈妈，用一些莫须有的谣言来污蔑她妈妈，还推推搡搡，王慧玲在“相亲相爱一家人”的家庭群里，当着所有人的面，直呼其名，警告说：“再有下一次你对她推推搡搡，或者语言侮辱，我会连夜赶过去，拖你的头发，拖到街上，你既然不要脸，我就让你知道什么叫真正的不要脸。”

前半生的主题，几乎就是愤怒。但她对母亲的感情，同样饱含愤怒。

有一段时间，她妈妈开始密集地催她生小孩，或许是因为王慧玲的年纪长到了她的心理底线。她和Peter婚后起初也想过要孩子，开始创业后异常忙碌，耽搁下来，可后来二人都发觉，眼下的生活就是理想生活，过得开心，人生在掌控中，就决定“丁克”。但她妈妈理解不了。所以她的电话一接，说的就是，我好苦，我好累，你不生小孩，我活着没意思；被人看不起，回老家都没脸，成天抱怨。王慧玲的应对状态也好不到哪里去，对她妈妈大喊大叫，两个人互相折磨。有一天，她福至心灵，将她妈妈拉黑，微信拉黑，手机号也拉黑，将母亲彻底踢出了自己的世界。

《欢乐颂》剧照

就这样清静了近一年。王慧玲想，哦，摸索这么多年，在母女关系中痛苦了这么多年，原来钥匙就在手边，就这么简单，此前根本想不到，原来人生还有一个选项是将父母踢出自己的生活，建立清晰的边界，制止他们影响你的生活。

谈到父母，王慧玲跟我总结说：“很多父母根本不爱孩子，他们没见过爱，也没得到过爱，孩子就是一个交配的成果，一个降低生活风险的养老工具，我以前光是这样想想，都能潸然泪下。但有多少人能够面对这赤裸裸的真相？如果一个孩子能意识到父母不爱他，能够勇敢地面对这一点，很多事情都迎刃而解了。”

她觉得走了十几年的路，终于走到拉黑这一步，算是从此摆脱了亲情束缚，就像大象挣脱脚上的铁链，开始自我疗愈了。“我完成了精神弑母。”她给自己的行为下了一个定义。

Peter

这条略为险峻的路，王慧玲不是独自一人在走。

2005年，Peter从日本来到上海，搞摄影创作。在他的想象中，上海是一座正在经历大改造的城市，或许可以助他拍出一本摄影作品集。没想到的是，他看到的上海是“平的”，很多建筑都有围墙，预想中的走进层次感没有发生。2007年，他终于决定放弃上海，回英国去。

与此同时，他仍在学习日语，那时候流行skype，他在那上面搜索学日语相关字眼，加到了王慧玲。王慧玲学日语是因为她曾在日料店打工，会日语是优势，她学得不错，后来正是凭借这点，她找到一份在日企当前台的工作。等到跟Peter认识，已经是她在上海的第8个年头。终于可以把钱寄回家后，还能剩余一些，她又从饭店打工进阶到了写字楼，那时候，她已经完成第一次蜕变。

《平凡的世界》剧照

她说她看上Peter，也是觉得“有利可图”，“那时我对西方国家的想象就是灯红酒绿，有钱，发达”，这种想象，自然就投射到Peter身上。

说到“有利可图”，王慧玲也在她的短视频里发表过类似观点。她觉得，喜欢一个人，一定是因为对方身上“有利可图”，通俗一点说，就是这个人身上有自己想要的好处，“喜欢一个人，就是被对方身上的种种好处吸引”。不过，她发现现在很多女孩子羞于承认这一点，社会痛斥她们物质、现实，这些也让女孩子不敢承认。“可是人不可能喜欢不如自己的人。一个人，长得帅也好，有钱也好，有趣也好，生活丰富多彩也好，都是好处。”王慧玲现在分析，当时的自己，就是有一种对发达国家的好奇，也好奇另一种文化，好奇那种文化生产出来的男人。

开始交往之后，才知道Peter原来很穷，他几乎不存钱，想买一辆自行车都买不起。刚约会的时候，吃一碗大盘鸡，还跟她AA制。她跟Peter说，要是我现在认识你的话，吃大盘鸡那次就把你踹掉了。

说到这里，我忍不住问她，作为一个提倡男女平等的博主，为什么认为吃饭的时候得男生付账呢？这跟独立女性是不是有矛盾？这是我——一个仍在谈恋爱的城市女青年，不时会冒出来的困惑。

王慧玲一听这个问题，就从沙发上坐了起来，她说：“在我们当下的社会结构中，男女同薪同酬了吗？上升渠道平等吗？工作求职的时候平等了吗？男女公平育儿了吗？你不能只在花钱的时候要求平等，一到大是大非（保障性别里的弱势一方的安全），你就睁一只眼闭一只眼了。”王慧玲说起这些非常流畅，令人想到辩论队里思维敏捷逻辑严密的对手。“很多女生有这方面的困扰，觉得花男人的钱，感到羞耻，生怕被男人说，独立女性不应该花男人的钱。这是一种新时代的裹小脚，是男性对女性的另一种羞辱。尊重自己内心的感受，不过那种被羞耻感裹挟的生活，不被他人驱动支配，这才是独立女性。”

《了不起的麦瑟尔夫人》剧照

Peter后来也加入了我们的聊天。他原本2007年就打算离开上海回英国，没想到认识了王慧玲，2008年又在她的“小小催促下”结婚，之后夫妻俩开始创业，做了一家建筑摄影公司，慧玲跑业务，他负责拍，有几年做得不错，赚到一些钱，改善了生活，开始租一万多元一个月的房子。夫妻感情也在共同创业生活的过程中升温。王慧玲觉醒、成长这条路上，一直得到Peter的鼓励，包括2015年她开始学画，也是Peter敦促的结果。

Peter说，他老是听玲玲念叨，说她小时候多么有画画天赋，却没有学习机会，念叨了五六年，他感觉到慧玲是很想画，却又迟迟不开始，所以他反复说，“你可以的”，“迈出第一步，开始画”。

Peter说，一段时间后，他发现这么多年，第一次看到王慧玲如此专注，以往总是被各种事情分心，画画却可以让她坐在那里七八个小时。慧玲说，这方面Peter是很好的人生伴侣，特别是，当她把时间花在画画上，意味着Peter要牺牲自己的时间，承担慧玲的一部分工作和家务。王慧玲又用这个例子告诉她的粉丝，找伴侣，就要找这样的人，会全力支持你的梦想的人。

结婚前，还有一件小事，使她觉得Peter跟她从前认识的男人不一样。

那时他们认识不久，有一天相约去骑车，那个活动需要在外过夜，订酒店的组织者误以为他们是情侣，只为他们订了一个房间，标间。是夜，Peter洗漱完，爬上床，关掉他那边的灯，说晚安。另一张床上的王慧玲蒙了，心想，这个男的看来是真的打算睡觉了？那个时候他们刚认识两个月，吃过几次饭（吃饭还AA制），牵过一两次手（牵手前还询问来着），除此之外，的确没有其他超乎寻常的东西。

但那天晚上，王慧玲心里想的却是，这个男的不一样，根据她以往的生活经验，换作别的男人，应该早就摸过来了。后来王慧玲得知，Peter的那些行为叫作“consent”，行动前征求同意，我可以牵你的手吗？我可以亲你吗？这些都是Peter从小习得的教诲。这让从来没有经历过这些的王慧玲大为震撼。

《时空恋旅人》剧照

尔后，当王慧玲开始做女权博主，Peter不上微博，不知道妻子在网上具体说的是什么，但他知道那些随之而来的网暴和恐吓，知道自己的家庭住址被公布在网上，知道她接到过威胁电话，他会担忧她的安全，外出几乎都跟在后面，但他从来没有告诉过王慧玲，停止吧，不要表达了。

弟弟

王德中总结姐姐到目前为止的人生，认为学日语是转折点。正是因为学日语，才会认识姐夫，之后结婚，才有了夫妻后来的创业，经济条件也随之改善。至于姐姐对他们两个弟弟的评价，对他们父母的不满，两个弟弟并没有愤怒，但似乎也称不上理解。他们有时会觉得姐姐小题大做，比如像春节期间跟父亲打架的事，“老年人，多睡了一点觉而已”。

他们既知道自己是受益者，占了姐姐的便宜，也知道姐姐对此感到委屈，但说到底，这不是他们的错，而且直到现在，姐姐对他们仍然很好，他们生了儿子，她这个姑姑也不断地给两个侄子买东西。他们并不十分清楚，姐姐痛恨的那个“系统性压迫”，究竟是个什么东西。有时听她说，如果你们生的是女儿，生活在这样的环境里，我将一刻都不能安宁，他们想的则是，也不至于糟糕到这个地步吧。

《都挺好》剧照

不过，德中知道姐姐的愤怒来自哪里。他们的父亲明明是那个年代的高中生，读过很多书，走过看过，还喜欢文艺，会拉二胡，怎么也跟一辈子种地的农村男人一样重男轻女？德中说，他敢肯定，如果他们的父亲在完全不缺钱的情况下，也不会亏待女儿。但如果只有10万块，他五万，哥哥五万，绝对不会轮到姐姐。

德中比姐姐小5岁，在一家全球500强的德国企业工作了十多年，当初是Peter帮他介绍进去的。现在，他结了婚，买了房子，有了儿子。他开一辆宝马，妻子也有自己的车，他工作之余玩骑行、攀岩，他手底下有几十个人，经常去德国出差，儿子目前一岁多，考虑再过几年能要得起二胎。德成在德中的推荐下，也进了同一家公司，结婚后住的房子是当初一家人共同买的，父母出首付款，慧玲也贡献了部分装修和家电费用，一家人，从安徽农村出来，全部在上海扎了根。

可以说，这一切都源于1999年9月的某一天。这一天，王慧玲将要启程离家来上海，她妈妈挑一桶水去河边，边走边用下流话咒骂，因为女儿违背她的意愿，不肯去相亲、结婚，像村里的绝大部分女孩一样安分守己。她非常渴望父母能跟她说一句“对不起”。但德中说，姐姐想要的东西，可能这辈子都得不到。父母的思想也受限于时代，要将整个思想彻底扭转，由衷地发生深刻的变化，“70岁的人了，你觉得有可能吗？”

此外，德中还是觉得父亲挺有魅力，对姐姐，也非一无是处。比如，还是支持女儿去读书了。初中毕业，王慧玲考上省城一所中专学校，别人都说，读那玩意儿干啥？出去打工反而还能赚一两万，读那个书，要花一两万。父母都支持她去。去上海闯荡，父亲也支持了，没有强迫她留下来相亲、结婚。横向来看，王慧玲似乎已经比村里的其他女孩幸运了一点点，但这一点点，对王慧玲来说，并不足够。

《上学路上》剧照

过去几十年的愤怒与委屈，王慧玲在“父权制”中找到解释，她用这一套理论去解构自己的原生家庭，重新建立相处模式，也用这同一套理论为网友答疑解惑、出谋划策。当女权博主这些年，她觉得越梳理越顺，对自己也有疗愈作用。

作为一个有流量的博主，她当然也会思考如何变现。她看有的博主，光是卖课就卖七八十万元，但她坚持，“我所有的知识都是免费的”。广告也接得少，诸如美容仪这一类，她都不接，“因为这些都给女性制造焦虑，割女孩子的韭菜”。倒是接过扫地机器人、运动鞋这样一些品类，不过，最近几年并没有什么好的商务找她，她猜想，也许担心她是一个有争议的“高危网红”，怕给品牌带来什么负面影响吧。

不过，她还出书。第一本书的出版商很敏锐，出圈后很快找到她，把她在抖音上的视频内容文字化，起名《基层女性》，封面很现代，用的是她的肖像。此后，她在微博上的认证变为“作家”，家乡亲戚看她的目光也不一样了，“网红”很虚，但书是实实在在的东西，而且还卖得相当不错，超过了30万册，第二本也已经提上日程。

要说这三年还有什么变化，王慧玲感受到的最大变化是，骂她的人少了。三年前，当她劝说基层女性不要轻易进入婚姻，又鼓励她们重视彩礼的作用时，扬言要杀她、砍她的不计其数，现在这样的私信越来越少——她分析，最可能的原因是，现在谈论女权的人多了，有更多人帮她分担了火力。她现在短视频网站发的视频，帖子的评论里仍然有骂声，但她已经不怎么下场辩论了，在这些常常被认为是最下沉的平台里，也有不同观点的网友在自发解释和回复了。

现在，过完41岁生日的王慧玲，走上人生下一程，她决定跟Peter回他的老家生活。德中猜测他姐姐大概是想活得热烈一些，打定主意想体验的东西，没人能劝得住。不受约束控制，小时候就是想做什么就去做什么，哪怕父母再怎么打她，都没能改变什么。

《小妇人》剧照

（本文源自三联数字刊2023年第11期，王德成、王德中为化名）

2024年12月28日，上海利丰广场的wework一楼接待大厅，格外热闹。

这里挤满了 270 多个全国各地的年轻人，有的从火车站打车过来，有的刚下飞机，此刻正拖着行李箱背着书包，排队进入一个线下活动。

入场后他们围成一个圈，踮着脚，伸长脖子，拼命想看到圈里的几个主角。

这么说吧：但凡你有那么一点 i，就一定和差评君一样，被挤到角落，盯着前人的后脑勺。

也许你会好奇，这又是什么爱豆的粉丝线下见面会吗？

恰恰相反。

圈子中心的八位主角，他们真实身份只是一家叫 “小鸡词典” 的公司员工。就在一周前，他们宣布了团队解散。

为了和粉丝道别，他们决定在上海办一场见面会。

见面会的报名人数超过了1000人，为了控制局面，最终只有270人中签。以防万一，活动现场还贴上了“未中签的粉丝请不要聚集”的提示。

也许从外面路人看来，这就是一场再普通不过的聚会，每天都在这座城市的各个角落上演。

但对这些见证小鸡词典一路走来的粉丝来说，这却是他们和自己喜欢的团队第一场，或许也是最后一场见面会。

所以，小鸡词典是啥呢？

1999年，一个叫Urban Dictionary的在线词典网站创立。它专门用来解释一些英语俚语、流行梗和亚文化名词。

2010 年的时候，一个叫黄宇帆的年轻人因为在美国普渡大学读书，就经常用到这个网站。

后来，他和同学“ 夯哥 ”想到国内没有类似的解梗产品，而且 “中文互联网上这些梗，它的背后其实包含了各个圈层的背景、文化。如果能做出这样一个产品，其实也相当于记录了历史 ” 

于是2017年，俩人合伙推出了一款解梗工具：小鸡词典。

只要你把关键词输进去，就可以看到用这个梗的来源，怎么火的，大家都是在什么场景下使用。

虽说叫小鸡词典，但它也是一个社区App，词条是用户提交，大家可以互相讨论。

很早之前，差评君就是小鸡词典的用户，它确实解决了我不少难题。

在那之前，我想知道一个梗是什么意思，要么很难找到一个详细且靠谱的回答，要么就会被对方继续以“梗”回应。

也许你看到这里，还是有疑问：

这市面上不是有类似的解梗App吗，况且解梗UP主也有一堆呢。

为啥小鸡词典搞个见面会，都到了要抽签的程度？

其实一开始，小鸡团队和很多创业公司没啥区别：从零打造产品，然后再推广出去。

粉丝见面会？他们自己都没想过会有这天……

黄宇帆（中）和小鸡其他成员

夯哥告诉差评君，小鸡词典最基础的版本一星期就做出来了。当时给身边朋友试用了下，大部分人都反馈不错。

他们很高兴，觉得这可以做下去。后来经过了2-3个月的开发和准备，产品正式上线了。一开始，他们也很迷茫，不知道怎么推广运营，都是手动去搜问题，然后再回答，引流。

“怎么才能日活200”，是团队当时的目标。

但运气好的是，因为和腾讯一次合作，QQ浏览器把小鸡词库接进来，做了一个搜索直达，一夜间小鸡词典的日活就到了20000。后来合作方越来越多，有UC、猎豹等等，用户也逐渐多了起来。

小鸡团队已经在期待等社区做大后，谈点大型商业合作。

一切似乎还挺顺利……

2020年一篇关于小鸡词典的报道

直到2021年5月的一天。

那天小鸡的运营和往常一样，在网上找热点，结果看到某大厂App里有一些流行词解释，和小鸡词典的一模一样。

一开始他们以为这只是用户行为，把小鸡词典的解释搬运过去了。

可后来，事情越来越不对劲。

他们发现这个 App 里有一个板块，居然有2万个词条和小鸡词典完全一致。很多图片甚至还有着“小鸡词典”水印，有的水印又只去掉了一半。

 “他们怎么能这么抄呢？”在被问到四年前这一刻的反应是啥，黄宇帆先是顿了一下，随后语气中带着些愤怒、无奈。

除了小鸡词典，某大厂的行为也让小鸡的用户感到愤怒：自己的东西怎么转手就成了别人的了。

为了伪装成 “原创” ，对方App把“词条提交时间”修改到小鸡用户提交词条之前。有的调过头了，你甚至可以看到在一个流行词出现之前，对方就在解梗的荒唐现象……

在花了一个月时间取证，联系律师后，小鸡团队向法院起诉该大厂App的侵权行为。

这个事情，估计不少差友也听过。

当时视频很火，上了好几个平台热搜榜，很多路过的网友都在替小鸡鸣不平。

一边官司要打，一边工作还要继续。

有时，小鸡词典会在B站上传一些公司日常，比如“工作一半被老板带去游乐园玩”“公司穷但大家很快乐”，结果发现观众们很喜欢看。于是，他们就兼职做起了自媒体。

这，就是很多人喜欢小鸡词典的开始。

网友们看完视频，都觉得小鸡才是他们心目中的理想职场，他们喜欢这样的氛围。

差评君简单列几点噢：

公司没有KPI，没有绩效考核，也不看你迟不迟到。有女同事失恋了，黄宇帆带了一瓶茅台来公司喝；公司去游乐园团建，黄宇帆定在了周五，因为那天人少。

其实对于这些，黄宇帆也解释说一呢自己也起不来，二呢就这么几个人，大家都知道自己手头活是啥，确实不需要怎么管。

视频里最常见弹幕

这还不够。“ 不把员工当人看 ”的职场，在小鸡词典这里成了“ 不把老板当人看 ”。

比如达成多少目标，老板就得穿女装，跳宅舞。

在恰饭视频里为了整效果，老板在公园里 cos 成美人鱼，夸甲方产品。

有时候老板不听话，那基本都是一个被员工“霸凌”的下场……

大伙儿给面了叫老板黄总，平时，都叫黄狗。

差评君在现场也抽到了一顶印着黄狗的帽子

因为和员工过于打成一片，粉丝们还建议黄宇帆学习《劳动保护法》来保护自己。

就这样，小鸡词典慢慢成为了无数应届毕业生、职场打工人心里的乌托邦。

当然，差评君觉得大家喜欢小鸡，也不光是氛围好。

氛围好的公司很多，但有一点是小鸡词典独有的，那就是永远不会被现实打倒的积极与乐观。

2023年1月，因为一些不可抗力因素，小鸡词典停服。

这换成一般公司，应该是直接关门了。

但黄宇帆并没有说解散，而是尽可能地让团队维持下去。他让开发团队接些外包，并把App运营转到了视频这块，通过自媒体来接点商单。

就这样持续了两年。2024年11月，小鸡词典的官司有了最终结果——他们败诉了。

判决认为，无法认定小鸡的内容曾经在对方的产品中出现过。

对于这个结果，黄宇帆给我的回答是“震惊”“能被对方在法庭上的辩解气笑了”……

差评君也能猜到，这个答案团队里每个人都无法接受。可结果已经定了，他们也尽力了，愤怒但无奈。

不过，即便产品被抄袭，产品停服，起诉又败诉 ……

他们依旧在更新办公日常，团队每个人依旧乐观面对一切。

在28号的线下见面会，团队成员也特地说到今天不聊那些不开心的。

小鸡词典团队和粉丝互动

那么解散的导火索，是这个官司输了吗？

是，也不是。

官司确实让小鸡词典遇到了一些没有料到且难以解决的困难。

但解散的根本原因，还是营收。

黄宇帆说其实转型做自媒体之后，他们情况反倒好了点，有一些盈利，自己没有再往里面掏钱，员工也涨了薪资。

但是，这是在没有算上房租，他自己不拿工资，夯哥也拿着相当低工资的情况下。

“ 如果真要算这些，公司还是亏的 ”。

招待粉丝入场的黄宇帆

在停服后的两年，公司情况也一直没改善。

团队讨论、调研过很多方向，做新的工具App，找新的业务，但都没有找到好的方法。

因为成本和不确定性，都是要团队要面临的问题。

夯哥给差评君分析了一下。

工具类产品本身就是个成长稍微慢一些的东西，团队如何面对这个不确定性，大家又愿意花多长时间继续从0到1做一款产品。

假如做成一款产品要三四年。那三四年之后呢，市场环境又是什么样，赛道里会不会有其他强劲的对手？

解散并不是黄宇帆或夯哥一个人的决定，而是团队在讨论过程中慢慢得出来的。

做出决定时，大伙儿并没有崩溃，没有难以接受。

或许每个人也清楚，他们尽力了，这已经是他们当下最好的选择了。这个存在了7年，无数网友梦想的乌托邦公司，还是到了说再见的时候。

于是，就有了文章开头那一个场景了。

活动原本计划从下午1点举办到晚上6点，一共有270个名额。但因为粉丝太多，为了不让大家失望，团队临时增加了一场。

前一场见面会刚结束，下一场170位粉丝也已经等在门口。

从下午1点到晚上10点多，小鸡团队和400多位粉丝陪伴了9个小时。

这期间，粉丝们留影打卡、签名、回忆各个瞬间、互动玩游戏，最后再大合唱。

每个人都在用自己喜欢的方式去享受这个瞬间。

有人说小鸡词典给他带来了最快乐的时光；还有大学生说小鸡词典给他构建了一个理想的职场蓝图。

因为职场很残酷，从学校离开直接进入职场更残酷。

优胜劣汰，人们喜欢小鸡词典，支持小鸡词典，并不意味着大家天真地认为小鸡词典就应该是所有职场的样子。

大家只想让小鸡能好好活着，以此来证明，一家美好、温暖、平等、自由的公司是可以在这样的环境中生存下来。

当每个人怀念小鸡词典时，当每个人舍不得团队解散时，其实他们也在和心里的那个乌托邦做告别。

感觉就像一个童话故事，一个陪着自己走了很多天的童话故事。

最终还是成了童话。

撰文：刺猬

编辑：莽山烙铁头

美编：萱萱

图片、资料来源：

感谢黄宇帆、夯哥接受采访

B站@小鸡词典、评论区网友截图

不管一年中走过了怎样的路，有没有发表好的新闻，有没有取得骄人的业绩，作为一家媒体，在旧的一年即将过去，新的一年即将到来之际，总要使出全身力气，拿出一篇像样的“新年献词”。

这对于媒体来说，既是一篇“规定动作”，也是一篇“自选动作”，“新年献词”水平怎么样，很能代表一家媒体的形象和脸面。

不说别的媒体，单说曾标榜“在这里，读懂中国”的《南方周末》，这家媒体曾经傲然屹立南方，横扫天下，一纸风行。

然而，这些都是历史了。

好汉不提当年勇。

这些年，《南方周末》像一个垂垂老矣的老妪，整天絮絮叨叨，说些不咸不淡的话，失去了青年人的锐气。

就拿最能代表其形象的“新年献词”来说，也是王小二过年，一年不如一年。

这两天，朋友给我发来了2025年《南方周末》新年献词文章链接，还没看内容，光看标题，就差点没把人绕晕，今年“新年献词”标题是《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

亲爱的网友们，从这个标题，你能看出来《南方周末》想说啥吗？这不光说把我这个还算资深一点的媒体从业者能绕晕，说个不好听的话：

这种标题，尼玛会不会说人话？

再看内容：

当无人驾驶的汽车从你身边闪过，当大模型“写好”你的年终总结，当光影魔法“复活”你的亲人，当虚拟“爱人”向你提出分手……

生成式AI快速迭代，人机对话上演“物我两忘”；诺贝尔奖连番垂青AI，机器人被注入“灵魂”；俄乌的战场上、加沙的瓦砾里，AI系统在搜寻血肉之躯；预测蛋白质和基因结构，AI模型又助力人类“长命百岁”。

技术狂飙的欣喜与奥本海默式焦虑接踵而至。AI“教母”呼吁，要像“登月计划”一样推动它发展。诺奖得主担忧：“比我们更智能的系统终将控制一切”；联合国通过监管人工智能的“里程碑”决议，欧盟批准首个AI监管法案；《人工智能全球治理上海宣言》呼吁：“在人类决策与监管下，以人工智能技术防范人工智能风险”。而在全球AI中心、大洋彼岸的加州，首次提出防止大模型对人类造成“严重伤害”的监管法案，却遭到了否决……

是的，这就是南方周末所谓2025年的“新年献词”，很多同学、老师和朋友，看了直摇头，说不知道这家媒体的“新年献词”想说啥。

它似乎一味在炫耀语言的技巧，一味掩盖其内容的空洞。

它既忘记了媒体的初心，也忘记了媒体的使命。

它对当下经济的崎岖，民生的艰难，与生活在其中人们的奋斗与挣扎，血泪与努力，灼热的痛感，深深的无力感，希望与绝望，纷纷视而不见，仿佛这一切，已与它没有任何关系。

它的眼中，只有机器，有所谓的AI，有大数据，有算法，就是没有人，没有有血有肉有灵魂的——人。

尼采认为，太阳的意义乃是为了照耀人，如果没有人，太阳也就没有意义。因此尼采喊出“上帝死了”，这种振聋发聩的声音，在尼采眼中，只有人，才是一切的意义。

到了福柯，他说“人也死了”，“人终将被抹去，如同海边沙滩上一张脸的形象”，福柯把人，连同超人的地盘都铲除了。人不是宇宙的中心，不是万物的灵长，人只不过是各种偶然的因素造成的。

尼采是前现代，福柯是后现代，而我们，还在迈向现代化的漫漫征途中。

这征途上，有人的呼喊，人的挣扎，人的奋斗，人的痛苦。

而这些，在《南方周末》2025年的“新年献词”中，统统不见了。

而对于个体命运的关注，对于民生艰难的发声，曾经是《南方周末》与民众共鸣的“金钥匙”，也是它屡试不爽取得成功的“标配”，而今，《南方周末》舍本逐末，轻易将自己的“看家宝”丢弃，而故装作深沉，玩弄起了语言技巧。

你抛弃了民众，民众也将对你无视。

“总有一种力量让我们泪流满面”

“让无力者有力，让悲观者前行”

“每一个这样的你都是英雄”

这些，曾经是《南方周末》新年献词的“金句”，而今读起来，更像夕阳下的挽歌。

“新年献词”，如果实在写不下去了，也可以不写，完全没必要，搞得这样苍白和空洞。

默哀，为《南方周末》新年献词送行。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00期：“如何让女人老老实实、服服帖帖生孩子”

过去两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11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3件，刊登读者投稿5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2024年12月22日— 2025年1月3日 这两周。

12月25日，巴西劳动与就业部通报称，发现该国的一处比亚迪在建工厂存在严重侵犯劳动者权益的“奴工”问题。163名中国工人被承包商金匠集团不正规招聘后送往巴西，他们的工作时间超长（有时每周连续工作七天），劳动条件非常恶劣，缺乏基本的安全保障。据检察官的说法，一些工人被迫睡在没有床垫的床上，每个浴室由31名工人共同使用，工人们的整体住宿条件“令人震惊”，极度违反人类尊严。另外，巴西劳动部门还怀疑其中存在“强迫劳动”，因为这些工人的护照被没收，且雇主还扣留了60%的工资。

该事件引发网络热议后，比亚迪公关总经理李云飞在微博上发出了一份盖满工人手印的联名信，怒斥“境外势力抹黑中国”。而工人们也立马拍摄了一段视频声称“人格受侮辱，人权受侵犯”，强调自己根本就没有遭受任何奴役。这种整齐划一的自证行为自然引发了网友调侃，有人评论道“集体按手印的操作不就印证了精神奴役了吗”，难道就没有任何一位工人有不同的想法，或者连保持沉默的权利都没有吗？而从巴西方面拍摄的一些视频画面来看，室外厨房、集体宿舍、共用厕所…这几乎就是国内工地的标准配置了，如果这都算奴役，那我们岂不是…抛开事实不谈，简直就是辱华。

的确，当友邦人士不了解中国国情而惊诧之时，一些中国网民却惊诧于“友邦惊诧”。例如，有人提到，这些农民工自己都不觉得是奴役，去任何一个中国工地，农民工都是这种生活条件，为什么去了外国就不行了呢？而且他们对于这样的海外工作机是很珍惜的。还有人提到，比亚迪有接近100万名员工，对应了100多万个家庭，如果真的存在奴役，那为何他们要坐稳了奴隶？当然，许多网友在此事件中还是坚定选择“不站比亚迪”，因为和民族问题相比，阶级问题显然更加严峻。一位网友就精准评论道“我们不了解巴西，但还不了解中国企业、不了解自己人吗？”事实上，中国的“血汗工厂”、“996模式”早已是一种常态，与这种恶劣劳工待遇相对应的，便是许多中国企业的海外竞争优势。

在比亚迪等企业口中，此次劳工风波是“文化差异”导致的。例如去年5月，无锡比亚迪就发生了一起员工集体要求恢复加班制的维权行动，这似乎佐证了中国人就是“热爱加班、甘当人矿”，不能完全套用西方标准。但实际的情况却是，无锡比亚迪仅给工人们每月发放2千多元的底薪，工人们无法养家糊口，所以才无奈选择主动要求加班。是先有诸多中国企业践踏劳动法、剥夺工人权益在先，然后才有了中国工人们被剥削、被羞辱而不自知，其背后并非是什么文化差异，而是典型的“制度差异”。诚如网友所言，比亚迪“奴役式用工”就像是中国发展模式的一种缩影，它是将活生生的人类视为消耗品，通过过度攫取的方式实现畸形发展，而这种模式何尝不是一种“最美逆行”呢？也难怪我们连CPTPP的门槛都够不着了。

12月25日，环球时报、人民日报联合发起“中美友好合作故事”作品征集活动，旨在展示中美友好合作美丽画卷，并呼吁将鼓岭故事传承下去、发扬光大。所谓的“鼓岭故事”指的是一个美国家庭与福建省福州市鼓岭的一段缘分。1992年，时任福州市委书记的习近平，帮一位美国女子加德纳找到了丈夫在世时念念不忘的故地鼓岭，这在当时被称为中美友谊的典范。同样也是在25日，外交部长王毅宣布与日本达成“中日高级别人文交流十项共识”，其中包括文娱产业继续合作。一时间，原本反美反日的舆论风向，似乎迎来了剧烈转变。让人很难想象，该国几个月前才接连发生了针对美日籍人士的袭击事件，许多网民曾为之叫好。有网友调侃，对美对日友好自然是一个对中国社会有利的改善。当初还说什么“奉陪到底”，看来我们真的“到底”了。当然，这种红线横跳，可能会让某些正能量博主、粉红网民认知失调。

近期， 美国驻华大使馆微博下也开始出现了一些中美友好的评论，昔日高浓度的战狼评论在一夜间就消失大半。这种风向的摇摆变化，也让刚刚过去的圣诞节陷入了“到底过还是不过”的尴尬，出现一种冷热交织的混乱状况。在上海、天津等地，圣诞节的节日氛围浓厚，许多商家都精心布置了大型装饰物。而在河南、四川等地，则相继出现了“誓死不过圣诞节，只过长津湖战役胜利纪念日”的极端声音。有网友指出，长津湖战役胜利纪念日其实是官方刻意发起的一场民族主义煽动，有官方媒体将这场战争的结束时间从12月13日改为24日，以迎合“仇视西方，抵制圣诞”的宣传需要，并在过去几年的临近圣诞节的时候反复强调。但如今这种不和谐音要暂时给中美友好的新调子让路了，此所谓“治大国如反美亲美”，一切需以大领导的想法为准。

1月3日是李文亮医生被训诫五周年的纪念日，许多网友都在社交平台上表达了对李文亮的怀念。在被称为【中国哭墙】的李文亮的微博下，那些鲜活的声音仍然不断涌现着，中国数字时代也在持续进行收录。五年前的这一天，武汉市公安局训诫吹哨人李文亮医生，导致了新冠疫情的“不可防不可控”，最终令整个世界都深受其害，陷入了噩梦般的疫情三年，有至少有2000万人直接/间接死亡。直至今天，整个世界也未能完全走出疫情的阴霾，世界卫生组织也仍在敦促中国公开疫情源头信息。也许，李文亮的训诫书就是新冠溯源的答案，它无时无刻不在告诉我们，一个不透明的极权体制不但有能力掩盖真相，也随时可能因为错误决策引发一场全球性的灾难。

一周荐读：

中国数字时代年终专题：

• 【年终专题】校车引导员，外籍教师，散步的市民，日裔学生……2024年度人物：无差别袭击案受害者
• 【年终专题】“在这个比冬天更肃杀的极端时候，我的阳光依然要挣扎着穿过高墙照亮你昏暗的牢房”……2024年度CDT报告汇
• 【年终专题】“崭新的算法，能否算出一个奴隶陈旧的命运”……2024年度视频
• 【年终专题】“整个国家都洋溢着乐观向上的氛围”……2024年度敏感词
• 【年终专题】“墙也是一道‘边’，中国网民一直都很擅长于进行这种‘擦边’的反抗”……2024年度播客
• 【年终专题】“中文互联网上的内容每年都以断崖式的速度在锐减”……2024年度404文章
• 【年终专题】“13条生命换不来1条热搜”……2024年度“每日一语”

骑电动车送货的外卖员，在校门口排队过马路的小学生，用身体阻拦凶手的校车引导员，受邀访华的美国教授，在妈妈的陪伴下去学校的中日混血男孩，锻炼身体的普通市民…… 2024年，他们成为无差别袭击案的受害者。

中国数字时代梳理了今年已知的无差别袭击案中受害者的信息。由于审查的限制，只有少数案件能确认受害者的姓名、年龄、职业背景等具体情况。在其余案件中，CDT根据官方通报、新闻报道以及社交媒体上的视频和文字等信源进行查证，尽力做到准确记录事件发生地点、时间和受害者身份。

• 【CDT月度视频】十二月之声（2024）——“你们是兔子尾巴长不了了，能挺几天呀”

2024年12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4.12.1—2024.12.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十二月之声（2024）》。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 【CDT报告汇】AEP：中式人工智能充满党性，政治审查严重（外二篇）
• 【CDT报告汇】CNN：习近平扩大反腐规模，八年兴建218座留置中心（外二篇）

AEP的CEO道格·凯利（Doug Kelly）表示：“中国的AI模型系统性地撒谎、审查并歪曲事实，以服务于专制议程——而中国正努力推动这些模型成为全球标准。美国必须在开源和闭源AI开发方面都保持领先，以确保自由与透明——而非审查与控制——塑造我们的全球数字未来。”

• 【404文库】个人记忆库｜《环球时报》发起征文，要我们写“中美友好合作故事”
• 【404文库】基本常识｜人民日报征集中美友好故事，环球时报提中日关系改善

是的，你没看错，反美反日挺俄援伊大报《球报》，竟然举办了一场以“中美友好合作故事”为主题的征文。能让球报如此低眉俯首，自然是是因为大领导的意思变了。而大领导，则是因应百年未有之大变局，制订了千年之计。目前看来，为了展示中外友好，圣诞还是要过的《我晕了，究竟要不要抵制圣诞？》。

• 作者不详｜纪念李医生被训诫5周年
• 【中国哭墙】谢谢这个世界曾有你（12月1日-12月31日，2024年）

他有关的几个日子都会被反复提起。今天是他被训诫5周年。其他还包括他发出警报的日子和他死亡的日子。三个日子，代表三种意义。他是新冠时代中国人命运的象征：向社会发出警报的专业人士被打压、约谈，最终失声、死亡，而全社会接下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他日渐成为很多人的“信仰”，每天都有人在他微博上留言，讲述自己的点点滴滴：失业、失恋，生活中的不如意，也有人生的坚持和进步。

一周关注：

年度总结&新年献词：

• 草菇炖鸡｜「艰难时世，相濡以沫」2024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
• 青年志Youthology｜2024性别观察：姐姐们做到了，我们也可以
• 蔚青学者说｜2024，纪念学术圈那些早逝的灵魂
• 徐潜川｜2024年，关于黄雪琴案，我发过的朋友圈
• 阅后即瞎｜写给2025：墙破之处，就是旷野
• 水木网络法学｜劳东燕：我的2024，学会重新出发
• 李承鹏｜2024年度总结
• 基本常识｜2024未完待续：油罐车洗干净了没？
• 曹教授｜媒体千篇一律的新年献词缺乏常识
• 老萧杂说｜本号无新年献词

2024年，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可能是不能再糟糕的一年。与此同时，正如诗人布莱希特所言，“餍足之人”仍在“向饥民描述着即将来临的伟大时代”。在我们亲临的脚下，“大地不再孕育，只吞噬”；在目光与地平线的交界，“天空不再下雨，只下铁”。也许，真正的绝望，不在于变糟，而在于我们再也没有心力去关心变糟的一切。麻木和冷漠才是一切的终结。

• 【异闻观止】外交部｜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

2025年1月2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为研究中心揭牌并致辞。王毅祝贺研究中心在外交学院设立，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具有宝贵理论价值、重大时代意义和深远世界影响。

• 【异闻观止】国家安全部：警惕评论区里的谍影重重

网络社交媒体评论区因其可以突破时空局限，就多元话题开展即时交流，逐渐成为大众社会互动的主要场所之一。国家安全机关工作发现，近年来，部分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网络社交媒体评论区窃取我国家秘密，扰乱我网络秩序，对我国家安全构成威胁。国家安全机关提示：面对境外间谍情报机关利用互联网窃取我国家秘密、扰乱我网络秩序等行为，广大人民群众应保持警惕，增强国家安全意识和反间防谍意识。

• 【404文库】货殖新传｜巴西营救160名中国“奴工”，我看着却像找茬……
• 【404文库】星球商业评论｜奴家给各位吹个笛子吧
• 【404文库】王五四｜巴西友邦惊诧论
• 西坡原创｜只要过得足够苦，一切都可以是自愿的

巴西劳动与就业部称，他们营救出了160多名遭受奴役的建筑工人。他们共搜查了5间工人宿舍，其中4间存在问题。这个工地属于国内汽车厂家BYD，施工方是锦江集团。根据巴西公布的照片，宿舍条件恶劣，平均30人才有一间厕所，还没有区分男女，吃住都是在宿舍，没有洗衣间。甚至没有厨房，所有的食物都是在建筑场地附近，随意扯过几张桌子就成为餐桌……

一周惊奇：

• 建设性意见｜退役运动员吴柳芳收到某某总局圣诞礼物：赶尽杀绝
• 木蹊说｜600多万粉掉到4.4万，吴柳芳为何再次被“制裁”？
• 就叫熊太行也行｜对待擦边，将军大人还真是个体面人呢！
• 西坡原创｜吴柳芳已经是一个符号了

吴柳芳的抖音账号又被禁言了……粉丝数也从巅峰时的600多万被清理到仅剩4万。自上次舆论风波后账号解封以来，吴柳芳的账号没有更新过一条视频，没有开过一场直播，没有任何动作。很显然，再次封禁吴柳芳账号不是抖音平台的决定，也不是吴柳芳做错了什么。吴柳芳账号再次被封的原因有且只有一个：某某总局要赶尽杀绝。

• 玖奌杂货店｜李某雪的这份通报，我看了几遍都没看明白
• 马与人说｜李宜雪再次被送精神病院！
• 土星球长｜猥亵、精神病，李宜雪身上究竟发生了什么？

这份通报下面落款是两个部门，写得也很长。我仔细看了几遍，尤其是最后两段，愣是没看懂，看的是一头雾水……如果李某雪有侮辱、诽谤他人的违法行为，而且“实施违法行为时辨认、控制能力完整，评定为完全责任能力”，那是不是应该接受治安处罚？该拘留就拘留，该处罚就处罚，而不是“依法送诊”吧？一方面说诊断为有病，一方面又说“完全责任能力”，这怎么看都有点别扭。

• 【404文库】鸡蛋bot｜多位律师旁听刑案被法警喷辣椒水？当事人：法警禁止带手机，拍摄取证遭暴力执法
• 七志士｜天下奇闻：法院对律师用上了辣椒水，事涉知名“远洋捕捞”案
• 刑辩中坚｜郭睿：锡林浩特法院与辣椒水
• 法度Law｜旁听被法警喷辣椒水 | 受伤律师:当时生不如死，创伤慢慢浮现

12月25日，网传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法院一刑案庭审现场，多位旁听律师疑遭法警喷辣椒水等“暴力执法”，引发广泛关注。25日10时许，笔者联系到两位受伤的旁听律师。据其讲述，今日上午9点左右，因法院安检、携带电子设备等问题，旁听律师与锡林浩特市法院法警进行交涉。随后，有现场律师拍摄取证，却遭法警抢夺手机。期间，法警对四位旁听律师采取了喷辣椒水等措施。

• 倪刃｜伊朗，决定放开外网
• 馬世研｜伊朗解除互联网限制

不过也要考虑到，网络时代的信息传播效应很可能会让这次政策调整变成一个轻松的网络热门段子，比如“终于不用 VPN 的一天”。类似这种段子会迅速传播，成为社会的调侃话题，让公众对背后复杂的政策逻辑缺乏足够的反思。所以，最为关键的问题在于，这种松动背后究竟是一次短期的象征性妥协，以安抚民众，还是通往更深层次变革的试探？这一点，需要时间和更多实际行动来回答。我们可以继续观察。无论如何，还是祝伊朗越来越好。

一周讽刺：

• 特正经的张某某｜逻辑的作用：2023年谈“美帝虐待大熊猫必是谣言”

当我们展开熊猫外交之后，已有很多只大熊猫死于国外，有的几岁，有的十几岁，当然也有二十多岁的。日本死了三只之多，有一只还是在人工取精的时候死亡的，我提醒我的爱国同胞们，是不是可以上纲上线一下？如果再查查国内大熊猫非正常死亡，比如禄禄仔之类，你还会有新发现。比如上海动物园，近十来年养死了七只大熊猫……

• 基本常识｜跟着苏州学辟谣：大量外资企业正在撤离苏州吗？

近日，有一些自媒体发布文章和视频，对大量外资企业已经或准备撤出苏州表示关注，表达担忧。作为外资制造业企业集聚的高地与重镇，苏州的变化对中国宏观经济影响深远，更牵动人们日益敏感的神经。真有外资企业在撤离吗？哪些外企撤离了？比例占多大？因为什么原因撤离？出于对自己工作和收入的关心，人们迫切想要知道这些问题的答案，也迫切期待政府采取果断措施改善局面。于是，苏州行动了，苏州辟谣了……

• 亮见｜编一本领导微信群使用指南，迫在眉睫

2024年12月31日21:47，当大家都沉浸在跨年的喜悦中时，江苏常州武进区融媒体中心——“今日武进”，发布情况通报。武进区前黄镇党委书记——龚新宇，因在微信群发布不雅言论，免去其相关职务，并接受组织调查。据媒体报道，某天晚上22:23，在“前黄镇工作群”里，一个群昵称为“龚书记”的人，突然发了一条信息：“让我看看你泡澡的样子亲爱的”。外加两个亲亲。虽然六分钟之后，群主解散了该群，但为时已晚。

• 老爸讲科学｜ 抵制洋节，请从元旦开始

抵制“洋节”的人或单位不少，但作为给下一代传播知识、树立三观的教育机构，说出“不过外国节日”这样的无知之语，实在是让人叹为观止。难道这些学校的管理者们真的以为，来自外国的“洋节”，只有圣诞节、万圣节，愚人节、以及情人节？如果真如他们所说，被抵制的不应该只有圣诞节、万圣节等“洋节”，包括元旦、劳动节等节假日，也应一并纳入抵制范围。

• 史料搬运工｜不肯生养孩子的南宋“愚民”

朱熹评价两宋的财政汲取力度，称“古者刻剥之法，本朝皆备” ，乃历代汲取手段的集大成者。其中，南宋的汲取力度又远大于北宋。南宋国土面积不如北宋，但财政数据显示，宋孝宗时代的汲取总额，已直追高强度敛财的宋神宗时代——须知，此时距离靖康之难不过短短数十年，经济与人口皆远未恢复到巨变前的水平。所以清代史学家赵翼评价南宋时，也说它是个“取民无艺” 的政权，汲取百姓血汗毫无节制。

一周声音：

• C计划｜2024年朋友圈撕裂报告

又到了年末回望的时刻。这一年似乎发生了那么多事。让人愤怒的、恐惧的、忧虑的、沮丧的。以及，让我们彼此争执、对立、撕裂的。在这一年的年底，我们照例为你呈上朋友圈撕裂报告。我们需要看到的，不仅仅是这些撕裂事件中对立的观点，还有这些观点背后累积的社会情绪。理解这些情绪从何而来，理解自我表达中对不同价值的渴求，或许是帮助我们弥合撕裂的第一步。

• 张3丰的世界｜总要有人做记者

这种坚持，当然也是开心的。我赞同他公开场合中表现出来的乐观主义。比如，他说现在的报道水平其实比以前高；现在投身于新闻业的年轻人，也比很多“老记者”起点高。我还有一个判断：中国人整体上受教育程度在提高，这么大的国家，没有新闻业是不可想象的。说到底，总会有人选择做记者。

• 學人Scholar｜劳东燕：家长都承受不住社会压力，为什么认为孩子能承受得住？

人生是一个系统，而不是一台机器。这句话要套用到孩子的养育上，就是把孩子成长的生态环境搞好一点，孩子有压力有困难时一定选择与孩子站在一起，帮其缓解压力解决困难，而不是与学校一起对孩子联合施压。至于孩子以后怎么发展，发展得如何，就顺其自然。孩子成功与否，我并无所求，我的理想与梦想，会自己去实现，不会放在孩子的身上。再说，孩子有什么义务去完成父母未竟的梦想呢？

• 基本常识｜珠海撞人案动机公布，会震慑犯罪而不是引发效仿

凶案发生两个月后，罪犯姓名公布了，作案动机也公布了。这时候，我们要担心有人模仿作案吗？能批评珠海法院公开信息是不负责任吗？我想，答案应该是否定的。恰恰相反，作为司法机关，法院公开审理，公开判决重大恶性刑事案件，是对潜在犯罪分子最大的威慑，更是对社会安全和公众安全感最好的保护。

• 早见Hayami｜独属润人的创痛感

我其实并不是很喜欢「润」这个词，也不把自己定义成「润人」。在我18岁的时候，我给自己定下的人生目标就是「30岁定居欧洲」，现在这个进度只是提前了两年而已。润圈流行一个说法就是，「如果不是xxxx，谁会想要背井离乡？」也揭示着「润」是一种被迫逃离，是一种走投无路的无奈之举。

一周故事：

• 真实故事计划｜吃爱国饭的外籍博主，挤满东南亚

喊一句“我爱中国”，曾是一些外国博主走红网络的秘诀，前两年，“伏拉夫”等外籍网红凭借这一招赚得盆满钵满。后来，由于这一赛道过于拥挤，供应过量且重复，逐渐遭到中国网友们的厌弃。如今，这些尝过甜头的博主们将外宾表演爱国的流量生意引入到经济迅猛发展的东南亚国家，受到当地网民热捧。

• 北青深一度｜两年被家暴16次，受害者小谢的自我救赎

2024年12月27日，两年被家暴16次的小谢终于等来了法院的刑事终审判决……自2021年5月结婚以来，小谢被前夫贺某阳长期家暴，最严重的一次，小谢被殴打致十二指肠、左肝破裂，肾功能受损，腹腔积血，身体四处重伤二级，五处轻伤二级。现在，她的左肾已完全萎缩，丧失功能，她只能带着受伤的身体，在一遍遍的努力中，慢慢重建自己。

• 极昼工作室｜在极越最后的日子

2024年末，极越汽车受到关注，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倒掉方式。12月11日下午，内部全员会宣布开启“创业2.0”阶段，几小时后团队原地解散。收到解散通知的时候，测试组长肖琴刚把接下来两周的工作做好分工安排，订了大包间组织团建，准备鼓舞士气。她来自河南农村，是家庭经济支柱，所在工区少有员工听到风声。“我今天还干活吗？”大家都懵了。

• 真实故事计划｜在回本路上挣扎的年轻人

年轻人被视为金融市场的新生消费力量。前一阵股票市场回暖，超百万人新开账户，其中不少人是00后。他们许多人投资经验不多，对于金融市场的涨跌缺乏应对。一些人后悔贸然入市，期待回本后就撤离。光是保本，就花光了所有力气。回本是一场苦旅，也是普通人投资路上的必经路。

• 【404文库】三联生活周刊｜邯郸事件一审宣判：未曾预料的乡村留守儿童悲剧
• 亮见｜河北三个小恶魔的判决结果，全国的霸凌者等到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邯郸市人民检察院提出司法建议、检察建议，经专门教育指导委员会评估同意，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近期，台湾YouTuber @啊岳啪啪走 RENATO 到中国上海旅游时，在机场服务柜台购买了一张SIM卡，服务人员很热心地帮助下载VPN应用，并指导他如何使用。在被问及在中国翻墙是否合法合规时，服务人员回答道“我们中国人是不允许翻墙的，翻墙是不合法的”、“但为了外籍旅客的便利，外国人是可以合法翻墙的”，并且她还声称自己从没有翻过墙。

原视频：

这段视频在推特平台上引发了网民热议。不少人都感慨这种“内外有别”是典型的歧视，是真正意义上的“辱华”，即任何一位外籍人士都享有高中国人一等的“合法翻墙权”。还有人指出，这段对话中服务人员对于台湾的定义也是相当直白，将之归类为“外国”、“外籍”。不过，也有网友提醒，需谨慎对待来源不明的VPN，其中可能存在着安全隐患。

2019年的一张旧图显示，部分VPN服务“已落实安全义务”：

在之前的“巴西劳工部批评比亚迪奴役员工事件”中，也有网友认为，为这起丑闻辩解本质上是一种“辱华”，潜台词暗示中国工人可适用于与他国不同的待遇标准。

相关阅读： 【404文库】王五四｜巴西友邦惊诧论

我看了下惊诧的巴西友邦所描述的“奴役”景象：证件被扣押、工资分几次发、每天工作十个小时、有时一周也不休息、住的地方太拥挤甚至能闻到厕所的味道、三十一个人共用一个厕所且不提供厕纸、无床垫无柜子等，确实令我震惊了，我相信这一消息传回国内，也一定是举国震惊，这比我们国内很多工地的条件都好，如果巴西那边都算奴役，你让我们的工友怎么想，抛开事实不谈，你们这是在辱华。你们跟电影《一九四二》里的日本人有什么区别：日本人真是太恶毒了，他们居然给灾民发粮食。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推特网友评论：

bzgmbs：中国人在中国却是最低等的存在，不如叫中国奴吧。

weqqq278051：歧视中国人的是自己的政府。

BaoZhiYingCheng：工作人员恶意辱华。

QIAN40739538：宁予友邦，不给家奴。

WillianHiltonL：國人與狗不得翻牆。

ROCrealChina：境外势力合法翻墙～

kap375：在中國，外國人就是比中國人高一等，然後外國人裡包含台灣人。

maodogd：“没有翻过墙”的教经常上外网的翻墙…太经典了。

AllenGreen8：回归后就可以享受大陆人同等待遇了。

kel970188365261：這個時候，台灣又不是中國的一部分了。

BetterOff2100：台灣如果被統一，下場就是多了一道不允許翻的牆。

Rokyokuhitosuji：破案了：机场工作人员是台独分子。

MaxBeeer：我认为这不是一般的VPN，很有可能这是间谍app。

bengmugenr：這麼熱心？下載的翻牆軟件是不是「老王VPN」之類的釣魚版？

LongLiveMrLi：此VPN带监控吧，手机信息，手机通信都获取了，还美滋滋的呢。

喜迎高收入年

2024年12月30日，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官惩戒委员会成立大会在最高检机关举行。最高人民检察院党组书记、检察长应勇出席会议并发表讲话，应勇表示：

要优化检察官惩戒委员会工作机制，推动检察官惩戒工作与纪检监察、干部管理等相贯通，与检察业务管理、案件管理、质量管理相衔接，增强检察权运行制约监督合力，切实维护司法公正。

要坚持依法依规开展工作，严格遵守惩戒工作纪律，正确处理好权与责、法与情、公与私的关系，做到坚持原则不动摇、秉公审查不偏私，确保惩戒工作公平公正。

2004年8月28日，第十届全国人大第十一次会议表决通过，免去江西省人民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的职务。

“这样的决定，标志着被中纪委立案审查的中国第一个大检察官、省级检察院检察长丁鑫发，在法定意义上真正落马。”彼时，一名宪法学研究学者对此感慨道。

20年后，反腐一直在路上，落马于检察长职位上的贪官，仍然格外引人关注。

经“法度law”不完全统计，2024年“通报”落马的各级检察长共13人，在这些落马检察长的案件中，有的涉及严重违纪违法，有的涉及职务犯罪，还有的涉及枉法裁判和受贿等犯罪行为。

所有落马的人中，最常见的动因是非法取得经济利益——而“收受巨额财物”，几乎成为所有“双开”通报的“必选项”。

2024年10月，山东济宁市人民检察院原党组书记、检察长苏金森被查。通报提到：苏金森违反国家法律法规，违规占用集体土地建设住宅；利欲熏心、执法犯法，将公权力当作攫取私利的工具，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工程承揽、案件办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2024年4月，广东省江门市人民检察院原检察长向斌被查。通报提到，向斌无视中央八项规定精神，违规收受礼金；知法犯法、执法犯法，大搞权钱交易，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企业经营、项目承揽、案件处理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另一方面，以违纪违法手段干预正常的市场经济活动，靠案吃案并利用职权办人情案也是落马检察长的一个普遍特征。

从已经公开的案情看，13名落马检察长几乎都涉及利用检察职务便利，帮助案件当事人逃避罪责、干涉市场经济活动。

2024年3月，湖北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陈江波被查。通报提到，陈江波靠案吃案，利用职务便利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财物；执法犯法，徇私枉法，严重损害司法机关公信力，败坏司法机关形象。

2024年1月，广东省人民检察院原党组成员、副检察长黄黎明被查。通报提到，黄黎明践踏纪法底线，利用职务上的便利以及职权或地位形成的便利条件，为他人在案件处理、企业经营等方面谋利，并非法收受巨额财物。

此外，一些检察人员在严重违法违纪后，由于未被发现，继续得到提拔任用，甚至得到多次提拔。

检察机关是法律监督机关，肩负着维护国家法律统一、正确实施的重要职责，更承担着查办贪污贿赂犯罪案件，维护社会公平正的责任。

因此，检察长作为查处贪官的“官”，如果蜕变为贪官，犹如“督战队在阵前先乱了方寸”，危害不言而喻。

一名从事反腐败研究的学者坦言：随着反腐败斗争的日趋持久化、复杂化，检察长这一特殊岗位，已经成为一些自身存在腐败问题的官员窥视权力的重点目标。他们一旦被提拔到这个岗位上，不仅能够掩盖自己的问题，继续谋取非法经济利益，而且可以堂而皇之地以反腐败的名义，清除异己，壮大势力。

作者｜京睿

来源｜法度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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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Law

人们习惯用一个词概述一代人的面貌。

比如日本的“觉醒世代/宽松一代”。他们出生于泡沫经济破裂前后，深受经济下行、就业市场萎缩以及社会结构变化的影响，对未来的职业和家庭持悲观态度，开始质疑传统的“拼搏精神”，选择逃避社会期待，追寻内心的宁静与个人自由。宅文化和二次元文化成为这一代人的标志，与前辈的“务实”不同，他们倾向于沉浸在动漫、视频游戏和网络虚拟世界中，“不开车、不买名牌、不运动、不喝酒、不旅行、对恋爱冷淡”。“觉醒”体现在他们对社会期待的拒绝。

如今韩国的“n抛世代”，也同样深受经济高速发展带来的社会压力的影响，尤其是随之而来的金融危机后，社会价值观发生了剧烈变动。这代年轻人放弃了传统社会期望中的结婚、生育、购房、人际关系等责任，这种转变体现在急剧下降的结婚率、生育率上，影响至今。“n抛世代”以追求自由、个性化的生活方式为主，尤其是K-pop的崛起成为世代的象征。“抛”体现了他们在这个时代下为追求自我“置换”掉的东西。

而在中国，当下也是一个节点。经过1978年至2010年年均10%的超高速增长后，从2011年至今，除新冠疫情期间出现大幅波动外，中国GDP的增速正在逐年放缓。改革开放、房地产升值的红利已过，有人戏称现在年轻人面临的是“时代的黑利”。这代年轻人享受了教育民主化的成果，平均就业竞争力远超上一辈，但也感受到竞争激烈的无力感；生活成本不断增加，但薪资增长却相对滞后；他们在社交平台展示自我、寻找认同，价值观既开放又保守；他们在更丰富的资源下成长，看起来却比父母辈颓丧……

对这代年轻人已有不同的概述。比如清华大学社会科学学院院长彭凯平曾针对00后的心理特征做过调研，他认为，这代年轻人是“双相情绪波动”的一代，他们有希望，但也感到焦虑，他们拥有丰富的信息但缺乏实际经验，面临更多选择，同时也承受着巨大的生活和就业压力。再比如“在内卷和躺平之间，该卷卷该躺躺”的“45°青年”。

用一个词来概括一个时期的群体，必然包含统计上的暴力，但概括世界、理解自我在当下成了一种“不确定大环境下”提供些许确定的慰藉。

本文是年度回顾的最后一篇。我们试图为当下（下行周期）笼统的“青年”找到一些共性的概括，在众多选择中，我们悲观地找到了一个词：弱势。他们有此前日韩年轻人相似的处境，比起父辈，他们在经济上、话语权、精神面貌等方面都显得更为弱势。

文｜wt

编辑｜oi

01 被浪费掉的人

近几年，年轻人的工作状态，笼罩在三片乌云下。

前两片乌云，是失业率和工作价值。如今，失业和裸辞同时高发。一方面，经济增速放缓，大量公司降本增效，岗位减少，工作越来越难找；另一方面，工作的价值感骤降，工作可以提供的身份认同越来越稀薄，不论肉身离不离职，精神上游离在随时想走的边缘。

第三片乌云，是所谓的“第四次科技革命”的AI。当前各路AI厂家为了弱化年轻人“被替代”的焦虑，都在强调AI是人的工具，但AI工具释放的生产力，导向的职场变革方向，如即刻用户@托马斯骆说所，是从上一代互联网公司的“一小撮聪明勤奋的创造者+一大群综合素质比较高的辛勤工作者+源源不断流量和补贴资源”，到AI公司的“极少数超级强大的个体（智商/技能/行动力）+ 一小撮极其聪明的行动者 + 予取予求的燃料弹药（算力）。”以前人是主要成本，如今更多消耗在算力上。

衍生出来的问题是，那些不够聪明不够有执行力的大多数，去向是哪儿。

不只是权利和财富进一步聚集到资源雄厚的大公司里，工作的价值感也密集地收拢进这些号称在“改变所有人生活”的新科技大厂，对更广泛认为“除了月薪能作为正面激励外，无法从工作系统中获得任何的价值感和乐趣”的打工人来说，在职场的意义层面上沦为炮灰几乎是没法避免的，对多数劳动人来说，螺丝钉化不会减少只会加强。以往人在职场中被视为“人力资源”，如今人作为资源的价值正在减弱，未来的人出于稳定需求仍然需要职场，但职场不再那么需要人了以后，即便身处职场，大量的人，将被更多“浪费掉”。

更进一步的问题是，被效率抛弃以后，庞精神需求和经济需求都旺盛的庞大打工人群体，该如何被社会系统托住。

弱势一代处在这样一个环境里，他们越发依赖系统，但对系统无能为力，只能被动地期待系统变好。

具体到当下处境上的弱势，则是一系列的被动：

1、被动竞争，被动降低期待

工作越来越难找了。2023年，中国16-24岁的年轻人中，一度有超五分之一失业。 高校毕业生人数增多，而经济却处于低水平增长阶段，大厂等高科技企业增长放缓。近年求职市场对年轻人尤为严苛，脉脉《2024职场生存洞察》显示，2021年、2022年、2023年及2024上半年，人才供需比从0.32到1.29到1.98、1.97，增长了六倍多，相当于四年间，从每个人都有三个岗位可选，变成每2个人中就有1个没有岗位可找。

求职门槛也水涨船高，有些岗位从前双非即可，现在人均985、海外硕士。体制内也许不再是铁饭碗，但依然需要年轻人削尖脑袋：从2014年到2025年，专科学历能报考的公务员岗位从9%缩减到0.13%。

同时，随着AI技术发展，年轻人面临“技能转型”的压力。未来变得越发不确定，努力学习无法保障高薪生活，“读书无用论”正在成为某种现实。一方面，准大学生对“选错专业”输在起跑线上的焦虑越发严重；另一方面，很多人把希望放在与自己专业无关的副业之上。同时，本科、研究生毕业送外卖、做保安的例子，舆论也早已见惯不怪了。

2、被动“悬浮”

工作比从前任何时候都更是“饭碗”，现在忍气吞声地工作，是为了以后更好的工作、生活。也因此，待遇、福利是首要的，价值、意义并不是那么重要。南都民调中心面向年轻人的调查结果显示，61.4%的受访者认为工作主要为了“赚钱谋生”，占比最高，“实现个人价值”为36.8%。年轻人对于企业类型的偏好中， 国企仍然是首选。

经济增长放缓，人们对工作的需求也更加强烈，“大环境不好，苟着再说”的求稳心态有增无减。2024年的调查显示，在中日韩美四国中，中国的青少年最怕找不到工作，对不工作的状态最难以接受：有近八成（78.0%）的中国高中生表示“即使找不到理想的工作也应该先工作为好”，比例远高于美（61.1%）、韩（55.9%）、日（30.2%）三国高中生。工作已经变得糟糕，但年轻人对的工作的渴望依然高涨。

3、被动过劳

过劳已是普遍状态，结合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ECD）和国际劳工组织（ILO）的数据，2023年，中国企业就业人员每周平均工作时间近49小时，超出法定工作时间11%，创下近20年新高，同时达到全世界最高水平。

眼下围绕着“工作”的困境之一在于：看似工作赋予人尊严，没有工作就没有尊严，但恰恰又是工作剥夺了最多尊严。年轻职场人的自嘲，每年都在降级，从字面意义上还算中性的“打工人”，到越发卑贱的“社畜”，再到彻底沦为“牛马”，职场人的“含畜量”逐步提升，身份认同感持续贬值。

不过，即使是在这样的环境下，年轻一代自愿“内卷”的水平依然很高。

2024年一项跨国调查显示，在中国、美国、日本、韩国中，中国高中生对未来的职业感到最迷茫，但最愿意投入大量精力，超过六成的中国高中生愿意为工作投入60%以上精力，比例超过韩国（53.3%），几乎是美国、日本高中生的两倍（32.4%和31.6%）。

《下一个素熙》剧照

4、被动零工

非正规雇佣比例上升，2008-2017年，中国非正规经济规模经历了两位数的增长，占GDP比例超过五分之一，非正规就业人数达到1.59亿人。2021年，超过六成的企业使用灵活用工，超过一半的企业正稳定或扩大灵活用工规模，主要目的是降低成本。

近几年，外卖骑手、网约车司机数量大增。网约车平台注册司机总数已经超过1亿，每天有超过2万名新司机注册，同时，外卖员每天的新注册人数也超过2万。僧多粥少，平均收入降低，众包轻松月入过万的神话已经破灭。

发表在《人民论坛》的一则调查发现，这些游离在职场系统外，被称为“原子性群体”人，幸福感也最低。他们感受到的社会公平感相对较低，更多人认为社会收入差距过大，是整个社会中相对剥夺感最强的群体。他们在工作和生活中面临更多的挑战和不确定性，包括：收入不稳定、缺乏社会保障和福利、工作条件差、职业发展受限、心理压力大、社会地位较低以及缺乏法律保护等。

5、被外包的生活

 当代年轻人面临的困境之一，就是不断被迫“外包”自己的生活，尤其是在经济压力和生活节奏加快的双重夹击下。想要回归自己理想中的生活方式，往往成了一种奢望。在这种“被动接受”的状态中，预制菜是一种最具代表性的“生活外包”产品。即便人们知道速食并非最健康的选择，却也没有太多选择的余地，毕竟许多人很难拿出时间去做每天三顿全程自制的健康餐。

“脑腐（brain rot）”是另一个典型的例子。即便把它列入年度词，用来警醒自己，也没法消除“那能怎么办呢”的回应。把时间交给没有什么“信息营养”的流量，对许多上了一天班、明天还要上班人来说，从手机屏幕外获得快乐的生活，成本并不低，不论是钱还是精力。

6、被动“清醒”

年轻人在面对高度程式化和同质化的社会结构时，逐渐意识到自己就像游戏中的NPC（非玩家角色）一样，从上学到上班，再到结婚、买房、生育、还贷、养老、住院，这一系列的人生步骤被简化为一个固定模式。年轻人被期待遵循各种既定的路径，无论是考上好大学、找到好工作，还是买房结婚，这些都被视为“上岸”的标志。

社会对成功的定义依然单一，在高度同质化的竞争轨道里，只能比较谁赚得多、谁的房子更大、谁更早实现财务自由。

一些试图摆脱轨道进入旷野的人，不少也经历了“自由的诅咒”，自由附带的责任和不安，让离职博主们纷纷又回去上班。

7、被动接受出身

社会流动机会不均衡，造福神话也逐渐式微。

从2000年到2024年，中国高等教育毛入学率从12.5%提升至60.2%。教育民主化了，但社会发展所需要的就业机会无法满足极速膨胀的受教育人口，“寒门出贵子”又变回了神话。

2024年王元超、朱斌发表于《社会学评论》的一篇研究发现，最近十年，“阶层天花板”效应与“阶层地板”效应越来越明显。在2006-2010年，不同家庭出身者的收入没有显著差异。但从2012年起，工人、农民出身者的收入开始显著低于精英阶层出身者，并且差距逐年扩大。

工农阶层出身者即使成为精英，收入还是明显低于精英家庭出身者；而精英出身者即使跌落到工人阶层，也更容易翻盘。而反直觉的是，家庭出身的“长影效应”，在看似更追求理性和效率最大化逻辑的体制外单位，反而更加明显。 

8、被迫失去健康

用一个词来形容当代青年的健康状况，就是“脆皮”。中国学生的体育成绩逐年下滑。皮肤问题、情绪困扰和睡眠障碍也普遍困扰着大学生，脱发问题更是提前出现。南都民调中心的调查显示，83.5%的Z世代非常在意自己的脱发问题，73.4%介意别人谈论自己的发量，尤其是95后受访者对此尤为敏感。

身体状况是一种释放情绪压力的信号，颈椎病、超重、脂肪肝、乳腺结节、甲状腺结节、高血压、高尿酸都是年轻人体检时的常见问题，而这大多与高压下的不良生活习惯有关。

9、被动抛弃婚恋

恋爱、结婚可能意味着阶层下滑，与韩国“三抛”“五抛”“全抛”相似，中国的年轻人也开始“抛弃”婚恋、“抛弃”生育。

事业、爱情二选一的抉择面前，越来越多年轻人或许会优先保事业。根据中国计划生育协会等机构在2023年发布的《大学生婚育观念调查报告》，无论男女，大学生的共同追求都是“先立业后成家”。即使是刚刚成年的年轻人，对恋爱的兴趣就并不浓厚。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的调查报告显示，2022年时，有42%大学生单身且不想脱单，想要脱单的只有25%。

目前的婚姻现实是：农村男性结婚越来越困难，城市人群越来越不想结——无论是“被动单身”还是“主动单身”，很大程度都出于现实压力。放弃生育的原因大都可以归于性价比不高：相比无限的育儿责任，没钱、没时间、没精力、没盼头，就足以让许多人感到悲观。子女变成消费资料而非生产资料，悲观但现实的玩笑话是，费尽钱财、精力和时间培养一个985大学生，还是要送他996，还要买房、带孩子。而在婚育高度捆绑的中国，降低的生育意愿也一并拉低了结婚的意愿。

10、被动啃老

在成长过程中，许多年轻人逐渐发现父母并不像想象中那么可靠，这种认识导致了如今史无前例对原生家庭的反思、批判。除了被媒体广泛报道的断亲潮，也有很多人很难切断对于父母的经济、生活依赖，出现了不得不啃老的现象。虽然喊着个人独立的口号，但想要买房、结婚甚至找工作都得靠父母。

这代年轻人在成长过程中往往拥有更多的资源，这让他们认为自己理应比父母生活得更好，但很多人成年后却发现落差：既无法实现自己的梦想，也无法回报父母。阎云翔说，80、90后的年轻人在物质关爱与高期望值中成长，父母从小要求他们未来有出息、要回报父母，他们天然背负着人情债长大，内心承受着巨大的压力。长大后他们渴望成功以回馈父母，真诚地希望尽孝，但在现实的压力下往往难以实现。

从现实考虑，选择做“全职儿女”离不开性价比的计算——在父母身边，能保证小康生活、三餐无忧，而自己出去基本就得合租，在十几平米的单间里吃预制菜——这种阶层的降级，可能是难以忍受的。而和父母同住，也像是一种婚前的预备状态，尽管这可能会降低结婚的概率，就像日本，许多人在进入中年后依然单身，与父母住在一起。

《0.5的男人》剧照

02 害怕往前走的人

日本经济泡沫破裂之后的“平成大萧条”，也就是所谓“失去的二十年”期间，那个时期的年轻人，有浓重的虚无感，状态也从社会生活退回到私人生活。日本文化评论人宇野常宽总结了当时日本年轻人的两个处境：

1. 原本被当做经济崩溃开端的“平成经济萧条”，变成一种长期状态，意味着支撑战后日本的经济增长神话已经崩溃，原本努力就能富足的世界，逐渐转变为努力也不会富足的世界。

2.持续的不确定性带来持续的不安，年轻人无法承受自由却冰冷（难解）的社会，奥姆真理教实施的沙林事件（一场在日本地铁站里的无差别毒杀），恰恰反映了当时在日本社会中蔓延的生存之痛：社会无法给予人们意义和价值。原本努力就可以找到意义的世界，转变成了努力也无法找到意义的世界。

这两种处境，当下不少国内的年轻人，也已经开始在自己身上看到。当集体主义的宏大叙事，和个人主义的努力增长叙事都失效后，人们开始同时持有2种悖论性的态度：

1. 寻求“全方位肯定”的认同

2. 不断把否定性的词往自已身上贴

一方面，对社会性自我实现的信任大幅降低，导致身份认同并不取决于行动（“我在做什么”“我做了什么”），而是取决于状态（“我是什么”“我不是什么”）。人们不再追求自我实现式的成功，转而追求自我形象/人设获得认可。面对问题，人们不再“通过行为改变状况”，而是通过“思考使自己被接受的理由”来谋求解决方案。

于是，付航的一句passion，喊中了时代情绪，即便你毕业于大专，当过保安，也会有一个像他妻子一样的人对他说“勇敢做自己，就一定会有人爱你”。把大量利润发给员工“不是因为你做得好，而是因为想要你好”的胖东来成了年度现象。不论你是什么样的人，都给你全方面肯定的乙女游戏大爆发，预制了“认同—理解—关心”模式AI情感陪伴APP也紧随其后，填补“主动行动不得”而需要的被动认可。

另一方面，即便年轻人内心仍想“成事”，但逐渐把自己定位为普通人、路人甲乙丙、NPC，是世界的背景板、毫不重要，通过把自我评价降到最低，来把否定自己的权利留在手里，为了减少跌落的恐惧，先用跌落来自居，用否定来肯定自己，以此勉强维持情绪的平衡，让自己不至于倒下。

这种心态上的弱势，也更普遍地贯穿在这代年轻人中：

1、忧虑提早

与前世代相比，就业、生存的压力更早压迫年轻人，他们承担了早熟的压力：比较标准、竞争对象前所未有地被拔高，信息扁平化之下，幸存者偏差被放大，富人、同龄人的成功学叙事加重了普通人的失落感。同时，从小使用社交媒体的这一代互联网原住民，也更早接触成人世界的生存焦虑。

在2022年《第一财经》杂志对00后的调研发现，当时尚未进入职场的00后，已经比95后更认为“房价过高”阻碍了自己的目标，他们也更担心未来因为经济不好而失业、担心未来工作会被AI取代。

2、童年推迟

童年和成年之间的界限似乎变得模糊了。或许，对“啃老”的批判几乎消失，对“巨婴”的批判与经济上依赖父母脱钩，而更多是指心理上不成熟的行为。年轻人反而希望自己的父母更有钱，他们会反向“鸡父母”，激励父母挣钱。成年人难以实现独立，传统的“成年”里程碑（如结婚、生子、买房）或推迟，或取消。

在心理上，越来越多的成年人也“退行”回童年。在现今的互联网上，看到生活条件优渥的中年父母，评论区发一句“接爹”“接妈”“您还缺孩子吗”，尽管某种程度上是一种阶层集体情绪的具象化，但年轻人对暴富的期许，以及被呵护的希望却是真实的。

此外，许多人需要用大量时间治愈童年形成的创伤，满足自己小时候被忽视的需求，比如给自己买玩具、去主题乐园。

3、养老危机

2023年，中国出生人口经历连续第七年下滑，从2022年的956万再降到902万。到2050年，出生于生育高峰的80、90后迎来退休潮时，每个老人将只有1.5个劳动力供养，而在2020年，这个数字是5个。

根据中国社会科学院的数据，公共养老金将在未来十年里耗尽。2022年《第一财经》杂志对00后的调研发现，00后比95后更焦虑未来的养老问题，有近六成的00后希望提前规划养老，养老的重要性远排在落户、结婚、生子之前。

《0.5毫米》剧照

4、让渡自主权

父母对年轻子女的婚恋决定权有扩大的趋势。相亲、征婚通常由父母发起。在一些地区，彩礼和嫁妆仍然是重要的婚姻习俗，父母可能会因为经济原因而对子女的婚恋选择提出具体要求。许多年轻人认为尊重父母的意见是孝顺的表现，再加上需要父母的经济支持，因此在婚恋选择上会更多考虑父母的意见。

5、挥之不去的东亚价值观

许多人处于既现代又不现代的夹缝里：既想躺平，但骨子里还普遍怀有对世俗成功的渴望，比如衣锦还乡、使父母荣耀。社交媒体上倡导着价值多元，大声疾呼每个人要做自己，但社会价值认同的是另一套模版，大部分人依然认为一个人应该念重点小学，升入重点中学，被重点大学录取，毕业后进入大城市的体制内或大企业，获得一份稳定的高薪工作，再买下大城市市中心的三房两厅，结婚生子，几年后把孩子送入重点小学，周而复始。

在评价标准高度一致性的环境中，人们更多地是在互相竞争，而不是合作。每个人都在努力超越他人。甚至在家庭中，父母千方百计希望子女过得比自己更好，年轻人也会拿自己和父母比较，达不到父母的水平就被认为是没出息，给父母丢面子。

从小耳濡目染这种价值观并深深内化的个人，难以心安理得地随意选择生活方式——自我认同为普通人，但“做个普通人”依然不是大部分人的人生理想，充其量是一种“认命”。即使不为了光宗耀祖，至少得为社会创造价值、为家庭积累一定财富，在同龄人中混个中上水平，才是体面——或者说有面子的。

但在社会向上流动变得困难的现实下，“寒门难出贵子”，即使是考入重点大学、已经出人头地的“小镇做题家”，也很容易在理想人生的进程上止步于高学历，无法获得高收入，从而为无法获得应试教育12年以来所许诺的成功而感到幻灭，成为脱不下长衫的孔乙己、甚至985废物。

年轻人依赖父母，同时在“孝”文化的影响下，很多人也下不了决心实践“课题分离”，无法和父母保持彼此独立，互不干涉。

6、防御性保守

相比95前一代人在“北京欢迎你”“同住地球村”和“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的氛围中成长，充满理想主义和蓬勃向上的精神，新一代年轻人则在“战狼”、短视频和饭圈文化的环境中成长起来。

理想主义逐渐退潮，现实冲击加剧，年轻人的反叛精神或许比不上父辈。阎云翔认为，在意识形态上，年轻一代与父母差异不大，甚至可能更保守。

一部分开放、冒险、叛逆的精神，被各种防御性的行为取代了：互联网上为了自保，人们提前预判他人并进行自我审查，避免冲突和误解，人性的复杂被简单化的“三观正”所掩盖。人们习惯迅速归类和标签化一切，容易形成对立阵营，建设性的交流变得困难。每个人都退缩回自己的舒适区，刷着算法推荐的信息流，躲在自愿精心构筑的信息茧房中避免受伤。 

社交退缩现象明显，亲情/友情/爱情缺位，不少人过着没有陪伴的“单数”生活，在二次元/虚拟世界里重新做自己。在人与人价值观难以弥合的情况下，人们通过各种方式保护自己，如淡学、momo、免责声明、狗头保护等。两性之间的沟通减少，感情里一旦感到不舒服就逃、分、撤。

在现实生活中，为了保护自己，年轻人变得更加保守：谈恋爱以结婚为目的，重视门当户对，避免感情中的不确定性和风险；更重视工作的稳定性和安全性，倾向于选择体制内的工作，创业者越来越少；做决定时更多考虑父母的意见，以获得更多的支持和安全感；财务上，多存钱、少买基金股票，追求财务安全，避免高风险投资。

人们更容易通过互联网意识到阶级固化、经济下行等问题，也因此更可能“清醒”地选择“正确”的、低风险的生活方式，甚至进入一种零失败的模式：“从哪里跌倒，就从哪里躺下”。

7、主观降级

悲观情绪正在社会中蔓延，成为时代慢性病，而一种主要病症就是失去信心。

哈佛大学教授Martin Whyte和斯坦福大学中国经济中心教授Scott Rozelle对中国的长期民调反映了过去20年间社会情绪的变迁：过去，大多数人认为家庭经济在五年间正在变好，对未来五年也很乐观，这样看的人持续增长，在2014年达到了七成以上。但到了2023年，只有38.8%的人觉得生活在变好，对未来的改善持乐观态度的比例也跌到不足一半。与此同时，对未来感到悲观的人变多了，比例从2004年的2.3%上升到2023年的16%。

在这个社会中，努力就有回报依然是普遍看法，但年轻人不像中老年人那么相信了。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与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联合发布的《社会心态蓝皮书》显示，60前、60后、70后的奋斗信念最强，超过60%有很强的奋斗感，80后稍弱一些，但在90后及更年轻的人群中，这一比例降到了47.32%。在对奋斗的信仰方面，这代人确实是“最差的一届”。

普遍的自我降级、社会和经济层面的弱势地位和自卑感，或许也能说明年轻人看起来不如老年人强势的现象。《人民论坛》上发表的一篇研究发现，仅仅从2013到2017年，无论是从事哪种工作、具有何种发声影响力的年轻群体，都认为自己的社会地位降低了。年轻人对于社会收入的差距的接受度也普遍降低了，绝大部分人都认为社会收入差距太大。

8、主动回到自己的生活，但程度有限

年轻人的心态是知道自己不想要什么，但不清楚自己真正想要什么，也拿不出具体的解决方案。他们逐渐将意义感从工作中转移到生活中，流行语也从不切实际的“躺平”，转变为更实际的“gap”和“松弛感”。

近年来流行的不少职场热词，都是年轻人试图从工作中夺回一些掌控感，例如有些人换上看起来不聪明的“笨蛋头像”，试图减少领导的沟通欲望，这样的行为替更多不敢轻举妄动的打工人发泄了厌班和想要放弃上进的情绪。

也有人面对强势的工作压力，开始实行“人生切割术”，把上班的自己开除“人籍”，比如在办公室里乱穿衣（“恶心穿搭”），不为工作精心打扮、买名牌包或者聚餐，甚至不为缓解工作情绪花钱，总之不为工作倒贴一分钱、一分精力，以自我委屈的方式找回一点掌控感。

各种各样的短逃离、城市户外穿搭等方式，也同样是在进行一定限度的放松和反抗。年轻人可以“逃避”，却很少有人真正“退出”游戏，大部分时间，他们只能在无力感中继续维护自己并不认同的规则。正如想过的生活只有在“gap day”才能实现，而这短暂的休息也像是为了调整工作状态而喘息的插曲。

9、社会脱序

人类学家项飙提过一个说法，1970年代末至1980年代末，这一时期普惠式的改革让大多数人的利益都得到了提升。90年代，尤其00年代后，经济和社会发展的模式转为分化式的，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贫富差距增大。

因此，老一代人宏大的社会理想是与他们自己息息相关的，而很多年轻一代缺乏这种参与感，他们无法在宏大的叙事中找到位置，又因为没有在身边具体的人、事（“附近”）中建立参与感，导致他们只能通过口号式的象征性说法，用抽象的概念和理念来表达对想象中“大”事物的归属感。

10、情绪病弥漫

年轻人抑郁、焦虑比重不断上升，年轻人是所有年龄段中情绪最差的。《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显示，18-34岁的青年的焦虑水平最高；同时，相比十年前，人们感到的心理健康水平有明显下降。

年轻人的情绪问题日益严重，尤其是在教育竞争激烈的背景下，他们的心理健康受到了严重影响，如同黄灯在《我的二本学生》中描述的：“从小学到大学，教育的激烈竞争让学生个性被磨灭，疲惫成为他们的精神底色。家长和中学老师却往往对此无能为力，只能眼看“工厂化教育”将个体变成标准化构件。”

也因此，情绪问题出现了低龄化的趋势。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通过纵向比较发现，从2015年到2020年，中小学生的希望感下降了11.8个百分点。

参考资料：

宇野常宽：〇〇年代的想象力

东浩纪：动物化的后现代——从御宅族透析消费社会

脉脉：2024职场生存洞察

南都民调中心：Z世代职场态度与行为调查报告（2022）

中国青少年研究中心：中美日韩四国高中生调研

地理研究：中国非正规经济发展格局及与城镇化的关系——基于多指标多原因（MIMIC）模型的研究

人民论坛：当代中国青年群体的思想谱系

社会学评论：“阶层天花板”与“阶层地板”：收入分配中的家庭“长影效应”

南都民调中心：Z世代生活态度与消费方式调查年度报告

中国计划生育协会、首都经济贸易大学、中国青年网络、中国人口与发展研究中心：大学生婚育观念调查报告

中国科学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22年大学生心理健康状况调查报告

人类学与民族学之夏：专访阎云翔：不管在中国还是美国，年轻人都变得越来越保守了

第一财经：新世代，新主张——2022年第一财经00后“大调查”

BBC：中国经济：研究报告显示中国民众20年来的态度变迁

中国社会科学院社会学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社会心态蓝皮书

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中国国民心理健康报告(2019—2020)

黄灯：我的二本学生

人民论坛：影响青少年心理健康的因素及对策分析

货殖新传

全国上门采访写作家传、企业创业史。家传编辑部热线18657107601

要钱还是要官 他们选择了保官 说明还没饿急

1912年，清末朝廷已与革命党妥协，达成优待条件主动「共和」，岂料陕西巡抚多罗特升允却未得到通知，依然在战场上激战，险些扭转了历史方向。

根据小说《白鹿原》记载，好在「朱先生」，也就是现实中的关学大儒牛兆濂，孤身进入清军大营，劝说放弃进攻西安，免了一场生灵涂炭。

这两天，江湖上在传另一则类似故事，被誉为「远洋捕捞未遂第一案」：那个名叫「去水（明显是反向化名）」的地方，竟然在最后时刻没收一分钱放了人！

一位大姐的儿子，在宁波做会员制旅游的，被去水捕捞到去水，要1000万放人。

大姐坚决不给，于是去水官方每天打电话讨价还价。

10天时间里，不同的人，报不同的赎金价格，但基调是每天下调：1000万-800万-500万-200万-100万……

直到前天，也就是第9天，一个小年轻打电话：「大姐你这么做，让我们领导很为难啊，给2万行不行?」

大姐还是拒绝，不出钱、不接人，要求去水从哪里捉的放到哪里去，还扬言上面有人，要层层举报。

去水算背时，碰到了硬茬。

第10天，去水打电话说，不要钱了，要家属来接人走。

大姐回答：「你们如何把他搞来的就如何送回去，要么就直接拘留。」

第11天，去水买机票把大姐儿子送上飞机。

就这样，苏武牧羊归来了？

微信群里大家都很诧异：

• 这跟古代时候的绑票有啥区别？

• 古代绑票价格弹性有没有这个大，可以撕票啵？

• 做老妈的不怕撕票咯？我对大姐佩服得一滚！

我查了一下，没有具体的消息，但大体相信为真。虽然没有明确说是宁波哪家公司，但确实有家比较知名的做会员制旅游的公司；而远洋捕捞队，则明显指出是「去水」，这种传言的造假风险太高，因此为虚假的可能性极低。

至于最后竟然以放人结案，估计是最近风声太紧，当地领导也怕了，选择了扯呼。

毕竟，杭州、义乌等地已经响应上面的号召，严防「远洋捕捞」，从源头上堵塞执法漏洞。

再兼长三角东南互保《被抓的「远洋捕捞」队果然是这个地方的！东南正在「互联」拒捕！》，估计各地的「远洋捕捞队」也有点观望，万一不小心落在浙江手里，拿钱的是领导，倒霉的却是自己，是个人都得掂量一下轻重。

尤其是上面三令五申要严审，甚至《定了！明年审查核实「远洋捕捞」案！》，这对那些捕捞队来说，可说是悬在头顶的达摩克利斯之剑。

换句话说，宁波大姐口中的「上面有人，层层举报」以前是个笑话，现在则是现实的威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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关学大儒牛兆濂曾有诗曰：「踏破白云万千重，仰天池上水溶溶。横空大气排山去，砥柱人间是此峰。」

2021年，曾有报道引用「砥柱人间是此峰」一语，作为《引领亿万人民走向民族复兴纪实》的标题。

真没想到，这位宁波大姐，无意间成了孤闯大营的「朱先生」。

但愿天下无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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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300多部家传，发现许多成功者，其祖辈要么是读书人、绅士，要么是企业家地主。

当然，也有平民家庭出一雄杰，通过读书等方式逆天改命，从而实现阶层跃升。

举凡发达国家，学生入学先讲家传，次学国史，为的是真正认识自己。

人是意义的动物，讲述关于我们的世界、关系和自我的故事、写作家传，是人类创造意义的基本方式。长按下面微信二维码，识别加我好友，一起抢救和传承家庭记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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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商群体是个奇迹，我们参与采写的下面这部书里，就有浙商创一代、二代的传承故事，民企确实有借鉴之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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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级地震，通常来说并不可怕。

但是，一天之内发生多次4级以上地震，并且地震局研判未来几日还有可能发生“震感较强”地震，你会作何感想？这是宁夏银川市民从昨天到今天正在经历的真实考验与艰难抉择。

1月2日10:01 银川4.8级地震

1月2日银川永宁县4.8级地震

1月2日16:43 银川金凤区4.6级地震

1月2日4.6级地震

1月3日03:45 银川2.6级地震

……

于是，一部分银川市民选择连夜离开。

还有一些市民则是在焦虑之中彻夜难眠。

如果换了是你来面对这种情况，你会选择“逃”还是“躲”呢？

选择“逃”还是“躲”，应该说都没有错。自己是生命的第一负责人，只要有秩序地行动，不引发恐慌骚乱，选择暂时离开银川或者在银川就近找空旷安全处躲避，都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然而实际上，对当下的银川市民来说，就近躲避的选项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严格来说，是尚未被启动的。

躲避“可能发生的较大地震”，应该选择空旷的、离建筑物有一定距离的安全场地露营，住帐篷、轻质板房，甚至打地铺都可以考虑。

可能大多数人平时没有留意，但这样的地方在每一座城市都有的，被称为“应急避难场所”。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通常设在公园、体育场、市民广场等大片空旷地区，平时发挥着各自的常规功能，待应急响应时原地转化为避难场所。

就这么看起来，还是很踏实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

银川还是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省会，它都能做到这个程度，其他城市应该做得更好吧？在我们没留意到的地方，国家已经默默地为紧急特殊情况做好了相应准备，只待有需要的时候就启用……

理论上的确是这样，但现实中呢，也不是说完全做不到，但就……不会那么丝滑。

第一，应急避难场所的容纳总量还存在一定差距

截至2023年底，银川市常住人口为290万人，其中主城区常住人口约240万。上面我贴出来的表格是银川市于2024年5月公示的最新版应急避难场所22处（仅包含主城3区），加起来可以容纳85万人避险。

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银川市主城区已建成的应急避难场所只能容纳约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银川下辖的永宁县，问题就更直观一些了。永宁县本身并未公示辖区内应急避难场所的信息，根据高德地区查询数据显示，永宁县辖区仅有1处应急避难场所。

第二，应急避难场所的配套设施有待完善

有人可能会想，应急避难场所，不就是一些空地么，到处都有啊，花几百块钱立个牌子不就成了应急避难场所？

还真不是这样……

人群聚集起来，哪怕是躲避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紧急情况，人也是需要吃喝拉撒睡的，而这些供人吃喝拉撒睡的配套设施才是建设应急避难场所最难最贵的地方。

想要安置几万人在一片广场上避难，移动厕所你得有吧？帐篷地垫得有吧？银川现在夜间最低温可是零下9度，总不能让大家依偎取暖吧。

以银川市公示已经“建成”的，测算“可以容纳”85万人的应急避难场所，真要按上面的最低标准实际运行起来，别说80万人了，能安置8万人住3天就谢天谢地了。

真要按照足够安置整座城市全部人口避难的标准来储备各项应急物资，那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只是这个成本我们当下社会还很难承受得起，或者说还不想去承受。

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出现多次4级以上地震，尽管市民多有担忧，但银川市并没有主动启用这些应急避难场所让市民前往躲避。这里当然有避免社会恐慌的考量，但更多还是成本和可行性层面的考量。

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第三，对地震的研判预报现在还不够可靠

启用应急避难场所还要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缺乏决策依据。假如是已经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垮塌没法住了，那没办法只能在避难，假如是即将登陆的台风，有较为可靠的路径预测，那也简单，提前安排群众转移避难就好，范围放宽一些都可以接受。

银川现在的难点在于，没有人能确定会不会继续发生较大的地震，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发生。所谓专家综合研判“近期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不高”，或者“近期还有可能发生4到5级地震”，都只是非常粗略的判断，完全不足以作为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依据。

不是中国地震专家无能，是全世界的地震专家都好不到哪去。人类对底层深处10公里的了解还比不上对近太空100公里的了解多，确切说是远远比不上。真的，太难了……

所以，回到银川市的现实来说，有能力且有意愿的人们选择了暂时“逃”到外地避一避，有意愿但没能力的人们，就只能待在家里等一个未知的明天。大家都到应急避难场所“躲一躲”是不现实的。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年轻人被视为金融市场的新生消费力量。前一阵股票市场回暖，超百万人新开账户，其中不少人是00后。他们许多人投资经验不多，对于金融市场的涨跌缺乏应对。

一些人后悔贸然入市，期待回本后就撤离。光是保本，就花光了所有力气。回本是一场苦旅，也是普通人投资路上的必经路。

坠入水下

22岁的刘轩坠入了水中。

2024年国庆节假期刚过，他给自己的户头留下2000元余额，将除此之外的约6万元都投入了股市之中。

刘轩选中的股票和基金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当天买入后，刘轩的账户就有了600元浮盈。这样的收益让刘轩满意，但由于相关交易制度固定，当天买进的股票和基金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刘轩决定第二天就把股票卖掉，将这600元的收益收入囊中，再伺机而动。

事与愿违。第二天一开盘，势头骤然开始走低，一天时间，刘轩的账户形成了6000元亏损。他不得不打消了卖出的决定，留在其中继续观望。

自大学开始，刘轩就是一个对收入十分敏感的孩子。他出生于2002年，自小家里不宽裕，儿时他的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就带着一双儿女一起生活，靠着一份在县城5000元左右月薪的教师工作养家。自小家中拮据，还因妈妈心善借钱给亲戚追不回，刘轩和妈妈、妹妹三人一直在负债中生活。

大学起，刘轩比同龄的孩子多了些对挣钱的渴望和嗅觉。他在课余陆续接兼职，写过每个月800元的公众号文案兼职，后来还和同学一起做短视频自媒体，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到1万元帮补母亲和妹妹。投入股市的6万元，便是他大学4年业余打工的积蓄。

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刘轩把6万元投入股市，期待着靠本金的膨胀，用新的方式创造收入，但却事与愿违。

6千元的亏损，约等于他当一个月兼职的收入。但刘轩说，他不后悔入市。他坚信这是牛市周期，入局没有错，错的是他事先没有研究清楚交易规则，就贸然冲了进去。

自2024年9月24日以来，多项提振经济与股市的重磅政策的抛出使A股市场迎来了一波高潮。随舆论发酵，狂热在10月8日到达顶峰，各大券商开户数创下历史新高，短期内大量散户资金涌入股市，其中不少是像刘轩一样新开户的00后。

入市之前，刘轩就一直在留意近段时间的相关政策和市场变动。从“9·24”新政，到9月27日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再到9月30日，中国股市迎来16年来单日最大涨幅，这些信息给了他信心。刘轩说，因为看到很多东西在涨，而且实现翻倍收益的个股不在少数，他觉得市场上有很多机会，只是自己把握不住，是能力问题，所以，他决定留在股市继续观望。

就像沉入水下，回本的基准线就是海平面。刘轩开始了他的等待。

在水下，张露等待了两年。故事的开头是甜的。2022年10月，她跟着微博上一位算命博主的推荐，尝试着花两三万元买入了几支股票。两个月，她账户里的股票市值上涨了9000元。有时候，一天就能看到1000元的盈利。

如今回看，张露将那段时间称作自己的“新手保护期”。她是云南一家国企中做文秘工作的普通员工，一个月的薪资6000元和身边的大多数人无异，把钱投入股市之前，也未学习过投资、股市的相关知识。

张露甚至连股票的基本操作都不太懂，把“卖出”点成“买入”的失误，至少发生过三次。这一点，张露自己也清楚。回看当初，她觉得自己完全是在瞎操作：“完全就是跟风，啥也没看就无脑买。”

但就是这样的她，在初入股市的初期，生出了一种“自己是股神”“赚钱好简单”的感觉。

如果说入市初期的盈利是侥幸，那么后来，张露迎来骤然、长期的亏损则是必然。

除了妈妈，炒股的事张露不敢告诉家里其他人。张露的哥哥曾是老股民，他从2008年入市，之后一直在股海浮沉，直到2015年“把钱全赔完了”。这家人晓得股市的厉害，张露知道全家人都反对炒股，但她还是入了场。

顺风顺水地尝到甜头之后，张露花每周300元的费用，加入了那位博主的荐股群，博主推荐什么股票，她就买什么股票。可是好景不长，在短时间内，那几支股票接连走跌。为了拉平亏损，张露开始就着跌下来的股价补仓。结果，越补越多，把80万积蓄都搭进去之后，她依然没有回到盈利的水平线。

自2023年5月份开始，张露的账户就进入了亏损状态，之后一路缩水。最严重的时候，2024年7月，她账户上的亏损额达到了22万元。

其中张露最印象深刻的一笔交易，发生在2023年年中。当时，张露以每股1900元左右的价格，购入了100股某酒业集团的股票。买入之后，张露就看到这支股票开始跌。她只好开始补仓，每股跌到1800元时补了一笔，到每股1600元时补了一笔，每股触及1500元时又进行了补仓，四笔交易下来，总共68万就套在了这支股票里。

直到如今，张露根据博主推荐买的股票，也没能涨回这些年亏损的部分。

无人会为她的亏损“负责”。那位推荐股票的博主消失了。在他推荐的股票接连走跌后，花钱进群的会员们，在荐股群里群情激愤，一度联合起来投诉那位博主。自那之后，那位博主就在互联网上消失了，张露也失去了炒股路上唯一的指引。

如今，张露自认是货真价实的“韭菜”。她知道自己不懂，也不愿花心思研究，空有捞钱的幻想。在入市前所有美好构想落空之后，张露只有一个诉求——回本。

栗娜2022年跟着相亲认识的未婚夫冲入了股市，至今，丈夫仍是她的炒股军师。

原本在相识阶段让栗娜印象平平的未婚夫，因为一次意外的闲聊，扭转了自己在栗娜心中的形象。当时，他在车上突然讲起股票，栗娜很惊讶，“这不是赌博吗？”男人说不是，他给栗娜介绍股市的玩法，分析当下的行情，还讲到自己的操作，给她看账户上的盈利。

栗娜第一次认识炒股的人，那些炒股知识她听得迷迷糊糊，但男人说起股市中的运筹帷幄和成功战绩令眼前的这个男人释放出一种魅力。她觉得他“好不一样，好厉害”。

经不住几次三番的诱惑，栗娜跟着他投了三千块进去。当时她月薪六千，当天就“红”了一百多块。最初的兴奋感很难忘怀，一百块的甜头让她初次尝到股市的魔力，也让栗娜对这个男人的崇拜升级。陆陆续续地，她放了十几万进去。几个月后，她的账户就有了一万七千元左右的的浮盈。

那时，栗娜跟好朋友说自己在炒股，朋友劝她收手，她听不进去。她对股市充满信心，还想赚更多。丈夫更是狂热。他炒了两年多，挣了三四万，后来，每个月的工资一到账，除开房贷和日常开销，他就统统投进股市。

一切顺利的时候，栗娜感知不到危险。

转折来得猝不及防，2024年开年后，丈夫突然接到了裁员通知，紧接着，就是两轮股票暴跌。栗娜的账户里，蒸发了二十几万元市值。

那段时间，栗娜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看着亏损，她舍不得清仓离场，可是继续留在股市里，就只能看着它一天天地越来越少，甚至还要继续补仓来拉平亏损。栗娜陷入了纠结之中。

图 | 《大时代》剧照

沉入水下的日子

等待回本的日子里，刘轩学着去感受短线波动中的情绪周期，“涨得很高的时候，很可能就要进入退潮期了，千万不能在这时候买入。”又比如“这个股票这两天一直在跌，说明它的走势已经很弱，但如果第三天突然来了一个高开，那就说明这个票走强了，有资金进去了，你就可以去追一把。”

这个策略确实帮他回了些本。有段时间，他观察到机器人板块走势很强，有一支股票连着两天“烂板”，多次涨停后封板、解封再封板。刘轩预判它第三天应该开始走弱、低开。结果第三天，这支股票高开。刘轩趁势追了进去，在预判走势到头时卖出。

这次操作，他追回了2000元。卖出后，这支股票还在接着上涨。刘轩复盘经验，发现他忽略了交易当天的一则新闻：这个公司跟一家势头正盛的通信公司合作了。那天机器人板块的走势已经到头，大部分的股票都开始下跌，但因为这条合作新闻，这一支逆势上扬。

这次经历让刘轩感到自己的进步。他愈发相信股市有规律，而炒股是一门学问。他看到市场上一些在稳定赚钱的人，“不一定每次出手都会赚，但在概率学上总体赚大于亏，最终账户不停上涨。”但他也觉得，对于不懂的人来说，它确实就是一场赌博，比如10月8号跟着人群盲目追进去的自己。

为了感受市场情绪，他加了很多股民群。他觉得有些人在这方面实在没有悟性，总是固执地追问自己所持股票的未来走势，还会不会涨？其实群里所有人都知道那支股票的周期已经过去，只是持股人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在心理上始终不肯接受亏损。

在炒股群里，不理智的股民们很容易被带着走。在一些群里，早上开盘，汇率有点变动，大家就开始吵着要“拉爆A股”，开盘二十分钟后开始下跌，一群人就又开始嚷嚷“快出货”，恐慌的情绪被放大，经验不够的新股民很难保持平静。

刘轩觉得这些想投机又不研究的人赔钱是活该，“听别人推荐就想暴富，想来牛市薅一波韭菜，其实自己才是那个韭菜。”

有时候，刘轩会想，“回本”二字带来的执念太深，以至于他错过了一些正确决策的时刻。

他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下午。

入场次日就亏损6000元之后，刘轩没有着急撤出。后来，他如愿等来一波上涨趋势，逐渐趋近回本线，账户里股票的市值一度回到了5万8千元。

当时，刘轩隐约感觉，这一波涨幅已接近尾声。但是回本近在眼前，他实在舍不得撤退，想着等到第二天再迎来小幅上涨便可直接回本。

一念之间，他选择观望。过了夜，到第二天开盘，他又看到了“断崖式”下滑，账户里股票的市值从前一天的5万8千元，跌回了5万3千元。一夜之间，5千元的距离，他不敢再耽搁，决定狠心割肉。卖掉了一部分股票，有一些跌停的，卖都卖不掉。事后他回忆那天：“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直跌。那一次是最伤的，也是长教训最多的。”

等待回本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对张露来说尤是如此。

偶尔，她回去看一些博主的分析，跟着他们操作。有赚，也有亏。综合来看，她感觉博主们说的都不一定对，“没有人真的懂市场”。

因为操心回本的事，她觉得自己老了好几岁。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连着几天不洗澡，不停刷手机，看五花八门的博主讲股市观点，忧心忡忡地熬到凌晨，稀里糊涂入睡。魂仿佛跟着股票的价值蒸发掉了。每天中午醒来，她不刷牙洗脸，蓬头垢面下楼。久久不能回本的股票占据了她的全部心力，她感觉人生无望，连喜欢的男生都不愿意搭理了。

自入股市开始，开盘的每一分钟，张露都想去看走势。领导布置的任何工作任务，都让她感到烦躁，她的心思全到股票上去了。开会的时候，张露也拿着手机偷偷看盘，领导讲了什么，一句都听不进去。

其实对于张露来说，根本没必要每分每秒地盯盘，她做的是长线，她自己也知道，“我没有玩短线的资本”。但她还是想去看，为了心情的愉悦。有时候，看一眼，涨了，飞来横财确实让人心旷神怡，连领导的批评都变成轻飘飘的过眼云烟，全无所谓，“反正赚钱了，干什么都很开心”。

要是跌了，心里就开始不爽。最生气的还是那次，那支股票张露前一天就想好了，等第二天开盘就卖掉，结果第二天被派去开会。会议禁止使用手机，她心急如焚，始终找不到看手机的机会，害怕被通告批评，那支股票就在她看不到大盘的时候一路狂跌。

这种对股市的牵肠挂肚，在账户陷入亏本后愈加焦灼。她只想赶紧了结烂摊子，为股票涨跌牵肠挂肚的痛苦她无法忍受，但更不能接受亏损，于是只能苦等。

有时候，她想着如果能等到回本那天，她会拿回那80万的存款，去买套房。

以前张露的哥哥赔光了钱，家里怕他再挥霍，结婚时不再给他买新房，把市区的房子给了他作婚房。妈妈不想打扰小夫妻的生活，自己一个人回了农村。她想把妈妈接回城里，跟自己一起住。

亏损骤来时，最是栗娜的生活需要用钱的时间。

年初，她正处于孕期，盘算着孩子出生后各项支出所需的钱财，心绪日渐焦灼。她总觉得愧疚，因为觉得自己注定要亏待孩子：“（如今的我们）给不起孩子最好的，孩子一出生，就要陪我们省吃俭用。”而在此前，结婚典礼和买房消耗掉了丈夫的大半存款，其余的钱也都投入了股市。

日子本来应该很好过。栗娜的丈夫是摄影师。除了在公司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独立工作室，月收入可以达到三万，栗娜自己是幼师，有编制，年收入算起来也有十几万。在浙江衢州的小县城，这个收入供一家人生活绰绰有余。骤然间，栗娜的丈夫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四处求职无果，手里的股票又在暴跌，每月还有5000多元房贷要换，一天几万元的亏损，让这个刚刚建立的小家，陷入了恐慌之中。

这半年来，栗娜没买过新衣服、新鞋子。为了省钱，她自己剪头发，连停车费也不舍得交，每次为了找个免费的停车点，都要把车停得远远的。

晚上总也睡不着，有一次做梦，她梦见股票涨停了。在梦里，她狂喜。醒来发现是一场梦，天亮了还要接受新一轮暴击，又是一阵心焦。

日子一天比一天压抑，两人的情绪都在崩溃边缘。晚上，丈夫抱着栗娜痛哭，说对不起她，不该让她炒股，没有给她好的生活。栗娜也哭，她同样感到绝望，但更怕丈夫想不开，只能强装乐观安慰他，“没关系，会好的。”第二天早上，她挺着大肚子开车去上班，一个人边开边哭，不敢让丈夫看到。

在这样的痛苦中挣扎了几个月后，2024年7月份，宝宝顺利地降临了。新生命给了夫妻二人清仓的决心，“不能再亏下去了”。夫妻俩把账户清零，几年炒股，得到的是二十几万的亏损。

循环

炒股之后，漫无目的的日子有了依托，刘轩也说不清楚，“这算一种爱好还是算什么？”总之，炒股之后，他每天会在九点半开盘前起床，抖擞精神，提前浏览相关新闻，关注上证指数波动，感受市场情绪，定下今天大致的操作策略。三点收盘后，他会复盘今天的操作，哪里不对，下次改进。炒股让他的生活变得充实而规律。

有时，刘轩反思自己为什么会亏到1万8。刘轩做的是短线交易，每天都会操作买入卖出。大好行情让他没法等待长线回升，每天看着别的股票都在上涨，别人都在赚钱，他不能忍受自己的钱被套住不动，踏空感让他焦躁。如果一支股票一直亏损，看不见涨势，他就会割肉开始买别的，但很可能在涨势时买入，马上又迎来了下跌。

炒股的过程中，他也感到在跟自己的人性博弈。刚开始从ETF转投个股时，刘轩不敢重仓，轻仓买入多支，分散风险。这一批里也有大赚的，收益率很高，二十几个点，但因为本金太少实际收益不高。他感到懊悔，觉得自己错过良机，出手又开始大胆起来，重仓买入，然后就是三次失利。都是同样的错误，追涨妖股，因为贪心没能及时撤出，吃了好几个跌停，卖都卖不掉，亏了三四千。金额其实也不算太大，但同样的错误连犯三次，他无法原谅自己。这一天他把股票全部清仓，挣的、赔的，一口气全卖了，不再看盘，休整了一天，第二天重整旗鼓从零开始布局。

入市近三个月，刘轩感到自己的操作水平大大提升，逐渐能把握住追涨杀跌的节奏，在其中感受到乐趣。10月入市，他交了两个月的“学费”，12月，他的账户开始回升，只是离回本始终差了一口气，盈利了一阵子后，免不了又迎来一波颓势，他还在耐心等待。

栗娜和丈夫始终还是无法放弃股市。孩子长到4个多月时，2024年10月，栗娜和丈夫重新进场。当时，她的丈夫找到了新的工作，尽管薪资只有以前的一半。

栗娜直言，她自知自己是“被股票耍得团团转”，但是，她还是念念不忘那亏损的二十多万元，想通过股票，重新把亏掉的本钱赚回来。

有时栗娜觉得，炒股失败带来的也许并不都是伤害，经此一役她觉得自己对于财富的得失能看开了，心态磨练出来，“有钱就多花点，没钱就少花点。钱去了还能挣回来，身体健康就好。”

“说是贪欲也好，不甘心也好。炒股的人，挣到了钱也不会走掉的，因为你（会）想要更多的钱。亏了钱，更不会走，就像我现在一样，不会走。”栗娜说。

2024年10月8日，张露终于回到了水上。当天，股市逼近涨停高开，她持续的亏损一夜之间回了本，甚至盈利了8万元。

回到水上那一天，她没有把原本“回本就撤退”的计划提到跟前。转身，她计划着借杠杆继续向前冲。

她从各类借贷平台东拼西凑，借了20多万元。发现借贷的钱不能直接进股市，她就先转给妈妈，再让妈妈转给她。当时她还以为自己能从这波牛市里挣个二十万，“国家不是要给我们发钱嘛，大家都这么说”。

当天下午3点前，张露没有执行交易卖出所有的股票。

她再次留了下来。

追加的股票一路下跌。在上了杠杆后，亏损带来的压力成倍增加，那段日子张露过得心惊肉跳，后来实在承受不住，“宁愿亏本我也要还”。她把一支股票卖了，亏损5万6，用提现出来的钱把借款还了。她觉得放着不动，可能以后会涨回来，但是张露受不了，她没那个耐心，她想过回平静的生活，不想再被股市“玩弄”。这笔钱借了不到一个月，利息还了四千多。

她的心情始终不能回归平静，一想到千载难逢的回本机会就这样错过，一颗心就紧紧地揪起来，悔恨万分。市场的狂热更让她焦躁，她不再能说服自己接受亏损，“全世界都在挣钱，就我一个人还在跌”。

张露记得，10月10日，全天特大单与大单都与散户操作完全背离，当股市下跌，散户出货，机构就开始吸入；股指拉高，散户追涨，机构就开始抛售。全天机构继续净流出，而新的散户继续大幅增持。行情让张露看清了：“散户都是韭菜”。

她陷入了某种循环。

张露做了最差的打算，股票每年分红，那支酒业集团的股票，股息能到3%左右，跟银行利率差不多，大不了就吃一辈子股息。最要紧的是控制住自己，张露现在手上现金只有2万块，算是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费，想补仓也补不了了，“只能老老实实躺平，它啥时候回来我啥时候卖”。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2024年12月19日，邢燕军的追思会在北京举行。在追思会上，他的家人拿着一张公安机关作出的撤案决定书进行宣读，上面写着“因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

47岁的邢燕军曾担任优友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11月8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左旗公安局办案人员跨越1500多公里，远赴北京，以涉嫌开设赌场罪等为由，对上述公司包括邢燕军在内的14人展开抓捕行动。

在新左旗检察院已经作出不批捕决定之后，邢燕军等人本可以被取保候审。但同年12月，邢燕军等12人被新左旗警方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措施。

2024年4月3日，邢燕军在指居房间内被发现非正常死亡。12月6日，新左旗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这意味着，邢燕军公司被抓的14人，集体被宣告无罪。此时，离邢燕军死亡已过去了247天。

邢燕军案引起了社会关注，“指居”制度也再次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其中拘留与逮捕属于羁押措施，拘传、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都属于非羁押措施。监视居住制度本是刑事诉讼中较轻缓的强制措施，按照规定，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另外，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指居”是监视居住的一种。《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不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曾刊文提到，“指居”的执行方式的羁押性和非羁押性界限并不清晰，在实践中往往被异化为变相羁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坚卫曾撰文称，近年来，被非法“指居”并在其间遭受刑讯逼供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不在少数。

当前恰逢《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法学界围绕“指居”制度展开了是改是废的讨论。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指居”规范体系，包括“指居”场所需要具备什么标准、需要哪些外部监管措施、怎么保障嫌疑人“指居”期间会见律师的权利、怎么约束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等，这些还没有达成共识。

被异化为“变相羁押”

“在长达6个月的‘指居’期间，我不能走出房间，窗户24小时处于封闭状态，也不允许看电视和看书。”孙晓凯（化名）这样讲述自己的“指居”生活。

在涉及邢燕军等人的案件中，孙晓凯系该案第二被告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立喜担任其辩护律师。马立喜回忆，他曾多次提交律师意见给办案机关，认为该案不构成犯罪、不符合“指居”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监视居住适用的前提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司法实务当中，如果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即便需要继续侦查，在此情况下可将嫌疑人取保候审，而不是监视居住。

孙晓凯的经历并非少数，早在2016年，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发布过《新刑诉法实施调研项目数据报告（2015）》，调研项目访问了全国574名律师，超过60％的被访者认为，侦查程序中监视居住的法律实施存在适用条件方面的问题，即侦查机关使用随意，裁量权太大。

从立法本意看，“指居”其实并非一种羁押措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刘计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旨在保障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适用监视居住而免于被逮捕进而被羁押，可是在实务中‘指居’的性质已被严重异化，沦为比看守所羁押更为不利的一种变相羁押，‘指居’地点往往成了与世隔绝的变相羁押场所，这完全背离了立法原意，也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曾撰文回溯经历三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指居”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8条第二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监视居住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执行，或者由受委托的人民公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执行。”

张建伟说，那时的嫌疑人、被告人统称为“被告人”，从这一措施的适用看，监视居住是一种非羁押措施，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范围虽然受到限制，但没有剥夺其人身自由。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首次将监视居住的“住处”分为了固定住处和指定的居所。2012年再次修改时，《刑事诉讼法》对“指居”正式作出了明确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及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2018年，为与《监察法》衔接，《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后，规定适用“指居”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固定住处而需要监视居住的；二是犯罪嫌疑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且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

虽然《刑事诉讼法》对“指居”的适用条件作了规定，但在黑龙江省高院刑二庭原法官、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针对在当地有固定住所的嫌疑人，有的公安机关也会想法实现‘指居’目的”。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他在江苏省某区办理一个案件，嫌疑人在当地有固定住所，当地公安机关就将该案改变管辖到另外一个其没有固定住所的县，进而对其“指居”。20天后，办案人员拿到了口供，次日就将其解除“指居”，转回了原来的区。

“我向法院提出，公安机关涉嫌为取得口供而改变管辖进而‘指居’。后来，检察院把‘指居’期间的口供从控方证据中撤出了，不再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杨照东说。

杭州市警察协会特约研究员、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一级警长童晓辉具备公职律师和公安部高级执法资格，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对于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中“固定住处”的概念，实践中确实有分歧。比如某市直属分局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该直属分局驻地为A区，犯罪嫌疑人在本市B区有固定住处，若要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是应该在其B区固定住处执行监视居住，还是因为其在A区没有固定住处而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针对这些问题，公安部已发布典型案例进行指导，某市直属分局受理案件的范围为全市，犯罪嫌疑人在本市有固定住处，应该在其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否则，存在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变相羁押的问题。

正如曾挂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副厅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案例研究中心主任李奋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的，实践中“指居”不仅有被滥用的趋势，更面临着制度异化的问题，其强制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拘留逮捕措施。

（资料图片）在一次针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开展的集中演练中，法警配合值班医护人员，对突发疾病的犯罪嫌疑人开展检查、救治。

“脱离监督”易突破口供？

多位法学界人士认为，在公安机关办案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中，“指居”措施颇受青睐。

究其原因，根据张建伟的分析，主要源于其多重便利性，包括不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居所和看守所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更便于施加控制以及对场所进行操控，指定的居所变成了实际的办案场所，也方便取供，监视居住可以长达6个月，时间宽裕等。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的上述报告也指出，执行监视居住的手段或方法有不合理之处，变相拘羁押审讯嫌疑人的情况也较多，占比52.7％。

有媒体援引某派出所一位原教导员仇某的话说，《刑事诉讼法》规定，逮捕一般情况下只能羁押2个月。对比而言，“指居”的审讯时间更为充分。

一名律师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他了解的一起案件中，8名嫌疑人被“指居”在同一间房屋内，房屋中间设置了从屋顶到地板的防护栏，甚至，“8人中还有一名是女性”。

2024年6月13日，最高检发布一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包含发生在江苏的一起嫌疑人反映其在“指居”期间遭刑讯逼供的情况，包括遭受殴打及饥饿、违法使用戒具、疲劳讯问等变相肉刑手段。最后，针对刑讯逼供，该案两名侦查人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嫌疑人在“指居”期间所作的有罪供述也被依法排除。

在“指居”期间遭遇刑讯逼供的案例不止于此。据多家媒体报道，2022年7月7日，34岁的河北省某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暴钦瑞等9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被带到宾馆“指居”。13天后，暴钦瑞在“指居”期间离世。

2024年4月22日，暴钦瑞的家人见到了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报告。结论是，暴钦瑞死于肺动脉血栓栓塞引起的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这与他生前遭受长期限制性体位、反复机械性损伤、电击损伤等有关。

暴家代理律师、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佀化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1月，上述事件中的公安局8名办案人员涉刑讯逼供一案将在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上述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之一是“指居”有时处于监管的中空地带。浙江省一位受访的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便于办案确实是公安机关对嫌疑人“指居”的重要原因。不过，他们“指居”时，会主动向同级检察院报备，检察院也会过来查看“指居”场所是否符合要求，“指居”期间全程录音录像也要提供给检察院。

但还有多位受访者称，从法律规定来说，公安机关决定“指居”时，并不需要主动向检察院报备。刘计划表示，因为“指居”的立法本意不是羁押，因此，公安机关采取“指居”措施时，无须向检察机关报备或经其批准。

一位受访的警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针对被检察院逮捕之后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其变更为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情形，公安机关才需要依法通知检察院。

在山东省一名检察官眼中，虽然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有权也有义务对“指居”进行法律监督，但很多时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取“指居”措施并不知情，因此，难以对其监督。

“实践中，‘指居’成为办案机关控制的封闭场所，尤其沦为获得讯问便利的秘密场所，检察机关的监督大多形同虚设。”刘计划说。

还有多位受访者表示，在“指居”期间，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人的申请常常受到办案机关的限制。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地点往往都是保密的，这导致律师会见时,难以找到公安机关对接的人去办理会见手续。即使申请了，也经常迟迟没法会见。

多位受访者表示，被“指居”者普遍认为，因为“指居”存在缺少监督等，他们更渴望被羁押在看守所。

执业律师代存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设置看守所的目的就是实现羁押与审讯的分离。尽管看守所也隶属公安部门，但毕竟是独立的职能部门，负责嫌疑人的审前羁押与管护。这些年来，看守所管理越来越规范，被羁押者的人身安全、休息、饮食保障有很大改善。提审者必须到看守所履行提审手续，遵守看守所的管理规定进行审讯。

改废之争

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规划，修改《刑事诉讼法》被列入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多次就《刑事诉讼法》新一轮修改广泛调研，听取意见。

《刑事诉讼法》被称为“小宪法”，足见其重要性。而在其四修时，“指居”制度是改是废也备受关注。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指居”，现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规范体系，比如“指居”的场所需要具备什么标准、“指居”期间需要哪些外部监管措施、怎么保障“指居”期间律师的会见权利、怎么约束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等。

在多位受访的警方办案人士看来，“指居”依然有现实需求，不宜废除。一些受访的警方人士认为，经过几次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已对“指居”做了比较客观可行的修正。

广东省一位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和取保候审都是强制措施之一，可以互相补充。他曾遇到过有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为逃避刑罚而长期反复怀孕的案例。“这种情况下，‘指居’可维护法律尊严。如果废除‘指居’，法律的执行将会有漏洞。”

高通也表示，我国前三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法学界就有呼声取消“指居”，但因为彼时逮捕率持续在高位，“指居”还是被当作逮捕的替代性措施保留了下来。此外，2012年第二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监察法》尚未推出，保留“指居”，还有出于将“双规”法治化的考量。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看来，“指居”制度完全废除的可能性不大，客观上这项制度仍有存在的现实需要。有些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确没有固定住所，也没钱租房，只能适用“指居”。

高通同样认为，完全废除“指居”制度有一定难度，他倾向于将其保留，但必须严格规定，限制适用。“该制度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被滥用、缺乏监管，如果能够将其纳入监管的话，‘指居’可以起到降低羁押率等作用。”

那么，如果保留，今后又将如何严格限制“指居”制度适用空间？高通举例说，居所分为指定居所和普通住所，办案机关选择哪种居所应该慎重；“指居”的审批手续今后也应作明确的细化。

刘计划则表示，如果刑诉法修改要保留“指居”制度，应当全面还原“指居”的本质并予以完善，以规范“指居”的执行，完善并落实检察机关对“指居”决定与执行的监督，切实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与通信权。

不过，刘计划还是认为，基于“指居”制度积弊太深，直接予以废除亦不失为釜底抽薪的立法选择。

李奋飞也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或需对“指居”制度等《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如果不能通过彻底改造有效解决该制度被滥用、被异化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该考虑对其予以废除。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则在今年发出呼吁，应当彻底取消“指居”制度。

他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魏家淦在今年第五期《中国刑事法杂志》发文称，《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将合法性原则、相当性原则、变更性原则作为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技术性的修法已不能实现“指居”制度的立法目的，应当彻底取消“指居”制度，其功能可被改进后的取保候审所取代。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也持相似观点。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制度很容易被滥用，其严厉性远超逮捕这种强制措施，即便它可以起到某种积极作用，但是弊大于利，法律无法追求最好，只能避免最坏。废除“指居”制度应该是一个比较不坏的选择。

高通认为，目前，《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还处于广泛调研阶段，尚未有特别明确的修改思路。因此，有必要引导各界广泛讨论，这有利于修改时缩小意见分歧。

他有关的几个日子都会被反复提起。今天是他被训诫5周年。

其他还包括他发出警报的日子和他死亡的日子。三个日子，代表三种意义。

他是新冠时代中国人命运的象征：向社会发出警报的专业人士被打压、约谈，最终失声、死亡，而全社会接下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他日渐成为很多人的“信仰”，每天都有人在他微博上留言，讲述自己的点点滴滴：失业、失恋，生活中的不如意，也有人生的坚持和进步。

他成为很多人的倾诉对象。这是因为他是“人间的至善”。当然，人们知道他只是普通人，单纯、明亮、善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找份工作，靠专业吃饭；有基本的职业操守，胆小怕事，被警察约谈，老老实实写下“能““明白”，签下自己的名字。

正是这种普通让他成为“每一个人”，他是“社会的共识”，也见证了社会的溃败。人们纪念他，不过是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质疑，一点倔强。

这种漫长的纪念，是一种建构和创造，也是伤痛和不甘心。虽然微弱，甚至卑微，但在本质上也和当初北岛的“我不相信”一致。

在获得真正的道歉之前，这种怀念和疑问，就不会停止。“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他说的。而训诫书上的“明白”，其实是每个人共同签下的一一这再次证明，“一种声音”的力量何其强大，这正是李医生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他的死是自己生命的终点，却应该社会的某种起点。

在刚过去的2024年年底，文学界坏消息不断。文学出版物停刊的新闻、线上文学内容停止服务的消息接二连三，种种情况让我们不禁会怀疑：文学在当下是不是不行了？

纸媒衰弱、书店关店潮，其实文学的“式微”已是老生常谈，大家一边看着莫言、余华、苏童等大作家上综艺，讲过去自己写作、投稿、成名的故事，一边则唏嘘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再。

依赖情怀和愿景造势一时，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为此我们找到“小鸟文学”的主编杨樱聊了聊，从她身上我们发现，我们对文学的爱，不过就是对生活以及所有可能性最真诚的爱。

文学的黄昏？

前不久《书城》杂志发布休刊公告，宣布2025年1月1日起休刊。《书城》杂志创刊于1993年，曾经数度改版，经历多次停刊复刊。杂志海派风格鲜明，内容丰富，栏目众多，每一期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阅读趣味，曾经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像《纽约客》的杂志。无独有偶，在年底的时候，《文学报》也以交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说法，宣布2025年暂停纸质版的独立邮发。

不只是传统出版物，线上文学内容似乎也光景不好。一年出12卷的线上付费订阅文学杂志《小鸟文学》也迎来2024年12月31日停止更新的日子，服务完最后一个订阅读者之后暂停服务。一度被视为国内文学播客先行者的“可以听的文学杂志”跳岛FM前不久官方宣布了现有团队解散的消息，并更新了最后一期《第218期：自由潜水特别版：上岛吃饭，虽然是散伙饭》。

以上种种情况会让很多人不禁会怀疑：文学的黄昏是不是就在眼前了？纸媒衰弱、书店关店潮，其实文学的“式微”已是老生常谈。但其实就算行业坏消息频发，依旧还是有不少文学品牌依旧在前行，不仅不断有新品牌冒出来，而且不少原来的品牌也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后有了更好的发展。

在拥抱不确定的当下，或许有一点是确定的：文学的发展未来会如何，不仅需要时间来证明，同样也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小鸟文学

2021年“小鸟文学Aves”App上线，作为一款付费线上文学杂志，它精准攒聚了一众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最初“小鸟文学Aves”开出的高于文学刊物的稿酬一时间令诸多文学爱好者精神为之一振，并引发众多文学创作者关注。它在2021年获得刀锋图书奖“年度阅读平台”。

“小鸟文学Aves”App上线的时候主编杨樱说：“小鸟代表自由，有时代表高度，我们叫小鸟，因为我们还向往一点天空上的事。”3年后，小鸟即将和我们告别，杨樱又说：

“文学本身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产生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目的，它是为了成为经典和永恒。”

因为没有目的，也就无所谓成功与失败。对于小鸟的停止更新，杨樱不以为意：“App的内容停止更新不代表我们的工作停了，我们还会一直做，还会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

在小鸟运营的3年多时间里出了不少杰出作品。2022年，伦敦政经学院的人类学博士生周雨霏的非虚构作品《驯服与被驯服的：在拉萨繁育藏獒》在小鸟首发，之后被大众知晓，拿了不少文学奖项。这篇关于藏獒和女性的故事既有社会研究者的学术严谨性，也不乏创作文学感，“我们找周雨霏约稿，结果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杨樱用周雨霏的例子向我们解释小鸟文学的独一无二性，“我们多少提供了一些市面上没有的、有创新型的内容，一般人可能不会写。”

比起专业作者，集聚素人写作者的“24 小时文学聚会”栏目更是小鸟独特的典型体现。“这是个素人投稿的栏目，很多作者非常年轻，90后95后甚至00后，他们的文字一看就是没什么规则，是没有被规范过的表达。可能看上去有点野，题材也非常野。一般常规的文学杂志是不会接这些题材这些文章的，但是小鸟就会发表。”

敬美好生活

即使“小鸟文学”停更，杨樱是不会停的。自始至终，文学只是杨樱创造美好生活途径的一个分身。至于何为美好生活，要追溯到10年前。

2014年社交媒体初起，杨樱和伊险峰带着团队打着“何为美好生活”的口号上线了《好奇心日报》。凭借着高质量的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输出，《好奇心日报》讲述在消费主义下如何更好生活，其商业洞察、生活方式和年轻中产的内容核心精准打中20-40岁之间、关注商业、科技、互联网“高精尖”人群，一时间《好奇心日报》和杨樱名利双收。只是4年后的政治环境对内容的自由度产生极大限制，两人做出关停的决定。产品是关停了，但是做内容的心从来没有放弃。之后某一天，投资人找到他们，希望他们再试一试媒体平台。“我们第一反应当然是好，并且我们决定依然围绕‘何为美好生活’这件事。不过，新闻是不能做了，那我们不如就转向文学好了。于是小鸟就诞生了。某种程度上，‘小鸟’和‘好奇心’是一脉相承的，‘小鸟’是‘何为美好生活’文学向的衍生。”

说干就干，2021年“小鸟文学”上线，定位成一款专注于提供高质量文学内容的阅读平台，内容涵盖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小鸟”提供付费阅读服务，由杨撄担任主编，编辑委员会由彭伦、李静睿、曾梦龙、伊险峰等人组成。“在世界变得模糊不定之时，让文学杂志的价值是在一个崩坏的语言环境里，让人保持对文字的敬意”——这是编辑们口中的小鸟文学，也是杨樱心里的“美好生活”。

Q：作为一个线上的软件内容主编，和传统出版的主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杨樱：我觉得挑稿子严格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我们有一个三个人的文学小组来审稿，我们三个人对每一篇稿子投票，要得到三票的稿子才能上刊。

做小鸟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犟的部分，我们希望用不同的形式去接触正在发生的话题。虽然文学不是新闻，但是我们想成为一个新闻的延长线。不能直接触碰，但是希望可以回应，哪怕是以从知识结构上作为回应都可以。这在我们的各个栏目中都能看到。我觉得这是我们和传统文学刊物最大的不同。也许可以说我们距离当下更近。

我觉得这种内容的“当代性”并不是线上和线下的区别，这是一种选择。你需要有一种对“当代性”探讨的欲望和动力，然后去落实。

传统的文学杂志，比如说最知名的《收获》《花城》《人民文学》等等，作品被刊载在这些杂志上已经是一种荣誉、一种社会认可，你被选中排上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这种情况下它没有必要实现这种当代性。

Q：在大众认知中，文学就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杨樱：我觉得文学是理想主义代名词之一吧，理想主义太多了，它不只有文学。

我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个经历。我当时看一本叫《植物的欲望》书，那本书是讲的四种日常植物的故事，其中讲到苹果。书中提到“苹果是如何驯化人类”的这件事，大意是说苹果得到被大范围普及播种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类的选择，而是它吸引人类让人类繁殖它。我看完大受震撼，非常有感触，于是我在一次计算机课上和我身边的同学分享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看我的眼神，可以说毕生难忘。那种眼神不是好奇也不是责备，而是一种质疑，他质疑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么奇怪的东西。在他的认知里，这件事是一件没有用、没有价值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好像就感觉到，我似乎和他们不太一样。

其实文学应该就是类似这种东西，没有目的性，没有实际价值。文学本身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产生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目的，我觉得它为了成为经典和永恒。文学是值得做的事情，我现在也还有能力去做。

Q：你如何看待AI与创作的关系？

杨樱：我也刚开始玩这个东西，挺好玩，各种AI工具有各自擅长的，我会有时候用它写个诗、画个画，跟它玩一玩。很多初级工作AI可以完成的很好，比如说翻译，比如说写请假条、说明书。你如果说AI与创作的关系，我觉得它在努力模仿人类的思维模式，而且在学习速度上不可小觑。现在如果拿AI生成一段影像，可能真的还分不清到底是人工的还是AI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AI是有创造力的。我觉得去评价AI的创造力其实要看操作AI的人。你如何训练它，它就会有何种的体现，你是什么水准，你就能把它用到什么水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AI是人类非常好的合作者。

本哈明·拉巴图特的《理性的疯狂梦》是一本讲述人工智能的长篇小说。它从冯诺依曼一直探讨到李世石，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它描写李世石败给了Alphago的部分。他有一个场景的描写，说李世石输掉比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羞耻心，作为人类，他在做完一些行为之后他会有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是羞耻、懊悔也可能是感觉压力。Alphago与之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感情的干扰。比如在下了一步非常愚蠢的棋之后，Alphago毫无感觉，虽然操作它的科学家可能惭愧的无地自容；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李世石身上他可能就会想死，也会影响他的下一步棋。

虽然我无法评价AI是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作者，它的终极形态我也无法想象、更无法评判，但是我认为，AI是一定不会取代人类的。像书里写到的，无法产生感情可能是AI的优势，这也正是它无法取代人类的原因。只要你有足够的方法，AI是可以被预测的，它的路径和结果都是可以被推算出来的。但是人类因为有感情，所以不可预测。你不会知道突然之间去杀了个日本小孩的人在想什么，你也不会知道冲到广场上刺伤几十个人的人他在想什么，甚至连你身边亲近的朋友家人你都不理解他们在想什么。

我觉得人性的这种不可预测是创造力的来源。

Q：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可以和我们分享下吗？有哪些书对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杨樱：我大学里看过一本小说叫《手提箱》，篇幅很短大概就5万字，作者是谢尔盖·多甫拉托夫，是一个流亡的苏联作家。前两天我碰到了他的另一部小说，叫《我们一家人》，他真的就是写了十三位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亲人，读起来轻松诙谐很有趣，背后其实是有深刻意义的。多甫拉托夫在被译成简体中文好像就这两本书，06、07年左右出过一版后就没有再版了，现在好像只能在图书馆找到了。

今年我非常集中的看了米兰·昆德拉的所有作品，除了话剧没有看其他应该都看过了。当然我以前就看过昆德拉，但是没什么印象，今年又重新再看觉得太喜欢了，把他列为我最喜欢的作者。我看到有八卦说为什么昆德拉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太挑剔了。因为他这个的性格所以其他文学创作者和他的关系都不好，诺奖的评委也就自然不喜欢他。这个算是八卦野史，但我觉得挺有意思。

还有一个我很想向大家推荐的作家，齐格蒙特·鲍曼。他的书可以给你很多东西，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他的书里找到答案，什么狗屁工作、什么工具人、什么女性主义，这些他都讲过，而且是20年前讲的。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从集中营说到 TikTok，这个人太神奇了。

Q：小鸟文学的未来会如何？

杨樱：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打算暂停了。我们会更新到今年12月31日，是因为我们最后的一个订阅者订阅期间是这个，就算只有一个订阅者，我也要为他更新完。不过我想强调下，暂停的是付费部分的电子杂志，但是内容形式是我们自己定的，我们还会继续做内容，但可能不是以一月一卷的形式。具体是什么形式我还没有计划。其他新媒体平台上的更新我们还会继续。

2024年末，极越汽车受到关注，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倒掉方式。12月11日下午，内部全员会宣布开启“创业2.0”阶段，几小时后团队原地解散。

收到解散通知的时候，测试组长肖琴刚把接下来两周的工作做好分工安排，订了大包间组织团建，准备鼓舞士气。她来自河南农村，是家庭经济支柱，所在工区少有员工听到风声。“我今天还干活吗？”大家都懵了。

上海工区的整车软件开发工程师陆明，在公司闪崩前不久，被非正式通知部门解散，工作停滞。在他和同事们的视角中，上市分红的大饼一直在画，互联网病早已深入公司内部。极越宣布解散后，他在公司熬了一夜等谈判结果，第二天赶着去参加面试——冬天本来就不是应聘的好季节，他背着房贷，不能有断档期，在这个年末攒了五六个面试。

公司命运起落之下，多名员工回顾了他们身处其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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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的署名

12月11日星期三下午，距离团建聚餐还有一个多小时，肖琴发信息让调休的人早点到。

前一天刚到了5台新测试车，作为组长，她把外包人员分成两班轮休，打算周末加班。测试哪些场景、车速多少，规划已经排到了2025年Q2。担心前阵子公司有一半外包岗被裁，影响组员心态，她预订了公司十公里外的一家湘菜馆，那里有坐得下全组二十多人的大包间，想鼓舞士气。

收到消息，四五个调休人员不明情况，以为临时有活儿要支援。饭桌上，肖琴挨个划拉菜单，荤素搭配、冷热比例都顾不上了，够吃就行，点完菜她开口——“对不住大家，本来想年底之前肯定是稳的，不会再为工作奔波着急，好好干就行了。但现在是我们（正式员工）都会（被）开掉了。”

团建就这样吃成了告别宴。大家喝光了七瓶汾酒，互相感谢，还在吃胃药的男同事主动要喝，“最后一次了，你现在不喝啥时候喝？”肖琴记得，另一个话不多的员工拉着她不断重复，“琴姐，你以后一定要拉我”，这位员工三十来岁，媳妇正怀着二胎。

一桌子人几乎同时失业，这是肖琴怎么也没想到的。这天早上，她如常到公司，忙着准备资料，11点有个线上会。她所在的工区，不到二十名正式员工，外包人员一百多名，主要负责智能驾驶测试，每款车型投入量产前，要在这里通过一系列验证。

差几分钟就到开会时间，会议临时取消，研发和测试的主要负责人请假。这种事常有，她并没当回事。十二点半午饭时间，肖琴被拉进一个部门大群，上海总部的员工也在，有人说“赶紧宣判”，建群的领导说，“等我把手头上的工作忙完”。肖琴猜测，可能要裁员。

到了下午4点，CEO夏一平召开全体会，肖琴没听到“解散”两个字，反而解读出了积极的意味——会上说要进入2.0创业时代，“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管理层将全力以赴，与大家共渡难关”。但会上也说，公司没钱给大家交11月的社保了，肖琴认为，“发不出来钱了而已”，她跟同事王浩宇说。

极越汽车自诞生以来的日子。讲述者供图

王浩宇在一个小时前，本打算把存有数据的硬盘寄给供应商，上海总部的一个同事提醒他，“东西不寄了，保管好个人资产”。他早上刷到公司解散的小道消息，问资方同事，对方回答微妙，“老板会给出解释”。他猜测，公司出现了短期资金不足。

而在上海总部，员工陆明早有心理准备，已经在投简历面试了。陆明记得，11月底就传出裁员消息，外包50%，正式员工40%，没过一周，部门例会全部取消，工作暂停，领导也非正式地通知大家“自己找出路”。

听到CEO说，“如果现在签离职协议，还能去找下一家新公司把12月社保交了。”王浩宇心里做好的最坏打算是——可能未来几个月没有工资。会后，HR来谈离职方案，他还主动说：“我接受几个月没有工资，自己先垫钱交社保。”

这是多名员工的想法，跟公司共患难，以后企业上市，以元老级员工身份，拿到股权分红——这份信心来自百度、吉利两大股东背书，以及“懂车帝”的销量榜单。2024年9月，新款极越07上市之后，从外部数据来看，销量开始往上走，大家开始畅想，明年可能一个月卖到三五千台。“况且年底工作不好找，降薪或者去小公司还不如在这停薪留职捱几个月”，王浩宇说。

裁员通知传到肖琴，她始终不相信是全员裁员，发消息让调休的人早点到，“不管怎么说先把饭（团建聚餐）吃了”。

第二天（12月12日）上午10点，她和同事们相约去和HR谈社保断缴和赔偿金，才知道公司一夜之间没有了。HRBP只有两句话，“我也不知道”“我不能决定”，有人提出跟上一级HR谈，对方推脱，“下周我也不在这了”。

工区开始出现混乱。王浩宇见到，一名外包员工赔偿谈得不顺利，从试驾车里拿走逆变器、灭火器，发泄不满，眼看要拿走桌上的硬盘，被王浩宇拦下。他赶紧收拾挂在自己名下的资产——上万的设备带回家，剩下的堆进测试车，开到工区外一处人少的地方锁起来。

他们所在工区，价值1000万的测试机器人、20多万的扫描仪，7000多块的椅子，分散挂在各员工名下。之前这些设备放在靠门很近的地方，方便拖出去测试。“现在公司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安全。”王浩宇的这句话很快应验。

当天下午五六点，来了几家供应商，开叉车和板车，想要把测试车带走抵债。一楼车间的卷帘门敞开，王浩宇看见有个男的坐进一辆测试车不出来，但因为没有电子钥匙卡启动不了。另一个穿深色羽绒服的中年男人说来拿钱，尾款还没结，王浩宇搭话：“别找我，我也是要钱的。”

当公司进入无管理状态

12月12日这天，听说另一个工区有丢微波炉的，肖琴开始清点组内资产，把小件收进纸箱搬到车间，和贵重的测试机器人放在一起，用四辆车把设备放在车间深处的一个角落。大家商量，让行政人员取消员工进入权限，防止供应商拿走，也防止出现“叛徒”；之后（员工）如果拿不到社保和赔偿，看能不能变卖这部分资产。

肖琴仍抱有一丝幻想，公司还会留一部分人维持运转，至少有序地赔偿、解约。直到饮水机、微波炉、咖啡机、厕纸，以及保洁工具和绿植，一样一样被供应商撤走，来上班的意义，只剩下谈社保断缴和赔偿金。

按照HR给的说法，员工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12月16日前签订离职协议，获赔N+1，次年2月15日才可以拿到；二是留在公司继续上班，但没有社保和工资，相当于“自费上班”。距离11月社保缴纳日的截止日，仅剩2天，员工普遍反馈，“太仓促了。”

研发工程师陆明参与了12月12日上海总部的谈判。他注意到，15名员工代表在会议室，跟CEO谈，人力总监也在；大部分员工围在会议室前等结果，曾有一个供应商出现，大喊欠债还钱，有人上前制止，担心影响员工问题的谈判重点。

之后两天，在工区角落，陆明还看到五六个工程师，围着电脑研究智能语音的改进方案，想做出一个离线之后也可以稳定使用的版本。

肖琴和同事进入了无管理状态。每人出二十块，采买饮用水、打印纸和厕纸。垃圾先自己收拾，他们准备了一个大垃圾袋，把各自的垃圾聚集，“如果后期实在搞不定，再考虑请日结保洁员。”

肖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等到结果，“离大大本营太远了，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看到上海的同事提出了一套员工的赔偿需求，她和同事们自发给谈判代表转账，让他们买早餐和药品。

处在“后知后觉”的岗位，31岁的肖琴对公司一直抱有信心。她刚来公司是在2022年8月，工区还在装修，水泥地，喷漆的时候，她搬着办公桌去室外工作，下了班再搬回去。到了冬天，四个电暖器同时开就会跳闸，贴好几个暖宝宝也不管用。说起过去两三年的经历，肖琴忍不住心酸。

极越是她干得最久的一份工作，入职时HR告诉她，“现在加入就是元老级别”“新能源汽车制造正在风口，会出现三个新的车企。”肖琴入职不久就被提拔成组长，跟隔壁组的河南老乡，私下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测试工作总伴随着风险，尤其是智能驾驶测试，是要把驾驶交给机器。她眼见同事为了躲避障碍物紧急打方向盘，撞到路灯杆上，车胎爆了。在团队，肖琴是为数不多保持劲头的人，她是家里老大，妹妹是博士后，父母没有退休金，肖琴是全家挣钱的指望。在工作中，她也习惯于把活儿揽过来，想多存些钱，再找机会转岗。

12月初，文创工区的研发人员赵书林已经预感到不妙——他所在团队裁员比例达到50%，出海业务资质认证也叫停了。赵书林没在裁员名单上，但他主动找领导申请把自己加上，“裁员比例太高了，预感公司发不出年终奖，不如拿了N+1直接走”。但名单还没公布，公司就解散了。

员工归还资产。

门店信号更弱。公司倒闭的消息传到号称“杭州最大门店”时，25岁的店员李浩刚入职3天，早上店长还问他，“明天有没有试驾的客户？”西安一家门店店长王雨安，已入职一年，从四个员工发展成十四五人团队，他一直觉得有成就感，和公司一起在成长。

王佳是入职一年多做产品运营，已到孕晚期，预产期在一月份。据她介绍，公司有80多名孕产妇，还有刚怀孕两三个月的，接下来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将近两年多的时间，“没法找新工作，没有公司会接收一个孕妇”。

12月12日晚，陆明和很多上海同事一起在公司熬了通宵，终于等到公司允诺，第二天为全员缴纳11月的社保。13日，他赶了两场面试，一个传统车企，一个新能源车企——冬天本来就不是应聘的好季节，他背着房贷，不能有断档期，在这个年末攒了五六个面试。

985毕业后，他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车企，两三年后认识了妻子，前年迎来他们的孩子，计划着把两室一厅换套大点的。他离开传统车企来到极越，降了一点薪，因为“厌倦国企工作重复性高、更新慢，这个「从零到一」的项目有挑战，能带来成就感”。

14号是陆明36岁生日，往年妻子会准备蛋糕，全家吃顿饭，这次没了心思。陆明早晨吃了碗清汤手擀面，加两个荷包蛋，扒拉几口赶往公司，“这是本命年最后一道坎”。

谈拢社保后，陆明观察到，谈判节奏明显变慢，群里气氛也变了——有人开始怀疑员工代表被收买；要钱也产生分歧，在群里讨论两句，还会被指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去现场，啥也不干，捐款的时候也不捐，就知道瞎出主意。”他看到群里说。

立项慢、上路快、击鼓传花

陆明在一个新项目组，自主研发电子电气架构。项目组2023年底成立，一半人是新招，另一半复用其他部门员工。陆明介绍，目前极越上市的两款车，是在吉利的电子电气架构基础上做的，修改要通过吉利，相当于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而研发一套自己的架构，落实到一台车上，至少四年。

招聘他的领导，面试时也讲明了项目的不确定性，有可能成不了。但陆明当时判断，“既然开始自研，说明这个车企还是有希望的”。入职后，项目进程比他预期慢得多——在陆明的讲述中，本该在四月份发的第一版需求，到八月份才提出，还是非正式的，因为没有立项；本来计划六月立项，推迟到了2025年六月。

陆明之前在传统车企工作多年，原以为互联网企业，部门之间沟通更顺畅，结果“部门墙”也很严重，其他部门的配合显得滞后。陆明推测，部分管理层对这个项目可能还是犹豫，他渐渐不急了，“慢就慢吧，给发工资就可以了。”

根据公开报道，2021年3月，极越汽车的前身集度汽车诞生，当时百度和吉利分别持股55%和45%。然而第一款车型就卡在缺乏造车资质，在上海车展被叫停；集度叫停后，极越是吉利从已注册的品牌库里挑出来救场的。

员工赵书林在公司闪崩后才意识到资质的重要性，“如果公司有独立造车资质，即使破产，也会有企业冲着这块牌照来并购”。而在另一员工崔笑的叙述中，拿不到资质的原因归结于，前几年新能源汽车处在风口期，大量资本涌入，导致2022年开始汽车生产资质发放收紧。

12月17日流传广泛的一篇由员工匿名撰写“极越闪崩时间复盘”文章分析，公司闪崩是产能过剩和产业转型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据相关统计，从2018年到2023年，5年间共计超过400家新能源汽车企业消失。新能源车市场呈现两级分化：销量、产量飙升，但行业的另一面，是车企在激烈竞争下的淘汰赛。

多名极越员工表示，公司上市分红的大饼一直在画，原本需要预留时间检测、检验的功能，直接到汽车上路还接着检测。负责测试的王浩宇说，“以前一个实验做完基本上几年，现在一年都出两台车了。”

供职于另一家新能源车企的技术管理人员孟佳然表示，互联网管理者在车辆制造中习惯沿用做软件的思维，要求快速迭代，“产品做出来，简单验证一下没问题，就推到市场，让用户去验证，并没有考虑真实的用户需求。”

他在传统车企工作过十年，“汽车开发周期至少两三年，经过两冬两夏，两个高温实验和两个低温实验，因为一些硬件问题需要长周期的耐久实验，才有可能发现，比如之前就出现过悬架断裂的问题。”孟佳然发现的问题，会通过邮件或会议纪要提出来，他刻意在每个环节留下文字痕迹，写明发现的风险点。

据孟佳然了解，就算管理层出身传统车企，也会在投资人的催促和同行压力下匆忙将车辆上市。大部分新势力厂家都存在这种情况，“车已经上市了，还在不停改，不停做实验。如果发现问题，就再改，甚至不惜上门给客户升级或更换。”

前研发工程师陆明一直没买新能源汽车，除了验证时间短，另一个原因是不放心供应商的质量。陆明认为，激烈竞争导致车企对供应商疯狂压价，而供应商“缩减成本最终肯定是质量下降”。

他举例，有的供应商投了很多钱做研发，临了准备往车上装的时候，突然被换掉。还有的供应商结账使用承兑汇票，拉长付款周期，结果被拖垮——新能源车在供应商圈被形容为“击鼓传花”的游戏，每人Auto曾报道，“不知道到谁手里，热闹就消失了，变成一堆找不到人兑换的空头支票”。

极越的经营者在成本上缺乏控制，对投资者怀有盲目信心，即使在资金迟迟未到时，新的门店依旧在推进，是这家公司在此轮媒体复盘中最为诟病的问题之一。

崩盘前一两个月，极越曾向两大股东多次请求支援，财新杂志在其报道中梳理，百度提出极越融资10亿元，自己和吉利再各出10亿；（2024年）九十月份，融资一直没到账，银行决定不再给极越续贷。

现金断流后，极越迅速崩盘。据21世纪经济报道，截止目前，极越欠款总额为70亿元，其中百度9亿元、吉利26亿元，银行11亿元，其他包括供应商在内的欠款达24亿元。

一丝幸运

12月16日周一上午，是之前公司约定的last day。肖琴和同事们收到物业发的函，厂区欠租金40多万。水电暖暂时不会停，因为之前按季预付过款，可以使用到月底。上一周没来得及收的会议室话筒，丢了俩，说不清是谁拿走的。

过去几天，每天大家都互相问，明天还来么？肖琴每天都来公司，她在家待不下去。洗漱的时候，父母在厨房做饭，姥姥开始擦地，姥爷坐在她边上，想问又不敢问。父母都在打零工，过去一年没怎么接到活。正式得到她失业的消息后，母亲开始跟她要简历，说找人帮忙。

隔壁组的河南老乡张俊义找到了零工，给鞭炮厂做设备升级，面色缓和了不少。截至16日，他已经投出去175份简历。张俊义一家三口住在天津，女儿5岁，房子在2018年高点入手，月房贷七千。妻子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稳定但收入不高，能维持日常生活，但家庭大头支出都要靠他。

2024年又多了两笔债务，一笔是媳妇借钱给弟弟结婚的60万，另一笔是自己借钱炒股亏的二三十万。媳妇和张俊义一样，都来自农村家庭，娘家手里没钱，又希望弟弟风光结婚，把买车、彩礼、买房首付和酒席钱全包了。而张俊义想要快速还掉买房的借款，两次从银行贷款炒股，结果都亏进去。年终奖原本是他堵窟窿的期望，现在落空。

媳妇埋怨他炒股亏钱，张俊义反击她借网贷给弟弟结婚。媳妇说，她借钱至少还算是干了点正事，但炒股亏了就是没了，张俊义也说不出什么。最近，他陆续收到了几个offer，都在南方。他选了一家稳定但薪水少的，决定南下，“（那里）感觉倒不了，会一直有口饭吃，其他地方，35岁后不知何去何从。”

12月19日下午三点多，员工们终于等到赔偿方案——普通员工将拿到N+1的经济补偿，2025年1月20日之前支付，垫付资金由百度、吉利打入监管共管账户；工资结算延长至12月20日，员工的社保和公积金由公司缴纳至12月。

12月20日，张俊义和同事们都签了离职协议。临走的时候，肖琴跟他告别，说过年回老家聚。肖琴刚被一家车企拒绝。被拒那天晚上，她再也绷不住，给小两岁的妹妹发了信息，“睡了没有？”她住的地方不通地铁，和妹妹读书的学校离得很远。

妹妹很快打回电话，她知道肖琴很少在家人面前示弱，是照顾全家的角色。肖琴在电话里哭了，说公司倒闭，觉得自己在努力奋斗的一件事情，一下子没有了。妹妹安慰她，这个行业不适合你，就换个行业，两人聊到凌晨三点。

王浩宇接受了降薪，但他面试的公司中，有家一听他在极越的薪资就没了回音，王浩宇猜测对方担心自己把这份工作当跳板过渡，不会长期干。圣诞前倒是有家公司愿意接收，但提出降薪30%，他想了想还是没去。

签离职协议的第二天中午，大家聚了个餐，庆祝拿到赔偿。聚餐时聊到几家同年倒闭的新能源车企，又生出一丝幸运：“比高合跟威马强，他们破产倒闭很慢，拿赔偿啥的费劲，我们这不到10天结束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