六代战机是咋用的心里要有数～

2025年1月7日9点05分，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发生6.8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这是该县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地震。据定日县“1·07”地震抗震救灾工作情况新闻发布会数据，截至1月8日12时，地震已造成126人遇难、188人受伤。截至01月09日08时，共记录到余震1095次。

记者｜陈银霞

实习记者｜杨纯希

编辑｜王珊

摇晃

1月7日早上8点多，藏族女孩丹拉就醒了。17岁的她和父母、外婆一家四口居住在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措果乡吉翁村。冬天天气严寒，9月份过了就开始下雪，北侧的朋曲河已经结冰。村里的老人和小孩通常要到9点至10点起床，只有需要喂牛羊的中年人需要早起。

丹拉是被一两次轻微的摇晃震醒的，这是一次很小的地震，在3级左右。在她的印象里，12月17日寒假以来，这样的小地震她已经历过5次，她没放在心上，起来打扫了屋子。9点左右，她走到外婆卧室，准备叫她起床。当时，太阳刚刚从天边冒出头，照耀着这个朋曲河南岸的村庄；南边，高耸的珠穆朗玛峰熠熠生光。

三级及以上余震分布，红色震中代表过去24小时内发生的地震

就在此时，地面又开始摇动。这一次的晃动与前面几次都不同，“左右摇晃得很强烈，站不稳”，桌上的餐具连同桌子一起倒下，摔出脆响，泥房子也簌簌往下掉土。她的手机的地震预警同时响起来，倒数着5、4、3、2、1，紧接着铃声大作。丹拉扭头冲出门外，一口气跑到院子中间。眼前，丹拉家和邻居家的房子慢慢倒塌，村后不远处的小山也开始坍塌，滚滚灰尘弥漫，耳边是“呜呜呜”的声音，伴随着如大石头砸下的坍塌声。

正在院里喂牛羊的丹拉父母看到这一幕，父亲呆在原地，母亲则不顾一切地要往正在坍塌的屋里冲去。80多岁的外婆还在屋里，她肺结核一年多，卧病在床，来不及逃跑。丹拉用力抓住母亲的手，劝她不要去，不要去。“求你，不要拉着我。”母亲甩开她的手，在震后大概30秒后，踩着满地堆积的土块、木条废墟，爬上了二楼。那时，外婆隔壁的两间房已经完全坍塌，只有她的屋子挺立着，留下一米多高的缝隙。

1月7日，西藏日喀则，地震后的房屋损毁严重（图源西藏蓝天救援队）

丹拉眼看着母亲从缝隙里钻进去，大声呼喊着“妈妈出来”，她害怕妈妈埋在里面。一两分钟后，妈妈的身影重新出现，丹拉提着的心松了一口气。母亲双手抓着外婆的肩膀，将她拖到缝隙口，再转身将她放在背上，沿着一段阶梯将她背下来。母亲的神情一如往常，镇定，似乎没什么表情，只有外婆哭出了声，因为虚弱，哭声也是轻微的。

外婆只穿了一条秋裤和一件外套，鞋子也没有。丹拉说，村里很多小孩从被窝里被家长拽出来时，甚至来不及穿衣服，光着身子。当天气温最高1度，最低零下18度。此时，紧邻定日县的拉孜县贡康村，只穿着短袖和内裤的19岁少年扎西已经跑到空地上，直打冷战，手指和耳朵冻得通红。

地震后，丹拉的外婆站在倒塌的房屋前（受访者供图）

扎西是在睡梦中被剧烈的摇动惊醒的。他形容那感觉就像“坐着车子上下坡”，桌上的保温瓶掉下来，砸成碎片。睁开眼，只见屋顶的吊灯晃来晃去，床边的墙壁已经张开一条四五厘米宽、巴掌长的裂缝，耳边充斥着“吱吱吱吱”的声音，一直不停。“完蛋了。”扎西冲到窗口，光着脚打算翻出窗外。窗户卡住打不开，他转头冲向门口，顺着2楼楼梯一路狂奔，像喝醉一样摇摇晃晃跑出屋外，直到空旷地带。邻居们也纷纷跑了出来，但不见他的家人。

此时，他才看到，母亲正站在二楼阳台，冲着房内呼喊“孩子，我的孩子。”声音惊恐、嘶哑、带着哭腔。“快下来，快下来！”扎西喊着母亲。但她好像吓傻了，愣在原地，嘴里一直念叨着“快去抱孩子。”嫂子去年12月刚刚生下孩子，正陪孩子睡在有炉子的房间。趁着地震稍稍停歇的功夫，扎西返回楼上，嫂子正在穿衣服。孩子睡在摇篮上，还没醒，脸上的表情恬淡。他一把抱起孩子跑出门，回头看，在外喂牛羊的爸爸从院子后门跑进来，怕孩子冷，往热水袋里灌热水。妈妈和嫂子也紧跟着出来。

他们在荒地里站了半个多小时，震动才渐渐平稳，扎西的父母去家里拿来羊垫子和酥油茶。1小时后，因为太冷，他们返回到二楼阳台，二三级的余震不断，窗户时常传来震动声，“有点声响就害怕”。一直到太阳落山，他们才返回屋内点燃牛粪烤火。这时，村里的书记带着警察一家一户询问，排查房屋破损情况，并让他们不要待在屋内。他们拿出过节时用的能容纳四五十人的大帐篷，几家亲戚一起住在帐篷内。丹拉回忆，地震发生3-4小时后，救援人员赶到位于震中的吉翁村，展开营救和搭建帐篷，丹拉听说，那一天他们在村里救了5个人。

消防员正在疏散当地群众（图源国家消防救援局）

央视网消息显示，此次地震震中位于定日县措果乡，震中20公里范围内涉及措果乡、长所乡、曲洛乡3个乡，27个村，人口约6900人。截至2025年1月8日12时，地震已造成126人遇难、188人受伤，目前已转移受灾群众4.65万人。

坍塌

根据中国西藏网消息，截至2025年1月7日19时，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1·07”地震已造成3609户房屋倒塌。西藏森林消防总队教育宣传处助理郑龙告诉本刊，西藏森林消防总队在地震发生后9时20分从不同地方派出三支队伍，总计出动了600人。最早一支队伍中午12点40分到达，三支队伍陆续在1点半之前都抵达现场。他提到，村里大多数都是土房子，基本都塌了，此次遇难者几乎都是被倒塌的房屋砸压或掩埋窒息而亡。

中国地震局地球物理研究所研究员高孟潭告诉本刊，6.8级的地震属于“中强度”地震。西藏地广人稀，此次导致如此严重的房屋坍塌和126人的死亡，有其独特的地理位置因素。

西藏日喀则市定日县及周边地震受灾前（2025年1月4日）后2025年1月7日光学卫星图像

高孟潭说，此次地震发生在喜马拉雅山北麓，南部的印度板块挤压北部的欧亚板块，形成高耸的珠穆朗玛峰，及两侧低洼的断层。断层处因为地势低洼，形成朋曲河和丁木措湖。河流两岸的冲积平原，是西藏少数适合人类居住的地区之一，两岸分布着多个村落，人口相对稠密。此次受灾严重的曲洛乡、措果乡、长所乡恰好位于这五六十公里长的断裂带上。高孟潭指出，此次6.8级的地震，震中地震烈度可能为9度。地震烈度指地表建筑物的损坏程度，分为12级，9度意味着多数建筑质量较差的房屋均会倒塌。高孟潭说，由于震中位于河流冲积平原地带，土质松软，这种地形和地质增强了地震的破坏作用。

喜马拉雅地震带是地震频发地带。高孟潭介绍，这是除太平洋地震带之外全球最活跃的地震带，曾经导致中国有记载以来最大地震——西藏墨脱8.6级大地震，藏文档案中记载遇难人数3000余人。“这次地震是定日县有历史记录以来最大的地震。”西藏地震局预测预报室副室长索朗多吉在接受解放日报采访时表示，1950年后，此次地震震中50公里范围内共发生5.0级以上地震8次。此前最高震级地震是1998年的6.2级地震，最近一次5.0级以上地震是2020年发生的5.9级地震。

陕西省建筑科学院正高级工程师张风亮当晚从日喀则市住建局局长处得知，虽然震中在定日县，但拉孜县的震害程度，即房屋倒塌程度更严重。2015年4月尼泊尔发生8.1级地震，西藏日喀则市受灾严重，张风亮曾到日喀则参与灾后救援工作，也曾在去年甘肃积石山地震后赶赴现场，进行房屋的评估工作。他告诉本刊，此次9度的地震烈度，本身超过了定日县房屋建筑设防等级，即抗震设防烈度7.5度。而此次受灾严重地点位于乡村，房屋许多为未进行抗震设防的建筑，因而受损更为严重。

消防员救出被困群众（图源国家消防救援局）

2015年4月尼泊尔地震发生后，张风亮于7月到达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的日喀则吉隆县和聂拉木县进行房屋震后安全评估。他发现，农村地区目之所及多为未经正规设计的石头房子。张风亮说，两个县城位于喜马拉雅山南麓，为高原多山地区，交通不便，村民们就地取材，房屋几乎都是石头制作的1-3层碉房。条件好的使用平整的块石、条石，条件差的使用碎石，不少房屋甚至是“干砌”，即不需要任何砂浆，只是将一块块石头堆叠起来。尼泊尔地震后，张风亮看到，县城经过抗震设防的房屋均出现不同程度的裂痕，而农村地区，目之所及的石头房子全部坍塌，无法使用。

另外，张风亮观察到，当地的砂浆颜色为土黄色，含泥量高，砂浆经过有效清洗一般呈青色。含泥量高会致使砂浆强度偏低，砌体承载力低。此外，碉房通常底层是大开间，用于堆放杂物或畜养牲畜，楼上才会格成多个房间，整体抗侧刚度小，形成水平向的薄弱层，地震发生时容易坍塌。

工艺水平和建筑材料的问题，在此次受灾的喜马拉雅山北麓的定日县等地的土房中也有体现。多位震中的村民告诉本刊，自己村庄里多为红泥房或白泥房。措果乡噶果村村民罗布桑布说，泥房一般为2层土木结构，一楼畜养牛羊，放置杂草和农具，二层居住。房子是村民们自盖，去地里挖土，出于保暖的需求，会打成20x20x60cm的土砖，大小是普通红砖的三倍；有的则不做砖，直接使用两块木板，在中间灌上泥浆夯成墙，屋架和楼板则使用木头，地基为石头。

2025年1月7日，西藏森林消防总队的救援人员正在灾区展开搜救。（图|视觉中国）

张风亮说，土房的主要材料泥土，干硬后是脆性材料，抗剪和抗弯承载力较低，不像混凝土房屋中使用能够弯曲的钢筋，有一定强度；再加上当地泥土含石量高，且为分层夯实，导致墙体夯实质量低，整体性较差；而且，木质楼（屋）面板、木屋架和土墙连接处缺乏有效连接，地震发生时为受力薄弱点，变形不能协调，容易发生移位；纵墙交接处缺少合理的拉结措施，致使房屋整体性较差，无法形成有效的结构支撑，地震时易发生歪闪、倒塌。

“这种土木结构房屋，坍塌时形成废墟式坍塌，人很可能当场被砸或者窒息而亡。”西藏森林消防总队教育宣传处助理郑龙在救援时发现，因为泥房脆性很大，坍塌后房屋几乎全部碎成小土块，不像内地砖混结构房屋，会形成三角形的狭小生存空间，等待72小时的黄金救援时间，“就像搭积木，碎成一块块的土块。这次被救的很多是被砸中部分位置，或者身上压的重物较少，才有生还可能。”郑龙团队原本还带上了生命探测仪、顶挡设备等现代化救援仪器，但发现救援主要靠双手将土块搬开，不需要破拆。

生计

地震发生时，与丹拉同属于措果乡吉翁村的央宗和丈夫一起跑到院子里，他们眼看着住了十几年的房子倒在眼前，“当时我想着说，我要活下去，还没考虑得上房子。”央宗家的房子是2007年盖的二层土房，一楼放牦牛、草料、青稞和杂物，二楼居住。

吉翁村地震后现场（受访者供图）

吉翁村是措果乡的大村，有约400户人家，其他村庄通常只有几十户，村子的房子几乎都沿河而建。村民们多是藏族的农牧民，依靠种地、畜牧和务工维持生活，而种植和畜牧只能维持基本生活。村里少的有2亩地，多的10亩，种植青稞、土豆、萝卜、油菜、豌豆，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的高原，产量很低。隔壁吉定村27岁的村民嘉措多吉说，一亩地种植土豆，好的时候有十几袋，差的只有几麻袋。

更多时候生计是依靠畜牧，嘉措多吉家养了接近200只羊，十几头牦牛，两只马，这在村里算多的。救援人员郑龙看到，乡里条件并不富裕，多数村民家一般只有几只牦牛、十几二十只羊。这次，嘉措多吉家的50只羊，1只马和2牛被砸死。郑龙印象深刻的是一位老人，他找过来说自家屋顶坍塌，三头牦牛压房里，眼神和表情里透着着急，怕拿不出来，手足无措。“一头牦牛5年才能出栏”，死亡一头就算很大的损失。他们搬开砖块，2头活着，一头600-700斤的牛死亡。

受访者供图

主要收入还是务工。措果乡斯龙村28岁的村民桑杰罗布告诉本刊，定日县虽然是通往珠峰的必经之路，但措果乡不在线路上，村庄并未依靠珠峰旅游富裕起来，“只能去各个地方打工”。桑杰罗布说，村民们多在拉萨、日喀则、那曲、阿里等地务工，去工地上当小工，或者去饭馆，“反正都是重活儿”。工地一天200元，冬天工地不开工，餐馆一个月只有四五千元，去的人少，村民们通常是夏季外出，冬季回家。央宗“没什么文化，我自己名字也写不出来”，只能出劳力，夏天去拉萨做木门，丈夫在拉萨做房屋装修，一天工资500元。

嘉措多吉说，全家种地、畜牧和做工，村里9成以上家庭年收入大概在5-8万。央宗说，有钱的人家什么都做，比如货车司机搞长途运输的，也有进政府体制内当公务员的。“村里每家每户都有土房，有超过一半人家既有土房又有水泥房。”央宗说，2015年尼泊尔地震后，日喀则受灾严重，村里部分土房倒塌，政府出钱补助，修建了水泥房。这两年，有钱的人家也开始盖起水泥房。1月7日这次地震，村里水泥房几乎只有裂缝，土房几乎全部坍塌。

“我们也不是喜欢泥巴房子，没有那个条件，只能这样。”央宗也想盖水泥房。她家并不算富裕，土房便宜，一两万就能盖起一栋房，土从地里挖，地基的石头自己去野外捡。“打多高的地基跟条件好坏也有关，石头不多，我家没有车也没有钱买石头，只能去野外捡石头，一点点运回来。”房子是村民们互帮互助盖的，省去人工，只要买一点木头，而水泥房盖起来至少要20万。

2025年1月8日，西藏日喀则，消防在找农牧民家被掩埋的羊。（图|视觉中国）

斯隆村的桑杰罗布家既有土房又有水泥房。他家的土房是2012年盖的，尼泊尔地震时修补过一次，因为房屋并未坍塌，属于政府新盖的房子他们家没有分到，只给了一些补贴。后来大大小小的地震，土房出现越来越多裂缝，屋顶窗边都有，下雨漏雨，刮风漏沙子。当时，桑杰罗布还在上学，姐姐收入也不多，直到他三四年前毕业后，全家才开始攒钱。前年，全家拿出攒了五六年的钱，新盖了房子。桑杰罗布说自己当时联合几户盖房子的人家，几个人租了别人的大货车，去200多公里外的日喀则市拉材料。一天除了加油钱，还要给司机200块的劳务费。

为了盖房，他们在银行贷款6万，姐姐的工资全投在盖房上，装修又借了钱，桑杰罗布拿自己的工资还银行贷款。他在县文旅局做办公职员，月薪3千，为了还债，他兼职做起野外调查队的向导，包吃包住一天300元，最危险时在尼泊尔边境遇到黑熊和蛇，还有翻进皮里吸血的虫子。如今刚盖不久的水泥房也很大程度损坏了，“有裂缝，里面不敢住人。”

受访者供图

1月7日下午4点，丹拉一家接到长所乡叔叔的电话，说她的奶奶在地震中被倒塌的高墙砸下去世，连同去世的还有奶奶的两个朋友。那天清晨，奶奶早早外出，回来经过一段狭窄的小路，两边是高墙，地震发生，三人去世。在上学前，父母在外打工，丹拉都在长所乡的乡下跟着奶奶生活。”丹拉说，奶奶67岁，之前一直在生病，去年刚好转起来。丹拉向本刊回忆奶奶，她说夏天，两人经常一起去河对岸放牛。中午吃奶奶带去的米饭和土豆，一直到晚上7点回来。只有牛跑远时，奶奶腿脚不便，才会让丹拉去追。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扎西、嘉措多吉为化名）_

知名图书品牌“三辉图书”今天（1月9日）在官方微信公众号发文《致关心我们的朋友们》（见下文引用），对大家关心的问题进行了回应。

文中提到，三辉的结束，并没有财务困难，而是主动的选择。

三辉结束的消息传开后，我们收到很多朋友的关心、问询，还有朋友愿意出资，帮助三辉继续下去。我们很感激。但三辉的结束与这些无关，三辉的财务也并无困难，结束运营，是一个主动的选择。 

我们崇尚这个古老行业的知性和审美，坚信这些禀赋在任何时代都将不可阻挡地成长，坚信人们终将拥有老康德在二百年前所说的，“在一切事情上公开运用自己理性的自由” 。

感谢二十年来帮助过我们的所有译者、作者和读者，感谢我们所有慷慨的合作伙伴，感谢曾经为三辉努力付出过的几十位同事，感谢所有关心我们的朋友！

有朋友在注释尼采遗稿时写了这么一段话，放在这里，作为结束：“他只走三公里，剩下七公里留给读者自己走，这可能意味着，逻辑尽头前的那七公里，对不完美的世界、对众人而言是不必要的推论，让它沉寂在人迹罕至的暗处，未尝不是一种对公共美善的致敬和服从。” 

2025年1月9日 此前有很多读者询问二十周年纪念册和过往的图书如何购买。 纪念册在这个链接中可以看到： https://www.jianguoyun.com/p/DWgKmjAQ54WJBxi91bkFIAA， 最后一段时间的合作方，如南京大学出版社和商务印书馆，他们的网店中还能够买到我们的书，大家可自行搜索。

再次感谢！

——“三辉图书”微信公众号

2024年10月30日，“三辉图书”公开宣布，已于去年10月底起停止经营。

三辉图书的最后一本书是蒂莫西·米切尔（Timothy Mitchell，1955— ）的《碳民主：石油时代的政治权力》（Carbon Democracy:Political Power in the Age of Oil）（石油储量如何影响现代民主｜新书）。这本书由三辉图书与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出版，豆瓣网上的信息显示出版时间是2024年6月，或许此书的出版过程也不少波折。

三辉图书豆瓣的官方简介写着：三辉图书，成立于2003年，是一家专事策划出版的图书公司。致力于引进、策划、出版思想、社科、学术、文化类的精品图书，由严搏非先生主持。三辉图书选题取舍的起点全然发乎以下初衷：

所有的出版都应该围绕一个核心使命：为当下我们遇到的问题提供思想。我所想的，只是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很微不足道……（严搏非）

2016年三辉图书被新京报书评周刊评为“年度出版品牌 ”，颁奖词如下：

一个坚持了十年的文化品牌，一家几乎没有出过畅销书的出版公司，在连生存下来都算奇迹的文化环境之下，拓展了当代社会的思想视野，为中国学术界和公共话语空间提供了崭新的思想资源。从托尼·朱特到普里莫·莱维，从芭芭拉·塔奇曼到阿扎尔·纳菲西，在过去的十年，三辉让这些闪耀着思想与人性光辉的名字，成为这个时代阅读与思考的主潮。

2015年，三辉图书的总策划人严博非被经济观察报评为“年度致敬出版人”，颁奖词如下：

严搏非先生致力于在一个彻底世俗化的时代寻找一种属于思想的尊严，用严肃的阅读和积极的公共讨论，去发现内在思想的丰富，保卫现代危机的阴影之下脆弱但是高贵的精神生活。而在属于他的园地之中，严先生用属于自己的方式坚守着精神生活的底线，用逼仄的夹缝之中的人文精神，为更多的人拓展出一片思想的空间，在市场与政治之间，重新建立精神秩序。

2008年，严搏非在接受《新民周刊》的一篇采访（何映宇：《严搏非：我不研究畅销书》）中提到，三辉的选书，与他“对未来的悲观想象相关”；公司的图书基本上不能赢利，“这也说明了思想的消退，尤其是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思想话题的兴趣在减弱”。在记者问道“你对近十年中国的畅销书是否有过研究？在中国，畅销书是否有规律可循？”时，他简短回应：“我没有研究。”访谈相关内容节录如下：

《新民周刊》：就我看到的三辉图书的书目，还是以学术为主，你开书店、做出版是为了实践自己的学术理想？

严搏非：三辉图书已经出版了200多种书了，我很感谢几家合作机构，它们一直容忍我的固执，陪着我一起做这些目前还看不到盈利前景的思想学术类的图书。做这些书与我个人的学术兴趣自然是相关的，但同时也有其他的考虑，主要是与我对未来的悲观想象相关。今天人类终于进入了一个物质主义的消费世界，当所有的神圣事物都不再与我们的世俗生活相关的时候，所有的个人都将成为孤独的失去理想的个人，再无某种终极关怀将他们连接起来，这是自轴心文明以来没有过的，是世界性的“三千年未有之变局”。这时的人类将不再能应对大危机，社会一旦发生崩溃将无法重建。而我们现在正走向这样的时代。我所想的，只是为这个未知的世界留存一些思想，尽管很微不足道。

《新民周刊》：这些书是否能够盈利呢？或者说，如果书店能够盈利，你是不是就不必太在意三辉公司的盈利状况？

严搏非：这些书基本上不能赢利。这也说明了思想的消退，尤其是人们对公共领域的思想话题的兴趣在减弱。不过如果我能将库存书即使以比较低的价格销售出去，公司还是能够持平的。所以我应该特别谢谢当当网和李国庆，国庆最近帮助我消化了一部分库存，是为了支持三辉这样的学术出版。三辉是一间独立公司，在理论上它是不能占用书店的资金的。

《新民周刊》：做大的民营企业几乎都走过这样的道路：老板制—少数股东制—内部股份制—内外部参股公司—上市公司。书店和三辉现在属于哪一种？

严搏非：书店和三辉都是有限责任公司，有若干股东，有董事会。在经营上，都是总经理负责制。

《新民周刊》：我想开公司总是想盈利，希望能扩大再生产的，你对近十年中国的畅销书是否有过研究？在中国，畅销书是否有规律可循？

严搏非：我没有研究。

《新民周刊》：陈寅恪的书一度销得不错，高端的学术书或文化类书籍达到一个不错销量，与媒体有多大关系？

严搏非：思想类的图书其实是有需求的，如果言论环境能够更自由些，更多的公共问题可以公开直接地讨论，许多思想类图书的销售是可以成倍增长的。但现在，很多学院里的知识分子都回到专业中去了，对公共问题的关注，比几年前弱了很多。当然，这里还有一些其他的原因，包括物质主义盛行。

三辉图书曾策划出版“白灰皮书系”、“中生代丛书”、“共和译丛”、“剧场和戏”等影响广泛的丛书和书系，并最早引进安伯托·艾柯、尼尔·波兹曼、安·兰德、托尼·朱特、马克·里拉、普里莫·莱维等重要作家，迄今出版社科、学术、人文精品图书四百余种。

三辉图书更新了二十周年纪念册（附总书目），在开篇写着：

感谢所有为三辉工作过的以及帮助过三辉的朋友，

愿我们都有顺利的未来。

1月5日，演员王星的女友嘉嘉利用社交账户“失眠爹地”在社交平台上发文求助，称男友星星（王星）赴泰国进组拍戏，于北京时间1月3日中午12时许在泰缅边境失联。此事在国内迅速引起高度关注。1月7日，泰国达府警方证实，已经在缅甸境内找到了失联的王星。当晚王星乘泰国警方安排的公务机抵达曼谷，至此王星被确认解救。目前，王星是如何从泰国曼谷素万那普机场抵达缅甸，又是如何进入缅甸的电信诈骗窝点，整个详细过程有待媒体更深入的挖掘。

王星事件引发了许多中国网民对于东南亚国家旅行安全问题的质疑。与此同时，也有网民批评中国官方对于营救王星百般拖延、刁难，是“有了舆论之后，政府才动起来”。

还有网民质疑中国官方没有对打击跨境电诈势力做出足够努力，还有许多国人遭遇了类似骗局而没有被解救，泰国只是一个“中转站”，骗局的“始、末”皆与中国有关。1月9日，微博话题“174位星星被困缅甸联合求救”登上热搜。

1月8日，作家许开桢发文批评各大平台实名制泄露用户隐私，从另一角度批评了电诈泛滥的根源。目前，该帖已遭到删除。

许开祯：电信诈骗的源头或是祸根在哪？不是我们非常怕的缅北那些个园，而是国内，是国内无数个大平台，包括一些我们存钱取钱时掌握了我们信息的所谓管理者。如果没有这些机构和人贩卖我们的个人信息，纵是让缅北开满了各色园，也不见得能诈到我们。当然，有一部分是熟人拉熟人以挣高工资发大财名义拉去的，但是，但是，罪恶的源头，还是贩卖。一想这个，就让人愤怒。我们早已被扒光，啥也不剩，这倒也罢了，还有人要拿我们的信息哪怕你吃了顿饭也有人会卖信息给别人，更别说你买车交税了。光我认识的人中，买了车办完手续后接到电话让马上去退税最近被骗光一张卡上所有钱的就有三位！你说，这些信息骗子是怎么那么快知道的？

部分网友回复：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推特网友的评论：

samurai195159：没毛病，那些电销公司的骚扰电话就是移动联通和电信卖给他们的。

zhaojia98：提起共产党想尽办法保护我们或者为我们服务，我都觉得好笑。

jack302945：販賣個人隱私的企業如果不受法律制裁，而政府又允許企業徵收個人隱私，那這種事情早晚會發生的。

GuanShi17202：进个小区都要身份证信息，你说诈骗他能不多吗？

yifa404：缅甸电诈园那都是小弟弟，最大的骗子众所周知。

程小余：电话卡实名制了，诈骗的人也没见比以前多抓几个。银行卡限额了，往国外转移资产的人也没见少。

limme396：故意不管诈骗，为的是继续以此为借口实施网络实名制，反诈，银行管制来监控人民。

JOSIAH666666666：这就是，大数据时代，呢～～

Will78957205：第一次去中国领馆换护照，老婆驾车在楼下等。办完手续刚上车骗子电话就打来了。为啥认定是中国领馆工作人员倒卖了我个人信息？因为我故意在中国领馆留了老婆的手机号码，骗子打这个号码直呼我的名字。

过去的这一年，关于孩子们的事情最揪人的心。我们关注，却不见明显的好转。

2024年6月25日，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在《国务院关于202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在审计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时，重点审计了13省159 县2021 年至2023 年 8 月补助资金 231.37 亿元，

部分补助资金管理使用较为混乱，有的被直接挪用，66县将19.51 亿元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基层“三保”等支出。66个县为了还债挪用了孩子们的营养餐补助近20亿，平均下来一个县就是2900万左右。

审计署还发现，有41县和1533 所学校等通过压低供餐标准、虚构采购业务等变相截留挤占2.7 亿元，有5个县教育部门与中标供应商合谋，通过供应商分红、捐赠等方式套取4216.02 万元，用于发放福利等。147家供应商和部分学校食堂等供餐单位违规经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供餐。

审计署披露挪用事件后，我曾作文《从孩子们的嘴里夺食，罪大恶极》说：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应该点名道姓曝光才对。不点名道姓，我们就很难知道是哪些孩子的吃饭钱被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挪用了，家长们就很难有针对性的给孩子们补餐加营养，普通民众也就跟难参与到监督和公共谴责中来，违法违纪的官员们承受的法纪压力和道德压力就微乎其微。

我当时就曾预言：干了坏事而不受到谴责和制裁，他们将来还会继续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们。

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一个结果：2024年12月22日上午，审计署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审计整改报告》显示，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方面，已整改问题涉及资金40.39亿元，完善制度248项，处理处分1200人。针对直接挪用问题，66县已原渠道归还、支付拖欠补助等19.51亿元。针对变相挤占问题，41县和1533所学校已通过原渠道归还或上缴财政后重新安排等整改问题涉及资金2.7亿元。对部分供餐单位违规经营问题：121县已处理处罚相关学校负责人237名，解除与147家违规食材供应商的合同等，追回资金或罚款等4.2亿元……审计署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海还披露，8省已经追责问责徇私枉法的供餐监管部门和学校工作人员等380多人。

可是，审计署的通报还是没有公布具体是哪些县挪用挤占了孩子们的吃饭钱，也没有公布哪些官员和具体的责任人受到了何种的问责和处罚。

我不懂啊，为什么要保护那些丧尽天良的人？正如夏天所预料的，不点名道姓、不公布具体的地方，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是很难有压力的，类似的事情肯定还会层出不穷。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2024年12月19日，辽宁本溪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五里甸子镇学校的一群家长反映：学校食堂提供给孩子的饭菜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而且那些蔬菜上还带有牙印和米粒，这些食物原本是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打算带回去喂狗，后来因为发现饭菜不足，就将桶里的剩菜拿回来给孩子们食用。

12月27日，针对“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国务院食安办27日联合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约谈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约谈指出：辽宁本溪发生的学校食堂舆情事件，暴露出学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陪餐制度流于形式、食堂管理存在明显漏洞等问题，性质极为恶劣，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学校管理水平和食品安全工作的信心。

约谈的措辞貌似严厉，可是事情发生已有半个多月了，国务院食安办约谈本溪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已近十天，至今没有看到当地有任何官员被问责的消息。

时至今日，我们还得担心我们的孩子吃不吃得饱、吃不吃得好。对那些从孩子碗里抢饭吃的恶人与坏人，仅仅是含糊其辞的通报，根本起不到惩戒的作用；对把孩子不当人的畜生，仅仅是无关痒痛的约谈，根本无法有效保护我们的孩子。

孩子们吃口干净卫生的饱饭，怎么就这么难？丧尽天良的畜生们挪用孩子们的吃饭补贴、把倒进垃圾桶的剩菜又倒出来给孩子们吃，怎么就不能让天下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就不能公开有效严惩一批？

如今的很多事情，我们步步退让，但在孩子能不能吃饱饭、吃好饭的问题上真的不能再退让了，我们必须站出来再次追问：到底是哪些人干了这些缺德事，他们到底受到了何种惩戒与处罚？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忽悠过去。昨日本溪市的政协会开幕，今日人大会开幕，我们此时正好可以问一问，连孩子是否吃得饱饭这个问题都解决不了，看看本溪那些在会场正襟危坐的人羞不羞？

2025年1月7日

不是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是恐怖分子，也不是每一个汉族人都是瞎子。既然我们有眼睛，就应该多看看新疆的遭遇。如果媒体被扼住了喉咙，至少各位能使用键盘；如果出版社不能发行，那就去听去看去记录，去发问，去发声。这场大火本应将新疆的遭遇烧给我们所有人看，所以我不愿它再次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

从11月24日乌鲁木齐天山区吉祥苑小区燃起的这场大火，已经烧了五天五夜，中国各地民众手举白纸抗议不断，警力一再增援。但就如我设置的本文封面一样，“乌鲁木齐中路”，这块位于上海的路牌，在政府裁撤之后反而引来了更多的声援。是啊，他们连一块路牌都怕，从此后全中国的“乌鲁木齐”，或都将成为敏感词被重点监视（依然是开玩笑的，但万一呢？）

然而，我想请各位注意的是，因大火而不幸去世的遇难者中，流传最广是一位母亲和她四个孩子的照片，且来源为一条英文推特，非国内媒体报道。而对于这一家人背后的故事，我也是在今天才看到CNN记者对于这一家人的视频报道，如果说国内媒体依旧局限于新疆的“敏感性”而无法采编新闻，那么我们自己呢？除了为逝者默哀的声浪，为何我们不多问一句：他们是怎样的一家人？孩子的父亲在哪里？在乌鲁木齐当地是否还有亲属可为他们料理后事？

我们不能只看到新疆今年封控超过一百天这件事。

或者说，如果我们没能问出更多的问题，是否是我们这些汉族人还没能注意到，新疆，在7.5事件以来到底在遭受怎样的待遇？如果说这五天来白纸革命正在如火如荼，当初在乌鲁木齐的深夜走出小区的人们，他们的身影为何很快就被北京、上海、武汉、重庆等等给渐渐冲散？我们不光要继续追问被抓走的学生和勇敢的抗议者，我们更要问：“新疆的人们呢？”

因为我们在新疆议题上缺席太久了，我的朋友们。就如同端传媒报道香港的人们也站出来支持大陆，“政治风险更大了，但‘至少种下了希望’。”政治风险更大的不仅仅是香港，也包括新疆。如果说，新疆的非汉族人们去大陆其他省市要被问询出行目的，要被没收护照，不能自由出国，菜市场卖肉的，刀要用铁链拴在桌上……如果我们作为汉族人，到现在还不准备问问这一切的发生到底是为了什么，持续了多久，是否造成了问题的话，我们就真的是一点都不尊重自己，因为我们不尊重人，尊重新疆每一个活生生的人。

如有读者此时质问道，“你知道维吾尔人驾车冲向天安门，在昆明火车站捅人，还有当年的7.5的恐怖吗？当初死的怎么不是你啊？”我会回答说：“谢谢你，如果没有你的提问，这篇文章不会完整。”我们中国大陆人，若是有机会出国旅游，想必乘坐公共交通的时候心里多少都会咯噔一下：诶，我安检口呢？当我们疑虑着是否错过了安检口，跟随着人流哒一下交通卡，随即就能上车时，才能反应过来：哦，没有这种东西。

我不知道多少人在想到国外地铁不用安检的时候，会觉得方便且快速，又有多少人会在国内乘坐地铁时，打开水杯喝一口，打开小包看一眼，有时候拖着行李箱却要被迫搬运上传送台，心里多少有点埋怨。为什么，为什么我们如此习惯于被当作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然后将自己本应被保护得死紧的隐私大敞，去自证一个“不必要却非得要”的清白。而只是坐地铁也就罢了，新疆人连进出商场都要出示身份证，整一个地区，除了汉人，每个人从生下来起就要被当作一个“潜在的犯罪分子”，而这样的时光，他们过了十年多了。朋友们，我不知道是新疆的警察太过羸弱，还是新疆的法律和我们大陆不一样，抓捕犯罪嫌疑人，审判犯罪分子，明明就是警察和法律的事，却偏偏要用这么一个方法来折磨这么多人。是对警察的能力不自信吗？还是对法律的不信任呢？这五天来，我想大家对前者有目共睹，对后者，嗯，倒是可以理解。

但不是每一个维吾尔人都是恐怖分子，也不是每一个汉族人都是瞎子。既然我们有眼睛，就应该多看看新疆的遭遇。如果媒体被扼住了喉咙，至少各位能使用键盘；如果出版社不能发行，那就去听去看去记录，去发问，去发声。这场大火本应将新疆的遭遇烧给我们所有人看，所以我不愿它再次从我们的视线中消失。我知道，即使是真的为了这场大火而上街的人，心中多少也对疆独、新疆再教育营和新疆棉有着不同的看法，但是，如果说为了不承认是自己的错误，而将原因归咎于”部分居民自防自救能力差“的政府粉饰过一次太平，那为什么此前所有的”太平盛世“，就真如他们所说呢？

还有那些底层的声音。

相比起我们目前能够看到的抗议活动多发生在985211的校园和一二三线城市内，更多的大学专科院校和小城市小乡村，他们也同样受着“清零政策”之苦，例如那些听从复工复产种了粮食蔬果，到现在烂在地里也卖不出去的“他们”，例如面临着更为封闭和一言堂的行政系统的“他们”，同样遭受着抑郁之苦的“他们”，我该从哪里听到“他们”的声音？是抖音，是快手，还是小红书？这几天，我明显感觉能刷到的微博数量不如从前，社交媒体给我推荐的视频图片也都是一派岁月静好，至多是某些网友正在享受网络赌球的快感，使得我有一种错觉，可能某一时刻我已经戴上了Evelyn（《瞬息全宇宙》）的耳机，两手一按，在多个空间中来回撕扯我的脑子。

除此之外，国内的宣传口也明显开始拐弯，不仅是开始报道核酸企业日进斗金，同时开始国务院发文，大力惩治层层加码，核酸造假。我不知道有多少人会开始将“资本家”和这三年的苦难划上等号，也不知道有多少人又觉得既然官方发文了，那我们就有希望。在此我诚挚地奉劝各位：不要看中共说了什么，要看中共做了什么。

资本家可没这个能力指挥各地防疫，资本家也没这个能力给自己批营业执照。既然这个公司能在数次违法的情况下继续存在，显然不是资本家的能力大过天，而是“苍蝇不叮无缝的蛋”。有趣的是，大陆的官僚系统，可比作干掉的“丝瓜络”，处处是缝，一点儿不硬，吸了水多少有用，没了水就是垃圾。

只要在跳跃间，只要知道有这个出口，就永远不会感到失落。

2019 年年末开始的新冠大流行，至今已过去五年。当初中国在“清零政策”下，一切都停摆。我也不得不重新思考我的人生，假使如愿结束了这场人祸，我还会继续回到媒体广告业工作，恢复我原先的生活吗。答案是再也回不去了，被中断就是被中断了，没有什么可以恢复如初的。

而原先在媒体工作，虽擅长，但不停遭受内容审查，也使我感到厌倦了。我当初选择上新闻学院，努力学习，顺利进入社会，想要的并不是这种东西，并不是为了提心吊胆地书写每一个字。

于是在停摆时，我除了写作，还开始学日语，并想象另一种生活。

人就是这样的，当头脑中一种尖锐的想象开启，并具体落地之后，就会打开一千扇的门。来到东京的九个月，我的思想剧烈变化，我想过很多，由此放弃很多，而后再重拾一些，不断地增减，盈亏，变成了今天的我。

我有了很多思考的时间，思考自己的命运，过去和未来，思考自己和社会的关系，甚至思考短短两年内 AI 带来的一切，以及若干年以后，我将站在历史何处。

我发现自己只是满足于“想象”，并且为不间断的思考感到兴奋，我热衷于创造文字，无中生有，虽然我也试着画画和做东西——来到日本以后我开始做手工编织。但它们都是辅助的表达方式，我想要创造只能在脑海中被指认的，我已经被文学的罗网给网住了，或者说它带来了广阔天地，让我无法拒绝这种吸引。

以前学新闻理论的时候，老师告诉我们，“新闻”，这个词当它被说出来的时候，就已经客观上地远离了“事实”，“新闻文本”并不等同于“事实”，我们只能确保，让它无限接近于“事实”。

我觉得这像极了人生，像极了你和某种理想的关系。你无法确保自己实现了某个理想，因为当你抵达时，你会发现自己想要的并不是它。

有的人会就此放弃，然后甘愿选择社会所需要他们担任的位置，转动，转动，漫长数十年的时光。但有少数人，他们的人生和选择，会像“新闻”和“事实”那样，采取无限接近的办法。生命求索到这里，看起来好像还不是它，那就再往前走一点，往自己心里所设想的那条路前进，哪怕永远在路上，永远无法抵达，也会在求索中获得相应的平静。

这也很像哲学，哲学和宗教的区别就是，它并不存在“一”，让你能够定在这里，它寻找的“一”，永远在路上。此后的人生可能会让你有若干次的欣喜，但都不是实现目标、抵达终点，这条路上没有所谓的“成功“，而只是“接近了”，找到了一个似是而非的东西，但我们接受，我们触摸和学习它的纹理，以此辨别为何它不是我们要找的那一个。

我很早之前就学会了，要在世间不断地跳跃，才不会使自己陷入无聊的境地。我主要形容的是工作，是上班，如果上班这件事无可更改，就是这么回事，并不存在一个好的“上班”（虽然我们会用“工作”这个词对它进行一些装饰，让它稍微变得有意义，但大部分时候我们提起的都只有“上班”），那么我可以在它们之间跳跃，不停更换，像一只捕鱼技巧高超的渔猫。

但上班和上班之间，似乎也存在更想上的班，和更不想上的班，于是这种跳跃有了意义。也算是在不断接近只想要的那一个。只要在跳跃间，只要知道有这个出口，就永远不会感到失落。

2025 年 1 月 6 日

2010年初，晋中盆地。

卜女士从榆次区的一间房屋内走出，消失在冬日灰蒙蒙的天色里。

彼时，她刚从大学里以立学硕士的身份毕业，却错过了博士考试：

因为她的身份证过期了。

接踵而至的精神崩溃，击垮了这个女孩。

她家人很快发现她失踪了，急忙报警，贴遍了寻人启事，却再也听不到她的消息。

十三年后，卜女士被寻亲志愿者找到。

她衣衫褴褛，眼神空洞：

身边是两个年幼的孩子。

如果不是张某的侄女主动联系寻亲志愿者，或许卜女士仍会被困在那个闭塞的小山村。

张某是和顺县青城镇石叠村的村民，被人称作：

一个老实巴交的庄稼汉。

据他所说，多年前一个冬夜，他在村头的桥洞下发现了瑟瑟发抖的卜女士，出于好心将其带回了家。

当地警方在通报中轻描淡写地定义这段关系为：

收留。

这倒显得一切合情合理，就像无数乡村怪诞故事的惯用说法，却不知它与拐卖、囚禁、性侵如何划上等号。

她究竟是如何出现在这里？说法不一。

一个叫郭某的老人声称，十多年前看见她在村子附近转悠。

后来的几天，张某把她领回家，再没人关心她是哪里人，也没人提出要给她办什么手续。

据说她常独自外出买零食，似乎：

行动自由。

只是这所谓的自由，在生了两个孩子之后，谁也不清楚是否还剩下那么一丁点。

张某家是一栋破旧的砖瓦房，院门终年敞开，仿佛昭示着主人的坦荡。

可张某的侄女在直播中理直气壮地质问网友，她（卜女士）也有清醒的时候，

她清醒的时候为什么不走？

言语间，充满了对婶婶的轻蔑和不屑。

而张某侄女口中的办过酒席，更像是一场无人见证的荒诞仪式。

医院的体检报告显示，卜女士的身体：

长期营养不良。

十三年，足以让一个呱呱坠地的婴儿成长为懵懂少年，也足以将一个意气风发的女硕士消磨成形容枯槁的妇人。

卜女士的精神世界，是否也如她的身体一般，在漫长的岁月中逐渐干涸？

两个孩子是黑户，在出生证明一栏赫然写着：

非婚生育。

他们无法像正常孩子一样入学读书，更无法享受医疗保障。

他们的身份，如同他们母亲的遭遇一样，充满了不确定性。

1

冬日的丰县，灰蒙蒙的天色下，低矮的平房里弥漫着柴火和煤炭的混杂气味。

时间指向2022年1月27日，一段视频在互联网上悄然出现。

昏暗的镜头中，一位中年女子神色呆滞，说话含糊不清：

她的脖颈被铁链禁锢。

她被锁在破败的屋子里，孩子们在角落里时不时探出脑袋。

官方通报最初叫她杨某侠，可后来又演变为了小花梅。

但这个名字看上去并不重要，因为在最初的官方通报中，她只是一个：

患有精神疾病的合法妻子。

后来才慢慢有人发现，结婚证上的照片与视频中那张不知在何时黯淡下去的脸全然不同。

董志民，那个房屋的男主人，也是一时间成为话题中心。

他被宣扬为：

英雄父亲。

理由很简单，他有八个孩子。

并且，他也得到了：

当地的一些政策照顾。

在此之前，董志民或许是个名不见经传的普通农民，直到那条黑暗潮湿的铁链暴露在灯光下，他的形象才被聚焦、放大，甚至变得荒诞。

欢口镇董集村坐落在苏北平原上，冰冷的风穿过光秃秃的树干，卷走田地里的最后一点温度。

这里的人习惯了朴素的生活：

却也习惯了闭嘴。

可当那段视频在网络上流传开来后，沉默与置若罔闻变得异常刺眼。

自发的网友们像轰鸣的洪流般涌入，翻阅零散的线索，试图找出小花梅的来历。

人们看照片、查口音，在断断续续的信息中推测她的过去。

他们希望为她拼出一个完整而真实的身份。

在官方不断改口的通报里，她从杨某侠到小花梅，又被加上很多标签，云南籍、患精神疾病，还有：

被多次拐卖。

这一场舆论漩涡中，每一次发布都显得小心翼翼，但每一次都又激起新一轮疑问。

就像一道无法愈合的伤口，被层层撕开，愈合不了，也无法停止流血。

董志民家中的那条铁链，似乎不仅拴住了她的身体，也锁住了网友们的目光。

这个冬天，互联网的热闹氛围被压抑的愤怒和不安所浸染。

人们担忧的，早已不是小花梅的个案，而是那些可能深埋在乡间小路、偏远山村里的无声故事。

各地的记者和网友赶到董集村，试图探寻真相：

但他们常常被拒之门外。

政府部门在巨大压力下成立了调查组，给出了一个调查结果。她的确来自云南，确曾被多次拐卖。

结论看似明朗，却又无比晦暗。

因为在此之后，仍有太多问题悬而未决：她究竟几岁？为什么会成为董家的妻子？八个孩子的命运又会走向何方？

这个冬季过去后，似乎一切归于沉寂。

董集村还是那个村，黄土与冷风如常，家家户户的烟囱里飘散着同样的炊烟。

只不过，在那间破败房屋的角落里，多年以后，人们是否还能记得那道带着铁锈味的锁链？

又是否会有人问起，那个曾被叫做小花梅的女人，现在过得怎样？

在苏北平原昏黄的落日之下，寒风卷起农田里残余的秸秆，也吹散了坊间无数的喧嚣。

就像一场迟迟未醒的噩梦，人们想要遗忘，却又无法真正释怀。

因为有太多底层的声音，在夜里依旧徘徊不去，等待着下一个冷风凛冽的日出。

丰县的冷漠与推诿，与和顺县的收留说辞，并没有本质区别。

人们习惯了沉默，偶尔露出几分不可理喻的理解：

这是家里事，外人别搀和。

2

山东德州禹城，2019年，一个叫方洋洋的女孩出嫁到张家，两年后在饥寒交迫中死去。

临死时身高一米七四：

体重不过六十斤。

她患有轻度精神疾病，可旁人似乎只记得她是：

儿媳、没生孩子。

所谓的家，给了她不多的吃食，却给了她更多的责骂与惩罚。

等案发之时，村委会、妇联恐怕也只能说：

不知道。

否则，为何没有行动呢？

一个人就这样在漠视中走完短暂生命，荒谬得像是一则写坏了的寓言。

农历新年，张庄村处在沉闷的冬末气息里。

空气中飘着烟花的硝味，有人拿着鞭炮在空地上试放，声响忽远忽近。

屋檐下，稻草垛挨着破旧的土墙，冷风吹过，发出飕飕的声响。

方洋洋刚满二十二岁。

她躺在炕上，裹着褪了色的棉被，骨瘦如柴的身子撑不住那层破旧棉絮的分量，呼吸断断续续。

她是这个院子里最年轻的女性，却也是最沉默寡言的存在。

往年村里人去赶集，见到她或许会摇头，说她看着就没精气神儿。

方洋洋低着头，不答。

她轻度智力障碍，偶尔也只是露出疑惑的神情。

窗外是密集的鞭炮声，振聋发聩。

窗内是一片死寂。

只有她时断时续的呼吸，勉强证明着生命依然存在。

直到2019年1月31日，这道微弱的呼吸声彻底消失了。

方洋洋不是被拐卖的，她来自隔壁镇。

婚前，她体重一百六十斤，圆滚滚的脸蛋儿常被人调侃：

有福相。

婚后她体重骤降至六十斤，整个人枯瘦如柴。那时，他们结婚

不到三年。

她嫁入张庄村张家后，与公婆同住。

这里依旧保留着许多传统观念，传宗接代、重男轻女，在村子里似乎是理所当然。

张家父母看她不顺眼，原因很简单：

婚事花了不少钱，她却没能怀上孩子。

这被他们视为罪不可恕。

他们开始用最直接的方式表达不满：

用棍子殴打，用责骂宣泄。

方洋洋的丈夫张丙，也用同样的方式教训她，他喜欢通过打方洋洋来：

撒气。

张庄镇在外人看来并不偏僻，县里通往镇上的公路修得还算平整。

然而，一走进村里，那些尘土飞扬的土路和老式院落，就像把人带回了过去的某个年代。

似乎这里的人们，很多观念和做法，也停留在那里。

冬天，气温在零度以下，方洋洋也经常被：

罚站在院子里。

寒风生硬得像一把细锯，来回切割她的体温。

站不住时，她可能想过回屋。但木棍在那里，她也只能选择继续站着。

那一天，张家父母，张吉林和刘兰英，下手特别狠。

夜里，方洋洋在炕上奄奄一息。

不久后，方洋洋的心跳已经停止。

翻看她身上的青紫淤痕，那些见惯了生死的医生想必也会忍不住皱起眉头。

法医鉴定她是：

重度营养不良。

再叠加外力钝器击打，造成：

创伤性失血性休克而亡。

一条人命，就这样在张庄村的鞭炮声中消失了。

案件曝光后，周围舆论哗然。

很多人初听判决时，心里直冒火：

虐待罪，最高不过三年。

大家都在问，一条人命，就这么几年的刑？

最终，案件被发回重审。

检察院以故意伤害罪起诉张吉林和刘兰英，张丙则依旧是虐待罪。

新判决里，张吉林被判十一年，刘兰英六年，张丙一年八个月缓刑三年。

这个结果虽然稍显公道，但终究没法把方洋洋救回。

人们常叹，为什么不早点发现？为什么他们那么狠心？

谁也说不清那些淡漠和恐惧的来由。

也许是因为这儿几百年来都相信：

家务事不要外传。

也许是因为传宗接代在这里是亘古不变的铁律。

方洋洋的葬礼静悄悄地办了，没人再提她的名字。

张庄村的冬天还是一样的冷，雪花落在那口干涸的水井边，很快就化成黑泥。

新年的喧嚣仿佛只存在于远方。

电视里播放的拜年节目、县城广场上零星的灯展，都和这个萧瑟村庄隔着一道无形的墙。

没有人会记得，方洋洋的那个新年夜，鞭炮声就像一首嘈杂的送别曲，送走了她短暂却痛苦的生命。

人们关心的是下一桩喜事：

哪家办酒席，哪家娶媳妇，哪家生了儿子。

可方洋洋留给世界的，似乎只是一声无人回应的叹息。

还有无数个与她相似的年轻女性，她们躲在灰暗的院墙后面，过着如履薄冰的日子。

有人重男轻女，有人借口传宗接代，亦或是嫌弃智力不如人。

可这一切，究竟是真的理所当然，还是荒诞得令人心惊。

漫长的冬日仍在继续。

鞭炮声渐渐停歇后，只剩下风吹过田野的回音。

那沉默，恰似一面倒映着人性与偏见的深渊。

而方洋洋在死后，也没有安宁。她被家里安排了：

冥婚。

3

九月的辉县，天还没凉透，地里偶尔能听到几声麻雀的叫唤。

收割机轰隆隆地在地里穿梭，卷起成团的尘土。

这里的人，都知道那一桩旧事。

35年前，村里的李某花了1000块钱，从人贩子手里买了一个媳妇。

后来，她一直被叫作：

喂。

没人在意她叫什么，仿佛她生来就该没名字。

村里的口音同她的口音，好像两条平行的沟渠，从不交汇。

她年轻时被拐，多次逃跑，每次都遭毒打，听力也因此损伤。

更荒诞的是，她还：

丢了一个小孩，至今生死不知。

因为耳朵不好，也始终没学会普通话。

从此，听不懂、说不明的孤独就跟在她脚边，缠着一辈子。

偶尔，她会跑到门口坐着，望着路，不知她眼前浮现的是哪一座远山哪一条瀑布。

小李一直听不懂母亲喃喃自语的几句话，却没想到这可能是母亲回家唯一的线索。

自打记事起，她就知道：

母亲的身份尴尬。

人贩子在1985年把喂拐到河南时，喂还很年轻。

但关于她更早的那些事，村里没人问过，也没人会问。

小李坐着，用手机翻看视频。

在抖音上，一个叫峰萧萧的布依族青年的视频引起了她的注意。

她发现，峰萧萧发布的视频里：

有着和母亲极为相似的音调。

她赶忙向峰萧萧求救。

峰萧萧听过之后发现，这似乎就是他们老家的布依语。

他顾不上别的，又拉了几个老乡一起辨认喂的口音。

布依语里有好几种土语，年轻人往往只知道一两种，年纪大些的或许还懂得更多，但能分辨第三土语区的人少之又少。

可他们像拼地图一样，你一句我一句，来来回回地比对、筛选。

有人断言，听音调，该是黔西南那边。

视频反复发在群里，群里的回复越来越长。

有些人指点口音差异，有些人挖出老照片，有些人直接打电话回乡下找长辈问讯。

好像他们都很着急，生怕再拖下去，喂就会在时光里彻底失去这一点家乡的印记。

玉米地里的麻雀似乎对凡尘琐事并不关心，啄完地上的碎玉米粒就各自散去。

偶尔有几根玉米秆断在路边，碾出一股辛辣的气味。

日子在等待和忙碌中一天天过去。

终于，大家找到了她的家，联系到了她的家人。

黔西南的山峰峻峭，云雾盘旋，布依族村寨零星散落。

村里的人好奇且热情，拉她去吃酒、赴宴、聊天。

她的双亲也盼着能多看她两眼。

在这场有点嘈杂又动人的团圆里，每个人都在努力让三十五年的断裂弥合。

可到底，断裂就是断裂，回不去的：

就是真的回不去了。

十几天后，德良和女儿：

不得不回到河南。

走之前，她跟年迈的母亲约定：今年过年，我们回来。

这是她脱口而出的诺言，带着火热的期待。

她不知道，上天从来吝啬给予完满，母亲就在这年腊月里：

猝不及防地去世了。

在第三十六个年头，德良找回了故土和亲人，却也在一瞬间痛失了母亲。

这个来得太快的团圆，如同夜里昙花一现。

我们也许只能站在故事的外缘，讶异、唏嘘，又空留下遥远的叹息。

她用三十五年，回到起点——却发现，老屋依旧存在，可母亲却不在了。

青黄的玉米地里，曾经散落着无数失散的命运。

有些人找到了路，有些人还在试探。

远处，一只麻雀落在枯枝上，抖了抖羽毛，又一次飞走了。

这个村庄、这些人，这些穿过了时光的拐卖与寻亲，就这样在烟尘和尘土里，继续。

4

好像每个乡村都藏着这样一处阴影：

一座简陋的砖房、一张破旧的土炕，一个女人莫名其妙地出现，绵长岁月里，她们生了孩子，也失了自由。

偶尔有人惊呼，但总有更多人不以为然。

官方通报中，那些语焉不详的措辞，轻飘飘地落在纸面：

收留、家庭纠纷、自行外出……

似乎一切都合乎逻辑，却又处处泄露荒诞的气息。

正如榆次失踪的硕士毕业生，足以证明她不算被囚禁的说辞居然是：

常去买零食。

有人问，她们究竟为什么留在那儿，为什么不逃？

有人则说，或许她们就没得选，或许精神上的压制远比身体的禁锢可怕得多。

更加讽刺的是，每次舆论沸腾后，涉事村子仍是原来的模样。

山坡和土路没有变化，人们照旧日升而作，日落而息。

问起当年，都会说：

啊，是有那么个人，可后来没声了。

这一切，就好像春耕秋收一样平常。

乡村有其独特的静谧，但某些静，或许是另一种残酷。

那些没有围墙的院子，看似大门敞开，却锁住了外人无法探究的秘密。

有人疑惑，为何这么多年，村庄里那么多人进进出出，却无人出声。

也有人问，贴在墙上的寻人启事，为何越贴越旧。

多年后的一份简短通报，能否抚平十三年的蹉跎。

他们都说，那是一种收留。

可谁会主动被收留一辈子，丢下自己的故乡与过往。

现如今，卜某离开的这十三年终被划下句点。

小花梅的铁链被解开，董志民吃了官司：

方洋洋却再也无法醒来。

那些空白的档案，或许还在某处尘封。

下一个失踪的名字会不会再次惊动舆论？

谁也说不准。

作者｜理饿

2025年1月6日

2023年夏天，河北暴雨成灾。

涿州市刁窝镇大柳村的农田泡在水里。

村民受灾严重，颗粒无收。

大柳村的张桂云，是一名执业中医师，在涿州开着诊所。

平日里与病患、医院打交道，本该算是熟门熟路。

可她没料到，有朝一日，没有精神病，会成为一个无法自证的命题。

1

2024年5月，洪灾赔偿款发放后，张桂云嫂子的耕地上却要修建水泥路。

嫂子多次进行阻拦，并要求查看耕地红线。

她认为村里不讲理，于是拉着张桂云直奔刁窝镇政府，想找书记刘阳评理。

结果镇书记说在开会，一面没见着。

两人又跑到涿州市纪委想再递材料。

可刚到门口，大门没进，就被保安拦住。

两人无奈，只好在外面等：

一连等了一夜。

那天是2024年5月9日，早上，两辆120救护车忽然来了，车上下来的警察也不少。

还没等张桂云反应过来，就被人强行拉进了救护车，三部手机全给抢走。

她想报警，却被告知，丢了手机自己找镇党委书记要，书记刘阳又推给包村干部陈冲。

可陈冲不承认自己拿过手机，至今手机下落不明。

2

被人抢回去后，张桂云仍觉得不能就此算了。

几天后，她和嫂子又去了保定市纪委、河北省纪委，都吃了闭门羹。

5月16日，她们索性跑到北京的中纪委，想着更上一层楼，或许能解决问题。

在中纪委大院门口走完安检后，两人被安排到一处棚房。

她们原先以为这是接访程序的一部分，进去才发现早有人等着：涿州市检察院的魏检察长、涿州市公安局的李立军，还有一位亮着警官证的警察以及某个身份不明的人。

这个不明人员，正是之前在涿州市纪委大院和刁窝镇政府控制着她们的人。

张桂云和嫂子只好又把洪灾赔偿、耕地红线等事情向他们重复一遍。

对方一边点头，一边说：

问题会解决的，有人接你们回去。

张桂云和嫂子觉得不对劲，两人趁机跑出棚房。

接下来的几天，她们在北京暂且躲一躲。

直到5月20日，又去中纪委排队反映。

果然，刁窝镇包村干部陈冲和另一个男人一直跟在后面。

两人心里害怕，跟前面排队的人说，截访的来了，只好加快速度往安检处挤，好歹进了信访大厅。

结果得到的回复依然是，回当地处理。

她们又换到全国人大信访处去排队，直到下午才离开。

可刚出大门没走多远，一辆出租车突然横在她们的车前，从上面跳下四五个人，把两人从车里拽出来塞进另一辆京牌荣威轿车。手机、身份证都被抢走：

车一路狂飙，回到涿州。

3

涿州市内，张桂云和嫂子被先带到安定医院，随后转到安康医院。

直到推门进了病房，张桂云才发现这是家精神病医院。

驾驶员把张桂云的身份证、包等移交给刁窝镇一个姓赵的人。

随后，两个男护士按着她胳膊，把她带到一个封闭式病房。

走廊尽头有铁门上着锁。

那天晚上，一男一女两个护士过来，拿走了张桂云的眼镜——

她有800度近视，却没人理会。

护士说要给她服药。

她一听是精神科药，就表示拒绝。

男护士冷冷地说：

不吃，就给你下胃管。

还叫了好几个人，摆出要动手的架势。

她只得顺从，接受口服帕利哌酮等抗精神分裂药。

一日两次，每次都要当场用手电筒照口腔，确认吞下后，还得灌水。

吃了三四天后，她自感心慌，心率高达一百多。

可医院里的人说：

你想太多。

在那种环境下，她不敢闹，更不敢表现出情绪。

这里向来有一条潜规则，

任何言行不符合听话标准的患者，都可能被捆绑：

或是被加大药量。

4

在被关的第18天前，张桂云想起自己今年还有执业医师定考，报名就要截止。

她多次跟医院提出，若耽误了报名，谁负责？

刁窝镇政府的人发话，说可以让精神病院院长替她报名，但前提是：

要写一份忏悔书。

那是已经准备好的模板：

“我是涿州市刁窝镇大柳村张桂云，因为跟政府有争论，深刻反思，出去遵纪守法，做良好公民，不向政府提不合理要求，就此事不再追究。” 

他们还逼她加上“如果干扰政府工作，自负法律责任”的条款。

张桂云开始坚决不写。

当时，刁窝镇的刘主任和男护士长都在场，直接说：

不写，就别出去。

张桂云思来想去，只得照着模板写完签字，又捺了手印。

她被放回家后，当晚才发现，刁窝镇政府还逼着她的哥嫂、姐姐们签下一份所谓承诺书。

上面诬陷她参加非法宗教，偏执型人格，只为给那18天的被关找个借口。

于是，从2024年5月18日到6月6日，一个普通的执业中医师，就这样在安康医院度过了18天。

其间，无论她怎样强调自己没病，都没人听，也无法自证。

被强制送进精神病院的经历，对于一个向来靠医术谋生的人来说，本身就透着荒诞。

尤其是那种无助感——无论如何解释，都抵不过别人口中的一句：

她有问题。

还能冠冕堂皇地称之为，保护性治疗。

这世上最让人无能为力的，莫过于“我没疯，但我无法证明自己没疯”。

这世上最难的不是证明自己有病，而是证明自己没病。

5

坦白说，2023年的洪水在涿州让不少老百姓颗粒无收，甚至流离失所。

有一些后续问题发生，是可以预见的。

可不正常的是，这问题从村里吵到了镇里，镇里不搭理。

上到市里、市纪委，又是保安拦、又是闭门羹。

好不容易到省里，再到中纪委。

最后，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等你的是两辆120救护车和十来个警察。

在某些人看来，洪水赔不赔不重要。

怎么把会嚷嚷的人弄闭嘴，才重要。

你要问为什么？

答曰：“你精神病呗。”

很多人都见怪不怪了，因为这就是某些地方解决麻烦的终极大法：

一张精神病诊断，比一张红头文件还管用。

且不说在中纪委大门口蹲守多久，一路上那帮村镇干部跟杀青后剧组散伙似的，穿插、跟踪、尾随，场面简直有点专业：

出租车、荣威车前后包抄，把你硬塞进车里，手机、身份证、随身包一股脑抢走。

这气势，看得人心惊肉跳，也只能感慨——你要是只想安安静静活着，不给领导找麻烦，或许还能风平浪静。

可一旦想对发洪水的钱和修水泥路的事问个清清楚楚，那就得先把你送到一个无比安全的地方——精神病医院。

多么体贴的安排！

于是，一位执业中医师就这么莫名其妙地被塞进了涿州安康医院——一家精神病医院。

没人问你医师资格证，也没人问你之前是否有确诊精神疾病，你在那儿就只有一个身份：

有病的人。

医院里边也很讲究程序正义，先把眼镜收了，防止你看清他们的脸色：

即使张桂云提出自己800度高度近视。

再想拒绝吃药？

行啊，那就给你绑床上下胃管。

下胃管是什么滋味？

相信很多人（包括某些滥用职权者）一辈子也不想体会。

更高明的是，每回吃完药，护士都会用手电筒往嘴里照，用水灌：

你要是敢不咽，那就再来一遍。

十足的专业操作。

无论你原本健康不健康，总之你就老老实实被按在焦虑抑郁、精神分裂的诊疗程序里了。

最戏剧性的，还在后面。

人要走？

可以。

可怎么走，不是你说了算。

写个忏悔书先。

写什么？

简单，这里有范本：

“我因跟政府有争论，现深刻反思，出去遵纪守法，不再对政府提不合理要求……”

如此云云。

就算你是好端端的执业中医师，也得在纸上认下自己有过错、以后不再追究——

不然？

拜拜，请回病房继续享受帕利哌酮的治愈之旅。

而这还不是结束。

更妙的是，为了把精神病这个锅扣得牢牢的，村干部甚至逼迫你的亲属也要写书面证明，说你偏执型人格甚至参加非法宗教活动。

想想看，家里人要是不签，这事还没完，你不一定能出院。

6

有人经常问我，你不怕吗？

怕。

但害怕也没有用。

面对这种冷漠和权力的任意组合，我们能做的，就是一遍遍说出来，让更多人看到。

这一次，我们看见了一张医生证、三部被抢走的手机、一纸被逼迫写下的认错书。

下次，还会是谁？

这世间，总有那么些人擅长把其他人撕碎，让你在大庭广众下落荒而逃。

洪水退了，农田仍在，耕地红线究竟该怎么画，村民也许一辈子都等不到答案。

最要命的是，这些没人回应的疑问，有时会比洪水漫得更高：

你喊话，他们让你闭嘴。

你不闭嘴，他们就给你安排治疗。

更让人后背发凉的是，当这一切成了某些习以为常的操作，类似的故事还会不会再发生在更多普通人身上？

总有人天真地以为：

只要你有理有据，只要你没违法乱纪，只要你真诚守法，就不用怕所谓被精神病。

可现实残酷地告诉你：这一套逻辑并不总能行得通。

正因为你在他们眼里成了麻烦制造者。

所以要么你就得被关进小黑屋；

要么——至少先被送往精神病院，让你变成真正的失声者。

18天后，张桂云离开了精神病医院。

可那段经历，无论如何洗脑、涂改，都不会被忘记。

从档案袋、村委办公室，到街头巷尾的捕风捉影，到中纪委门外的棚子，再到精神病院被强制灌药……

一环扣一环，像极了古旧的连环套。

对张桂云而言，18天在精神病院的经历没有任何诊断依据，却足以把一位执业中医师打成有问题的人。

回看整件事，无非就是多问了几句，想要个说法，结局却变成了，被关进医院，写下忏悔书。

肯定有人会问，是不是她也有过激之处？

这些追问终究会被推来推去，最后落在一纸含糊的结论里：

她精神病了，事情就算完了。

但愿这样的剧情，有一天能真正落幕。否则，每一个努力活着、却又无法证明自己没疯的普通人，都会在某一刻猛然发现：

所谓正义，居然离你如此遥远。

所谓精神病，居然离你如此接近。

文/李宇琛

2025年1月7日

2024年的最后一天，被国产新能源造车赌局抛向半空的人仍未落地。

二十天前，承载着百度造车梦的极越汽车跌出国产新能源汽车牌局，数万车主、垫资数十亿的供应商们、五千多名员工一脚踏空，微小个体们押注命运换来的承诺，脆弱得如浪潮下的泡沫。

12月11日下午4点前后，国产新能源汽车品牌“极越”CEO夏一平，先后以全员信和视频会议的方式，对内宣布极越进入“创业的2.0阶段”。随后，极越品牌实际经营方“集度科技”在上海总部、北京和武汉分公司的员工，陆续被团队直属领导口头通知：12月16日是上班的最后期限。当天傍晚时分，极越在官方账号对外公开全员信，虽称一切都在“积极推进”，但对车辆售后跟服务、新车交付、供应商应付款等善后情况并未详细说明。

人们形容这是一场“闪崩”——公司倒得太过突然。事发当天，极越官方直播间的主播们还在努力卖车，负责给直播间投流的供应商还在买流量、做运营，极越办公室员工还在修改代码，门店一线销售也在照常带车主试驾……尽管有敏锐的供应商从迟付的款项中嗅到了些许预兆，但有互联网大厂背书，融资数十亿的新能源汽车新秀就这么说倒就倒了，多数人还是感到荒诞又离奇。

过去十余天，水瓶纪元和十余位极越员工、供应商、车主进行了或长或短的交流。在他们的讲述里，互联网大厂百度、民族企业吉利对极越的背书营造的高预期，最后导致了更大的落差感。如今有人仍在“百度造车”的旧梦里泥足深陷，一些受影响的人仍坚持相信，极越汽车是“好产品”。

闪崩

12月24日，平安夜，雪花乘着冷空气降临北海道，李红星一家却失约了。早两个月前，这家人就把酒店、机票和签证办理好了，日程里包含儿子6岁的生日，李红星畅快地付了钱，他期盼感受童话般的北国风情，让小孩在松软洁净的雪地里撒欢，这是触手可及的中产生活。

这样平静的生活在12月11日的下午“原地”破碎了。这天，极越宣布进入“创业的2.0阶段”，实际上是“原地解散”，李红星的广告公司今年的收入大头几乎都来源于这一家车企的推广订单，极越的“闪崩”，将所有依靠其生存的家庭抛向半空，李红星比大多数人都更恐惧面前的坠落——他个人垫资数千万，现在他服务的企业没了，写在合同里的应收账款眼看着就要打水漂。

12月11日，极越CEO发布内部信，称必须进入极越创业的2.0阶段。（图_网络）

在国家政策支持的新能源造车浪潮中，极越一出生就备受瞩目。对外宣传的口径中，这个新能源品牌获得了民族企业吉利汽车和互联网巨头百度的背书，暗示其背靠雄厚的传统造车产业，和“深不可测”的互联网人工智能高新技术，就连企业官网上，对这款汽车的描述都用“高端智能机器人”这样的字眼。极越CEO夏一平拥有海外博士学位，曾作为中国首个共享单车“摩拜单车”的首席技术官而驰名于风投圈。这个造车局是2021年攒起来的，如今从生产到销售已经建立起完备的产业链条，从企业员工，到供应商，再到追求持续更新的“高端技术”的车主，数万人牵涉其中。

极越官网页面称品牌由百度和吉利控股集团联合打造。（图_官网截图）

刚听到极越汽车“原地解散”的消息时，身在杭州的李红星感觉脑袋懵了一下，他来不及去追问为什么，一心只想着做点什么挽回损失。他强迫自己冷静下来，立刻赶到公司，翻出与极越的合作协议，然后组织公司员工和律师彻夜撰写材料。24小时后，也就是12月12日晚上，李红星开车从杭州出发，连夜奔驰赶赴上海。到了上海，已经是12月13日清晨，这个全副身家被卷入漩涡的供货商没有休息，径直开车到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的办公地，等待9点工作人员上班。

李红星创办的浙江星塘文化传媒有限公司（下称“星塘文化”）属于互联网营销领域，负责为极越供应流量。身处直播经济发达成熟的杭州，星塘文化今年的大部分业务是为极越运营直播间，通过广告投放、买流量等方式向抖音用户推介这款新能源车。双方的合作始于今年6月，到了7月，双方又签订了极越汽车年框投放（指一年内的广告投放合作）协议。李红星说，截至今年12月12日，他的公司与极越尚有3700万未结款项，其中近2000万款项公司已提前开发票给极越，但后者并没有付钱。

星塘文化负责为极越运营直播间，账号最后一条更新停留在12月10日。（图_抖音）

在12月11日下午的全员信和视频会议上，CEO夏一平并没有直接用“倒闭”之类的字眼，而只是宣布公司“进入创业的2.0阶段”。这种模糊的表述让有的员工误读为“公司融到钱了？”但事实截然相反，公司内部迅速传达了大裁员的消息，但员工失去工作的速度过快，用“大裁员”来概括仍有不妥。另一些员工提出的说法更为贴切——公司“闪崩”，全体员工“原地解散”。

刚看到全员信时，吕舟感觉自己被轻飘飘地从一艘大船上踢了下来。这名35岁的极越汽车销售，在上海的房贷月供7800元，占工资的一半，妻子月收入不高，孩子10岁。踢走工作的大人物们坐在台上，吕舟觉得那些人在道德层面上不算体面，那封宣布公司倒闭的“全员信”没把情况说清楚，也是不负责任的态度。“很空洞，就一封信，大家差不多该结束就结束，也没有赔偿、善后，我感觉就是拍拍脑袋这封信就写出来了，没有任何实质性的作用，没有任何实质性的意义。”吕舟是四川人，在上海干了8年的汽车门店销售，他的上家雇主高合新能源汽车和极越情况类似，在今年2月宣布停工停产6个月，随后裁掉了包括他在内的大部分员工。身背房贷的重担，吕舟被裁之后没有停歇，立刻加入了极越的门店。

吕舟身上已经有了底层职场人的麻木感。得知公司倒闭的那天，他坚持到下班时间才离开。第二天，12月12日，他一如往常按时去上班，却发现门店被商场物业用一米栏围住，禁止他人进入。他心知肚明，这是因为门店拖着11月的租金还没交。

12月12日，上海一极越汽车体验店无人营业。（图_海报新闻）

与吕舟的心态相似，在没有正式离职或被解雇之前，集度的员工仍然在正常打卡上班，甚至继续加班。“我今天还看到有同事发视频说，‘我们自家的同学还在调试，做离线版智驾’。今天也是周末，大家还是加班。”北京公司的研发人员慕涵说。慕涵在2022年年末入职集度北京分公司。“集度”是极越品牌的实际经营公司。2023年8月“极越01”发布前，慕涵负责订单系统研发工作，后又负责了极越智能车机系统SIMO的售后反馈系统。他坦言，在12月11日之后，员工们仍然照常接听车主拨打的道路救援电话，也及时响应售后反馈，但这些都不能代表极越已经复工复产，“这完全是员工自发去做的事情”。

慕涵是北京员工维权代表。他说，刚知道公司倒闭时，他的第一感受是生气。“因为我马上要在北京买房了。”作为在北京持续工作缴纳社保的新北京人，如果在这个当口失业，可能影响到他的购房资格。另外，如果他要申请住房公积金贷款，因为失业导致的企业断缴，将会令他失去贷款资格。

一边上班，一边维权，是“闪崩”前几日集度员工的日常。

12月12日中午，吕舟到集度上海总部确认维权进展。他发现办公楼外停了警车，“楼内聚集了很多人，有员工、车主、供应商，现场闹的闹、聊的聊，至少20来个人在开直播”。他回忆，只要员工直播间在谈话间提及“极越”“维权”等字眼，不到五分钟就会被强制下线，“也就是出一个声量，你说有能有多大作用？其实也没多大作用，只不过让大家看起来更团结一点。”他提起，当时CEO夏一平也在上海总部，在会议室内和选出的员工代表沟通；吕舟看到夏一平偶尔出来上个厕所、吃个饭，然后又回到办公室。

根据晚点报道，12月12日上午10点过8分，极越汽车CEO夏一平现身办公室，他很快就被围住，数位员工当场报警，要求限制夏一平行动，一些愤怒的员工让他交出护照。随后警察到场了。

12月12日，极越上海总公司，员工、供应商、车主多方在办公室讨要说法，极越CEO夏一平现身后一度遭到围堵。（图_网络）

12月12日和13日晚开始，集度上海总部品牌创意岗员工“马尼翔”连续两日在小红书直播维权，他身后的文化墙上有集度的商标，身边传来另一位女同事直播讲解的声音。在工位上直播维权成了许多员工的下意识动作。“马尼翔”自然不是真名，他给直播间取标题为“真的没有拿极越微波炉”。但实际上，12月11日全员信发布后的24小时内，集度办公室几乎被搬空，微波炉、冰箱、办公桌椅等公用设施都一度消失，但随后又被追回，这些戏剧性的争抢浓缩成一个叫“#极越微波炉”的条目，成了短视频的流量密码。12月13日晚的直播中途，有同事递给“马尼翔”几个印有集度商标的紫色手提袋，他向直播间网友展示手提袋，随后说：“有需要的宝子可以留言，顺丰到付。”

集度上海总部品牌创意岗员工“马尼翔”连续两日在小红书直播维权。（图_小红书）

接下来的一个星期里，“#回城南路2218号”成了另一个热门词条，绑定了极越大大小小几百家供应商。这个接待点在上海嘉定工业开发区虬桥村村委会里，是相关部门为极越供应商专门设置的临时接待地点，用来登记供应商的联系方式和欠款金额，距离极越上海总公司约900米。一位上海本地建筑行业项目负责人在12月12日极越“暴雷”当天晚上就进入了极越上海总部。他指出，那之后，进入总部需要身份证和工牌登记，供应商们就再也进不去了。

据《21世纪经济报》12月18日报道，截至目前，极越欠款总额为70亿元，其中百度9亿元、吉利26亿元、银行11亿元，其他包括供应商在内的欠款达24亿元。

12月13日上午，李红星向上海国际经济贸易仲裁委员会提交了申请仲裁的材料，却因为“不能同时向多个主体提起仲裁”为由不予受理。然后他来到集度上海总部，跟着警方的引导，在政府相关人员处登记了欠款信息，没有下文；他又回到杭州，向当地法院提起诉讼，目前已被受理立案。

李红星翻遍与极越的合作，发现关于诉讼主体的“坑”早在双方合作伊始埋下。他告诉水瓶纪元，和他的公司签约的主体是集度科技（武汉）有限公司，日常沟通工作的则是集度上海总部的员工。在工商登记文书上，这些公司在股权关系上都与百度、吉利没有任何关联。因此李红星不能“击穿”集度这个诉讼主体，直接向其宣传口径中的吉利和百度两大“股东”索赔。

星塘文化关于极越汽车欠款问题的公开声明，声明中呼吁极越背后的两大股东百度和吉利主动承担责任。（图_网络）

更让李红星感到悲剧的是，他和其他供应商交流时发现，他可能是唯一一个个人贷款超过三千万的极越供应商。“大部分（被欠款）的供应商，金额比较大的，背后要么是国企，要么是上市公司，要么是很多个合伙人做了很多年，已经有一些积蓄了；小的供应商，他们做一些周边礼品，（欠）一两百万、两三百万是最多的。那么大金额，又是自有资金，背后没有多个股东，也没有上市公司背景，也没有国企背景，只有我。”

预兆

李红星曾是字节跳动的员工，参与过今日头条汽车业务的广告投放。在字节跳动工作近七年后，四十多岁的他决定离职创业。他形容离开大厂是因为自己“心怀梦想”，再加上业务和资源方面的积累带来的自信。2022年4月，李红星从字节跳动离职，先是和同行合作为品牌客户在抖音购买流量，后又在2023年11月正式单干，创建了星塘文化。

和极越的合作始于2024年6月，那时双方签订了代运营服务协议，星塘文化负责抖音“极越官方直播间”的代运营以及代播工作，每月合作款项约为50万元。创业两年多，这样量级的品牌直播间合作，李红星接过不少，当时他认为，极越的“产品力”比其他同价位汽车更加突出。李红星介绍，刚试水抖音直播推广的第一个月，极越汽车的销量从200余台涨到了近2000台，这令极越公司内部信心暴涨，决定加大抖音直播间预算。

他们联系了包括星塘文化在内的五家直播间服务供应商，组织了一场年框投放（指一年内的广告投放合作）招标，星塘文化中标，双方于7月签订协议。协议约定，接下来的一年内，星塘文化负责极越汽车官方及所有门店抖音直播间的投流工作，包括抖音“极越夏一平”直播间；买流量的开销先由星塘文化垫付，项目结束开具发票后的45天内，极越支付款项，前后加起来账期在3-4个月。

创业两年有余，这是李红星获得的最大一笔订单。他坦言，极越背后的百度、吉利两大投资方是他的“定心丸”。为了配合好极越的工作，他新招募了十来个员工，专门负责极越抖音直播间的代播和投流工作；今年9月“极越07”新车上市，极越对抖音直播的投流预算提到了每月超千万元，知道这个消息后，李红星抵押了自住房，向银行贷款1000万，又以个人名义向亲戚借款2000万，垫付了投流费用。一切都像摁下加速键，直到11月，极越开始难以支付合作款。

李红星在短视频中展示自己被拖欠的3700万的合同文书。（图_抖音）

卷入“闪崩”旋涡的人都并不清楚极越公司内部在发生什么。尤其是自垫资金的供应商们，他们正在奋力为自己对“百度造车”的过度预期买单。

赵利所在的施工单位与极越签订了年框合作协议，拿着十多个极越门店项目，自称垫款金额780万。“闪崩”之前，极越通过派单邮件向他们“开”的“单”一直未停，“这两个月格外多”。虽然，这些11月起新开的项目都卡在了极越内部的申请流程里，“不知到哪一个部门就暂停了”。

10月份起，他们再未收到工程款款项，但这在行业中其实也算“正常”：从项目结束结算，开票，再提交发票进入拨款流程，过程很漫长。到了11月底，赵利的公司在深圳、重庆、昆明对接的已开单项目也被叫停，极越工程部对此的解释是，公司内部换了采购人员，对门店（设计）的理解不一样。也是在11月，赵利的公司里另一位负责人还被告知极越首席财务官“出差”了，要他们帮忙代缴物业意向金。

其余项目陆陆续续在10月至12月完成施工。赵利告诉笔者，他们负责的极越湖南长沙万象城门店在12月11号刚刚完成验收，上海宝山区一家门店“完成了90%”，只剩灯具、油漆、保洁，在极越闪崩后，只能由自己的工作人员帮忙守着场子。出事时，他们给十几个项目门店的物业方都交着押金，还帮极越代缴了“管理费”。

回头复盘，供应商们才读出了更多预兆：11月中，赵利完成施工前，按照约定，要将展示用的充电桩也装到门店墙上。但活做完了，充电桩却还没到，被生产商告知是“缺货”了，“可能他们更早知道（极越）是要爆雷”。另一位供应商骆军所在的贸易公司为极越商城提供礼品，虽然账期是11月底到期，但10月就发现对账系统总出问题，“那时候就感觉有点不对”。另有工程项目咨询公司去年的项目在今年1月就到了账期，却始终未获得全额支付。

在供应商展示的群统计表单中，水瓶纪元看到，另一家“上海豆源建筑装饰工程有限公司”登记欠款金额高达4800万。聊天中，供应商们透露，大部分施工项目是豆源的，豆源已经不愿意弄了，和极越一直在拉扯，直到“11月终于结算完，（极越）说要付款了，就崩了”。这位替豆源诉苦的上海本地建筑供应商的最后一笔极越项目付款也停留在2024年9月29日。

北京集度供应商群聊，在群主的要求下，供应商们把群昵称改为”公司+欠款金额”。

广告投放供应商张爽提起，她的丈夫多次告诉自己，做广告行业，看起来很辛苦，忙前忙后，其实就是一个“垫资业务”，“净利不如一个大额理财”。

张爽与多位其他供应商都向水瓶纪元表示，极越45天的账期，无论在传统还是新能源汽车行业，都算短的，其他最长的账期能到一年以上。能够经人介绍，进入供应商库获得业务，对于供应商来说已经很不错了，很难再去争取缩短账期或预付。水瓶纪元了解到，有的供应商曾经也给吉利控股的另一电动车品牌极氪汽车提供服务，但中标价格一轮轮变低，像比亚迪这样稳定盈利的大车企也会每年要求老供应商降价。盒马超市的装修业务利润也太薄，赵利的老板曾经中标，但到最后，利润也就够养养工人，老板做不下去了。

这些“垫资业务”账期长、利润薄，一旦出现“爆雷”，供应商们只能被动接受。

骆军从2021年年底开始给极越商城供货。极越支付及时，甚至会提早付款，“星期一到期的账款，前一个星期六就支付了”。但11月25日，最后一笔欠款过了账期，“我们逼得很紧，每天发催款函，也没什么用。”虽然骆军只在极越产生了150万元的坏账，但她指出，目前最急的就是欠款几百万的私人小老板，“大公司大不了年终奖没了，私人企业主就是倾家荡产”。

极越商城页面，骆军从2021年年底开始给极越商城供货。（图_官网截图）

骆军入行5年多，对新冠疫情的冲击记忆犹新，由于小公司难以低息借到大笔贷款，她以更高的利息在外面借贷才勉强熬过那段时期，后来赚到钱也不停地还，目前公司年资金体量在一、两千万级别。今年上半年，她还经历了高合汽车的破产，造成260万坏账收不回来。如今加起来，400多万没了。“经历一家我们还能撑一撑，经历两家真的撑不住了”。她说她名下已无更多资产，现在连房子都是租住。说到激动处，骆军声称，这次账再收不回来，自己也要破产，就此不做了，就算失信或遭查封，她也不管了。

骆军说，接连经历了几家车企破产的供应商身边不止一家。张爽丈夫的公司，甚至在高合汽车之前还在恒大汽车产生了坏账。但张爽表示，其他公司爆雷都有预兆，比如高合在付款日虽然付不了全款，但也会陆续“给一些”，供应商有了心理预期，下次也会要求更高比例的预付，直到公司最终破产。与此同时，公司可以同时和自己的供应商谈，这笔款已经变成坏账了，请对方稍微打点折，如果是长期合作方，也愿意“咬咬牙、一起抗过来”。所幸，此前产生坏账只有小几百万，如今极越的爆雷毫无预兆，金额又超过千万，面对明年可能更为惨淡的市场，和广告行业每年上半年的业务淡季，她非常担心盈利补不上亏空。

马上就到年底，供应商们非常担心无法对自己的下级供应商和工人们交代，这个影响马上会层层传导下去。在他们看来，极越事件如同一场“诈骗”，背后的实质控制方百度与吉利必须承担责任。但大家也明白，在层层法律构架设计下，追责几近痴人说梦。“工人也会说，我跟你要钱，我跑（百度）那边干嘛！”一位监理方负责人跟着他合作项目的供应商连着几天在上海，却感到非常无奈。

12月13日，极越身后的两大股东百度和吉利发布联合声明，称将积极解决员工善后和用户车辆售后问题，但对供应商等第三方的表态为“推进其他事宜的合理合法解决”。（图_网络）

主角与配角

不论是供应商和观察人士，还是普通的员工，他们大多都将极越的失败指向公司高层的经营策略失误。但不容忽视的是，监管部门对资质的要求令民营企业百度失去造车主导权，进而失去投资热情，也投射了当下营商环境根源性的问题。

实际上，极越“闪崩”的裂隙，从成立时的资质争议中可见一斑。2016年底，国家工信部颁布《新能源汽车生产企业及产品准入管理规定》，要求造车企业必须首先获得国家发改委批准的投资许可，再经过工信部批准，才能拿到新能源汽车的生产资质文件。这之后有意入局新能源汽车行业的公司，往往通过代工或收购的方式开始造车。2022年初，工信部又出台《关于开展新能源汽车委托生产试点工作的通知》，对代工模式提出明确要求，即委托企业和受托企业都必须具备生产资质才能代工生产，这被称为“双资质”要求，为初创新能源造车企业设立了更高的门槛。

据媒体报道，2021年3月集度成立时，百度本想自主造车，吉利仅为代工厂，但受2022年初的新规影响，直到2023年中集度公司都未获得“委托企业”的生产资质，彼时距离集度的首款概念车“ROBO-01”发布已经过去一年。无奈之下，百度成为配角，将造车主导权托付给吉利，2023年8月，吉利公司旗下子品牌“极越”替代“集度”，首款概念车也更名为了后来的“极越01”。

极越01渲染图

据《晚点报道》引述多位百度人士观点称，“极越”出世后，百度在极越的角色已由主导，变为了“技术供应商”，其意愿投入多少资源来做智能驾驶，已成为难题。在2024年9月的“极越07”上市发布会上，百度创始人李彦宏甚至未上台发言。

很难断定资质问题引发的身份困境，直接造成了百度停止了对极越的投资。另一种猜测是，极越汽车由于销量不佳，其财富高度依靠融资——多数来自百度的投资，现金流出现问题，导致百度决定撤资“止损”。据《国际金融报》报道，极越“闪崩”的导火索，是百度撤销了约定在年底的30亿注资，原因是发现极越公司有一笔高达70亿元的财务窟窿。根据百度财报，其累计投资集度公司约88亿元，但极越汽车销售表现平平。

今年上半年，极越单月销量最高1001辆，累计销售仅2700辆，月均不足500辆，7月后其销量开始增长，销售1143辆，8月销售2117辆，而其销量的高光要从“极越07”上市后算起，9月、10月分别销售2605辆与3107辆。但即使销量上涨，极越也迟迟无法实现自我造血。

极越“闪崩”后，集度老员工、自称负责极越产品研发的“极越司胖”在网上发布“极越闪崩事件复盘”一文，被称为与夏一平朋友圈道歉“小作文”对应的“大作文”。文中，他详细叙述了从无法获得造车资质起，百度对造车的热情如何逐步丧失，而2023年8月起上市的“极越01”又如何丧失了营销窗口期，被迫在2024年再开始集中宣传。“极越司胖”称自己亲手处理了许多原集度客户的退单，自己2023年年终奖也被砍半。

12月18日，自称负责极越产品研发的“极越司胖”，在抖音发布了一篇万字长文《极越闪崩事件复盘》，迅速在网络爆红。（图_网络）

“极越司胖”称，到了2023年底，以极越原首席财务官刘吉宁为代表的财务团队已提出现金流不健康的预警，但也是在此之后，集度规模从3000人扩张到5000人，其中，上海总部产研、运营3000人左右，员工人数是月交付车辆为1.5倍的另一家新能源车企总部的三倍。据《中国证券报》此前对极越内部人士的采访，刘吉宁在2024年国庆假期之后开始休假，随即离职。

变局需要大将。CEO夏一平似乎很努力，其表现却不被员工所认可。“极越司胖”在12月17日晚间的一场小红书直播中指出，夏一平与股东在2024年4月份签订了一份“对赌协议”，其中规定，夏一平需要实现2024年下半年月销量3000台、12月份5000台的结果指标，同时定期向股东进行汇报。他认为，这些汇报任务是夏一平进行大规模抖音直播、对一线销售团队进行成倍扩充、甚至开展“只卖出20辆车”的出海业务的动机。结果并不令人满意。

2024年4月30日，极越01首次海外参展，亮相阿联酋新能源汽车及自动驾驶展览会。（图_极越官网）

这场直播在集度上海总部办公室内开展，直播时，“司胖”将手机镜头转向了右侧售后，几位“一线销售代表”就坐在那边。他继续说道，“很多一线销售员工，实际上非常无奈，因为实在没有人走进门店。”在此基础上，相比于吉利旗下“表兄弟”极氪汽车销售人效（每个员工的绩效）接近每个月五单，极越销售月销售只接近两单。

水瓶纪元在上海、北京门店的采访侧面佐证了“司胖”的观点。在上海五角场合生汇商城内，极越租下商城大门位置的原奔驰门店，与蔚来、理想、阿维塔、极氪四家新能源汽车公司处于同一区域，装修行业供应商赵利称，这是极越“2.0”门店第一家样板店，要给后面的“打个样”。极越歇业后，该区域另一家门店的销售人员向水瓶纪元证实，自己店里人均销售单量虽然到不了人均五单，但也比极越要“多多了”。据他观察，从今年9月极越开业起，毗邻几家店铺的客流量明显更多，营业情况“肯定要比他们好”。他还从极越店员处了解到，目前，极越还欠着合生汇物业的租金没交。

极越汽车北京朝阳合生汇体验店位于商场五层，同楼层的还有另外13家新能源汽车品牌，和隔壁的岚图、斜对面的极星相比，它的店面并不算大，位于角落。极星一位销售人员透露，极越门店的员工数量较多，至少有七八人，是极星门店员工数量的两倍。12月12日，商场物业曾短暂将极越门店用围挡遮住，后又撤下，他猜测这是物业人员担心极越无法支付租金，想留下展车作为抵押。

慕涵曾参与过极越订单系统的研发，今年10月，他发现一线门店员工流动较大，门店电话接听率骤降。今年11月下旬开始，极越尝试自行解决问题。慕涵说，当时部分门店下调了卖车的提成，一线员工的上班时间变成全月无休；办公室进行小范围裁员，以“N+1”_（N为劳动者在本单位的工作年限）_赔偿方案劝退了部分绩效不太理想或计划离职的员工。这一批次的裁员在12月停止，慕涵猜测是公司给不起“N+1”了。

集度武汉分公司员工李双双确认，同样是在11月，公司没钱了，“我知道公司资金会比较紧张，但是没有想到真的一夜之间就崩掉了”。她的日常工作涉及非常多的对公付款，金额几千到上百万不等。今年11月之前，相关款项都是按约定支付，或是提前支付，11月中旬以后，绝大多数款项都支付逾期，连几千元的绿植费用都无法支付。

“卷”是吕舟在极越工作的最大感受。 他做了八年汽车门店销售，最开始在日产、奥迪卖燃油车，2020年转向新能源，先后加入了小鹏、高合，极越是他加入的第三家新能源车企。从传统头部车企走向创业期的新能源品牌，吕舟的职业生涯看似在走下坡路，但他坦言，做汽车门店销售本就不是一个稳定的职业，整个行业的跌宕决定了一线员工的处境，但就像买股票一样，他看中的是销售职业高风险背后的高收益，就职公司的品牌影响力大小与否不是他求职时会考虑的因素，薪资待遇和晋升空间才是。从奥迪加入小鹏时，正值新能源汽车风口，国家政策大力扶持行业发展，吕舟每月拿到手的薪资至少翻倍；而在今年2月加入极越后，在头几个月，他每月的平均工资在2万元以上。

2020年11月，国务院印发《新能源汽车产业发展规划（2021—2035年）》。 （图_网站截图）

“（销售）为了达标可以说不择手段，行业里称极越是‘小特斯拉’，管理风格、做事风格、企业文化都还是蛮像特斯拉的。人相对比较累一点，但付出过后得到的回报其实还是蛮不错的，所以大家也都乐意去‘卷’。”吕舟说，极越门店对一线销售员工实行末位淘汰制，没卖出车就有失业的风险。

为了卖车开单，极越销售开始从自己的卖车提成里拿出一部分补贴给车主。最开始是五百、一千，慢慢地升到了两千、三千，销售们打起了内部“价格战”。吕舟说，他心知这是不良竞争，但他也这么做过，“真的没办法，你处在这个漩涡当中，你只能去随波逐流，不然你就面临可能被‘优化’的风险。”

吕舟还告诉水瓶纪元，做新能源汽车销售四年时间，他却从没想过要换掉自己的燃油车。“（新能源车）的技术相对来说比较成熟，不成熟的是它的质量。一台（新能源）车的电子元器件太多了，从概率上来讲，东西越多坏的概率越大。”他见过不少车主提车第二天就反映车辆出问题，都是小问题，比如车机黑屏了、座椅无法调节、电吸门坏了，“有些人他可能会有比较多的空余时间来处理这些小问题，但像我们这种工作强度非常高，一天可能上班11个小时、12个小时的，可能很难去休息一天的人，真的没有精力去处理这种东西。”

百度的入场托起了许多互联网从业人员对极越汽车技术上的期待，但曾从事智能驾驶技术研发的李珊告诉水瓶纪元，尽管百度Apollo一度被视为智能驾驶的“黄埔军校”，但其看家本领是L4级别自动驾驶。近2、3年起，越来越多公司却专注于开发基于L2级别辅助驾驶路线的“无图自动驾驶”。无图驾驶技术多依赖基于神经网络的“端到端”技术，通过一个模块，直接处理传感器信息，原先对于自动驾驶而言极为重要的高精度地图被完全抛弃。这意味着，百度Apollo在规划方面的技术优势、在人为书写控制规则方面的经验，在业界的需求已大幅降低。

百度Apollo，是百度发布的自动驾驶开放平台，曾被投资界对标特斯拉、Waymo等自动驾驶型汽车项目。（图_网络）

李珊进一步评论道，考虑到端到端的技术路径是数据驱动的，各厂商间要比拼的是算力、数据量、迭代能力，以极越的销量，如何做出有竞争力的大模型，如何在未形成规模销售的情况下定位自己的产品，让她感到困惑。

迷茫的人

12月20日凌晨，身处北京的慕涵收到了公司发送的《协商解除协议》签署链接短信，赔偿方案与前一天公布的最终赔偿方案内容一致，即“N+1”的经济补偿，社保公积金缴纳至12月，保留三期员工（指孕期、产期、哺乳期，下文简称“三期”）、工伤、医疗期员工岗位直至相应情形结束，工资及经济补偿在2025年1月20日之前支付。

极越员工收到的《协商解除协议》最终方案内容。（图_受访者提供）

慕涵马上签署了协议，他说：“符合预期，很满意了，虽然法定年假要以1比3折算，但是（目前）已经很不错了。”在相关政府部门的监管下，他也不担心工资及经济补偿的支付问题。

但赔偿方案其实对“三期”员工并不友好。慕涵看到有怀孕同事在朋友圈发文称，截至目前，针对选择留下来的三期员工，没有明确的执行落地方案，“以后这个钱付不付全靠股东们的爱心和责任感撑着”；而选择走，只有法律的底限2N，对她来说还不够覆盖产假工资，更别说失去的孕期、哺乳期工资，以及面临的近2年的失业期。

12月20日，最终赔偿方案定下后，一位怀孕的集度员工朋友圈。

12月22日，集度武汉分公司的所有员工已陆续签署完《协商解除协议》，但仍有不少车主到办公室询问情况，甚至有些车主还没能提车。李双双告诉水瓶纪元，部分车主的订单系统显示退订成功，但定金却始终没有退回，“也是建议他们尽快去起诉或者打吉利客服电话了”。

12月16日，武汉集度办公室，员工正排队签署集体仲裁。（图_受访者供图）

12月16日，武汉集度办公室，员工正排队签署集体仲裁。（图_受访者供图）

吕舟也签署了《协商解除协议》正式离职，但他告诉水瓶纪元，他对赔偿不抱太大的希望，至今他甚至都还没拿到加入极越之前“暴雷”的另一家新能源车企高合的赔偿。吕舟仍然想再找一家新能源汽车品牌的门店一线销售岗，妻子一个月的工资不到九千，刚够还房贷。高合、极越这类新能源品牌，虽然发展不太稳定，但只要“钱给到位，我还是会考虑的”，吕舟说。年底的工作并不好找，大多员工都在等年终奖，少有岗位空缺，他准备等元旦后再看看。35岁也是个局限，像特斯拉的门店销售岗，“他们招的基本上都是95后，甚至于现在都是00后了”。

前路未卜的还有车主。12月14日，作为北京极越车主代表的王晶，在当地政府和警方的协调下，于北京百度大厦见到了百度集团副总裁、智能驾驶事业群组总裁王云鹏，他们组织了一次三方会议，超80位车主在现场等待。

但这次三小时左右的会议并没有达成任何书面结果。对车主关于OTA升级_（全称“Over-the-Air”，远程升级技术）_频率、智能驾驶升级、车机软件使用等诉求，王云鹏现场没有作出任何有效承诺，只说两周内给出三方协商结论。王晶说，每当她指出百度是极越的大股东时，王云鹏的情绪就会特别激动，有一次还拍了桌子，“他只把自己定位成供应商，根本不提自己股东的身份。当我很坚持的时候，他们就会说，‘那就让我们公司的法务来说一下’。”

同日，王云鹏、杨学良分别在朋友圈和微博发言，前者承诺兜底智驾和地图导航，后者承诺把车的正常使用和售后服务做好。他们的发言被不少车主视作两大股东在“承诺兜底”。慕涵说，这是在玩文字游戏，王云鹏承诺兜底的智驾和地图导航，仅占汽车软件层面的十分之一，更多的还有智能车机系统SIMO、极越APP等没有囊括在内。

百度集团副总裁、智能驾驶事业群组总裁王云鹏，吉利副总裁杨学良分别在朋友圈和微博发言，前者承诺兜底智驾和地图导航，后者承诺把车的正常使用和售后服务做好。（图_网络）

然而，两周过去后，车主们的诉求仍然没有得到解决，百度公关部与北京车主代表的对接微信群里，百度方已经甚少发言。约定的最后期限，也就是12月29日，几名极越车主来到百度大厦，但被保安拦在门外。王晶在小红书发文说：“百度锁了所有门，派了安保拒绝让我们进去，但是这次外围的警方人员比上次还多，甚至在停车入口放了拦截器。”

截至12月30日，根据车主说法以及极越APP发布的三次问题说明，极越车主正在或者即将面临车辆损坏后的维修没有保障、国网积分充电权益无法使用、车辆保险难以续保、OTA升级频率不定等问题。

从12月16日起，聚集在上海的40多名供应商到浦东区百度上海研发中心及嘉定区百度上海分公司门前“讨说法”。骆军记得，16号上午十点还不到，大家就已经到齐了。“没有人搭理，但一拉横幅，好了，警察们全部出来了。”直到下午4点钟，百度研发中心的行政主任终于站了出来。骆军提供的视频中，这位主任指出，极越是一个独立法律个体，百度研发中心无从介入，随后便退回到一众警方人员身后去。

北京的供应商们也在百度总公司门前等了一整天，他们说，总部负责人更“恶心”，说了两句，就“跟兔子一样地跑回去了”，骆军气愤地转述。

供应商代表在百度总部前集中。 （图_“极越供应商群”）

12月18日晚上，小红书用户“极越司胖”直播间中，一位自称是极越消费经理的员工回应称，吉利有意接手极越的车主售后服务，但关于积分充电，极越正在和吉利沟通兜底方案，后面应该会有积分权益平移到其他平台的方案。他同时表示，这其实是一种道义上的帮助。极越充电桩供应商能效电器客服则指出，他们是生产方，极越本应承担充电桩后续质保。如今，如果充电桩硬件出了问题，比如枪线坏了，他们可以维修，但系统软件都在极越那里，软件问题他们是无法负责的。

垫资的供应商们还在等消息。12月17日，赵利等人先到了嘉定区信访办，又回到回城南路，下午再去百度上海研发中心。12月18日路径与17日一致，但这一天，来现场的供应商少多了。水瓶纪元在回城南路村委会现场看到，门口有警察守卫，村委会内的空地被隔离栏分为几块，供应商和车主分流进行登记。两位政府负责人员与三四位供应商一同站在户外等待，天气冷，供应商们站了一阵就离开了。

12月18日中午，百度上海研发中心门口，一位警察出来劝供应商们回去。“你们也是老板，怎么弄得跟工人一样，到门口要钱了。”供应商们苦笑道，自己的钱都是银行贷出来的，年年借，年年还，到最后还不如工人了。原来老板自己也没有钱，警察确认了几遍，脸上抑制不住的惊讶。

供应商们最终散去，回程路上，赵利手机响个不停。他要张罗山东潍坊、四川成都、浙江杭州、瑞安、台州等各地的物业退款。他们的工人没有守住刚刚完工的长沙万象城门店，12月18日商城试营业，有开业率要求，物业接管了他们的门店，交给另一家车企。“今天直接被人家改了”，赵利对着照片解释，“这些板重新喷漆，屏幕画面换一下就行，LED、软装、天花，都是我们做的，成本太高了。”

极越“闪崩”之后，李红星告诉自己还在上幼儿园的儿子，日本最近有流感病毒，比较危险，“北海道下次再去吧”。小朋友无力去深究，只能懵懂地接受父亲模糊的借口，于是生日改成了邀请其他小朋友在家里庆祝。李红星不敢多想未来，那套让儿子招待朋友庆祝生日的房产已经抵押给了银行。

这个12月，极越果然没有打来账款，李红星把自己银行卡内的几十万元转到公司账户，给员工发放11月的工资并缴纳社保，随后他开始遣散员工。但最终他并没有让自己的公司原地解散，而是留下了5名创始团队成员，他还不想认输，他无法接受自己的中产生活变成海浪里的泡泡。

在上海阴冷的天气里，李红星感冒了，几天时间瘦了十来斤，谈话中不断叹气。

李红星形容自己这是“推倒重建”。他说：“不是回到起点，就像一个房子一样，所有都坍塌了。坍塌了，你再想一想手里边还有什么材料能够利用的、重建的，在这个重建的过程中，需要不断地去规避以前在建造房子的时候一些风险——房子怎么会坍塌的？怎么会倒掉的？是不是地基部位，或者是哪个梁部位，或者哪个砖有问题？这些东西在重建的过程中，我会重新思考，会更加谨慎一些。”

文中慕涵、吕舟、赵利、张爽、骆军、李姗、李双双、王晶，均为化名。

撰文-彭杰克、彭丹

统筹、编辑-滚木

平台编辑-cc

跨年夜里，我毫不意外地在社交媒体上刷到了人们在各个商业街区聚集倒数、却又什么都没有等到的视频。

寒冷的北方冬季，人们穿着羽绒服挤在王府井大街上，向一块商场的户外大屏举起手机，兴奋地大喊“3、2、1”。

结果，在新年第一秒亮起来的，只是一则蓝色的企业广告。

人群的喧闹声在那一刻暗淡下去，和几秒钟前的热闹形成了强烈对比。整个场景都有点尴尬和荒谬，像是刻意在嘲讽，以至于隔着屏幕的我也感到心沉了下去。

它让我想起2024年的元旦，也是同样的场景，发生在三里屯太古里。让人难以想象这是最先锋潮流、勇敢前卫的街区，它曾努力将香港的喧嚣与北京粗糙的文艺融合在一起。

一时不知道该怎样形容这种无奈，我提醒自己，不要因为几个视频就放大情绪，不要受限于自己的观察和体验，但是这种感受不重要吗？不真实吗？期待新年仪式的人难道不重要吗？好像也没法说服自己。

常识告诉我们，没有一个商业街区不期待节日。常识也告诉我们，这不是商业本身的问题。

也许有梨泰院作为邻国的前车之鉴，我们的城市决定以牺牲快乐来换取安全。但这是唯一的选择吗？还是只是一种怠惰。

忘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身边的朋友们都不再喜欢在非工作时间出门了，也不太去探索陌生的街道了。

北京这么大，城市里不是没有新店出现，只是大多数都不太有趣：统一的网红风审美，食物好吃不是最重要的，东西好用也不是最重要的，最重要的是打卡拍照。

也是为了安全，限制多得不得了，完全谈不上什么服务和体验。我想起曾在两年前的特殊时期，无意中走进的一间酒吧。为了不被发现，商家把灯调到了最暗，人们挤满了房间，正在偷摸着品尝鸡尾酒。

当享乐不宜张扬出去，节日自然就没有了存在的空间。

商业是迷人的，消费是用物来连接人的途径。但在经济大环境变得艰难之后，许多东西也变得易腐，不仅仅是我们的大脑。

许多新开的店铺、品牌，过两个月再去，就已经不在了。它们的每次离开，也把人们对于一条街区的安全感、对于社群的稳定感带走了。

我们必须承认，那种长久的、对生活的信赖正在消失。主理人也好，小老板也罢，名称根本不重要，生意规模也不重要，重要的是对未来向好的笃定，重要的是靠经营、慢慢去积累顾客的耐心。

近年来，我的消费已经从线下全面转向了电商。也许是基于工作经验的判断，也是出于个人喜好，我似乎总是能踩中每个渠道转变的节点。

当抖音电商刚起步时，我已经在观众只有个位数的品牌直播间里消费；当许多人还在批评小红书售后太差、不适宜买东西时，我也已经下单过几本杂志。

我对平台的依赖好像也消失了。

有趣的是，这些因素让我最近开始重新思考一些过去的判断。1个多月前，我在小红书上随手发了一个小视频，主旨是记录我在首尔逛街时的感受。

东京和首尔为什么让我觉得好逛呢？是因为线上商业没有完全杀死线下，它们达成了还不错的默契。电商提供交易的便利性，线下提供体验的独特性，大家彼此配合，互相成就。

更重要的是，线下和街区的原貌有机地结合在一起，包容了城市的旧与新，不靠大拆大建和整齐划一的所谓设计，就能让咖啡店、街边商业、时尚门店共生，共同塑造城市景观。

视频在发布后出乎意料地成为了爆款，第二天就获得近两万的点赞、快50万的阅读。我接收到了很多因共鸣而产生的鼓励、有价值的信息补充，比如路网的规划等等，当然也有不少谩骂。

其中有一些奇怪的声音，是质问我为什么觉得消费就能代表一个街区的活力？以及指责我是一个被消费主义荼毒的人。

在社交媒体中表达的情绪和立场，有时候会被放大。我不得不承认，视频中谈到的电商挤压线下零售，的确并不是最关键的问题所在。它只是一个真实的结果。

电商变得庞大，进而扭转了人们的消费方式，这不仅仅是城市萎缩的动因。它是市场的选择，或主观的，或被动的，也许甚至是平衡之后最好的解决方案。

它和节日一样，只是整个系统中表象的那一部分。

从前些年圣诞树从国贸、三里屯消失开始，元旦的庆典也变得稀少了。事实上，曾经我们吐槽过的消费主义标志——双11、618、双12等等数不清的互联网消费节也不那么热闹了。它们曾经弥补过真实世界里快乐的空缺，但也最终无可奈何地面临潮水退去。

因为生意难做，一切都交织在一起，彼此都成为了彼此的代价。

2024年的社会零售数据并不乐观。目前可见的1——11月的统计数据中，北京、上海作为两大城市，均呈现了下滑。按照消费形态来分，商品零售和餐饮的数据都不好看，其中，上海11月的数据令人惊讶，竟然单月同比下滑了13.5%。

居民收入增长上面临的压力，无论是工资性收入受行业波动影响，还是资产性收入随着房地产、金融市场的阶段性调整出现变化，都使得可支配收入的增速放缓。消费者对未来预期趋于谨慎，预防性储蓄动机增强，因此主动削减了非必要消费支出。

更重要的是，许多人正在离开北京、上海等大城市。人口流动的放缓意味着消费频次降低，尤其是在旅游消费、餐饮娱乐等领域受到较大冲击常驻人口的消费行为也更趋保守，进一步拖累了社会零售数据，反映出人口流动与消费活力之间紧密的联动性以及对零售市场的制约作用。

而正因为如此，那些愿意在新年伊始守在城市中心的人就更加可贵。他们依然充满希望，充满热情，是真正愿意在这座城市里辛劳付出、并期待有所回馈的人。

如果一座城市持续让生活在其中的人们失望，这是正常的吗？我们应该接受它吗？我们应该去向谁追问原因？我们有没有权利去追问？还有很多很多问题是想要问的。

节庆对于一座城市，对于个人的生活来说，都是极其重要的。在一年又一年的节庆中，在那些被装点的商店中，一座城市的历史，就这样被记录下来，进而从每个人的个人记忆转变为集体记忆的一部分。

它是城市生活中身份认同的载体。通过周期性的庆典活动，城市居民共同参与，分享节日氛围，形成对某个地域的归属感。

节庆也能够打破生活的常规秩序，创造特殊的社会时空。在短暂的节日里，我们将自己从日常中解放出来，从公司、住宅走向城市的公共空间，看见它们被改造成漂亮的样子，看见街道变成狂欢的场所，人们也能从暂时的失序中获得重新投入不确定生活的勇气。

而在其中，忽略消费塑造城市的力量是不负责任的。当一座百货伫立在一个城市的核心干道上百年，它就是一种遗产。你的奶奶去过，你的母亲去过，你也去过，这是传承。

因此，当一座城市不再为节日而狂欢，其实也就夺走了身在其中的人对生活的期许，那它就只是在彰显权力，而不是提供生活。

在这个层面上看，消费是一种奖励，也可以是一种报复：当一座城市对于“人”本身不再在意时，终究也会遭到反噬。

（我的报名考核表）

我叫张桂云，河北涿州人，一名执业中医医师，在涿州有一家中医诊所，多年来的工作就是与病人、医生、医院打交道，可我万万没想到，有一天，被强制送到精神病医院的我，也无法证明我没有精神病，那18天我怎么也不能忘记。

01

起因：
反映洪水赔偿问题，却遭不明身份人员抢手机

因2023年夏天河北地区的暴雨导致洪灾，我们村所在的涿州市刁窝镇受灾严重，不管是种粮户还是养殖户都损失巨大，2024年5月，洪灾赔偿款发放后，我家嫂子的耕地上却要修建水泥路，我嫂子多次进行阻拦，并要求查看耕地红线，村里不讲理，我陪嫂子就来到刁窝镇找书记刘阳，刘阳书记开会没接待我们，我们又来到涿州市纪委想找杨中秋书记反映，却连纪委大院里大厅门都进不去，保安将我们拦在外面。

我嫂子在纪委大院台阶处，我在纪委大院外我们等了一夜（5月9日村镇6名干部暴力截访，我被抢出来了），突然出现了两辆120救护车和十余名警察，警察下令将我们强行带到120救护车上，关上车门，我的三部手机也被不明身份人员抢走，随后把我们带到刁窝镇卫生院。我报警，出警的警察说手机，让我们找刁窝镇镇党委书记刘阳要，刘阳书记给包村干部陈冲打电话，陈冲不承认手机在他那，刘阳书记让陈冲帮忙找，至今手机没有归还我。

没想到反映问题，竟遭到如此对待。5月15日，我们来开涿州又逐级到保定市纪委、河北省纪委反映，都吃了闭门羹。

02

突发：
在中纪委反映期间，被截访、被跟踪、被强制带回涿州

2024年5月16日，我和嫂子来到位于北京市西城区永定门内街甲2号的中纪委反映，历经一番开包安检、出示身份证后，却被工作过人员直接交到了当地接访人员所在的对面棚房，进入后发现有涿州市检察院魏检察长、涿州市公安局的李立军、还有一名亮着警察证的警察，还有一位不名身份人员正是在涿州市纪委大院和刁窝镇政府非法控制我和嫂子的人。

虽然不情愿，我们还是向他们表达了反映的诉求，我提了洪灾后，诊所损失分文未赔和无故在高铁站被拦截限制出行的问题，我嫂子也说明了自家的耕地为何被打上水泥路，并反映村干部违反耕地红线政策等问题，并要求这样的村干部下台。

在场的公安局李立军、魏检察长随即联系刁窝镇书记刘阳和涿州市纪委杨中秋，假意会解决问题，处理村干部等等，并称刁窝镇会有人来接我们回去，我们感觉不对，趁他们不注意，跑出了棚房。

意识到会有人截访，5月17日和周末我们住在北京，没有外出。5月20日，我们再次来到中纪委反映，果然发现刁窝镇包村干部陈冲和另一男子自始终尾随、跟踪，为了不被他们跟上，我们与排在前面的人说：“当地截访的来了”，通过插队的方式迅速经过安检进入了纪委信访大厅，我和嫂子分别到了各自的窗口表达了自己的诉求，但得到的答复都是回当地处理，心有不甘的我们，又往全国人大的队伍走去，这中间又看到刁窝镇包村干部陈冲和另一男子跟在后面，大约下午一点半，经向全国人大保安询问得知，因我们缺少材料，只好离开。

（强制带我们回涿州的车）

到了中纪委大院门口不远处，我们打上出租车没走出多远，忽然一辆出租车横在我们车前面，下来大约五个身份不明的人员，将我们从出租车里强拉硬拽塞进了停在一旁的京CMJ102荣威车上，并随即抢走我们的手机、我的身份证和我随身带的包。随后，京CMJ102荣威车一直开到了涿州，路上开车的人一直和涿州的人联系把我们放到哪、交给谁等问题。

03

无助：
不吃药就绑起来下胃管，被迫吃下精神类药品

到了涿州后，先是到了涿州安定医院，后又到了涿州安康医院（到病房后才知道是精神病医院），开车的人把我的身份证、书包，我和我嫂子的手机等交给了刁窝镇姓赵的人手里，我被两名男护士固定着胳膊强行带到了病房内，病房是封闭式的，走廊的尽头是上锁的铁门。

（关我18天的安康医院）

当天晚上，一男一女两个护士到了病房，摘掉我的眼镜，即使我提出800度高度近视，也无济于事。晚上让我吃药（没有见到医生、没做任何检查和诊断），我问：“是安定吗？”女护士说：“太低级了，”我说：“那是抗焦虑的？”护士答：“是”。我说：“我就是医生，我没病，睡眠也很好，我不吃”。男护士说：“就下胃管！”并叫来三四个男的，我当时意识到精神病院如果不听话会被捆绑。

下胃管一般就是鼻饲，通常是从人的一侧鼻孔进入鼻腔，待鼻饲管到达会厌部后再缓慢进入食管，插入深度通常为45-55厘米，其总长约为105厘米左右，通常会对口腔、鼻腔黏膜有一定损伤。考虑胃管的痛苦和后遗症，我选择不下胃管，被强制口服抗精神分裂药PLPL4mg（帕利哌酮），每日两次。每次吃完药，护士都要用手电筒照口腔，逼着喝水，确定药咽下去了才让离开。

（强制我吃的帕利哌酮）

我被强制吃药后的三四天，明显感觉心慌，每天测血压和心率，我的心率都100多，我跟蔡院长反映，蔡院长说是我紧张，我说我不紧张。在这几天里，我常常怀疑我会不会被这药给吃死，但我不敢闹，因为闹的后果就是被捆绑起来、被打针、被打……

04

卑鄙：
政府同意你才能出去，先把“忏悔书”写了

2024年6月6日，是我医师定考结束报名的前一天，此前我多次反映，这个考试如果耽误报名，你们谁也承担不了责任。但政府仍然通过安康医院院长齐佳佳想在医院给我报名，以达到不放我的目的，并称只有按照政府的要求写出忏悔书才能回家。

“我是涿州市刁窝镇大柳村张桂云，因为跟政府有争论，深刻反思，出去遵纪守法，做良好公民，不向政府提不合理要求，就此事不再追究。”这是政府提供的模板，要求我照着抄，签字捺印，后来政府又给齐佳佳院长发信息逼我再加一句，“如果干扰政府工作，自负法律责任”。

我开始坚决不写，刘主任用拳头锤桌子，男护士长也来威胁，“不写别出去”！当时已经是中午，他们当时说6月6日是医师定考最后一天报名，我为了争取时间报名，经过长时间的思想斗争，被迫写了。

（逼迫我嫂子写下不真实的承诺书）

在我出去的当晚，更令人怒不可遏的是，刁窝镇政府为了继续掩盖自己的违反《精神卫生法》规定的罪行，晚上八点左右，村书记王海立逼我哥嫂、姐姐们签下虚假的承诺书，诬陷我参加非法宗教、偏执型人格。

自此，从2024年5月18日到6月6日，我作为一个中医执业医师因“被精神病”在涿州市安康医院整整关了18天，这段经历，令我永生难忘，相关的的幕后黑手，我也一定不会让你们逍遥法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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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2024年12月23日，巴西公共劳工部等多个部门联合对中国企业比亚迪在巴西巴伊亚州卡玛萨里的工厂进行突击检查，称发现约有163名中国籍工人的生活和工作环境极为恶劣。

根据巴西当局通报，这些工人需要经过许可后才可以离开宿舍，他们被迫进行长时间无休工作，护照以及薪水也被承包商企业扣押。此外，这些工人的生活居住环境也极为恶劣，缺乏基本的生活设施，部分工人甚至是人口贩卖的受害者。

巴西当局对此进行强烈谴责，并暂停向比亚迪旗下承包商工人发放临时工作签证。

该消息在国际社会引起关注后，比亚迪汽车巴西分公司承认相关问题。但在12月26日，比亚迪品牌及公关处总经理李云飞发表评论，称巴西当局是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
中国社交平台上对此事件的讨论也遭到了严厉审查。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与此事件有关的三篇404文章。

一、星球商业评论｜奴家给各位吹个笛子吧

长期关注商业领域的微信公众号“星球商业评论”对巴西比亚迪劳工事件进行评论，但原文很快被删除。

文中提到：

给比亚迪盖工厂的外包建筑企业叫金匠，工人们住在四个设施里。按照巴西人的说法，工人们睡在没有床垫的板床上，31个人才有一个浴室，上班时间太早，有时一周工作七天。

巴西人说工人们已经被当地有关部门解救了。但这个居住环境令人震惊，岌岌可危，有辱人格，堪比：

奴隶。

国内舆论彻底分化。一方认为，比亚迪这是丢人丢到国外了，就算是给了工人高薪，但还是把996，无视居住环境保障那套带过去了。站出来说自己没有被奴役的哥们儿，是：

奴而不自知。

另一方认为，这环境咋了，国内建筑工地都这样，甚至有的大学宿舍还不如这个呢，而且挣钱又多，人家工人都没叫苦，你们带啥节奏？

沉默了两天后，金匠巴西分公司和比亚迪公关总经理李云飞站了出来。金匠说当地劳工部门检查频繁，这里面有文化差异，净问些诱导性问题，再加上翻译偏差，所以完全没有奴役和解救，都是误会，不信你看我们员工拍的视频和按的手印。

看得出来，巴西劳工部门把员工们带离工棚，侵犯了他们的人权，侮辱了他们的人格，他们非常生气，指印按的力透纸背。

李云飞则说的更直接。他说欲加之罪，何患无辞！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以及企图破坏中巴友谊的事情上，见识了境外相关势力如何恶意关联、蓄意抹黑，国内部分自媒体如何：
里应外合。

攘外必先安内是吧？大星记得比亚迪在巴西可不是这么说的。

他们在声明中表示，已与涉事机构断绝合作关系，并承诺将会“全面遵守巴西法律”。他们还说已对分包员工的工作和生活条件进行了“详细审查”，并多次要求建筑公司改善。

这么看起来，他们确实知道一周干七天不合法，也知道那些建筑工住的不好，否则不会这么发声明。

二、王五四｜巴西友邦惊诧论

微信公众号“王五四”也发布文章进行评论，但该文同样遭到删除。

文章写道：

举国上下，我们早就学会了抛开事实不谈，抛开华春莹副部级的事实不谈，她说的“我是十四亿分之一，当今生活在中国特别的幸福、安全、自豪和骄傲”百分百没问题。

可那些西方国家，就是学不会这一点，他们像极了许三多， 不抛弃不放弃，既不肯抛开事实不谈，又不愿放弃原则再谈，经常弄得我们很被动。这次让我们被动的是巴西，这两天网上爆出大量关于 “巴西劳工部解救了 163名比亚迪工地被奴役的中国劳工”的新闻。解救这个词，我们习惯于跟失足妇女结合起来，积极向上的词，巴西相关部门却跟劳工结合起来，还加了个被奴役，这就事关重大了。自1949年中国人民站起来以后，奴役这个词都是用在水深火热的西方人民身上的，我们是要去解放他们的，巴西这么一搞，弄得我们有点措手不及。

因为这件事事关比亚迪，所以它们的品牌及公关总经理李云飞回应说，“在抹黑中国品牌，抹黑中国，以及企图破坏中巴友谊的事情上，见识了境外势力如何恶意关联、蓄意抹黑，国内部分自媒体如何里应外合，相信大家的眼睛是雪亮的！”

群众的眼睛本来是雪亮的，这些年被用的太多了，不管说的是不是人话，干的是不是人事，动不动就让群众用雪亮的眼睛看，早就看近视了，群众不看了。这些年，国产品牌基本都得了迫害妄想症，动不动就是境外势力抹黑你，你自己也不想想，本身跟人家有那么大的差距，你见过行业的头部没事去抹黑尾部的吗？承认差距，努力奋进，才是正道，别动不动就让子虚乌有的境外势力替自己的愚蠢和无能背锅。

友邦人士不了解我们的国情，所以经常惊诧于我们，而我们也无暇了解他们，所以也经常惊诧于友邦。就像以前中国的外贸公司，跟外国人合作，外商会要求改善中国人的工作环境和待遇，否则不给订单，以及跟中国政府签订一些协议时要求改善学校、监狱的生活条件医疗条件等，在我们看来，很难理解，这不是有病吗？关你们什么事，可是友邦们就是这么喜欢干涉他国内政。

在未来的日子里，我想友邦们一直会惊诧，我们也会惊诧，但大家惊诧的点不一样，我们惊诧于，屎居然有这么多种吃法，他们惊诧于，屎居然能吃。这不是打比方，这是历史，发生过的历史，也可能是即将发生的未来，这是历史和未来的相互凝视，这是文明和野蛮的互相惊诧。

三、货殖新传｜巴西营救160名中国“奴工”，我看着却像找茬……

微信公众号“货殖新传”作者同样发布文章进行讽刺，该文很快便被404。

作者写道：

工资迟发、代管护照，这不是常态么？

至于什么水质啊、餐饮啊，这根本就不是个事啊。

巴西人也太大惊小怪了。

就连工地工人，也在抖某上称，这是巴西人想抢他们工作的阴谋，故意找茬。

怎么说呢？

只能说，寰球并不同此凉热。在我们看来稀松平常的事，在他们看来竟然是「奴役」！

只能说，我们自以为还不错的生活，在别人眼中，简直猪狗不如。

怪不得CPTPP提出的一系列入盟标准，将工会独立列为第一条，将良好的劳工生活工作权益列为硬性要求：

如果按照巴西这个标准，那我们国内企业没有多少能达标的！

而为了入盟，官方表示正与各成员开展深入沟通交流，积极推进加入进程。并称将通过改革，目标全面达到CPTPP规则标准。

这如何实现？

在福布斯2023年「全球税负痛苦指数排行榜」上，我国继续是亚洲经济体中税负最重的国家，全球排名第三。

而相应的福利水平，则在全球149个国家和地区中排名第76位，应了秦晖老师那句「自由减少而福利未必增加，福利萎缩而自由何尝进步」。

另如员工工资，社保占工资总数的比例达到了40%！

硬性税收和社保拿走这么多，养着全国8000万公职人员和几亿退休老人，如果企业不拉长工作时间往死里卷，利润从哪来？

换句话说，如果企业都像西洋那样8小时工作制，几乎没有几家能活下来！

要么降税，减少政府拿的部分，让给老百姓和企业，让企业缩短工时，提高员工工资。

现在很多地方都发不出工资，远洋捕捞都出了人命，怎么可能降税呢？

这么说来，我们可能连CPTPP的门槛都够不着，怪不得人家第五次拒绝讨论。

不过这也不奇怪，我们以为「自古以来」的一星期5天工作制，也是在2001年加入WTO时承诺的，之前每周至少工作5天半或6天。

如果没有洋人这么不停地逼，我们可能还在「天朝物产丰盈，无所不有，原不借外夷货物以通有无」的迷梦中自我感动。

昏睡百年，洋人渐已醒。相信我国在加入CPTPP的过程中，能提高待遇，不再令洋人视我工人为「奴工」！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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编者注：在本文中拖欠工人工资的资方为下浩里工程的施工单位，并非龙门浩老街的运营单位，且两处为两个地点，请各位读者注意区分甄别。原po为小红书用户，现文章已搜索不到。

来重庆的下浩里和龙门浩老街游玩，走着平整的山路穿过一众网红景点，忽然看到一众年长的农民工阿姨叔叔坐在石阶上，后面的一段路被一个小栅栏挡住，旁边一张简单的自纸写着事由，这些工人们在新年将至的时候，在寒风里讨要拖欠三年的修路工资。

来玩的基本上是年轻人，带着玩偶和相机来网红景点打卡。这些年老的农民工看见我们这些行走在他们劳动成果上的人，却反而像是觉得愧疚，小声说：妹妹，后面走不了啦，你们回去吧。

一眼就能从他们的外貌看出来他们是工人，而且是修山路进行重体力劳动的工人，不是因为他们强壮，而是因为有那种特有的苍老、瘦削，和一种小心翼翼的神情。他们非常安静，只是坐在石阶上，或者站在一边。我听见一个老阿姨对另一个小声说：他们不会让警察抓我们吧；另一个年轻点，激动地低声说：凭什么，他们才是犯法的。

路过的游客和他们打量着彼此或者避开眼光，互相不说话，好像在两个世界。我小心地问他们能不能拍照，一个大爷好像终于被触发了开关，露出惊喜的笑，急急地说出似乎排练很久但是没机会说出口的话：可以啊，妹妹，欢迎，可以发在抖音…我问他们之前有没有试着把事情发在微博或者小红书，他们又低下眼睛笑笑：我们没文化，弄不懂那些啊。

我只是拍了一张照片，他们却对我说：谢谢谢谢，向我挥手，提醒我：妹妹，东西掉啦(拍照时我不小心把玩偶掉在了地上)。他们好像觉得我能做很多事，我属于会用网络，年轻，穿着体面的人，正是这些人一直以来管理他们，使用他们，剥削他们。也许他们觉得世界是我们的，即使世界是由他们一砖一砖铺成的。

重庆是一座GDP很高的旅游城市，景点里全是商业街，人们穿着光鲜。新年要到了，这些工人们活该被剥削、活该在寒风里受冻、露出这么小心翼翼的、不好意思的神态吗？

我走的时候他们还坐在那里，一个黑瘦的男人抱着一个一两岁的孩子，让孩子在山路旁染着青苔的矮石墙上跳，给孩子指远处的绿树。在孩子心里，一切是怎么样的呢？在爸爸怀里他是不是会觉得，自己和爸爸，与路过的姐姐哥哥们一样都是游客，在过年回家前进行一次轻松旅行?我们能让世界变成这个孩子能进行游戏的地方吗？

编者按：中国白纸运动纪录片“乌鲁木齐中路”导演陈品霖在去年，因涉嫌“寻衅滋事”遭中国法院定罪。1月6日，在上海宝山法院遭判刑3年6个月，刑期至2027年5月27日结束。

根据维权网消息，上海宝山法院刑庭第三法庭周一下午开庭审理陈品霖公诉案，他被指控“明知是编造的虚假讯息，在讯息网路上散布，造成公共秩序严重混乱；转发引用 #辱骂国家领导人言论，损害国家形象、严重危害国家利益”。

陈品霖的辩护律师，方县桂律师在X（推特）上表示：

【宝山法院套路审，一审重判陈品霖案】
1月6日下午宝山法院对#陈品霖 案如期开庭。
开庭前，陈品霖在律师见证下和检方签署认罪认罚具结书，检方建议量刑2年，庭审中法官向陈品霖确认了认罪认罚。
三个小时庭审后，合议庭合议了1小时回来当庭判3年6个月。
不少朋友问我对案件的意见，详见附图供参考

依中国刑诉法第201条之规定，认罪认罚的案件，法院确认了真实性之后一般应当采纳，在违背当事人意愿或影响公正审判等五项对当事人有利的情形才可以不采纳。

宝山法院以态度不诚恳为由拒绝采纳检察院的建议量刑，显然超越了法定理由。

合理的推测是法检两家事先通气了，使庭审“好看”，庭审结束后重判

— 方县桂律师 Lawyer Daniel Fang (@Danielfang82) January 7, 202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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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1月2日，陕西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一名学生在校内坠亡。学校称该生事发前与同校另一学生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而在学生家长要求调阅监控时，学校以“监控坏了”为由拒绝。此外，学生家长到校后被带至宾馆，由两名老师轮流看管。学生手机、手表内的信息也遭到删除。

之后，该学生家长在抖音等平台发视频呼吁公众关注此事。

1月5日，当地大批民众前往学校声援坠楼孩子和家属，并要求学校给出解释。有不少民众进行了现场直播，但直播间很快便被平台封禁。

随着民众聚集，当局出动大量警力进行维稳，根据现场视频显示，不少民众遭到警察锁喉、强拽、殴打等暴力对待。

然而，面对警察的暴力维稳，当地民众毫无畏惧，部分网民通过直播的形式呼吁更多当地人前往事发地抗议。但相关直播间均遭到封禁。

1月5日深夜，蒲城县联合调查组就该事件发布情况通报，称：

1月2日3时许，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有一学生在校坠楼发生意外，学校立即拨打120及110报警，接警后民警立即赶赴现场，120急救中心到达现场后，宣告当事人已无生命体征。经师生辨认，该生为该校三年级（7）班学生党某。

事发后，县委、县政府迅速组织由政法、公安、纪委、教育等单位成立联合调查组，依法依规开展调查处理。经调查，1月1日22时许，党某在4楼宿舍因郭某（该校一年级学生）与同舍徐某（郭某同乡）聊天影响自己休息，与郭某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后党某在陈某（学生会成员）的陪同下到一楼告知政教处副主任雷某。雷某将郭某、党某叫至值班室进行调解后，二人回到宿舍。2日凌晨3时许，与党某同宿舍的黄某如厕时，发现宿舍阳台窗户下方放置有一张木凳，推拉窗呈开启状态且窗上金刚网纱窗被卸下，党某已倒在窗外楼下。

公安机关经进行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目前排除刑事案件。公安机关已就调查结论告知家属。

目前，相关责任人的责任正按程序调查认定，善后工作正在全力进行。

在此，对孩子的不幸离世，感到无比痛心与惋惜，对失去孩子的父母及家属，表达深切慰问。此事件的发生，表明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下一步，教育部门将强化心理健康、珍爱生命的日常教育，努力使每一个学生健康成长。

同时，请广大群众和网民尊重法律及事实，尊重逝者及亲属，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共同依法维护健康有序的社会舆论环境。

官方的通报并未平息民众怒火。1月6日，民众再次聚集，并冲破了警察的人墙，进入学校。期间多个视频显示民众再次遭到警察的暴力对待，一些民众遭到抓捕。

另有视频显示，愤怒的民众通过扔石头、喷射灭火器等方式反抗警察暴力，一些警察四处逃窜。

目前，该事件仍在发酵，但中文互联网上的相关视频、讨论均遭到严厉审查，相关热度遭压制。

一名十八线男演员身陷外国电诈园区，要如何在48小时之内成功解救呢？

首先，你得有一个坚毅勇敢智慧无双的女朋友。

1月5日，演员王星的女朋友@失眠爹地在微博求助，说他赴泰国进组拍戏期间失去联系，高度怀疑被绑架到缅甸电诈园区，希望借助网络舆论的力量推动救援。

从1月5日晚发出求助，到1月7日晚中国驻泰大使馆发布王星被成功解救的消息，这场超高效的解救行动只用了不到48小时。

王星女友（栋梁注：因其不是娱乐圈人士不便提及姓名）发出求助后，先是引发了各路大V和广大网友的转发关注，到目前该微博已被转发超过36万次。

经舆论发酵和媒体报道后，事件迅速引起了中国公安和外交部门的重视（别问之前有没有重视），并进一步引起了泰国政府（对旅游声誉）的高度重视。

经中方强烈要求，由泰国政府出面，很快查实确认了演员王星被绑架至泰缅边境某园区的信息。随后，泰国政府与涉事的电诈园区及其背后地方武装力量展开了谈判沟通（别问有没有付赎金），连泰国总理都亲自过问了此事。总之，一天时间内，那边麻溜儿地把人放出来送到了泰国警方手上。

看起来，解救王星是得益于中泰两国政府的共同努力，但从根本上说，王星被成功解救至少有90%是得益于他女友的行动。

坚毅勇敢，智慧无双，没有任何一个字是夸张。

先说发微博求助这件事，王星女朋友的文本绝对是比教科书还要优秀的范例。

先说理性层面

求助信息最怕啰哩啰嗦一大堆让人抓不住重点，而王星女友的这条微博先是用最精简清晰的语言把王星的遭遇说清楚了，没有语焉不详（容易被质疑），没有添油加醋（容易遭反噬），重点要素一个不落，无关信息一句没有。

作为微博大V中的一个，我其实经常收到私信求转发的求助信息，但绝大部分都因为信息耸人听闻、夹杂大量主观猜想无法核实而帮不上忙。

而王星女友的这条微博是客观介绍了其在泰国失联的情况和类似经历被绑架至电诈园区的案例，事实归事实，每一句都有证据，推测归推测，每一条都留有余地。不管是大V还是普通网友，转发起来没有任何顾虑和压力。

很惭愧地说，王星女友作为素人，对于事件发生过程的总结与梳理，比当下大多数新闻从业者都要强不止一星半点。

再说情感层面

网络舆论要得到最广泛的传播，光有理性是不够的，情感、情绪才是引发人们共情的最大驱动力。

王星女友发出的求助信息里，一方面尽最大努力展示出了这一事件“值得”被舆论关注的要素，也就是他作为演员曾参演过的多部作品，与身陷电诈园区形成强烈反差，这是传播学层面的“引爆点”，进而撬动了远超王星作为小演员咖位的影响力。

更重要的是，对于她和王星相处细节和案发以来心理变化的恰到好处的描述，极大地调动了广大网友的同情与关心，堪称神来之笔。

那些什么流量明星的公关团队，但凡有这十分之一的功力，都不至于让自己哥哥被黑得那么惨了。

当然，这里纯说技巧和功力对王星女友是不公平的，也是其他公关团队不可能学到的，因为这些情感表达背后是王星和他女友真挚的互相扶助的感情，而不是营造伪装出来的表演。

还有最可贵的勇敢

在人类众多优秀品质之中，最宝贵的是勇敢。

王星的女朋友最让人动容的是，她不仅在网上发帖求助，而且是第一时间飞到泰国，做好了去和警方沟通，去边境谈判营救的准备。

身处异国他乡，可能面对的是无法无天的电诈园区和完全不知道是否可靠的某国警察，她所承受的风险和压力可想而知。别说只是女朋友了，很多结了婚的妻子都不一定能为丈夫做到这个程度，又或者愿意做但不具备这个能力。

而王星的女朋友果断行动了，而且做到了！

这也是为什么我毫不吝惜地夸赞她坚毅勇敢智慧无双，她绝对当得起！

向王星的女友表达我最高的敬意。

向演员王星表达我最真诚的羡慕与嫉妒。

欧盟议会以555票赞成、6票反对、45票弃权的压倒性优势，通过了《禁止强迫劳动法案》（三年后执行），该条例明确规定：禁止在欧盟市场销售、提供以及出口任何使用强迫劳动生产的产品。

法案中的「强迫劳动」，指国际劳工组织（ILO）第29号公约第2条标准，中国作为该组织成员，理论上认可且严格遵守着这一公约。

按照国际劳工组织的「强迫劳动」认定标准（2012版），以下行为均构成强迫劳动：

乘人之危——利用劳动者的困境或弱势，如经济压力、学历文化、家庭负担等。

欺诈——通过虚假信息或隐瞒真相，诱使员工进入工作环境，或在工作开始后随意改变报酬、解释、承诺等。

限制行动自由——限制自由移动、限制居住范围、上厕所时间等。

隔离——控制员工与外界的接触，如没收手机等。

身体性暴力——殴打、拘禁等。

恐吓和威胁——以扣罚薪资福利、调岗晋升、开除等为由，通过言语威胁、心理操纵等手段威胁劳动者。

扣留身份证明文件——扣留各类证件，使劳动者无法离开雇主。

拖扣工资——无正当理由脱扣工资、暂缓发放。

以债务理由奴役——例如员工给公司造成损失后，被扣工资进行“抵偿”。

恶劣的工作和生活环境——不卫生、不安全、无隐私等，参照当地规定。

过度加班——超过加班时间、且伴随解雇、降薪等威胁。

此外，国际劳工组织规定，正常工作时间是每天8小时、每周40小时。

所以超过这一时间限制、且未获得足额报酬的工作，理论上都可视为「强迫劳动」，因为必然伴随着上述定义内的“胁迫”。（996算不算强迫，不算，那个叫奴役）

为什么说欧盟的「强迫劳动」法案，不适合中国国情，至少有以下理由：

一、这显然是欧盟针对中国的阳谋，这一条条写的，基本上都是针对咱们，司马昭之心可谓路人皆知，值得高度警惕。

二、文化背景不同，欧美国家盛行的躺平之风，是毒药！早晚得完蛋！艰苦奋斗、勤劳致富才是劳动者最靓丽的底色。

三、欧美国家自身劣迹斑斑，靠奴役完成资本原始积累，凭什么自己富裕起来后，就可以阻断他国的发展之路。

四、编不下去了…

总得来说，该法案对“人类和人类文明”而言，无疑是件好事，对当下的各位而言，至少也有两个好处：

一、倒逼国内劳动法的落实。（虽然可能性约等于0）

二、提供一条或许更有效的维权之路。

作者——张面条

排版——李楂燃

近日，体操运动员吴柳芳在其自媒体发布多条性感热舞视频，体操奥运冠军管晨辰在吴柳芳社交账号下留言：前辈姐姐，擦边就擦边，但不要给体操扣屎盆子。

11月24日，吴柳芳的社交平台账号被平台设置为“禁止关注”，她身着运动员服装拍摄的置顶视频也不见了。

我一直不喜欢擦边这个词，它意味着不断模糊原有的边界，并不断蚕食自由。

但曾经，擦边这个词，意味着自由在扩展。

不妨沿着时间回溯，回顾一下中国文艺圈的几个关键性的、源头性的“擦边时刻”吧。

（太长不看，不妨直接拉到第七部分，有新东西。）

一、“女特务”时代

五六十年代的电影，受题材限制，人物多以工农兵、革命战士为主。那个时代，没有最帅兵哥哥，也没有最美女警，只有刻板的“工农兵”形象。所以，众多40年代叱咤风云的影星转型的方法，是把精致的脸，用造型、化妆等手段，改造为劳苦大众的相貌。

“50年代最漂亮的女演员”王丹凤，出演“生产能手”。这张脸仍然太精致了。

再往后，就是八个样板戏的年代。

在这个时代，文艺圈的擦边，主要通过“女特务”实现，因为只有女特务，才能有口红、烫发、高跟鞋与旗袍。

 

1958年拍摄的《永不消逝的电波》、《英雄虎胆》中的女特务，深刻的印刻在了当年无数男青年的记忆中。

从1979年开始，中国的文艺圈开始了道德上的“疯狂擦边”。 

二、媒体上的第一次接吻

在中国公众场合出现的第一次接吻，不是中国人，也不是电影，而是杂志封面。

1979年第5期《大众电影》封底刊登了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剧照。《大众电影》是当时最火的刊物，曾创下过单期销量940万册的记录，用现在的话来说，是顶级大号。这张图片，自然也引发了轩然大波。

当时有位宣传干事给编辑部写信，表达了自己的愤怒：

“社会主义中国，当前最重要的是拥抱和接吻吗？”

“万没想到在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然堕落到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

“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纯粹是为了毒害我们的青少年一代。”

——声讨擦边的理由，从来都是一样的。

一个任何时候、任何场景，都以孩子为标准的社会，不是纯洁的，而是异常的。以孩子为理由，不断侵蚀成年社会的自由，失去的绝不仅仅是跳舞的人。

在信件最后，这位读者挑战式地说，“你们有胆量，请在《大众电影》读者来信栏，原文照登一下我的信，让全国九亿人民鉴别一下”。

编辑部还真“有胆量”，全文刊发了这封信，在杂志上开展讨论。在这场大讨论中，《大众电影》的编辑将“接吻”上升到“思想解放”的高度。当年可以这样联系，如今，这样的意义联系，仍然是存在的。

在不到两个月的时间里，共收到来信和来稿11200多件。事实证明，那个时代的中国人，渴望自由，反对保守，所有信件与来稿中，赞同这位宣传干事的还不到3%。

谁能代表所有中国所有音乐爱好者呢？

进入90年代，《大众电影》的封面云集了那个时代最著名的演员。现在回看那时的封面照，其香艳程度似乎超过了今天吴柳芳的擦边。

不要和短视频里看到的擦边相比。这是正式杂志的封面。

二、封面上的接吻，为真人出演撑开了擦边空间

影视圈也在“疯狂的”开拓擦边的新前沿。

1979年，国产电影《生活的颤音》首次出现接吻镜头。虽然据说男女主角接吻时嘴上还贴了层膜，但电影院仍然爆棚，许多地方还临时增派消防官兵到影院驻守，以防意外。男女主人公蜻蜓点水般的接吻，注定会被破门而入的女方父母打断，电影院里响起一片失望的哗然。

女演员变美了

很多人喜欢用单纯、纯真、纯洁等词形容以前的社会，但用这些词来形容一个成年人社会，本身就意味着极大的压抑。

其实，说到银幕上的吻，《庐山恋》的影响更大。

这部拍摄于1980年的影片中，张瑜扮演的女主角主动在男主角脸颊上印上“蜻蜓点水”的一吻，给了一代人震撼，成为那个时代年轻男女的恋爱教科书。

《庐山恋》影响更大的原因，除了那一吻，还因为泳装。

到了1986年，吻戏不再是一个问题了。谢晋导演的《芙蓉镇》中，刘晓庆和姜文的创下了中国电影最长接吻纪录。

姜文在1995年拍的《阳光灿烂的日子》，共计5000万人次观看。宁静饰演的米兰，有过一两秒的露点镜头，在当时宽松的大环境下，堂而皇之地出现在了公映版里。

三、艺术领域也在做出各种擦边

1979年，画家袁运生参加了新中国第一次大规模壁画创作——首都机场壁画的绘制。这幅壁画中，有三位裸浴的少女。

事后他回忆：“那个画面当初是过不了画审的，为了能够通过文艺审核，我就在少女的胸部那里多加了一条线，（从视觉上）让审核人员以为下面是一条裙子，剩下的到时候再画。”

后来，袁运生最后悄悄擦去了少女胸部的那条黑线，也立刻在社会上引起轩然大波。

据袁运生回忆，当时机场建设总指挥李瑞环看了，他很开明，没有吱声。不久之后，有高层领导找到袁运生，态度温和的商讨：“壁画能否修改一下？我们这里的压力太大，希望你能让画面之中的傣族少女起码穿上短裤。”

袁运生很生气，当面说：“绝对不能改，在世界历史上，改画是一件丑闻，比如教皇让米开朗琪罗改画，就是丑闻一件，如果改掉的话，对中国改革开放的形象是极大的损害。”

邓小平同志从李瑞环那里得知《泼水节》这幅画有争议之后，连招呼都没打，就在李先念等同志的陪同之下前往参观。他看了后说：“这有啥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没问题，甚至还应该多印，卖给外国人。”而旁边的李先念也说：“我看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

此后，不断有人来参观，想一睹究竟，机场每天应接不暇。海外评价：“中国在公共场所的墙壁上出现了女人体，预示了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开放。”

当时,大家都以为,这么多党和国家的高级领导人都给予了肯定,不会再有什么事儿了。

然而，保守是如此顽强，自由是如此的艰难。很多时候，保守往往以更纯洁、更革命的方式呈现出来，即便面对政策、领导人的表态，都敢于盛气凌人。就像如今社交媒体上的某些人，只要持着道德的大棒，就可以不管法律与政策。

有人在读者来信中质问：“我知道海关查私，也把裸体像片作为一个目标去搜索。贵刊承认社会主义文艺同资本主义文艺没有区别？难道欣赏屁股、乳房就是贵刊的‘现代化’吗?”

1982年，《泼水节》壁画部分被布帘遮住，钉上三合板封死。

这一封，就是8年。

四、音乐界也在做出尝试，探索艺术得擦边新边界。

1979年，邓丽君的《甜蜜蜜》唱响大陆。听了几十年激昂样板歌曲的中国人，喜欢上了这类柔美的歌曲。但邓丽君也受到“靡靡之音”“黄色歌曲”之类的指责。

1980年初，中央电视台制作并播放了一部旅游风光片电视剧《三峡传说》，《乡恋》就是配唱的一支曲子。反应了王昭君对长安的依恋。歌曲充满了低回凄婉、如泣如诉、缠绵悱恻的乡思之情。

歌曲播出后，很受广大群众的喜爱，红遍了街头巷尾。批判、讨伐的声音随之而来。

“趣味不高，格调很低，在气质、情趣、人物的品德和性格等方面都不够健康。”

“这首歌是灰暗的、颓废的、低沉缠绵的靡靡之音”

“让一位古代的巾帼英雄唱这样靡靡之音，有损于人物的形象”

群众批评看歌词，专业人士则批评李谷一所采用的“气声唱法”，不正经、离经叛道，不符合社会主义艺术规律。

“娇声嗲气呀，矫揉造作，完全是迎合少数观众的低级趣味，亦步亦趋地模仿某些港台歌星的庸俗风格”

“同那里的咖啡馆、酒吧间、歌舞厅、夜总会等等资本主义社会的娱乐生活是一个味道”。

“不仅污染了我们的乐坛，也会使被捧者误入歧途。”

当时中央人民广播电台等部门，搞了一个群众评选活动，《乡恋》虽得到了十几万张选票，但由于激烈的争议，未能入选。有人说：投票的都是流氓，这是流氓喜欢的歌。

1980年春，中国音协在北京召开了一个音乐创作会，叫“西山会议”。会上，当时受到群众欢迎的《绒花》（就是韩红翻唱的那一首）、《乡恋》等当时十分流行的多首歌曲都遭遇了点名批判，其中李谷一的演唱风格是重点。音乐界一高层人士劝李谷一：把《乡恋》用“健康”的唱法重新再唱过。

带着“黄色歌女”、“格调低下”，甚至反党、反社会主义的帽子，李谷一承受了巨大的压力，甚至可能在中央乐团待不下去。

乡恋所遭到的批评，并不是孤例。1980年的《军港之夜》，也因为歌词中有一句“让我们的水兵好好睡觉”遭到非议。质疑者认为：我们的士兵都睡着了，谁来站岗保卫祖国呢？这些理由现在看起来如此荒诞，但在当年，却是理直气壮——就像现在，把自己的孩子的前途，与吴柳芳联系起来。

转机出现在1983年的第一届春晚。

当天晚上的四部热线电话，接到了无数要求演唱《乡恋》的来电。冥冥之中自有联系，30年后，人们用“疯狂打CALL”来形容对事，对人的支持。

晚会总导演非常为难，无法定夺，找到台长请示，台长也不敢拍板。当时的广电部部长吴冷西正在现场坐镇。面对堆积如山的点播单，吴冷西几经犹豫，冒着风险，拍板上《乡恋》。

于是，1983年春晚舞台上，曾被批为“靡靡之音”的熟悉旋律缓缓响起，中国通俗音乐的前行之门就这样无比艰难地被“擦”了

——哪怕你今天随意听一场演唱会，都来得十分不容易。不要以为穿高跟鞋、擦口红、穿短裙、练瑜伽，是天经地义的。

五、他们是为了什么？

从李谷一到袁运生，从王蒙到吴冷西，从李先念到邓小平，他们撑开这些空间，是为了什么呢？

是为了中国人的经济自由。

正所谓“见一叶落，而知天下秋；睹瓶中冰，而知天下寒”。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的霍英东回忆说：“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1980年，首都机场出现了一幅体现少数民族节庆场面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其中一个少女是裸体的，这在内地引起了很大一场争论。我每次到北京都要先看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我的心就比较踏实。”

知道从何处来，才能知道往何处去。

不管是经济的，还是文艺的；不管是明星的，还是普通人的。所有的自由，都是一荣俱荣，一损俱损的。文艺圈的自由，是其他自由的风向标，而所谓经济自由，正是市场经济。

事实也正是如此，伴随文艺圈的擦边，整个中国的经济改革大潮风起云涌，小岗村分田到户，家庭联产责任承包制开始实施，年广久雇工超过八人，个体户成为市场的重要主体，集体经济出现并朝着私营经济转化。从计划经济到“有计划的商品经济”，再到市场经济。最终，塑造了今天中国老百姓的日常生活，也成就了全球第二大经济体。

这些改革者的努力，归根到底，是为了中国人的日常生活。

“文革”期间，跳交谊舞是不被允许的，因为是资产阶级情调。1978年邓小平《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团结一致向前看》的讲话，开拓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氛围。这一年除夕，消失多年的交谊舞第一次出现在人民大会堂的联欢会上。舞会由国务院管理局组织，一些领导干部和一些文艺团体的青年参加。舞会上，舞伴同性组合要比异性组合多，女子与男伴的距离谨慎的保持在20厘米开外。

也就是在这一年，贬斥为“扭屁股”的迪斯科第一次在中国出现。大城市里时髦的青年男女，西服，蛤蟆镜，脚蹬懒汉鞋，板砖录音机里放的音乐是“阿里巴巴是个快乐的青年”。

到了1980年6月，时风陡转。穿着时髦就有流氓嫌疑，跳交谊舞被指第三者插足。

公安部和文化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取缔营业性舞会和公共场所自发舞会的通知》，通知表示，交际舞“舞姿低级庸俗、伤风败俗”，人民群众反映强烈，坚决要求取缔。营业性舞会的主办者，将被给予治安处罚，甚至以“妨害社会管理秩序罪”追究刑事责任。

1983年“严打”期间，西安中年妇女马燕秦，因为“长期不务正业，把自己家作为主要地点，纠集流氓分子多次举办流氓舞会，以及经常勾引男女青年，出入其他流氓场所、教唆、引诱多种形式的流氓犯罪，并通过乱搞男女关系盈利”被收审，判死缓。案件牵涉300余人，多次参加马燕秦家庭舞会的都被判了无期徒刑，甚至连为舞会伴奏的乐队成员，也被判无期徒刑。

1984年10月，中宣部、文化部、公安部联合下发了《关于加强舞会管理问题的通知》，语气略微松动，改禁为限。当年，北京市批准了四家舞厅的开放，但只允许四类人进入：外国人、留学生、华侨和华侨带进来的中国人。

在改禁为限之后，需要自下而上的尝试。当时的天津市长李瑞环，领风气之先，搞起了舞厅试点。之后，文化部、公安部以《天津市舞会办得比较健康》为文，向全国各地下发通知，进一步开禁。全国开始争相效仿，交谊舞开始从小众的圈子向大众蔓延，一场旋风，一夜而起。

1986年，王蒙复出，任文化部长，这个酷爱交谊舞的作家，上任之初，就干了一件大事：让交谊舞解禁。

六、自由从不是一帆风顺

总体看来，这一时期，从高层到底层，整体上都是向着更宽松，更自由的方向发展。所谓历史规律，从来都不是从天而降，静水深流背后，是那些改革者、先行者的努力、争取。

自由的发展，从来都不是一劳永逸的。

1983年，反精神污染开始。

前几年宽松的氛围突然之间发生了变化。在这一时期，女青年烫发、搽雪花膏，穿款式新颖的衣服，跳健康的集体舞，甚至养花都被加以非难，说成是‘资产阶级生活方式’的影响，当作‘精神污染’的表现来反对。

当时，《马克思传》因有马克思夫人燕妮袒露肩膀和颈胸的传统欧洲装束的照片，被视作“黄色书籍”没收；《瞭望》封面因刊登获女子体操高低杠上的照片，而被当作“黄色照片”；战士随身带着对象的照片，便受到严厉指责；有的大城市党政机关，不准留烫发和披肩发的女同志进大门；许多工厂门口有人站岗，留长发、穿奇装异服的男女工人一律不准入内。甚至，有些地方组织纠察队日夜巡逻，在大街上见到有人穿喇叭裤，上去便剪……

在胡耀邦的干预下，这一波风潮并没有持续太久。

道德宽松度从来都与经济自由息息相关。正是在这一年，安徽“傻子瓜子”年广久因为雇工140多人，引起各方责难，甚至有人主张采取措施“动一动”。邓小平得知后，说：“不能动，一动人们就会说政策变了。”

保守与自由就这么反复博弈。直到9年之后，1992年，邓小平以88岁高龄南巡，为中国的改革开放点上了一把火。改革开放之下，中国人的自由扩展，才进入了快车道。

时代当然总会不断前进，但它打个盹，就是一个人的一辈子。

当年，一定有一个豆蔻年华的少女，看着姐姐们化了妆，穿着高跟鞋、旗袍去跳舞，心中羡慕，想着自长大了也这样。但待到1986年，王蒙解禁交谊舞，她已经50多岁了。

现在，你打开手机，选择一首外国歌曲；

你和朋友约着下班去学跳舞；

你打开微信，朋友给你发来一张热辣的图片；

你和女朋友在学校宿舍下拥抱；

你觉得这一切稀疏平常，理所当然，但即便我知道这段历史，写完这篇时，我仍觉得步步惊心，来之不易，应当珍惜。

知道何处来，才知道往何处去。

社会不是由我们对自己的宽容构成的，而是由我们对他人的苛刻决定的。你不能只要自己的自由，而藐视别人的自由。对他人的苛刻，最终会塑造出对自身的苛刻。

七，大熊猫和中华蛩蠊

憨态可掬得大熊猫是旗舰种。

旗舰种是保护生物学中的一个概念，简单的说，它未必是生态上最重要的，但可爱、卖萌，能够吸引公众关注，进而号召起公众保护动物的意识，保护那些影响力较小的物种，进而保护生物多样性。所以，世界自然基金会（WWF）选择大熊猫作为自己的logo。

大熊猫人人都喜欢，但你知道这种动物吗？

中华蛩（qiong）蠊，长这个样子的。

这种小虫子，只有12毫米长，仅产于长白山顶部海拔约2000米处，是古老残遗类群，昆虫纲的活化石，属于国家一级保护动物。

它白天躲在泥土里或者洞穴里，晚上才出来觅食，不起眼，甚至显得恶心、猥琐。

但是，它们仍然是自然造化漫长的杰作，历尽数亿年而挣扎生存至今。他们的生存，仍然是地球生物多样性的一环。

熊猫是国宝，是最耀眼的动物，但熊猫作为旗舰种号召起来的热情，也是为了保护中华蛩蠊。

奥运冠军荣誉凝结的共同体意识，不仅仅是为了给冠军荣耀，而是为了让这个共同体的人，过得更好，更自由。

冠军是一座巨大的金字塔。塔底是早早的就在筛选中被淘汰的运动员；往上是市队、省队、国家队默默无闻的人，再往上，才是小有名气的获得过荣誉的；再到塔尖，才是奥运冠军。

管晨辰是奥运冠军，吴柳芳只是世界冠军，退役后，前者的路要宽广得多。

奥运冠军的头衔，不该伤害另一个退役运动员自由的理由，而应是宽容、保护一个退役运动员自由的能力——岂曰无衣？与子同袍。

集体荣誉感，不是碾压个人自由的理由。为国争光的凝聚力正在于，国家以法律公平的保护每一个人的自由，哪怕这些自由不那么高尚。

八，老祖宗的智慧

我们不仅仅是在讨论跳舞和穿衣的自由，我们讨论的是经济自由、创新能力。

有一句话叫做“中国经济，水大鱼大”。

能养鱼的水，一定不是纯净水。丰饶的水体，下面是污泥、是各种植物的尸体、微生物、水藻、各种不起眼的小虫。这样的活水，才能养鱼。而如今，我们更需要的是活水养鱼，提振中国经济。

星球大战中，卢克放弃了绝地武器的身份，因为他发现，自己在原力光明的一面越强，原力黑暗的一面就越强。

原力，其实源于中国古老的智慧：太极。

看看太极图案，曲线分隔出两个半圆，黑者为阴，白者为阳。黑色半圆中有白色小圆，白色半圆中有黑色小圆。

所谓万物负阴而抱阳，有阴就有阳，有光明有阴暗，阴阳共生，光明与阴暗共存，社会才能繁荣生息。这是中国老祖宗的智慧。

水大鱼大。水至清则无鱼，人至察则无友。

所以，负面的东西，往往和最正面的东西共存。中国互联网最鼎盛的时期，苍老师和世界最顶级的互联网大佬，齐聚中国。

邓小平力挺《泼水节》，也正是这个道理。

今天，屏幕上的接吻不再是稀奇事，我们的自由比四十年前更多，但还不够，我们需要更多。因为，我们不再是一个落后国家，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外商投资，来料加工的国家。我们需要自主创新，需要成为全世界最具活力的国家，因为只有这样，我们才能得到全世界顶级的创新力。

自由是弱小的、不起眼的，但它在漫长的历史中，会显现出自己的力量。几十年前，美国人的游戏自由，让他们获得了GPU和人工智能。马斯克、乔布斯、盖茨这些人的离经叛道，是创新中最底层的驱动力。

不可能用一个低自由度的社会，撑起一个高创新力的经济体。

所以，擦边，决不仅仅在于那跳舞之人。

擦边，曾经是我们的过去，也预示着我们的未来。

“建设美丽中华”

1月2号的事情了，沸沸扬扬闹了好几天，当地终于发了通报。

具体怎么回事，大家可以去抖音上搜搜“蒲城”，有些话在这里不太好说。

说说能说的。

整个通报，前面说了吵架和打架，后来说了高空坠落死亡，又总结说“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再强调“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

这仿佛在说“吵了两句嘴就要死要活，现在的小孩子怎么那么脆弱？我都已经自罚三杯了，你们还要再乱说，我就不客气了”。

所以，咱别的就不说了，就说一件事——

监控。

按照死者家人的说法，家人要求查看监控，但校方说监控坏了，所以家人一直不知道事情的真相。

这是家人不断在网上发声的原因之一，也是网友持续关注、愤怒不已的导火索。

监控又不失时机、恰逢其时、恰到好处地在关键节点上，坏了，这么懂事的监控，不引起人们的怀疑才怪呢。

当然，这也只是学生家长的一面之词，不可尽信。

联合调查组发通报，强调“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那你完全可以将此事讲清楚讲明白啊，但大家也看到了，并没有这样的表述。

只有一句涉及到“监控”——

“公安机关经进行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

哎，等等。之前校方不是说监控坏了吗？那公安机关又是怎么“调阅监控”的呢？又是调阅哪里的监控啊？

家人和校方，到底谁在撒谎？还是说监控一开始坏了，后来又很懂事地自己好了？

既然有监控，如果家人没看过，那是为什么？如果家人看过了，为什么还在说不给看？不应该是就监控内容再说话吗？

21世纪的当下，我们的校园事件，却总是被一个小小的监控“卡脖子”，看来，我们并不总是“遥遥领先”。

监控的事情，语焉不详，模棱两可，我只能言尽于此，不好再说了。

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却可以斩钉截铁地说，通报冤枉了该学校。

通报说“此事件的发生，表明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存在薄弱环节”，我看未必。

十几天前，该学校的公众号还发文说，2024年12月9日、12日，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德育讲师团分别在学校新、老校区进行了两场《敬畏生命  热爱生命》专题讲座。

讲师团老师以真实案例入手，引入主题，引导同学们珍惜自己生命，关怀他人生命，谨慎对待生命关系，冷静处理生命问题，与周围生命休戚与共。

这表明，学校在学生心理关爱等方面，不是存在薄弱环节，而是强得很啊。

只是，打脸来得这么快，真是天大的讽刺。

他们的功夫都用在了哪里呢？

恐怕只有天知道了。

公司发不出（老板不想发）工资了怎么办？长春一家商场的老板想出了创新的办法：

自己发行消费券来抵工资。

红票子👇

绿票子👇

一大叠票子👇

别看这消费券是企业行为，设计印刷还真是颇费了一番心思的：

“长春币”的主体是活力城商场的外观照片，发行单位是重庆路活力城Mall，面额从10元到500元不等，每一张都有独立编码。人民币能有的，“长春币”一样都不少，每一处都精巧，连Mall的首字母大写都没错！

据该公司员工向媒体提供的《员工“消费券”使用细则》显示，本次发放员工“消费券”可用于重庆路活力城Mall消费，缴纳大众物业管理小区物业费，购买大众置业指定房源及车位，并有具体使用的详细细则和咨询电话，落款为大众卓越控股集团。

发生这种情况，当地监管部门是怎么处理的呢？

和此前河南郑州某公司用购物卡抵货款发工资事件的结局类似，郑州和长春当地政府很显然并没有处理涉事企业的意愿。

郑州公司用购物卡发工资事件的处理是由商务局市场秩序处做出处罚，并督促企业增加购物卡使用门店数量。你没看错，督促增加使用门店数量……意思是这么做政府认了，但你要尽量让员工能把购物卡花出去。

长春这家公司自己发行消费券来抵工资的做法，当地政府早就注意到了。人社局的回应是：

已接到相关投诉，并已转交给劳动监察大队处理。

怎么处理呢？大概率就还是调解，并督促企业增加消费券适用范围。

《中华人民共和国人民币管理条例》第二十八条：

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印制、发售代币票券，以代替人民币在市场上流通。

长春这位老板创新意识这么强，胆子这么大，可真刑啊。

公安部门再不管管，只怕真要全国学习推广了……

2025年1月2日，陕西省渭南市蒲城县职业教育中心新校区有一名17岁的党姓男生坠楼身亡，事发前曾与舍友发生口角和肢体冲突。

1月5日，蒲城县联合调查组发布通报，称“公安机关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排除刑事案件”，并强调“公安机关进行了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

通报全文：

而据网传的死者家属说法，此事发生后，校方百般阻拦家长进入现场，也拒绝披露相关的细节，强制要求家长接受调查结果。而家长检查孩子尸体时发现了“脖下淤青”，怀疑孩子遭到校园霸凌致死。

疑似死者家属所发的社交动态（未证实）

此外，还有消息称，校方不让死者家属查看现场，也拒绝提供监控录像，并且限制了家属行动，制止其通过网络求助。甚至还有网络传言称，死者是被其他学生推下楼，且霸凌情况已不止一次。

自1月4日起，死者家属和一些网友开始在学校门口组织抗议，要求校方给出合理解释、公布真相。随着时间的推移，越来越多当地民众加入了抗议示威行列。1月5日、6日当地连续了出现大规模的群体抗议，当局开始出动大量警力进行维稳，民众与警察在对峙期间发生了激烈冲突，有许多民众被打伤、抓捕，也有警察、校方人员被殴。

1月6日，原本登上了微博热搜的话题“#陕西蒲城通报一职校学生坠楼”遭到屏蔽：

持续关注中国维权运动的 @YesterdayBigcat 称“这是2023年1月以来发生在中国的规模最大的一起示威”、“估计规模在5万人”：

@YesterdayBigcat：这是2023年1月以来发生在中国的规模最大的一起示威，目前估计规模在5万人左右，虽然当地政府不断调集警察到现场，但警察人数目前仍然处于绝对劣势，我估计他们暂时不会动用武力。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评论：

老歌串烧：说白了不是孩子打架闹矛盾才发生高空坠亡吗？

愿我能全：鹿晗躺枪？

奇趣行为大赏：这次监控没坏，给家长看看吧。

BGQI6QIdAhZkX46：这都是傻逼维稳政策搞出来的结果，本来一起刑事案件搞成这样。

听见凉山Messi：蒲城都没有一个热搜？

黑夜长安：自己孩子出这么大的事，父母想了解真相就这么难？

torontobigface：2025年的第一场抗议，来的就是如此之大，不知道会以什么样的结局收尾。

chaoximin1：这可不是什么好的兆头。民众可以失败无数次，但共产党只能失败一次！

ws_traderx：蒲城直播间开一个封一个，网友问学校门外，主播隐晦传达。

LLDCWGfFfS95TDm：为什么这次聚集共产党控制不住？这个原因值得探讨一下。

LeonWon49604920：蒲城这种偏远贫困县，老百姓讨生活越来越艰难，一个小小的火星就能点燃民众的愤怒。

5nIMoE1ySj58636：官方信誉透支的下场。

mbngd0098962844：在中国，人人都有可能被霸凌，被失踪，被自杀。

PotatoLovesMole：公布真相，该怎么处理就怎么处理，远比组织维稳警察代价小。但他们就不，就要站在老百姓的对立面。

zhngzih02665471：这次抗议人民拿起木棒石头砸的黑皮狗四散奔逃，看的太爽了，上升了一个新高度。

Liu96704439：维稳走到今天已走进死胡同了、不是维护稳定、而是制造更大层面的对立、基层突发事件常有、而维稳已经变成机械摸式、不管对错、不管正邪、都是对民众大打出手、统治暮年现象越来越清晰了。

过去的这一年，关于孩子们的事情最揪人的心。我们关注，却不见明显的好转。

2024年6月25日，审计署审计长侯凯在《国务院关于2023 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 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中披露：在审计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时，重点审计了13省159 县2021 年至2023 年 8 月补助资金 231.37 亿元，

部分补助资金管理使用较为混乱，有的被直接挪用，66县将19.51 亿元用于偿还政府债务、基层“三保”等支出。66个县为了还债挪用了孩子们的营养餐补助近20亿，平均下来一个县就是2900万左右。

审计署还发现，有41县和1533 所学校等通过压低供餐标准、虚构采购业务等变相截留挤占2.7 亿元，有5个县教育部门与中标供应商合谋，通过供应商分红、捐赠等方式套取4216.02 万元，用于发放福利等。147家供应商和部分学校食堂等供餐单位违规经营，偷工减料、以次充好供餐。

审计署披露挪用事件后，我曾作文《从孩子们的嘴里夺食，罪大恶极》说：这种人神共愤的事情，应该点名道姓曝光才对。不点名道姓，我们就很难知道是哪些孩子的吃饭钱被这些畜生不如的东西挪用了，家长们就很难有针对性的给孩子们补餐加营养，普通民众也就跟难参与到监督和公共谴责中来，违法违纪的官员们承受的法纪压力和道德压力就微乎其微。

我当时就曾预言：干了坏事而不受到谴责和制裁，他们将来还会继续把罪恶之手伸向孩子们。

等啊等啊，终于等到了一个结果：2024年12月22日上午，审计署受国务院委托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报告了2023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审计查出问题的整改情况。《审计整改报告》显示，在农村义务教育学生营养改善计划专项资金审计方面，已整改问题涉及资金40.39亿元，完善制度248项，处理处分1200人。针对直接挪用问题，66县已原渠道归还、支付拖欠补助等19.51亿元。针对变相挤占问题，41县和1533所学校已通过原渠道归还或上缴财政后重新安排等整改问题涉及资金2.7亿元。对部分供餐单位违规经营问题：121县已处理处罚相关学校负责人237名，解除与147家违规食材供应商的合同等，追回资金或罚款等4.2亿元……审计署政策研究室副主任林海还披露，8省已经追责问责徇私枉法的供餐监管部门和学校工作人员等380多人。

可是，审计署的通报还是没有公布具体是哪些县挪用挤占了孩子们的吃饭钱，也没有公布哪些官员和具体的责任人受到了何种的问责和处罚。

我不懂啊，为什么要保护那些丧尽天良的人？正如夏天所预料的，不点名道姓、不公布具体的地方，这些禽兽不如的东西是很难有压力的，类似的事情肯定还会层出不穷。

一个星期后，也就是2024年12月19日，辽宁本溪本溪市桓仁满族自治县五里甸子镇学校的一群家长反映：学校食堂提供给孩子的饭菜是从垃圾桶里捡来的，而且那些蔬菜上还带有牙印和米粒，这些食物原本是学校食堂工作人员打算带回去喂狗，后来因为发现饭菜不足，就将桶里的剩菜拿回来给孩子们食用。

12月27日，针对“辽宁本溪一学校食堂被指疑似给学生吃垃圾桶剩菜”事件，国务院食安办27日联合教育部、市场监管总局约谈辽宁省本溪市人民政府主要负责人。约谈指出：辽宁本溪发生的学校食堂舆情事件，暴露出学校主体责任落实不到位、陪餐制度流于形式、食堂管理存在明显漏洞等问题，性质极为恶劣，严重影响了人民群众对学校管理水平和食品安全工作的信心。国务院食安办将对本溪市整改落实情况进行现场检查、全程督办。

约谈的措辞还算严厉，可是事情发生已有半个多月了，国务院食安办约谈本溪市政府主要负责人已近十天，国务院食安办表示将督办也上十天了，至今没有看到当地有任何官员被问责的消息。

时至今日，我们还得担心我们的孩子吃不吃得饱、吃不吃得好。对那些从孩子碗里抢饭吃的恶人与坏人，仅仅是含糊其辞的通报，根本起不到惩戒的作用；对把孩子不当人的畜生，仅仅是无关痒痛的约谈，根本无法有效保护我们的孩子。

孩子们吃口干净卫生的饱饭，怎么就这么难？丧尽天良的畜生们挪用孩子们的吃饭补贴、把倒进垃圾桶的剩菜又倒出来给孩子们吃，怎么就不能让天下人知道他们到底是谁，为什么就不能公开有效严惩一批？

我们步步退让，才有今日之溃败。在孩子能不能吃饱饭、吃好饭的问题上，真的不能再退了，我们必须站出来再次追问：到底是哪些人干了这些缺德事，他们到底受到了何种惩戒与处罚？

这件事，不能就这么忽悠过去。今日，本溪市的政协会开幕，明日人大会开幕，我们此时正好问一问本溪那些在会场正襟危坐的人们：孩子吃饭的问题都没解决好，你们坐在会场羞不羞？

2025年1月6日

近日，浙江大学知名校友段永平回到母校与师生座谈。其中聊到一个关于浙江大学创办历史和中美关系的问题特别有意思。

校友提问：

请问段学长，在中美对立的时代中，浙大人的创业机会在哪？作为校友能够为这方面的校友提供哪些支持？

段永平回答：

中美对立吗？我们学校（浙江大学）谁建的？大家不要忘了这个事。我们读的这家大学，都是有很多老美的痕迹，北大、清华，大学里面，大家对这个问题不应该忘记。

其实呢，人家对我们还挺好的。我看过很多人现在去美国，没有人受太多的打击，挺好的。我相信将来也会好起来，可能眼前有一些短期的冲突啊，包括有选了这么个总统，确实会有一些麻烦。

座谈会现场，段永平讲到这里打住，随后主持人切换了关于创业的话题。现场浙大师生没有人回答段永平的反问，没有出来明确回答到底是谁创建了浙江大学。

关于浙大历史的问题，正好我做了些功课分享给大家，估计很多浙大师生自己都不清楚，或者知道一些但不了解全貌，尤其是美国人参与的这部分。

浙江大学的前身，一般会追溯到1897年创建的“求是书院”，是中国近代最早创办的几所新式高等学校之一，各类官方资料中通常还会强调是由中国人创办的学校。由于再过两年就要庆祝建校130周年了，所以这段历史是浙大人都知道的。

而另一段关于“崇信义塾”和“之江大学”的渊源就比较少有人知道了。1845年在宁波创建的崇信义塾，于1867年搬到杭州后成为“育英书院”，民国政府成立后，学校成为“之江大学”，并在新中国成立后通过院系调整合并了一部分到浙江大学。

之江大学旧址位于现浙江大学之江校区

那么问题来了：浙大明明可以把建校时间追溯到1845年的崇信义塾，变成180周年悠久历史的大学，为什么不呢？

第一个原因是由“崇信义塾”发展而来的“之江大学”当时并没有全部与浙江大学合并，而是拆分院系归属了多所高校，因此这部分传承并不“纯正”。

第二个原因则是段永平用浙大创建历史来回应中美对立问题的根源：

“崇信义塾”是鸦片战争之后由美国传教士在中国创建的一所教会学校。

从晚清到民国，一直到新中国成立前夕，由“崇信义塾”发展而来的“之江大学”一直都是由美国人出资和运营的学校。

更关键的是，“求是书院”和“崇信义塾”并不是等到新中国成立之后才相遇，而是在“求是书院”创建之初就由一位美国传教士把两者紧密联系了起来。

求是书院第一任总教习王令赓与夫人

“求是书院”的第一任总教习（类似现在的教务长）名叫Elmer L．Mattox，中文名王令赓，就是从“崇信义塾”（当时称“育英书院”）邀请过来的老师。1911年，王令赓又从“求是书院”回到“崇信义塾”（当时称“之江学堂”）担任校长，直到1934年才退休。

“求是书院”创建时的架构也是创始人们参考当时已经发展成熟的“崇信义塾”而规划出来的。

简单粗暴地说，“求是书院”和“崇信义塾”是两块牌子，一套人马，一套模式。

浙江大学的创建历史，无论追溯到“求是书院”还是“崇信义塾”，其教学工作都是由美国人主导的。

当然，“求是书院”是由中国人林启（时任杭州知府）筹建，廖寿丰（时任浙江巡抚）批准出资设立的，并没有拿“境外势力”的钱，这点有必要说清楚，不然很多人只怕要破防。

不过话说回来，也没必要破防啦，毕竟段永平回答中提及的北大和清华学生也还没破防呢……

北京大学的前身“京师大学堂”，是由清政府出资设立的一所“中学为体，西学为用”的学校，一开始就有美国传教士丁韪良担任西学总教习。

清华大学的前身“清华学堂”，是由美国人拿出一部分“庚子赔款”来设立的留美预备学校。

这么比较起来，浙江大学的前身“求是学堂”在创建之时只是有美国人参与主导教学，实在是没必要去避讳。

段永平拿“浙江大学是谁创建的”来回应当下“中美对立”的问题，史实层面并不完全精确，但道理层面是没什么偏差的。

可惜现场浙大师生没有人出来接着这个问题继续探讨，不确定是大家都不知道还是有人知道但不方便公开讲。

我把这段历史分享给大家，并没有要“感谢”美国的意思，毕竟美国人当年在中国开设学校的最终目的也并不是“帮助”中国。

我想和大家分享的是一个基本常识：

中国与美国之间存在价值观的分歧，也有现实利益的竞争，这是百年来一以贯之的。非要把这种情况理解为“中美对立”，理解为“生死较量”，既不符合事实，也不利于中国的发展。

我们的思想开明程度总不能连清朝末年的杭州知府都不如。

部分信息来源：浙江大学图书馆官方账号

一

陕西某职校发生的学生坠亡事件，其实已经在短视频平台上热传好几天了。甚至可以说，大量相关的视频早就凉凉，现在连一些当地的直播间都遭受牵连。他们当然没在直播里陈述相关的情况，奈何弹幕中有人问。于是，直播间没了。

坠亡这种事，也不是没发生过，为何偏偏此次会有这么多热议、堵校门、呼声呢？

我觉得答案是通报的内容太少，而“巧合”太多。比如摄像头坏掉、坠亡前该学生刚与另外两人闹了矛盾，以及学校阻止家属见到孩子等一系列令人不解的操作。

二

对于一场悲剧，透明是最好的安抚剂。

或许是受到太多民众的质疑和不满的原因，今天当地发布了通报对此事进行回应。但是，这份回应的内容说实话，很不详细，后果便是“几乎无法说服任何质疑的声音。”

别看通报不短，可其实内容极少。

1.事情发生于1月2日凌晨3点。

2.坠楼前大概5个小时，坠楼学生和另外两名学生发生矛盾。

3.公安认定此事为高空坠亡，排除刑案。

就这么多，不信的可以在下面这份通报里尝试看看能不能找到其他内容。

长文千字空言重，疑云遍地信难逢。所以准确来说，这份通报并没有解答一些留在人们脑海里的疑问。

首先，家属要看监控，校方说监控坏了，导致家属不断在网上发声求助。

莫非这监控是纸糊的？又或者说这监控堪比AI，能够精准预测“天灾”？

有没有这事？如果有，监控真这么巧的坏了吗？毕竟学校是“当事人”，他们的陈词不能完全成为证词，监控是真的这么巧合的坏掉了，还是被蓄意破坏，或者根本没坏，答案，应该由警方调查后来告诉外界，让质疑消失。

但关于这一点，啥也没说。

其次，通报里，有这样一句话：“公安机关经进行现场勘查、调阅监控、调查走访、尸表检验，认定该生系高空坠落死亡”。

大家也看到了，里面有一句“调阅监控”。所以，前后矛盾，疑云又增加了。这能怪网民胡搅蛮缠吗？换任何一个正常人，多少也会怀疑一下吧。

到底有没有监控，有的话究竟坏没坏？到这个地步，家属和校方之中，谁在撒谎？

最让人摸不着头脑的，是家属在宾馆里拍视频，说外面的都是该校的老师，被派来监视自己……有种说法是出于人道关怀，怕家长受到了刺激一时想不开。但是否真的只是这个意思，恐怕还需要打个大大的问号。

还有一点值得一提，如果是“意外”，那这个意外恰好发生在坠亡学生和另外两名学生的矛盾之后，是不是有点于理不合？早不意外晚不意外，偏偏在跟另外两名学生发生矛盾，被主任叫走调解后，意外了。

这太巧了，还不如说轻生、心理问题之类。但如果这样的话，更需要提供主任在值班室调解双方的监控视频了。

三

我在很多稿子里都说过这种观点，有些事本身并不具有引起舆论的力量，反而是因为担忧它会引起舆论和争议所采取的那些“措施”，恰恰引发了人们的讨论，增加了人们的疑惑。

就像开头说的，学生意外坠亡的事情不是没有，甚至轻生的也有。可每次都引发舆论了吗？显然不是。况且翻翻热搜也能轻而易举的发现，人们更多在讨论的，不是事情本身，而是后面发生在家属身上的那些奇怪情况。

所以我也不懂，正常人遇到事，难道不应该是赶紧撇清干系，越透明越靠边越好吗？怎么还有主动往里凑的？

就像前段时间还有学校要求学生签署承诺书，承诺出现自杀、自残行为均与学校无关的操作，这不就是为了提前撇清关系吗？可这次的事情，反而更像是硬着头皮往里挤。

四

个人的看法很简单，通报的意义是什么？就是为了让人们相信。那如何让人们相信呢，确凿的证据，合理的解释。

这些东西，最能消灭“巧合”所带来疑惑。

也有人会说，反正官方通报给你了，那监控就是碰巧坏了，学校就是为了避免家属想不开才派人监视，你不信能怎么办？

确实没法怎么办，但这必然会在人们心中留下隐患。我只能说，得不偿失。

时间并非最好的解药。恰恰相反，很多时候时间往往更像一把刀。

但当“监控坏了”的时候，人们便总是怀疑，那“时间”这把刀子的威力就已然体现出来了。

就像前几天的另一起热搜，说广州一站点开出5亿大奖，中了101注。可一组一等奖的号码，也就只有500多万。

换句话说，你得把这个“巧合”放大100倍。5亿多的大奖，是盯着那个中奖的一等奖号码，买100注，才能买出来。

这本就已经极其“巧合”，而更巧合的是什么？

有网友爆料称，这家站点的老板娘看到两个中年男子开着迈腾夹着公文包进店直接打了一注两张50倍，她看两人气度不凡，自己也跟了一注，于是该站点中了101注一等奖。

同样，你说这就是别人的“运气”，就是别人的“实力”，你不信也没办法，也没人能够给你证明。

的确如此，除了讥讽几句“天选之子”，人们没有任何办法，也没法要求任何解释。

但别忘了，信彩票的人已经越来越少，并且在这类现象之下，还会继续减少。

五

真理愈辩愈明，谎言却总靠沉默维持。这是托马斯·杰斐逊的名句。

回到我们所面对的现状，不是人们多事，也不是网络刻薄，而是一次次“解释”都在挑战常识的底线。你不可能每一次都是巧合，每一次都让人们为“巧合”买单。就像101注彩票头奖下“演都不演了”的评论一样，想让人相信，至少也得先做点样子。_

喝了酒，打字可能有错，但我们还是来讨论一个问题–全要素生产率。

在海南的时候，雇车。司机听我接了几个电话后，就小心跟我探讨，问我，钱到底哪里去了。

当时我们正走在环岛高速上，我就用高速和他举例。

这条高速是用地方债修的，地方债是有资金成本的，比方说3%。然后高速修完了，每年还有维护费用，加上债务利息。如果高速的收费不能超过这个综合成本，那么这条高速就是亏损的。且亏损会随着道路的老化而逐步提升。花了一百亿修这个路，如果每年亏几亿，那么这个资产就会不断贬值，钱就这么亏没了，资产贬值没了，坏账没了。

通常的思考是，为了不亏损，我提高过路过桥费，那么这个成本就会摊销到物流成本里去，这也是我们国家物流整体成本占比高的原因之一。甚至可能催生高速超载导致路面维护费用快速增加。

那么怎么才是有效的呢？我让他看了路边密集的一体化灯杆，这种是无效投资，需要砍掉。还有一些景观化的支出可以砍掉。但比如提升通行效率的，三亚去陵水的隧道要加紧投入。这样，这条路就可以实现更少的无效投入，更多的有效投入，提升整条路的全要素生产率。

这只是一条路，从更多的行业角度看，比如光伏。全行业根本不是技术问题，而是全要素生产率问题。盖了那么多的生产线，土地资源，资本开支，办开工工人的人力资源，政府配套的政策资源等等。生产出来的是毛利率为零甚至为负的产品，这就是典型的不尊重全要素生产率。即使在这种背景下，地方政府依旧基于自己的利益视角，向光伏输血。这就好像一个滴滴司机只能开一辆车，然后隔壁滴滴司机买了两辆车，咱就买三辆车。

产能过剩不只是产能过剩的问题，而是全社会不尊重全要素生产率的问题。今天我们去和德日韩比较，纯粹从工业国家的视角来比较，问题是工业技术吗？不是，我们全体系的供应链有强大的技术整合优势。痛点是在工业利润，我们把光伏做得完全没有利润了，碳化硅在英飞凌的手里时，也是高毛利产品，但这才几年，我们马上要把碳化硅也光伏化了。

看官会说，那抢别人的饭碗是这样的，要卷啊。

卷要适度，你不能卷得资产价格归零。资产价格一定是基于利润的。我最近也写了一些向上管理的东西，其中有一个例子是，同样两家门店，买设备座椅等等，都花了10万。一家每个月能盈利一万，一年能有12万，那么盘这家店的人很多，按照3倍去盘36万都很多人愿意盘。如果这家店不盈利呢？亏钱呢，那这十万只能按照三折出让，甚至出让都没人要。【利润决定了资产价格】，而利润最终来自于哪里呢？不是政府补贴，也不是单纯的出口，也不是单纯的内需，而是全要素生产率，我用了更少的资源，赚到了更多的利润。

利润是非常非常重要的，而利润本身也能反过来提升全要素生产率。

我们现在去看，很多制造业，因为占用要素过多，利润过低，导致了开工率不足，然后进一步降低工人工资。而工人工资降低，必然会反馈为产品质量下滑和生产事故频发，这种负循环这几年一直在各个行业扩散。

我们的大学毕业生，毕业了去送外卖。试问，一个外卖员，送三年外卖会有什么劳动素质层面的提升？从整个社会的劳动力素质老看，从劳动力要素来看，年轻人送外卖，在当前人口结构下，真的是好事？

所以，只有有利润的企业，才可以养人，不是养懒人，而是逐步的分阶段地培养人，把不会的变成会的，把会的变成专业的。利润才能反哺出劳动力素质，提升劳动力要素。

现在我们的投资指引，是去投红利型的股票，投一些垄断行业，上游资源行业。是，从利润率的角度来看，他们目前是可以的。但从全要素来看呢？他们占据了那么多要素，然后贡献那么点利润，且是无法增长的利润。那么把资本这个要素过度配置在他们身上，合理吗？符合我们这个国家不断提升【全要素生产率驱动增长】这个目标吗？整个社会对这个基本的道理，也曾经有过比较清醒的认知，十九大报告里也是提到过全要素生产率的，但从这几年来看，对实际资源配置的指导有限。

如果资本都是配置高股息和资源型企业，长线资金都去做空式买国债，地方继续向全要素生产率已经畸低的行业里进行产业补贴，那我们是走不出来的。就好像在财政困难就业困难的时候，给老人增加养老金，而不给年轻人增加就业机会，那是走不出来的。

资源应该给全要素生产率高的行业和企业，扶持应该给年轻人。这些都是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真的没有必要摸石头。

再写就是吐槽了，引用周总理的名言作为结尾吧——只有忠于事实，才能忠于真理。

不管怎样，这是新的一天，新的一年。它总是让人们怀揣希望，抱有梦想。这是人类的本能。伍迪，艾伦在《雷霆穿梭人》中有一句话让我印象深刻：人类似乎有一种遗忘的本能。因为只有遗忘才能让人生存下去

但这不意味着你可以献辞。在一个一切下行的时代里，依然敢于献辞，是一种耻辱。

2024年，有什么可以献辞的吗？我们的国家，我们的社会，和我们的时代，在经历一个又一个劫难，我们比任何时间看上去，都更加脆弱，更加危险，也更加悲伤。我们整处在一个极度危险的世界和时光之中， 风浪巨大，但我们并没有任何的防护。

一整年里，我们并没有听到任何可以令我们欣慰的消息。我们依旧和那些邪恶的灵魂站在一起，尽管它们在来自以色列的传呼机炸弹，来自基辅的无人机的爆炸声中逐渐消失，或者困兽犹斗，他们甚至抵抗不了一个出身于恐怖分子的反叛者。

我们几乎从来没有这么孤单过。曾经被视为同盟的第三世界的民族主义者，终于都变成了独裁者，在时光中消失干净，连骨头都剩不下。我们只有来自非洲的那些乞讨者，陪着笑脸换取金元，假装盟友。这些伪装的朝贡者，没有任何忠诚可言。

其实，哪怕来自美国的敌意也无足畏惧，因为那并不是真的敌意。我们并不是二战中的日本，或者冷战中的苏联，我们从来都不是那个想要毁灭他们的力量。

那是一个现实主义者所构成的民族主义国家。因为现实主义，所以他们愿意和任何人妥协，但是因为民族主义，他们不会与任何试图伤害他们的人妥协。

他们并不是畏惧一个拥有航空母舰的世界老二。他们只是无法忍受你在美元贸易中占尽了便宜，却还要破坏他们的规则，跑到他们的后院里挖坑。

这个所谓无解的矛盾并不是什么修昔底德陷阱那么复杂的理论，也不是米尔斯海默言之凿凿的要在亚洲称霸。解决的路径简单到只有一句话：融入普世价值的世界轨道，尊重国际贸易的市场秩序。

所以真正的危机来自于我们自己，发生在我们中间。是青年人和中年人一样，在失去工作或即将失去工作的风中瑟瑟发抖，是疯狂的懦夫在苏州举起刀子杀向日本的孩子，也不管挡在他面前的是自己的同胞，长相友善然而勤勉努力的胡友平，是珠海的凶徒驾车冲进体育馆，无差别碾压无辜的人们；是前世界冠军吴柳芳艰难地依靠自己挣扎着生活，却最终难以逃脱被封杀；是北京的企业家被远洋捕捞，离奇死亡在内蒙古的指居里；是浦东机场的国际部分空空荡荡，中国不再是人们向往的目的地；是安福路和淮海路上再也没有欧美人的面孔，因为人们已经丧失了对于一个国度的信任；是万圣节和圣诞节里年轻人无处可去，有人害怕虚拟的鬼神多过于真实的贫困；是街上摆摊的穷苦人被四处驱赶，而他们连一日三餐都无从保障；

是昆明的孩子们在吃学校里公然提供的腐烂食物；是女硕士被拐卖强奸生育子女；是李宜雪被精神病哪怕她能够如此清晰直接地给出所有证据……

还需要我举出更多2024年的愤怒、悲伤和无助吗？

献辞是什么？献辞献给谁？1998年以及之后的许多年，《南方周末》和其它媒体的新年献辞之所以重要，并且一次又一次地令人感动，让人落泪，是因为国家有希望，人民有奔头，一切昂扬向上，人们充满希望。

可是我们正在一路向下。每个人都恓惶，每个行业都萧瑟，每个领域都危机，每个地方都忧伤。只有人民日报斗志昂扬，央视盛世平安。

《南方周末》曾经说，关心国脉与民瘼。流行的话说：放下建言情结，尊重国家命运。就是说，放弃关心国脉。流行的另一句话说，时代的一粒灰，落在人的头上，就是一座山。就是说，放弃关心民瘼。

一个既不关心国脉，也不关心民瘼的时代。你怎么还敢献辞？

这样的一个年份里，最应该做的事情，是承认退步， 承认失败，承认事情正在变坏，而不是献辞，或献媚。因为只有承认退步，失败，变坏，它才有可能进步，成功，变好。

不承认退步的下一步，是崩溃。

美国人为什么选择特朗普？真的喜欢他那张疯子一样的脸吗？不是的。特朗普告诉他们，国家坏了，我要让你们重新过好日子。他说的，和人民感受的一样。

所以人民选择他。

献辞是不承认退步，不承认变坏。是掩盖真相，是粉饰太平。

许多人对我说，不要说。没有那么坏。要学会技巧， 要学会忍耐。我很理解和感谢他们，他们关心我，担心我。

我知道。在机构媒体里十年，在媒体市场里30年。什么样的戴脚镣跳舞的把戏我不知道，没玩过？

我只是够了。不能忍耐，也不想忍耐。

忍耐会让事情变好吗？所有人都知道那叫自欺欺人。

你躺在地上任人殴打，忍耐会让事情变好吗？是希望他打累了放过你吗？忍耐并不会让他们收敛，只会让他们变本加厉。

有一种劝告叫顾全大局。你知道吗？你就是要顾全的大局。有什么比让人们有工作，让孩子读好书，有说话的权利，和有尊严的生活更重要的大局吗？当你被要求勒紧裤腰带的时候，是有人想松他们的裤腰带；

当你被要求顾全大局的时候，你就是被做进去的局。

还有一种劝告，叫忍辱负重。忍什么辱，负谁的重？

我们不生活在40多年前，陷落在红色的海洋里，看不见，听不到，想不清。我们睁开过眼睛，打开过耳朵，使用过脑子。我们看得见历史，听得见门外，想得懂文明。

我们明白所有一切的自由和文明。

忍辱负重，其实只是害怕。害怕受伤害，害怕被李宜雪，害怕被李文亮。但是忍辱负重了，一切还都照样发生了。

这几年，我一直重复一句话：一个不曾抗争的民族， 不值得同情。伊朗活该，因为是它自己选择了霍梅尼；加沙活该，因为他们纵容了哈马斯；阿富汗活该，因为他们并没有抵抗塔利班。

一个民族缺乏抗争精神，就配得上它所遭受的苦难。

不不不，我从来不是一个极端的人。我说的抗争，如果你是一个勇敢的人，你可以像被辣椒水喷眼睛的郭睿律师，她在那个时候想起的，是被刑讯逼供的人的痛苦，她要去拯救别人；你可以像我的朋友张丰一样，他的公号常常被删被封，他在他的书店里举办了几十个活动，成为了一个令人向往的论坛；你可以在微博，视频号，公号或者抖音里，说出你的不满和愤怒；你可以到苏州或者广州的日本人学校里去献花；

你可以像视频里看到里的小贩那样，开着三轮车躲开城管的追赶；你可以在警察拦住你要你缴纳罚款的时候拒绝。你可以不转发那些让你恶心的不信任的视频，并且删除那些转发的人。你不传播，不认同，不合作。

你不要忍耐，你不要顾全大局，你不要忍辱负重。尤其，你不要献辞。当一切无可言说的时候，保持沉默就是你的底线。

没有什么忍辱负重。其实你只是怯懦，犬儒，甚至想火中取栗。怀有幻想是因为你还想赢，努力修补是因为你以为你很重要。

其实你早就知道什么是对的，什么是错的。你假装不知道，或者你假装相信一切都会好起来的，是因为你以为当世界坍塌的时候，你会是那个安然无恙的人。

幻想的结果是幻灭，修补的结果是毁灭。曾文正干过，李中堂干过，张总督干过，盛宣怀干过。大清还是没撑住。

如果你知道什么是对的，那么惟一应该做的事，就是不断地抗争，直到那个对的事情发生。所有的忍耐， 顾全大局和忍辱负重，都不过让那个结果变得更加暴戾，血腥和惨烈。

抗争是不忍耐，是让他们知道他们并没有那么轻易能够得到；是不认同，让他们的每次行动都要付出更多的代价；是不合作，把事情一点一点地扳回到正确的轨道上来。

汉娜•阿伦特说的“平庸之恶”，是对每个人都有效的，对每个时代都有效的。因为每个人都有着充分的理由告诉自己，因为忍耐，因为顾全大局，因为忍辱负重，所以我写了献辞。

没有什么中庸，或者技巧的，或者同情的献辞。所有的献辞，都是可耻的。

在一个一切向下的时间里，我们最起码的底线，是不献辞。