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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设性意见|上海学生的午餐,吃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纯正味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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疫情之前我对中国的发展水平有一个基本的认知:

以整个国家来论,中国肯定还是发展中国家。如果单以区域来论,长三角和珠三角地区其实已经达到了发达国家的水平,其中上海更是相当于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水平。

疫情之后,我更新了这个认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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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上海学生的午餐,吃出了发展中国家的纯正味道
作者:项栋梁
发表日期:2025.9.17
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主题归类:营养餐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上海的经济体量、基础设施、居民收入等方面的确是达到了发达国家大城市的水平,说领先也毫不夸张。但在社会运行的很多方面,上海毕竟还是一座身处发展中国家的城市,不能有不切实际的太高期望。

这几天很多人关心的上海学生校园午餐话题,则是给我这个判断增加了最新的例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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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这些是今年秋季开学后上海家长发的学校午餐真实记录,而且是在近几日预制菜话题发酵之前就反馈的情况。

以我作为广州小当家的视角来看这些午餐,总体评价就三个字:

不太行。

你要说它好吧,那肯定算不上,咱不能昧着良心说话,但你要说它完全不行吧,也不至于,荤素主食搭配和基本卫生看起来还是有保障的。

问题主要体现在餐量、口味、营养等几个方面。

首先是餐食量不够的问题

学生不是标准体型的机器人,同一个班的学生,体重差出一倍都是完全有可能的,餐食供应最好的办法是按需打菜。饭量小的同学,打菜的勺子多抖一下,饭量大的同学,打菜的勺子挖深一点,这样既能吃饱也不浪费。

但上海这种做法是学生提前一周选AB两种套餐,然后按统一标准定量配送的餐食,体重80斤的学生给一份,50斤的学生也给一份,这显然就不科学。如果非要这么定量的话,那也理应是就高不就低的,餐食量给多一些,允许饭量小的同学浪费一点。

从上述家长晒出的图片来看,小学高年级学生是有可能吃不饱的,初中生就更加够呛了。

然后是口味不好的问题

对于会做菜的人来说,隔着手机屏幕虽然尝不出咸淡,但也能根据菜的状态来大致判断口味的,以我的眼光来看,这些菜做得相当凑合。原本就是食堂大锅菜的水平,再叠加校外配送和较长时间保温的问题,菜的口感可想而知是烂糊居多的,也就是比食堂还差一个级别。

你说能吃吗?当然是能吃的。可问题是这是上海,这是2025年的上海,孩子们日常吃的什么水平你也要考虑一下的,有对比就会有伤害,孩子不爱吃就是意料之中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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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有就是营养不够优质的问题

客观来说,上述校园午餐可以看得出来是经过了营养师设计的,其中多少克蛋白质、多少碳水、多少蔬菜,搭配还是有章法的,真要送去检测评估,数据上是能过关的。

但是!主要营养素含量能过关,不代表这顿饭的营养就算好的。

同样是提供50克肉食,是一个鸡小腿,还是几块牛腩肉,又或者一块深海鱼,一块奶酪,其蛋白质之间本身就有区别,蛋白质之外的微量营养物质更是差别巨大。

可以明显看出来,这些学生餐基本都是采用最便宜的那一档肉食来满足蛋白质供应量的要求。蔬菜也是同理,大量用最便宜的卷心菜、大白菜来凑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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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份午餐的食材成本不超过4元。

作为集体供餐来说,18元其实是可以吃得比这个好得多的。你也别跟我扯沪币不经花,对于大型供餐企业来说,在上海的食材采购成本并不会比其他城市更高的,部分食材甚至会因为集散中心的原因成本更低。

这就是赚得太多,下手太狠了……

其实,学校是最适合做食堂,也最应该做食堂的,上海的学校也完全有经济实力建立自己的食堂给学生供餐。

为什么不呢?这背后有两个深层原因,出于账号安全考虑,我只点到为止。

一是教育主管部门有动力把校餐招标采购的权力集中收上去。

二是学校也有动力把运营食堂的责任风险推出去。公立学校开食堂不允许盈利,对学校来说根本就是高风险零收益的事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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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学生吃得怎么样,开不开心,营不营养,其实没几个决策者真正关心的。

这些才是发展中国家的纯正味道。

城市的地得|“骑不动”的年轻人,还有很多

CDT编者按:如果您或者您认识的人有轻生的念头,请联系干预机构为自己和他们寻求帮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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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害怕,我是自杀。我真骑不动了,本来想找人少、树不错、风景又好的地方,真走不动了。”

这段很动人的文字,是一封遗书。它出现在网上,很多人从“骑不动”这三个字,马上联想到是外卖员。

于是“成都外卖员自杀留下遗书”成为一个舆情。最终龙泉警方发布通告指出,自杀者为一名25岁女生,她骑的是共享单车,不是送外卖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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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个故事比“外卖员累到骑不动自杀”还让人痛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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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骑不动”的年轻人,还有很多
作者:张3丰
发表日期:2025.9.16
来源:微信公众号“城市的地得”
主题归类:时代的一粒沙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一个女生在晚上从2号线行政学院地铁站,骑共享单车,沿着绿道骑行到玉石公园,凌晨3点警方接到报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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她说“别害怕”是提醒路人的。有网友在微博上评论,自己路过这里不会害怕,因为知道女生是非常善良的人。

是的,到自杀的时候都还在为别人着想。她只是太累了,骑不动了。

她才25岁,大学毕业没多久。我在她这个年纪还在读研究生,穷得要命。有一次已经工作的弟弟给我打电话,问我需不需要钱,我说“给我300。”他说:300够干嘛的?我给你1000吧。

那是在2003年。虽然穷,但是骑得动,可以骑车从北师大去北大听课。心中满怀希望。

前几天看一篇帖子,很多人回忆十几年前毕业人手好几个offer的盛况,那时最珍贵的还不是工作机会,而是“希望”。

有人看到“骑不动”就想到是外卖员,有人看女生的信息想到她可能缺少工作机会,这都是一种“联想”,但是她的自杀上了热搜,却足以表明,那种绝望的气氛是非常普遍的。

现在的年轻人,机会和希望都太少了。

今天一个朋友给我一份简历,推荐一个年轻人到书店工作。一个非常优秀的硕士,书店不太配得上——更糟糕得是,书店请不起更多雇员。

如果一个社会不能给年轻人提供更多机会,至少也要想办法给他们基本的生活支撑,比如一些补贴,等待经济好转。

城市要给他们温暖,让他们讲脱口秀听脱口秀;允许那些小书店存在,它们晚上的灯光,至少能给人一些温暖。

一个社会要爱年轻人,要等待年轻人。不要吓唬他们,更不要欺骗。

鸡蛋bot|跨省而来的便衣警察,在媒体人的家门口席地而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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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者:陆火

9月16日清晨,知名媒体人杨雄在其社交平台发布消息称:

西北某省几名警员,于9月15日不远千里来到贵阳,找到杨雄及其家人所在的单位,并于当日夜间8时许,在其家门外滞留约2小时后方才离去。

杨雄发布的图片显示,一名西北某省的警察(身穿便衣),昨夜长时间守候在其家门口,席地而坐玩手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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笔者联系到杨雄本人,其向笔者介绍,警察上门时,其正陪伴家人,担心产生冲突,并未开门与警察直接接触,警察亦未强行闯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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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跨省而来的便衣警察,在媒体人的家门口席地而坐
作者:陆火
发表日期:2025.9.16
来源:微信公众号“鸡蛋bot”
主题归类:言论自由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杨雄说,根据其手机的多个未接电话信息,以及同事、亲属的了解,这些警察自陕西省西安市远道而来。

不久前,杨雄发布了一篇涉及西安警方的监督文章。杨雄说,对方前来的目的,正是希望就该文章与杨雄进行“沟通”。

杨雄,现居贵州贵阳,曾从事调查记者工作10余年,先后供职于青年时报、贵州都市报、南方都市报、南都周刊、澎湃新闻等国内机构媒体,在国内媒体圈享有一定声誉。

笔者获悉,8月30日,杨雄在其微信公众号“有戏hopeful 01”发布了题为《一个举报者的十二年孤旅》文章,关注“杨银宝12年追凶”事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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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银宝,系一位全国闻名的新闻事件当事人,多年来,其遭遇受到包括人民网、新京报等众多知名机构媒体的持续关注。网络公开的资料显示:

杨银宝,男,甘肃平凉人,毕业于甘肃省中医学校,从事中医按摩推拿工作。2013年4月受聘于西安市“唐韵会馆”;

同年6月15日,因该会所存在涉黄问题及劳资纠纷,杨银宝与会馆经营者解西莉发生冲突,被社会人员从六楼抛下致重伤。

杨银宝在医院就医期间,通过网络举报会馆存在涉黄服务及公安系统人员涉案问题,引发舆论关注。

随后,西安警方以涉嫌诽谤罪对其刑事拘留并取保候审,其女友也遭拘押。

直到2014年11月13日,杨银宝被解除取保候审。

2023年11月,杨银宝沉寂多年后,在网友的鼓励下,决定继续维权,要求追究当年致其重伤人员的刑事责任。

2024年5月27日,西安市公安局经济技术开发分局对“杨银宝被故意伤害”一案重新立案。杨银宝收到的《立案通知书》内容显示,其控告的解西莉等人涉嫌故意伤害案,经审查,认为符合立案条件。

媒体人杨雄发布的文章还显示,2025年1月,西安市纪委驻西安市公安局纪检组工作人员电话告知杨银宝,该案当年的办案警察存在“违纪失职行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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值得一提的是,此次西安警方系“兵分两路”,一路前往贵阳,找发布文章的媒体人杨雄;另一路则前往宁夏,找定居银川的杨银宝。

杨银宝说,西安警方向其询问“是否炒作热点”等问题,其明确表示,媒体人出于对社会公义的守望,依据事实发布相关文章,不存在任何“炒作”的问题。

杨雄亦向笔者介绍,其所撰写的文章,均有事实作为依据,并不存在任何虚构、捏造,他不明白为何西安警方会千里迢迢,来到其家门口对其进行“骚扰”。

杨雄说,昨日晚上,这些自西安而来的人员,大力地敲门;彼时,其家人正在家中,为了避免影响家人,其未开门,并立即委托朋友前来查看,结果发现一名身着黑衣的男子在其家门口席地而坐。

杨雄说,其朋友询问该男子是何人,该男子称系“外地警方人员,在这里等一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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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雄认为,他发布监督文章,系依法履行公民的监督权利,其文章不存在任何失实问题,西安警方人员却随意“异地”上门,上门的时间选在夜间,在事实上形成了对其一家人正常生活的严重干扰。

杨银宝本人在获知这一消息后,联系到办案警员,询问是否有其同事对媒体人进行骚扰。

该警员称,“不能叫骚扰吧,可能也是了解情况吧?……应该是领导安排的,可能也是谈一下吧。……我跟我同事说,咱把情况了解清楚,咱就尽快离开。”

笔者获悉,目前,《一个举报者的十二年孤旅》一文已被删除。

杨雄向笔者表示,其撰写相关文章的初衷,是希望当地相关部门依法办理杨银宝被故意伤害一案;如果西安警方需要就文章之事向其进行问询,应依法、依程序开展,但其正常工作、家人正常生活不应受到侵扰。

【CDT周报】第236期:尼泊尔Z世代为躺平族、捡菜族指明方向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5期:有人将来可以活到150岁,你能吗?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4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2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9月7日—14日,这一周。

尼泊尔爆发了大规模的反政府示威。其导火索是9月4日当地政府以部分社交媒体公司未遵守登记注册规定为由,宣布封禁包括WhatsApp、Facebook、Instagram、YouTube、TikTok在内的26个平台。由于尼泊尔国内长期积攒着严重腐败和社会不公问题,此举引发了民众的强烈不满,许多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最终在9月8日演变为全国性示威活动。在社交媒体被封禁前,抗议者曾在各平台上以“裙带小孩(Nepo Kid)”、“裙带关系(Nepotism)”等主题标签发布帖文,批评尼泊尔一些政治人物的子女与亲属享有不公正的特权,这些权贵后代/家属往往拥有奢华的生活,并经常在Instagram等平台分享“上流生活”,与尼泊尔国内的贫困、衰退、失业形成了刺眼对比,也加剧了人们的愤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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此次由青少年和年轻人领导的抗议活动,是尼泊尔自2008年成为民主共和国以来规模最大的一次。参与者大多为Z世代,所谓“Z世代”指的是大致出生于1995年至2012年之间的年轻群体,他们是互联网的“原住民”,熟悉数字科技、重视自我表达、理解多元包容、拥有社会责任感。抗议者们高举写有“Gen Z”、“YOUTHS AGAINST CORRUPTION”、“WAKE UP NEPAL”、“Your firewalls are weak,my memes are strong!”等字样的标语和横幅,喊出了“年轻人反抗腐败”的口号,也有人效仿不久前的印尼抗议,打出了《海贼王》的旗帜(象征自由和反威权)。很快,示威活动演变为激烈冲突,警方实施了暴力镇压。截至9月8日晚,冲突造成至少20名示威者死亡,347人受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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面对严重的伤亡和持续的抗议压力,尼泊尔政府于9月9日撤销了社交媒体禁令,但这并未缓解骚乱。愤怒的民众焚烧了政府办公楼和一些政客的住宅,甚至围殴个别高官。而该国最大的传媒集团大楼(类似央视大裤衩)也遭纵火。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尼泊尔总理卡·普·奥利宣布辞职。奥利称,他的辞职旨在为解决危机“铺平道路”。讽刺的是,几天之前奥利才在北京参加了93大阅兵,于是有不少中国网友调侃他是不是取了什么不合国情的“封网真经”……另一方面,尼泊尔年轻人的抗争勇气也赢得了不少中国网友的敬佩。有人模仿近期流行的“吴京口吻”说:原来尼泊尔一直是不封网的,原来Z世代在线下也是敢闹的,原来整个国家是有未来有希望的。该国民众对制度腐败和网络限制的集体反抗经验是无价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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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新消息显示,尼泊尔前首席大法官卡尔基于12日宣誓就职临时总理,成为了首位女总理,而她竟然是Z世代们透过Discord平台的群组投票选出的。虽然整个投票过程可能存在一些程序瑕疵,但它也显示出了在一个新的时代“人民当家作主”的丰富可能性。有网友就感叹道“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这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已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或许这场革命未必能立即改写政局,也未必能让尼泊尔迅速走向治理成功,但不可否认的是,它已将这个国家推到新的历史十字路口,而此刻,Z世代们有了机会决定自己的未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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近日,有网友反馈一些“躺平博主”陆续遭到了封号或禁言,包括“小A在上网”、“十年网吧大神”、“刘二狗”等。所谓的“躺平博主”,指的是这些博主日常展示的都是一些粗糙的、落魄的生活内容,追求一种低欲望、低消费的生活方式。比如,教授大家怎么用几块钱解决一日三餐,怎么不工作在出租屋里摆烂,怎么长期在网吧低成本吃喝睡等。在此之前,一位重庆博主还宣布在山区建立一个“光棍山庄”,召集许多大龄单身男子,过上一种“拒绝内卷、脱出婚姻、不当牛马”的生活,但很快山庄就因为不可抗力而宣布解散。如今,这一不可抗力更是影响到了长期更新着躺平生活的博主们。“躺平”一词早在2021年就已流行于中文互联网。当局当时试图为其定调,斥之为“负面、消极”,结果却惨遭翻车。随后,该词一度成为敏感词,当年5月,豆瓣上多个“躺平组”也被相继关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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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网友曾这样总结躺平的原因:“长城很伟大,但你只是修长城的人。”当人们意识到自身处境其实与奴隶无异时,所谓的努力奋斗便失去了意义。相反,越是拼命付出,越容易成为被剥削的对象。美国学者詹姆斯·斯科特提出过“弱者的武器”这一概念。在许多国家的农民抗争史中,正面的激烈对抗并不算常见,因为双方力量对比过于悬殊。相较之下,农民更常采取偷懒、怠工、装糊涂、开小差、装傻充愣等“软性抵抗”的方式,而这些方式同样能够发挥效用。官媒光明日报曾批评,躺平族对于经济社会发展有很多不利,在中国面临人口老龄化等挑战的背景下,社会更需要青年作出“创造性贡献”,未富先躺的倾向尤为值得警惕。对此,有网友给出了反讽式的翻译:牛马是不能躺平的,否则毫无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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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躺平博主”只是教人如何低成本生活,那么“捡菜博主”才是真正演示零成本生存。近期,有不少博主拍摄并分享在菜市场“全过程捡菜”——夜间捡拾商户丢弃的蔬菜,从中挑选尚能食用的部分。这类视频意外走红,引发大量追捧、模仿。有商户称一些品相不佳的蔬菜因分拣成本过高,干脆直接丢弃,这些废菜则成了捡菜博主眼中的宝贝。无论捡菜博主们是否因何走上捡菜之路,但这一现象出现本身就折射出社会心理的变化:当人们开始追求极端节俭时,其背后往往是经济处境的日益困窘。极光新闻对于捡菜现象的评论令人大跌眼镜,主持人说:“年轻人下班不逛商场,跑去菜场检菜,在废弃菜堆里淘蔬果,这不仅省钱,能交到朋友,而且顺手做了件环保小事,更重要的是,他们发现了生活里简单的快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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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得不说,尼泊尔的年轻人们只用几天就推翻政府之时,中国的年轻人们却是想要躺平而不得,下班捡菜反被好评,显得格外荒诞讽刺。后者如何才能不再被轻视、发出有分量的声音、真正不躺平有希望,前者其实已经指明了方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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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CDT周报】第236期:尼泊尔Z世代为躺平族、捡菜族指明方向
作者:中国数字时代
发表日期:2025.9.15
主题归类:Z世代革命
CDS收藏:话语馆

一周荐读:

报告表示中国民众对台湾的看法相对复杂。调查发现“中国公众可以清晰地区分台湾人民与台湾当局。台湾人民(在调查中称为‘台湾同胞’)是所有对象中最受欢迎的群体,91%认为他们是中国的朋友。相比之下,仅44%认为台湾当局是中国的朋友——尽管这一比例仍高于许多其他国家。”

上世纪九十年代中期以来,中国律师逐步剥离国家公职人员身份,走向社会化。此后二三十年,得益于市场经济释放的解放力量,这一职业群体与中国公民社会成长、公共领域发端紧密交织。由维权律师、“死磕派”律师1演变而来的人权律师,是其中特殊的一支。

阿亚桑扎是青海省的一位藏族牧民与社区领袖,他因致力于保护家乡的草原生态、揭露地方官员腐败而备受尊敬。尽管他的维权活动始终聚焦于环境保护和民生议题,而非直接挑战政治体制,但其有效的组织能力和对地方权力的挑战,依然被当局视为对“稳定”的潜在威胁。这种根本性的冲突,为他之后遭受的打压埋下了伏笔。

“轴心国”是指第二次世界大战中由德国、意大利和日本主导的军事同盟。该称谓源于1936年德、意签订的《柏林—罗马轴心协定》。1940年日本加入后,形成了三国同盟,又称“轴心国联盟”或“轴心三国”。轴心国以推翻一战后国际秩序、扩张领土和建立势力范围为目标,发动了侵略战争。除三大核心成员外,还有一些国家陆续加入该阵营。

政治虽然是少数人的职业,却应该成为每个人的副业。说到底,“不受人惑”意味着成为一个真正的公民,意味着拒绝被塑造为顺民。什么才是真正的公民呢?我非常认同这样一句话,能独立地表达自己的观点,却不傲慢,对政治表示服从,却不卑躬屈膝。能积极地参与国家的政策,看到弱者知道同情,看到邪恶知道愤怒,我认为他才算是一个真正的公民。

一周词条:

本周数字空间更新了一系列近期被热议的话题词条。如战狼导演吴京史诗级的人设翻车事件 – 坦克是没有后视镜的,尼泊尔青年大规模的示威活动导致政权更替 – Z世代革命,中国政府9月1日起推行的 强制社保 政策以及对 养老金亏空 的热议,在 93阅兵 上普京、习近平、金正恩历史性同框引起全网对 三个终身制无限连任 的讨论,以及对独裁者们热衷于追求长生不老的唏嘘 – 活到150岁981首长健康工程。另外也对词条馆 习近平敏感词特展 进行了更新,添加了近期与习近平相关的词条如 中俄朝新轴心反正义联盟长生不老器官移植等。

一周关注:

这一次的抗议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有人称这场运动为“最后的革命”(The Final Revolution)。它未必能立刻改变政局,但无论如何,它标志着尼泊尔政治的一个重要拐点: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9月11日,网传山东青岛人士吴云鹏在河南郑州旁听一刑案,疑因其所发旁听记被警方传唤,引发关注。据悉,吴云鹏参与旁听的是王某超等人“涉黑”案,日前由郑州市管城回族区法院公开开庭审理。该案辩护人告诉笔者,此次开庭,管城区法院仅分配给被告人家属每家3个旁听名额,吴云鹏参与了9月8日、9日的庭审旁听,并在其个人公众号发了有关旁听记,后于10日上午失联。

一周惊奇:

直接说,今年的社保基数难产,大概是因为它也左右为难了吧。很多人应该都有过这种体验:每年到了八月底九月初,拿到工资条时都得愣一下——工资是不是发错了,因为到手月工资都会少了几十元。这其实是因为社保缴纳基数调整了。但是今年却有点不太一般。

这么霸道的剧本,我也就不分析了,分析多了只怕还有人要来跨省查我家的水表。我只想再次向大家普及两个基本常识:理论上,智能水表、电表的数据都是自动记录上传的,无法人工干预。嗯,理论上。现实中,水电油气领域是不允许存在计量造假的。嗯,只要不承认,就永远不存在。真是厉害啊!

“十五”期间(2001-2005)的转移支付,我没有查到准确的数字,AI估计了一下,除税收返还外,大概是2.7万亿。“十一五”期间(2006-2010),除税收返还外的转移支付是9.15万亿元。“十二五”期间(2011-2015),没找到2011年的转移支付数据,AI估算总转移支付约22.88万亿元。“十三五”期间(2016-2020),转移支付35.45万亿元。

最近,根据媒体公开报道,26个省份公布2024年度审计报告,其中6个省份关注了上述国补政策落实情况,其中去年存在骗补及违规使用的国补资金总额超过1亿元。骗国补,这不仅是“财政资金流失”,更是关乎中国经济全景的严肃问题。骗补行为,就像寄生在政策肌体中的蛀虫,它们不仅偷走了国家的真金白银,更侵蚀了市场秩序,伤害了民众信任,甚至让经济活力受到间接损害!

一周讽刺:

乃悟最近刷到很多00后、90后去菜市场捡菜的视频。其实最早开始捡菜的是那些在欧美留学的留学生,他们的视频里,垃圾箱里不仅有上好的三文鱼、奶酪,还有各种美食。这种摆拍很快就被我方网友发现了破绽,按照环球网和央视的说法,英国有七分之一的家庭吃不饱,瑞士有20%的家庭挣扎在贫困线,美国每天都有无数人挨饿。怎么,他们是不会翻垃圾箱吗?

“预制菜”是一个出现了很久,但定义一直比较模糊的词。甚至官方文件里,预制菜要作为战略方向大力发展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定义。这种定义的模糊,是当前各种争论的根源之一。大家往往是基于自己对“预制菜”的理解在发声,于是形成了“各说各话”的热闹局面。为了“规范预制菜”,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对“预制菜”进行了各自的定义。

去年,新京报曝光了油罐车运输乱象调查:有些油罐车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触目惊心,可是,官方最后的调查结果是新京报的报道属实,但调查没有发现其他类似的现象。很遗憾,新京报没有继续拿出新的证据来证明还有类似情况。如果全国真的只有一两辆油罐车如此,那这个新闻也就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大的现实意义了。可是,这个报道后来据说获了不少奖,足见真实情况可能很复杂。

一周声音:

国涌由1988至1998的十年寻梦,到1999至2025的百年寻梦,生生不已,至死未休。然则,什么是国涌的梦?他的梦,明明白白写在《脊梁》一书的结束语中。那就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国涌的梦,不是他一个人的梦。1988年热播的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其首集被冠以“寻梦”之名;君可见,河殇之梦,不正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之梦吗?

去年底,网上有很多关于这个沟子的视频。凭常识我就知道,关注度这么高,而这事又是某脸上的烂疮疤,借鉴火车脱轨就地埋车头的「移除兴奋源」绝技,只怕这遗迹要保不住了。再不去看看,就永远没机会了。出发前做攻略时,已经搜不到一个了。很明显,被闭紧嘴巴了。

我们建造孤岛,不过是因为早已陷入一个被分割成许多条块的社会。我们每天都看到海量资讯,但并不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其他人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们知道自己小圈子里一些人的想法,通过社交网络也零星地揣摩到另一些人可能的想法,但我们不知道高层的想法,不知道底层的想法,也不知道中间阶层的想法,我们不知道无声无息死去的人的想法……

食通社在仔细收集和整理了这些讨论后发现,即使最后仍然不免陷入情绪化的二元对立,但读者们在讨论的过程中依然呈现了许多复杂的视角和事实。例如,大家都认为自己站在外卖员的立场上考虑问题,但却得出了不同的结论,那么谁才是真正关心外卖员的?再比如,大家都认为平台应该负主要责任,但在消费者与劳动者关系这一问题上,态度却是南辕北辙。还有人提出,看似是“既得利益方”的消费者是否真的把代价转移了出去?

如果我们单以历史的后见之明来看,清朝在“康乾盛世”之后措施发生工业革命最好时机的故事,似乎是非常让人叹息的。从康熙登基到乾隆退位,中国经历了一段近一百四十年的休养生息时代,人口突破三亿,版图面积仅次于元朝,政局却保持整体稳定,巅峰时代国库存银高达八千万两,工农业总值占到了全世界的三分之一。这个国力是巅峰时代的大英帝国都望尘莫及的……

一周故事:

2025年夏天,东北热得不寻常。一名辽宁沈阳的园林绿化工人,在户外工作时倒下后,再也没有醒来。其直接死因是热射病引起的多脏器功能衰竭。事发前后的四天内,沈阳最高温都超过了35℃,市气象台每日连续发布高温橙色预警。来自辽宁省气候中心的数据显示,2025年7月全省平均气温26℃,比常年同期偏高1.6℃,是有统计数据以来最热的7月。

2025年3月,国家广播电视总局网络视听节目管理司下发一份“管理提示”,强调微短剧创作要“爽”而有度。爽的边界在哪里?多大的剂量是安全的?我访谈了短剧的创作者、表演者、审查者,了解了短剧的生产和审核流程。那根红线是存在的。短剧制作者们知道如何“合法擦边”,如何让人物有足够的理由造反,如何创作一个符合中国国情的超级英雄,并且会在和监管的碰撞中找到“癫”的正确剂量。

【CDT报告汇】InterSecLab:防火墙之父方滨兴旗下公司将最先进审查技术出口海外(外二篇)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InterSecLab:是一家专门的数字安全实验室,具备先进的数字取证和威胁情报能力。通过技术分析和创新研究,我们与各类组织合作,识别数字威胁,并监测和分析更广泛的趋势以及不断演变的控制与渗透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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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CDT报告汇】InterSecLab:防火墙之父方滨兴旗下公司将最先进审查技术出口海外(外二篇)
作者:中国数字时代
发表日期:2025.9.14
主题归类:CDT报告汇
主题归类:中国数字极权
主题归类:大赦国际
主题归类:中国经济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编者按:近年来,许多专制国家都在构建自己的“网络防火墙”。2024年,多家人权机构共同发起了一项名为“防火墙出口”的调查研究,旨在调查这些国家背后的技术来源。结果发现,中国是最大“防火墙”技术出口国。不仅如此,大量欧美等西方国家也参与其中。

该调查由 InterSecLab国际特赦组织公正缅甸 Justice For Myanmar、Paper Trail Media、《环球邮报》、the Tor Project、奥地利报纸 DER STANDARDFollow The Money 共同完成。每个机构针对自己所研究的领域和国家在 9 月 9 日发布了各自的报告。

本期 CDT 报告汇重点报道国际数字取证实验室 InterSecLab 和国际特赦组织的调查报告。

一、从新疆到亚洲非洲,中国公司向专制政权出口最先进防火墙技术

9月9日,国际数字取证实验室InterSecLab发布了一份名为《互联网政变》的调查报告。报告发现,中国公司海南积至 (Geedge Networks) 正在将其先进的互联网审查与监控技术推向全球,协助多国政府建立类似中国“防火长城”的网络管控体系,而积至的联合创始人正是被称为“中国防火墙之父”的前北京邮电大学校长方滨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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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封面

据悉,调查基于一次该公司的内部资料外泄事件。稍早,积至公司有10万多份资料外泄,包括超过500GB的源代码、工作日志和通讯记录。此次事件堪称“中国网络审查系统史上的最大外泄事件”。根据泄密内容,该公司不仅承担了打造“中国防火墙”的核心任务,还正在向巴基斯坦、缅甸、埃塞俄比亚、哈萨克斯坦以及一个未被识别的国家输出网络审查技术。此前,方滨兴在演讲中就明确表示要“拓展国际市场,在全球推广中国的解决方案和技术”。

此外,加拿大环球邮报 (The Globe and Mail) 通过调查该公司的招聘广告发现,该公司还准备在马来西亚、巴林、阿尔及利亚和印度等国推广审查技术,以配合“数字丝绸之路”的倡议。

报告显示,积至成立于2018年,最初便与哈萨克斯坦政府合作,提供其旗舰产品“天狗安全网关 (TSG)”。这一系统能够全面监控和过滤网络流量,具备阻断VPN、识别匿名用户、实时拦截敏感信息等功能。随后,埃塞俄比亚与缅甸军政府也采用了该系统,其中缅甸在政变后通过该技术实现了对VPN的全面封锁。

在巴基斯坦,积至取代了此前曾因人权问题遭美国制裁的加拿大公司Sandvine。文件显示,积至接管了其部分基础设施,继续支持伊斯兰堡的国家防火墙建设。报告表示,这种模式意味着专制国家无需自行研发复杂的审查工具,只需依赖积至的“外包服务”,便能迅速建立强大的信息封锁能力。

报告写道:“积至的技术套件已被客户政府用来‘增强其控制装置’并提供‘前所未有的监视和审查能力’。”在技术细节上,泄露文件揭示该公司正在对多个商业VPN进行逆向工程并寻找屏蔽方法。其中一份文件列出了九个已“解析”的VPN,并提供了具体的识别流量方式。

比如,总部位于多伦多的赛风公司 (Psiphon) 长期为受审查的国家提供免费VPN。然而,2021年缅甸政变后,积至为缅甸政府研发出一种工具,能够识别并屏蔽赛风服务器连接,使得赛风在2024年至2025年间多次遭遇严重封锁。更严重的是,赛风并非个例,其他VPN,特别是商业VPN也遭到了严重的屏蔽。缅甸网络中断期间,赛风用户数量实际上在逆势增加,主要因为“其他工具受到的打击更严重”。

另一方面,这些文件还显示,该公司正在参与中国境内省级防火墙建设。这些省级防火墙往往充当国家防火墙的补充,使得网络审查更加严重。比如,在2024年7月新疆的一场会议上,与会者甚至提出要将新疆打造成“省级能力示范区”,“将区域中心打造成反恐的先锋力量,尤其是在翻墙压制方面”。目前,积至公司在新疆取得成功之后,在2022年分别和福建、江苏政府达成协议,以建立省级防火墙。

最后,报告表示,随着越来越多国家借助这种技术强化互联网主权,全球互联网自由面临新的威胁。报告结果“引发了人们对监控和信息控制技术商品化的担忧”。

二、国际特赦组织:西方国家和中国一道帮助巴基斯坦当局打造大规模监控与审查

在 InterSecLab 报告发布的同一天,国际特赦组织也发布了关于巴基斯坦网络审查的报告《控制的阴影》。报告发现,巴基斯坦当局正在通过隐秘的全球供应链,从德国、法国、阿联酋、中国、加拿大和美国等国的私营企业获得先进的监控与审查技术,并在缺乏法律与透明监督的条件下应用这些技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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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封面

报告表示,这些技术构建了巴基斯坦现行的数字监控体系,其中尤以“合法拦截管理系统”(Lawful Intercept Management System, LIMS) 和“网络监控系统2.0版”(Web Monitoring System 2.0, WMS 2.0) 最为关键。

“在巴基斯坦,武装部队与三军情报局通过‘合法拦截管理系统’,借助当地电信运营商对大量人口的数字活动进行监控……这一系统实际上成为一种非法且无差别的监控工具,使政府能够同时监控超过400万人。”

报告称,该系统的核心技术由德国公司Utimaco与阿联酋公司Datafusion提供:前者开发的拦截系统可筛选电信运营商用户数据,后者的“下一代监控中心”则进一步让当局直接访问与分析海量个人通信。国际特赦组织强调,这一体系缺乏法院授权与技术保障,已成为国家级大规模监控的工具。

与此同时,网络审查体系的升级也显示国际跨国企业深度参与其中。报告披露:“首个版本的‘网络监控系统’使用了加拿大公司Sandvine的技术,后来被中国积至公司提供的新技术取代和升级。”

这套升级后的“网络监控系统2.0版”不仅实现了更精细的内容封锁,还能通过深度包检测技术 (DPI) 有效屏蔽VPN与当局认为“不合适”的流量。此外,报告指出,系统的硬件和软件来自多个国家:美国Niagara Networks提供核心硬件,法国Thales提供许可软件,中国新华三集团提供服务器设备,而硬件组件则由中国电子信息产业集团子公司出口。国际特赦组织认为,这一体系实际上是中国“防火长城”的商业化版本,目前已经在巴基斯坦本地化部署。

报告特别强调:“在这些系统运作下,没有人能免于巴基斯坦当局的压制性监控与控制。”不仅维基百科、TikTok和X等国际平台频繁被封锁,2023年5月抗议活动和2024年大选期间,巴基斯坦全国范围也经常出现网络中断。“这些举措使言论空间进一步收窄,公民社会面临严重威胁。”

国际特赦组织批评,多国政府与企业未能履行人权责任,出口缺乏透明度。“在联系的 29 家单位中,仅Niagara Networks和AppLogic Networks公司作出回应”,“德国联邦经济事务与出口管制办公室和加拿大贸易控制局仅确认收到了信函,但未回答问题”。阿联酋、中国、美国和法国等国政府的相关单位在报告发布前均未做出任何回应。

报告结论呼吁,全球应建立更严格的监管与问责机制,防止类似的监控体系在缺乏法律约束的国家被滥用。国际特赦组织敦促各国政府在批准技术出口前必须评估人权风险,相关企业则应进行人权尽职调查,确保其技术不会成为侵害公民基本权利的工具。

三、美国智库CSIS:中国经济转型充满风险,未来经济很可能“外强中干”

美国知名智库战略与国际研究中心CSIS近日发布了一篇重磅报告《中国的经济转型:债务、人口、去全球化与 2035 年情景》。报告表示,中国自2021年房地产需求见顶后,传统依赖债务驱动的基建与住房建设增长模式已难以为继,北京正试图构建以创新和先进制造业为核心的新经济模式,并设定到2035年取得人均GDP翻一番和“共同富裕”的目标。然而,报告指出,中国这一经济战略的前景暗淡,最终很可能出现中国经济“外强中干”的结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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报告封面

报告认为中国面临三大长期挑战:债务高企、人口老龄化与国际去全球化趋势。具体来说,地方政府债务总额可能高达GDP的75%至91%,房地产和土地财政模式难以为继。人口方面,2022年中国人口达到峰值,劳动力自2012年起持续萎缩,“未富先老”的困境将使养老金与医疗支出压力日益加重。国际层面,美国与欧洲加大对华贸易壁垒,2025年特朗普政府更对中国进口商品加征145%关税,凸显外部环境的不确定性。

对此,报告指出,北京当局也给出了自己的应对之道,即“制造业驱动与创新引领”。“北京既不寻求建立消费主导型经济,也不追求大规模财富再分配,其重点在于创造新的财富。”报告直言。中国家庭消费仅占GDP的39%,远低于经合组织平均水平59%。然而,北京拒绝通过扩大福利体系实现消费拉动,担心重蹈拉美国家福利制度拖累经济发展的覆辙。

因此,中国的新战略是通过先进制造业和创新驱动实现生产率提升。比如,电动车、电池和光伏组件的全球领先经验,正被视为未来产业升级的样板。报告指出:“创新能够让企业差异化产品、开辟新市场,同时提高附加值,从而带来更高利润与税收。”这一逻辑被认为将支持财政扩张、改善公共服务,进而间接提升消费。

报告表示,新模式能否成功,很大程度取决于中国能否继续扩大出口。报告称,中国中间品出口已占总出口的46%,未来可能进一步通过“海外建厂”、签署更多自贸协定以及拓展全球南方市场来稳住外需。同时,中国有意通过在全球绿色转型中发挥“不可替代的伙伴”角色,推动新能源产品的外销,甚至有人提出中国版“绿色马歇尔计划”。

然而,报告质疑这一模式可能难以成功。主要原因在于,国际社会对中国贸易壁垒加大,国内消费又长期低迷。房地产泡沫破裂削弱了居民财富效应,“独生子女一代”背负赡养压力导致储蓄倾向增强,加之地方政府以罚款、拖欠工资等方式“自救”,进一步削弱社会信心。报告警告:“国内需求将持续疲软,除非中央政府愿意通过更多举债弥补地方缺口,特别是增加医疗投入以减轻家庭负担。”

对此,报告描绘了三种中国经济未来可能的场景。最理想的情况是,出口增长、创新突破、税基扩大,债务与福利负担得到平衡,中国实现更富裕、更公平的社会。另一方面,最坏的情景则是贸易受阻、债务失控、人口老龄化拖累经济发展并且改革未能奏效。然而,报告称最有可能的场景是介于两者之间,经济处于“外强中干”的模式。“未来十年,中国经济将同时表现出强与弱的双重特征。对外,中国是先进制造品的强劲输出国;对内,政府不得不依赖债务维持需求,居民生活改善有限。”

最后,报告表示,在全球格局中,中国仍将是高收入国家的强劲挑战者,但未必能兑现改善民生的宏大承诺。

【404文库】“我们这一代要终结腐败”(外二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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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404文库】“我们这一代要终结腐败”(外二篇)
来源:布鲁斯出海日志食通社劳东燕

主题归类:Z世代革命劳工法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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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布鲁斯出海日志|尼泊尔“Z世代革命”:政府封禁社交媒体引燃年轻人的怒火

近日,尼泊尔大量年轻人走上街头抗议政府社交媒体禁令以及长期以来的贪污腐败、政府无能。

在9月8日的大规模抗议中,年轻人顶着政府军警暴力镇压,推倒路障,冲破警戒区。警方镇压造成数十人死亡,数千人受伤。

9月9日,尼泊尔总理卡德加·普拉萨德·夏尔马·奥利下台。

就在几日以前,尼泊尔总理奥利还出席了中国“九三阅兵”。

对于这一起事件,在微信公众号“布鲁斯出海日志”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化雨写道:

8月底,尼泊尔政府要求所有社交媒体平台在七天内完成注册,否则将被屏蔽。期限一过,Meta(Facebook,Instagram,WhatsApp)、YouTube、X(前Twitter)、Reddit、LinkedIn等全球巨头均未提交申请。9月初(上周四),政府正式下令全面封禁这些未完成注册的平台。

分析人士指出:“超过700万尼泊尔青年在海外求学或工作。”此举直接切断了这数百万尼泊尔海外劳工、留学生与家乡的联系,也重创依赖社交媒体宣传的旅游业。

对年轻人来说,这更是剥夺了他们的主要沟通和表达渠道。愤怒之下,成千上万的青年转向TikTok等尚可使用的平台组织抗议,迅速走上加德满都街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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抗议升级:9月8日的大规模示威,成千上万年轻人冲破加德满都的警戒区,推倒路障,抗议政府,警方则使用催泪瓦斯、水炮甚至实弹。冲突已造成至少16人死亡、80 余人受伤,政府宣布宵禁,军队进驻首都加得满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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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说封禁是导火索,那么“Nepokid”浪潮则是运动的燃料。早在此之前,#NepoKids、#NepoBaby的话题已在TikTok、Reddit上刷屏,年轻人揭露并嘲讽政客子女的奢靡生活。

抗议者的口号直击人心:“领导人的孩子带着Gucci包回国,人民的孩子却躺在棺材里。” 这不仅指向了高达19.2%的青年失业率,也揭示了大量尼泊尔青年因生计被迫出国务工,甚至作为雇佣兵死在俄乌战场。

与此同时,普通家庭靠微薄收入和海外汇款(占GDP的三分之一)维持生活,而政客子女却在海外享受名牌与特权。这种鲜明对比,让“腐败与不平等”这一老话题,被Z世代以更加直观、尖锐的方式重新呈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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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场运动没有明确的领导者,却带着强烈的世代烙印。大学生、中学生成为主力,他们喊出的口号是:“我们这一代要终结腐败。” 在他们看来,政府所谓“维护国家尊严”的封禁,不过是为了压制揭露腐败的声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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然而,这一次的抗议已不再是单一的“网络自由”之争,而是一次更深层的世代觉醒。年轻人不满足于恢复社交媒体,而是要求透明、问责与真正的政治改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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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人称这场运动为“最后的革命”(The Final Revolution)。它未必能立刻改变政局,但无论如何,它标志着尼泊尔政治的一个重要拐点:Z世代正在以数字时代的方式,让自己的声音被听见。

我们经常看到网络上调侃Z世代整顿职场,现在尼泊尔的Z世代走上街头要整顿尼泊尔政坛。随着公众和名人支持不断增强,这场由Z世代引领的“革命”,正在撼动尼泊尔后君主制时代的既有秩序。

二、食通社|送外卖是一种“短命劳动”吗?

微信公众号“食通社”作者郑璐悦近日发布文章,提出当前中国外卖员的生存困境。该文在食通社微信公众号上被删除,豆瓣页面截至发稿时仍可见。

文中写道:

从4月份京东和美团围绕骑手社保展开的舆论战,到9月1日强制缴纳社保的新规,骑手的劳动状况越来越受到人们的关注。但是,对于很多骑手来说,社保似乎是一个非常遥远的事情,他们总是紧盯着眼前的生活压力。

骑手以透支自己的身体健康为代价,一刻不停地穿梭于食物供应链的“最后一公里”。很少有人意识到,为顾客餐食而奔忙的他们,却往往是这个系统里最难吃上一顿健康饭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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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们经常一天两顿,很多人有胃病。”《过渡劳动》作者孙萍在《随机波动》播客中提到的这句话,让我很不平静。并非因为吃惊,而是出于共情。作为营养学者,这种矛盾让我意识到,值得关注的不仅是餐桌上的食物与健康,还有那些送餐的人是否能好好吃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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骑手患胃病,乍听是因为缺乏健康知识,不懂养胃之道,但当群体患上了这样的“职业病”,事情远不止于此。

外卖骑手的工作性质决定了他们作息不稳定,平常的进餐时间和饮食质量往往取决于订单量、工时长短,甚至取餐地点是否可及等等因素,而非他们是否“懂得养生”。 现实是,他们的工作节奏不允许他们有足够的时间准备营养均衡的餐食。骑手们的健康困境,不是因为他们不想吃好,而是他们的劳动条件决定了他们无法做出更好的选择。

因此,在理解骑手们的胃病时,开出“规律三餐”的营养处方是傲慢且无效的,因为它与“以单计价”的生存法则不兼容。社交媒体上常见的“少喝碳酸饮料”“多吃蔬菜和水果”“多运动”等专家建议,虽具体,但在真实世界里常因为各种社会因素磕绊,难以实现。

三、清华大学官网删除法学院教授劳东燕2016年毕业典礼致辞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在清华大学2016年毕业典礼上曾发表致辞,清华大学官网于当年收录发布致辞文稿。截至2023年2月原帖仍可见。目前该页面已被删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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致辞节选部分写道:

对于法律人而言,要实现“学一点防身的本领,努力做一个不受人惑的人”的基本目标,诸位同学必须要注意四点:

1.做一个正常的、有人性的人。国内的左派之所以惹人讨厌,就是因为他们一面说北朝鲜与前苏联的体制有多么美好,另一面去将自己的孩子送到美英德法等西方国家去留学,甚至让妻儿都移民到那里。一切有真诚信仰的人,都值得尊重。但是,正能量的嘴,负能量的心,打着某种连自己都不相信的主义的名号,做各式的政治投机,愚弄人们,这样的人最终都会沦为历史长河中的跳梁小丑。

2.守住共同的底线,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民主与专制,法治与人治,自由与奴役、宪政与专权,究竟哪个值得追求,没有什么可争论的余地。正如有学者所指出的,在中国社会,共同的底线不是左、右派各自坚持的“公平”与“效率”的折中调和,也不是在“自由太多”与“福利太多”之间,寻找“既非自由放任,也非福利国家”的第三条道路,而是争取最低限度的自由权利与社会保障。这是现代文明的基本价值共识。奴隶制再怎么有效率,都不可能为现代文明所接受,因为它背离自由的设定,强迫他人处于被强制的地位。[…]

3.认清中国社会的发展潮流,将自己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唐德刚先生曾说,中国要花两百年左右的时间才能走出历史三峡,转型成为一个自由、民主与法治的国家。从1840年起算,离两百年已经没有多少时间。要相信,中国社会一定会走出这个历史三峡。在此过程之中,请求诸君务必将自身的优秀与推动社会的进步结合起来。优秀并不仅仅意味着成为行业(尤其是主流行业)的精英,优秀意味着担当与责任,意味着顺应社会发展的历史潮流,而不是逆潮流而行。[…]

4.掌握法律技术很重要,同时要时时谨记,技术说到底是为合理的价值判断服务的。作为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同时也作为一名公民,诸位同学既要熟练掌握各类法律技术,也应当具备独立的思考与判断能力。请不要觉得个案正义不重要,尤其在敏感的或者有重大影响力的个案中,要能够做出合理的、符合时代精神的价值判断,并且有能力运用所学到的法律技术,来实践与推进这样的价值。在我看来,将技术玩弄于股掌之间,却无法做出或者故意地无视合理价值判断的人,根本就是没有灵魂的专家;反之,能够做出合理的价值判断,却无法通过法律技术来贯彻此种价值判断的,并非合格的法律人,充其量只是愤青一个。合格的法律人,必须能够将高超的法律技术与合理的价值判断结合起来。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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黑噪音|请远离你身边的战争爱好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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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请远离你身边的战争爱好者
作者:倪刃
发表日期:2025.9.15
来源: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主题归类:俄乌战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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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近俄罗斯的19架无人机“进入”波兰境内,引起波兰的反击和北约的强烈反应,东欧的形势顿时剑拔弩张,因为俄罗斯也在此时进行名为“西方”的军事演习,剑指波兰与波罗的海三国之间的地带。

本来是非常令人担忧的事情,但是当我在网上随便浏览相关的帖子时,却发现大部分人的评论都是“波兰要完了哈哈”,“历史上活该一直被虐”,“希望看到波兰被再次闪击”,等等。

看到这些评论我首先想说的是:喂喂,你们说这些话如果是为了吹捧俄罗斯,也不合适啊,上次闪击波兰的可是人类最罪恶的存在——纳粹,你们确定要这么类比吗?

我想说的是,我们的社会有很多人,都严重缺乏最基本的善恶观、是非观。

我并不是说站在欧洲这一边就算善良,但我们至少可以中立一点看待战争的罪恶。

首先,这是一场可能的战争,这不是过家家的儿戏,也不是弄几个飞机大炮炸着玩,是会死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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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的心中,都没有“人道主义“这个最基本的价值观,而是充斥着野蛮的、原始的社会达尔文主义。

他们看各种国际冲突,就像是在看一场热闹的球赛:兴奋地点评,调侃谁会先倒下,谁会被打得鼻青脸肿。别人的家园和生命,就是他们茶余饭后的消遣。

这种心态,本质上是一种病态的“战争浪漫主义”。他们把战争想象成某种热血漫画,把炮火当成烟花。在这种叙事下,战争失去了最本质的东西——血与泪。

我见过的所有老兵采访视频,都只有一个共同点:他们不希望发生任何战争,因为战争实在是太残酷了。

俄乌战争爆发第一天,我就看到一个真实的视频:在一群被炸毁的住宅楼下,有个男子拖着断腿在地上痛苦爬行,嘴里发出令人毛骨悚然的痛苦嚎叫;旁边一个老太太对着废墟中自己家人的尸体,也在无力地哭诉。

根本没有人理睬他们,他们就在硝烟中那样自生自灭。

这就是战争,不管是哪一方,不管是谁进攻是谁防守,都有人在承受这样的代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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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争一旦真的爆发,你会亲眼看到满地的残肢断臂、脑浆肠子,你会看到自己身边熟悉的人突然被炸成一堆碎肉。这才是战争。

不要说导弹了,现代的机枪打到人身上,留下的都是碗那么大的窟窿,打到头上半个脑袋就没了,而不是电影中表现的一个小孔。

那些在社交平台上喊着“活该”的人,他们既不会亲自走上前线,也不会感受到流离失所的痛苦。他们只是在屏幕后敲键盘,把别人的苦难当作一种猎奇的表演。

所以,你身边如果有这样的人,请远离他们。他们不具备最基本的人性。

为什么总有人对战争津津乐道,甚至带着某种莫名的兴奋?心理学上有个词,叫做“替代性狂热”。

当人们在现实中感到无力、挫败、缺乏掌控感时,他们会倾向于在宏大叙事中寻找代偿。

战争,恰好成为这种代偿的舞台。

对很多普通人来说,他们的人生可能平淡、琐碎、无趣。但一旦把自己“投射”到某个大国的战机、导弹上,就好像也参与了某种伟大的史诗。他们甚至会在评论区喊:“让我们给某某一个教训!”仿佛自己真的能指挥千军万马。

然而,这是一种危险的幻觉。

他们在屏幕前的欢呼,并不会改变战场上的走向;相反,这种舆论氛围会让社会慢慢丧失对战争的警惕。一个国家如果充斥着战争爱好者,迟早会有人把虚拟的激情变成现实的政策。

战争,其实从来没有赢家。

一战结束后,欧洲满目疮痍,所有参战国几乎都付出了沉重代价;二战之后,即便是“胜利者”,也有数百万的家庭在废墟中痛哭。

可能会有人说,战后不是又恢复繁荣了。是的,但你怎么保证你自己是战后幸福的一代,而不是成为炮灰的那一代?

即便战后幸福的一代,他们的先辈也大多数承受过战争的痛苦,这些痛苦会持续存在于人们心中。

就更不要说多少老兵,会被炮竹声、突然的震动吓得精神病发作——严重的应激创伤综合症普遍存在于军人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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这次他们所嘲笑的波兰,它的历史恰恰就是最好的注脚。

波兰因为地缘位置而屡屡成为大国的牺牲品,被瓜分、被践踏、被迫卷入一次次浩劫。今天当俄罗斯无人机掠过波兰上空时,波兰人会感到颤抖——但不是因为他们“懦弱”,而是因为他们太清楚战争带来的惨烈。

华沙曾经在二战中被夷为平地,这座城市是完全照着旧地图重建起来的。

那些在网上喊着“波兰活该”的人,已经因为挺俄的立场而丧失了基本的人性和共情力,在日常生活中也必然是一群毫无道德感的人,所以,请远离他们。

你可以挺俄,每个人都可以有自己的立场,但你不能为战争鼓掌!

战争爱好者的声音,其实也反映了一种社会性的麻木。

当人们习惯了把新闻里的死亡当作数字,而不是一个个鲜活生命时,麻木就会取代怜悯。

当人们用宏大叙事替代具体生活时,麻木就会取代理性。

这种麻木,会在潜移默化中侵蚀社会的价值观。一个对战争轻描淡写的社会,也必然会在面对其他重大问题时缺乏同理心。

久而久之,人们会对不公正、对苦难、对暴力都无动于衷。到那时,战争虽然还没到来,但社会的精神已经“被轰炸”过了。

请远离那些把战争当玩笑的人,学会用理性的眼光看待国际新闻。地缘政治固然复杂,正义邪恶固然难辨,但复杂并不意味着我们要用嘲笑和幸灾乐祸来看待战争本身。

我们可以因为价值观和立场支持某个国家,但我们永远都要反战!

每一个冷静的旁观者,都是对战争的一种抵抗。我们无法决定大国的博弈,但我们至少可以决定,不让自己成为“键盘上的嗜血观众”。

请远离你身边的战争爱好者。

他们的言语可能看似无害,就像是随便发泄几句,但其中包含的冷漠与狂热,会逐渐污染整个社会的气氛,带来非常可怕的社会达尔文主义,最终伤害到每一个人。

一个没有人道主义价值观作为基础的社会,必然会走向万劫不复。

新闻哥|“反对预制菜”,究竟在反对什么?

今天是代班的小云。

中午吃饭,张富贵坐下第一句话:“我看我这碗里全是预制菜。”

这话一出,大家都开始吐槽西贝。

有说贵的,有说难吃的,为数不多的好评来自小云本人:如果西贝出一个预制番茄料理包,我会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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听了感觉命真苦。

罗永浩和西贝干架三天,总结下来,大概是西贝和咱普通人对预制菜的定义不太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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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反对预制菜”,究竟在反对什么?
作者:游云
发表日期:2025.9.15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闻哥”
主题归类:预制菜
CDS收藏:公民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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咱觉得,冻品从冰箱里拿出来,微波炉叮一下就能吃,这难道还不算预制吗。

但西贝反而觉得,这是正常的好菜好饭。

西贝的借口挺多,其中有些也挺反直觉,比如说冷冻的蔬菜和肉类,可能比新鲜的还有营养价值。

一岁的宝宝,吃两岁的西兰花,一岁半的羊腿,你还跟我谈营养价值?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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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去搜了搜,还真没想到,很多营养科普博主都说,没错。

对蔬菜来说,冷冻能帮助储存维生素C,营养流失的速度比常温存放更慢。

而肉类,屠宰以后快速分解分装冰冻,再冷链运输,才是防止变质的最佳方法。

那些现杀的热鲜肉,运输的时候可能就细菌繁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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好吧,仔细想想,其实也很合理。

预制工艺本来就是科技进步的结果,什么速冻锁鲜、气调保险、自动化灌装……都是为了能保证食物进嘴的那一刻,是最新鲜的状态。

这点没得喷。

但问题在于,预制不要命,要命的是你西贝坚称自己的菜都是现场做的啊。

上周五直播的时候,西贝可骄傲了,说开放后厨,给全国的网友记者都来参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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卯足了劲想赢得网友的声援,打个翻身仗。

结果大家一看,灶台是电磁的,刀是用剪刀的,鸡汤是没有鸡的,厨师是带着手串的。

漏勺还能哐哐捞下水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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并且冷柜里,放的可不只有冷冻的蔬菜和肉。

还有莜面、肉夹馍、馕饼……连面食都要预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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鸡鸭牛羊猪,看了都要捂着屁股跑。

大米小麦,看了也想多吸点农药自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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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要营销现做,其实就是在把大家对“现炒”的执念当韭菜来割。

咱中国人吃饭,除了营养,还要讲求一个锅气。

热炒的,和微波炉加热的,那能一样吗。

就算是自己家里炒了盘宫保鸡丁,放几天再热热,和刚出锅就吃的口感真比不了一点。

老罗也说,要吃平民级别的锅气热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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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当然心知肚明,否则也不会往这个方向营销。

而且现切现做,是有溢价的。

但一边声称明厨亮灶,一边用着冻品,真有点太搞笑了。

除了顾客是现宰的,其余都是预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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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不承认,他们说,我们不叫预制。

要是严格照相关部门对预制菜的定义,西贝确实能咬文嚼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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根据这个定义,中央厨房不是预制菜。

经过洗净、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的未烹饪净菜,也不是预制菜,而是食用农产品。

所以啊,西贝才有底气那么自信。

他们觉得,书上说不是,那就不是,你们顾客要觉得是,就等于没读过书。

但我是来吃饭的,不是来做阅读理解的。

顾客对食物就三个要求,安全、口感、营养,你们后厨那些比我外甥女年纪都大的食材,瞅着哪个都难全部满足。

还卖得那么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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把阅读理解玩明白的另有其人——西贝员工。

短短一句话,把西贝费劲心思装好的松弛砸了个大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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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一上午,西贝又多了好几条热搜。

又是说停止开放后厨参观的,又是发第二封致歉信的。

又是“华与华”公司被嘲笑领了西贝6000万公关费,结果前线贾老板还在冲锋呢,后方他们就率先对罗永浩投降了。

这就是你华子的兵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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说句公道话,我要是西贝公关和华与华,面对这样一位老板,再多钱也不中用。

贾老板绝对想不到,他上蹿下跳好几天,反而帮助老乡鸡和萨莉亚的口碑直线上升。

老乡鸡是明确公开了预制和非预制的菜品占比。

萨莉亚则是因为人家真的便宜,而且对预制从没藏着掖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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虽然一度被吐槽后厨连一把刀都没有,餐厅本质是个大微波炉。

但一个菜不到20,还要什么自行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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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那封致歉信我也看了,说要把中央厨房加工的菜品,转移到门店加工,向胖东来学习。

等等,你们谁向谁学习还指不定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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还有网友说,要让西贝去当上海中小学AB餐的供应商,用魔法打败魔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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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学吃这种菜,周末想改善伙食吃点西贝,结果又被西贝背刺。

可怜的小朋友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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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后,关于餐饮安全,还想聊点有的没的。

刷到好多评论说,把所有餐厅都做成透明后厨,所有食客一起监督,有用不?

我想说,就算透明后厨,咱不混餐饮业的普通人也看不出来名堂啊。

看到厨师拿出来一块羊排,但谁知道这羊排到底从何而来、放了几天?

2021年的时候,就有地方推行了一条“阳光厨房”举措,要求外卖餐饮商家在平台页面视频直播后厨。

结果,脏乱差依旧脏乱差,幽灵外卖还是幽灵外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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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可能只是整个餐饮业问题的很小一部分。

就在网上吵的这几天,《预制菜食品安全国家标准》草案已经通过审查,马上就要进入公开意见征集阶段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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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相信,科学靠谱法律保障的预制菜标准制定出来,且严格执行。

即使是曾经让所有家长抵制的“预制菜进校园”,都不会再遇到多少阻碍。

而不是像现在这样,罗永浩和贾国龙鸡同鸭讲,西贝和网友对预制菜的理解都根本不在一个频道上。

冰川思享号|西贝事件的根源,在于没有谁说得清预制菜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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既然公众普遍不相信“预制菜”,各方定义也不相同,也就说明,大家说的不是“预制菜”,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比如消费欺诈,比如食品安全,等等。

就网红罗永浩和西贝老板贾国龙的争论,一个从事餐饮业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圈给贾国龙出主意说,只要问罗永浩一个问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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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西贝事件的根源,在于没有谁说得清预制菜是啥
作者:任大刚
发表日期:2025.9.14
来源:微信公众号“冰川思享号”
主题归类:预制菜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你直播间带过货的好蒜道糖醋蒜瓣、手工厚切吐司、厚切猪肉午餐肉、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盐趣多口味海盐蝴蝶酥等科技狠活的包装食品,哪个比你嘴里所说的餐饮“预制菜”强?何须搞成这副鬼样?

贾老板如能看到这条朋友圈,则应反思西贝的“危机公关”是否还有较大改进空间。

讨论饮食问题的门槛,比俄乌战争等国际局势要低得多,更没啥风险,所以参与争论的人真是多极了,导致舆论一下就哗然了,据说还大大影响了西贝的生意。

01 史上定义最混乱的概念

从动植物活体到餐桌,是个A-B-C-D-E-F-G环节甚多的漫长过程,从哪个环节起迄算是预制菜,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国家,理解都不一样。

在前几轮争论中,有人就发问,速冻饺子、馒头、面包、汉堡之类,算不算预制菜?为此,2024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专门给预制菜下了一个明确定义:

——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

上面是概念的内涵,下面是预制菜的外延,界定哪些不属于预制菜:

——主食类食品,如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

——连锁餐饮企业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

——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

如此复杂的定义,想必邀请了语言学和逻辑学教授共襄盛举。而按照官方定义,“预制菜”的范围已经大大窄化,可以说是个小众消费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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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CFP

回顾这场争论,可以发现,罗永浩说的“预制菜”,是一种老百姓的定义,只要不是现做现吃,隔段时间才食用的,就是预制菜。而如果严格按照官方定义,罗永浩就不能说西贝的菜品是预制菜,因为西贝是连锁餐饮企业,从它的中央厨房里出来的菜肴,不叫预制菜。

把这个官方定义放到全球食品安全要求极高的日本,会有水土不服。

2023年的《经济参考报》有一篇文章称,预制菜在日本种类繁多、应用广泛,几乎可以说日本人一天都离不开预制菜。该文将开袋即食的罐头及软罐头包装食品、真空食品、冷冻食品、方便食品,以及速冻水饺、速冻烧麦、铝箔包装的真空即食商品,还有免洗免切搭配合理的蔬菜包、水果盒,已切好拌好完成调味的肉类食品,还有各种风味的方便食材,均列为预制菜。

2023年,公众号“旅法华人”报道称,法国《六千万消费者杂志》发布的一项关于速食食品(预制菜)的调查中,库斯库斯(一种用粗麦粒制成的北非菜肴,在外形很像小米的主食上浇上蔬菜和肉类制成的配菜)位列其中。

鄙人没有吃过这道法餐,但观其配料,说它是“法国盖浇饭”应该没什么大错。说到盖浇饭,按我们的官方定义,是主食,那就不能算是预制菜了。

预制菜,这恐怕是史上定义最混乱的概念了。罗永浩和贾国龙各说各的,各气各的;官方和民间理解的不一样,中国和外国的理解也不一样。一个概念没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如何一起讨论,如何进行判断、推理?

孔子说,定义、概念、名分不统一,最终会使老百姓连手脚放在哪里都不知道,结果就是互殴,一片混战,这正好契合了目前的舆论场现状。

如果“预制菜”的定义不统一,下一个“某永浩”还会出现,社会舆论还将付出成吨的口水。

02 预制菜为什么不安全

日本是预制菜的生产和消费大国,有报道称,目前日本共有约100家企业向市场提供500多种软包装预制菜。有业内调查显示,各种预制软包装熟食在日本家庭餐桌领域的利用率达47.7%,已成为日本饮食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反观中国公众,对“预制菜”却存在普遍的反感。综合中国消费者的担心,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第一,添加防腐剂,以及防腐剂超标。

对防腐剂的担心,源于过往食品安全的噩梦。

多年前,人们见识过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海鲜食品,见过违禁药品用于食品防虫,中国消费者深受防腐剂刺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如防腐剂就是福尔马林,福尔马林就是防腐剂。你提到其他防腐剂,跟他说防腐剂的安全性,但在他的观念里,那也不过是福尔马林的表兄弟而已。

可能是为了缓解中国消费者对防腐剂的普遍担心,在2024年的“通知”中,特别规定预制菜是“不添加防腐剂”的。这个规定很有意思。

举个例子,一家专门做八宝饭的饭店,如果上午做好放冰箱里冷藏,到晚上重新上屉加热卖给顾客,这份八宝饭符合官方规定的“预制菜”。但如果这份八宝饭放了防腐剂,搁在冰箱里,三五天后再买给顾客,就不在官方规定的“预制菜”范围了。

这大大违反了一般消费者的常识。为照顾这种情绪而特意规定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容易把食品工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搞成一场文字游戏。

正本清源地看,现代食品工业的两大基石,一个是防腐剂,一个是冷链物流系统;没有这两个东西,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也就没有现代大城市。

关键的问题是,你怎么保证你所使用的防腐剂是安全的?你怎么让公众在观念上让福尔马林与食品防腐剂脱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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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制菜工厂(图/CFP)

第二,以次充好的食材。

中国饮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食材通常会切得比较细碎,做熟之后,不易看到原初模样和色质,这给无良商家留下了干坏事的空间。

预制菜被反感的一大领域是学生餐饮。数年前发生过几起家长发现学生食堂里的原材料腐败变质和生芽的案例,经过严厉整治和防范,这种丑闻最近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家长内心怎么想,不得而知。

客观而言,如果商家存心不良,预制菜的制作过程中,食材以次充好有大量机会。食材不新鲜,加大香料的投放力度;食材有腐败,把腐败的部分挖掉用好的部分;保质期快到了,可以修改一下,重新上市……这些问题,谁发现得了?

以次充好的食材的确不会一次性吃死人,除了批评教育道德谴责和罚款,还能怎样?但长久食用,难免不会危及健康,约略等于慢性杀人。但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个介于良心与法律之间,严刑峻法未必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营养性问题。

肉类和其他蔬食制作好之后不及时使用,营养肯定会流失,甚至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有害物质。这是现代营养学的基本常识。

问题在于,一种预制菜在多少天之内,营养成分流失多少。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研究,即便有,至少没有公开宣讲,更没有商家主动把营养流失状况标注在包装上。这只能深表遗憾。

不过话说回来,预制菜的出现,本身就是快节奏城市生活的产物。菜肴不预制,吃一餐饭花的时间,恐怕会成倍增加。在时间成本和营养损失之间,你选择哪一个?

既要又要还要的辩证法,是不存在的,这需要观念的转变。

03 消费者需不需要有知情权?

餐饮业是中国最市场化的行业之一,消费者具有最大的选择权用脚投票。既已如此,消费者是否可以对餐馆的预制菜售卖情况享有知情权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首要问题还是定义不统一。比如按照民间对预制菜的定义,西贝卖的是预制菜;但按照官方对预制菜的定义,西贝卖的就不是预制菜。按日本或欧美的定义,它是预制菜;按中国的看法,它不是预制菜。同样一个东西,既是A又不是A,知了这个情,有什么意义?还不照样在舆论场打架斗殴?

其次,既然公众普遍不相信“预制菜”,各方定义也不相同,也就说明,大家说的不是“预制菜”,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比如消费欺诈,比如食品安全,等等。治理这些问题,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备,关键是执行,另立新规,无谓消耗有限的司法资源。

再次,鉴于“预制菜”在中国大陆名声不好,就像这一回,罗永浩和西贝老板贾国龙这两个人看上去吵得凶,但是,在“预制菜是坏的”这个问题上,双方很显然达成了高度共识。

现在很多餐馆已经在招牌上明示“本店不提供预制菜”之类的信息,这是市场自发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充分的市场竞争会自发净化市场。但问题是,当店家和消费者对何谓预制菜的理解不一致的时候,是否会引发冲突?

毋庸置疑,预制菜引发的争论,主要来自于食品安全引发的焦虑。食品安全无虞,谁还有闲工夫去关注预制菜的问题?而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妖魔化预制菜,根本无助于食品安全的保障。

建设性意见|有了知情权,你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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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有了知情权,你能做出符合自己利益的选择吗?
作者:项栋梁
发表日期:2025.9.14
来源: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
主题归类:预制菜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这几天网上掀起了一场轰轰烈烈的知情权运动,消费者积怨已久,群情激愤,要求餐厅标注清楚是否使用了预制菜。

作为一贯倡导公民权利的博主,看到这一幕是很欣慰的。总体来说,关系到公共利益的领域还是透明一些更有保障,有知情权比能在鼓里更好。

不过呢,我也想提醒一下读者朋友们,知情权的实现并不是只有在标签上注明这一种方式,在标签上注明也不一定是最好的让消费者知情的方式。

不信?咱们来做几个测试。

比如食用油,不同来源,不同压榨方式生产的油对健康有影响吧?餐厅炒菜用的什么油,是不是保障消费者知情权标注出来比较好?

测试一:

两盘辣椒炒肉,分别用的是大工厂化学浸出法生产的花生油和王大爷古法压榨的浓香花生油,你选哪一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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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特别怕死,我会选大工厂化学浸出法生产的花生油。

因为土榨工艺温度控制不当可能产生有毒致癌物质苯并芘,更高概率会黄曲霉素超标(有大量抽检实例),而大工厂生产花生油会有专门的工艺流程去除一级致癌物黄曲霉素。

再比如鸡肉,不同养殖方式,不同产地的鸡,肯定还是有差别的,对健康也是有影响的对吧?鸡的养殖方式与产地如果标注出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会更好吧?

测试二:

两锅鸡汤,一个锅里炖的是山东莱阳某大型养殖场60天出栏的肉鸡,另一锅炖的是广东汕头贵屿镇散养180天的土鸡,你选哪一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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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特别怕死,二选一的话我肯定会选择60天出栏的肉鸡,而不是散养土鸡。

因为汕头贵屿镇是全球最大的电力垃圾处理集散地,这里的重金属和有毒化学试剂我完全不想沾染一点点,而散养土鸡是集大成者。

再比如海鲜,不同的生产和储存方式肯定还是有差别的,对健康和口味也是有影响的对吧?如果要求把这些标注出来,保障消费者的知情权会更好吧?

测试三:

两份三文鱼刺身,一份是零下20度冷冻一年后解冻出来的,一份是4度冷鲜保存2天空运来,你选哪一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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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这人特别怕死,我会选经过零下20度冷冻的三文鱼。

因为三文鱼可能含有异尖线虫等寄生虫和虫卵,有可能感染人体,正确处理方法是零下20度冷冻7天以上或零下35度冷冻15小时以上,才能彻底杀灭寄生虫和虫卵。实际上我们吃到的正经挪威三文鱼三文鱼都是冷冻后船运到中国,经几个月甚至一年的冷链流转才到餐桌上的。因为油脂丰富,冷冻后如果能低温缓冻,可以九成九地还原生鲜风味。

再比如酸奶,不同的配方可能会影响酸奶的品质,肯定是标注出来更能保护好大家的健康对不对?实际上当前的酸奶国标也是这么规定的,很好地保障了大家的知情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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测试四:

有几种酸奶,都是6元一瓶,分别是某进口品牌原味酸奶,某国产大品牌黄桃果粒酸奶,某国产本地品牌老酸奶,某国产大品牌酸牛乳。仅从健康角度考虑,你会选哪一种?

A.进口品牌原味酸奶

B.国产大牌黄桃果粒酸奶

C.国产本地品牌老酸奶

D.国产大品牌酸牛乳

我这人喝酸奶主要是想获取其中的优质蛋白,同时尽量避免添加的糖类,我会选最后一种国产大品牌酸牛乳。

因为产品分类为酸牛乳或酸牛奶的,才是真正意义上执行酸奶国标的纯酸奶,其他几种都属于风味酸奶,是允许添加糖类、增稠剂和其他成分的,蛋白质含量要求也更低。

是的,原味酸奶和老酸奶也是风味酸奶,它可以加糖、加增稠剂,而果粒酸奶看起来健康,实际上维生素几乎为零,还会额外引入大量蔗糖。

嗯,做了四道题,是不是咂摸出点味道来了?食品行业很多健康真相都是反直觉、反经验的。消费者想要通过消费选择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不仅需要明确标注信息的知情权,还需要有支撑选择的知识,知其然更要知其所以然。

在社会公众普遍对某个领域的知识存在错误认知的时候,空有知情权并不能很好地保障大家的健康,甚至可能会让商家合法地利用某些顺应直觉的概念来误导消费者。

土榨油、散养鸡、冷鲜三文鱼、原味酸奶,都是长期以来误导消费者的概念,有的是被法规要求强制标注,有的是商家主动标注,但事实上都形成了不利于消费者健康的结果。

当然,以上案例并不能推导出知情权有害消费者健康的结论,很多时候,食品标签的标注是有必要且有利于消费者健康的。

我想表达的是,知情权的实现是一个综合工程,标注是一种常见方式,但并不一定是最合适的方式,也不一定能起到好的效果。

最后再来一道综合测试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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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上菜单,你认为符合博主的描述吗?江西小炒食材都是新鲜的吗?

我可以负责任地告诉大家,就这家江西小炒的菜单里面:

牛腩、黄豆、鸡脚、肥肠、牛肚这几样,一定是提前批量烧煮好了冻起来或者采用预制菜包。这些食材的烹煮时间都在20分钟以上,有的甚至要一小时以上才好,不可能等客人下单了才从生料开始制作的。爆炒也不行。

然后,这家店里的鲈鱼、花蟹、鱿鱼须、基围虾、鸭杂一定是冻货。因为这家店完全没有海鲜池,不可能养殖活鱼活蟹,其价格也支撑不了活鱼活蟹。至于鱿鱼,市场上几乎就不存在鲜活的,只有水发干鱿鱼和冻品鱿鱼的区别。

江西小炒的魅力在于大火爆炒,在于人间烟火,食材新鲜是谈不上的,没有预制工艺和冷冻产品也是不可能。

再粉碎一个滤镜,这类爆炒小店为了鲜香口味,一定会用到复合调味料,没有防腐剂、食品添加剂是不可能的。当然,这些都是合法的,适量使用也并不危害健康。

最后分享一点建设性意见:

喊口号很容易,保护自己和家人的健康还是建议多学一些可靠的知识。

旧闻评论|老罗会让更多人吃上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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西贝这件事,只从舆论角度只能得出道德上的结论,因为道德的各执一词,所以很难看清楚。迄今为止,人们陷入了跟随罗永浩打贾国龙、骂西贝的队伍中,让所有人都超越这种激化情绪很难,但有些人可以想想:这场舆论究竟带来了什么效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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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老罗会让更多人吃上预制菜
作者:照相的宋师傅
发表日期:2025.9.15
来源:微信公众号“旧闻评论”
主题归类: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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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这个效果不是西贝宣布儿童餐的热销菜品改作西门店现炒,而是预制菜的民意基础从一年前的大部分反对或犹疑,变成了现在的“我不反对预制菜”“又好又便宜的预制菜”。这种对人意识的改造,以及对特定观点的植入,老罗是首当其功的。

这场争议中,一个被包装出来的论点是:预制菜定义模糊。很多人将这个伪命题当作思考或参与本次舆论的起点,进而得出的种种看似具有公共价值的推断——主要是预制菜该在餐饮行业透明化——很可能被当枪使,用来服务隐秘的目标。

关于预制菜的完整定义,去年3月份就已经由六部委的一份《通知》给出。顺便说一下,这份简略的预制菜监管法规意味深长,他与贾国龙言之凿凿的“西贝没有预制菜”是互文的。也就是说,以这份政策文件为依据,贾国龙那样说并无问题。

贾国龙说了许多在公关层面欠妥当的话,与贾国龙依据现行规定、主管部门的定性、行业协会的实操,自认为西贝没使用预制菜是两回事。有理性思考的人自然能分得清这个区别。但从实现某种舆论效果看,无视《通知》对预制菜的定义是必要的。

《通知》主要从预制工艺的角度定义预制菜,还使用列举法确定预制菜范围。其中,将馒头包子等主食排除在预制菜之外,同时用国家市监总局的发言,将连锁餐饮企业的中央厨房的出品划出预制菜。贾国龙说西贝中央厨房是预制工艺不是预制菜,逻辑是这个。

提醒注意的是,当这跟《通知》一年前下发时,被认为是对预制菜的合法化确认,舆论反响并不好。预制菜实际上是“悄悄地干活”,在公开议论的视线外迅猛发展。可一年后,人们对预制菜从担忧到迎合,这种突飞猛进的立场软化,老罗付出了最大贡献。

正在群情激愤斗西贝的酣然时刻,第一财经报道,国家卫健委主导的预制菜食安新标准草案过审,说即将征求社会意见。草案具体内容不详,只说是统一了预制菜定义,强制餐馆明示云云。不是早有定义嘛,有什么要统一的呢?这是不是太巧合?

对新国标来说,为什么在餐馆这个环节明示预制菜很重要?有人会说知情权和选择权,这“两权”当然重要,可假如预制菜席卷餐馆,强调“两权”是否太矫情?进一步的揣测是:餐馆明示对预制菜产业有什么影响?对餐馆本身又有什么影响?

那些抨击西贝使用预制菜且不予明示、价格昂贵的人,在罗永浩的号召下,成了新国标的舆论先导,并且传播了“预制菜必须便宜”的社会印象。除了为浩神再塑不败金身,这种舆论对谁有利?对吹响集结号的预制菜厂商有利,还是对贾国龙这些餐饮老板有利?

那些抨击西贝、嘲笑贾国龙的人不一定意识到,他们正在为更大规模的预制菜推广铺路,而他们想要现炒菜、想要物美价廉预制菜,想要菜单明示,能在改名后的预制菜统治下得以实现吗?只有天知道,那些跟随老罗讴歌预制菜的人,不知道迎来的会是什么。

有没有人意识到,对餐饮企业中央厨房模式,即将成为旧规的《通知》是未明确地位的,仅仅口头认定不纳入预制菜范围,像是有意做了特殊化对待。问题是,为什么要让显而易见的中央厨房游离在旧规之外?假如新规统一将其纳入预制菜范围,利益格局会如何?

所以,姑且不论罗永浩的动机如何,他对西贝发动的打击以及激发的群体情绪,在效果上恰恰是政府公关与观念塑造的完美结合:为新国标顺利诞生缓和立法抵触,为新的利益格局的某一方预备先发优势,为预制菜的新世界扫平大众惊恐心态。

讽刺的是,贾国龙正在为让更多人吃上现炒菜而努力,而不远的将来,老罗让更多人吃上预制菜的努力也将成为现实。所有人都在挖苦西贝的公关失败,想要为贾国龙支招,可他们对自身卷入的另一重公关漩涡却无知无觉,“普信人”的肉身入局之叹,无外乎此。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竹不倒 |换个普通人给差评,西贝就不是致歉,而是起诉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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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换个普通人给差评,西贝就不是致歉,而是起诉了
作者:竹不倒
发表日期:2025.9.15
来源:微信公众号“竹不倒”
主题归类: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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刚刚瞄了眼西贝的致歉信,没看到诚意,只看到些伪善。

要真是诚心致歉,为什么不在问题刚被消费者指出来的时候致歉。

形象点描述就是,一把刀抵着你的脖子让你喊“承认错误”,刀成功了!

可如果不是有把刀抵在那里呢?

换句话讲:如果指责西贝大部分用的都是预制菜,而且又贵又难吃的不是罗永浩,而是一个普通人呢?

大概率剧情会在“西贝起诉”的那一集直接结束,而非现在这么洋洋洒洒一大篇“致歉信”,要如何如何改变之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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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的人原本就比较讨厌罗永浩,再加上胖东来也帮西贝说话,于是这次事件发生后,讽刺老罗“为蹭流量”,如何如何。

但事实摆在那里,其实很简单。老罗干了什么?花钱吃了顿饭,然后吐槽了一句:发现几乎全都是预制菜,还那么贵,实在是太恶心了。

这顶多就是消费者消费完之后,给商家打了个差评。

就这,结果商家要起诉顾客,即西贝的老板贾国龙来了一句:“我们一定会起诉罗永浩”。

这是什么意思?烂还不让说了吗?说了还要被起诉?

于是,闹剧上演,大量网民力挺罗永浩,还有大量在冷笑着看戏。

可我要说一句,您先别冷笑,别说什么狗咬狗之类的话,这种时候人们应该多些站在罗永浩那边,因为大家“消费者的身份和权益”,应当是相同的。

如果这次罗永浩“没赢”,那么以后换成普通老百姓来当那个“消费者”,还能打差评吗?

你打一个差评,大一点的商家就要起诉你。这要是更大一点的商家,你猜会怎样?

比如不是餐饮,换成手机、汽车、药酒之类,会如何。这一点,90%脑子正常的人都深知答案。

事实上,罗永浩和西贝这次的矛盾可以算得上相当中规中矩了。罗永浩无非就是说预制菜不好吃,非要说他还有话外之音的话,那便是“方便面你就卖方便面的价格,别挂个手拉拉面的名头,价格翻了几十倍。那与诈骗何异?”

这要求和评价,显然一点也不过分。

可即便这点要求和评价,有些人都接受不了。

这是目前餐饮市场上极其严重的积弊沉疴,一些商家、甚至不是“一些”而是“很多”,很多商家明明给你蒸预制菜吃,还不告诉你。不仅不告诉你,卖得还死贵死贵。

之前去沙县小吃吃了一碗香菇滑鸡,偷摸瞄到厨师把预制菜包丢进了沸水里。网上卖二十块钱好几包的东西,他当新鲜的卖给你,20块钱一份。

更讽刺的是,这种现象,比比皆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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今天西贝的“致歉信”发布后,罗永浩的回应也非常快:顾客虐你什么了?顾客都被你们打成网络黑社会了,谁虐谁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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别看老罗这段话很随意,其实意思已经巧妙的表达出来了,预制菜和非预制菜的税率相差有一倍之多,也就是说,用非预制菜的名头给顾客吃“预制菜”,不仅是在顾客身上挣更多的钱,还包括税率上。

并且,老罗这段话第一句的意思就是“道歉是无诚意的,也改变不了犯错的事实”。贾国龙的傲慢大家都看在眼里,用预制菜忽悠了别人那么多钱,现在一波三折,被刀架在脖子上了,被迫无奈道个歉,居然还表现出自己很委屈的样子,该委屈的究竟是谁?

所以别看西贝道歉了,下一次换个普通人去指责、点评他们,不引起舆论可能还好,如果引起了舆论,起诉仍旧是第一步。

这种可怕的现象,早就应该受到关注和清理了。但事实是,它们一直存在,进而也导致人们只不过对一些品牌进行评价,也需要无比晦涩的言语。

没办法,因为普通老百姓没有罗永浩那样的名人效应,“胡乱”评价,可能就是被起诉,甚至带去牢狱之灾。

读宋史的赵大胖|不要在认错的时候硬给自己找面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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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不要在认错的时候硬给自己找面子
作者:龅牙赵
发表日期:2025.9.15
来源:微信公众号“读宋史的赵大胖”
主题归类: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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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身边很多人都缺乏一种认错的基本精神,当然,我在书上看见的很多人,也同样缺乏。

这种基本精神,就是“诚诚恳恳地认错”,至少要表现得诚诚恳恳,不要在你的措辞里或者神态里,表现得自己很不服气的样子,非要用这样的态度给自己找回一点面子。

比如宋钦宗。在金国东路军统帅斡离不围城一个月,带着五十多万两黄金、一千四百多万两白银、一千万匹彩绢、数量庞大的玉器珠宝离开之后,宋钦宗发给百姓的手诏里面,非要说“金人犯顺”,也就是“老子爷俩干得好好的,金国这个黑社会非要来砍我一刀”,完全不顾当初宋徽宗在辽金之间首鼠两端的时候是如何调戏金国的。

又比如《水浒传》里面的李逵,因为砍死了小衙内毁掉了朱仝的前程,给他道歉的时候非要加一句“我不是怕你,是公明哥哥逼我道歉”。

02

这两种思路都很有意思,宋钦宗是知道自己错了,但是害怕在自己的手下面前丢了面子,导致皇位不稳当,所以一定要用一句话来找补一下。

至于李逵,我觉得在他的价值观里,砍死一个小孩儿根本就不是什么错,他完全没错,不但没错反而还有功劳,他忠实执行了哥哥的策略,为梁山争取到了一条好汉,而且还满足了自己杀人欲望,简直是一举三得。他要道歉,完全是因为怕哥哥生气。

所以,你仔细看看身边的很多人,在给人道歉的时候,总是喜欢说“好好好,就算我错了”“是是是,我今天怕了你”“行行行,我给你道歉”,这些话一出来,往往就是下一步矛盾的加深:“什么叫就算你错了?本来就是你错了。”

就像那个餐馆老板一样,道歉就道歉,非要加一句“顾客虐我千百遍,我待顾客如初恋”。

且不说这句话几乎就是上个世纪末的流行语了,都快要归类到“古汉语”类型了。

咱就说,顾客来你这里吃饭,怎么就是“虐你千百遍”了?非得让顾客自己去操作微波炉、电磁炉做饭,做完还得把桌子收拾了,碗筷洗干净了,这才不算虐吗?

03

我虽然喜欢做菜,但是坦白地说,我对于国家预制菜的标准并不了解,我也不知道一包塑料袋装着的鸡汤算不算预制菜。

不过这些问题对我来说不重要,因为从我个人的经验来说,我平常在其他饭馆吃的东西,也不一定比这包塑料袋装着的鸡汤更干净和安全——营养这个问题我就不讨论了,我现在在降体重,营养越少我越开心。

从当下的情况来看,应该是会出台一个相对比较清晰的标准了,至少是普通消费者能够看明白的标准了。

但是,我今天就能看明白的问题是,这个认错是不真诚的,心里是不服气的,所以一定要在认错的文案里面像宋钦宗一样找点措辞来给自己挣面子的。

这种道歉,跟宋钦宗和李逵一样,更大的一份动力,是害怕了。

至于害怕什么,我说不准,也不想猜。

04

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发现一个规律,就是有些道歉的时候要给自己找面子的人,他往往是干道歉,不改正。

注意啊,我说的是有些,不是全部。比如说宋钦宗,他道歉以后,还是跟自己的爹一样,试图在金国这里“游刃有余”,以太原中山河间三镇为筹码,跟金太宗比谁的心眼多,既要又要还要。

再比如李逵,他道歉以后,依然喜欢抡着斧头乱砍,把扈三娘一家砍得只剩两个活人,把谈恋爱的小年轻砍成几大块。

为什么?因为他们是觉得怕了,不是知道错了。

知道错的人,他是真明白这事儿不能干,自己都会敲打自己。

但是觉得怕的人,只要危险一解除,他马上就支棱起来了,爱谁谁吧,李逵来了也得给老子去厨房剁冰冻羊腿。

至于万一李逵真的来了怎么办,先不管,大不了又道歉嘛,不信你看宋钦宗后来写给金国的各种国书,语气那叫一个卑微,态度那叫一个诚恳,一句阴阳怪气都没有,你说奇怪不奇怪吧。

05

我很年轻的时候看过一个文艺作品(一般我这么说就是想不起来到底是电视剧还是小品还是相声了),就讽刺的有些人,说话喜欢“补一句”,把一些明明已经解决的矛盾,重新给挑动起来。

比如说给人道歉之后,别人都已经消消气走了,他非要补一句:“遇上这么个人,真TMD倒霉。”结果对方听见了,回过头来又干起仗来。

我当时没什么社会阅历,看的时候光顾着笑了,后来遇到的事情多了,才慢慢想起这些细节来,觉得真是人生的一盏明灯。

事情做错了,或者自己决定认错了,那就干干净净认个错,及时止损,不要顾及什么沉没成本,也不要顾及自己那个本来就不怎么多的所谓面子,把问题和危机消灭在眼前,避免让它继续恶化。

不要夹枪带棒,不要皮里阳秋,及时止损多好,何必非要把自己一步一步往火炉子边上推呢?

认错不丢人,被人反复揍得满脸花、还得一遍一遍认错,那才叫丢人。

谷雨实验室|除了是曾孝濂的妻子,张赞英还是她自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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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除了是曾孝濂的妻子,张赞英还是她自己
作者:肖薇薇
发表日期:2025.9.14
来源:谷雨实验室
主题归类:女权主义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张赞英,更广为人知的身份是中国顶尖的博物画家曾孝濂的妻子。去年9月,在视频访谈节目《十三邀》,曾孝濂获得了极高的人气,而出乎意料地,他的妻子张赞英第一次被卷入舆论漩涡的中心,她与主持人许知远的一段对谈出圈了。当她谈起自己的婚姻与一生,谈起岁月的蹉跎与不甘,她掩面而泣。

许知远:您觉得曾老师他身上最吸引您的是什么?

张赞英:我除了喜欢他的画以外,我觉得他没有什么可吸引我的(笑)。

许知远:那下辈子碰到曾老师还跟他过吗?

张赞英:不过,绝对不过。你说我这辈子困在这个地方,我想走哪儿走不了,就困死在这个地方了。

这段27分钟的访谈,意外踩中了观众的情绪,引发前所未有的讨论热度。一开始是网友惊喜于一位女性的勇敢表达,舆论发酵之下,很快撕裂成无数立场。张赞英被扣上“家庭妇女”“米虫”“失去自我”的帽子,网友怒其不争,曾孝濂则是“吸血虫”。一些人将她的眼泪和对于岁月蹉跎的指控,全数指向婚姻,特别是她的丈夫曾孝濂。除了善意的关注,坚硬的正义感,当下的年轻人已经很难理解老一辈的婚姻模式。

如何理解这段维系了57年的婚姻?故事开始于动荡的年代,两个边缘人的相依相靠,他们用自己的小家抗衡世界的崩塌。后来情况慢慢变好,画家暮年成名,她退居家庭,作为画家背后的妻子。

他和她的婚姻稳固,称得上相濡以沫,但张赞英的眼泪和遗憾也是真的。对于丈夫曾孝濂,参与完成的126册墨绿封皮《中国植物志》绘图和数不清的植物画是他一生的注脚,而张赞英呢?除了自己的工作,她年复一年承担着“第二份班”——家务,照料家人。作为职业女性和妻子的困境,几乎贯穿她这一生。

当我们以张赞英为第一视角回望这一切,我们看到了一个女人的努力与无力,那些将她抛入命运低谷的力量和观念,以及时代的蹉跎。如果夫妻之间,注定一方付出更多,那么两个人的结合就像一场博弈。但事实当然不只是这样,完满难有,遗憾常在,走过漫长的岁月,最后剩下的都是关于陪伴的细节。

画家的妻子

张赞英今年80岁了,在傍晚的中国科学院昆明植物研究所(简称“昆明植物所”),你很可能偶遇她,正出神地盯着一棵树,一片叶子,抑或一朵刚开的花,身旁是她的丈夫曾孝濂。张赞英看起来比实际年龄显得年轻,灰白发微卷,一张苹果脸圆圆的,戴一幅银框眼镜,颇有知识分子风范。她个子不高,讲话中气十足,一口标准的北方普通话。

不时有路人认出二老,上前打招呼,多是昆明植物所的后辈、学生,还有来参观的游客,慕名而来的年轻画家。去年《十三邀》节目播出后,经常有人先认出“张老师”了。往往张赞英还未反应过来,陌生的面孔已经雀跃着小跑过来,激动地握住她的手,语速飞快地表达,“太喜欢您了,您就像我的妈妈和奶奶,她们……”

张赞英注视着对方的眼睛,眼神含笑,耐心、温柔地听完,说,谢谢你的喜欢。她遇到过最热情的粉丝,是一位中年男人,问她,“我可以喊你一声妈妈吗?”这吓了她一跳,连忙摆手,语无伦次地拒绝。

更多是困惑,张赞英自觉和年轻的观众间隔了大半个世纪,跨越时间的鸿沟,“我不知道,我哪点影响到他们了”。

而谈起一度甚嚣尘上的网络舆论,“这是天大的误会。”张赞英说,她想解释,却无从说起。她请后辈帮着注册账户,署名“张赞英”,在评论区留言,她解释,自己有工作,而非“家庭妇女”,她的眼泪也并非因丈夫而起,而是那个时代。她打字很慢,经常写完一大段发送后,淹没在了海量评论里,就像一滴水投入大海。

还有很多人鼓励她“出走”,离开这段婚姻,推荐她去看“勇敢出走的苏敏阿姨”。她真的去搜了,“但是我没有被家暴,也没有失去自我,我要出走去哪里?”她很不解。那段时间,她每天看评论到深夜,直到眼睛干疼,视线变得模糊才放下平板。

刷到有意思的帖子,张赞英读给正在画画的丈夫,有的是骂曾孝濂的,“你不就是一个画画的嘛,你以为你多了不起吗?”曾孝濂听完哈哈大笑,继续手里的画。还有很多长文章分析两人权力关系,牺牲与付出,曾孝濂听得入神,末了点评道,“写得很认真,像写了篇论文。”丈夫的反应宽慰了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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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英在曾孝濂画展上

舆论最盛的那段时期,正值曾孝濂的自传出版,张赞英感受到极大的压力,“人多的地方不敢去,一波一波的人认出我”。一位老同事将链接分享到退休职工群里,没有人多说什么,但她知道,她成为了很多人的话题。

长年与曾孝濂合作的出版社编辑联系张赞英,想给她出一本回忆录,讲一讲她和丈夫这一生。张赞英本来没有动心, “我这一生的经历有必要写下来吗?这一生太普通了。”

编辑试图说服她,“你之前的话成了一把攻击曾老师的矛,刺向他。”这句话让张赞英上了心,她问及丈夫对他的影响,曾孝濂摆摆手,他说,不必介怀。张赞英却始终放不下,她难得失眠了,感受到舆论的失控,甚至超出了她所能理解的范围。舆论汹涌,人言可畏,这是两位八旬老人经历的一次深刻的互联网教育。

两个边缘人

去年和今年,都有人问她,你是丈夫的附属品吗?张赞英苦笑,“我不觉得我是附属品(笑)”。

张赞英18岁只身来到昆明植物园,那是1963年。植物园还不向公众开放,属于昆明植物所,为科研服务。

她是植物园的工人,也是“家庭成分不好的外省人”。张赞英出生在1945年的北京,父亲是一家公私合营企业经理,1957年反右运动,她的父亲被错划为右派。1959年,昆明军区国防文工团为筹拍电影《勐垅沙》招募文艺兵,在北京招人,上初二的她通过了考试,来了昆明。在部队待了短短一年,因为阑尾炎手术后感染引发肠粘连,无法练功和文艺汇演,她被调去云南人民广播电台当了播音员,三年后机构精简,她被分配到了昆明植物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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年轻时的张赞英在植物园劳动

张赞英的工作从磨镰刀开始,割草、挑担、挖地、施肥、还要拉车。尖刀草的根扎得很深,割不断,几锄头挖下去,才能挖断缠绕的根系。一天下来,体力到了极限,只剩麻木的感觉。下了工,她得仔仔细细洗手指缝里的泥土,双手总有血口。长期劳作,她的手指关节都变形了,双手粗粝,肩膀被扁担磨破,血与脓粘在衣服上。

最磨人的是挑粪。一车一车的大粪运来,她和工人们一起用桶挑到林子,浇在一条条的树塘里,给茶花树施肥。老师傅直接舀起大粪泼到土堆上,喊她筛土,土和着粪扬起来,呛得简直喘不上气。她戴上口罩,老师傅骂她娇气,说要汇报给组织。

她经常一个人待着,因为身份敏感以及身上洗不去的大粪的味道。“我不希望这种臭味让别人闻到,让别人感觉到讨厌。”这几乎是关乎自尊的逃避。植物园里工人大都来自周边农村,说云南方言,她听不懂,也没人与她说话。

直到遇到另一个独行者曾孝濂。他是云南人,比她大六岁,高中毕业后,因为父亲牵涉历史问题没能进入大学,1958年被当时的副所长、植物学家蔡希陶破格招录进昆明植物所,分配到绘图组做见习员,半工半读,学习植物科学画。

在昆明植物所,他们都是边缘人,曾孝濂自称“自由的群众”,没有组织,更没有几个朋友。“我是以所为家,他也是以所为家。”张赞英说。

那是一个沉默的年代。只有在曾孝濂工作的标本馆和单人宿舍,没有三六九等的成分,他们不谈出身与家庭,难得能放松、自由地交谈,喝一杯白开水。

但“武斗”兴起了,昆明植物所的山上不时传来爆炸的声音。出于安全考虑,所里允许职工回家暂避。研究所人去楼空,张赞英匆忙回了北京,曾孝濂作为植物画师,还在西双版纳的原始森林出差,完成代号“523”的特别国家任务,寻找治疗疟疾的中草药。

张赞英记着曾孝濂无家可回,她留了一封信,写下北京家里的地址,还有一句,“必要时可以去找我。”很快,曾孝濂任务提前结束,他坐火车去了北京,一个多月后,得到张赞英家里默许,俩人返回昆明,决定结婚。

“没有想过更多的事情,只是为了互相照应。”张赞英回忆。

1968年3月25日,一个很平常的日子,他们和所里另外两对年轻同事步行到山下公社办理了结婚登记手续,来回走了三个多小时。所里仓促腾出一间空宿舍,两张单人床并在一起,两人的行李卷凑在一起。曾孝濂托人买了点可可粉和白糖,同事来祝贺,就给客人冲上一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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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68年,张赞英和曾孝濂在北京

没有世俗意义上新婚的喜悦与甜蜜,政治运动很快再次波及到她和丈夫。1969年开春,曾孝濂被下令写检讨,张赞英成为批斗对象,她当时怀孕四个多月。

张赞英记得,批斗会在昆明植物园会议室开,她被要求检举丈夫和几位同事的言行。一屋子人批斗她,她先是被要求跪到桌子上,等她从桌子上下来,造反派里一位大姐突然起身狠狠地踢了她的肚子。旁边人拉住她提醒,她(张赞英)有娃娃了。踢她肚子的人说,“有娃娃咋了,生下来还不是个黑崽子。”

张赞英痛得蜷缩起来,那几个人见状放过了她。张赞英缓过来,没有回宿舍,而是往山下黑龙潭走,原本打算跳湖。“太受侮辱。”张赞英说,但一想到孩子,“孩子无罪无错,我一死,一切就都说不清了。”她就这样坐在湖边,一直到天黑,曾孝濂找来,两人恍若劫后余生。

后来经历先兆流产保胎,生产时缺氧难产,孩子生下来全身青紫,落下手抖的毛病。张赞英无法不想到肚子被踢的那个下午。在《十三邀》里,也是提及此事,她流下眼泪。

曾孝濂还是不时被批判,被要求写检查。开春天冷,张赞英背着孩子在植物园四处走,冻僵了才回到屋里,暖和了又出去,留给他清静的空间。形势缓和后,她扛着锄头去劳动,被一株不认识的花吸引,它的花很亮,花瓣很薄,就像蝴蝶的翅膀。守门的老师傅告诉她,这是罂粟。张赞英深深地吸了一口气,“它不是特意为我开的,但我依然被它的美感染。”

她给自己提要求,要认识园区里的植物,包括杂草,“干植物园这个工作,不认识植物不行的呀。”后来每次路过门房,老师傅都会考她,“你认识几种植物了?”“今天见到了辣子草。”张赞英回他,辣子草的学名是牛膝菊。

在这样动荡的年代里,她熟识了园区里很多植物,最主要就是茶花。她从不认为时代的车轮将止步于此。

直到1978年冬天,张赞英孕期被踢的事情终于有了结果。所里通知她,要对踢她肚子的人记大过处分,希望她在大会上发言,“这件事情就算了了”。张赞英当时在北京林学院林业系读书,给丈夫写信,她不想回来,她不能原谅这个人。

曾孝濂回信,踢她肚子的那个人,丈夫因工作意外去世,她独自带着三个孩子生活,也不容易,受了处分,事情就算是过去了。我问起这段历史,曾孝濂说,在历史潮流面前,每个人只是一粒沙子,沧海一粟,那时代过去了,就让它过去吧,“最困难的时期,我们熬过来了。”他也这样劝慰妻子,“从自己内心来说,我们是仰不负天,俯不负人,自自在在,坦坦荡荡的就行。”

张赞英收到信,没有正面回答他。这是他们对于时代问题唯一的分歧。张赞英说,她理解丈夫,同在一个单位,低头不见抬头见,得饶人处且饶人,但这件事留下的伤痛太具体了,她无法忘记,无法原谅。

家务真真就是无效劳动

在一次西双版纳做讲座时,年轻女生们将困惑抛给张赞英,她们和伴侣主要的矛盾都发生在家务上,“谁都不愿意做”。“家务真真就是无效劳动。”张赞英说,“没有人想干,那没办法,就得我干。”

结婚后,她和丈夫住在所里的宿舍,门外一条长长的走廊,做饭都在走廊里,一开始烧柴,后来烧煤。门对着门住着同事,稍微大点声说话,隔壁、对面都能听见。宿舍外有三个水龙头,供一栋楼的人淘米洗菜、洗衣服,早晚都得排队,上厕所得走到坡下。

不能画画的日子,曾孝濂自学做家具。他去村里买木板,自己设计,打了衣柜、沙发、板凳,一张吃饭桌和一张书桌,张赞英就在吃饭桌旁补衣服。那时植物园外只有山林,入夜后一片黑寂,零星有几盏村里人家的灯。“文革”结束后,儿子上初中了,他们才从集体宿舍,搬到昆明植物所旁边家属院一套两室一厅。

这是他们工作生活了一辈子的地方,但两人的感受并不一样。

年轻时,曾孝濂一度以为人生不再有任何可能性,直到收到昆明植物所的录取通知书。绘画是他的工作,也不仅仅是工作,他痴迷于钻研画法,哪怕“文革”期间工作暂停,也从未真正撂下画笔。

“他没有下班时间的。”张赞英说,而她同样没有下班时间,回家还有“第二轮班”——她主动揽过去绝大部分的家务,照料孩子。“我的工作可以搁一搁,他的(工作)是不能够耽搁的。”

这是两人婚姻里的默契与共识,尽可能保证曾孝濂画画的时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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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英日复一日做着那些家务。上午和下午劳动中间能休息半个钟头,她快走回家,赶回去劈点柴火,烧火备菜煮饭,走的时候熄火,一下班,饭已经焖熟了。

在上世纪六七十年代,光是安排一家人吃饭的事情,就足够费脑细胞了。粮食是定量的大米混着蚕豆、玉米和面粉,敞开吃肯定是不够的,她得盘算着怎么才能撑过这个月。

周日也不得闲。儿子写作业,曾孝濂要画画,她一大早上得去赶集采买。等到下午四点,他们都忙完了,一家人上山,丈夫写生,儿子认认植物。张赞英想着在山上找点柴火,她心里总是记挂着家里的事情。

她每一天都过得兵荒马乱。可哪怕这样,她依然觉得自己做得不够好,“不如人”,她佩服所里其他的妻子们,家里家外一手抓,干活利索,有条不紊, “太能干了”。

如同西西弗斯推石头,循环往复。那个时代的夫妻好像都是这样过的,“男主外,女主内”。一进家门,家务事就自动归家里的女人了。

世俗的偏见是很难打破的。张赞英记得,有一天清晨在公共洗漱的地方,她和当时所里一位男领导打了个照面,平时早上去厕所倒痰盂的总是女人们。他特意赶早,提着一个痰盂过来,见到张赞英才尴尬地笑了笑,张赞英也笑笑。此后她再也没有见过这位领导倒痰盂了,“男的做点家务事,好像觉得不太好意思。”

尽管大家似乎都忽视了,女人同样要上班。

张赞英每年也要去野外出差,那时,曾孝濂就接过家务。等她回来,一进家门,俩人打上照面,孩子被照顾得还不错,只是曾孝濂夹起画册就往外走,“家里的事情还给你了。”他要把这段耽误的时间,找补回来。

生活的惯性一直持续到了2025年。张赞英难免操心更多,性子更急,显得絮絮叨叨,而曾孝濂很少回嘴,有条不紊。

张赞英有时来气,数落一旁气定神闲的丈夫,喝完水能不能把杯子、餐具顺手收到厨房?喊他吃饭更是要喊好几次,他才从画纸里抬头。

“她会发点牢骚,骂我(加班)不回家,孩子有什么事我都不管,她忙不过来了。”曾孝濂也笑,“我也知道自己做得过分了,惹她不快,保证会注意一点。”可就连数落他,张赞英也一刻不停地在收拾,扫地,抹桌子,归置餐具。曾孝濂静静看了忙忙叨叨的老伴一会儿,“她心软,(事情)说了就过了。”

职业女性

我在昆明那几天,正是茶花园盛开的时节,张赞英每天领着我去散步,一路上不同品种的茶花,有的还是花骨朵,有的已经开得极盛。每一株茶花都不同,颜色、花型还有气味,云南最常见的山茶花在园子最里边,种了一大片。她从红花油茶、茶梅、“恨天高”和粉色“童子面”讲到她和同事去广西引种金花茶。

摄影师提议她摘一朵茶花别在耳旁,张赞英吓了一跳,摆手,“千万不能随意摘,太伤植物,有些好几年才能够开一朵花,特别是‘恨天高’,这枝子开了这朵花以后,它就不再开了,可惜了呀。”

汹涌舆论里,最刺痛张赞英就是“附属品”和“米虫”两个词,这几乎全然否定了她的一生。

张赞英走路很快,特别是在她做膝关节手术之前,这是多年野外工作留下的职业习惯。研究所人事处张全星回忆,2019年第一次见到张赞英,她完全不像一个七旬老人,“老太太风风火火就走过去,上一秒在花坛边蹲下看花,下一秒就起身走了,利落得很。”

在茶花组,每年冬天到来年3月,张赞英去山里,做授粉、杂交,跟着当地村民学爬树,采集花粉。野生茶花多开在云贵川的大山里头,溪水边,走路三四个小时才能到。她背个筐,放上小锄头和标签牌,带瓶水,有时候带个馒头。挖完花苗再走三四个小时回到村里公社,累得两条腿都抬不起来。那时所里经费不足,她有时和组长夏丽芳研究员搭伴,有时一个人。在野外,碰到什么都害怕,担心野兽,也担心陌生人。还碰到过毒蛇,她的手指头被咬,变成紫黑颜色,整个胳膊都肿了。卫生所在山脚下,走路要半个小时,她果断冲下山,心慌得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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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英在做山茶花授粉

她的工作以年为单位,一旦管理不当,嫁接苗说死了就死了。实践多了,她愈发觉得自己对于培育茶花的理论知识太少了,工作很吃力。

1976年,张赞英偶然听所里办公室的人说,北京林学院支援三线建设搬到昆明,这是最后一届工农兵大学,所里有两个名额。当时昆明植物所建了加工厂,很多工人更愿意占个编制。听到张赞英想去读书,丈夫曾孝濂第一反应是劝她,不要去了,孩子才7岁,马上要上小学。

张赞英摇头,她告诉丈夫,“我一定要去读书,只要所里能让我去。”她的语气坚定,曾孝濂没再反对。

录取到北京林学院林业系,张赞英32岁了。第一年在昆明远郊笔架山上课,离昆明植物所五六十公里,孩子就留给曾孝濂了。张赞英这一届班里二十多个同学,只有四个女生,她们都克服了极大的困难才来到这间教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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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英在北京林学院

张赞英自觉底子较差,只能笨鸟先飞。晚上没课,班里组织去附近部队医院看电影,张赞英从来不去,留在教室看书。

最后一学年,北京林学院搬回了北京,张赞英必须去北京上课。曾孝濂作为随队绘图员,大半年都在野外驻扎,张赞英只能带着孩子一起去北京,孩子跟着姥姥,在北京读了一年书。在北林的遗传育种实验室和无菌操作室,她经常是最后离开的人。

毕业时,林学院的老师向她伸出了橄榄枝,可以留校继续做科研。张赞英很动心,写信问丈夫的意见。

“研究所(昆明植物所)对我们有恩,到了需要我们的时候,应该为所里服务。”他回信里表达了自己的态度。

张赞英知道丈夫是对的,虽然感性上,她多希望留在北京林学院,这个机会太难得了。那时很多同学都单方面毁约,原单位也无从追究。

张赞英又回了昆明。“我们那个时候强调个人要服从集体。”张赞英说,回来后她的处境尴尬,茶花园已经建起来了,但没什么经费做新的课题,研究所经营困难,有一段时间工人工资都发不出了,只是维持着茶花的常规育种。

1987年,茶花组推荐张赞英去日本东京学习,为期一年。她在日本接触到当时比较先进的细胞组培方式,设备珍贵,时间紧迫,她夜里有时宿舍都不回,两个凳子一搭,就睡在教研室里。但回国后,因为没有足够的课题经费和设备支持,她没能延续在日本做的“攻克远缘杂交成活率”的课题。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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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1988年,张赞英在日本东京学习

上大学、去东京,这是唯二的两次她主动将自己从妻子与母亲的身份抽离出来,试图只为自己活。但由于现实因素的掣肘,可能也有运气的成分,她在事业上始终拓展艰难,总是碰壁。

相比之下,丈夫曾孝濂则越来越忙碌,作为绘图组组长,接连参与《中国植物志》《中国西藏植物志》《云南植物志》等重要工作,去一次野外长达数月。上世纪80年代,他还担任中国植物学会植物画专业委员会主任,行政事务愈发繁忙。

于是,张赞英更多收束自己,回归家庭,似乎是自然而然的选择。 “我在工作上很难取得成果,那是我自身的问题。相比较起来,他要做的事情更有目标,更有意义,也有了成绩,那我就成全他。”张赞英说。

退休前还有一个小插曲,中国科学院首次在50年代入职的低学历员工中,破格晋升正高职人员,几十年来只有这一次。曾孝濂当时是副高职称,而昆明植物所已经内定了三个人选。张赞英听到消息,一个人去找人事处询问。

“谁告诉你的,这事是保密的,不是什么人都可以报考。”人事处这么回她。

“那就让大家评嘛。”张赞英碰了一鼻子灰回来,没有灰心,反而鼓励丈夫,“你试一试,不管怎么样,不要放弃这个机会,多少年才有一次机会。”

曾孝濂所在的植物分类研究室几位研究员也鼓励他,他终于鼓起勇气报考。

他们争到了。答辩那天,台下许多同事为曾孝濂鼓掌,张赞英高兴地眼角泛泪,她太知道一切来之不易了。两周后评审结果出来,曾孝濂被正式授予正高职高级工程师职称,这是历届评职称罕见的事。

而同一年,张赞英参加副研究员的职称评定,她没能入选。职称评定要求逐年变得严格,学历和论文数量成为硬性要求。张赞英心里知道,作为一个没有高学历基础的人,她的起点太低,走得太慢,只能遗憾画一个句号。她的职称停留在助理研究员。

她没能找到可以奉献一生的事业,像丈夫曾孝濂那样。人生总是有各种各样的枷锁,他挣脱了,她没有。

1998年,张赞英53岁,提前和丈夫一起退休了。

牺牲与成全

现实里,夫妻之间一般是“谁的工作多以谁为主”,科研单位尤其如此。

虽然,大部分退让的是妻子。“自愿也好,被迫也好,没有办法的。”张赞英说,她有时也感觉委屈,结婚后,“事情都是我的,我的事情还是我的。”

曾孝濂当然清楚,“我们之间不用说那些安慰的话,她是以我为主,她要管家,保证我能画画,她的下班时间全部被我占了,所以她的事业永远差一点儿。”曾孝濂说,这是没办法回避和轻描淡写的事实, “因为她管了我嘛,我永远欠她的债。”

“所以我告诉你,我一事无成。”张赞英将头转向了窗外,我们坐在昆明植物所山顶草木百兼馆的咖啡馆里,一整面落地玻璃,窗外不时有年轻的面孔抱着书经过,那样的青春时光他们再也回不去了。

如果夫妻之间,注定有一方要付出更多,那婚姻就更像一场博弈。如果女人不肯“退让”呢?张赞英在同事李恒身上见到过,那意味着更多的决心,以及打碎一些什么。

张赞英说,昆明植物所里,李恒与丈夫王今维是个特例。王今维是高级工程师,名校毕业,受植物学家蔡希陶先生邀请,负责昆明植物园的规划设计,大家叫他“王工”。他待人温和,“很有才的一个人,温文尔雅,我们在干活时碰到,大家笑一笑。”

但李恒才是两人中学术成就更大的那一个,可以说成就斐然,特别是在人生的后半程。1961年,32岁的李恒随丈夫王今维从中国科学院植物研究所调任昆明植物所,从俄语翻译转向植物学。44岁她才发表了第一篇论文,此后半生,她出版了44部专著,发现了100多个植物新种,被国际天南星学会授予最高奖“H.W.Schott奖”。她也是当之无愧的工作狂,每年都会出野外考察超过100天,直至晚年都未停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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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恒和曾孝濂

曾经学生问过李恒,她是不是真的对植物分类学感兴趣?她回答,在他们那个动荡的年代,能有份工作,有给吃饭,已经不错了,她没想那么多,更多是择一事而终一生。张赞英也是这样的,她先来到昆明植物园茶花组,才爱上茶花,研究茶花,可在学术的成就上,她的“效果总是达不到”。

“如果有机会,我也很想像别人一样系统地上学,读个学位,申请到课题,认真工作,有所建树,我也想走自己的路。”张赞英说。

李恒和王今维夫妇,和所有其他夫妻相处模式都不同。大家经常能见到王今维采买食物、做饭和做家务,一下班就匆匆赶去食堂打饭。他们育有一双儿女,也多由丈夫照顾。

“我们的社会好像习惯了女人管家,反过来男人顾家顾得多,很多人的眼光就显得不是那么真诚。”张赞英从不参与评价友人的婚姻,外人很难真正了解夫妻之间的事。

人们似乎更容易同情女科学家背后的男人。张赞英回忆,大家提起王今维,“他全力成全了李恒”。

张赞英记得有几次,王今维突然来找曾孝濂,满脸疲色。见他来了,曾孝濂放下画笔。他们都热爱书法,常常一起写字,聊上几句。这一次,没聊几句,他就在沙发椅上沉沉睡去。“他说家里事多,寻个安静的地方休息一下。”张赞英二人没再多问什么,也没叫醒他,让他睡了一个多钟头。

后来王今维住院,医院下了病危通知,当时正是李恒去云南独龙江科考前夕。李恒当时已经61岁,筹备了快两年,科考机会轻易不会再有,她连遗书都提前写好了。李恒最终选择去了独龙江,留一双儿女照顾父亲。

这样的选择在当时无疑是惊涛骇浪。

对于李恒的选择,曾孝濂意外地有些理解,“我经常说,她就是个亡命徒,为了自己钟爱的事业,她可以不要命。”

2019年,已经90岁的李恒找过来,请曾孝濂帮她画一幅滇重楼的标本图,她正在写一篇关于重楼属植物的文章想投给《自然》杂志。当时曾孝濂正要去北京做肺部肿瘤的手术。

一见面,没有探望病情的关心,也没有任何忌讳,李恒直奔主题,“我有个东西,你得赶紧给我画”。

现场的其他人都惊讶的不得了,但曾孝濂二话没说,接过资料。他们是同类中人。在北京手术前两天,他完成了画作,快递给了在昆明等待的友人。

画家和他的妻子

曾孝濂成名时快60岁了,昆明植物所绘图组已经撤销,没有工作与行政杂事打扰,他进入了“随心画画”的阶段。国家邮政局请他创作一系列邮票,其中三套获得了最佳邮票奖,《中国鸟》在国际上获奖。

他的名气外溢到了植物科研圈外。邮局特意从外单位拉了一根电话线到他们当时的住处,安了楼里第一台电话。之后,曾孝濂的两本画册《云南花鸟》和《花叶》在互联网时代走红,名声愈盛。聊到成名后,曾孝濂讲了自己的感受,“我们作为普通人,有的人能实现理想,有的人不能实现,我实现了一部分,是我和张赞英共同的,不是我一个人的(成绩)。”

而退休后,张赞英还是被世俗生活绊住了。她再次回到北京,儿子一家定居在这里,孙子出生后,张赞英就去带孙子。

当她推着婴儿车在小区散步时,还是有些失落。小区里很多来带孩子的老人,聚在一起唠嗑儿,打牌,跳跳广场舞,怡然自得。但张赞英不会打牌,又对家长里短的谈话敬而远之,她常常推着孙子去看植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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张赞英和曾孝濂在北京照顾孙子时合影

丈夫则在昆明的家中专心画画,两人每天通个电话,聊上半个小时。有一回丈夫在电话那头说,他去参加了一个活动,“人家让我发个言,我张不开口了,该怎么说话,不会了。”他一个人在家待着,整日说不了几句话。

张赞英有点担心,每天电话里嘱咐他,“画画久了下楼走走”“你再自己练习练习说话”“有活动的话还是去参加”。

分隔两地的时间没有持续多久,曾孝濂也去了北京,两人在北京待了14年,又一起回了昆明。之后的岁月里,随着丈夫名声愈显,两人的角色愈发固定了,固定在“画家和他的妻子”。曾孝濂不卖画,所有的画只画一幅,他打下的草稿,张赞英都会妥善整理,一张纸上只要是丈夫写的字,她绝不自己做主毁掉。

“我们在家庭里有自己的角色,各司其职,生活里的事情听我的,他从不会不尊重我。”张赞英说。

曾孝濂以一种苦修式的状态绘画,每天超过十二个小时。早上张赞英醒来,丈夫已经坐在窗边画画。有时清晨五六点,有时四点钟,他就睡不着了。等一起吃过早饭,曾孝濂继续坐回窗边,一直到中午吃饭,张赞英提醒几次,他才能从画里缓缓抬头,仿佛回过神来。

他一直画到傍晚,如果没错过食堂的饭点,他就去食堂打点菜回来。饭后如果张赞英的腿不疼,他们总要在园区走上一小圈,否则曾孝濂的运动手表,会在深夜提醒他,“今天你只走了30步”。

要是张赞英腿疼,他们就待在宿舍。“一个人走没劲。”曾孝濂说。晚上回来,曾孝濂又回到了画里,张赞英则要处理俩人的家务,洗衣服和准备第二天的早饭,然后才有时间,回复手机上的消息。很大一部分消息,都是帮曾孝濂回复的,他不大想花时间在这上头,交由张赞英处理。她用手写,食指在iPad屏幕上画出笔画,缓慢而得体地打出一长段文字回复。

张赞英还是半个“家庭医生”。分好药,提醒丈夫吃药,她当作工作一般严谨对待,定上闹钟。这两年,曾孝濂经历了两三次轻微的脑梗,突然间说话大舌头了,心慌得厉害,站都站不起来,张赞英赶紧拉上他去医院。散步时偶尔碰到昆植所卫生室的医生,她会抓紧问问丈夫这几天的情况,“他夜里还是睡不好,安眠药要不要换一换?”

曾经有一位艺术家的妻子同她抱怨,下辈子绝不跟艺术家结婚了,“太苦,也太孤独了”。

张赞英能够理解这份孤独,但不是从自己,而是从丈夫的角度理解的。画画需要心静,心一咯噔,线碰一块儿,这张画就废了。为了画画,丈夫放弃了许多世俗生活的享受。“他这一生很可怜的,没什么爱好,不爱吃不爱穿,吃不好睡不好,给什么是什么,从来不挑剔,最大的爱好就是画画。”张赞英说。聊天时,她很少主动谈起自己。

我问张赞英,那你的爱好呢?

张赞英想了一会儿,“茶花吧,我喜欢植物。”

一起老去

我在昆明的那段时间,正在展出曾孝濂的展览“雨林来信”,张赞英邀请我和文工团三位老战友一起去看展,她给我们送了很多曾孝濂的画册周边。

那几天下午,我们从昆明植物所山脚走到山顶去喝咖啡,山坡很长,每当我停下来问张赞英,她都说,“还能走”。她拎的包很重,一路将几本丈夫的画册送给同事、后辈学生,甚至门卫、保洁。她说,两位退休老人住在所里,给大家带来太多叨扰和麻烦了。

今年是他们搬回所里的第5年,曾孝濂86岁了,愈发感觉“时间不够用”。他记挂着自己的热带雨林,他要画100幅,还差一半,他还有太多想画的主题,一辈子也画不完。

可人生已经进入了倒计时,他们都很清楚。

“我没有想过陪他回来,或者我要专门去照顾他。”张赞英说,“实际上我们是平等的,他在这里边工作、生活,我也在这里生活,做自己的事情。”

在昆明植物所青年人才公寓,进门窗边一张小方桌,一盆紫色的兜兰开得正好。这是张赞英去参加昆明花展带回来的,后来她接待几波拜访丈夫的人搁置了,兜兰养在塑料瓶里,一直没空移栽,倒是开得极好。桌旁的电饭煲咕嘟冒着热气,公寓没有厨房,她平时简单焖个米饭,炖个汤。

公寓不大,一眼就能看完,陈设简单,两张单人床,一张乒乓球台占据了屋子中心,这是曾孝濂画画的工作台,堆满了画笔、纸和书。一天里,除了画笔摩擦纸上的声音,屋子里总是很安静,几乎没有一点动静。窗外正对着一棵大槭树,常年郁郁葱葱。

张赞英给我讲老伴新闹的笑话:前几天,他去园子里找植物,出门得急,路上遇到学生看着他笑,原来他穿着一只皮鞋,一只运动鞋。昨天他又记错了研究所新春团拜会的时间,提前一天带着她走到大礼堂,俩人对着空空的礼堂面面相觑。

末了,张赞英感慨,他只对画上的事情较真儿。

每个季节,两人一定要搭伴出去几趟,收集素材。别人是到处旅游,她和丈夫去哪里,都是看植物,看生态,回来后曾孝濂⼊迷地投⼊创作。

曾孝濂多年的愿望是画胡杨林,新疆太远,俩人就坐车上内蒙额济纳旗去看。他们一起去了很多地方写生,70多岁时去爬了北京野长城,去看了壶口瀑布,和柬埔寨的吴哥窟,又到美国看红杉,澳洲看桉树,常去西双版纳,为了看热带雨林、寄生花和望天树。

对于植物,张赞英有自己的感受。望天树足有二十层楼高,看向远处郁郁葱葱,在它之下,张赞英看到了龙脑香、四树木、罗望子和大榕树,天地辽阔。寄生花难得一见,曾孝濂趴在地上观察,时间久了腿软,站不起身,张赞英使劲拽着他起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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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4年,张赞英与曾孝濂在西双版纳看寄生花

这些年,他们太习惯彼此的陪伴了。有时张赞英进城办事了,下午还没回来,曾孝濂完全不记得妻子的叮嘱——吃午饭、吃药和站起来活动。等他缓过神来已经下午三点,他给妻子打电话,问她什么时候回来。

“我在赶公交车呢,不和你说了。”电话那头,张赞英没说几句就挂断了。反而是曾孝濂有些无奈,“我对她有依赖,我不知道她对我有没有依赖?”要是天黑了妻子还没回,他走去公交站等她。有一次下雨,他在路边水坑处绊倒,人没大事,但摔了个鼻青脸肿,惨不忍睹。张赞英回来看见狼狈的丈夫,着急又心疼,叮嘱他下次千万不要来接,太晚了她自己打车回来,但丈夫还是会等在那里。

这十年,他们真正感觉和对方一起老了。2015年,张赞英查出肺癌早期,切除了一叶肺。2019年,曾孝濂确诊肺癌中期,做了手术,少了两叶肺。他们的身体都换过几个零件,如同两台机器在老化。

2022年一天夜里,人事处张全星接到曾孝濂电话,“张老师在卫生间摔倒了。”这是张赞英做了左膝膝关节置换手术的第二天。他赶到公寓,曾孝濂已经把妻子抱到床上,打了120,张赞英的左手腕骨头摔骨折,骨头折成了Z字形凸出来。“不知道曾老师怎么突然这么大力气抱得动的,两个老人一起摔倒可不得了。”张全星回忆。

忙到夜里一点多钟,张全星开车将二老送到医院急诊,两个医生检查、拉伸张赞英的手腕,矫正骨头,他听到老太太重重的呼吸,神情忍耐,但一句疼都没喊。反倒是曾孝濂,站在门边,心疼地脸都发白,“复位过程不敢看”,但他也不离开,就站在张赞英能够看到的地方。

张赞英能忍。她的腰疼了十几年,发作的时候不能躺,不能坐,她就硬扛,后来每天都要吃两种止疼药,效果却越来越弱。如今她的膝盖附近有积液,经常疼得厉害,腕部也是,时常麻木伴随疼痛。

2018年她去医院确诊腰椎滑脱症,做了手术植入了四枚螺钉。膝盖也是一直细微的疼着,直到2022年秋天,实在疼得受不了了,她才在昆明的医院做了左膝膝关节置换术,2023年又做了右膝膝关节置换术,双膝都置换人工关节。

张赞英手术的日子,曾孝濂停掉了画画,在医院守着。在手术室外,他翻手机里的植物资料照片,打发等待的时间,也静下心。出院后回家,张赞英躺着修养,曾孝濂就在旁边画画。他给老伴约法三章,言辞严肃,“好好躺着,有事叫我,站起来必须叫我搀扶。”

现在晾收衣服、跑腿拿重物都是他的事儿,一看到老伴在柜子上层翻找,他就停下工作帮忙。夜里十点多,到了妻子睡觉的时间,埋头画画的曾孝濂听到动静,马上抬起头,问张赞英,腿还疼吗,要不要敷个药膏?

“她管我一辈子,我管她一阵子。”曾孝濂说。

除了画画,曾孝濂平时万事不上心,但他也有心细的时候。有一次,张赞英参加文工团老战友聚会回来,心情失落,说起老战友们打扮时髦,烫了头发,涂着口红,生活丰富多彩,飞往各地旅行。那天妻子站在画桌对面,纠结地问他,自己脸上长了斑和皱纹,有没有很难看?

这次曾孝濂停下画笔,端详了她一会儿,很认真地回答她,“我们年轻时候都不讲究,现在年纪大了嘛,也没什么。”这件事他记在了心里。后来负责给他出版自传的特邀编辑可可过来,曾孝濂特意问她,有没有适合老伴的祛斑产品。

关于他们这一生的往事,张赞英手写了几张便签,她拿给我看,最后她是这么写的,“这一辈子酸甜苦辣都尝遍了,烦我是他,累我是他,知我是他,疼我也是他。我们一同走过了半个多世纪,老了更是谁也离不开谁,互相搀扶着慢慢往前走了,也许这就是命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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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离开昆明的前一天,张赞英和我说起早上刚发生的趣事。平常她起床时,丈夫已经坐在窗边画画。但那天早上6点多了,丈夫还在隔壁床上沉沉睡着。张赞英一下完全清醒,不顾膝盖疼痛,跨下床到丈夫身边探了探鼻息,过了几秒心才落下来。曾孝濂却被她惊醒,诧异地问,老婆子,你干嘛?张赞英回他,我看看你还有没有气儿。

张赞英说,他们从未真正谈论过死亡的话题。只是两个人都这么大年纪了,说不定今晚睡下明早就天各一方,那些关于自我的得失,在人生尽头都变淡了,遗憾仍有,但陪伴已经足够珍贵。

曾孝濂没有说什么,轻轻拍了拍老伴的手。

冷杉RECORD|985毕业的年轻人,在西部县城考公「上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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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985毕业的年轻人,在西部县城考公「上岸」
作者:東昇
发表日期:2025.8.28
来源:冷杉RECORD
主题归类:青年就业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玻璃杯里的铁观音泡了半天,像团发胀的海带。下午三点,这个西北县城的乡政府办公室里,王琦盯着杯底这团褐绿色的“海带”出神,他推了推眼镜,“真怀念湖北老家的绿茶。”窗外的山是赭黄色的,六盘山余脉在此铺开,风裹着沙粒打在玻璃上,沙沙作响。

一年前,23岁的王琦从武汉一所“985”高校毕业后,一心考公。他算过笔账:老家大城市动辄几百比一的报录比是独木桥,而这个离家1000公里的西部小镇,报录比不到20:1,是阳关道。

“1000多公里呢。”母亲感叹。王琦点开手机地图,从湖北老家到西北小镇的直线距离,像从作业本这头划到那头。

做出同样选择的还有林源。他的准考证仍夹在《二号首长》里,A4纸的边缘磨出了毛边——那是他“上岸”的凭证。照片上的他穿西装、留寸头,一脸严肃。他本想让相机捕捉自己“稳重可靠”的气质,结果打印出来,倒像是落马官员的通报照。

林源的老家在华北的一个县城,2021年临近毕业时,体制内的家人告诉他,“现在逢进必考,谁也操作不了,全靠你自己。”为了绕开当地的激烈竞争,他报考了西部一个仅有几千人的边境乡镇。

当考公赛道变得空前拥挤——以2025年国考为例,报名总人数达3258274人,较去年同期增长34万余人。其中一个仅招录1人的岗位,甚至出现了1万多人报名——“去远方上岸”对年轻人来说,成了一种充满诱惑的现实主义选择。

他们从华中、华北等地出发,背离繁华,朝着地图上那些用虚线标注的腹地,逆流而去。

5000公里外的风沙与高原红

在1000多公里外“上岸”的确容易得多。2024年2月下旬,王琦报了现在的乡镇岗位。3月中旬笔试结束,顺顺当当进了面试;总成绩出来后体检,接着是考察。6月公示结束,办了录用审批;7月,他接到了具体报到通知。

报到那天,王琦坐了近18个小时的K字头火车,到了乡镇所属市的火车站,再打车去单位。8月正式入职时,乡党委书记和乡长说,“咱们这儿刚脱贫没几年,缺人才啊。”他不记得自己答了什么,只记得环境和口音里那份全然的陌生。

宿舍在乡政府后院,一间十平米的小屋。床是前任留下的,铺着几层褪色的褥子,王琦后来听说,每有一个人离开,床上就会多一层褥子。小镇的冬天又干又冷,风从窗缝钻进来,夜里能听见院墙外的狗吠,一声接一声。

林源的旅途则更漫长。从老家到报到地,足有5000公里。他转了两趟飞机,又包车才到乡镇。这个边境乡镇距县城近200公里,寒冷干燥,冬季漫长,常刮大风,平均海拔4000米以上。越靠近目的地,林源的高反越明显,“头痛、乏力,每个手指都像胀了一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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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位在西部“上岸”的大学生,去单位时拍下的沿途场景

高海拔把疼痛自动调成了固定程序,像是老式闹钟,到点就准时“敲锣”。 每天早上六点半,林源都会被头痛疼醒,他摸索着拿起床头的布洛芬,就着前一晚凉好的水吞下。在高原乡镇,最难的是做饭。食堂的饭总像没熟,他从网上买了高压锅,可米饭还是带着股夹生味。有次想煮面条,水咕嘟咕嘟冒泡,面条下进去煮了很久,芯还是硬的。

林源报考的乡镇机关公务员有5年服务期,其间不能调入或报考上级机关。这意味着,他至少要在高原待满5年。日子久了,他慢慢适应了高原,脸颊甚至染上了高原红。

在另一座西部县城,郭少军面对着同样的命题。2023年,这位江西美术系的毕业生在家乡省份参加教师招聘考试,几百人争夺3个市区编制,虽然最后笔试第二,但面试成绩下来后,综合成绩没入围。落败后,他考取了4000多公里外一个西部县城的初中教师编。

他总会在凌晨,对着手机里妹妹发来的江西老家油菜花海的照片发愣,窗外正刮着沙尘暴,沙粒簌簌打在双层玻璃上。他也常问学生一个问题,“大学毕业后愿意回老家工作吗?”大多数学生给出的答案是,“上学就是为了走出去。”

泡不开的茶,煮不熟的饭,和家乡风景对比鲜明的漫天风沙——这是“上岸”后,现实递给年轻人们的第一份见面礼。它粗粝、直接,不带任何滤镜。

稳定与代价

林源的父母和祖辈都在县城体制内。对他而言,“上岸”不是一种选择,而是一种近乎信仰的传承。在公务员家庭长大,他很清楚这份工作所代表的稳定和社会地位。在稳定性愈发稀缺的当下,他不顾一切地想要拥抱体制。但在他的老家,“上岸”并不容易。

在培训班上课时,他刷到有人去边远地区考公上岸的视频。他觉得这办法不错,至少能躲开大城市内卷。家人也支持他的想法,爷爷说,“年轻人就该吃苦”。

2021年5月,他注意到西部某地的招考公告。为了减轻“上岸”压力,他选了一个县的乡镇级公务员岗位。那个县他从未听说过,他报考的那个乡,仅几千口人。“当时这个乡招3人,两个面向2021年高校应届毕业生,1个仅限服务基层项目人员。”林源对“艰苦”没有任何概念,只觉得这地方够远、够偏,便通过当地人社局官网系统报了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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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边远省份的公务员招录信息

之后的笔试、面试、资格复审、体检、政审一路顺利,公示结束后,录用通知在那年8月下来了。他记得,报到那天,乡里的人见到他们笑得合不拢嘴,“终于来新人了”。

这份远方的编制,也确实带来了一份在大城市难以企及的确定性。

由于海拔高,林源的待遇也高,“每月工资和绩效加起来,能拿1万多,平时几乎花不了什么钱。”除此之外,他每年有两个月左右年假,放假就回老家。

边境乡镇的工作有特殊性,林源说自己平时“什么都干”。今年是他在高原工作的第4年,他已经完全熟悉了这里。乡里的村子几乎种不了农作物,多以牧业为主。他差不多能熟记每家养了多少只羊。

郭少军对自己的选择也总体满意。这个西部县城的待遇甚至比家乡好太多——刚去的头一年,他每月工资6000元,公积金2000元,且还会逐年上涨。单是公积金,就比老家一些工作的月薪还高。因为是应届生,当地还为他退还了大学学费。而他每天的花销,不过是那套50平米公租房每年不足2000元的租金,以及低廉的物业费、垃圾费等。

“在老家当老师,每月工资才三四千。”郭少军翻出手机里存的招聘截图给我看,某县2024年教师岗报名统计中,一个小学美术教师岗后跟着104个名字。而他报考的这个教师岗,总共才几个人报名。

他常想起毕业第一年的同学聚会上,班长说,“咱们美术系,考上编的就两人”。郭少军就是其中之一——那成了他的高光时刻。

他更在意的是职称评定,“这里的政策是工作满几年直接评中级,不用发表论文。”郭少军说,像他这种二本毕业生,即便在老家考上教师编,评中级也得熬十年。

王琦则总说自己穷。每月5号发工资,到账短信弹出时,他总盯着那个4000多元的数字。但日常花销不多——不用交房租,吃饭在食堂,除了零星花销,他每月能存下3000多元。在小镇当公务员,王琦格外忙。办公室的工作涉及经济、教育、文化、卫生、体育、民政,他都要沾手。后来给领导写材料,接触的领域更广了。

回到老家,他也同样能收获同学们的羡慕,“我们那一届几百人,据我所知,最后考上公务员的,算上我也不到5个。”

但天平的另一端,代价同样沉重。

对王琦来说,最熬人的是顾不上家里。有次母亲打视频电话,轻描淡写说自己摔了一跤,在医院缝了几针。看着母亲纱布上渗出的血印在屏幕上,他张了张嘴,没发出声音。

他也被同事介绍过对象——县中学的语文老师,本地人。两人约在奶茶店,女生问,“打算在这里长待吗?”王琦说,“不知道,我爸妈在湖北。”女生搅着奶茶里的珍珠,没再说话。后来同事转达,“人家姑娘怕你早晚要走,耽误不起,算了吧。”此后,王琦再没相过亲。

“在这里结婚显然不可能,找老家的,人家也受不了。”——对林源来说,结婚也是他和家人最头疼的事。有次视频电话中,母亲突然哭了,“你姨家女儿在县医院当医生,上周订婚了。你在那么远的地方,谁能照顾你?”林源把镜头转向窗外,远处的山在阳光下发亮:“你看这风景,多好看。”母亲说:“好看能当饭吃?”

先行者

这股逆向的潮汐并非始于近年。18年前,高局长就已经在偏远地区“上岸”了。

高局长今年40岁,在西部某地级市任局长,正处级。这个级别不算高,但以他的年纪能走到这一步,晋升已然算快,“我当年也是以应届生身份来的西部,整18年了。”他抬头望向窗外的院子,浑浊的雨水拍打着院里的碎石。办公桌上的玻璃保温杯里,熟普洱的沉渣积在杯底。

高局长是山东人,2007年毕业于山东省一所高校。2000年起,我国已全面停止高校毕业生“包分配”,大学生需自主就业。从报名人数看,“国考热”始于2003年:2002年国考报名6万余人,2003年猛增至12万余人,此后报名人数持续高速增长。

到2007年高局长毕业时,高校毕业生达447.79万人,而当年国考仅招录12724人。起初,他也想在老家考公,但考虑到竞争压力和未来晋升空间,便把希望寄托在了西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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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3月,甘肃定西,参加公务员考试的考生等待进入考场。

“我是山东人,你也知道,不少人有从政想法。”他在2007年7月报考了一个偏远乡镇的公务员岗,笔试、面试顺次通过。总成绩达标后,他去了那个偏远乡镇。

刚入职时,高局长还被叫做“小高”。

“那会儿条件才是真的苦,”高局长说,“很多地方没网络,连手机信号都没。我进村后,刚开始是学骑马,后来是骑段摩托车,再步行。”最初的日子像一场漫长的高原反应,氧气骤减让他的指甲盖常泛着青紫色。单位宿舍在海拔3500米以上,夜里总听得见同事们压抑的咳嗽声,有人床头常年放着速效救心丸。

第一次值夜班,风沙把窗户纸吹破了,小高整夜都在扫被吹进屋的沙尘。冬天夜里低至零下17度,宿舍没厕所,上厕所得跑到院子里,冷到连裤子都难脱下来。夜里不到万不得已,他绝不出去。

“那时候经常下村,村与村离得远,还能碰见野狼。”高局长记得。孤独感在节假日变得格外尖锐。刚到西部的第一个春节,他接到父亲的电话,没说几句,两人都哭了。挂了电话,他莫名地跑出去,朝着家的方向磕了头。

在乡镇干了几年,小高表现不错,被调到县里。又过了几年,他又被调入省会城市的市直单位,成了高科长。从副科级、正科级,升到副处级。2024年,他调到现在的地级市,成了正处级,“在老家,即便当年考上公务员,现在能做到正科级,已经很不错了。”

但他同样付出了代价。起初,他没打算在西部成家,眼看调动无望,就在省会安了家。去年调到地级市后,两人开始了异地生活。早几年还好,当了父亲后,他越来越觉得顾不上家——孩子还小,他和妻子都要上班,找保姆不放心,岳父母身体又不好。他只好让山东的父母过来帮忙看孩子。可老人受不了高原气候,隔三差五就得去医院。

当了局长后,他其实一直想找机会调回山东老家,却发现“比登天还难”,“跨省调动需要两边组织部签字,我是被西部政策培养起来的干部,哪能说走就走?”更何况,他早已习惯了这里的干燥和缺氧,习惯了冬天出门裹得像粽子,习惯了同事们带着口音的普通话。

这些年,他眼看着年轻人一拨拨涌来,学历越来越高,学校越来越好,“有的人一看就想好好干,有的人一看就后悔了。以前基层留不住人,有人考上三个月就想办法调走。现在卡得严,五年服务期内连辞职都要审批,更别说调动了。”他有个山西籍的同事,妻子在老家,两个孩子出生时他都没在身边,孩子的成长也基本缺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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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录用公务员任职定级规定 中组发〔2019〕10号

他说这个下属不是没想过辞职,“但回去又能怎样?现在很多岗位要求35岁以下,他今年已经34了,辞职可惜,不辞职又天天为家里的事闹情绪。”

也有人试图打破这种困境。高局长说,有的人5年服务期满,干脆先辞职,再以社会考生身份重考,相当于把五年青春打了水漂。可很多人回到内地,始终没考上。

因此,对于想通过边远地区“上岸”的年轻人,高局长一针见血地发问,“还是要想清楚,年轻人来这里到底为了什么?是把这里当跳板,还是当归宿?”

但他还是鼓励他们来。“年轻人得转变就业观念,主动去艰苦地区工作,扎根基层大有可为,可以让人生之路走得更坚实。”他喝了一口浓浓的普洱茶,继续说,“比如,‘三支一扶’计划2006年启动到现在,累计招募了近60万名高校毕业生到基层服务,其中27万余名投身西部建设,服务期满后八成以上选择继续留在基层。当然,边远地区欢迎的是那种有情怀的年轻人,仅仅为了‘上岸’,到任何地区的岗位,都做不太好。”

搁浅、逃离与重返

并非每个人都能顺利抵达。

周舟,今年大专毕业,学的是铁道技术类专业。他的成绩不算突出,100多名同学里排在中下游。当年选铁路类学校,是因为在网上看到“路院校好就业”,可今年仅专科(高职)毕业生就高达552.58万人,就业压力一点没减。更关键的是,毕业前夕他才发现,很多铁路局的岗位至少要求本科学历,自己连报名资格都没有。

千挑万选后,他看中了西部某铁路局下属边远工段在招一个操作岗——铁路局直接签约,相当于“铁饭碗”,还免笔试。他跟父亲商量,父亲说,“去吧,虽然远,但好歹是份稳定工作。”

那地方有多远?周舟点开手机地图一搜:距老家3580公里。若不是这次找工作,他压根没听过这个地名。很快,他按要求报了名。当时他挺自信,觉得那么偏僻的地方,总该没什么竞争压力。他跟同学念叨着要去西部,家人也开始帮他收拾行李。

可录用通知迟迟没等来。家人托了几道关系打听,才知道岗位早已定了人。

“人家说,今年报名的就我一个大专生,其余都是本科。我现在能做的,要么继续提升学历,要么找个第三方派遣到铁路的工作。”周舟突然意识到,“可能这些年大家都知道边远地区好‘上岸’,去的人多了,也就卷起来了。”

郭少军也感受到了这种“卷”。学校缺语数外老师,音体美老师则已经饱和,“我2023年考试时,一个岗位只有几个人报,现在已十几个了。”他还听说,好像从明年开始,幼儿园、小学、初中都不招高中学历以下的老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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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少大学毕业生选择去边远地区

有人是去不成,有人是逃出来的。

做老师后,郭少军注意到,每年办公楼走廊的公告栏里,都会贴着最新的教师名单,一半以上的名字来自河南、湖南等地。“去年来了三个南方姑娘,过年回去就没再来”。他指着其中一个空位,“她们说受不了这里的干燥和风沙。”

王剑就当了“逃兵”。他学的电力专业。本科毕业后通过校招,进了国家电网某省公司的一座变电站。当初选这个岗位,是因为它要求通过统一考试,录用后合同期通常为“3年+5年”,表现优异者可转无固定期限合同,算是电力系统的“铁饭碗”。他拍着胸脯说“没事”,心里盘算的是“编制稳了,工资比老家高两千”。

变电站设在边远地区的大山上,只有五六个人。除了每月休息的一周,其余时间都得待在几乎没人迹的大山里。第一个月,王剑跟着老师傅巡线,背着二十斤的仪器在山里走,脚后跟磨得出血,他咬着牙没吭声,晚上用热水泡脚,血水混着沙子沉在盆底。

比巡线的辛苦更难挨的是孤独。冬天大雪封山,可能两个月也出不去。他唯一的娱乐就是休息时去县城的电竞酒店,通宵打游戏,也不让保洁员打扫。屋里总飘着泡面味和烟味。以前他讨厌这些味道,现在却觉得是“人间烟火气”。

山上的网络时好时坏,于是他到电竞酒店还有个任务——在手机里下载电视剧,专挑长的下。《甄嬛传》《琅琊榜》《亮剑》《走向共和》《大明王朝1566》,他每部看了不下两遍。除了剧,还有各种玄幻网文,越长越爱。

上班第二年起,他开始失眠,后半夜总听见铁塔的嗡嗡声,像无数只蜜蜂在耳边飞,他只得爬起来绕着院子走。熬了几年,失眠没好,幻听反倒加重了。

去年他辞了职,在家歇了段时间,去了一家接网络预约的维修公司,日常帮客户修电器。“不后悔去变电站,也不后悔辞职,人每个阶段想要的不一样。”王剑不再想“上岸”的事了。这让他看清一个悖论:城里的人想出来,城外的人想进去。

胡鹏飞的样本似乎更加复杂。2019年,他考到西部某乡镇,带着一双新买的运动鞋和一本485页的《大清帝国》离开了家乡。上班的第一个冬天,他和同事去催收新农合款项,骑着摩托车在山路上颠了四个小时。50多岁的女主人端来热水,他喝了几口才敢开口,“新农合今年涨了30元,您家5口人,总共比去年多150元。”女主人没说话,从床单下摸出个布包,一层层打开,露出皱巴巴的零钱。数到最后还差5块,胡鹏飞自己垫上了。

2024年服务期满后,他选择辞职。收拾行李时,发现当初带来的新运动鞋,鞋底磨平了;至于那本《大清帝国》,他连100页都没看完。

镇领导说,“去年来的选调生,待了俩月就走了,你算久的。”胡鹏飞没接话,他发誓不再考公。回到老家,他转而创业,结果败得一塌糊涂,房贷都还不起。今年他重新翻开《行测》,准备再次考公。

“我今年28岁,还有7年时间。”胡鹏飞制订了计划:先尽着老家的公务员、事业编、国企考,实在考不上就再选边远地区。要是边远地区也考不上,就找个民营企业上班。但他心里也明白,自己那时可能过了35岁,民企或许也不要了。他跟妻子说,“要不我考研吧,这样‘上岸’机会兴许更大些。”“你看着办吧,我已经累了。”妻子说。

胡鹏飞重新翻开的《行测》教材上,落了层薄薄的灰。

他想起催收新农合款那天,垫上的5块钱。当天回宿舍时天已黑透,他摸黑煮泡面,才发现没水——水管冻住了。他裹着棉被坐在椅子上,手机信号时断时续,朋友圈里,大学同学正在上海外滩,烟花把黄浦江面照得通红。那一刻他突然不知道自己在坚持什么。

此刻,他依然不知道。

(应受访者要求,文中所涉地点与姓名,均做了隐私处理)

冰川思享号|西贝事件的根源,在于没有谁说得清预制菜是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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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西贝事件的根源,在于没有谁说得清预制菜是啥
作者:任大刚
发表日期:2025.9.14
来源:冰川思享号
主题归类:预制菜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就网红罗永浩和西贝老板贾国龙的争论,一个从事餐饮业的朋友在他的朋友圈给贾国龙出主意说,只要问罗永浩一个问题:

你直播间带过货的好蒜道糖醋蒜瓣、手工厚切吐司、厚切猪肉午餐肉、奶酪博士金装奶酪棒、盐趣多口味海盐蝴蝶酥等科技狠活的包装食品,哪个比你嘴里所说的餐饮“预制菜”强?何须搞成这副鬼样?

贾老板如能看到这条朋友圈,则应反思西贝的“危机公关”是否还有较大改进空间。

讨论饮食问题的门槛,比俄乌战争等国际局势要低得多,更没啥风险,所以参与争论的人真是多极了,导致舆论一下就哗然了,据说还大大影响了西贝的生意。

01 史上定义最混乱的概念

从动植物活体到餐桌,是个A-B-C-D-E-F-G环节甚多的漫长过程,从哪个环节起迄算是预制菜,不同的人,甚至不同的国家,理解都不一样。

在前几轮争论中,有人就发问,速冻饺子、馒头、面包、汉堡之类,算不算预制菜?为此,2024年3月,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门联合印发《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下简称“通知”),专门给预制菜下了一个明确定义:

——预制菜也称预制菜肴,是以一种或多种食用农产品及其制品为原料,使用或不使用调味料等辅料,不添加防腐剂,经工业化预加工(如搅拌、腌制、滚揉、成型、炒、炸、烤、煮、蒸等)制成,配以或不配以调味料包,符合产品标签标明的贮存、运输及销售条件,加热或熟制后方可食用的预包装菜肴。

上面是概念的内涵,下面是预制菜的外延,界定哪些不属于预制菜:

——主食类食品,如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

——连锁餐饮企业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纳入预制菜范围。

——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

如此复杂的定义,想必邀请了语言学和逻辑学教授共襄盛举。而按照官方定义,“预制菜”的范围已经大大窄化,可以说是个小众消费了。

回顾这场争论,可以发现,罗永浩说的“预制菜”,是一种老百姓的定义,只要不是现做现吃,隔段时间才食用的,就是预制菜。而如果严格按照官方定义,罗永浩就不能说西贝的菜品是预制菜,因为西贝是连锁餐饮企业,从它的中央厨房里出来的菜肴,不叫预制菜。

把这个官方定义放到全球食品安全要求极高的日本,会有水土不服。

2023年的《经济参考报》有一篇文章称,预制菜在日本种类繁多、应用广泛,几乎可以说日本人一天都离不开预制菜。该文将开袋即食的罐头及软罐头包装食品、真空食品、冷冻食品、方便食品,以及速冻水饺、速冻烧麦、铝箔包装的真空即食商品,还有免洗免切搭配合理的蔬菜包、水果盒,已切好拌好完成调味的肉类食品,还有各种风味的方便食材,均列为预制菜。

2023年,公众号“旅法华人”报道称,法国《六千万消费者杂志》发布的一项关于速食食品(预制菜)的调查中,库斯库斯(一种用粗麦粒制成的北非菜肴,在外形很像小米的主食上浇上蔬菜和肉类制成的配菜)位列其中。

鄙人没有吃过这道法餐,但观其配料,说它是“法国盖浇饭”应该没什么大错。说到盖浇饭,按我们的官方定义,是主食,那就不能算是预制菜了。

预制菜,这恐怕是史上定义最混乱的概念了。罗永浩和贾国龙各说各的,各气各的;官方和民间理解的不一样,中国和外国的理解也不一样。一个概念没有统一的内涵和外延,如何一起讨论,如何进行判断、推理?

孔子说,定义、概念、名分不统一,最终会使老百姓连手脚放在哪里都不知道,结果就是互殴,一片混战,这正好契合了目前的舆论场现状。

如果“预制菜”的定义不统一,下一个“某永浩”还会出现,社会舆论还将付出成吨的口水。

02 预制菜为什么不安全

日本是预制菜的生产和消费大国,有报道称,目前日本共有约100家企业向市场提供500多种软包装预制菜。有业内调查显示,各种预制软包装熟食在日本家庭餐桌领域的利用率达47.7%,已成为日本饮食生活不可分割的一部分。

但反观中国公众,对“预制菜”却存在普遍的反感。综合中国消费者的担心,主要体现在这三个方面:

第一,添加防腐剂,以及防腐剂超标。

对防腐剂的担心,源于过往食品安全的噩梦。

多年前,人们见识过福尔马林浸泡过的海鲜食品,见过违禁药品用于食品防虫,中国消费者深受防腐剂刺激,形成了根深蒂固的观念,如防腐剂就是福尔马林,福尔马林就是防腐剂。你提到其他防腐剂,跟他说防腐剂的安全性,但在他的观念里,那也不过是福尔马林的表兄弟而已。

可能是为了缓解中国消费者对防腐剂的普遍担心,在2024年的“通知”中,特别规定预制菜是“不添加防腐剂”的。这个规定很有意思。

举个例子,一家专门做八宝饭的饭店,如果上午做好放冰箱里冷藏,到晚上重新上屉加热卖给顾客,这份八宝饭符合官方规定的“预制菜”。但如果这份八宝饭放了防腐剂,搁在冰箱里,三五天后再买给顾客,就不在官方规定的“预制菜”范围了。

这大大违反了一般消费者的常识。为照顾这种情绪而特意规定预制菜“不添加防腐剂”,容易把食品工业相关的法律法规和政策搞成一场文字游戏。

正本清源地看,现代食品工业的两大基石,一个是防腐剂,一个是冷链物流系统;没有这两个东西,就没有现代食品工业,也就没有现代大城市。

关键的问题是,你怎么保证你所使用的防腐剂是安全的?你怎么让公众在观念上让福尔马林与食品防腐剂脱钩?

第二,以次充好的食材。

中国饮食的一个重要特点是,食材通常会切得比较细碎,做熟之后,不易看到原初模样和色质,这给无良商家留下了干坏事的空间。

预制菜被反感的一大领域是学生餐饮。数年前发生过几起家长发现学生食堂里的原材料腐败变质和生芽的案例,经过严厉整治和防范,这种丑闻最近不再出现在公众视野。但家长内心怎么想,不得而知。

客观而言,如果商家存心不良,预制菜的制作过程中,食材以次充好有大量机会。食材不新鲜,加大香料的投放力度;食材有腐败,把腐败的部分挖掉用好的部分;保质期快到了,可以修改一下,重新上市……这些问题,谁发现得了?

以次充好的食材的确不会一次性吃死人,除了批评教育道德谴责和罚款,还能怎样?但长久食用,难免不会危及健康,约略等于慢性杀人。但无论如何,这终究是个介于良心与法律之间,严刑峻法未必能解决的问题。

第三,营养性问题。

肉类和其他蔬食制作好之后不及时使用,营养肯定会流失,甚至产生不利于健康的有害物质。这是现代营养学的基本常识。

问题在于,一种预制菜在多少天之内,营养成分流失多少。我不知道有没有相关研究,即便有,至少没有公开宣讲,更没有商家主动把营养流失状况标注在包装上。这只能深表遗憾。

不过话说回来,预制菜的出现,本身就是快节奏城市生活的产物。菜肴不预制,吃一餐饭花的时间,恐怕会成倍增加。在时间成本和营养损失之间,你选择哪一个?

既要又要还要的辩证法,是不存在的,这需要观念的转变。

03 消费者需不需要有知情权?

餐饮业是中国最市场化的行业之一,消费者具有最大的选择权用脚投票。既已如此,消费者是否可以对餐馆的预制菜售卖情况享有知情权呢?这个问题比较复杂。

首要问题还是定义不统一。比如按照民间对预制菜的定义,西贝卖的是预制菜;但按照官方对预制菜的定义,西贝卖的就不是预制菜。按日本或欧美的定义,它是预制菜;按中国的看法,它不是预制菜。同样一个东西,既是A又不是A,知了这个情,有什么意义?还不照样在舆论场打架斗殴?

其次,既然公众普遍不相信“预制菜”,各方定义也不相同,也就说明,大家说的不是“预制菜”,而是别的什么东西,比如消费欺诈,比如食品安全,等等。治理这些问题,相应的法律法规也比较完备,关键是执行,另立新规,无谓消耗有限的司法资源。

再次,鉴于“预制菜”在中国大陆名声不好,就像这一回,罗永浩和西贝老板贾国龙这两个人看上去吵得凶,但是,在“预制菜是坏的”这个问题上,双方很显然达成了高度共识。

现在很多餐馆已经在招牌上明示“本店不提供预制菜”之类的信息,这是市场自发满足消费者知情权,充分的市场竞争会自发净化市场。但问题是,当店家和消费者对何谓预制菜的理解不一致的时候,是否会引发冲突?

毋庸置疑,预制菜引发的争论,主要来自于食品安全引发的焦虑。食品安全无虞,谁还有闲工夫去关注预制菜的问题?而现在有一点可以肯定的是,妖魔化预制菜,根本无助于食品安全的保障。

江棋生|痛定忆国涌,魂牵魄动心潮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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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痛定忆国涌,魂牵魄动心潮涌
作者:江棋生
发表日期:2025.8.7
来源:江棋生
主题归类:傅国涌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7月7日早晨,照例打开微信。我万万没想到的是,手机荧屏上蹦出的第一条资讯,竟然是国涌遽然离去的噩耗!那是国涌兄长般的密友和挚友陈平于4点零5分发来的——

沉痛告知:傅国涌先生今日凌晨突发心脏病去世。我现在在太原机场等候前往杭州的飞机。

我随之心绪起伏,嘘唏不已。我对章虹说,国涌可比我小了近19岁,他真的是远远不该走啊!心情稍加平复后,我给陈平发微信道:天嫉国涌,无理可讲啊!请代我和章虹购置花圈,请代我们问候和抚慰国涌夫人;花圈挽带上请写八个字:天嫉国涌惟有痛兮。

7月9日上午7点47分,陈平发来在杭州殡仪馆拍摄的视频和照片(图1和图2)。视频中,极度悲恸的陈平俯身扶棺,凝视国涌,因痛彻心扉而几度嚎啕大哭。陈平的锥心之痛,使我内心的深深悲情竟日不散,难于自已。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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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陈平扶棺泣别国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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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2我和章虹送的花圈

我和国涌结识于整整三十二年前。

1993年秋冬之际,国涌从山西大学六四政治犯丁俊泽夫人张叶那里获知我的联系地址,遂于家乡雁荡山脚下的第二个书房中,给我写了第一封信。自那之后,我俩成为志同道合的朋友。我完全能够认定,对他作为志士和勇者所做的一切,包括数度身陷囹圄、被收审和劳教五年的磨难,我是十分清楚的。然而,我必须坦陈,我对他自1999年以来的人生历程,虽脉络在握、轨迹在心,但因过从由密而疏,故称不上了然于胸。所以这些天来,我只做一件事,下载和阅读雪花般浪涌而至的悼文和追思文,汇总和观看多种国涌的讲座与答问短视频,尽可能贴切知晓他生命之河的完整流程,尽可能如实把握胸怀志士之心、秉持勇者底色的国涌,是如何在艰难困厄之中,成就智者之作为、能士之事功的。

前些天,有人打来电话,语露不希望我写悼文之意。我对那个人说,国涌是我的好朋友,一位英年早逝的难得奇才,我能不写吗?再说,那么多人出自内心、发自肺腑地哀悼他,怀念他,痛惜他,你们就不该想想,那是为什么吗?

能不忆江南?江南忆,最忆是杭州。

能不忆杭州?杭州忆,最忆是国涌。

痛定忆国涌,魂牵魄动心潮涌——

我和国涌于1993年冬天建立通信联系后,很快成了素未谋面却无话不谈的笔友。1995年夏天,我和王丹、刘念春、王东海等朋友获得方冠青纪念基金会颁发的奖项,为此我给上述基金会写了答谢词[1]。是年8月9日,有朋友冒着风险给我带来了我和杭州王东海先生的奖状和奖金。我随即决定去次杭州,与王东海、王有才、陈龙德和国涌等持不同政见的朋友们见个面。1995年10月下旬,我只身南下。先到上海看望一直揪心牵挂我的朋友,再回常熟与家人和发小团聚。

11月2日,我在常熟给国涌打去传呼;随后的通话中,我告知国涌,将于明天下午到达杭州。

迄今为止,我有过五次杭州之行;其中两次到杭州,第一个与我碰面、留我夜宿其家的人,就是称我为兄的忘年之交——傅国涌。

1981年12月上旬,作为一名81届北航本科毕业生,我在写关于电扇空气动力学特性的毕业论文时,曾与同班同学杨康共赴上海华生电扇厂研学。期间我俩忙里偷闲,乘票价便宜但烟雾缭绕、深度呛人的夜火车去了杭州,开动双脚绕行了小半个西湖。

三十年前的1995年11月3日,我作第二次杭州行。当天下午,国涌在《浙江日报》社门口接到我后,为我叫了一辆黄包车,他骑自行车导航,一起到闸弄口他的家。我和他有缘相聚,他自然很高兴。不过,使他大喜过望的是,我给他带去了许多禁文的复印件,其中有魏京生入狱前在民刊《探索》上发表的多篇文章,有魏京生在狱中写给邓小平、江泽民、李鹏等人的信(发表于香港《明报》专栏),有陈子明的《1995年的中国政治反对派》,以及我与陈子明的商榷之文:《“立国之本”应无恙?——读陈子明的<十年改革反思>》[2]。

在他家吃过晚饭后,国涌夫人曹丽蓉去她父母处睡,我和国涌在他小小的租屋内过夜。当晚,我俩百无禁忌,尽情侃聊。我告知国涌,我和人大哲学系丁子霖、蒋培坤老师及张先玲、苏冰娴、徐珏、周淑庄等六四难属的深入交往,以及为忘年之交许良英先生的《宽容呼吁书》满城奔走征集签名事,我提到了茅于轼、邵燕祥、冒舒湮、赵中立和梁志学等先生。我还提到曾登门许先生的恩师王淦昌先生家,请他为我的母校——常熟市中学70周年校庆题词“学海无涯”事。

国涌则谈了当年22岁的他在八九风云中的难忘经历。他先提到1988年11月,已是乡村中学教师的他发起成立“中国一代人青年学术群体(简称“一代人”)之事。1989年4月下旬,他和几位“一代人”带着刚刚印出来的《一代人》创刊号,身背“纪念五四70周年文化与民主启蒙”的白字黑布,心怀希冀、热血涌动地奔赴北京。5月4日下午,在天安门广场人同此心、心同此理的潮水般人群中,国涌和他的同道将纪念直幅高高挂在人民英雄纪念碑上面。

国涌动情地说,他就是在天安门广场,有幸邂逅了他未来的妻子、当年的北师大一年级学生曹丽蓉的。他还笑着告诉我,当时他曾去人民大学抄过多篇大字报;怎么也想不到,他抄录的三篇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之名写的文章,作者居然正好是我。国涌言罢,我俩抚掌大笑。那三篇文章,一篇是4月27日公布的《反击4.26社论的十条口号》(附录一),第二篇是4月28日贴出的《四月学运与文革的十点本质区别》(附录二),第三篇是4月30日面世的《四月学运与四五运动》。

国涌和我一样,是八九之子。1989年9月9日,当局把我投入秦城监狱,关了一年半。于是,一个在初中一年级读过《红岩》的人,有了人生第一次宝贵的班房体验,为此我写了一篇文章,题目是:有些事情永远历历在目[3]。1989年12月2日,国涌在太原被抓,关在上马街24号太原市公安局看守所。12月19日,被押送回浙江乐清县公安局看守所“收容审查”。1990年4月21日以“取保候审”的名义获释。时隔三月后的7月30日,他又一次被关入乐清县公安局看守所。8月,当局终以“参与动乱”、“搞非法组织”和“办非法刊物”等罪名将他劳教两年,把他投入温州郊外黄龙山劳教所的“笼子”里。

国涌和我不一样的是,他是读书种子,而我不是。他嗜书如命,用节俭生活省下的钱,不假思索地去买相对便宜得多的二手好书,去淘别人以处理品名义出售的民国史料,如《孙中山全集》、《梁漱溟全集》等。我在11月3日当晚留下的深刻印象,至今鲜活如初:书满为患的穷巷陋室,成了国涌埋首品读、乐此不疲的殿堂。如今我更知道,我所读过的经史子集、民国史料、文学名著、武侠小说,不及他的百分之一。

第二天早上,国涌带我去西湖边散步。晚秋的西子湖畔,天朗气清,景色迷人。不多久,另两位八九之子王东海和陈龙德来了。东海宽眉大眼,豪爽好客;龙德孔武健硕,个性鲜明。我和他俩一见如故。三位杭州朋友早已商定,三联书店后面的湖畔诗社,是喝茶叙谈的好去处。很快,我们移步进入诗社,沏好东海拿来的龙井绿茶,以充分独立、自由的心态,开怀畅聊了三个小时。

中午时分,东海作东,我们在杭州老字号状元楼酒家喝绍兴黄酒,尝西湖醋鱼,食龙井虾仁,外加不能少的东坡肉。

下午,微醺中的我们先去章太炎纪念馆。杭州朋友的意愿,是让我能对这位民国先贤有个更为切近与生动的了解。1936年6月14日,章太炎病逝。同年10月19日过世的鲁迅,在临终时曾对乃师章太炎作状似盖棺定论之评:“考其生平,以大勋章作扇坠,临总统府之门,大垢袁世凯包藏祸心者,并世无第二人;七被追捕,三入牢狱,而革命之志终不屈挠者,并世亦无第二人。这才是先哲的精神,后生的楷模。”在章太炎墓前和纪念馆里,28岁的国涌俨然已像一位很有造诣的民国史家,他侃侃而谈,我们三位驻足聆听。

之后,我们缓步穿行苏堤,经西泠桥,前往拜谒晚清烈士秋瑾之墓。在国涌心中,鉴湖女侠秋瑾的分量很重,他以崇敬、肃穆的口吻,缓缓向我们叙说这位巾帼英雄短暂而壮烈的人生。国涌还给我们背诵了秋瑾的一首诗《鹧鸪天》:

祖国沉沦感不禁,
闲来海外觅知音。
金瓯已缺总须补,
为国牺牲敢惜身。
嗟险阻,叹飘零,
关山万里作雄行。
休言女子非英物,
夜夜龙泉壁上鸣。

最后,我们步上孤山。虽上孤山,但吾道不孤。争自由,求民主,要法治,合乎人类现代文明之道。我们四人的看法是一致的:台湾的中国人走上了这条道,东欧诸国走上了这条道,难不成,就差大陆的中国人走不上?

秋阳西下,暮色临近,我们在镌刻着“孤山”两字的台阶上合影留念(图3),相约第二天上午去西湖边的六公园喝茶。国涌说,他会打电话邀约王有才一起去。与东海、龙德分手后,我和国涌回到他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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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31995年11月4日与杭州朋友同游孤山 左起:傅国涌、王东海、江棋生、陈龙德 照片原载我的《看守所杂记》第219页

11月5日,是我抵杭的第三天。在东方通讯公司打工的八九之子王有才请了假,早早就赶到了国涌家与我俩相见,然后三人前往湖滨六公园。

这一天,秋日与秋风唱和,秋水共长天一色;四季如画的西湖,更显楚楚动人之美。近处,香樟树荫下野鸽嬉戏;远眺,则断桥与保俶塔映入眼帘。

这一天,又正好是我47周岁生日,我的谈兴油然而来,灿然倍增。我对杭州朋友说,在八九学运和民运中,我对邓小平的“四项基本原则”虽已不感冒,但认知上并不到位。六年后的今天,我有了“四个平等”来对应邓的“四个坚持”。

这就是,我以“宪法面前,各党平等;市场机制面前,各所有制平等;公正法律面前,人人平等;科学规范面前,各种学说平等”来对应邓的“坚持党的领导;坚持走社会主义道路;坚持无产阶级专政;坚持马克思列宁主义”。然后我笑着说,两种泾渭分明的不同主张,大可以比一比幺。四位朋友认真听了,颔首微笑,点头称是。

那天,国涌和东海谈了自己对“非暴力抗争”和“公民不服从”的切身体悟;龙德则话语很少,“我们去做就是了!”。在北大攻读过硕士学位的王有才,肚子里有干货,也有谦谦君子之风;尽管他普通话说得不怎么样,口头表述也不刮辣松脆[4],但丝毫不影响他在很多问题上与我们达成基本共识。

那天中午,有才请客。在隆达饭店的小包厢里,大家为同道的相逢相识,为我的47岁生日,举杯同庆。

相聚不易,饭后我们都到东海家,继续聊。吃过东海夫人程云惠做的可口晚餐之后,又聊到十点,国涌、龙德、有才各自回家,我就在东太平巷东海家住下了。

11月6日上午,国涌和龙德来到东海家,陪我在附近一带杭州老城区随便走走。当地人说的杭州官话,对我来说并不难懂。在街边树荫下,我还观老头下棋,并忍不住支了招。苏杭之间就是吴越之间,相似和共通之处颇多;但就民风和习性而言,我觉得杭州人要硬朗和强悍些。

当天晚饭前,徐水良先生到了东海家。水良曾两度入狱,第一次班房从1975年11月坐到1979年1月,第二次则从1981年坐到1991年。他和国涌夫人曹丽蓉、王有才都是浙江富阳人,因此王有才下班回家吃完晚饭就赶过来了。水良是1963年考入浙江大学的,与许良英先生既是浙江老乡,也是浙大校友。我从已经告别马克思主义的许先生那里,听说过水良的坎坷人生和理论兴趣;这次面对面的坦率沟通,使国涌和我对他有了更多的了解。他的处境相当困顿,已萌生去国之意。

1998年秋,水良在即将赴美前到首师大我的家中,与我话别。水良去国27年来,一直比较活跃。应当说,对他的不少独立见解,我是认同的。而且,我也和他一样,做不到“没有敌人,没有仇恨”。一个最新的例证是: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我对乌克兰人的敌忾同仇、誓死抵抗,深以为然,强烈共鸣。只可惜,水良念兹在兹的抓特务使命,终成病态式癖好,众多同道纷纷对他避而远之,我也不例外。

就我与国涌的亲身经历而言,在非暴力抗争者中,的确混有特务、线人之类的宵小之徒,如我遇到过的卢广文,国涌领教过的曾“对他分外热情”的浙江线人。但他们毕竟为数甚少,不能看着看着,就生草木皆特之感,觉得他也像,你也像,碰头时低头刷手机的那位,更像。

夜深了,国涌和朋友们各自回家,东海要我一直住到离杭那天。

11月7日,又是和国涌、东海、龙德形影不离地整天相处在一起;至诚相待,袒露心扉,人生一大幸事也。

11月8日上午,国涌、东海、有才把我送到杭州城站火车站,依依惜别。

11月21日,已被关了近二十个月的魏京生被正式逮捕。

11月24日,国涌就写了一篇关于魏的短文,并开始与东海、龙德商议发公开信事。11月27日上午,国涌起草写给全国人大常委会的一封公开信——《无条件释放魏京生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晚上定稿并完成15人签名后,和龙德、有才去电信局发传真给《中国人权》主席刘青。

翌日公开信的发布,导致签名者被监控的程度陡然加剧,终于12月15日晚上,国涌、东海、龙德和吴高兴四人在浙江临海被抓,关押在临海紫沙岙的公安局收审所。

当时被搜走的国涌的署名文章有八篇:

《民主阶段论》、《民运四题》、《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纪念费巩先烈被害五十周年倡议出版费巩全集》、《把人的权利还给人》、《从阶级到政策》、《由昏君贪官和明君清官说起》、《国、共的某些共同点》。

此外,还搜走了他起草的《无条件释放魏京生推进民主和法制建设》公开信,及打算于明年春天向八届人大四次会议提出的《政治改革建议》。

被搜走的其它文章复印件有七篇,其中有《肯尼迪基金会给丁子霖的信》、胡绩伟的《新春放语》及我的三篇文章:《诉诸公民意识争取首要人权》[5]、《立国之本应无恙?——读陈子明<十年改革反思>》、《六四6周年感言》。

12月19日,吴高兴被临海公安局“收容审查”,东海、龙德被押回杭州浙江省公安厅看守所“收容审查”;国涌则被押回乐清“收容审查”,第三次踏入
乐清县公安局看守所。收审通知书上写的罪名是:非法串联活动。国涌读了通知书,淡定地在其上写下一行字:

未经全国人大立法的收审是违宪、非法的,本人拒绝签字。

国涌他们再次蒙难后,我和朋友们作了公开声援。12月30日,我给国涌夫人曹丽蓉写了一封信。一年多后公开发表时,我加了标题:拒绝谎言:灵魂的生存权[6]。信的全文及作者导读如下——

作者导读:浙江的持不同政见者王东海、陈龙德、傅国涌已经失去人身自由一年多了。他们是因为拒绝谎言、说了真话而被“劳动教养”的。陈龙德先生后来因酷刑摧折而被迫跳楼以致严重伤残,但至今仍被无理关押。8年前,在八九民运被血腥镇压之后不久,三位先生就被投入了监狱及劳教营地。出狱以后,他们不改初衷,秉持人权和民主理念,为维护人的尊严和追求社会公正而发出自己的声音,因此,早在1996年6月被处以“劳教”惩罚之前,他们就曾多次被警方传唤和短期羁押。1995年12月30日,我就他们被拘一事去信国涌的妻子曹丽蓉女士。现将此信公诸于世,以表示我对他们的敬意和思念之情。

——1997年6月22日

小蓉:

几个公民当“出头鸟”,大胆行使言论自由权,当局很不高兴,居然罗织罪名,以所谓“非法串连”的名义剥夺了他们的人身自由。这虽然没有出乎我们大家的意料,东海、龙德、国涌他们也都做好了坐牢的准备,但当局如此下手,还是十分可愤的。

人,当然要求吃饱穿暖,但决不成立“我吃故我在”。人的存在起码是“我思故我在”,否则与动物如何区分?而思与说又是内在关联的,只思不说难谓思,也最终无法思。拒绝谎言、要说真话是人的天性。拒绝谎言,才有灵魂的生存权;说出真话,才有灵魂的发展权!维护人的尊严,缺了它们不行。事实上,作为正常人,谁没有这种要求?现在只不过被多少加以压抑、麻痹、扭曲罢了。12亿大陆中国人,目前已有较为勇敢的几十人、几百人公开站出来说真话、揭露谎言,他们为全社会树立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体现了一种健康的公民意识和公民心态,是中国社会自我解放中最具自为性和建设性的因素之一。

你我都知道,中国有一位老作家(巴金)为说假话的事难过了几十年。他后来有决心说真话了,但还是不太敢,至少还不敢公开说出谴责六四屠杀的真话。我看他现在还是有点难过:灵魂尚缺乏自由,人格尊严还有缺陷。但我相信他终究会把真话完全说出来。以肉体的受制为代价来争取灵魂的解放,最后达于身体、灵魂均能自由的合乎人道、天理的境界,是中国大陆之外的人类已经走出来的路。我相信中国人也想、也敢、也能走通这条路。对人格尊严和正当权利的渴望并不只是西方人的专利,而是现代人类的共性。

就在我们这片土地上,除了常常见到听天由命的等待和苟活的无奈,我们不也同样见到国人的权利渴求在闪光、在涌动吗?因此我想,现在公开站出来发出声音的几十人、几百人,目前当然像是“没有士兵的将军”,但不会太久,每个中国人都将敢于发出自己的声音,敢于行使自己的权利。现在,率先喊出“别来虚的假的,让我们生活在真实中”的先驱者还在遭受政治迫害,但痛苦基本上只限于身体上、物质上的了,灵魂上、精神上的自我折磨一去不复返了,在道义上、良知上,在对未来的信心上,迫害者都已远远落于下风。

东海、龙德、国涌他们是浙江人的骄傲。他们是很普通的人,是勇于发出自己心声、行使自己权利的普通人。他们不是为了在新的权力结构中占有一席之地而出来“折腾”的,他们的目的是争取一种保障人权、维护公正、约束权力的新的游戏规则和机制的建立,而他们自身的去留也将被新的规则所决定。

新年将至,新东西是关不住的,东海、龙德、国涌他们是关不住的。请自珍自重,并代问杭州的朋友们好!

江棋生

1995年12月30日

1996年1月12日,关在杭州、乐清和临海三地的四位志士收审“结业”,同时获释。同年春天,国涌的万字长文《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刊发于《北京之春》1996年4月号上,这是他在海外发表的第一篇文章。4月19日,他打电话给我,心情有些激动地向我致谢。这是因为,去年11月8日我离杭时,随身带走了该文打印稿,后来我托人把文稿带到纽约,交给了《北京之春》主编胡平。

1996年5月28日,东海、龙德、吴高兴、毛国良、叶文相、付权、赵万敏等七位“六四政治犯”[7]就推倒六四事件的官方定性,发布了龙德起草的致全国人大常委会的公开信。5月28日当天,东海和龙德被抓。

1996年5月中下旬,随着六四7周年纪念日的临近,当局对国涌不断加剧的骚扰,使他在杭州住不下去了。5月27日,他动身回老家雁荡山。由于龙德没把他的名字放进公开信,他得以避开一劫,在家乡待到6月12日。在那半个来月中,国涌在时时牵挂、忧心关注同道安危的同时,奋笔疾书,完成了三篇两万字长文的初稿:一是《民主为何导向反民主》,二是《民主与专政》,三是《中国的持不同政见者运动》。此外,还修订了他于7年前完成的两万字长文:《1989,人民不会忘记》。

6月13日傍晚,国涌回到杭州。第二天,重情重义的国涌就去龙德家里,看望龙德的家人;去东海父亲家,安慰老人家。不仅如此,他还给杭州公安局的政保[8]人员打电话,质问他们,问他们何时释放东海和龙德。

然而不久之后,东海和龙德就被延长收审一个月。接着他俩被“劳动教养”,东海劳教一年,所外执行;龙德劳教三年,被投入杭州乐山劳教所[9]。

国涌的二姐傅彩茗,一直十分关心国涌的生存状况。此时国涌在杭州,处境十分逼仄,几无立锥之地。二姐要国涌尽快去太原见她,一起商量以后怎么办。国涌于6月18日与王有才告别,6月20日在大雨滂沱中前往城站火车站,登上绿皮列车,取道北京去太原。

1996年6月21日中午,国涌抵达北京站。他先去前门附近的天安大厦找中学好友张铭和徐新,由于他俩去北戴河避暑了,于是就赶到西钓鱼台附近,在地矿招待所办了入住手续后,就去首师大找我。

分别7个多月后,国涌千里迢迢来京,我们全家在北洼路的一家餐厅为他接风。他称章虹为“嫂子”,上初中二年级的江枫则叫他“傅叔叔”。席间,他动情地谈了东海和龙德的又一次遭难,说了小曹与他的风雨同舟和二姐对他的多方关顾。我向他介绍了我与胡绩伟、王若水、包遵信、孙长江、宗凤鸣和鲍彤女儿鲍简的直接交往事,以及今后打算去见李锐、鲍彤、张显扬等先生事。此外,我特意对超爱读书、不爱运动的国涌说起我与王丹、吴学灿在首师大打乒乓球,及我在首师大露天泳池中畅游蛙泳、仰泳、自由泳和蝶泳一事。听者国涌,惟有一笑,未见心动。后来知道,他是偏师突进,不理会“德智体全面发展”;在中学读书时,体育可以不及格,数学差强人意,但在人文学科中,则如鱼得水,游刃有余。

晚饭后,我们带他来家。走进北洼路上首师大的小西门,我指着眼前的一排平房告诉国涌,其中一间曾是电视政论片《河殇》解说词的一位主要撰稿人王鲁湘的陋室,我们在19楼13层2号的阳台上,能和他互相喊话。1993年,他和夫人胥继红在彭德怀曾待过的挂甲屯村买了小房,就搬过去了。去年,他又去颐和山庄住了,与我的人大校友吴小军为邻。国涌对我说,1988年《河殇》热播时,21岁的他在家乡当中学语文老师。8年前,他与青春好友一起看《河殇》时,真有热血沸腾之感。

进我家门后,国涌的第一要务是翻检书架。见到普林斯顿学社出版的《当代中国研究》有些复本,他就要了几本。临走时,他借去《八九学运回顾与反思》和胡平的《中国民运反思》,说回旅馆连夜阅看。后面的几天里,国涌打算密集拜访一些他早就想见的人。他说,他要见许良英先生、丁子霖和蒋培坤老师、包遵信先生、胡绩伟先生、徐文立先生和魏晓涛等。

第二天一大早,他就动身去中关村科学院黄庄小区912楼见许良英先生。事后他告诉我,他乘电梯到了七层后,敲错了门,他听着名字就挺感别扭的何祚庥开了门,对他说:是隔壁704室。许先生开门后,引国涌到书房落座。国涌与许先生已有信件来往,许先生的台州口音,在他听来近乎乡音,很亲切;而许先生夫人王来棣先生是温州平阳人,便更多了一份乡情。国涌和两位先生相见甚欢,聊得很好。近中午,许先生下厨煮他的招牌饭:汤圆、馄饨一锅烩,款待国涌同乡。饭后,许先生谈兴未尽,留国涌继续谈到下午二点来钟。

按照约定,国涌从中关村过来,与我在人民大学东门口汇合,我带他去静园一号楼43号丁子霖老师家。

人大东门口,是7年前的1989年春天,人们从四面八方赶来听“北京之音”的地方。广播站是人大学生自治会办的,设在紧挨东大门的学三楼中。许先生和王先生,也曾多次从黄庄缓缓走来,汇入静静收听广播的黑压压人群中。进人大校园后,我特意带国涌绕行,途经学五楼和学六楼,再去静园。我告诉国涌,学五楼是当年远志明、荣剑、徐辉等86、87级博士生的宿舍楼,学六楼则是我和吕益民、夏洪跃、杨念群、王东京等88级博士生的宿舍楼。国涌当然知道,远志明是《河殇》解说词撰稿人之一;国涌说,他还读过荣剑写的关于民主和批判新权威主义的文章。

学六楼往北一点,就是学生食堂。1989年4月25日,《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宣言》就张贴在其朝西的大墙之上,宣言是88级博士生同学吕益民、李刚剑、赵哲起草和发布的。我对国涌说,当年4月27日深夜,灯火通明的学生食堂史无前例地备下了丰盛的夜宵,免费招待徒步游行近百里归来的人大学子——那人心互激、同频共振的一幕,我记忆犹新,不可磨灭。国涌说,当年他进人大校园抄大字报的地方,就是这里。

离开学生食堂走向静园的路上,国涌告诉我,今天许先生和他谈了整整五个小时。许先生不作保留、不带委婉地谈了他对顾准、魏京生、包遵信、陈子明、王军涛、刘晓波、周舵、袁红冰、陈小雅等人的看法。我对国涌说,我也当面听过许先生对许多人的直言评说。国涌和我,都亲身见证了许先生的正直不阿、心口如一。当然,许先生的见解不一定都是对的,但他确实是一位俯仰无愧天地、并世不多出的耿介之士。

很快就到了7年来一直牵动人心、再也难于平静的静园。那天上午,我打电话向丁老师介绍了国涌,加上先前我和她说过我与国涌在杭州相聚一事,她和蒋老师十分欢迎国涌的到访。国涌进门后,在六三之夜罹难、生命定格在17岁的蒋捷连遗像前默哀,鞠躬。然后安静地坐定,听丁老师叙说刻骨铭心的丧子之痛和六四死难者家属的不屈抗争。丁老师留我们在那里吃晚饭,我建议吃蒋培坤老师拿手的无锡拌面。蒋老师不仅美学功底了得,厨艺也的确高人一筹。我对国涌说,我曾在锡北重镇张泾丁、蒋老师自建的微缩版江南园林——连园中,吃过蒋老师烹饪的、至今觉得十分馋人的酒呛红烧肉。当晚我们临走时,丁、蒋老师把他俩写的一篇长文打印稿送给了国涌;那篇长文是:《魏京生,让人们践踏你的苦难吧!》[10]

6月23日上午,我带国涌去紫竹大厦见魏京生的弟弟魏晓涛。晓涛毕业于复旦大学,但怎么看,他都不像一个读书人。晓涛与我早已相熟,常有往来;加上他说话痛快,口无遮拦,国涌从他嘴里听到了许多外人听不到的故事,还见到了和晓涛搭伴过日子的香港《明报》记者戴萍。中午,晓涛请我们在附近一家餐馆吃饭。国涌不喝酒,我和晓涛对饮二锅头,大啖肘子肉。下午,国涌在旅馆读书、读文章。

6月24日早上,国涌来找我,在首师大19号楼的楼梯口遇见刘念春的妻子储海兰,两人遂一起来我家。当天下午,国涌赶往东城的煤渣胡同拜访《人民日报》社原社长胡绩伟先生。国涌后来告诉我,他在那里得到了面慈目善的胡先生友好的接待,但先生夫人的脸色和她说的话,则让他不舒服。当晚,他为了明天行程的方便,搬到中央民族学院附近去住。

6月25日一整天,他从早到晚马不停蹄地奔走出访。早上,他去民院家属区的刘念春、储海兰家,看望刘青和念春的老母亲,“一个慈祥的老太太”(国涌语)。念春已被关押一年多了,他的母亲、妻子和女儿祖孙三代相依为命,艰难度日。当天上午,他移往北师大附近去住。下午,国涌在北师大南门口见到陈子明的妻子王之虹,两人进校园后,到北师大图书馆对面的草坪长椅上落座,在尾随王之虹而来的便衣眼皮底下,作了简要的交谈。

紧接着,他去塔院包遵信先生家。如同许良英先生在国涌进门后一定要他喝酸奶一样,包先生则要国涌先喝一听水蜜桃饮料再说。曾经主编过《读书》杂志和“走向未来丛书”的包先生,他的名字对国涌来说,早已如雷贯耳。国涌进门后,见到了两年前凛然写下“我们被我们坚持的正义所鼓舞”,然说话平实、语气谦和的包先生;更见到了顶层接近天花板的高高书架,上面放着的密密麻麻书刊中,梁启超的《饮冰室文集》,尤使他心生艳羡。

辞别包先生后,他又进了北师大。他的夫人曹丽蓉曾就读于该校教育系,为此他先前已六进北师大:1989年春夏之交,他四进北师大;1990年取保候审一百天期间,他两进北师大。今天下午和晚上,他又两进北师大。作为温州乐清人的他,在里面的小餐馆吃北方风味的炒面片,觉得很香,很香。

6月26日早上,国涌去白纸坊徐文立先生家。在十分洁净的居室中,徐文立、贺信彤夫妇热情地接待了他;不仅和他作了有益的交流和沟通,还留国涌吃了中午饭。国涌临走时,徐文立将胡绩伟先生在海外发表的近作《论民主与和平》复印件送给了他。国涌后来与我说起的他对徐文立先生的印象,和我自己去造访后留下的,十分一致。当天下午,国涌和从北戴河归来的张铭、徐新去了顺义,两位好友都在那里买了房。在中学时代就结成“精神死友”的三位同窗,碰上这次难得的团聚机会,吃过晚饭后大家全无睡意,于是作彻夜长聊,直至拂晓方呼呼睡去。

6月27日下午,睡醒后的国涌赶去八九圣地之一的北大三角地。在那里附近的书店买了《东方》杂志和《潘光旦文集》,再到黄庄一家小餐馆吃过晚饭后,遂去许良英先生家,向他和王来棣先生道别。没想到,许先生谈兴甚浓,竟和他聊了三个多小时,直到王先生忍不住提醒之后,国涌辞别许先生,到附近一家小旅馆过夜。

6月28日早上,国涌先到北京站买了当天去太原的火车票,再去天安大厦给我打电话道别。国涌对我说,他去太原主要是和二姐商议他的谋生事,以便能暂时安顿下来。我请他代问他二姐好,代问太原朋友们好。吃过中午饭后,他乘车赴太原。

未曾想,国涌此去,谋生未成,反被政治黑洞吞噬。与我道别还不到一个月的7月26日,外电传来了他再次蒙难的消息:他和陈平在太原被抓。以言治罪的野蛮刀锋,两个月前在杭州刺向了东海和龙德,这次又在太原刺向了国涌和陈平。

国涌和陈平被关押116天之后的11月19日,他俩接到太原市劳动教养委员会的(96)749号《劳教决定书》,国涌被劳教三年,陈平劳教一年。决定书对他俩所作的指控和加罪,乃是对公民言论自由权毫无遮掩的践踏,从而也给20世纪下半叶的中国言论史提供了一份相当典型的书证:

傅国涌曾于一九九0年进行反革命宣传煽动被劳动教养。解教后仍不思悔改,继续书写《1989,人民不会忘记》、《民主阶段论》、《民运四题》、《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等具有反动内容的文章。其中《从我做起:论和平抵抗》于一九九六年四月发表于境外反动刊物《北京之春》,其在文章中叫嚣要“结束一党专政”,“废除四项基本原则”等。一九九六年六月,傅从浙江流窜至太原后,秘密勾结陈平共同书写了反动文章《维护宪法尊严》,二人几易其稿连同上述四篇文章共印制了八十余份,正待寄发之际,被当场抓获,并从陈平家缴获大量境外反动资料及文章。

国涌因言获罪,在大墙之内、铁窗之下待了两年零三个月。在此文后面要提到的国涌自传第一卷(初稿)中,他对铭记一生的囹圄生涯有详尽的记述,此处不赘。

1998年10月24日,当深秋的晨曦微露时,将要重获自由的国涌就醒了;他5点多钟起了床,把全部行李收拾停当。8点多钟,在拿到所谓《解除劳动教养通知单》[晋政劳教并字(太)第3391号]后,缓缓走出太原市镇城劳教所沉重的大铁门。在大门口等候已久的二姐彩茗,深情地迎上前去,带国涌上了她的车。

当天晚上,国涌的患难之交——陈平、王莉莉夫妇在山西省社科院的家中,

动手包饺子为国涌接风洗尘,并请八九之子葛湖、贾永华伉俪早早过来,与历难归来的国涌一起相聚。

国涌重获自由之后的一段时间,过起了四处漂泊、居无定所的生活。当然,我俩之间的通讯联系恢复了。

国涌重获自由之后的一段时间,也是六四10周年的巨大阴影逐步迫近的时候。1999年春节前夕,我们全家回常熟过年。我们从首师大家里出发,到夜宿卧铺火车的全程,都有尾巴如影附体。到无锡后,我们在章虹大妹家过夜;再由我弟弟来锡载我们回常,都被一路尾随。入住常熟小东门外仓河沿章虹小妹家后,就是三班倒、全天候、24小时被监控和跟踪。

能被严密“保护”,安全自然绝无问题,但实在是太不自由了。过完春节我在照例快回北京时,突然有了要甩掉尾巴的冲动——全然不是出于要实施什么秘密计划,而是纯粹出于内心对自由的渴望和呼唤。2月24日天蒙蒙亮时,我潜行离屋,在小东门外横街与接应我的年轻朋友汇合,取道太仓、浏河,安抵上海宝山区的顾村。第二天下午,我临时起意作第三次杭州行。

那时,国涌不在杭州,龙德还被关着。我要见几位杭州朋友,但不可再打电话。晚上8点,我步出杭州火车站,特意登上一辆双层巴士的上层,在美丽的夜色中缓缓西去。我将按脑中熟记的地址直接找人;这样做虽然麻烦,但是自由。当晚,我摸到了吕耿松家,给了他一个意外的惊喜。他在附近一家他熟悉的小旅馆,用他的名字给我开了房间。耿松连夜骑车去王东海、朱虞夫、祝正明家,通知他们明天与我相聚。随后的26、27号两天,我与王东海、朱虞夫、吕耿松、祝正明等朋友畅怀晤谈,合影留念(图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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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4 1999 年 2 月 27 日与杭州朋友同游临安钱王陵 左起:吕耿松、江棋生、朱虞夫、王东海、祝正明 照片原载我的《看守所杂记》第 218 页

28日下午,我乘火车离开杭州去南昌,当晚夜宿洪城。第二天是3月1号,我漫步初次光顾的南昌街头,去了闻名遐迩的滕王阁。下午4点,就登上南下的列车赴广州。3月2日上午在羊城乘中巴车去深圳,我想见见分手多年、相互牵挂的人大校友。

控网恢恢,疏而不漏。我3月2日中午才到深圳,第二天上午,我的身后就出现了让人讨厌的尾巴。但我还是见了10年前经受历史风云洗礼的夏洪跃、王晨阳、袁跃、梁兴安、杨松贺、邵国焕、赵哲等校友;此外,夏洪跃还带我去了《深圳法制报》社,见了何清涟女士。3月6日下午,尾巴变脸为劫汉。我在蛇口码头打算去珠海时,被以莫须有的名目抓扣,将我关押在赤水湾派出所,让我在狭小的留置室内,无眠待旦、独处了20多个小时。第二天下午,由北京来人把我带往桂林、广州等地“公费旅游”。12天之后的3月19日,把我带回北京;晚上,我回到家中。

两个月之后的1999年5月18日深夜,我因发布《点燃万千烛光共祭六四英魂——告全国同胞书》等纪念六四10周年的活动,被刑事拘留;19日上午,被投入地处半步桥44号旁门的北京市看守所。

2003年5月17日上午,我在失去自由整整四年后,步出北京市第二监狱。当天晚上,在外媒密集电话采访我的时候,国涌用不停拨号的方式,愣是挤了进来,和我畅聊了近一个小时,中间提到了他和樊百华编著的《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11]。

半年多后的2003年12月14日,崔卫平请我到她在小西天附近的家,将一本崭新的《脊梁》递给了我。很快,我就读到了王天成和国涌写我的情真意切、令人动容的文字(图5)。卫平对我说,国涌是一个真人,一个可信可交的好后生。当天我到家后,就给国涌打电话,说我已拿到他编著的《脊梁》,明年1月回家乡常熟过完春节后,就会去杭州与他相聚。

国涌在《脊梁》中写我的内容,后来我加了标题“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图6),收入了我的《看守所杂记》[12]一书中。上述标题之语,出现在国涌文章(附录三)结尾处,是我的人大校友、也是国涌的朋友——八九之子胡春霖(网名任不寐)的提法,国涌作了援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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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5 国涌在《脊梁》中写我的文字,从第 323 页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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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6 国涌写我的文字,后载于我的《看守所杂记》 第 299 至 301 页

2004年1月下旬,我和章虹回常熟过年。春节过后依诺践约,作平生第四次杭州行。

1月30日下午,我和章虹到达杭州。与我分别七年半多、和我一样经大墙之劫的国涌,早早就等候在汽车客运北站,满脸笑容地迎接心友的到访。国涌与我劫后重逢所生成的时空热流,把那天的阴冷寒湿驱赶得无影无踪。

随后,国涌带我们去耶稣堂弄7号5单元611室——2002年后国涌、小曹的新家。与我一别八年有余的小曹,早已买好了菜肴,沏好了龙井,铺好了客房,笑盈盈地欢迎我们。

他俩的新家与我住过的1995年的租屋相比,已远不可同日而语。国涌此生的第三个书房——他生命中最重要的一个书房,就设在这里。小曹请她家乡富阳的木工定做的多个书架,顶天立地;书架之上,春秋诸子、道家经典、理学心学、楚辞汉赋、唐诗宋词、世界史册、汉译名著、苏格拉底、莎士比亚、托尔斯泰、爱因斯坦……,更不必说清末、北洋、民国时期的各种史料,林林总总,叹为观止。

小曹下厨之前,我们四人聊天。小曹说了她和国涌1993年结婚之后所经历的风风雨雨,度过的几多不眠之夜。小曹的语气相当平和,但我清晰感知到她心绪的起伏和涌动。而章虹对小曹10多年来的遭际与艰辛,不仅有同样的亲身体悟和无法忘怀的切身感受,还深知小曹更为不易。章虹去探监,是从首师大东门口的花园桥,到地处豆各庄的北京市第二监狱,中间只有短短30公里左右的路途,只及杭州到太原1300多公里的零头。小曹带着三岁小傅阳的探监,则须迢迢千里,远赴相隔2600多里地的太原市镇城劳教所;进了那里,一家三口蹲在地上吃方便面,因为那里,连张板凳都不给。

小曹离开厅堂去厨房之后,国涌深情地叙说了她的不容易,不简单。国涌在“笼子”里的岁月中,每每想起小曹无怨无悔的担当和付出,就会想到俄国十二月党人的妻子。于是国涌的眼前,就仿佛出现了漫天风雪中西伯利亚荒蛮原野上前行的、那些纤弱而高贵的背影,她们正不顾一切,坚贞不渝地走向服苦役、带脚镣的丈夫身边。

那天晚上,小曹从厨房出来,面带微笑端着她精心炒得的杭帮菜,正面走向他的夫君,走向她和夫君的朋友。接着,她打开孔乙己爱喝的绍兴黄酒。我记得,我们四人都喝了,只是国涌喝得最少,我喝得最多。

晚饭后,国涌说起他的《金庸传》就是在这里写成并出版的;而在这里动笔写的《叶公超传》、《百年寻梦》和《追寻失去的传统》三部书稿,也已完成或接近完成。

现在我更知晓,国涌坐拥书城,在这里还写成和出版了《1949年:中国知识分子的私人记录》、《发现廿八都》、《主角与配角:近代中国大转型的台前幕后》、《笔底波澜:百年中国言论史的一种读法》、《过去的中学:人生最关键阶段的教育和学习》、《历史深处的误会:近代历史的大人物小细节》和《偶像的黄昏》等七部书稿。而《文人的底气:百年中国言论史剪影》和《鲁迅的声音:鲁迅演讲全编》两部书稿,虽迟至2007年才得以出版,但也是在这里完稿和编定的。

现在我还知道,北京的丁东、邢小群伉俪和王东成先生,太原的赵诚先生,南京的范泓先生等,也都住过耶稣堂弄7号5单元611室。

第二天早餐后,国涌带我和章虹去西湖边的一处茶室,栖居杭州的温克坚邀我们在那里相聚。克坚是浙江义乌人,年轻的经济学人,在天涯社区的“关天茶舍”中,有他相当活跃的身影。他不仅就不锈钢老鼠事件、孙志刚事件等公开发声,还做了文化衫分发,参与多种线下聚会和讲座。他通过晓波和我取得了联系,虽素未谋面,但他热情诚邀,我们欣然允之。写到这里,我必须提及克坚的一次孤勇之举:儒雅有加的他在2017年仲夏只身犯险,径闯沈阳的一家被严密把控的医院,想要与生命垂危的晓波见上一面。

克坚请我们吃过午饭后,大家沿湖边走边聊,途经被毁的苏小小墓和武松墓之墓址,及徐锡麟墓、陶成章墓、陈布雷墓等多处历史名人之墓。犹记得,每到一处,国涌口若悬河、滔滔不绝,对相关史料如数家珍、信手拈来,声色俱佳地一一交代明白。当晚,克坚安排我和章虹住进了湖边的一家宾馆——杭州新新饭店。克坚说,他曾请刘军宁、廖亦武、王怡等朋友在这里住过。

2月1日上午,国涌、克坚邀我和章虹再作西湖游。西湖是国涌十分心仪的地方,也是他不时安顿灵魂的地方。在国涌和克坚的提议下,我们四人饶有兴致地走向一公园——当年的杭州微型海德公园[13]。在那里,我们目睹了令人鼓舞的场景,听到了普通国人的心声。尤其是我,当我见到那么多敢言布衣的无惧面容时,不由得感叹连连,连连感叹。当听到一位老者激动、大声地说出“5000年来我们都没享受过做人的尊严!”时,我们皆为之动容,点头称许。

那天下午,克坚和两位年轻的《自由评论》网友来到新新饭店,带着录音设备对我作面对面采访,其时国涌也在座。所形成的访谈录,发表于《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我加的标题是:公民意识、公民行动与中性互动[14];访谈录后来收入我的《一生说真话》一书(图7)。三位采访者问了我15个问题,其中第11个问题和我的回答全文如下:

问:您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有什么看法和期望?

答:前面我已经说过,出来后,我受到很大的鼓舞,这很大部分来自于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要说期望,就是希望他们能够在实践上紧走几步,最少要跨出半步。走向共和已经100多年了,知识分子总不能把争取共和实现民主的责任都推到民工头上去么。有人自称拥有自由主义信念,甚至有的人已经“吃透了”自由主义理论,但在实践中却半步也不走。有些事情,明明风险很小,也不愿去做一做。

自由主义知识分子至少要做一个言行一致的人,这并不需要他们去承担过大的风险。特别是那些学术地位很高,自由主义理念已经掌握得“很透彻”的人,出来说两句真话,即便是敏感话题,也没有什么风险,为什么这都做不到?不写文章,说句话总可以吧?不说话,签个名总可以吧?今天国涌也在场,2001年《南方周末》、《书屋》、和《今日名流》遭到当局整肃时,知识界一声也不吭。国涌写了一篇短文,题目是“沉默的耻辱”。后来一批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站出来,写下了“每人心中的一句话”,表明心迹,表明“立场”。他们这么做,风险不大,但影响很大,意义很大。六四15周年纪念日快到了,对中国当代史上这样一个令人刻骨铭心的日子,应当有更多的人写下“每人心中的一句话”。

在中国这样的境况下,自由主义知识分子理应比普通人要多一点担当,起码要向胡绩伟、李锐、鲍彤、张思之、蒋彦永学习,说真话,尤其要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

我认为,行动改变未来,但行动首先改变现在。你有所行动,改变了自身,同时也就改变了环境——在别人眼里,你的状态就是他的环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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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 7 我回答克坚的第 11 个问题时,如实夸了国涌 相关答问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 286 页

2月2日一整天,国涌、克坚陪我们游尚未正式开园的西溪湿地。我们穿行于福堤与绿堤,走河渚街,经深潭口,进秋雪庵……;一路上,我们边赏景观鸟,边在潺潺流水声中,听国涌大聊洪钟、陈继儒,神侃高士奇、章次白,因此走了远远不止三万步。

当天傍晚,我们一起去看望受尽磨难、四年多前走出高墙的龙德。龙德因腿残而拄拐杖,身上之沧桑留痕,让人心痛和心酸;但他心志依旧,神情坚毅——一位令人肃然起敬的浙江真汉子。

2月3日上午,国涌和克坚来新新饭店,送我们去杭州汽车客运北站。在冬去春来的时光节点上,我和章虹挥别两位难得的后起之秀、青年才俊,结束难忘的首尾五天杭州之行,启程返回常熟。

在这里,有必要略微交代一下迄今为止我的最后一次杭州之行——第五次杭州之行。

那是2012年的深秋,应连襟邓知飞的外甥女史晓瑜之邀,我和章虹与两位常熟挚友自驾游到杭州。在杭城逗留两天后,去百岁棋王谢侠逊的家乡温州平阳,到八九之子殷蔚鸿(程凡)家中作客。继而赴福建龙岩,与表哥苏汝华全家团聚;再由表侄苏谊强带路,到永定古竹乡的高头东村(江姓村落)及湖坑乡的南溪村(苏姓村落)土楼里寻根,平生头一次毕恭毕敬给祖父江树棠扫了墓。

接下去,途径南靖华侨农场,造访母亲好友的女儿江满娘一家,带着她从地里刚摘的几串重达80来斤的红皮香蕉,奔最后目的地——厦门。在那里,先探亲再访友:先与表弟苏道传一家相聚,再和八九大学生对话团成员,我的博士生同门师兄、恩师黄顺基的弟子徐辉重逢于厦门大学。返回途中,捎徐辉至福州郊外,留下与榕城擦肩而过的遗憾。进入浙江,在西施家乡诸暨过夜。最后,在霜叶红于二月花、阳澄湖大闸蟹正肥的初冬,回到常熟。

自1999年开始,国涌决定作有限转身,逐步从异议人士的抗争转为公共知识分子的发声。2001年《脊梁》出版后,他就成了独立的职业撰稿人,大量文章发于开明程度相对最高的官媒:《南方周末》、《新京报》、《东方早报》等。厚积薄发、健笔如椽又不知疲倦的国涌,还给《南方都市报》的“每日专栏”写“民国故事”,每个工作日一篇,每周五篇,一连写了九个多月。

国涌写《脊梁》时,他的有限转身之念已立,但笔锋仍丝毫未变,依旧是:无视禁区,直抒胸臆。故《脊梁》一书,锚定在境外出版,也只能在境外出版。不难看出,《脊梁》之后,他给自己的写作立了两条规矩:

1、拿出来的东西,一定是真的,善的,美的,且必须是独立思考的结晶,有创见,有新意。

2、笔触所及,逼近禁区,不碰红线,以便能在国内正式出书,在国内纸媒发文,在网上的发声不轻易被删、被禁(即现在大家都知道的被404)。

与国涌在杭州一别5个月后,他给我寄来了他的新书《百年寻梦:傅国涌历史随笔》(图8)。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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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8国涌赠我《百年寻梦》

在《百年寻梦》出版之前的2003年,国涌的《金庸传》已经问世。不过,我是一个武侠小说盲。不仅如此,那时的我还相当瞧不起武侠小说。故此,国涌以平视目光,对传主金庸的生命历程作了立体、多维、详实的考察与辨识后,别具一格写成的《金庸传》,并没有引起我应有的关注。然而,《百年寻梦》在手后,我是几乎手不释卷就把它读完了。

此后的国涌,一发不可收拾地接连有新著问世。

国涌尝说:“我对山外世界的想象不再停留在秦皇汉武、水浒三国,也不再停留在郁达夫、沈从文或拜伦、雪莱,我开始为古希腊以来一代代智者的思考所折磨,我渴望融入他们的阵营中,与他们站在一起。”我相信,这是他的真诚心愿,也是他对自己抱有信心的坦然流露。

有限转身后的国涌,其百年寻梦的第一程,是著书立说。以我对国涌心志、精神和才华的了解,他在浸润和观照民国史时,是决然会带有“问题意识”和“现实关怀”的,也是定会以独立史民之身另辟蹊径、开启山林的。而他由此而觅得的历史随笔,必将是因洞悉而有创见,因富含审美张力而意趣盎然的。

20多天来,读过国涌的朋友、读者、弟子一篇篇从心底奔涌而出的悼念、追忆和追思文,和在短视频上与富含底蕴、激情风趣的国涌一次次零距离亲密接触之后,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国涌将站立的身姿作有限的偏转,不是因畏囚而苟且,不是因悲观而躺平。而是这种偏转,能使他的异秉天赋得以最大限度的发挥,可使他的历史癖好得以最大程度的满足。

在“明白自身的局限、找准自己的位置”后,国涌把学者使命、思者睿智、作家才华融为一体,把自己毅然开启的“独立思想者,自由撰稿人”之人生旅途,演绎得异彩纷呈,卓而不凡。谁都知道,一个人能著作等身,当属凤毛麟角。不过以我之见,对国涌来说,著作等身并不是最主要的。他的别开生面,匠心独运;他的思想闪光,开窗醒世,才是他人生标志性的重要奉献。

2017年,在环境所限和志趣所向的合力作用下,国涌转向百年寻梦的第二程:由“著书”而“课童”;投入“母语教育”,躬身亲育童子。在我看来,他在洞见现有教育之软肋和死穴后,精心打造小小的教育方舟,把孩子们浴于爱和美,把他们带向大自然和全世界,乃是他起而行的必然之举。

可以想见,如果不是天不假年,他的“智者之作为、能者之事功”,定将还有令人耳目一新的拓展和斩获。

行文至此,我得实话实说,我一直未有调整自己身姿的想法。2006年夏天,经林培瑞先生的推介,我被聘为自由亚洲电台的特约评论员,且一干就是19年。这表明我的姿态是:冲击言禁,直言不讳地说官方不爱听的真话,及听不进去的真话。由于深知国涌的有限转身来之不易,我很自然地对做人基本道德之召唤作了回应,将我们之间的联系松弛下来,以便国涌在按他的心愿和方式去践行他的寻梦时,尽可能少受莫须有的干扰与搅和。好在国涌和我之间,存在心有灵犀的默契——他对我的用意心知肚明。于是,我俩之间过从之由密而疏,就静悄悄地、人所不察地发生了。

当然,由密而疏还有一个不能忽略的原因,那就是:国涌之忙,难于想象。2013年夏秋,我儿子江枫的婚礼定于当年12月8日在常熟举办,我邀请国涌和小曹一定参加。身在杭州的国涌很快抱歉地回复我:档期早已排满,无奈分身乏术。

应邀前来出席江枫婚礼的朋友,有来自美国加州的童屹,有莫少平、冯晓玲伉俪、徐辉、刘芝凤伉俪、陈平、马少方、季风、浦志强、温克坚、蒋亶文、陆明霞、殷蔚鸿、陈青林、孟元新、马少华、林江、焦国标等,还有我的北航同班同学王宝奇、孙瑞山。在我心中,国涌和小曹的缺席,从此长为人生一憾事。

我徜徉过国涌的第三个书房,但我没去过他后来拥有的第四和第五个书房。在2013年1月30日许良英先生遗体告别仪式上与他话别之后,我也再未与他见过面。不过,我对此十分释然。我明白他的心志,懂得他的魂魄,体悟他想充分发挥自己天赋的夙愿。并且,我从国涌和我之间心灵和思想交流的二传手陈平那里,清楚地知晓:他对我所持守的选择,一如既往地与他在《捍卫汉语世界中做人的尊严》中表述的那样,非常理解和尊重。

事实上,国涌和我之间尽管存在身姿的差异,但始终都有一个共同的基底,那就是:追求人生价值的最大化。应当说,对于这一点,国涌和我之间更为心有灵犀。

自1992年深秋我在不经意间触碰到一个物理学课题之后,我就成了一个难以救药的半职持不同政见者。为此许良英先生当面批评过我,希望我“多一点社会责任感”,但我没有听进去。我的内心,一直有一个声音在对自己轻语:我的物理学研究成果,将在我的人生价值中占比最大。我身上一介自由公民的勇气,在“煽动颠覆国家政权”上有所显现。但我要坦率地说,我身上更多的,却是一介独立学者的勇气:敢于叫板整个世界物理学界。我依凭自己的两项研究成果,只身向相关领域的世界级物理学家发起挑战。在我的专著《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15]中,我对自己的两项成果作了如下描述:

1、由于我发现赝矢量事实上并不存在,因此必然导致下述结论:弱相互作用中,左右对称并未失效(宇称守恒并未破坏),而是依然成立(宇称依旧守恒);

2、物理学中已有100多年历史的“时间反演”,被普遍误认为是时间方向的倒转。而我则确认:所谓“时间反演”,只是两种不同计时方式之间的变换,即顺计时与倒计时之间的变换而已。

第一项成果,是挑战空间反演物理学中的重要定论。第二项成果,则是挑战时间反演物理学中的重要定论。

这些天雪花般浪涌而来的悼文,我基本上都会在第一时间读之、存之。温克坚于7月8日发布的悼文《隐者傅国涌开窗归去》,我当然更是这样,见着就细读了。克坚在文中动情叙说了他与国涌交往的第一手资料,读来真实可信,令我沉思良久——

回观国涌1988至1998的十年寻梦,他走的是一条因鸣成囚、悲壮可歌的志士和勇者之路。

在皇权专制时代和极权时代,敢于直言发声者会面临坐牢和砍头的风险。皇权专制时代,因鸣而死者屡见不鲜,因鸣成囚者数不胜数。大臣言官批了逆鳞,文人士子“口出狂言”,平头百姓“妖言惑众”,分情节轻重,或被砍头,或被囚禁。

极权时代,加在因鸣而死和因鸣成囚者头上的罪名,叫做“反革命宣传煽动”。亦分情节轻重,或被处死,或被囚禁。如载入史料的林昭、遇罗克、张志新、王申酉、李九莲……,及更多湮灭无闻、“情节严重”的,则被枪毙。而以言获罪、因鸣成囚者,则多了去了,他们或被劳改,或被劳教,或被就地“群众专政”。进入后极权时代,因鸣而死,方告终结;但因鸣成囚,仍不绝于缕,其中就有国涌、陈平和我,还有许许多多人们耳熟能详的,及被不幸遗忘的国人。国涌在21岁到31岁的青春年华中,踏上了一条光荣荆棘路,这是他一生中最受磨难、最具华彩的旅途。国涌自己说过,他点亮自己和富有价值的人生,主要得益于他有两个支撑点:一是他打小就酷爱读书,二是他蹲过五年“笼子”。克坚高度评价国涌所践行的十年寻梦,对此我是完全认同的。只是我觉得,克坚把国涌的这段历程说成“独一无二”,似不够贴切。

检视国涌自1999年开始的百年寻梦,期间他“一次次攀登人类思想的高峰”,及2017年开启的躬身育童,他带领孩子们与自然和世界对话,共享他“用了半个多世纪的岁月沧桑建立起来的精神空间,在这里一起眺望世界”,似更合特立独行之义,别人难于效仿,更罕有人能与之相匹。

我个人以为,十年寻梦与百年寻梦,是国涌一脉相承的两段生命历程,互相补充、交相辉映。

在国涌的生命历程中,还有一件事是我应该提及的,那就是:17年前的2008年,国涌受洗成为基督徒。

因为我和许良英先生一样,信奉斯宾诺莎和爱因斯坦所认为的“那个存在于事物的有序和谐中显示出来的上帝”,所以我对他的受洗未加点赞。然而,我的确很理解他的选择,且特别欣赏他的身上,没有属灵的傲慢与偏见。

我一直比较费解和纳闷的是,有些在后极权制度下坐过牢的基督徒,嗓门显得特别大,喜欢把他们的信仰抬得比天还高;其中更有甚者,天天把“两个凡是”用于川普(特朗普)的伟光正:凡是川普说的,都是对的;凡是川普做的,都是棒的。怎么会变成这样的呢?你赞美和力挺川普,这没问题;但不能因此而搞“两个凡是”啊。

在我看来,不是只有华国锋搞“两个凡是”,才是不可取的;任何人搞“两个凡是”,都是不可取的。在我看来,不是只把“两个凡是”用于毛泽东,才是不对头的;把“两个凡是”用在谁的身上,都是不对头的。请恕我在此斗胆直言:即便把“两个凡是”用于上帝或佛祖,恐怕也不会处处灵光,永远都对。

与“两个凡是”异曲同工的,是“唯有”说。有些基督徒一而再、再而三地强调,宇宙中别的地方全无真理,“唯有基督里有真理”。对于这句独占和垄断真理的霸凌话语,我想说的是:就是打死我,我也不能认啊。

我上面的这些话,当然也不一定就是对的。我只是愿意坦陈和探讨,希望是非能更明一些而已。

推己及人,我以为国涌在投身历史学术研究时,即便再用心去做,也难于保证所得到的结论是完全正确、免于质疑的。国涌多次说过,任何人,任何伟大人物,都是可以批评的。这当然包括他自己在内。仿陈寅恪先生之语,我想说:国涌之著述,或有时而不彰。国涌之结论,或有时而可商。因此我认为,崔卫平和国涌在对鲁迅的评价上出现歧见,并当面、当众进行了激烈的交锋,是正常健康的学术论争。就国涌的《主角与配角》,张耀杰先生提出明确的不同意见,这同样是正常健康的学术论争。可惜的是,不知为何当时国涌未对耀杰的商榷作出回应。而如今,却又断断无法回应了。

我在这篇追忆文章的开头部分,说国涌自1999年以来的人生历程中,其实志向未变、底色依旧。现在,我要给出自己的依据:

不少朋友都知道的——

一是他于2001年8月中旬,在海外的《民主论坛》发表了署名文章《沉默的耻辱》[16]。我的一位先前对国涌的人生历程未曾清晰了解的朋友,她在今年8月1日读到国涌34岁时写的这篇文章时,胸中的震撼之感,油然而生。她对我说:这是她最近有机会读到的国涌文字中,最让她产生与他精神相接、清晰感受到他的“脊梁”的文字。

在文章最后定稿的今天早上,我重读国涌《沉默的耻辱》后,决定在这里一字不碰地把它全文照录。因为我认为,这篇醒世短文,精当有力,至今我也写不出比它更好的东西。国涌《沉默的耻辱》全文如下:

沉默的耻辱

傅国涌

1947年5月,上海《文汇报》、《新民报》晚刊、《联合晚报》三报被封,储安平在《观察》公开发表文章抗议。1948年7月,南京《新民报》被封,王芸生立即在上海《大公报》发表社论抗议,紧接着,毛健吾、曹聚仁等24位新闻界、文化界、法学界人士站出来,发表了《反对政府违宪摧残新闻自由,并爲南京〈新民报〉被停刊抗议》,全国舆论一片哗然。这些发生在半个多世纪以前、早已消逝的风景,依然久久地感动着21世纪的我。

犹忆两年半前,深受广大读者喜爱的《方法》月刊横遭腰斩时,仅仅名列顾问及编委会名单的学界名流就多达50位。这些平时动辄洋洋万言、名高望重,到处发言、挂名,“一言而为天下法”的衮衮诸公,却没有哪怕一个人站出来说一句话、提出一点质疑。《方法》就这样消失在一个鸦雀无声的春天。

今年春、夏之交,噩耗频传:继《南方周末》等报刊遭到整顿后,又传来了《书屋》的不幸消息。周实、王平两位办刊人双双被调离编辑部。曾经让千百万国人激动、亢奋过的《南方周末》,如今是好一派奼紫嫣红、莺歌燕舞。这是灵魂的阉割——虽然没有停刊,却比停刊更可怕。在黑暗无边的年代里,人们心中的一盏盏灯就这样熄灭了。这些日子以来,我一直期待着听到一种声音:正义的声音,期待着那些常常在遭遇厄运的报刊发表宏篇大作的名流学者们,能站出来说几句心里话——几句真话。尽管我也清楚说了也没用,但重要的乃是说的本身,重要的是公开表达自己的立场。对此,爱因斯坦留下了一句千古不灭的名言——

在长时期内,我对社会上那些我认爲是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公开发表意见,对它们沉默就会使我觉得是在犯同谋罪。

此时此刻,我们的沉默不仅是一种耻辱,而且是对侵犯言论自由恶劣行径的纵容。正是在一次次这样的纵容中,《方法》消失了,如今《南方周末》、《书屋》、《今日名流》等又连遭毒手。

我不无天真地认爲,如果标榜自由主义的知识分子都能对这种卑劣行径发出自己的声音,直接说出自己的良心判断,不仅对出局和受到各种形式处置的编辑、记者们是一种精神的安慰与鼓舞,也是对言论自由原则的捍卫。在本质的意义上说,它将使我们从巨大的恐惧、外在的恐惧、以及内在的自我恐惧与卑怯中解放出来。对自由主义而言,重要的不是那些停留在纸上的苍白理论,而是守护最基本的做人准则,并在生活中躬身践行。如果在生活中选择犬儒主义的态度,甚至以种种似乎无懈可击的理由爲自己可耻的沉默辩护,那么还有什么面目自称自由主义者、用什么来支撑所谓的自由主义信念呢?

20世纪东、西方的人类都曾经历过极权主义的漫漫长夜。哈维尔一语洞穿了它得以继续运行下去的奥祕——

我们大家都多多少少对这部极权机器之得以运行负有责任。我们当中没有一个人仅仅是这部机器的受害者。要知道它之所以能运行,我们每个人都曾出了一份力。

当那些“非常恶劣和不幸的情况”发生时,正是我们一次又一次的默不作声,助长了这种恶劣的气焰,使恶行得以在人间肆无忌惮。在这一意义上,我们都不仅仅是受害者。

人类已跨入第3个千年。为了良知不再蒙羞,为了真理不再哭泣,我们还能再沉默下去吗?强权无法抹杀、谎言无法遮掩人类对言论自由理想的追求。始终捍卫人文精神的《书屋》、曾为弱势群体仗义执言的《南方周末》、率先为曹海鑫冤魂呼号过的《今日名流》,……将永在我们的心中。他们多年来对言论自由的贡献必将载入史册。在这片苦难的土地上,我谨以一个公民的名义,以这篇无力的短文向周实、王平等民族脊梁表达至深的敬意。

二是他在2001年编著出版禁书《脊梁》后,2008年再冒政治风险,编著禁书《林昭之死》(图9和图10),在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

三是在2008年12月9日问世的《零八宪章》首批303位签名者中,国涌的名字赫然在目。这,还用我再多说什么吗?

四是他对百年中国言论史倾注心力、探微知著之后,在2012年把目光投向二十世纪九十年代后极权时期的言论史,编辑《东方》、《方法》和《书屋》文选,并加以锐评。

五是他于2023年1月28日在他的微信公众号上发布《许良英先生十年祭》[17]。在文中,国涌点明了爱因斯坦给许先生带来的最大震撼是:国家与个人关系的见解,如“国家是为人而建立,而人不是为国家而生存”,及“国家应当是我们的仆从,而我们不应该作国家的奴隶”等。在文中,国涌突出强调了“那些以每个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为中心的价值”,表明了他要“全力追求这些价值”的不变心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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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9我家中存有之国涌的部分著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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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0朋友从香港给我带来国涌编著的《林昭之死》书中第一篇文章,是他的《林昭四十年祭》

大部分朋友可能还不知道的——

一是他已写下了全书十章、共25万字的书稿《许良英传》。一位有幸读过书稿电子版的杭州朋友对我说,国涌写的许先生有血有肉,栩栩如生。他如实写出了许先生的台州风骨、智者风范,写出了一位人生跌宕起伏,虽遭受碎骨之痛然一生不说假话、只是服膺真理的人,一个从临海张家渡括苍山下走出去的始终诚实的人。那位朋友还说,在他看来,在分量和质地上,《许良英传》远超《金庸传》和《叶公超传》。

二是他已写成46万字的《林昭:中国的复仇女神》。

三是他于2022伏案半年写下30多万字的自传(第一卷)《一代人(1988—1998)》初稿。

受国涌之托保存《林昭:中国的复仇女神》和《一代人(1988—1998)》书稿的朋友说,在这两部书稿中,都是国涌漠视禁区、直言不讳的心声;它们是国涌“胸怀志士之心、秉持勇者底色”的不二背书。

四是他于2025年5月16日敲定的《活的文字》——为陈平新书所写的序言。《活的文字》可以称之为他留下的、准备交付发表的最后文字,虽然只有区区2466个字(包括三段引文在内),但国涌的雁荡心志跃然纸上,石头底色尽显无遗。

顺便说一句,国涌计划的自传第二卷和第三卷,应分别是《山外青山·著书记》和《山外青山·课童记》。我有幸对《一代人(1988—1998)》的部分内容已先睹为快,因而我可以有把握地说,如果他能写得自传第二卷和第三卷,它们也必定是他人生血肉的真切展现,是他精神世界的生动描摹。然而,他走得如此突然,如此匆匆,竟把满腹心语永远藏之天国、无传后世了。

国涌由1988至1998的十年寻梦,到1999至2025的百年寻梦,生生不已,至死未休。然则,什么是国涌的梦?他的梦,明明白白写在《脊梁》一书的结束语中(图11)。那就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国涌的梦,不是他一个人的梦。1988年热播的六集电视政论片《河殇》,其首集被冠以“寻梦”之名;君可见,河殇之梦,不正是“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之梦吗?

无悔寻梦、英年早逝的国涌,是一个在现代文明史上留下不灭身影和宝贵遗产的人。我相信,多少年之后的人们,还会触摸、知晓和对话那个雁荡少年、温师学人、八九之子、劳教之囚、异见人士、傲骨史民和育童恩师,会缅怀和记住那个勉力实现生命价值最大化的独立思想者,自由撰稿人。国涌身上放射出来的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将“与天壤而同久,共三光而永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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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11国涌说,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仍是二十一世纪未竟的使命

国涌啊,你在去年曾面对东京听众,不无得意地朗声笑着说:“我已活过了鲁迅”。但是,无论如何,你走得太急,走得太早了。现在,我可得让你知道,7月9日上午,杭州殡仪馆中,离你咫尺之遥的陈平,一边双手扶棺痛哭,一边捶胸顿足“数落”你:国涌,你可真不够兄弟啊,你年纪轻轻,怎么能,昨天还没说走,今天就走了呢?

国涌啊,在活得更久这一点上,你是远不如为兄的我——我已妥妥地活过了胡适。而你满打满算,也就59岁,还不到一个甲子。即将77岁的我,在7月7日万分惊异地得知你突然离世的噩耗后,我和章虹在第一时间告知了丁子霖老师。89岁高龄的丁老师,头脑清楚,握笔能书,但失聪严重。我们是发手机短信告诉她的。稍后,我们收到了她的短信回复。那个29年前到她家里作客的、当年才29岁的年轻人,丁老师记得。她心痛地说:“傅氏是个不错的正派人,他走得太早,可惜了。”丁老师对人作评,不给面子,更不溢美。丁老师着眼于做人的人格,说国涌“是个不错的正派人”,这个评价,不低。

在手机短信中,丁老师还特意对我们说:“对于我们这些受不公正对待的人,进入老年后要尽量对自己好一些。”7月9日,我们离京赴黑龙江避暑后,丁老师又发短信对我们说,等你们回来见面时,我再讲皇帝的新衣故事给你们听,再请你们到万柳中路吃点好吃的,把身体养养好。

国涌啊,天人永隔,隔不了我与你的心相通;肝肠虽断,断不了我与你的心抱拥。你的在天之灵将能见证:在文明中国取代野蛮中国的未竟事业中,我的余生,定会和你的朋友、你的万千读者和你的两千弟子在一起,矢志不渝,勇毅笃行;先是开窗,再是开门。

2025年7月中旬至8月上旬写于哈尔滨、绥芬河、镜泊湖畔满清流放地宁古塔
2025年8月7日定稿于候鸟生活·绥芬河旅居营地[18]

参考文献与注释:

[1]江棋生.中国社会正在自我解放——致方冠青纪念基金会.原载《北京之春》1995年11月号,后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131-133页.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9.
[2]江棋生.“立国之本”应无恙?——读陈子明的《十年改革反思》.载于我的《点燃良知的烛光》第388-394页,香港:九江文化出版公司,2014.
[3]江棋生.有些事情永远历历在目.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15-33页,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9.
[4]刮辣松脆,常熟话,意思是:干干脆脆。
[5]江棋生.诉诸公民意识争取首要人权.原载《北京之春》1994年7月号,后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90-108页.华盛顿:劳改基金会,2009.
[6]江棋生.拒绝谎言:灵魂的生存权.原载《北京之春》1997年9月号,后载于我的《一生说真话》第136页。
[7]1989年六四之后,签名七君子王东海、陈龙德、吴高兴、毛国良、叶文相、付权和赵万敏都被判刑,且都被关押在浙江省第四监狱直属中队。
[8]政保,政治保卫的简称;现已改名为“国保”——国内安全保卫的简称。
[9]在乐山劳教所中,龙德被奉命“管住这个反革命”的劳教人员施虐,且遭到高压电棍毒打,因此以死抗争,愤而跳楼。摔断一条腿骨后,仍被关押至1999年5月27日才获释;刑拘加劳教,整整被关了三年。一个铮铮铁汉,从此终生不娶。
[10]丁子霖,蒋培坤.魏京生,让人们去践踏你的苦难吧!.《世界日报》,1996年2月12日.
[11]傅国涌、樊百华.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
[12]江棋生.看守所杂记.香港:开放杂志社,2005.
[13]海德公园(HydePark),伦敦最知名的皇家公园。园内有著名的“自由论坛”,又称“演讲之角”,公民可以在此自由地公开发表言论,进行即兴演讲。[14]江棋生.公民意识、公民行动与中性互动.《民主中国》,2004年3月号.[15]江棋生.物理学分立对称性新论.武汉:汉斯出版社,2022.
[16]傅国涌.沉默的耻辱.《民主论坛》,2001年8月18日.
[17]傅国涌.许良英先生十年祭.“国语书塾”微信公众号,2023年1月28日.
[18]黑龙江绥芬河市,离开海参崴仅仅200公里出头。1860年,沙皇俄国把海参崴强行“租”去。两年之后的1862年,强盗们将“自古以来属于中国”的海参崴,改成了“符拉迪沃斯托克”,意为:征服东方。1937至1938年间,斯大林苏联在海参崴进行系统性种族清洗和种族灭绝,实施了惨绝人寰、罄竹难书的大屠杀,惨遭杀害、无辜罹难的中国人将近3028万,其中包括被流放到北极圈劳改营后,死于冻饿的绝大部分人。在曾经的这块故土上,中国原住民几乎悉数绝迹;华人生活过的印痕,从此了无踪影。对反人类的海参崴大屠杀,我们岂能无视?岂能选择性遗忘?我们应当像记住其它大屠杀一样,把它记住;无论有没有照相馆,都要,把它记住。记住,不是为了凝聚和深化仇恨,而是为了杜绝惨剧的重演,去寻求文明战胜野蛮的根本之道,去创建能使惨剧发生的概率趋于零的制度机制。

附录一

反击4.26社论的十条口号

江棋生

作者导读:1989年4月26日,《人民日报》发表臭名昭著的社论“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我于第二天草拟了十条口号,交给人民大学学生自治会,并抄成大字报张贴于人大校园。

一、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殴打学生,依法惩办打人凶手
二、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特权,立法取消官员坐“奔驰”的权利
三、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动乱,依法惩处动乱的根子官倒和腐败
四、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终身制,立法办理八十岁以上官员的退休手续
五、必须旗帜鲜明地反对愚民政策,立法让《世经导报》转为民办
六、必须旗帜鲜明地建设廉政,立法公布部级以上官员财产及享受特权情况(住房、汽车、厨师、保姆、警卫、别墅……)
七、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护人权,立法惩处任何违宪侵权行为
八、必须旗帜鲜明地公正评价胡耀邦,依法反对任何污辱和贬低胡公的言行
九、必须旗帜鲜明地捍卫宪法,依法行使公民结社自由的权利
十、必须旗帜鲜明地保护公民和平请愿的权利,依法取消须经公安局批准的侵权行为

中国人民大学博士生
1989 年 4 月 27 日

附录二

四月学运与文革的十点本质区别

江棋生

作者导读:此文是针对《人民日报》4·26 社论对四月学运的诬陷而写,于 1989 年 4 月 28 日张贴于人大校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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附录三

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傅国涌

天成深情地写了三个他所熟悉的“先自由起来的人”,但今天江棋生和胡石根他们都为自由而失去了自由。在没有自由的土地上,这是为争取自由所付出的必然代价。同时我也相信即使在高墙内,铁窗剥夺的只是他们的人身自由,他们的灵魂依然是自由的。

在这三个“先自由起来的人”中,我只熟悉江棋生先生。关于他,我早就想写点什么了。他被黑暗再次吞没已近两年,我第一次听说他的名字也近九年了。

从两年前那个漆黑的夜晚,他被抓的消息传来的那一刻起,我和许多朋友又何曾忘记过这位可以信赖的良师益友。天成说“我个人失去了尊敬的兄长与挚友”,我心中的悲恸和他完全相同。

我和棋生先生的交往始于一九九二(应为一九九三)年,那时只知道他是八九的学生,曾在秦城关押,失去了学业和工作,还想当然地以为我们是同龄人。直到一九九五年冬天他到杭州,我才知道他比我大十九岁。虽然我们都亲切地叫他“老江”,但他看上去却还那么年轻。我至今清晰地记得那天我到浙江日报社门外去接他的情景,虽然我们从未谋面,我也没有见过他的照片,但我还是一眼认出了他,一个温文儒雅、眉宇间却不无英武之气的知识分子。

一九九九年五月的一个下午,也就是老江被抓不久,北京市公安人员在杭州当地公安人员的陪同下找到我,说是了解江棋生的情况,主要是问他三年前有没有给我看过一篇“李晓平”写的文章。他们千里迢迢到杭州取证,我当时就预感到老江这次在劫难逃了。随后,就是漫长的等待,等待着奇迹发生,我们热爱的朋友江棋生能早日回到他亲人的身边,回到我们中间。这样的奇迹终究没有发生,而陆续传来的是江棋生被逮捕的消息、开庭的消息。开庭一年多了,也就是二十世纪即将告终的时候,尘埃落定,当局以莫须有的“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将江棋生判刑四年。他的起诉书、判决书所列举的第一条“罪名”中都出现了我的名字,指控他曾给我散发过一篇“李晓平”的文章。这样一条罪名即便是在以言治罪史上也是罕见的。

江棋生先生被抓前没几天,我刚收到他寄给我的一本书,两年来每当我翻开这本书,我就会想起他。这本书中有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的文章,也有李慎之、徐友渔关于哈维尔的文章。每次读哈维尔的文字,也总让我想起江棋生。其实,江棋生先生就是以哈维尔为榜样,十几年如一日,践行了“无权者的权力”,“说出真话,拒绝谎言”,他的作为早已超越了一个书斋知识分子的角色,成为大时代中一个让野蛮的独裁者畏惧的自由知识分子。

棋生先生出生于江苏常熟,“司农常熟万姓荒”,那也是光绪帝的老师翁同龢的家乡,一个典型的江南人。年轻时经历过上山下乡,种过田,放过电影,杀过猪。七七年恢复高考,三十来岁的他考进北京航空航天大学,专业是空气动力学。后来他曾在清华大学分校任教,还赴英国做过访问学者。一九八九年春天的民主浪潮来临时,他正在中国人民大学攻读科学哲学博士学位。当时人大校园不少精彩的大字报就出自他的手笔,十二年前我曾在人大校园抄阅过,后来才知道是他写的。

凭棋生先生的才干和热忱,很快他被选为首都高校对话代表团的常委,还担任了人大学生自治会常委,分管声名远播的人大广播站。六四枪响之后他本可幸免,却因拒绝检讨与悔过,终于入狱十七个月。在秦城监狱的那段日子是刻骨铭心的,他说起敲水管“发电报”的故事,生动感人。从此他失去了学业,也没有工作。

但他对理想矢志不渝,多年来以一个公民的身份行使宪法赋予他的神圣的言论自由权利,写了大量传播民主、自由、人权、法治理念的文章,做了大量推动中国社会进步的事情,如帮助寻访六四难属,分送人道救助款等。他虽是学物理出身,却文理兼通,有着深厚的人文素养。文笔清新,见解深刻,常常一针见血。他仪表堂堂,思维敏捷,逻辑严密,口才便捷,也难怪当年被选为对话代表。

一九九八年九月,他与丁子霖、林牧等先生倡议发起公民运动,并作为发言人。一九九九年他倡议同胞纪念六四10周年,因而又一次失去了自由。江棋生先生自称是“先自由起来的人”,他为中国社会树立了一种新的行为模式,这就是作为一个公民的权利与责任。

在我看来,江棋生先生知行合一,热情追求理想,光明磊落,不图私利,与这个时代多少蝇营狗苟之辈形成了巨大的人格反差。凡与他打过交道的人鲜有人不对他怀有敬意的。说他是自由知识分子的表率,当之无愧。让我们听一听他在法庭上掷地有声又充满人子之情的最后陈述吧——

今天,是1999年11月1日,再过短短两个月,人类就将跨入2000年;今天,人权的普遍性原则已经得到举世公认;今天,中国的台湾和香港已经初步实现了民主。然而,也就是在今天,在中国北京,却还在上演一幕世纪末的现代文字狱!这是中国的耻辱,人类的耻辱。

我坚定地相信,结束这种历史、洗刷这种耻辱的一天已经为期不远了!我对自己的所作所为无怨无悔。我不过是先走了一步。我敢说,我所追求的“拒绝谎言、说出真话”,我所向往的“凭良心行事、过真实生活”,我所期待的“一部分人先自由起来”,我所憧憬的“人的尊严和人的权利至上”的社会,谁不追求?!谁不向往?!谁不期待?!谁不憧憬?!

一九九九年十一月一日,江棋生站在法庭上无所畏惧地发出了二十世纪末最真实的声音。他是一介书生,也是一个硬朗的男子汉,却是一个从来没想过要颠覆一个街道办事处的人。我们的民族将为拥有江棋生这样的知识分子感到骄傲,我为拥有江棋生先生这样的朋友感到此生不虚。今天他依然为理想而受难,这只能是民族蒙羞史上的又一页。我同意一位朋友的话——“中华民族应该感谢江棋生,是他在捍卫汉语世界中人存在的尊严。”

(此文原载香港开放杂志社2001年出版的《脊梁:中国三代自由知识分子评传》第323页,2005年香港开放杂志社出版我的《看守所杂记》时,国涌这篇文章,和童屹、王丹的相关文章一起收入了该书的附录中,国涌文章的标题是我加上去的。)

果壳|全网都在吵预制菜,吵的到底是什么?

预制菜这事儿,时不时就来一波流量。最近的这一波,由两个“超级流量发动机”引发,吵到了各个平台都刷屏的程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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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么,大家到底在吵什么?双方都觉得委屈不满,都在抛出质问与呼吁,背后真正的关切点是什么?

为了更好地理解这场讨论,先来说说“预制菜”这个词。

在“预制菜”出现之前,

你在餐厅吃的菜是怎么做出来的?

举个简单的例子,一个餐厅卖的“铁锅炖大鹅”,大致有以下的操作方式:

1、最早的时候,餐厅小,客流也不多,你去点了单,餐馆可以抓只鹅给你过目,然后宰杀、去毛、清洗、剁块、炖熟、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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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后来,人流比较多了,餐馆会提前杀鹅、去毛、清洗好“备用”。等到你点了之后,拿出来剁块、炖熟、上桌。

3、随着餐厅进一步发展,客流更大,餐馆会提前剁好鹅,把调料包也准备好,你下单之后就下锅开炖,然后上桌。

4、再进一步,客人越来越多,餐馆就提前炖好放在锅里,你下单之后,直接装盘上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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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果壳|全网都在吵预制菜,吵的到底是什么?
作者:果壳
发表日期:2025.9.13
来源:微信公众号“果壳”
主题归类: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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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5、再后来,餐馆提前炖好更多,分成小份放在冰箱里冷藏/冷冻,你下单之后,就拿出一份来加热、上桌。

6、再往后,餐馆引入了现代食品加工设备,采取加工食品的灭菌和包装工艺,可以常温保存,你点了之后直接开袋上桌,有客人需要的话也可以买了带走。

7、再往后,这个铁锅炖大鹅越来越火,餐馆建立了中央厨房,以上2-6都在中央厨房完成,然后送到门店使用。通过这种方式,这家餐厅开了很多分店,保持了各店的水平一致。为了方便后面的讨论,我们把相应的产品记作7.2-7.6。

8、中央厨房生产的这些产品,放到超市和电商售卖,其他餐厅可以买去加工了卖,消费者也可以买回家自己做,我们相应地记为8.2-8.6。

现在,“预制菜”这个说法出现了。

什么是“预制菜”,一直是各说各话

“预制菜”是一个出现了很久,但定义一直比较模糊的词。甚至官方文件里,预制菜要作为战略方向大力发展的时候,也没有明确的定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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图源:图虫创意

上述的“铁锅炖大鹅”1-8.6的不同版本,哪些算预制菜、哪些不算,政府相关部门、媒体、食品行业、资本投资人、消费者,各有各的认知。

这种定义的模糊,是当前各种争论的根源之一。大家往往是基于自己对“预制菜”的理解在发声,于是形成了“各说各话”的热闹局面。

为了“规范预制菜”,全国出现了大量的团体标准和地方标准,对“预制菜”进行了各自的定义。

其中接受度最高的是中国烹饪协会制定的T/CCA 024-2022《预制菜》,其中把预制菜分为了“预制净菜”“即烹型预制菜”“即食/即热预制菜”。按照这个标准,上面的各种铁锅炖大鹅,除了1之外,其他的全都属于“预制菜”,其中2、7.2、8.2是“预制净菜”,3、7.3、8.3是“即烹预制菜”,其他的则是“即食/即热预制菜”。基于这个有利于投资画大饼的定义,“预制菜”就成了一个巨大的产业,投资界动不动就说是“万亿市场”。

到了2024年,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六部委发布了一个《关于加强预制菜食品安全监管 促进产业高质量发展的通知》,以及对这个通知的简明问答个解读,对预制菜进行了另一种界定,强调其“工业化预加工”和“无需或只需简单复热”的属性,并强调连锁餐饮企业中央厨房制作的菜肴,不属于预制菜;仅经清洗、去皮、分切等简单加工未经烹制的净菜类食品,属于食用农产品,不属于预制菜;速冻面米食品、方便食品、盒饭、盖浇饭、馒头、糕点、肉夹馍、面包、汉堡、三明治、披萨等主食类产品,不属于预制菜;可直接食用的蔬菜(水果)沙拉等凉拌菜,也不属于预制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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按照通知的定义,2~6和7的所有铁锅炖大鹅都不是预制菜了,8.2和8.6也不算,8.4实际上不存在,也就只有8.3和8.5才算预制菜了。

在现实中,不管是烹饪协会的定义还是六部委通知的定义,都跟许多公众心中的朴素认知不一样。这种认知差异,正是许多争论的起点:不同的人对“预制菜”这三个字的理解千差万别,但每个人都坚信自己的认知才是“正确的”——人们痛骂或者辩护,其实是针对“自己以为的预制菜”,跟别人心目中的预制菜,可能是完全不同的食物。

厘清预制菜讨论中的几个关键点

在预制菜的争论中,有几个被反复提及的核心关切,值得被进一步厘清。

1、“不反对预制菜,只是要求强制标示”。

这是最常见的一个呼吁,很多消费者表示:“不反对预制菜,但餐厅应该明确告知,保障我的知情权和选择权。”甚至有媒体评论称“从法律规定来看,若餐厅在未告知消费者的情况下使用预制菜品,涉嫌侵害消费者的知情权和选择权”。

这种呼吁源于一个非常合理的诉求——消费者的知情权。

然而,在实践中,一方面,现行法规没有“强制标示预制菜”;另一方面, “强制标示预制菜”现实操作起来,有复杂困难的地方。

“强制标示”的前提,是对于所标示的内容有一个客观明确、可操作的界定标准。比如“强制标示反式脂肪”,前提是反式脂肪能够准确地定量检测,达到了标示阈值就是“有”,未到达标示阈值就是“无”。

而“预制菜”,以前面的15种铁锅炖大鹅为例,没有异议的“现制菜”只有1,没有异议的“预制菜”只有8.3和8.5。其他的12种,哪些要标?哪些不标?“该标不标”的,要不要处罚赔偿?版本2(提前洗好备用)需要标示吗?版本3(提前剁好、配好料包)呢?版本5(提前炖好后冷藏,下单后加热)呢?

这些处于“现制”和“预制”中间地带的菜品,界线非常模糊。

如果标准不清,不仅会给餐厅经营带来困扰,也可能在执行中引发更多争议。

因此,如何科学地界定需要标示的范围,是推动强制标示落地前必须解决的难题。

2、“不反对预制菜,反对预制菜卖现制菜的价格”

这一点触及了消费者信任的底线。当消费者期望的是锅气十足的现炒菜,得到的却是复热的料理包时,会产生强烈的“被欺骗感”。

这个问题的核心,同样与定义模糊有关。

比如前面的铁锅炖大鹅,谁知道“现制铁锅炖大鹅”的价格?谁规定“现炒鱼香肉丝”的价格?即便是“现炒鱼香肉丝”,有餐厅卖18,也有餐厅卖38、58,那么“预制鱼香肉丝”的价格,不能卖18、38还是58呢?

现实中的餐厅,基本上都是给出菜品、给出价格,而没有说明制作方式——那个价格,是“这家餐厅这道菜的价格”,跟“预制”还是“现制”没有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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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不反对预制菜,但反对有的餐厅用预制菜却声称是现炒菜”

还是那个问题:“预制菜”定义不明晰,“现炒菜”也就不明晰,当一道菜是“预制”还是“现制”产生争议的时候,以什么标准来判断?

类似此前“XX现包饺子”引发的争议:那家饺子确实是当着顾客的面包的,但它的饺子皮是提前压好的,馅是中央厨房做好了送来的,那么这个饺子是算“现包”还是“预制”呢?

回到前面的铁锅炖大鹅上来,把8.3和8.5声称“现制铁锅炖大鹅”确实是虚假宣传,那5和6算不算呢?2、3、4算不算呢?

“预制菜”这个术语,是个失败的概念

“预制菜”这个术语的出现,本意是概括一种现代食品工业的生产方式。但由于其内涵过于宽泛,将从净菜、半成品到料理包等完全不同的产品都囊括其中,反而造成了概念的混乱和公众的疑虑。

一个好的术语,应该是有助于理清混乱,有助于公众理解,能够保障各方共识,从而促进行业发展。而“预制菜”这个术语出现之前,相应的食品制作方式都在基于市场需求平和地发展,并不存在概念混乱,也没有被“妖魔化”。

“预制菜”概念的出现,一度成为投资圈子“热门赛道”,网罗更多的内容进来,有助于投资计划上亮眼的“前景数字”。然而,一些劣质料理包带来的负面体验,也影响了整个品类的声誉,反噬整个概念,反而让整个行业都被妖魔化。

或许,我们应该超越“预制”还是“现炒”的二元对立,回归到餐饮的本质。

无论是净菜配送、预处理食材、烹饪半成品,还是预制成品料理包,它们都只是餐饮供应链上的不同环节和技术,完全可以大大方方地用本来的特征名称。

消费者想要的,其实只是一个更加安心透明的餐饮环境——餐品美味安全,后厨仓库整洁卫生。员工规范整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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餐厅可以通过明厨亮灶、菜单说明等方式,更主动地与消费者沟通菜品的制作方式。

行业也需要推动建立更精细化的分级分类标准,让消费者能清晰地知道自己吃的是什么。

对于消费者而言,到餐厅吃饭,最核心的诉求始终是:这道菜好不好吃?安全不安全?价格是否合理?

如果答案是肯定的,那么它是经过了中央厨房的标准化处理,还是后厨师傅的即兴发挥,或许并没有那么重要。

如果答案是否定的,那么即便是号称“纯手工现做”,也无法令人满意。

推动行业走向透明、诚信和高品质,这或许才是“预制菜”这场全民大讨论,最有价值的意义所在。

鸡蛋bot|“律师关闭法院屏蔽器遭行拘案”开庭:庭审激辩是否追加洛阳中院为第三人

洛阳市中级法院未经许可屏蔽信号,辩护律师曾武关闭屏蔽器后被处行政拘留一案有了新进展。
9月12日,曾武诉请撤销相关处罚决定的行政案件在变更管辖后,在商丘睢县法院迎来首次开庭。


庭审情况

12日,有20余位律师赶至睢县旁听此案。
据旁听人员消息,庭审开始于上午9时许,截至发稿,尚未休庭。

曾武告诉笔者,今日庭审争议焦点主要为:

  • 是否追加洛阳中院作为本案第三人参加诉讼
  • 案涉行政处罚决定的合法性及适当性
  • 被诉公安机关是否具有管辖权

事件回顾

据此前报道,该案事发已近一年。

2024年9月20日,河南李伟平等人“涉黑”案二审开庭,洛阳中院在法庭、律师休息区甚至卫生间,均设有信号屏蔽设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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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鸡蛋bot|“律师关闭法院屏蔽器遭行拘案”开庭:庭审激辩是否追加洛阳中院为第三人
作者:鸡蛋bot
发表日期:2025.9.13
来源:微信公众号“鸡蛋bo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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休庭期间,辩护律师曾武试图关闭休息区的屏蔽器,后致一屏蔽器掉落在地。
当日下午休庭后,曾武即因涉嫌“故意损毁财物”遭警方传唤。

洛阳警方对曾武的传唤持续至21日早上。
据曾武回忆,询问内容主要涉及洛阳中院屏蔽器掉落一事。
询问结束后,警方对曾武作出拟行拘5日的处罚,理由是其行为“扰乱单位秩序”。对此,曾武当场提出复核申请。


曾武的说法

涉事律师是否有意“损毁”屏蔽设备?
据曾武讲述,相关屏蔽器是他在试图关闭时“不慎掉落”。

“此时发现四周墙壁上挂有信号屏蔽器,甚至连厕所都有。手机依旧没有信号,而且考虑信号屏蔽器影响人体健康,因此对违法安装、启动的屏蔽器进行关闭。”

“关闭第二台信号屏蔽器时,设备意外掉落。”
曾武回忆称,屏蔽器高挂墙上,他借助休息区的红色沙发,试图关闭第二台仪器:

  • 第一次上去碰不到
  • 第二次拿出手机去触碰开关
  • 碰了一下,那个设备就掉下来了

他的说法与其他在场目击者此前所述基本一致。

此外,该案另一辩护律师的助理亦遭处罚。
律师任建宇事后发帖称,该助理仅仅在曾武够不着时说了一句“可以用手机去关”,也被两次传唤。


行政处罚决定

2024年11月19日,当事人曾武收到洛阳警方的《行政处罚决定书》,因“扰乱单位秩序”被处行政拘留五日。

洛阳市公安局洛龙分局的处罚文书显示:

“2024年9月20日10时07分左右,律师曾武在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三楼律师休息区内,因不满休息区没有手机通讯信号,采取爬窗台、踩沙发的方式将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设置的信号屏蔽器关闭,扰乱法院正常办公秩序。”

曾武认为,他们关闭信号屏蔽器,是为制止法院侵犯辩护人通信权利的违法行为,并未扰乱单位秩序。

“就算法庭内装信号屏蔽器合法,但律师休息区装屏蔽器显然不合法。”

曾武还表示,洛阳中院显然没有经过审批和许可,违法在先。若屏蔽器意外毁坏,他愿意积极赔付损失,但拘留处罚明显不符合比例原则。

因此,曾武申请暂缓执行行政拘留,并进行法律维权。
2024年12月初,他向洛阳市洛龙区法院递交诉状,请求撤销处罚决定并要求警方赔礼道歉。


管辖变更

2025年3月25日,该案管辖发生变更。

河南省高院认为:

  • 洛阳中院系涉案行为发生地
  • 亦是洛阳市辖区各基层法院的二审法院
  • 为保证案件一审、二审公正审理,消除各方合理怀疑

故指定商丘市睢县法院审理该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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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律争议

那么,涉事法院在律师休息区设置信号屏蔽器的行为是否合法,警方对涉事律师以“扰乱单位秩序”处以行政拘留的决定是否合理呢?

2024年9月22日,北京律师卢义杰向无线电管理部门申请信息公开。
次月,河南省工信厅书面答复称:不存在同意洛阳市中级人民法院2024年9月至12月20日使用无线电频率、手机信号屏蔽器的许可文件。

对此,北京市汉鼎联合律师事务所律师曾薪燚表示:

  • 司法机关使用信号屏蔽设备须严格依照法律程序,履行审批手续
  • 使用范围应明确限制
  • 未经审批即属违法

他分析称,即使对重大敏感案件使用屏蔽设备,也必须履行报备审批手续。

我国《无线电管理条例》规定,任何单位和个人不得对依法开展的无线电业务造成有害干扰。
《刑法》亦对扰乱无线电管理秩序的行为有所规制。


不同观点

洛龙区公安分局在《答辩状》中称:洛阳中院设置信号屏蔽器的行为是否违法,不能成为曾武免责的理由。

但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律师朱孝顶认为:

  • 洛阳中院的行为涉嫌违法
  • 洛阳警方的处罚决定适用法律错误

他指出,《治安管理处罚法》规定,扰乱单位秩序的行为须达到“致使工作不能正常进行”的后果。
而法院的主要工作是审判,关闭休息区屏蔽设备与审判工作并无直接关联,不会导致法院秩序失衡。

“(法院)这个报案就不应该受理,(警方)这个处罚显然不合法。”


法律界反响

洛阳警方作出的处罚决定引发法律界广泛关注。

  • 上海锦天城律师事务所律师汪启文称此事“很荒谬”。
  • 他指出,洛阳中院使用屏蔽器未获许可,曾武律师只是关闭违法设备,却遭处罚,反而让中院的违法行为再次浮出水面。

汪启文还质疑洛阳中院审理案件的公正性:
法院不去解决程序性问题,反而处罚律师,实在让人对司法公信力担忧。

朱孝顶则表示:

“我真没有想到洛阳中院违法设置屏蔽器已经引发法律界的集体批评的情况下,洛阳警方居然还敢冒天下之大不韪,居然敢真的对正在履行辩护职责的律师予以行政拘留处罚。”

他直言,这反映了执业环境之恶劣,也对法治建设、营商环境、公众信心造成沉重打击。


工劳小报|教育行业乱象衰退并存,社保新规加压中小企业

CDT编辑注:读者可前往工劳小报官网订阅新闻信,或加入Telegram群。工劳小报简介:“工劳”这个名字是工人和劳动的简称,同时也是“功劳”的谐音。我们想透过“工劳”这个词来强调基层劳动者在维持中国社会运转中的贡献。但同时,工人也是社会不公的最大受剥削者,长期处于失语、不可见的无力处境。我们反对此种现状,希望提升劳动者的能见度,让我们彼此能看见、理解社会不同劳动者的处境,並期盼不同职业的、不同性别的、不同民族的劳动者能达成真正的团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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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教育行业乱象衰退并存,社保新规加压中小企业
作者:蓝水、椰子王、河马、超级64、Gren
发表日期:2025.9.10
来源:工劳小报
主题归类:劳工权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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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收录工厂工地、服务业、白领和其它四个分类的劳动者新闻,并在文末以工劳推荐的形式整理近期值得推介的优质平台、深度文章、报告等,读者可根据兴趣自行点击阅读。

在过去两周,“社保新规”持续成为社会热点,它所带来的影响也逐渐显化在各产业领域。对于合规能力薄弱的中小企业和小店面来说,“无力喝彩”的同时仍要转求生路;对于劳动者个人而言,一份不知能否兑现的保障带来当前的压力和迷茫。

目光投向具体的行业,处于开学期的教育行业震荡频传。既有老生常谈的职业院校中迫使学生从事不规范用工的情形,又有人口危机与社会制度性不平衡联合促使的教育资源兼并,基层、边缘地区,和普通、平均水平的教育事业正不断萎缩,造成教育从业者和受教育者双方的困局。工厂工地间事故不断,警钟长鸣不能以生命做槌。白领工作常要面对公司套路,被欠薪、辞退尽显打工人本色。服务业多受恶意,“服务”的周全与廉价从何而来,又何人关心?

以下为各行业的劳动者新闻简讯。

01 工厂工地


云南7月接连发生5起高空作业事故

8月20日,云南省应急厅发布上半年生产安全事故数据,其中安全事故总量同比下降,而较大事故与死亡同比上升22%和50%。在工矿商贸领域,7月死亡28人,占上半年全省安全事故死亡总数一半以上,其中高处坠亡共7起,有5起为连续发生。云南省应急管理厅将事故归因于生产经营单位对高空风险认识和管理不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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防护、预防、监管缺一不可

福建大田水井坑煤矿发生事故致7人死亡

8月21日,福建三明大田县广平镇的广丰矿业有限公司水井坑煤矿发生井下事故,造成7名矿工遇难,1人受伤。遇难者多为外地务工人员,伤者系自行脱险,目前情况稳定。大田县应急局回应称原因仍在调查,相关责任领导已赶赴现场。该矿早在2023年就因安全设备不合规被责令停产整顿并罚款6万元。此次又发生安全事故展现出煤矿行业安全生产管理的不足和相关责任人玩忽职守轻视劳动者安全。

陕西神木红柳林矿业有限公司发生运输事故致1人死亡

8月25日,陕西榆林神木市红柳林煤矿发生一起安全生产事故,造成1名39岁外地男性工人死亡。据神木市应急管理局通报,事故发生在该矿3号进风斜井790米处,工人被材料运输车挤压导致死亡。\
事发当日榆林市能源局责令煤矿停产整顿,暂扣安全生产许可证。目前事故原因还在调查。此次事故凸显出煤矿行业安全管理漏洞,相关监管部门应当彻查事故原因,给遇难者一个交代。

辽宁工人2018年车间内被同事殴打致死,7年后终获工伤认定

8月22日,辽宁省高院对一起工伤认定诉讼作出终审判决。2018年8月9日,17岁工人陶某在辽宁某公司车间内,因拒绝同事鄯某工作指导发生口角,被鄯某用铁管击打致死,鄯某当时被判处无期徒刑。人社部门认定陶某为工伤,涉事公司不服起诉,后历经多次波折。辽宁省高院认为,该事件中伤害起因于工作纠纷,且双方无个人恩怨,属于"因履行工作职责受到暴力伤害"的工伤情形。该判决明确了工作纠纷引发的暴力伤害应属于工伤。

02 服务业


“最快女护士”哭诉调休,被斥“不懂感恩”

8月31日,福建一医院的女护士张水华参加哈尔滨马拉松比赛获得全马冠军接受采访时,哭着表示希望领导支持她周末调休参加比赛,引发互联网负面舆论。后续采访表明女护士在参加比赛三天前才上了大夜班,休息一天后便参加比赛。然而恶意评价已经涌向了当事人,无情忽视甚至默认了基层医护工作者所承担的过度劳动,助长了把牺牲个人爱好与成长实为理所当然的职场风气。国内护士群体有近三成每天在岗时间超10小时。

武汉数百名司机身陷“套路运”,高薪招聘藏“以租代购”陷阱

8月21日,大象新闻记者联系到多位货车司机,与他们复盘核实了一场“套路运”骗局。2024年,薛师傅在武汉应聘司机,因收支不抵放弃合作,不料竟因当初的“租车”协议背上17万债务。近日,武汉又有多位受害司机向大象新闻爆料,一些“空壳”物流运输公司以高薪招聘司机为名,诱导求职者通过“征信租车”方式,在金融公司办理高息贷款购买货车,司机在实际运营中根本无法获得承诺的收入,却背负了巨额债务。

外卖骑手台风天下班途中受伤,香港法院判平台赔134万港元

9月3日,香港高等法院裁定被告foodpanda制度性地忽视骑手安全,利用合同条款规避法定责任,其过失与Khan的事故发生存在直接因果关系,需承担八成责任,判令赔偿约134.8万港元。2020年8月18日,foodpanda外卖平台的南亚裔骑手Khan Farooq Ahmed在强风天气下派送外卖,在工作结束后回家途中摔伤,后与平台就责任承担发生争议。法院认为,平台与骑手签署的雇佣条款有意绕过劳工处《台风及暴雨情况下工作守则》,实为不安全的工作制度,不能因此免责。

03 白领

应届生曝光试用期拖欠工资,公司倒打一耙责难泄密

8月26日,两名应届毕业生在无涯重庆文化有限公司试用期工作40多天后,因遭遇公司多次拖欠工资,向媒体曝光投诉。反遭公司威胁称其违反保密协议、泄漏公司机密。目前员工已经提交劳动仲裁,律师指出公司已经构成无故拖欠工资,而投诉人如果如实向媒体陈述事实维权,该行为并不构成违法行为。

企业“无薪试岗”后辞退员工,劳动者维权难

8月23日,据中工网报道,李先生入职一摄影工作室第一天被公司告知需要“无薪试岗”一周,并在试岗期被辞退。近年来多起类似“无薪试岗”事件,企业绕过“试用期”制度,假借试岗名义把劳动者引入法律之外的灰色地带,试岗期后无故辞退并拒付试岗期薪资,劳动者维权成功的比例极低。其事实上存在劳动关系,但由于缺乏证明劳动关系的合同文件,劳动者通过投诉、劳动仲裁等途径讨薪难度较高,需同步执法和处罚力度与降低维权成本,保障劳动者合法权益。

—— 其它 ——

南方五省大量关闭乡村学校,“留守儿童”被逼维权

9月2日,广东廉江横山镇下路小学下坡仔分校门口,一群孩子聚集在一起,高喊“我要上学!”,抗议学校被关闭。近期,在广东、云南、贵州、广西、福建五省的十四所乡村学校都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随着近年来出生人口持续锐减,乡村学校生源衰竭,但从“留守儿童”变成“随迁子女”仍无法在城市教育中立足。巨大的制度鸿沟和城乡差异中,乡村儿童的受教育权无处安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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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生们高呼“我要上学”

多地民办高中教师裁员转岗降薪

8月29日,财新网报道称,全国各地多名民办高中的教师于开学前收到裁员、转岗或降薪的通知。分析指出,由于职业教育政策的调整,多低民办高中的分数线不仅远远低于最低档分数线的公办高中,甚至低于中职院校。新闻指出民办高中进入行业洗牌期,缺少编制的民办高中教师岗位和待遇首先被冲击。

云南某校强制医学生在流水线实习并多方面违规

8月21日,封面新闻记者收到云南省教育厅工作人员的回应,针对近日传闻的“医学生被安排去电子厂实习”一事,对方表示暂未收到学生反映,将去落实调查,并肯定“如果说一个护理专业的学生去电子厂,肯定是违反国家相关管理规定的。”此前,有多位云南商务职业学院的毕业生向媒体反映称,该校医学专业学生在校期间曾被学校强制安排到电子厂实习,日均11小时站立高强度工作,且被校方克扣每小时6元工资。学生若拒绝或举报,则被威胁无法得到毕业证。

社保新司法解释对原本合规基础较弱的企业带来一定压力

社保相关新司法于9月1日施行,有记者线下走访、线上采访了近40家不同种类型的餐饮门,发现:新司法解释对原本合规基础较弱的企业带来一定压力,而长期依法参保的门店受影响较小。同时,潜在的用工成本上升、加盟店监管等问题,也成为摆在餐饮企业面前的现实挑战。推荐阅读:社保「新规」落地前,小工厂老板的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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准备送餐的京东秒送骑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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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04文库】同妻支持网络|一个耽美女孩嫁给了男同性恋

CDT编辑注:本文原载于公众号“同妻支持网络”,目前已被40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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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一个耽美女孩嫁给了男同性恋
作者:Birdy
发表日期:2025.9
来源:微信公众号“同妻支持网络”
主题归类:LGBTQ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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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05,柴静在央视做了一期关于同性恋专题,后来收录在她的回忆录里——《看见》

当时她问一位男同性恋:“你们为什么还要跟女性结婚。”

他回答:“有个朋友说过,我父母宁愿相信河水倒流,也不相信有同性恋这个事情存在。”

20年过去了,我们听见了同样的话。也是20年过去了,《看见》在全国禁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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衣者朝新|坏人太多,做新闻要学会“留一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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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坏人太多,做新闻要学会“留一手”
作者:chuzhaoxin
发表日期:2025.9.10
来源:微信公众号“衣者朝新”
主题归类:新闻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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去年,新京报曝光了油罐车运输乱象调查:有些油罐车卸完煤制油直接装运食用大豆油。触目惊心,可是,官方最后的调查结果是新京报的报道属实,但调查没有发现其他类似的现象。

很遗憾,新京报没有继续拿出新的证据来证明还有类似情况。如果全国真的只有一两辆油罐车如此,那这个新闻也就没有我们预期的那么大的现实意义了。可是,这个报道后来据说获了不少奖,足见真实情况可能很复杂。

到底是记者只暗访发现了报道中曝光的情况呢,还是其实还掌握了类似情况迫于压力没有进一步公布呢?没有问过当事记者,但对此类暗访的具体操作,个人有一个亲历的案例可以分享,供大家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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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政记者褚朝新

2023年5月17日,陪一个朋友去一家医院挂脊柱外科的专家号。可是,接诊的医生并不是该专家王医生,而是另外一个年轻医生,戴着口罩,别人称呼他为王教授,他也不否认。如果不是有心,一般人不会发现坐在自己面前的医生并不是自己想见的那个王教授。

当场发现这个问题后,取了证,拍照摄像并现场询问坐诊的医生:你是谁?他被迫承认,自己是专家的学生。

然后,我在现场核实搞清楚了冒充专家坐诊的医生的具体身份和姓名以及与专家的具体关系。

那么,专家去哪里了呢?随后医院的多个部门回复我,有的说专家去急诊了,有的说专家太累提前下班回家了。说法各异,总之是不统一。

这个时候,证据确凿,题为《湖南一医院忽悠病人:卖专家号,让年轻医生代诊》的文章已经成形。但是,我并没有着急,决定等一等再看。

两个考虑:第一,专家可能真的有急事,比如急诊有危急病人需要他去救治,临时请人代为坐诊。或者专家年纪太大,确实累了需要回家休息,如果是这样,那轻易曝光可能会误伤一个好医生。第二,如果不掌握更多证据,医院完全可以谎称这只是一个偶发案例。

所以,我没有在当时就急着曝光此事,而是等了一个月之后,再次专门去该医院暗访。

2023年6月14,专门再次去该医院点名挂了该专家的号用于暗访。结果,该专家居然再次不在岗,仍然是第一次代他坐诊的年轻医生在以专家的名义接诊。

再次拍照、摄像取证,这一次,我还采访了几个其他病人,他们均没有发现接诊的并不是自己想找的专家。

2023年6月15日,作文曝光了此事,但是当日的文章里完全没有提6月份的暗访,故意只写了5月份的遭遇。

15日上午,广西一家媒体的记者看到文章后采访我时问到:褚老师,你写的事情发生在5月17日,为什么现在才写出来?

这是一个好问题,记者虽然年轻,但很敏感。是啊,发生于5月17日的事情,为什么6月15日才公布呢?

发稿前,我还研判了第一篇文章发布后两种可能:第一,直接承认管理不善,长期存在此类问题,将彻底整改。如果是这样,那我发布第一篇文章后就可以停下来了,经济下行,各行各业都不容易,坦然承认错误能改就行。第二个可能是,医院可能会承认5月17日确实是有其他医生代专家坐诊,但大概觉得我只有一个暗访经历,不掌握其他证据,因此极可能只承认这件事是偶发案例,并非常态。如果这样,我可以进一步曝光此事,造成更大的舆论影响,触动监管部门大范围清查此类问题,达到以点带面的监督效果。

有了这些研判,自然要打个埋伏,明明暗访了两次,都是其他医生冒充专家坐诊,但故意只说第一次的经历,绝口不提自己暗访了两次,看医院如何应对。

第一篇文章发布后,该医院先是投诉我侵权,说我没有证据证明文中写的"卖专家号但让年轻医生代诊”这个事实。然后,该医院又联系到我,发来了包含道歉内容的书面说明。

书面说明中说:医生当日紧急参加重大疑难手术,未及时告知导诊停号。导诊不知情的情况下门诊办未及时停诊,致使患者未能由王教授接诊,做法确实不妥,反映出门诊管理的不足。

一方面投诉我的文章侵权,否认存在曝光的问题,另一方面又向我道歉,承认医生不在门诊坐诊,这就是现实斗争的复杂性与残酷性。

6月16日,我再次发文公布了6月14日暗访的结果,用确凿的证据证明该院用普通医生冒充专家坐诊并非一次,可能是常态,医院的说明是谎言,并再次提出质疑:如果专家总是在急诊救人,那你们就不应该在门诊让他卖专家号,毕竟专家号比普通的号贵出很多。

我在6月16日的文章里还明确写到:再一次挂了王教授的号,再一次不是王教授坐诊而是其他人代诊,这显然不是偶发的事情,极可能是常态,这才下决心在6月15日披露此事。第二次去暗访的这些内容,其实我昨天就写好了,但一个多年做新闻的经验告诉我,医院极可能会谎称我曝光的5月17日的情况只是一个偶发的特例,不是常态,我的策略是:等他们说了这些谎话,我再把6月14日暗访的情况发出来打他们的脸,所以留了一手。这就是为什么5月17日的事情6月15日才披露的原因。这不是耍滑头,是多年从事新闻工作慢慢摸索出的斗争技巧。

医院终于无话可说了,不久,该专家从该医院消失了。不过,湖南的卫健部门最后是如何处罚医院的,两年过去了也没有公布调查和处罚结果。

做新闻当然要快,但也要多个心眼,多掌握几个典型案例,然后把握好信息发布的节奏,有料别一次性放完,放一点,让他们误以为你只知道这么多,继续表演、撒谎甚至妄想倒打一耙,然后再拿出新的证据来打他们的脸,让读者明白,他们又在说谎了。

采访中,多问几个人,多掌握几个案例,掌握的证据别一次性全部用完,给自己留后路,也给对手留下主动全盘认错和狡辩撒谎的空间。这些,都是传播技巧,也都是斗争经验。

2025年9月10日

新新新默存|发刊词:自由、美与爱的孤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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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新新新默存发刊词 | 自由、美与爱的孤岛
作者:宋石男
发表日期:2025.9.9
来源:微信公众号“新新新默存”
主题归类:宋石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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默存、新默存、新新默存都不在了。

今天我们再做新新新默存,因为手还在,因为心里还有自由、美与爱。而默存,就是自由、美与爱的孤岛。

我们建造孤岛,不过是因为早已陷入一个被分割成许多条块的社会。我们每天都看到海量资讯,但并不知道在我们的社会里究竟发生了什么事,也不知道其他人究竟在想些什么。我们知道自己小圈子里一些人的想法,通过社交网络也零星地揣摩到另一些人可能的想法,但我们不知道高层的想法,不知道底层的想法,也不知道中间阶层的想法,我们不知道无声无息死去的人的想法,正如不知道无声无息活着的人的想法。我们彼此之间无法自由沟通,而无法沟通的痛苦绝对不会只停留在个人层面。在阻碍沟通的时代中,自由、美与爱都随之凋谢,除非人们还有内心的歌,而且在任何狭小处、有人无人处,依然拍手作歌。

喝酒的时候我常拍手作歌。似乎只有在喝醉的时候,我才能感受到自由。可是,为什么人只有在喝醉时才能感受到自由呢?显然是因为,这种所谓的自由并不存在。

精神的自由不单是一种在他物之外,而且是一种在他物之内争得的对于他物的不依赖性,精神的自由之成为现实不是由于逃避他物,而是由于克服他物。这话太深刻,显然不是我说的。是黑格尔。

自由要克服的东西太多,而于我,当务之急首先就是克服虚无。

虚无的力量太大,人活一生,很难不被它击中。虚无的力量,在于人生的本质即是消逝。如同荒野呼喊,片刻即散,如同水沫,不能久聚。于是一切都再无意义,没有意义也就没有方向。虚无就是意义或方向的消失。人们不断给自己制造激情,不断追逐热点,但在根底上是冷冰冰的,这就是虚无。人一旦虚无,很容易庸俗。所谓庸俗,就是做低级的事,在无意义的东西上花费力气,对优美与崇高漠不关心。一个庸俗的人,多多少少也总是一个虚无的人。

克尔凯郭尔是最早论述虚无的大师。他认为,如果虚无在人身上完成,那么就不再存在什么意义重大的公共的或私人的问题,没有什么再能够让人敬畏,能够从人这里呼唤献身。无法献身是虚无予人最主要也最可怕的结果。如果一个人在深切的爱中,他不会虚无,因为他还有献身的对象,由此能感觉到现实存在的核心,而此核心之外的一切都不重要。如果一个人在坚定的信念中,他不会虚无,因为他同样能感觉到现实存在的核心,被真实具体的关切所召唤。无论因为爱还是信念,只要一个人能出于某种关切来界定自己并献身时,他的世界就获得了严肃性与意义感,从而居于虚无之上。

为了居于虚无之上,有必要为自己建造一个孤岛。默存也许就是这样一个孤岛。自由、美与爱的孤岛。

关于爱,黑格尔早年有段很晦涩也很迷人的论说,爱就是拒绝生离、只能死别。能够活着分离的爱就不是爱。所以我们再做新新新默存,因为有共同爱的人不能活着分离。

阿伦特在《黑暗时代的人们》中说:即使在最黑暗的时代中,我们也有权去期待一种启明,这种启明或许并不来自理论和概念,而更多地来自一种不确定的、闪烁而又经常很微弱的光亮。这光亮源于某些男人和女人,源于他们的生命,它们在几乎所有情况下都点燃着,并把光散射到他们在尘世所拥有的生命所及的全部范围。 

她说的,其实就是,自由、美与爱的孤岛,大家一起来建造。

【404文库】凤凰网|总理辞职、政府大楼被烧……尼泊尔发生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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标题:总理辞职、政府大楼被烧……尼泊尔发生了什么?
作者:凤凰网
发表日期:2025.9.9
来源:凤凰网
来源:网易
来源:腾讯
主题归类:2025年尼泊尔Z世代抗议运动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编者按:本文于9月9号首发于观察者网,之后在多个网络平台发表。最晚不迟于10号,网易首先对该文404。不晚于12号,除了一些地方新闻网站外,此文遭到墙内互联网全网404。与此同时,各家平台也陆续删除大量涉及2025年尼泊尔Z世代抗议运动的文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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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观察者网 陈思佳】当地时间9月8日,尼泊尔加德满都、博克拉、贾纳克普尔等多地爆发大规模示威游行,反对尼泊尔政府的社交媒体禁令、腐败以及裙带关系等问题。抗议者与尼泊尔警方爆发激烈冲突,8日的骚乱造成19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

随着抗议示威演变为暴力冲突,尼泊尔政府8日晚些时候解除了社交媒体禁令,但这依然未能平息抗议者的愤怒。示威人群无视无限期宵禁的命令,破坏尼泊尔多地的政府大楼,并在尼泊尔总理奥利等政客的住所以及多个政党的大楼放火。

面对不断升级的局势,奥利已于9日宣布辞职,尼泊尔内政部长、供水部长、农业和畜牧业发展部长等多名官员也已递交辞呈。奥利称,他决定辞去总理职务,旨在为解决危机“铺平道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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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尼泊尔政府大楼升起浓烟 路透社

河北经贸大学尼泊尔研究中心主任张树彬对观察者网表示,示威活动的直接原因是尼泊尔政府以在规定时间内没有注册为由,关闭了26个社交媒体应用。但示威的主要内容是抗议尼泊尔政府高官贪腐及其子女的奢华生活,示威青年出现伤亡,激发了更大的怒火。

张树彬认为,尼泊尔政局很可能会持续动荡,短时间内看不到政局稳定,进而谋发展的迹象。

骚乱造成伤亡,政府取消社交媒体禁令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CNN)报道,上周,尼泊尔政府出台了新的规定,以“打击假新闻和仇恨言论”为由,宣布将封禁未注册的社交媒体。尼泊尔政府要求平台在该国注册许可证,并指定一名负责处理申诉的代表。

尼泊尔《加德满都邮报》称,截至9月4日,尼泊尔封禁了包括Facebook、Instagram、YouTube、WhatsApp、X、WeChat(微信海外版)、Signal、Discord、VK等26个社交媒体平台,理由是这些平台没有遵守新的注册要求。许多尼泊尔用户随即转向TikTok、Viber等少数遵守了注册要求的平台。

这成为尼泊尔爆发抗议示威的“导火索”。9月8日,抗议者在尼泊尔加德满都、博克拉、贾纳克普尔等城市举行示威游行,很快与尼泊尔警方发生暴力冲突。路透社称,抗议者试图冲击尼泊尔议会大楼,警方则发射了催泪瓦斯和橡皮子弹。8日的骚乱最终导致19人死亡,超过100人受伤。

随着示威游行愈演愈烈,尼泊尔政府8日晚些时候解除了社交媒体禁令。然而,这一举措未能平息抗议者的不满,抗议人群无视尼泊尔政府的无限期宵禁命令,9日继续在加德满都等地举行示威游行。

尼泊尔公务员医院执行主任莫汉·雷格米(Mohan Regmi)对BBC表示,在9日的抗议中,至少有2人死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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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尼泊尔加德满都,示威游行仍在持续 视觉中国

张树彬告诉观察者网,尼泊尔普通人因经济发展乏力而生活艰难,社交媒体成了青年发泄不满的主要途径,也是不少人进行商业活动的平台,政府关闭这些平台直接点燃了他们心中的怒火。

英国广播公司(BBC)指出,尼泊尔是南亚人均社交媒体使用率最高的国家之一。数据显示,截至今年1月,尼泊尔拥有1430万社交媒体用户,占到总人口的48.1%。分析人士认为,这可能与尼泊尔的人口分布有关,该国77.4%的人口生活在农村地区,但复杂的地形导致许多社区在地理上彼此孤立。

此外,尼泊尔相当一部分人口在国外工作或学习。尼泊尔人口的中位年龄约为25岁,正好处于在社交媒体上最活跃的年龄区间。

抗议贪腐,不满“Nepo Kids”炫富

除了作为直接导火索的社交媒体禁令之外,此次席卷尼泊尔的抗议也与贪腐和裙带关系问题有关。张树彬告诉观察者网,示威的主要内容,是抗议尼泊尔政府高官贪腐及其子女的奢华生活。

BBC称,在尼泊尔国内,富有政客和有权势人物的孩子被称为“Nepo Kids”,这一群体时常在社交媒体上炫耀财产和奢华的生活方式,引起许多尼泊尔民众的不满。抗议者认为,这些群体的财富和特权反映出尼泊尔严重的贫富差距和腐败问题。

一名尼泊尔的TikTok用户说:“Nepo Kids在社交媒体上炫耀他们的生活方式,却从不解释钱从哪里来。”

与此同时,尼泊尔的经济停滞,使得该国年轻人的生活陷入困境。世界银行的数据显示,2024年尼泊尔15-24岁青年的失业率为20.8%。尼泊尔约33.1%的国内生产总值(GDP)来自侨汇,这一数字在过去三十年中稳步上升。

尼泊尔前外交部长纳拉扬·普拉卡什·萨乌德承认,引发这场抗议的腐败和裙带关系问题确实困扰着尼泊尔社会,“长期以来,这一直是尼泊尔政治中的一个重要问题。”但他认为,“应该根据法律、宪法并通过完成法律程序来解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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9月9日,尼泊尔加德满都,抗议者焚烧轮胎 视觉中国

张树彬表示,示威青年出现伤亡,激发了更大的怒火。今天示威者不顾宵禁,冲破警察的障碍,攻入尼泊尔政府驻地狮子宫,还将总统鲍德尔、总理奥利、大会党主席德乌帕、内政部长及下令关闭社交媒体的信息部长的家焚毁。尼泊尔前总理普拉昌达的住处也被示威者投掷石块。

他补充说,奥利推行的一些党内制度变动,同样引发社会不满,在其党内也有反对声浪。其拒绝前总统班达里回归尼共(联合马列)更是让许多基层党员感到心寒,因为尼共(联合马列)的指导思想就是其已故丈夫前总书记马丹·班达里提出的。班达里在出任总统前就是该党副主席,也曾大力支持奥利,才使奥利得以当选尼共(联合马列)党主席。奥利此举直接遭到党内资深副主席等几位领导人的明确反对。

总理和部长辞职,局势持续动荡

尼泊尔总理奥利9日召集尼泊尔所有政党举行会议,称暴力不符合国家利益,“我们必须诉诸和平对话,来找到解决问题的方法。”但随着局势不断升级,奥利最终在9日晚些时候辞去尼泊尔总理职务,称此举旨在为解决危机“铺平道路”。

奥利在辞职信中表示:“鉴于国内的不利形势,我已于今天辞职,以促进问题的解决,推动根据宪法通过政治途径解决这一问题。”奥利还在声明中称,他对骚乱造成的人员伤亡“深感悲痛”。他将暴力事件归咎于“各种既得利益集团的渗透”,但没有详细说明有哪些团体。

尼泊尔总统拉姆钱德拉·鲍德尔的一名助手告诉路透社,鲍德尔已接受奥利的辞呈,并开始讨论新总理的人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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资料图:已辞职的尼泊尔总理奥利 《加德满都邮报》

《加德满都邮报》报道称,尼泊尔内政部长拉梅什·莱卡克、供水部长普拉迪普·亚达夫、农业和畜牧业发展部长拉姆纳特·阿迪卡里等官员也已递交辞呈。

莱卡克批评尼泊尔政府在抗议期间使用武力。亚达夫表态支持抗议者“反对政府动用武力”,他表示:“亲爱的年轻兄弟姐妹们,你们是我的第一批同伴,也是我能量的源泉。我呼吁大家保持冷静,引导和支持年轻人朝着正确的方向前进。”

阿迪卡里也表示,他对尼泊尔政府的做法感到不满,“本应合作建设国家的一代人,最终怎么会像发生战争一样被对待?我不能在没有找到答案的情况下继续任职。”

此外,尼泊尔民族独立党的20名议员集体辞职,他们发表声明称,未能解决紧迫的国家问题的尼泊尔议会已经“失去合法性”,要求紧急组建一个由公民领导的临时政府。该党还要求逮捕总理、内政部长、通信和信息技术部长以及加德满都地区行政长官,并提起法律诉讼。

英国广播公司(BBC)称,在持续的混乱中,抗议者冲进议会大楼,多地政府大楼被破坏,奥利、尼泊尔前总理德乌帕等政客的住所以及尼泊尔大会党等一些政党的大楼也遭到抗议者破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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尼泊尔大会党的大楼遭到纵火 英国广播公司

在示威游行席卷尼泊尔全国后,尼泊尔的国内航班已处于停顿状态。尼泊尔民航局发言人告诉BBC:“由于尼泊尔首都以外的机场无法确保能提供安全保障,从特里布万国际机场起飞的国内航班已‘几乎陷入停滞’。”

张树彬认为,在这样的背景下,尼泊尔政局很可能会持续续动荡,短时间内看不到政局稳定,进而谋发展的迹象。

海边的西塞罗|愚蠢,总是比邪恶更可怕

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

迪特里希·朋霍费尔(Dietrich Bonhoeffer),是德国二战前著名的哲学家、心理学家和神学家,他才华横溢却又异常勇敢,拥有数个博士学位,并在二战前夜赴美并获得了永居权。但为了救助苦难深重的本国民众,朋霍费尔在1939年毅然回到德国,以牧师的身份参与对希特勒及其党徒的软抵抗工作,最终,他因为常年参与反法西斯的抵抗组织而于1943年被捕,1945年4月,在纳粹德国即将灭亡的前夕,他被党卫军紧急秘密处死。他死后不到一个月希特勒就自杀了。而朋霍费尔去世时年仅39岁,我们无法想象这位勇敢而伟大反法西斯勇士如果能活到战后,能为人类结出什么样的思想硕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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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 档案卡
标题:愚蠢,总是比邪恶更可怕
作者:小西cicero
发表日期:2025.9.12
来源:微信公众号“海边的西塞罗”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但也许是预感到纳粹不会放过自己,朋霍费尔在被关押的两年中笔耕不辍,将自己的思想结晶写成了《狱中书简》。这本著作中最著名的篇目名叫《论愚蠢》,在该篇章中,朋霍费尔提出了两个洞悉人性黑暗与幽微的论断:

第一,愚蠢不是一种智力状态,而是一种道德状态。

第二,相比于备受谴责与警惕的邪恶,其实愚蠢才是人类良善最大的顽敌。愚蠢比邪恶更可怕。

由于受过系统而专业的德式逻辑学训练,朋霍费尔的论说是逻辑严密、环环相扣,但却又高度凝练的。所以要理解朋霍费尔为什么说愚蠢比邪恶更可怕。我们必须首先解析他的前一个论断——为什么说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而不是“智力状态”?

即便你在大学期间学的是文科,没有受过高数微积分的折磨,你在中学时应该也接触过三角函数、解析几何、极限、求导等等概念。在学习较高深的数学概念的时候,你会发现不同的人在智力上的差距的确是明显的——有些学习者对这些概念一点就通,能熟练运用,而另一些人则如坠云里雾里,看不懂其中的奥妙所在。

这就是不同的人在“智力状态”上的差距——中国人往往形容智商高为“聪明”,这其实很准确,因为智商高的人,的确就像视力好、听力强的人一样,能够见人所未见,有些需要高智商的学科,那些属于低智力状态的人就像近视眼无法看清远处物体一样,看不到就是看不到。

但朋霍费尔所定义的“愚蠢”却并不指这种“看不到”的状态,而更接近《福音书》中耶稣形容不信者时所说的那样:“他们看是看见了,却不明白,听是听见了,却不知晓。”

在冷战时代,美苏在航天、微电子、生物等领域展开了全方位的竞赛,期间苏联由于高度重视理科教育与科研,其实培养了一大批绝不逊色于美国的相关专家。但邪门的是,在所有这些投入金山银海的领域上,苏联最终都全方位落败了——航天领域先胜后败,在阿波罗登月计划之后被美国彻底反超。微电子和生物领域则直接被老美狂甩出十几条街,直到今天俄罗斯在芯片生产、生物医药等领域依然是绝对的弱国。

为什么苏联遭遇了如此的惨败呢?是苏联的科学家在智商上不如老美同行么?当然绝不是的。细究起来,你会发现这就是视而不见式的“愚蠢”使然。

比如1967年4月苏联发生了史上最悲惨的航天事故,航天员科马罗夫在结束联盟1号飞行任务时因飞船坠毁而不幸牺牲。该事故与同时期爆发的一系列事故一起让苏联在航空竞赛上慢了下来。但根据苏联解体后的解密档案显示,苏联航天局的科学家、乃至航天员科马罗夫本人,在执行这个任务的时候,就已经知道飞船存在重大安全隐患,发射升空了就有极大概率回不来了。但1967年刚好是苏联十月革命50周年,苏联高层向航天部门施压,为了展现苏联的制度优越性,必须强行上马一系列项目以“献礼”。于是决策者为了“献礼”就堂而皇之的无视了那些他们算得出、看得到的风险,以人命为儿戏,硬上、蛮干。

类似的情况在苏联其他学科上还有很多,比如微电子研究领域,苏联学者明明已经认知到了基于半导体的晶体管是未来的发展方向,但却硬着头皮走了十多年死磕过时的电子管的弯路,原因仅仅是因为赫鲁晓夫同志下达的最高指示要求相关部门搞好电子管。

再比如生物学领域,臭名昭著的李森科案迫害了数以万计的相关科学家和科研工作者,苏联科研人员在技术已经能够看到DNA双螺旋结构的情况下依然拒绝承认正确的孟德尔进化论思想,而坚持过时的“用进废退”的拉马克主义——原因仅仅是因为学术流氓李森科说服了斯大林同志,后者把孟德尔的进化论钦定为西方的、反动的、资产阶级的,而把李森科那一套背书为苏联的、革命的、社会主义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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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当然可以说这种行为是一种漠视人命的冷血和唯上主义的谄媚,但显而易见,这种行为透出的最鲜明的气息,就是愚蠢。一种视真相而不见、活脱脱把自己蠢死的愚蠢。

苏联的科学研究,在智力上当然无可挑剔,只是在道德层面,它透露一种比对手更愚蠢的气质。

所以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或曰一种道德选择——在明明看到了真相后依然选择无视;在明明拥有理性思考能力的时候依然选择放弃的选择。愚蠢的行为只是它最终的外化,道德上的残缺方才是它的实质。

其实在现实生活中,就在我们的身边,你几乎随处可见朋霍费尔所谓的这种“愚蠢”的人,他们在智力上未必有什么残疾、甚至在许多方面十分精明、算计,但在言谈和行为中就是透出这样一种“蠢”气。交往中、饭桌上,当你跟他们谈起历史上曾经有过的那些屠杀、迫害和人为的饥荒、灾难,他们除了在极个别情况下之外,都显得麻木而漠不关心——“即便你说的这些都是事实吧,那又如何?”或者“老说这些干什么?都是别人的事,与我无关,我不想听。”

如果你进一步告诉她,历史其实是现实的参照,未经反思的人生是不值得一过的,如果我们没有从历史中获得经验与反思,人类已经犯过的错误还可能再犯,已经获得的幸福生活也许会得而复失。他们会干脆把耳朵堵上,觉得你说这些“大道理”烦透了,我就想过我的日子,小确幸。

然后你才会体会到,原来这样的生活方式,不是什么“精致利己”,就是一种毫无远见、能活一天算一天的——愚蠢。

“他们来抓犹太人,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犹太人;他们接着来抓工会会员,我没有说话,因为我不是工会会员;他们再来抓天主教徒,我没有说话,因为我是新教教徒;他们最后来抓我,这时已经没有人替我说话了。”——这是波士顿大屠杀纪念碑上的名言,形象的说明了一场灾难是怎样对一个愚蠢的人“温水煮青蛙”的,被煮的人不是智力上有缺陷,而是道德残疾。

所以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愚蠢的人在抛弃了对他人的同情、与对公义的追求的同时,也将自己变成了彻底的麻木者、“心盲者”,感知不到正在发生、愈演愈烈的风险,最终在这风险中覆灭。

朋霍费尔在写作《论愚蠢》的时候,回忆了大量的他所接触过的、在纳粹时代生活的德国人,他发现这些人的共性就是愚蠢——这些人也许受过很好的教育、从事科技含量极高的工作,但在生活中,他们就是能对明显的事实视而不见,拒绝警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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更为要命的是,愚蠢相比邪恶其实更难说服与战胜,因为一个单纯邪恶、能做成坏事的人,是并没有放弃逻辑力、和对事物的认知的,邪恶只是有一套自己独特的逻辑、和认知壁垒。这就意味着只要你能击败他的逻辑、把他从认知壁垒中拉出来,你还有希望能说服堕入邪恶的人,所以邪恶自身中就埋藏着毁灭自我的种子。

但愚蠢则不然,如前所述,愚蠢是一种道德状态、道德选择,是对一些事实和道理的视而不见。所以你没办法和一个彻底的蠢人摆事实、讲道理,因为他会对你所有的事实和道理都选择蔑而视之。

“饭都吃不上了,还有心思操心那个?”“饭都吃饱了,还操心那个干什么?”——这两句最常挂在许多国人最边上话,形象的说明了愚蠢到底是一种怎样的道德状态。也显然是古代帝制两千多年愚民教育驯化最终得出的灿烂成果。它让人像猪一样只关心吃饱没吃饱。

而我们说猪很蠢,其实不是在说猪智商低(实际上猪在所有常见家禽家畜中的智商是最高的),就是因为猪只关心吃饭的问题,吃饱喝足它就无所用心了,在没有挨最终按宿命般的一刀之前,它就那样快乐而愚蠢的生活。

所以,朋霍费尔认为愚蠢不是一个心理学问题,而是一个社会学问题。心理学上的愚蠢是弱智,认知能力弱,记忆力弱,没办法进行健全的思维。但是我们经常会发现,有一类人的智商并不低,可是你跟他们交往和谈话的时候,会发现你根本不是在跟一个具体的人在交谈或者争辩,而只是在跟一堆口号打交道。他们的头脑被严重的格式化了,格式化到只有几句类似于标语口号似的东西。 

而他们就用这些标语口号来应对这个复杂的世界,他们的内心没有接纳这个世界,也没有悉心认知这个世界的愿望。之所以这样,不是他们智力上有什么问题,而是一种特殊社会机制,或者说是一种社会激励体系,使得他逐渐放弃了有质感的语言和思想,让头脑变得一片荒芜。

而主动或被动的愚蠢,都往往会产生一些伴生品——因为它的理想在于只关心自己的吃喝,所以它会倾向于把其他所有的道德、荣誉乃至对其他事物的思考,都交托给一个外物。于是迷信和崇拜,往往就这样滋生在了普遍愚蠢的温床上。

比如三年半前俄乌战争刚刚爆发的时候,对于俄罗斯能否像它自己所宣称那样,迅速的结束这场“特殊军事行动”,俄为了这场战争将要付出的道德和经济成本,到底是否值得,其实外界一直是有争论的。但我就看到有自媒体煞有其事的分析说:俄罗斯领导人那是什么段位的存在?人家能接触到的信息、基于这些信息作出的判断,那不比你我高端多了?所以人家作出的判断一定是英明果断的,睿智富有远见的,是有一盘大棋在下的,你们就瞧好吧!

这种“俄版大棋论”在当时的中文舆论场上流传甚广,每个家族群里大约都有一两个人在传吧。可是后来的事实证明,被这些论主疯狂推崇的俄决策者,其实也压根没有什么大棋在下、鲁莽开局后到底该怎么收尾擦屁股,也是一团抓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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所以我们可以说,那些盲目鼓吹个人崇拜、见到“大帝”出世就忙不迭的跪下喊万岁、原地高潮的人,其实都是“”愚蠢”的典范——因为他们自己愚蠢,并甘于停留在这种愚蠢中,只接受定制化的标语和口号。所以就像嗷嗷待哺的巨婴等待别人咀嚼过的食物一样,他们渴求、呼唤一个能为他们生产这些口号和标语的人。

于是在人类历史上,愚蠢总是和专制伴生的,如二战前的德国一样,一个在群聚后整体呈现出愚蠢文化的受众,会“呼唤”出一个希特勒式的人物来统治他们,而希特勒上台后,为了方便自己的统治,又会有意加剧和强化德国人的愚蠢。1933年德国终结魏玛共和国时代开启纳粹时代的“授权法案(德语:Ermächtigungsgesetz)”,全称其实叫《消除人民与国家痛苦法》,当时全德国都没有几个人觉得(或者敢公开说)这个法案名字起的是如此的荒唐可笑——德国老百姓和希特勒可能都真的觉得政治这种事,对普通老百姓来说真的太痛苦了,是种折磨,有个元首来民众“消除痛苦”,这不好吗?

于是愚蠢就这样滋生了法西斯,一切看起来如此水到渠成。

可是,人们为什么会自我阉割,甘于愚蠢?或者说,愚蠢在人类的公共生活中,为什么会有那么强烈的传染性?

心理学上有一个著名而恐怖的“阿希实验”,它是心理学家阿希在1956年的美国进行的,实验者每次向大家出示两张卡片,其中一张画有标准线X,另一张 画有三条直线A、B、C。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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X的长度明 显地与A、B、C三条直线中的一条等长。实验者要求被试判断X线与A、B、C三条线中哪一条线等长。

这本来是一个非常简单的问题,很显然答案应该选C。

但是,当实验者刻意在受试者中安排上自己的“托儿”(实验合作者),并让他们当着真实受试者的面选择统一的错误答案,比如B,当每组七个人,错误的答案被前面的“托儿”重复了六次的时候,很少有真实受试者能坚持自己见解,依然选择正确的C。

少到什么程度呢?三分之一到四分之一,这还是在美国——天天强调独立思考、自由意志的美国。

“阿希实验”在后来的研究中被反复重复,实验者更换的问题都是最基础、常识的,但得到的实验结果却惊人的一致,事实证明常识的明显程度根本无法战胜更多的错误回答给真实受试者产生的“信息压力”——前面说出错误答案的人越多,受试者就越容易放弃自我思考、而屈从于集体意志:“水是有毒的”“吸烟无害健康”乃至“2+2=5”。

所以纳粹宣传部长戈培尔那句“谎言重复一千遍就是真理”,其实领先西方心理学研究数十年。而在现实社会中,你看那些专家教授求医问药、有病有灾的时候,也抵挡不住大师和托儿们合伙的三两句忽悠。如此低级的骗术总是屡试不爽。

当他们放弃思考,对显而易见的事实视而不见,他们就堕入了愚蠢之渊。

而在历史文化中,我们会发现,一个越大的群体,越强调集体而非个人的意志,这样的现象就越走出实验室和杀猪盘,而变得多发,成为一种普遍的社会学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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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类的思维为什么会留下这样一个因从众而愚蠢的思维bug?这也许可以从进化上去寻找原因。

人类所属的灵长目是一种普遍群居的动物,在长达上千万年的进化史上,人类的祖先都必须通过与所属群体的合作来生存,甚至我们的语言,最初也是为了在族群内沟通和交流、而非独立思考、认知世界才创造的。而对于一只猿猴来讲,服从和跟随族群进行一个错误的决定(比如去往一片他知道很荒芜、没有果实的森林),其生存概率仍然远远大于自己独立行动。因为猿猴离开自己的族群是难以生存下来的,即便生存下来也无法找到配偶繁衍,即便偶尔有幸加入其他族群,得以繁衍,这个“特立独行”的基因也会因为绝对数量太小、而“基因漂变”而淘汰掉。

于是久而久之,从众就在基因层面成为了一种刻入人类骨子里的一串代码,且越到了大的、信息压力沉重的群体当中,这种基因层面的缺陷就越容易病发。

它,就是汉娜阿伦特所谓“平庸之恶”、是勒庞所谓“乌合之众”、是鲁迅所谓冷漠的看客,是王小波所谓“沉默的大多数”、也是朋霍费尔所谓愚蠢——它是如此的顽固,以至于一再在不同的族群中所复发,被无数的智者所提及,却从未被医治。

然而,人类毕竟已经不是猿猴,人类作为个体,要为群体所呈现的愚蠢负责,一个生活在二战中的德国柏林、日本东京的人,不能因为自己只是对良知的视而不见,就减轻罪责,燃烧弹和战败的苦难,终归会由他们自己来承担。时代的巨轮会碾碎所有冷漠、事不关己与小确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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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们的认知对得起他们的苦难”,当然你可以这样说,但这话其实是可以修正的,确切的讲,人类基于胆怯而非无知所呈现的愚蠢,才是我们苦难的根源。

“不过,”朋霍费尔最后说,“在关于人的愚蠢的这些思考中,也有一点值得安慰之处。我们没有任何理由认为,大多数人在所有的环境中都是愚蠢的。因为很长时期里造成这种情形的主要原因是:统治者希望从人们的愚蠢之中,而不是从人们认真而独立的思想判断之中,获得更多的利益。”

相比邪恶,愚蠢才是善良最大的顽敌。勇敢思考,直面真相与良知,才是对愚蠢真正的救赎。

全文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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