4级地震，通常来说并不可怕。

但是，一天之内发生多次4级以上地震，并且地震局研判未来几日还有可能发生“震感较强”地震，你会作何感想？这是宁夏银川市民从昨天到今天正在经历的真实考验与艰难抉择。

1月2日10:01 银川4.8级地震

1月2日银川永宁县4.8级地震

1月2日16:43 银川金凤区4.6级地震

1月2日4.6级地震

1月3日03:45 银川2.6级地震

……

于是，一部分银川市民选择连夜离开。

还有一些市民则是在焦虑之中彻夜难眠。

如果换了是你来面对这种情况，你会选择“逃”还是“躲”呢？

选择“逃”还是“躲”，应该说都没有错。自己是生命的第一负责人，只要有秩序地行动，不引发恐慌骚乱，选择暂时离开银川或者在银川就近找空旷安全处躲避，都是可以理解的选择。

然而实际上，对当下的银川市民来说，就近躲避的选项其实是不存在的。或者严格来说，是尚未被启动的。

躲避“可能发生的较大地震”，应该选择空旷的、离建筑物有一定距离的安全场地露营，住帐篷、轻质板房，甚至打地铺都可以考虑。

可能大多数人平时没有留意，但这样的地方在每一座城市都有的，被称为“应急避难场所”。

地震应急避难场所通常设在公园、体育场、市民广场等大片空旷地区，平时发挥着各自的常规功能，待应急响应时原地转化为避难场所。

就这么看起来，还是很踏实很有安全感的对不对？

银川还是经济发展相对比较落后的省会，它都能做到这个程度，其他城市应该做得更好吧？在我们没留意到的地方，国家已经默默地为紧急特殊情况做好了相应准备，只待有需要的时候就启用……

理论上的确是这样，但现实中呢，也不是说完全做不到，但就……不会那么丝滑。

第一，应急避难场所的容纳总量还存在一定差距

截至2023年底，银川市常住人口为290万人，其中主城区常住人口约240万。上面我贴出来的表格是银川市于2024年5月公示的最新版应急避难场所22处（仅包含主城3区），加起来可以容纳85万人避险。

一个简单的数学计算，银川市主城区已建成的应急避难场所只能容纳约三分之一的常住人口。

当我们把目光转向银川下辖的永宁县，问题就更直观一些了。永宁县本身并未公示辖区内应急避难场所的信息，根据高德地区查询数据显示，永宁县辖区仅有1处应急避难场所。

第二，应急避难场所的配套设施有待完善

有人可能会想，应急避难场所，不就是一些空地么，到处都有啊，花几百块钱立个牌子不就成了应急避难场所？

还真不是这样……

人群聚集起来，哪怕是躲避洪水、地震等自然灾害的紧急情况，人也是需要吃喝拉撒睡的，而这些供人吃喝拉撒睡的配套设施才是建设应急避难场所最难最贵的地方。

想要安置几万人在一片广场上避难，移动厕所你得有吧？帐篷地垫得有吧？银川现在夜间最低温可是零下9度，总不能让大家依偎取暖吧。

以银川市公示已经“建成”的，测算“可以容纳”85万人的应急避难场所，真要按上面的最低标准实际运行起来，别说80万人了，能安置8万人住3天就谢天谢地了。

真要按照足够安置整座城市全部人口避难的标准来储备各项应急物资，那当然是最理想的情况，只是这个成本我们当下社会还很难承受得起，或者说还不想去承受。

所以我们看到，尽管已经出现多次4级以上地震，尽管市民多有担忧，但银川市并没有主动启用这些应急避难场所让市民前往躲避。这里当然有避免社会恐慌的考量，但更多还是成本和可行性层面的考量。

非不为也，实不能也。

第三，对地震的研判预报现在还不够可靠

启用应急避难场所还要面临的一个难题是缺乏决策依据。假如是已经发生了特大地震，房屋垮塌没法住了，那没办法只能在避难，假如是即将登陆的台风，有较为可靠的路径预测，那也简单，提前安排群众转移避难就好，范围放宽一些都可以接受。

银川现在的难点在于，没有人能确定会不会继续发生较大的地震，更不知道什么时候有可能发生。所谓专家综合研判“近期发生大地震的可能性不高”，或者“近期还有可能发生4到5级地震”，都只是非常粗略的判断，完全不足以作为重大公共政策的决策依据。

不是中国地震专家无能，是全世界的地震专家都好不到哪去。人类对底层深处10公里的了解还比不上对近太空100公里的了解多，确切说是远远比不上。真的，太难了……

所以，回到银川市的现实来说，有能力且有意愿的人们选择了暂时“逃”到外地避一避，有意愿但没能力的人们，就只能待在家里等一个未知的明天。大家都到应急避难场所“躲一躲”是不现实的。

怜我世人，忧患实多……

年轻人被视为金融市场的新生消费力量。前一阵股票市场回暖，超百万人新开账户，其中不少人是00后。他们许多人投资经验不多，对于金融市场的涨跌缺乏应对。

一些人后悔贸然入市，期待回本后就撤离。光是保本，就花光了所有力气。回本是一场苦旅，也是普通人投资路上的必经路。

坠入水下

22岁的刘轩坠入了水中。

2024年国庆节假期刚过，他给自己的户头留下2000元余额，将除此之外的约6万元都投入了股市之中。

刘轩选中的股票和基金没有辜负他的期待。当天买入后，刘轩的账户就有了600元浮盈。这样的收益让刘轩满意，但由于相关交易制度固定，当天买进的股票和基金要到下一个交易日才能卖出，刘轩决定第二天就把股票卖掉，将这600元的收益收入囊中，再伺机而动。

事与愿违。第二天一开盘，势头骤然开始走低，一天时间，刘轩的账户形成了6000元亏损。他不得不打消了卖出的决定，留在其中继续观望。

自大学开始，刘轩就是一个对收入十分敏感的孩子。他出生于2002年，自小家里不宽裕，儿时他的母亲和父亲离婚后，就带着一双儿女一起生活，靠着一份在县城5000元左右月薪的教师工作养家。自小家中拮据，还因妈妈心善借钱给亲戚追不回，刘轩和妈妈、妹妹三人一直在负债中生活。

大学起，刘轩比同龄的孩子多了些对挣钱的渴望和嗅觉。他在课余陆续接兼职，写过每个月800元的公众号文案兼职，后来还和同学一起做短视频自媒体，好的时候一个月能赚到1万元帮补母亲和妹妹。投入股市的6万元，便是他大学4年业余打工的积蓄。

怀着对未来的期待，刘轩把6万元投入股市，期待着靠本金的膨胀，用新的方式创造收入，但却事与愿违。

6千元的亏损，约等于他当一个月兼职的收入。但刘轩说，他不后悔入市。他坚信这是牛市周期，入局没有错，错的是他事先没有研究清楚交易规则，就贸然冲了进去。

自2024年9月24日以来，多项提振经济与股市的重磅政策的抛出使A股市场迎来了一波高潮。随舆论发酵，狂热在10月8日到达顶峰，各大券商开户数创下历史新高，短期内大量散户资金涌入股市，其中不少是像刘轩一样新开户的00后。

入市之前，刘轩就一直在留意近段时间的相关政策和市场变动。从“9·24”新政，到9月27日的银行存款准备金率下调，再到9月30日，中国股市迎来16年来单日最大涨幅，这些信息给了他信心。刘轩说，因为看到很多东西在涨，而且实现翻倍收益的个股不在少数，他觉得市场上有很多机会，只是自己把握不住，是能力问题，所以，他决定留在股市继续观望。

就像沉入水下，回本的基准线就是海平面。刘轩开始了他的等待。

在水下，张露等待了两年。故事的开头是甜的。2022年10月，她跟着微博上一位算命博主的推荐，尝试着花两三万元买入了几支股票。两个月，她账户里的股票市值上涨了9000元。有时候，一天就能看到1000元的盈利。

如今回看，张露将那段时间称作自己的“新手保护期”。她是云南一家国企中做文秘工作的普通员工，一个月的薪资6000元和身边的大多数人无异，把钱投入股市之前，也未学习过投资、股市的相关知识。

张露甚至连股票的基本操作都不太懂，把“卖出”点成“买入”的失误，至少发生过三次。这一点，张露自己也清楚。回看当初，她觉得自己完全是在瞎操作：“完全就是跟风，啥也没看就无脑买。”

但就是这样的她，在初入股市的初期，生出了一种“自己是股神”“赚钱好简单”的感觉。

如果说入市初期的盈利是侥幸，那么后来，张露迎来骤然、长期的亏损则是必然。

除了妈妈，炒股的事张露不敢告诉家里其他人。张露的哥哥曾是老股民，他从2008年入市，之后一直在股海浮沉，直到2015年“把钱全赔完了”。这家人晓得股市的厉害，张露知道全家人都反对炒股，但她还是入了场。

顺风顺水地尝到甜头之后，张露花每周300元的费用，加入了那位博主的荐股群，博主推荐什么股票，她就买什么股票。可是好景不长，在短时间内，那几支股票接连走跌。为了拉平亏损，张露开始就着跌下来的股价补仓。结果，越补越多，把80万积蓄都搭进去之后，她依然没有回到盈利的水平线。

自2023年5月份开始，张露的账户就进入了亏损状态，之后一路缩水。最严重的时候，2024年7月，她账户上的亏损额达到了22万元。

其中张露最印象深刻的一笔交易，发生在2023年年中。当时，张露以每股1900元左右的价格，购入了100股某酒业集团的股票。买入之后，张露就看到这支股票开始跌。她只好开始补仓，每股跌到1800元时补了一笔，到每股1600元时补了一笔，每股触及1500元时又进行了补仓，四笔交易下来，总共68万就套在了这支股票里。

直到如今，张露根据博主推荐买的股票，也没能涨回这些年亏损的部分。

无人会为她的亏损“负责”。那位推荐股票的博主消失了。在他推荐的股票接连走跌后，花钱进群的会员们，在荐股群里群情激愤，一度联合起来投诉那位博主。自那之后，那位博主就在互联网上消失了，张露也失去了炒股路上唯一的指引。

如今，张露自认是货真价实的“韭菜”。她知道自己不懂，也不愿花心思研究，空有捞钱的幻想。在入市前所有美好构想落空之后，张露只有一个诉求——回本。

栗娜2022年跟着相亲认识的未婚夫冲入了股市，至今，丈夫仍是她的炒股军师。

原本在相识阶段让栗娜印象平平的未婚夫，因为一次意外的闲聊，扭转了自己在栗娜心中的形象。当时，他在车上突然讲起股票，栗娜很惊讶，“这不是赌博吗？”男人说不是，他给栗娜介绍股市的玩法，分析当下的行情，还讲到自己的操作，给她看账户上的盈利。

栗娜第一次认识炒股的人，那些炒股知识她听得迷迷糊糊，但男人说起股市中的运筹帷幄和成功战绩令眼前的这个男人释放出一种魅力。她觉得他“好不一样，好厉害”。

经不住几次三番的诱惑，栗娜跟着他投了三千块进去。当时她月薪六千，当天就“红”了一百多块。最初的兴奋感很难忘怀，一百块的甜头让她初次尝到股市的魔力，也让栗娜对这个男人的崇拜升级。陆陆续续地，她放了十几万进去。几个月后，她的账户就有了一万七千元左右的的浮盈。

那时，栗娜跟好朋友说自己在炒股，朋友劝她收手，她听不进去。她对股市充满信心，还想赚更多。丈夫更是狂热。他炒了两年多，挣了三四万，后来，每个月的工资一到账，除开房贷和日常开销，他就统统投进股市。

一切顺利的时候，栗娜感知不到危险。

转折来得猝不及防，2024年开年后，丈夫突然接到了裁员通知，紧接着，就是两轮股票暴跌。栗娜的账户里，蒸发了二十几万元市值。

那段时间，栗娜感到一种深深的无力。看着亏损，她舍不得清仓离场，可是继续留在股市里，就只能看着它一天天地越来越少，甚至还要继续补仓来拉平亏损。栗娜陷入了纠结之中。

图 | 《大时代》剧照

沉入水下的日子

等待回本的日子里，刘轩学着去感受短线波动中的情绪周期，“涨得很高的时候，很可能就要进入退潮期了，千万不能在这时候买入。”又比如“这个股票这两天一直在跌，说明它的走势已经很弱，但如果第三天突然来了一个高开，那就说明这个票走强了，有资金进去了，你就可以去追一把。”

这个策略确实帮他回了些本。有段时间，他观察到机器人板块走势很强，有一支股票连着两天“烂板”，多次涨停后封板、解封再封板。刘轩预判它第三天应该开始走弱、低开。结果第三天，这支股票高开。刘轩趁势追了进去，在预判走势到头时卖出。

这次操作，他追回了2000元。卖出后，这支股票还在接着上涨。刘轩复盘经验，发现他忽略了交易当天的一则新闻：这个公司跟一家势头正盛的通信公司合作了。那天机器人板块的走势已经到头，大部分的股票都开始下跌，但因为这条合作新闻，这一支逆势上扬。

这次经历让刘轩感到自己的进步。他愈发相信股市有规律，而炒股是一门学问。他看到市场上一些在稳定赚钱的人，“不一定每次出手都会赚，但在概率学上总体赚大于亏，最终账户不停上涨。”但他也觉得，对于不懂的人来说，它确实就是一场赌博，比如10月8号跟着人群盲目追进去的自己。

为了感受市场情绪，他加了很多股民群。他觉得有些人在这方面实在没有悟性，总是固执地追问自己所持股票的未来走势，还会不会涨？其实群里所有人都知道那支股票的周期已经过去，只是持股人付出了真金白银的代价，在心理上始终不肯接受亏损。

在炒股群里，不理智的股民们很容易被带着走。在一些群里，早上开盘，汇率有点变动，大家就开始吵着要“拉爆A股”，开盘二十分钟后开始下跌，一群人就又开始嚷嚷“快出货”，恐慌的情绪被放大，经验不够的新股民很难保持平静。

刘轩觉得这些想投机又不研究的人赔钱是活该，“听别人推荐就想暴富，想来牛市薅一波韭菜，其实自己才是那个韭菜。”

有时候，刘轩会想，“回本”二字带来的执念太深，以至于他错过了一些正确决策的时刻。

他错过了一个重要的下午。

入场次日就亏损6000元之后，刘轩没有着急撤出。后来，他如愿等来一波上涨趋势，逐渐趋近回本线，账户里股票的市值一度回到了5万8千元。

当时，刘轩隐约感觉，这一波涨幅已接近尾声。但是回本近在眼前，他实在舍不得撤退，想着等到第二天再迎来小幅上涨便可直接回本。

一念之间，他选择观望。过了夜，到第二天开盘，他又看到了“断崖式”下滑，账户里股票的市值从前一天的5万8千元，跌回了5万3千元。一夜之间，5千元的距离，他不敢再耽搁，决定狠心割肉。卖掉了一部分股票，有一些跌停的，卖都卖不掉。事后他回忆那天：“只能眼睁睁看着它一直跌。那一次是最伤的，也是长教训最多的。”

等待回本是一段难熬的日子。对张露来说尤是如此。

偶尔，她回去看一些博主的分析，跟着他们操作。有赚，也有亏。综合来看，她感觉博主们说的都不一定对，“没有人真的懂市场”。

因为操心回本的事，她觉得自己老了好几岁。

晚上翻来覆去睡不着，连着几天不洗澡，不停刷手机，看五花八门的博主讲股市观点，忧心忡忡地熬到凌晨，稀里糊涂入睡。魂仿佛跟着股票的价值蒸发掉了。每天中午醒来，她不刷牙洗脸，蓬头垢面下楼。久久不能回本的股票占据了她的全部心力，她感觉人生无望，连喜欢的男生都不愿意搭理了。

自入股市开始，开盘的每一分钟，张露都想去看走势。领导布置的任何工作任务，都让她感到烦躁，她的心思全到股票上去了。开会的时候，张露也拿着手机偷偷看盘，领导讲了什么，一句都听不进去。

其实对于张露来说，根本没必要每分每秒地盯盘，她做的是长线，她自己也知道，“我没有玩短线的资本”。但她还是想去看，为了心情的愉悦。有时候，看一眼，涨了，飞来横财确实让人心旷神怡，连领导的批评都变成轻飘飘的过眼云烟，全无所谓，“反正赚钱了，干什么都很开心”。

要是跌了，心里就开始不爽。最生气的还是那次，那支股票张露前一天就想好了，等第二天开盘就卖掉，结果第二天被派去开会。会议禁止使用手机，她心急如焚，始终找不到看手机的机会，害怕被通告批评，那支股票就在她看不到大盘的时候一路狂跌。

这种对股市的牵肠挂肚，在账户陷入亏本后愈加焦灼。她只想赶紧了结烂摊子，为股票涨跌牵肠挂肚的痛苦她无法忍受，但更不能接受亏损，于是只能苦等。

有时候，她想着如果能等到回本那天，她会拿回那80万的存款，去买套房。

以前张露的哥哥赔光了钱，家里怕他再挥霍，结婚时不再给他买新房，把市区的房子给了他作婚房。妈妈不想打扰小夫妻的生活，自己一个人回了农村。她想把妈妈接回城里，跟自己一起住。

亏损骤来时，最是栗娜的生活需要用钱的时间。

年初，她正处于孕期，盘算着孩子出生后各项支出所需的钱财，心绪日渐焦灼。她总觉得愧疚，因为觉得自己注定要亏待孩子：“（如今的我们）给不起孩子最好的，孩子一出生，就要陪我们省吃俭用。”而在此前，结婚典礼和买房消耗掉了丈夫的大半存款，其余的钱也都投入了股市。

日子本来应该很好过。栗娜的丈夫是摄影师。除了在公司的工作，还有自己的独立工作室，月收入可以达到三万，栗娜自己是幼师，有编制，年收入算起来也有十几万。在浙江衢州的小县城，这个收入供一家人生活绰绰有余。骤然间，栗娜的丈夫失去了稳定的收入，四处求职无果，手里的股票又在暴跌，每月还有5000多元房贷要换，一天几万元的亏损，让这个刚刚建立的小家，陷入了恐慌之中。

这半年来，栗娜没买过新衣服、新鞋子。为了省钱，她自己剪头发，连停车费也不舍得交，每次为了找个免费的停车点，都要把车停得远远的。

晚上总也睡不着，有一次做梦，她梦见股票涨停了。在梦里，她狂喜。醒来发现是一场梦，天亮了还要接受新一轮暴击，又是一阵心焦。

日子一天比一天压抑，两人的情绪都在崩溃边缘。晚上，丈夫抱着栗娜痛哭，说对不起她，不该让她炒股，没有给她好的生活。栗娜也哭，她同样感到绝望，但更怕丈夫想不开，只能强装乐观安慰他，“没关系，会好的。”第二天早上，她挺着大肚子开车去上班，一个人边开边哭，不敢让丈夫看到。

在这样的痛苦中挣扎了几个月后，2024年7月份，宝宝顺利地降临了。新生命给了夫妻二人清仓的决心，“不能再亏下去了”。夫妻俩把账户清零，几年炒股，得到的是二十几万的亏损。

循环

炒股之后，漫无目的的日子有了依托，刘轩也说不清楚，“这算一种爱好还是算什么？”总之，炒股之后，他每天会在九点半开盘前起床，抖擞精神，提前浏览相关新闻，关注上证指数波动，感受市场情绪，定下今天大致的操作策略。三点收盘后，他会复盘今天的操作，哪里不对，下次改进。炒股让他的生活变得充实而规律。

有时，刘轩反思自己为什么会亏到1万8。刘轩做的是短线交易，每天都会操作买入卖出。大好行情让他没法等待长线回升，每天看着别的股票都在上涨，别人都在赚钱，他不能忍受自己的钱被套住不动，踏空感让他焦躁。如果一支股票一直亏损，看不见涨势，他就会割肉开始买别的，但很可能在涨势时买入，马上又迎来了下跌。

炒股的过程中，他也感到在跟自己的人性博弈。刚开始从ETF转投个股时，刘轩不敢重仓，轻仓买入多支，分散风险。这一批里也有大赚的，收益率很高，二十几个点，但因为本金太少实际收益不高。他感到懊悔，觉得自己错过良机，出手又开始大胆起来，重仓买入，然后就是三次失利。都是同样的错误，追涨妖股，因为贪心没能及时撤出，吃了好几个跌停，卖都卖不掉，亏了三四千。金额其实也不算太大，但同样的错误连犯三次，他无法原谅自己。这一天他把股票全部清仓，挣的、赔的，一口气全卖了，不再看盘，休整了一天，第二天重整旗鼓从零开始布局。

入市近三个月，刘轩感到自己的操作水平大大提升，逐渐能把握住追涨杀跌的节奏，在其中感受到乐趣。10月入市，他交了两个月的“学费”，12月，他的账户开始回升，只是离回本始终差了一口气，盈利了一阵子后，免不了又迎来一波颓势，他还在耐心等待。

栗娜和丈夫始终还是无法放弃股市。孩子长到4个多月时，2024年10月，栗娜和丈夫重新进场。当时，她的丈夫找到了新的工作，尽管薪资只有以前的一半。

栗娜直言，她自知自己是“被股票耍得团团转”，但是，她还是念念不忘那亏损的二十多万元，想通过股票，重新把亏掉的本钱赚回来。

有时栗娜觉得，炒股失败带来的也许并不都是伤害，经此一役她觉得自己对于财富的得失能看开了，心态磨练出来，“有钱就多花点，没钱就少花点。钱去了还能挣回来，身体健康就好。”

“说是贪欲也好，不甘心也好。炒股的人，挣到了钱也不会走掉的，因为你（会）想要更多的钱。亏了钱，更不会走，就像我现在一样，不会走。”栗娜说。

2024年10月8日，张露终于回到了水上。当天，股市逼近涨停高开，她持续的亏损一夜之间回了本，甚至盈利了8万元。

回到水上那一天，她没有把原本“回本就撤退”的计划提到跟前。转身，她计划着借杠杆继续向前冲。

她从各类借贷平台东拼西凑，借了20多万元。发现借贷的钱不能直接进股市，她就先转给妈妈，再让妈妈转给她。当时她还以为自己能从这波牛市里挣个二十万，“国家不是要给我们发钱嘛，大家都这么说”。

当天下午3点前，张露没有执行交易卖出所有的股票。

她再次留了下来。

追加的股票一路下跌。在上了杠杆后，亏损带来的压力成倍增加，那段日子张露过得心惊肉跳，后来实在承受不住，“宁愿亏本我也要还”。她把一支股票卖了，亏损5万6，用提现出来的钱把借款还了。她觉得放着不动，可能以后会涨回来，但是张露受不了，她没那个耐心，她想过回平静的生活，不想再被股市“玩弄”。这笔钱借了不到一个月，利息还了四千多。

她的心情始终不能回归平静，一想到千载难逢的回本机会就这样错过，一颗心就紧紧地揪起来，悔恨万分。市场的狂热更让她焦躁，她不再能说服自己接受亏损，“全世界都在挣钱，就我一个人还在跌”。

张露记得，10月10日，全天特大单与大单都与散户操作完全背离，当股市下跌，散户出货，机构就开始吸入；股指拉高，散户追涨，机构就开始抛售。全天机构继续净流出，而新的散户继续大幅增持。行情让张露看清了：“散户都是韭菜”。

她陷入了某种循环。

张露做了最差的打算，股票每年分红，那支酒业集团的股票，股息能到3%左右，跟银行利率差不多，大不了就吃一辈子股息。最要紧的是控制住自己，张露现在手上现金只有2万块，算是接下来几个月的生活费，想补仓也补不了了，“只能老老实实躺平，它啥时候回来我啥时候卖”。

*应讲述者要求，文中人物信息有模糊

2024年12月19日，邢燕军的追思会在北京举行。在追思会上，他的家人拿着一张公安机关作出的撤案决定书进行宣读，上面写着“因为没有犯罪事实，决定撤销此案”。

47岁的邢燕军曾担任优友互动（北京）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2023年11月8日，内蒙古呼伦贝尔市新左旗公安局办案人员跨越1500多公里，远赴北京，以涉嫌开设赌场罪等为由，对上述公司包括邢燕军在内的14人展开抓捕行动。

在新左旗检察院已经作出不批捕决定之后，邢燕军等人本可以被取保候审。但同年12月，邢燕军等12人被新左旗警方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以下简称“指居”）措施。

2024年4月3日，邢燕军在指居房间内被发现非正常死亡。12月6日，新左旗公安局作出撤销案件决定书。这意味着，邢燕军公司被抓的14人，集体被宣告无罪。此时，离邢燕军死亡已过去了247天。

邢燕军案引起了社会关注，“指居”制度也再次成为法学界热议的话题。

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了五种强制措施，其中拘留与逮捕属于羁押措施，拘传、监视居住与取保候审都属于非羁押措施。监视居住制度本是刑事诉讼中较轻缓的强制措施，按照规定，符合逮捕条件，有下列情形之一的犯罪嫌疑人、被告人，可以监视居住：患有严重疾病、生活不能自理的；怀孕或者正在哺乳自己婴儿的妇女；系生活不能自理的人的唯一扶养人；因为案件的特殊情况或者办理案件的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更为适宜的；羁押期限届满，案件尚未办结，需要采取监视居住措施的。另外，对符合取保候审条件，但犯罪嫌疑人、被告人不能提出保证人，也不交纳保证金的，可以监视居住。

“指居”是监视居住的一种。《刑事诉讼法》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

不过，最高人民检察院官网曾刊文提到，“指居”的执行方式的羁押性和非羁押性界限并不清晰，在实践中往往被异化为变相羁押。北京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左坚卫曾撰文称，近年来，被非法“指居”并在其间遭受刑讯逼供的刑事案件当事人不在少数。

当前恰逢《刑事诉讼法》即将修改，法学界围绕“指居”制度展开了是改是废的讨论。多位受访者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目前，我国还没有建立起完善的“指居”规范体系，包括“指居”场所需要具备什么标准、需要哪些外部监管措施、怎么保障嫌疑人“指居”期间会见律师的权利、怎么约束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等，这些还没有达成共识。

被异化为“变相羁押”

“在长达6个月的‘指居’期间，我不能走出房间，窗户24小时处于封闭状态，也不允许看电视和看书。”孙晓凯（化名）这样讲述自己的“指居”生活。

在涉及邢燕军等人的案件中，孙晓凯系该案第二被告人。北京市京都律师事务所律师马立喜担任其辩护律师。马立喜回忆，他曾多次提交律师意见给办案机关，认为该案不构成犯罪、不符合“指居”条件。

根据《刑事诉讼法》第七十四条的规定，监视居住适用的前提是符合《刑事诉讼法》第八十一条规定的逮捕条件。司法实务当中，如果检察院在审查批准逮捕阶段，以“事实不清、证据不足”为由决定不批准逮捕，公安机关即便需要继续侦查，在此情况下可将嫌疑人取保候审，而不是监视居住。

孙晓凯的经历并非少数，早在2016年，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发布过《新刑诉法实施调研项目数据报告（2015）》，调研项目访问了全国574名律师，超过60％的被访者认为，侦查程序中监视居住的法律实施存在适用条件方面的问题，即侦查机关使用随意，裁量权太大。

从立法本意看，“指居”其实并非一种羁押措施。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诉讼法教研室主任刘计划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旨在保障无固定住处的犯罪嫌疑人适用监视居住而免于被逮捕进而被羁押，可是在实务中‘指居’的性质已被严重异化，沦为比看守所羁押更为不利的一种变相羁押，‘指居’地点往往成了与世隔绝的变相羁押场所，这完全背离了立法原意，也是立法者始料未及的。”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张建伟曾撰文回溯经历三次修改的《刑事诉讼法》对“指居”的规定。1979年，《刑事诉讼法》第38条第二款规定：“被监视居住的被告人不得离开指定的区域。监视居住由当地公安派出所执行，或者由受委托的人民公社、被告人的所在单位执行。”

张建伟说，那时的嫌疑人、被告人统称为“被告人”，从这一措施的适用看，监视居住是一种非羁押措施，嫌疑人、被告人的活动范围虽然受到限制，但没有剥夺其人身自由。

1996年，《刑事诉讼法》第一次修改，首次将监视居住的“住处”分为了固定住处和指定的居所。2012年再次修改时，《刑事诉讼法》对“指居”正式作出了明确规定：“监视居住应当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的住处执行；无固定住处的，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对于涉嫌危害国家安全犯罪、恐怖活动犯罪、特别重大贿赂犯罪，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经上一级人民检察院及公安机关批准，也可以在指定的居所执行。但是，不得在羁押场所、专门的办案场所执行。”

2018年，为与《监察法》衔接，《刑事诉讼法》第三次修改后，规定适用“指居”主要包括两种情况：一是犯罪嫌疑人、被告人没有固定住处而需要监视居住的；二是犯罪嫌疑人涉嫌危害国家安全、恐怖活动犯罪，且在住处执行可能有碍侦查的。

虽然《刑事诉讼法》对“指居”的适用条件作了规定，但在黑龙江省高院刑二庭原法官、北京和昶律师事务所律师杨照东看来，“上有政策，下有对策，针对在当地有固定住所的嫌疑人，有的公安机关也会想法实现‘指居’目的”。

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3年，他在江苏省某区办理一个案件，嫌疑人在当地有固定住所，当地公安机关就将该案改变管辖到另外一个其没有固定住所的县，进而对其“指居”。20天后，办案人员拿到了口供，次日就将其解除“指居”，转回了原来的区。

“我向法院提出，公安机关涉嫌为取得口供而改变管辖进而‘指居’。后来，检察院把‘指居’期间的口供从控方证据中撤出了，不再作为指控犯罪的证据。”杨照东说。

杭州市警察协会特约研究员、杭州市公安局拱墅区分局一级警长童晓辉具备公职律师和公安部高级执法资格，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此前对于如何理解《刑事诉讼法》中“固定住处”的概念，实践中确实有分歧。比如某市直属分局立案侦查的刑事案件，该直属分局驻地为A区，犯罪嫌疑人在本市B区有固定住处，若要对犯罪嫌疑人监视居住，是应该在其B区固定住处执行监视居住，还是因为其在A区没有固定住处而要指定居所监视居住？针对这些问题，公安部已发布典型案例进行指导，某市直属分局受理案件的范围为全市，犯罪嫌疑人在本市有固定住处，应该在其住处执行监视居住，否则，存在滥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变相羁押的问题。

正如曾挂任最高人民检察院刑事执行检察厅副厅长的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教授、诉讼案例研究中心主任李奋飞告诉《中国新闻周刊》的，实践中“指居”不仅有被滥用的趋势，更面临着制度异化的问题，其强制程度甚至可能超过拘留逮捕措施。

（资料图片）在一次针对指定居所监视居住场所开展的集中演练中，法警配合值班医护人员，对突发疾病的犯罪嫌疑人开展检查、救治。

“脱离监督”易突破口供？

多位法学界人士认为，在公安机关办案时，我国《刑事诉讼法》规定的强制措施中，“指居”措施颇受青睐。

究其原因，根据张建伟的分析，主要源于其多重便利性，包括不在犯罪嫌疑人、被告人自己的居所和看守所进行人身自由的限制，更便于施加控制以及对场所进行操控，指定的居所变成了实际的办案场所，也方便取供，监视居住可以长达6个月，时间宽裕等。

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的上述报告也指出，执行监视居住的手段或方法有不合理之处，变相拘羁押审讯嫌疑人的情况也较多，占比52.7％。

有媒体援引某派出所一位原教导员仇某的话说，《刑事诉讼法》规定，逮捕一般情况下只能羁押2个月。对比而言，“指居”的审讯时间更为充分。

一名律师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在他了解的一起案件中，8名嫌疑人被“指居”在同一间房屋内，房屋中间设置了从屋顶到地板的防护栏，甚至，“8人中还有一名是女性”。

2024年6月13日，最高检发布一批指导性案例，其中包含发生在江苏的一起嫌疑人反映其在“指居”期间遭刑讯逼供的情况，包括遭受殴打及饥饿、违法使用戒具、疲劳讯问等变相肉刑手段。最后，针对刑讯逼供，该案两名侦查人员被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嫌疑人在“指居”期间所作的有罪供述也被依法排除。

在“指居”期间遭遇刑讯逼供的案例不止于此。据多家媒体报道，2022年7月7日，34岁的河北省某县住房城乡建设局的工作人员暴钦瑞等9人被以涉嫌寻衅滋事为由，被带到宾馆“指居”。13天后，暴钦瑞在“指居”期间离世。

2024年4月22日，暴钦瑞的家人见到了最高检司法鉴定中心出具的尸检报告。结论是，暴钦瑞死于肺动脉血栓栓塞引起的急性呼吸循环功能衰竭。这与他生前遭受长期限制性体位、反复机械性损伤、电击损伤等有关。

暴家代理律师、华东师范大学法学院教授佀化强告诉《中国新闻周刊》，2025年1月，上述事件中的公安局8名办案人员涉刑讯逼供一案将在保定市莲池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

上述问题之所以会产生，原因之一是“指居”有时处于监管的中空地带。浙江省一位受访的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便于办案确实是公安机关对嫌疑人“指居”的重要原因。不过，他们“指居”时，会主动向同级检察院报备，检察院也会过来查看“指居”场所是否符合要求，“指居”期间全程录音录像也要提供给检察院。

但还有多位受访者称，从法律规定来说，公安机关决定“指居”时，并不需要主动向检察院报备。刘计划表示，因为“指居”的立法本意不是羁押，因此，公安机关采取“指居”措施时，无须向检察机关报备或经其批准。

一位受访的警方人士告诉《中国新闻周刊》，只有针对被检察院逮捕之后的犯罪嫌疑人，公安机关将其变更为监视居住、取保候审等情形，公安机关才需要依法通知检察院。

在山东省一名检察官眼中，虽然按照《刑事诉讼法》规定，检察机关有权也有义务对“指居”进行法律监督，但很多时候，检察机关对公安机关采取“指居”措施并不知情，因此，难以对其监督。

“实践中，‘指居’成为办案机关控制的封闭场所，尤其沦为获得讯问便利的秘密场所，检察机关的监督大多形同虚设。”刘计划说。

还有多位受访者表示，在“指居”期间，辩护律师会见被监视居住人的申请常常受到办案机关的限制。北京市尚权律师事务所主任毛立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地点往往都是保密的，这导致律师会见时,难以找到公安机关对接的人去办理会见手续。即使申请了，也经常迟迟没法会见。

多位受访者表示，被“指居”者普遍认为，因为“指居”存在缺少监督等，他们更渴望被羁押在看守所。

执业律师代存田告诉《中国新闻周刊》，设置看守所的目的就是实现羁押与审讯的分离。尽管看守所也隶属公安部门，但毕竟是独立的职能部门，负责嫌疑人的审前羁押与管护。这些年来，看守所管理越来越规范，被羁押者的人身安全、休息、饮食保障有很大改善。提审者必须到看守所履行提审手续，遵守看守所的管理规定进行审讯。

改废之争

2023年9月，第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布立法规划，修改《刑事诉讼法》被列入第一类项目，即“条件比较成熟、任期内拟提请审议的法律草案”。此后，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多次就《刑事诉讼法》新一轮修改广泛调研，听取意见。

《刑事诉讼法》被称为“小宪法”，足见其重要性。而在其四修时，“指居”制度是改是废也备受关注。

南开大学法学院教授高通告诉《中国新闻周刊》，针对“指居”，现在我国还没有建立起一套完善的规范体系，比如“指居”的场所需要具备什么标准、“指居”期间需要哪些外部监管措施、怎么保障“指居”期间律师的会见权利、怎么约束办案机关的自由裁量权等。

在多位受访的警方办案人士看来，“指居”依然有现实需求，不宜废除。一些受访的警方人士认为，经过几次修改，现行《刑事诉讼法》已对“指居”做了比较客观可行的修正。

广东省一位刑警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和取保候审都是强制措施之一，可以互相补充。他曾遇到过有犯罪嫌疑人在取保候审期间，为逃避刑罚而长期反复怀孕的案例。“这种情况下，‘指居’可维护法律尊严。如果废除‘指居’，法律的执行将会有漏洞。”

高通也表示，我国前三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法学界就有呼声取消“指居”，但因为彼时逮捕率持续在高位，“指居”还是被当作逮捕的替代性措施保留了下来。此外，2012年第二次修改《刑事诉讼法》时，《监察法》尚未推出，保留“指居”，还有出于将“双规”法治化的考量。

在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陈永生看来，“指居”制度完全废除的可能性不大，客观上这项制度仍有存在的现实需要。有些人在办案机关所在地的确没有固定住所，也没钱租房，只能适用“指居”。

高通同样认为，完全废除“指居”制度有一定难度，他倾向于将其保留，但必须严格规定，限制适用。“该制度现在主要的问题是被滥用、缺乏监管，如果能够将其纳入监管的话，‘指居’可以起到降低羁押率等作用。”

那么，如果保留，今后又将如何严格限制“指居”制度适用空间？高通举例说，居所分为指定居所和普通住所，办案机关选择哪种居所应该慎重；“指居”的审批手续今后也应作明确的细化。

刘计划则表示，如果刑诉法修改要保留“指居”制度，应当全面还原“指居”的本质并予以完善，以规范“指居”的执行，完善并落实检察机关对“指居”决定与执行的监督，切实保障辩护律师的会见与通信权。

不过，刘计划还是认为，基于“指居”制度积弊太深，直接予以废除亦不失为釜底抽薪的立法选择。

李奋飞也建议，全国人大常委会或需对“指居”制度等《刑事诉讼法》的实施情况开展执法检查，如果不能通过彻底改造有效解决该制度被滥用、被异化的问题，《刑事诉讼法》修改时应该考虑对其予以废除。

中国政法大学终身教授陈光中则在今年发出呼吁，应当彻底取消“指居”制度。

他与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博士研究生魏家淦在今年第五期《中国刑事法杂志》发文称，《刑事诉讼法》再修改应当将合法性原则、相当性原则、变更性原则作为刑事强制措施适用的基本原则。技术性的修法已不能实现“指居”制度的立法目的，应当彻底取消“指居”制度，其功能可被改进后的取保候审所取代。

中国政法大学刑事司法学院教授罗翔也持相似观点。他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指居”制度很容易被滥用，其严厉性远超逮捕这种强制措施，即便它可以起到某种积极作用，但是弊大于利，法律无法追求最好，只能避免最坏。废除“指居”制度应该是一个比较不坏的选择。

高通认为，目前，《刑事诉讼法》第四次修改还处于广泛调研阶段，尚未有特别明确的修改思路。因此，有必要引导各界广泛讨论，这有利于修改时缩小意见分歧。

他有关的几个日子都会被反复提起。今天是他被训诫5周年。

其他还包括他发出警报的日子和他死亡的日子。三个日子，代表三种意义。

他是新冠时代中国人命运的象征：向社会发出警报的专业人士被打压、约谈，最终失声、死亡，而全社会接下来付出了极大的代价。

他日渐成为很多人的“信仰”，每天都有人在他微博上留言，讲述自己的点点滴滴：失业、失恋，生活中的不如意，也有人生的坚持和进步。

他成为很多人的倾诉对象。这是因为他是“人间的至善”。当然，人们知道他只是普通人，单纯、明亮、善良；好好读书，考上大学，找份工作，靠专业吃饭；有基本的职业操守，胆小怕事，被警察约谈，老老实实写下“能““明白”，签下自己的名字。

正是这种普通让他成为“每一个人”，他是“社会的共识”，也见证了社会的溃败。人们纪念他，不过是保持一种最低限度的质疑，一点倔强。

这种漫长的纪念，是一种建构和创造，也是伤痛和不甘心。虽然微弱，甚至卑微，但在本质上也和当初北岛的“我不相信”一致。

在获得真正的道歉之前，这种怀念和疑问，就不会停止。“一个健康的社会不能只有一种声音”，这是他说的。而训诫书上的“明白”，其实是每个人共同签下的一一这再次证明，“一种声音”的力量何其强大，这正是李医生用生命的代价换来的教训。

他的死是自己生命的终点，却应该社会的某种起点。

在刚过去的2024年年底，文学界坏消息不断。文学出版物停刊的新闻、线上文学内容停止服务的消息接二连三，种种情况让我们不禁会怀疑：文学在当下是不是不行了？

纸媒衰弱、书店关店潮，其实文学的“式微”已是老生常谈，大家一边看着莫言、余华、苏童等大作家上综艺，讲过去自己写作、投稿、成名的故事，一边则唏嘘文学的黄金时代不再。

依赖情怀和愿景造势一时，但是现实是残酷的。为此我们找到“小鸟文学”的主编杨樱聊了聊，从她身上我们发现，我们对文学的爱，不过就是对生活以及所有可能性最真诚的爱。

文学的黄昏？

前不久《书城》杂志发布休刊公告，宣布2025年1月1日起休刊。《书城》杂志创刊于1993年，曾经数度改版，经历多次停刊复刊。杂志海派风格鲜明，内容丰富，栏目众多，每一期内容都呈现出不同的阅读趣味，曾经一度被称为中国最像《纽约客》的杂志。无独有偶，在年底的时候，《文学报》也以交出“推进主流媒体系统性变革”的说法，宣布2025年暂停纸质版的独立邮发。

不只是传统出版物，线上文学内容似乎也光景不好。一年出12卷的线上付费订阅文学杂志《小鸟文学》也迎来2024年12月31日停止更新的日子，服务完最后一个订阅读者之后暂停服务。一度被视为国内文学播客先行者的“可以听的文学杂志”跳岛FM前不久官方宣布了现有团队解散的消息，并更新了最后一期《第218期：自由潜水特别版：上岛吃饭，虽然是散伙饭》。

以上种种情况会让很多人不禁会怀疑：文学的黄昏是不是就在眼前了？纸媒衰弱、书店关店潮，其实文学的“式微”已是老生常谈。但其实就算行业坏消息频发，依旧还是有不少文学品牌依旧在前行，不仅不断有新品牌冒出来，而且不少原来的品牌也根据自身情况调整后有了更好的发展。

在拥抱不确定的当下，或许有一点是确定的：文学的发展未来会如何，不仅需要时间来证明，同样也需要我们这一代人的努力。

小鸟文学

2021年“小鸟文学Aves”App上线，作为一款付费线上文学杂志，它精准攒聚了一众年轻的文学爱好者，尤其是最初“小鸟文学Aves”开出的高于文学刊物的稿酬一时间令诸多文学爱好者精神为之一振，并引发众多文学创作者关注。它在2021年获得刀锋图书奖“年度阅读平台”。

“小鸟文学Aves”App上线的时候主编杨樱说：“小鸟代表自由，有时代表高度，我们叫小鸟，因为我们还向往一点天空上的事。”3年后，小鸟即将和我们告别，杨樱又说：

“文学本身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产生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目的，它是为了成为经典和永恒。”

因为没有目的，也就无所谓成功与失败。对于小鸟的停止更新，杨樱不以为意：“App的内容停止更新不代表我们的工作停了，我们还会一直做，还会用不同的形式去呈现。”

在小鸟运营的3年多时间里出了不少杰出作品。2022年，伦敦政经学院的人类学博士生周雨霏的非虚构作品《驯服与被驯服的：在拉萨繁育藏獒》在小鸟首发，之后被大众知晓，拿了不少文学奖项。这篇关于藏獒和女性的故事既有社会研究者的学术严谨性，也不乏创作文学感，“我们找周雨霏约稿，结果都超出了我们的预期。”杨樱用周雨霏的例子向我们解释小鸟文学的独一无二性，“我们多少提供了一些市面上没有的、有创新型的内容，一般人可能不会写。”

比起专业作者，集聚素人写作者的“24 小时文学聚会”栏目更是小鸟独特的典型体现。“这是个素人投稿的栏目，很多作者非常年轻，90后95后甚至00后，他们的文字一看就是没什么规则，是没有被规范过的表达。可能看上去有点野，题材也非常野。一般常规的文学杂志是不会接这些题材这些文章的，但是小鸟就会发表。”

敬美好生活

即使“小鸟文学”停更，杨樱是不会停的。自始至终，文学只是杨樱创造美好生活途径的一个分身。至于何为美好生活，要追溯到10年前。

2014年社交媒体初起，杨樱和伊险峰带着团队打着“何为美好生活”的口号上线了《好奇心日报》。凭借着高质量的PGC（Professionally Generated Content）输出，《好奇心日报》讲述在消费主义下如何更好生活，其商业洞察、生活方式和年轻中产的内容核心精准打中20-40岁之间、关注商业、科技、互联网“高精尖”人群，一时间《好奇心日报》和杨樱名利双收。只是4年后的政治环境对内容的自由度产生极大限制，两人做出关停的决定。产品是关停了，但是做内容的心从来没有放弃。之后某一天，投资人找到他们，希望他们再试一试媒体平台。“我们第一反应当然是好，并且我们决定依然围绕‘何为美好生活’这件事。不过，新闻是不能做了，那我们不如就转向文学好了。于是小鸟就诞生了。某种程度上，‘小鸟’和‘好奇心’是一脉相承的，‘小鸟’是‘何为美好生活’文学向的衍生。”

说干就干，2021年“小鸟文学”上线，定位成一款专注于提供高质量文学内容的阅读平台，内容涵盖虚构文学和非虚构文学。“小鸟”提供付费阅读服务，由杨撄担任主编，编辑委员会由彭伦、李静睿、曾梦龙、伊险峰等人组成。“在世界变得模糊不定之时，让文学杂志的价值是在一个崩坏的语言环境里，让人保持对文字的敬意”——这是编辑们口中的小鸟文学，也是杨樱心里的“美好生活”。

Q：作为一个线上的软件内容主编，和传统出版的主编有什么不同的地方吗？

杨樱：我觉得挑稿子严格是我们的一个特点。我们有一个三个人的文学小组来审稿，我们三个人对每一篇稿子投票，要得到三票的稿子才能上刊。

做小鸟我们还有一些比较犟的部分，我们希望用不同的形式去接触正在发生的话题。虽然文学不是新闻，但是我们想成为一个新闻的延长线。不能直接触碰，但是希望可以回应，哪怕是以从知识结构上作为回应都可以。这在我们的各个栏目中都能看到。我觉得这是我们和传统文学刊物最大的不同。也许可以说我们距离当下更近。

我觉得这种内容的“当代性”并不是线上和线下的区别，这是一种选择。你需要有一种对“当代性”探讨的欲望和动力，然后去落实。

传统的文学杂志，比如说最知名的《收获》《花城》《人民文学》等等，作品被刊载在这些杂志上已经是一种荣誉、一种社会认可，你被选中排上可能要等几个月甚至一两年，这种情况下它没有必要实现这种当代性。

Q：在大众认知中，文学就是理想主义的代名词，你同意这个说法吗？

杨樱：我觉得文学是理想主义代名词之一吧，理想主义太多了，它不只有文学。

我大学的时候有过一个经历。我当时看一本叫《植物的欲望》书，那本书是讲的四种日常植物的故事，其中讲到苹果。书中提到“苹果是如何驯化人类”的这件事，大意是说苹果得到被大范围普及播种其实并不是我们人类的选择，而是它吸引人类让人类繁殖它。我看完大受震撼，非常有感触，于是我在一次计算机课上和我身边的同学分享了这件事。我到现在都记得他看我的眼神，可以说毕生难忘。那种眼神不是好奇也不是责备，而是一种质疑，他质疑你为什么要和我说这么奇怪的东西。在他的认知里，这件事是一件没有用、没有价值的事情。在那个时候我好像就感觉到，我似乎和他们不太一样。

其实文学应该就是类似这种东西，没有目的性，没有实际价值。文学本身不是为了某个目的而产生的，如果一定要说什么目的，我觉得它为了成为经典和永恒。文学是值得做的事情，我现在也还有能力去做。

Q：你如何看待AI与创作的关系？

杨樱：我也刚开始玩这个东西，挺好玩，各种AI工具有各自擅长的，我会有时候用它写个诗、画个画，跟它玩一玩。很多初级工作AI可以完成的很好，比如说翻译，比如说写请假条、说明书。你如果说AI与创作的关系，我觉得它在努力模仿人类的思维模式，而且在学习速度上不可小觑。现在如果拿AI生成一段影像，可能真的还分不清到底是人工的还是AI的，从这个意义上来说AI是有创造力的。我觉得去评价AI的创造力其实要看操作AI的人。你如何训练它，它就会有何种的体现，你是什么水准，你就能把它用到什么水准。在这个意义上来说，AI是人类非常好的合作者。

本哈明·拉巴图特的《理性的疯狂梦》是一本讲述人工智能的长篇小说。它从冯诺依曼一直探讨到李世石，给我印象最深的地方就是它描写李世石败给了Alphago的部分。他有一个场景的描写，说李世石输掉比赛有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是因为他的羞耻心，作为人类，他在做完一些行为之后他会有情感，这种情感可能是羞耻、懊悔也可能是感觉压力。Alphago与之相比最大的优势就是完全没有任何感情的干扰。比如在下了一步非常愚蠢的棋之后，Alphago毫无感觉，虽然操作它的科学家可能惭愧的无地自容；同样的事情发生在李世石身上他可能就会想死，也会影响他的下一步棋。

虽然我无法评价AI是不是一个很有创造力的作者，它的终极形态我也无法想象、更无法评判，但是我认为，AI是一定不会取代人类的。像书里写到的，无法产生感情可能是AI的优势，这也正是它无法取代人类的原因。只要你有足够的方法，AI是可以被预测的，它的路径和结果都是可以被推算出来的。但是人类因为有感情，所以不可预测。你不会知道突然之间去杀了个日本小孩的人在想什么，你也不会知道冲到广场上刺伤几十个人的人他在想什么，甚至连你身边亲近的朋友家人你都不理解他们在想什么。

我觉得人性的这种不可预测是创造力的来源。

Q：你最近在读什么书可以和我们分享下吗？有哪些书对你产生过很大的影响？

杨樱：我大学里看过一本小说叫《手提箱》，篇幅很短大概就5万字，作者是谢尔盖·多甫拉托夫，是一个流亡的苏联作家。前两天我碰到了他的另一部小说，叫《我们一家人》，他真的就是写了十三位个性鲜明、血肉丰满的亲人，读起来轻松诙谐很有趣，背后其实是有深刻意义的。多甫拉托夫在被译成简体中文好像就这两本书，06、07年左右出过一版后就没有再版了，现在好像只能在图书馆找到了。

今年我非常集中的看了米兰·昆德拉的所有作品，除了话剧没有看其他应该都看过了。当然我以前就看过昆德拉，但是没什么印象，今年又重新再看觉得太喜欢了，把他列为我最喜欢的作者。我看到有八卦说为什么昆德拉没有得诺贝尔文学奖，是因为他太挑剔了。因为他这个的性格所以其他文学创作者和他的关系都不好，诺奖的评委也就自然不喜欢他。这个算是八卦野史，但我觉得挺有意思。

还有一个我很想向大家推荐的作家，齐格蒙特·鲍曼。他的书可以给你很多东西，所有东西都可以在他的书里找到答案，什么狗屁工作、什么工具人、什么女性主义，这些他都讲过，而且是20年前讲的。你很难想象一个人可以从集中营说到 TikTok，这个人太神奇了。

Q：小鸟文学的未来会如何？

杨樱：目前的状况就是我们打算暂停了。我们会更新到今年12月31日，是因为我们最后的一个订阅者订阅期间是这个，就算只有一个订阅者，我也要为他更新完。不过我想强调下，暂停的是付费部分的电子杂志，但是内容形式是我们自己定的，我们还会继续做内容，但可能不是以一月一卷的形式。具体是什么形式我还没有计划。其他新媒体平台上的更新我们还会继续。

2024年末，极越汽车受到关注，是以一种不同寻常的倒掉方式。12月11日下午，内部全员会宣布开启“创业2.0”阶段，几小时后团队原地解散。

收到解散通知的时候，测试组长肖琴刚把接下来两周的工作做好分工安排，订了大包间组织团建，准备鼓舞士气。她来自河南农村，是家庭经济支柱，所在工区少有员工听到风声。“我今天还干活吗？”大家都懵了。

上海工区的整车软件开发工程师陆明，在公司闪崩前不久，被非正式通知部门解散，工作停滞。在他和同事们的视角中，上市分红的大饼一直在画，互联网病早已深入公司内部。极越宣布解散后，他在公司熬了一夜等谈判结果，第二天赶着去参加面试——冬天本来就不是应聘的好季节，他背着房贷，不能有断档期，在这个年末攒了五六个面试。

公司命运起落之下，多名员工回顾了他们身处其中的经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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丢失的署名

12月11日星期三下午，距离团建聚餐还有一个多小时，肖琴发信息让调休的人早点到。

前一天刚到了5台新测试车，作为组长，她把外包人员分成两班轮休，打算周末加班。测试哪些场景、车速多少，规划已经排到了2025年Q2。担心前阵子公司有一半外包岗被裁，影响组员心态，她预订了公司十公里外的一家湘菜馆，那里有坐得下全组二十多人的大包间，想鼓舞士气。

收到消息，四五个调休人员不明情况，以为临时有活儿要支援。饭桌上，肖琴挨个划拉菜单，荤素搭配、冷热比例都顾不上了，够吃就行，点完菜她开口——“对不住大家，本来想年底之前肯定是稳的，不会再为工作奔波着急，好好干就行了。但现在是我们（正式员工）都会（被）开掉了。”

团建就这样吃成了告别宴。大家喝光了七瓶汾酒，互相感谢，还在吃胃药的男同事主动要喝，“最后一次了，你现在不喝啥时候喝？”肖琴记得，另一个话不多的员工拉着她不断重复，“琴姐，你以后一定要拉我”，这位员工三十来岁，媳妇正怀着二胎。

一桌子人几乎同时失业，这是肖琴怎么也没想到的。这天早上，她如常到公司，忙着准备资料，11点有个线上会。她所在的工区，不到二十名正式员工，外包人员一百多名，主要负责智能驾驶测试，每款车型投入量产前，要在这里通过一系列验证。

差几分钟就到开会时间，会议临时取消，研发和测试的主要负责人请假。这种事常有，她并没当回事。十二点半午饭时间，肖琴被拉进一个部门大群，上海总部的员工也在，有人说“赶紧宣判”，建群的领导说，“等我把手头上的工作忙完”。肖琴猜测，可能要裁员。

到了下午4点，CEO夏一平召开全体会，肖琴没听到“解散”两个字，反而解读出了积极的意味——会上说要进入2.0创业时代，“一场更加激烈的战斗即将到来……管理层将全力以赴，与大家共渡难关”。但会上也说，公司没钱给大家交11月的社保了，肖琴认为，“发不出来钱了而已”，她跟同事王浩宇说。

极越汽车自诞生以来的日子。讲述者供图

王浩宇在一个小时前，本打算把存有数据的硬盘寄给供应商，上海总部的一个同事提醒他，“东西不寄了，保管好个人资产”。他早上刷到公司解散的小道消息，问资方同事，对方回答微妙，“老板会给出解释”。他猜测，公司出现了短期资金不足。

而在上海总部，员工陆明早有心理准备，已经在投简历面试了。陆明记得，11月底就传出裁员消息，外包50%，正式员工40%，没过一周，部门例会全部取消，工作暂停，领导也非正式地通知大家“自己找出路”。

听到CEO说，“如果现在签离职协议，还能去找下一家新公司把12月社保交了。”王浩宇心里做好的最坏打算是——可能未来几个月没有工资。会后，HR来谈离职方案，他还主动说：“我接受几个月没有工资，自己先垫钱交社保。”

这是多名员工的想法，跟公司共患难，以后企业上市，以元老级员工身份，拿到股权分红——这份信心来自百度、吉利两大股东背书，以及“懂车帝”的销量榜单。2024年9月，新款极越07上市之后，从外部数据来看，销量开始往上走，大家开始畅想，明年可能一个月卖到三五千台。“况且年底工作不好找，降薪或者去小公司还不如在这停薪留职捱几个月”，王浩宇说。

裁员通知传到肖琴，她始终不相信是全员裁员，发消息让调休的人早点到，“不管怎么说先把饭（团建聚餐）吃了”。

第二天（12月12日）上午10点，她和同事们相约去和HR谈社保断缴和赔偿金，才知道公司一夜之间没有了。HRBP只有两句话，“我也不知道”“我不能决定”，有人提出跟上一级HR谈，对方推脱，“下周我也不在这了”。

工区开始出现混乱。王浩宇见到，一名外包员工赔偿谈得不顺利，从试驾车里拿走逆变器、灭火器，发泄不满，眼看要拿走桌上的硬盘，被王浩宇拦下。他赶紧收拾挂在自己名下的资产——上万的设备带回家，剩下的堆进测试车，开到工区外一处人少的地方锁起来。

他们所在工区，价值1000万的测试机器人、20多万的扫描仪，7000多块的椅子，分散挂在各员工名下。之前这些设备放在靠门很近的地方，方便拖出去测试。“现在公司的任何一个地方都是不安全。”王浩宇的这句话很快应验。

当天下午五六点，来了几家供应商，开叉车和板车，想要把测试车带走抵债。一楼车间的卷帘门敞开，王浩宇看见有个男的坐进一辆测试车不出来，但因为没有电子钥匙卡启动不了。另一个穿深色羽绒服的中年男人说来拿钱，尾款还没结，王浩宇搭话：“别找我，我也是要钱的。”

当公司进入无管理状态

12月12日这天，听说另一个工区有丢微波炉的，肖琴开始清点组内资产，把小件收进纸箱搬到车间，和贵重的测试机器人放在一起，用四辆车把设备放在车间深处的一个角落。大家商量，让行政人员取消员工进入权限，防止供应商拿走，也防止出现“叛徒”；之后（员工）如果拿不到社保和赔偿，看能不能变卖这部分资产。

肖琴仍抱有一丝幻想，公司还会留一部分人维持运转，至少有序地赔偿、解约。直到饮水机、微波炉、咖啡机、厕纸，以及保洁工具和绿植，一样一样被供应商撤走，来上班的意义，只剩下谈社保断缴和赔偿金。

按照HR给的说法，员工当时有两个选择：一是12月16日前签订离职协议，获赔N+1，次年2月15日才可以拿到；二是留在公司继续上班，但没有社保和工资，相当于“自费上班”。距离11月社保缴纳日的截止日，仅剩2天，员工普遍反馈，“太仓促了。”

研发工程师陆明参与了12月12日上海总部的谈判。他注意到，15名员工代表在会议室，跟CEO谈，人力总监也在；大部分员工围在会议室前等结果，曾有一个供应商出现，大喊欠债还钱，有人上前制止，担心影响员工问题的谈判重点。

之后两天，在工区角落，陆明还看到五六个工程师，围着电脑研究智能语音的改进方案，想做出一个离线之后也可以稳定使用的版本。

肖琴和同事进入了无管理状态。每人出二十块，采买饮用水、打印纸和厕纸。垃圾先自己收拾，他们准备了一个大垃圾袋，把各自的垃圾聚集，“如果后期实在搞不定，再考虑请日结保洁员。”

肖琴不知什么时候才能等到结果，“离大大本营太远了，我们都是后知后觉。”看到上海的同事提出了一套员工的赔偿需求，她和同事们自发给谈判代表转账，让他们买早餐和药品。

处在“后知后觉”的岗位，31岁的肖琴对公司一直抱有信心。她刚来公司是在2022年8月，工区还在装修，水泥地，喷漆的时候，她搬着办公桌去室外工作，下了班再搬回去。到了冬天，四个电暖器同时开就会跳闸，贴好几个暖宝宝也不管用。说起过去两三年的经历，肖琴忍不住心酸。

极越是她干得最久的一份工作，入职时HR告诉她，“现在加入就是元老级别”“新能源汽车制造正在风口，会出现三个新的车企。”肖琴入职不久就被提拔成组长，跟隔壁组的河南老乡，私下成为无话不谈的好友。

测试工作总伴随着风险，尤其是智能驾驶测试，是要把驾驶交给机器。她眼见同事为了躲避障碍物紧急打方向盘，撞到路灯杆上，车胎爆了。在团队，肖琴是为数不多保持劲头的人，她是家里老大，妹妹是博士后，父母没有退休金，肖琴是全家挣钱的指望。在工作中，她也习惯于把活儿揽过来，想多存些钱，再找机会转岗。

12月初，文创工区的研发人员赵书林已经预感到不妙——他所在团队裁员比例达到50%，出海业务资质认证也叫停了。赵书林没在裁员名单上，但他主动找领导申请把自己加上，“裁员比例太高了，预感公司发不出年终奖，不如拿了N+1直接走”。但名单还没公布，公司就解散了。

员工归还资产。

门店信号更弱。公司倒闭的消息传到号称“杭州最大门店”时，25岁的店员李浩刚入职3天，早上店长还问他，“明天有没有试驾的客户？”西安一家门店店长王雨安，已入职一年，从四个员工发展成十四五人团队，他一直觉得有成就感，和公司一起在成长。

王佳是入职一年多做产品运营，已到孕晚期，预产期在一月份。据她介绍，公司有80多名孕产妇，还有刚怀孕两三个月的，接下来孕期、产期和哺乳期，将近两年多的时间，“没法找新工作，没有公司会接收一个孕妇”。

12月12日晚，陆明和很多上海同事一起在公司熬了通宵，终于等到公司允诺，第二天为全员缴纳11月的社保。13日，他赶了两场面试，一个传统车企，一个新能源车企——冬天本来就不是应聘的好季节，他背着房贷，不能有断档期，在这个年末攒了五六个面试。

985毕业后，他找到一份待遇不错的车企，两三年后认识了妻子，前年迎来他们的孩子，计划着把两室一厅换套大点的。他离开传统车企来到极越，降了一点薪，因为“厌倦国企工作重复性高、更新慢，这个「从零到一」的项目有挑战，能带来成就感”。

14号是陆明36岁生日，往年妻子会准备蛋糕，全家吃顿饭，这次没了心思。陆明早晨吃了碗清汤手擀面，加两个荷包蛋，扒拉几口赶往公司，“这是本命年最后一道坎”。

谈拢社保后，陆明观察到，谈判节奏明显变慢，群里气氛也变了——有人开始怀疑员工代表被收买；要钱也产生分歧，在群里讨论两句，还会被指责看热闹不嫌事儿大，“不去现场，啥也不干，捐款的时候也不捐，就知道瞎出主意。”他看到群里说。

立项慢、上路快、击鼓传花

陆明在一个新项目组，自主研发电子电气架构。项目组2023年底成立，一半人是新招，另一半复用其他部门员工。陆明介绍，目前极越上市的两款车，是在吉利的电子电气架构基础上做的，修改要通过吉利，相当于没有自己的核心技术；而研发一套自己的架构，落实到一台车上，至少四年。

招聘他的领导，面试时也讲明了项目的不确定性，有可能成不了。但陆明当时判断，“既然开始自研，说明这个车企还是有希望的”。入职后，项目进程比他预期慢得多——在陆明的讲述中，本该在四月份发的第一版需求，到八月份才提出，还是非正式的，因为没有立项；本来计划六月立项，推迟到了2025年六月。

陆明之前在传统车企工作多年，原以为互联网企业，部门之间沟通更顺畅，结果“部门墙”也很严重，其他部门的配合显得滞后。陆明推测，部分管理层对这个项目可能还是犹豫，他渐渐不急了，“慢就慢吧，给发工资就可以了。”

根据公开报道，2021年3月，极越汽车的前身集度汽车诞生，当时百度和吉利分别持股55%和45%。然而第一款车型就卡在缺乏造车资质，在上海车展被叫停；集度叫停后，极越是吉利从已注册的品牌库里挑出来救场的。

员工赵书林在公司闪崩后才意识到资质的重要性，“如果公司有独立造车资质，即使破产，也会有企业冲着这块牌照来并购”。而在另一员工崔笑的叙述中，拿不到资质的原因归结于，前几年新能源汽车处在风口期，大量资本涌入，导致2022年开始汽车生产资质发放收紧。

12月17日流传广泛的一篇由员工匿名撰写“极越闪崩时间复盘”文章分析，公司闪崩是产能过剩和产业转型时代背景下的产物。据相关统计，从2018年到2023年，5年间共计超过400家新能源汽车企业消失。新能源车市场呈现两级分化：销量、产量飙升，但行业的另一面，是车企在激烈竞争下的淘汰赛。

多名极越员工表示，公司上市分红的大饼一直在画，原本需要预留时间检测、检验的功能，直接到汽车上路还接着检测。负责测试的王浩宇说，“以前一个实验做完基本上几年，现在一年都出两台车了。”

供职于另一家新能源车企的技术管理人员孟佳然表示，互联网管理者在车辆制造中习惯沿用做软件的思维，要求快速迭代，“产品做出来，简单验证一下没问题，就推到市场，让用户去验证，并没有考虑真实的用户需求。”

他在传统车企工作过十年，“汽车开发周期至少两三年，经过两冬两夏，两个高温实验和两个低温实验，因为一些硬件问题需要长周期的耐久实验，才有可能发现，比如之前就出现过悬架断裂的问题。”孟佳然发现的问题，会通过邮件或会议纪要提出来，他刻意在每个环节留下文字痕迹，写明发现的风险点。

据孟佳然了解，就算管理层出身传统车企，也会在投资人的催促和同行压力下匆忙将车辆上市。大部分新势力厂家都存在这种情况，“车已经上市了，还在不停改，不停做实验。如果发现问题，就再改，甚至不惜上门给客户升级或更换。”

前研发工程师陆明一直没买新能源汽车，除了验证时间短，另一个原因是不放心供应商的质量。陆明认为，激烈竞争导致车企对供应商疯狂压价，而供应商“缩减成本最终肯定是质量下降”。

他举例，有的供应商投了很多钱做研发，临了准备往车上装的时候，突然被换掉。还有的供应商结账使用承兑汇票，拉长付款周期，结果被拖垮——新能源车在供应商圈被形容为“击鼓传花”的游戏，每人Auto曾报道，“不知道到谁手里，热闹就消失了，变成一堆找不到人兑换的空头支票”。

极越的经营者在成本上缺乏控制，对投资者怀有盲目信心，即使在资金迟迟未到时，新的门店依旧在推进，是这家公司在此轮媒体复盘中最为诟病的问题之一。

崩盘前一两个月，极越曾向两大股东多次请求支援，财新杂志在其报道中梳理，百度提出极越融资10亿元，自己和吉利再各出10亿；（2024年）九十月份，融资一直没到账，银行决定不再给极越续贷。

现金断流后，极越迅速崩盘。据21世纪经济报道，截止目前，极越欠款总额为70亿元，其中百度9亿元、吉利26亿元，银行11亿元，其他包括供应商在内的欠款达24亿元。

一丝幸运

12月16日周一上午，是之前公司约定的last day。肖琴和同事们收到物业发的函，厂区欠租金40多万。水电暖暂时不会停，因为之前按季预付过款，可以使用到月底。上一周没来得及收的会议室话筒，丢了俩，说不清是谁拿走的。

过去几天，每天大家都互相问，明天还来么？肖琴每天都来公司，她在家待不下去。洗漱的时候，父母在厨房做饭，姥姥开始擦地，姥爷坐在她边上，想问又不敢问。父母都在打零工，过去一年没怎么接到活。正式得到她失业的消息后，母亲开始跟她要简历，说找人帮忙。

隔壁组的河南老乡张俊义找到了零工，给鞭炮厂做设备升级，面色缓和了不少。截至16日，他已经投出去175份简历。张俊义一家三口住在天津，女儿5岁，房子在2018年高点入手，月房贷七千。妻子在一家事业单位工作，稳定但收入不高，能维持日常生活，但家庭大头支出都要靠他。

2024年又多了两笔债务，一笔是媳妇借钱给弟弟结婚的60万，另一笔是自己借钱炒股亏的二三十万。媳妇和张俊义一样，都来自农村家庭，娘家手里没钱，又希望弟弟风光结婚，把买车、彩礼、买房首付和酒席钱全包了。而张俊义想要快速还掉买房的借款，两次从银行贷款炒股，结果都亏进去。年终奖原本是他堵窟窿的期望，现在落空。

媳妇埋怨他炒股亏钱，张俊义反击她借网贷给弟弟结婚。媳妇说，她借钱至少还算是干了点正事，但炒股亏了就是没了，张俊义也说不出什么。最近，他陆续收到了几个offer，都在南方。他选了一家稳定但薪水少的，决定南下，“（那里）感觉倒不了，会一直有口饭吃，其他地方，35岁后不知何去何从。”

12月19日下午三点多，员工们终于等到赔偿方案——普通员工将拿到N+1的经济补偿，2025年1月20日之前支付，垫付资金由百度、吉利打入监管共管账户；工资结算延长至12月20日，员工的社保和公积金由公司缴纳至12月。

12月20日，张俊义和同事们都签了离职协议。临走的时候，肖琴跟他告别，说过年回老家聚。肖琴刚被一家车企拒绝。被拒那天晚上，她再也绷不住，给小两岁的妹妹发了信息，“睡了没有？”她住的地方不通地铁，和妹妹读书的学校离得很远。

妹妹很快打回电话，她知道肖琴很少在家人面前示弱，是照顾全家的角色。肖琴在电话里哭了，说公司倒闭，觉得自己在努力奋斗的一件事情，一下子没有了。妹妹安慰她，这个行业不适合你，就换个行业，两人聊到凌晨三点。

王浩宇接受了降薪，但他面试的公司中，有家一听他在极越的薪资就没了回音，王浩宇猜测对方担心自己把这份工作当跳板过渡，不会长期干。圣诞前倒是有家公司愿意接收，但提出降薪30%，他想了想还是没去。

签离职协议的第二天中午，大家聚了个餐，庆祝拿到赔偿。聚餐时聊到几家同年倒闭的新能源车企，又生出一丝幸运：“比高合跟威马强，他们破产倒闭很慢，拿赔偿啥的费劲，我们这不到10天结束了。”

（文中人物为化名）‍

“别看你今天闹得欢，小心今后拉清单，这都得应验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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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原文转自作者的推特账号

2024年快结束的时候，星相学家们集体跳出来向全世界宣告：冥王星已离开摩羯座，进入水瓶座，这将开启一个20年大运。但一向迷信的中国人没有任何反应，因为困顿的人生，不配拥有星座。正如2023年底，风水家们欣喜若狂宣布国人将交上“离火运”，但一年过去，只有各种断舍离、烧死人的大火，没有一个国人交上好运。

中国人已不信开盲盒的运，只认胎记一样的命。有一天，杭州一个外卖员睡在路边电瓶车上，睡得很久，人们上去喊他，才发现他过劳死了。骆驼祥子想用勤劳来改运，却死于路边，这才是他改不了的命。有一天，一名重病青年被送到医院后已经没救了，医生问他住哪儿，家人呢。青年说：别，死在明亮的医院，比死在我那地下室好多了，也别通知我爹来，浪费火车票钱。还有一天，一名患儿的母亲找到慈善组织求助，但慈善机构负责人逼着这位母亲陪睡，才允以救济。

这一年，流行不生孩子，却流行开车撞学生，流行企业家被“远洋捕捞”，还流行殡仪馆盗取尸体骨头卖给医美做假牙、假鼻梁，这像一个倒霉蛋从出生到死亡的浓缩一天，所以这一年并无新意，只是加剧悲凉版的“出生，活着，死亡”。

据说中国新生儿出生率，已低于抗战时期了，也许生活压力比敌人炮火更残忍……产院的谭姐告诉我：现在入院的孕妇少了很多，过去托熟人塞红包才能抢到床位，现在搞反了，产院要拉生意甚至推出优惠政策“生小孩，送婴儿车”，可业务还是一路下滑，没人敢生呢……她又说，产院为了调整经营结构，把一楼租给火锅店了。

《昆虫记》作者法布尔告诉我们，像蜜蜂、蚂蚁这样的昆虫，如果繁殖率忽然明显降低，意味着会爆发瘟疫、洪水、食物紧缺甚至战争。当然，法布尔研究的是腐朽堕落的资本主义昆虫，社会主义昆虫觉悟就高了很多，昆虫们一定会跟“性萧条”“最后一代”等不良风气作顽强斗争，生活再难，也应该井喷似生出更多小昆虫、小小昆虫。

虽然不便学习前苏联“月经警察”定期检查谁逃避为国家生孩子了，但我国专家谆谆教导“女大学生们该明白，毕业后生孩子是你们应担起的责任”。这就是《黑客帝国》原理，没有足够的人肉电池，国家靠什么发电呢。虽然生活艰难，但可以看看这些感人的官方新闻：孕妇背着孩子外出打工彰显母爱；父亲拉着脑瘫儿送外卖，坚守着男人职责；九旬老太为养活六旬的瘫痪儿子上街摆摊，体现中华老人的顽强坚韧……但凡祖上没做过三代以上的太监，都不能把没人性写得这般水灵灵颂圣，而下面评论全是“加油，好感动”，那一排排双掌合什的人肉电池，配得上给它们的苦难续航。

这一年，好多学校门口新增了一排排防撞石墩，那些“原子化叛乱者”开着车呼啸而来，他们是人格异化后长大的孩子，自己失去希望，就要毁灭别人的希望。这一年流行当街杀人，泰安校车冲撞学生11死，上海松江商场砍人3死，湖北孝感小悟乡杀人事件造成8死，广西防城随机杀人5死……有人说开启了献忠模式，别吹牛逼，张献忠不仅成建制消灭了官军，对平民也挺好：攻陷凤阳城后，他杀掉知府，把胜利品和府库里粮食分给贫苦农民；攻下长沙，他宣布免征三年税粮；攻下襄阳，他立马分十万两饷银赈济饥民。攻下衢州，一路下来，张献忠部队纪律严明，深得百姓拥护，清人刘献廷记载“余闻张献忠来衡州，不戮一人，以问娄圣公，则果然也”。当地百姓竟纷纷向张献忠报告官军动向，亲自充当向导，可见得民心到了什么程度。

进入四川张献忠也第一时间宣布对百姓“免三年租赋”，为免劫掠，严禁“擅取本土妇女为妻”，违者正法。至于他后来人格分裂反人类，那是后话。我理解“献忠”只是借用某种语境，但严肃叙事时，你会发现当下无差别杀人者配不上“献忠”。

无锡工艺学院的徐加金因被学校剥削，高喊完“人民万岁、无产阶级万岁”后，不去捅院长，却躲草丛后杀掉8名无产阶级，那些女生流了满地的血，每一滴也都浸透父母的艰辛……前些年还有一个郑民生，因为失业失恋，某天清晨就跑到南平实验小学门口，搂过孩子疯狂砍，边砍边骂“他们不让我活，我也不让你们活”，他用55秒边骂边砍，砍死了8名伤17名。这些孩子最大的12岁、最小才6岁，你他妈失业失恋，关小孩子什么事。

某些国人有两个不好的心理代入：一，只要看到权贵对外耍流氓，就觉得给他长了威风；二，看到恐怖分子当街杀人，就觉得在为他复仇。得多自作多情，才会觉得端王载漪弄了一堆姨妈巾对着外国使馆比划是给你脸上贴美容面膜，脑回路填充多少猪下水，才认为义和团满北京杀人，能顺手帮你要回黄包车。

本应该去追寻到底是什么力量让这些人异化成畜牲，却跑去查“五失人员”，引入“枫桥经验”。终于，这一天街头大大方方立起一个新仪器：群众情绪稳定测试仪。如果情绪不稳，是不是像飞越疯人院那样当场阉割掉小脑。而根源在哪儿，你看看这组新闻对比：

意大利小伙安德烈生病了，在海南医院只花了24元人民币就痊愈出院，他专门发了视频感谢中国，“中国真好，感谢中国，我的眼睛很好，我可以看得很清楚”；另一个视频，丈夫陪着身患绝症的妻子去医院拿检查结果，发现无力支付医疗费，趁丈夫去找医生，妻子想都没想，干净利索地翻过医院走廊的窗户跳了下去。

视频到这儿就结束了。我却在想，那个丈夫回来后，会不会选择在医院里杀人……没有软肋的人越来越多了，或者你以为那是软肋，其实抽出来就是一把对准社会的刀。

专家建议：人多的地方不要去……可是，人少的地方也会杀人劫财，呆在家里也会楼塌、燃气爆炸，窝在校园会被捅，坐飞机会碰上东航，坐大巴碰上塌方就把自己搞进48位死亡名单，自驾国产电车一不小心就自燃，倒是省了火葬费……你终于明白，“天下之大竟无我容身之地”是什么意思。

街市横冲直撞满地鲜血的时候，重新推出满血复活的李子柒，那份恬淡宁静，雅致富足，冲淡了真实乡村的凋敝，还让人们在手机里重燃生活的希望。李子柒是残酷生活的对冲基金。

人们谈论过几天“垃圾时间”，也懒得再谈，就静静地看着一场足球赛按水球规则进行吧……时不时也冒出一些惊悚新闻，比如无臂人乘地铁时，工作人员要求其出示证件，证明自己是残疾人。比如北京财政会议说，“要打破老百姓觉得钱存到银行就是自己的观念”。这句话没毛病，你的钱存到银行不见得是自己的，你的遗体存在殡仪馆也不见得是自己的，看看殡仪馆倒卖四千具遗体供医美牟利的新闻吧。被割走太多属于自己的东西，韭菜们却一直坚信死后能住进属于自己的骨灰盒，其实，你以为能住进自己的韭菜盒子，但你很可能被装进别人的假牙套子。

问：“我们活着的目的到底是什么”，答：“就是让你们奔跑在街市加班在工位忙碌在工地时，让社会看上去还有一丝生气”……生活还得继续，裁员大潮中的伪中产忽然发现自己一文不值。最富标志性意义的是：上海人民广场相亲角，以前丈母娘要求未来女婿月薪至少三万起，现在只要求一万，以前房子可有贷款，现在不可以有贷款。上海老阿姨，是这个世界上最灵动的生物。

而官方大力鼓励灵活就业，最好一天打三份工，人民日报登出文章：禁止渲染底层生存挣扎。这一天，驻马店七旬大爷卖菜为脑梗老伴挣医药费，罚5.5万，告到法院却被判败诉，瘫倒在地痛哭：我才卖12块钱的菜，就被罚五万五。另一晚，另一个大爷冻死在路边摊，手指都冻掉了一根。而美丽城市的道路两旁，迎宾小姐般的大树穿着形象工程鲜艳的毛衣御冬。

此时，孟晚舟正在大学昂首发表演讲“在你们仰望星空的同时，双手沾灰，两脚沾泥”，她不知道，大爷的脸和断指真是沾着灰和泥。

维稳仍那么优秀，北京昌平迅速拆除李自成率起义军进城的雕像，在每条大街都有失业人口的时节，可不能让某个失意人抬头就找到了人生偶像……其实不必拆，国人忍受力是地球所有物种中最卓越的，一个网友精彩评论：非洲大草原上，动物也不是每天都这么长时间去觅食，放眼整个动物世界，都没见过像咱这族群一样每天外出觅食十几个小时的。

只有曝出众多品牌的卫生巾有毒，女人们抗议过一阵。各城拟推出房屋养老金计划时，男人们抗议过一阵。油罐车混装食用油/煤油时，男男女女又抗议过一阵，但不一会儿，日清油仓被一伙人哄抢了，人们清楚知道，这时候再也不能反日、怕日货有核辐射了。

萧条期的规定动作“反日”，在这一年变剧烈了，有一天，一个爱国者杀死了苏州日校的中国籍校车员；九一八当天，另一个爱国者又杀死深圳一个中日混血孩子。加上铁头撒尿，抗日题材神剧已从横店直奔线下。性子暴躁的重庆人民并不敢打做假气表数据的燃气公司高管，却敢推搡在江边穿和服拍照的两位姑娘。一方面这是“他们精准知道什么人惹得起，什么人惹不起”，另一方面，我觉得这族群几千年文化里有一种奇怪的表忠基因，他明知道皇城里根本看不见这份表忠，但遥遥地表达出了忠心，就可以对冲掉生活给他造成的屈辱，对冲之下就酸碱平衡了，满面红光幻觉自己也成了社会主流。心理学家该总结一个“遥忠现象”了。

可一但上面通知：日本海鲜可以吃了，可以暂时不恨日本了。他们便火速冲出去买几条秋刀鱼，喝两壶清酒，恨日本恨得眼睛发红，也是会用日本眼药水的。至于什么时候重新恨日本，请等待另行通知……

许子东讲过一个故事：有一天，大队支书紧急如开全村大会，凝重通知村民们，尼克松要访华了。世上最大敌人访华？！村民们惊得沉默了。大队支书是个有觉悟的人，沉沉地说：但这次，我们决定不杀他。群众们热烈鼓掌。

那个精神病时代又回来了。说起精神病，云南那个冲上台揭露学校不修缮破旧学生宿舍却修建安娜草堂的学生，被精神病了。控告辅警猥亵的李某雪，两度被精神病。一个上访户被送进精神病院后，帮他喊冤的老母亲也送进去了……整个国家就是的一个精神病院，不配合的就是精神病。

这一年，最富有精神病气质的新单位现身，“警税合成作战中心”，这种震撼感，让上市公司老板们每天早上起床照镜子都觉得自己都像罪犯，心算着刑期。可能帽子叔叔嫌这税那税属于文明世界用语，太他妈绕了，开启了更直接有力的远洋捕捞，从此省跑到彼省，把企业家蒙上脑袋塞进车就带走。雷军曾经的手下开发了一款德扑游戏，就这么被绑走，死了。而这故事并不新，1953年到1956年，全国开始倒查税，也就是著名的“三反五反”，很多老板没钱交税，于是被抓或自杀。没有新的历史，你自己看着办吧。

《让子弹飞》里收了99年的税，葛优说：你收谁的钱，穷鬼的钱吗，穷鬼哪有钱。姜文：要收就收富人的钱。他俩太肤浅，什么穷穷富富的，除了远洋捕捞近海捕捞，2024年发行了五十年超长期国债。想一想，那都是2074年了，听说2050年人类实现永生，债不债的也无所谓，人类也已实现大同，联想新泽西上空连续出现奇异飞行器，以后春晚都有外星人表演歌曲大串烧，主持人煽情念着“驻防在土卫六的蜥蜴人边防战士用量子手机发来新春贺电……”

回到主题，这一年，祖国的科技要么具有泥人张风采，手搓五纳米芯片，要么是玄学量子计算机，看，释永信大师视察了火箭发射基地，用少林易筋经为火箭开光。别怕马斯克和黄仁勋，我国自有自己的核心技术，朱韵和说过一个故事：当年为了提升农业生产力，湖南应城县办起了化肥厂，村干部一声令下，把附近村民家里所有能拿出来的锅都集中在一起，摆在路边，让群众们送来尿水并倒入二百多口大锅里，同时点火，熬制尿素。那场面蔚为大观，味道飘至县城，霸气之极，空中传来冯导那句“还有谁……”

对了，这一年，房价腰斩的深圳人骄傲于香港的衰落，对港人纷纷来深圳买菜感到自豪。可是搞没了世界第三金融中心的东方明珠，沾沾自喜于多建了一个菜市场……这思路，够泥腿的。好在这一年诺贝尔经济奖获得者下了一场观念的及时雨：是生产关系决定生产力，而不是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摆在国家面前有两条路，模仿制度还是模仿技术，前者损害利益集团，后者一定会碰上制度的坚墙。可细一想，一百多年前的大清，郭嵩焘早说过类似的话：学技术只需三五十年，但需要三百年才走得出秦汉以来的积病。

人们忽视了一件小事，2024年2月18日，湖南开展了一场“解放思想大讨论”，最后无疾而终了。明白人说道：“如何在统一思想的前提下解放思想，如何在不增加收入的情况下促进消费，如何在抗日反美的前提下提升外贸，如何在远洋捕捞的情况下提升企业家信心，如何在高房价低收入的前提下提升生育率。”

1867年，曾国藩和赵烈文在密室聊天，聊到乞丐成群，聊到到处打砸抢，聊到各种怪象……赵：这是抽心的烂掉了，大清灭亡不超过五十年。曾：我不愿见大清垮掉的样子，唯求一死。几年后，他果真就死了。当臣子难，当忠臣更难，当想干点正事的忠臣最难，不知曾说“长江黄河不会倒流”的那位，死前知不知道这段历史。

年尾的时候出现两个奇怪现象：一是被视为汉奸行为的圣诞活动突然放开，上级通知“圣诞树可以高点，亮点”，再就是人民日报和环球时报联合搞起“中美友好合作故事”征文活动。看，上级又来另行通知了，有事钟无艳，无事夏迎春，但晚了，没信心了……富人加大力度润出去。

这一年，人们在每一个消费降级的饭局，没有前途的商业会谈，没有性生活的床头，都探讨着未来的样子……《乌合之众》写过：一个国家为其青年提供的教育，可以让我们看到这个国家未来的样子。当孟加拉青年上街抗议，韩国青年上街阻止总统戒严，中国大学生排了二十公里长队骑车去开封吃灌汤包，竟也引得我们这些自由派群情振奋，觉得青年可贵，未来有救。

大家忘了这些被高浓度洗涤精反复清洗过的年轻大脑，底色和上一代上二代没什么不同，脑回路里只写着四个大字：“标准答案”。每一年都毕业1000多万大学生，密密地走向大街，他们有的穿孔乙己的长衫，有的抗日，有的怀揣利刃，有的坚信牛顿抄了《永乐大典》……这，就是未来。对了，浩浩荡荡的青年中，陕西一名法学硕士偷偷把寺庙功德箱二维码换成自己的，坐收一段时间的德功钱后，被抓了。这是唯一有喜感的事。

不要相信青年救国，别以为00后和我们有什么不一样的，他们很快就不骑单车去吃灌汤包，而是骑电瓶车满大街抢单，就像开头那个中年一样猝死在路边。再老点，在某个空地跳着广场舞时，被一辆报复社会的车子撞飞。一个网友传来一段凤姐早年的采访：凤姐很小的时候就知道，她是农民，她生的孩子也一定是农民，再下一代还是农民，这个命是改不了的……而明白这个命时，凤姐才九岁，还没来初潮的凤姐就明白的道理，就读于985、211自以为精英的学子们永远也不会明白。当然，一定还是会出现勇于追求自由的青年，他（她）追逐年轻时的梦想，向前奔跑、奔跑，哪怕粉身碎骨……终于还是站住了，因为他会发现，现实生活是一堵望不到头的高墙或者莫乌比斯之环，永远没有尽头的。

《1984》的结尾：他再也不会跑了，也不会叫喊了。他又回到了仁爱部，所有的罪行都得到了党的宽恕，他的灵魂洁白如雪。

我们的2024年，像一朵卑微的雪花嗖地在脸上融化，快得甚至没感到一丝凉意。

李承鹏 2024年12月29日 于东京

2025年1月2日，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揭牌仪式在北京举行。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为研究中心揭牌并致辞。

王毅祝贺研究中心在外交学院设立，表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总书记提出的重大原创性思想，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是对“建设一个什么样的世界、如何建设这个世界”这一时代课题给出的中国答案，具有宝贵理论价值、重大时代意义和深远世界影响。

王毅说，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彰显了中国共产党的初心使命，弘扬了中华文化的优良传统，展现了科学理论的思想伟力，阐明了百年变局的中国主张，已经从倡议变成共识，从愿景成为实践，正在推动当今世界面貌发生积极而深刻的变化。目前已有数十个国家和地区同中国一道，建设起不同形式的命运共同体。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已多次写入联大决议和多边文件，日益成为具有重大世界性标识意义的最重要公共产品，推动人类社会巨轮驶向和平、安全、繁荣、进步的光明前景。

王毅强调，人类命运共同体理念源自中国，造福世界。习近平总书记指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一个美好的目标，也是一个需要一代又一代人接力跑才能实现的目标。外交学院今年将迎来建校70周年，新时代、新征程上，应继往开来，弘扬传统，与时俱进，开拓创新，举全校之力，集众人之智，建设好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履行好研究、阐释、宣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光荣职责。

一要践行“两个维护”。深刻领会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要义和实践要求，掌握运用贯穿其中的立场观点方法，坚持“两个结合”，扎根中国大地，赓续中华文脉，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理论精髓、实践内涵等开展全面深入研究，丰富完善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理论体系。

二要坚持学以致用。突出问题导向，勇于担当作为，加强调查研究，主动建言献策，为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更有力的智力支撑。

三要重视对外交流。加强对人类命运共同体的系统性阐释、国际化表达，讲好中国故事，唱响中国声音，解读好宣介好中国的外交政策和重大外交行动，广泛争取理解认同，占据国际道义高地。

四要抓紧铸魂育人。把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紧密结合，以学立人、以文化人，拓展全面育人新格局，造就输送更多对党忠诚、爱国奉献、堪当重任的外交新生力量。

人类命运共同体研究中心由外交学院主建，旨在深化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学术研究、资政建言、宣传宣介和人才培养，为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提供理论、政策、话语和人才支持，更好服务中国特色大国外交。

揭牌仪式由外交学院党委书记王世廷主持，外交部党委书记齐玉宣布成立决定，中宣部、全国人大、教育部、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及北京市负责同志出席，全国主要高校、重要科研院所代表和专家学者等参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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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网友评论：

gyang546668：注定载入屎册。

oberonwt：不正常人类研究中心。

li9540146255306：一本正经的干扯蛋的事。

Mon92071833：人人都当笑话看，这些狗奴才竟然玩真的。

7428ADRTDT：哈哈哈吸精瓶真的很会一本正经做一些很荒诞的事情啊。

Predato62087334：研究怎样让更多人共同赴狱。

wangdonghui0222：笑掉大牙。

kam57709：他们不会脸红吗？

musk76851343：如此笑話都可以堂而皇之的整出來，可想而知草包是有多無知多愚蠢，這已經不能用小學程度來解釋了，就一純粹的二傻子。

shijackba：這樣的笑話越來越離譜了。

blueandsky2012：用屁股都能想出来又是个烂尾项目。

RaymondMa_：類似孔子學院的大外宣。

wehavepaper：以前是偉大領袖，綁架了全國人民，現在要為世界指方向，想要綁架世界人民。這個世界少了哪個獨裁者就會失去未來的？

2024年12月31日21:47，当大家都沉浸在跨年的喜悦中时，江苏常州武进区融媒体中心——“今日武进”，发布情况通报。

武进区前黄镇党委书记——龚新宇，因在微信群发布不雅言论，免去其相关职务，并接受组织调查。

据媒体报道，某天晚上22:23，在“前黄镇工作群”里，一个群昵称为“龚书记”的人，突然发了一条信息：

“让我看看你泡澡的样子亲爱的”。

外加两个亲亲。

虽然六分钟之后，群主解散了该群，但为时已晚。

因为这句骚话，爱看人“泡澡”的龚书记，倒在了跨年夜。

又是微信群，又是撩骚，久红院长和丝袜病毒殷鉴不远，龚书记不是第一个受害者，也不会是最后一个。

可见，我们的领导同志啊，对微信群这个司空见惯的事物，还是很陌生很隔膜嘛。看来，编一本领导干部微信群使用指南，还是很有必要的嘛。

如果真的要编专供领导干部阅览的微信群使用指南，还是要辛苦体制内的一线工作人员，但在我看来，有三个建设性意见，必须要格外强调。

1、22点之后，禁止发骚

龚书记想看洗澡，发骚，哦不，发生在22点23分；

东南大学袁久红院长发不雅照，发生在22点06分；

湖南“穿丝袜等我”，发生在22点07分。

由此可见，领导干部真是尽职尽责，鞠躬尽瘁，只有在晚上10点之后，才有时间谈情说爱。

但孟子说得好，生于忧患死于安乐。越是安逸，越容易麻痹。温饱思隐喻，要是再喝两盅小酒，馋嘴猫似的，保不住会发出什么见不得人的东西来。

所以，我们的领导干部同志，千万千万不要熬夜，给自己定个闹钟，晚上22点一到，就抓紧时间睡觉。

如果实在睡不着，也不要玩手机，尤其是在酒后，直接关机，以绝后患。

但这些只是方法论层面的，在世界观层面，一定要把“22点之后，禁止发骚”，刻进自己的DNA里。

想想错发的后果，想想自己的前程，孰轻孰重，不言而喻。

2、设置防止错发群聊壁纸

领导干部一心扑在为人民服务上，可能对牛马们的网络聊天文化不甚了解，所以错过了很多实用的小技巧。

就比如，防错发群聊壁纸。

在不同的微信群设置不同的聊天背景，以规范自己的聊天行为。工作群“好的收到”，吃瓜群“畅所欲言”，家族群“乖巧说话”……

领导们就是不懂这种简单的操作，才把撩骚的信息，发错了群聊。有了防错发群聊壁纸，时刻提醒自己，我们的领导干部就不会再犯这种低级错误了。

网上这种图片很多，但鉴于没有针对领导干部的，所以我在它们原有的基础上，加了几个字，让它更有针对性。

如果还嫌不够直接，可以满屏只有是个大字——禁止发骚。

我只是提供了一个思路，我相信体制内的美工应该能做出更多让领导满意的群聊背景图片。

加油。

3，别毛躁，要有前戏

可能是说一不二惯了，领导干部习惯于零帧起手，上来不是一张屁股照，就是“看洗澡”“穿丝袜等我”的虎狼之词，不由分说，毛毛躁躁，猴急猴急的，这谁受得了啊。

连个缓冲的时间都不给，硬冲冲，干巴巴，是会出问题的。

贵为领导，也应该学会前戏，学会等待，学会放下自己的权威。先发一些正常的对话，等对方回复了，有反应了，再接着慢慢滑入想要的谈话轨道。

就比如，可以发“在吗？在干什么啊？”，这类在别的场合让人烦躁的废话，对领导来说却可能是救命稻草。就算是发错了，别人也无可指摘。

放下自己的身段，领导，循序渐进，渐入佳境，是对别人的尊重，也是给自己的余地。

除此之外，其实还有一些小技巧，比如，把撩骚对象、文件传输助手等置顶，撩骚只在置顶撩；再比如，在微信对话框里，点“＋”号传照片，而不是在图片里点“分享”到微信传照片……

以上这些，只是抛砖引玉。如果体制内的朋友有需要，欢迎联系我，我可以开发一份完整的领导干部微信群使用指南，并做成课程，量大从优，并附送10张放错发群聊壁纸。

欢迎大家转发给有需要的领导，我的2025年发财计划，就靠大家了。

—The End—

二十年房地产神话被打破，只用了三年！

从2021年7月开始，中国房地产开始高位掉头，俯冲向下！

3年时间，包含房地产价值最坚挺的北上广深一线城市在内，中国所有城市房价经历了住房商品化20多年以来“时间最长、下跌最猛、幅度最大”的房地产超级大调整。

地产黄金时代，大家都说 “晚买1年，就白干5年！

房价跳水这3年，“晚买一年，就可以少干10年”！

这一轮楼市大调整是空前的，远超2008年全球金融危机时期，超过2014年去库存前期的危机。

3年时间，中产“一夜返贫”的报道屡见不鲜！

过去3年，你以为的房地产行业腰斩，其实也是中产阶级的

财富“腰斩”。

为何这么讲？

核心因为在中国，中国中产家庭60%到70%的家庭资产在房产之中！

欧美西方中产家庭资产中，房产只占30%到40%。

比如美国就是35%。核心在于美国投资比较多元，金融系统比较成熟且有效，但国内股市都是721法则，即70%股民亏损，20%的打平，只有10%股民微赚，等于90%都是亏钱的。也因此，在中国，中产的财富信仰只有“房地产”。

房地产是最稳健、最有效且最安全的投资手段。

过去10多年皆如此。

但最近这3年却不一样了。中国房地产遭遇了过去20多年以来最猛烈的调整！

中国典型一二线城市房价，即使是北上广深，相对2021年房价，典型城市远郊区、学位房、近郊区、市区二手房下跌都在50%、50%、30%、20%左右！

这3年房地产市场下跌，房价下跌，自然也引发中产家庭财富衰退、开发商利润普遍性亏损（资产计提减值幅度巨大）等资产端的大缩水、大减值！

也因此，厦门大学教授赵燕青甚至表示：房地产不好，不单是一个行业衰落，而是中国所有人都没钱，房地产不好，整个中产和中国经济都不好！

的确，过去房地产行情好，大家都把房子视作家庭抵御各种风险的最后一道护城河，遇到急需用钱的时候还可以变卖房产，所以老百姓消费信心还是比较高的。

但如今楼市下行，房价爆跌，甚至断供，这无疑直接摧毁了大多数中产的消费和投资信心。

所以调控房地产行业，房地产行业不行了，最终不单是一个行业的危机，更是全民财富跳水以及引发消费、投资的系统危机！

这3年，房地产可谓“沧桑巨变”。

很多投资者、买房者都似乎一夜回到解放前。

盘点当下2023年乃至2024年1~4月中国房地产发展几个关键大数据，大指标，应该说，很多行业关键发展指标都回到了“10年前”，甚至15年前。

通俗的说就是——仅3年时间，房地产就倒退了10年，甚至15年！

1.销售额，倒退9年！（行业规模指标）

2024年1~4个月最新统计局数据商品房销售额进一步下降，达到2.8万亿，由于眼下房地产依旧处于下行通道以及传统淡旺季正在消失，加上2024年新开工面积的骤降，房企基本都以去化旧库存为主，所以下半年很难有大爆发，预计全年2.8万乘以3。大概8.4万亿。

当然这一轮517超级救市，虽然来势凶猛，但3000亿收库存还是额度偏小，商业贷款利率也很难短期实质性下调，加上最终购房者老百姓收入、未来就业与经济预期短期很难优化，再加上二手房的现房和低价优势对新房形成竞争，所以最终新政能够让销售短期“环比止损”或是“适度微增长”已是良好预期。

中期能否持续还得观察，所以2024年下半年销售大增长，老潘还是持谨慎乐观态度。

有了这个判断，这也意味着2024年新房销售额还是在8.4万亿到9万亿。

而这与2015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8.7万亿相当！

2024年销售额，预计回到2015年水平！

相当于倒退“9年”！

对比2023年全国房地产商品房销售额11.66万亿，2016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额也正好11.76万亿。

站在2023年时点，销售规模相当于倒退7年！

当然，2024年的销售形势肯定比2023年更严峻！

2.销售面积，倒退15年。（规模指标）

2024年1~4月，房地产销售面积2.9亿平米，同比降20.2%，全年预计8.7亿平。当然如果救市力度速度够快够强，不排除更高一些，但幅度依旧不大。

对比之下，2008年~2013年全国商品房销售面积6.2亿、9.4亿、10.4亿、10.9亿、11.1亿，13.1亿平米！

这意味着，2024年销售面积（8.7亿），预计倒退到2008年、2009年（9.4亿）年水平。

倒退15年！

以过去2023年为尺度，2023年销售面积11.2亿平米，正好相当于2012年水平（11.1亿平）。

销售面积站在2023年时点看，相当于倒退11年！

3.新开工面积：倒退18年（行业景气指标）

新开工面积增幅，代表房地产行业主角即开发商对未来楼市的预期的一个关键衡量指标！

对未来预期高，房企就敢投资，敢新开工。

因为市场预期好，快速拿地，开工后就能快速销售。

但眼下这些年，伴随销售不景气，房企新开工面积节节败退，也意味着开发商对后市预期不足。

2024年1~4月房屋新开工面积2.35亿平米,下降24.6%，全年预计6.9亿平米。

对比之下，早在2006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6.5亿平米，2007年全国房屋新开工面积就高达9.5亿平米。

这意味2024年新开工面积（6.9亿）相当于2006年水平（6.5亿）。

倒退18年！

站在2023年新开工面积为9.54亿平米，正好相当于2007年水平（9.5亿）。

相当于倒退16年！

且不说2024年，2023年新开工9.5亿平米，对比2019年22.7亿新开工面积，基本开发商新开工面积缩水了近60%！

4.开发投资额：倒退10年（行业发展指标）

2024年1~4月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30928亿，同比降9.8%，全年预估9万亿。

对比之下，这得回归到2014年。

即2014年全国房地产开发投资9.28万亿。

相当于倒退10年。

2023年房地产开发投资的总额为11.1亿，相当于2017年投资总额10.7万亿。

倒退6年！

与之对比，全球看，根据仲量联行（JLL）调查数据：2023年1～6月全球房地产投资额同比下降54%，降至2760亿美元。这一数值，不仅低于受新冠影响的2020年，更创出2012年之后（受雷曼危机）影响的历史新低。

也就是说，全球的房地产投资动作，几乎往前“倒退”了11年。

5.库存量：反向创下20多年来最高峰（行业危机指标）

龙湖说，高库存是毒药，是癌症，占用房企资金和大量利息。

所以高库存量，是房企和房地产行业的“危险指标”！

如果说房地产销售额、销售面积、房屋新开工面积、房地产投资额都倒退了10年到15年左右，那么2024年库存量**却达到了20多年来最高峰。

数据说话。2023年末商品房待售面积6.7亿平，比上年增19.0%，2024年前2月库存同比增加15.9%达7.6亿平米，比2015年提出房地产去库存的高峰时段（7.1亿平米）还高出0.5亿平方米。

等于说，2024年的库存量，已经创造了房地产商品化发展20多年来的最高峰！

上一轮去库存至少用了3年。

眼下这一轮去库存比上一轮面临的形势、挑战、风险更大。

比如很难涨价去库存，很难再加居民杠杆率，供求关系已逆转，城镇化红利、人口红利进入尾声，经济基本面不如上一轮去库存时的经济基本面，这意味着这一轮更高的高库存，需要花费更长的时间，更大的气魄和能量方能化解！

小结

的确，中国房地产只用20多年就走完了西方200多年房地产发展。

这背后，有中国特色积极的一面。

但另一方面，眼下中国房地产20多年的神话被打破，也只用了三年！

从上述数据可以看出，2024年前4个月所反映的房地产各个维度的经营发展数据，都比2023年更严峻，更下探！

倒退的更厉害，比如倒退10年，15年，甚至18年。

所以从这个意义看，昨天517（2024.5.17）中央史诗级救市犹如久旱逢甘霖！

但在行业深度调整裹挟下，在救市早已审美疲劳，救市边际效用递减、中国经济和消费者收入短期很难提升的客观格局下，本轮517救市，势必需要更大力度、更大强度、更大深度，方能扭转楼市乾坤！

救市的最强号角已经吹响，剩下就看行动了！

作者简介：劳东燕，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

一

于我而言，2024年是自我疗愈的一年，也是重新认识自己，重新出发的一年。经历心境破败的2022与2023，终于算是恢复了一些元气。

在我既往的人生中，2022年称得上是转折性的一年，彻底打破了我原有的认知，对很多事情都不再心存幻想。回想起来，那种一厢情愿的幻想，曾经是我职业生涯中努力的内在动力，也让我对未来有着一种不可救药的乐观主义。转瞬之间，内心世界中先前构筑起来的一切都土崩瓦解，让我产生强烈的意义幻灭感。

幸运的是，一直到这个年龄才面临意义的幻灭感，在此之前，我一直活得天真而积极。不幸的是，到这个年龄还要经历意义的幻灭感，纠结于选择从此下场还是重新出发，需要展开对自我的拯救。我已不再年轻，但又没到足够老的年龄，确实不甘心在躺平与名为豁达实为犬儒的油腻中过完余生。

2024年有一大半的时间，是在多伦多度过的，用的是攒了八年的学术休假。此前迫不及待地想换个环境，实在是因为状态差到除了勉为其难地处理完手头的教学事务，根本就没有心力做其他的事情包括学术研究，内心里觉得所做的一切都没什么意义。

换环境本身是作为自我疗愈的组成部分。在多伦多的一年，我过的是深居简出的生活，每天是两点一线或三点一线，几乎没有什么社交，也没兴致去游山玩水。所幸的是，状态有所恢复，心境也逐渐从灰暗破败中走了出来。开始能勉强地找到做事的意义，按捺住不时冒出的焦躁与沮丧，也写了几篇学术论文，算是对这出访的一年有所交待。

二

除了自我疗愈，过去的2024年，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一年。

就自己的职业发展来说，从一切很顺到几乎事事受挫，表面原因似乎是我在公共领域表达了一些与主流相背离的意见，实质则是由于不合于时代的主旋律。我并没有变，只是时代的基调变了。

当时代的基调与个人的价值结构不相契合，那种格格不入的摩擦，让人不可避免地陷于钝性的疼痛与无奈之中。疼痛并不尖锐，无奈也还不至于到绝望的程度，但由于过程漫长，很容易消磨个人的意志。身在局中，这样一种持久而看似终点漫漫的消耗，会让沉沦产生莫大的吸引力：选择沉沦不再坚守自我，就能迅速消除格格不入的痛苦，类似于在唐诘诃德与风车的战斗中，在取胜无望的情况下，不如索性就缴械放弃。

问题在于，我无法说服自己去放弃。于是，仅仅为了让自己不被改变，便需要花费很多的心力。也因此，当我在澎湃新闻编写的《人世苍莽》一书中读到这样的话：“看见一个人为了拒绝灵魂堕落的命运，需要冒多大的危险，以及一个人要有怎样的勇气、决心和运气，才能保留住身上好的人性“，觉得特别地心有戚戚焉。

在日常生活中，我称得上是低调谦逊的人，在网上给人的印象则颇为不同。在过去的2024年，有两位朋友直言不讳地向我指出这一点，一位是熟交多年的朋友，另一位则是初次见面的朋友，他做过多年的统战工作，在相人方面应该是颇有经验。

老实说，在此之前，我并未意识到生活中与网络上的两种形象之间存在差异。无论在生活中还是网络上，我都努力保持真诚，并没有刻意去装什么人设，更不会虚与委蛇说一些自己并不认同的套话假话。两种形象之间，究竟哪一种才更似真实的自己？似乎两种都是真实的自己，只是代表不同的面向。

在很多年里，遇到各种不如人意的事情，我都习惯于首先求诸于己，反思自己是不是有做得不对或不好的地方。这样的反思习惯，一直到前些年看到柳青在三八节所发文章中的一段话，大意是女性在工作中做过度的反思不容易建立充分的自信，才有意识地做出一些调整。我并不缺乏自信，但确实也发现，低调谦逊容易让他人低估自身的实力（尤其是女性经常显得自信心不足），并且在一些人眼中低调谦逊就是软弱可欺的代名词。所以，如今的我可能更偏向于不同的立场，就像衩姐在一篇公号文所说的：“非必要不反思，反思自己通常只是给别人留出得寸进尺的空间。“

不过，两种形象之间的差异，让我忍不住地反思，究竟是天生的个性使然，还是主要因为身为女性，知道高调张扬的形象在这个社会中不受欢迎，所以在社会化的过程中逐渐地自我规训，培养出低调谦逊的特性，以使自己看起来不那么格格不入，同时尽量少受不必要的伤害。扪心自问，年轻时确实没有那么强大的心性，能够做到不在乎别人怎么看待自己，不在意周围的人否喜欢自己。

过去的2024年，我经历了比之前更高程度的有组织网暴。不可否认，这样的网暴会对我形成一些干扰，但并没有预想得那么严重。一些事情在没有经历之前，往往觉得挺可怕，经历之后会发觉也不过如此，然后发现自己身上原来还有挺可贵的品质，那就是比较强大的心理承受能力。这样的发现着实让人惊喜，也是重新认识自己的过程。

经历上一次的网暴之后，如今在网上被很多人追着骂，我已经能做到波澜不惊，几乎不会影响到我的心情，更谈不上伤害。这种时候我会发现，原来自己抗骂的能力还挺强，人的潜力真是无限。可以确定的是，下一次同等程度的网暴不可能再伤害到我。网暴言论，如果自己能做到不走心不纠结，就可以将负面影响降到最低。

三

过去的2024年，更是重新出发的一年。

这些年来，我越来越清晰地意识到，自己不是一个纯粹的学者，我对社会治理更感兴趣，相应的研究也都希望嵌合在良法善治的框架中来进行。法律是经世济用的学科，我难以从纯学术研究中获得足够的乐趣与动力。因为做事需要意义感，当意义感丧失时，我也就会严重缺乏做事的动力。如果努力根本没有意义，为什么还要努力？我忍不住地产生这样的疑问。

从2004年博士毕业从事教职以来，从来没有哪个年份像2022与2023年一样，让我丧失做学术研究的动力。大概有一年半多的时间，我陷在焦躁、沮丧与抑郁的情绪之中，完全没有心情去看专业书籍，更没有心思去写学术论文。

2022年勉为其难完成的关于买卖妇女犯罪的论文，原本在要求交稿的时间到来之际我已决意放弃。一位我敬重的亦兄亦友的师长的敦劝让我改变了主意。

他以罕见的严肃态度对我说：东燕，你不应该把这篇论文当作一次普通的约稿，丰县的铁链女事件一定会成为历史性的事件，中国刑法学界需要在与之相关的收买被拐卖妇女罪的问题上进行表态，你要不提交这篇论文的话，未来回溯这起事件的始末，会认为刑法学界的主流观点是认为该罪的立法论与法益论没有问题。在最后的时刻，我终于还是交出了论文。

这篇论文几乎是当时的我用尽最后的心力才完成的。之后至少又有一年的时间，由于内在的动力丧失，状态变得越来越差。改变的契机是从写作网络暴力的论文开始，当时我已到多伦多大学访学，环境的变化让我得以静下心来完成《网络暴力刑法治理的基本立场》一文。之后，研究状态有所恢复，后续写了几篇关于非法经营罪的系列论文。

一直以来，我对刑法基础理论的研究更感兴趣，因为更具理论上的挑战性，也更能展现我在研究能力上的优势。调整研究的主题，转而关注更为现实也更加具体的问题，并且在写法上偏重于实务运用，是在重新寻找意义感的过程中做出的自我定位：不能影响大的方面，能影响一两个具体案件的处理也是好的。

在非法经营罪的系列论文发表之后，有律师和我说，他在相关的案件辩护中用了我文中的论证理由。还有一位上海法官和我说，他们最近判决一个非法经营的案件，与我文中的观点相同，也是认为非法经营罪存在未遂状态，对涉案被告人做了从宽的处罚。

迄今为止都很难说，我真正走出了之前那种灰暗破败的心境。但是，试着学会以历史的眼光看待自己，并且放弃对现实成效的执着之后，我确实获得了某种程度的解脱。无论如何，如果想要避免陷入习得性无助的状态，还是应该选择继续做出努力，在能够努力的地方做出必要的努力。做出努力本身，就是在博取一份改变的希望。

过去的一年，最大的欣慰便在于，与法学圈之外的交往，让我发现不同领域的人们对社会有着相似的关心，并且仍在以不同的方式做出自己的努力；那些散落在各处的星星点点的微光，正是未来的希望所在。

最后，以吴晓波在跨年演讲中的一段话来结束对2024年的总结，这段话让我在读完之后瞬间热泪盈眶：

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充满了恶意，但不妨碍我们仍然保持善良；

有的时候，这个世界被粗鄙包围，小丑的笑声荡漾在每个角落，但不妨碍我们仍然拥有独立思想的勇气；

有的时候，这个世界的戾气会令人窒息和绝望，但不妨碍我们仍然向往明天的阳光；

有的时候，这个世界只会给有力者以掌声，但不妨碍我们仍然坚信道德的信仰和民间的力量；

有的时候，我们会有无力感，无论你怎么努力，都可能一无所获，但不妨碍我们仍然日进一寸，功不唐捐；

有的时候，平凡懦弱如你我，也会倔强得像一个西西弗。

2025年1月1日

完稿于京西寓所

01

每到“辞旧迎新”之际，一些回顾/展望的文章就会刷屏。

但“时效"又总是一时的。

如果你翻翻2023年热门的专家预测，投行研判，大V年度演讲。

大概会从去年的热泪盈眶，变成现在的尴尬一笑。

当然，比你更尴尬的，是那些专家。

比如林毅夫老师2015年预测2020年我国可能跻身高收入国家。

到了2024年，他把这个预测推迟到了2025年，为了保险起见，又多加了一句“如果2025年没有实现，那么（就）2026年”。

新的一年已经到来，屏幕前的你，高收入了吗？

02

不管有没有高收入，乐观向上的氛围，是要洋溢出来的。

新的一年，我们要跳出预测看预测，跳出专家看江湖。

当年明朝的嘉靖痴迷于长生不老之术，喜欢用青词(祭神的文书)向上天祈福。

于是，善于投机的严嵩，就开始找枪手写青词。

恰好，他的儿子严世蕃又特别会写青词。

后来这父子两人，一个权倾朝野，一个富可敌国。

苏格兰哲学家卡莱尔说：

我们的要务不是辨明朦胧的远方，而是专注清晰的眼前。

当然，中文还有更简洁的表达：

活在当下。

专家的专，有时候不在于对未来预测，而在于对当下的把控，尤其是对自我利益最大化的实现。

这，也是一种能力。

所以普通人和“个别专家”之间，真的存在较大的差距。

这个差距，叫良心。

03

有良心的活着，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我认识几个企业高管，虽然年薪是一般人的数倍，但闲下来的的时候，还会去美团众包、闲鱼兼职。

开车奔驰宝马去拉顺风车，也是常有的事。

没办法，收入高、房贷也高，孩子的教育费用也高。

资本市场挥金如土，生活中节衣缩食。

被寒气传递到的人，总是哪里有钱就在哪里赚一点，哪里能省就省一点。

我的一个大学同学，白天是办公室里带着十几个小青年的管理。

下班后也会披上“黄马褂”，去闹市口送外卖。

可能你会疑惑：不至于吧？

本来确实不至于，但他偏偏染上了A股，而且思路手法和“上海爷叔”如出一辙。

这就成了：至于且必要。

南方周末2025的新年献词标题叫《用你的活法定义世界的算法》。

献词不比严世藩写得差。

但华丽辞藻，往往颠倒了现实的悲欢。

有没有一种可能，日益进化算法，正在定义普通人的活法？

从你掏出手机付款的那一刻，你的隐私，你的活法，就在被算法跟踪、引导、定义。

04

过去一年，我也接了几单顺风车。

最难忘的一单，是接到一个医美手术失败的女大学生，和她的姐姐。

女大学生大一时在小红书上被各种医美博主种草，也希望通过科技改善自己气质。

在“种草贴”中，找到了一家大学附近的医美医院。

第一次打针之后，效果不明显，医生忽悠加钱做个更好的。

做了更好的之后，脸部出现了大面积红疮、浮肿，医生说之前签了协议，是有一定概率的……

女孩为了美，选择了继续，但她已经没有了钱，又不好意思和父母开口要，更不好意思和朋友提。

在整容医生的怂恿下，她选择了：

网贷。

今天，可以借网贷的窗口已经遍布各大互联网app。

从微博到高德，从百度到美团，很好号称有社会责任感的大厂，终究是抵不住金融高息的诱惑。

女孩不知不觉就撸出了十几万，而且年息高达20%以上。

最后因无力偿还以及被催债公司恐吓，只能向姐姐先坦白…….

那天的车，就是送姐妹俩去整容医院“维权协商”的。

人世间，有着很多靓丽光鲜的诱惑，也有很多种草打卡的软文。

但当你掀开袍子后，就会发现：

袍子下面写满了罪恶和残忍。

05

今年的罗振宇跨年演讲，叫“来自未来的好消息”。

很多朋友转给我看的时候，我在健身房举铁。

过去几年，高频次的更新和伏案工作，让我的身体产生了一些异化——有了小肚子，头发也越掉越多。

作为一个天秤座，实在是难以接受，于是强迫自己走上了健身之路。

今天看了罗振宇演讲的文字稿，里面有句话倒是和我呼应上了：

“过去的十年，我就是靠着每顿少吃一口饭，每天多走一段路，减掉了80斤。”

凡墙皆是门。

过去一年，为了提升文章的信息量和长期价值。

我深入调研了包括香港在内的全国17个城市的产业、经济、民生，走访了60多家企业，其中有一半是上市公司。

希望通过调研中，能够真正感受时代的发展脉络，给到更公正客观的点评。

过去一年，为了对法治和社会治理的理解，我参与了一些具体的司法实践，也准备在2025年正式申请律师执业（对，我有证）。

2025年，我计划出国考察4个以上的国家，走访调研超过70家企业，把去年冒出来小肚子彻底减掉，尝试学习一门新的乐器和技能，考取证券从业资格证和专利代理师。

新年一个归零的日子，但2024的心愿和遗憾，未必会随着新的日历而翻篇。

想要改写未来，就要有经营现在的雄心壮志。

什么是来自未来的好消息？

敢于面对过去的自己，在独处和寂寞中，完成更好的自己。

墙破之处，就是旷野。

成长是一场孤独的旅行，祝你新年快乐！

–完–

CDT编辑注：“徐潜川”是女权活动家、独立记者黄雪琴代理律师徐凯的微信公众号。徐凯2008年毕业于中国人民大学法学院，曾担任《财经》杂志法治记者，主要报道有《娄烦矿渣山不能承受之重》《器官黑市》《维稳机器》《王立军“遗产”》等，其中《器官黑市》获腾讯网“2012年度调查报道奖”和《南方周末》“年度致敬”。

如下：

以上。

2025年元旦已至，打开手机，听到看到的是各大媒体的新年献词。

这些新年献词，占据各大媒体最显著位置，冲击你逃无可逃的眼睛，让人躲也躲不掉。

本来好不容易积攒的跨年喜悦，搞得有点扫兴，本来好好欢度元旦的心情，因此有点低落。

媒体千篇一律的陈词烂调，变成同一张死板的面孔，年年重复的献词结构，散发百多年前已经废除的科举八股味。

就是好不容易积攒的几句网络新词、新梗，生搬硬套放在新年献词里，也多是笨拙的讨巧卖乖。

更多的，不像辛弃疾一样自嘲为赋新词强说愁，而是为赋新词强献词。

李大钊教授为唤起民众觉醒，创办《晨钟报》时，挥笔写下自己办媒体的宗旨：铁肩担道义，妙手著文章。

让人失望的是，一年来，燃气事件、盗卖尸骨、男县委书记、体育场撞人……，一个个事件发生时，本应是媒体引导舆论、凝聚共识、促使社会更加进步完善的时机，让人痛心的是，各大媒体不约而同集体玩消失。

类似珠海那么重大的事件，看第二天当地的媒体，看所有的媒体，好像事件没有发生。

关键是这一重大事件，已经举国皆知举世震惊了，媒体报道一下，至少也是对社会舆情的回应，让民众看到媒体该有的样子，让民众对媒体不至于失望。

媒体没有学会在重大事件怎么发声，而是到了新年一个个出来献词。

但读完若干献词，也真的令人遗憾。

因为，几乎所有献词缺乏基本常识，基本缺乏中国这个国度一直倡导的常识。

譬如，在献词中来一句，祝勤劳致富。

勤劳不能致富，或者只是让别人致富，勤劳对于勤劳者没有价值只剩嘲讽，躺平就会成为趋势。

譬如，在献词中来一句，祝福改革开放富起来。

改革开放作为基本国策一百年不能动摇，四十多年的改革开放使中国富了起来，祝福改革开放富起来在新的年度赓续，真有必要。

譬如，在献词中来一句，恭喜你发财。

一个国家创造财富的源泉能够充分涌流，表现在个体身上，就是越来越多的人发财了，如果连恭喜你发财都不敢说，一个社会的财富神话真的就会是神话了。

譬如，在献词中来一句，祈愿老有所养、病有所治。

老有所养，因为老人无法创造财富养活自己，病有所治，因为病人无法创造财富自我救治。虽然老有所养、病有所治囿于发展的不平衡不充分不可能完全实现，但一句祈愿也彰显人性的光辉。

譬如，在献词中，愿法治的光芒照耀每一个角落的人。

法治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的组成部分，法治的背后，是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公平正义的彰显。

越来越多的社会事件发生背后，多多少少存在法治延伸到某个个体时，出现不完善甚至缺失现象，社会戾气因此出现，恶性案件因此发生 。

时代的脉搏总是与个体的命运共振，国家的兴衰总是与个体福祉相连。就像巴菲特、马斯克说的，如果他们不是在美国，就不可能创造自己的神话。

而中国的马云们何尝不是如此。

一个人最大的运气就是国运。所以，媒体千篇一律的献词需要常识。

唯有常识，才能让一个国家生生不息。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基本常识｜那些你以为“大逆不道”的话，在地铁站大屏播出来也没啥

近日，微信公众号“基本常识”作者、媒体人项栋梁在广州地铁一广告屏付费投放广告，广告写道：

如果你了解并认同以下基本常识：

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学；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消费也会缴税，我就是光荣纳税人。

迎扫码成为同温层好友。

不少市民和网友前往该地铁站广告屏拍照打卡。项栋梁也发布文章对此事进行评论。然而，不到一周，广州地铁便单方面毁约下架了该广告。“基本常识”所发布的文章也遭到当局删除。
文中提到：

关于“中医能不能治病”的问题，相信很多人都有强烈的观点，也都知道这个话题最容易让亲友之间删除拉黑反目成仇。

治病不看中医不吃中药的人们基本都有一个概念，自己的观点只能在私下讲讲，最多在群里说几句，是万万不能做成标语出现在报纸电视广告牌等公开场合的。在当前的国家政策与社会氛围下，批评中医博大精深是“大逆不道”的。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传统医学是文化，现代医学是科技。文化可以传承学习，但最终归宿应该是博物馆，科技需要创新发扬，用来在医院治病救人。

关于“俄乌战争你支持谁”的问题，本来中国人应该是可以客观公正讨论的，然而耐不住宏观环境有明显的立场偏向。

支持乌克兰的言论会被举报汉奸，谴责俄罗斯侵略的文章会被平台删除，渐渐地，人们逐渐悟出来一个道理，在公开场合谴责俄罗斯侵略是“大逆不道”的，可能给自己带来危险和麻烦。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谴责侵略战争，是文明世界的共识。俄罗斯出兵攻打主权国家乌克兰，是任何借口都无法掩盖的侵略暴行，是和日本军国主义打着“大东亚共荣”的旗号侵略中国一样性质的暴行。

关于“我是群众还是公民纳税人”的问题，答案其实很简单，但把“我是光荣纳税人”这个振聋发聩的答案大声喊出来，还是会让很多人感到害怕。

与纳税义务相对应的，是纳税人的权益，是纳税人参与公共事务讨论和决策的合法权益。只是有些人不希望广大纳税人有这个意识，不喜欢大家讨论这个话题。

然而，我偏不信这个邪，我偏要公开普及这个基本常识：

中国既有个人所得税这样只覆盖少数群体的直接税，也有消费税这样包含在部分商品价格里却没有体现在小票上的直接税，更有覆盖绝大部分商品和服务，最终由所有消费者买单的间接税，也就是增值税。生活在中国的每个人，无论收入水平高低，无论社会贡献大小，只要有消费行为，就是一名光荣的纳税人。

广告遭下架之后，“基本常识”再发布文章进行声明，称“会通过法律程序维护正当权益”，但该文同样也被删除。

• 相关阅读：【404文库】基本常识｜地铁投放的基本常识被撤档，文章也被删除啦

二、唐师三百手｜“学霸就餐区”，养成权威主义人格的温床

12月中，有网民发布一些照片，曝料称四川成都石室成象中学学生食堂设立普通学生就餐区以及“学霸就餐区”。该消息引起网民热议。微信公众号“唐师三百手”作者发文对这一教育现象进行反思。

文章写道：

近日，网传成都某知名中学食堂开辟了所谓的“学霸就餐区”。图片中展示的“高一学霸就餐区“，有专门特供的配好餐的精致木盒，有新鲜水果，有汤品。配菜有三荤一素，木制餐盒装得满满地。

图片中的这间成都某知名中学，招收的学生基本上都是从全成都各初中掐尖的“学霸”，也就是说，这间高中按照分数招收的最后一名学生，在他原来的初中班级里也是妥妥的学霸。

就是这样由全成都各初中掐尖录取生源的知名中学，在学霸中还要再度区分学霸中的学霸，并给予公开的特权。

“不平等”简直就是这间中学的座右铭，核心价值观。

我不知道这间中学教不教学生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其中的“平等”讲起来算不算阳奉阴违。

中学阶段（初高中）是一个学生情绪、人格和社会性发展的关键敏感期。直白地说，就是学生终其一生人格塑造的最关键时期。

如果学生处于一个享有公开特权，且又被严格和苛刻管理限制的校园里，那么，这样的学生最可能就是发展为权威主义人格。

权威主义人格是一个社会心理学概念，指的就是崇拜和服从比自己权力更大的人，但对不如自己的相对弱势者倾向于充满偏见和苛刻对待。

知名中学通常对学生都有着严格乃至苛刻的管理限制，例如不得携带手机等电子产品进校园，男女生不得有亲昵嫌疑的交往；甚至上厕所、说话也受到严格的限制。

人格发展的关键时期，个性不能自由舒展，那么就必然扭曲发展。所以，中国的中学教育大概率会培养出人格扭曲的学生，一代一代地培养。同时，校方滥用权力加以管理，使其中大部分学生养成慕强的人格，也就是崇拜和服从拥有强权的人和机构。

同时，因为天赋和不算艰辛的努力就能享有校方赋予的公开特权，这种不做什么就能比别人艰辛努力更优越的经验，培养的不是安全型的高自尊，而是自恋。

一个慕强的自恋者，最显著的特征就是瞧不起比自己弱势的他人，不仅会以片面且负面的刻板印象来看待弱势者，而且也会倾向于以惩罚性方式苛刻对待弱势者。

这就是权威主义人格的一体两面：慕强和凌弱。

权威主义人格（authoritarian personality）概念最早是法兰克福学派的社会学家阿多诺提出。他试图用这个概念来解释二战时期第三帝国社会的人格基础。

没错，权威主义人格就是第三帝国社会的人格基础。

可以想见的是，能够坐在“学霸就餐区”的“学霸中的战斗机们”，成年后大概率能够顺利跻身社会菁英阶层，有机会成为掌控权力的“大人物”。

他们压根就看不起，也不在意比他们弱势的人群，包括培养他们的中学教师群体。

三、鸡蛋bot｜多位律师旁听刑案被法警喷辣椒水？当事人：法警禁止带手机，拍摄取证遭暴力执法

12月25日，网传内蒙古锡林浩特市法院一刑案庭审现场，多位旁听律师疑遭法警喷辣椒水等“暴力执法”，引发广泛关注。

微信公众号“鸡蛋bot”作者联系到两位受伤的旁听律师，并发布文章对该事件进行报道，但很快便遭到审查删除。

作者写道：

旁听律师李普（化名）称，他从外地赶至锡林浩特，参与旁听锡林浩特市法院一起备受争议的刑案庭审。“今天法院安排了两个通道，一是律师通道，一是旁听人员通道，两个通道都需安检。最开始，法警要求所有律师必须安检，被辩护人拒绝。后来主审法官下来沟通，律师才进入法庭。”

当李普和其他旁听律师试图进入法院时，却被法警告知，“所有旁听人员都需存包、存手机、不得携带任何（电子）物品进入法庭。”

旁听律师要求法警出示相关依据，“来了一个法警队的领导，说根据他们的规定，律师也得安检，不允许携带包、手机。一律师要求出具书面文件规定，对方拒绝。”

李普称，现场的旁听律师遂使用手机拍摄取证，随即遭到数名法警抢夺手机。“我和王某某律师正要制止法警的违法行为，也被法警围起来。之后，我们四个人（旁听律师）在安检大厅被法警轰出来。”

期间，连同李普在内的四位律师被锡林浩特市法院法警采取了喷辣椒水等措施，“有三位律师是最严重的，都是左右眼（被喷辣椒水）。还有两位律师手机被抢了。”

北京律师蓝泉（化名）也是上述被喷辣椒水的当事人之一。其表示，“整个事件（喷辣椒水）发生的非常之突然。”

“我们在跟法警理论能否带电子产品的问题。”随后，蓝泉遭到法警驱离，期间被喷数次辣椒水，“应该是喷了很多下辣椒水，我当时眼睛就睁不开了，非常非常痛苦，痛苦到绝望那种感觉。现在整个头皮、脖子、手腕，所有裸露在外面的皮肤都非常疼。”

蓝泉和李普表示，事发后，她们已对锡林浩特市法院法警对旁听律师暴力执法一事报警，锡林浩特市希日塔拉派出所已处警处置，“110出警后先将律师送往医院治疗，现在去派出所，要去做笔录了。”

另据网传视频显示，另一位涉事旁听律师王某某称，他在质疑法警执法行为正当性时，被喷了辣椒水，“我过去要看警号时，法警就直接一甩手说，让你看警号，然后就朝我脸上喷辣椒水，我眼睛睁不开。”

司法实践中，法院公开开庭审理刑事案件，一般允许旁听人员携带手机等电子设备进入法庭。我国相关法律亦未对此作出禁止性规定，最高人民法院在《关于进一步规范庭审秩序保障诉讼权利的通知》中表示：“对手机、电脑等电子设备，一般允许携带进入法庭，但仅限于记录、法规查询、证据展示等辅助性诉讼事务使用，并要求当事人等诉讼参与人和旁听人员将手机等设备调成静音状态且不得开启录音录像功能。对重大敏感案件和依法不公开开庭审理的案件，人民法院应当禁止携带电子设备进入法庭，采取屏蔽网络信号等必要技术措施，防止庭审活动信息被不当传播，确有使用必要的，需经人民法院准许。”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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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4岁研究工程热物理的李海增，突发心梗，不幸离世

37岁研究韩国史的黄永远，突发脑出血，于今年8月去世

38岁研究紫外光水处理的宋凯，因考核未过服药自尽，年仅38岁

……

久坐、过劳加班、长期盯着屏幕，青年科研人员早已如无限“跑酷”的公婆鼠（“热衷”于在滚轮上跑酷的一种小型仓鼠），在评聘晋升的跑轮上加速奔跑……青年学者，长期处于超负荷状态，过长的工作时间，严重挤压了正常的运动、生活时间，造成了科研人员的一系列亚健康问题。据调查，分别有25%、16.6%、8.3%的科研人员表示长期处于身体疲劳、腰酸背痛和失眠状态。

“身体一直跟我拉警报，但早已麻痹，因为完全无法想象会糟糕成何种境况，总觉得，再坚持一下‘就快搞完了’，殊不知，身体的极限刚好就在这了……”，某位青年学者说道。

2024年，学术圈已有近40多位中青年科研人员不幸离世……

1 2024年，学术圈那些逝去的灵魂

截止目前，今年已有39位中青年学者悄然离世。

短短一年，在这些不幸离世的学者里，仅30+、40+的青年学者就多达半数，最年轻的学者也不过34岁（1990年）。当“过劳死”开始蔓延到了90后学者群体，青年学者的健康问题，必须要引起重视了。

2 青年学者的生存现况：躺不平，卷不动

借着身边老师的原话：“现在体检报告全是箭头，数都数不过来……”，某位青年学者说道。

是学术理想？想追求稳定？还是不想跳出舒适区……或许这都曾是你坚定步入学术圈的契机。然而，在舒适的工作环境、浓郁学术氛围之外，一名青年学者，面临的更多是“躺也躺不平，卷也卷不动”的生存现况……

一方面，身处学术江湖，躺，条件不太允许。因为，躺，也躺不平。据材化方向的高校教师何野（化名）表示：“不是不想躺，只能说没赶上好时候。算海外人才引进，脱颖而出也只能算刚好拿到了‘入场券’。在评聘考核之外，从0到1的‘焦灼’才让人受挫、顿然无力……”

如医学方向的青年教师林宏宇（化名）描述的那样，他的科研日常也就是一个“不眠不休”:“最近一次连续通宵是上周，两天只睡了6个小时，每天只睡5个小时是常态……”林宏宇说：“一睁眼先去实验室，做实验到下午3点，然后赶紧睡下，5点半要去手术室接班，做到第二天早上8点，白天继续做实验。有时候晚上还要上夜班，整个人很疲惫……考核要过今年必须还要发文章。学医的就是这样，虽然不知道其他科室情况，我们就只能这样熬。”

另一面，卷，也卷不动……据某985高校副教授游佳（化名）透露，“周围同事都是清北海外博士，基本上每天工作10小时起步，其中一部分还会被淘汰。其实也不光是青年学者，中老年学者也一样。3年一考核，教授又如何，没达标同样会降职降薪、或者转岗。相比之下，没有帽子、年龄又过线的老师，他们的生存状况会更难……毕竟，大学‘教书匠’，至今仍吸引着一大批等候出场的‘替补队员’。”

一位不愿具名的前学术圈青年学者向蔚青学者透露：“其实，科研界的小作坊模式让学生、博后、甚至青椒的命运很大程度上是受那么关键的一两个人决定的。运气好，鸡犬升天，运气不好，只能维持‘体制’内的最下限，同样的，也不会有所谓的学术自由……”

说到底，躺不平、卷不动……是“破格晋升的绿色通道”，还是“客观具体的量化评价指标”，两种截然不同的发展道路，早在一开始就昭示了青年学者需要“不停跑酷”既定命运：要么晋升，要么被优化“淘汰”！

到最后，留给青年学者的，或许只是体检报告上的那一个个红色的箭头……

3 活着，比发表重要

“照理讲早该淘汰的我，经过调整适应后，目前的状态竟出奇的‘有所好转’，科研生产力也在稳步提升。确实，有点不可思议……”，某位青年学者说道。

躺不平、卷不动，或许，这场与时间的赛跑，有时候也没那么重要。即便基金没中、考核失败，即便职称不保、随时可能被优化“淘汰”，各位学者，记得在不断向外探索同时，及时停下来，听一听自己身体的声音…… 

首先，脑力劳动更“内耗”。相比蓝领群体从事的职业内容，“精神性的工作”更易产生“疲劳感”。有研究指出，在高强度认知任务持续几个小时后，潜在的有害物质谷氨酸会积聚在大脑的前额叶皮层，从而影响对决策的控制能力。此时，认知控制对于大脑而言已经几乎停滞。何野表示：“投入进去时，工作时间、工作密度都比想象中来的高出许多，更多时候，学术更像是没有休息的恒常性工作，起码对我这个还算热爱科研的人来说是这样的……”

而这时，最适宜的解决方式，就是——睡觉！

其次，久坐，并不健康。就拿眼睛来讲，长时间盯着屏幕看数据、读文献，“我有切身的痛苦体验，护眼仪器缓解的多及时，也不能否认，逆着光线直射双眼的计算机屏幕很要命。与之而来的，是腰椎间盘突出、颈椎病等一系列健康问题……”

如果你仍难以避免，健身运动会极大改善“久坐”的诸多不良影响。研究指出，每天久坐大于6小时，患缺血性心脏病、糖尿病、哮喘、慢性肾脏病、抑郁、憩室疾病等12种慢性病的风险增加26.7%。对此，高强度的身体活动会降低久坐带来的疾病风险，身体活动强度越高，可以预防的慢性病越多。

最后，休息，才能保证稳定的生产力。“忙、没有时间”本身就是对科研生活的一种“怠惰”。何野说道：“特殊状况除外，我会强制自己和家人一起晚饭，基本上晚饭后也不过多投入科研，熬夜出成果主要是身体不允许。或许我天生是个‘觉多的人’，如果前天我没有11点前入睡的话，第二天很难早起，相比上课迟到这些教学事故，第二天的精力不佳会更‘可惜’。所以现在几乎晚上就是陪陪孩子老婆，做一些家务，怎么说，大病一场，也懂得了去珍惜生活，享受真正的优质时间（quality time）。”

躺也躺不平，如何，卷也卷不动，又如何。身在学术江湖，历经旷日持久的学术“跑酷”，是必然的。找到科研和生活的均衡点，保持平稳高效的科研生产，效率与专注，离不开对自己身心的全面呵护。诸位学术圈的青年学者，如果你还有期盼，如果你还想继续自己的学术人生，这些“刻骨铭心”的道理就不得不放在心上，学术生涯虽苦，但科研带来的快乐，相信大家比蔚青学者更有体会，也更有收获……

最后，蔚青学者祝坚持在学术圈的你，日日皆好日，事事皆顺心！

2025，但愿更好。

编者按：2024年12月1-12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的去世已1732-1762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4年12月1-12月31日

可口可乐加块冰: 兄弟 祝您的妻子和孩子2025年健康幸福

小中和小南小北: 新年快乐，希望明年所有人所有行业都好过些，也祝李医生的家人一切安好

秋多鱼饼: 每次来您的微博 看到全国各地网友的留言 都忍不住泪目 大家都把您这当成树洞了 诉说着对您的想念跟祝福 24年最后一天了 想来您这看看 一时想不起来您的id 只记得您叫文亮 疫情结束2年了 明天就是25年了 有来生 您现在应该是个5岁的小朋友了吧 新年快乐！李医生

chenmy1954: 眼科小李医生 好久没来你的微博 🙏谢谢你的献身 点燃众生之爱心💗愿你在人们的心中永远不忘

嘀了咕噜的: 吹哨人，第一次吹响了警钟，未曾被重视却被某派请去喝茶警告，这是多么的痛心的事，明明可以减少更多人的死亡，

招牌涮羊 医生，19年的年末，舍友在计划去汉口跨年的时候提到了武汉健康公众号里的一篇疑似非典肺炎出现的文章，那时候没有人放在心上。但正是有您这样的人，在大多数人没有反应过来的情况下挺身而出，为大家争取了时间。谢谢您，新年快乐。

嘟嘟是个可爱的汪星人: 李医生2024年马上就完了，现在的你在那边好吗，今晚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想到了你，眼泪止不住的掉下来，现在是凌晨一点45分，可就是睡不着

起名字真费劲这个不能用那个不: 真他妈的可笑训戒书

今天要化妆吗: 李医生，怀念2019年，那时的我还不太胖，没有肺结节，没有甲状腺结节，一切都挺好。希望你在那边一切顺利。

黑暗中的魂: 2019年12月30日，你被训诫！🙏🙏🙏

薯条儿蘸辣油: 亮哥

宇宙超级无敌健康暴富幸福快乐喵: 李叔我写的现代诗入围一个大比赛啦，下周还要发表一篇短篇小说，很开心，但是还是希望今年的追求能在明年有一个好结果，但不论如何我还是会坚持写作的！

且插梅花醉洛阳ly: 李医生，我想许个愿望，就是拿下明年的湖南大学的博士。

再捞一捧月亮: 很恍惚，居然快五年了，就这样过去了，时代的一粒灰，变成口罩堆起来的一座山

人间不值得人间不值得: 今天早上给孩子买麦当当时，我也特别想吃一个汉堡🍔，然而为了省那十几块钱，我忍住了，没有买。太悲哀了

海海阿海啊海: 吹哨人 明白两字看得我生气

小半满闲心: 亮子好，一尾巴花

诗水玫瑰: 一眨眼 5年了

生死有命富贵在天mr: 庆余年2已经放完了。白夜追凶2也来了。 刚刚想来找你。居然忘了你叫李什么亮。 果然时间久了都是会忘的

深圳欧律: 还能看到你的微博，感觉你还活着一样

我的世界我的詩: 聖誕快樂老李。不談宗教，聖經這本書確實能給絕境中的人有用的幫助。所以我對西方傳來的聖誕節並沒有抵觸。以此祝福你也不違和。聖誕快樂老李。

怕打针的小孩鸭: 老李，我会加油的，一关一关过。对了，我拿到执业医师证了，我不知道未来能不能顺利拿到规培证应该可以吧，只要不上夜班，我的身体应该吃得消。哈哈哈，不想这些，导说了，先治病。对了，我第一次住院期间认识了一个病友，跟我一样大，她是慢粒，我们俩现在相互鼓励呢，日子总得一天天过下去是不

撒哈拉老童: 五年了

石不灵Spring: 快5年了。 今年10月西安還在逼迫入境中國人做核酸。（我猜和7月一樣，一整架飛機大部分都是韓國人，但只抽查中國國籍） xhs姐妹打了12360海關熱線，客服说「可以拒绝，因為没有相关法律法规依據，如果拒絕的話不犯法但会被道德谴责」。 希望下次遇到有拒絕的勇氣。

飞虹2893352513: 南昌那个女孩不知冷不冷

Vivian-舊薔薇: 李医生，有一架阿塞拜疆的飞机坠毁了，机长和副机长在生命的最后一刻都在尽力挽救，一共有29个幸存者。他们和你一样，尽心尽力。

疯狂扑腾的小鸟: 过了几年了，这训诫书如刺一样，依然扎眼。

松松崽崽: 晚上好李医生，世界很烂，但一定会好的

想吃一根sz买的冰激凌: 又想起你，武汉大学学了7年制临床医学的好医生李文亮

LlL47259: 李医生好，我家小乖昨晚离开了。如果去找你了请互相陪伴，他很乖，很暖，不会吵你的。祝您新年好

煮茶看书: 李医生，武汉降温了冬天来了，五年了，过去了又好像没过去，生活还在继续。好累啊，虽然知道现在吃着的饭喝着的奶茶是五年前那些留下的人最期盼的，可活着不容易啊，我还在努力，现在也在努力。

19950502lxc: 李医生，我失业了，又是社恐，不爱交流，找不到工作，总是瞻前顾后

sollator: 凛冬将至，噤若寒蝉。

拍客猛子: 亮哥啊，猛哥来看你了。昨天有人提醒我是平安夜。我就突然想起来我姥爷是这天走的，我翻了家里的相册都没找到他的照片，就突然破防了。那天凌晨我妈突然回家，跟我说你姥爷没了，你睡吧。我就翻了个身继续睡了。我妈说我不孝，我不知道我姥爷在天上看着的时候是不是也这么想，如果是我还挺委屈的

ROYnl: 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虽是等于为帝王将相作家谱的所谓“正史”，也往往掩不住他们的光耀，这就是中国的脊梁。

十一和莫醒醒: 李医生，又在应酬。没办法呀。桌子上讨论yq，我就想来看看你。

beyond_jordan: 5年了，谢谢李医生，你是有良心的医生，你是有良心的一生

zlydxgb_: 人生不过百年，爱是宇宙秩序外的一瞬间🙏🙏

不存在的你1984: 这个世界对女性恶意太大了

我与我自在便自成宇宙: 居然五年了李医生，我在这条评论下的IP从湖南变到了重庆再到了黑龙江，我长大了好多呢~预祝你2025年新年快乐！

___bzt: 可是我 依然还是 2013年高一七班坐最后一排自顾自的写作业的young Skywalker呀

水果大李子: 李医生，马上25年了。从新冠开始到现在已经5年了，时间过的好快啊。一生能有多少个5年啊。往事还历历在目，今年有了自己的宝宝了，未来不管发生什么事，加油！

恻悯济世: 这是中国人自己的哭墙

乡下的老王: 李医生你好，自你离开后，这个国家就开始滑向深渊。

所有猫咪都幸福: 李医生冬至快乐，今天吃饺子了吗？我今天还挺开心的，和朋友出去玩了，就是很冷，也不知道以后的日子会不会顺利，但我总感觉，我的苦日子到头了，以后都是快乐的，希望你也是哦，在那边也要快乐

短处村: 冬至安康，这世道能听的声音越来越少

Emeizing_Emei: 在纽约中央公园，有人为您捐了一把椅子

醒觉已非自由身: 找到你了，李医生，生活好苦呀，房贷压得喘不了气。。终于被社会狠狠教训一段，担保合同。。。。 初闻不觉文中意，知晓已非自由人

北京大妈的幸福生活: 我们还在活着，也仅仅是活着

幸运的稻草上的火鸡: 24年的最后一天，给你鞠躬

萌主殿下沈晓萌: 现在我才知道，在这个社会，你只能服从，为什么有些人杀人，我明白了，要打破那个束缚，只是不知道怎么办而已，老师，谢谢你

轻白粉爪: 哥，谢谢这个世界曾有你。

微雨夜朦朦: 能 明白已经四个年头。我们还在这个破破烂烂的世界努力活着。

Work_on: 英雄不会被世人所遗忘，死亡也并不是终点，你是英雄，24年的最后一天，来看你了，亮哥……

用户6585507103: 历史上您肯定留下了印记，虽然这结果是你不曾预想的，但你是一个好人，我们纪念你，也是把诬陷你的组织和人永远钉在历史的耻辱架上。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除了大档期，再高的评分也很难把观众拉进电影院了。

从11月底至今，4部豆瓣8分+的高口碑影片接连上映，这还不包括《如父如子》《爆裂鼓手》等经典重映老片。这本应是个高质量新片扎堆的贺岁档，不说打破新票房记录吧，至少也得有个持平前几年的市场表现吧。

可现状是，市场并没有从冰点回暖，工作日大盘还是停留在3000万左右，本周甚至周一就跌破了3000万，目前来看只有等到跨年档之后才会稍有缓和。

肉眼可见的是，现如今的豆瓣评分越来越虚高了。今年甚至有40+部院线片的豆瓣评分达到了8分+，而仅仅三年前的2021年才只有14部。相比稳定之后的豆瓣评分，豆瓣的开分更是已经越来越水，大多数商业片想要有一个7分+的开分并不困难，随后几天就会迅速跌个0.5分甚至1分。这其中，或许是饭圈泛滥和水军越来越具规模化的原因，甚至推测可能也有片方与豆瓣进行合作锁分甚至控分的原因。

然而我们也不得不承认，即便注水之后，豆瓣仍然是目前相对最公允的电影评分平台。

豆瓣作为文青聚集地，在电影业内、粉丝圈依旧广受关注。业内非常看重豆瓣，大部分电影上映前，电影宣传方都会大量买水军刷高分。究其原因，肯定是为了高票房。可如果对豆瓣评分有研究便可知，豆瓣高分电影，票房走势未必好；豆瓣分低的电影，其票房走势也未必差。    

那为何宣传营销方还要请那么多水军刷高分？其中最重要的原因就是，内地目前除了豆瓣，没有一个能给观众参考电影好坏的评分机构。另一边的售票平台评分，高分9.6、9.7，低分也有9.2、9.3，已经看不到任何区分度。

但实际上售票平台的观众评分，比豆瓣评分重要多了。相对比影迷群体更为集中的豆瓣，其实售票平台所代表的观众评分更能代表一部影片在市场中所受欢迎的程度，类似与北美CS评级，从A+、A、A-，一直到D级都有。

十年前，最能反应内地观众普通观众口碑当属格瓦拉，其评分差异性明显，完全与票房走势挂钩，一度成为行业标杆。比如大烂片《天机·富春山居图》3.7、不受豆瓣喜爱的《澳门风云2》8.4， 后因格瓦拉几次战略失误，市场流失严重。在被微影收购后，也与其他购票网站一样，评分加了权重。如大烂片《摆渡人》都有7.5，按照以前格瓦拉的标准，这部电影应该是4.0。

尽管如此，以格瓦拉评分为主的观众评分体系，包括当时的猫眼评分、淘票票评分依旧具有极大的参考性。在2015年-2018年，平台观众评分基本会有比较明显的区分度，高分电影9.2分以上，大多数电影都是8.5分左右，而低分电影则会跌破8分。例如2017年时，《变形金刚5》的格瓦拉评分为7.3分、《冈仁波齐》为8.9分、《摔跤吧！爸爸》为9.6分，可以充分反映影片的票房后劲，对普通观众也有较高的参考性。    

然而从2019年开始，或许是因为电影市场从增量竞争变成了存量搏杀，或许是因为两大平台公司基本完成业务垄断，更可能的原因或许是电影主管部门的改变。各个大档期的观众评分开始出现了明显的集体涨分，而这一现象从2021年春节档开始愈加明显，几乎所有的春节档影片的平台开分都是9.5分，看不到任何区别，几乎所有的片都在比谁控分水平更高。

我们也总结整理了这几年的两大平台评分的均值，现如今的评分均值对比七年前已经涨了接近1整分。事实上，这个数据的整理依然是不够全面的，因为和豆瓣评分一样，影片开分和下映后的评分差距巨大，如果只是统计开分的话，现如今对比七八年前会有更明显的变化。

而我们观察影片真实口碑的唯一方法，也就只剩下看够票观众的好评比了，尤其是一个时间段的好评比。但是这个观察方法只是相对于业内以及数据观察者适用，而评分的第一用处，肯定是指导普通路人观众进行观影意愿筛选的。这在现如今的评分体系之下，已经毫无信誉可言。而观众在一次又一次被9.5分的大烂片骗了之后，小部分会自己从其他平台努力搜寻更真实的评价来做参考，而大多数则会直接放弃看电影。

而在三大平台之外，目前仍然存在着几大二线电影评分，但是表现依然很难对行业起到参考作用。微博电影大V推荐度已经完全被水军攻陷，大V推荐度要是低于95%都非常罕见；时光网被万达收购后，没有搭上移动互联网的快船，流量越来越低，转型周边售卖也没有出圈；知乎、虎扑、B站评分都带有极强的用户标签属性，虽然在各个领域具备一定的公信力，但很难代表大多数普通观众的口碑，也就难有一个代表性。

电影评分本应该在行业以及观众受众中起着强大的影响力，一个好的评分体系应该能够在公信力、商业影响力以及行业影响力上达到一个平衡，然而现如今，中国电影在短短五六年内，就彻底失去了观众信任，想要再构建新体系，更难了。

艰难时世，相濡以沫｜ 2024年劳动权益事件盘点

作者与编辑
草菇炖鸡（六月、短矢、阿夯达措、童子、南瓜企鹅、俄耳甫斯、CC、洛洛、Ethel、莱德瑞、诗凛、anne、咳猫、leah、aboc、阿豪、lade、LX）

目录

前言
一、凛冬已至：经济萧条全方面蔓延
二、青年劳动者：“吃尽时代黑利”
三、零工经济时代：就业蓄水池饱和，政府和平台新规引争议
四、企业管理转型：劳资矛盾的新解法？
五、AI替代、控制与新卢德主义
六、生产安全事故：新老因素叠加，依旧在高位运行
七、性别歧视与压迫：工作场所的多重困境
八、高龄劳动者：延迟退休、社保困境与超龄压力
九、少数民族劳动者：吸纳、排斥与隔阂
十、残障劳动者：系统性排斥与“机械飞升”
十一、海外劳动者：生存环境恶劣，国内关注升温
十二、劳动者行动：法律维权大幅增长，网络维权形式多样
十三、劳动文化：呼唤真实的声音
尾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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正文

前言

2024年，对于大多数劳动者来说，可能是不能再糟糕的一年。与此同时，正如诗人布莱希特所言，“餍足之人”仍在“向饥民描述着即将来临的伟大时代”。

在我们亲临的脚下，“大地不再孕育，只吞噬”；在目光与地平线的交界，“天空不再下雨，只下铁”。也许，真正的绝望，不在于变糟，而在于我们再也没有心力去关心变糟的一切。麻木和冷漠才是一切的终结。

我们确实是一步步看着自己走到如今这般田地来的。世界各地陷入到一个相互比烂、竞相逐底的恶循环当中，困局积重难返，但是劳动者仍然缺乏足够的手段去阻止事态的恶化。尽管一切新的因素也正加速涌现，但在旧有的社会结构之下，转捩点被无限地推迟到不可预知的未来。

当然，我们无法停止谈论“趋势”“潮流”和“走向”。但借助这篇盘点，我们希望告诉读者，在各类统计数据和政策指标背后，是真真切切地在工作、呼吸并感到苦难的人们。对于Ta们而言，关键词是“失业”“欠债”“房租”“贫困”“病痛”“劳累”“失去”“伤害”“不稳定”乃至“杀人”和“死亡”。

我们呼唤真正的团结。这种团结可以超越纷繁纠葛的隔阂，让我们为彼此的困难而感到惭愧，并因此付出实际行动。我们也呼吁耐心和定力。在困顿之中，用各自的材料和工具共同编织出新的方法。

我们不祈求哪个救世主能带来风调雨顺。世界的未来仍然取决于我们想要什么以及我们做什么。

一、凛冬已至：经济萧条全方面蔓延

2024年，中国经济自疫情以来的颓势并未得到遏制，经济萧条全方位蔓延。

从宏观指标来看，GDP平减指数、CPI、PPI均在低位运行，消费者信心指数触及历史低位，出口贸易面临关税壁垒压力，产能过剩与需求不足的矛盾进一步激化，乃至形成下降螺旋，社会经济结构发生了明显变化。

经济低迷的压力传导至各行各业，制造业、零售业和服务业等易受经济下行波及的行业首当其冲，互联网、房地产、金融等高薪行业亦显疲态。“降本增效”继续成为2024年企业部门的核心关键词，裁员潮、降薪潮此起彼伏，停工停产乃至破产倒闭的情况不乏其数，大量劳动者失去了稳定的工作和收入来源。此外，经济下行带来的财税收入减少，叠加地方政府债务危机，让事业单位与公务员等传统意义上的“金饭碗”也大大受到影响。

受失业率增高与收入预期削弱的影响，全社会范围内出现了全面消费降级，这又进一步造成有效需求萎靡不振。国内外大量机构及主流经济学家认为，中国社会正面临实际的通缩困境，亟待引起重视。

经济寒冬下，制造业和服务业深受影响，许多中小企业陷入困顿或停摆状态。一些制造业报道显示，工厂需要通过卷价格、极度压缩成本来换取订单，缺乏良性循环的可持续机制。虽然政府强调要创造新的就业机会，但总体来看，新增就业最多的仍然是具有低收入和不稳定性质的工作岗位（详见本文第三部分）。今年第二季度，农民工数量达到了18，997人，创历史新高，但收入却出现下跌。农民工数量增加也可能是农作物和蔬菜价格下跌、农村经济更加凋敝所致。如何提高农民工收入水平、改善其生活质量，将是一个亟待解决的问题。

即便在通常被认为是产业升级重点领域的汽车高端制造行业，无论是传统车企还是新能源车企，员工的日子也都不好过。

高合汽车、恒驰汽车、合创汽车、极越汽车等造车新势力先后在年内停产。2月18日龙年春节复工第一天，高合汽车即召开内部大会宣布即日起将停工停产6个月。恒驰汽车也在2024年初停工，“除13名保安外，目前恒驰汽车在上班的员工只有40多人”，且“（上班的员工工资）每月只发80%”。3月，为挽救低迷的销售状况，合创汽车要求包括非营销部门在内的公司所有员工参与车辆销售，后因不退还员工投资款在6月被员工拉横幅维权，11月，合创汽车再次因生产端和销售端问题恶化、公司部分股权被冻结，裁撤上海分公司所有员工，拖欠被裁员工赔偿金。12月，百度与吉利公司合资的极越汽车年终闪崩，宣布经营困难、原地解散，四千多名员工措手不及。“围堵”CEO夏一平后，员工向极越提出四项诉求：补缴10月到12月的员工社保、公积金，补发12月工资，给予员工“N+1”的赔偿款，以及将落户员工流程走完等。12月19日，据每日经济新闻报道，极越赔偿方案已公布，员工获“N+1”赔偿，将于明年1月20日前发放完成。

部分经营状况相对较好的新能源车企虽未停工停产，也进行了大规模裁员和降薪。

4月15日，特斯拉首席执行官埃隆·马斯克透露该公司将裁减超过10%的全球员工，以削减成本并提高生产率。特斯拉中国区也受到影响，裁员比例超过10%，充电、销售和市场团队的裁员比例甚至达到40%-50%。国产新能源头部企业理想汽车也在5月进行了大规模裁员，裁员比例为18%，涉及员工总数达5600人，但据多位被裁理想员工爆料，实际裁员总数或接近万人。此外，由于被裁员工转投其他新能源车企时如被对方HR得知自己是裁员离职，薪资会直接降薪20%，部分员工不惜在裁员潮中提前主动离职以放弃赔偿。裁员还存在未足额给予赔偿的情况。面对裁员引起的普遍不满情绪，理想公司选择加强安保措施。

如果说电车企业的破产和裁员是由于内部竞争白热化，面对汽车产业新能源转型的大潮，许多传统的指标性燃油车企则由于没有跟上调整步伐而陷入前所未有的困境。5月，东风本田裁员2000人，裁员采用“N+2+1”的补偿模式。8月，东风本田再传裁员消息。此次裁员背景是汽车销量下滑，2023年1-8月新车销售同比下降19%。在自主品牌竞争加剧的情况下，东风集团面临整体销量压力，2023年首次出现亏损，亏损额达到39.96亿元。另一家合资车企大众中国也进行了裁员，主要涉及进口车业务，规模近百人。在本轮裁撤中国员工的过程中，大众中国给予他们两种选择：一是调离北京，去合肥工作；二是直接裁员，给予赔偿——最高可达N+6。此外，豪华汽车品牌保时捷中国也裁员30%，包含正式、外包等岗位，赔偿或按N+6的标准执行。

降薪潮还波及房地产、金融、科技、互联网、游戏、文化传媒等传统中高收入行业。

据财新周刊报道，近几年房地产市场的剧烈下行使建筑行业受到极大影响。房地产行业的不景气造成大量工程款拖欠，多家企业面临现金回款风险，建筑行业众多大型央国企降薪裁员、中小型民企破产倒闭，许多建筑行业从业人员收入受到严重影响。1月3日，河南省建筑科学研究院发布通告：因市场萧条，业务量骤减，公司决定精简人员，希望员工顾全大局，主动申请长假，公司将代缴基本社保。

另据多家媒体报道，年内证券行业从业人数缩减5%，42家已披露数据的上市银行中，仅有11家人均薪酬保持上涨，超过七成银行员工薪酬下滑。头部金融公司中金公司部分岗位工资传闻比此前“打三折”，或间接导致工亡事件。中金公司向红星资本局表示，网传的被裁、降薪、跳楼均为不实消息。但人均应付薪酬一度排行业第一的中金公司确实出现员工薪资大幅跳水。数据显示，其2021年人均应付薪酬为116.43万元，2023年则下降到70.04万元，累计降幅为39.84%。

彭博社称光伏行业头部企业隆基绿能将裁员近三分之一，以求在产能过剩和竞争激烈的行业中消减成本。隆基绿回应称当前光伏行业面临复杂内外部竞争环境，公司为应对市场变化的确进行了相关岗位结构优化，但预计人员调整比例约为5%。隆基绿能是全球最大光伏企业，当前光伏行业面临产能过剩、利润下降等挑战，去年以来，业内不乏减产、裁员的声音。今年已有多家光伏企业宣布产线停产。有媒体报道，海康威视员工透露公司10月正在进行大规模组织调整，32个研发区域收缩到12个，预计“优化”1000多人。对此，海康威视方面否认大规模裁员，并表示进行了正常的经营策略调整。

互联网行业与游戏行业也未能幸免，且频繁出现以AI技术取代正式员工的情况。6月24日开始，“老牌游戏大厂完美世界最大规模裁员”的消息开始在社交平台流传。有内部员工网络发文称，完美世界预计裁员超千人。业内外人士大多认为持续糟糕的业绩表现是完美世界本次裁员的直接原因。

面对经济衰退和新媒体行业的挤压，传统媒体的经营收入也大大降低。版面收缩、广告减少等问题直接影响了员工的薪资和福利待遇。深圳报业集团去年开始施行扣留工资制度，设置严苛的年度考核标准，导致大多数员工的年终奖打折，仅极少数高业绩者能获得全额扣留工资。近期，《深圳特区报》更是开始实行倒扣工资政策，要求记者每月完成一定数量的稿件，其中要求的见报稿件数量较高，但版面和选题有限，导致很多记者难以完成任务。未完成任务将面临严重的工资扣罚，再加上各项五险一金的扣除和考核处罚，很多记者的实际月收入只有2000余元。

今年以来，各地还网传各类公务员、教师、医生等职业的降薪消息，这意味着就算身处政府部门和事业单位等传统体制内“金饭碗”岗位，也未必能有稳定向好的收入预期。

地方财政压力令事业单位和公务员群体的薪资待遇也受到影响。全国多个省市频传公务员降薪消息，河南省发改委网站则发布了改革方案，提出要按照“531”比例精简机构编制规模。

1月8日，哈尔滨工业大学发布通知，明确规定继讲师之后副教授也需要面临6年时间“非升即走”的考核期。此事在学术界引发热议。北京、贵州、浙江等地也纷纷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以防止个别教师“躺平”。多地还出现中小学欠薪事件，如开封通报一小学欠薪无人上课，南宫市实验小学拖欠教师工资，教师前往市政府讨薪。伴随着收入预期降低、生育成本提高和生育率下滑，幼教行业处境艰难。5月8日，有网友公开反映称，河北省廊坊市六艺幼儿园突然关闭，众多家长及职工连续多天讨要学费及工资。搜狐网报道，在这种情形下，大量幼教老师选择“自救”，或通过兼职补贴生活，或转行做美甲、客服等工作，重新学习和适应。

在医疗领域，10月24日至26日，广东梅州市嘉应学院医学院附属医院职工在网上发帖称，他们因医院欠薪10个月后宣布破产而停诊，面临突然失业导致的经济困难。尽管医院承诺将在半年内支付拖欠的工资和赔偿金，但具体兑现情况未明。有职工反映，即便是事业单位的工作也不再稳定，面对医院倒闭，合同工和中年职工的就业前景尤为不明。10月30日，有网友发布视频称，河南郑州中牟县白沙镇卫生院已8个月没给员工发工资。员工聚集抗议，堵住院内一辆黑色轿车，表达对欠薪问题的不满。白沙镇政府工作人员表示，工资问题正在协调中，预计很快会有解决方案。

许多一线城市医院也无法逃脱经营困境。财新12月11日报道，广州、深圳多家医院降薪。报道指出，两地医生降薪多针对绩效工资，波及当地的头部医院。其中既有推广三明医改经验，将医生薪酬与科室创收、药品耗材收入脱钩后，未能对医院合理补偿的改制原因，也有经济增速下滑、地方财政投入缩水的因素。医保控费改革也在一定程度上客观影响了医院收入。

当个体被时代浪潮置于极端境地时，恶性社会事件的产生就防不胜防。

9月30日晚，上海松江沃尔玛，一持刀袭击者疯狂伤人，导致3死15伤的惨剧。未经证实的网友爆料，伤人者林某虎曾跟陈某龙做工地活，被欠薪3到4万元。8月，林某虎查知陈某龙公司注册地在上海，来沪寻找无果后流落街头。案发当日，林某虎因生活无以为继，选择在超市随机砍人。11月16日，江苏宜兴无锡工艺学院内发生无差别持刀伤人事件，造成8人死亡17人受伤。嫌疑人徐某为该校2024届毕业生，目前21岁。在网传遗书中，徐某控诉每日工作时长高达16小时却遭工厂拖欠工资、学校拒发毕业证。

凛冬已至，劳动者的劳动环境不断恶化。造成这般恶果，至少有以下几点原因：一是不少企业选择通过缩减人力成本和压缩员工福利待遇的方式来应对经济和行业危机，劳动者因此承受了巨大的压力和不公平的待遇；二是企业部门为了尽可能减少赔偿，在这轮以“降本增效”为大旗的裁员降薪潮中不惜“变相裁员”与违法裁员，各地劳动仲裁数量大幅增长；三是劳动市场的供需矛盾愈加严峻，求职者面临更加激烈的竞争和远低于预期的薪资水平，所获所得与劳动强度不成比例；四是企业为降低成本偏好灵活用工和短期合同，这使得部分劳动者的社会保障和福利待遇大打折扣，进一步加剧了他们的经济困境。面对如此严峻的形势，如何保护劳动者的基本权益，乃是社会和政府亟待解决的重要问题。

二、青年劳动者：“吃尽时代黑利”

2023年8月起，国家统计局在青年失业率屡创新高的形势下暂停数据公布。然而，调整统计口径后的青年失业率仍在2024年6月后一路飙高，7月份达到17.1%，并在8月份一反往年同期触顶下降趋势，继续升到18.8%——这一数字已经高于前几年旧口径下大多数月份。9月及10月青年失业率虽有下降，但仍维持在17%以上的高位。

因统计口径不同，2024年的官方青年失业率数据难以和往年直接对比。根据智联招聘发布的2024届《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截至4月中旬，硕博学历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44.4%，本科毕业生offer获得率为45.4%，均较2023年下降。在毕业去向方面，应届生慢就业、自由职业的占比皆较2023年增加。由此可见在经济继续下行的2024年，青年就业困境持续，甚至可能比2023年还严重。

经济危机下各行各业普遍萧条，优质工作岗位减少，体制内工作受到青年劳动者追捧。《大学生就业力调研报告》显示，期待进入国企的毕业生比例在2020-2024五年间连续上升，达到47.7%。2025研究生统招考试报名人数下降，公务员国考报名人数达到了341万，相比上年增长了12%。只要是跟体制相关的工作岗位，都被公众视为相对有保障的岗位，即使不是公务员或事业编，也受到追捧。每日人物《争考社工的年轻人，没有编制也想上岸》一文指出，基层社区工作者岗位日益受青年劳动者欢迎。在安徽一县级市，35个社工岗位，就有超过2000人竞争。这一岗位没编制，要扎根基层，常常加班，杂活多，但在经济下行、企业朝不保夕的大环境下能提供稳定的收入、工作环境和有确定性的职业未来，因此仍被拥有一定学历水平和考试能力的青年当作救命稻草。

然而，“体制”一词越来越不意味着稳定。近年来，报考教师资格证成为教师，也被高学历青年视为一种“上岸”途径。但据《北京商报》报道，北京丰台教育发展理事会在2024年工作会上提出，该区将加强对教师的年度考核和考核结果运用，探索建立教师退出机制，这是继贵州、浙江后，又一地开始打破教师“铁饭碗”。

新冠疫情三年的影响在青年劳动者身上仍在持续。10月，有媒体报道称，多名24届毕业生在求职时被企业视为“疫情班”学生而拒绝录用。一企业负责人表示，不接收2022届至2024届毕业生，并称在自己交流的圈子里，普遍认为这几年的大学生都是上网课的，学不到东西，因此不认可。

缺乏高学历文凭的青年劳动者则延续了前几年趋势，选择离开传统制造业，转向各种零工经济和服务业，如从事外卖、快递、自媒体等行业。一些报道中的年轻人认为，既然无论如何都难以获得稳定体面的收入，那不如逃离工厂等级森严、人情复杂的环境以及收入平平、工作枯燥的状态。此外，今年有更多来自各行各业的失业中年人涌入零工平台与年轻人展开竞争。随之而来的是外卖等平台零工行业作为就业蓄水池，单价愈发降低，零工劳动环境愈发恶化。（详见第三部分）

就业市场上优质岗位变少；想追求的体制内铁饭碗也在瓦解；在疫情三年中饱受压抑，毕业后反而遭遇就业歧视；为了暂时找个饭碗或“自由”转投零工经济，却发现单价变低。“00后吃尽时代黑利”这一网络热句，成为近两年进入劳动力市场的青年的心声。

2024年，职校实习生、医学规培生、高校硕博等介于学生和劳工之间灰色地带的青年劳动者，其恶劣的劳权状况依旧。

1月，新京报报道，毕节职业技术学院2018级学生李某经学校推荐到实习岗位工作后转正，但因工作内容涉嫌诈骗获刑。律师认为本案中，无论该学生是以实习生还是应届生身份进入电诈公司，学校在合作企业审核上均存在重大失职，应承担法律责任。而学校与企业勾结，向血汗工厂输送实习学生作廉价劳动力也是普遍情况。4月，云南新西南技工学校被曝强制幼儿教育、酒店管理等专业的学生进厂“打螺丝”，每天上班11个小时，不干不发毕业证，并从学生工资中抽成。学生打工的工厂名为东莞正扬电子厂，厂里给工人每小时工价23元，学校要克扣9元钱。普遍恶劣的实习条件也引发了今年多起职校生自杀事件。由于缺乏纾困的有效渠道，今年还发生了一起职校生无差别杀人事件（详见本文第一部分）。我们当然应该谴责伤及无辜的行为，但令人遗憾的是，在这起事件所引发的舆论当中，少有人提及正是职校生实习权益长期受侵害和被漠视，导致了这样的惨剧发生。今年是我们撰写年度盘点的第四年，也是我们呼吁保护职校生权益的第四年。但还要多少起这样的悲剧发生，我们才会意识到不从根源去解决问题，情况就还会进一步恶化？

年初还发生了多起医学规培生自杀事件。2月2日，上海中医药大学附属医院一规培生因春节期间“卖班”，想回家过年而被医院教学处谈话威胁退培，最终烧炭自杀。湖南师范大学研三规培生曹丽萍，因在湖南人民医院被持续压榨，于2月24日元宵节值班当天于值班室自刎。3月，南宁第一人民医院一规培生疑被卡规培证，在宿舍自刎。中国规培制度的创始者刘进教授在事后接受媒体访谈时，却称“医学生要有在疲劳下工作的能力”，不认为规培制度已成为医院降本增效的重要手段。

高校硕博生方面，今年联名举报导师、将矛盾诉诸舆论成为学术劳工的重要行动手段。1月，11名华中农大学生撰写长达125页的举报信，联名举报其导师黄飞若涉及学术造假，最后黄飞若的职务被停止。4月，北京邮电大学15位研究生联名举报导师郑某存在师德师风问题，举报信中称“老师对我们就像是对待奴隶一样”，指其强迫学生加班，无视学生身心健康。大部分郑某指导的学生出现了或轻或重的身心健康问题。大量交流应对“渣导”经验的自媒体也在社交媒体上出现，而一些在学术劳工群体中名声极差的教授，则被当作过街老鼠对待。12月，中大附二院的宋尔卫在清华开讲座时，被台下学生直播质问有关学术造假、腐败和侵害学生权益的问题。还有学生怒而撕毁其讲座海报。

综上所述，2024年，中国青年劳动者在经济下行、就业歧视和劳权侵害的多重压力下，面临着愈发严峻的困境。从体制内工作的不再稳定，到零工经济的恶性竞争，再到职校生、规培生和学术劳工权益的长期受损，年轻一代在夹缝中艰难求生。这不仅是经济问题，更是社会公平与制度完善的迫切考验。

今年有劳工观察机构还录得一起跨国企业在中国雇佣童工的事件。该机构12月初发表的报告显示，雀巢和星巴克中国供应链中的云南咖啡农场正在雇用童工，成年工人同样存在严重超时工作的问题。工人面对恶劣天气，身处农药暴露的环境风险，但缺乏医疗保险，并且几乎只能拿到最低薪水。

三、零工经济时代：就业蓄水池饱和，政府和平台新规引争议

根据中华全国总工会的调查，2024年中国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已达8400万人，占职工总数的21%。零工经济作为农村进城青年、应届毕业生以及失业群体的就业蓄水池已趋于饱和，并促发平台零工之间的竞争加剧。大量劳动力涌入导致单价下降的同时，平台零工受到的管理力度正在加强；收入更为不确定的同时，意外事故与恶性冲突事件频频出现。

据美团官方数据，2023年有过接单收入的745万名骑手中，近一半骑手接单天数都不足30天，说明过渡性就业、兼职占比相当高。而“月入过万”的神话也早已成为幻象，越来越低的单价才是现实。一位深圳骑手接受《三联生活周刊》采访称，他每个月跑5000公里以上，达一两千单，每天工作至少13小时，才能月入过万。尽管《2023中国蓝领群体就业研究报告》指出，2023年外卖员月均收入为6803元，超过蓝领群体的平均值（6043元），外卖员、月嫂、货车司机等职业的收入水平位居蓝领前列。但零工经济研究中心的年度调研显示，2023年广东省半数网约配送员近三月月均收入低于 4000 元，仅有不到20%月均收入高于 6000 元，其中，69%配送员工作时间在8-12小时。

近年来，外卖骑手的配送单价持续下滑。有骑手在接受财新传媒采访时具体解释称，2019年其刚开始做骑手的时候，配送单价在5-6元，超过三公里的单价可达10元，但是目前超三公里订单单价已经腰斩至4.5元，三公里内订单单价跌至3.8-4.2元区间，“畅跑”兼职骑手单价甚至跌至3元以下，高温补贴也已经取消。由于美团专送骑手采取梯级计价的基础服务费计算方式，跑单越少的骑手获得的单价会越低。杭州某站点每月700单以下的单收入为4.45元，到1300单以上才涨到5.05元。

1月，山东烟台外卖员反映2023年10月起的工资被美团加盟站点克扣，随即该美团骑手账户被封号，但美团渠道经理表示并不知情。

种种因素叠加之下，平台零工工作环境风险增高，猝死等事故不断出现。随着全球变暖加剧，夏季极端高温暴雨天气频发。7月10日，一位23岁外卖员在深圳街头晕倒送院，后诊断为热射病，不治身亡。8月以来，各地处于40摄氏度以上的烧烤模式，不少城市的骑手却表示从未见过高温补贴，其中包括某一线城市美团专送外卖员。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的规定，劳动者从事高温作业的，依法享受岗位津贴。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并纳入工资总额。但外卖平台的高温补贴往往以活动奖励形式发放，并非固定津贴。

9月6日，杭州市余杭区一外卖骑手躺在电动车上休息期间猝死的视频引发关注。据称他是附近的“跑单王”，常工作至凌晨3点，仅睡三四小时，在接单间隙靠在电瓶车上休息。知情者称其家境困难，为增加收入日夜奔波。

9月23日，叮咚买菜一名第三方平台仓管员工被发现猝死于北京租住屋内。这位42岁员工生前常值守12小时夜班，甚至在中秋期间多日通宵加班。此前，他因身体不适于9月18日向店长请假，说自己眼里全是血，看不见东西，随后失联。由于其与雇主间无劳动关系，而是与第三方劳务公司云千斗签订《自由职业者服务协议》，无法认定工伤，暂获叮咚平台“几万元”人道赔偿。

平台零工也面临平台、监管部门甚至物业小区的严苛管理。快递方面，3月1日新修订的《快递市场管理办法》施行，对未经用户同意擅自使用智能快件箱、快递服务站等方式投递快件的行为规定了1万元以上3万元以下的高额罚款。有快递员得知“新规”两天后无奈离职，因为未来丢件责任更难认定，需要送上门的快件数量也可能激增。还有快递员表示目前送货上门后必须“打电话确认，必须响铃10秒”。有快递派送员称受新规影响，每日能派送单数将从400—500件降低到100—130件。罚款也早已是“三通一达”的常态，此前，有快递员一周收到十几个投诉电话，最高罚款两千元。《2021年中国快递员权益保障问卷调研》显示，高达六成的快递员每月被罚200元以上。快递员们认为，新规只是压倒他们的最后一根稻草。在派送员承担全部责任和成本、以罚代管的制度设置下，消费者端甚至也无法撤销快递投诉，查询一个包裹的去向时，如果点击“未收到货”会马上导致50-100元的罚款，而工单无法撤销，用于撤销工单的新工单只会造成新的投诉。

除此以外，外卖配送员继续面临进入物业小区及商厦送餐的困难，系统让面临罚款的保安，与面临超时和投诉的外卖员处于持续的对立状态。2023年12月，青岛32岁外卖员与54岁物业保安产生矛盾，导致发生后者被杀害的底层互害惨案。北京外卖员冯文学面对类似的情况，选择起诉他经常前去送货的物业公司畅颐园，引用《宪法》维护自己的权利。做外卖员4年来，面对保安的无礼搜查和禁止入内、商场厕所长时段堵塞修缮、路况不平易摔、商场有扶梯但不运行等情况，他采用的做法是：反驳，争吵，向12345投诉，打110报警，乃至向法院起诉，也试图为跑众包的骑手们组建工会。其中大多事项得到了相应的解决。但6月，法院判决书驳回了他关于骑手进小区问题的所有诉讼请求：“小区业主对小区公共区域、路权具有物权，外卖员对此并不享有权利。”

8月12日，一张外卖员在路边下跪的图片在网络上广泛流传。官方通报显示该外卖骑手王某某在西湖区西溪世纪中心园区送外卖过程中将栏杆踩歪，被园区保安拦下，该外卖员因担心影响其他订单派送遂下跪。事件发生后引发大量外卖员前往现场声援下跪骑手，向物业讨说法。多段视频显示，大量外卖骑手在杭州绿城西溪世纪中心聚集，高声呼喊要求物业“道歉”。

一些办法看似在控制平台算法，保障骑手安全，实则并未改善骑手困境。7月9日，广州"外卖骑手一周三次以上违法将停单"的规定引起热议。9月27日，广州市市场监督管理局发布的外卖骑手新规进一步加强了对骑手和企业的监管，被业内称为“最严新规”。新规明确，骑手第三次违章就要停单一天，甚至面临扣车；违章四次及以上，停单天数相应增加；3个月累计违章10次，则要纳入“黑名单”，实施全行业“禁业”。广州政策的一个出发点是管理广州激增的电动自行车，保证电动自行车和蓄电池的规范使用，却忽视了配送行业骑手的利益。有骑手直接表示：不超速就超时。但新规并不仅仅约束骑手，还要求平台企业按照最高速度25公里/小时守法行驶可完成配送任务的标准，设定配送时限、路线。同时明确提出，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根据实际情况适当放宽配送时限。12月5日，广州电动自行车新规再次规定，电自时速限制在15公里/小时。广州交警还表示将联合市场监管部门约谈平台，要求平台放宽配送时长。然而，最新报道显示，30日新规施行首日，外卖骑手称未感觉到平台调整配送时长。

8月9日，河北省石家庄市人社局也印发《石家庄市新就业形态劳动用工管理指引（试行）》提出，网络餐饮平台对连续送单超过4小时的配送员，20分钟内不再派单，防止因连续作业产生事故隐患。12月17日，美团、饿了么先后宣称，已在部分城市试点优化外卖配送防疲劳机制。当骑手APP检测到骑手工作时间过长时，起初会提示骑手休息；如果骑手没有理会，最终会强制骑手下线并休息。对此，社交媒体上有骑手指出：“越是跑单时间长的骑手，越是大概率面临经济困境，单价过低的核心矛盾不解决，限制跑单时长只会反过来迫使骑手在有限时间内跑更多单，越追求速度而忽略安全，强化竞争内卷。”而政府和平台单方面制定政策规则，制定过程缺乏骑手的参与，最终只会是一厢情愿。12月27日，美团宣布拟在2025年前废除骑手超时扣款制度，并引入培训、积分制等正面激励措施。这被认为是相比于防疲劳强制下线措施更有诚意的举措，然而具体实施效果仍有待观察。

相比于外卖、配送、物流等行业，网约车司机一度被视为更为安稳的平台零工形式。但2024年以来，新能源车集体降价，网约车平台也运价不断走低，一些平台上已经出现了低至1分钱一公里的运价，而合规网约车司机的运营成本高达1.2元/公里。

根据每日经济新闻整理，7月多地发布网约车行业风险预警，显示运力已饱和或远超需求，公开提醒慎入网约车行业。根据广州交通部门最新统计，当地网约车司机日均营收从343.34元降至311.63元。这意味着一些网约车司机即便是“整月无休”，在未扣除用车成本的情况下月收入也不超1万元。早在2月份，已有媒体指出，乘客若在聚合平台下单，相比于在网约车企业自营平台下单，因为“两头收佣”，司机到手收入会降低20%左右。

单价的下滑导致网约车司机合规意愿不断降低，合规运力不断减少，越来越多新老司机都跑起了不用办证的顺风车。由于顺风车规则允许司机与乘客协商高速费甚至是走线下单，有人担心“黑车”又要重返市场。在这样的运营压力下，为了节省房租等生活成本，尤其在北京、上海等超大城市，一些专职网约车男性司机干脆吃、喝、睡都在车里进行，洗澡则选择去付费澡堂，这一做法难免造成车内异味，“越来越容易打到臭车”的话题频频冲上热搜。许多乘客还反映，便宜的特惠快车打到臭车的概率更高。12月，滴滴出行作出回应，启动“异味车”治理专项行动，通过上线拉黑异味车功能，对车内空气差评率较高的司机，采取暂停服务和培训学习等方法，争取改善用车体验。但此种将责任完全归咎于司机个人的做法，显然只会让司机陷入更大压力。如果不去优化算法派单的逻辑以及与司机的分成机制，重新整合利益三方，这类做法可能并不能收到实际效果。类似的治理在其他方面也存在：花小猪整顿司机违规取消行为；首汽约车加强对司机完单率和有责投诉的管控，上线违约金制度等。

与此同时，女性网约车司机也受到更多关注。2024年3月，T3出行发布的《2024年度女性司机就业数据报告》显示，截至2024年2月底，超过7万名女性加入T3出行，这一数字在2022年还是2.1万名。女性司机主要集中于上海、南京等一线和新一线城市。女司机群体中，70后、80后超过八成，超过六成每日工作时间在8小时以上。平均来看，女司机驾驶过程中出现包括驾驶分心、疲劳驾驶、打电话等异常行为的次数，都要少于男性司机。这表明女司机在驾驶过程中更加专注和谨慎。围绕男女司机差异的争论，则再次将性别与劳动权益的交叉性话题摆到公众面前。我们应该意识到，在不改善平台剥削的情况下，通过将女司机在一些方面的良好表现归咎于性别气质，有可能既造成对女司机的性别规训，也造成对男司机更为严厉的考核PUA。最终，男女司机双方的诉求都可能无法得到平台的有效回应。

2024年7月，由国家人社部等部门牵头进行的为期两年的新就业形态就业人员职业伤害（“新职伤”）保障试点宣告结束，众多官媒称试点将继续扩大。据了解，与工伤保险不同，“新职伤”不以存在劳动关系为前提，也不以工资总额为缴费基数，而是由平台企业采取按单计费方式，按月订单量申报缴费。以外卖行业为例，“新职伤”可以覆盖到每一个人和每一个订单。即使骑手只送了一单，在工作期间受伤依然可以申请职业伤害保障待遇。报道称，尽管“新职伤”试点已取得积极成效，在2024年3月底覆盖了801.7万人，但目前仅涵盖北京、上海、江苏、广东、海南、重庆、四川7个省市的出行、外卖、即时配送、同城货运行业，包括美团在内的7家平台企业，覆盖面仍相对有限。8月2日，人社部相关负责人表示，将稳妥有序扩大试点实施范围。不少新就业形态劳动者赔付案件还涉及第三者责任，但目前“新职伤”尚未涵盖与第三者责任保障相关的赔偿责任。

不过，“新职伤”政策并未在媒体关注的外卖员猝死和伤亡事件里获得关注，如前述热射病去世外卖员的家属就未能从人社部门获得新职伤身故补偿。针对杭州骑手与北京叮咚员工猝死的新闻报道中也并未提及新职伤救济渠道。

在外卖员与网约车司机以外，其它零工群体的状况相对较少受到主流舆论的关注。一篇讲述新近爆火的短剧行业劳动状况的报道提到，各岗位员工每天 20 小时的高强度工作成为常态，底层工作人员不仅工资低、常被拖欠，多数未签正式合同，工作条件毫无法律保障，演员透露过去一年有 5 人因高强度工作猝死，完全是“耗材”。一度因在账号@七颗猩猩 的系列短剧里为打工人鸣不平而被捧为“打工人嘴替”的王妈，也由于被网友发现亏待自己的下属而“塌房”。在其公司七颗猩猩的招聘上，其开出的待遇是大小周。实际上，这种现象在网红招聘中非常普遍，这类工作往往待遇低，工作时间长，需要一人身兼数职，却不是劳动关系。而签约条款中往往还含有不平等条款，若员工违约离职要给出巨额赔偿。

四、企业管理转型：劳资矛盾的新解法？

具体工作环境下的劳动者权益，固然与宏观经济环境和行业状况相关，但最终仍须回到企业作为中微观层面管理制度的制定者和执行者、对员工所施展的权力关系。本年度大量裁员潮、降薪潮的另一面，是企业在职员工超时工作和无偿加班问题更显严峻，过劳死和自杀事件层出不穷。在“降本增效”的大旗下，部分企业选择以损害员工利益的方式来纾解经营困难，但两者显然并不必然相关，劳资矛盾之所以深化，不能仅仅以“经济寒冬”一言以蔽之，归根到底还是普通职工缺乏民主、无法参与真正的企业管理。

诸如“996”工时制等诸多社会舆论长期关注和抨击的恶劣现象今年仍然没有得到改善。1月，国内知名短视频平台快手被曝出施行“11.5小时工作制”，要求员工进出打卡时间至少间隔11.5小时。5月，百度公关部门负责人璩静在抖音宣称 “员工闹分手提离职我秒批”等言论，要求员工 24 小时手机开机，引发公众对百度企业制度和文化的反感，百度股价因此一度下跌。该事件最终以当事人璩静从百度离职而告终。6月，宁德时代号召员工 “奋斗 100 天”，并实行 “896” 工作制。汽车行业的疯狂加班也引起关注。有业内媒体人爆料称，特斯拉车间长期实行 12 小时工作制且缩短工时后薪水减少，蔚来有员工半年加班 500 小时且无加班费。6月27日，钟薛高直播间发生一名女主播在直播期间突然晕倒的事件，引发网友关注。后续报道称，该名主播因为生理期感到身体不适，事发时属于带病上班。企业负责人随后称该主播已就医。这起事件反映出网络主播中间仍然存在比较严重的过劳状况。

外卖、快递、司机、保洁、保安等服务行业作为吸纳失业人口的重镇，也因高度拥挤愈发内卷，工亡事件频频发生。9月，杭州一名55岁的外卖骑手“单王”躺在电动车上休息期间猝死。8月，广东一名33岁的保安值夜班时猝死在厕所。保洁人员李阿姨在下班排队打卡时突发晕厥，送医抢救无效死亡，事发前她已连续加班 10 天，每日工作超 12 小时，且昏厥后公司未及时送医。李阿姨身故后，其家属于今年4月敦促上海静安区法院审理了此案。

教育、医疗等行业同样广泛存在超时工作的情况，甚至因其工作特点更易受到忽视。3月14日有媒体报道，东莞凤岗镇一民办学校老师李某文被发现在学校宿舍内身亡，警方知情人士向记者表示初步判定死者死因为猝死。南京林业大学青年教师宋凯博士因首聘期考核未通过，被降级降薪，还按要求退还了部分安家费和购房补贴，于4月2日选择自杀身亡。本年度的调查显示，我国中小学教师每周的平均工作时长为52. 36小时，超出法定工作时间12. 36小时，一半教师被焦虑情绪困扰。医疗行业因超长工时发生多起工亡事件，如南通大学附属医院麻醉手术科主任医师朱翔1 月 12 日因突发疾病去世，年仅 46 岁，亲属称其因感冒未愈连续加班，诱发急性心肌梗塞。无须赘言，高强度、长时间的工作模式严重损害了员工的身心健康。长期的疲劳和压力，不仅导致了许多无可挽回的悲剧，也造成了大量社会冲突。

我们必须澄清，即便在当前经济下行的状况下，相当一部分企业仍有决策空间，通过调整企业制度来改善职工工作待遇和环境。从去年开始，我们就关注到一些国内企业业开始效仿海外尝试四天工作制，今年仍然有企业勇于迈出变革的一小步，为员工实实在在谋福利。

年初，四川京元集成电路有限公司宣布，自 1 月 1 日起，对各办事处月薪人员实行四天工作制，薪酬及其他福利不变，周五带薪休假且不鼓励加班，上班时间调整为上午 09:00 – 12:00，下午 13:30 – 18:30，员工如遇休息日有任务，可通过企业微信申请，审批后可调休。11 月，长沙某设计公司宣布从 12 月 2 日起实行上四休三制度，每周三休假，上班时间为上午 10 点到下午 4 点半。这些尝试四天工作制的企业大多旨在通过优化制度提高员工的工作效率和创造力，更好地平衡员工的工作与生活，反映了企业对员工权益和工作模式的新思考。

除去加班制度，互联网大厂侵犯隐私和滥用竞业协议等问题也引发社会广泛关注。

京东因严查考勤、人员优化、整治“大公司病”等事件引发舆论关注，频频登上热搜。5月，刘强东在高管视频会议上直言“不拼搏不是兄弟”，引起网民群嘲。而以娱乐化形式出现在公众面前的“英国白男中国大厂历险记”，或许可以成为2024年大厂加班制度的讽刺性注脚：在大厂的毒打面前，的确是人人平等。

此外，5月，网传京东强制查看员工手机聊天记录，不给看的员工将被直接裁员。有些刚转正员工因在内网评论此事，被hr约谈并被迫提交离职申请。这一事件引发公众对企业管理权限和员工隐私保护的激烈讨论，主流意见认为企业在管理过程中应明确权力边界，尊重员工隐私。

今年饱受诟病的大厂制度还有在招聘员工签约方面滥用竞业协议。2月，拼多多被多名前员工揭露滥用竞业协议。员工工作强度大，离职后还屡遭偷拍跟踪，因竞业限制被前东家起诉高额赔偿，款项从十余万到上百万不等。前字节员工函道发布的名为《给字节卖命两年，被恶意劝退并要求退还全部工资》的飞书文档也引发热议。作者称在字节跳动工作 2 年，因与上级冲突被针对，离职时被要求签署竞业协议才能拿到离职证明，入职下家后被字节跳动起诉要求赔偿 60 万元。一名员工在爆料中还称拼多多与上海地方政府存在“政商旋转门”的现象。

劳动合同法中的竞业条款原本只适用于一小部分掌握技术和商业机密的企业员工。但当前竞业限制条款在企业实际操作中存在泛化趋势，几乎已经成为所有员工与企业签订劳动合同的必备条款。竞业协议成为公司限制员工离职权，控制员工跳槽的手段。许多行业头部企业甚至不打算按照协议条款补偿员工，却向员工要出天价违约赔偿，无异于“卸磨杀驴”。目前，相关诉讼案件和职工维权仍在进行中，呼吁读者持续关注。

今年还有一家企业受到舆论的特别关注，那就是胖东来。在劳资矛盾日益激化且无破局之策的背景下，胖东来“独特”的企业制度和文化掀起一波又一波讨论，其实并不奇怪。

作为一家饱受当地消费者赞誉的河南本地商超，胖东来也因其对员工的优厚待遇（如按照该地房价估算工资，利润的80%用来提高员工的生活水平、给予确定晋升空间等），福利充足的工作条件（如30余天带薪假期、八小时工作制不加班、员工请假必须批、给员工提供良好的休息区等），“快乐工作”“自由·爱”“幸福生活”的员工关怀理念与文化，而备受网络上打工人的称赞，甚至一度被部分舆论誉为“社会主义企业”。

且不论是否有过誉之嫌，从其倡导社会责任至上而将利润放到次要目标进行考量的制度理念，可以看到胖东来与中国改开以来长期推崇市场竞争和扩张、极度员工剥削甚至造成较大“负外部性”的一众主流企业存在很大差别。而围绕着胖东来是否具有“社会主义”性质、是“革命”还是“改良”的争议，无论持有何种观点，其实都认识到了这种差异。还有大量声音认为，胖东来代表了吸纳北欧“社会民主主义”和“福利国家”理念的新型企业价值，是中国经济管理未来应该努力的方向——而这不仅符合近年来全球资本市场流行的ESG运动，也为破解“内卷”困境、实现“共同富裕”提供了可行的解决方案。

一定程度上，胖东来在管理中确实吸纳了职工乃至其它利益相关人参与管理的“经济民主”思想。例如在今年2月的员工试吃事件中，胖东来最初由于决定开除违规尝面的员工而遭到网友非议。在一片质疑声下，企业通过民主程序将处理方案改为调岗。在最终长达13页的报告中，企业展示了通过“民主合议庭”的制度形式，经过当事人员工和多层级负责人多方共同参与讨论协商和投票表决作出处理决定的全过程。这在中国改开以来的企业管理实践中是极为罕见的。

然而，到11月，胖东来要求“员工结婚不允许要彩礼否则将取消一切福利”的信息却引起较多负面舆论。尽管部分网友认为天价彩礼确实是不良社会风气，但也有许多网友认为企业试图以“处罚”的方式来干涉员工私生活，是一种越界行为。随后，胖东来回应道，目前尚未形成规章制度，只是提前倡导。此后，由前员工爆出的“家访制度”、保洁员要写PPT等细致严格的考核管理制度，也纷纷引起争议。

从胖东来的企业管理表现中，我们确实可以看到通过企业治理去推动社会转型的新思维和新思路。但我们也能够察觉出在“新”的理念中，夹杂着那种从前三十年甚至更为久远的传统农业文化里延续下来的家长制道德经济学。用E.P.汤普森的话说，这里也存在“一套与社会规范和义务、共同体内各方经济职责相关的长期延续下来的传统观念”。因而，在与胖东来相关的争议中，我们不难发现始终存在两种对立的声音：支持自由市场和企业自主权的人认为，胖东来是一种威胁，象征着缺乏效率的用工管理制度，是对现代市场经济秩序的侵犯；支持劳动者至上的人则认为，胖东来是当前真正先进的企业典范，即便不是在资本主义经济的汪洋大海中漂浮着的社会主义孤木，至少也代表了一种在体制框架内实现“劳资调和”的改良前景。

然而，必须强调的是，围绕着胖东来的所有讨论，都没有基于深入细致的调研和考察。而胖东来不仅成为当前阶段我们对一个经济组织理想样貌的投射对象，也成为舆论场上不同经济治理思路论争的一个公共焦点。对胖东来的讨论注定还将持续很长的一段时间。不妨让马儿再多跑一会儿。

值得一提的是，2023年12月修订后的新公司法也将加强企业民主管理、保护职工合法权益的内容写入正文。该法于2024年7月1日起正式实施，不仅对公司实施员工持股计划或股权激励的行为进行了规定，而且首次对多种企业民主管理的制度作出了新规定：明确不分所有制，一定规模以上的公司董事会、监事会、审计委员会中都应有职工代表；强调公司工会的地位和权利；确定以职工代表大会为基本形式的企业民主管理制度等。对于企业职工而言，这当然是一个微小的进步。但是，在现有体制下，如何避免相关的制度规定像过去一样流于形式、出现走样，如何让职工真正拥有参与管理的经验、能力和权利，如何做到不打击职工自下而上进行组织的积极性，仍然是一个难题。

五、AI替代、控制与新卢德主义

2024年，人工智能（AI）技术的应用进一步落地。在主流的宣传话语之中，这场技术狂潮被视为人类“第四次工业革命”的一个核心组件，有望帮助深陷经济衰退和停滞的主要国家重新进入生产力提升的通道。然而，它对传统劳动方式和生产组织形式的影响仍然未得到充分评估，相关研究和报道显得困难而稀少。在政策和产业界疯狂投入的背后，是劳动者的持续消声和失权。当然，每一次“机器换人”的浪潮都会重新定义劳动者的角色与处境，并对我们的生存环境、就业机会和权益保障构成深远影响。处在新一轮人力替代的初始阶段，我们是否可以抓住主导权，迎来劳动者本位的技术环境，这仍然是未知数。

AI的“替代效应”在今年继续成为讨论的热词。但与公众对生成式AI主要替代白领脑力劳动岗位的印象不同，制造业等传统蓝领岗位受到AI的冲击要更早，相关应用也更加成熟，影响更广泛。除去传统认知中的“机器换人”（机器替代繁重的体力劳动），AI在制造业中的应用已经被拓展到模型预测和规划、生产指挥排程和流程优化、利用机器视觉实现质量检测、安全监控以及设备检测维护等多个方面。一项有关“灯塔工厂”的文章就指出，中国已建成2100多个高水平数字化车间和智能工厂：富⼠康⼯业富联旗下鸿佰科技(Ingrasys)部署AI需求预测模型，为客户提供订单预测服务；宁德时代溧阳⼯⼚运用AI对电池进行质量检测，并对工厂设备实施预测性维护，利⽤AI基于实时传感数据来优化维护计划等等。

工业机器人与AI的融合应用案例也在媒体报道中屡见不鲜。例如：盘古预测大模型投入宝钢实时生产；山钢集团棒材产线的红检取样机器人24小时无间断采样分析；全天持续作业的棉花打顶机器人相当于18个人力同时作业。数据显示，2023年全球新增工业机器人数量超过50万台，其中中国占比达51%。然而，学者许辉的文章指出，在美国，平均每新增一台工业机器人，就会导致2-3个岗位流失，而德国的影响则更为显著，约23%的就业机会因此消失，总计约27.5万个工作岗位。而在中国，对职业教育的歧视和轻视，导致制造业自动化工程方面的人才短缺，职校生难以从学校课程和外出实习中获得符合社会需求与自身期待的技能。最终，“抗风险能力最弱的一批人，在承担着最高的风险，为智能制造行业输送自动化工程师”。

除此以外，工业机器人的推广还可能带来区域发展和劳动者阶层内部的差异拉大。阿西莫格鲁和波士顿大学的帕斯夸尔-雷斯特雷波的合作研究发现，“在相对边缘的地区，增加1台机器人会减少6.2名工人的就业。自动化能够通过增加生产率带来经济增长，但经济增长促进的就业更多出现在其他地区，使得边缘地区的就业情况更为不乐观”。另一项基于中国纵向家庭数据的分析研究也表明，自动化让普通工人就业更难了、时薪更少了、加班更多了。浙江工商大学的三位作者基于2010年至2019年中国工业面板数据，认为AI拉大了高技能与低技能劳动者两者之间的技能溢价差距。

陈氚和李晓曼对X智能电厂的研究则发现，AI在工厂中的应用对不同岗位和层级的劳动者所带来的影响也不尽相同。在被调研的国有制电厂中，AI设计团队起初试图在车间推行“中层替代”的策略，将相当一部分中层技术专家的管理决策工作自动化，但中层管理者比一线工人拥有更大话语权，因而可以通过谈判、介入算法设计、敦促技术弃用、转岗等方式抵御这类冲击。相比之下，一线工人的社会缓冲机制可能要薄弱得多。

至少就目前来说，白领岗位受到的替代冲击并没有制造业那么大，但也进展迅速。字节跳动今年10月就表示在马来西亚利用AI审核替代的方式裁员700余人。Tiktok发言人说，目前其全球内容审核中“80%的违规内容是通过自动化技术删除的”。同期，关于消费者在线“转人工”困难的话题在网上引发热议。尽管AI客服减少了商家成本，但与消费者需求之间的鸿沟依然明显。另据经济观察报报道，2024 年国内各大银行都采用了AI技术来优化招聘流程，以提高效率。其中，82%的公司使用AI来审查简历，而40%的公司使用AI聊天机器人与候选人交流。大约23%的公司使用AI进行面试，64%的公司使用 AI 来审查候选人评估。

围绕生成式AI所引发的知识版权问题也在今年进一步发酵。8月，内容平台番茄小说的作者发帖称平台签约协议中增加了“AI训练补充协议”，要求作者同意把作品“喂”给平台AI用于内容开发。作者们担心AI小说作品将挤压原创生存空间。有作者号召大家一起转移平台，甚至发起了“停更倡议”；有作者则希望利用“AI训练规则”通过生产大量低质、乱码的作品拉低AI的学习素材水平，寄希望于“教坏AI”；还有作者则在社交媒体招兵买马希望能自建全新平台。番茄小说相关负责人表示，对于已签署补充协议或签约条款中包含AI辅助写作条款的作者，已上线解除相关条款的功能入口。而就在一年前，国内四位画师将小红书诉至法庭，起因也是小红书的AI模型涉嫌使用这些画师的作品训练。环球同此凉热，OpenAI今年已经由于运用互联网文本数据进行模型训练涉及侵权而遭到多名作家以及大型媒体的起诉。这些案例反映了知识工作者在面临资本平台所推动的AI生成工具竞争时陷入的困境。

另一起引起极高舆论关注度的事件是“萝卜快跑”。3月，百度推出的无人驾驶出租车“萝卜快跑”率先在武汉开始24小时全天候运营。其低价策略迅速吸引大量用户，但也令传统出租车司机和网约车司机感受到生存危机。尽管无人驾驶车在武汉市区投入的范围和数量都十分有限，但司机群体的敏感神经仍被触动。实际上，今年城市客运司机的生计本已十分艰难。截至2024年4月，全国网约车驾驶员数量接近700万人。大量失业者涌入网约车行业使得从业者的抗风险能力越发脆弱。6月底，武汉市建设汽车客运有限公司发布声明，呼吁政府公平定价，并限制萝卜快跑的运营区域。网络舆论也较多地站在司机一边，认为百度在此时推出这样的计划，无异于抢普通人饭碗。随后，百度方面表示，无人驾驶能够为社会提供远程安全员等新岗位，并欢迎出租车司机应聘。几乎可以预见，随着全球汽车产业电气化、AI产业的竞争白热化以及国内基础设施投资急需打开新出口，自动驾驶和相应的道路改造计划仍然会在各大城市加速铺开。

与AI有关的另一个关键词是“控制”。在AI算法管理下，一些企业和行业的劳动者迎来了更为高压的工作环境。连锁零售品牌便利蜂公司被发现在门店中引入智能算法管理系统，通过店员手持终端分解工作任务至70-80个细项，并用摄像头实时监控员工工作情况。店员的午餐和如厕时间也受到严格限制。这种被算法紧密控制的工作模式使员工感到高度压抑，并导致离职率攀升。11月，一款具备键盘记录、桌面截图、鼠标追踪等功能的AI员工监控软件引发舆论关注。多家国际企业利用该类软件监控员工行为，甚至分析聊天情绪。沃尔玛和肯德基分别通过AI分析员工与顾客的互动行为和推销表现，甚至将其纳入薪资和晋升考核标准。AI系统依据微小的行为差异为员工打分，这些监控手段被视为现代职场中的“数字化奴役”。

与此同时，还需要继续关注种种AI服务背后的数字劳工剥削问题。6年前名噪一时的亚马逊无人超市“Amazon Go”宣称采用先进的“免结账”技术，但在今年4月被揭露实际依赖1000多名印度外包工人进行交易审核。OpenAI开发的ChatGPT则雇佣肯尼亚工人进行数据标注，时薪不到两美元。这些工人负责筛选极端内容，常遭受心理创伤。此外，特斯拉的自动驾驶系统数据分类工作则外包给委内瑞拉工人，时薪仅90美分。这些案例显示，人工智能模型的开发和应用仍然隐含着对廉价劳动力的剥削。这一现象已被称为人工智能的“新殖民主义”。

与高压控制和替代形成对抗的是工人中间出现的“新卢德主义”。10月，美国36个港口爆发了近50年来最大规模的罢工。工人们不但提出了待遇方面的诉求，而且反对港口自动化。最终资方由做出妥协，同意在未来6年内大幅提高码头工人的工资。工人的反抗暂时以胜利收尾，而这与去年美国编剧协会对电影公司引入AI编剧的抵制遥相呼应。另一方面，6月，字节跳动一名实习生因对团队资源分配不满而利用平台漏洞破坏模型训练，显示出技术工人对AI系统的另一种反击。尽管AI浪潮下的新卢德主义在理论上只是反对技术背后的权力结构和资本逻辑，但在具体实践中，往往以破坏无法为自己所掌控的新兴生产工具作为手段。学者王洪喆的一篇论文则提到，历史上的“卢德运动”是工人之间“形成跨地域的集体行动和阶级认同，形成基于道德经济的生产关系组织，形成经由习俗和律法去治理现代技术的政治诉求”的自主性过程。相比于自动化技术对人工的完全替代，需要“保留活劳动与机器共同进步的可能”。

随着越来越多的企业引入AI，劳动者权益的保护问题也开始受到建制关注。美国劳工部于2024年5月根据总统行政命令制定的AI职场使用原则规定，雇主必须如实地公开其使用的AI系统，使劳动者能够随时获取AI系统的信息并提出意见。2024年8月1日，欧盟的《人工智能法案》正式生效。该法案明确提出：将基于人工智能设计的人力资源管理工具进行风险等级划分，限制企业使用高风险工具；禁止在工作场所和教育机构领域推断自然人的情绪。我们期待更多人追问技术究竟为谁服务，反思技术发展是否真正惠及每个人，而非成为权力集中与劳动异化的工具。

六、生产安全事故：新老因素叠加，依旧在高位运行

2024年各行业安全生产事故时有发生，仍然主要集中在煤矿、金属非金属矿山、建筑业、化工、工贸、交通运输等重点领域。根据应急管理部统计，前三季度全国共发生各类生产安全事故14402起、死亡13412人，尽管较去年同期呈现下降趋势，但仍在较高位运行。以下罗列行业较典型或造成较大人员伤亡的部分安全生产事故：

1月12日，河南平顶山市天安煤业股份有限公司十二矿发生煤与瓦斯突出事故，造成16人死亡。事故调查显示该矿存在抢工期、赶进度，事故工作面急于投产，违反规定组织生产和施工等问题，39人被问责。1月20日，江苏常州燊荣金属科技有限公司发生较大粉尘爆炸事故，造成8人死亡、8人轻伤。相关企业为逃避监管而恶意隐瞒生产活动，未按生产设备的设计要求作业导致生产现场铝合金粉尘大量积聚，应急处置失当，造成事故发生。3月11日，安徽淮河能源控股集团谢桥煤矿由于瓦斯治理不到位，封闭工作面发生瓦斯爆燃，7人经抢救无效死亡。3月13日，辽宁省金矿发生坠罐事故，造成3人死亡，该矿井属无证长期停建矿井，事发4人私自下井盗采矿产。4月13日，河北强荒岛卢龙县发生一起船只侧翻事故造成12人遇难，6人失联。 4月30日，广东开平市八一垃圾中转站内一辆垃圾运输车在倒车过程中与一名女清洁工发生碰撞，致使该清洁工从卸料口掉进压缩箱遇难。5月6日，上海市杨浦区一建筑工地发在塔式起重机拆除作业中发生3名工人高空坠亡。6月15日，河南平顶山市发生因违规使用厢式冷藏货车载人、人货混装运输，造成8名女工在车厢内窒息死亡事故。经调查认定，该事故是一起因轻型厢式冷藏货车挂靠公司未落实企业主体责任、有关部门专业监管和行业管理失职缺位而造成的较大生产安全责任事故。8月12日，辽宁辽阳一洗车场在清洗危险品运输车储罐时发生中毒窒息事故，致3人死亡。8月21日，四川乐山市四合煤矿封闭风井井筒时发生事故造成8人遇难。12月7日，荣成市蓝润集团在建的齐东海通冷链仓库因保温材料起火发生火灾，造成9人死亡。事故原因调查等工作正在进行。

除去事故的具体原因分析，我们认为较值得引起重视的问题还有地方政府在发生安全生产事故时难以做到公开透明处理，甚至对来自媒体和公众的监督持警惕和敌对的态度。例如在今年3月13日河北燕郊发生一起燃爆事故后，中央电视台总台记者在核心现场试图开展直播报道时，就被两名黑衣男子上前挡住了镜头。随后，直播连线采访被迫中断。另一端镜头显示，3名记者被十余名男子推搡。此事引起舆论轩然大波。随后，中国记协公开提出三个问题：记者应该进行采访吗？记者是添乱吗？一纸通稿真能代替现场报道吗？这一事件反映了中国公共安全事故的报道存在着越来越深重的阻碍。该事故最终造成7人死亡，27人受伤。而这已是该地在“方圆仅2公里的地方3年内连续发生的第三起煤气燃爆事故”。

2008年的四万亿经济刺激计划开启了中国的“大基建时代”，全国大兴土木，修筑高速公路、铁路等基础设施，使中国基建规模迅速增长，成为全球最大的基建市场。热潮过后，各地基础设施的质量问题也开始暴露，叠加愈发极端的气候变化以及地方城投债危机导致的财政紧缩因素，工程维护和监测成为难题。

5月1日凌晨，广州省梅州市发生梅大高速大埔往福建方向附近高速公路路面塌陷灾害，共发现23辆车陷落，造成48人死亡，30人受伤，23车陷落。梅大高速2010年动工，2014年竣工，沿途多为山岭重丘地带，和福建的高速公路对接，成为连接广东和福建两省的重要纽带，也是龙岩人外出打工的交通要道。此次事故大多数遇难者来自福建省龙岩市下辖的村庄，多为外出务工者，趁五一假期在返回老家途中遇难。龙岩矿产丰富，而持续多年的大规模采矿破坏了植被。随着经济转型，许多矿企关停，村民到广东电子厂、机械厂打工成了近十年的主调。专家分析此次塌方与该路段多次遭遇强降雨天气有关，今年4月来梅州大埔县降雨量比常年平均水平多2.75倍，极端暴雨导致路基结构被破坏。除地质、降雨外，工程前期勘测、排水沟设计、路基回填施工质量和运营维护都是造成事故的因素。

6月4日，42109次货运列车运行至黑龙江省佳木斯市境内绥佳线，与正在进行线路整理作业人员相撞，造成6人死亡。调查公告称事故同时存在施工负责人责任不落实、哈尔滨工务机械段施工组织混乱、中铁集团下属有限公司不履行职责等管理原因。

6月4日，青海省加定至海晏段公路工程隧道出口右洞处发生突发性垮塌，造成3人死亡。调查组调查报告认定其为一起事故灾难，不予纳入生产安全事故统计，所有的管理人员不承担刑事责任。

7月19日，陕西省商洛市柞水县一高速公路桥被洪水冲垮，造成11人遇难，31人失联。

8月18日，云南昆明市寻甸县渝昆高铁在建项目发生架桥机倾覆事故，造成6人死亡。

12月4日，深圳宝安区航城街道洲石路的深江铁路5标段施工现场突发地面坍塌，13名现场作业人员失联。

据2023年交通运输行业发展统计公报，中国全年公路固定资产投资28240亿元。其中，高速公路完成12955亿元。集中的建设期过后，公路养护和巡查需要高昂成本。根据财经报道，从2012年起，中国高速公路行业就一直入不敷出，且收支缺口逐年扩大。以2021年为例，高速公路支出中用于债务的还本付息占比82%，其中需要偿还本金7164.8亿元，偿还利息3426.8亿元。相比之下，每年养护支出739.1亿元，仅占支出比为5.7%。如何避免债务支出过高导致压缩生产和维护成本，从而引发事故，是高速公路和铁路等基建急需应对的问题。

极端天气不仅对基础设施事故施加影响，也给个体劳动者带来劳力型热射病等健康威胁。2024上半年，受厄尔尼诺和气候变暖影响，极端天气事件在全球多地出现，造成严重社会经济影响。据世界气象组织，今年4月为有记录以来的最热4月。6月，全国总工会引发《关于做好2024年职工防暑降温工作和开展“工会送清凉防暑保安康”活动的通知》，要求协助和督促用人单位建立健全防暑降温工作制度，制定防暑降温工作方案和高温中暑应急预案。但热射病致死的事故仍然时有发生。

7月22日，河南济源市建筑工地上，55岁的建筑工常绍胜在30度多度的高温下务工了4个多小时后，晕倒于丽水花园小广场，被诊断为热射病。由于工程被多次转包，劳动关系认定难，其家属难以索要赔偿。7月25日，中国青年报称，四川省绵阳市一名农民工6年前因热射病去世，但直至今年5月家属才拿到75.6万元的工伤死亡赔偿款。由于劳动关系难以认定，没有工伤保险，日结工、暑假工、层层分包的建筑工人热射病认定工伤过程艰难。索赔过程难使得户外劳动群体在极端高温频发的趋势下更加脆弱。

5月30日下午，北京突现暴风雨和冰雹等极端天气，多地出现大风刮倒树木的情况。与此同时，十余位在央视总台大楼高空作业的工人被拍摄到挂着安全绳在空中随风大幅摆荡的危险场景。随后相关视频被传至网上，引起网友的担忧。这些工人原本被安排在大楼外立面执行清理玻璃的工作，却在不可预料的强对流天气中命悬一线。尽管工人最终都得以安全着陆，但仍然引发对极端天气高空作业安全性的讨论。

尘肺病农民工问题是本世纪最严峻的中国劳工问题之一。今年对尘肺病工友的媒体关注也出现了新趋势。过往，我们认为尘肺病主要发生在矿工、风钻工等群体中。12月2日，河南登封64岁的尘肺病人高春现经受不住尘肺病的折磨，拔掉氧气，结束了自己的生命。他因十余年前在采石行业工作而患病，反映了老一辈尘肺病工人的困境。高春现死后，家人发现他在病中写的诗。在世期间，他一直将这些作品发表在朋友圈，但屏蔽了家人，或是避免悲伤情绪感染家人。

而很多新兴粉尘危害行业的出现，使得尘肺病也侵入了“90后”工人的身体。《尘肺病治疗中国专家共识（2024）》指出，“除了传统行业，尘肺病还出现于一些新型的行业或工艺作业中，如牛仔服砂洗作业、厨房台面等人造石材加工、义齿加工、珠宝抛光和水力压裂页岩气开采等”。在这些领域，90后尘肺病患者尤其集中。由于职业健康监察覆盖率低和用工制度不完善，这些工人往往极难走上职业病诊断鉴定程序。

长期关注尘肺工人的公益机构大爱清尘于2024年6月发布了共计188页的《2023中国尘肺病农民工调查报告》。除去指出过去四年尘肺病农民工的经济情况更加脆弱，医疗负担依然沉重，对尘肺病相关政策感知小，获得感低，地方保障专项政策呈收缩倒退的趋势外，报告也提出90后尘肺病农民工的特别困境，如身为独生子女，背负房贷，职业健康意识不足，面临就业、婚恋与污名化“三座大山”等。

从传统粉尘行业到新兴粉尘危害行业，90后农民工重复了上一辈尘肺病农民工的悲剧，说明这些行业中导致劳动者健康损害的结构性因素，没有随着时间流逝和行业发展得到根本改变。雇主依然重生产，轻安全，有关政府部门面对尘肺病农民工问题依然缺乏作为。

七、性别歧视与压迫：工作场所的多重困境

2024年，性别暴力在工作场所、校园和社会多个维度持续显现。女性劳动者因生育相关责任在求职和就业中受到显著歧视；权力滥用导致校园和职场中的性别暴力持续发生；跨性别和同性恋等性少数群体则面临系统性压迫，ta们在医疗、就业和公共空间中所遭遇的隐性和显性排斥呈现叠加态势。

2024年，女性劳动者依然面临严重的求职困境，承担着职场与生育的双重压力。根据国际劳工组织数据，中国15-64岁女性劳动参与率排名从2000年第11位下降到2022年第51位，比同时期男性劳动参与率下降速度更快。

家庭照料与生育负担是导致女性劳动权益受损的重要因素。内蒙古大学最新研究报告指出，2021年女性无酬劳动平均时长为男性2.39倍，而有酬劳动日平均时长则比男性短1.17小时，这表明女性仍承担更多的家庭劳动和照护责任，使其在劳动力市场中处于不利地位。2024年1月，江苏南通通州区“益心为公”组织志愿者向通州区检察院反映，通州区某些用人单位在女性入职时要求进行妊娠测试。检察院调查发现，有168人次在入职体检中进行过妊娠测试，涉及南通某科技有限公司等16家用人单位。3月5日，该区卫健委向全区医疗机构发出通知，明确禁止将妊娠测试作为女性入职体检项目。以女职工生育作为歧视缘由的案例也层出不穷。3月，一位拥有硕士学历的女性称，因为育有小孩，她在求职过程中遭遇困境。她总共投递了84份简历，与招聘单位沟通了1292次，却没有收到任何面试邀请。其她怀有二胎的女性也分享了类似的经历：由于生育导致的职场空窗期以及平台规则的变化，她们很难重新回到职场。一家位于北京的科技公司HR表示，公司在筛选简历时通常会尽量避开二胎妈妈，这已经成为职场中一个心照不宣的潜规则。12月，中国人民大学教授王宪举在一名哈萨克斯坦官员赴该校演讲时，公开提问为何哈萨克女大学生毕业后能够“老老实实、服服帖帖地生孩子”，引发互联网热议。

《中国生育成本报告2024 版》显示：“把一个孩子抚养到刚年满18岁所花的成本相对于人均GDP的倍数，中国是6.3倍，高于除韩国以外的美国、英国、意大利、日本等国。在中国，每生一个孩子会导致女性工资率下降 12%-17%，并且显著减少母亲的闲暇时间；养育孩子同时会导致女性有报酬工作时间的减少，但中国男性的有报酬工作时间在成为父亲后并没有发生显著变化。”报告称，育龄家庭养育孩子，除了要付出直接的财务成本以外，还需要付出大量的时间成本和机会成本。时间成本包括休产假、看护和接送孩子、辅导孩子做作业以及增加家务的时间。

尽管各地政府陆续出台针对婚育女性的保障政策以应对生育率的持续低迷，但妇女在求职和工作中面临的多重困境仍然难以得到缓解。11月1日《云南省女职工劳动保护特别规定》正式执行，第九条明确规定：“患有重度痛经的女职工，经医疗或者妇幼保健机构确诊后，经期给予1至2日的休假。”11月25日，《山东省人口与计划生育条例（修正草案征求意见稿）》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修正草案中包括山东婚假将延长至最多18天、增加学校开展人口国情国策教育、建立育儿补贴制度改为建立生育补贴制度、将分娩镇痛和辅助生殖技术项目纳入医保报销范围等内容。面对家庭内成本付出的增加和在社会上的裁员风险，还有部分职场女性选择“战略性怀孕”以保住工作。根据《劳动法》等相关法律规定，用人单位不得因女性怀孕、生育、哺乳降低其工资、辞退或解除劳动合同。孕妇被裁时，赔偿标准通常高于普通员工，有的甚至能获得高达3N的赔偿。一些公司在面对“战略性怀孕”的员工时，可能采取设局等手段以寻求辞退，增加了孕期女性的职场风险。

为缓解女性生育后再就业焦虑而设立的体贴性政策“妈妈岗”，也引发网友争议。12月，山东青岛市发布首批“妈妈岗”用人目录，共包含190个灵活就业岗位，旨在为育儿妇女提供兼顾家庭与工作的就业机会。所谓“妈妈岗”，是指工作时间弹性、适合兼顾育儿与工作的岗位，如居家客服、电商直播、手工制作等。网友评价：“最后结果就是导致女性尤其是年轻女性直接被从正规就业岗位永远拿掉了”“当了’妈妈’再想出来工作就只能当临时工干兼职呗？”“这不就是没有任何劳动保障的“打零工”吗？” 2024年12月，阴歌志发布《开设“妈妈岗”，不会让我们更想生孩子》，指出鼓励设置妈妈岗的政策默认了女性是育儿责任的唯一承担者，是应当优先被职场淘汰的不重要劳动力；并且进一步点出，根据本次目录，“妈妈岗”提供的岗位主要是餐饮、家政、保安等服务业领域的钟点工和小时工——既然如此，叫零工岗就可以，为何称为“妈妈岗”呢？

在工作场所和校园中，权力关系和制度性不平等加剧了性别暴力的发生和所带来的伤害，受害人时常要面临劳动权益、个人信用度和社会支持网络的全面受损。由于企业、学校等用人主体推诿和不作为，当事人只能依靠向媒体曝光、在社交媒体平台曝光自证、求助警察等暴力机关等方法维权，使维权难度与风险加剧。

1月，长沙岳麓区枫雅名苑小区一名53岁的保安队长于某某涉嫌性侵65岁的女保安方某（化名），案发三次后方某报案，于某某被逮捕。然而，女保安方某夫妇随后被物业公司以“人员优化”为由辞退，并停止发放工资。物业公司称二人属于超龄的“临时工”，不受正式劳动合同保护。6月5日，浙江杭州，外企外派南通的试工期员工王女士向媒体曝光上司杨先生性骚扰，在微信中发送不当言论，并提出不合理的出差要求。随后，王女士被踢出工作群且无法正常上班，最终被辞退。2023年9月，在出差期间，天津某企业老板性侵公司营销总监崔丽丽。随后，受害者经医疗机构诊断为创伤后应激障碍。今年12月3日，崔丽丽收到了天津市津南区人社局出具的《认定工伤决定书》，认定此事故伤害属于工伤认定范围，予以认定为工伤。

此外，今年还录得一件富士康女工由于遭受性骚扰要求调整工作安排、改善工作条件而被开除的事件。该名女工于2月在社交媒体表示，她在2018年下班路上遭遇两次猥亵。事发后，她联络另外两位有同样经历的受害者工友去龙华广场妇联办公区寻求帮助，建议改善下班路段没监控与路灯的情况，结果被告知无法解决，并被富士康工会指责有心理问题。2023年至今年年初，她多次向企业和工会反映下班路上的性骚扰问题，并申请调班以解决安全问题，反而于2024年1月遭到解雇。在经历劳动仲裁失败后，当事人目前正在等待一审立案中。我们注意到，尽管同样是性骚扰事件的女性受害者，但来自制造业和服务业等行业的女工却更少受到舆论关注和外界环境支持。我们呼吁女性社群将关注重心朝基层下移，尝试为缺乏问题解决渠道的女性提供更多帮助。

在校园，学生也非常容易遭受性别暴力。6月14日，湖南涉外经济学院大四女学生实名举报学校音乐学院党总支书记性骚扰。辅导员在与她沟通时称：“不要钻牛角尖，就当被狗舔了一下。”7月21日，中国人民大学一名在读女博士王迪发布长达58分43秒的视频，实名举报遭到其导师、人大文学院党委书记兼副院长王贵元的性骚扰及强制猥亵。7月23日，陕西师范大学一名女毕业生在校友群举报教师王某某涉嫌性骚扰，涉及触摸学生臀部和发送不雅照片，有多名学生受害。当事人描述举报过程：“短短的4天、漫长的7年。” 8月13日，浙江宁波一名18岁女孩小王（化名）向潇湘晨报反映，她在当地一家乐培机构就职时，老板陈某曾对她多次进行性骚扰，包括触摸大腿、强行搂抱等行为。记者联系到处理此事的派出所，工作人员表示，此事因取证问题，难以认定为猥亵。8月，有网友在多家平台爆料，称中国美术学院教授赵某某在其工作室午餐饮酒后涉嫌强奸其指导的研究生。搜狐新闻报道称，“早在2014年，有学者们就联名建议，建立高校常态化反性骚扰机制。不过，十年过去，这一机制仍未建立。”关于学院内中的性权力关系，牛津大学哲学教授Amia Srinivasan指出，教育是一种特殊的伦理关系，教师的责任在于培养学生对知识的渴望，而不是将这种渴望转移到自己身上，从而在师生关系特有的权力差中满足教育者的自恋。师生关系中关乎到教育的实际性化不仅破坏了教学目的，也会加剧社会中的性别不平等。

我们还要继续关注跨性别以及同性恋等多元性别劳动者的处境。

12月，一位同性恋公益人彦彦在四川凉山从事支教工作两个月后，突然收到地方部门的通知，要求他立刻离开岗位，理由是由于其性少数身份，他“不能继续参与支教”。尽管支教期间他全心投入教学，与当地学生和村民建立了良好关系，但因性别气质差异和性倾向，他从岗前培训起便遭受背后议论与偏见。

隐性暴力与明规则的双重排斥，还成为针对跨性别劳动者职场压迫的重要原因。2024年12月，在经历了3个月强制收治、7次电击治疗以及长达一年的诉讼后，28岁的跨性别女性灵儿（化名）拿到了河北省昌黎县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调解书，这使得她成为中国第一位通过法律程序状告性别“扭转”治疗、反对医院强制扭转性别认同并获得赔偿的跨儿。灵儿曾在电子厂工作，后因性别缘由被辞退。在从事直播工作后，她在采访中叙述，有直播公司的老板在她应聘时针对她的形象直接破口大骂，说她“恶心”，并扬言要封锁她。灵儿还陈述，在医院期间她的主任医师常驳斥她所提出的非二元性别的说法。在家庭、职场、医院和一系列场所遭遇暴力后，精神病医院检查评估灵儿有危害他人安全的危险，被定为符合强制收容的条件。97天里，她经历了长期药物治疗和电击治疗，每次都以晕厥结束。这种以性别矫正等缘由被家庭强制送入戒网瘾机构的案例数不胜数。如凯博文所说：“社会性的受苦经验会镶嵌于身体形式的病症中，并且依循特定的社会和政治脉络表现出来。”

2024年2月，跨性别女性十三自述：在《南方周末》工作期间，她因长发发型不符合前编辑姚忆江的要求而被施压剪发；随着时间变化，工作机会也与性别认同所引发的矛盾挂钩；上司对她的举动从起初的微侵害升级为（基于性别暴力的）公然威胁。在姚的干预下，十三无法发表文章，且未获稿费报酬，出差费用自付。投诉后，副总编辑和人力资源部门将歧视归为“个人冲突”。2024年11月，在《中国多元性别女性的生活与权益报告》播客第三期中，跨性别女性律师苏芳、报告撰写人及法律研究者小芦和正在等待二审的跨性别女性诉讼人呱呱指出：“职场是规范二元性别的一个重要机制。” 她们认为在已有的判决案例中，性别总是被放置在边缘的位置中。因为缺乏针对跨性别就业歧视的明确定义，所以在相关诉讼中需要另辟蹊径，如走“一般人格权”的路子。 2023年4月，呱呱收到南京市玄武区人民法院的判决，认定呱呱所在的企业系违法解除劳动合同，最终企业共计赔偿近6万元。然而，在对职场所遭受的性别歧视提起重新起诉后，呱呱仍未收到正式的立案信息。

2021年，台湾同志咨询热线也曾指出，职场等公共空间的二元性别规范，导致了跨性别员工的诸多基本权益无法得到保障。由于公司在厕所设置上遵循二元性别，导致一些跨性别员工选择憋尿，从而引起健康问题。还有公司甚至要求跨性别员工不得使用工作地点的洗手间。此外，跨性别员工在穿着制服和工作证件上的性别表达以及性别重置手术所需的假期，都需要职场的支持，才能让ta们得以顺利出现在工作场合。

跨性别劳动者的斗争，往往还反映出这一群体在证件信息修改、住房、药物管理和就业等方面的困境是相互影响和叠加的。2024年11月，《泰国—中国跨性别者的应许之地》里一名跨性别者记述：“在中国，跨性别者要在医疗系统中获得认可，顺利情况下通常需要经历至少4年时间。”在25岁时接受性别肯定手术的跨性别女性小狗说：“为了让医疗系统看见和承认自己，为了让公安系统承认自己，为了让教育系统承认自己，她把自己变成那个能够证明自身身份的模样，以自证的方式不断向前迈进。”北京同志中心的《2017年中国跨性别群体生存现状调查报告》显示，36%的中国跨性别受访者在申请变更文凭和教育证书中的性别时遇到困难，12%被拒绝。2024年12月5日，华中科技大学同济医学院护理学院一名大学生在完成性别确认手术后，由于校方在校园公告栏公开其性别更新的个人实名信息，导致她遭受一系列性别暴力。这种引入公共审查的形式造成针对这名学生的虐待和霸凌。

同年11月，跨性别男性小迈分享了自己从大一便开始筹划掩藏身份、做手术、改证并获得家庭支持的艰辛之路。如他所说，许多人没有这样幸运，他复旦大学毕业的一位跨性别男性友人便由于学历作废而无法顺利进入职场。中国跨性别就业歧视第一案的作为跨性别男性C先生也表示：“社群中有很多人因为性别表达被拒绝录用，包括女同性恋中的T和跨性别者。”《跨性别人群生存困境调查》显示跨性别人群所面临的失业风险约为社会普通人群的3倍。美国全国跨性别平权中心的研究指出，超过十分之一的人因性别认同被逐出家园。跨性别无家者遭受严重歧视，五分之一的跨性别者在寻找住宿时被拒绝，最终被迫流落街头。

2022年，国际劳工组织发布《学习指南：女同性恋、男同性恋、 双性恋、跨性别者、间性人和酷儿 （LGBTIQ+）融入劳动世界》 宣称：“要实现国际劳工组织推进社会正义和促进体面劳动的目标，就必须保护每个人的工作权利，终止包括基于性倾向和性别认同（SOGI）在内的一切歧视。” 但我们认为，需要进一步追问：对性别的审查和基于二元性别的框架如何构成了法律意义上的劳动关系？一名劳动者是如何被要求通过一个合格/合法的隶属于二元性别身份/身体来进入到合法劳动市场？正如工劳小报所发布的《跨越性别，困于求职》所提到的，“跨性别者在求职过程中遇到的问题并不只是边缘群体的少数困境，我们更应该借助这个契机来反思：劳动、就业与性别身份是否存在必要的关系。”

需要注意的是，本文未能收录非二元性别、跨性别男性、间性人、女同性恋和从事家庭劳动、性劳动、护理劳动等未被划定在正式劳动市场中的劳动者在本年度所遭遇的劳权受损信息，是源于ta们的隐形和不可见性。如被强制入院的31岁跨性别女性悦儿回忆：“许多女性因为闹离婚、跟老公吵架、嫁不出去、找不到工作、生不了孩子而被家人送入院。”神经多样性酷儿伙伴们也更容易被简单归类为行为异常者，并以有心境障碍、人格障碍、自杀风险等理由而被家人或暴力机关收管于医院/性别矫正等暴力机构。我们不能遗忘ta们的存在。

八、高龄劳动者：延迟退休、社保困境与超龄压力

截至2023年，中国60岁以上人口已达2.97亿，老年抚养比突破20%。随着人口老龄化加剧，中国高龄劳动者的权益问题日益凸显。延迟退休、养老金缺口、医保问题等政策和现实交织在一起，构成了这一群体的艰难处境。在“与国际接轨”、“促进社会保障体系可持续发展”等口号背后，高龄劳动者究竟能否承受改革的代价，亟需严肃探讨。

今年是渐进式延迟退休政策“靴子落地”的一年。9月，全国人大常委会通过渐进式延迟退休的决定，表示相关政策将于2025年1月1日起正式实施。方案计划在未来15年内将男职工退休年龄延至63岁，女职工延至55岁和58岁，并自2030年1月1日起，用10年时间，将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最低缴费年限，由目前的15年逐步提高至20年，每年提高6个月。尽管方案强调改革要遵循“自愿选择”和“弹性”原则，即达到养老金缴费年限的劳动者可以选择提前或延后退休最多3年，但有评论质疑，对于那些经济收入较低或不稳定的群体来说，他们并没有真正自主选择的权利。而一部分体制内公务员则可以借助“弹性”办法实现最大限度的延迟退休。这实质上拉大了不同阶层劳动者的老龄生活收入和福利待遇差距。

另外，许多高龄劳动者的实际身体健康状况与劳动要求之间存在不小的落差。研究显示，从50岁开始，中国人的健康工作年限平均仅为6.87年，农业劳动者的不健康工作年限甚至是企业员工的两倍。延迟退休政策试图通过缓解养老金支付压力来应对我国人口加速老龄化的趋势。但对许多体力劳动者而言，这意味着更长时间的劳作与病痛。

还有解读认为，这一政策在扩大劳动参与率的同时，也加剧了代际间的竞争。年轻劳动者就业压力倍增，而许多原本就低收入的高龄劳动者则可能由于技能老化、工作效率下降，更难以获得公平的就业机会。如此一来，“延长工作年限”是否能真正提升劳动参与率，仍需持续观察与评估。

近年来，中国的养老金支付困境也一直是引发广泛关注与争议的社会议题。这一困境主要源于历史负担和人口老龄化的双重压力。由于制度初期未为老职工转轨注资导致巨额个人账户空账，养老金支付高度依赖财政补贴。在辽宁阜新，煤矿工人在长达8年的停工中，因单位未为其缴纳养老保险，退休后无法领取养老金。这些劳动者的无奈境遇，揭示了养老金制度改革中历史遗留问题的复杂性。而随着历时多年的养老金双轨制改革于2024年10月结束过渡期，一些老问题也并没有得到彻底解决。例如改革要求机关事业单位与企业职工统一缴费模式，并增设职业年金保障，但体制内外的养老金替代率差距依然明显：体制内缴费基准较高且职业年金覆盖率达82%，而企业年金覆盖率不足10%。当下，农村高龄劳动者则普遍依赖自养或子女赡养，养老保障缺失问题尤为严峻。制度未能有效覆盖弱势群体，导致代际矛盾和城乡分化进一步扩大。

养老金制度的“现收现付”模式，还使得年轻一代感到自己需要承担更大的赡养负担，因而引发退保的风险。对于许多高龄劳动者来说，当下沉重的缴费压力也并不能靠未来养老待遇的提高而得到缓解。以深圳市为例，2024年初养老保险缴费基数下限上调49%。对于收入微薄的劳动者，这样的调整无异于雪上加霜。

城乡居民医保缴费标准持续上涨，也影响了弱势劳动群体的参保意愿，从而使得高龄劳动者的劳动权益更难得到保障。城乡居民医保缴费金额从2006年的每人每年10元攀升至2023年的380元。一些家庭收入微薄的高龄劳动者，不仅要为自己缴纳医保，还需为家人分担。这种经济负担对农村地区的劳动者更为沉重。医保标准不断提高、报销比例低、医疗支出压力大，使得农村地区居民缴纳医保的意愿持续下降。今年的医保缴费征收过程中还出现了“催医保”等诸多问题。11月，四川南充一所小学的班主任在家校交流群中要求家长为孩子购买医保，否则“学校要求停课”。类似的强制性催缴措施在许多地区屡见不鲜。而基层政府为完成征缴任务，利用排名考核和问责机制，将医保缴费转化为行政性压力，甚至牺牲了制度本应有的惠民初衷。

国家层面则试图通过新机制提升参保率。8月1日国务院办公厅印发《关于健全基本医疗保险参保长效机制的指导意见》，明确引入“两个激励机制”和“两个等待期”。未连续参保的人员在被设置的等待期中将无法享受医保待遇。而如果中断参保，前期连续参保积累的年限自动清零，再参加居民医保时，年限需要重新计算。这意味着断缴医保的民众需要付出更高的成本。然而，从2019年至2023年，城乡居民医保参保人数连续四年下降，总体减少了2055万人。显然，一项惠民政策无法惠及重点受惠群体，甚至导致参与者主观选择退出，那么该政策已经和政策目标背道而驰。

在延迟退休的讨论热潮中，“超龄劳动者”的权益问题也再次浮上水面。“超龄劳动者”是指超过国家规定的法定退休年龄继续参与劳动并获取劳动收入的人，并不单指城镇退休职工，也包括超过法定劳动年龄仍在继续打工的农民工等群体。根据国家统计局数据，2022年全国农民工中50岁以上人数占比达29.2%，这一比例还在逐年上升。我们确实要认识到，超龄劳动者权益长期处于模糊地带，面临法律法规空白、劳动关系认定等难题。在长沙的一起劳动争议中，遭遇性侵的65岁女保安方某因被公司定义为“临时工”而失去应有的劳动保护。曾是闪送形象宣传大使的62岁闪送员宝哥在交通事故后不久突然被平台以超龄为由封号，毫无协商余地。类似的案例反映了当前社会对超龄劳动者的不公正对待。最高法院工作报告显示，每年约有5万件超龄劳动者的劳动争议诉至法院。然而，希冀于依靠延迟退休来保障“超龄劳动者”的权益，无异于缘木求鱼。高龄劳动者的困境并不能通过人为将退休年龄提高，以减少“超龄”劳动者绝对人数来化解。我们再次强调，大部分“超龄劳动者”困境的核心在于，她们缺乏足够的社会保障，以至于不得不在高龄继续从事有偿市场劳动，其中不乏对身体有所损害的重体力劳动。

在延迟退休推行、养老金和医保负担日益加重的背景下，高龄劳动者正承受多重压力。对此我们提出以下疑问：第一，政策的初衷是缓解老龄化带来的社会负担，但我们真的考虑到了底层处境的劳动者在延迟退休冲击下所要背负的压力吗？第二，依赖延迟退休、提高缴费等手段来平衡资金缺口，却忽视了贫富差距下对经济成果的重新分配，是否反而会使社会保障体系加速进入恶性循环？第三，当政策更重视保障整体社会运行的稳定性时，社会和决策者是否真正倾听到了高龄劳动者的声音？他们自己的诉求到底是什么？这些问题关乎每一位劳动者的尊严与未来，但却被政策制定和执行者有意搁置了。

九、少数民族劳动者：吸纳、排斥与隔阂

中国内部发展的不平衡现象正在族群边界上进一步深化。随着制造业的内迁，少数民族更多地被卷入到全球化产业链中间来。然而，作为新工人群体的一分子，他们不仅在产业格局中处于不利地位，更面临着文化隔阂与就业歧视。贫穷和族群差异在不平等区域发展体系下的交织，使少数民族劳动者长期陷于困境。

今年4月，彝族草根说唱青年诺米歌曲中的一句“谢帝，谢帝，我要diss你”火遍全网。来自凉山彝族的诺米，曾经历过艰苦的农村生活和打工生涯，他对音乐的热情与互联网“抽象”文化结合，使他成为了一种文化现象。热梗引发了网络对创作者本人的关注，其真实生活经历成为众多彝族打工者的缩影，终于在主流舆论场掀起了一丝波澜。“彝族”并非诺米的炒作标签，而是与他的作品紧密相连的身份印记。诺米的作品《阿普的思念》揭示了他留守儿童时期的成长经历：由爷爷抚养，父母外出打工，父亲酗酒；曾随父母去工地搬砖，因工受伤失去了一截小拇指。《枯木逢春》则展现了彝族的生态观和宇宙论，表达了彝族青年对故乡的离愁与在异乡的漂泊感。

诺米的作品还反映了大凉山彝族群体的劳动力历史。大凉山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彝族人民缺乏重要的现代教育投资和生产技能，因而与主流经济发展模式越发隔阂。在此背景下，外出打工成为改变命运的唯一途径。改革开放以来，彝族群体逐步被吸纳到珠三角等沿海工业区，成为廉价劳动力的重要来源。

但进入珠三角的劳动力市场后，彝族人由于自身在语言、习俗、组织方式与汉族工人群体存在差别，在劳动力市场上的议价能力较低，四处流动、居无定所和经济收入不稳定成为他们的常态。为应对这些不确定性，彝族工人形成了“领工制”。在这一模式中，彝族工头成为了关键的中介角色。这些工头一般是长期在沿海地区务工的资深打工者，通常汉语较流利，既熟悉打工环境，也了解凉山彝区的文化和人际关系。他们将自己的亲戚和老乡介绍进工厂打工，工价以小时计。在这一过程中，彝族传统的“家支”组织形式在珠三角地区得到复兴。这些“家支”聚会超越了单一工头小团体的局限，原本互不相识的同姓工头们通过这种方式重新“认门”。珠三角的彝人在面对来自新环境的潜在危险时，自觉调动了消失已久的传统组织形式。家支成员的团结性极大地增强了他们遭遇纠纷时与工厂的博弈能力：2011年，“阿萨惹古”家支中一木姓工头带领下的一位工人在东莞长治镇一家工厂死亡，这起事件足足动员了三百多名亲属和老乡一起到工厂抗议。然而，这种集体行动虽然增强了群体的谈判能力，但也让工厂主对彝族产生了整体负面印象。由于担心彝族群体的集结性，许多用人单位在劳动力市场中对彝族人群形成了排斥，造成了更广泛的社会隔阂。

像彝族这样从家乡“出走”到他乡的少数民族群体，往往通过强化内部团结和扩大社会资本来应对新环境中的不确定性与挑战。1月5日晚，福建省厦门市思明区安费诺电子装配有限公司发生一起食品安全事故，一名回族女工在清真食堂用餐时发现面条中有烟头，引发了回族工人的广泛关注与愤怒。据悉，该公司共有3000名员工，回族员工占了半数以上，且工厂内设有清真食堂。这次的食品安全事故，暴露出了清真食堂的管理混乱和监督缺失。回族工人在自我组织下纷纷走出车间，到食堂和大厅进行抗议。然而，集体行动并没有彻底改变劳动力市场中对少数民族劳动者的排斥现象。2月28日，一名土家族女孩到位于江苏常州的汇川新能源汽车技术有限公司找工作时被告知，公司不接受少数民族，甚至连厂区都不让她进。

少数民族群体在劳动力市场中所遭遇的文化隔阂与身份排斥，不仅影响了他们的职业机会，还直接关联到他们的工作安全。今年6月24日，韩国京畿道华城市Aricell工厂发生火灾，火灾迅速蔓延，导致大量工人被困，无法逃生，造成23人死亡，其中17人为来自中国的临时工，多为朝鲜族人。调查显示，工厂对他们缺乏足够的安全培训，因而工人没有事故应对经验。来自中国的朝鲜族劳工大多从事韩国社会的“3D”工作（dirty艰苦、difficult危险、dangerous脏污）。在韩国劳动力短缺的背景下，他们已成为重要的劳动力来源。最近的一项研究还显示，外劳死于工伤事故的可能性几乎是韩国普通工人的三倍。此次火灾引发了韩国本土对朝鲜族外劳群体艰难处境的关注。尽管这些朝鲜族工人熟悉当地语言和文化，但依然面临着严重的歧视和剥削。

十、残障劳动者：系统性排斥与“机械飞升”

今年4月，中央电视台《财经调查》栏目记者通过多地采访，向公众揭露仍有劳务中介机构借助办理“残疾证挂靠”业务生财的现象。具体来说，劳务中介通过与企业和残障人士签订协议，为双方办理劳动合同，达成“虚假用工”。企业借此达成国家关于残疾人按比例就业的规定指标，从而免除因未雇佣残疾人就业者而需要缴纳的“残保金”。与此同时，中介从残障者的工资中抽取服务费，残障者则未能实际工作，仅获得名义工资中的极小部分（通常仅数百元）。实际上，在我们的检视范围内，类似现象已连续三年被主流媒体披露报道。我们在过去的年度盘点中也屡有提及，但类似的事件仍然无法得到有效遏止。这也折射出当前残疾人按比例就业制度的困境：企业雇用残疾人的积极性依然不高 , 同时残保金征收数额却逐年增加——这一趋势在经济发达的城市尤其显著，使得按比例就业制度沦为按比例“挂靠”（即单位挂名雇佣残疾人）和按比例“收钱”（即征收残保金）的现实。

实际上，早在2024年2月，人社部和残联就已联合印发通知，表示要“严厉打击未经许可开展职业中介、劳务派遣，以及向残疾人违规收费或克扣工资等违法违规行为”。然而，历经30多年发展的按比例就业制度未能实现其初衷，问题的根源显然不仅仅在于行政处罚力度不足。

已有的部分学术研究有助于揭示这一制度失效的深层原因。例如，国内公共部门的公务员招募就存在就业歧视的问题，因而没有为私营部门起到良好的示范作用。作者廖娟的研究提到，以北京市为例，2022年公务员招录中，残疾人职位招录人数仅占0.4%，而且许多地方机关事业单位的残保金依旧由残联而非税务部门征收，征收力度有限，导致一些用人单位少缴或不缴。另外，对于雇佣残障者没有达标的单位，政府仅仅侧重于残保金的征收，而缺乏利用残保金来为企业提供支持性服务的政策，从而使得残障人士的融合就业环境得不到有效改善。企业主和健全员工仍然普遍存在对残障者的误解和歧视，企业对如何招聘、培训残障员工，以及为其提供无障碍工作环境的认知和经验严重不足。

西藏大学李丹丹的研究则揭示了目前少数民族边远地区残障者的就业形势与汉地的差异。“西藏现有持证残疾人群体中，农业、非农业户口的人群分别为 103976 人、8959 人，由此可见，西藏残疾人大部分为农民，间接反映了西藏地区的残疾人主要集中在农牧地区”。除此以外，由于农牧地区许多残障者没有汉语读写能力，且无障碍环境设施建设整体要更薄弱，因而这个群体主要是以“灵活就业”（52.05%）和“农村种养加”（32.74%）的方式实现就业的（2021年数据）。在这样的背景下，2022年西藏持证残疾人中按比例就业的仅占5.34%。对于少数民族和“边远穷”地区来说，是否能够直接借鉴发达地区或国家的残障者就业政策，仍然是一个待解的问题。

随着《促进残疾人就业三年行动方案》进入到收关之年，主流媒体开始频繁报道残疾人创业就业的典型案例。例如，残运会田径冠军罗瑞在姐姐罗娟的帮助下，在云南玉溪开了一家“无声饭店”，前后共雇佣40多名听障人士在饭店里工作。从这类报道当中，我们再次看到残障者并不是缺乏能力和潜力，而是由于面临着系统性的排斥和歧视，难以融入社会。然而，主流媒体仍然通过将残障人士塑造为“自立自强”的典型，忽视了对残障者在克服社会排斥过程中所面临的具体困难和经验的关注，也未能有效对健全读者进行残障意识教育。

此类宣传的另一个趋势则是过度强调新技术对于残障者的赋能，却忽视了残障者真正的需求。比如，某些报道将焦点放在技术平台和企业的社会责任上，而非关注残障者面临的实际挑战。这类报道整体看上去更像是在为企业品牌做宣传。这确实是令人匪夷所思的。与此同时，我们还想强调技术赋能的报道取向本身可能存在的问题。澎湃新闻在7月发表的一篇关于脑机接口让脑出血码农“重返岗位”的报道，引起了大量的负面评价。尽管主流社会存在着强烈的技术浪漫主义想象乃至迷信，但这一报道所展现的技术前景仍然令普通劳动者感到害怕：当劳动成为剥削和异化劳动者而不是人们实现自由的方式时，崇尚劳动也就仅仅成为了一种具有欺骗性的意识形态。

在脑出血码农的报道中，我们还看到在缺乏劳动权益保障的环境下，由系统性不公造成的“失能”者似乎只能以努力重拾工作技能的方式自救，却缺乏相应的社会救济。9月，十四年前在富士康工厂跳楼致残的女工田玉再次出现在公众视野，请求网友为她脑梗重病中的父亲筹集足够的治疗费。这位来自湖北的农村女性至今生活拮据，家庭经济状况也十分困难。除了田玉本人因事故残疾外，家里还有一个先天性聋哑的弟弟。年事已高的父亲依靠打工成为家中主要的收入来源。这一众筹事件再次凸显了中国针对农民工以及残障人士等困难群体的社会保障缺失。

我们并不排斥通过技术手段来改善残障人士的生活。例如12月的一项报道就指出，平台通过与大学团队合作调研，在app上开发针对听障骑手的无障碍设计，可以缩短“无声骑手”与健全骑手之间的送单时间差距。但必须强调，如果外部环境——如消费者和商家的态度——不发生改变，如果平台算法仍旧仅以寻求最短路程为导向，并且不将骑手安全置于优先考虑的位置，那么“无声骑手”仍然难以走出遭遇更多投诉和面临更高交通事故风险的普遍困境。而另一方面，像脑机接口这样的新兴技术引发了新一波对“血肉苦难、机械飞升”的想象。但这些技术如果在未经过充分临床和伦理检验的情况下被过度炒作与推广，也很可能导致不可预见的严重后果，并让某些层面的受益者付出意想不到的代价。与此同时，在国内的大部分地方，传统的残障者辅助方式如导盲犬，依然无法在公共场所出现。10月，在上海虹桥机场，导盲犬导师李苑甄、肖佳就由于试图携带她们的导盲犬Dumbo进入而受到安检人员的阻拦。李苑甄在接受北青深一度的采访中表示，在指导视障人士和导盲犬共同训练的十多年时间里，她经常遇到这类“拒绝”。系统性排斥仍然在将困难群体从我们的视野中抹除。

十一、海外劳动者：生存环境恶劣，国内关注升温

据商务部数据，2024年1-10月，我国企业共向境外派出各类劳务人员32.4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4.3万人；截至2024年10月末，中国政府记录在册的中国在外各类劳务人员为57.6万人，比上年同期增加0.5万人。考虑到官方统计一般并不包括不具备有效工作签证的“黑工”，而后者根据民间劳工机构在2022年末的调查研究占比不小，中国在外劳务人员的实际数量应远超于此。

庞大的数字之下，是一个个鲜活的个体。受限于语言、身份与阶层，许多身处“三不管”境地的海外劳工常年受到精神与肉体的威胁。在一众短视频自媒体的影响下，中国海外劳工问题在2024年再次引发关注，而欠薪、工伤工亡、强迫劳动、扣押护照、克扣工资等劳权问题仍然在持续发生。纷繁复杂的乱象背后，是中国劳工多年来在海外所面临的持续性困境。

欠薪抗议事件显示了海外劳工的维权艰难。据媒体报道，1月29日，印尼雅万高铁因拖欠工程款问题，引发工人和供应商在中国驻印尼大使馆前抗议，悬挂布条表达不满。一名员工透露，公司项目资金管理不善，导致薪资和款项迟迟未付。这不仅是个案，同样的问题还在印尼青山工业园区发生。有社交媒体贴文指出，在5月25日至27日期间，中国二十冶集团广清德1780项目被指拖欠工资，工人连日罢工。外派至非洲地区的工人也未能幸免。有社交媒体曝出视频：3月22日，中建五局在几内亚的铁路项目拖欠工资，引发工人的抗议，抗议者拉起了“农民工要血汗钱”的横幅。

工伤工亡事件则揭示了海外临时工面对的生命风险。正如第九部分所提及的，2024年6月24日，韩国Aricell电池厂发生重大火灾，23名遇难者中有17人为中国籍临时工，这一事件既显示出着少数民族劳动者的困境，也暴露出临时工的处境——缺乏安全培训、在高危行业中承担最多风险。

与当地人的冲突也成为一些中国海外务工人员生活中不可避免的一部分。在巴基斯坦，今年发生了至少三起针对中国人的袭击事件。3月26日，在开伯尔-普赫图赫瓦省，一辆运送参与达苏水电站中国工程师的汽车遭到自杀式炸弹袭击，5名中国公民以及1名巴基斯坦司机死亡。10月6日，两名在巴基斯坦核电项目工作的中国人在南部港口城市卡拉奇真纳国际机场附近的一次袭击中遇害，巴基斯坦俾路支省的一个分离主义组织声称实施了袭击。11月5日，卡拉奇一家工厂的一名保安开枪打伤两名中国公民。中国工程师和工人接连遭遇袭击，背后既有当地反对力量的威胁，也有巴基斯坦国内经济不平等以及本地就业问题等引发的社会矛盾。围绕矿业开采的冲突也在各地发生。7月3日，刚果（金）伊图里省的一个中资金矿遭遇当地武装民兵袭击，至少四名中国公民在袭击事件中丧生。遭受伤害的往往还有当地民众：9月上旬在喀麦隆，因矿区滑坡导致儿童死亡和污染河流，一家中国矿企遭到起诉。中国企业的不负责行为实际上加剧了当地华人与本国民众的紧张关系。这些冲突不仅导致对劳工的直接身体伤害，也反映出参与“一带一路”倡议的中资企业并没有很好地履行自己的社会责任。

针对“一带一路”倡议中的劳权问题，新近的研究报告揭示了更为系统的问题。根据民间劳工机构的研究报告，中国国有企业在巴布亚新几内亚的项目中，工人的人身自由被频繁限制。报告特别分析了公司的等级组织结构如何滋生了缺乏问责制的问题，并导致压制工人声音的现象。在塞尔维亚，中国劳工在矿业和制造业中面临克扣工资、身份证件被扣、行动受限、社会隔离、高额中介费和债务束缚等境。这深刻反映了跨国劳动者薄如蝉翼的生存环境。

除此以外，有必要反思参与到当地经济与政治进程中的中资企业到底为当地人民呈现了一个什么样的“中国形象”。如果这些企业仅仅出于追逐利润的目的而出海，参与当地政商腐败，掠夺当地资源，损害当地普通劳动者的工作机会和生活利益，甚至输出损害劳动者利益的企业管理经验，那么这样的行为与“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口号无疑是相违背的。

以上研究报告发表在中国互联网防火墙以外，尚未引起国内关注。但12月23日，随着巴西海外务工人员的恶劣生存环境被曝光，海外中国工人的劳权问题在国内引发众议。当日，巴西东北部的巴伊亚州劳动检察官办公室在记者会上表示，他们在比亚迪所在的工厂建筑工地，发现有163名中国工人在“类似奴役式环境”下工作的情形，于是把他们“解救”了出来。巴西公共劳动部发布的报告显示，这些中国劳工在巴西不仅被扣留了护照，且被雇主“保留了60%的工资”，还面临极其恶劣的生活和工作条件：宿舍拥挤不堪，卫生设施匮乏，饮用水和食品安全无法保障；工作时间过长，休息不足，医疗需求得不到满足；简单粗暴的管理方式导致多起工伤事故。他们的基本权益被严重忽视，身心健康处于极限受损的状态。这条新闻在国内曝光后，引发众多关注。25日，比亚迪集团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发文回应称“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并转发了金匠集团巴西分公司当事员工的联合声明，但大量网友并不买账，质疑这份带有手印的声明是员工在受胁迫情况下完成的。27日，中国外交部对此事进行了回应。

除了新闻和报告，也有一些文学和影像作品记录了海外务工人员的生活。纪录片《在沉默中锻造——印尼镍厂中国工人未被揭露的故事》（Forged in Silence-The Untold Stories of Chinese Workers at Indonesia’s Nickel Plants）通过记录青山印尼莫罗瓦利工业园区（IMIP）镍冶炼厂的工人经历，揭示了中国工人在印尼的艰难处境。此外，民间劳工机构发布的名为《远离故土：十位中国工人的故事》的文章合集，讲述了十位中国工人2020-2022年期间在海外务工的故事。他们在此期间被派往印尼、塞尔维亚、柬埔寨和土耳其等地，面临欺骗性招工、工资克扣、护照没收、行动限制等问题。

与此同时，今年也有一些中国媒体聚焦于中国白领/中间阶级，讲述他们出国寻找工作机会的故事。在加拿大，年轻华人频频遭遇拖欠工资甚至无薪试工的现象；在日本，中年技术移民仍在适应文化隔阂和工作压力；在非洲，工作与生活因环境艰苦和社会冲突变得更加复杂。尽管如此，一些有关中国公民以偷渡“走线”形式完成“移民”的报道也反映出，ta们对国内劳动权益和个人生存状况不满，因而才将希望寄托在国外“重生”上。一篇有关出海建筑工人的报道则指出，工人出海的重要原因是国内建筑行业的日益萧条。

2024年的多个案例暴露出，在中国劳工权益普遍缺失的大环境下，文化语言隔阂、护照被扣、劳动法管辖混乱等海外务工的特有问题进一步恶化了海外劳动者的困境。随着这些问题逐步曝光，改善海外劳工权益已刻不容缓。

十二、劳动者行动：法律维权大幅增长，网络维权形式多样

在降薪潮、欠薪潮、裁员潮此起彼伏的大环境下，劳动者各项维权行动有增无减，劳动仲裁数量大幅增长，集体维权事件频频发生，形式多样的个体维权也广泛受到关注。

年初，陕西神木、河南西平、广东乐昌、天津蓟州、河北武强、河北南宫等多地都曾经出现过集体讨薪行动，抗议方式包括集体上访、拉横幅抗议、罢工等。5月，因承诺的薪资无法发放，江苏无锡比亚迪工人聚集在厂区举行罢工维权。7月，网友反映广东省东莞市凤岗镇垃圾满地，疑似因为降薪致环卫工人罢工。11月7日，四川南充嘉陵区出租车司机集体罢工，司机们集体停运并把出租车全部停靠在嘉陵区书房大道以抗议交给出租车公司的“份子钱”过高。11月21日，上海国利汽车真皮饰件有限公司发生工人维权堵路事件，以抗议公司拖欠的2690元基本工资。11月28日，湖北潜江，因园林清酒业有限公司拖欠农民工工资，工人们集体站在天台上讨薪。

多年来围绕“体检标准”展开的集体维权事件在今年有改变。求职者因体检不合格而被用人单位拒绝录取已是持续多年的社会问题，用人单位以求职者罹患高血压、桥本甲状腺炎、糖尿病等慢性病为由拒绝录取，但这些疾病既不属于传染病，药物控制后也不影响正常工作生活，明显有就业歧视之嫌。许多求职者曾经选择向法院提出诉讼，但基本都被驳回。据搜狐报道，早在2022年，包括慢性病患者和他们父母在内的200多人，就曾联名写信给全国人大常委会，请求对公务员体检标准进行备案审查，但只收到了“不属于违宪审查范围”的回复。2024全国两会期间，全国政协委员周世虹提交了一份《关于放宽，依法保障慢性病患者劳动就业权利》的提案，引发了公众更加广泛的讨论。5月，广西修改了相关标准，使得满足条件的地中海贫血基因携带者有望入职事业单位。

今年各行业劳动者经济尤其困难，不乏失去收入的失业者难以果腹。在政府救济缺位的情况下，来自民间的互助成为一股难得的暖流，多地餐馆出现“对无收入者免单”的现象。许多个体小店通过设置暗号提供免费餐饮的举动，在保护受助者自尊心的同时为特定劳动者提供优惠。店主们多经济不宽裕，曾受他人善意而传递爱心，虽偶尔也会遭遇骗子，或被不理解的情况，但仍坚持下来。据店主反映，来吃免费餐者年轻人居多，还有少数落魄者，受助者多有羞耻感，找到工作便不再前来。这一现象体现了民间底层支持底层的力量。

除了集体行动外，我们也能看到一些劳动者用个人微小的力量发起行动。1月，上海链家的一名员工“亮哥”为抗议公司的“借薪制”，在多个社交媒体平台发布“最低工资行动”，提出三点要求，分别是“对所有实发工资不足上海市最低工资标准予以补发”、“变更借薪制”以及“进行工会改革”。1月2日，“亮哥”收到了来自链家补发的工资。8月，链家宣布取消“借薪制”，全员施行3000元保底底薪。尽管“亮哥”被公司辞退，但他以个人的牺牲换来了员工待遇的普遍改善。

杭州一名被称作“帐篷哥”的博主杨建磊也在今年1月引起了媒体报道和公众关注，这位“帐篷哥”为抗议公司裁员在公司电梯门口架起了帐篷，并在帐篷边上贴上一张A4纸，上面写着“本人将在此处深刻反省在公司的即将满五年青春。自尊，自重，切勿打扰本人思过！”。此举仅仅3天便收获了众多网友的支持与打赏。热度越来越高后，“帐篷哥”杨建磊开通了职场维权的粉丝群。他与其他同公司离职同事拿到的赔偿也接近了n+1的数额。

4月27日，一名抖音博主宣布自己将竞选人大代表，为劳动者争取8小时工作制。视频中他计划首先参与2028年街道人大代表的选举。8月，牧原集团旗下子公司33岁职工蒋邓帅突发胸痛，后被发现死在宿舍床上。因蒋邓帅未被认定工伤，其妻冯婉婉将河南省内乡县人社局、内乡县政府告上法庭。双方争议焦点为死亡时是否处于工作状态，以及与办公地点（客厅）仅一室之隔的宿舍是否属于工作地点。在新证据的基础上，内乡县人社局最终做出认定工伤的决定。

无论是集体或个人，在缺少法律保障和制度支撑的情况下，劳动者的行动都存在诸多困难。一名因慢性病而被单位拒录的求职者受访时的观点颇具代表性：曾经想过上访维权的她，因担心影响后续就业并被以后的单位认为不好管理，最终选择了放弃。10月16日搜狐新闻报道称，部分劳动者为了维护自身权益而选择劳动仲裁，不料却成了他们的求职污点。一些企业使用背景调查的方式评估有仲裁记录的员工，“讨要加班工资”或“讨要迟发一两个月的工资”被视为有风险。这种现象显然成为了企业的威慑手段，阻碍了劳动者维护合法权益。

此外，相比劳动者集体行动，劳动者个人行动更难维持。不少劳动者如今会选择在短视频平台曝光公司的违法行为，这一方式的确有传播速度快、影响力大、直达受众的巨大优势，但也必然会面临来自平台的审查。此前备受关注的“帐篷哥”最终宣布自己失业。有粉丝尝试在平台给他买热度，却收到“审核不通过”的后台提示。宣布为争取8小时劳动而竞选人大代表的抖音博主也逐渐没有了下文。上海链家的“亮哥”虽然收到了补发的工资，但他的微信公众号和视频号再也没有更新有关“最低工资行动”的内容。尽管上海链家最终取消了不合理的薪资制度，但“亮哥”的其它诉求诸如工会改革并没有得到实现。

无论是集体罢工抗议欠薪，还是个体通过社交媒体等途径发声维权，都表明今时今日的劳动者主体意识愈发强烈，正在积极捍卫自身权益。然而，这些维权行动所面临的上述困境也充分显示，如果劳动者不能真正成为社会的主人翁，将自己的诉求和经验体现在法律和制度上，参与社会的民主管理，那么劳动者将只能作为劳资关系中的权力下位者，行动必然受到限制。而多数行动也只能是昙花一现，即使成功也难以持续。

十三、劳动文化：呼唤真实的声音

年初的跨年档，一部讲述打工人现实生活的《年会不能停》以5.4亿元票房、豆瓣8.2评分成为开年的黑马之作，网友纷纷表示影片中的“996加班文化”“怎么都对不齐的颗粒度”和“忙着互相甩锅的领导”令人深感共鸣。随后，“一旦上过班，你的气质就变了”的词条登上热搜，“班味”一说随即产生：专指打工族身上因上班产生的沉重疲惫感和压抑麻木的精神状态。

同样体现了年轻人对工作之不满的，还有春节复工期间引发热烈讨论的“上班恶心穿搭”。网友纷纷晒出自己上班时的衣着，其不讲究搭配和美观、只追求舒适度的特点被调侃为“恶心穿搭”。在评论区，许多网友直言“好看的衣服根本不想穿去上班”“在公司没有在乎的人”。冷漠的公司环境和繁重且无聊的机械性劳动，将人异化为纯粹的生产工具，“打工人”自然不会真心投入其中，而是选择以讽刺与消解的方式进行消极抵抗。

此外，在就业形势愈发严峻的大背景下，许多人“想成为牛马”而不得。无论是被裁员还是毕业即失业，“找不到工作”给普通人带来的都是难以向家中启齿的压力。年初以来，许多媒体平台相继报道了失去工作后“假装上班”的一群人。为了瞒住家人，他们一如既往地早出晚归，目的地却是图书馆或咖啡厅。有的在看书放松，有的准备考公考编，有的四处投递简历努力寻找工作。

5月“河南说唱之神”张方钊的说唱作品《工厂》MV在B站上线，仅三天便获得了将近200万的播放量。作者带着对故乡复杂的情感，描绘了河南农村、煤矿工厂等在主流流行音乐中罕见的元素。B站视频里高达8000多条的弹幕，被媒体比喻为一堵“小镇青年的哭墙”。

7月，社会学者孙萍出版民族志作品《过渡劳动》一书，其田野调查历时七载，记录下了骑手的劳动状态，探讨了算法技术和平台规则对于骑手的影响，并提出了“过渡劳动”这一概念。这可能是国内第一本关注和研究外卖骑手劳动状态及其社会意义的学术著作。同样以外卖骑手为题材，另一本聚焦外卖骑手劳动的社会学民族志《数字疾驰》也在11月出版。作者陈龙在写作博士论文期间成为外卖骑手的一员，以真实劳动过程来感受平台和算法对骑手造成的系统性困境。陈龙在书中指出，随着科技的进步，资本对劳动的控制乃是日益强化而非削弱，平台系统及其背后“数字控制”对人的管理的取代，成为平台经济劳动秩序得以形成的关键所在。

暑期档，两部与外卖骑手相关的电影登上院线，分别是徐峥自导自演的《逆行人生》，以及刘泰风导演的《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因导演知名度与话题热度，前者在上映前便引发了广泛关注，但上映后收获不少恶评。许多影评指出，《逆行人生》的人物设定与情节设置脱离现实，并未能够做到真正从普通骑手的视角出发，且回避了许多结构性问题，有消费底层之嫌。相对而言，后者的热度和票房都较为惨淡，但评论更显积极。有评论认为，同样是中产阶级视角，《又是充满希望的一天》在刻画外卖骑手生活状态，以及城市底层与中产阶级之间的冲突时，并未流于俗套，而是用克制的情绪和冷静的影像语言在剧情中实现了对话的可能，更容易引发观众对冲突背后深层次结构的思考。

尽管上海巨鹿路去年的盛况导致北京、上海市政部门在今年禁止一切万圣节庆祝活动，但在其它城市，10月底仍然出现了规模较小的cos活动。与去年一样，许多打工人以变装party的方式，把对工作的怨念从线上演绎到线下。而除了cos成“吗喽”和“纯牛马”的自我调侃，还有人选择直接本色出演，“根本不用cos，往那一站就是穷鬼”。“工作”，或者说“上班”，是为了生存迫不得已的吃苦，似乎已经成了大部分年轻人的共识，曾经那套将工作视为实现人生意义唯一途径的话语，在残酷的现实面前已然彻底失效，民众的不满与日俱增。

如此积怨，在11月抖音网红“羊毛月”对00后就业难的嘲讽中爆发。类似去年网红主播李佳琦的“眉笔事件”，羊毛月在视频中发表了诸如“找工作真的就这么难吗？”“00后不是宣称要整顿职场吗？进不去又该如何整顿呢？”等一系列言论，立刻引发众怒，被指责“何不食肉糜”“明知道现在就业环境难，居然这样嘲讽别人”。在事态不断扩大、众多粉丝取关后，羊毛月删除了原视频，并在11月23日道歉，称自己的初衷是为了了解求职者困难并帮助大家，但表达方式不当，伤害了大家的感情，但评论区的网友仍纷纷表示“不诚恳、不原谅”。

此外，深圳大学传播学院四位新闻学本科生的毕业作品《她立于瓦砾之中：深圳工地女性生活纪实》在今年也颇受关注。该作品以两篇报道和一部微纪录片的形式记录了工地女工这一常常在工人叙事中受到忽视的群体。答辩时，该毕设小组的成员直言“我们希望用一次‘看见’让更多的人了解这个沉默而庞大的群体，看见女性劳动者坚实的力量。”

相比之下，年末另一部以普通白领为主角的电影《胜券在握》则堪称令人失望。故事包含互联网公司裁员潮、打工人对抗资本的爽文叙事等种种爆款元素，能看出主创团队企图复刻年初《年会不能停》的成功，但浮夸的故事走向和缺乏打磨的细节并没能让观众买账。

当劳工题材因其群众基础越来越受到文化作品的青睐，文艺创作者确有必要厘清，在看似焦虑与仇恨、虚无与疯癫的时代情绪之下，究竟隐藏着怎样的社会病症。观众需要更多承载劳动文化的作品，但归根结底，人们最需要的是真实的声音。

尾声

今年是我们进行劳动权益事件盘点的第四年。

我们为年度盘点添加了一个尾声，邀请报告的参与者（包括所有撰稿人和编辑）留下自己过去一年的个人心声。整个年度盘点的撰写和编辑工作是在一个月的时间内完成的。如果算上新闻事件搜集的时间，这份报告的完成前后历时整整一年。每次看到这样一份投入无数心血的报告最终跃上屏幕，我们都会由衷感慨。作为第一批读者，相信所有参与者也会感到五味杂陈。有时，阅读这样一个沉重的报告，是很难心情愉悦的。更别提我们是这份报告的亲身编撰者。而所有参与者在提前了解到它是一份志愿性工作的情况下，仍然愿意积极投入到这份工作中来，并且非常出色和负责地完成任务，这本身就是一个小小的奇迹。我们都由衷感谢彼此的付出。也希望这个尾声可以成为写作者与读者之间更为亲切的沟通。以下是大家的发言：

每年一辑的劳动新闻盘点是我最期待的年度总结。今年因为换了生活地点，对劳动问题的感受有了新的层面，最明显的是移工问题。街头政治经济学读书会还有研究生工会和校工一起讨论劳动者权益活动的海报让我对新年有了更多期待。

——南瓜企鹅

今年从学校毕业，踏入了职场，并尝试在自己的工作场所作一些组织尝试。实打实面对到了在白领劳动者中开展组织工作的阻力。我们这一代青年的成长经验让我们不知道团结为何物。似乎竞争内卷、提防他人才是永恒。想让自己更轻松，最容易的办法是让同事更累。怎么把左翼理论和大家对柴米油盐问题的关心结合起来，促成团结和共同行动，从而对抗老板，对抗整个社会的原子化，是这个时代所有寻找劳工出路的人必须面对的难题。继续努力吧。

——阿豪

上班第五年，正式废工了，这一年过得乱七八糟，年底跟流浪大师朋友一起扎了半个多月帐篷，也学会了堂而皇之吃别桌的剩饭，世界在燃烧，我先烂为敬，边烂边想要是所有受伤的劳动者都能自由自在地玩该多好，要是世界是个大公园该多好。

——咳猫

第一次写年度总结的时候本科都还没毕业，转眼明年自己都要硕士毕业了，这几年看着这些信息有一种时间一直停滞一直在卡bug的感觉，无论如何也搞不懂怎么会有这么烂的世界。

——诗凛

2024年的劳动权益盘点，对于我来说，既是反思过去一年零工生活的窗口，也是展望未来社会的镜像。这一年，我在多个工作场景间来回穿梭，看到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极为薄弱，竞争、内卷和提防他人，各自为战。孤独、脆弱的个体被“生存之痛”紧紧缠绕，许多人对环境感到无力，甚至对劳动的意义产生迷茫。绝望弥漫，人们该如何找到互相支持的力量，走出各自的孤立呢？

——洛洛

世界很大，它时而像丛林时而像社会。在不停穿梭中，渐渐明白了何为区隔，何为阶级：有人拒绝去人多的集市与小餐馆，答曰需要安静的环境，而我偶然在那里听到了脸上刚缝了十几针的外卖骑手对他的同伴讲他童年的故事，一个玻璃扎进脚底而不觉得疼的故事；一次难以为继的交往，问对方为何轻言放弃，答曰自己是胆小怕事的小市民……与此同时，明白了志同道合的朋友的珍贵：某次读书会上深深触动于关注劳工问题和左翼理论的朋友们踏入工作后长久的坚持与激情……而我的愿望是，愿朋友们继续一起制造尖锐的摩擦声。

——cc

环境越来越凋敝，投身于实践似乎更能缓解不安和无力感。做一线的这几年有意无意地离新闻更远了，但也会惶恐对世界不够了解了，这也是连续两年参加盘点的缘由吧。

——leah

越是接触和认识这个世界，越是难以对抗精神上的反噬与沉沦。参与本次盘点成为锚点之一——拉扯提醒我保留今日的初心，永远不要置身事外，永远不要丧失同理心，勇敢的直视现实并付出行动。

——六月

参与了四年的报告写作，也经历了高密度的四年。在领会到“最好的时机”和“万全之策”根本不存在，今年我正式开始了 HRT 流程。感谢那些在我生命中，让我见证照护劳动和修复意义的人们，使我在许多愿望尚未实现的此刻产生动力去与自己的身体建立更良好的关系。接下来的日子，也希望所有酷儿劳动者伙伴们能不再只是幸存者。

——莱德瑞

今年对于我自己来说也是很困难的一年。病痛和抑郁情绪一直与我缠斗，外面的笼子也收得更紧了。我很庆幸自己渡过了一个又一个难关，重新浮出水面。但有时候还是会感到荒谬，为什么我的国家变成了现在这个样子，恶人横行，好人难觅。但至少在这份报告写作过程当中，我感受到了一群善良的人可以彼此合作，推动一点什么。尽管目前我们只是一小群。

——阿夯达措

这一年自己终于开始用选择和行动来面对现实世界了，但还是免不了常常逃回自己舒适的生活范围里。第一次参与劳权的年度盘点，自己没有工作经历，很惭愧在理解和感知一些主题和事件的时候自己是无能的，非常感谢这里所有的友人，让我看到大家对“世界可以是什么样子”的回应，给我很大的启发。
—— Ethel

新的一年，希望劳动者之间能多一些对彼此的帮助和鼓励。哪怕是看似微不足道的连接，也是改变的开始。

——童子

这是我今年能做的，仅有的事情了。
工作是一种结构性暴力，这是一片废墟，你我皆立于瓦砾之间。
但我也明白，一切的改变，必须从记住开始。

——俄耳甫斯

想给所有上面大家一个真心的拥抱！看见成长不同阶段、性情背景迥异的每一个人所努力多走出来的一步，都会动容。在这个万马齐喑的时代，或许只剩彼此的守望，让一切值得。

——aboc

饯旧迎新，照例是要说点什么的。

时局艰虞，命运惶惑，精神逼仄。面对混沌扰攘的现实，我们都处于一种无以言说的精神困境中。

有智识者说，这几年可能是中国改革开放四十多年里来，最让人困惑的一段时间。

国家的方向感、精英的安全感、百姓的希望感——人们对未来需要一个明确稳定的预期。

回避这些最现实、最紧迫的问题，净说些富含玄学色彩和神棍气质的祝福话语，不免显得浮薄和廉价。

假装深度思考，假装人文关怀，假装洞悉时势，假装先见之明，众多媒体的这类新年献词，则无异于新年献丑。

本号无新年献词。人之情多矫，世之俗多伪，夫复何言。

诚如鲁迅先生所说，“当我沉默着的时候，我觉得充实；我将开口，同时感到空虚”。

既然“我的话也无效力，如一箭之入大海”，莫如在对宏阔叙事的逃避中，获得最低限度的自尊。

在时代的日益匮乏与紧张中生存，无数的人正在或将面对人生沉浮，寻常百姓甚或是直线下坠。

营营役役，日苟月苟，跌跌撞撞走到年终岁尾，都别有一番滋味在心头。

如果不能给予人们精神上的实在指向，不如让其拥有一个逃离精神规训的喘息片段。

社会被抽空了多元性，期望与现实的断裂而造成的焦虑和身份迷失，或许是我们这一代人的宿命。

面对无法拒绝的精神困境，人们仍会寻找精神的高度，找出一条突围之路。

新的一年，会有转机和希望吗？

提前祝你新年快乐。

在2024年的最后一天，我们想要回顾这一年中，与性别相关的事件与现象，和它们给我们留下的余温。

我们想用“娜拉走后怎样”来概括这一年——我们成为了新一代的女性，我们学习女性主义，我们认识到这个世界对我们的压迫与不公，我们清醒地想要告诉这个世界这一切“不对劲”，然后呢？

在其他空间收窄之际，看起来，性别议题似乎成了少数可以被（小心）谈论的话题之一。当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者“上桌”，我们看到了不同于“老登”叙事的新文学、新电影、新段子。

我们一边发出自己“正直勇敢”的声音，一边要用最机灵的方式“在边缘试探”。我们一边欣喜，一边也担忧是否这正是所谓的——当一个行业走下坡路时，女性的比例才有了提高？我们一边相互鼓舞，一边又被分化、被围猎。

对女性权益的侵犯依旧在世界各个角落上演，那些新的犯罪和伤害让我们不断想起成为“历史”的桩桩件件，而全球的女性们总是一次次地拿起手中的证据、抗议标语、话筒、摄影机，以及勇气，面向不知能否摧毁的高墙。

我们不知道该乐观，或是悲观。

可是不知道似乎也没什么大不了的，或许我们还会持续地在痛苦、希望中迷茫下去，在失败中屡屡受挫或是继续抗争，在一条名为女性主义的道路上自我检讨、自我否定。但是“为什么要什么都做好呢？怎么才能算好呢？裁判是谁啊？为什么就不能搞砸？又能砸到哪去呢？”

这一年里，旧的秩序在新的意义上升级，新的话语在旧的世界里生长。我们从“旧”与“新”这两个角度，分别梳理了今年性与性别事件和现象，以下是我们的记录。

编注：文中的超链接为青年志对相关事件/现象所发表的文章。

文 | 海拉鲁大鹿、绒绒猫猫虫

编辑 | Sharon

01

复制、迭代的旧秩序

过去一年里，针对女性的犯罪、暴力、伤害和侮辱依然在以其陈旧的形式重复着，似乎隔一段时间就给人一记重击。很多时候，我们感到这些事情似曾相识，有时却更加恶劣，或是更加隐蔽、更加复杂。令人感到绝望的是，似乎我们越清楚地认识到这些倾轧，它们就越能在我们身上留下深痛的车辙印。

老生常谈的“叫兽”行为

今年7月，中国人民大学文学院在读博士生王迪实名举报导师王贵元教授对自己实施性骚扰及强制猥亵，并要求与她发生性关系。事后，虽然人民大学迅速发布声明解雇王贵元，但避免使用“性骚扰”一词，而用“师德失范”来替代。

同时，几乎每次校园性骚扰事件后都会被提上议程的“校园性骚扰防范机制”仍未在国内高校建立起来，受到伤害的女性依然只能通过网络求助。

《熔炉》剧照

震惊世界的性犯罪

作家爱丽丝·门罗女儿曝光继父性侵令全世界读者倍感震惊与悲伤。诺贝尔文学奖得主门罗去世两个月后，小女儿安德丽娜·斯金纳披露自己年幼时曾被继父弗莱明性侵，而母亲门罗在知情后依然选择与弗莱明生活在一起。

年底，法国“马赞强奸案”以其规模和隐蔽性震动世界。时年 72 岁的吉赛尔，遭受了丈夫多米尼克长达十年的犯罪行为，从 2011至2020的十年间，多米尼克持续在吉赛尔的食物中下药，从网络上招揽 83 位陌生男性对昏迷状态的吉赛尔实施性侵，并拍下照片和视频。

这些男性下至22岁，上至67岁，来自各种不同职业，很多人几乎没有不良司法记录，被身边人认为是尊重女性的人，而多米尼克也一直以一个“好丈夫”的形象存在。令人寒心的地方正在于此，即便是在法国，即便这些罪犯看起来普通而无害，对女性的性侵犯依然在今天以如此惊人的方式发生。

吉赛尔·佩里科特

技术升级的 N 号房

大规模酒店偷拍摄像头被曝光，隐私担忧之下，摄像头检测仪销量大涨。针对女性的色情犯罪也因新技术的引入有了新的丑恶形态。

韩国率先曝出大量使用 Deepfake（深度伪造）技术的色情视频，它们使用 AI 换脸身边的女性熟人（同学、姐妹、母亲、亲戚），将她们变成色情影片中的主角，供群组内的大量男性意淫，被称作“N号房 2.0”。韩国女性将他们的恶行以各种语言发布到各个社交媒体上向其他国家求助，她们说：“女人没有国家。”

在国内，使用 AI 换脸技术的中国版“N号房”也被媒体曝光，但即便受害者坚持报警反击，加害者也仅需付出 10 天行政拘留的代价。

打在女性身上的拳头

针对女性的身体暴力和恶性伤害事件依旧一次次刷新着我们的承受力。

1月16日，谷歌华人工程师陈立人，在圣克拉拉的房子里用拳头反复击打妻子于轩一的头部，致其死亡。

6月，成都女子谢女士自述婚后两年遭受丈夫贺某阳 16 次家暴，导致肝、肠、肾等内脏功能不同程度受损，甚至需要终身挂着粪袋生存。

近日，贺某阳涉嫌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一案宣判，法院判定，贺某阳犯故意伤害罪和虐待罪，共判处有期徒刑 11 年。谢女士决定继续上诉，清华大学刑法学教授劳东燕指出这一案件反映出人身安全保护令未能真正落实的问题，并提出“对家暴类诉讼离婚的案件不应与普通的离婚案件同等处理”，离婚冷静期等对离婚设置的障碍可能会刺激矛盾升级。

©《她在愤怒时最美》

小花梅之后，拐卖成“收留”？

自小花梅事件后，越来越多拐卖妇女案开始进入媒体视野。据红星新闻报道，45岁的卜女士（花花）在硕士毕业后，因考博过程中患上精神分裂，于2010年失踪。15年后，花花在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被发现，与村民张某一起生活，且生育了一儿一女。在官方12月3日的通报中，花花被描述为被张某“收留”，但未提及花花的精神障碍状态及可能涉及的拐卖、强奸等问题。

在民愤之下，12月10日，官方再次通报表示，张某涉嫌强奸罪，但是否涉及拐卖妇女、非法拘禁等问题，仍在进一步调查中。

《盲山》剧照

谭竹被“网暴”和厌女狂欢

“胖猫跳江事件”从一场青年自杀的悲剧，演变成基于厌女的全网猎巫狂欢。转账记录曝光后，胖猫生前的女友谭竹被扣上“捞女”的帽子，以致谭竹被网暴、被造谣，甚至被博眼球者在网络上冒充发言、伪造聊天记录。

极速发酵的短视频、引导性的言论、追逐流量的投机者们在这场狂欢中各取所需，在女性身上发泄情绪，但也很难说有人真正关心胖猫的生存困境。弦子在微博中写到：

“无论是他个人的生活、还是对他来说很珍贵的关系，在他死后唯一的价值不过是被自己的家人、社会共同演绎成了一场巨大的厌女狂欢。一切都被粗鄙化与刻板化，他的爱人是邪恶的象征、他是一个没有独立人格的‘舔狗’。这才是一个人被社会杀死了两次，生前生后。”

全方位“围剿”麦琳

下半年讨论度最高的《再见爱人》第四季再一次向我们证明了对女性的围剿是整个社会的一场合谋。

杨子和留几手“爹味”溢出，甚至收获了大批同情，而针对麦琳的批评几乎从内到外无孔不入，每一期节目后，麦琳的每一个行为细节都被网络显微镜式放大并循环播放，作为“疯女人”、“NPD”、“PUA”、“道德绑架”等指控的证明，被总结成“熏鸡事件”“咖啡之问”的“麦学”笑料，容貌羞辱和嘲讽则充满评论区。

节目组也（有意或无意地）用无所不在的镜头和引导性剪辑将唯一没有面对镜头经验的麦琳推至风口浪尖。

《再见爱人》节目弹幕

“讨伐”吴柳芳

11月，国家队退役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在与另一名国家队退役体操运动员管晨辰的争议中被鉴定为“擦边”。吴柳芳的账号在两天之内一度涨粉超过200万，11月24日，吴柳芳的账号被禁止关注，个人作品也从58条删除到7条。吴柳芳的账号解禁后，迅速涨粉到600多万，而12月底，吴柳芳账号再次被禁言，粉丝仅剩4.4万。

荒谬的是，在轮番审判吴柳芳之外，舆论再次开始围剿女性的大混战，有人反过来对管晨辰进行容貌羞辱和网暴。《好东西》导演邵艺辉因点赞一条支持吴柳芳的微博，被认为“支持擦边”、“背刺女性”，遭到抵制和讨伐，导致邵艺辉开启微博一键防护，解散粉丝群，并关闭豆瓣主页。

《好东西》剧照

卫生巾少了4 厘米

在最必需、最常见（但最不可见）的女性用品上，女性空间也在暗暗被扣减。卫生巾尺寸缩水成为今年最受关注的问题之一，除了尺寸不足之外，PH 值、荧光剂、甲醛、增塑剂等等一系列问题轮番被曝光，女性的健康和安全在基本的需求上仍得不到保障。

月经是刻意被忽视的，就如女性总是被迫隐身的。卫生巾只是无数不给予女性适配物品和设施中的一项。

LGBTQ+持续收窄的生存空间

今年，国内的一些性少数空间、性别账号继续被关停。

10月，舞蹈家金星在广州的演出被取消后，发微博询问文旅局未过审批的理由，而后，金星在上海、苏州、佛山等地多场舞台剧全部被取消。

12月，同人创作网站海棠上的作者们被捕，面临高额罚款和刑罚。

全球范围内，女性和性少数群体权益正进一步被压缩。8月21日，塔利班颁布新的《弘扬美德和预防邪恶法》，在先前限制女性权利的基础上，该法禁止妇女在公共场合唱歌、朗诵诗歌或大声讲话，要求她们始终遮住脸部和身体，禁止与亲属和丈夫外的男性对视，同时将同性恋、双性恋、跨性别者和性别奇异者定为犯罪行为并对其进行迫害。

2024 伦敦 Pride 游行

年度性别笑话

之一：

3月24日晚，《坠落的审判》在北大举行首映，映后，导演茹斯汀·特里叶与北大教授戴锦华、董强进行对谈，主持人是陈铭。对谈中，董强对导演进行年龄、外貌点评，在导演说话时拿手机拍照，而在与戴锦华讨论时直接破防，指出“我这个人真的不愿意看一部电影上来就进入这种男女的讨论”，“像女的是不是忍辱负重什么的，对我来说太沉重了”，然而这部电影最重要的主题便是讨论女性的困境。

陈铭则一直在和稀泥，最后持续输出自己长篇大论的观后感，使得观众大喊：“让导演说！让导演说！”现场视频引发了对“爹味”的强烈批评。

《坠落的审判》北大对谈现场

之二：

哈萨克斯坦共和国国务顾问叶尔兰·卡林于11月22日拜访中国人民大学并发表演讲，在提问环节，人大教授王宪举发言表示：“我们国家现在女同志是不愿意结婚，不要小孩，……我听说你们那的女大学生毕业以后就生孩子，一个一个地生，她们怎么能够这么相信你们的话，老老实实地、服服帖帖地就这么生孩子，早生、多生？”其言论进一步加剧了年轻人对婚育政策的反感。

事后，@哈萨克国际通讯社 官方微博发布数条博文，介绍哈萨克斯坦是如何完善社会福利制度和保障女性权益的。

02

全世界无孩爱猫女，联合起来！

根据《金融时报》的报道，盖洛普数据显示，全球多个国家18至29岁的群体中，年轻男女的意识形态差距正变得越来越大，尤其是在过去十年间，男性变得越来越保守，而女性则变得越来越自由、进步。其中韩国男性尤其在2015年以后急速右转，与同龄女性的差距超过 50%。_

在这一背景下，一个很容易感知到的现实是，全球女性正以越来越清醒的姿态争取自己的权利、反抗父权，但与此同时，在一个仍由大多数男性所统治的世界里，这种抗争依然面临着巨大的阻力。

在其他的年度性别盘点中，都不约而同地提到了今年是“女性上桌”的一年，指的也是我们开始拥有在公共空间大声说话的资格、被聆听的资格。而这样的资格和血肉，会在绵延不断的女性创作者、女性团体、女性社群之间疯长_。

不论成败，女孩仍在努力

两年前，北京蓬蒿剧场创始人王翔被指控性骚扰，在第一位女性蓝莓发帖后，陆续有多名女性讲述自己被其骚扰的经历，王翔以侵犯名誉权起诉了蓝莓和其他11名转发支持者。4月，北京市第四中级人民法院驳回了原告王翔的全部诉讼请求。因性骚扰案取证困难，此类案件中，若被指控方以名誉权起诉，往往能以胜诉告终。

更常见是李松蔚诉冬妮名誉侵权案的情况，冬妮仍在为维权奔走中。5月17日一审结束后，12月2日，二审宣布维持原判，判定李松蔚胜诉。法院并未认定冬妮方存在证据造假等行为，目前，冬妮表示将把证据交给伦理调查工作组，继续推进心理咨询伦理审查。

最新的希望来自余华英拐卖儿童案，12月19日，贵州省高级人民法院驳回余华英上诉，维持一审死刑判决。作为当年被拐卖的17个孩子之一，杨妞花在找回自己的家庭（当时已父母双亡）和名字后决定尽自己的一切努力把人贩子送上法庭，她六次在庭审中面对余华英，而这一次余华英再无上诉机会。

©《她在愤怒时最美》

来自世界的女性力量

在法国，备受瞩目的“马赞强奸案”受害者佩利科特·吉赛尔得以正式和丈夫离婚，并起诉前夫和其中 51人确认身份的强奸者。多米尼克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49名男性认定为强奸罪，2人被判性侵犯罪。

在审判中，吉赛尔放弃了匿名权，她说：“我希望所有遭受强奸的女性都能说，‘佩利科特女士做到了，我也可以。’ ”该案引发法国大规模抗议声援，抗议者们在阿维尼翁法庭外举起“谢谢你，吉赛尔”“每两分钟一趟地铁，每七分钟一起强奸”的牌子，要求严惩马赞强奸案中的罪犯。

美国大选时，成为特朗普竞选搭档的万斯被曝曾在电视节目中称哈里斯等民主党人是一群生活悲惨的“无孩爱猫女”（childless cat ladies）。特朗普再次赢得大选后，面临可预见的女性权益的挤压，韩国4B运动（不与男性约会、不发生性行为、不结婚、不生育）开始在美国掀起热潮。

伊朗女性仍在与头巾法抗争。今年，伊朗再次收紧头巾禁令，道德警察开始上街，也再次出现“头巾巡逻车”，逮捕没戴头巾或没戴好头巾的女性。在因不戴头巾被逮捕而逝世的阿米尼去世及大规模抗议两周年之际，在德黑兰街头越来越多的女性不戴头巾。同时，新的道德法律也在进一步收紧女性权利，12月16日，27岁女歌手艾哈迈迪在 YouTube 举行线上演唱会，因未戴头巾而被捕。

支持吉赛尔的抗议者们在阿维尼翁法院前抗议

全女团体：Women 是我们

11月11日起，韩国同德女大为抵抗“男女共学”模式爆发抗议活动。学生们脱掉校服外套放在学校本馆前的空地上，写下“光荣废校”、“民主同德已经死了”、“共学 OUT！”、“坚持守护女性教育”等标语。

毕业的师姐们用退还毕业证的方式表示抗议，地板上贴满了她们寄回的毕业证。她们还在抗议卡车上写：“姐姐们就是为了这个才去赚钱的，后辈们不要气馁！”其她女子大学也加入了抗争中。11月21日，同德女大和总学生会就中断讨论男女同校达成协议。目前，全韩国剩余的四年制女子大学只有东德女子大学、梨花女子大学等 7 所。

与此同时，中国女性主义者们也在以全女社群的方式进行知识分享、信息传播和议题讨论等活动。全女读书会、全女观影团、全女脱口秀、全女主电影、全女播客、全女酒吧、全女团队以女性支持女性、女性守护女性的方式相互依存。

同德女大抗议期间，女性网友的推送和抗议现场

“请不要庆祝”

10月10日，韩国女性作家韩江获得 2024 年诺贝尔文学奖。她以“用强烈的诗意散文直面历史创伤，揭露人类生命的脆弱”获得瑞典文学院的赞誉，是韩国也是东亚首位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的女性。12月7日，韩江发表诺贝尔文学奖获奖演讲《光与线》。

在获得此殊荣后，她并未接受任何采访，以拒绝庆祝的方式表达反战意愿。“战争愈演愈烈，当我们还在见证这些悲剧事件（指俄乌和巴以战争）时，每天都有人被抬出去送死，我们怎么能举行庆祝活动或召开新闻发布会呢？请不要庆祝。”“瑞典文学院授予我这个奖项，不是让我们享受，而是让我们保持头脑清醒。”

即便荣获此至高的文学殊荣，她的作品仍然不出意料地被“不够女性”“不够宏大”等理由贬抑和否认。不过更戏谑的场景则出现在今年的奥斯卡提名名单上，票房年冠《芭比》获得 8 项提名，包括最佳男配角，但最佳女主角和最佳导演两项重要奖项并未获得提名。

韩江获诺比尔文学奖海报

同样是在东亚，日本女记者伊藤诗织拍摄的记录片《黑箱日记》于今年在国内放映。这部片子和她写作的书《裸泳》记录了她调查自己所遭遇性侵案的经历，以及她勇敢又艰难地起诉身份显赫的侵犯者的故事。该片挑战了日本社会现有的体制，揭露日本之耻。该片入围奥斯卡纪录片短名单。

《黑箱日记》剧照

不再悲苦的 Herstory

“老是重复女性的悲惨叙事，也不利于改善女人的处境。”是电影《好东西》铁梅对她的女下属说的一句话。

从年初的《热辣滚烫》，杜乐莹铁了心要为自己赢一次；阿烂导演的作品《这个女人》以亦真亦假的镜头，挑衅了作为女人的传统叙事常规；《坠落的审判》中的妻子、母亲桑德拉，自私、复杂、怒吼、不遵循婚姻规范；到年中的《老娘与海》的特鲁迪不断地超越被父权设定的“边界”，挑战英吉利海峡；在《出走的决心》，我们从女主角李红身上看到了50岁女性的觉醒，不再为了家庭推迟自己的愿望，；再到年末的《女人世界》里 92 岁的余金巧和复古舞团的奶奶们通过舞蹈向死而生；以及《好东西》本身，呈现了觉醒后的女人如何清醒又复杂地存在。

这些电影都让我们看到，女性不再以“受害者”、“受虐者”的形象出现，不再依靠反应现实社会中的弱势地位来表彰女性议题的重要性，而是她们逐渐接受并选择掌控自己的命运，不再跌落父权为女性设置的“以爱为名”的陷阱。

这似乎呼应了一个女性主义转向，即不是我们要彻底抛开历史和苦难，而是在面对它们的同时，也可以创造和记录属于女性的鲜活的生命力与情谊。在女导演们设置的镜头里，女人可以打拳、打鼓、游泳、跳舞、自驾，有热爱、有愤怒、有欲望、有野心。女人也可以不再依赖男人，而是与女人互相依存。

《女人世界》剧照

要现身，要反击

九人话剧出品的“民国宇宙”系列话剧无一不围绕旧时代的女性困境和女性之力演绎女性的历史。《翻山海》是2024年九人话剧的原创新作，讲述在女校长、女教练的带领下，三山女子篮球队如何突破自我、现身赛场、共赴山海的热血故事。

同样在话剧场域，英国女性演员朱迪·科默在独角话剧《初步举证》中饰演年轻有为的女律师，同时作为受害者的她，对反击性侵犯、性同意的议题在法律的层面进行了激烈的探讨。该话剧于今年引进国内，由女性演员辛芷蕾出演。

《翻山海》剧照

夺回女性语言的权利

《Young Woman and the Sea》(《老娘与海》)上映期间，因其中文译名《泳者之心》巧妙地抹去了原文中显著的女性痕迹而引发了女性群体的不满，毕竟这是讲述首位横渡英吉利海峡女性的电影。《老娘与海》这个更贴合原文、同时能彰显女性野心和魄力的译名则备受好评。

电影《好东西》以密集的爆梗和金句引发争议，有人评价这像是短视频、脱口秀，但不是电影，实际这种评价忽略了女性主义者内部对这些话语的共鸣——“那些话就是说给我们听的”，也是对优秀女性创作的否认。

今年的女性主义译本《语言恶女》解析了日常中脏活的辱女意味，揭露日常语言中的性别偏见，探讨女性能如何通过语言为自己赋权，登榜年度豆瓣图书。

脱口秀领域也有越来越多的女性创作者出现，并设立女子脱口秀专场。唐香玉在《喜剧之王》的淘汰现场感谢杨笠令无数网友动容，她说：“我们的未来会很有名，也很有钱，我们的血肉会继续疯长，我们会一直，一直留在这个桌上。”

即便如此，时隔三年，杨笠的商业代言再次遭受抵制。

唐香玉在淘汰现场感谢“姐姐”杨笠

建立“不登”的世界

男人发明了小妞文学、小妞电影（chick flick）和一系列贬低女性创作者的概念。而在女性电影、女性文学元年，女人们也发明了“老登文学”“老登电影”（dick flick）来批评那些备受男性导演青睐的男性叙事，譬如发明一个武器、救赎一个女人、一场漫长的说教、或是男子气概的比拼。

老登电影的评比从豆瓣 Top250 开始，从最初级的“小试牛登”《楚门的世界》、“半登不熟”《辛德勒的名单》到十级“一代登师”《这个杀手不太冷》、“登前绝后”《教父》。即便“爹味儿”和“登味儿”是仅有的批评男性电影的词汇，仍有不少网友提出“请不要拿老登文学扫射全部优秀作品”来为他们正名。

同时也有女性网友表示，“特别感激发明老登文学，老登电影的人，把我那种看的时候感觉不对劲但又说不出哪里不舒服的状态精准道破。”和贬抑女性作品声音不同的是，老登发明本质是为了“去老登”，女性观众希望从批判登味儿开始，去建立一个“不登”的世界。

《老娘与海》剧照

勇敢、正直、有阅读量

从电影《好东西》里铁梅的书柜上，我们瞥见了女性议题书籍的一角。电影里，小孩儿问铁梅：“我正直、勇敢、有阅读量，我可怜什么？”有阅读量不会可怜，而在狭窄的、被男性抢占的话语空间中，能不断让我们感到有希望的是，女性议题相关书籍的出版物在持续地生长。

中国大陆非虚构作品《我的母亲做保洁》是作家张小满书写对她母亲春香的观察，讲述底层女性的处境和交错复杂的母女关系，登榜年度豆瓣图书；“菜场女性作家”陈慧在《在菜场，在人间》写作菜市场的人间百态；双胞胎姐妹、脱口秀演员颜怡、颜悦以黑色幽默的口吻书写都市女性的荒诞故事——《正常故事》；在带领学生们读了五年的《达洛维夫人》之后，张秋子在《与达洛维夫人共度一天》中发出对于女性文学的思考……

今年的译文作品有 1997出版的社会学著作《性别打结》，阐释“父权制是什么？”；《性权利：21 世纪的女性主义》审视我们对“性”的含义的理解变化，以及公共政策如何对性产生影响；台湾译者翻译的《她物志》挑选出100件女性会使用的日常物品，从“物品”的角度讲述女性的历史；《厌女症与红药丸》让我们窥见了美国社交媒体的厌女风潮等等。

我们都是“娜拉”

这个女性与性别的年度回顾，我们想以娜拉的故事收尾。

我们都记得前《人物》记者安小庆在 2021 年发表的《平原上的娜拉》一文轰动了一时。刘小样一句“宁愿痛苦，不要麻木”的呐喊，让所有准备出走、正在出走、已经出走的女性被深深触动，发出“我们都是刘小样”的感慨。

安小庆写作的起源，是多年前她看到张越主持的节目《半边天》中对刘小样的采访。而在今年秋天，时隔 23 年，张越带着她的新节目《她的房间》和安小庆一同，再次见到了刘小样。她们三位女性在见面时相拥在一起，张越和安小庆也看见了刘小样的重生。

今年，我们也发表了女性改母姓行动困境特稿，在富士康打工的流动女工的故事，潮汕女孩出走的自述等文章。于是，我们也真心祝愿，每一位在尝试出走、已经出走的女性都能慢慢恢复创伤、重获新生。

张越节目《她的房间》中的刘小样

我们期待一个与过去的五年大不相同的2025，朝气复苏、人人心情舒畅，各方面都有实质好转的2025。

最近有朋友问我，哪些年你过得最满意，哪些年不令人满意？我想了一下说，记忆中比较开心的有1993、1996、2001、2008、2018这几个年份，比较灰暗的有1998、1999、2022。

其实再进一步去看，我们可以发现，个体的感受与国家命运基本同步的，当经济繁荣、社会氛围宽松的时候，大家的日常生活就阳光多一些，当经济下行、社会沉闷的时候，大家的忧虑就多一些。

那么，大家对即将过去的2024年是什么感觉呢？如何以历史角度看2024年呢？笔者从自己的感受出发，认为2024在历史上将是一个比较普通的年份，它不好不坏、有喜有忧，是一个及格之年、中等稍偏上之年。

令人感到比较欣慰的是，这一年经济并没有之前大家想象的那么差，甚至好于预期，在全社会的共同努力之下，一些主要指标依旧在向上前进。

我们的制造业全球占比仍然保持上升态度，预计2024年将要超过30%，这比2018年至少提升了5个百分点。中国制造业的价值链位阶也在继续上升，以汽车为例，在2017年30万价位以上的高端车市场中，国产品牌销量不足1万辆，而今年有望突破150万辆，中国汽车也在逐步走向发达国家，目前十大进口国中已至少6个是高收入国家。

我们的贸易进出口总额继续保持强劲上升，全年有望突破6万亿美元；我们的贸易顺差有望突破1万亿美元，这是一个历史性的突破，人类历史第一次有国家达到这个规模；尤其是，我们的对美出口在前11个月依旧增长了5%以上。在最直观反映供应链地位的中间品出口规模方面，2024年我国的全球占比预计将超过四分之一，在全球858种最关键的中间品中，中国有超过700种出口规模位列全球前三。

由于单方面免签等措施的推动，2024年前11个月，入境外国人数量超过2900万，同比上升近一倍，预计今年总量超过疫情前的2019年。上海、杭州、深圳、成都等正在成为外国年轻人出境游的新宠。

我们的消费新势力在不断增长，从饮食、住宿到日用消费品的创意层出不穷，越来越多的新国货品牌涌现；我们的城市仍在以相当的速度，朝着更宜居、便利、美学层次提升的方向进行更新。

今年我走过全国20个省市，无论是作为老工业基地的吉林、辽宁，还是新兴制造中心安徽、江西、湖南，无论是西部较为落后的青海、甘肃、陕西，还是东南沿海的广东、福建、浙江，他们的社会都保持了向上的态势，新质生产力在加速取代落后的生产方式，现代化的生活方式在持续向落后地区、乡村下沉，人们的专业素质、能力在继续提升，个体的权利观念、意识在持续觉醒，我们的社会各个层面的现代化仍在进行中。

不过，2024年也有很多让人担忧的地方。我们的经济下行已经走入第五个年头，新中国历史上有过很多次经济的波谷，除了十年浩劫这个特殊周期外，一般都是维持三四年，但是这一次的长度，确实比之前长了很多，并且好似还没有看到明显好转的迹象。

我们的民营经济生存和发展的法治环境，依然让人担忧，除了既往的问题外，今年又出现了“以刑化债”、“远洋捕捞”等让民营企业家心惊胆战的新名词。一位律师朋友代理了广州一家企业遭遇远洋捕捞的案件，这家企业被中原某省1600多名警察跨越三千里查抄，账面上的7亿多资金被冻结。

我们的人工智能等诸多决定国家竞争力未来的关键领域，创新速度在放缓，我们与美国的差距在拉大，我们的独角兽数量增速在急剧收窄，我们的社会资源投放与创新的内在需求，越来越错位。

我们很多基层政府的财政越来越拮据，公务员发工资开始出现困难；我们的医保支出也在萎缩，现在越来越多的患者发现，医保报销目录中，优质药品在逐渐减少，取而代之的是廉价药，这可是涉及人民群众生命安危的事情。

整个国际局势也在趋向紧张化、内缩化，全球保守主义思潮越来越强大，不仅特朗普再次赢得美国选举，欧洲的右翼政客也人气史无前例地高涨，他们反对全球化，反对文化多元化，反对平权的言论从过街老鼠，到越来越取得政治合法性。

总之，在2024年，尽管对于多数人来说，能够维持下来不是问题，但是始终伴随的还有一种无力感，甚至是对未来的焦虑感。

我们期待上面的所有沉闷，都以2025为起点，逐渐烟消云散。我们期待一个与过去的五年大不一样的2025，各方面都有实质好转的2025。

我们期待民营经济的产权保护能有实质进展。有恒产则有恒心，健全的产权制度，是一个社会持久繁荣的基础。人民对美好生活和财富的向往，是社会持续发展的动力，如果过好日子是一种原罪的话，这个社会将没有任何前途。民营经济产权保护，不仅关乎民营企业主的信心，也关乎社会中流砥柱——约2亿中产阶级对未来的信心。

我们期待社会的言论环境进一步风清气正，让有识之士可以有充分表达自己意见的机会。我们要容许善意的批评，以及理性地分析问题、提出建议，一个社会只有多元的意见才能保证可以随时纠正方向偏差，不至于犯致命的战略性失误。对于那些唱衰、诋毁中国的言论，我们可以通过有理有据的辩论来回击，我们有理由相信，社会大众在大是大非面前是不糊涂的，偏见、抹黑终究不会有市场。

最近笔者及几位好友去拜访一位经济改革的深度参与者，他总结道：“改革分为四个层面：第一是思想，第二是制度，第三是政策，第四才是技术”。所以，思想上的张弛，具有纲举目张、提纲挈领的根本性意义，一百个好政策，不如思想上的大解放。

我们期待中国的国际处境有所改善。2024年中日关系出现了较大改善，中韩关系改善也未来可期，中国与欧盟的关系在逐步企稳，我们还期待中美关系能有所缓和。这是因为，美国对中国的态度，能够影响甚至决定所有西方国家及其依附者的对华态度；中美关系涉及到中国企业技术创新、贸易、融资能否正常进行，是影响产业界、知识界信心的关键因素之一。所以，我们对美国既要有原则，有斗争，也要寻求新的机会，开启新局面。

我们期待青年人的就业机会和和工作环境能有看得见的改观。这些年来，青年人受到社会越来越不好的对待，他们求职难度远远大于十年前（北京大学岳昌君教授团队的调研表明，2023年没有考研深造的大学生，毕业离校时就业率仅有48%），他们上升的机会越来越狭窄，他们开始用躺平或戏谑的方式与世界消极对抗。我们的95后、00后是中国有史以来受教育程度最好的一代，他们具备宽广的视野和独立的思维，这部分人力资源财富不应该被埋没掉，如果他们没有出路，我们未来二十年的时代机遇也会丧失掉。

我们期待民众，尤其是中低收入群体的保障福利能够有所增加。目前，1.72亿老龄农民和农民工享受的养老金支出，不到城镇职工的7%（4613亿V.S.63757亿），人均仅215元每月，不及体制内人员的三十分之一。他们不得不“老而不休”，现在还有数千万老龄农民在务农，城里还有8000万50岁以上的农民工。我们期待政府尽快提高他们的养老补助，哪怕翻一倍，也只不过是让全国财政支出增加1.8%，这并非是多么困难的事情，并且这些支出会最终会以消费创造的税收的形式，回馈给政府。

我们期待居民的财产性收入能够触底反弹，有所增长。我国居民财产性收益率本来就大大低于世界平均水平（2021年仅为美国的六分之一），由于楼市、股市低迷，自从2021年底以来，居民的财产性收入更是处于萎缩状态。这期间全国房价平均下跌20%—30%左右，A股投资者平均账户损失超过9万。期待新的一年，楼市和股市都有所好转，居民的荷包鼓起来，如果居民财产性收入持续萎缩，不仅会将之前的努力化为乌有，还将根本恶化居民的消费能力，拖累经济复苏。

任何时来运转，上天不会无缘无故赏赐给我们，需要社会上下的齐心协力去争取。为了达成以上的期待，我们希望：

每个人都应该坚守底线，我们不应该说谎话，不做违背基本常识和道德底线的事情。尤其是掌握权力的人，以及能够影响社会、起到示范作用的公众人物，应该恪守这个底线。我们如果任意践踏底线，尽管短期内可能会获利，但是自己或家人最终也难免不是受害者。

我们应该对自己的同胞充满爱，不要用两极化、非黑即白的思想攻击与自己持有不同见解的人，甚至主张要永远消灭他们。我们的社会只有在沟通、包容中前进，撕裂、暴力只能毁掉社会的安定。

我们应该有时不我待的紧迫感，世界和时代留给一个国家的发展窗口期往往是很短暂的，这个机会可能稍纵即逝。我们过去四十多年抓住了这个机遇，根本改变了社会发展程度，当下人工智能开启的新的产业革命已经开启，如果我们不牢牢抓住剩下不多的机遇，我们有可能像日本、俄罗斯那样被逐渐边缘化，我们的现代化事业将功亏一篑。

我们应该保持对本国命运的信心。一个社会如果充满骄傲自大的情绪，定将迷失方向，如果充满悲观、自怨自艾、妄自菲薄，同样会迷失方向。机遇总是留给乐观的人的，你只有相信自己能行，才能为自己创造机遇。我们经历了近半个世纪的积累，我们有全球最强大的工业基础，有充满活力的研发体系，有最大的国内市场，有最强的外贸网络，我们有理由相信，只要我们保持冷静，保持斗志，我们可以不做历史的失败者，我们有机会延续奇迹。

新年即将到来，是为记。衷心期待大家有一个扬眉吐气、心情舒畅、重新燃起梦想的2025。

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2024年12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4.12.1—2024.12.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十二月之声（2024）》。

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同时，在中国数字空间更新有该作品的彩色版本。相关链接：https://youtu.be/GqYJnCGynPI

致谢：感谢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YesterdayBigcat 对中国相关事件素材的收集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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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寸有一寸的欢喜，进一寸有进一寸的艰难。】

1

法院宣判，尘埃落定，邯郸三个未成年杀人埋尸案，有结局了。

2024年12月30日，河北省邯郸市中级人民法院一审，公开宣判被告人张某某、李某、马某某故意杀人一案，对被告人张某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对被告人李某以故意杀人罪判处有期徒刑十二年；被告人马某某依法不予刑事处罚，相关公安机关和教育部门依法决定对马某某进行专门矫治教育。

三个人，一个无期徒刑，一个十二年徒刑，一个不予刑事处罚。

没有死刑。

所以，不少网友们还是很激愤，认为判罚太轻。

实际上，真要是细致了解过中国法治进程“改进”的人，就会明白，此判决，已经属于“巨大进步”了。

（影视截图：《少年法庭》）

2

刑事责任，一直都有一个年龄门槛，就是要满16周岁。

【已满十六周岁的人犯罪，应当负刑事责任；因不满十六周岁不予刑事处罚的，责令其父母或者其他监护人加以管教;在必要的时候，依法进行专门矫治教。】

所以，多数时候的校园霸凌，其‘主要犯罪嫌疑人’都是因为未满16周岁，而被避免于刑事责任追究，一般都是“训诫警告处分”完事。

正是因为这种“宽宥处罚”，使得校园霸凌以及一些恶劣的低年龄犯罪事件，都没有起到严惩警示的震慑作用。

直到2021年3月1日。

新施行的《刑法修正案(十一)》，将最低刑事责任年龄由14周岁降至12周岁。

其中规定：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人，犯故意杀人、故意伤害罪，致人死亡或者以特别残忍手段致人重伤造成严重残疾，情节恶劣，经最高人民检察院核准追诉的，应当负刑事责任。

而此次邯郸事件，三个犯罪嫌疑人，以及被害人，年龄都是13岁。

正好卡在了已满12周岁、不满14周岁的这个空档里。

而同时，《刑法》第49条规定，犯罪时未满18周岁的未成年人不适用死刑。

此外，可能也难以判处无期徒刑，《最高人民法院关于贯彻宽严相济刑事政策的若干意见》明确规定，对未成年犯罪人“一般不判处无期徒刑”。

正是因为法律条文里的“慎杀”原则，再加上“未成年”这个护身符，使得低年龄犯罪案件的最终判决，往往与激愤的民意相悖。

就是真追究13岁小恶魔的刑事责任，得先提交最高检核准、然后公审，最后顶天了可能就是个十年二十年的有期徒刑。

尽管此次邯郸案件首犯判了无期，但是通常来说，无期徒刑最后都会变成有期徒刑二十年。

法律的“人性化”，看似以人文本，但往往也容易滋生盲点，让犯罪分子钻了空子。

3

邯郸事件此次判决，许多网友表示愤慨而且不满。

但是翻看过往同类型案件，你就知道，此次判决，已经是“巨大进步”了。

大家还记得，大连那个13岁的小恶魔奸杀10岁女童案件吗？

【因蔡某某未达到法定刑事责任年龄，警方依法不予追究刑事责任，对其进行3年收容教养。】

大连这个小渣滓奸杀幼女事件，其恶劣程度、其全国影响力，不亚于邯郸事件。

最后，牢都不用坐，直接三年收容教养训诫完事了。

另外，2021年陕西勉县“13岁男孩杀害6岁男童案”、2023年湖北荆州“未满12岁男孩杀害4岁女童案”，一次次引发公众的震惊。

每每发生此类案件，舆论除谴责“小恶魔”，还有对未成年人犯罪惩处标准的争议。

单单是一个“第二十条”的正当防卫，呼吁了多少年，多少次血的代价和教训，才换来了最终的微小一步。

于海明，记住这个名字，要不是他引发的昆山龙哥被反杀案引得举国轰动。

估计正当防卫这个词，还在“故意伤害”和“防卫过当”后面当替补。

可能也正是因为之前大连13岁恶魔案件最后的“3年收容教养”引起了巨大公愤，所以此次的邯郸事件同样掀起舆论风暴下，高层的人，不得不考虑社会影响和大众情绪了。

由此，也可见法律条文修改的“滞后性”。

它并没有前瞻性的从源头适当调整，以“宽宥好人、严惩恶人”的姿态来约束犯罪宣扬良善，多数时候的“进一寸欢喜”，都是靠着巨大的舆论裹挟和民意倒逼，而不得不做出妥协改变。

当初大连那个案件，就应该从重判决，全国各中小学大屏里滚动播放。

恰恰相反，非但没有以此警钟为诫，看看这些年，中小学校园里，都干了些什么鸟事？

华南师范大学附属普宁学校学生家长发布家长会相关照片，一张PPT页面显示，要求“爱校教育要从家庭做起、从父母做起”，还提到“谁敢说学校的坏话，就要群起而攻之，内部问题内部解决，绝不允许别人说三道四”。

广东普宁一中学出具的反对校园欺凌承诺书上，有“若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视频”的内容。

广东梅州五华县水寨中学要求所有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不会以任何理由向学校主张赔偿。

“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

看见了吧，校园净土里，尽出这些幺蛾子肮脏事。

食堂的破事，就不说了，现在要学生签承诺书，“自杀与学校无关”；“出现校园欺凌事件，坚决不拍照不录像”；“学校是我家，谁敢说学校坏话，我们就要群起攻之”。

简单来说，这是个好地方，有的只是好人好事正能量，出了事，你闭嘴不要说，死了人，我们低调冷处理，“你死了事小，闹大了影响了学校声誉，事大”。

13岁的学生被杀了，17岁的学生跳楼了，23岁的研究生、26岁的博士生，被压榨被凌辱不堪忍受跳楼自杀了。

怎么办？

对相关责任人，训诫警告处分；对当事人及家属，深表歉意；对后世人现身说法，“开一堂心理课，让他们周六过来接受心理治疗”。

最后再发一个通告：深刻反思，举一反三，感谢群众监督。

我去年买了个表。

4

案件审判固然不能受舆论裹挟，但法律毕竟搭建在民意之上，理应符合公众惩恶扬善的朴素愿望及对司法公平正义的期待。

我就闹不明白了，那些恶意讨薪的都有可能因为寻衅滋事进去蹲几天，这TMD都杀人抛尸了，收容教养也能完事？

我更不明白，卖芹菜获利14元的，都要罚款10万元，这把人家的一个孩子都给杀了，刑事责任“从轻发落”，民事赔偿一分钱没有？

一个炮弹，一个飞鸟撞击，飞机可能就会从天上掉下来，一两百个人，可能就会死掉。

一次不公正的判决，一次严惩好人、宽宥暴徒的、与大众惩恶扬善朴素价值观相悖的公审裁决，其恶果、其深远影响，不亚于十次飞机失事。

法律的终极目标，其实应该只有一个：

让好人敢于做好事，让坏人不敢做坏事。

现在看来，似乎世道颠倒了。

01 归属感

刚开始做外卖员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的抗拒，但会有一点点胆怯，因为要主动给一个陌生人打电话，后来慢慢就习惯了。其实不是说我适应或者不适应，更多意义上，我确实暂时没有太多别的办法。

第一次送外卖是去年夏天六七月份，系统给派了一个蛋糕，20厘米大小。蛋糕很难送，是易损品。万一碰坏了得赔钱，那估计要挣一两天。但我也没办法，只能小心点慢慢走。

那时，我还在一所职校教思想政治课。职校的学生太不好管了，抽烟打架。一个男生13岁，上了很多年武校，家长让他回来到这里上学，上着课，他就把前面那个女生的头发割了一段；两个人吵架，他又照着那女生的头扇了一巴掌。

最后只能报警。作为老师，你什么也改变不了，只能教好自己的课。因为这门课不高考，学校又是民办的，要考虑利润、经营成本问题，这个课就变得可有可无。这两个因素结合到一起，你就知道以后肯定会取消（这门课）。

我没有太多焦虑，但会去想接下来怎么办？要不要学一些技能。但像我们普通人，要学一个东西，需要碰见某个特定的机会，慢慢试才行，不能只空想。最后只能去送外卖。当时我也想过送快递，但还得整一辆三轮车，好一点的电三轮也要七八千，不便宜。送外卖是因为家里本来就有一辆电瓶车。

刚开始都是晚上有空跑一会，提前适应一下。大概半年前，职校老师的那份工作就没了。我开始全天跑。每天大概十几二十单，每个月收入就3000块钱吧，加上家属的（收入），基本够家庭开销。

偶尔会遇到比较善意的人，就是打赏。一个男孩给一个女孩买水果，让我送到学校门口，但那个女孩要5:30才下课，我在那里等了一会儿。结果，那个女孩连男的叫啥都不知道。后来我才知道，这俩人应该是网友。就这么点事，那个男孩打赏了6块6。还有一些就是写错地址，离得近，我就给送过去。比较烦的就是有些保安不让电瓶车进小区，只能走路进去。

外卖这个工作没什么特殊，网上讲的那些段子，我都碰不着。大部分时间，你都见不着人，门缝一开，伸出来一支手，闪一眼，把东西拿走就行了。

骑手们没事了会聚在一起聊天，像今天跑了多远，拿了多少单。跑外卖的大都是本地小年轻，说实话，可能也没上过什么学，只到初中毕业，五六十岁的人也有，但不多。其实，我觉得外卖员不至于那么辛苦，因为大部分时间都在开小电车。

我本科在天津一所大学，毕业后，在我们当地一个金属制造企业上班，2012年就（在老家）买了房。当时，我每个月的工资到手只有1000多块钱，后来考研，2012年考上了广西一个211大学的行政管理专业。毕业后，我很顺利地就到北京一个互联网大厂做内容运营。

但往后我没有走好职业之路。我在北京待了大概两年，虽然不能说那是最好的时候，但它有新鲜感。我做的内容纯搞笑，每天都在不停地看东西，因为每个小时都有要求，我们要审核多少条内容，工作压力不算大。

那时跟人合租，（房租）一个月3000多块，工资八九千块，每个月能剩一点，但最后也都被我花了。我没什么爱好，喜欢买一点零碎的东西，比如充电宝会买好一点的。我经常去知春路那个沃尔玛，我觉得超市还是比较友好的，多逛逛能发现一些奇奇怪怪的小东西。

有时候想起买房就没有归属感。夜里上到9点10点，走到楼下，还有灯是亮着的，到处都有人。我会觉得没什么意思，就像一个小螺丝钉。门口的保安长期都是固定的那两三个人。

大部分同事工作一两年之后陆续走了，一般大家都会说“多多保重，以后常联系”这样。我当时也会感触，想想将来自己可能也会回去。2017年春天，决定离开的时候，我也犹豫了一下。父母只说你自己想清楚就行。但房子我是没办法解决的，就还是回去吧。

02 选择与落差

回老家的时候，我没有太多积蓄，大概就几万块钱。最早我对工作满意的标准就是每个月工资三四千块钱，但必须要交五险一金。

我找过行政、人力和文员。实话说，我原来是学管理学，但河南是农业大省，（安阳的）第三产业和服务业都不发达。现在我们这跟互联网最相关的工作就是主播，前几年少部分的传媒公司在招公众号编辑。

有些工作属于“被动”离职。之前，朋友介绍了一个大专老师的兼职，做了大概一年，民办学校的学生没那么多了，就不再需要兼职老师了。我还在物业公司干过，前台打杂修电啥都干，一个月3000多块钱，干了三个月，也是属于被动离职，因为老板安排了一个亲戚进去。

还有一些就是属于客观意义上的不合适。我在一个建筑公司待过三个月，进去以后让我写文件，内容就是公司的长远规划。但这个东西我显然不懂，它不是随便百度一下看看就能整出来的，写不出来我也没办法。实习期结束我就离开了，因为这个事我确实不会。

前两年我在书店做过图书管理员。这是街上贴的小广告，当时去也是没办法，我暂时只能找到那份工作，但是钱太少了，（月薪）只有1000多块钱。

很多人问我为啥不考公？我考过七八次，事业单位、公务员都有，慢慢放弃了。我数学不好，看那个题就跟外星文一样。每次结果出来也不会很失望，因为真的不会，比如数学的排列组合，我到现在都搞不明白。

●大树的视频作品。图源@慢叔叔来看看

渐渐地，我觉得回来不是一个很好的决定，但那时的感受不像现在这样深。当时还觉得有希望。这也因为我不太了解本地情况，熟悉以后，我才意识到这个城市的发展就是这样，民营企业少，经济也不是很发达，再怎么费力可能也就这个样子。

我也想过去做小生意，但没有资源。之前我工作过的书店，就是我从小买书的地方。它属于民营企业，从90年代到现在没倒闭，不说挣多少钱，但在这个城市里，不管是资源还是关系，它肯定有自己的分销渠道。我没有这些资源，可能10年、20年都做不起来。

做过的这些工作里面，比较满意就是书店管理员。它不算轻松，但我比较精通，而且它跟文字相关，我的接受程度会快一点。比如我瞄一眼这本书，就大概知道它在说什么。

其实我也浪费了很多时间，一部分时间在家闲着，一部分时间在寻找的路上，就是找各种事儿干，还有一部分时间是做自媒体，最后也没有成。

自媒体能发财，这是大家都公认的事情，谁不想发财对不对？当时网上谣言太多，我就专门找一些辟谣的文章，直接复制过来，算是转载的一种。我从来没想过去做原创，直到这两年我才明白，做自媒体需要一个固定的形象，要持续不断地输出内容。所以这就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脑子确实慢了一点。

事实上，虽然心里有落差，但每次有新工作，只要我会就行。不过，所有的落差都不如办公环境来得直接明显：有一回，我到一个医药工厂应聘人事。那个办公室就是公路边的一间民房，类似移动板房，只不过是砖砌的，周围没有楼房，就是一片村子。

落差不是因为环境本身，而是让我觉得，这个地方的发展就这样了。这也是我不太聪明的地方，得看见了才能感觉到，看不见就感觉不到，没有超前意识，想事情比较单一。

我找了很多工作，但还是没有一个稳定的职位。慢慢地，我就开始接受了。毕竟稳定的不是很好找，但你可能会遇到需要钱的时候，所以，我短时间内就只能做这个（外卖）。这就是现实，你只能接受它。这种心态很像上学的时候，绝大部分学生都想考好，有人可能努力了，但方法不对。

03 “接受自己的现状”

以前的那些同事大部分都回老家了。唯一有联系的一个男生在武汉，通过自学，现在在做程序员，但武汉毕竟是大城市。我有一些同学在做管理层，有时候在送餐的路上，我就会想，这个差距是怎么造成的？

当然现在去想的话，其实我应该在（回老家）时找人指导，或者多问，了解清楚当地有什么产业，可能（境遇）会好一些。像小地方，比较体面的工作就是公务员和老师，如果想好要回老家，当初就应该学文学专业，回来当老师，这个规划就会好一点。

更多的时候，我不是对某个具体的选择后悔，而是后悔一直在变的状态。

这几年我想明白了几件事情：比如在小城市，你可能要从事一些跟实体相关的工作；第二这个工作可能必须有人带着你，他可能愿意跟你说某些事情。有时候，我也会觉得人生的际遇被很多因素影响，比如一个好同事，一个好领导；还有家庭因素，比如说开公司的同学，家里一直以来都在做生意。

家里人（对送外卖）没有太多想法，觉得只要合理合法挣钱就行了。我爱人在辅导机构当老师，送外卖之前，我跟她提过，她没有太多特别的反应，就说去吧。有时她也会劝我去当老师，这可能也是一个选择，但你要重新捡起初中的课本，我一般会说没问题，有时间会看一下。

除了家里人，没人知道我在跑外卖。我跟以前的同学都没怎么联系了，现在联系最多的就是一个在超市做拣货员的男生。过年的时候，亲戚会问，父母都说我在当老师，因为我以前确实也做过老师。我比较能理解，这也很正常，毕竟外卖处于“鄙视链”的底端。我一般不会在家里穿（外卖服）出门，一般电瓶车走个三分钟（再穿）就行了。

●大树的外卖车。讲述者供图

从我们普遍的认知来说，外卖员就是最差的了。在我评论的下面，有人的说法很过分。比如会说，送外卖是走投无路的人才干的。至少还有这样一条路，怎么能说走投无路？其实外卖真的就是一份工作而已，无非就是天天在跑。

话说回来，某种意义上，外卖和快递可能是最稳定的工作，因为没有失业的风险。收入再不好，只要你下劲去做，它也能维持正常生活。一般我就是早上10点左右出门，然后三四点回家歇一会，五点再接着出去，一般八点就能回家，小城市你基本只要在比较热闹的地方等活就行。

我也会怀疑读书的意义，读书跟挣钱之间的关系。但每个人的经历比较复杂，现在社会跟几十年前也不一样，职业高度细化，挣钱跟读不读书，确实关系不是很大。但是对于小孩，我觉得还是先让他上学读书，成绩要尽量好，毕竟他还是要往社会地位高的职业上去啊。

我不是迷茫，就是比较无力你知道吗？有劲没地方使，不知道要怎么使，往哪里使？这两年，这种感受特别强烈，随着年龄往上走，很多你会想得越来越明白。但时间长了，自然而然就不想了，没什么意义，接受自己的现状。

我最想做的事情就是开个小超市，因为我觉得第一稳，第二可能相对离家近点，什么事都好照应。你看有大超市“完犊子”的，我还没见过家门口小超市完的。但这个事情估计挺难的，怎么也得十几二十万吧。

（文中讲述者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