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到底是真的为大家做了好事，还是已经在助纣为虐而不自知？

2023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任职于一个不用背负经营业绩指标的管理部门。这是一份在人们眼中“稳定、体面、不受累”的工作，是个铁饭碗。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份承诺一切的理想工作。两年之后，2025年，我裸辞了。

我初入国企工作的故事《一个国企文秘的职场修养》于8月25日发表，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2024年9月，我在这家国企综合部新闻宣传岗已经工作超过一年。我认为自己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狗屁工作”，不产生什么实际价值。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手里握有权力，而我还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其他同事的处境。

“ysxt工作”与我的权力

事情要从“线上阵地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说起。所谓“线上阵地”，其实就是社交媒体账号。意识形态管理，就是要监控这些账号的内容。

简单来说，在社交媒体上，任何包含我司名称+我省地名的账号（比如，“N省A公司佳佳”、“C市A公司一枝花”、“N省A公司F市分公司908”、“xx市场北门A公司营业厅”、“西花园A公司营业厅”），无论是员工主动开设的，还是不知名人员以我司名义注册的，都要管理。

具体来说，对于公司部门注册运营的账号，我需要管理它们：1.是否存在内容上不符合规范之处，比如是否存在危害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内容；2.是否存在党旗、党徽、天安门等符号的误用。而对于不知名人员以我司名义开设的账号，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意识形态风险。

有趣的是，意识形态这四个字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风险，需要避讳。在各类文字表述中，除非是正式的制度文件，党建工作部永远称之为“ysxt工作”。

我至今记得这项工作如何落在我的头上。2023年11月的某天下午，党建工作部突然要求一众部门出席“各个阵地ysxt风险把控”会议。会议室里，党建工作部领导坐在会议桌首席，不等我的领导开口说话，就严肃发言：不管内外部，你们一定得严肃处理“不合规”的新媒体运营动作，定你们的制度！明确你们的管理举措！你们先把大棒挥起来！边说着，边在空中有力地把手一挥，做出一个抓握的手势。

这是党建工作部一贯的工作方式，作为牵头单位，他们有权力将本部门工作任务拆分至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再作为总负责人定期向各部门索要资料。

管理分三个步骤。首先是发现：去各大社交媒体人肉检索，有多少账号名字、头像、认证中带着我司名字，但却不属于我司官方账号。

其次是整改：对这些野生“风险”账号逐个私信沟通，告知对方不得随意使用我司名号，要求其限时更名或注销账号。倘若对方无回应，则向平台举报要求注销账号。

假如以上手段对某一账号均不奏效，那就要执行第三步，将该账号纳入台账（excel表格的体制内说法），然后“动态监管”起来。动态监管，既指多长时间内必须再去检查一次该账号是否发布内容。

我内心觉得这项工作荒谬至极，我们有什么权力管理毫无关系的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但这项工作来自党建工作部，而党建考核和巡视巡察会影响全公司评分、荣誉，进而层层责任到人，影响员工绩效。我不得不按要求完成。

向上，我要对党建工作部及其他检查单位汇报，向下，我要带领各部门及地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落实工作。我的决策将直接决定各单位开展这项工作的高度和工作量。每次要求各单位向我上报材料时，我总是连连向对方表示歉意和感谢。

2024年一季度，D市分公司同事李姐打来电话向我请教，无法确定账号主身份，也无法与运营人员取得联系的账号，是否还需要动态监管？

我明白，她这不是请教，而是一种抱怨，毕竟我们已经按照这样的方式工作半年了，规则早已明确。因为愧疚，我对这样的情绪照单全收，同时安抚她：我理解大家的想法，但工作要求就是如此，我也被党建死死薅着。这不是假话，私下里，我的自嘲更加露骨，戏称自己为党建工作部的编外人员、下属部门，是“党建部的丫鬟”。

至于省公司各部门，态度则明显不耐。要不来材料是家常便饭，多问几次，相关负责人冷哼着反问，那人家就是不改名不注销咋办呢？第一次被问到时，我自觉心虚，不知如何回答。钉子碰多了，我也烦了，直接搬出党建：发现问题直接扣党建考核分，部门总经理带你去找党建部总经理，你自己看怎么处理吧。

每次统计各部门及分公司上报的表格时，最大的考验在于对上数目。理论上来说，当期账号总数=新增账号数+上一季度存量账号数，但实际统计中，上期账号总数+本期新增账号数与本期表格上账号总数对不上是常有的事，有时多一两个，有时又少一两个。我料定没有人会逐个对每期台账上的账号细节，便自己编上一两个账号，让账号数目看起来没有端倪。

但随着巡视巡察工作的开展，我糊弄这项工作的日子到了尽头——当初请教我的李姐，被巡察组检查出了意识形态风险问题：一个带着该公司名字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不在监测台账当中。我们部门收到了一份党建工作部发出的“风险提示单”。

邮件发到我的邮箱，也抄送给了我的领导玉珍姐。风险提示单最后说：“对于屡次发现同类问题，党建工作部将提请对综合部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对于自查督查问题整改不彻底、问题屡查屡犯等情况，党建工作部将对党组织书记提出问责建议。”

这句威胁激怒了玉珍姐，她迅速给党建工作部打去电话，厉声质问对方：你说要约谈我的领导，依据是什么？说什么‘屡次发现问题’，你自己想想这项工作每年有多少材料都是从我们这里出来的？你们这项工作做的也太形式主义了！她此前在那里任职，接电话的人是她原来的同事。

也不知对面同事如何回复，挂断这通电话后，玉珍姐紧接着将电话拨给任总——他现在是党建工作部副总经理，正分管关于意识形态相关工作，两人几乎等同于职务对调。玉珍姐的态度更加强硬，责怪任总办事太不讲究：去年你在综合部的时候，我什么时候给你们发过风险提示单？现在你连一句话没有，上来就说要约谈我领导？你们这项工作这么做合适吗！

我一贯知道玉珍姐在涉及自己工作责任划分时非常强硬，“厘清责任田”是她在工作中常向我强调的点，但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愤怒。

但她的怒火没有效果，党建工作部最后的说辞是，为什么巡察能发现，综合部却发现不了？事情最终只能向内，回到我头上。

玉珍姐帮我翻译巡察组的意思——他们认为我们没有真正下力气做这项工作。她指导我开展整改：

小赵你记着，这次整改，包括今后每季度开展这项工作，都必须以邮件发送工作要求，一定做到工作痕迹充分。另外，三季度的新闻信息通报里，对涉及到这类账号的地市点名批评，要他们狠狠重视！

玉珍姐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伸出食指在虚空中用力往前一戳，“狠狠重视”四字，仿佛是从牙缝里咬出来一般。

我从一些职场博主那里学习着，尽量把领导当合作伙伴，尤其是共同面对其他部门时。我抱怨道，那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算好好做了这项工作？平台的搜索机制我们怎么能说得清啊，迪士尼都还允许人在网上带这三个字注册，咱们怎么管得住人家要注册个什么名字的账号啊……巡察组这不就是让人自证吗，这种工作哪里有尽头？

玉珍姐摆摆手，一如我答复地市分公司一般：现在工作形式如此，没办法。

我苦笑一声不再多说，打开办公软件，准备写整改举措计划。玉珍姐对此的指导是：给别人的东西，最要紧的是不要给自己挖坑，一定要写能落实的。我想让kimi帮忙生成，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和大模型讲清我的需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大模型能明白什么是“严谨而不给自己挖坑”的举措吗？

接下来的一周，我都在整改中度过。条线整改自然需要所有相关人员配合，不想李姐竟在此时又和我“探讨”起来：非公司开设的账号是不是可以不纳管？

我实在没有想到对方竟会再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因她工作不力已经触了霉头背上整改要求的当下。怒火涌上心头，我反问：这是哪里的依据？

她找出一段毫无关系的规章条文。我终于抛掉了在自己空间富有余裕时对基层执行者的体谅，语气冷硬地训斥道，为什么还向我提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就算找不到是公司谁开的账号，只要带上你们公司的名字、能被搜出来就要纳管啊？做了这项工作这么久，这种基本的标准你不应该不知道吧。

对方一时也嗫嚅，我懒得多说一句，硬梆梆丢下一句“行了就这样吧”挂断电话。手机才往桌上一扔，我又感到后悔：因为自己被要求了，就用更严苛的标准给下位者加码，这不是平庸之恶又是什么？过去很多个时刻，我作为nobody，在这种逻辑下被要求遵守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的规则，甚至遭受无妄之灾。而今，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小生态中平庸之恶的一环。

不断增殖的脏活

不久后，全公司的各项表格数据终于反馈到我手里，我马不停蹄在电脑上建起三个新文件夹，“零报告部门”、“官方账号排查”、“存在问题部门”，文件夹中分别建起台账，每个台账分为三个sheet：sheet1命名为“督查、自查及整改情况台账”，意在体现整改中的过程性动作；sheet2名叫“需动态监测的账号”；sheet3则是各部门的动态监测台账，按日期在每个账号下打对钩，表示该账号在监测中。

统计好总表后，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最新一期表格显示共有89个账号，然而上季度账号总数加上本期新增，竟然比本期账号总数少了十个。我不愿意相信，重新打开各单位上报的表格，复制、粘贴、下拉排序。重复两次，缺失的账号依然没有出现。我认命了，开始跟着kimi现学EXECL数据核对，再逐个和数据对不上的部门打去电话。

一个账号，三个账号，五个账号……到第九个账号时，我再次卡住了。此时已经下班一小时，我有些崩溃，摘下眼镜往桌上一扔，哀嚎着在椅子上靠下来。电话那头B分公司的同事约莫三十出头，平时沟通工作总是干脆地回复“我去办” “我去问”，此刻，她少有地犹豫：实在凑不上的话，我手头还有两个账号……

是什么样的账号？我稍微挺起后背。

头像带着我们的logo，但是名字上看不出来。B公司同事回答。

我几乎是从靠椅上一跃而起：发过来，我加到上季度的存量账号上去。终于够了！

眼见两张表格的数终于配平，我喜气洋洋地挂断电话，忍不住将两手紧紧握成拳在空中有力划过后向怀里一收，仿佛交响乐团指挥家的最后一舞。

事实证明，我高兴的太早了。第二天，玉珍姐想到了另一种办法体现我们的认真程度：在表格中补充每一个账号的开设时间、最近一次发布内容时间，以向领导证明，这些账号都是长期不更新的“无害”死号。

如果她的这项要求不是针对这项工作提出，不是在周五下班前提出，不是在我已经做完汇总整理之后才提出，我或许不会崩溃。但在当时，在我满怀期待以为可以送走这项脏活时，我的领导又教会我一个道理：脏活之脏，一部分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生命力顽强，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增殖。

我的情绪管理只够自己发出“嗯”的音节。才一坐回椅子上，我就觉得喉头已经梗住，眼泪滑出眼眶。我不想发出声音，一边用卫生纸胡乱吸自己的眼泪，一边在群里通知全省各位负责整改的同事再补充两列信息。

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变成常态化工作，纳入考核、巡察，再转化成风险提示单、督办单，最后落成自查排查、台账。只要我还在这个体系里，我就必须去面对和解决对方提出的问题。即便我不想解决，为了充分证明“责任不在我”，我也要花费极大的功夫。

而由于省公司各职能部门并不直接承担生产经营任务，因此他们不需要开设各类新媒体账号宣传业务，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排查整改工作几乎都落在地市分公司头上。我的一切动作都会切切实实变成基层单位的工作量，让原本已经身兼数职的分公司秘书也为这种狗屁工作反复奔波，夹缠不清。

做有必要做的工作，不要额外加码，让大家过得舒服，这件事有这么困难吗？我被愧疚、烦躁和无力感一起碾过。眼看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我干脆放声大哭起来。

我要改变制度

十月，整改终于结束。十一月，党建工作部要对公司《阵地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小利主任提醒我，这是重新划定责任的有利时机。

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感受到“管理部门”权力何在。如果全公司涉及到这项工作的人都要按照我的指令来做事，那么我能为大家创造什么样的工作空间就至关重要。

现在，我必须为自己的条线站出来争夺边界。我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论证“综合部不对过往已产生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负责”，但这也很难，因为按照我司的做事原则，仅靠常识来论证是不够的，这是不担责、畏难情绪重的表现，我既需要援引本条线已经发布的制度，也需要研究出党建工作部的漏洞以及对我们不利的地方。

我调出所有相关文件，既看党建部发文，也向集团办公室请教这项工作在总部的划归与开展情况，并和其他省公司沟通。我把所有论据都用笔划好，贴上便签。随后开始为玉珍姐撰写上会材料。

这恐怕是我进公司之后对制度研究最认真的一次。而在撰写资料的过程里，我终于意识到这项工作最根本的荒谬之处：权力超过了自己的边界。一个公司的管理权力仅能对自己所属员工生效，把手伸到别人的田间地头，这种工作怎么可能做得下去？于是我在初版资料中形成如下结论：

“根据集团公司相关责任划分，综合部对由公司各部门根据业务发展及品牌文化建设宣传需求开设的官方账号负有管理责任。对开设主体不明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的权责明确原则，综合部对该类账号及账号所有人无审批、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建议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整体沟通。”

玉珍姐对我的材料大致满意，但要求我将集团条线的分工挺在最前，既然集团办公室不负责非官方新媒体账号的排查整改，那么各省公司也不该承接党建工作部相关要求，于是汇报材料最终调整成两点：

1.请公司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部沟通，根据条线管理职责划分本省意识形态管理责任，落实意识形态管理职责，沟通管理工具，确保条线管理职责的一致性。

2.根据集团公司相关责任划分，综合部对本省公司官方账号负有备案监管责任。开设主体不明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综合部对该类账号及账号所有人无审批、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建议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部沟通相关工作。

作为员工，我能做的工作已经到此为止。我像家长送孩子进考场一般把我的领导送进会场。几个小时后，玉珍姐一踏进办公室门口便扬声喊我：小赵，和党建部说好了。”

我赶忙站起身来，只见她扬手将一叠上会材料往桌上一丢，宣告战果：以后该项工作按属地责任来划分，哪个地市出问题自己担责，省公司不再受连带责任一同整改。

玉珍姐进会场前，我已经想象到或许结果不会尽如我意，但没想到她带来的消息竟然和我的意图南辕北辙。我本想为整个条线撇清责任，让地市分公司减轻工作量，但从结果上却成了我撇清自己。那些向我汇报这项工作的人看到这条新规定会是什么表情？

我无法接受这项工作呈现出“我给下级单位甩锅”样子。向上的空间已经消失，如今要挽回这种局面，我只能从自己能够把握的部分入手——无论如何，我对本条线的工作执行方式仍有决定权。我决定自己修订条线内相关管理制度，将不利于我们管理的那一部分撇出去。

一开始，我想通过那些五花八门的账号特点入手。除了都带有我司名称，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粉丝量几乎都保持在个位数，即便发布内容，能够大范围传播的可能性也极低。我的提法相当保守：“粉丝数少于50，超一年未更新，视为无风险僵尸账号，不做专门监督。”

但这一点在小利主任环节就被否决了：不纳管对党建工作部来说就意味着工作有缺口，一定会遭到质疑。

我接受了主任的意见，决定回到问题的根本，让权力回到自己的边界：如果某账号经核实后不属于公司内部人员开设，则综合部无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这个想法最终落到书面，形成如下表达：

第十七条 规范新媒体账号排查机制。综合部牵头组织开展新媒体账号的排查清理，排查范围主要为公司官方新媒体账号、公司员工开设的与本公司相关的新媒体账号。对于排查发现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如确系公司员工开设，按照属地原则，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对相关账号进行整改。

第十八条 加强条线新媒体账号管理。市场经营部作为渠道运营的归口管理部门，要建立对渠道人员在新媒体账号开设方面的管理机制，做到末梢穿透，闭环管理。

主任通过了这一版本，我得以向玉珍姐汇报这项修改工作，莹莹姐也被叫到旁边。玉珍姐盯着我，真诚地问：“小赵，我就是特别纳闷，为啥整治这么长时间了，老有要带咱们公司字样的账号，老是（需）要干掉？”

我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了，每一次发现新增账号，玉珍姐都会愤愤地问，说了不让注册不让注册怎么还有人注册？！每逢此时，我的脑子里总是冒出考研知识点：新媒体的涌现性、节点化……走出考场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还要再用它解释问题。但学术化的解释毫无意义，通常，我会直接回答：现在想注册账号有个手机号码就行啊，咱这名字也没申请专利……

现在，我已经理解了领导想要的是更具体的答案，于是语气笃定地回答：“主要是渠道商。”莹莹姐加强我的回答的可信度：“确实，那人家开的就是公司的代销店，也没有毛病啊。”

“对，所以上个季度和市场部沟通了，他们已经把这个要求写到了渠道的考评里面。发现渠道商擅自用公司名义开设渠道，一次扣一分。”

扣分是我和市场部渠道管理同事沟通后的结果。协商管理手段时，我给出的是“严肃处理”的模糊说法，市场部同事具体成两点，一是做好渠道的相关培训，二是用扣分管理渠道。评分将决定每家厅店能拿到的渠道费用，相当于他们只要开设了账号，就会少拿到钱。

我当然知道这种强力的管制和基层业务发展的需求是相悖的，但我已经没有力气愧疚，这件事要怪也只能怪到党建工作部的这项工作本身。我只欣喜于终于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来防止无穷无尽的新增账号，让我带领的同事和这些脏活少一些纠缠。

玉珍姐说，“现在我们有关键一点要弄清，就是保证新增账号没有公司员工开设的，如果有，就要对他们点名通报。”

问题又回到了一开始，真正的困难是我不可能干涉、管理任意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我懒得再委婉表达：“这个不能保证，领导。”

玉珍姐不满意：“那不行。”三个字极快地从嘴里跳出来。“为什么？渠道账号扔给市场，各地市账号也按属地原则处理，只有省公司的员工了，我们明确要求不许以职务身份注册账号，ta们明知故犯，岂不是我们管理失职？”

现在，我开始向领导解释，理论上来说，含我司名称的新媒体账号可能来自生活在这个地区、国家的任意一人。而“我们的权限只能到公司员工，不能到社会人员，如果一个账号不是我们公司员工注册的，那它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管？”

“我现在明白你的想法了，因为党建工作部把责任撇到了我们头上，所以你想用这句话把地市的责任撇清，对不对？”玉珍姐依然不关注常识，而是回到她更熟悉的责任分配，点出我的心思。

“对。”我知道自己的汇报成功了。果然，对方接着回答：“行呢，咱们就这么和领导汇报，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去小赵。”

“啊？”我从没上过领导的专题会，一听之下反倒吃惊，顺势和玉珍姐开起玩笑说害怕。玉珍姐笑了：“不用害怕，你觉得该这样做，那咱们就去和他们汇报。现在公司领导对这个东西的观念还特别紧张，只要我们是对的，哪怕被骂出来也不要紧，一遍遍地和他们说，慢慢的总会改变的。”

我第一次对周玉珍肃然起敬。

从制度的拟定到最终上会通过领导决策，又过了十余天。这中间，玉珍姐一度让我去掉“如确系本公司员工开设”这句话，我照做了，我猜想她觉得这句话甩锅意味太重，担心领导不满意。

但到递交上会资料的前一刻，我还是犹豫着又向她提出：“玉珍姐，那句话能不能不去掉？”我还是希望明确工作边界，让条线同事少做无用功。彼时办公室已经没有其他人，玉珍姐看着我，斟酌片刻后叹一口气，最终答应。她猜想领导也注意不到那句话。

我顿觉轻松，欢欢喜喜把那句话重新加回去。点击发送上会材料，然后关机，把充电器、眼镜等物件塞进背包，脚步轻快地离开了办公楼。我的内心充盈一种满足感：我已经凭良心认真对待了自己的权力，已经做了所有自己能做的事来为下级执行单位尽量创造了空间。

第二天上会，尽管我只是坐在最后一排听玉珍姐汇报，但还是板正地穿上了聚酯纤维面料的工装。然而几天后，玉珍姐与巡察办一名同事的争吵又让我陷入自我怀疑。

事情倒也不复杂。巡察办同事为把自己某项工作任务做的“好看”，要求我们科室制作相关台账。玉珍姐大怒，这件事最终以双方各退一步收场。事后，玉珍姐火气消退，也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安慰相关同事，喃喃地说，小周（巡察办同事）也是个认真的人，这也是为了工作。

我原本是看热闹，却猝不及防被“为了工作”这句话击中，回想到自己出台的制度。

我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也是被某些人、某种制度、某种权力推搡着，下了决心要把这件事解决掉。可是到底是一坨混沌的屎更好，还是一坨条分缕析的屎更好？我到底是真的为大家做了好事，还是已经在助纣为虐还不自知而沾沾自喜？这到底是我的留下的遗产，还是我留下的遗害？

又一个视频

十二月是一年的收官时刻，重要的工作是年终总结，而其中更重要的部分，则是要让领导有感知地总结。对于综合部来说，在全公司年终会上播放的总结视频，就是一年一度的露脸时刻。年底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宣传片上。

到十二月中旬，这片子已经反复修改了两个月，玉珍姐依旧能发现不满的地方。又一版视频出炉，我们在会议室内逐帧拉片，玉珍姐举着手机，扶着眼镜，脖子前倾，看得专注。而我早已丧失看这个视频的欲望，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观察玉珍姐的表情。虽然观看过程中她一直皱着眉头，但假如她皱眉更深，往回缩一缩脖子，或者很快速、轻微地向一旁侧一下脸，都意味着她对正在看到的内容有所不满。此时我就要迅速回归视频内容，讲解这一段为何如此处理。

但我能够解说的只是我自己认知中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的。比如此刻，玉珍姐突然敲击着屏幕按下暂停：这里！

我迅速排查雷点：画面呈现的是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在机房，上镜人员穿着簇新的工装——露出了硕大的我司logo；表情专注、自然，体态舒展——规避了形象邋遢、精神气不足的问题。哪里出了问题？我不明就里，保持安静等她说话。

玉珍姐在工作中一向需求明确，从不让下属猜测她的意图，这次也一样，她几乎没让我等待：low死了！怎么这么多戴安全帽的人？！公司领导都说了，我们是一个科技型公司，不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把这放上这么多，人还以为我们公司都是些工人呢！

我震惊了一瞬，愤怒的情绪很快变得分明：为什么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没有这些low的人把公司业务抬起来，她一个月过万的薪水从哪里来？难道真的以为自己平时坐在办公室里敲敲键盘写下的狗屁材料在创造价值？

但我还是强忍愤怒解释：现在安全生产不是查的严吗？这些作业都要戴头盔的，工程师去现场也一样。

这也太多了！周玉珍的不满未减少分毫。我一心只想让她闭嘴，果断回复道：那去掉吧，不放了，我换镜头。

从会议室出来，周玉珍向左走回办公室，我则直直向右走向卫生间。尽管上班已经一年有余，我仍不敢太长时间离开工位去散心，只好在烦躁时一趟趟跑厕所。

拉开厕所门，随后直接松手，几秒钟后，“砰”的一声巨响在我身后传来，这是厕所门自己摔阖上的声音。我拉开厕所隔间门的手突然滞住了，想起自己从前总会扶住门把手无声地关上厕所门。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和其他同事一样，任由这扇门在我身后摔在一起？哪怕中午大厅里办公的同事都已午休也不在意？

两周后，年终会宣传片终于进行到了新分管领导审议环节。玉珍姐、严总、严总的直属领导王总，都来到会场。因为公司年会将近，有部门正在会场排练节目。玉珍姐清退众人，并叮嘱我关上会议室门防止“泄密”。

王总在中间的位置坐下，严总、玉珍姐分立他两侧，我挨着玉珍姐站。片子播放完，奇迹般的，王总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说黑底白字是他们那里死人用的颜色，换一个。玉珍姐笑着一口应下。随后，王总起身，我和玉珍姐交错间对视，几乎是本能地漾出一个松一口气的笑容，并悄悄一竖大拇指。这种表演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但总之我已经能熟练运用。可是这种表演最终有什么意思？我心底里有些嘲讽自己地想着。

两天后，年终工作会开始。我照例提前一小时就到会场测试视频和PPT。测试结束，我站在当场，看着会场直播屏幕里自己的背影——抱着双臂，直直站着，仰起头看那块大屏，别人穿深色皮鞋高跟鞋，我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耐克空军一号，在屏幕上亮的扎眼。一个想法清晰地浮上心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会场了。”

收获的季节

十二月的忙碌伴随着一些令人振奋的回馈，冬天比秋天更像是收获的季节。比如单位发放的劳保用品积分到了将要清零的时候。

2023年，我第一次拿到这个积分时还不明白什么是劳保用品，但已经能够无师自通把它直译成“员工福利”（查过之后才知道“劳保用品是指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所必备的一种防御性装备”）。换算人民币，男职工每年劳保金2260元，女职工除了劳保用品积分外还多一项妇女卫生用品费，劳保金也比男职工多一千元。这项积分通过公司自主开发的平台发放，无法兑换现金，只能在平台内完成购买。平台通过接入京东为员工提供货源，商品类目从日用百货到衣服鞋帽。我对比过这些商品的价格，发现相比起京东，同一家店铺的同件商品，在劳保平台存在几十到几百不等的溢价。

在这种“不够市场”的交易场所中，溢价也是市场规律的一种表现。没有人因为会因为溢价放弃这个平台，怎么花积分最有性价比也是一门学问。拿到劳保积分的第一年，我将几千块都用于购买日用品。第二年，我意识到用不流通的货币置办“大件”才是最划算的，这也是办公室大多数人的策略：物业姐为自己和女儿一人选购一件波司登羽绒服，玉珍姐的外套、内搭和高跟鞋都齐齐换新，小利姐则和玉珍姐买了同款高跟鞋。我用三分之二的积分为自己和妈妈一人买了一件羽绒服，给自己买了双鞋子，用剩下的三分之一购置短缺的日用品。上班近两年，我再也没有用流通货币买过卫生巾、洗发水。整个十二月，公司楼下的快递柜一直爆满，快递员频频打电话要求科室同事下楼拿快递：“快递柜满了，你们公司前台不让放。”

更令人振奋的，则是按照财务做账的要求，年终奖必须在次年1月之前下发。一进十二月，大家都进入了一种等待年终奖的状态。每当我像个疯狂旋转的滚筒洗衣机一样被工作摆布时，也会想象自己的年终奖：不管是专题报道，还是二十五周年宣传视频，部门今年颇受领导褒扬的工作，我都极大参与并做出了看得见的成果，收入应该还可以吧。

十二月二十四号，临近下班，小利主任与我谈年终绩效评定时的说法，我的绩效等级评定为C，贡献度评为良好——据小利主任说这是“领导认可我的贡献”。

年终绩效奖金由岗级、绩效等级和贡献系数共同决定。而我对应的具体数值分别是：6、1、0.8。这三个数字到底如何使用后得出我的年终奖数额，我并不清楚，但我有非常朴素的认知：数字越大，奖金越多。我的岗级是6——公司最低岗级，这是短期不可更改的；绩效等级是1（等级为C）——每个科室能给到的A级（1.2）和B级（1.1）是有限的，作为入职一年的新人，绝不可能在涉及大额奖金分配时得到C以上等级；由此看来，贡献度系数是我唯一有望提升整体系数水平的机会。于是我问：“其他人的贡献度等级是什么呢？”

领导没有回答：“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也希望你客观看待，尽快成长。贡献系数上，领导还是给你评了一个良的。明年你要适应这种组织的方式，不光是工作质量，待人接物、给大家的感知，都很重要。也希望你在工作职责中提升自己的适应度。”

贡献系数则分三档，优秀为0.9，良好为0.8，一般则是0.75。领导如此认可我，我也不过多挣了0.05分，而我也未必是这0.05分的唯一获得者。小利主任让我有什么问题和意见都可以说，但我已然明白这是通知而非征询意见，心灰意冷之下，我只能阿Q地自我安慰：毕竟是三季度奖金加年终奖，应该不至于太惨。

十二月底的一个中午，我的幻想被彻底击碎了。这天，我匆匆加完班赶到食堂，一同吃饭的小伙伴问我奖金情况，我这才知道奖金已经发放。打开手机报出数目，三季度奖金加年终奖，总计3.8万。桌上五人都安静了片刻，半晌，市场部的同事率先打破了沉默：你们部门真不是人啊……你这一年忙成这样给你这点儿，你不如来市场部算了。

闻言，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奖金在桌上六人中最低。我感到一种耻辱，这种耻辱在一季度被周玉珍戳着绩效条质问“难道你不想多要一点钱吗？”时也出现过。但我不能将这种痛苦和心碎表现出来，否则我将看起来更加可怜，也让我的朋友们为难。我只能装作懵懂地反问：啊？很低吗？你们呢你们呢？

追问之下，我才知道，我的奖金收入只有市场部同期入职同事的一半，就算在管理部门中，也比法务的同事少了近三分之一。而我后来得知，哪怕在部门内部，我的奖金和老员工也相差近两倍。

从这天起，唯一支撑我的精神支柱也被抽走了，我勉强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一月十号，我手头的两项工作都快到了最后期限，我向玉珍姐提出诉求，是否可以暂时调整一下我手头的工作量，好让工作都能按时完成。

玉珍姐拒绝了：科室每个人的工作都很饱和。你给集团填的那个宣传年终总结，那个工作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吧。综合部的工作我全都做过，那些都用不了多少时间，你顺手就把它做完了。

“综合部所有工作我都做过”，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假设在她调离的六年间，所有工作要求都保持静态，这句话确实可能成立。而那项她认为“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工作，是集团公司在2023年对各省宣传工作提出的新考核项目——总计近三十细项，每一项都需列出全年明细并统计分数。

我知道她不可能响应我的诉求了。于是沉默坐下，拿起杯子灌一口水，上嘴唇和口腔内部迅速肿痛——我忘记了，这是一杯刚接的开水。疼痛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击溃了我，我抽出一张纸巾压在双眼上，失声痛哭起来。好不容易稍微平复了情绪，不巧玉珍姐站起身想向我安排工作，见我这副模样，她喊上我和文件姐，让我们一起到小会议室开会。

玉珍姐边拉开椅子边说：“小赵你现在说一下你这两天有啥着急的事。”见我两手空空，玉珍姐从自己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又从会议桌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来，给你纸，你写。”

我始料未及，第一反应是惊慌：这看起来岂不是像我在给同事甩活？但我已经骑虎难下。大脑一片混乱中，我拿过纸笔，边写，边计算自己每项工作的工作量及提交时间——七项主要工作，四项要在当周完成，而年会将近，我毫不意外被推出去表演节目，还要分出时间参与排练和演出。为了压抑情绪，说话间隙，我不断深深吸气。

“行，我知道了。我想着综合部这些工作我都干过，不会花很多时间。”玉珍姐迎接我的依然是这句话，“但既然你也提了，刚刚也确实列了，那就让别人配合你一下。配合你做完之后你再审核一下，然后再给我审核。总体上大家工作确实也都很忙，你自己有时候要是有委屈……”

“没有，我刚是不小心烫到自己了。”我感到羞耻，好像是自己的不成熟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只好快速打断她。

玉珍姐置若罔闻：“有时候也不能说坚强吧，就是自己克服一下。大家都很忙。按理说这次集团总经理来我们公司调研，跟拍我都该派你去，但我想了一下还是没有，一是你手头事多，二是这个工作确实麻烦，要给各地市统一模板，材料一整理就是二十来页。你们大家的工作我以前都干过，我特别知道哪项工作要用多少时间。现在的工作现状就是这样的，现在也不是以前。你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和相关人员直接说，我相信大家肯定也会帮助你。”

我试图把事情掰到起点，让自己不要显得过于弱势和被动：“我本来只是说因为这几项工作的时间咬得紧，看能否有所调整，办公室大家不用说也帮我很多，我实在没想到你能整这么一个动静，领导。”

玉珍姐笑着，并不接我的话茬：“你嘛，在我们看来就像小妹妹一样，大家都会考虑你的整体情况的。”

我别过头去不再看玉珍姐，只是重复地在纸面上描画一个方块。玉珍姐见状先打发走了文件姐，开始单独和我谈心谈话：“你现在还是觉得压力大？”

我的笔画更加急促，笔尖透过纸张和桌面互相作用，发出“噌噌”的声音。对方显然不需要我回应，她做出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样子，坐到我身边来，继续诉说自己当年的不易、科室其他同事的辛劳，教我如何和同事进行协调，仿佛我才是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我不再回应，直到严总突然推开会议室的门，这场可笑的会议终于结束了。

我从昏暗的会议室出来，觉得办公室的灯光更加刺眼。文件姐和物业姐关系一直亲厚，她们会怎么对我？如我所想，文件姐虽面上无事发生，但物业姐个性直、脾气急，那段日子在走廊见到我也如同没看见。但我已然无心在意同事关系。

未完待续

文中人物为化名

8月1日，《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发布，针对竞业限制、混同用工、社会保险纠纷等问题统一法律适用标准。这一解释条例将于9月1日起实施。

消息发出后，迅速在各个社交平台成为热议话题。对于本就面临困境的小微企业老板来说，焦虑的情绪蔓延。有人打算降薪，试图提前规避风险。一家义乌箱包厂的老板反复衡量，最终决定关停他开了15年的工厂。

《人民日报》针对所谓“全民强制社保”话题发表评论文章，称对政策的误读、对公众的误导，有必要澄清辨明。

文丨殷盛琳

编辑丨王珊瑚

立秋以来，浙江的高温并没有减退的意思，天气仍然闷热、潮湿。义乌一家日用品厂的空调、电风扇却和缝纫机、干燥剂自动包装机一起停止了运作。

几天前，51岁的工厂老板陈平做了一个重大决定：清退工人，关停工厂。8月初的“社保新规”是促成他作出选择的“最后一根稻草”。他说，疫情以来这几年，厂子生意受到冲击，基本无法盈利，但总体还能持平。从去年下半年起，生意开始极速下行，到关停前算下来大概亏损60万元左右。

往年这个时候，工厂里的缝纫机从早到晚发出声响。花色繁复、种类各异的收纳箱日产量能达到15000个。他们承接全球客商订单，箱包经由工人之手生产、压平、包装，销往世界各地。现在一切都安静了下来。

原本陈平打算再“熬一熬”，但看到“新规”的消息，“感觉风险太大，没有熬的必要了。”

所谓新规，是指最高人民法院于8月1日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其中明确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保的，人民法院应认定该约定或承诺无效。用人单位未依法缴纳社保，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要求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应予以支持。该规定将于9月1日起正式生效。

事实上，这并不是一项从无到有的新规定。本次的司法解释只是对一些争议问题进行明确，统一司法裁量标准。中国人民大学教授董克用在接受《经济观察报》采访时说，将《解释二》理解为要实施“全民社保”是片面的。政策多年前就已经对企业强制缴纳职工社保作出规定，但因近些年小微企业的经营比较困难，实际并没有严格执行、深究。

即使如此，关于社保的规定就像投石入湖，一种复杂的情绪在社交平台蔓延。对于陈平这样的小微企业、工厂老板来说，每个人都得在心里算下经济账。

陈平打算关停工厂，把剩余的货物挪到小仓库。 讲述者供图

陈平这家义乌小工厂，之前的工人几乎都是“零工”，主要来自云贵川地区。“他们的流动性很强，可能这里做几个月就换，再到另外一个地方去做几个月。”陈平说，在此之前，大家维持一种用工默契：工厂包住宿，按件计费，不想做了可以随时结账走人，社保之类的不做缴纳。

这种做法也是当地小工厂的惯例。陈平说，像浙江的一些服装厂，三四百人很正常，能解决很多普通人的就业问题，但如果被工人集体举报或者强制补缴社保，对本就面临经营困难的小工厂而言是致命的打击。“像缝纫工、包装工，一般工资在6000左右，缴社保肯定要给他降薪，你让工厂老板承担，是一分钱不愿意承担的，因为现在微小工厂赚钱很难。”

他也不愿意承担被举报的风险。“现在员工也是说不要社保呀，宁愿工资到手多一点，可以写保证书，但是谁敢去赌人性呢？”陈平说，他的一个朋友就是前车之鉴。朋友是开影楼的，一位摄影师当时和朋友谈好的工资是1万块一个月，不缴社保。做了两年，摄影师辞职了，工资结算很清楚。但过了没多久，朋友收到了律师函，对方告他没给缴纳社保，没给加班费。

作为老板，能在大小工厂林立的义乌维持15年生意，陈平倚仗的能力之一是风险管理。他担心，“现在政策一出，这种（维权的）事情以后会越来越多。”

江苏一家无纺布工厂的老板李可选择了更谨慎的做法。他把生意“分”给了工人，尽量缩减亏损，静待复苏时机。

他的工厂主要和医院合作，生产无纺布相关耗材。比如给灭菌器械进行包裹的无纺布制品，确保无菌，供手术室使用。

李可说，在整个行业里，他们所做的产品相对有技术壁垒，一般电商没人做这些东西，所以相对幸运地避开了行业恶性内卷。但疫情后，医院也在控制成本，不断在找更低价的产品，导致他们的订单被迫减少了近三分之二。

目前，为了减少支出，他只留了3个工人。一位是江苏本地人，另外两名是安徽来打工的。他们之前签了传统的劳务合同，计时收费，工资构成是：计时费+饭补+加班费+1000元社保补贴。

了解社保规定的消息后，他找几位工人商量，大家都想维持现状。两个安徽工人是农村户口，在老家缴纳了城乡居民医保，江苏本地工人以灵活就业身份参保。“后续社保（企业）必须要缴的话，对于我来说，每个月最多增加1500元的成本，一年也就是接近2万，但作为员工来说，他们少拿了1000补贴，肯定不太愿意。”

李可说，这几个老工人都是跟着他在厂子里工作了十来年的，大家都了解厂子的经营情况。两个安徽工人都50多岁了，马上都要抱孙子，“就是想在江苏多赚几年钱，攒一攒给孩子们，年纪大了就回农村，拿农村社保养老就行了。”

现在，他以尽量低亏损的形式维系厂子运转。成本除了人工费，还有1000平厂区房租、水电，全部加起来一年50万左右。由于订单少，他跟员工之间达成了一致，“作为企业负责人，我外面想办法找订单、报价，基本上以材料成本加上人工成本和5%利润的形式报价，房租成本不计算到产品（价格）里去了”，相当于工人赚人工钱，“我只提供场所和订单，让他们自己养活自己。”之后他打算缩小厂房面积，租一个500平左右的厂房，这样算下来，一年的亏损金额可以维持在10万。

他给自己的底线是亏损30万。在那之前，无论如何，实体厂子都不能关停，李可说。工厂象征着一种稳定感：只要有设备、有场地，就可以随时接单，就有止亏为盈的机会。“工厂一旦关了就什么都没有了，万一后面有新客户或者经济形势好转，产品做不出来也麻烦。”

李可说，社保“新规”的消息出来后，“每个工商户都有自己的生存之道”，对于他这种和工人比较熟悉的厂子来说，只要不是强制执行，都有余地。但有些小微企业的老板，选择将风险前置，提前规避。他听说有同行重新和员工签署合同，也将工资做了拆分，其中一部分改为社保补贴。因为按照《解释二》第十九条的规定，虽然约定无需缴纳社保无效，但用人单位依法为员工补缴社会保险费后，可以要求劳动者返还已支付的社会保险费补贴。就算最后被工人起诉了，“社保补贴”这笔钱还可以要回来。

在县城景区开奶茶加盟店的一位老板说，知道社保“新规”的消息后，她仔细算了下7月的账单：

4位全职员工月工资：16500元

2名兼职员工月工资：6000元

水电费用：4000元

缴纳社保前盈余：32000元-用人成本-水电费=5500元

缴纳社保后盈余：2000左右

她说自己目前能想到的应对之策是不再请兼职，再削减一名正式员工，为剩下的3位员工足额缴纳社保，但需要降薪300～500元。为了避免后续扯皮，她打算“快刀斩乱麻”。

不止小微企业老板，低收入劳动者们也有自己的账本。一位在广西做宠物洗护的打工者担心，如果老板真的按“新规”执行，她的月工资2600元，足额缴纳社保自己大概要缴400元，每个月要给上大学的儿子一个月1500元的生活费，自己就只有700块生活了，捉襟见肘。

中国社科院世界社保研究中心秘书长房连泉在2024年调研发现，城镇就业人口有8%处于“应保未保”状态，集中于灵活就业群体，以农村户口为主。他曾向《财新》分析，5000元（月薪）是他们参与社保的“经济门槛值”。

浙江义乌，工人将原材料加工成圣诞用品，准备发往欧美、东南亚等地区。 CFP

据不同的小微企业老板提到，大家对社保“新规”的顾虑，除了用人成本增加无法负担之外，还在于担忧相关部门是否会追缴社保并处罚金。

福建一家财务公司的会计小梅自8月以来接到了许多客户的咨询电话。大多是当地小企业、小工厂的老板，大家在网上刷短视频看到相关解读后，都很焦虑，问她该怎么办。一位工厂的中年老板在电话里哭泣，“一直说做不下去了，如果一旦按这个规定去实行的话，那就要注销了，不做了。”

她只能告诉对方，放平心态，该怎么做怎么做。“我只能把这个东西（规则）跟他讲明白，确实有这些规定，你们自己该怎么去协调，就是老板自己的事情了。”不过，按照经验，小梅说，这类政策在执行上会考量当地企业经营状况。

当地一些中小规模的鞋厂，几乎都是流动零工，没有为员工缴纳社保，大部分企业也是按照当地最低工资标准而不是规定的实际月薪作为社保缴纳基数。“按照我们这边当地的民情，没办法一板一眼地按照那个东西实行，（不然）企业做不下去。”

小梅公司的主要业务是为当地一些客户企业记账、报税，服务的公司覆盖多个行业，餐饮、制造业、贸易类，很清楚当地企业的经营现状。她说，十几年前，生意好做的时候，社保、医保这一块，当地税务局会根据公司规模强制要求缴纳员工社保。但最近这几年，也没有真的执行下来，因为疫情以来，当地倒闭了很多小企业、小工厂。她们公司的业务量也因此下滑，“很多都不（继续）做了，因为他（客户）公司要注销了。”

针对网络上对政策的一些误读和情绪，《人民日报》近日刊发了评论文章，解释了政策出台的背景，并重申社保的重要性：不能只算眼前的和投入产出的经济账，不算长远的和一失万无的风险账。文章提到，扩大社保覆盖范围，增强社保缴纳刚性约束，确实会给企业尤其是中小企业带来一定的成本压力，但这不是“规避社保”的理由。企业必须高度重视合规风险，跳出靠不缴社保降成本的灰色地带，在其他方面锻长板、练绝活，才能向产业链价值链中高端迈进。同时，也必须正视中小企业的现实经营压力，实打实帮企业解决问题、克服困难。

8月13日，义乌这家曾经辉煌的箱包厂正式清场了。老板陈平拍了照片留念，心绪复杂。之前热闹的车间变得空空荡荡，70多台缝纫机设备已经全部卖给了二手回收，买来时4000块左右的机器，到了清仓时被狠狠“宰”了一刀，最后一台机器被压到200块钱。现在设备都不好转卖，收二手设备的人说。

去年他给车间装了新的冷风机管道，花了3万多块，现在只能扔掉了，“没人要”。

厂房顶上的冷风机是新装没多久的，陈平暂未找到回收二手商。讲述者供图

2010年，陈平36岁，考察了一番后，决定将工厂开在具有完整产业链，且营商环境和支持力度都很可观的义乌。从一开始只招了4个工人，到发展到100号人，只用了两年时间。“那个时代外贸生意好得很，国内各大批发市场也生意火爆”，他记得，那会儿工厂开发出好多新产品，卖给一批批发商，一批再卖给二批，再卖给各地经销商，大家都有钱赚。

但自从一些电商平台发展起来，中间商没有了，都走电商。行业陷入内卷，“只想着怎么把价格做得更低，怎么偷工减料。”这样的恶性循环导致的结果是没有赢家，陈平说，无论是工厂、电商都没多少利润，客户买到的很多也是垃圾货。当然，外部环境也不好，“即使有些国家进货量巨大，但是价格也压得很低。”

他想念那个线下市场还茂盛生长的年代。长沙高桥大市场、上海光彩大市场，到处都是顾客和生意人，人身处其中，很自然会相信生意以后越做越红火。

但近些年行业内卷，低价博弈，外部环境也频频冲击，关税、国际关系都在影响订单量。今年5月，由于印巴冲突，陈平厂里一批原本该运往印度的箱包无法出货，外贸公司只说让他们等消息，最后陈平只能低价转卖。社保的消息，让他有机会平静下来，仔细衡量得失，最终选择了关停工厂。

目前，他和剩下的几位工人打算将剩下的产品搬到租的小仓库去，等这批货慢慢清掉，这家做了15年的工厂就算彻底告别了。

陈平说，自己虽然有点感慨，但并不遗憾。十几年来，他勤奋努力，也赚到了一些钱，在义乌和老家各买了房子，安顿下来。现在关停后，整个人倒是轻松多了。

至于未来的计划，他还没有太清晰。陈平目前的想法是，做个一人公司。“找两个年龄50多岁已经退休的人员做工”，这样即使“新规”落地执行，也可以避开缴纳社保的成本。

（为保护讲述者隐私，文中人物为化名。）

不知道懂王是跟谁学的，现在很喜欢在周五搞个大新闻。

上周五，也就是8月22日，他和英特尔宣布美国政府将用89亿美元认购4.333亿股英特尔股票。再加上之前《芯片法案》给的22亿美元，现在美国政府是英特尔的：

第一大股东。

神奇的是，这些钱大本来就是《芯片法案》要给英特尔的补贴，懂王现在一运作，补贴直接变股权了。要么说还得是搞房地产的人胆子大。

乃悟看了看博弈过程，人家英特尔祖上毕竟是吃过皇粮的，也不是傻子，肯定不同意。懂王直接明码呼叫CEO陈立武下台。这之后，英特尔基本就怂了。

乃悟想说的是，大家不要把这个事情当孤例。英伟达和AMD要把对华销售额的15%上缴美国政府；美国钢铁被日本新日铁收购，但美国政府有一票否决权的黄金股；美国政府现在还是全国唯一稀土企业MP的最大股东。

再这么搞下去，美利坚合众国国有资产监督管理委员会是不是就要成立了？

玩笑归玩笑，很多朋友还停留在帮懂王算账的层面，说89亿美元就算任期内翻一倍，放在每个公民身上也就够充个话费。为了这点钱，资本主义自由竞争的核心价值观都不要了？

当然了，也不能都不要。按照协议，美国政府不会干涉企业的具体经营。但是不干预经营你当什么大股东啊？

据我猜测，懂王回身四顾，能产芯片的公司，领导人全都是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只剩下英特尔算是艾美莉卡土生土长的正硅旗，是唯一能不靠台积电还能产芯片的，虽然也是个黑头发黑眼睛黄皮肤的CEO，但是还好，他刚来5个月，还有救。

曾几何时，英特尔在CPU市场那是遥遥领先了。PC市场8成以上都是用的英特尔，大家都是听着登，登登登登的音乐长大的。

那时候的英特尔恨不得鼻孔朝天看人，产品成天挤牙膏，上一代CPU换个封装接着卖，而被很多PC用户称为：

牙膏厂。

然而最近几年，随着AMD、英伟达和人工智能的崛起，英特尔已经远远落后了。

无论在PC还是服务器方面，市场占有率都几乎以年10%的速度被AMD蚕食。推出的13、14代CPU芯片蓝屏事件给消费者造成巨大冲击，在游戏等方面的性能表现更是被AMD的各种X3D等按着头暴打。

标志性的事件是，2022年2月15号，AMD的市值正式超过英特尔，到现在，AMD的市值已经是英特尔的：

2.5倍。

AI浪潮更不用说了。2024年,英特尔自己预计，一年的AI芯片就只能卖出去5亿美元。

而在重要的芯片生产端，英特尔在重要的10nm和7nm方面连续落后台积电，连续砸了很多钱，成本和良品率均不如对手。

大家别看英特尔好像也能搞先进制程，接连推出如英特尔3，现在又在搞什么A18（英特尔1.8nm），但同样的制程，同样的芯片，表现可能完全不一样。

因为大家的逻辑制程、内存堆叠和热管理领域的技术思路和能力可能差别很大。但是行家一出手，便知有没有。

美国原商务部长曾经极力向AMD和英伟达推销英特尔的产品，但被两家直接回绝：

不感兴趣。

这就是吃了不懂技术的亏。现在英特尔自家的芯片很多都找台积电代工。也不怪英特尔自己没啥信心，自家确实效率太低。你就拿亚利桑那州的工厂来说吧，2012年，奥巴马就站在工厂门口宣布说明年投产。

但事实上，这个工厂一直等到拜登胜选前的2020年，才真正实现了产出。这一拖，拖了整整7年。2012年，14nm还属于尖端技术。2020年，3nm都快量产了。

至于俄亥俄的工厂，更是预计要到2030年才能建好。

受到自产芯片业务的拖累，2024年，英特尔巨亏188亿美元。英特尔也早就想把自产芯片的业务卖掉。新任CEO陈立武今年7月的内部备忘录就表示不会再无条件投入，会根据市场放缓工厂的建设。这也是他和懂王的矛盾点。

懂王大概率是研究过真正的国资委的。

它成立于2003年，除了管理国有资本实现保值增值外，还要强化国资从一般竞争性领域退出，把重点放在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

从懂王的视角看，芯片、钢铁、稀土这不就是关系国家安全和国民经济的关键领域嘛？

懂王再翻翻后面20多年，可能就更受启发了。它什么领域也没退不说，规模还越来越大，到今年初，央企的总资产已经是国资委建立时的十几倍了。

好好好，妙妙秒。什么自由竞争，市场法则，不能替美国还债的都往后稍一稍吧。

前几日，梁文道的付费播客节目《八分半》在大陆全面下架。

《八分半》在播客平台“小宇宙”上发表的官方声明说：

“由于技术原因，《八分半》无法继续在小宇宙更新，对此我们深表歉意”。

有他的粉丝询问AI，为什么《八分半》会下架，AI的回答是：

这个问题我暂时无法回答，请换个话题。

还有人跑去问“小宇宙”官方客服，得到的回答是：

由于不可抗力因素，《八分半》节目无法按原计划上线后续内容。

DS回复

其实，被下架节目这类事情在这几年变得越来越平常了，以至于大家都麻木了，说话之前都要考虑再三。

特别是搞自媒体的，发什么东西前自己都要预设一条红线。

只是，这次被下架的节目是那个很多人心中的“知识偶像”——梁文道先生所制作的。

并且更让人担心的是，这次下架后，梁文道先生是否还能出现在大陆的公众平台发声？

是否还有制作其他节目的权限？

梁文道在节目被下架后的音频声明中倒显得坦然，他说自己作为佛教徒，不会倾向于相信世界上有那么多坏人，而是认为这么做的人也许也有自己的难处。

“在一个人人自保的年代，他们的行为也应该得到理解”。

看着《八分半》历史节目的标题，我似乎知道了被下架是为什么。

“小宇宙”官方回复

“小米汽车事故为何引人关注？”、“大连工业大学开除学生：厌女情绪下的叙事模型”、“广东梅大高速塌方”……

其实，我很难想象梁文道现在正开始评论一些社会热点，特别是一些公共事件。

也许是社会现实逼的太近，让所有人喘不过气，不得不说几句。

也许是他曾经的读者们在当下生活中有太多的苦恼，而这些苦恼可能就与这些事件相关或者类似。

读者们希望梁文道出来讲一讲，哪怕只是做一做心理按摩。

也许是梁文道开始“任性”起来，要和《锵锵三人行》的那些节目里一样，说他想说，做他想做。

但无论如何，当曾经的国民“知识偶像”变成了“追”社会热点的公知，风险当然就来了。

梁文道

尽管如此，在当代文化领域，梁文道仍然是一个绕不开的名字。

他以其渊博的学识、独特的见解和丰富的职业阅历给读者和观众留下了深刻的印记，成为了传播文化的重要力量。

梁文道1970 年出生在香港，毕业于香港中文大学哲学系。

1988 年，他开始在文化评论、媒体工作等领域展露才华，为《信报》写时评、散文、文化评论，成为了拥有20年写作经验的专栏作家。

2009 年，他在内地出版《常识》，汇集了各类时评文章，以犀利的笔锋针砭时弊，试图唤起人们对常识的重视。

他在书中直言：“本书所集，卑之无甚高论。若觉可怪，乃因此为一个常识稀缺的时代”。

同年出版的《我执》则记述了他的成长经历和人生感悟，从个人的视角展现出对生活、人性的深刻洞察。

这两本书也让大陆很多人认识了梁文道。

在媒体的经历，更是放大了梁文道的知名度，因为读者发现他不仅会写，还会说，不仅会说，还形象气质好。

1998 年凤凰卫视开播《锵锵三人行》，他与窦文涛的二人组合吸引了众多粉丝。

在节目中，梁文道展现出了他多元文化的背景和知识渊博的特点，无论是政治、财经，还是文化、环保等话题，他都能信手拈来，成为了节目中的 “知识担当”。

窦文涛曾开玩笑地戏谑：“梁文道是渊博，许子东是刻薄，我是浅薄”。

《锵锵三人行》

此后，还有2008 年推出的读书节目《开卷八分钟》，梁文道每天为一本书做 8 分钟的读书解读，赢得了很多人的喜欢，成为了很多青少年的文学启蒙节目。

2015 年推出的《一千零一夜》，梁文道将节目搬到了午夜的北京街头，他会根据图书主题精心挑选拍摄场景和搭配服装。

那种边走边讲的独特方式，引领了一波文化潮流，他也被称为“夜行中涤荡灵魂的读书人”，被粉丝们亲切地称为“道长”。

可以说，梁文道的影响力和他的职业生涯一样，横贯了80、90、00后三代人。

他的《常识》迄今为止卖出了几十万本，他的专栏文章常见于《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等主流媒体。

《常识》

他的身影随着《锵锵三人行》、《一千零一夜》、《圆桌派》等节目一同出现，成为90、00后知识青年们难以忘却的记忆。

梁文道还会再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吗？这是一个问题。

我不知道。

我只知道，那些美好的记忆，不会被科技手段所抹去。

政治哲学家们设想的那个“重返人类最初时代”的过程，不可能实现，原因无他。

即人类所创造的文明、技术、建筑、艺术等都可以被瞬间摧毁，但记忆却是永存的。

只要还有记忆，人类就可以轻而易举地复制它们。

所以，人们要想怀念道长，也是一件轻而易举的事情。

一个不争的事实是，播客（Podcast）在美国已经演化为一个价值数百亿美元、拥有成熟商业闭环的产业。从独立创作者到媒体巨头，都能在其中找到自己的生态位和盈利模式。反观中国，以喜马拉雅、小宇宙为代表的音频平台，尽管用户基数庞大，却始终在盈利的边缘挣扎，商业模式显得异常脆弱。

这种差异肯定不是简单的“运营策略”或“市场阶段”不同所能解释的，更多的原因在于媒体生态的架构、国民消费心智和注意力资源的结构性差异。

相关阅读：【404媒体】梁文道｜To：《八分半》的朋友，哪怕是飞鸽传书

一、平台生态结构性差异

播客的英文“Podcast”本身就包含了“iPod”和“Broadcast”的含义，其技术核心是RSS（Really Simple Syndication）。RSS是一种开放的、去中心化的内容分发协议。创作者制作音频后，将其上传到任意一个支持RSS的服务器（Host），生成一个RSS Feed链接。用户通过任意一个泛用型播客客户端（如Apple Podcasts, Overcast, Pocket Casts）订阅这个链接，即可收听。

在这个模型中，权力掌握在创作者手中，创作者拥有其内容的绝对所有权和分发权。

听众订阅的是创作者的RSS，而不是平台：创作者与听众之间建立了直接的、可迁移的关系。如果创作者对某个分发渠道不满，可以随时带着自己的订阅者迁移到别处，几乎没有损失。

创作者可以独立地进行商业化：无论是通过Patreon等平台接受听众直接赞助，还是在音频中自行洽谈植入广告（Host-Read Ads），都无需经过平台抽成或审核。Spotify和Apple即使是巨头，但它们在播客服务上也是在扮演一个“搜索引擎”的角色。它们后来的付费订阅服务，也是建立在这个开放生态之上的一个增值选项。

在这个生态里，创作者有极强的安全感和动力去进行内容创新和商业探索。广告主也更倾向于与创作者直接合作，因为他们看重的是创作者个人品牌的背书和与听众的深度信任关系，这种广告转化效率比较高。

中国的音频平台，如喜马拉雅、小宇宙，是走平台逻辑的，集“托管、分发、播放、社交、商业化”于一体。

创作者将内容上传至平台，分发逻辑、推荐算法、甚至内容的可见性完全由平台决定。用户订阅的是“平台上的某个节目”，而非创作者栏目。平台通过技术和产品设计，将用户关系牢牢锁定在自己的生态内，创作者无法带走听众。创作者的商业化路径高度依赖平台，并且十分匮乏，无论是平台的广告分成、付费节目抽成，创作者的议价能力都被削弱。

中国的纯播客创作者（不做视频平台）就是平台的“内容佃户”：议价能力低下，创作自由度受限。

平台为了维持自身的运转和追求增长，必然走向“流量思维”——优先推荐能带来最大公约数听众的内容，而那些小众但可能有价值的内容容易被边缘化（做不到抖音那种算法个性化推荐）。

这也能解释为什么中国早期音频平台内容同质化严重，多以“知识付费”、“有声书”、“情感电台”等强功利性、易于规模化的品类为主。

二、消费心智：关系付费vs. 交易付费

消费的底层驱动力——“我为什么愿意付钱？”在中美市场呈现出截然不同的答案。

在美国，听播客很大程度上是一种陪伴场景和身份构建，是基于“身份认同”与“价值支持”的关系付费：听众因为一个播客而感觉自己是某个“圈内人”。

当美国听众为播客付费时，其底层心理不是买商品类型的服务，而是“支持我喜欢的创作者继续做下去”。他们付费，可能是为了维系这段“关系”，并获得额外的身份象征（如进入私密社群、获得专属内容）。这种付费意愿更持久，金额也更高。

基于同样的逻辑，听众对“主播口播广告”的接受度也比较高，因为这被视为创作者精心挑选、符合其社群调性的产品推荐，是信任关系的延伸，而非骚扰(当然前提是主播也会自己筛选，维持好这段关系）。

中国的音频平台，像喜马拉雅，早期成功的主要是“知识付费”模式，其次是泛娱乐模式（没有达人逻辑），本质上是一种功能性交易。用户付费的心理是“节省我筛选信息的时间”或者干脆就是（在短视频平台没出现之前）用来打发时间。我付钱买你给我服务，这种交易一旦完成，关系就结束了。当用户发现听完没啥收获时，或者听了没意思，或者有更廉价/免费的替代品（如短视频讲解）时，付费会断崖式下跌。

当然也不完全是中国人不为关系付费，而是音频这种媒介形式在中国尚未能普遍地、大规模地建被用户接受（在第三点里谈）。音频创作者的人设建立更慢、更依赖内容本身，小宇宙虽然在努力构建社区，但其用户体量和社区氛围的成熟度，都达不到（商业化做得不太好的）B站的水平。大多数音频平台及其创作者，尚未能有效地与听众建立起那种值得付费的“强关系”，因为为爱发电也是有忍耐极限的。

中国的移动互联网用户又习惯了互联网的“免费”模式，对广告的容忍度极低，尤其是打断内容的贴片广告。平台主导的广告系统，无法建立起类似美国主播口播广告的信任度，只能以低价的、效果驱动的广告为主，效果不好收费当然也就不高。

三、注意力场景与精神需求：驾驶室的孤独vs. 地铁里的拥挤

一个人的物理环境和时间分配，决定了他能接受什么样的信息形态。

美国作为一个“车轮上的国家”（家家有大车，人人开车通勤），大量的通勤时间是在独立私密的驾驶室中度过的。这是一个完美的播客消费场景：双手和眼睛被占用，但大脑和耳朵是自由的。

这样的环境催生了对高质量陪伴和深度信息的需求。播客中长达1-2小时的深度对话、叙事故事，可以填补这一精神空缺。这种沉浸式的收听，也有助于培养比较高的用户粘性和忠诚度。

中国大城市的通勤场景主要是拥挤、嘈杂的公共交通，这种环境极易被打断，不适合需要高度专注的深度内容（沉浸式收听甚至可能都不太安全）。

在这种碎片化的场景下，用户的注意力被切割得七零八碎。他们更倾向于消费即时反馈、强刺激、低认知负荷的内容，这也正是抖音、快手等短视频平台崛起的核心原因。短视频用15秒的强力反馈，彻底击败了需要30分钟才能渐入佳境的深度播客。音频平台在中国，是在与短视频、社交媒体、手游等巨兽争夺用户本就稀缺的“注意力残渣”。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信公众号：

数迷局：内容佃户这个词很有意思

ZJ：主要还是内容不好，

iSweeety的空间：好的内容得在没限制的情况下有变现激励啊 什么都没有

六顺子：谈论的没抓到核心，懂的自然懂

哇嗷！说德道礼：我知道你想说审查，但短视频做的起来播客就做不起来？

lowy：不是因为美国人开车吗？另外美国人付费本来就利落，从意识到习惯都不同

Rubble：梁文道的八分半直接没了

核桃糖：app设计也有影响 国内app太花哨了 同样的频道同样的内容我宁愿在Applepodcast听

唯他：说到底就是，好吧，不说了，听Spotify去[吃瓜][旺柴]

CDT编辑注：原文2021年7月9日发表于墙外博客“幸福剧团”。“眼看他起高楼”和“意轩书屋”等多个微信公众号转载了该文章，目前这两个公众号均被404。

“眼看他起高楼”微信公众号截图 / CDT

法西斯美学的宏大叙事，往往会使观众热血沸腾深陷其中难以自拔。此刻，集体被无限拔高，相应的导致个体被无限矮化。使个体产生强烈的集体归属欲望。而为了获得集体的认同，个体愿意抛弃是非，用智商去换取那份让人倍感安全的归属感。并且，按照《乌合之众》中所说：个人一旦成为群体的一员，他所作所为就不会再承担责任，这时每个人都会暴露出自己不受到的约束的一面。群体追求和相信的从来不是什么真相和理性，而是盲从、残忍、偏执和狂热，只知道简单而极端的感情。而法西斯美学，就是要将这种群体无意识最有害的一面充分的发挥出来，以实现自己的目的。所以，每当你为某些艺术家创作出来的恢弘场面陶醉的时候，应该想想自己是不是无意中丢掉了什么。

“法西斯美学产生于对控制、屈服的行为、非凡努力以及忍受痛苦的着迷，它们赞同两种看似相反的状态，即自大狂和屈服。征服与被征服的关系以典型的盛大庆典的形式表现出来：群众的大量聚集；将人变成物；物的倍增或复制；人群集中在一个具有至高无上权力的、具有无限个人魅力的领袖人物或力量周围。”

——苏姗·桑塔格

所谓法西斯美学，不是为了美化法西斯，而是一种具有鲜明政治特色的美学风格。人们总是探讨它，是因为法西斯尽管远去，但是它给人类施加的影响一直存在。

法西斯美学是上世纪三十年代诞生于法西斯专政下某些文艺作品的美学风格的统称。此概念源自意大利法西斯主义者墨索里尼的一句名言，“所谓法西斯主义，首先是一种美。”

戈培尔在1933年说，政治“就是现存的最高级的和最综合的艺术。我们在制订现代德国政策时，感到我们自己就是艺术家……艺术和艺术家的任务在于成形，定形，消除有害的东西，为健康的人创造自由”。

纳粹的电影，例如《意志的胜利》和《奥林匹亚》，至今仍被很多人认为是纪录片的巅峰之作。

《意志的胜利》是瑞芬斯塔尔1934年拍摄的一部纪录片，记录对象是纳粹党1934年的纽伦堡大会。瑞芬斯塔尔在这部影片中树立了一种美学，被后来的导演如弗兰克·卡普拉、以及我国的一些导演等一再模仿。她的镜头语言非常适合表现人类的强健、更适合表现宏大叙事。

影片记述了1934年纳粹党的全国党代会，意在宣扬德国的复兴。其中有我们熟悉的纳粹宣传，为了德国的未来而无私奉献，全民要团结在元首周围，建立一个没有阶级差异的社会，要平等更要服从，要和平更要强大。这些宣传都来自希特勒和其他纳粹头目的演讲。里芬斯塔尔把那些毫无美感的冗长发言剪辑掉，只留下简短而煽情的号召。她把更多镜头投向会场外的队伍，扛着铁揪的劳工阵线成员，手捧丰收作物的农民，朝气蓬勃的青年团，步伐整齐的冲锋队、党卫军和国防军。

据说，由于影片展示的不可抵御的美和力量，电影学院的教授们甚至不敢在课堂上把它放完，他们担心学生们看完影片，会变成真正的纳粹。

法西斯美学从对情境的控制，对服从行为和狂热效应的迷恋中得到发挥（并找到正当理由）。这种美学颂扬的是极端利己主义和苦役这两种表面对立的现象。主宰和奴役采取了一种特别虚饰的形式：成群集结的人；人向物的转换；物的增多以及人与物，均围绕一个无所不能的，有催眠术的领导人或领导力量集结。法西斯的艺术夸耀屈服，歌颂愚昧无知，美化死亡。

——《迷人的法西斯》

法西斯并非只在电影绘画摄影展示光荣伟大，从雕塑到建筑，乃至服装的设计，都无不在展示完美和力量。

希特勒认为，“军装一定要帅，这样年轻人才愿意来参军。”因此纳粹德国创造了世界上迄今为止最帅气的军服——这些精致的勋章、皮革、近乎完美的剪裁，也进一步成为了证明日耳曼种族优秀的道具。在癫狂的法西斯主义下，军装从一件衣服变成了地位与力量的象征——如同那些被送进集中营的犹太人身上的六芒星一样，在封闭的人性实验室中，衣服成为标识人类属性与地位的标志。

纳粹军服

纳粹宣传画

纳粹集会仪式

法西斯美学是集体主义和威权主义的产物，人们在其中获得的审美愉悦更多来自对暴力的屈服，对机械服从的赞美。当我们认识到这种大而齐，浓墨重彩是人造的、扭曲的，就不难跳出这个审美层次，而去找寻自然的、真实的审美体验。

最具有讽刺意味的是，希特勒本人其实并不喜欢这些重口味的东西，只是政治的需要罢了——也就是人民多狂热，就给他们看多狂热的东西而已。

而希特勒的早期画作，则完全是写实主义和自然主义的倾向，用现在的话来说，整个一枚小清新。

希特勒作品

记纳粹党代会的《意志的胜利》是法西斯美学的经典之作。我国一些导演拍出推崇秦始皇等以强权、集权“统一天下”的影片也带有法西斯审美趣味。以及他们导演的一些大型晚会等也是运用了类似的拍摄手法。这些导演可谓法西斯美学在大陆的继承者。如影评人说的他们好像有瑞芬斯丹的隔代遗传，一些影片在拍摄手法和美学意图上，几乎是《意志的胜利》的翻版;也是极力铺排大场面、大气势，大群体。那种整齐划一、威风凛凛的帝国大军，那铜墙铁壁、不动如山的武士方阵，象征着不可挑战、无法逾越的帝王权力。任何挑战，任何异议，任何不同，都会被万箭穿心，像蚂蚁一样被碾得粉碎。

这种群体主义美学，在某些开幕式中也十分常见：千百人组成一个方阵，千百人构成一个画面，千百人变成一道景观，其步调一致到可与电脑控制比美的地步。这种高度一致、整齐划一的画面展示的是：群体才是最美丽的，群体是至高无上的，只有在群体之中，你才有价值;没有群体，就没有你。

他所传递的是“在这个灿烂、美丽、威严的群体面前，个人是多么的渺小，只有成为这个雄伟群体的一分子才可能有骄傲之感。”

这样的美学风格是极具号召力和煽动效应，至今仍然被世界上的一些国家和地区所采用，它令人们激情高涨，热泪盈眶。我们介绍、分析法西斯美学，并不是为了学习和运用它，而是警惕它，因为在这种群体主义的壮美面前，人们极易放弃独立的思考，而加入乌合之众的洪流。

开门见山，先发一下我收到的《告知书》：

此次申请信息公开的缘起，是我看到猫盟的一篇推文《探讨雅下水电工程在生态保护上面临的挑战》，文中提到：“笔者致电中国生态环境部申请查阅相关环评报告，得到的答复是该工程涉密，环评报告不予公布。”

猫盟方面采取的是“致电”的形式进行咨询，这尚不算一种太正式的途径。于是在获悉这个信息之后，我决定通过申请政府信息公开的方式，向生态环境部申请公开“雅下水电工程”相关的环评及批复文件，这一方面是为了验证相关环评报告到底是否属于国家秘密，另一方面，若相关信息确实涉密，我也想进一步了解涉密的具体原因，如具体的密级、定密依据等，而不仅仅是一个宽泛的理由。

2025年8月17日，我通过生态环境部“政府信息公开”的在线申请链接提交《政府信息公开申请》。

我申请公开的内容为：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以及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关于“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的环评批复文件。

在该申请当中，我列明的“事实与理由”如下：

• “雅鲁藏布江下游水电工程”（简称为“雅下水电工程”）涉及雅鲁藏布江下游大峡谷区域，总投资约1.2万亿元，系国务院核准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雅下水电工程作为跨行政区域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与《建设项目环境保护管理条例》等相关规定，工程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经中华人民共和国生态环境部审批通过后，项目方可开工建设。而根据公开新闻报道，雅下水电工程已于2025年7月19日正式开工，表明环评程序已履行完毕。

• 雅下水电工程项目地处雅鲁藏布大峡谷国家级自然保护区及跨境流域，涉及生物多样性、水资源、地质灾害等多重敏感因素，其建设与运营对流域生态环境、水资源利用、生物多样性保护及跨境环境协调具有重大影响，关乎公共环境利益与公众知情权。公开环评信息是保障公众知情权、参与权、监督权的前提。并且需要强调的是，即便项目涉密，依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之规定，也可对文件做脱密处理或对非涉密部分作区分处理后予以公开。

• 申请人作为关注生态环境保护的公民，申请公开上述信息，旨在全面了解雅下水电工程的生态影响评估结论、生态保护措施有效性及审批合规性，同时为公众参与流域生态保护监督、提出合理建议提供依据，以维护流域生态安全与公共环境利益。希望贵部予以配合。

最终在8月26日晚，我便收到了开头所示的《政府信息依申请公开告知书》，生态环境部的答复还算迅速。

对这个结果并不意外，也借此做一个简要的法律评析。

“雅下水电工程”作为投资达1.2万亿的国家重大能源工程，显然属于“可能造成重大环境影响”的情形，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环境影响评价法》第十六条之规定，该项目必然应当编制环境影响报告书，对产生的环境影响进行全面评价。与此同时，对于项目相关的环境影响报告书、报告表，也将由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责审批，结合《环境影响评价法》第二十三条规定来看，“雅下水电工程”大概率是由生态环境部直接负责审批。

在环境影响评价的过程中，公众也依法享有知情权、参与权、表达权和监督权。《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二条明确要求：“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受理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后，应当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开下列信息：（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二）公众参与说明；（三）公众提出意见的方式和途径。公开期限不得少于10个工作日。”即生态环境主管部门负有公开环境影响报告书全文的法定职责，实践中，通常是在各级生态环境部门官网“政府信息公开”栏目下的“主动公开”部分进行公示。

此外，根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二十七条规定：“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自作出建设项目环境影响报告书审批决定之日起7个工作日内，通过其网站或者其他方式向社会公告审批决定全文。”因此，对于环评相关的批复文件，也同样属于生态环境主管部门应当公示的范围。

以上是常规的建设项目环评审批及公示的基本流程，但《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办法》第八条也规定了例外情形：“建设项目环境影响评价公众参与相关信息应当依法公开，涉及国家秘密、商业秘密、个人隐私的，依法不得公开。”此次我所收到的《告知书》当中，生态环境部也正是援引了《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关于“国家秘密不予公开”的法律规定，作为拒绝公开的理由。

事实上，在实务中，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已经成为了一种普遍现象。

而在我此前撰写的《法律 | 政府信息公开申请指南 2.0》一文当中，我就曾指出过：一般而言，以“涉及国家秘密”为由拒绝公开相关政府信息其实很难具有说服力。对于相关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的认定，应当依据《保守国家秘密法》第十三条之规定进行严格限定，否则该理由便很可能被滥用。首先，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建立的目的便是为了提高政府工作的透明度，保障公民的知情权、监督权，所以原则上对于政府信息都应予以公开；其次，谁有权认定某个政府信息是否属于国家秘密？是被申请的行政机关自身吗，倘若当真如此，行政机关自己做自己的裁判，则政府信息公开制度在很大程度上便可能被架空。故此，行政机关对“涉及国家秘密”理由的适用应当慎之又慎，应该尽量少用乃至不用。

在《告知书》当中，生态环境部也并没有告知“雅下水电工程”环评及批复文件被确定为“国家秘密”的具体理由及事实依据（不过这也算实务中的常态）。我好奇的是，这些信息究竟基于何种事实和法律依据被确定为涉密？希望在后续的行政复议过程中，能够就此得到一定程度的回应。

——颜森林

2025.8.27

近日，香港官员向社会公布财产，特区行政长官、各政治委任官员及行政会议成员的最新个人利益申报资料，已上传特区政府相关网站，随时供公众查阅。

公开资料显示，行政会议成员包括主席(行政长官)，及21名官守议员(即问责制下担任政府公职的行政会议成员)中的20人分别拥有私人物业，只有保安局局长邓炳强没有可申报物业。

在公开的官员财产中，最多的是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他与家人共拥有7处物业。有4人（或其家人）分别在内地城市珠海、东莞、中山、杭州置有房产。

行政长官李家超及三名司长的财产与去年相同。其中，李家超与妻子共同拥有一个位于油尖旺的住宅物业及车位(各占一半权益)。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妻子拥有三个物业，分别位于沙田的住宅(预备出租)、位于黄大仙的住宅(出租中)和位于港岛东区的商用物业(预备出租)。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妻子和家人通过一家有限公司，持有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连同两个车位，作出租用。其妻子还持有中山市的一个住宅单位，两人共同使用。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有三个住宅单位，一个位于东区的住宅单位，由妻子拥有；一个位于荃湾区的住宅单位，供家人自住；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单位连同两个车位，由妻子拥有作自住。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与配偶共同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物业，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新界大埔住宅物业作自用，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的沙田区自住物业则由其配偶拥有。

除司长及副司长外，一众局长也公布了各自的物业：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拥有一个位于东莞的自住物业；

环境及生态局局长谢展寰以妻子名义，拥有一个将军澳区自住物业；

商务及经济发展局局长丘应桦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荃湾区的自住物业；

发展局局长甯汉豪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湾仔区自住物业连车位；

公务员事务局局长杨何蓓茵与丈夫共同拥有湾仔区一个住宅单位及一个车位；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珠海拥有一个自住物业；

劳工及福利局局长孙玉菡和妻子拥有一个九龙城区住宅单位，供家庭成员居住；

运输及物流局局长陈美宝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单位和一个自用车位；

文化体育及旅游局局长罗淑佩拥有一个鸭脷洲区住宅单位，作出租用途。

香港官员公开财产包含6项内容，其中第4项“在本港或本港以外地区拥有的土地及物业”，以下三种情况均须公开，即：本人拥有用作自住；以配偶、子女、其他人或公司名义拥有，但实际由本人所有；虽非本人所有，但本人在其中有实际利益(如租金收入)。

看到香港官员的财产公布，让人们不得不想——内地官员的财产何时公布？

虽然官方说有申报制度，但那只是“内部备案”，老百姓根本不知道官员们到底有多少财产——

官员有几套房？不知道；

官员有没有海外资产？不清楚；

官员有没有经商持股？更是“无可奉告”。

明明是该拿出来晒晒太阳的东西，却偏偏搞得跟国家机密似的，难怪有网友调侃——“内地官员财产，比海底捞的毛肚还难捞”！

都是中国的官员，差距咋就这么大呢？

香港官员敢把家底亮出来，一是制度硬——申报不实要担责，二是公众监督盯着，想藏也藏不住；

可内地呢，申报制度像“纸老虎”，要么范围窄，要么核查松，要么结果不公开，最后成了“自己人查自己人”，查来查去总是“一团迷”。

针对内地官员财产公布，有恬不知耻者说——“官员隐私要保护”！

官员是公仆，领着纳税人的钱，又行使着民众赋予的权力，财产状况本该就是“公共信息”，怎么会拿“隐私”来作为“挡箭牌”呢？

香港官员许正宇7套房敢公开，没人说他炫富，反而觉得“坦荡”；内地要是有官员敢晒家底，哪怕只有一套房，老百姓也会觉得“靠谱”。怕就怕“藏着掖着”，越不公开，越让人猜疑，越猜疑越容易出问题——毕竟，见不得光的财产，十有八九是藏着猫腻！

说到底，官员财产透明不是“选择题”，而是“必答题”。

公开不是丢人的事，藏着掖着才让人怀疑，敢当公仆，就该经得起老百姓的考验！

什么时候，内地也能像香港一样，把官员财产摆到阳光下，让老百姓看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那才是真的“取信于民”！

否则，总让大家对着“模糊信息”猜来猜去，不仅伤了民心，也给某些“有心人”留了钻空子的机会……“不透明”带来的风险和危害，其实远比“透明”要大很多！

香港官员的财产都公布了，大陆的官员，还会等多久呢？

CDT编者按：“传媒茶话会”是由中国经济传媒协会主管的传媒研究领域新媒体平台。

8月14日，国家网信办发布通知，为进一步夯实网络传播秩序管理基础，国家网信办顺应各地各单位需求，组织对《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进行了更新，公开发布《2025版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以下简称“名单”）。

名单涵盖稿源单位1459家，包括：

中央新闻网站和重点理论网站31家，

中央新闻单位（19家）及其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67家），

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117家，

其他单位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18家，

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政务发布平台90家，

地方新闻网站513家，

地方新闻单位573家，

省级政务发布平台31家。

对比7月2日公布的互联网新闻信息稿源单位名单（截至2025年6月），最新版稿源单位名单有四大变化：

一是，稿源单位由1451家增加到1459家，新增8家。

二是，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由122家，变更为117家，减少5家。

三是，其他单位主管主办的报刊网站由8家变更为18家，增加10家。

四是，中央和国家机关、群团组织等政务发布平台由87家，变更为90家，增加3家。

具体名单如下⬇️

来源：中国网信网

文｜西坡

中国历史上有一个现象，或一种组合是重复发生过的：短命大一统王朝+长命大一统王朝。我认为这是我们的历史最能给人启发的地方，每次琢磨都觉得意味无穷。

剧情梗概是这样的：

长时间的分裂之后，一个统一王朝横空出世，煊赫一时，所向披靡。但这个王朝只能持续很短的时间，便轰然倒地。在它的残躯之上，各种势力勃然兴起，相互征伐。最后其中一支力量统一全域，开启一个几百年的强盛王朝。

后一个王朝不仅是替代了前一个王朝，而且在很多方面继承了前一个王朝的创举。前一个王朝像是后一个王朝的预演，又像是后一个王朝的老师，更准确的比喻是大体老师。更有讽刺意味的是，后者用来打天下的力量也是前者直接“赠予”的。

最有代表性的两个组合就是“秦-汉”与“隋-唐”。

秦朝首次完成中国大一统，结束战国分裂局面，建立中央集权制度。推行郡县制，修筑万里长城、灵渠、驰道，营建咸阳。统一文字、度量衡。但是二世而亡。

隋朝结束魏晋南北朝长达三百多年的分裂，再次统一中国。建立三省六部制和科举制，开凿大运河，修筑长城，营建大兴城。推行均田制、租庸调制。同样二世而亡。

很多人都知道，楚汉之争是两个楚国人的战争，但很少人意识到，楚汉之争其实也是秦地对六国的又一次征服。

刘邦率先进入关中，但是鸿门宴之后，项羽又把地盘抢走了。只不过项羽在咸阳大肆焚掠之后，自己就走了，留下三个秦人的叛徒统治关中，当然还留下两个成语“衣锦夜行”和“沐猴而冠”。

刘邦明修栈道暗渡陈仓之后，重新占领关中，自己率军出关和项羽争霸，留下萧何经营大本营。刘邦一次次被项羽清空兵力、装备和粮饷，萧何又一次次给他填满。也就是说，刘邦是依靠秦地的人力与物质资源，地理优势和制度优势，奠定了汉朝的基业。

萧何进入咸阳之后，派人收集保管秦朝的律令、户籍、地图、典籍文书等。项羽进入咸阳后，只想回老家显摆。其实刘邦和项羽没太大差别，刘邦也不信任韩信，最后也回老家显摆一场，只不过刘邦可以暂时忍耐。

唐对隋的“接管”就更加不用多说了。李家和杨家本就是亲戚关系，同出于关陇贵族集团。

虽然秦隋都是短命王朝，但无论他们的长城、大运河这些物质成就，还是郡县制、科举制、均田、租庸调这些制度框架，都被后来者继承了。汉承秦制，唐也承了隋制。

自己播下的种子，收获果实的却是别人。想一想当然是心里很不平衡的，假如秦隋也有粉丝的话。但是看一看秦末和隋末的情况，亡国之兆都非常明显。

古代史书上总结秦末和隋末的教训，都倾向于强调人力因素尤其是帝王的道德。这种道德叙事的解释力是很有限的。

秦二世的懦弱昏聩，隋炀帝的奢侈无度，或许都是存在的。但有没有可能，把他们换个朝代换个时间，只是一个普通皇帝而已。同样，换一个其他皇帝到他们的位置上，就能阻挡局面的崩坏吗？

我们通常从一个家族的角度去看一个朝代，但我们也可以换个角度去看，从非人的角度，系统的角度去体会历史。

百代都行秦政法。主语和宾语有没有可能反过来呢？不是百代使用秦政法，而是秦政法在使用百代。

秦二世和隋炀帝，一弱一强两个亡国之君，也提出了一个问题：这个位置上的玩家，得强弱适中到何种程度，才能驾驭得了？

我个人更愿意接受这样的假设：换谁都不行。这套系统一旦架设好，就会以单方向的超强效率把力量放大到极致，对普通人来说，会超出可以负担的忍受范围，对皇帝来说，也会超出人性可以掌控的区间。这是一头怪兽，吞噬所有人。

那么为什么后面的汉唐可以拥有那么长的寿命呢？

历史书也告诉我们了，无论汉初还是唐初，都总结并吸取了前朝的教训。汉初有黄老之道，无为而治。唐初也有贞观之治，轻徭薄赋。

但仔细看那些君臣的聊天，你就会发现，那些明君贤相其实并不真正明白前朝为什么会崩，他们总结出的很多东西是错位的。比如汉高祖认为秦朝灭亡是因为废封建行郡县，于是又把自家子弟分封为王，希望这些自家人将来可以顶得住。结果天下还没乱，自家人先闹起来了，这就是七国之乱。

但有一点是这些开国君臣真正掌握了的——怕。他们见识过前朝是怎样从极盛局面，一眨眼就大厦倾覆的。他们意识到了系统的强大是有代价，有隐患的，硬币还有另一面。

他们继承了前朝的操作系统，是因为他们知道这套系统好用，他们可能也想象不出别的选项。但是因为有亲身经历，他们习得了一种畏惧感，操作起来就不敢使全力，一脚油门之后会下意识带一句刹车。

魏征他们劝谏唐太宗的时候经常使用这种句式：陛下觉得自己跟杨广相比谁更聪明，意思就是，他都那样了，你怎么还敢？唐太宗也总是老老实实地承认，自己不如杨广英明神武，要不这件事就算了。

从这样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杨广并不是一味胡闹，他只是不知不觉就把系统驱过了临界点。杨广到最后在江都等待命运裁决的时候，可能都在疑惑，一切到底是怎么回事。身处历史进程之中的人，往往意识不到临界点的存在。

也就是说，汉初君臣和唐初君臣对前朝教训的总结并不是，这个系统不好，我们得重新设计一个新的。而是这个系统很强大也很吓人，我们得用它，但要留有余地。他们没有改进系统，而是对系统进行了劣化。那些看起来正确的事，不要那么着急去做。损失一些效率，增加一些灵活度和备用空间，由此增加了系统的韧性和容错性，最终增加了王朝的寿命。

无论汉承秦制还是唐承隋制，都有一个“后退一步，再杀回马枪”的动作。

对汉来说，文帝景帝时期的无为只是暂时的手段，汉武帝的厉兵秣马、开疆拓土才是目的。此外“独尊儒术”也是表，“外儒内法”才是实质。

对唐来说，虽然隋炀帝是征高丽而亡，唐太宗自己在晚年也多次东征高丽，同样无功而返，虚耗民力。只不过这个时候王朝的身体已经比较强健了，唐太宗动用的资源也较为克制。

反过来说，光是“知道怕”这一点，就已经是很了不得的觉悟了。我们所说的系统，只是更大的系统的一部分，是看得见、易操作的部分。任何制度，都是以社会有机体为母体的。但人的智力似乎总是只及于看得见的部分，只有见过系统崩塌的人，才能对系统的极限有所敬畏。所谓“后人哀之而不鉴之”，大概就是由于，事非经过不知怕。

何为系统的极限，大概可以界定为：控制和转化的逻辑，压倒了生长和传续的逻辑。

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象征——恒大集团8月25日在港交所退市。碧桂园控股业绩恶化、华南城控股启动破产重组程序，其他房企也陷入困境。如果房企撑不住，中国经济突破瓶颈会更加耗时……

背负近2.4万亿元债务、陷入经营困境的房地产巨头中国恒大集团8月25日在香港交易所正式退市。中国的房地产不景气看不到尽头，碧桂园控股的业绩恶化等，其他同行也陷入困境。

在香港时间8月25日上午9时，恒大的上市公司地位正式被取消。交易所20日宣布摘牌，并告知股东如有疑问请向适当专家寻求建议。

2024年1月，香港高等法院下达清盘命令，恒大的股票交易被停止。7月28日停止期限达到18个月，交易所决定摘牌。在摘牌后，破产重组手续仍将继续，但事态复杂看不到尽头。

据担任清盘人的美国咨询公司Alvarez & Marsal介绍，恒大在280多个城市拥有超过1300个开发项目，债权人的诉讼达数百起。与房地产管理公司恒大实业等目前仍在香港上市的两家子公司的重组也以失败告终。清理资产并分配给债权人是一项“极其艰难且耗时的工作”。

恒大是中国房地产泡沫的象征。该公司1996年在广东广州成立，2009年在香港新股上市。由于中国房价持续上涨的“神话”，人们的购房欲望高涨，在这种情况下，恒大通过大量出售尚处于规划阶段的项目和未完工项目的手法崛起。

在中国政府2020年转向加强财务监督之后，恒大的资金周转受阻，经营危机表面化。购房者支付了房款恒大却无法交房的情况频发，信用危机导致销量骤减。截至2023年6月底，恒大的债务总额增至2.3882万亿元。

虽然中国政府通过金融支援对房地产行业进行扶持，但危机仍未消除。8月22日晚间，2022年曾是中国最大房地产企业的碧桂园宣布，2025年1～6月的最终损益为亏损185亿～215亿元。亏损额最大达到215亿元规模，与上年同期相比大幅膨胀。

受到信用危机的影响，碧桂园截至7月的月销售额连续27个月低于上年同期。2023年10月还因资金困难无法支付外债利息，被国际金融团体认定为债务违约，香港高等法院正在审理破产重组的申请。

香港高等法院同时推进类似的破产重组案件。8月裁决对经营困难的华南城控股启动破产重组程序。

美国评级机构穆迪在8月20日的报告中提出看法称，中国房地产销售额在未来12～18个月将继续下降。指出复苏倾向偏重于北京、上海等大城市，要想真正复苏“需要强有力的政策支持”。如果房地产企业撑不住，购房者对行业的不信任就会加剧，中国经济突破房地产不景气的瓶颈会更加耗时。

解决中低收入人群社保问题势在必行，不过要先理顺机制、再扩容。在实施过程中，要充分考虑劳动者的意愿和支付能力，还应注意减轻企业的社保负担，做到劳企两利、细水长流。美团的“参保自愿、企业补贴”或是当下更能同时兼顾企业和个人利益的一种可行路径。

另外，涉及数亿人口的中低层社保问题，其实是国家的一个全局性社会性问题，单靠雇主无法解决，还需要政府和其他社会力量承担相应的责任。

现在中低收入者的社保覆盖率过低问题，越来越成为社会焦点话题。根据人社部统计，2024年末全国城镇就业人员 7.34亿，但是城镇职工养老保险参险人数仅有4.72亿，医保参险人数为3.78亿，失业参险为2.45亿，同时享有养老和医保的只有3.78亿人，同时享有“三险”的仅为2.45亿人，仅相当于就业人数的30%左右，其余人如果失业或退休大部分将处于“裸奔”的状态。

这些没有“三险”的人，基本上都是我们平常所谓的“中低收入人群”。如果最近一二十年，他们的社保问题迟迟不能得到解决，那么他们仍旧要像父辈那样，退休以后仅靠一两百元的城乡基本养老保险生活，仍旧要超龄劳动，这将是我们社会现代化成就的一个缺失。

另外，随着60后、70后退休潮的来临，我国现在社保支出的压力越来越大，最近十年，每年平均要增加8000亿左右，预计2035年度支出要达到18万亿左右，之前积累的结余将耗空，这也亟需现在扩大社保缴纳范围，增加社保基金储备，让我国更从容面对老龄化问题。

9月1日即将实施的最高人民法院发布的《关于审理劳动争议案件适用法律问题的解释（二）》（以下简称《解释（二）》），第十九条规定：“用人单位与劳动者约定或者劳动者向用人单位承诺无需缴纳社会保险费的，人民法院应当认定该约定或者承诺无效”；用人单位如未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劳动者请求“解除劳动合同、由用人单位支付经济补偿的，人民法院依法予以支持”。

这被外界认为是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社保覆盖面的一个重要一步。虽然司法解释不能当做执法依据，但是鉴于它在判例指导中的作用，以及规定的违规的成本，实质仍对企业产生强大软约束，过去种种规避社保的路子渐渐走不通了，以后所有的劳动关系都将与社保逐渐强制挂钩。

不过《解释（二）》的出台也引发了社会较为强烈的争论，一部分赞扬它的进步性，也有很多学者担心此举将大大加重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的负担，不利于经济复苏，这将减少就业机会，最终不利于中低收入者的生计。那么如何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保问题呢？笔者认为我们既要有明确的目标，也兼顾以下几个因素。

第一，要降低企业和个人的社保负担。我国企业的社保税属于全球最高的一档。根据资深社保专家宋晓梧先生的研究，统计范围内的全球175个国家企业负担社保缴纳费率平均值为14.27%，中国为28%，企业社保负担全球排名第14，是极高负担国家。中国应该逐步降至全球14%的水平，降低企业的社保缴纳比例，才能既保障社保覆盖面，又兼顾企业长远发展。中国个人承担社保费率也过高，全球平均水平为8%，而中国为11%，也应该逐步降低，才能提高个人缴纳积极性。

第二，要改变社保城乡双轨、条块分割的状态。中低收入群体相当大一部分是进城务工的农村户籍劳动力，也有相当一部分大是跨省异地工作人员。但是我国的社保城乡分割、区域分割，在城市缴纳社保，一旦回农村，就将断档、资金沉睡起来，享受不到待遇；在A省交社保，到B省报销就非常繁琐。我国的社保体制还有大量计划残余，尽管专家学者长期呼吁，但是一直没有大的改革变动，我们应该建立与市场经济、全国统一大市场相适应的社保体制。

基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进行社保管理体制的改革是扩容的前提，在机制尚未理顺之前，就仓促扩大社保征缴面，其实是对国家、企业和个人三方都不利，不能让社保资金发挥最大的效用，也不利于提高大家缴纳的积极性。

第三，要考虑经济发展状况和企业盈利能力。中低收入群体主要集中在中小微企业、个体工商户和大型用工平台。根据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中小微企业经营状况”报告，全市2024年度小微企业利润约1500亿，雇佣140万左右的全职劳动者，如若完全缴纳社保，企业将要负担300亿左右，意味着利润减少20%。北京的中小微企业尚是全国经营情况最好的，以全国平均来看，根据第四次经济普查数据，小微企业人均创造营收49.1万，按照8%的净利润以及全国城镇全职职工平均工资68000元计算，那么企业净利润将减少50%以上。

如果大幅提高社保征缴面，大型灵活就业平台公司的利润也将大幅减少，甚至亏损，长远来看也不利于发挥“就业蓄水池”的稳定效应。以外卖骑手为例，如果用工平台每年为他们缴纳“五险一金”社保的话，每人每年将支出2万元左右。按照1000万的骑手规模，全行业每年的保障支出规模将超过2000亿元，这个合规成本的支出是非常巨大的。

比如京东送外卖半年来，全职骑手规模才15万人，但集团利润下降了一半，当然这里面还有其他的市场补贴等费用支出，但把“零工”变“全职”的成本是非常高的，这也是它最近不再炒作这个话题的重要原因。

目前，小微企业和互联网平台创造了至少3.5亿就业机会，2010年以来我国新增城镇就业岗位基本上是以上两者创造的，我们现在做的是巩固这个成果，让他们发展行稳致远，而非竭泽而渔。

第四，要考虑中低收入者的真实支付水平和最迫切需求。对于中低收入者而言，尤其是进城、跨省的就业者，他们的最迫切需求是增加短期收入，而社保是长期的、高数额投资，并不是他们生活中最急需的。根据法律规定，连续缴纳十五年以上才能领取社保金，这期间员工每年将少获得7000元左右的收入，考虑到企业缴纳社保会相应降低工资发放，员工一年至少减少1-1.5万元收入，约占他们收入的20%-25%。

外卖骑手的社保制度改革，是解决灵活就业群体保障缺失的一面镜子。从劳动力结构、来源等角度看，他们以青年农民工为主、跨省就业流动性强，又横跨城乡居民保障和城镇职工保障两个体系，改革的复杂性很强、难度很大，但必要性又最高。

客观来看，在骑手社保改革中，外卖平台长期以来承受着巨大的压力，其他灵活用工平台也差不多。这其中自然有改革和创新的压力，也有舆论的压力，甚至是污名化。

当然，随着社会公众对于社保制度观念的改变，以及灵活就业群体保障改革的落地，许多问题也是不证自清,不辩自明。比如，根据北京大学国发院张丹丹团队对3万名平台灵活就业人员的调研，仅有10%的骑手愿意承担“五险一金”的支出。所以，强制企业交社保也未必符合多数中低收入就业者的心意，尤其是那些年纪轻，距离养老退休还很远的人，对强教抵触很大，缴与不缴应该建立在尊重就业者意愿的基础上。

对于以上两点，笔者认为美团今年4月3日试点的“参保补贴”方案是一个同时兼顾企业支付能力和劳动者意愿的路径。“四三方案”具体内容是，一旦骑手在近6个月内有3个月收入达到本地社保缴费基数下限，且愿意以灵活就业人员行使参保的话，美团就补贴50%的费用。四个多月以来，美团已经在福建、江苏、湖北、广东等六省七市展开试点，年底将覆盖全国，近百万骑手将受益。

这种“参保自愿、企业补贴”的形式，关键在于灵活、自愿、包容，或许是较为稳妥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社保问题的备选路径之一。

第五, 涉及数亿人的中低收入社会保障福利问题，不只是一个简单的社保费征收问题，更是一个国家的全局性社会问题，仅靠雇主无法解决，国家和其他社会力量也有相应的责任。客观上来讲，小微企业主利用微薄的资本，互联网平台利用技术，为社会创造了大量就业，本身就是一个了不起的成就，为社会解决了一个大难题，如果再让他们沿用传统的社会保障制度，为新就业形态下的3-4亿中低收入就业者的长远福利保障兜底，那实质上有失公允。

当然，这里并不是为用工平台和企业开脱责任，而是我们需要找到一种更加灵活和多元的解法，以及引入更多的社会力量，用“新办法解决新问题”，而不是抱着旧办法削足适履。

笔者认为，比如地方政府就有责任，外来就业者为所在地贡献了低廉的劳动，贡献了消费，支撑起当地发展，当地享受到这个红利，就应该承担这个责任。比如深圳现在仍旧有200万湖南籍人口、120万四川籍人口，他们劳动和纳税支撑起深圳的繁荣，如果再把养老负担甩给原籍政府，那就是一种极端不公平的交易。所以，张丹丹教授讲，地方政府也应该为外来务工人员提供社保补贴。

另外，各级政府都应该提高社会保障支出，上述企业和个人社保负担过重，直接原因就是政府社保支出过低导致的。比如2023年，一个城镇退休职工能够平均领到3973元的收入，其中政府发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仅有223元，主要还是靠以前企业和自己缴纳的城镇职工养老保险（3750元），国家、企业/个人承担比例分别为5.6%和94.4%。而日本分别是37%和63%，每位国民无论是否在退休前交过社保，每月都可以获得政府发放的5.7万日元国民养老金。所以，未来我国政府应该增加国民年金性质的城乡居民基本养老保险支出，如果能逐渐提升到1000元/月水平，中低层社保问题将大大缓解。

全民属性的国有企业也应该在解决国民养老问题上发挥作用。2017年，国务院制订的《划转部分国有资本充实社保基金实施方案》，明确要求划转中央和地方国企、金融机构10%国有股权给社保基金。不过根据全国社会保障基金理事会公布的数据，到2025年上半年中央机构和金融单位划拨额仅为2.1万亿，不足中央企业和金融机构国有资本权益总额44万亿元的5%。

并且这些划拨资本收益率很低， 2024年仅分红264亿元，占当年社保支出的0.25%左右，对于解决问题是杯水车薪。笔者认为，郭树清先生此前提出的，划拨30%—50%国有资本到社保基金的力度，才能有助于解决问题。尤其是那些盈利高的垄断性企业，要用法律规定强制划拨比例。

总之，解决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会问题，涉及数亿人、上亿个市场主体，尤其是在经济下行时期，更应该谨慎周密、统筹推进，注意减轻企业负担，珍惜来之不易的经济增长动力。

毫无疑问，尽量扩大中低收入群体的社保覆盖面、应保尽保，是我们的坚定目标，但是这过程中一定要避免头疼医头脚疼医脚，先理顺机制，再扩容；要兼顾企业和个人，长远利益和眼前利益；既要落实中小微企业的责任，也要落实政府和国企的责任；要鼓励地方和企业探索更互惠两利、更灵活的方式，避免一刀切，否则事倍而功半。

我自己也是烟民，抽了三十多年了，戒烟好几回，最长一次戒了三年半，最后还是复吸了。

我并不觉得抽烟有什么好，只是我意志软弱戒不掉而已，对我个人而言，我不觉得是什么大事，或许这是我给自己找的借口，我知道这事儿不对，我改不了，就这么简单。

这次关于“浙江绍兴游客孙女士以“误导青少年”为由，投诉鲁迅故里景区“鲁迅夹烟”墙画，建议更换为“握拳”形象”这件事刚登上新闻的时候，我与身边绝大多数朋友看法一样，觉得这是神经病，是吃饱了撑的。但事后仔细想想，我觉得这件事并没错，原因主要是以下几点：

1、公众场合不吸烟，这应该是所有文明现代人的共识。不在公众广告画面或者媒体中出现吸烟的画面，不过是这种共识下的一种妥协：有害，没法禁，但不出现总可以吧。

2、拿历史人物真实场景来表示这事儿没问题，也不对，历史人物的相关画像太多了，生活场景太多了，郁达夫还嫖妓呢，怎么他富阳故居面前不立个郁达夫喝花酒的雕塑？蔡锷还逛八大胡同呢，怎么岳麓山不搞个松坡抱美图？这些难道不一样都是真实吗？可见经过现代文明的洗刷，在大众的脑海里，嫖妓已经是一件不文明的事情，而公众场合抽烟，并不算什么重要的事。

3.大家嘲讽或者鄙视这个投诉，背后还有一种对“举报”的厌恶。确实，这个正常的向公权力表达某些不满并期待修正的公民权利，在被各种裹挟“伪民意”包装后滥用，成为钳制公民的标准借口，这种事太普遍了。打着“为你好”的幌子把手伸进你的裤裆里，诸如此类数不胜数。但是，不能说因此就断绝举报的合理性，退一万步说，即便有不道德的举报，那板子也要打在不分青红皂白断糊涂案、或者乘机胡作非为的公权力上，这一点也应该成为共识。

4、在公众场合，换一幅不抽烟的画像，这就影响了大先生的真实或者伟大吗？我不觉得。他的伟大在于怜悯和冷静、尖锐和深邃，而不在于他有烟瘾。丘吉尔牛逼是因为丘吉尔抽雪茄吗？不是的，这仅仅是个历史画面或者符号，如果抽雪茄就牛逼，那我是不是要赶紧去PCC买几盒罗朱的宽丘？

5、在一个烟草专卖收入成为国家财政收入支柱、禁烟法规执行得一塌糊涂的半现代社会，通过公共事件来推动进步，是有意义的，只不过现在看来，这个意义被消解在嘲讽或者貌似理性的批判里。吸烟的老卵愤愤不平、粉艳青年呼喊着抽烟就是捐军费、知识分子忧心忡忡举报被滥用、地方文旅正义凛然轰起涌涌……一浪又一浪的垃圾比特在各处管涌，然后过一阵子就忘了，风平浪静。

当下的舆论场充满禁忌和审查，想讨论的东西都不能碰，只能在铁笼子里装模作样热烈交谈，地方融媒体和文旅小编又需要话题来吸引眼球完成KPI，否则发不出工资只能❌的去开摩的⭕️的去做鸡，所以就拿着噱头新闻大肆报道了。你看你都积极报道了，那群众就积极讨论啊……这事儿传开，官员们又装出尊重民意的样子，就变成需要认真对待的正经工作了。而这一切，不过是普通国家和文明国家都无比正常的小事。

公众场合抽烟不单纯是什么尼古丁危害，任何人都有自己寻欢作乐哪怕付出身体损伤作为置换条件的权利，公众场合吸烟最大问题是影响他人，对于不喜欢的人来说，烟味太讨厌了。哪怕我自己抽烟，我也厌恶烟味，经常打通宵麻将掼蛋的朋友应该都知道，这要是密封房间里有两三人抽烟，清晨出来每个人身上那种腌透了的臭味，就像腐朽的帝国一般作呕。

所以，我觉得，公众场合禁烟要大力推进下去，在公众场合的人物像上取消抽烟的图片，换成其他的内容，没有什么不对的。

古代王朝只干两件事，一是找百姓收钱，二是防百姓造反。帝王深居九重，只能依靠官员去承接这双重任务：控制社会以汲取财富，汲取财富以支撑控制。这样的循环，便是帝国统治的双轨制。

所谓双轨制，一是打造严密的控制体系，防止叛乱、维持秩序、保护生产，这是统治的基础。二是设计强悍的汲取体系，通过汲取人力、物力、财力，来维持庞大的体系运转，这是统治的目的。就像是人的两只手，一手抓控制，一手抓汲取。

控制体系主要有四个方面，一是层级管控，比如三省六部、行省、郡县等等；二是暴力管控，比如禁军、捕快、衙役等等；三是思想管控，比如儒家礼教、科举制度、正史编纂等等；四是资源管控，比如户籍制度、盐铁专营等等。

汲取体系主要也有四个方面，一是赋税，比如田赋、丁税、户税、商税等等；二是徭役，无偿修水利、筑城池，以及大量的官府差遣；三是专卖制度，盐、铁、茶、酒等必需品由朝廷垄断经营；四是官营贸易，朝廷和官府控制关键产业和大宗交易，以及海外贸易。

控制是汲取的前提和保障，只有控制好秩序，才能稳定地征收赋税、征发徭役。汲取是控制的成本和动力，维持庞大的治理体系，需要巨大的资源投入。

这就有两个困境，一是官员作为连接皇权与社会、执行控制和汲取双重任务的工具，其自身更是一个需要被巨额资源供养、且极易滋生腐败和低效的关键一环。它的规模和腐败程度直接决定着汲取的规模和社会的负担，一旦汲取过度，超过社会的承载力，就会导致体系崩溃。二是被控制和被汲取的对象都是百姓，控制过度、就会失去活力，从而难以汲取，而汲取过度，又会激化矛盾，从而难以控制。

王朝初期，民间复苏，汲取量小于财富的增长量，汲取相对合理，社会因此蓬勃发展。这就解释了为什么所谓的盛世，都出现在王朝前期的原因。王朝前期汲取量小，只要君王不丧心病狂，基本都可以达成这个成就。

随着时间的推进，官僚体系因为腐败、堕落等因素，效能逐步下降。为维持控制力度，官僚体系便开始膨胀，为维持供养体系，便只能加倍汲取，而且官员集团作为一个庞大的分利集团，他们自然会利用手中权力，在汲取过程中层层加码、中饱私囊，从而导致社会矛盾进一步激化，控制能力进一步瓦解，最终突破阈值，王朝崩溃、皇权脆断。接着新王朝建立、循环重启。

比如北宋的“冗官、冗兵、冗费”，北宋中期，官员队伍臃肿、边军庞大，导致财政开支巨大。为应对开支，不得不加重赋税，扩大盐铁专营的范围，甚至发明“交子”等等纸币，不惜用疯狂的通货膨胀来竭泽而渔。

还比如明末的财政，40%用于供养官员，30%用于供养宗室，10%用于供养皇家，20%用于支付军费。虽然明朝末年，朝廷的汲取能力依然极强，民间所留十不足一，但是汲取的资源却没有到达朝廷，而是被中饱私囊，从而陷入了一个越汲取越没钱的恶性循环。就这样，强大的汲取能力反而加速了明朝的崩溃。

这也解释了大名鼎鼎的“黄宗羲定律”。明末启蒙思想黄宗羲指出，每一次改革，农民的负担反而更重，根源正是官员体系膨胀带来的无限汲取与社会有限承载力之间不可调和的矛盾。

李世民说：水能载舟，亦能覆舟。回望历史的烟云，帝王的倚仗从来不是水，而是与帝王一条船上的官员，然而官员又不是一个无欲无求的工具，它是一个具有自身意志和庞大胃口的巨兽，只要没有给它套上缰绳，关进笼子里，它就会为了自肥而敲骨吸髓，从而掀起覆舟的滔天巨浪。

正如韩非子对帝王的谆谆告诫：明主治吏不治民。帝国若将控制和汲取的双轨循环奉为圭臬，却把真正的根基当做予取予求的矿藏，那么它终将在困境中迎来命定的终结。

文 | 修明

上周和凤来仪聊，他提到了历史宿命，他说就算重来100次，就算官员们知道会被李自成、刘宗敏拷饷，也不会给崇祯捐钱。

我认同这个说法，大明王朝早就陷入了猜疑链中，君臣之间毫无互信，谁也不会把家底交出来。

官员们绝没有很多网民想得那样愚蠢，不知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道理，他们不交钱可能死，但交钱死的更快、更憋屈。

表面上看，国难当头，大臣们应该交钱，因为满清或者李自成打来，他们谁也活不了，但问题是交钱就能活吗？

没人比官员们更了解明朝官僚体系、财政体系的腐败，钱捐出去，大概率用不到实处，一定会被层层盘剥，1万两银子有1000两能到下面就不错了。

大明朝廷，拿了钱也办不了事，既然是无用功，捐钱干嘛。

而且，皇上赢了就能保命吗，恐怕死的更快。

秦制到了大明朝，已经登峰造极，秦制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中间层，只有利维坦和广大原子人的社会，形似一个潜水艇夹肉面包。

秦制的目标，是消灭一切可能威胁朝廷的力量，包括但不限于贵族、豪强和富商。

朝廷的目标是将所有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按照皇帝的意志进行分配，任何超出皇帝分配意愿的财富都是不合法的。

官员们的钱，显然是非法的。明代官俸很低，正七品县令年俸大概20-30两，一品官员也就100两银子，按照法定俸禄，大臣们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哪有能力捐钱，有钱捐那一定贪污了。

官员们当然不会主动暴露，所以崇祯一说捐钱，他们马上哭穷，证明自己为官清廉。有的大臣甚至到街上卖掉锅碗瓢盆，有的去卖棺材，表明家里一贫如洗。

国丈周奎，是人尽皆知的富翁，也是一再哭穷，崇祯再三恳求，才拿出1万两白银，这他都要找女儿诉苦，搞得周皇后拿了5000两私房钱补给他。

国丈都不捐，还有谁会捐，最后捐款变成了一场闹剧，大臣们你一个100两，我一个100两，满城官员，加上周奎，捐了一万多两白银。

官员不捐，商人也不会捐，他们太清楚“为国效命”的下场了。

当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国库窘迫，富商沈万三想和朱元璋交好，主动出资修建南京城墙。

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是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结果朱元璋却以“私通外番”，“骄奢僭越”的罪名将其抄家流放。

民间普遍认为，沈万三被抄家是因为他说要包建南京城墙，引起了朱元璋的忌惮，朱元璋认为沈万三富可敌国，威胁到了皇权。

沈万三的案例表明，在大明朝露富是很危险的，天下只能有一个富人那就是皇帝，在朱元璋的制度中，商人是下等人，地位比农民和工人都低，连绸缎都没资格穿。

商人们要想活下去，只能战战兢兢、闷声发财。

明末工商业发达，有钱的商人不少，但在失去互信的情况下，他们宁肯向满清偷运粮食（晋商），也不愿给大明朝廷效命，无他，只为保命。

官员、商人还可以说是外人，那宗室呢，总该救救大明朝吧，很遗憾，也没有。

明末的宗室，大多坐视明朝败亡。

崇祯多次号召宗室捐钱，帮助朝廷剿贼，但宗室响应者寥寥。

崇祯14年，李自成攻击开封、洛阳，当地明军希望福王朱常洵捐钱补充军用，福王却一毛不拔。最后李自成攻克洛阳，斩杀福王全族。

宗室不是不清楚他们和朝廷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但是祖制不允许他们为国尽忠。

明成祖朱棣就是藩王造反篡权成功，所以后世皇帝对宗室防范极严，宗室可以领取朝廷的俸禄，衣食无忧，但不能随意出城，不能和朝臣随意交往，至于私养家丁，干预朝政，更是大罪。

崇祯年间，确实有两个藩王想要协助朝廷，但下场都很惨。

如唐王朱聿键，想要镇压流寇，向朝廷借兵，崇祯担忧他趁机叛乱予以拒绝，结果他竟然变卖王府财产，在南阳募兵数千，主动找流寇作战，被打的大败亏输。

虽然输了，但毕竟是为皇上分忧，总该表彰吧，但崇祯没有，他立即以违反祖制为由降罪唐王，将其废为庶人，囚禁于凤阳。

另一个案例是周王朱恭枵，李自成攻击开封时，周王变卖家产，悬赏守城官兵，规定“斩首一级，赏银50两，射死一敌，赏银30两”。开封官兵士气大振，击退了李自成的进攻。

捷报送到崇祯面前，崇祯并没有感到欣喜，反而派钦差去监视周王府。

周王和唐王的前车之鉴表明朝廷宁愿义军做大也不愿宗室行动，把宗室视为比农民军更大的威胁。看到崇祯如此态度，宗室宁肯醉生梦死，也不愿给朝廷奉献分毫了。

看了这些案例，你还会觉得历史重来结果就能改变吗？无论重来多少次，官员、商人、宗室，还是不会救大明，这是大明朝的制度决定的，非个人能够改变。

大明朝是比较特殊的王朝，别的朝代都有基本盘，汉有军功列侯，唐有关陇集团，宋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清则是八旗。唯有大明朝，是一个防范所有人的朝代，将皇权的自私发展到极致。

崇祯和大明朝是确定因素，满清和李自成是不确定因素，投靠后者能不能保命不知道，但为前者效命一定没命，这是一个简单的概率学问题。

最终大臣们做出了符合个人理性的决策，那就是降清。

西方也有类似的例子，七年战争，英法两个霸主大打出手，两国实力半斤八两，军力也互有长短，打到最后，两国都债台高筑，债务都达到了GDP的150%以上。

但最终英国撑下去了法国却撑不住，一个原因是英国的国家信用更好，人们愿意借钱给英国而不愿借给法国。

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议会对财政和税收的控制权，政府借债有议会背书，且资金的使用过程和去向较为透明。

1694年，英国成立英格兰银行，为政府提供稳定的国债发行平台，使国家债务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国债证券形式出售给投资者。

一系列制度保障让债权人对英国政府的还债能力抱有信心。

相对英国，法国的信誉则很差，法国没有英格兰银行那样的国家信用机构，债务由国王个人信誉担保，而历史上法王多次违约，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曾减记国债。频繁的违约让债权人普遍不信任王室。到18世纪末，法王再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之后，独立战争爆发，法国支援华盛顿击败了英军，但这次失败并没让英国伤筋动骨，反倒是法国因为战争，债务问题进一步激化，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召开三级会议，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

在英国不是问题的政府债务在法国却引发了一场革命，体现的是两国政府信誉和金融体系的差距。

明朝与法国的专制王权揭示了一个历史宿命，一个与所有人为敌，毫无信誉的王朝，在顺风局中还能生存，一旦碰到逆风局，必然会在孤立无援中走向灭亡。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

“给先生点支烟”，一些打卡游客以此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意。

近日，一孙姓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投诉到浙江电子政务平台“浙里办”。

该游客称，该墙画有诱导他人室外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要求将鲁迅的姿势更换为“右手握拳”。

此事在网上引发热议。对于动辄以投诉举报裹挟舆论的搞法，我的态度很明确，这纯粹是裤裆里拉胡琴儿——扯淡（蛋）。

投诉鲁迅吸烟画墙，正如将“举杯邀明月”的艺术镜像解读为宣扬酗酒，把“精忠报国”的视觉画面理解为提倡文身。她咋不举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是破坏自然生态，举报武松打虎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不要就事论事跟我大谈控烟，这种网上举报投诉已经远远超出控烟议题，成为一种民粹主义的叙事。他们此种拿手好戏，近年来时不时上演一回，民粹动员模式几乎所向披靡，面目实在可憎得很。

鲁迅吸烟是历史事实。从有关鲁迅的照片、肖像绘画、版画、漫画、纪念邮票和电影电视等，都可看到其吸烟沉思的形象，手持烟卷已成为鲁迅标志性文化符号。

任何伟大思想家的形象都是多面的。要求将鲁迅形象塑造成“不拿烟，只握拳”，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洁癖化”审查‌。

审查者的底气在于，仿佛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他们将这种“代表权”视为一种排他性的身份政治。

他们可以人民的名义，手持着放大镜检视任何公共事物，进行政治和道德上的审查和评判，频频在网络上搞出不小的动静。

他们的可憎之处，是通过排斥公共审美多元化，将特定文化符号与道德合法性绑定，排斥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审美表达形式。

当社会仅允许符合民粹主义叙事的文化审美存在时，必将形成文化领域的垄断性话语权，形成对多元价值观的系统性压制。

最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一篇文章，在网上引起广泛共鸣。

文章指出，“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

劳东燕感叹，“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

文章还指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劳教授所称的“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的力量，到底包括哪些？

投诉鲁迅夹烟事件，让我猛然意识到，此举本身及其代表的民粹情绪，就是“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之一。

近年来，公共文化领域的诸多事物，动辄遭反智主义的各种举报投诉，以“政治正确”裹挟强大的网络舆论而屡屡得逞。

有别于正常的投诉举报，他们将个体诉求包装为叙事宏大的"全民意志"，民粹主义导向的争议制造，挤压基于事实的理性对话空间，加剧社会认知撕裂，导致公共认知水平的整体下降。

这种民粹主义的排斥机制，直接消解社会对不同文化形态的包容性，导致审美生态的单一化，以及群体审美认知的弱智化、粗鄙化。

这种力量的发展趋势是，“革命群众”“正义人民”凭借敏感的“政治嗅觉”和俯视一切的“高尚道德”，可以纷纷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反动”、“有害”、“不爱国”。

诚如鲁迅所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百余年过去了，这种想象竟然落到鲁迅先生自己头上，真乃莫大悲哀。

希望馆方这次挺住。劳东燕教授说得很好，“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

先生抽烟，有人抽风。决不要惯着他们这种“民意至上”逻辑下的坏毛病，顺从地跟着他们一起摆烂。

一

其实月初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据《联合早报》7月26日报道，许多听众突然发现，梁文道的付费播客《八分半》在最大的音频平台“喜马拉雅”上被全部下架。而在小红书、B站等其他平台上，他的账号内容也被清空。

梁文道一直备受争议，也不敢多评价他。

但是，不可否认，梁文道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无法避免与当前社会的矛盾发生冲突。

在曾经宽松的媒体环境中，他的直言不讳和批判性思维都曾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但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他的言辞似乎开始变得“过火”。

事实上，人还是那个人，观众变了。

想写今天这篇文章的原因还有一个：许子东教授也被提醒了。

近期，许子东有个讲座，众所周知，他最擅长的讲的就是鲁迅和张爱玲，可惜讲到鲁迅时，说国人现在和百年前一样，主持赶紧上台打断，让他注意尺度。

这俩人，外加窦文涛，是曾经《锵锵三人行》节目的铁三角，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居中。

今时今日，就是这么个状况。

看到一段话，摘录如下：

当一位历史学者在讲座中被追问“你这话是不是在影射现实”时，他突然停住了，拿起茶杯抿了一口，岔开话题聊起了天气；当一位医生在朋友圈分享“抗生素滥用的危害”被举报“制造恐慌”后，她默默删除了所有专业内容，只发些花花草草的照片；当一位经济学家在会议上欲言又止，最终把“可能存在的风险”换成“总体向好”时，会场的空气都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

大家应该早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智者不愿意讲话了!

所以，短视频才大行其道，大家都在为鸡毛蒜皮的事，争论不休。而真正该讨论的，值得讨论的话题，见不到了。

二

我当然应该庆幸，我还能说话。

可惜，很多时候我说的话，也是言不由衷。

曾经，我是真敢说啊。结果呢，大号前年被封了六个月，去年十月份解封，结果今年3月份又续上了，再被封一年。有人肯定会问，怎么不直接永封呢。

我告诉你吧，因为实在也没找到合适的理由，索性封一年吧。

当年我的“夜听锵锵”公众号，就是说了下秦刚和傅晓田的事，直接永封了。

往事历历在目，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这两年，大家都在说，自媒体之路越来越难走了。

我自然也是如此。首先就是选题，越来越不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其次，这号半死不活的，公众号平台也不给推荐，也不给流量，除了关注我的读者和他们转发被看到的机会之外，没有人能读到我的文章。好像平台就是刻意让我们这些号主“慢性死亡”的。

就像梁文道的“八分半”节目，哪期不是一次次迅速收集大量信息，准确找到切入角度，通过抽丝剥的理性分析，将各类时事的始末以及故事背后的逻辑和背景，拨开云雾，娓娓道来。

我写文章也不是呼啦啦拉出一大段，事实上，也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最起码得先把事情前前后后彻底了解清楚，屏蔽那些虚假的和无用的信息，光这个过程就需要大量的精力。

而写出来之后，还要修改，修改完了还要找配图、编辑排版。

这些倒不是关键，关键是，就像今天的这篇文章一样，我还怕辛苦工作的成果，被禁发，被删除。

三

至于收入？

说了可能有人不信，所谓流量费其实少得可怜，阅读量还行时，一天十几块，凑合时，几毛几块。

相比投入的时间精力，脑细胞和电费网费，纯属自娱自乐。

但是我又特别在意读者的感受，生怕哪地方写的不够好，得罪了诸位。

昨天那篇文章有些争议，一下子溜走了百十来人。

想想也算我偶尔的尝试吧，谁知道这写作这条路，走向何方，能向何方呢？

现在，我为了规避马上要来的更多的风险，其实已经刻意谨慎的多了。我现在在研究性学，我打算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就研究这玩意儿。

有时候看着很多年轻人，躺平了不动，我就着急来气、

二十年前，那个年代，大家很穷，但是一门心思想赚钱，想发财，满心满脑的欲望。

现在可倒好，低欲望，无欲望，连性都不想要了。

所以，去他奶奶的妙手著文章，去他奶奶的文以载道。

何不如攻其一个方向，把性和爱发扬光大，也算是造福人类社会了。

但是，人总是要先活下去的。

所以，恳请大家给条活路，别横挑鼻子竖挑眼。

就像梁文道现在的处境，让我不禁思考：在这个信息洪流中，我们是否依然能够保持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还是会在压力下选择沉默？

在如此敏感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一条钢丝般的路，而在这一过程中，爱己爱人，是最为重要的。

结尾还是放上这个《锵锵三人行》音频合集，只是为了留存这份小百科。感兴趣的，可以收藏留念。全部是mp3格式，大概有50G左右，3000多集。还有圆桌派1-6季的音频全集，内容相当丰富，十分值得收藏。分两种套餐，一种是一个移动音箱+tf卡+读卡器=99元，另一种是不要移动音箱99-25=74元。给你包邮到家，读卡器可以插手机上，非常方便使用。感兴趣的可以加我v信yimai779，购买收藏。写作不易，自媒体日渐收紧，只能如此贴补，勉强支持创作的动力。人间大爱，感谢涕零。

保重 @Birds_b_r_32309

苍鹰高飞遮日影，草民低首盼天明。

历史告诉我们，最冷的不是冬天，而是当正义失声、谎言横行。

河北孟村女子被钝器打死这件事，仍旧备受舆论关注。尤其在沧州市指定另一个县城的公安进行侦办后，人们看到的问题似乎变得更多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在媒体“潇湘晨报”的消息里提到，事情发生在8月21日晚上，女子被钝器殴打头部致死，但是第二天医生竟然出了一张“心梗”的死亡证明。

这不是错误，而是对公众智商的侮辱。

被钝器殴打致死，和“心梗死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以说明显到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分辨的出来。因此，医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是相当可怕的画面，我举个例子，这次是被钝器打死的，有明显外伤。所以女子的娘家崩溃了，更是不惜一切代价把事情闹大，让外界看到。才有了舆论和现在的后续。

万一下次是中毒呢，医院再说“心梗”，家属还能不能分辨的出来。而若连家属都分辨不出来，还会有舆论争取公道和真相吗，千里万里之外的网友又能多说什么。

可怕的不只是“心梗”二字，还有它背后的冷漠与胆大妄为。

那将意味着，凶手很有可能会逍遥法外。而一条生命，就这么毫无代价的被剥夺了……画面，是何等可怕。

白纸偏能涂黑字，铁案竟成笑谈文。

当权力可以操纵医学，当谎言能盖过事实，一个人就可能被“合法”地抹去。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第一个重点，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权力，便能轻而易举能让医院开具虚假的死亡证明。那恐怕在另一些部门里，同样的方式做点假，让失去生命的人死得不明不白，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尽管凶手和他的家属已经被控制，仍需要立即回答人们：是哪个有天大本事的人，让医院开了假的死亡证明？

第二个问题，是办案的速度。

从通报看，很容易能发现，这起刑事案件发生在8月21日晚上，但通报回应却在8月24日。

我说句难听点的话，家暴把人打死，这种没有提前计划和预谋的刑案，凭现代警方各种高科技加持的实力，不说一两个小时吧，顶多一天就能查到水落石出。

但真相却在3天后、在无数舆论的声音要求之下，在无数爆料和斥责声裹挟之中，姗姗来迟。

搁这儿给群众表演0.5倍速的“慢镜头”吗，可这是现实，不是电影啊！这效率放在外卖行业，顾客早饿死了。

这到底是能力不足，还是故意拖着想敷衍公众，甚至根本不想把真相公之于众？

第三点在于凶手一家的身份。

其实这个问题，从事情发生被曝光到网上之后，就各种爆料不断了。人们仅观问题之严重却无法律之闸刀，就猜到这家人的不同寻常。

然而即便如此，当地就是任由网上的舆论和各种对凶手一家身份的猜测四处流传，始终不曾回应。直到今天，才承认凶手的确在当地检察院工作，但也依旧一口咬定，只是“临时工”。

“临时工”三个字的背锅属性，已经比塑料袋还要万能了。

至于凶手金某的家属身份，依旧如泥牛入海般，无半点声响。

这可能吗？一个检察院的“临时工”，即他们口中的普通干警，能做到让医院开假的死亡证明。这可不是小事，作伪证，在古代甚至是掉脑袋的大事。

古人说：“纸包不住火。”

古人还是太天真了，今人偏要试一试，用厚厚的权力和关系，去蒙住所有人的眼睛。

所以，为什么不在舆论刚开始议论，在无数网民对金某一家人的身份刚开始曝光之际，就给予回应呢？真就是真，假便是假，制止“谣言”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真相”吗。

可惜，他们选择了沉默。直到火烧眉毛了，才稍稍回答了很少的东西。

当权力与真相之间失衡，最先倒下的，永远是普通人。

以上，就是我想指出的几个关键点。因为在我看来，这些关键都非常恐怖。他们证明着，权力一旦交易、勾结，差点就让一个普通人悄无声息的死去。

什么叫“悄无声息”？就是被谋害，而冠以疾病、自杀，甚至更多不可思议的借口。

且不说这对死亡的人何等冤屈，对正义是何种打击，就仅仅是对受害者的家属，会是怎样的惊天噩耗。若是再加上权力操弄之下，明明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却又求助无路、伸冤无门，那简直是把人活活憋死、气死。

乌云能遮月，长夜难挡晨。

青天自有明月在，铁证难容黑幕遮。

提出这些疑问和关键，不只是愤怒，更是希望警惕的画面，能带来一线转变。因为一个社会，若连最基本的真相都无法保障，那我们所有人的安全，都只是幻觉。

近两天议论声非常多的新闻，一名女子在家里被杀害了，婆家的人帮忙销毁证据，又从医院搞到“心梗”的诊断结果。

总之网上的信息总结起来看就是一句话，凶手的势力在当地那个小县城里很大，所以“只手遮天”。

先说一下，目前还没遮成，舆论声音巨大，警方通报也称“刑事案件”，不是心梗，更不可能是自杀之类。

我想说的话题，可能比较偏离这起刑事案件本身。8月22日发生的凶案，在网络上沸沸扬扬被人们热议了3天，什么角度的猜测、爆料，甚至扯淡，都有。

真假信息满天飞，以至于不少对这类消息关注的人，都不知道该信谁。

这是怎么回事，又是如何造成的，非常重要。

而这种风声鹤唳、人言可畏之中，人们最关注的，往往和权力脱不开关系。比方说，如果是普通的家暴，丈夫把妻子杀害了。那就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呗。可一发现这个丈夫竟然颇有手段，竟然连杀人这种罪行都能找关系遮掩，甚至能弄到医院的“心梗证明”来撇清关系，大家就开始来劲了：他是不是当官的？

你可能会说：管人家是不是当官的，就事论事便可以了，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按照一个好的环境来说，是这样没错，就是论事即可，当官又无妨。

可现在事实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就是一点点权力的介入，便让问题无法就是论事。像此事中，若不是女子的娘家揪着不放，多留了个心眼，说不定一条人命，就以“心梗”的结果草草收场了——何其恐怖。

毕竟医院都出结果了，你不信，你不信还能怎么样。

一前一后，互为因果。正是大家对权力的不信任，才导致了事情发生3天，还在纠结哪条消息是真，哪条是假，小道消息是否可信，又是不是通报里故意遗漏的关键。

之前没什么媒体的声音，但在风言风语以及大量真实的“爆料”之后，当地检察院回应记者，称犯罪嫌疑人金某，确实是当地检察院的“劳务派遣人员”，一普通干警，干杂活的。

可为什么不早点主动承认这个事实呢？为什么不在金某和其家属第二天拿给女方家属一个“心梗死亡证明”时，就跑出来说这个金某在检察院工作呢。

其实这些消息在网上早就传开了，不仅是金某在检察院上班，还有家里人谁是院长，一家全在公职单位等等。

人们确实不敢全信，但是人们也不会完全的一点不信。拖着拖着的，拖掉的不是谣言的可信度，而是官方的公信力。

本来他们说金某家有人是院长，人们可能还会鄙夷的嘲讽两句，“弄到心梗证明就是院长？哪来那么多院长。”

结果你们沉默，于是当人们看到金某确实在检察院工作的消息，以及可笑的撇清干系的手法后，就会动摇：不会真有个院长在里面吧？毕竟前面的“谣言”里，已经有条被证实了。

有时候，沉默，亦是帮凶。至于狡辩，玩文字游戏，就更是自己把自己的立场往臭坑里推了。

这就是借这件事想说的，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权力寻租的空间，那么警方介入后，很快发个通报把其中细节告知家属，解释一下他们的疑惑，压根不必闹到网上连续多天舆论这种情况。

其实从通报里也能看出问题，事情发生在孟村回族自治县，但上级市沧州却指定“异地办理”，移交肃宁县公安局进行侦办。

可见，凶案之外，的确出现了权力部门介入操控的情况。而这，也正是导致此事会在互联网引起很多讨论，甚至真假信息满天飞，舆论沸沸扬扬的原因。

所以，很多时候热搜、新闻里出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背后催生它的东西，才是关键。而这个关键，大多数时候，又都是权力。

或者说，没有受到约束的权力。

比如之前的亮证、警察半夜上门、贪腐等等。哪一件不是“权力”导致？

可如何呢，怎么杜绝呢？

我昨天看到“第一财经”提到的一句话说得很好，“莫把有事找警察，变成有事上警察”。

同理，不要让用来“服务”的权力，变成拿来“享受”的权利。如果一些人的“权力”无法成为他们“走方便之门”的专利，那么这类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减少，甚至消失。

当然，这很难。从我们看到沧州市指定“异地侦办此案”就能看出。

如果真正意识到问题，我觉得不仅仅只是异地侦办这起案件，该办侦办的，还包括那个“本地”的派出所。

你都明知道它有问题了，通融、不秉公执法、牵扯不清。却又好像没问题一样的忽视了。

我只是抽烟，而你在抽风。

人饿的时候，就只有一个烦恼，一旦吃饱了撑的，烦恼就多了。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世上本没有烦恼，吃饱了撑的人太多，也就有了烦恼。鲁迅最近的烦恼就是吃饱了撑的游客孙女士。孙女士吃饱了以后，感觉绍兴鲁迅纪念馆里那面鲁迅手持香烟的墙画很危险，可能会引导游客在公共场所聚集吸烟，危害他人健康，于是孙女士向相关部门投诉，相关部门郑重对待，认真处理。这是中国相关部门和中国人的特色，干正事时都在扯蛋，扯蛋的事干的一本正经。

鲁迅要是还活着，知道此事，肯定会先点燃一支烟，然后写下一篇文章，我只是在抽烟，而你在抽风：“我大抵是穷了，辗转难眠，起来打开窗户，点了一支烟。一半是我抽的，一半是风抽的，想想风可能也有烦恼吧，不由悲从中来。越想越气，风凭什么抽我的，于是我开始抽风。”我认为，在公共场合抽风，才是最大的危害，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你脑子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所以，出门时，请提前在家把脑子里的水挤掉，以免在公共场合抽风。

鲁迅一生写了那么多文章，写他的文章也数不胜数，都没能把你教育好，你真不用担心一幅墙画能把他人教育坏，你都能从这幅画里看出吸烟的危害，相信其他人也能看到，那这幅画，不就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了吗？更何况，你在人家鲁迅自己的纪念馆里，对鲁迅的行为指指点点，你这不就是境外势力吗？你觉得不满，可以滚出。

人饿了，就只有一个烦恼，那就是外卖送的太慢，而有了饿么了，有了淘宝闪购，这个烦恼也没了，所以，人饿着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人不能吃得太饱，吃得太饱了，脑子里的血液都去胃里帮助消化了，大脑缺血，人就容易犯傻。各景点特别是纪念馆，应该禁止吃太饱的游客进入，否则他们去了岳庙，就要投诉岳飞纹身，容易误导青少年，去了孔庙，就要投诉孔子开办培训辅导班，无证教学，去了卢浮宫，就想给维纳斯穿上内衣，去了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就想给大卫雕像穿上短裤。

游客投诉鲁迅抽烟这事，很像四十多年前有人投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面有裸体少女。1979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落成，中央美术学院组织美术家给候机厅创作壁画，其中一幅关于傣族泼水节的画，画了正在沐浴的裸体傣族少女，据说当时海外媒体惊呼：“中国在公共场所壁画首次出现了女人体，彰显了中国真正意义的改革开放。”但是这幅画在当时受到了非议，很多人认为有伤风化，在机场候机厅场所展现，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更有激愤者，要求公安部门以“流氓罪”将画家送到监狱。

后来邓、李等国家领导人去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参观壁画，邓说：“这有啥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没问题，应该多印卖给外国人。”李说，“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当然，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接受，这种接受其实在身体上一点也不难，难的是很多人的思想始终紧绷着，毕竟前面几十年的思想经历，犹如血雨腥风一般让人窒息，那时人们的思想观念里，或是担心，或是别有用心，我们的身体早已跃跃欲试，我们的思想渴望解放，只等掌权者一声令下。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回忆：“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每次到北京，要先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心就比较踏实。”如果鲁迅纪念馆的那幅墙画里不再有香烟的影子，那么首都国际机场壁画里的傣族少女就要穿上衣服，一切会越来越紧，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子，还有我们的脑子。

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件事，1979年6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杂志，因为刊发了一张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男女接吻剧照，收到愤怒的读者来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万万没想到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我也不禁要问，你怎么知道资产阶级的杂志是什么样的。

解放思想这事，一点也不难，解放了权力，大众的思想自然会解放，就怕有人自己身体开放着，却控制着大众的思想，思想在明处腐朽，身体在暗处开放。思想被控制的人，也总想享受控制他人思想的快感，而且只会控制的愈加严苛和荒诞，就像鲁迅说的，“奴隶看起来温顺，但不代表着善良，奴性极重的人，对同类一定极其凶残。因为他们从奴主那里失去的自尊，需要从同类身上得到补偿。”

01

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看到鲁迅因为吸烟被投诉，亮哥我突然明白什么是黑色幽默。

媒体正儿八经报道了，一位姓孙的女士，把矛头指向了绍兴鲁迅纪念馆内的一幅鲁迅抽烟的网红打卡墙。

作为控烟志愿者，孙女士认为，原画是鲁迅在自己家里抽烟，但墙画去掉了背景，有引导人室外聚集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还有误导之嫌，要求对墙画进行更换。

她不但在网上发帖，还向“浙里办”投诉了。你不得不佩服人家，人家在用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这一点值得所有人学习。

02

有时候你真的很难理解有些人的脑回路，如果一幅画就能误导青少年去抽烟，那我倒是建议孙女士去投诉《新华字典》（又不是没有人投诉过，对吧？），把字典里的“烟”啊、“酒”啊、“游戏”啊之类的字眼都删掉，汉字里没有了这些“坏字眼”，自然就不可能带坏孩子们。

有人说，有些人只盯着鲁迅手里的烟，没有看见先生笔下的魂，不配参观鲁迅纪念馆。

这倒不至于，只是鲁迅无情解剖国民性，大声呼喊“救救孩子”，都没能唤醒铁屋子里的人，他手上的烟却轻而易举地熏着了有些人的心灵。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当年他创办《新生》杂志，希望用文艺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然而，不但没有人来赞同，甚至都没有人来反对，鲁迅先生由此感到寂寞如一条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

先生要是知道是这个结果，不如只吸烟了，吸烟多少还能招来实际的投诉，也不至于把自己搞得如此悲观、如此“彷徨”了。

03

很多人都写文章，批评孙女士投诉的脑回路，我也不想多说了。

我倒是觉得，孙女士的一个建议很有意思。

新闻里说，孙女士建议，纪念馆应将鲁迅的手持香烟的形象，更换为鲁迅右手握拳的姿势，象征鲁迅的坚定与斗志，避免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所谓鲁迅右手握拳姿势的版画，就是下面这张：

说实话，要不是孙女士的这个建议，我都没注意到，鲁迅纪念馆的版画选择，竟然是这么好。

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分歧，这是两种不同身份的倒错。

孙女士喜欢的“鲁迅握拳”，是典型的、传统的官方叙事，把鲁迅塑造成了一个“斗士”、一个“偶像”，横眉冷对，嫉恶如仇，用笔当做矛，投向黑暗的旧社会。

而鲁迅纪念馆选择的“鲁迅夹烟”，则是一种生活化的、现代的解读视角，努力呈现“人间鲁迅”的鲜活一面，大先生也是人，有他的柴米油盐，有他的喜怒哀乐。

孙女士觉得鲁迅就应该“握拳”，这才正确，这才合适。吸烟不该是鲁迅的“正确形象”，那是鲁迅形象中不和谐的东西，需要抛弃。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上帝不应该拉屎。

但诡异的是，按理说，“神化”鲁迅的握拳版画，更应该赢得官方的青睐；而作为个人，应该更喜欢夹烟版画种的鲜活才对。

然而，在这件事里，身份和喜好完全反了过来。官方想让人觉得鲁迅很亲切，反而是个人，觉得鲁迅就该保持愤怒而严肃的样子。

被官方抛下的“刻奇”形象，却被孙女士捡了起来，真是有意思的身份倒错。

04

忍不住还是想给鲁迅纪念馆点赞。

我敢说，义务教育阶段，鲁迅是我们每个学生最害怕的存在。教科书上的鲁迅，总是被塑造成一副苦大仇深、怒目圆睁、嫉恶如仇的样子，他的思想深邃，他的文笔犀利，他的课文要经常背诵，学生们都知道他很重要，但是都不喜欢他。

直到进入社会，经历了人生，才开始对鲁迅先生产生了共鸣。找工作抹不开面子时，想起了《孔乙己》；曾经的朋友渐行渐远，想到了《故乡》；面对种种怪现状，我们总能想起鲁迅先生的各种杂文……

经常能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年轻人到鲁迅纪念馆给先生点烟，指着菜畦和墙根，背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当年，教科书强按着我们的头，去靠近鲁迅，我们敬而远之；如今，已经没有人强迫我们背诵鲁迅的文章，我们反而自然而然地不断想起鲁迅先生。

因为我们终于发现，鲁迅并不是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古板，那么严肃，那么死气沉沉。

他喜欢看《米老鼠》，吐槽流行歌曲《毛毛雨》是“绞死猫儿”，他也要租房，他爱喝酒爱抽烟，也爱设计，也要学着做父亲……

更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发现，鲁迅的那些闪闪发光的论述，穿越时光，依然精准预言了我们的现在、

总之，鲁迅先生是一个鲜活的人，一个关心现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僵化的、供人膜拜的偶像。

我想，这也是鲁迅纪念馆用鲁迅先生夹烟的版画的初衷，那是在向人宣示，鲁迅先生是个可爱可亲的人，而不是在试图误导青少年抽烟。

至于觉得青少年看到一张版画就会去抽烟，那是高估了一幅画的力量，也低估青少年的认知。

有这种想法的人，亟需做的是把自己的大脑提高到和身体一样的成年人水平，而不是急吼吼地去投诉。

05

写到此时，看到新闻说，绍兴文旅发话了，不会因一人投诉就盲目更换，大家的意见一致要求不需要修改。

这个荒诞的闹剧里，终于看到一点常识了。

多少让人有点欣慰。

【一】

一位姓孙的女士游了绍兴鲁迅纪念馆，火眼金睛的她见人之所未见，赫然发现纪念馆的墙画非常不妥，甚至非自己私下吐槽能解，于是在2025年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浙里办，而且还提出了她的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举报南京商场红圆点是暗戳戳地展示日本国旗的网红。

这又让我想起了第三个图：

【二】

鲁迅应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无数解剖国人心态、呼吁“救救孩子”的文字没有“正导”青少年，而他的抽烟倒可能“误导”青少年。

而且是一幅画，一个艺术作品。

鲁迅只以为学医救不了中国。

他哪里会料到，从文也救不了。

当然，有可能他想到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叫《呐喊》，第二部就变成了《彷徨》；杂文集也从1925年的《热风》，变成了1928年的《而已集》。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名言：“我是一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一百多年了。

牌坊早已推倒，小脚早已解开，辫子早已割去，长衫早已脱下，算盘早已抛弃……我们用智能手机了解全世界，我们坐着高铁去看鲁迅纪念馆。

然而，这个国家仍然有那么多的人举着电子牌坊——还是自制的——横冲直撞。

这位孙女士如果去看大卫雕塑，估计会痛哭流涕要给他穿上内裤。

这样的人，鲁迅自己已经骂过了：鲁镇那位长得像核桃的柳妈。

二嫁失了贞，又死了丈夫和阿毛的祥林嫂回到鲁镇，“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这个一张脸长得像个核桃的女人给祥林嫂出一个主意：花十二千给庙里捐门款，赎罪。

现在，这位姓孙的女士反复瞅着鲁迅纪念馆的墙画，打皱的脸笑了起来：干枯的小眼睛，钉住了鲁迅手中的烟。

鲁迅的文字飞了一百年，转头射中了自己。

【三】

幸好孙女士不读书。

要不，没有任何作品能从她的眼皮下全身而退。

《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是歧视女性，误导青少年价值观。

《史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太残忍了，吓坏了青少年单纯的心灵。

《资治通鉴》，“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更残忍，对象还是未成年人。

《西游记》，打死了多少小动物啊？而且猪八戒老是调戏妇女，大家还居然觉得他可爱，这对青少年误导得不能再误导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勾心斗角，打打杀杀，尸横遍野，完全就是高级别的古惑仔。

《红楼梦》，这么多乱伦和同性恋，而且鼓励年轻人不要参加高考，成何体统？

《复活》，地主家的傻儿子诱惑女仆，还把怀孕的姑娘赶走，人性太黑暗了。

《百年孤独》就更别说了，连猪尾巴的孩子都生出来了。

……

孙女士们的底细，也早在鲁迅的预见里：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果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杏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四】

新闻上说，孙女士投诉以后，绍兴鲁迅纪念馆“正在处理”。

我真担心鲁迅纪念馆一点都不鲁迅，被这样的人一投诉就吓得赶紧真改了。

于是，找到了纪念馆的号码，给它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

“你们也肯定注意到了那个新闻，我想我可能不是第一个给你们打电话的。看到你们说‘正在处理’，希望你们的处理不是真的去改掉那个墙画，你们是鲁迅纪念馆，应该有一点鲁迅的气质，不要被这样的人道德绑架。让鲁迅有烟可抽，是你们的义务和责任。不要给鲁迅丢脸。”

女士笑着说：“谢谢您的来电，我会向上级反映。”

一

今天来说华山派里的一个小人物，叫薛公远。

金庸小说，很多小人物都不容错过。他写这个恶人薛公远，虽然是个很小的角色，都恶得传神，你会觉得这辈子见过的烂人都融合在这一个人身上了。

现在拍影视剧的真该仔细学一学，看看怎么塑造人物。

小人物薛公远出场，是在“蝴蝶谷大型求医”事件中，他是患者之一。

这伙病患都来自各大门派，粗鲁傲慢，摆着类似“我是某某单位的某某某”的架子，态度很不友好。

比如华山派一瘦小弟子，“拍的一响，一件小小暗器击在草堂正中桌上”，说话则是“你拿着这朵金花去给‘见死不救’看，说我三人都是给这金花的主儿打伤的”。

被打伤了还这么牛，又是破坏桌子，又是你啊我的，对医生胡青牛也是只称外号“见死不救”，全无敬意。

薛公远却和他们形成了鲜明反差，他说的是：“相烦小兄弟禀报一声，且听胡先生如何吩咐。”

一句“相烦”，一句“先生”，堪称最有素质的患者，在粗野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

当时小张无忌正在谷中当学徒，等于是前台站接待的男护士。他对薛公远印象很好，感觉此人好懂礼貌。

二

此后，随着疯批患者越来越多，薛公远的形象也越来越好。

有一位崆峒派的高手“圣手伽蓝”简捷，现场情绪失控，发作起来：“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狗窝，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做翻你贼大夫，大伙儿一起送命。”

紧急关头，薛公远闪电出手，一招制服失控的简捷，呵斥道：“你得罪胡前辈，我姓薛的先跟你过不去！”

这一举动，不仅果断，更极具表演性。他精准地判断出此刻最该站在哪一边，哪怕对方武功高于自己。

更精彩的是他接下来的应对。见胡青牛医生仍不松口，他立刻转向学徒张无忌，磕头恳求：

“胡前辈身有贵恙，那是我们没福。这里有一位小兄弟医道高明，还请胡前辈允可，让他给我们治一治……除了蝶谷医仙的弟子，普天下再也没有旁人治得好的了。”

这番漂亮话，堪称以退为进的典范。最后还真就成功了，由小张无忌出手，给众人治好了病。

如果一切就到这里为止，薛公远将是讲文明懂礼貌的模范患者，接下来就是合影送锦旗了。然而这些都只是金庸的铺垫。

三

一段时间之后，饥荒蔓延，饿殍遍野。小张无忌带着小杨不悔挣扎求生，再次遇上薛公远与简捷一伙。

一看是熟悉的老患者，小张无忌还以为救星到了，“登时宽心”。他完全料不到这伙人会忘恩负义，想要吃了两个小孩。

简捷跟过去一样不遮掩，“突然眼中射出饥火，像是头饿狼一般”。

薛公远却十分缜密，不动声色地试探：“这女孩的妈妈呢？”

小杨不悔的母亲是峨眉派的，来头不小。等确认孩子母亲已死，没有保护伞了，薛公远才突然变脸，将两人绑了要吃。

张无忌出言恳求，提起当初的救命之恩。谁知“模范患者”薛公远是这么回的：

“张少爷，我们受伤之后丑态百出，都让你瞧在眼里啦，传将出去，大伙儿在江湖上也不好做人。今儿我们实在饿得慌了……再救我们一救吧。”

这人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相：早先求医的时候，自己已经得罪了他了。

当初他的客客气气背后，已经藏着怨毒与不忿。有些人就是这样，不会感念恩情，反而因自己不堪的一面被看见而心生恨意。

而且他们还有很强的自洽能力：吃了你不是因为忘恩，是因为我太要脸面了。

四

接下来，薛公远的表现可说是一个人性至暗面的大暴露时刻。

小张无忌恳求不得，转而威吓：你不怕我二人师门问罪？不怕张三丰祖师和灭绝师太？

简捷真被唬住了，有点犹豫，薛公远却丝毫不怕，只是冷笑：这事只有天知地知，吃了你俩，张三丰老道能查得到？

甚至他反而还兴奋起来：“哈哈，武当派、峨眉派的弟子在江湖上逞强称霸，今日却给我们一口一口的吃了，张三丰老道和灭绝老尼知道了不气死才怪。”

这人不但比简捷冷静、敏锐，反过来，他还能从非人的恶行中得到别样快感。

之前在蝴蝶谷求医时，一口一个先生、医仙、小兄弟，无比恭敬，而眼下就变成侮辱性的“三丰老道”、“灭绝老尼”，恭敬时的姿态越低，报复时的快乐就越甚。

最后，小张无忌自感脱身无望，便提出以命换命，吃掉自己，放过小杨不悔。

一直穷凶极恶的简捷居然有所触动，觉得张无忌小小年纪，竟大有侠义之风，“倒也颇为钦佩”，踌躇起来。

薛公远却冷冷地说，饶了小女娃娃不打紧，只是泄漏了风声，武当峨眉寻仇，“简大哥有把握打发便成。”

一记补刀，让简捷恍然大悟，也断了小杨不悔的最后生路。估计简捷也挺惊讶，靠想不到有人比我的底线还低。

五

仔细观察一下小人物薛公远，就觉得这家伙太耐人寻味了。

平时非常能伪装，特别会趋利避害。有求于人的时候，他比谁都懂低声下气，甚至摆出看门狗的模样，谁不听您的我就干谁。

就活像三四年前，小区群里天天吹捧、附和管理人员，帮着威胁恫吓邻居的那些业主。

而不同于上述这些人的是，一到真正作恶时，又胆子很大，残暴果敢，毫无敬畏。简捷不敢吃的人，他薛公远评估之后就敢吃。

道德底线还比“一般恶人”更低，并且作恶时还有爽感，天然具备作恶的成瘾体制，这种人才是“天选禽兽”。

通过这个人小人物，金庸寥寥几笔，就写活了一种道理：

单纯暴躁易怒、习惯性搞破坏的人，还不是害处最大的，最烂的是薛公远这样，先会迎合、投机、谄媚的。

因为善于迎合，所以才更明白社会防御机制的弱点，真正吃人时才更无所顾忌，也不留首尾，破坏性更大。

并且他还有瘾。因为经常的迎合谄媚，他们丢失了的尊严，都要靠报复社会、践踏他人补偿回来。这就是为什么薛公远比简捷下手还更狠、做得还更绝。

讽刺的是，这个薛公远的门派偏偏顶了个响亮的名头，叫华山派。

后来张无忌揪出华山孽徒，里面的人还怒斥：我们华山派的名头被你搞得不成样子！自己倒成了受害者。

金庸小说真是太有趣了。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中，唯一有价值的报道，就是李微敖采访到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

这个事情最近引发新一轮争议，因为武大校长在一个场合说：李微敖打电话说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我才给他说了那么一句……

李微敖对此进行了回应：他在电话开头就说了自己是经济观察报记者，表明这是一次采访；从头到尾没有说这是私人聊天；全程通话都有录音，而且已经提交给了自己供职的机构。

尽管很替他捏一把汗，但这已经是一个记者能够做的极限了。

从新闻操作规范来讲，李微敖没有任何问题。他开头就标明了自己的身份和采访意图，并且开启录音。看上去，他现在已经是中国最“猛”的记者，而实际上他非常谨慎，这也是他还能做记者的原因。

在一个普遍在等待“通报”的年代，李微敖可能是唯一试图去采访武大校长的记者（其他媒体的报道，最多努力接触两个当事人）。他做过功课，知道校长和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也不排除因为这个关系，才找到了校长的电话。

在武大发生的事情，想办法采访校长，本来是媒体的第一任务。但是，人们已经普遍知道，中国的校长，已经不会就公共事件表态，最多由学校的宣传部门回应。如果你致电宣传部门，会让你单位开介绍信；或者一句“等通报”。

所以，大部分记者都已经和读者🏥，只是“等通知”而已。

这就是李微敖让人感到讨厌的原因。他总来不甘于等通报，而是总是想办法报道一点什么。

李微敖和校长通话后，可以选择不写，“这样写也许对这个初中校友不利哦”；但是，他也可以选择写出来，因为这符合公共利益。告诉公众，在这一事件中武汉大学校长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记者的责任。

作为他北师大的校友，我和他吃过好几次饭，关系要亲近得多。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处在舆论漩涡之中，他采访我之后，很大概率也会写出来。

采访并且写出来，这就是他的信仰。

我使用“信仰”这个词，是很慎重的。他已经在记者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有去争取主编、主任的职位，而是专注于做一个记者，“对抗”或者“揭露”式采访，就是他的兴趣所在，即便为此遭遇网暴，他也不会害怕。

我猜，他把这当成是他的“天职”或者使命，也就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不知道武大校长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来“抱怨”李微敖的。这再次证明他不适合这个职务。校长是一个公共角色。除非是在自己的家中或极私密的场合，否则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有可能被“报道”出来。

他可能需要补上“如何发言”这一堂课。这也再次证明“等上级安排”并不是一时口误，而是他长期以来的习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如何体现自己的主体性，是一个“公共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至于网上有很多对李微敖的攻击，我只能祝福你们，一生顺遂，不要碰到任何不公。

文/蔡朝阳

这位女士真是太好玩了，绝对有才华，有想象力。我甚至觉得她比鲁迅先生还要幽默。贡献了本日最大笑料。

事情是这样的：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鲁迅故里的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至有关部门，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

这个事情的幽默在于，令人瞠目结舌。

首先，投诉鲁迅抽烟。鲁迅是1881年生的，你投诉100多年前的人抽烟，不怕鲁迅从棺材里爬出来打你吗？你怎么不投诉纪晓岚纪大烟袋呢？

我还投诉辛晓琪呢，她的歌曲《味道》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这对青少年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以上成立，那建议把门神的武器，关羽的青龙刀，张飞丈八蛇矛，秦琼的双锏，岳飞的红缨枪——所有兵器都删掉，为啥，引导孩子使用暴力，引导孩子校园欺凌。

其次，这位“有识之士”又说这版画不对。外行了吧，鲁迅这辈子最爱的艺术形式就是版画。这幅版画是经典之作，作者李以泰教授都80多岁了，这个版画同时也是李教授的杰作，成名数十年，至少是上个世纪作品，被放大作为鲁迅故里的正面都已经超过20年。你行，你怎么不坐个时光穿梭机回到过去！

再次，李教授师从赵延年，赵延年是版画界权威，他一辈子为鲁迅刻了150多幅版画，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978年的《鲁迅先生》，鲁迅也在抽烟，你倒是再投诉一下赵延年啊。

对了，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北岛，原名赵振开，是赵延年的侄子。你顺便投诉一下北岛，北岛在诗歌《日子》里也抽烟：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这多不好。

哦哦，还有，要把抽烟变成握紧拳头。这个聪明的设计我给满分。你看，握紧拳头，多么符合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那为什么不改成手里捏着匕首和投枪呢？更符合战斗精神。尤其符合这位女士的战斗神经-冰。

世界还是有约定俗成的规则的，你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艺术和文学也是有自身的规律的，你平时也要多多加强学习。

我真的建议这位女士要照照自己，不要沦为一个巨婴。巨婴总是认为整个世界都要以她为准的，不行，那就撒泼打滚，以头抢地。这样的场面，相信国人见过不少，而今番撒泼到了鲁迅头上。

此外，我觉得这种荒谬到毫无常识的投诉，最好不要理她。理她你就输了。鲁迅他老人家说过，最大的蔑视，就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让她自己成为一个笑柄。

甚至，鲁迅都早已经预言了这样的荒谬绝伦。她自己成了鲁迅他老人家笔下的笑料，还不自知，这是这个社会新闻最幽默的地方。

鲁迅在《小杂感》中，说：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所以，还是要读鲁迅啊。读鲁迅令人生出智慧。继续收听我的《少年读鲁迅》吧，扫码即可获取。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1期：因为制度先天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9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3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8月17日—24日，这一周。

广东佛山出现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延续了一个多月，最近一周全省新增报告336例本地个案（佛山206例），未报告重症和死亡个案。基孔肯雅热作为一种以白纹伊蚊为传播媒介的急性传染病，多数患者症状较轻可在1-2周内自行恢复，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病毒主要以“人—蚊—人”的方式循环传播，在治疗方面既无特效药，也无疫苗（未获批）。而今年广东在入夏后，频繁降雨导致积水增加，蚊虫滋生速度加快，病毒的扩散与传播一时间也随之加剧。随着疫情蔓延，8月2日广东省召开了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会议，提出要“全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阻击战、歼灭战”，并强调“全民动员”。这种熟悉的宣传话术，让不少网友直呼“仿佛又回到了新冠疫情时期”。

之后，广东各市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各种奇招狠招昏招轮番上阵：全市集中喷洒杀虫剂、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逐个入户排查积水（甚至破门换锁）、清理阳台的私人绿植、砍伐树木拆除冷巷、凌晨上门给小孩抽血、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用弹弓向房顶射灭蚊包、投放外来物种“食蚊鱼”、全村集体在家点蚊香、直接用水泥将居民菜地封死……比新冠时期的防疫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网友感慨，看来官方是想要将存活上亿年的蚊子给彻底清零。然而，疫情时期那段“不正确的集体记忆”早已告诫我们：权力的愚昧无知与恣意妄为，只会酿成更严重的失控结果。对于这场“运动式灭蚊”而言，潜在的风险不仅在于难达成目标，还可能带来生态灾难与人权灾难。

有媒体注意到，早在2019年，官媒就宣布广州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蚊子工厂”，每周可生产1000万只蚊子。该工厂通过向自然界投放大量绝育雄蚊，试图实现“以蚊灭蚊”的效果。其科研成果引发了一定关注，因为在国际范围内，此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现场释放实验。2024年10月，《羊城晚报》报道称，广州峡石村有一支专业团队，每周会投放三五十万只蚊子，以防控登革热传播，并宣称这种方式已坚持了长达7年。而如今处于基孔肯雅热疫情高峰的佛山市，距离峡石村仅40余公里路程。对此，有网友质疑：常态化、长期投放如此庞大的蚊子数量，会不会反而增加了疫情传播的媒介？毕竟基孔肯雅热与登革热的传播途径完全相同。更何况，“以蚊灭蚊”的效果究竟该如何保证呢？万一所谓的“益蚊”投放，并没有显著减少吸血蚊种群，岂不是适得其反？

网友的疑虑很合理，但在官方口径里，“以蚊灭蚊”始终被描述为一种“百利无一害”的尖端生物防治技术。就在上月底，央视还称佛山市已投放大量华丽巨蚊，这种蚊子“不吸血、不侵扰人畜、但食蚊”，能实现所谓“科学灭蚊”的效果。在相关微博话题下，有网友指出：人为改变生态链、增加物种数量，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就如同蝴蝶效应一般，过度干预恐将反噬自身。的确，广东多地的集中消杀行动早就凸显了这种“反科学”矛盾：消杀队员手持喷枪满城喷洒，却仅佩戴简易口罩，眼部毫无防护，偶尔对着人群喷洒。而那些含有拟除虫菊酯的药剂，对环境中的所有人都有轻微毒性。正因此，有网友发出尖锐质问：“灭蚊运动”究竟是灭蚊，还是灭人？更夸张的是，佛山开始要求阳性患者集中留院隔离，而这一切都以“科学防疫”之名展开。在此背景下，许多网友联想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那场臭名昭著的“除四害”运动。最终，麻雀并未被真正清零，但随之而来的生态恶果迅速显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问题未得到充分论证，却被裹挟进了一场政治狂热之中。

本周，香港学者、媒体人梁文道于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八分半》遭中国大陆两大平台（喜马拉雅和小宇宙）下架，随后相关的小红书、B站、微信视频号等社媒账号也一并被封禁。该播客面向中国大陆听众，主要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在1个多月前，梁文道在一期节目中谈到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节目上线不久，喜马拉雅便将《八分半》下架。此后，该节目长期处于禁言状态，直至近期彻底遭到封禁。8月22日，梁文道发布了一段约20分钟的录音向听众致歉，并表示会尝试继续以“飞鸽传书”（新闻信）的形式将节目做完。其中，梁文道谈到了中国长期处于“墙生态”之下，已经逐渐脱离了互联网世界原本的意义。

例如，许多中国人的网络使用习惯已经高度依赖微信、小红书、豆瓣、微博等主要应用，并在这些应用中间跳转，但这些应用彼此间的内容是完全隔离的，几乎不与万维网世界共享，呈现出一种互联网的割据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在这些应用上的所有信息资料，也可以轻松被“一夜清空、无影无踪”。无独有偶，一位近期参与了2025谷歌开发者大会的技术人员也提到，如今很多国外的创新都是基于web的，辅以各类ai大模型，但如今web类型的应用已很难在中国落地了，因为墙内墙外早已形成了两套生态。就像官方很少愿意公开的“人均国际出口带宽”数据一样，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为何在出口带宽上还远不如一些小国呢？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所有出口流量必须被掌控，必须迎合GFW的升级节奏，这是其他国家完全不必考虑的“特色”。

本周20日凌晨，GFW突然对443端口流量实施无差别封锁，导致中国陷入长达74分钟的海外网络断联——所有依赖HTTPS的境外网站与跨境服务均无法访问。有网友感叹，这种情况距离“全面断网”只差一步。至于原因，可能是运维事故，可能是系统升级，也可能是铁幕的预演……当然，也有人安慰自己说这大概只是GFW间歇性抽风。但讽刺的是，这个国家本身，又何尝不是在一个高度极权的体系下不断“间歇性抽风”？从“动态清零”到“灭蚊行动”，皆是如此。

一周荐读：

• 【CDT报告汇】联合国督促中国尊重人权捍卫者权利，点名要求当局提供高智晟等八人被囚信息（外二篇）

本周，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 (Mary Lawlor) 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维护遭监禁的人权捍卫者的权利。本次声明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勒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提供有关“知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下落的信息”。据悉，这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自高智晟律师2011年服刑以来，第三次对其处境公开表示关切。

• 水瓶纪元｜女孩被霸凌后，江油人因何走上街头

周诚发现自己认识林雨。视频里，那个低着头，在学校里被三名同龄人殴打的瘦小女孩，与他住在同个村里，他们或许在山上打过招呼。这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也有一个上学的女儿，他愤怒，感觉视频里的巴掌也打在自己脸上。第二天，周诚又看到，派出所也没能给林雨的家人一个公道。他决定出门，去给林雨的聋哑人母亲和农民工父亲撑腰。

• 【404帖子】劳东燕2004｜这些年来，明显感觉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
• 张3丰的世界｜劳东燕的抑郁，也是你的和我的
• 张3丰的世界｜接通知：斯伟江律师“谈谈劳东燕的抑郁与坚守”讲座取消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与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由此而觉得痛苦与压抑是正常的。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那些曾经在树下听过故事的人，或许会在别处重新聚集”
• 【404媒体】小宇宙等播客平台下架梁文道节目《八分半》
• 【404媒体】梁文道｜To：《八分半》的朋友，哪怕是飞鸽传书
• 大鱼在行动｜八分半：我们的沉默震耳欲聋
• 单身者舞会｜没有平衡木的寂寞

《八分半》是梁文道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听众，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当局目前以《国安法》指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 【网络民议】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8月20日凌晨突发的网络中断？

2025年8月20日凌晨00:34至01:48（北京时间），持续约74分钟。中国全国范围内，境内外双向443端口流量受到干扰，导致大量国际网站（如苹果、特斯拉、必应等）以及依赖HTTPS的跨境服务无法访问，VPN连接也受到影响。防火长城（GFW）疑似对TCP 443端口实施无差别封锁，通过注入伪造的TCP RST+ACK包中断连接。封锁设备指纹与已知的GFW设备不同，可能是新设备或配置错误导致。

• 【404文库】七使2022｜到处喷洒毒农药，是在灭人还是灭蚊？
• 剑客写字的地方｜事情如果属实，那已经不是“讽刺”的问题了！
• 浣花溪杜甫｜倒积水，平菜地，清天台，拆房子，灭蚊变味了

广东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破门换锁，什么全城砍树冠，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拆除冷巷，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新冠防疫的要点是封控，不让你们动。基孔肯雅防疫的要点是动你们。

• 法律先生｜弗兰克法官走了，但他留下了法律最温柔的一面
• 念兹集｜卡普里奥的核心价值，是“看得见的人性”
• 码头青年｜世界上最温柔的法官走了

有健全的法律，执法人员依法行事，这都是一个国家法治社会的体现。正如弗兰克爷爷遇到的那位法官一样，弗兰克也用自己的睿智作出了最正确的裁判。正如有个网友所说：「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立法机构按着人民的意志制定完备的法律，执法机构按照法律规定依法行事。在最后司法人员让法律的严谨和人性的光辉得到最完美的平衡，使得本来严谨的法律，最后却能使人民从内心的尊重，且带着温暖！」

一周惊奇：

• 【404文库】理与尘｜律师申请信息公开少林寺财务报告，当地以释永信刑案涉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公开

一份盖着红色公章的答复书，从河南登封寄往江苏宜兴，纸面上的铅字冷静而坚定。它躺在江苏诺盛律师事务所郭建新律师的案头，宣告了一次信息公开申请的终结。郭律师想看看千年古刹少林寺的账本，而登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回应简洁明了：方丈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他治下的寺院财务，已属国家秘密。

• 【404文库】路边有片海｜拉拉女孩卧底、曝光郑州围殴同性恋团伙，却被拘留至今，亟待平反

2025年7月6日，郑州围殴通讯录的视频在网络发酵；7月9日，郑州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其中5人因未满16周岁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在7月已被释放，至今，刑事拘留的11人仍被关押。11人中，有一位女孩，名叫韩梦。她是一位拉拉，也就是之前本公众号文章提及的此事件中的拉拉女孩“萌萌”，正是她“卧底”打人团伙，拿到了证据并传到了网上。

• 挑灯看吳鈎｜为何一些民警喜欢不辞辛苦星夜上门服务？
• 紫泥海｜为什么越界的警力终将反噬公信力？

湖南男子盘某某的父母到湖南宁远县棉花坪瑶族乡政府办事，往返跑了很多趟未果。8月18日，父母拉着他一起去乡政府，发现乡政府上班时间有大量工作人员缺岗，他才把此事发到网上。盘先生称，8月20日晚，4名民警前往其老家找他“谈话”，家中2名老人受到惊吓。盘先生说：“回去的时候，发现两个（老）人手上拿着农药，我看见（情况）不对，我就抢过来把农药给砸了。”

一周讽刺：

• 【404文库】旧闻评论｜报告，董小姐软着陆
• 建设性意见｜要摘掉一个坏人的编制有多难？
• 就叫熊太行也行｜只是造个假成绩单而已，不能让人董小姐她姑丢工作嘛

从前，社会大众期待调查，热盼调查组，以为它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控权方式。可现在呢，民众在一次次失望后形成了新的舆论认知，认为调查组是另一种形式，是具体舆论事件中自我赋权而非自我革命的延续。董小姐这件事的社会反响郁结在此。如果从上述角度看，以董小姐私情牵扯出的跨院校教育舞弊案，虽说宣布董小姐及其背后人等软着陆，不会得到更重的法律惩处外，从舆论不忿的指向看，其实象征着调查组在民意民心上的“硬着陆”。

• 之木05｜苏联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场关于“全民福利”的骗局
• 青年志Youthology｜社保新规背后：成本增加、行业分化与年轻人的焦虑

中国的社保新规与苏联有本质差异——在我国，全民社保新规是是法治化强制的底线捍卫，是多层次保障的系统重构，是新业态包容的民生扩容，是代际公平的精算平衡。而对于苏联，这一切只是特权阶层用以剥削人民的邪恶工具，好像是福利，其实就是强征暴敛的人头税。苏共完全背离了其“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理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我国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与支持国家新规，只有人民的政党，才能让民众真实地感知到自己的社保“缴得值、用得上”。

• 大何崛起｜我以为我是人，原来我是矿？

北京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起得很大，叫《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其中提到：如果说0至14岁少儿人口是“后备人力资源”，那么15至59岁或者15至64岁的青壮人口就是“现实人力资源”，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可再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我读到这里，忍不住笑了。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合着在专家眼里，咱就是个“矿”啊。

一周声音：

• 建设性意见｜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相信联合调查组的通报？
• 法治远见｜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

真正坚固的真相，不怕追问，更无惧质疑。但如果发布结论的同时禁止大家讨论和追问，那即便是100%的真相，也难免因拒绝监督的姿态而蒙上一层隐秘的阴影。总而言之，联合调查组的模式对于避免地方势力干扰办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各地越来越熟练使用这一工具，其澄清真相和保障公平正义的功能也在逐渐面临新的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完全误会了联合调查组的初心，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 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乌克兰捍卫主权都被网民群嘲，反智主义真是什么乾坤都能颠倒！

他们不知道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虽然看起来有些相似，但有很大的不同。可是你跟这些网民讲再多理都没用，这些群嘲乌克兰自卫的网民，是反智主义者的典型。这类人总是以立场决定是非，以断章取义取代全面分析，以一己之私否定真理正义。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识素养，往往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了解基本的事实，仅仅凭一些特定的信息就来论断是非。有时他们是“装糊涂”，出于特定的动机而出来胡搅蛮缠，把水搅浑，然后达到误导舆论的目的。

• 何光伟｜《过冼村派出所》七周年 老何发表讲话

七年前的这会，我正在冼村派出所因被查身份证一事做笔录。俯仰之间，走南闯北，西去东归，我又逝去了七年岁月。这七年，我不仅被几家政法机关打上“抗法”和“网络流氓”的烙印，我还被包括北京电视台记者唐宇声等所为的自媒体口诛笔伐。因过冼村派出所，我在网上被包括河南省的鹿邑公安、 吉林省集安市公安、陕西蓝田公安都亲自发文称老何是“网络流氓”。

• 【404文库】三月云｜是谁在企图掩盖武大图书馆事件的真相？
• 三月云｜曾经也想过几次不做公众号了
• 三月云｜被封禁15天之后，我回来了

昨天，我发布的文章被屏蔽下架，仅仅存活了九个小时。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武汉大学肖明瑫是如何在性骚扰后倒打一耙、贼喊捉贼、颠倒黑白、煽动舆论的，证据充分，逻辑缜密。发布后仅仅九个小时，还顶着平台对我的限流，就有超过4000转发，达到三万五千多的阅读量。然而，对真相的揭示，总会让一些有意操纵舆论、包藏祸心的人急眼。

一周故事：

• 食通社Foodthink｜暴雨中的商战，外卖员的苦夏

前不久，Nature Cities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中国城市居民如何通过点外卖将高温天气下的热暴露风险转移到外卖员身上。这道理其实朴素易懂，可真正遭遇滂沱大雨或热浪滚滚的恶劣天气，外卖员又不过变成了一个在我们手机地图上移动的坐标而已。就以今年夏天频繁遭遇反常降雨的北京为例。7月24号开始的那一轮特大暴雨，据说用了四天就下了北京一年的雨。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向窗外望去，总是白茫茫一片。

• 人物｜「妈妈为什么要打工」

在刚刚过去的7月末，或许你看到了这则新闻——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暴雨后的清晨，一辆中巴车被洪水冲走，车上14人，都是在附近大棚采摘辣椒的零工，多为中老年女性。过去几年里，女性农民工在务工途中或工作中的意外屡有发生。它们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映照出一个庞大群体在城乡迁徙中的脆弱与辛劳。

• ELLEMEN睿士｜赔钱的北京中产，和他卖不掉的燕郊房产

在燕郊生活通勤北京的这十几年里，文子慢慢发现地图上的三十多公里，现实中却是没完没了的奔波。早高峰，检查站就能让人堵几个小时。特殊时期最长要排队三五个小时才能进城。2019年，北京对外地车实施进京证制度，每年最多84天，她和邻居们精心设计的拼车方案彻底泡汤。

• 【404文库】真实故事计划｜凶手是同班同学

数起发生于中学生群体的杀人事件，震恸社会。2025年7月6日，云南曲靖一名14岁男同学以送回家为名，放学路上试图性侵同班15岁女生，未遂后杀人。而在两个多月前的深圳，14岁的初中生潘某优也在自家单元楼门口遭同班同学钟某川连捅26刀，不幸身亡。事后钟某川坦言，杀害潘某优是由于嫉妒她成绩优异。

CDT编者按：8月24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一篇对“暴女运动”在中国的深度报道，文章由作者自身的女性乐迷经验出发，回顾了摇滚乐与性别文化——涵盖女权和摇滚的交汇处“Riot grrrl”文化的科普、对摇滚乐性别歧视的梳理，以及描绘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文化参与者——女性与酷儿乐迷的真实处境和行动。

报道揭示了在“反抗”的摇滚乐外衣之下，依然存在着系统性的性别不公。它不仅回顾了历史上的女权摇滚运动，也深刻剖析了当代中国摇滚圈内从创作、从业到消费各个环节的性别问题，并最终落脚于呼吁建立一个对所有性别都更安全、更友好的音乐环境。

全文阅读：当“暴女运动”闯入中国：女性/酷儿摇滚乐迷的反叛和自由

以下是这篇深度报道的节选内容：

什么是“暴女（Riot Grrrl）运动”与本土化挑战

“暴女运动（Riot grrrl）”是1990年代从美国华盛顿以及西北岸地区兴起的女权主义朋克风潮，“Grrrl”这个词是将“Girl”的“i”用“r”替换，模仿拉长声音的咆哮。常见代表乐队有BikiniKill、Bratmobile、Leater-Kinney等等。创作形式包含乐队演出、自制zine、口语诗、政治行动等，关注的议题十分宽广，包括但不限于性别暴力、种族歧视、对创作方式的反思，甚至滑板等街头爱好。

成立于2011年的俄罗斯乐队Pussy Riot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名的暴女乐队。这个有十几位成员的匿名艺术团体，会在教堂、世界杯等公共场合进行有政治意义的游击式演出，部分成员曾被捕入狱。

中国暴女乐队的先驱一般被认为是成立于1998年的北京女子乐队“挂在盒子上”，她们坦言Riot grrrl文化对她们的影响；其中初始成员杨帆如今也是国内音乐制作人群体里，唯一一位榜上有名的女性。2018年在北京，英国籍鼓手Ceridwen Brown（Ugly girls）采访了地下场景的女子乐手们，并发起“China Grrrl”演出。

过去十年间，简中网络关于“暴女运动”的内容逐渐增加，各种音乐和文化媒体都开始翻译暴女的历史、搬运暴女乐队的演出视频，出现了更多的本土化暴女创作。

摇滚乐场景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遍布社会中的细枝末节，摇滚乐也不是净土，甚至称得上是“重灾区”。据《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音乐人的男女比例为8:2。在摇滚乐领域中，特别是朋克、金属这类更加追求激烈、技术、破坏力的流派，往往过分强调阳刚气质。进入这个场景的女性，不得不选择更中性的气质、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女孩”，来避免受到质疑和排挤。

乐队角色中，歌唱被视作更具女性气质的表达，所以女性总是被鼓励成为主唱。观众总是下意识地审视她们的外貌，而不是音乐才能。在一些演出视频的评论区，最受关注的总是女主唱们的穿着和姿势。市场也深谙一位“符合凝视”的女主唱可以带来更多商业利益，于是常常忽略她们的表达，而放大其中具有消费属性的元素。

除此之外，女性参与音乐还有很多社会性障碍——演出资源总是在酒桌上以兄弟会的方式流转、乐器的设计以服务成年男性为主、女性的创作受到更多贬低……在“抑制女性创作”这点，不同艺术领域之间没有太大差别。

很少被人谈到的是幕后从业者，ta们往往承担这个行业的支持性工作，比如经纪人、视觉设计、灯光师、场地助理甚至公关等。ta们的姓名很少被呈现于台前，但却是乐队品牌和光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乐迷爱上一个乐队的时候，爱上的可能是这些女性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

女性乐迷的双重困境：消费主力与被贬低的对象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4大型营业性演出市场趋势及特点分析》报告全文，大型音乐节中女性消费者占比为67.1%；在协会网站中可以查看近年发布的各种演艺类型的市场报告（很遗憾没有livehouse专项报告），其中女性消费者占比都大致稳定在60%以上。她们愿意为乐队周边买单、在社交媒体参与推广、为乐队提供帮助，但这些真金白银并不能换来乐队对她们的尊重。

在男性主导的创作中，女性往往被放在被凝视的位置。当女性进入摇滚乐场景，很容易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困惑——因为她所能看到的文本，大多将女性作为性客体或譬喻使用。

摇滚乐最具有性别色彩的词汇，大概就是“果儿”了。“果儿”（groupie）一词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与摇滚乐的性解放一同发展，用来指涉那些热衷于与摇滚乐手发生关系、以此来进入音乐场景的年轻女性。然而，这个概念与中国摇滚乐的实际环境相去甚远，更多时候，它只是对出现在摇滚场域中的女性的贬低：女性一旦出现，便立刻被当作性资源来衡量。

音乐现场的身体边界与安全问题

在演出空间中感到边缘化和不安全，是许多女性与酷儿共有的经验。这种不安可能源于人群中无法避免的肢体接触与性骚扰风险，也可能来自弹簧单高跷、mosh pit、死亡之墙8等激烈的身体互动方式——这些对身材相对瘦小的观众来说并不友善。

很多女性乐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冲撞的反感，讲述自己受伤的经历，但这些诉求并没有被严肃对待。狃拉最开始是pogo爱好者，但是自从去过一个白男为主的现场后她便不再热衷于此，“身体的差距被放得特别大，你怎么都不可能撞得动他们，而且他们冲撞的力量让我很害怕，这种差距一直在我心里。”Rocket聊到了ta观看《Punk singer》的时候也对pogo有所思考，“大家pogo的时候如果跟顺男在一起玩就会受伤，我想可以有一个跟别人撞来撞去的、但是安全的空间。”

演出现场的参与姿势，可能很难被法律所规定；但为了营造一个安全空间，发起者有必要为此设定规则。比如科普更安全的冲撞姿势、限制穿戴尖锐饰品、划分冲撞区域、设立安保和医护人员、关注你身边的人群适时提供帮助等等。把身体冲撞作为音乐现场的必要环节——这阻碍了人们发明更多的玩耍方式；如果人们在演出现场想要的是友谊和快乐，那么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参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