Reading view

There are new articles available, click to refresh the page.

【重温】NGOCN|丁家喜律师:“我爱你们,但我不能放弃理想和信念”

CDT编辑注:人权律师丁家喜是“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人士之一。在投身人权事业之前,他曾任北京航空工业总公司工程师,并被评为北京市十佳知识产权律师。自2010年起,丁家喜推动“随迁子女就地高考”等教育平权活动;2012年,他与“新公民运动”发起人许志永等人联名向习近平等中央领导人发表公开信,呼吁官员公示财产。2013年4月17日,丁家喜被当局以“非法集会”罪名刑事拘留,罪名随后先后变更为“寻衅滋事”和“聚众扰乱社会秩序”。2016年刑满出狱后,丁于2019年再度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捕。2023年4月,他被中国当局以“颠覆国家政权罪”判处有期徒刑12年。本文作者苑敏安采访了丁家喜的妻子罗胜春。

丁家喜被宣判12年重刑的前一天,美国时间恰逢复活节,罗胜春买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国家中,以此表达过去十年中,每年十二个月她对爱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归来。

img
2022年7月28日,罗胜春在美国家中抱着丁家喜照片的合影。图片来自自由亚洲

CDT 档案卡
标题:丁家喜律师:“我爱你们,但我不能放弃理想和信念”
作者:苑敏安
来源:NGOCN
发表日期:2023.4.19
主题归类:丁家喜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12年重刑,这是一场拖延已久的判决,被告人已被关押三年零四个月。罪名是“颠覆国家政权”,获刑者丁家喜,是一名中国律师。与他同一日被宣判重罪的是许志永,中国新公民运动的发起人,组织者,他被判处14年有期徒刑。这一天是2023年4月10日。

这个刑期超出了许多人的预期,引起了巨大轰动。CNN、纽约时报等各大国际媒体纷纷报道,国际社会也表示了强烈的谴责。

作为中国新公民运动的重要组织者之一,丁家喜不是第一次坐牢。早在2011年,他就加入了许志永等人发起的“新公民运动”。追随该运动“自由、公义、爱”的精神,他参与推动教育平权,组织公民聚餐,呼吁官员财产公示等行为。也正因为参加这些活动,2013年4月13日,丁家喜从家中被警方带走,并于次年4月8日被以“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判刑3年6个月。而同样被捕的许志永,也被以同样罪名判处有期徒刑4年。

出狱后,丁家喜与许志永没有停止行动,仍然奔走中国大地。2019年12月26日,因为在厦门的一场朋友聚会而再度入狱。

与大学就学法律、早早参与社会运动的许志永不同,理工科出身的丁家喜介入公共领域甚晚。2003年,当身为法律学者的许志永因“孙志刚案”发起三博士上书,要求废除收容遣送制度,并进入公共视野时,丁家喜才刚创立他的律师事务所。而在此后许志永创立公盟、探访“黑监狱”、调查城市新移民子女受教育权、推动北京律协民主选举的几年里,丁家喜是一名成功的商业律师,过着众人眼中“上流社会”的生活:打高尔夫、住五星级宾馆、吃鲍参燕翅。

虽然人生经历不同,但最终,因共同的信仰与追求,他们殊途同归。是什么原因促使丁家喜放弃原有的生活,投身社会运动?又是什么让他在饱受牢狱之灾后仍不放弃,成为中国近十年来社会运动的标志人物?回望丁家喜一路走来的历程,会发现,一切皆有来路。

1 “我发现只有律师职业可以改变社会”

1986年,丁家喜考上北京航空航天学院,学习航空发动机设计。当时“文革”结束刚十年,中国社会环境相对开放,各种思潮朝气蓬勃。上了大学后,丁家喜阅读了大量关于“文革”的书籍和文章。这些资料对于初出湖北宜昌一座小县城的他而言,十分新鲜,也让他开始反思“文革”。1989年,他曾和同学们一起到天安门广场游行和静坐。在2017年接受《改变中国》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他曾表示,“我对当时(学潮)的主张从内心深处是非常认同的,比如反官倒、反腐败、要求民主、打倒老人政治。”

然而,与许多八九一代的政治活动家不同,丁家喜此后并未继续投身社会运动。本科毕业后,他到中国航发沈阳发动机研究所(代号六〇六所)工作了两年,接着又回北航继续读研究生。也是在读研究生时,他结识了妻子罗胜春。

据罗胜春介绍,她们第一次见面是在北航的热学实验室。“当时他穿着沈阳606所的工作服走进来,满面笑容,对我叫了声’师姐’。那一刻我一辈子都忘不了,(他的笑)让房间充满了阳光。”自那以后,两人一见钟情,不久后便开始恋爱。互为初恋的她们,总是形影不离。恋爱后的那个春季学期,丁家喜常骑自行车载着罗胜春穿行校园。罗胜春熬夜写论文时,他也会陪伴左右。

在罗胜春眼里,那时的丁家喜是一个喜欢阅读的文艺青年。 “他喜欢读书,大学时读了很多文学书籍,陀思妥耶夫斯基、托尔斯泰的作品他都读过,目标是读遍诺贝尔文学奖的所有作品。还没完没了地和我讲。好像他什么都能回答。”

那是浪漫的日子。丁家喜和她一起看《日瓦戈医生》的小说,也去看改编的电影。记忆中,他还会聊文革带给人的扭曲,谈及产权私有制的必要性。这对中学时就开始迷恋罗素的自由思想、熟读梁晓声伤痕文学的罗胜春来说,很容易就激起了共鸣。在她记忆中,他和当时的许多大学生一样,有一段时间还迷恋上了写诗,在一个本子上写满了给她的情诗。

“当时他把所有钱都花在了买书上,只有两套工作服。但他还是觉得自己特别富有,有时他也会送我玫瑰花。”一直到今天,罗胜春都记得这些往事。

在罗胜春看来,除了喜欢阅读,丁家喜还是一个关怀他人、阳光乐观的人,他总是笑眯眯的。只有一次,他的妹妹因为婚姻不幸而自杀,这让丁家喜哭了好久,自责没有好好关心妹妹。在罗胜春看来,他是那种把身边人放在首位的人。工作后,他也总借钱给朋友,哪怕常常有借无还。

也许正是丁家喜的这份热心让他选择转行做了律师。研究生时,他就因厌倦专业课程产生了转型的想法,并在业余时间考取律师资格。1995年研究生毕业后,他在北京的中国航天科工三院三〇四所工作了一年多,随后辞职,转行做了律师。据罗胜春回忆,她一开始不理解为何喜欢文学的丁家喜会选择做律师,但他告诉她,“我经过了两年思考,发现只有律师这个职业可以替人说话,为受不公正对待的人说话。这是个可以改变社会的职业。”

对此,丁家喜的朋友吕先生也补充,丁家喜多年后向他透露,自己的兴趣本来是做研究,但他觉得当年要在技术上取得突破没有未来。因为体制内大部分人的心思不在做研究上,而是赚钱、往上爬。

2 商业律师再次转型:投入新公民运动

与许多热心公义的人权律师不同,转行做律师后,丁家喜接触的大多数是商业案子。

2017年,在接受《改变中国》网站主编曹雅学采访时,丁家喜曾说,他在做律师助理时接触过一些刑事案件,但当时因为法庭不采纳辩护方提供的证据,感到伤心与失望,逐渐远离刑辩领域,转而专注他更擅长的技术领域——知识产权。

代理商业案子让丁家喜得以接触社会各界人士。罗胜春回忆,当时丁家喜经常去打高尔夫,去茶馆,和不同人聊天。“大学教授、企业家、政府官员,各种各样的人都有。”用丁家喜自己的话说,广泛社交让他有了“更宽的视野来看待社会”。另一方面,他也在工作中接触到更多不公平的案例。“他当时帮很多企业家应对过政府不合理的规定,帮他们讨回过钱。”罗胜春说。

这些都促使丁家喜思考社会不公背后的共性,以及如何从制度上去解决问题。为了将自己对社会问题的看法直接反映给相关部门,2002年,他加入了中国的民主党派民盟(“中国民主同盟”的简称)。在民盟期间,他曾写过大量提案:在三聚氰胺事件爆发的三个月前,要求加强奶粉质量监管;要求精简二手车的过户手续;要求设立网站公开全国的执行案件。然而,如罗胜春所说,这些提案或石沉大海,或在他提议多年后才正式被纳入政策执行。

屡屡没有回音的提案让他对加入民主党派感到失望,也促使他另寻社会改革的出路。

真正让他决心投身社会运动的是他于2011年2月份的一次赴美访学。据罗胜春描述,当时他在做缅甸、伊朗等国家民主进程的比较研究,几乎每天都在看文献、上网查资料、思考研究问题。陪他一同访学的女儿沙沙曾形容,“每天就看见老爸背着手在房间里走来走去”。另一方面,当时正值国内“茉莉花运动”爆发之际,外面的资讯让他第一次看到原来国内还有这么多抗争的人。这七个月的查阅信息、探索思考,解答了长久以来困扰丁家喜的问题,也仿佛点燃了他对社会运动的热情。

这些研究令他意识到文明(民主)发展的趋势不可逆转。(在那之后)他想要直接推动中国的民主进程,用非暴力不合作的方式。他说只有这样,老百姓才能说话。”罗胜春如此解释那次访学对他的影响。

2011年10月1日回国后,丁家喜开始了他的社会运动之路。经朋友搭线,他在当年的10月10日第一次与许志永见面,并于10月下旬参与了许志永与滕彪等人组织的宪法研讨会。自那以后,他开始加入这个圈子,帮忙组织宪法研讨会和公民聚餐,再到后来,他和许志永、赵常青等人推出要求205位部级以上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从联络各地公民、订场地、到整理通讯录、印制公民文化衫,再到后来要求官员财产公示时,组织倡议书的签名、发放传单、张打横幅,丁家喜几乎事事亲力亲为。多年的律师事务所管理经验,加上他的组织能力,令他很快成了联络组织的核心。

img
许志永与丁家喜的合影。图片来自网络

“新公民运动”的另一位核心参与者李先生回忆,他和丁家喜就是在2012年认识的。当时,丁家喜通过微博私信他,邀请他参加同城聚餐。在那次见面中,丁家喜给他留下的印象非常深刻。“那次聚会我很早就去了,但是老丁比我去得更早。他拿着电脑,记录到会人员的联系方式,还教大家罗伯特议事规则。非常有亲和力,什么都懂,又是律师,自然引起了我的好感和信任。”他说。正是在丁家喜的邀请与介绍下,李先生开始协助联络公民聚会,结识许志永等人,后来一起组织和参与官员财产公示的活动。

除了组织公民聚会,丁家喜也开始关注弱势群体。他为北京拆迁户齐月英提供法律援助,在她“消失”后发表文章为她声援;支持北京南站的上访者,为他们提供经济资助;与律师伙伴一同去青海,为被拘留的异议人士与警方交涉。据罗胜春回忆,丁家喜律师事务所的同事曾在他被捕后告诉她,丁家喜回国后开始将事务所的所有事务交由他人打理,自己只专注维权相关的案子。同事说,“他办公室抽屉里全是访民的诉状。”

面对数量庞大的访民,丁家喜曾向罗胜春表示,“想要让那么多访民每个人都能有声音,不能让访民上访,而是要让当地有人帮他们说话,解决问题。这些最终都归结到:老百姓要权利,要选票。”

尽管丁家喜在家中甚少与她说起他在新公民运动中具体做的事,但她也能明显感受到他的变化。她记得,有一次,丁家喜一边上网,一边大骂:“一定要拆了这个防火墙!”。就连大女儿豆豆也把回国后的爸爸形容作“老愤青”。在2012年六四那天,他还在家中身着黑衫,绝食一天,悼念六四死难者。之后每年六四他都会绝食,甚至包括后来在看守所、监狱。

丁家喜和同伴的活动很快引起了当局的注意。罗胜春至今对丁家喜第一次被国保带走约谈的场景记忆犹新:“当时他被带走谈了十几个小时,我浑身发抖,一直在给他发短信。他短信回复我别担心。”在那次之后,国保开始频繁约谈丁家喜,甚至连家里接送孩子都造成了影响。

当局的举措让罗胜春开始担心丈夫的安危,也担心家庭会受到波及。她表示,当时家人都劝他减少活动。面对家人的劝说,丁家喜一方面坚持,“怎么不去劝坏人别做坏事,而是劝好人别做好事?”另一方面,他也意识到了风险,敦促罗胜春带孩子办签证去美国。

巧合的是,2013年4月13日,就在丁家喜辞去律所主任、陪妻子去申请签证的第二天,他被警方从家中带走。同年4月17日,他被以“非法集会”罪名拘留。2014年4月8日,丁家喜因“聚众扰乱公共场所秩序罪”被判三年半。

那次开庭,他在海淀法庭上陈述时,对自己推动改革的梦想如此总结:“我要做一个有态度、有声音的中国公民。我要做一只蝴蝶。蝴蝶不停扇动翅膀,一定会引发社会变革的飓风。

2016年刑满出狱后,丁家喜对社会运动的热诚不减。

同样因“新公民案”被判了刑的李先生回忆,丁家喜在2016年出狱不久来找过他,说想去美国探访太太及两个女儿。当时正是“709”大抓捕不久,当局对民间力量的打压比新公民运动前更为严厉。因此,李先生不止一次劝丁家喜,去美国后就不要回来。丁家喜却表示不甘心,希望回来继续推动中国的政治改革,落实公民权利、民主自由。在李先生看来,执着的丁家喜难免显得过于理想主义,他也直觉感到他这次探亲后还会回国。

这次赴美探亲并不容易。丁家喜出狱后仍处于当局的严密监视下,不知能否顺利出境。罗胜春回忆:“他以为当局不会放他出来,当时根本没有心理准备,来的时候,他只拿了个特别小的包,装了几件换洗的衣服。”

来到美国后,丁家喜全心全意陪伴家人。在《丁家喜与阿尔弗雷德》一文中,罗胜春曾如此回忆她们十年来仅有的两个月团聚:

“他在阿尔弗雷德这两个月,我大部分时间在上班,很忙。孩子们也都在上学。他每天做饭、洗衣服、看书,跟朋友聊天、听各种各样的新闻频道。他跟我一块去散步,去会朋友,去教堂。他很愿意认识我所认识的所有人。他还跟我一块去跳民间舞,看艺术展,听音乐会,甚至早起和我去练瑜伽。”

“他做饭、做菜、洗衣服做得非常棒。连女儿都说’爸爸来之前,我们家的小屋子从来都没有焕发过如此的光芒’。”2023年4月,在丈夫被宣判12年重刑之后,罗胜春向NGOCN回顾起自己的丈夫,依然不吝惜对他的欣赏。

img
2017年,丁家喜赴美探亲时拍的全家福。图片来自网络

在一家人难得相守的日子,唯一让他们发生分歧的就是丁家喜是否回国这件事。罗胜春在文中写到,一心想要留在中国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在行前就让她买了来回票。“他告诉我,只计划在阿尔弗雷德呆两个月。我非常伤心。我说我等了你四年,你只给我两个月的时间,太过分了。”那段时间,一家人每天都在茶余饭后谈起他该留下还是回去,甚至在美国的所有朋友也劝他不要回去。尽管罗胜春反复和他说起各种风险,也揶揄中国不是没了他就不能改变,但丁家喜一直很平静,坚持要回国。

罗胜春记得,丁家喜曾对她说:“我们要有最坏的打算,也要有最好的期待。极权专政就是不合理,我就是要出一份力量。哪怕没有能力建设,见证变革也是一大幸事。”为此,罗胜春感到无奈。甚至一度“恨不得中国政府不让他回国”。但她也是矛盾的。她说:“我本来就没打算说服他留下来,甚至只是想让他待六个月。(就算这样)他都觉得会耽误他回中国做事。”

丁家喜的坚决也在他的行动中有所体现。为了便于回国后继续参与运动,他在国外选择保持低调,没有参加公开活动,仅仅是私下见了几个朋友。哪怕是在他回国前几天,曹雅学邀请他采访时,他最初也不太愿意,担心会引起注意,妨碍他的工作。

罗胜春曾在文中写到,住了一个多月后,丁家喜开始有一种急着回中国的焦躁。她形容,“他对中国老百姓的苦难了解得太多。他觉得本来中国老百姓都可以享受到自由,但他现在却一个人在这里享受,有负罪感,很痛苦。所以他只能在美国享受安逸的生活一段时间,但两个月之后,他可能就会想着访民。那是他骨子里质朴的东西。”

由于不忍看着丁家喜煎熬,罗胜春最终选择了妥协。身为基督徒的她只能安慰自己:也许这就是神赋予他的使命。

在丁家喜回国的那天,罗胜春一人送他去水牛城坐飞机。背着小背包,转身飞吻,灿烂微笑——这就是丈夫留给她的身影。她形容,送走丈夫后,”心里像刀割一样难受,甚至都不知道怎么把车开回来的”。

如今,她还清楚记得,回国的前一晚,丁家喜在沙发上抱着她和小女儿的样子。他说:“我很爱你们。但我只能以常人无法理解的方式爱。我也很想两全。但在常人无法理解的时候,我希望你们能支持一下。我不愿放弃理念和理想。”

没人想到,这次见面成了丁家喜第二次被捕前的最后一次家人团聚。

img
罗胜春与丁家喜的信件往来。图源:罗胜春推特

3 曾经给妻子的“十年之诺”

2018年5月,丁家喜带着给孩子们的礼物和一行李箱的家庭照片,再次赴美参加女儿的毕业典礼,计划留美六个月,好好陪伴家人。但这次,他却遭到了限制出境。

那次对两个人的打击极大。罗胜春形容,“那一个星期我都很难受,基本上觉得以后团聚无望。之前他保证每年都会来看我们,每次都待半年以上。但现在,婚姻、家庭都破灭了。内心只有绝望。”甚至,她一度闪过和丁家喜分手的念头,认为那样彼此就都不会再痛苦了。而丁家喜也因这次出境受限而备受打击。回到家中后,他将原本要带给家人的照片一张一张拍下,传到USB里。这个USB后来被朋友带到美国交给了罗胜春,一直保存在美国的家中。

罗胜春记得,绝望中的她对丁家喜说:“家喜,你总要给我一点活下去的希望吧?”对此,丁家喜恳请妻子给他十年时间。他承诺,从他第一次出狱后算起,如果十年内他没有看到中国发生改变,就会安心将事业交给下一代更有能力的人去做,来美国和家人团聚。

这个十年承诺也为丁家喜的多位朋友所知。老友吕先生回忆,他大概在2019年5月的一场饭局上和丁家喜相识。之后,他曾和丁家喜有过一次彻夜长谈。在那次深聊里,丁家喜笑着说起曾经的牢狱岁月,也说到自己与爱人的“十年之约”。他对此既深感震惊,也敬佩不已。他表示,“对很多从事社会运动的中国人来说,由于受过政治迫害,如果有机会去到一片自由的土地,他们大多都会选择留下。他非常清楚自己面对的风险。他选择回国其实就是选择了为信仰受难。尽管他是轻描淡写,但在我看来这是很悲壮的。”尽管丁家喜并未皈依宗教,但他的献身精神却让吕先生将他视作“基督的门徒”。

背负着这样的承诺,丁家喜四处奔走,组织公民聚会,与大家讨论对社会和政治的看法。另外,他也利用自己此前积累的人脉和资源,调解公民圈内的隔阂矛盾,声援维权人士,资助良心犯及其家属。他梦想着能用十年的时间联结各领域的活动人士,建立公民社会,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

不光是联络以前相熟的伙伴,他也默默帮助着年轻的同道。据吕先生回忆,2019年的一天,丁家喜带了一名刚出狱不久、对前途感到迷茫的政治犯来找他,希望有过相似经历的他能予以帮助和开导。

朋友小河(化名)注意到,再度投身社会运动的丁家喜比之前更加直面问题的根本——专制和极权。她表示,丁家喜的这一变化轨迹也是近十年社会运动演变的缩影。丁家喜参与公民运动的起点正值胡温当政的末年。当时,社会运动的空间还相对宽松,大多数维权运动也因此采用去政治化的策略,例如呼吁官员财产公示、教育平权等新公民运动的主要活动。然而,2012年,习近平当政后,中国更极权化,维权运动也遭到了前所未有的大规模、系统性打压:NGO、维权律师、宗教团体及异议人士几乎被扫荡绞杀。这让很多人更加意识到,无论是女权运动、劳工运动还是环保运动,要想走得长远,最后都殊途同归:反极权。在她看来,这也是他要联结同温层里不同光谱、不同领域的行动者的原因。

能做到这点并不容易。常年从事社会运动的林先生(化名)表示,在他与丁家喜的相处中,他发现丁家喜拥有卓越的行政管理、人际交往和组织能力。加上谦卑、亲和的品质,丁家喜得以将公民圈内不同光谱的人凝聚在一起。“大家一般都很坚持自己的观点,希望得到认可,所以能让大家坐到一起、和平相处,十分难得。”

然而,也许正如林先生所说,能力越突出,越容易被当局视为威胁。回国后,国保一直对丁家喜保持严密监控。据丁家喜的朋友王安娜撰文回忆,丁家喜位于北京的房子楼下长期停有国保的车。为了便于工作,他不得不四处借住朋友家。她回忆,2017年至2018年期间,丁家喜曾几次借住她家。2018年夏天,在丁家喜最后一次借住期间,有一天有几名身着便衣、疑似警察的人非要进门查看。出于对丁家喜的担忧,她让他赶紧换地方。不幸的是,这次见面也成了丁家喜被捕前两人的最后一次见面。

2019年12月7日,丁家喜、许志永及多位来自全国各地的朋友到厦门聚会。聚会上,他们聚餐、唱歌、打台球,讨论公民社会培育和时政事件。一场看似普通的聚会,却在同年12月26日,让参会的丁家喜、戴震亚、李英俊、张忠顺分别从四地被捕。随后,参会的近二十人相继被约谈、传唤、逮捕、刑事拘留。甚至连没有参会的李翘楚也仅因声援男友许志永而遭到了逮捕。这一系列的抓捕被称为“12.26大抓捕”,也是2015年“709大抓捕”以来,中共当局对活动人士最大规模的打压。

这次丁家喜受到了严酷的报复。据丁家喜通过律师透露出来的消息,在长达六个月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他曾遭遇酷刑:包括被连续7天的24小时剥夺睡眠、疲劳审讯,以及半个月内每天半个馒头、600毫升饮水,还有长达6个月见不到阳光,有8天被绑在“老虎凳”上。

据已曝光出来的信息,这些酷刑曾让丁家喜脚踝肿得像馒头,还令他身体极度虚弱,两度昏阙。除了酷刑,他被限制与律师会见、仅能通过律师与家人传信。经历了秘密庭审、秘密宣判,他的胡子白了,看起来苍老了很多。身体出现种种问题。被捕至今的近三年四个月里,他的经历让罗胜春时时揪心。

在大洋的彼岸,罗胜春也比丁家喜第一次被捕后更加积极声援。她在社交媒体发声,给丁家喜写信。她向各国政府游说,去联合国发言,接受各方媒体采访,要求跟踪报道,呼吁国际社会予以关注和支持。对中国当局,她写了大量投诉信给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投诉丁家喜被捕后长期被剥夺律师会见与通信权。另一方面,她动员其他12.26案被捕者的家属,共同声援被捕者,在患难中相守。

img
第二次被捕后,罗胜春寄给中国各级政府和司法机关的投诉信。图片来自网络

审判的前一天,美国时间恰逢复活节,罗胜春买了十二支玫瑰放在美国家中,以此表达过去十年中,每年十二月对爱人的思念,也借此期盼他早日归家。

2023年4月10日,丁家喜被控“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有期徒刑12年。他在不公开宣判的法庭上如此陈述:

面对很多质疑,遇到很多困难,遭受很多挫折,以及个人被酷刑折磨,都不会改变我坚守的理念。所有关心民族前途的中国人,都需要担起我们这一代人的历史责任,这个责任就是根除专制,建设美好中国。这需要我们克服心中的恐惧,大声地发出正义的呐喊,坚决地反对独裁者,坚决地反对特权利益集团,拒绝他们的专制统治。只要我们一起努力,自由之光,民主之光和法治之光一定会照亮神州大地!

后记

判决下达的当天,罗胜春就一直在索要判决书。然而迫于当局的压力,没有人敢提供判决书给她。她对当局连判决书都不敢公开的行为感到无比气愤。宣判后的一个星期里,她接受了各大国际媒体的采访。后续,她计划继续向各国政府呼吁关注中国人权状况,并发布家属声明,要求律师会见和家属探望,追踪丁家喜和许志永入狱后的所有情况。她也加入了一些其它的社会运动,希望与更多的人一起推动中国的社会变革。她形容,与丁家喜此前被捕时相比,自己现在感受到更多的是——“力量、希望、信心”。

img
审判前一天,罗胜春新买的放在家中的12支玫瑰。图片来自罗胜春推特

“这一个星期以来,我是重生了一次。他们选择复活节(宣判),我买这束玫瑰,正是庆祝我自己的复活。朋友打电话过来都以为我崩溃了,但我没有任何的忧伤、恐惧和难受。我有的只是我眼前看到要做的事情和我的力量。我要让所有人都知道丁家喜和许志永的名字。我要让所有人都看看这个国家还有没有救。我有信心,因为神和我在一起。”她说。

我要在我先生被监禁的时候把他没完成的事业完成,而且会比他做得更好。”这是罗胜春的决心与信心。

墙内链接

网页版(第一次打开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请尽量复制到非国产浏览器打开)
http://bafybeifyrihvjl2ipk7fb4zjrblv6sris7tvc275lh2ad3o7z5r5ia7tm4.ipfs.pl9oiacm4e1onl3ie.store/article/2023-04-19-Lawyer-Ding-Jiaxi/
图片版(第一次打开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请尽量复制到非国产浏览器打开)
http://bafybeifdkwqbi5vtzpvzre5g6lp23d7uj5ncquqtswnxstfia3aurn3xga.ipfs.pl9oiacm4e1onl3ie.store/
PDF版(第一次打开可能需要一些时间,请尽量复制到非国产浏览器打开)
http://bafybeihnrtom5mtawov6w5scw6uytougcx5sds6bxxuetoinnropwz2ymq.ipfs.pl9oiacm4e1onl3ie.store/

明天真的会更好吗|天水,难说再见

CDT 档案卡
标题:天水,难说再见
作者:张传林
发表日期:2025.7.19
来源:微信公众号“明天真的会更好吗”
主题归类:甘肃天水幼儿园铅中毒事件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七月流火,甘肃天水铅中毒事件在舆论场骤然冷却。233名幼童血铅异常的数据定格在官方通报里,而家长们手中的西安医院检测单却沉默诉说着另一种真相:同一患儿,天水检测值56μg/L尚属“正常”,西安结果却高达342μg/L,相差六倍不止。当媒体追问止步于“彩绘颜料污染”的结论,那些蜷缩在病床上的幼小躯体,已成为沉默的问号。

01

褐石培心幼儿园的铅中毒事件,被官方归咎于园长“为扩大生源”而使用工业颜料制作三色发糕。但这纸通告未能驱散疑云:

一名幼童在天水检测结果为219μg/L,赴西安复检却飙升到466μg/L;另一名孩子本地结果“正常”(56μg/L),异地检测竟达342μg/L。数据鸿沟揭露的不仅是技术误差,更是系统性遮掩的阴影。

荒诞的动机:若为吸引生源而美化食品,食用色素成本与工业颜料相当且效果更佳。家长质疑:“买颜料染食物”的解释违背商业逻辑,更像为转移视线编织的托词。

铅矿的幽灵重现:幼儿园不远处,“白银有色集团”的铅锌矿转运站静静矗立。而历史如轮回般叩问:2006年天水麦积区甘泉镇,铅锌冶炼厂污染致211名村民血铅超标,当地疾控中心却声称“仅1人临界”。当年村民被迫远赴西安求医的旧伤,如今在200多名幼儿身上重新撕裂。

风波未平,舆论已寂。当热搜撤下、报道停更,233个家庭面对的不只是病童的治疗困境,更是对真相被永久尘封的恐惧。

image

02

天水并非孤例。向南千里,湖南的“有色金属之乡”光环下,重金属污染早已渗入水土肌理。

毒米:2013年,湖南攸县多批次大米被检出镉超标。湘江流域88.6%的土壤样本镉污染超标,重度污染占9.1%。衡东工业园周边稻米镉含量甚至超国标21倍,“鱼米之乡”沦为“镉米黑洞”。污染链条清晰:矿产开采→废水入江→灌溉稻田→镉富集于米→进入人体。

毒水:铊,在湘江隐秘流淌着……2025年3月,耒水郴州段铊浓度超标0.13微克/升。污染源竟是一家水泥厂——拆除旧生产线时,含铊灰尘随雨水入河。这仅是冰山一角:2020年以来,湘江22个饮用水源地中17个曾现铊异常,涉铊企业尾矿库如同定时炸弹。

尽管湖南省2012年启动湘江治理(投入505亿元关停千家企业),但2024年郴州污水处理厂仍被曝铊、砷超标数十倍。“运动式整治”难敌历史欠账:全省超千座尾矿库存废渣近10亿吨,雨水冲刷下,毒物源源不断注入河流。“重金属污染最重”的株洲河段,底泥沉积的镉、铅成为湘江的“毒基因”,随灌溉水浸入农田。

今年春节后的2月初,我从湖北到回广州,在永州的零陵、道县逗留时,当地一祥片祥和,完全不知道当时整个地区的水源正处在极其严重的笨污染的危险中。因为2025年1月31日,一辆过境罐车在永州零陵区侧翻,导致33.5吨粗苯泄漏。

当地整个抢险过程都是官方闷头作业,居民都是通过非官方渠道(如朋友圈视频)获知相关情况,48小时后官方通报仅强调“水质达标”,至于未充本次事故对当地空气、水污染和长期生态影响的公众担忧则一字不提。

image

03

2013年,律师董正伟申请公开全国土壤污染数据时,环保部曾断然拒绝 ,理由竟是“国家秘密” 。这组被封印的数据源自2006年启动的首次全国土壤污染普查:这个土壤调查检测跑遍了全国各省,耗费巨额经费、历时5年时间,调动数十万人员完成全国土壤“体检”,但最后的报告被封存。

环保部称数据涉密,却无法出示国家保密局的认定文件。而《政府信息公开条例》明文要求重点公开环保信息。公众仅能从零碎研究中拼图:湖南25%耕地重金属超标,珠三角部分城市50%农田镉污染。

当污染数据被锁进保险柜,治理沦为“盲人治污”。农民不知脚下土地是否含毒,居民难辨杯中水是否安全——保密主义正助长生态危机蔓延。

image

04

污染的影响早已越出国界。据中国新闻周刊报道,2012年,刊登在美国《移民与难民研究》杂志上的一份关于“纽约健康和营养检测调查报告”显示,来自中国大陆的移民血液中铅、镉、汞等重金属含量高于来自其他亚洲地区的移民。铅比其他亚洲新移民高出44%。

专家溯源指出:国人偏好食用鱼头、动物内脏、鸡爪等重金属富集部位的习惯是诱因之一。更深刻的根源则在国内环境,鱼头含铅量高与水体污染相关,动物内脏富集重金属源于饲料和土壤污染。当洛杉矶华人社区为当地铅泄露忧心时,他们体内早已携带着故土的“毒遗产”。

image

天水幼儿园的铅毒疑云未散,从甘肃到湖南,从国土保密数据到太平洋彼岸的移民体检单,重金属污染已织成一张沉默的巨网。当33.5吨粗苯在永州泄漏后官方“闷头处置”,当233名幼童的铅中毒归因于“颜料添错”,治理逻辑始终在封堵真相而非根除污染。

装睡的地方保护主义,终将被反噬。若继续将环境数据列为机密、将污染事件“冷处理”,还美其名曰:为了不制造社会恐慌。

今日的天水孩童、湖南“镉米”农民、乃至未来无数国民,都将成为发展祭坛上的牺牲品。

难说再见的,岂止天水?更是这片土地对清洁水土、透明治理的最后眷恋。

山河蒙尘时,没有一株稻穗能独善其身,

也没有一个孩子的健康应该成为发展的代价。

image

—– THE  END——

此刻写天水题材显然不识时务。但我还是忍不住让天水事件在网络多停留一会儿。个人的力量微不足道,需要大家一起努力,抵抗遗忘!我们毕竟不是鱼,我们的关注力应该超过“七秒”啊!

三观一致的朋友可以加下面的微信, 点赞和转发是最大的支持!你们让我更用心地写作。

img

空瓶子|20年后,甘肃“铅中毒”再现,“血铅检测”造假才是提级调查的重点

CDT 档案卡
标题:20年后,甘肃“铅中毒”再现,“血铅检测”造假才是提级调查的重点
作者:朱文强
发表日期:2025.7.13
来源:微信公众号“空瓶子”
主题归类:甘肃天水幼儿园铅中毒事件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时隔20年,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的孩子们又又又铅中毒了。

褐石培心幼儿园251名幼儿,血铅异常233人。这次老师也未能幸免。

官方通报显示,该园一份为早餐留样的三色红枣发糕,一份为晚餐留样的玉米卷肠包,两份留样铅含量分别为1052毫克/千克、1340毫克/千克,均超出食品安全国家标准中食品污染物限量0.5毫克/千克的标准。

超标2000多倍,可谓触目惊心。

毒源锁定为“彩绘颜料”,更是离了大谱。

按照官方的结论,幼儿园园长朱某琳、投资人李某芳同意该园后厨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

img

不管你们信不信,我是不得不信。

这个结论诡异到无法用正常逻辑去考量。

彩绘颜料比食品添加剂更便宜?还是彩绘颜料的上色效果更好?

天水方面的通报不但没有解决公众的疑虑,反而加剧了公众的质疑。

毕竟,往食品里添加一些原料让食品看起来更好看以目前的选择实在太多,使用彩绘颜料这个选项简直是蠢出了天际。

当然,公众之所以对天水通报表达了极度不信任,除了结论诡异到无法用常理去理解外,更重要的是,当地再次对“血铅”化验结果的大面积“造假”。

天水当地医院的检查结果与西安相差十几倍,这绝对不是技术、设备误差的合理范围。

而当地医院拒绝对投资人李某芳名下4家幼儿园以外的幼儿实施检测,更加剧了公众不信任危机。

一个不能不忽视的事实是,20年前,同样在甘肃天水市,2005年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吴家河村发生小孩铅中毒事件。

2006年,甘肃徽县,水阳乡新寺村、单坝村、刘沟村共查出368人血铅超标。

同样的事,同样的剧情,当地官方采取了隐瞒,造假的应对措施。

image

天水市麦积区甘泉镇铅中毒事件后,村民先后进行了三次铅检测。

第一次是兰州医学微量研究所麦积区分所为53个孩子进行了检测,结果无一例外铅超标。但麦积区政府有关部门认为,这个检测结果不具有权威性,政府不予认可。

第二次,当地官方邀请天水市疾病预防控制中心重新检测,吴家河村3到16岁的50名儿童参加了尿铅检测,结果与兰研所的结论截然不同,除1名儿童达到临界值外,其余49名儿童尿铅检测正常。

第三次检测来自西安市中心医院职业病科。检测了200余人,共有211人铅含量严重超标,其中68人被初步确定为铅中毒。

image

据《瞭望东方周刊》报道,事件发生后,有当地村民带着孩子到徽县人民医院就医,化验结果是一切正常。而西安西京医院的检测结果是血铅含量高达440ug/L,为中度铅中毒。

最终的调查结果显示,此次铅中毒事件与当地一家有色金属冶炼公司有关。

时任国家环保总局环境监察局副局长熊跃辉表示:“我们的监管部门确实存在严重的监管不到位的问题”。

遗憾的是,两次“铅中毒”事件并未改变当地对此问题的足够重视,20年后,悲剧再现。

同样没有改变的是,当地依然在检测数据上不那么“诚实”。

来自天水当地的消息,距离麦积区褐石培心幼儿园最近的医院是天水市第二人民医院,很多幼儿园附近小学的家长带着孩子去检测,均被医院拒绝。

这就导致很多当地孩子的家长不得不考虑利用暑假期间带孩子到西安去检测。

这几天,当地派出所给部分学生家长致电,询问问孩子在哪个幼儿园上学。警察说上级有令,要把天水籍的人的孩子上学情况摸底清楚。

目前,我很难判断这个行为是出于什么目的,是要给所有孩子做作检测?还是要维稳?

7月12日,甘肃省成立省委省政府调查组,提级调查天水市麦积区褐石培心幼儿园幼儿血铅异常问题,并请生态环境部、国家卫生健康委等部委专家参与。国务院食安办派出工作组指导督办。

提级调查自然是为了搞清事实真相,回应公众质疑。

不但要解释清楚褐石培心幼儿园购买彩绘颜料的时间、渠道、购买量、使用范围等基本情况,还应该明确该幼儿园反常规使用这些颜料的目的。

如果最终的事实确如通报所述,233名孩子铅中毒的罪魁祸首,这些必要的解释无疑是不可获取的。

当然,我认为,此次提级调查的重点还应该放在当地官员的渎职行为上。

谁导致了天水当地的检测结果失常?如果有人为故意,必须严肃追究其责任。

官方应当采取一次针对当地公众全面的“血铅”检测,对当地环境也应当进行一次全面的排查。

20年了,同样的事情再现,如果还是重重拿起,轻轻放下,那么未来,当地孩子的生命健康依然无法获得保障。

这不是小事。

永远的大汉|官方数据的泄露,杭州“粪水”水一个月前已经爆发了

打开水龙头准备做饭,说时迟那时快一股黄水汹涌喷出,与此同时浓浓的屎味扑鼻而来。这是怎么回事?这不是隔壁拉稀,这是昨天杭州市民遇到的事。

image

虽然我有朋友拍到了更恶心的画面,但本文以官方报道为根。总而言之,这水看起来像粪水,闻起来更像粪水。

image

遗憾的是,当地通报了两次都始终未公布出现“粪水”的原因,并且一直强调“其他指标”均正常。

丞相特意查了当地公开数据,是月份水源水质报告,请注意是水源水水质。章是当地国企的,表明了权威性。不像某地至今不敢出具盖有公章的血铅报告。顺带说一句,感谢李先生,这些以前都是不公开的。

image

这里有个指标叫粪大肠菌群,不是我故意恶心人,因为大肠菌群就是用来检测粪便污染的,国际通用。具体见下表,3月的数据还是很好的,除了四岭水库其他4个均未检出。

image

4月的数据也不错,5个水源有2个未检出,其它3个也都不超过500。

image

5月的数据只剩千岛湖一个未检出,苕溪永胜取水口和四岭水库的数值都飙到了6000以上。直接干到了三类水源。

image

而到了6月,3个水源在15000以上,更有2个在20000以上。请注意这已经是四类水了,按国家规定不能作为饮用水水源。

image

我特意对比了去年同期数据,相对来说都很正常。偶尔出现一次高值也会在治理后恢复正常。

image

也就是说,今年肯定出现了某些事情,在5月时已经不正常了。这期间有关部门应该是有介入治理,但6月还是彻底爆了。遗憾的是有关部门一直没提前警示市民,于是不知不觉中又过了一个月,也就是7月的昨天喜提“粪水”。

文章是昨天夜里写的,刚刚当地发了最新通报,说是藻类厌氧降解所致。这个解释能说的过去,毕竟屁味就这玩意,这里更新一下。下面回到上文。

当然了,我想说的不是“粪水”,而是“粪水”两天前杭州某学校多名小学生流鼻血,当地回应:未发现排污超标。

image

无论有没有超标,一个学校300多名学生,200多名都出现了流鼻血等症状,这是铁一般的事实。

image

学生和家长都反应经常能闻到刺鼻气味,这也是铁一般的事实。

image

而从去年开始,就陆续有孩子出现异常。那只有两个解释:要么新校区偷工减料有问题,要么环境有问题。

image

CDT 档案卡
标题:官方数据的泄露,杭州“粪水”水一个月前已经爆发了
作者:曹侯
发表日期:2025.7.19
来源:微信公众号“永远的大汉”
主题归类:杭州自来水臭味事件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朋友们看看跟天水是不是一模一样?一开始假装什么都没发生,直到彻底爆发了,一个学校三分之二的学生异常了,然后应急。

重要的是,重要的是,这是杭州。国内牛逼声最大的城市,但你看在某些根本问题的处理上,一模一样,一模一样。

你哪怕提前知会一声市民,也不会“粪水”闹得人心惶惶。你哪怕去年就稍微介入,也不会搞到一个学校三分之二的孩子出现异常。不赔偿不负责高高在上。如此生活三十年,直到大厦崩塌。

本人言论与工作单位无关,一切责任自负。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信公众号:

战斗兔:请问你在哪里查到的这些数据?

永远的大汉:后台回复“数据”获取,相信当地不会删。

刘志辉:暖风熏得游人醉,直把杭州作便州。

1234:这可是杭州啊。很多都领先其他省,都这样。可想其他地方多少事情都被和谐了

敬:也体验了一把恒河水。

浪不够永胜:过分了!恒河水可没那么浓郁

mr long:那这些水,咱能拿去检测一下吗?

永远的大汉:你命硬吗?

秋寒儿:哈哈哈笑着笑着就哭了

常永恒:能捂则捂,捂不住就崩了[捂脸]

飞蛾逐日|中国记协在安全的时候最勇敢

CDT 档案卡
标题:中国记协在安全的时候最勇敢
作者:李宇琛
发表日期:2025.7.18
来源:微信公众号“飞蛾逐日”
主题归类:新闻自由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中国记者协会终于发声了。

他们义正辞严,措辞恳切,为湖南那台在履职时被当场砸成一地碎片的摄像机鸣不平。

声明稿里的每一个字,都透露出对新闻采访权受到粗暴侵犯的痛心,以及对施暴者必须被严惩的坚定立场。

这份声明,让许多奔波在一线的记者感到了一丝久违的暖意和体面:

组织还在,还在看着我们。

但这股暖意,又让人觉得五味杂陈,甚至有点寒意倒灌。

img

因为就在一个多月前,2025年6月10日,《北京青年报》深度调查部的记者李东,因为一篇根本就没能发表出来的稿子,被河北石家庄警方跨越数百公里:

从老家带走,一度失联。

那时候,整个行业风平浪静,除了在几个私下的媒体人群里激起过一阵恐慌的涟漪,再无声响。没见到记协发出任何声音,仿佛那个消失的记者,只是数字世界里一个闪烁后熄灭的像素点。

一边是“哐当”一声的粉身碎骨,天下皆知;一边是无声无息的人间蒸发,噤若寒蝉。为何前者能获得官方认证的“心疼”,而后者只能在同行们私下的祈祷中度过危机?

这个问题的答案,或许就藏在那一“响”与一“默”的巨大差异里。

让我们先回到那个有声响的现场。那个声音足够响亮,响亮到足以穿透一切隔阂,直接抵达所有人的耳膜。

2025年7月15日上午,湖南风芒新闻的那台摄像机,正在忠实地履行它的职责。它的CMOS传感器和镜头组,构成了一只冰冷而客观的眼睛,正一动不动地盯着湖南丰旭线缆公司的老板,谢远陪先生。

彼时彼刻,谢老板正襟危坐,在镜头前侃侃而谈,有条不紊地阐述着自己朴素的法治观念。

他对记者们说,你们这些消费者,还有你们这些记者,怀疑我的电缆有问题,没关系:

有异议,可以通过法律途径解决。

这句话说得滴水不漏,充满了对法律程序的尊重。为了进一步让大家放心,他还对着镜头,反复强调了一个他认为的核心事实:

我们所有的产品,都是合格的。

“合格”这两个字,吐字清晰,铿锵有力。它成了这台摄像机生命中录下的最后一句话。

话音刚落,谢老板似乎对刚刚自己提议的“法律途径”瞬间失去了全部的耐心。

他找到了一个他认为更直接、更高效的解决方案。

他突然从办公室里冲了出来:

一把从记者手中夺过了这台摄像机。

整个动作快如闪电,快到操作它的记者根本来不及做出任何反应。

然后,他将这台价值五万块的专业设备高高举过头顶,像举起一柄审判的战斧:

猛地砸在地上。

“哐当”!一声巨响,它的生命和它的外壳一起在水泥地上摔得粉碎。

塑料、金属、镜片和电路板,混杂着一家“高新技术企业”的尊严,铺了一地。

它“死”得非常惨烈。

它的“殉职”,并非偶然。事件的引信,由一位普通的长沙市民刘先生点燃。他觉得从丰旭公司买来的电缆,尺寸总感觉不对劲。他没有选择去跟商家大吵大闹,而是选择了一种更文明的方式——

他把电缆样品,悄悄寄到了西安的国家电线电缆质量监督检验中心:

做了个检测。

检测报告的结果,像一记响亮的耳光,打在了丰旭公司官网那些金光闪闪的认证标志上。报告显示,这批电缆,别说达到国家标准:

就连丰旭自己向外公布的企业标准,都远远没有达到。

于是,刘先生喊上了潇湘晨报和几家电视台的记者,想去丰旭公司讨个说法。这才有了这台摄像机在采访现场的“殉职”。

干掉这台摄像机之后,谢老板的怒火并没熄灭。他又冲向它的同事们,以雷霆之势,掰掉了另一台机器的遮光罩:

砸碎了一个收音麦克风的液晶屏幕。

一名试图阻拦的摄像小哥,在冲突中眼镜被打碎,身上的T恤被撕烂:

牙龈出了血。

警察赶到时,它已经成了一堆无法辨认的零件,静静地躺在地上,等待作为“物证”被收走。

杀死它的谢老板,身份很不一般。

他的湖南丰旭线缆有限公司,官网上写着是“集研发、生产、销售于一体的综合性高科技企业”,年产值过亿,还光荣地通过了CCC、ISO9001、CE、ROHS等一长串令人眼花缭乱的国际国内认证。

头衔也很多:

“高新技术企业”。

在工商系统里,谢老板名下还有一家公司,叫“湖南川普光电线缆制造股份有限公司”。

它的“死亡”,让这位头衔众多的谢老板,陷入了一道法律的多选题。芙蓉律所的陈平凡律师,热心地帮他划了几个重点:

A选项:民事赔偿。它的身价五万块,照价赔。受伤记者的眼镜、衣服、医药费、误工费,一分钱不能少。

B选项:行政处罚。《治安管理处罚法》伺候,拘留罚款套餐正在路上。

C选项:《刑法》第275条,故意毁坏财物罪。相关的司法解释清清楚楚地写着,毁坏公私财物五万元以上,就属于“数额巨大”。

它的“尸检报告”价值正好五万。这意味着,谢老板的刑事责任,几乎是板上钉钉:

最高可以判三年。

事情发酵得很快,因为证据确凿,画面惊心。当天下午,潇湘晨报的电话就响了。

一个自称是“川普光电”法务的人打来电话,没提一句赔偿,没说一句道歉,而是理直气壮地:

要求报社删掉关于摄像机“死亡”的新闻。

理由非常正当:

侵犯了我们公司的名誉权和形象权。

他们似乎认为,只要新闻消失了,这台死去的摄像机就能从水泥地上奇迹般地自己爬起来,自动拼装好,然后假装什么都没发生过。

但它终究是死了。

它用自己的粉身碎骨,完成了一次史无前例的深度报道。它让所有人看到,当一家“高新技术企业”宣称自己的产品“全部合格”时,心里可能并没有那么足的底气。

你看,当暴力足够赤裸和公开时,当施暴者是一个有明确身份、有固定资产的企业主时,当他的行为被高清镜头完整记录下来时,一切都变得简单明了。

摄像机的“哐当”一声,像一声发令枪,启动了一套高效的社会反应和执法程序。有视频,有碎片,有伤者,有清晰的法律条文,有愤怒的公众舆论。这是一个完美的、可以被精准打击的靶子:

所以,中国记协的声明来得及时。

谴责这种行为,是安全的,是站在法治和文明的一边,是在维护整个行业的体面。这是一道送分题。

现在,让我们把时间拨回一个月前,去探寻那场无声的风波。

那里的故事,没有“哐当”的巨响,没有飞溅的碎片,只有一部突然关机的手机,和随之而来的、令人窒息的沉默。

《北京青年报》的记者李东,是一个眼里有光、心里有火的年轻人。他此前揭露冤案的报道,曾直接促成当事人的昭雪。他相信记者这个职业的价值。

他关注的是河北石家庄的一桩旧案。

五年前,2019年10月,一个叫刘东林的40岁男子,在被警方采取“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措施期间:

离奇死亡。

监视居住的地点,不是在他家里,而是在石家庄市第一看守所旁边的银河宾馆。对于他的死因,警方仅用了五个字来定性:

“肺栓塞病亡”。

没有尸检,没有深入调查,遗体就被迅速火化。

然而,刘东林的多名工友后来控诉,他们在同一个宾馆被关押期间,遭受了惨无人道的刑讯逼供,包括但不限于殴打、用擀面杖碾压小腿,以及手摇发电机电击等酷刑。

其中一位工友回忆,2019年10月8日清晨,他听见刘东林被带出房间时发出一声凄厉的惨叫,随后便归于寂静。不久,他们就被告知:

刘东林死了。

事后,在一位身兼河北省政法委特聘专家公安局法律顾问双重身份的李某峰律师的“协调”下,刘东林的家属被迫接受了一份“私了”协议:

公安方面支付45万元“救济款”。

家属则承诺对死亡原因及执法过程不再提出任何异议。

刘东林的父亲刘安忠,一个朴实的河北老人,虽然无奈签下了协议,但丧子之痛和内心的怀疑,让他在此后数年间,持续向石家庄和河北省的有关部门举报控告,要求查明真相。但他的申诉,几乎全部石沉大海。

直到2024年5月,济南时报旗下的媒体“新黄河”,由记者刘成伟刊发了一篇深度报道《命案“私了”:“指居”死亡之谜》,首次将此案的诸多疑点暴露于公众视野。

这篇报道,让刘家看到了希望。2024年5月下旬,最高人民检察院甚至派员约见了刘家的代理律师,并表示最高检检察长应勇对此案:

非常关注。

刘家的核心诉求,是将案件移送管辖至河北省外办理,以避免地方保护。

然而,好景不长。几天后,最高检的态度突然冷却。工作人员开始用“不清楚案情”、“依法依规办理”等套话来搪塞。刘安忠老人感叹,这是压案平息舆情的套路。

石家庄当局对真相的追问,表现出了异乎寻常的紧张。他们成立了所谓的:

5·11专案组”。

但其工作重点,并非调查五年前的命案真相,而是绘制了一张:

针对所有追问真相的人的“嫌疑人”名单。

2025年6月10日,这张名单上的人,开始被逐个“点名”。

当天一早,记者李东被当地警方带走,理由是接受石家庄公安机关的:

异地传唤。

李东来不及做任何准备,只匆匆给同事发出一条信息报平安,随后电话关机:

与外界彻底失联。

你看,这事的吊诡之处就来了。

砸摄像机的谢老板,是因为一句“产品合格”心虚,当场诉诸原始暴力。他的行为模式,是“我说不赢你,就砸了你的工具”。

而石家庄的“专案组”呢?他们面对的,是一篇根本不存在于公众视野的报道。他们的行动,不是因为李东“说了什么”,而是因为他“想说什么”,或者说:

“曾经想过要说什么”。

谢老板砸的是一台有形的摄像机。而“专案组”,想砸碎的是一种无形的监督,一种刨根问底的精神。

李东的失联,在记者圈和朋友圈里掀起了短暂的、剧烈的恐慌。因为刘东林本人就死于“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人们有理由担心李东也被置于类似的秘密关押环境,处境极其危险。

刘东林的父亲刘安忠,在当天发布的公开求救信中,发出了悲愤的呐喊:一篇没能发出来的报道,最终把记者自己送进了本该被报道揭露的地方。

这被舆论形容为2025年中国新闻界最黑色的幽默。

幸运的是,在被带走数小时后,李东并未遭到长期关押。当晚,他已经安全返回北京。

但他不是空手而归的。他成了一个不情愿的信使,带回了一句来自“专案组”的口信威胁,要他转达给刘东林案的代理律师刘佳佳,以及刊发报道的新黄河记者刘成伟:

下一个,就是你;再下一个是新黄河调查记者刘成伟。

现在,我们可以把这两件事放在一起,重新审视中国记协的那份声明了。

砸摄像机的谢老板,被刑事拘留了。而让记者失联、并捎回赤裸裸威胁的“专案组”,却毫发无伤,继续运作。他们的“围猎式”行动,还在继续。

这张由“5·11专案组”织就的大网,正以令人不寒而栗的效率悄然收紧,目标明确地罩向每一个敢于触碰刘东林案的人。

这绝非孤立的点对点打击,而是一场精心策划的围猎。首当其冲的,是为刘家提供法律支撑的支点——代理律师刘佳佳:

一顶“妨害作证”的帽子不由分说地扣了上来。

在原案尚未正式立案的情况下,这个罪名显得尤为刺眼,而那只无形的、监听的耳朵,也从此贴近了她的生活。

紧接着,舆论的传声筒也被列入打击范围,一份内部的嫌疑人名单上,赫然写着包括李东和刘成伟在内的四名记者的名字,他们手中的笔,随时可能被定义为“犯罪集团”的凶器。

这场围猎甚至下沉到了最草根的层面,那对曾热心帮助刘家搜集证据的石家庄本地父子,也未能幸免,他们先后被以“寻衅滋事”和“妨害作证”这两个熟悉的口袋罪名秘密关押。

整个行动的脉络清晰得令人发指——就是要将律师、记者、民间声援者全部打成一个“犯罪团伙”。

通过这种打包构陷的方式,让追问真相的人:

自己先变成需要被解决的“问题”。

你看,这就是区别。

砸摄像机的谢老板,是一个可以被法律精准打击的个体。他的行为,是对新闻采访权的外部物理攻击。他的动机,是为了掩盖自己企业产品不合格的商业问题。整个事件的性质,清晰明了,黑白分明。

而李东的遭遇,是来自一个强大的、可以跨省执法的内部系统的精准打击。这不是攻击,这是“传唤”,是“调查”,是“依法办案”。它的动机,是为了:

掩盖一桩可能涉及公职人员刑讯逼供致人死亡的命案。

中国记协可以义正辞严地谴责谢老板,因为这是站在法治的高地上,谴责一个违反了明文法规的公民:

这是在履行职责,而且没有任何风险。

当施暴者是一个满身贴满认证的假冒“高科技”老板时,他是脆弱的。

当施暴者是一个手握执法权、以“专案”为名的机构时,它是坚硬的,甚至是不可言说的。

一台摄像机被摔碎,损失的是五万块钱和一个新闻现场。它的声音很响,但它的问题很好解决:

它的死亡,反而成就了它的使命。

一个记者被失联,损失的是什么?是一个家庭几个小时的煎熬,是一个行业信心的动摇:

是一个社会本应拥有的、知道真相的权利被悄然剥夺。

它的声音很轻,轻到你若不仔细去听,就仿佛从未发生过。

这种沉默,远比一万台摄像机被砸碎的声音,更让人心惊。

它告诉我们,真正的恐惧,往往不是来自那些声嘶力竭的叫嚣,而是来自那些面无表情的、程序化的、让你无处申诉的压制。

李宇琛

写于2025年7月18日

旧闻评论|杭州水世界|舆论手札

img

CDT 档案卡
标题:杭州水世界|舆论手札
作者:宋志标
发表日期:2025.7.18
来源: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
主题归类:杭州自来水臭味事件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据说,一周前,杭州人见面打招呼会说:那瓜你吃了吗?而后神秘地相视一笑,好像手里握有宗家的新鲜瓜情;这几天,杭州人再见面,寒暄话变成:那水你喝了吗?然后,彼此拿出72小时内不在余杭的证据,若证据不足,跳进西湖也洗不清。

这就是杭州对全国人民的贡献,先是贡献了错综复杂的继承之战,考验全民对甄嬛传的理解,亲身代入其中,推演宗馥莉的斗争剧本,揣测每一条斗争路线可能的走向,涉及嫡庶、正房二房、国资民企的复仇与周旋,可谓全国人民消夏良品。

余杭自来水疑似有异物入侵,有杭州本地自媒体皮里阳秋,文绉绉地说是“人中黄”,此一民间传言已经被水务局辟谣。但因为它否定是粪水的同时,又没尽到举证责任,所以挡不住民间吟诗嘲讽,篡改温州诗人林梦屏的诗,直把杭州作“便”州。

杭州两大涉水新闻,一个是豪门继承之战,偏娱乐化色彩,一个是民生意外之难,偏苦涩滋味,却因为同样一个“水”字而联系在一起。外人涉水而行,原本只是吃瓜看热闹,直到有人好像洗了个粪坑澡,有人舍家逃遁,去酒店躲臭。

人们喝着娃哈哈,成全了宗庆后的首富之名,津津乐道嫡庶反目成仇,令其盖棺终于定论,一老登是也;而后有人惊呼,家中臭不可闻,自来水输送的不是盘踞六条龙的安居豪情,却是不测之水。贫富水世界,在杭州城里,有了别样感受。

前一阶段盛赞杭州行政便捷,创业者不用找后门,就能静候补贴入账,这等高级政府的印象,一度羡煞外地创业狗,也令一般人等将杭州政声视作与西湖美景等量齐观。可余杭自来水逐臭而来,臭味徘徊不去,戳穿了此地政声俨然的美丽泡沫。

杭州水世界目不暇接,如此这般,不出所料,不过如此,多少还是让人放下心来。原来,布鞋首富也有三妻四妾,旷世奇才也无法摆平乱性之果,“惊人的朴实”背后也还是一地鸡毛。而发臭自来水来袭,串联杭州自来水异味旧闻,还是那个味儿。

宗庆后人设崩溃,自来水恍若初见,都很好地说明一个道理:一个人可以在一段时间欺骗一些人,但无法在所有时间欺骗所有人。尤其,当自媒体接了单,数年如一日为一座城市重塑金身,以假乱真到自己都信以为真的地步,离所有相皆虚妄也不远了。

据说自来水一事,杭州媒体悉数缺席,这不值得大惊小怪,也不配有失望,因为这是公共事务中熟悉的配方。一个城市拥有两家供应全国的净水企业,并不能必然得出这座城市供水无虞的结论,复杂杭州也是中国不可分割的一部分,不外如是。

最终的最终,宗庆后未能在历史地位上超越胡雪岩,在道德虚标上亦未能保住人设。而杭州这座新一线城市、被抬举的AI之都,还是在最基本的自来水供给及应急上露出某种穷困。城市装作高级,生活实际低级,水上堆砌的东西,真可谓如梦幻泡影。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浣花溪杜甫|直把杭州作“便”州?官方辟谣只辟一半是啥意思?

img

最近杭州的自来水出了问题,居民反应有恶臭异味,又黄又臭,有居民质疑是粪水管接错了导致污染。

这么说吧,就是直接把西湖或者钱塘江的水不加过滤净化,接入自来水,也不会这么脏这么臭。甚至比恒河水还臭。

所以,这不是粪水又是什么呢?相关部门如何解释呢?

所以很多人都在传一个图片,说的是杭州水务集团干部刘某某将主城区13处水路接驳下水排污管后潜逃出境。

但是今天看到很有意思的一则辟谣。

img

CDT 档案卡
标题:直把杭州作“便”州?官方辟谣只辟一半是啥意思?
作者:徐鹏1
发表日期:2025.7.18
来源:微信公众号“浣花溪杜甫”
主题归类:杭州自来水臭味事件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我看这个消息也觉得怪怪的,还潜逃出境?搞笑的吧?还广西省?都是说广西壮族自治区啊。

真真假假,假假真真,真中有假,假中有真。不知道是谁吃了熊心豹子胆敢造谣警方通报。

而更有意思的是辟谣细节,看清楚,官方辟谣的点是“网传杭州水务集团刘某某潜逃系谣言”。并没有大大方方的说接驳粪水排污管是谣言,辟谣辟一半是什么意思?

大家看这一则新闻,最关心、最恶心、最辣眼的就是自来水接排污管,毕竟这关系着很多人的身心健康。要是吃了这粪水,除了身体不适,还会恶心很多天,还会被其他城市的人玩梗嘲笑,所以说是身心都受到影响。

而辟谣却没有直接明说自来水接排污管是谣言。只是说刘某某潜逃是谣言,画蛇添足,后面添的足是谣言,狗尾续貂,后面续的貂是谣言。明白了吗?

所以这些事情要分开来看,不要看到警方辟谣辟了潜逃出境是谣言,就以为接了粪水也是谣言。

必须要看到他们说接了粪水是谣言,才能相信。

话说现在的监管这么严格,谁第一个造这个谣,应该很快就能捉拿归案,而且还是影响这么大的一个谣言,不知道能不能抓到这个谣言制造商。

而这样一则辟谣的新闻,也很快上了热搜,把这个话题的其他讨论都压下去了。着实有点东西。

不过杭州的自来水的确太恶臭了,这一点没法解释,直把杭州作“便”州,在这一刻具象化了。

而余杭水务客服回应,的确是原水出了问题,目前已切换水源,进行管网冲洗,余杭水务给出的解决方法是承诺为臭水用户免5吨水费。

img

5吨水费,14元钱,喝水有屎臭,洗澡屎倒淋头,遭受了这等暴击就免5吨水,5吨水洗自来水管都不够吧。

就像去饭店吃到了屎,饭店让你免费再吃一顿,感人吧。

那些有家用净水器的,滤芯直接就干报废了,还有有的热水器,也得拆开了清洗,这也得不少钱吧,这些都应该赔偿吧。

更大的伤害还在后面,有了这个梗,以后杭州人在网上和人吵架,不管说啥都会被人用你吃过屎回击,而且吃回屎就值14块钱。

伤害不大,侮辱性极强,杭州人有苦说不出啊。

要不以后就别说屎了,就说误加中药人中黄吧。天气太热了,可以下火。

杭州人喝了一肚子气,辟谣却没辟到点子上,真正需要解释的不是刘某某去哪了,而是这臭水从哪里来,责任在哪里?赔偿方案是什么?

水能载舟,亦能煮粥,一口臭水,破坏力堪比洪水,能冲垮信任的堤坝。

全文完

【404文库】法度Law|成都城北出口高速路收费“悄悄延期”?律师申请公开延期缘由被回复“涉密”

编者按:本文原载于“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为张鹏康,公众号法度Law转载之后遭到404,目前澎湃新闻APP上仍可正常浏览。

四川成都市民、执业律师胡磊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获得的官方文件显示,成都城北出口高速的收费期限应为1998年12月2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

可他实地拍摄的“城北出口高速收费站公示信息”却显示,收费起止年限为1998年12月21日至2025年9月17日,收费期限显然延期了。

“官方没有公示高速公路延期收费的理由,我申请了政府信息公开,却被回复相关申请涉密。”胡磊认为该回复不合理,遂将四川省交通厅诉至法院。

img

收费期满——

成都城北出口高速收费期限截止仍在收费?

官方曾回复“收费期限至2024年6月30日止”

早在2024年,胡磊就关注到网上有不少网友讨论,成都城北出口高速的收费期限已经截止,可依然在照常收费。

img

CDT 档案卡
标题:成都城北出口高速路收费“悄悄延期”?律师申请公开延期缘由被回复“涉密”
作者:张鹏康
发表日期:2025.7.18
来源:微信公众号“法度Law”
主题归类:逐利性执法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其中,一张网友在“问政四川”网站上提问获得的回复截图显示,2022年12月9日,四川省交通厅回复称,1997年,四川省政府批复同意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公路收取车辆通行费。对通行车辆实行过站式按次收费,一类车基价标准按8元(含青龙立交桥3元)执行,收费期限自1998年12月2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止。

据悉,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公路起于成都市青龙场立交桥,在白鹤林与成绵高速公路相接,全长15.15公里(含青龙场立交桥4.8公里),双向六车道标准建设,项目投资总额6.967亿元(其中青龙场立交桥总投资3.187亿元),1997年建成通车;成绵高速公路起于成都白鹤林,止于绵阳家,全长91.9公里,采用双向四车道标准建设,项目投资总额15.33亿元,1998年建成通车。

悄悄延期?——

2005年文件显示截止日期为2024年6月30日

最新收费截止日期为2025年9月17日

“收费期限到期后,我注意到城北出口高速仍在收费。”胡磊说,他实地前往城北出口高速收费站附近查看,找到了“城北出口高速收费站公示信息”,上面写着“收费起止年限为1998年12月21日至2025年9月17日”。

img

2024年九十月份,胡磊在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官网查询到了2015年4月30日发布的《城北出口高速收费信息》显示,收费起止年限与他实地拍摄的起止期限一致。

“网络的截图信息是错的?还是说城北出口高速的收费截止日期,悄悄发生过更改?若悄悄发生过更改,那么相关部门是否有‘继续收取通行费的批复文件’?”胡磊带着疑惑,于2024年10月8日向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

img

2024年11月29日,四川省交通厅向胡磊出具《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的同时,附带了《关于成都市经营性公路项目车辆通行费车型分类标准调整的批复》【川交发[2005]136号】显示,县道XA45线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公路,收费期限为“1998年12月21日起至2024年6月30日止。”

延期缘由?——

省交通厅以“涉密”为由拒绝公开继续收费批复文件

当事人不服提出行政复议

“文件显示很明确,官方确实悄悄延期了城北出口高速收费的截止期限。”胡磊解释道。

胡磊说,2024年10月份,他向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申请政府信息公开过程中,申请了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在2024年6月30日后继续收取通行费用的批复文件。

img

根据2024年11月29日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政府信息公开答复书》显示,胡磊申请的“成都城北出口高速在2024年6月30日后继续收取通行费用的批复文件”,文件中含有涉密信息,依法已定密,根据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十四条、第三十六条第(三)项之规定,不予公开。

img

胡磊不服,遂于2024年12月5日向四川省政府申请行政复议。

在行政复议申请中,胡磊提到,城北出口高速的继续收费批复文件,属于与社会公众利益关系重大的政府行政行为,理应向社会公众公开,如果不能公开,则应参照“行政法规未公开不得作为处罚依据”的规定,停止上述两条高速公路的收费。

即便相关批复文件涉密,行政部门也应提供相关定密程序文件,同时应在相关政府信息作出脱密处理后进行公开,四川省交通运输厅直接以涉密为由拒绝公开系违法。

维持“答复”——

疫情期间交通运输部保障公路车辆通行

2024年3月重新确定收费截止日期

2025年3月6日,四川省政府出具《行政复议决定书》,其提及,在疫情防控期间车辆通行,交通运输部等国家部委于2020年开始向各地下发相关通知,要求各地根据实际情况依法保障收费公路车辆通行。依据上级通知,经四川省政府同意,四川省交通运输厅于2024年3月,制发了重新确定成锦、城北出口高速公路收费截止日期的通知。经本机关审查,上述相关文件均严格按照我国《保守国家秘密法》关于定密的要求,确定密级为“秘密”,保密期限为“长期”。

四川省政府方面认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将重新确定城北出口高速公路等收费截止日期的批复文件定密为“秘密长期”,并无不当。依法告知胡磊所需信息因依法被确定为国家秘密,不予公开,并无不当。

案涉高速公路的收费标准等信息,能够证明延长收费的信息已予公布,不存在“未向社会公众及广义上的上述两条高速公路使用者公开”的情形。

最终,四川省政府维持了省交通运输厅作出的《政府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

行政诉讼——

“悄悄延长高速公路收费期限损害市民利益,即便涉密也可脱密处理后公开”

对此,胡磊不认可。他称,自己申请的是有关部门批复“同意继续收取通行费用”的文件,而非高速收费标准,二者内容性质不同。批复文件涉及延期收费原因、理由等,9月份到期之后,是否继续收费的问题。复议机关显然混淆了两者,属于事实认定错误。

“一条长期收取市民通行费用的高速公路,悄悄地延长收费时限,不对延长收取通行费期限作出解释,显然是损害广大市民利益的。”胡磊说。

2025年3月17日,胡磊向成都市天府新区人民法院提起行政诉讼,将四川省政府、省交通运输厅诉至法庭。

胡磊表示,四川省交通运输厅未提供任何证据证明涉案文件履行了法定定密程序,其直接认定文件为“秘密长期”属于程序违法。根据《收费公路管理条例》第三十三条规定,收费公路收费期限延长应当向社会公布,不属于国家秘密。有关部门主张涉密,却未提供证据证明该信息涉及国家安全或公众利益。

他进一步解释道,即便涉密,行政机关应对申请公开的信息进行区分处理,对可以公开的部分应当公开。本案中的有关部门,未对涉案文件进行脱密处理,直接全部不予公开。

等待判决——

“涉及公众利益的批复文件怎么能用依据涉密回应?”

法院开庭审理后未当庭宣判

7月8日,胡磊告诉华商报大风新闻记者,该行政诉讼案已于7月2日在天府新区人民法院开庭审理,但法院未当庭作出判决。

四川省交通运输厅在《答辩状》中表示,交通厅作出的重新确定城北出口高速公路、成锦高速公路收费截止日期的批复已被定为国家秘密,不属于文件部分内容涉密,以及胡磊主张的“脱密处理”情况,并不符合我国《政府信息公开条例》第三十七条规定“能够做出区分处理”情形。

谈及这次行政诉讼,胡磊说,“虽然我现在也没看见交通厅对于涉案批复文件的定密文件,但文件如果真的被定为秘密级,我的诉求法院可能也不会支持。但站在普通公众的角度,一份和社会公众有密切联系的批复文件,怎么能用一句涉密来回应呢?收费依据涉密,普通驾驶人是否也能说收付款行为是秘密行为不能公开进行呢?”

胡磊表示:“一条高速收费收多少、收多久,需要保护投资运营方的合法利益,但也要保障车辆通行者的知情权,让收费行为经得起公众检视。”

原标题《成都城北出口高速路收费“悄悄延期”?律师申请公开延期缘由被回复“涉密”,行政诉讼待宣判》

旧闻评论|姓氏名谁:一个未被展开讨论的问题

CDT 档案卡
标题:姓氏名谁:一个未被展开讨论的问题
作者:宋志标
发表日期:2025.7.17
来源:旧闻评论
主题归类:大连工业大学女生被开除学籍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写大连工业大学开除女学生,公号有100+的取关,我猜大多是不满于文章对学校的批评立场。一个月来,这是公号出现的第二多取关评论,第一多是写苏超话题的,大概有近200的取关量。尽管每一篇都有取关,但这两个算是突出。

苏超的取关量大、愤恨指数高,在我预料当中,因为在疫情时候写过南京老太成为扬州城“毒王”时就领教过了。江苏的内讧文化相当流行,人们之间靠偏见建立彼此的初步认知,但听不得说江苏的坏话,听到了就会一致对外,扣响扳机。

大连工业大学这个事,涉及到最容易对立的性别话题,某些男性读者容易建立临时的“友谊”,此情此境,与苏超的“拒斥外人妄议”是一样的情绪机制。由此可见,任何一个赛博集体都是不稳定的情绪体,今天要说到的主题也会遇到同样问题。

大连工业大学以有碍国格校誉为由,开除那位女学生,其舆论的爆点,即是众多党媒和机构媒体点了该学生的姓名,很多是放在标题中显示。一些媒体在被舆论炮轰后,匆忙删改了学生姓名。虽然改了,但这笔账算是记下了。

先不讨论学校有无权力在通报中使用拟处分学生的全名,现在值得讨论的问题是:1机构媒体在报道这件事上公开该生姓名是否妥当?进一步地,2如果在这件事上媒体修正了报道,是不是意味着在今后的报道中都不能对新闻当事人指名道姓?

我的看法是,机构媒体在报道中应当展示该生的全名,但这么做要符合一个前提,那就是机构媒体要有真实的采访动作,并且要做出尽可能平衡的求证。也就是说,是否露出当事人的姓名,应当是在尽到全部采访报道责任后斟酌的结果。

斟酌的结果是可以公开新闻当事人的姓名,也可以使用化名或像政府公文那样的姓+某某的称谓,做一些隐藏。而采用后者的考虑就是,当公开报道这个人涉及的事务会给她造成麻烦,或者当事人是确凿无疑的受害者,公开姓名会恶化她的遭遇。

最理想的状况,当然是新闻当事人的选择,如果TA愿意实名或拒绝实名,新闻机构尊重照办即可。但现在的情况是,越来越多的事情被报导时,机构媒体很少或没有配套专业动作,而成了通报的复读机和放大器,新闻专业主义的意识与能力双双丧失。

拿大连工业大学开除女生一事举例,在最初的新闻报道中,我没看到一篇像样的长消息,5个W1个H这种最基本的消息体例都没有,全都是对学校通报的照抄照搬。新闻媒体因此遭到炮轰,并不冤枉,但背后的脉络与背景在谴责与慌张中很少人会深思。

在新闻报道或新闻评论中使用当事人的姓名,是新闻真实性的基本要求。这个要求应当不分性别地执行,哪怕是警方通报中隐去的姓名,新闻媒体也应当补全,或者按照专业主义操作去执行,而不是任由外界有意无意的影响,即使有时这看起来不近人情。

假如我们在报道某个事件时,通篇都是某某某,或者全都是化名,那除非题材特别重大到足以抵消这种不真实,否则都会让新闻本身显得可笑与荒谬。在时下,舆论讨论确实不在乎(有时又特别在乎)姓氏名谁,但有自尊的报导者不能将新闻的标准降至舆论的水平。

这里要提到,在汤兰兰事件、鲍毓明性侵李星星两件事上,我赞成当时的新京报、澎湃新闻和财新的报道努力,为此也专门写过辩论文,支持它们对疑似受害女当事人的追踪报道、以及用可以交叉合适的事实描绘面貌复杂的女性当事人。

这种赞成与坚持的出发点,是希望记者能够遵循新闻专业主义,哪怕最后的报道不符合政治正确,但仍应该身体力行;同时,也希望有限的读者能理解这种新闻专业主义的做法,即使它可能在一时一事上令你们不爽,但对了解真相有着整体利益上的促进。

新闻专业主义不是什么高深的东西,简单来说,它就是在求真意识下,执行一整套事实核查的技术能力。当然,在现有的信息环境下,坚持能做到在新闻专业主义的脉络下采访报道、品评事件,已经相当困难,矛盾最后竟聚焦在姓氏名谁这一点上。

诚实地而不是装腔作势地讨论女生姓名的公开与否,就该确立这样的背景,沿着上述脉络。机构媒体集体无意识地处理女生的姓名,实际上象征着机构媒体长期以来在新闻专业主义上的沦丧,我一直愿意为基于专业主义的做法辩护,但现在我觉得困难。

困难之处在于,机构媒体很少能持续地遵循专业手法处理新闻,当它们处理不当受到谴责时,已经无法从道与术两个层面加以辩护。你可以为遵循整体专业框架的激进采访辩护,也可以为揭示不受欢迎真相的记者辩护,但你无法为稀巴烂的自甘堕落辩护。

机构媒体正在陷入与政府相似的境地,因为无法在核心价值上自主,无力做整体上的匡扶,而在越陷越深的日常道路上,因为不得不做出有缺陷的新闻而备受指责。又因为新闻比通报的出现频率更高,所以机构媒体受到风评摧残的程度也比政府更厉害。

经过大连女生这件事后,假如机构媒体想到的改进,不是检视并提振专业操作,复兴新闻专业主义,而是在所有报道中隐去当事人名字,那就是最糟糕、最坏的状况,意味着机构媒体的堕落无底线,将会继续被蔑视,那可真是无可救药了。

这篇文章一出街,估计会引发新的取关热情。如果每一篇公号文都能得罪不同的人,只能说明人的愤怒管理不善,以及读者所代表的人类价值清单并不是那么丰富。虽然对媒体拉清单很欢乐,可新闻媒体若不能按新闻规律做事,最终会将灾难均摊给每个人,包括那些整天谋划媒体融合的媒体话事人。

正面连接|谁在制造厌女狂欢

CDT 档案卡
标题:谁在制造厌女狂欢
作者:劳拉·贝茨、洪蔚琳
发表日期:2025.7.14
来源:正面连接
主题归类:厌女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2024年12月,大连工业大学一名女生与外籍电竞选手发生关系后,遭对方偷拍并传播视频,随后被网暴和“开盒”。2025年7月,校方未追究偷拍者责任,反而拟开除该女生,并在公告中公开其姓名。事件迅速发酵,受害者实名登上微博热搜、被数十家媒体转发,许多男网友嘲讽她是“easy girl”。

这不是中文互联网首次针对女性的舆论围猎。从“胖猫”事件到山西大同订婚强奸案,女性总在事实未明时率先被污名化,隐私遭曝光,即便她们是法律意义上的受害者。每一次事件都暴露出同样的厌女土壤。

5月,我读到《隐秘的角落》。英国作家劳拉·贝茨曾伪装成男性,潜入极端男权网络社群,书中描述的现象与中国惊人相似。网络上的极端男权群体包括三类:“incel”(非自愿独身者)因婚恋挫败仇视女性;“男性权利活动家”专注网暴女性主义者;“男人自行其道”鼓吹性别隔离,警惕性侵诬告。他们共享同一套逻辑:女性享有特权,男性才是受害者。

劳拉指出,这是部分男性对女性争取权利的过激反应——他们将平权视为威胁。这种特权与受害者身份的倒置,具有全球共性。

极端男权不只是小圈子的狂欢,它们已渗入主流,甚至影响青少年。2018年,劳拉在中学演讲时发现,从乡村到伦敦,总有男生用极端男权博主的观点反驳她。

中国社交媒体上,批判女权成了部分博主的“财富密码”。“胖猫事件”后,“整治捞女”更成为热门赛道。有博主宣称:“分辨女人成本太高,不如默认所有女人都是坏的。”

我有一个18岁的弟弟,他也常在社交媒体刷到这类内容。一天,他发来一张截图,上面列着8句“既要…又要…”:

“既要打破物化女性的枷锁,又要传统观念的婆家彩礼;

既要当代女性的经济独立,又要男方加名的全款房契;

……

既要同工同酬的平等对待,又要不下矿井的特殊待遇。”

这段来自视频网站的评论,弹幕有人赞“当代李白”,有人回“狠狠点了”。弟弟困惑地问我:女性主义者到底怎么想?讨论中,我意识到我们之间的认知鸿沟——这些“既要又要”与我了解的女性主义毫无关联,却是他日常接触的“女性主义”。这些来自男性博主的观点,通过算法不断推送到他面前。在这样的信息茧房里,让他理解真正的女性主义变得异常困难。

劳拉在视频访谈中向我谈到,极端男权不仅危害女性,同样伤害男性——尤其是被误导的青少年。这些年轻人正被当作盈利工具恶意收割,她希望大人们意识到问题的存在。

以下是我们据《隐秘的角落》及访谈整理的内容。你将看到:在当代互联网环境下,一个少年会如何被恶意激化,又如何被收割。

学校里的男孩变了

2018年,我在一所学校演讲,和一群男孩聊起性别不平等。我讲了自己的经历:有一次深夜,我在公交车上遭遇性侵,拼命呼救却无人理会。演讲快结束时,我又提到这件事,希望他们以后遇到类似情况能勇敢站出来。

这时,一个男孩反问我:“我怎么知道你说的是真的?如果你在编故事,我凭什么相信你?”

我一时语塞。站在他面前,我花了一个小时讲述这段经历如何影响我,甚至让我投身反对性暴力,但他却平静、礼貌地质疑我在说谎。这让我非常痛苦。我不懂他的假设从何而来,也不知道该如何让他改变看法。

2012年起,我每周去一两所学校,与几百名学生交流。头几年,许多学生第一次接触性别话题,显得局促不安。当我展示媒体中物化女性的图片时,他们会忍不住笑;听到“婊子”“荡妇”这些词时,会倒抽凉气。

在重视性别平等的学校,男生女生能平等对话。但在性别歧视严重的学校,男生会当众嘲笑女老师,女生只敢在女生圈里讲被骚扰的经历。在男女混合讨论中,她们要么沉默,要么甚至反过来批评女权主义(同时向我投来歉意的目光)。有时,男生还会故意捣乱——比如我一上台,他们就集体吹口哨。

后来我发现,用坦诚和尊重的态度,这些抵触可以化解。有人吹口哨时,我会让其他同学鼓掌,指出这是性别歧视,让他们想想为何女生更容易被骚扰,以及男生为何要起哄。我们聊性别偏见、心理健康,男孩们逐渐明白这不是在指责他们,就更愿意参与。

但从2018年起,情况变了。那天我一到会场,就看见一个男孩坐在前排,怒气冲冲盯着我,手里不停写东西。等我讲完,他翻回笔记本第一页,念出准备好的问题,引用关于强奸案的假数据(称90%的女性指控是诬告),坚称男性才是真正的受害者,问我为何忽视他们的困境。他既紧张又兴奋,神色得意,好像拆穿了“骗子”。他戴一顶印有“让美国再次伟大”的红帽子。

接下来几个月,几乎每场演讲都冒出一两个这样的男生。他们说着同样的话,引用相同的假数据,问题都绕不开:女人在强奸案上说谎、女权主义仇视男性、男性是性别歧视受害者、男性遭受家暴更多……从苏格兰乡村到伦敦市中心,这些素未谋面的男孩一字不差地重复着彼此的话,让我毛骨悚然。

他们的语气充满挑衅,仿佛面对强权直言不讳。

我实在不明白这些想法从何而来。和他们多聊后才发现,这些男孩其实都很爱自己的母亲、姐妹和女性朋友。青春期的男孩并非天生厌女,显然有人给他们灌输了这些观念。

直到有个男生提到“女性统治”(男性圈黑话,指仇恨、压迫男性的世界体系),说女人才是特权阶层;另一位引用了英国另类右翼代表人物米洛·伊安诺普洛斯(他主张反对性别平等和多元文化)的名言,我才恍然大悟:他们的想法来自“男性圈”,那些极端男权团体。

面对这些提问,我不再急于反驳真假,而是问他们:这些说法来自哪儿?答案总是:互联网。

互联网如何喂毒药

“男性圈”(manosphere)是一个活跃在网站、博客和论坛里的群体,宣传男子气概和厌女思想,还将女权主义歪曲成“仇男运动”。

其实我对“男性圈”并不陌生。作为长期关注女性权益的人,过去七八年我一直被他们骚扰。2012年,我创办了“日常性别歧视”网站,鼓励人们分享遭遇性别歧视的经历,骚扰也随之而来——他们四处发传单说我造假,跟踪我参加的活动,在我出版的书里夹纸条,警告读者别信我。每次我在媒体露面,辱骂信息就会激增,威胁也逐渐升级:有人说要揪我头发,用刀捅我,还有人模仿连环杀手,扬言要伤害我的家人。

但当时女权圈一致认为:别公开讨论他们,以免帮他们增加热度。我们都以为这是个边缘团体,没想到他们早已渗透进校园,开始影响青少年。

我在网上征集受访者,想采访一些十几岁的男孩,了解他们的上网经历和对女权主义的看法。很快,一位母亲联系我,推荐她12岁的儿子接受采访。她告诉我,有次儿子打游戏时,队友连麦对他说:“女权主义就是癌症。”

这个叫亚历克斯的男孩告诉我,学校里不少男生都觉得女权主义是在仇视男性。我问他这些观点从哪儿来,他说:“主要是Youtube,必须的。”

另一个15岁的男孩汤姆说,他经常在Youtube、推特、Instagram和Snapchat上看到这些内容。他说,学校里“很多男生都觉得女生在抢我们饭碗,很快女性会拥有更多权利……平等变成对男性的威胁”。

一位高中女老师告诉我,她教《使女的故事》时(故事中女性被极端压迫),有男生建议应该写本男性版的《使女的故事》,理由是“现在男性的权利比女性少”。这些男生还搬出Youtube视频里的观点,说女性整天抱怨,导致男性处境艰难。他们给出的论据——比如战争中死亡的男人更多——也都来自极端男权博主的视频。

英国通信管理局数据显示,16至24岁年轻人中,每五人中就有一人每天上网超过7小时。皮尤研究中心的调查发现,85%的美国青少年使用Youtube,72%使用Instagram。研究表明,越来越多年轻人不再看传统媒体,而是通过社交媒体获取“新闻”——这种趋势制造了信息真空,极端内容因此滋长,却缺少反驳的声音。

通过观察和访谈,我发现:虽然只有少数男孩主动加入“男性圈”社群,但更多人会无意中吸收他们的观点。这些极端思想被包装成搞笑梗图,甚至被主流媒体借用,变成看似合理的内容。

在一所学校,一位男生给我看了几个热门Instagram账号。这些账号靠“#最新梗”、“#最好笑”等标签吸引数十万粉丝,却在宣扬:女性在平权问题上“太傲慢”就该挨打。常见话题有“虚伪的女权主义”、“强奸诬告”、跨性别者歧视和种族主义。我浏览的帖子里,每四条就有一条使用“黑鬼”等种族歧视用语。

Youtube的情况更为严重。Data & Society 2018年报告披露,平台上存在一个由80个频道、60多位“学者”、媒体人和网红组成的“另类影响网络”,成员包括保守派、极端厌女者、白人至上主义者和种族主义者。报告指出,Youtube已成为“极右网红变现的主要阵地”,大量极端内容被放在显眼位置,随手可得。

更令人担忧的是:Youtube70%的流量来自算法推荐。这套算法的逻辑是:内容越极端,推荐越积极。Youtube靠广告盈利,需要用户长时间停留。研究发现,极端内容最能留住观众。社会学家泽伊内普·图菲克希警告,Youtube会让人掉进“信息黑洞”——比如从素食视频,逐步引到纯素食内容;从休闲跑步,最终刷到极限马拉松。

男性圈深谙此道。他们的视频特别迎合算法:长视频能留住观众,又擅长蹭热点,比如“强奸诬告”事件。

我做了一次测试:清空浏览器记录,假装新手搜索“什么是女权主义?”。点开艾玛·沃特森支援女权的演讲后,算法立刻推送给我截然相反的内容——一个脱口秀视频里,男嘉宾声称女权主义“本质上就是仇男”,还把校园性侵数据说成“全是瞎编”。这个视频的播放量竟然高达200多万。

接下来十个推荐视频里,有七个都是男性圈大V的内容,而且多来自新闻节目这类主流媒体频道,而非极端小号。这些视频对女权的解读都很偏激。

想象一下:如果一个刚注册账号、对女权主义一无所知的年轻人看到这些,会是什么感受?这些视频制作精良,主持人彬彬有礼,受众也广泛。这一切很容易让人误以为,这些极端观点就是社会共识。更令人担忧的是,算法从未推送任何客观介绍女权主义的内容。随后五个相关推荐视频的总播放量已达3600万,显示算法正在将极端内容越推越火。

大卫·谢拉特十几岁开始接触男性圈言论。他告诉我:“我从没刻意找过这些东西……主要是Youtube推荐的。”

这意味着,一个男孩可能刚开始只是好奇,比如“女权主义者是不是太较真了”,结果被算法一步步带偏,最终相信“女性经常诬告性侵”。他在不知不觉中踏上了厌女的旅程。

恶意撒种子

网络上存在很多极端男性团体,比如“incel”(非自愿独身者)、“PUA”(搭讪艺术家)、“男性权利活动家”,他们以文字、视频等形式提供更加极端的男性圈内容。YouTube上的用户会被引流到他们的论坛或网站,开启厌女旅程的下一步。

这些极端男性团体把年轻男孩列为主要发展目标,因为他们最易受影响。美国极右翼仇女网站“每日冲锋”创始人安格林明确表示,目标受众是“10至30岁的白人男性”。他特别强调,30岁以上人群不在考虑范围,因为“过了30岁,思维就基本定型了”。

然而,这些团体的扩张动机并非单纯“传播理念”。细查男性圈领袖的实际行为,不难发现他们的言行不一。

以极端男权网站“男性之声”的创始人保罗·伊拉姆为例,他在文章中将追随者称为“被社会迫害的男性受害者”,转头却指责他们捐款不够积极。虽然每年靠粉丝打赏可收入86万元人民币,但他从不公开资金用途。他甚至直言:“活该……别来烦我,找别人解决你的问题,除非你愿意拿出五美元帮我们”。

著名PUA大师瓦利扎德,曾公开鼓吹强奸合法化,但在Metoo运动后突然宣称自己“觉醒”,承认“我的平台引导男性犯罪”。随后他迅速转型,出版女性恋爱指南,举办巡回演讲,与粉丝共进一次晚餐要收费高达250美元。

他们本质上是在经营生意。如果承认问题根源在于传统的男子气概观念,让追随者真正解放思想,他们的财路就会断绝。因此,他们必须鼓励男性坚守旧形象。

这些团体专门针对青少年制作宣传材料。例如一份13章的PPT《给男孩的“红色药丸入门书”》,包括“为什么女权主义讨厌你”、“狩猎女孩:导论”等内容,灌输“女权主义者认为所有性行为都是强奸”、“白人男孩是女权主义的主要敌人”等歪曲理念。

他们还研究年轻人的喜好来包装内容。一份内部“写作指南”中强调:要用网络热梗和段子来软化极端思想——“每篇文章中都加入梗、搞笑动图、推特截图和Youtube视频……就像在儿童药物中加入樱桃味。”

他们最擅长把极端言论伪装成“开玩笑”,发帖时称是在“讽刺”。但当这种“玩笑”铺天盖地,普通受众很难分辨其真实意图。

这些团体精准投放“有毒内容”,健身网站成为重点目标——那里聚集着大量渴望练就阳刚体格的年轻男性。在某知名健身网站的“青少年专区”,潜伏着84个散布“强奸诬告论”的小组,其中一篇PUA教程的点击量超过百万次。

网络游戏平台同样成为渗透重灾区。无数青少年联机时与陌生人语音,随时可以组建聊天群组。极端分子就在其中,借机引导男孩关注极端网站,而许多家长甚至不知道这些功能的存在。

谁推波助澜

这些极端思想不仅在网上蔓延,还通过政治人物进入主流舆论。

特朗普是最典型的例证——从公开辱骂女性“肥猪”“狗”,到声称让妻子工作“很危险”,他的厌女言论与男性圈立场高度吻合。男性圈在特朗普竞选时号召为他投票,又在他当选后振奋不已。PUA导师瓦利扎德写道:“特朗普提升了我们的地位……当你像他一样说话,听众会觉得‘他听起来像美国总统’。”。一位男性圈论坛成员表示:“每当我觉得没人喜欢我们,就意识到世界上最有权势的人保护我们……特朗普爱我们,尊重我们。”

2018年在墨尔本“男性权益大游行”中,示威者高举“特朗普2020”的横幅,向反对者大喊“娘炮”“娘娘腔”。

2016年特朗普上任后,任命极右翼分子班农为首席战略师,此人成为连接白宫与男性圈的关键纽带。班农领导的布赖特巴特新闻网被视为传播厌女思想的平台,曾发表《为什么要对学习科学的女性设置上限》《你宁愿孩子受女权主义毒害,还是得癌症?》等文章。当记者质疑特朗普歧视女性时,该网站在72小时内连发25篇文章攻击记者。

更值得注意的是,某些政客本身就是男性圈领袖。调研中,我多次关注到网名“阿卡德的萨尔贡”的极端分子,他在Youtube散布“女权阴谋论”,粉丝近百万。一起针对女性的谋杀案发生后,他甚至发视频指责女权主义者:“女权主义狂热分子应该反思,是什么把男人逼成了厌女者?”

2019年春天,当我在新闻中看到这个网名时,简直不敢相信——此人竟是英国独立党的欧洲议会议员候选人卡尔·本杰明。这或许是男性圈通过政治渠道渗透主流的最明显例证。

媒体在这场危机中同样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流量至上的时代,各机构为争夺关注度,不自觉成为极端思想的传声筒。它们热衷于讨论“女权主义是否过头了”等争议性话题,却对真正的性别平等议题视而不见。

作为经常接受媒体采访的人,我深有体会:每当出现一例罕见的强奸诬告案,我的电话便响个不停;但当性暴力救助机构面临资金短缺时,却无人问津。我多次劝说记者报道经期贫困、难民女性权益等问题,但收到的约访总是这些:

“#MeToo运动是不是‘矫枉过正’了?”

“‘男人在工作’的标语算性别歧视吗?”

“女性正在毁掉女权主义?”

“女权主义是否走得太远?”

表面上看,这些话题似乎无伤大雅。但当媒体不断放大这些争议,却忽视更紧迫的问题时,它们实际上已落入男性圈的陷阱——通过曲解事实、制造虚假对立,暗示女权主义者偏执、享有特权、对琐碎问题歇斯底里。

一旦落入男性圈

当一个男孩被引入这些男性圈论坛或网站时,实际上就进入了极端思想的大本营。为了摸清它们的运作模式,我伪装成男性,潜伏在四五十个平台长达一年半。

最具代表性的是incel(非自愿独身者)论坛。作为男性圈中最极端的群体,他们的核心诉求围绕性权利展开。许多成员因外貌或社交障碍难以建立亲密关系,却将责任全推给女性。

我虚构了一个24岁白人男性“亚历克斯”——没谈过恋爱,收入不高,常感到孤独沮丧。一天,他在普通论坛看到关于incel的讨论,忽然发现,原来不是只有自己活得如此痛苦。这种共鸣让他加入组织,终于能畅所欲言。

他发了简单的自我介绍,提到年龄、单身和对女性的失望。不到24小时,就有人向他灌输“真相”:这个世界对像他这样的男人不公平,还有人劝他自杀,说生活永远不会好。回复中还夹杂色情图片和极端言论。其他用户不断给他“洗脑”:社会一直在欺骗他,表面上男性是主宰,实际上女人才握有特权,她们都是“魔鬼”。

起初,亚历克斯很困惑。这一套世界观与他的过往认知完全不符。论坛里到处是男人抱怨几乎为零的性生活,把问题归于外貌,还发明各种标签化的术语:有人自称“heightcels”(太矮),“baldcels”(秃头)、“skullcels”(脸型骨相差)……

有人拼命通过改造颜值来脱单(称为“升级”),提出方法:锻炼、整形,甚至往头骨里植入假体——极端措施背后是深深的自我厌恶。不少人晒出照片,按10分制求打分,或问:“我还有救吗?”

但绝大多数人(据统计有九成)都更绝望——他们认定自己没救,注定孤独终老。这些用户名如“丑陋的讨厌鬼”、“丑爆了”、“肥胖的处男”。一篇帖子《有时我觉得自己是个怪胎》写道,社会推崇雄壮男子气概,让他们更缺乏信心,羞耻感更强:“做爱是做男人的一部分……我甚至觉得自己不像人,因为我很少跟女人上床。”

一些人说自己很少洗头、洗衣服,因为自尊心低,不认为这样做有意义。有人表示不“上吊”的唯一原因是不想毁了家人的圣诞节。

当他们认定自己没有改变的希望时,自我厌恶的痛苦便转向了对社会和女性的愤怒——在他们眼中,一切都是外部世界的错,而他们自己则是悲惨的无辜受害者。

他们怒斥社会(“常态的人”),相信“二八定律”——最有魅力的20%男人拥有80%的性机会,这些“魅力男”自私,占尽一切。他们指责女性剥夺自己的性爱权,把女性描述为“贪婪、自私、邪恶、疯狂的荡妇”,还会先和“魅力男”交往,再让平庸者“接盘”。

一些帖子提出对策:既然女性的选择让男性痛苦,就该剥夺她们的自由。有人甚至鼓吹强奸合法化,支持性奴役。在辩论中,多数用户竟赞成强奸——理由是:女人拒绝提供性,男人才被逼去强奸。

incel发明了黑话,比如,称女性为“Foid”(“雌性类人生物”),用“Roastie”(“烤牛排”)侮辱性地称呼性经验丰富的女性,暗示她们的性器官因多次性行为而变形,像烤熟的牛排。这些极端思想一旦被命名,就像普通词汇一样正常化。反复使用黑话强化了群体认同,也让人忘记她们其实是活生生的人。

于是,有人甚至直接宣称女性不配拥有自主权。一篇题为“女性应当被视为人类吗?”的帖子引发激烈争论,大多数回复认为她们不应被视为人类。

最令人不安的是,论坛频繁出现暴力厌女内容:从强奸、谋杀女性的幻想,到煽动“非自愿独身叛乱”、“报复日”等极端行动。在这些扭曲的幻想中,非自愿单身的男性通过屠杀女性来报复社会。一位用户写道:“所有女人都应该被我们彻底仇恨。”

这种暴力倾向有时也会转向自身。论坛里充斥自杀讨论,相互煽动自残。有人发帖问:“朝哪里开枪最致命”,得到70多条回复——多数人催促他行动,还提供技术建议。

这些极端言论虽令人震惊,但也具有吸引力:你不再是社会眼中的失败者,而是受压迫的殉道者。这里提供归属感——共同的信仰和敌人。当你开始怀疑时,论坛里的信息会抹去你的不安,让你觉得自己并不孤单——成千上万的男性相信相同的逻辑——在我2020年写这本书时,某个incel论坛已有9000名会员,超过35万条帖子。

当我以亚历克斯身份逛incel论坛,起初被内容困扰,夜不能寐。我需要提醒自己:这是有目的的,让更多人认识到这些现象,推动改变;这也是我坚持的动力。

但逐渐,四五个月后,痛苦感减退,我变得麻木。对“Foid”等词不再在意,对大量关于强奸的帖子习以为常。这让我意识到,类似变化也会发生在很多年轻男孩身上。海量信息不断正常化极端厌女的表达,让他们越来越不惊讶,觉得理所应当。

就这样,一个因单身烦恼的年轻人,渐渐陷入仇恨的深渊。若无法认同,就会选择退出,这是过滤机制。最终留下的,大多已被极端化。

其中最偏激的,甚至会将网络仇恨转化为现实暴力。2014至2020年间,全球发生了11起针对女性的无差别屠杀事件,造成50人死亡、68人受伤。除一名施害者外,其余都与“男性圈”有关。这些凶手在incel论坛被誉为“英雄”,信徒如邪教崇拜,甚至煽动更多人效仿。

2014年5月23日,22岁的埃利奥特·罗杰在加州大学圣巴巴拉分校向女学生开枪,造成两死一伤;随后,他驾车撞向受害者,造成6死14伤。

这不是冲动之举。罗杰曾在Youtube上传一段名为“埃利奥特·罗杰的报复”的视频。表达对女性的愤怒:“我一直被孤独、拒绝和欲望折磨,这都是因为女孩从未被我吸引。”他的语气在悲观和愤怒间波动——“我还是个处男,这太折磨人了……我在孤独中腐烂,这不公平。”

当他对女性讲话时,语气更阴暗:“我不知道你们为什么不被我吸引,但我会惩罚你们…..我以屠杀你们为乐。你们会看到,我才是真正的男性领袖。”

杀戮后,罗杰用枪自杀,遗书中将悲剧归咎于“雌性人类无法看到我的价值”。 

令人不寒而栗的是,他详细描述了自己在网上(incel论坛)激进化的过程,尽管他自己未曾意识到:

“许多人仇恨女人……阅读帖子验证了我关于女人邪恶和堕落的理念……这表明了整个世界因为女性的邪恶而变得暗淡和残酷。”

incel只是男性圈的一部分,其他群体如“PUA”(搭讪艺术家,利用技巧操控女性)、“男人自行其道”(避免与女性接触,以防虚假指控)、“男性权利活动家”(致力于网暴女权主义者)等也存在。他们共享扭曲的叙事:当代社会对性别平等的倡导,是对男性的攻击,而男性被认为受到迫害,女性则享有特权。在此基础上,不同派别发展出各种极端表现。

大多数普通男孩不会走到这一步——他们可能从未进入男性圈论坛,也看不到这里发生的事情,但通过种种主流渠道接收了无数信息碎片。最终,他们获得了一种模糊的厌女认知。

被伤害的男孩

我通过邮件联系到一位曾被诱入男性圈的男孩——22岁的大卫·谢拉特,如今是一名工程技术学徒。少年时期,他曾在YouTube推荐视频的影响下,加入了“男人自行其道”的圈子。

大卫回忆说,一开始觉得加入“肯定很有意思”——

“我在那儿交了不少朋友,还有了粉丝,得到一些积极回应。随着圈子越来越大,我真以为我们能改变些什么。这不只是个社群,更像一场新兴的运动,而我‘在这场运动真正炫酷起来之前’就已经参与进来。所以,我觉得自己是某种进步力量的一部分。”

对十几岁的男孩来说,这些外界看作阴暗极端的组织,其实是一群敢于反叛的年轻人。这段经历揭示了极端主义社群的吸引力:共同目标、归属感、友谊、认可,甚至是参与“伟大事业”的错觉。

但后来,他发现:“那些声称要摆脱女性影响的男性,却整天对女性评头论足。”当他提出不同看法时,有人说他“被女人控制了”。不久后,他退出了圈子,后来遇到一个同样持批判态度的女孩。他终于明白:“整天拿女人开玩笑的人,最后只会成为笑话。”

另一个男孩彼得森,11岁开始逛男性圈论坛,6年后通过Reddit加入incel社群,终于觉得找到了理解自己的人。他说:“第一次看到‘incel’这个词时,我就觉得——这不就是我吗?”

“在这个圈子待久了,你对那些歧视女性的言论早已习惯。这些在网上太常见了,外人或许觉得incel很可怕,但对我们来说,就是日常。”

多伦多货车袭击案(2018年,一男子驾车撞人致10死15伤,遇难者多为女性)发生时,彼得森震惊地发现凶手竟然是incel成员。当媒体将事件牵扯到incel群体时,他愤怒地为自己的社群辩护。接受采访时,他谴责了屠杀,但也指责媒体“妖魔化incel”,坚称“成为incel不等于支持暴力或仇恨女性”。在他看来,那些极端帖子多是讽刺或黑色幽默,兄弟情谊、互相支持、集体归属感才是他们的核心。

讽刺的是,他反而遭到incel群体的攻击,骂他“背叛”,认为他弱化了对女性的仇恨。不少人发帖称赞凶手,甚至说“极端思想越传播越好”。

最终,事情迎来转折:那些彼得森曾被教唆去仇恨的对象——女权主义者、普通女性、正常人——反而向他表现出接纳,比他待了六年的incel圈子还要温暖。很快,他彻底离开了那个群体。后来他坦言:“我在和异性相处方面慢慢找到了感觉。”

但他的经历也暴露一个危险:涉世未深的年轻人很容易被“避风港”吸引,却不知道自己究竟加入了什么。要不是这次意外转折,彼得森可能还会越陷越深。

他若有所思地说:“我现在觉得,远离这个群体最大的收获,是我可以像正常人一样看待它……当你不再每天沉浸其中”,顿了一下,他接着说:“是的,就能清晰地看到incel的世界偏离正常轨道有多远”。

该如何解决

我并不关心“拯救”极端男性圈成员——这是他们自己该面对的问题。我更在意那些被忽视的男孩、因痛苦迷茫而求助的男性,以及那些在公交车上看到骚扰却选择沉默的普通人。如果不争取这些人的支持,现状永远无法改变。

男性圈社群不仅藏在网上发泄,他们的行为也实实在在地威胁女性:极端incel会随机袭击女性;PUA课程教男性死缠烂打,把女性的拒绝当成“欲拒还迎”,最终演变成性侵;“男性权利活动家”进行人肉搜索、网络暴力。

“男人自行其道”表面上远离女性,实际上却更成功渗透到主流文化中。2017年#MeToo运动后,不少男性开始指责女性虚假指控,声称她们借机炒作。一些行业的男性甚至刻意避免与女同事合作。有畅销书宣扬:“每个美国男性都该保护自己,提防女性诬告。”这些言论严重影响女性的职业发展。

因此,我与相关部门探讨了应对策略。

最有效的办法,是将性别教育纳入学校课程。这不仅帮助年轻人识别极端厌女思想,还应教会他们打破性别刻板印象、建立健康的两性关系、理解性同意的真正含义。只有这样,青少年的辨别力才能增强,才能抵御网上那些有毒的声音。

一位青少年NGO工作者强调,也要培养他们辨别信息真伪的能力。男性圈善于编造谎言,挑拨年轻人对正规媒体的信任。许多男孩在接触后,开始不相信基本事实,认定那些都是“假新闻”。

同时,家长和老师必须了解年轻人的网络生活。2014年的研究显示,13-18岁美国青少年心中最有影响力的五位人物,全部是YouTube博主,但大人们几乎一无所知。如果不弥合这道认知鸿沟,教育就无从谈起。

家长们可以从关注Youtube上的男性圈内容开始,再浏览健身论坛和Instagram上的热门梗图账号。关键在于“破局”。男性圈像个封闭的回音室,靠算法不断强化偏激观点。我们需要提供不同的声音,用事实打破谣言,但方式要巧妙——避免说教,让孩子自主思考。

社区里的青年工作者也能发挥关键作用——他们能在年轻人熟悉的环境中,潜移默化地纠正厌女和极端思想。北欧一些国家已在网络上派驻社工,和青少年互动。

但过去十年,资金大幅缩减。英国在2012-2016年关闭了600多家青年中心,2009-2017年青年服务资金下降了62%。

对于那些已被男性圈控制的人,也需要措施。首先,政府和组织在立法和监管上应重视男权至上和极端厌女思想。比如,将这些极端仇恨行为列入反恐法,将它们与其他极端暴力行为平等对待。家庭暴力等日常恐怖行为,也必须严肃处理。

执法部门要打击极端仇女犯罪。许多相关违法行为未被追究,特别是在网络空间。英国法律规定威胁强奸或谋杀是违法的,但许多男性在网上肆意发布此类威胁,几乎没人追究。以我的经历来看,传统警察对网络犯罪还不熟悉。有一次我报案,说收到死亡和强奸威胁,警察却拿着笔记本反复问:“推特上的个人域名是什么?”我提供了几百个IP,却难以追查,最终不了了之。

社交平台也应采取行动,封禁极端账号,切断他们的资金链。在我写这本书时,Facebook已永久封禁数个极端分子账号——这不仅能遏制他们的影响,也传递明确立场:我们的社会无法容忍极端思想。

但根本的解决,是帮男孩们摆脱“男子气概”的枷锁。青少年组织“好小伙子倡议”的赫斯特指出,大多数男性圈成员内心都充满痛苦。比如,谈及虚假强奸指控,实际上反映出他们内心的恐惧,但“男子气概”要求他们隐藏软弱。当情感被视为羞耻时,男孩们只能把真实感受深埋心底。

孤独催生归属感的渴望,羞耻感驱使他们追逐虚名。男性圈利用他们的这种脆弱,用虚假承诺、扭曲逻辑和仇恨言论,来填补内心空洞。当他们不明白自己为何达不到“理想男性”的标准,这些圈子就成了发泄和认同的出口,让他们把所有问题归咎于制度或女性,声称“都是这个人的错”。

事实上,正如“白丝带运动”创始人迈克尔·考夫曼所说:“任何男性都难以满足男子气概的要求:永远自控,永不退缩,无所畏惧,承受痛苦。”

参考文献:

  • ‘Alternative Influence: Broadcasting The Reactionary Right On Youtube’, Data & Society website, 18 September 2018.
  • YouTube Stars More Popular Than Mainstream Celebs Among U.S. Teens, Variety Survey, 2014.

冷杉RECORD|一场“有损国格”的交往风波

CDT 档案卡
标题:一场“有损国格”的交往风波
作者:東昇 王皓 李一鸣
发表日期:2025.7.14
来源:冷杉RECORD
主题归类:大连工业大学女生被开除学籍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大连工业大学的学生规范里,有着这样一项规定:“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当这项内容出现在一纸拟开除女大学生学籍的处分公告中,大连工业大学被推至舆论的风口浪尖。

事情的起因是一些被他人公开的视频。2024年12月,CS2上海世界锦标赛期间,乌克兰知名选手Zeus在自己的粉丝群发布视频,称与一名中国女孩发生关系。随后,该女生被曝为大连工业大学在校生,加之有关“女生本来有男友”“Zeus本人也有妻子”的信息在网上流传,让这件事的热度持续了很久。

事后,大连工业大学决定拟开除该女生,并在公告中公开了其真实姓名,其中很重要的一项处分依据,便是开头那句话。依照校方的逻辑,女生的行为至少是“有损国格”的。

事件发酵后,有关个人私德是否被过度上升为公共事件,导致一方被迫遭受舆论审判,以及校方处分是否合法合理等问题,舆论场撕裂加剧。

冷杉RECORD多方联系大连工业大学,均未获得采访回应。而身处风暴中心的女孩,失语至今。

公告合法性与程序正义受质疑

事件发酵是从一份拟开除女大学生学籍的处分公告开始的。

7月8日,大连工业大学网站发布了《关于拟给予李某某开除学籍处分的公告》。处分依据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款,内容为“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以及《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第十九条第六款,内容是“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尽管校方并未公开回应,对李某某的处罚与网传交往事件相关,但依照通报中的逻辑,涉事女生的行为至少是“有损国格”的。

据通报,大连工业大学曾在2025年4月15日至2025年4月24日通过直接送达、邮寄送达、留置送达等方式,向涉事学生送达了《拟处分告知书》,此次在官网发布公报是“为充分维护各方权利”,且公告中直接写出了涉事女生的真实姓名,并经部分媒体原文转发。

“这个公告本身实际上就是违法的。”北京大学法学院教授赵宏解释说,无论是针对当事人的处分决定还是处罚决定,一般情况下都应直接送达给当事人;除非实在找不到当事人,或涉事事件与其他人及公共利益相关,才会采用公告方式通报。而大连工业大学发布的公告中说明此前已向涉事女生送达处分决定,却仍公布女生个人信息,这是对个人隐私的极大损害,公告本身已违法。

image

大连工业大学的公告

赵宏建议,李某某除就大连工业大学作出的开除学籍处分提起行政诉讼外,还可针对该处分所依据的《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本身提起附带性审查。法院可能会认为该校规违背上位法,不应作为开除学籍的依据,校方或因此撤销开除决定,李某某可返回学校继续学业。

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张帅亦有类似看法:首先,在处分决定的合法性方面,校规有关规定明显存在“校规突破法律”的问题。“上位法未将‘私德问题’纳入开除情形,学校自行增设处分事由,本质上是对学生受教育权的‘法外剥夺’,违背了‘法无授权不可为’的行政法治原则”。

在张帅看来,此事更关键的是程序正义的缺失。该规定明确要求,作出开除学籍处分前,必须“证据充分、程序正当”,并保障学生陈述、申辩权。但从公开信息看,学校既未举证“恶劣影响”的具体事实,也未证明已让学生充分行使申辩权——仅凭公告送达告知书,难以认定学生真正获得了救济机会。程序瑕疵足以让整个处分决定的效力存疑。

有损国格,还是侵犯隐私?

而事件的另一方,乌克兰人Zeus近日在社交媒体上发文称,大概半年前,他在某社交媒体上发过几段视频,视频能看清女孩的脸,但“内容没什么露骨”。在表达自己后来才知道女方有男友的同时,他澄清自己当时“没结婚,也没谈恋爱”。对此举“影响别人的生活”而感到后悔,并在意识到事情严重后“就把视频全删了”。

“请停止仇恨。谁都会犯错,这次我也长了教训。这事儿就让它过去吧,希望大家都能互相尊重。如果我能为那个受影响的女孩做点什么,我一定尽力。”Zeus表示。

尽管也有不少对他曝光女生隐私的批判,但外界有关女生“私德有亏”“有损国格”的声量更大。但,那条“有损国格”的校规,是否具有合法性?

image

Zeus在社交媒体的回应

赵宏指出,大连工业大学校规中“与外国人不正当交往,有损国格、校誉的,视情节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里“有损国格、校誉”的表述,是对个人的道德压制。它荒谬地将学生私人情感与国格、校誉等抽象目标强行捆绑,本质上是将性视为一种资源,才会得出与外国人交往有损国格的极端迂腐结论。若允许此类校规存在,既与《高等教育法》中“高等学校学生的合法权益,受法律保护”的规范目的相悖,也会排挤和贬低学生的人格尊严与基本权利。

而针对大连工业大学在通报中直接公布了涉事学生真实姓名的做法,北京乾成律师事务所高级合伙人周艳丽律师认为,此举侵犯了该生的名誉权、隐私权。

“依据《民法典》第1024条、第1032条规定,自然人享有名誉权和隐私权,任何组织或个人不得以刺探、侵扰、泄露、公开等方式侵害他人隐私权。学校在通告中使用学生真实姓名,导致该生遭受网暴及不当社会评价,显然侵犯了其名誉权;其次,该生与外国人交往属于个人隐私,学校可私下提示,但无权干涉,更不应公示。”周艳丽说。

周艳丽还认为,学校对该生作出开除学籍的处罚过重,依据不足。学校依据的是《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三十条第六项“学校规定的不能完成学业、应予退学的其他情形”这一兜底条款,但“该生仅是与外国人交友,无法证明其不能完成学业。其次,《普通高等学校学生管理规定》第五十二条对开除学籍的行为有明确规定,该规定属于部门规章,是《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的上位法。虽该校校规对与外国人交友的处分有规定,但该生行为未达到开除学籍的程度,学校却直接据此作出开除决定。”

“因此,从学校公告来看,该生的行为并未达到开除学籍的程度,处罚过重。”周艳丽称。

拷问高校管理权的边界

“大连工业大学现在只是拟作出处罚决定,即该决定尚未作出,希望学校能及时改正错误,否则必然违法。如校方坚持处罚,不仅面临法律上的可诉性风险,同时也传递出‘纵容侵权、惩罚受害者’的危险信号”。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主任王令律师认为。

王令分析,从法律视角看,大连工业大学这一处罚存在私权领域干预、身份错位等根本性缺陷,正当性与合法性存疑。李某某作为成年人,其私人关系若不涉及卖淫嫖娼或未成年人,即属合法行为范畴。校方以“不正当交往”为由介入公民私域,实质是以道德评判取代法律定性,构成对私权领域的过度干预。

另外,此次事件中真正的违法行为人是外籍男子,而非李某某。外籍男子虽已涉嫌触犯我国《刑法》第364条传播淫秽物品罪及《民法典》第1032条隐私权保护条款,却未被追责,反而受害者李某某被学校认定为“不当行为人”。这种“惩受害”而“纵侵权”的逻辑,违背了《妇女权益保障法》第29条禁止泄露妇女隐私的基本原则,也暴露出校方对性别平等理念的认知缺失。

image

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公开评论

在北京文化娱乐法学会新闻与传媒专业委员会主任、北京天斗律师事务所主任梁宏刚律师看来,除事件本身外,此事引发的法律与伦理冲突值得关注——本案折射出高校管理权与公民基本权利、道德规训与法治精神的深刻矛盾,需从更深层次探讨。

需要指出,高校的处分权源于《教育法》第二十九条第四项“对学生进行学籍管理,实施奖励或处分”,但该权力并非无限的。根据《宪法》第三十八条“公民人格尊严不受侵犯”及《民法典》人格权编的规定,学校行使管理权时不得侵犯学生基本人格权。

“高校有权维护校园道德风气,但无权以道德标准代替法律标准。”梁宏刚说,私德问题属于个人自由范畴,除非触犯法律或严重破坏校园秩序,学校不应以“道德审判者”身份介入。例如,最高人民法院曾指出,高校处分应“以法律为基础,以纪律为补充”。

因此,梁宏刚认为,学校主张公开通报是为警示教育,需证明公开姓名是唯一有效手段,“若通过匿名通报、内部处分等方式同样能达到目的,则公开姓名不符合比例原则。公众对高校事务具有一定知情权,但需以不侵犯个人隐私为前提。若事件不涉及公共利益或重大公共安全问题,学校应以保护学生隐私为优先。教育部《高等学校信息公开办法》明确,涉及个人隐私的信息不属于主动公开范围。”

此外,梁宏刚强调,此事对网络时代隐私保护提出挑战。在他看来,当前个人信息一旦公开,极易引发网络暴力和社会性死亡。学校作为公权力主体,在作出公开决定时应进行严格的风险评估,并建立隐私保护机制,“可借鉴欧美高校的‘隐私影响评估’制度,对公开信息的必要性、范围、后果进行预先审查。”

“总之,女生对处分决定不服,可依据《行政复议法》向教育主管部门申请复议,或依据《行政诉讼法》提起行政诉讼,要求撤销开除决定;若主张隐私权、名誉权受损,可提起民事诉讼,要求停止侵权、赔偿损失。此外,可向网信部门投诉学校违法处理个人信息的行为。”梁宏刚说,“高校不仅是知识传授场所,更是人格塑造的重要空间。”对于尚未触犯法律底线的私德问题,学校应坚持“教育为主、惩罚为辅”原则。

梁宏刚建议,可设置“观察期”“行为矫正计划”等替代措施,而非直接开除学籍,避免将学生推向社会边缘。另外,他还建议高校建立“分级通报制度”:对涉及违法犯罪、公共安全的行为依法公开;对道德瑕疵类事件采取匿名或内部处理。同时,加强师生隐私权教育,形成尊重人格尊严的校园文化。

“面对社会关注事件,学校应避免‘情绪化执法’,而是以法治框架主导处理流程。”梁宏刚说,“大连工业大学女生私德事件,不仅是单一处分个案,更折射出高校治理现代化过程中的法治困境与伦理挑战。学校在维护校园秩序的同时,必须尊重学生作为公民的基本权利,遵循依法行政与比例原则。唯有在法治框架内平衡管理权与个体权益,才能实现教育目标与社会正义的双重价值。”

高校不应成为二次伤害的制造者

作为律所合伙人,张帅常年处理教育领域纠纷,还兼任北京市朝阳区律师协会团委书记。他认为,此事暴露的法律问题值得警惕,“从法律实务角度看,大连工业大学对涉私德争议女生的处理,核心问题在于高校管理权的行使是否守住了法律边界”。

实际上,这份2017年8月修订的《大连工业大学学生违纪处分规定》中,更多“特殊条款”被网友翻出,它们与此次引发讨论的“有损国格”条款一起,描绘出了这所高校的管理画像:

第十九条(二):学习期间发生未婚性行为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第十九条(三):收藏、观看淫秽书刊、杂志、视频者,给予严重警告以上处分;

第十九条(七):踩踏草坪,摘、折花卉、树枝,不听劝阻的,破坏草坪、花卉、树木的,视情节和认识态度,给予警告、严重警告或记过处分;

第二十条(十二):未经批准擅自租房居住者或以其他方式长期外宿者,给予严重警告及以上处分;经劝阻不改者,给予记过及以上处分;

第二十一条(五):在校园内打麻将者,在依法承担相应民事责任甚至刑事责任的同时,视其情节,给予警告以以上直至开除学籍处分。

显然,这些条款在当前高校管理中较为少见,即使有所规定,多数高校也通常以批评教育、通报警告或小额罚款为主。特别是随着社会观念开放,多数高校已不再将未婚性行为纳入纪律处分范畴,更多聚焦于性行为引发的违纪后果,“而该校有关处分与当下对个人私密行为的包容趋势存在明显差异。”梁宏刚表示。

“这些条款的特殊性,一定程度上反映了该校在学生管理中‘强化行为约束、侧重预防引导’的理念,但其部分规定对个人行为的干预范围较广、处罚力度较高,与当下高校‘尊重个体权利、区分行为故意与过失’的管理趋势存在差异。”梁宏刚说。

“教育者本应是权利保护的践行者,而非二次伤害的制造者。”张帅直言,高校虽有引导学生遵守公序良俗的责任,但这种引导必须在法律框架内进行。私德问题若未触犯法律,充其量是教育引导的范畴,上升到开除学籍,实质是将道德评判凌驾于法律之上。教育的本质是“惩前毖后、治病救人”,而非用最严厉的惩罚“一棍子打死”。

张帅表示,高校管理权不是不受约束的“绝对权力”,无论是处分学生还是通报管理,都必须恪守“法律底线不可破、权利边界不可越”的原则。

“否则,再冠冕堂皇的‘维护校誉’理由,也难以掩盖权力滥用的法律风险——这既是对学生负责,更是对高校自身法治形象的守护。”张帅称

C计划|大连工业大学事件:有辱国格、开除、网暴,女孩的身体属于谁?

CDT 档案卡
标题:大连工业大学事件:有辱国格、开除、网暴,女孩的身体属于谁?
作者:郭兆凡
发表日期:2025.7.15
来源:C计划
主题归类:大连工业大学女生被开除学籍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大连工业大学女生李某和乌克兰电竞选手Zeus发生关系后,这位女生经历了:私密视频被Zeus发在社交媒体、被大学开除、实名被网暴……大学开除她的逻辑是:不道德+关乎外国人+造成舆论影响——国家和学校丢脸了。

是否不道德?谣言很多。要确认的事实信息是:事发时双方是否各有婚恋关系?网传Zeus有妻女,但他本人否认有婚恋关系,网传李某当时有男朋友。若确实,有男友的女大学生发生恋爱外性行为——这不道德,因为她伤害了男友,是私德问题。

和外国人发生关系是否有问题?现代社会的基本共识应该是:男女平等,女性对身体有自主权;人人平等,无论女性和哪个国家、种族的人发生关系,没有本质差别。大连工业大学和很多网友显然不这么想,所以他们不会以同样的方式惩罚一个“有男友,和中国男性发生恋爱外性行为,且造成一定舆论影响的女性”,或“有女友,和任何女性发生恋爱外性行为,且造成一定舆论影响的男性”——变换变量,看是否存在双重标准,更能看清其中的不公正。

这种不公正基于两个维度:民族维度、性别维度。很多人心中相信的是,女性是男性的附庸,男性主导道德的秩序,白人优于黄种人,黄种人优于黑人,但同时他们又期望黄种人优于别的种族。中国女性和白人男性发生关系,可能像自己的物品被别人使用,很丢人;中国男性和白人女性发生关系,可能像用了“上位者”的物品,很荣耀。

是否造成了恶劣影响?

如果国外网络上流传私密视频,有不当评论,Zeus物化女性或散布隐私,该被谴责的应该是Zeus和那些网友。

对此,学校和很多网友的逻辑是:李某的不当行为是源头;李某对着Zeus的视频打招呼,说明她授权拍摄。授权拍摄,不等于授权散布视频。发生恋爱外性行为不道德,但不能把大范围网暴和学校开除合理化。

归根到底,第一重是不平等的问题:从学校到社会,性别与民族的不平等观念还普遍存在。

第二重是个体缺乏自由的问题:在民族主义和集体主义之下,个体的道德和集体捆绑在一起,谈什么身体自主权和性自主权。

第三重是权力不受限制的问题:一个大学随意扩张自己的权力,学生是巩固官僚和权力的工具,不论是为了规避风险还是向上讨好,普通人却很难用法律来维护自己的基本权利,成本太高也不太可行。

对一个女孩的暴力不该被容忍;而为学校行为叫好的网友们或许不知道:扩张的权力和无限度的网暴,会伤害每一个人。

基本常识|宗馥莉:上岸第一剑,先斩老父亲

CDT 档案卡
标题:宗馥莉:上岸第一剑,先斩老父亲
作者:项栋梁
发表日期:2025.7.17
来源:基本常识
主题归类:娃哈哈宗庆后遗产纠纷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前置声明:本文不作任何道德评价,豪门内部恩怨情仇也不适合用道德来评价。同时,本文为诛心之论,是依据公开信息和传媒经验所做的主观判断,请勿强求我提供实证。

因为一场“大女主”和私生子女们争夺遗产的风波,宗庆后苦心经营半生的爱国企业家形象已毁于一旦。

人们惊讶地发现,当年宗庆后高举保护民族企业大旗从法国人手里抢回来的,如今却要留给一群美国人。

不过呢,说人们“发现”其实不太准确。这些信息存在了十几二十年,实际知情人没有一千也有八百,这么多年都瞒得密不透风,宗庆后去世一年多也没浮出水面,由此可见,无论是宗庆后本人还是传言中的6位婚外子女,都是没有动力去把这些信息搬上台面的。

因为这样的局面对大家都有利:

对宗庆后来说,隐瞒婚外生子和子女加入美籍的情况,就可以长久地保住布衣慈父爱国企业家的生前身后名;对6名婚外子女来说,放弃争夺娃哈哈的控制权换来的是几世无忧的百亿财富传承,这是最实在的收益。

宗庆后的安排不可谓不周全,他唯一没料到,或者察觉到了但心里始终不愿意接受的,应该就是接班人宗馥莉成为大女主的决心。

img

十年前,宗馥莉在一次接受媒体采访被问了太多父亲宗庆后相关的问题后反问记者:

你能看见我吗?

不知道读者们能不能体会到这种想要证明自己,想要走出父辈荫蔽被看见的心情,我是完全能懂的。

她想要的,是作为大女主宗馥莉被看见,被尊重,而不是作为宗庆后的女儿被审视,被羡慕。

当然我也是直到今晚看到一篇《别惹宗馥莉》的文章才笃定确认这一点的。这篇文章有着非常明显的宗馥莉视角,但其中内容对宗庆后本人可谓毫不留情。

果真如此,那一切就解释得通了:

突然浮出水面的婚外子女,横空出世的大女主人设,被完全放弃的宗庆后舆论形象管理……

上岸第一剑,先斩老父亲。

这从来不是什么夺嫡之战。因为宗馥莉早已完成了接班掌权,如今无论在法律层面还是舆论层面都没有人能够威胁到她的地位。

这从来不是什么遗产争夺。一方面,几位婚外子女的继承权益早有安排,不是那么容易就能让人净身出户的;另一方面,相比百亿级别的信托资产来说,宗馥莉更核心的利益在于娃哈哈的品牌形象与政治正确。失去政治正确,宗家有可能失去一切,而遗产争夺导致的宗庆后形象崩塌(包括涉嫌侵吞国有资产的质疑),真的有可能让宗家对娃哈哈的控制权失去政治正确。

但宗馥莉还是赌了一把,因为她有更在意的东西,那就是作为宗馥莉被看见。

这种心态,如果转换一下性别就很容易被理解,也就是所谓“弑父情结”,一个男人需要通过精神上“弑父”才能走出阴影建立自我。但放在作为女性的宗馥莉身上,人们就很难第一时间想到这一点。

如今,宗馥莉顺利完成了接班掌权,上岸站稳了,要建立属于她自己的商业帝国,要树立宗馥莉的大女主形象,有且只有一条必经之路:

把宗庆后拉下神坛。

所以,主动去触动那只留给婚外子女的信托基金,把婚外子女的存在和美国籍身份公开化,不一定真能拿走老父亲分给弟弟妹妹们的封口费,但一定可以让父亲苦心经营一生所树立的形象崩塌粉碎。

如此,人们才有机会真正看见宗馥莉。

再次强调,本文无意对此作任何道德评价,仅仅是提出一个理论来解释当前的现象。以上推理不一定对,信不信都随你。

接下来我想讲一点严肃的话题,就是事情的后续走向,以及牵涉公共利益的问题。

第一,宗馥莉现在的处境其实有着非常大的风险。如果关于时任娃哈哈集团党委书记杜建英与宗庆后生育子女的事情继续在公共舆论中发酵,宗庆后家族多年来从娃哈哈集团获得的财富收益很有可能被重新审查是否合法。相应的,宗馥莉当下对娃哈哈集团的股权控制合法性也将被挑战。

第二,娃哈哈集团的诞生与发展是一个时代的传奇,也不可避免带有那个特殊时代遗留的问题,也就是国有资产与民营企业家的利益分配问题。

一方面,没有宗庆后就不会有现在的娃哈哈集团,也就不会有那么多可供分配的商业利益,宗庆后的努力是决定性因素;另一方面,如果没有国资的背景,娃哈哈当年与法国达能的纠纷,娃哈哈多年来在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也不可能那么顺利地解决,国资的存在也不是毫无贡献的。

对宗家来说,最理想的状况其实是利益分配问题一直被搁置,同时宗家在娃哈哈体系之外悄悄重建一个独属于宗家的纯民营体系,把娃哈哈集团架空。

如今,国资与宗氏家族的利益分配问题被重新摆上台面讨论,要不要追究掏空娃哈哈的问题,就在领导一念之间了。

宗馥莉所能凭恃的,是国家对民营企业寒蝉效应的投鼠忌器,但这里的尺度其实很微妙,随着舆论的发展,分分钟有可能变成顺应民意的。

第三,宗馥莉的大女主身份能不能立得住,摆脱宗庆后的影响只是第一步,真正起决定性作用的还是她能不能真的在现有基础上再造一个商业帝国。

雌心壮志已经展现出来,就看能力是否匹配了。

不过最重要,还是先能挺过这一轮监管部门的合法性审查吧。

小把戏去冲浪|战后德国男性,如何将女人与外国大兵的性塑造成“国格罪”

CDT 档案卡
标题:战后德国男性,如何将女人与外国大兵的性塑造成“国格罪”
作者:望一望
发表日期:2025.7.14
来源:小把戏去冲浪
主题归类:大连工业大学女生被开除学籍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这篇推送是正在准备中的专题的一部分,现紧(ceng)急(shang)加(re)更(du):在并不那么遥远的其他地方、其他时刻,女性性行为同样被一些人认为是有关国格的。

和去年的专题(从电影文化的角度切入法国战后对犹太大屠杀的理解)呼应,这个专题拟关注德国战后的创伤记忆、性别话语以及国族认同的重新确立。

海德·费伦巴赫(Heide Fehrenbach)是美国历史学家,任教于北伊利诺伊大学,专攻战后西德社会和文化史。她的这本《Race after Hitler: Black Occupation Children in Postwar Germany and Americ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以战后德国黑白混血儿为题材,讲的是以“反犹”为首的德国种族主义观念,看似在战后被强行修正,实则另有一条脉络可循:即战终及战后德国女性不自愿或自愿与异族产下的孩子。作者将论证:反犹罪行虽曝光于世,但战后西德国族认同中的种族排他性和第三帝国时期有连续性(故作者称之为“后于[追随]希特勒的种族”);并且,这种排他性的确立,和战后自家庭至国家的父权话语之恢复沆瀣一气。

书的第二章,集中反映了“1945年及之后,同时代的德国人如何体验并描述这种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权力关系和性关系?他们曾使用怎样的语言;又表达了怎样的含义?战败及其后果是否消除了纳粹时代的执迷:对性的种族化,以及对女性身体的管制?又或,种族和女性性态在后法西斯的德国是否仍然是社会分析和关注的核心范畴?” 我们将看到,在战争的特殊情境中(以及随后的冷战、复兴),无论是自愿选择、无奈为之还是被迫承受,女性的行为总会被另一些话语包裹,渐渐地,这套话语将如其所愿地被固定为某种“标准答案”,其间种种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其他地区近代现史上的种种情况。现整章翻译如下(注释从略)。

*瘫软不举的父国:强奸与性,以及战败的生育后果**

海德·费伦巴赫

筋疲力尽,几经周折,

我们这些德国兵,踟蹰在街道上,

脚痛难忍,内心狐疑:

我们回到家乡时,会面临什么?

最坏打算早已做好,

面前之事竟更操蛋。

德国女人,无耻至极,

与异邦人乱搞,昭然若揭……

竟还挂着蛮横的笑,

德国女人,莫不知羞?

你们玷污了我们所有——你明知如此——

你们的作为更玷污了德国女人的荣誉!

打败德国兵,叫他们耗时六年,

短短五分钟,德国女人便成了他们的囊中物!

我没有烟也没有黄油,

外国佬却有咖啡和糖。

要是他路过,提供巧克力

肤色不重要,你绝不放过!

反正祝你们玩得尽兴,

俄国人不日便找上门。

从今往后,你们受命于此:

没有男人再会尊重你们!

——1945年慕尼黑街头海报

如果说行事得合法,那么今天除了和德国姑娘结婚,你可以和她做任何事。

——《新闻周刊》,1947年

军事失败往往引发社会瓦解和意识形态重估,这一过程是痛苦的。据当时的论述,在1945年的德国,战败和被占领对德国男性而言,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方面莫过于他们迅速丧失了社会特权和性特权。德国男人曾声称自己有权独占德国白种女人的身体,这种主张而后遭到外国军队的彻底挑战。

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曾令这种说法具有法律权威。第三帝国时期颁布过一系列法令,“雅利安”德国妇女——即那些被认为在种族和优生学意义上“有价值”的妇女,其职责被规定为:繁衍并养育有种族优越性的德意志人民[Volk],按当时的法令,她们在社会交往和性交往的选择上,仅限于雅利安男性伴侣。雅利安德国妇女与“外族”男子之间的关系不仅被严令禁止,且面临严厉制裁,无论后者是犹太人、波兰人还是苏联人(——此番列举仅因为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德意志帝国境内数以百万计的强制劳工、战俘中最突出、最受人憎恶的群体)。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纳粹时期的法律对德国男性并没有类似限制。相反,由于男性的活力和军队的英勇曾被认定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性欲的满足感”,德国军方的领导层不仅为他们手下的男性提供妓院,还经常对德国士兵所犯下的强奸事件视而不见——尤其是东线战场上德军对犹太妇女和斯拉夫妇女的强奸,这些女性因种族原因被认为本质上缺乏价值或名誉。在12年的统治期间,国家社会主义打造了一种基于“彻底种族化的性”的文化,雅利安妇女的身体在这种文化中受到严格的管制,而非雅利安妇女的身体则明确地(且通常是暴力地或恶毒地)受剥削。无论哪一种情况,妇女的性态都因国家目的而被工具化,为的是使这个一心想要建立强大且种族纯正的政权能够统治欧洲大陆。

因此,随着获得德国妇女身体的限制被解除(尽管这种放开有时是强制的)、也随着她们被准许有更广泛的性伴侣供选择,1945年的军事失败非常重要地代表着一处彻底的断裂,即与纳粹为规范德国人的性与生育行为之故而设立的规定和法令有所断绝。然而,在这些问题上(尤其还考虑到种族)——战败与占领对大众感知、公共话语和社会政策所产生过怎样的意识形态影响——并非是一目了然的。1945年及之后,同时代的德国人如何体验并描述这种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权力关系和性关系?他们曾使用怎样的语言;又表达了怎样的含义?战败及其后果是否消除了纳粹时代的执迷:对性的种族化,以及对女性身体的管制?又或者,种族和女性性态在后法西斯的德国是否仍然是社会分析和关注的核心范畴?

本章及接下来的章节是初步的尝试,旨在勾勒出公共话语、国家神话和社会政策中,种族、女性的性和生育的问题是如何被提出的,在胜利的外国军队迫使下,当时的德国人不得不从国家社会主义过渡到民主语境中去。在纳粹政权建构雅利安民族的计划失败后,德国人为应对并重构种族和性的意识形态,做出了并不均衡的努力,通过关注这些作为,本书章节尤其重点探讨了1945年后意识形态转型的艰难过程。为的是将纳粹种族国家的承继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进程来探究。

外国军队、女性身体及德国男子气概的危机

占领初期的危机岁月常被称作“女性时刻”(hour of women),那是因为战败后巨量的生产和再生产工作都是由妇女承担的。这一时期的德国男性可以说是缺席的或缺少公共形象的,他们要么在战争中阵亡或失踪、要么被关押在战俘营中、要么有身体或精神上的残障、要么在情感上筋疲力尽、要么因健康状况不佳或此前的政治忠诚而失业。战后初期,由于人口、社会的原因和象征层面的需要,妇女在公共场合的在场感很强。据1946年的战后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德国男女比例为100∶126;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前首都柏林,男女比例更加失衡。更令当时之人担忧的是,据官方估计,在生育积极的“适婚”年龄人群中,男女比例为1,000∶2,242 。即便将预计被释放归来的德国战俘人数也包括在内,人口普查官员仍预计将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妇女”无望寻得配偶。这种两性间的不平衡引发了人们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在公共和私人话语中,德国战败被广泛地与男子气概的退化相提并论,正如当时无数故事的主题所显示的:丈夫失踪,家庭失去父亲,蒙羞的丈夫无法工作、赚钱或发挥作用——无论是在职业上的、社会上的还是在性方面的作用。

尽管此类说法比比皆是,但对其特征的描述并不十分准确。战后德国的公共生活仍保留了男子气概的面向,占领军中无处不在的军装男子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男女,所有德国人都要服从得胜的、男性化的盟军军管政府。这正是问题所在。问题并不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日常生活中男子气概的大规模衰退、甚至女性化,而在于足够的德国男性权威缺失并且相应地显示出女性自主性的增强。德国男性权威的缺失在以下两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公开的公共政治领域,以及在那个住房严重短缺的时期,并不那么私密的家庭领域。至少在一开始,这两个领域中两性之间不可能随时恢复曾经规范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在战败和被占领之后,德国男人失去了其作为保护者(protectors)、供养者(providers)甚至生育者(procreators)(——至少在短时间内看起来是如此)的地位:这三个“P” 曾在传统上定义并证明了他们的男子气概。

1945年占领军的进驻不仅使得本土男性气概在政治、社会和性方面被取代。还结束了德国女性的一个特别时期:在此前的十年中,她们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是按雅利安人的排他性被限定的。毕竟,1945年后回到德国的,不仅仅有此前他们的国家敌人,还有他们公开宣称的种族敌人:黑人、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所谓的“亚洲人”,这些人曾作为非德国国民在盟军中服役,或作为奴工、战俘或集中营囚犯被解放出来,他们也是纳粹政权宣称的劣等群体(minderwertig)之代表,且被标记为隔离、绝育和谋杀的对象。对德国妇女来说,这导致第三帝国雅利安化的性——它是限制性的、由国家授权的——让位于对社会关系和性伴侣的更广泛选择。

然而,“解放者与被解放者”之间的性接触并非都是自主可选的,1945年春夏高频发生的强奸案足以表明这一点。面对着盟军士兵——他们四处对德国妇女实施暴力的性侵犯,德国男性的无能立即且创伤性地被暴露出来。在描述自己被盟军士兵强奸的日记和后续的口述史中,德国妇女反复提到德国男人顺从或怯懦的行为,还提到他们明显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女性施以援手,在一些情况中是因为他们优先考虑自身的安危。1945年春,一位柏林妇女记录了传统性别规范的瓦解,她注意到,只有在苏联军队撤出以后,德国男人才真正开始表现得“像男人一样——或者说以过去人们说的‘像男人一样’的方式——行事”。“现在,”她补充道,“我们得找一个更好的词,让我们即使在这么糟糕的条件下仍能使用它。”

尽管妇女们承认,强奸给她们带来了身心的痛苦,但她们往往也并不认为那和她们当时所遭受的其他一连串苦难有什么不同——包括轰炸、饥饿、住房短缺、承受在战时条件下照顾孩子的压力、以及令人崩溃的恐惧。不过,强奸在一个地方被妇女认为是和其他战时经历有所区别的:她们通常都不愿意将自己遇袭的情况告诉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而那些确实这么做了的妇女,则说那将夫妻间的“一切都改变了”,或者是在一次谈话之后,就再没提起过。有一位妇女回忆说,当她想把被强奸的事情告诉丈夫(那是一位刚刚归国的战俘,她形容他是“一个崩溃的男人……彻底萎靡的人”)的时候,还没等她说完,他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曝露强奸的细节、甚至只是曝露其事实,都可能导致情感疏远、分居或离异,或者像最极端的例子,有女性因此被杀害——她们的丈夫或父亲为了消除自己、个人或家庭受损的名誉而残杀受害者被玷污的身体。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丈夫(和一些父亲)更倾向于将强奸解释为对个人严重的公开羞辱、解释为妇女羞耻行径的标志。因此,通常情况下,妇女只好私下处理自己的创伤,同时她们不得不与他人孤立,甚至是与她们最亲密的人。出于这种别无选择,妇女的反应往往是将这种经历推至记忆的边缘,或将其从自己生活的叙述中删除或最小化处理。

德国人对强奸的反应与妇女对自己被强奸的反应有所不同,作为整体的“德国人”并没有对此保持沉默。如果说许多德国丈夫将妻子被强奸“体验”为某种严重的个人侮辱,以至于他们拒绝加以谈论,那么其他德国人则公开指责对德国妇女的强奸:这既是对全民族的羞辱,也是对性的羞辱。结果,强奸(尤其是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的强奸)成为战后西德国家认同的核心,并在20世纪50年代顺畅地转化为西德国家的建国神话之一。随着冷战的爆发,西德也出现“亚洲”红军士兵大规模强奸女性的风格化叙事,这助推了德意志民族(——形式上是西德自诩为其“合法”继承者)的重塑,它被重塑为野蛮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辜受害者。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战后家庭和性别角色之重组”的公共政策辩论中,西德所有主要政党的政治辞令都包含各种“反共又反亚洲的情绪”。正如史学家罗伯特·莫勒(Robert Moeller)所言,“东方这个说法变得极具弹性,其指涉从分隔两德的边界可一直延伸至日本海”,这一称谓也可以是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这一敌对领土的不精确简称。类似地,“亚洲人”和“蒙古人”这两个词在冷战初期的数十年间一直被用作强烈的蔑称,当与西德和更宽泛的西方基督教社会相比时,便可以激起某种臆测出来的苏联社会的种族劣根性和文化落后性。这些轻蔑的特征描述随后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初期主流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并通过其总理而受到认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曾慷慨激昂地号召他的西德同胞为所有“看似对生命有价值的东西”而战,抵御苏联这个“亚洲凶险势力”的侵袭。战后,对“亚洲人”和“蒙古人”的情绪化谴责继续在体面的反共政治权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这种谴责也助力形成西德特有的政治与文化认同。1945年之前就存在的部分德国种族想象(——或不如说,种族妖魔化)并未中断,而是因50年代冷战的如火如荼而得重建与加强。

反共主义既助长了这些故事,也反过来受到这些故事的助长,这些故事有关苏联被性化的野蛮。其原因在于,在战后西德的社会和历史编纂中,德国“女人被侵犯的身体具有巨大的情感和象征价值”。通过与斯大林主义苏联的暴行对比,将德国国家的暴行相对化,这一对德国妇女的聚焦实则助力了对这一问题的巧妙掩盖: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罪行负有的广泛责任。苏联士兵的大规模强奸和残杀被解释为德国国防军在战争的最后几周仍与红军顽抗的原因。按此逻辑,东线的德国士兵并非笃信纳粹意识形态的希特勒斗士,而是一群绝望的丈夫、父兄、儿子,他们想保护的是自己的女人和家庭,乃至是保护“基督教西方”,免遭野蛮敌人的残酷报复。

这种解释中的真理内核(kernel of truth)已多到足以让战后的德国人信以为真了。苏联军队在入侵扩张后的德意志帝国及其首都时,确实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奸和谋杀,复仇似乎是他们行为的重大动机。此外,德国妇女回顾性的证词表明,她们也预料到苏联军队会对她们施暴。虽说这种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纳粹的宣传鼓动起来的——这种宣传意在激励德国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积极抵抗入侵者,但这预期也同样基于她们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或通过各路消息的察觉——关于己方德国军队在东线对战斗人员和平民施行的凶残战时行为,这些行为发生在苏军的进攻之前,而且很可能是苏军进攻的依据。然而,人们此前却很少关注这一更大的史学背景,在战后最初的数十年中,就此话题的公共讨论始终寂然无声。

东德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辞令中则没有提及布尔什维克的野蛮行径,这倒是可以想见,毕竟苏联是其赞助国。尽管东德民众受到苏联解放军大规模强奸的影响其实是最大的,并且由此产生的怨恨显然助长了东德民众强烈的反苏态度,但此影响也只是停留在街头层面,或只发生在早期的选举中——其结果对苏联支持的德国共产党(即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不利。1949年初“苏德友好协会”在柏林举行了“关于俄国人和我们”的主题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有许多人参与,有关强奸的议题在会上被公众试探性地提出,此后,东德官员意识到强奸是一个棘手的政治议题,只会有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利益,他们便封锁了公开讨论这一问题的可能。在1949年10月东德正式建国前的几个月,苏联军队的强奸行径在东德被列为禁忌话题,并在未来四十年里贯彻始终。对于西德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及其种族化的化身(亚洲兵或蒙古兵)在1945年德国分裂前后都未曾改变。一位在1945年被强奸的德国妇女多年后在访谈中回忆道:“当时我怕极了蒙古人。[纳粹的]宣传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以为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是野兽,他们残暴、兽性、毫无自制力。

这一形象在西德不曾遭受质疑,且在战后官方话语和所谓客观的史学研究中得到印证。20世纪50年代初,在联邦政府资助下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口述史项目,联邦被驱逐者事务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riebene)以《奥得河—尼塞河线以东地区德国人口的驱逐》(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 Population from the Regions East of the Oder-Neisse)为题在随后的十年间出版了这套史料集,在这个项目中,历史学家们将1945年春苏军的大规模强奸解释为“基于与欧洲观念格格不入的品行和心智……亚洲血统的苏联士兵行为中的这种野蛮和缺乏克制,表明亚洲心智的某些面向从根本上助长了这些暴行。”

这套“超4300页稠密排版的”、包含11000份的“饱含经验的报告”,随后被存放在新成立的西德联邦档案馆中,成为官方国家史和民间战争观的重要基础资料,罗伯特·莫勒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然而与后来出版的历史有所不同,在这些史料中“有大量妇女的声音”,德国女性被强奸的恐怖故事在其中随处可见,受害者“年龄从九岁到九十岁不等”。关于此事的讨论最核心的是:西德官方、西德的学术文化,连同其大众记忆和民间见证,都将苏联军队视为国家上民族上的异类。这些强奸是按种族词汇被记录和记忆的。

作为西德国家神话的种族化强奸

尽管受种族话语影响的苏联红军强奸故事在战后西德的国家神话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但若是不考虑其东德兄弟的话,文章此处回溯性的关注焦点就显然是短视的、也显然受到冷战观的过度决定。如果有人就强奸的社会经验和神话,到柏林和前德意志帝国东部(——迄今为止主导了历史讨论的区域)以外的地区进行一番考察,便会发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在德国南部,即美法两国占领区,曾流传着关于黑人军队对德国妇女施暴的恐怖故事,那些黑人军队既有来自法属殖民地的,也有少部分是非裔美国人。

二战结束后,德国对黑人军队的态度,受到此前德国对一战后法占莱茵兰反应的影响,当时的占领军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和印度支那的殖民地部队。1918年的情况与1945年的类似,军事失败之后是占领。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男子气概被认为受到了严重削弱,性关系和生育的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被强化。非白人军队的存在在德国(及其他国家)引发了轩然大波,他们被谴责是法国蓄意破坏德国种族纯洁性、文化传统和民族自豪感的策略。德国的小册子作者和媒体利用了当时欧美普遍存在的种族刻板印象,将这群士兵描绘成一群性欲旺盛、患有梅毒的黑色野兽,他们意在强奸、折磨或杀害德国妇女、女孩和男孩。尽管有证据表明,关于强奸泛滥的指控是完全靠不住的,且德国白人妇女与法属殖民地军队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选择而非单方面的胁迫,但关于占领的暴力性质的感知却始终存在,并在形成(使德国受害者化的)义愤国族叙事中有突出的体现,而对德国之清白进行女性化和幼态化,又极大地助长了这一叙事的形成。1920年,德国制宪会议几乎一致谴责对黑人军队的“滥用”,认为那是“对德国妇女儿童的可怕威胁”。此后不久,德国新教教会联合会呼吁“全世界基督徒大声疾呼,反对这些暴行”。同年,巴伐利亚造币厂发行了一枚纪念章,上面装饰着一个女人被绑在戴头盔的阳具上,并附有“黑色耻辱”(Die schwarze Schmach)字样。因此,1945年后,由外国黑人男子气概带来的民族羞辱之性别化和性刻板印象,随时准备好再次被迅速调动起来。

鉴于西方主导的冷战政治以及最终将联邦共和国与北约捆绑的国际联盟体系,随着战后岁月的消逝,美军和法军的强奸故事成为西德受害者化叙事的一个注脚。然而,如果从地区层面的纪念活动来看,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本土方言故乡史(Heimat histories),黑人法军和美军实施的暴力事件不仅有显著体现,还在全国媒体上成为焦点。整个50年代,在某些地方时间甚至更长,黑人对白人的暴力在设立“苦难民族共同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败和纳粹死亡集中营的不断曝光后,德国人一直热衷于记录和宣扬自己是这样的“苦难民族共同体”。

例如,在《十年之前,1945年4月16—17日:弗罗伊登施塔特怎会被毁》(Ten Years Ago, 16–17 April 1945: How Freudenstadt Came to Be Destroyed)一书中,汉斯·隆美尔(Hans Rommel)将战败描绘成第二次造访,他将这次战败与一战后摩洛哥法军的劫掠谋杀相比拟。在这部城镇史的最后,他列出了1945年4月那几日内被杀害的德国人名单,并简要描述了被军队掳走和杀害的德国妇女,他描述了为保护她们而丧生的德国男性。在对班贝克“最后与最初的日子”的描绘中——即战败并被美军占领前后的日子,鲁道夫·阿尔巴特(Rudolf Albart)讲了一个有关强奸的故事,据说事情是在美军进入班贝克当天发生的:“贝蒂·K.是一位工程师的妻子,那天晚上她坐在厨房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她抱着一岁半的孩子打开房门时,两名高大的黑人士兵出现在她面前,他们立即推门进入她的公寓。据贝蒂的描述,他们扑向她,强奸了她三次。在犯罪过程中,她父亲被强行束缚并最终被枪杀。这位父亲当场死亡。在做完这可怕的行径之后,两个黑人才离开他们泄愤的现场,留下一个死去的男人和一个受辱的女人。”这段叙述的典型之处在于,有色人种士兵的强奸行为既被表征为德国妇女的受害——对她的描绘是母性的而非性欲的,也被表征为德国男子(更确切地说,是德国父亲)的受害——这是一个无实质内容的非有效形象。这种双重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在叙事层面上将这两样东西联系在一起:针对女性的种族玷污和性玷污,与本土男子气概和父权制的被取代乃至其最终的消逝。

在此需要说明两点。首先,在战后苏联及黑人军队的强奸故事中,占重要地位的受害女性被编码为国籍为德国之人,同时也被归属为这一民族身份。因此,举例来说,虽然苏联士兵在西进德国实施强奸的过程中,并不总是区分受优待的雅利安妇女和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妇女,但西德的编年史家在表现苏联军队大规模强奸的时候,却几乎肯定会这么加以区分。这就导致,尽管犹太妇女和其他被驱逐者也遭受了“其解放者的强奸和性侵”,但此种种族化的暴力形式并未载入战后德国史的编年史料之中。西德的历史学家、媒体和国家始终没有对这类情况进行记录和纪念。那么,被描绘成值得公众同情和认可的受害者也只是受到实际强奸影响的一部分人而已。在西德历史话语和纪念话语中的女性受害者,她们被讲述的方式因此与其说是归功于文化和民族多样性的观念,不如说要归功于其同质性观念,且该方式也是助长这一观念的。她是白种、非犹太人的德国人,暗中具现着雅利安人的民族–种族理想。

第二点则在于对种族化强奸的持续关注,尽管如犯罪报告所示,事实上盟军白人士兵和德国白人男子都实施了强奸。1945年年中较短的一段时期内,一些德国男性在街上游荡,并询问德国女性:她们能否“让他们干一点坏事”。几乎没有统计证据能表明非白人士兵实施的强奸在数量上高于白人实施的强奸,除非无视个人的实际民族背景,把所有苏联士兵实施的强奸也一律按其他种族实施的强奸处理。因此,对强奸之种族维度的关注与其说是源于事件的普遍性,不如说是源于对事件的感知。例如斯图加特的统计数据显示,警方根据国籍和种族或根据两者的混合来对犯罪者进行分类。比如说,警方按“法国白人”“美国白人”和“有色(farbige)美国人”将强奸案列成表格,但同时无差别地将“俄国人”(尽管他们来自苏联不同地区)和“法属殖民地军”(可能是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或印度支那人)归为两类。由此出现了三个种族化范畴:“美国有色人”“法属殖民地人”和“俄国人”。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第一类人,即美国人才有明确的种族区分,哪怕只是基于简单的白人/有色人种二分法。其他两类,即法属殖民地人和俄国人本身就是对其种族的称呼,他们显然是很不严密的。这些范畴既源自受害者对施害者的描述,也反过来帮助构建了受害者对施害者的描述。鉴于个别施害士兵往往不会被逮捕,因此出于行政管理目的对犯罪者进行辨别的工作,就取决于妇女对物理和文化标记的“识别”能力,如外表、举止、所穿制服或所说的语言。视觉和听觉线索就变得有更高地位;为了登记,“种族”须得是某种可见或可听的东西。所以尽管许多妇女可以大致辨别国别制服、不同的欧洲语言和“有色的”皮肤(从而辨别出“斯拉夫人”“蒙古人”“摩洛哥人”或“黑人”的通行标志),但她们其实是很难通过这种方法在敌军中辨识出纳粹时期的最高种族“异类”的,也即犹太人。因此,1945年春,“犹太性”几乎立刻从有关“德国妇女之强奸、堕胎、性与生育”的民间和官方讨论中消失了。而事关性与生育政策的种族问题讨论,也缩减为对“亚洲”俄罗斯人和黑人的关注。

这些范畴因此传递出重要信息,既说明受害者是如何“解读”并报告施害者的种族和国籍归属的,也说明警方官僚是如何处理并记录种族问题的。这些范畴还提供了一些线索,说明早在战败前后,种族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是如何隐隐被部署和重新定义的。

在接下来关于堕胎的讨论中,我们将清楚看到,在对强奸进行描述的过程中,妇女在向警察和医疗当局呈现某些信息和图像方面有着重要的个人投注。对强奸进行报告的行为违背了有关种族的共同文化知识,而妇女也学会运用那种被文化编码了的速记式描述来博得同情并期望得到医疗干预。作为社会进程和社会政策,军事失败既代表着种族化的性取代了雅利安化的性,同时也被这种性的取代所代表。不过在1945年之后,与之前十年不同的是,这种种族化的性并不涉及犹太人。

堕胎,作为早期占领时期的种族优生学

在德国父权制和自尊心被削弱的时期,德国本土的政府官员以紧急社会政策条款来应对盟军士兵造成的强奸事件。自1945年春天开始,德国官员试图通过暂时放宽“第218条”,即刑法典中禁止堕胎的条款,来消除占领带来的生殖后果。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曾出现过由国家支持的“强制生育鼓励”政策,即严格限制雅利安妇女的堕胎,除非她们有严重的医疗问题,亦或除非她们因与“种族异类”发生性关系而怀孕,否则她们是(在死刑的威胁下)被禁止进行终止妊娠的。与针对雅利安德国人的强制生育鼓励政策相辅相成的,是针对优生学意义上不受欢迎的居民的强制生育控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被认为是非雅利安的、不合群的、身心有缺陷的妇女,她们的被迫堕胎是常规的,随后还须进行强制绝育。在战争后期,帝国官员则“开始大规模组织‘无价值’胎儿的堕胎”。

1945年的头几个月里,面对苏联的入侵和即将来临的战败,堕胎政策有所扩大,不受雅利安德国人欢迎的怀孕也被囊括进去。不过,对雅利安妇女堕胎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放宽,国家社会主义将其仅限于强奸的情形,这也是出于对德意志民族种族污染的持续担忧。在放宽堕胎政策时,德国官员特别针对敌军士兵实施的异族强奸行为。1945年3月初,帝国内政部发布了一项法令,向医生、卫生局和医院下达了加快“斯拉夫人蒙古胎儿”堕胎的详细指示。在那个春季,巴伐利亚州政府也紧随其后,发布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明确鼓励在涉及“有色人种”部队的强奸案中施行堕胎。此外,来自奥格斯堡的证据表明,在战败后的几个月里,州级和市政当局对堕胎的批准继续参照着这些命令。因此,虽然强制堕胎和绝育在1945年5月因纳粹法律的废除而停止,但选择性堕胎却在1945年的头几个月里仍然进行着,且在那一年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虽然并非所有的堕胎都是为了应对被发现的种族异类强奸,但大多数确实如此,对种族优生学的承诺继续影响着战败后的堕胎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德国地方和州级当局得在没有盟军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不得不自行处理妇女健康和医疗问题。鉴于盟军需要建立秩序、解除纳粹官员的武装并将其监禁、确保或重建通信、公用事业和食品供应、控制传染病等,所以他们很少关注地方上有关堕胎的举措。虽然盟军管制委员会废除了纳粹刑法,但1933年的《遗传病病患后代防止法》及对异族交融的死刑刑罚是直到1945年11月底才正式废除的。此外,盟军也未能就如何处理堕胎法得出明确结论,即使在1946年末对此进行了首次讨论后也没有改观。

因此,直到1946年,堕胎在整个德国的法律地位都是晦暗不明的,这使得州和地方的医疗卫生官员在解释和执行这一公共政策时有很大的自由度。其实有迹象表明,巴伐利亚州政府官员在国家法律悬而未决时以自己的秘密法令来应对堕胎。1945年6月初,松特霍芬市市长在给各区官员和医生的备忘录中称:

德国妇女被摩洛哥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男性)强奸的案例成倍增加。

根据迄今为止的德国法律,唯有出于优生学的原因终止妊娠才被允许。由于这些迹象都曾与种族有关,因此这一法律标准似乎已经过时。在今天,堕胎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昨天,州卫生局局长贝尔特拉姆博士告诉我,巴伐利亚州政府(Landesregierung)发布了一项秘密法令,根据该法令,在被有色人种部队(farbige Truppen)强奸的情况下,可以终止妊娠。这份密令一经下达,就由州卫生局还给了区长官。这份文件已被销毁……

战败后以及之后的一年里,地方卫生官员(参照着[已被叫停的]纳粹时期法律或临时法令)继续了战时后期的做法,允许为提供宣誓证词的德国妇女进行堕胎,这些证词详细描述了被敌军士兵“强行”强奸的情况。

堕胎申请遵循特定的模式:妇女在陈述中描述强奸的“舞台背景”——重点在于袭击是在何地发生,她们又是如何来到袭击所发生的地点的,或者,如果发生在家里,袭击者是如何或为什么会进入的。如果被认为是非白人,通过女性使用的“Russen”(俄国人)、“Marrokaner”(摩洛哥人)或“Neger”(黑人)等带有文化色彩的速记词,袭击者会被立即从种族差异的角度被辨别出来。受害者随后会描述袭击者使用了压倒性的武力——重点在于袭击者的体型、体重和力量,或佩戴有武器——以及使她愣住的恐惧、对孩子(如果有的话)安危的担忧,以及她疯狂但失败的身体抵抗尝试。在某些情况下,证词的篇幅超过一页纸,并包含丰富的窥淫式细节。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证词则简短敷衍,没有对袭击过程进行逐一描述。  

然而在讲述她们被强奸的故事时,所有女性似乎都很关注她们是如何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她们典型地将自己与家庭和家人联系在一起,以强调自己作为(妻子的或母性的)角色和忠诚:她们的证词含蓄地表达着,她们是善良得体的德国女性。这种叙事策略是非常谨小慎微的。因为除了上报强奸的受害者证词之外,官员们还要求证人或知情者提供支持性的陈述,他们显然不仅要描述事件经过(如果他们对事件有第一手了解的话),还要描述受害者在社区中的声誉和地位。在一起没有目击证人的案件中,由当地市长为涉案妇女的良好声誉做了保证。所有这些材料将由一个包含三名医生(最好是妇科医生)的委员会审查,如有可能,委员会还将包括当地卫生局(Gesundheitsamt)的主任医师。他们将共同(且通常在德国警方的协助下)决定是否真的发生了上报的强奸、以及是否批准堕胎申请。

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巴登州和符腾堡州,这些地方的官员们在整个1945年里一直都在考虑堕胎的法律地位和批准标准。巴伐利亚州内政部分别于6月、8月和11月,三次向地方当局发出备忘录,规定了在强奸情况下批准堕胎的硬性标准。根据这些指令,只有经医生证明伴有严重医疗问题的情况下才允许堕胎。

巴伐利亚官员在坚持严重的医疗征候的同时,从1945年春开始便修改了他们的非正式立场,随后便宣布在强奸案中不能纯粹以优生为由批准堕胎。然而,在正式放弃以优生原则作为堕胎理由的同时,他们却率先通过对什么是医疗必要性做出了更宽泛的解释,非正式地允许优生做法的继续存在。根据巴伐利亚内政部的说法,除身体上的疾病外,“如果强奸及其后果可能导致严重的情感或心理伤害,尤其是当担心这种伤害可能伴随或延续至分娩时,那么对健康的严重危害也尤其会出现”。巴伐利亚官员的这种解释并非孤例。到1946年1月,位于图宾根市的符腾堡–巴登州司法部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采纳了类似的条款,并将其分发给整个州的检察官和法院。这些“准法律决定”导致的实际结果是,在1945年和1946年初,至少在强奸案中,“异族交融”继续被视为终止妊娠的理由。

在堕胎申请中,妇女强调了跨种族强奸和怀孕对她们自身心理健康和家庭幸福的不利影响。她们还提到了种族主义规范所产生的力量,那是既通过外部社会压力施行、亦通过内在价值观施行的。虽然不应轻视强奸造成的创伤,但妇女们在证词中确实更多地关注于种族厌恶的问题:“作为一名母亲与妻子,我正经受着这起事件带来的可怕的精神痛苦”,一位36岁的妇女称被一名摩洛哥人强奸,她曾如此写道。一位31岁的单身母亲指出:“当我想到我将把一个摩洛哥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时,就会在精神上影响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接受这次怀孕,因为我拒绝怀上并养育黑人的孩子,”一位20岁的女人说,“最重要的是,我盼着我的未婚夫能回来,尤其因为他病了,他一瘸一拐的,腿冻伤了,还患有坐骨神经痛,所以他不应该留在敌人手里。”“不,我不能生一个黑人的孩子到这个世上,”另一个女人坚持说,“我已经觉得自己因此在道德上被看轻了。如果我生出黑人混血的孩子,以后会怎样呢?作为一名德国母亲,我会觉得自己完全被否决了。”

德国官员通常认为,只要他们对该妇女的真诚或贞操没有严重怀疑,这样的论据就是有说服力的。在上文提到的那位36岁母亲的案件中,区长官指出:“我们必须小心,因为事件发生在只有摩洛哥人栖居的森林里,而且即使她有可能感染性病,她也没有把事情告诉她的丈夫。”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她的故事细节和她保持沉默的原因”——即一个生病的、易激动的丈夫——是令人信服的。他总结并批准了此次堕胎:“如果她真的被一个摩洛哥人强奸了(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无法推翻),那么精神上的伤害也必然存在。”

令人震惊的是,上报自己被白人士兵强奸的妇女似乎面临着更多官方的怀疑。例如,一位33岁、有三个孩子的寡居母亲称,她在某妇女之家(Frauenhaus)的洗衣房里遭到一名法国白人士兵——“kein Marokkaner”(非摩洛哥人)——的强奸。她发现尖叫或向法国当局报案都无济于事,于是便寻求堕胎。有关官员怀疑这是否是真正的强奸,并推测“如果她尖叫,本可以得到帮助。也许他便会放弃。”但在黑人对白人的强奸案和白人对白人的强奸案之间,最能说明问题的区别是他从医学角度做出的评估,他这样写道:“如果她生下孩子,是否会出现身体或情感问题,这一点值得怀疑。”为此,以及其他上报被法国和美国白人占领军士兵强奸的案件,她们的堕胎申请都被拒绝了。

因此,无论是在妇女说明强奸的情形和结果时,还是在医务人员批准堕胎时,“Rassenschande”或种族污染的观念始终存在。在占领初期,谴责异族交融的共同文化预设为堕胎的语言和社会政策提供了依据。

尽管如此,盟军的胜利确实要求德国在占领的第一年内在正当性方面做出一些微妙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堕掉德国白人母亲胎儿的论据,并非基于所生后代天生之低劣之种族主义论据,而是基于生育和抚养“Mischlings kind”或杂种小孩,加诸于德国妇女身上的可预期负面影响。在将诊断重点从后代转向母亲的过程中,德国官员和堕胎申请者预见到了战后社会政策在言论修辞和理论依据上的重要发展:即从强调种族生物学过渡到种族差异心理学。

限制堕胎和女性性自主

自1946年初起,随着堕胎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围绕妇女之“清白”的议题讨论迅速升温。要是她的声誉或故事细节有可疑之处,堕胎就会被拒绝。医疗审查委员会、地方和州政府官员以及基督教神职人员很快就开始担心:妇女与占领军士兵随意且合意地发生性关系,她们正依靠政府批准的堕胎,来摆脱这种性关系所带来的意外后果。他们忧惧堕胎的可行会鼓励狡猾的德国女人沉湎于自己的淫乱嗜好,并在事后滥用堕胎,将其作为一种由国家资助的节育措施。在巴伐利亚这一忧惧频频有所表达,1947年,福音派教会领导层发表了一份反对堕胎的意见书,其反对的主张甚至囊括强奸案的情况,其部分理由是无法确切证明性关系不是在双方合意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一点上,福音派教会重申了巴伐利亚内政部自1945年末起声明的立场,即“实际或上报的强奸本身,并不能作为终止妊娠的理由”,内政部还对医生予以了警告,若后者仅以此为标准进行堕胎可能会面临惩罚的风险。在被占领的第一年中,对妇女行为监管的关注与对解决国家和种族玷污问题的关注,两者之间于是有所相互竞争。

而很典型的情况是,当推定的肇事者是白人时,妇女的动机就会受到怀疑,她们的堕胎请求也就会遭到拒绝。在涉及有色人种士兵的情况下,申请仍会得到批准,理由是申请者无可辩驳地声称继续妊娠将会给妇女带来无法忍受的心理或情感痛苦,而且并非不重要的是,这还会给她的丈夫或未婚夫带来相应的痛苦,面对如此严重的性侮辱和社会侮辱,他恐怕是无法保持平静的。在占领初期,对黑人男性“性掠夺”的种族刻板印象使女性申请者占了上风。然而在战败后的几个月内,病理学意义上淫乱和物质崇拜的“Negerliebchen”或“黑鬼情人”的形象开始传播并流传开来。

“黑鬼情人”与占领区黑人儿童

如果第一个说法有关伴有特定条件的受害者化民族叙事,也有关战后初期以受异国异族侵犯的德国白人妇女为核心的社会政策,那么第二个说法聚焦的则是非强迫的性亲善女(willing sexual fraternizer )。在话语和表征层面,受害者和亲善者之间的区别是最显而易见的。而在社会交互层面,情况则较为发散。来自街头的证据表明,公众对强奸受害者的感受并不总是同情的。妇女提出的强奸指控,即使是发生在社区内部的“群体强奸”,也会招致怀疑和嘲笑。一位来自巴登州西南部一个小村庄的妇女就是如此,她在申请堕胎时解释说,她没有向警察报告自己被“摩洛哥士兵”强奸,因为当她去报告时,她看到其他受害妇女聚集在一起进行投诉,却遭到围观者的无礼嘲笑。与德国宗教和国家领导人一样,普通德国人也对不被驯服的女性性态表现出了严重的怀疑态度。  

到1946年初,随着强奸和合法堕胎事件的减少,第一批“占领区儿童”出生了。结果就是,公众的注意力和社会政策,越来越多地从关注强制性行为,转向了关注西部地区男性占领者与当地妇女之间的合意性行为。来自德国南部的证据表明,除了选择性地与美国占领军发生关系外,德国妇女还选择法国占领军士兵作为情人——包括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士兵,她们为他们生儿育女,有时还与他们结婚并移居国外。跨多国的、多民族的盟军部队与德国妇女之间的关系和生育,有关这个主题方方面面的社会历史仍有待书写。尽管如此,在讨论和处理异性合意性行为时,美国士兵还是引来了德国人大部分的注意和攻击。

从1945年中期到1946年,美国占领区经历了一场“反亲善分子”行动,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这场行动由德国男性、尤其是归国德国士兵针对美国士兵及其德国女友发起的。虽然事件发生率很低(不多于每10万人中有5人、甚至更少),但这一行动攻击的目标和象征意义却非常重大。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德国袭击者对美国士兵实施了阉割。这是一种罕见做法,仅有三名受害者,然而这显然是对美国男子气概的性特权(或许也是政治特权)的挑战,既是物理意义的、也是象征意义的。更常见的情况是,冒犯众人的妇女成为了攻击的目标。第一起受到审理的案件是海德堡一名20岁的前德国士兵袭击了一名年轻德国妇女,后者被看到与美国大兵在一起(——是根据肤色判断出的),前者则试图用小剪刀剪掉她的头发。到了1946年,与(无论肤色如何的)美国大兵亲近的女性都会受到骚扰,并遭到愤怒同胞的剃头或殴打,纳粹时期有被控犯有“种族污染”罪(Rassenschande)的德国女性,对她们的普遍惩罚与前者如出一辙。不过战后的形势也鼓励了新词汇的发明,这些触怒众人的女性被斥为“巧克力猪”(Schokoladensau)、“巧克力妓女”(Schokoladenhure)、“亚米逊区”(Amizonen,对“American zone”和“Amazon”的文字游戏)、“米国妓”(Amihuren)或“黑鬼情人”(Negerliebchen),最后这个说法很可能是从白人大兵那里借来的蔑称。

针对女性亲善者的身体和言语攻击还伴随公开谴责。1946年期间,德国街头出现了一些匿名海报,上面向妇女和广大德国公众发话:“六年来,德国士兵英勇抵抗。德国妇女连一块巧克力都无法抗拒。莫非你们中有谁的亲人没死在前线或空袭中吗?”斯图加特新教高级合议会的一封通函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函中谴责德国妇女和女孩“在放荡的行为中贬低自己……她们忘记了周身成千上万的坟墓……她们忘记了仍被囚禁或杳无踪迹的丈夫、兄弟、儿子和男友。她们忘记了成千上万的战争伤员。她们忘记了整个祖国的苦难。她们的行为是对回国将士的侮辱,也是对全体民众的搅扰。”德国妇女与占领军士兵的亲密关系被广泛地定性为:对德国男性之为国捐躯和缅怀的玷污,对德意志父国的去神圣化——在某些情况下,更简直就是诋毁。与有色人种占领军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成为公众尤其谴责的对象。例如,1946年1月的一份美国情报报告指出,在维尔茨堡以西的一个小镇上,有六名女孩因为与黑人大兵发生关系而被剃头和殴打,之后被送进了医院,还有一名女孩被当地警察关进监狱,因为他们怀疑她“怀了黑人兵的孩子”。报告总结道:“该地区平民的谈话表明,反黑人主义已经取代了反犹太主义,成为德国种族优越感的一种表现形式。”。

德国妇女和美国黑人士兵之间的性关系不仅招来谴责,还引发了德美官员并不寻常的共识。在军事占领的那几年里,美国情报部门的备忘录和德国警方的报告都重点关注了这种跨种族关系,这催生出一种形象:黑人美国大兵和德国“婊子”结成犯罪联盟,破坏法律和秩序。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驻德美军是根据“黑白隔离”的二元种族理解组织起来的。这种社会性实践影响了官方对跨种族亲善关系的评估,这对战胜国和战败国都是一样的。

可以理解的是,考虑到他们在德国的任务目标,美国官员更愿意在公共场合淡化当前形势下美国和美军的种族关系。尽管如此,在内部行政运作中,他们始终对黑人部队的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并在研究疾病(尤其是性病)、生育和婚姻以及各种不当行为的发生比例时,将种族作为分析范畴。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军队情报部门曾指控第596军需洗衣连的一个“有色人种”排,他们占领了巴伐利亚某村庄,并恐吓当地的德国官员为“各色进口妓女”提供住宿。在对此案进行调查后,决定将该连转移到一个不那么“偏僻”的地区,“那里有足够的美国法律和秩序”——换句话说,那里的黑人部队将受到白人同胞更严密的监督。在巴伐利亚的其他案例中,美国军政府办公室(OMGUS)的报告称那里存在黑市活动、“惊人的性病感染率”以及美军口粮和衣物被偷运到德国人家的情况。在此处及其他地方,美国调查人员注意到,非裔美国人部队随时准备好保护他们的“情妇”免遭性病侵袭或逮捕,或者,如果这些妇女已被拘留,前者就准备好越狱的手段,以武力威胁使她们获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美国黑人军队无视纪律和传染病;情况并非如此。关键在于,美国官员在报告他们所担心的行为时——那些会损害驻德美军政府地位或政治目标的行为,会对士兵的种族表露出明显的兴趣,而且只有当士兵是黑人时才会如此。因此,美国官员在记录和评估非裔美国男子气概的表现时,几乎只关注其不守纪律的、性方面的或不符合军人身份的负面品质。

不消说,美国政府对待其黑人部队的例子并没有成为对德国人进行自由主义种族观念再教育的正面典范。与美国副本类似,德国官员也不赞成性方面的跨种族亲善。例如,1945 年和1946年期间的纽伦堡,德国警察盯上了一些“黑鬼俱乐部”,如“呔呵”(Tally-Ho),他们围捕俱乐部附近所有涉嫌卖淫的妇女。1945年11月,警方的突袭行动每天能抓捕多达120名的妇女。据悉,大多数妇女的年龄在17岁至30岁之间,而且虽说有些妇女是被认定为难民或流动人口,但她们大多数人都是纽伦堡本地人,“她们在黑人占领者的酒吧或军营里被逮捕”。这些女性嫌疑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后来又被送往劳改所。1945年后,劳改所继续在巴伐利亚运营,直到美国政府官员姗姗来迟,在军事占领的最后一年下令将劳改所关闭。

说到黑人大兵与德国妇女之间的关系,在当地政府报告中出现的,可不是什么将德国妇女受害者化的故事,比如那些一战后还是流传的“黑色恐怖”故事,当时一部分莱茵兰地区被法军中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塞内加尔军队占领,或者那些关于1945年春苏联军队在东部实施大规模强奸的故事。相反,1945年后,官员们编造了各种国族失序的叙事,与这样的叙事联系在一起的是:种族化的美国男子气概与本土女性无节制的性欲、犯罪欲和物质崇拜。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有许多关于美占区的德国口头传说至今仍流传,其中不乏称赞美国黑人军队比白人军队更友好、更有同情心也更慷慨,但正是这种感知——尤其大众把非裔美国士兵与黑市交易和大方送礼联系起来——首先被用来描述、而后被用来谴责与他们交往的女性。

黑人大兵于是成了美式物质崇拜和美式性爱的某种过度版本的代表,其效力(及其被恐惧的吸引力)会因种族差异而增强。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德国社会工作者询问德国妇女为何与黑人部队交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白人部队交好的妇女没有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基于552名妇女的访谈,社会工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对其中56 %的妇女来说,“物质利益是决定性的”:“对妇女本身来说,用美国罐头食品填饱肚子自然是一大诱因,此外,她们还能从有色人种男友那里获得美味佳肴、香烟、丝袜和钱财。”然而,社会工作者也发现这些诱因并非唯一的动机。在接受调查的余下44 %女性中,有27 %的人回答说,她们选择非裔美国情人是出于好感或爱,有17 %的人说她们的动机是性好奇、肉体欲望,或者“只是不想被那些已经有黑人男友的朋友比下去”。

黑人大兵与德国白人妇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受到谴责,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被视为胁迫性的——比如像后者和“摩洛哥”或苏联部队的关系那样,而是因为妇女们为了物质层面的好处、性方面的愉悦和浪漫情调而自愿地接受这种关系(尽管有关浪漫的情感“补偿”很少被当代人承认)。与他们的德国同类不同,因为美国黑人男子显然可以为贫困的德国妇女提供很多东西,而德国妇女则提供陪伴,而且往往对前者予以更多回报,所以后者才被斥为自私自利和越轨的妖妇。

对有黑人男友的女性的这种负面描述,并不能被归咎为是对婚外性行为的普遍谴责。历史学家达格玛·赫尔佐格(Dagmar Herzog)最近已指出,对20世纪40年代末的德国人来说,“非婚的异性性行为……不仅盛行,而且是合理的”。在1949年的一项调查中,60 %的德国人认为未婚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并不有违道德”。在同年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逾70 %的受访者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可取的”,尤其有52 %的受访者则认为婚前性行为对女性而言是“可取的”。当被问及自己的个人经历时,近90 %的德国男性和70 %的德国女性承认有过婚前性行为。可见对同时代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女性对伴侣的选择。

占领结束后,人们对涉及跨种族亲善妇女依然存在许多道德预设,并影响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占领区双种族混血儿“问题”的表述方式。从1945年末有第一批这样的孩子出生,到整个50年代,每一位德国时评家,哪怕是其中最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都坚持认为不应该让这群孩子为母亲的“罪孽”受苦。巴伐利亚的大量混血新生儿激怒了州政府官员,他们试图与美国军政府就这些孩子的公民身份进行谈判,但徒劳无功。最终,包括有色人种在内的所有占领区儿童都勉强获得了德国公民身份,但前提是:此前盟军军政府官员已明确表示,他们既不会受理父子关系诉讼,也不会轻易给予其部队在国外的非婚生子女公民身份。尽管有此决议,1946年至1948年间,巴伐利亚州官员仍试图拒绝为该州的混血儿母亲提供公共支持,而该州的混血儿母亲占比是最大的。在这个时期,德国人不分党派地致力于性和社会的正常化,也致力于扭转战时性别和家庭关系的混乱局面,而混血儿母亲却被视为不可饶恕的不合规范者而受到公众的指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行为被认为既破坏了(白人)德国人的父权原则,也破坏了为重建可行的战后德国男性身份和国家身份所做的本土努力。

此外,这些妇女对规范的僭越还与她们被假定的阶级和社会地位有关。她们大多数人被错误地预设为是妓女或来自“社会最底层”,因此,她们被定性为超出了德国女性气质可接受的范围。尽管当代研究表明,接受调查的600名混血儿母亲中,事实上有134人属上层阶级,有180人属中产阶级。在80 %的案例中,怀孕不是源自人们假定的一夜情,而是持续了几个月到几年关系的结果。虽然这些妇女中几乎有一半的人表示打算嫁给她们的黑人男友,但德国时评家和美国官方时评家一致认为,他们无法想象这种跨种族关系是出于双方真正的爱和欲望。结果就导致,对妇女动机的主流解释是所谓的道德或精神缺陷,她们被定性为精神受损的、不合群的人,或被描述为妓女。

值得注意的是,到1949年占领结束时,在黑人占领区儿童及其母亲相关社会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妇女实际或推定的受害者化情况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事实上,随着德国丈夫从战场和战俘营中逐渐归来,离婚和父子关系诉讼明显增多,尤其是在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期间有了新小孩的情况下。在许多此类案件中,丈夫对父子关系提出质疑,并请求免除他这方面的法律和经济责任;根据德国法律,所有没有男性监护人的孩子都将成为地方或州级青少年管理局的受监护人,因此有资格获得公共资助。

德国政府官员和社会工作者对女性与白人士兵交往的敌视态度逐渐消退,尤其是到了1948年,美国占领军士兵与美军占领区内的德国女性是可以结婚的,货币改革也承诺结束“饥饿卖淫”的状况,这被认为是战后性乱的主要动因。然而,黑人士兵与德国白人妇女之间的关系仍然被认为是对种族和国家界限的践踏,并受到普遍谴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异族通婚在当时仍很少见。人口迁徙本可能使这些批评者消停,但美国的官方政策却使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实现。

美军政策一直到1946年底都全面禁止其占领军与德国妇女结婚。即使在禁令解除后,美国军政府仍继续通过制定复杂的程序来阻止此类婚姻,而这套程序的实施对黑人申请者尤其不利。美国大兵若想与他们的德国女友结婚,必须征得其指挥官(通常是白人)的同意。准新娘则不仅要接受美国随军牧师、部队指挥官以及反纳粹反间谍官员的审查,还要接受一系列的医疗和心理检查,到那时,《新闻周刊》(Newsweek)指出:“她就不仅洁白无瑕,而且几乎被漂得一干二净了”。当然,这些要求对白人大兵来说也是极其繁琐的,所以也招致了他们的抱怨。但对于黑人申请者来说,筛选过程容易致使个别指挥官、随军牧师和医务人员出于对黑人士兵或其白人配偶的个人偏见而干预整个过程,并左右申请结果,从而使拒绝结婚申请成为定局。

统计数据很难找到。不过,1949年由一名美国博士生资助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00名非洲裔美国士兵中,有280人希望与他们的德国女友结婚,并填写了相关申请表格。其中,“110人的申请待定,57人没得到答复,91人不予批准,只有22人的申请得到批准”。到50年代初,德国社会工作者进行的一项研究描绘了一幅更加严峻的图景。在552对接受调查的跨种族夫妇中,有20 %的夫妇(即96对)申请了结婚,但实际上只有一对获得批准并最终结婚。

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美方政策导致的结果是跨国异族通婚出奇的少,这并非幸事。这预先关闭了女性亲善者移民的可能性,并使这种关系中产下的子嗣绝大多数成为“非婚生子”,从而使得占领区混血儿和他们触怒众人的母亲在德国土地上继续成为德国公民。

“父国”:**占领区儿童与德国主权的重新确立

只有在军事占领结束后,占领区的儿童(无论黑白)才成为西德官方持续调查的对象。这个时间点很能说明问题。1949年之前,美国军政府官员明令禁止德国青少年福利管理局在其区域内调查占领区儿童的数量,禁令不区分儿童种族如何,理由也非常充分。其中包括担心引起对驻外美军的道德行为的负面宣传,以及在性关系导致非婚生子女的情况下,坚决避免官方默许由此产生的德国父子关系诉讼和子女抚养诉讼。

事实上,从1945年到十年后联邦共和国获得完全的主权之前,德国妇女在法律上不可能对其子女的美国父亲提起父子关系或子女抚养费的诉讼。一方面,占领法禁止美国占领军士兵在德国民事法庭出庭。另一方面,美国各州法律要求孩子必须出生在美国,或者母亲方原告及其孩子必须居住在美国境内,这也阻碍了德国妇女在美国法院提起此类诉讼。因此,德国占领区儿童的母亲陷入了法律困境。在战后国家确立不久之后,西德政客和新闻界就开始谴责美国不负责任的家长政策和财政政策,并寻求补救的办法。

1950年,德国著名刊物《周刊》(Revue)刊登了一篇关于占领区儿童的讽刺性专题文章,标题是《明日公民寻找昔日父亲》。文章导言铿锵有力:“美国人不再需要驻德占领军,他们只需要为他们生的孩子寄来制服。”文章很快就点明了主旨:“谁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到目前为止,父国才是真正的爸爸。”

事实上,西德自1949年建国之初,就保留了所有非婚生子女及其未婚母亲的父系亲权。在接下来的20年里,在有关其非婚生子女的问题上,单身母亲在德国法庭上是没有法律地位可言的。相反,孩子及其母亲的利益由公共青少年管理局指定的男性监护人代理。因此,战后男性权威受到的威胁,可以说主要来自于德国男性个人处境,以及他们在德国女性的家庭、内心和闺房中的不确定地位。当国家权力和民法在西德重组后,父权制却毫发无损。

然而,在当时许多人的心中,这两者似乎是融合在一起的。尽管西德法律规定所有非婚生子女都有资格成为国家资助的受益者,但到了50年代初,西德政客和新闻界却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非常特定的样本上:盟军父亲的非婚生子女。1951年,社会民主党(SPD)的议员向西德联邦议院(Bundestag)请愿,要求讨论占领区儿童及其对公共财政造成的经济负担问题。保守派的新教德意志党(Deutsches Partei)的一位议员跟进这一诉求,他称这种情况“无法忍受”,并要求新近成立的德国外交部(Auswärtiges Amt)向联邦议院通报其在此问题上的任何处理情况。这一初步举措调动了国民情绪,最终赢得了包括社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CSU)、自由民主党(FDP)和德意志党在内的不同政治派别的支持。政治审议和随之而来的新闻报道促使联邦内政部对州级和地方青少年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查,以了解 1951至52年在西德出生的占领区儿童的数量,以及父子关系得到承认的情况。在为期12个月内统计的近15,000名儿童中,只有不到8 %(即1,267人)的父亲自愿声明其父子关系。

在50年代的西德,无论是《周刊》的文章,还是随后有关占领区儿童的政治事务,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美国的政策和父权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到不是因为美国官方在父子关系和子女抚养诉讼方面的立场有什么显而易见的特殊性。事实上,西德联邦和各州内政部的官员充分研究过所有同盟国的相关法律,也就是可由德国妇女代表其非婚生子女提起父子关系和子女抚养诉讼的相关法律,而他们发现就英国、法国和苏联情况而言,前景同样不容乐观。

尽管如此,新闻界和政界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人身上,原因显然有二:首先是因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西德占领区的儿童中,美国人父亲的比例较高。一旦这种统计上的比例确定下来,德国新闻界就开始用美元来进行计算。与其他同盟国相比,美国的相对富裕让德国人认为美国可能会在费用方面承担更大的财政责任。1952年初的报纸上有一篇题为《谁为占领区儿童买单?》的文章,该文章称,“据估计,德国占领区儿童的人数可达28万。如果按每个孩子每月10美元的抚养费计算,也即与德国政府提供的支出相等,那么每月应付金额将达到280万美元,每年则为3,360万美元。这笔钱在物质和心理逻辑上的投资远远好于美国如此慷慨的许多其他拨款。”西德公众似乎赞同这种观点。在美国新闻署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针对“军人父亲”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问题,71 %的西德人回答说:那么应由他们的政府支付。

然而强调美国责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使得联邦议院和社会福利机构(如德国公共和民间福利协会[Deutscher Verein für öffentliche und private Fürsorge])中的批评者得以如此声称:长期照料占领区儿童不特是“德国问题”,而是一个更大的“欧洲问题”。他们指出,自战争年代以来,驻扎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地的美军轻率地生下并遗弃数以千计的私生子,根本不关心他们的福祉和未来。到1952年1月,议院法律事务和宪法委员会(Ausschuß für Rechtswesen und Verfassungsrecht)的成员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称这“与其说是法律问题,不如说是政治和人道主义问题”。该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的方式建议西德联邦议院上诉联合国,以恢复占领区非婚生儿童的“人权”,基于占领法的规定,这些儿童目前得不到西德法律的保护。这种分析明确质疑了美国军事力量及其海外民主化使命的社会意义。

在这十年中,这些德国儿童与其他因军事失败和外国占领而付出代价的人一起被计算在内,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地位的解决与(西)德国主权的重新确立联系在一起。到了1954年,由于之前的努力仍未获进展,西德联邦内政部下令对所有占领区儿童进行另一次更彻底的全国性普查。虽然官方宣称这次普查的明确目的是经济方面的——确定有多少盟军士兵的后代受德国公共基金的资助,但也并不排除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西德外交部需要这些调查表格,以便在以下两个议题上进行谈判——终止占领法、让西德军队向北约提供军事防务。更重要的一点是,废除所有残余的从属地位,具体而言,就是主张联邦共和国有权在民法领域内,对西德境内的所有居民(尤其是针对由昔日敌人变为盟友的男性军队)确立管辖权。这显然是一个公开的政治举动,旨在于国际关系的层面上恢复平等,同时在国家舞台上重新获得国内控制权的一次尝试。因此此次调查特别强调了联邦、州和地方各级官员、党派政治利益团体和社会工作者所表达的看法,即西德境内外国军队此前未受管束的社会和性方面的行为,人们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约束,使他们遵守德国法律和习俗,并在此过程中确立德国本土男性在国内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相应权威和特权。

最终,这一战略只取得部分的成功。1955年,关于驻德外国军队的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其中确实规定了这些士兵受德国法律和德国当局的管辖,这明显背离了占领法的规定。自 1955年5月6日起(但不包括该日期之前出生的孩童),身在联邦共和国的外国士兵可以在西德民事法庭上被传唤进行父子关系诉讼,也可被勒令支付子女抚养费。《斯图加特新闻》(Stuttgarter Nachrichten)对“这些儿童及其母亲的人道主义和法律地位的改变”表示欢迎,并称赞“联邦共和国重新赢得了主权”。

然而,西德法官和青少年事务官员很快就发现,让士兵出庭和募集钱财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在这十年的后半期,西德联邦和各州司法部的官员们一直在追踪和惋惜驻军美军中明显缺乏家长责任感的现象。他们认为,这是美军文化直接和蓄意的结果,这种文化是积极干预的,以保护其士兵免受与德国妇女发生偶然性关系的长期后果。例如,在1956年,巴伐利亚司法部对其区级法院和市级法院进行了调查,以了解涉美军案件的处理情况。不断寄回的报告不仅记录了海德堡美国总部故意拖延的官僚作风,还记录了受到德国民事法庭传唤的人员被迅速转移回美国的情况。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在给联邦司法部的详细备忘录中总结道:“之所以出现困难,是因为即使原告提供了确切地址,美国总部也声称无法找到被告。几乎所有的法庭案件都因士兵被送回美国而提前结案,”使得在法律上无法触及这些士兵。

由此,由国家发起的、解决盟军士兵非婚生子女问题的举措,便和德国的政治重建和父权重建问题结合了起来。此外,西德在战后重建工作中还不断指涉美国、并与之对话。在与美国官员就占领区儿童问题进行交涉时,联邦共和国在辞令上披上了“父国”的外衣,它声称其行动不仅是基于保护无辜者的福祉和权利,而且还弥合了裂痕,这裂痕是因个体或集体的美国人选择放弃这一责任而留下的。通过将道德比较建立在国际表达上,西德人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纳粹屠杀的过往转向了积极应对“异族血统”的无辜者。

以下各章将重点讨论各方对混血占领区儿童的反应,以探讨在纳粹德国战败后的十年间,人们是如何理解和考察“种族”的。在20世纪50年代,“有色占领军儿童”(farbige Besatzungskinder)不仅成为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最关注的话题,也是媒体报道和电影最喜爱的话题之一。这些研究和图像不仅影响了这些儿童的社会待遇,也影响了战后两种观念之间的匹配:联邦共和国种族身份和国家身份。

秦孙全耀|长记性吧:以后媒体再吹谁俭朴我都不信

img

宗庆后走了,他留下的不只是一个饮料帝国,更留下一地鸡毛的家族纷争和一个轰然倒塌的“节俭神话”。

最近,娃哈哈集团董事长宗馥莉在香港被三位“同父异母的美籍弟妹”起诉,索赔总额高达 21亿美元。这不是八点档电视剧情节,而是实打实的信托基金官司。原告声称:宗庆后生前曾在香港设立信托账户,并明确表态“这个钱是留给他们的”。而该信托在2024年初的余额高达 18亿美元。三人还同步在杭州法院发起诉讼,要求继承娃哈哈集团 29.4%的股份。

这一下,全国人民集体“愣住了”。

因为宗庆后活着时,媒体曾无数次把他捧为“企业界的清流”“人民企业家”“节俭楷模”。在一部被广泛流传的纪录片里,解说词铿锵有力地介绍:“宗庆后的午餐,就是一盒快餐。他身边的人说老板三餐极简,习惯了节俭出行,总是穿30元布鞋,理发10元,出差坐经济舱,一年开销不超5万块。”

更有甚者说他“几十年只开一辆老奔驰,车牌号77799都快成文物了”,仿佛他本人就是这个消费主义时代里最后一位“德商典范”。

CDT 档案卡
标题:长记性吧:以后媒体再吹谁俭朴我都不信
作者:秦孙全耀
发表日期:2025.7.18
来源:微信公众号“秦孙全耀”
主题归类:农夫山泉亲日事件
主题归类:娃哈哈宗庆后遗产纠纷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现在好了,这些浮华故事在巨额信托面前,一个个像泡沫一样碎了。

很多人说:人死为大,家事别议。但问题是,宗庆后被捧上神坛,是因为他曾被当成“国家形象”的一部分。

他不是一个普通商人。他是政协委员,是劳模代表,是被国家媒体长期推介的“人民企业家”。他那句“再多钱也不往国外拿,全是我们国人的钱”,曾被无数人奉为金句,甚至被当作企业爱国的典范。

如今,信托在香港,子女入外籍,资金跨境,账户余额惊人。我们当然可以说这不违法,甚至不稀奇。但请问,那些年我们听过的“清贫神话”到底算什么?是企业家自我包装?是媒体公关炒作?还是我们愿意被媒体欺骗?

媒体的浮夸,公众的盲从,说到底,媒体才是宗庆后神话的第一铸造者。一篇篇精心编排的“俭朴传说”被制作成视频、短片、纪录片,像商品一样批量输出。一到年终盘点、企业表彰、励志大会,宗庆后的形象就成了最便利的“道德资源”——好包装、好传播、好煽情。

可是,媒体只管塑造,不管真假;公众只图感动,不问逻辑。我们甘愿相信一个亿万富翁一年花5万块,只因那种人设让我们心理舒服:在这个时代,贵族还能节俭,富人也能清廉,仿佛这个世界还有点公平。

但现实一次次用耳光告诉我们:富人节俭,不等于你会分到蛋糕;老板穿布鞋,不代表他不在海外转移资产;“良心企业家”四个字,可能只是公关话术而已。吃一堑,长一智。宗庆后给我的𡰪示,其实就一句话:长记性!以后媒体再吹谁俭朴,我都不信!

剥洋葱people|欠薪、擦边、违约金,困在“团播”里的年轻人

一边是渴望改变现状、获得更高收入的年轻人;另一边是以快速迭代为核心的团播系统,依靠不断更新的“面孔”维持新鲜感、热度和流水。

文丨新京报记者 李聪 实习生 罗丽娟

编辑 丨陈晓舒

校对 丨李立军

晚上11点,直播间的灯光依然刺眼。

有人打赏了10个小心心,价值1元,点播一支舞。橘子和另外四名女孩随即跟着音乐扭动。屏幕里,人的脸庞被滤镜掩盖,腿则被拉得又直又长。女孩们扭胯,甩发,指尖划过锁骨。这是一支已经跳了上百次的舞蹈。

橘子一边控制表情,一边盯着屏幕上飘动的弹幕和礼物提示,盘算着今天晚上还需要拉到多少票。

这是团播,由5至8名主播组团直播跳舞。在短视频平台上,它正在制造“财富神话”与“造星叙事”,一夜暴富的传闻也在圈内流传:某头部公会女主播的榜一大哥为其刷了903个嘉年华,价值大约270万元;有素人舞蹈博主一晚被打赏破万;还有选秀节目出身的选手“再就业”……

团播吸引着越来越多的年轻人。在招聘话术中,它被包装成“低门槛、高收入”的偶像工作,相关话题“差点忘了以前是干嘛的”也冲上热搜。

但实际上,直播PK、拉票,日均工作时间长达十多个小时,还有一纸难以退出的合作协议。另外,随着大量机构、公会的涌入,行业不规范也逐步显现:公司跑路、欠薪、直播擦边、软色情内容,以及在未成年直播的底线边缘试探。

这份工作始于跳舞,却远不止跳舞。

file
小酒维权时收集的资料,统计了各个主播收到的打赏票数。 受访者供图

CDT 档案卡
标题:欠薪、擦边、违约金,困在“团播”里的年轻人
作者:剥洋葱
发表日期:2025.7.17
来源:微信公众号“剥洋葱people”
主题归类:视频直播
CDS收藏:人物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批量年轻人进入团播

17岁的小狸,早就被社交媒体上的团播分享帖吸引:“每天跳跳舞、月入上万”。

去年,她和朋友想打暑期工,从网上联系了一位招聘经纪人,对方向她们承诺,“不影响上学”“随时可停播”,还展示公司“一位16岁女孩月入三万”的案例。

没成年、没经验,小狸当场签下厚厚一沓合同,只记得写着“底薪五千保底加提成”。

被高薪吸引的还有22岁的橘子。去年5月,她辞职回东北老家,面对有限的就业选择,她看到团播的招聘介绍,“每天直播6小时,底薪6000元,加上提成,月入可达一至两万元”。她认为,团播像偶像女团一样,加上本身喜欢跳舞,便决定尝试一下。

新京报记者在招聘平台和社交软件上看到大量关于团播主播的招聘介绍,在非一线城市,保底工资在5000元到8000元,还有20%到30%范围的提成,一线城市的主播底薪达一万元以上。

招聘话术大多宣称只要对互联网感兴趣,工作轻松简单,无需舞蹈才艺,接受小白,免费培训,部分公司还称提供住宿。

怀揣着期待,正式开播前,橘子完成了五天培训,学习七支十几秒的舞蹈,大多为手势舞,还自费购买了假发、服饰、鞋子、假胸等道具。

然而开始直播后,橘子的作息是这样的:下午1点起床,2点到公司练舞,3点开始化妆、换装、做造型。直到傍晚5点,直播正式开始。

通常情况下,一场直播为3个小时,每天两场直播,中间休息一小时。第一个小时跳团舞,第二个小时双人PK,第三个小时是拉票环节。主持人负责调动情绪,营造氛围,激发观众刷礼物的欲望。主播则需适时撒娇,一旦有人给自己刷了礼物,主持人会念出对方ID,主播要比心、卖萌。

橘子表示,十几秒的短舞多为扭胯、扭胸,用手摸头、摸肩、摸脖子,同时还要学会看镜头,眼神要有“勾魂感”。

每天直播都会持续至晚上11点到12点。结束后,团播成员需要和主持人、运营一起复盘当天的直播数据,凌晨1点多橘子才能回家。

到家并不意味着“下班”。直播结束后,主播需要第一时间私信本场刷过礼物的粉丝,发一段话感谢,这种维护关系的方式在业内被称为“写作业”。橘子常常要“写作业”到凌晨5、6点才能入睡。如有新舞蹈需要排练,睡觉的时间还会更短。

不同的公司对“写作业”的条数、要求不同。小狸所在的女团,粉丝有限,公司要求每天“写作业” 最少50条,并截图发群里,少一条扣50元。

image
小酒所在公司组织的公会赛,规定每个主播两天内要拉到8888票打赏,价值人民币888元。 受访者供图

每一分钟都在竞争 

类似的工作流程,在90后团播主播小酒的工作中也几乎一致。她所在的团队走“少女风”,开播后,尽管四肢发沉,头发被汗浸湿,但她必须维持镜头中的“她”:活力十足、笑容甜美,随时准备对着屏幕里的“大哥”撒娇求票。

直播间的反馈是实时的。

在PK环节,“谁的数据好,谁就跳舞,没人刷你的票,你就只能干站着,看别人一直在跳。”小酒提到,一些新人刚入行时很兴奋,但很快会因为长期无人打赏而产生焦虑,团体之间逐渐形成复杂的关系:既是合作同伴,也是竞争对手。

橘子也感叹,主播间年龄相仿,拉不到票的人容易被认为不敬业、拖后腿,也常有“好事者”向运营打小报告。

在团播这门生意里,上票PK、日榜冲刺、周赛、公会赛等规则复杂的比赛,作为系统性设计的一部分,是驱动一切的机制,目的是激发观众的打赏欲望和投票冲动。不到最后,谁也不知道“谁能冲上榜单”。

其中公会赛是经典玩法。小酒所在公司的公会赛是连线多个直播间,或安排所有主播去一个直播间,并规定每个主播两天内要拉到888元打赏,否则从工资中扣除。“相当于给大哥大姐上强度”,她解释,就是搞个仪式感,拉高刷票强度,多出一点业绩。

运营会要求主播提前联系曾经刷过礼物的粉丝,既要传达参赛的紧张氛围,也要强调“需要支持”。小酒提到,不少大哥会因为主播要得过多直接“消失”,“留下来”的大哥则会被引导消费更大数额。

小酒的人设是积极向上、渴望舞台的女孩。她被要求用贴合人设的话术与“大哥”沟通,比如:“我真的很想在这次比赛中拿第一,这对我很重要,希望你能来支持我。”同时,话语中还要夹带情绪施压:“如果这时候你不上票,那你可能不是真的喜欢我。”

为了引导直播间的大哥大姐上票,主持人也会实时在直播间“设置游戏”,比如刷到“一千票”让主播用腿夹爆气球等一些含有性暗示的内容吸票。若是某一场直播业绩不好就需要加班,将原本定好的直播时间拉长。

竞争不仅存在于主播之间,也嵌入观众的观看体验中。

直播间里,账号等级是消费能力的直接标识。某短视频平台直播间里,30级用户通常消费6000元左右。

等级越高,享受的“关注待遇”也越明显。30级以上的“高等级”用户一进入直播间,主持人会优先打招呼,主播也会主动互动,弹幕中充斥着“哥你真棒”“我能当你小弟吗”的捧场语气。

在橘子看来,大哥们刷票,多数是为了获得被围绕、被尊重的感觉。送出一个价值3000元的“嘉年华”后,直播间画面会被虚拟礼物特效占满,主播和主持人齐声感谢,形成短暂但浓烈的“尊重”。

小酒则认为,有人并不富裕,但渴望被美女关注;有人经济条件宽裕,更看重“驯化”主播的过程。哪怕只花一毛钱,也可以“点人跳舞”,获取即刻回应。

“大哥”们也会被“挖墙脚”,主播们会进入其他直播间,给打赏等级较高的用户发消息,邀请对方来看自己的直播,争取转化为粉丝。但橘子表示,这种方式成功率极低。打赏等级高的大哥,会收到很多私信,“他们选都选不过来。”

image
小酒在某短视频平台的直播记录。 受访者供图

“情感”不明码却早已标价

在直播间里,“情感”从未被明码标价,却早已被视作等价交换。主播要拿票,就要“走心”。

“走的是什么票?”在橘子的公司里,每场直播结束后的复盘会上,主持和运营都会分析,是感情、友谊、欣赏、“土豪”还是图身材。类型不同,对方所期待的互动内容也有差异。运营人员会提供模板话术,也会在主播应对困难时,直接登录主播的账号与粉丝互动。

观众的打赏背后,藏着各自不同的动机与期待。

最开始,橘子无法理解“为什么下播后还要聊天”,她觉得“欣赏就是欣赏”。但运营和主持人很快介入,指出她“懒、不努力”“豁不出去”。主持人曾直接劝她:“你不付出一些东西,人家怎么愿意给你刷钱?”

尽管她不希望观众刷高额礼物,“但如果完成不了KPI,被骂的人是自己。”以五人团队为单位的考核体系中,每个月的“上票流水”也即业绩被均摊至每个人身上。比如月目标设定20万元流水,每个主播都需要完成4万元的打赏。

橘子不得不更加主动。她会查看每个“大哥”的账号主页,了解他们的兴趣偏好,并据此制定聊天策略,提供所谓的“情绪价值”。比如如果对方主页有某款手游,她会表示自己也喜欢打游戏,邀请对方一起玩,目的是让对方觉得在网上找到了知音。也因此,曾有一位大哥持续打赏她两三个月,每天金额在50元至300元不等,发工资那天可能高达800元至1000元。

而聊天也从公开直播间转向更私密的微信。再接着是语音电话,甚至是语音轰炸。有时她只能关闭消息提醒,但不敢强硬拒绝。不接视频、不见面,是她的底线。

“能上大票的,都是爱情票。”小酒这样总结。运营会引导主播跟“大哥”或“大姐”向暧昧的角度聊,同时可以聊很多个。这种感情也是有周期的,可能一个月就消失了,因此需要源源不断的新“大哥”“大姐”。

小酒曾收到过空降大哥大姐的票,一次就是几百上千块,但更多时候,一场直播的打赏就几块钱。“不温不火的状态是最难受的。”

一些刚入行的团播主播,直播间里固定的大哥可能只有一两个。“刚开始对方愿意花钱,等关系建立之后,就会提出各种要求。”小酒说,如果拒绝,对方可能几天不出现、不刷票,用“冷场”来制造情绪压力。主播一边担心,一边被牵着走,慢慢地,就可能沿着对方的方式互动,甚至突破自己原有的边界。“久而久之,很容易就堕落了。”

小酒提到,公司明面上禁止主播与粉丝线下见面,但实际管理层对此多持默许态度。若有“大哥”突然不刷票了,运营还会提出“线下吃个饭,叫上主持一起”。“说白了,你只要有能力把人‘驯化’成大哥,公司就不会管你用什么方式。”

团播内还流传一种玩法叫“接你放学”或者“接你下班”,指的是用户达到一定打赏金额,主播就可以不参与直播直接下班。这背后往往是更私密的要求,比如视频聊天、发送私密部位照片或者见面。部分主播会自行处理,若不愿接受,公司则提供替代方案。橘子曾在公司群内看到一则信息,其中包含冒充视频聊天的各项服务报价。

“最容易被替代的零件”

橘子上一份工作在浙江一家外贸公司,她负责根据客户需求寻找布料。工作内容琐碎且不可控,有时一整天都找不到合适的布料。月薪四千元,除去日常开销并不能存下多少钱,疲惫和挫败让她决定辞职回老家。

小酒原本在土木行业做文员,月薪五千,常常要跟着项目走。工地驻点偏远,生活条件有限,加之工资经常因项目款审批周期长而延迟发放。在一期项目结束后,她也辞职了。

她们都希望转向一个收入更高、更快的行业。

一边是渴望改变现状、获得更高收入的年轻人;另一边是以快速迭代为核心的团播系统,依靠不断更新的“面孔”维持新鲜感、热度和流水。

在负责主播招募的经纪人小黄看来,美颜滤镜加持后,主播没有门槛,能扭就行,是流水线上“最容易被替代的零件”。

社交平台上,许多曾做过团播的年轻人分享受骗经历,谴责诸多团播公会为招人所提出的保底计划是骗局。

“没有高保底没有人愿意来,不虚假宣传很难招到人。”小黄坦言,经纪人的收入来源于底薪和“人头收入”。他所在的公司,每名经纪人每月平均能招10位主播,每成功签下一人并完成首月直播,可获得500元提成。

为了完成招聘指标,一些经纪人常在社交平台发布大量引流帖,说得天花乱坠。

但小黄透露,保底工资是有条件的,但招聘时往往不会说明。

以他所在的公司为例,主播底薪与颜值挂钩,底薪的四倍为每月业绩考核标准,只有超出规定业绩的部分才可获得提成。另外,若业绩不达标、每天直播时长不够、每个月播不够26天,底薪都会打七折,同时拿不到任何提成。

至于提成,小黄表示,平台会抽成50%,公司再分走30%,主播仅能获得剩余的20%。“真正获利的是掌握流量分配权的平台和公会。”

超时间工作也不会在招聘中被提及。“有主播一天在公司待十五个小时,跳得受不了,吃颗布洛芬继续跳。”小黄回忆,“不想干了的人每天都有。”

像小狸一样签约的未成年并非个例。小黄提到,前来咨询团播工作的有不少未成年人,年轻、法律意识不足是她们的共同点。

小狸签合同时,本想拍照咨询,却被经纪人拒绝,说只有签完字才能拿走合同。她询问其中违约金的条款,对方说“只要你不违约就没有违约金”,催促她赶紧签字。

尽管根据未成年人保护法规定,网络直播服务提供者不得为未满十六周岁的未成年人提供网络直播发布者账号注册服务,但多位主播提到,团播由于常常使用公司的账号,平台并不会对主播是否成年进行进一步审查。

工作的第二个月,小狸没有收到公司承诺的5000元底薪。这部分钱以迟到、业绩未达标等理由被层层扣除。随后,公司突然解散工作群,她和同事们报警后发现,老板已经跑路。

“但凡有其他的选择,都不要做直播”

多位团播主播告诉新京报记者,一旦签下合作协议,公司多以高额违约金、压薪、换团、停播等方式设置退出门槛。

入行前,小酒就听说过团播行业存在高额违约金,但面试时对方表示“合同可以暂时不签,提离职可以直接走”,她才打消顾虑。然而到月底发工资时,负责人却以“未签合同”为由,通知她只能按纯提成结算——她工作了38天,到手仅29元。

气不过的小酒决定维权,但在举报过程中她发现,根本搞不清自己在为哪个公司打工。她发现同一个地址下,竟挂着多个不同公司的名字;有同事签订的合同系已注销公司,且未加盖公章。离职后,她与同事一起维权,却因“不属于劳动关系”等问题难以维权。

橘子则是通过诉讼才完成离职。

长时间穿着10厘米高跟鞋跳舞,她内侧脚骨突出疼痛难耐,昼夜颠倒的作息带来免疫力下降,她常常心脏抽痛、失眠频发。另一方面,由于流量不佳,公司将团队转入直播尺度更“宽松”的平台,主持人与观众公然开黄腔,她明显感到不适,决定离开。

提出解约后,公司向橘子索要20万元违约金。她回忆,签约当天仓促,合同没仔细看也未留底。她花5000元请律师起诉,双方协商后,最终向公司支付将近1万元解约。

律师方潇代理过多起网络主播合同纠纷案件,在她看来,团播行业不规范现象包括:合同模板来源于网络,无法很好适用双方合作模式;合同履行过程中,公司单方制定霸王条款,如不合理扣款、罚款;要求主播进行线下应酬甚至发生不正当关系;存在军事化管理模式,如殴打、辱骂主播;恶意扣收入、体罚、收走账号、发布色情内容导致账号封禁等。

团播主播在入职时,普遍与传媒公司签署的是“合作协议”而非劳动合同,合同中明确双方为“合作关系”,不构成劳动关系、劳务关系或经纪关系。

但这并不意味着主播失去了法律保护。

方潇指出,在实际运营中,主播往往受到公司统一安排,接受日常管理,并按公司规则完成直播任务与业绩考核。主播直播期间所产生的收益多数进入公司账户,再由公司统一分配。从人身依附性和财产控制力来看,公司对主播具有较强的隶属管理属性。主播与公司之间有可能构成事实劳动关系。

一旦被认定为劳动关系,主播将依法享有基本的工资、解约保护等权利,原合同中设置的不合理违约金条款也可能被判定无效或被调减。

有人想离开,有人想继续。

尽管老板跑路、工资拖欠,小狸被问到是否还会选择直播这个行业时,依然给出了肯定的回答,只是更倾向于带货。

小酒又重新做回文员。与公司仲裁调解结束后,橘子找了一份奶茶店的工作,尽管辛苦,但她觉得未来的路能看得清楚,挣的钱也能看得清楚。

偶尔在社交媒体上刷到有人问要不要去做团播,她会分享自己的经历,希望能劝阻年轻人不要进入这一行业,“但凡有其他的选择,都不要做直播。”

(文中受访者为化名)

亮见|两年了,感谢还有人追问着“牛郎织女雕塑事件”

img

最近的舆论场,天水幼儿园的事情还没下文,大连工业大学李同学的热度下降,大同环卫工找儿童手表已经没人再提,黄杨钿甜天价耳环有了“定论”,宗庆后的塌坟正如火如荼。

在这些话题的缝隙里,河南平顶山鲁山县“715万元建牛郎织女雕塑”事件,显得那么微不足道。

然而我却非常想说说。

其实,这已经是两年前的旧闻了,但现在又翻出了浪花。

2023年8月,鲁山县花费715万,赶在七夕节前,建造了一个牛郎织女雕塑。

但,715万,却只建了一个丑玩意,网友发视频吐槽,质疑造价过高。

记者打电话采访,鲁山县住建局接电话工作人员,竟然对记者来了一句“监督你妈,滚!”,随即便挂断了电话。

当时,我还写了一篇文章说这件事“监督你妈,滚”,他骂出了多少官员的心声

当年8月29日,当地发布通报,说已经成立了联合调查组,说决定对负有直接责任的县住建局党组书记、局长党某某予以免职,对县住建局工作人员李某某言辞不当的行为给予政务记大过处分。

CDT 档案卡
标题:原标题:怎么不骂“监督你妈,滚”了?
作者:魏春亮
发表日期:2025.7.17
来源:微信公众号“亮见”
主题归类:舆论监督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还承诺,对社会关注的项目设计、工程造价、招标流程等问题进行全面审查。

image

到今年,两年过去了,有市民希望官方公布该事件的最终调查结果,打12345热线电话,鲁山县回复说,目前仍在进行调查审查工作。

这就奇怪了,两年了,联合调查组还在调查,这件事复杂到这种程度了吗?需要那么久吗?

而最近华商报大风新闻等媒体的介入,又让这件陈年往事再次引起关注。

但更诡异的来了。记者致电平顶山市纪检部门,一位工作人员表示此事还在调查中,具体情况不方便说,希望理解,“该问题涉及保密,有相关部门去调查的。

连“极目新闻”都忍不住要问:

一座雕塑建设需要保什么密?涉及保密就调查不下去了吗?就怕“涉及保密”是托词,想继续拖下去。这倒真想让人知道,到底是什么因素在干扰调查并得出结论。

眼看事情越闹越大,就在昨天晚上,当地联合调查组再次发布了情况通报。

image

简单点说就是:

河南鲁山县715万元牛郎织女雕塑项目存在决策不规范、监管缺失、先建后招、围标串标及价格虚高等问题。

调查显示实际造价仅207万元,相关责任人被严肃处理:

县领导被批评教育,住建局官员被免职或判刑,涉事企业及人员被判罚金和缓刑。

官方承认通报不及时并致歉,承诺加强监管。

……

嗯,怎么说呢,“批评教育”“谈话处理”“写深刻检查”“缓刑”“罚款”,自罚三杯,就这么轻松过关了。

更让人无语的是,这个通过结果,其实早在2023年9月8日,就在他们平顶山全市有关会议上公开了,此后也在全市和鲁山县有关会议上又进行了多次通报。

虽然他们承诺过会全面调查,但两年了,当市民和记者问询时,他们还是装聋作哑,拿“正在调查”和“涉及保密”来搪塞。

如此公然撒谎,脸不红心不跳,张嘴就来。

这让我想当年鲁山县住建局李某某骂记者的那句“监督你妈,滚!

我在之前的文章里就说,每一句“正在处理中”的官方回复背后,都隐藏着一句听不到的“监督你妈,滚”。

这两句话,不过是同一种态度的一体两面罢了。

当年,鲁山县住建局李某某这一骂,骂出了多少官员心里想骂,却又不敢骂,骂不出来的心声。

他们从来没想过,原来权力是要被监督的。

他们从来没想过,怎么还敢有人质疑自己。

面对意想不到的关注和监督时,他们表现出来的,是落后于时代的傲慢与愚蠢 。

常在网上冲浪的网友,会忍不住怀疑,这群官员的办公室,是不是才通网。

但,可能这就是我们所不熟悉的一部分现实了:

有些人,擅长肆意妄为,却又拙于收拾残局;不得不被动面对媒体,却又因无力摆脱而心生不满。

大部分人还能做做表面功夫,有的人却不小心露出了马脚,让我们看清了真相 。

在他们的心中,随便搞个什么名目,建一堆没用的玩意,把纳税人的钱搞到自己腰包,还没有人敢过问,不需要向公众交代,才是这个世界“正常”的样子吧。

他们一定没想到,事情都过去两年了,怎么还会有人揪着不放。

这次,他们学乖了,面对记者采访,没有再骂出脏话,但放下电话,不知道又要怎样骂记者多管闲事。

看到有人有媒体还在持续关注两年前的旧闻,让人心里五味杂陈,觉得又欣慰又难过。

感谢有些人的念念不忘,又痛心于我们是那么擅长遗忘。

这次,热度之下,还有个回响,可层出不穷的事件,屡见不鲜的怪谈,又有多少都无疾而终了呢?

中国新闻周刊|4600万元的村企,被“明星书记”搞垮了

“明星书记”成了“阶下囚”,他主导创办的村办企业也垮了。

近日,长春市宽城区欣园街道五星村原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杜一宝被通报盲目铺摊子、上项目,搞“政绩工程”。当中先后使用4600余万元集体资金成立三家村办企业,目前,两家企业严重亏损,一家企业倒闭的细节引发热议,这一大多由村集体出资设立的企业模式,重新引发舆论关注。

file
图/长春市宽城区党员教育中心视频截图

村办企业蓬勃发展于20世纪80年代。国家统计局在2001年发布的公报中显示,截至1996年,全国共有村办企业超过51万个。随着产权制度改革,部分村办企业改制成为股份合作制或私营企业。在乡村振兴战略推动下,一些地方重新探索村办企业作为增收路径,但现实的运行状况却并不乐观。有数据显示,截至 2020年底,仍有超过45%的村集体经济处于“空壳化”状态。

就职于山东莱州市农业农村局的梁凤敏在2021年的调研中指出,在当地9个城区驻地或经济较发达乡镇的45家村集体企业中,正常经营的企业有38家,余下7家企业属于注册后未运行或停止运营。而这38家企业中,有18家近三年未向村集体上缴利润,除个别因违法违纪问题正在接受调查外,其他均自述经营不善,企业利润低或没有利润。

多位专家也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当前村办企业面临基础薄弱、发展目标偏离和运营低效“三重困境”。一些企业未经充分调研和论证仓促上马,最终因经营不善沦为“空壳”。更有甚者,因权责不清、管理混乱,出现了“挣钱是个人,亏本是企业”的怪象。

CDT 档案卡
标题:4600万元的村企,被“明星书记”搞垮了
作者:解雪薇
发表日期:2025.7.17
来源:微信公众号“中国新闻周刊”
主题归类:政绩工程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明星书记与“政绩幻影”

五星村位于长春市宽城区城乡接合部,是典型的城中村。

1986年,杜一宝从部队复员后,先后担任毛织厂、水玻璃厂厂长和建筑公司经理。2010年,他高票当选为村委会主任时,村民评价他有“军人的精干、企业家的头脑”。

彼时,五星村面临着城镇化推进中的现实难题:大部分土地被征收,失地农民增多,村集体资产为70万元。

为了解决村民的就业问题,同年12月,杜一宝组建了长春市星运房地产开发公司,承揽建设工程。

两年后,五星村原村委会办公楼和物流园区被收储,杜一宝将目光投向村内一片废弃的鱼塘。仅用了两个月时间,废弃鱼塘被填平夯实。

2013年9月,一个投资1.5亿元,占地7.2万平方米,集住宿、餐饮、配货、停车、仓储为一体的综合性物流园区问天物流园建成。据《吉林日报》报道,投入使用当年收入500万元,到2019年,达到700万元。

image

杜一宝曾介绍,“问天物流园”寓意“为百姓谋利益问心无愧,干工作实实在在天道酬勤”。

2014年,长春市星运房地产开发公司注销。2016年,在杜一宝主导下,长春北城水上乐园有限公司成立。公开资料显示,乐园逐步扩展为集娱乐、住宿、餐饮为一体的综合体,日接待能力超过3000人。2016至2018年,实现营业收入100余万元。至2019年,五星村村集体资产规模近5亿元,村民人均年收入超过3万元。

连续创办企业且初见成效,为他赢得了“明星书记”的称号。2020年,他被全国“村长”论坛评为“十大杰出村官”。

然而,光环背后,隐患已悄然滋生。

自2021年起,村集体企业接连陷入困境。当年,问天物流园注销。随后,长春北城水上乐园陷入多起合同纠纷。一份裁判文书披露,该乐园与某公司签署票务总代理合同,约定履约期为2018年5月到2020年5月,然而仅履约10个月就再无新的预付票款消耗,最后一次对账停留在2019年2月,后续再无产品交付。

政企不分

五星村村企危机的形成并非一朝一夕。多位知情人士向中国新闻周刊透露,该村多个集体项目的启动资金来自征地补偿款和银行贷款,前期没有经过可行性论证,所欠债务只能“慢慢消化”。

盲目决策,实际是许多村办企业失败的共性特征。云南省乡村振兴研究院特聘研究员许玉贵对中国新闻周刊指出,不少村企是为完成乡镇政府的要求“为建而建”,导致建立起来后不知道干什么。

更值得警惕的是,部分村企设立的初衷并非经营产业,而是为了获取基础设施项目的财政资金,导致在项目竣工后长期无实质性运转,甚至因此形成债务负担。

多位专家告诉中国新闻周刊,村办企业出现经营问题的核心症结在于政企不分。

多地村委和村企由“同一套班子”管理。以五星村为例,问天物流园和长春北城水上乐园的法定代表人为杜一宝,在2019年,乐园的法定代表人变更为该村时任党委副书记李成军,他同时也是执行董事兼总经理。

中国农业大学经济管理学院教授王玉斌接受中国新闻周刊采访时表示,这种既负责村务又负责企业的模式下,村办企业难以按照现代企业制度进行所有权与经营权有效分离,行政与市场行为容易混淆。

王玉斌进一步指出,集体成员和集体资产管理者之间存在着委托代理关系,由集体成员构成的农民集体拥有集体资产所有权,但集体资产的实际控制权却由管理者掌握,而管理者并不是经营风险的主要承担者。这种权力和责任不对称的格局下,叠加资源配置和市场研判方面的短板,部分村企负责人难免出现盲目跟风、冲动决策或政绩追求,最终因决策失误造成集体资产流失,甚至滋生权力滥用与腐败风险。

问题不仅限于治理结构的错位。北京大学乡村振兴研究院院长雷明对中国新闻周刊说,村企作为企业本身应具有市场属性。然而,目前不少村办企业在设立和运营中,并未真正按照市场主体的标准来构建。这些管理人员大多不具备现代企业管理知识,仍然沿袭管理村庄的方法管理企业,显然难以适应现代企业经营的需要。

资金运作方面的问题同样突出。雷明指出,村办企业资金大多来源于财政拨款或帮扶资金,资金成本低,导致管理者缺乏风险意识,市场定位模糊,容易异化为“政绩工程”。

村企普遍面临优质资源相对匮乏、资金来源渠道较为有限等现实制约,难以有效对接项目和适应市场新业态变化。王玉斌指出,在此基础上推进公益性民生项目,往往会陷入被动垫资和入不敷出的困境。此外,一些村企在政策引导下选择推进“先建后补”项目时往往放大和加码,项目启动的盲目性和管理上可能存在的漏洞,一旦资金到位过晚或因财务管理不规范拿不到专项资金,就会出现烂尾和空置,导致集体资产浪费和流失。

政企不分还带来另一个后果:“账务不分。”王玉斌指出,集体经济兼顾公益性与经营性,但现实中,民生公益性支出被混入企业账目、企业经营性行为受到公益性财政审批流程限制导致低效率等问题难以避免。特别是在“村财镇管”背景下,企业经营性行为支出决策需要履行冗长的审批流程,其市场反应能力可能会受到较大影响。

例如,浙江衢州市常山县曾公开过几家村办集体企业收入在村办集体企业入账,但部分项目支出却在村级财务中列支,衢江区某村办企业营业收入计在企业,而部分劳务费用却由村经济合作社支付的案例。

有时,“账务不清”会更进一步演变为“资金侵占”。

五星村便是典型案例。2023年7月,长春市宽城区纪委通报称,杜一宝任五星村党委书记、村委会主任期间,采取虚增会议费用、虚构修路款、虚增供暖燃料费用等方式,分3次套取村集体资金共计62.8万元,用于个人使用。就在他被罢免村委会主任职务的两个月前,该村村委会原副主任杨小宁因涉嫌严重违纪违法正接受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

明确责权利

“权责利不清,是许多村企管理混乱的制度性根源。”雷明指出,要摆脱制度性困境,村企亟须向真正的企业化运作转型,明确对应的责权利。王玉斌建议借鉴国企改革经验,推动所有权与经营权分离,让懂管理的职业经理人运营村办企业,而村集体作为出资人行使监督权。

迈出这一步,首要难题是人才瓶颈。雷明表示,应对村干部进行专业培训或引入职业经理人。

不过,王玉斌在调研中发现,当前村级治理中,能同时兼具党务管理、生产经营和市场交易能力的复合型人才极为稀缺。党支部书记与村主任“一肩挑”制度推行过程中,有的村难以找到理想的带头人,老党员因市场经营知识欠缺难以适应企业管理工作,青年人大量外流背景下部分优秀返乡青年又可能因非党员身份等约束无法成为“一肩挑”人选。

为有效缓解这一结构性问题,近年来全国各地推进“新型职业农民培训”。2022年3月,农业农村部、财政部又启动了乡村产业振兴带头人“头雁”项目,拟在五年内培育10万名“头雁”。

“但与全国约60万个村产业发展实际人才需求相比,缺口很大。”王玉斌强调,这些返乡创业青年多为“农二代”或拥有“三农”情怀、受教育程度较高的群体,但在一定程度上存在重复培养或培训科目与实际需求不符等问题,即使全为有效培训,也远远满足不了实际需求。

治理能力的提升,也离不开监管机制的完善。雷明认为,应推动村企设立独立的董事会与监事会,健全审计制度和财务公开。与此同时,王玉斌表示,既要加强村干部管理,如绩效考核、定期轮岗等,也要加强警示教育,营造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的氛围。

事实上,制度探索早已开始。2010年,村务监督委员会被写入村民委员会组织法,该委员会被赋予负责村民民主理财和监督村务公开的职责,在一些村企中逐渐发挥作用。

湖北孝昌县新岗村的实践便是样本。2011年,当地通过村民入股设立股份制建材企业,明确所有重大投资需经村民代表大会讨论通过,财务收支每月报表公开。村委对企业账目实行双重监督,并设立专门账户,确保资金用于再投资而非私分。截至2024年,村集体年收入已达53.4万元。

山东龙口市尹村的经验亦具参考价值。自1985年起担任村党支部书记的刘玉祥,将村里的粉丝作坊发展成了如今资产3000多万元的村办企业。他对中国新闻周刊强调,最重要的是,“账不能乱套”。 该村严格执行企业账务签字审批、对账入库、每月报表制度,并设立“分账”机制:每年从粉丝厂利润中拿出50万元作为“村财乡管”,由镇政府统筹用于村集体福利发放及公共基础设施支出,如高龄老人和经济困难群体补贴、路灯、村道建设和维护等;其余部分作为企业流动资金用于再发展。

合理的激励与利益分配机制同样关键。许玉贵指出,在资金层面,县乡政府可通过财政注资、专项基金支持等方式,缓解企业初期投入压力;至于村企内部,可按照责权利对等的原则,对公司管理人员、技术人员和职工,根据岗位职责和工作业绩,给予相应的薪酬、奖金和表彰奖励,让中下层人员有职务上升的空间。

“最终目标是构建一个真正的市场化企业,使其在市场中可持续运作,并成为带动农村经济发展的坚实力量。”雷明说。

黑噪音|黄杨钿甜事件调查结果出炉,这是一个典型的“塔西佗陷阱”

调查结果终于出来了,关于最核心的两个疑问也有了说法:黄杨钿甜的父亲违规经营公司存在,但只赚了3万元;那个号称200多万元的饰品是玻璃赝品,朋友送的。

详细通报内容各大媒体都报道了,在此就不引述。

file

我看了下,小红书上大多数人是不相信的——因为小红书是这次舆论的始发地,也是讨论最热门的平台。在那里,网友提出了很多质疑的点。

在其他平台,也有一些网友选择了相信调查结果。

我就想起来一条古早的新闻:2015年南京宝马案。当时一辆疯狂超速的宝马将一辆马自达撞到直接解体,惨烈无比。事发之后,被抓肇事者是“顶包”的说法就已经甚嚣尘上,引起了巨大的舆论震动。

再加上车上有白色粉末被查到,肇事者第一时间被戴上头盔看不到真面容——就更加刺激了一种想象:富家公子哥毒驾闯祸,现场趁乱连忙找人顶包。

南京交警部门第一时间介入事故处理,并于较短时间内三次发布情况通报,澄清有关醉驾毒驾、顶包替罪等传闻和媒体先前报道。然而,官方信息通报与网友碎片化信息下编织的“真相”仍然难以契合,加之警方接受采访时措辞失当,使得该事件的舆论影响力持续走高。

img

其实,在每一次类似的公共事件当中,我们都会看到一个熟悉的循环:一个看似简单的新闻事件,被迅速放大、解构、推理,最终在网络的放大镜和情绪的助推下,演变成一场“全民侦探剧”。

无论是南京宝马案,还是最近的黄杨钿甜事件,人们面对的从来不仅仅是“事实”,而是一个已经高度符号化、情绪化的公共舞台。而在这个舞台上,真相与否,往往变得不那么重要——重要的是,它符不符合我们想象中的“剧本”。

这便引出了一个我们这个时代极其重要的概念:塔西佗陷阱(Tacitus Trap)

img

CDT 档案卡
标题:黄杨钿甜事件调查结果出炉,这是一个典型的“塔西佗陷阱”
作者:倪刃
发表日期:2025.7.17
来源:微信公众号“黑噪音”
主题归类:塔西佗陷阱
主题归类:黄杨钿甜百万耳环事件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塔西佗是古罗马的一位历史学家,他曾在《编年史》中写道:“当政府失去公信力时,它无论说什么,做什么,都会被认为是在撒谎。”——这就是塔西佗陷阱的原型。

它的残酷之处在于:你说的每一句话,做的每一件事,哪怕是对的,也被当作是错的;哪怕是澄清,也是“公关”;哪怕是透明,也是“套路”。信任一旦坍塌,逻辑和理性也会随之瓦解。

在黄杨钿甜事件中,不少网友对调查结论的最大反应不是“证据不充分”,而是“我不信”。为什么不信?因为“太不符合常理了”、“有很多疑点”、“太像洗地了”。

这种质疑未必来自理性的怀疑主义,而是从根本上对官方表达缺乏信任。既然调查显示她父亲只赚了3万,那为啥一家人生活那么体面女儿还是大明星?饰品是玻璃赝品,那为什么作为一个明星还要戴在镜头前炫耀?

一件一件解释出来,反倒让人觉得这剧情越来越假,正所谓“越描越黑”。这恰恰是塔西佗陷阱的典型症状:不管说什么,民众都认为你在演戏。

image

南京宝马案也是如此。尽管官方连续三次发布通报,但顶包传言依旧愈演愈烈,很多年后还有人斩钉截铁地表示:“我不管,反正这事有猫腻。”

说到底,在塔西佗陷阱里,权威方与公众之间的信任关系已被削弱到一种几近破裂的状态。而每一次公共事件,都在加深这种裂痕——不是因为结果本身,而是因为过程不透明、话语不对称,和长期积累的不信任情绪。

网友断案,则再次扮演了“情绪的陪审团”。

进入社交媒体时代后,网络不仅是信息传播的场所,更是审判和定性的广场。

一段视频、一个截图、几个“懂行”的博主的分析,便足以拼出一整套令人信服的逻辑闭环。推理爱好者、阴谋论者、正义使者齐上阵,案件细节被无限解构,角色动机被深度揣测,逻辑漏洞被反复咀嚼。

image

问题是,这些“网友法庭”的审判标准,根本不需要证据链、法律程序、调查权限——它只需要情绪共振和“逻辑顺滑”。一旦形成舆论共识,哪怕是后续权威发布了结论,也极难撼动民意的“真相”。

更棘手的是,社交平台的算法机制往往鼓励情绪激烈、观点偏锋的内容,使得中立、理性的声音被淹没在怒火与讽刺之中。于是,一个轻微的怀疑,很快就能被滚雪球式地放大成“他们肯定是在掩盖什么”。

这其实是一种“参与幻觉”:看似人人都能参与真相,还原真相,实际上却是在制造新的叙事和新的误判。

但这一切又不能怪网友,根源还是在于信任的稀缺与权威的困境。

信任是一种看不见的社会资本。它不像法律或制度那样能被清晰量化,却是维系社会运行、信息传播、公共讨论最根本的润滑剂。

但今天我们面对的困境是:公众对权威机构天然不信,对资本也不信,对媒体不信,对“看起来成功的人”也不信。于是,只剩下“自我圈层的判断”和“情绪共识”可以相信。

这是在社会共识、信任机制的缺失下,社会阶层严重撕裂的表现。

这不仅是塔西佗陷阱的外在表现,更是一个网络社会内部结构的畸变。

在这种环境下,任何公共调查结果都很难有说服力。因为人们关心的不是“这是不是事实”,而是“是不是我们希望看到的事实”。

更深层的问题是:人们已经习惯了“用怀疑的方式相信”,却失去了“用理性的方式怀疑”。

img

那到底怎样才能走出塔西佗陷阱?

塔西佗陷阱并非不可破解。前提是,愿意承认信任已经丧失,并以此为出发点,重建沟通机制、信息透明和社会契约。

这不是靠一两份通报、几篇公关文章能解决的,而是靠制度、法治的真实改进与表达方式的彻底转型。

首先,信息发布必须更快、更细致、更可查证,而不是模棱两可或“答非所问”——这次天水铅中毒事件中,通报的信息就始终语焉不详,比如“颜料”究竟是什么颜料,就引起了网友们巨量的质疑。

澄清通报不能只是“发布”,而应是一种真正的互动机制,回应公众提出的关键质疑,不应当高高在上,“我宣布什么你们就信什么”。

面对公众情绪时,不能只讲程序合法性,还要讲过程可信度,要有人格化的沟通者,而不是一堆僵硬的官僚主义话术。在最近的45万元罚款事件中,当事人的听证会诉求被拒,通报内容也是冰冷的,而塔西佗陷阱就是这样一点点在每次公共事件当中滋生。

不过,公众也要自我警惕,不要让自己变成“情绪正义”的猎巫者。在每一个公共事件中,我们应当保留质疑的权利,但也要保持理性与克制的姿态。

毕竟,公众的力量若无法与责任并肩,最终只会反噬自身。

黄杨钿甜事件最终调查是否属实,我们未必有充分能力去判定。真正重要的,是我们有没有能力在一次次舆论风暴中,看清自己身处的信息生态——它的偏见、它的机制、它的危险。

在真假之间,除了判断力,我们更需要一种文明的耐心:愿意等、愿意看、愿意听,而不是立刻怒、马上骂、强行判。

当然,如果权威方始终放不下高傲的态度,始终不愿意建立程序正义、透明公开的机制,那么塔西佗陷阱只会愈演愈烈。

塔西佗陷阱根本上来源于古罗马精英政治的崩溃——因为他们已经脱离了人民。

所以,当权力愿意低头,塔西佗陷阱就不再是一个无解的宿命,而只是一次社会各阶层共同成长的必经之路。

《读书》新刊|王欧: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困境

CDT 档案卡
标题:王欧: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困境
作者:王欧
发表日期:2025.7.16
来源:微信公众号“读书杂志”
主题归类:女工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二〇二四年六月十五日晚,河南叶县一轻型厢式冷藏货车违规乘人,导致因加班太晚而搭乘该车的八名女性农民工遇难,这一悲剧触痛人心。近十余年来,农民工市场上男性农民工占比下降,而女性农民工比例上升,本地女性农民工的增幅更大。这意味着更多的农村女性在家庭照料之外参与到了经济活动之中,她们的母职实践因此呈现出明显的“经济化”。那么,这些不同年龄阶段、可获得的替代性照料资源不同的女性农民工各自的工作处境如何?她们面临怎样的家庭照料和家庭生计之间的矛盾困境?作者以二〇一四年以来在赣南、桂西农民工输出地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农民工打工地收集的经验材料为依据,对这些问题做了细致的讨论,以期这一庞大的无声群体能被看见。

照料 vs 经济
女性农民工的母职困境

文 | 王欧
(《读书》2025年7期新刊)

一、母职实践的“经济”之维

image

自二十世纪九十年代第一代女性农民工涌入沿海城市务工以来,女工的个体自主与家庭责任之间的关系成为学界关注的焦点问题。随着第一代女工返乡结婚成家和生养子女,研究关注点转向女性农民工的家庭照料责任和家庭生计责任之间的关系,由此形成一个影响至今的母职实践观点,即认为女性农民工以承担家庭照料责任为主,家庭生计责任主要由男性农民工承担,女性即便婚后流动也是从属性的,通常跟随丈夫流动,流动的距离更短,返乡的频率更多,留守在家的时间也更长。在此背景下,大量研究考察了女工留守农村和从事生育、养育、陪读、照护等活动,揭示了由留守女性的家庭照料责任所主导的“38 61 99”(女性、儿童、老人)农村图景。

随着研究的推进,女性农民工母职实践的“经济”维度逐渐进入人们的视野。一方面,一些研究者发现了“农业女性化”或留守女工进入地方小作坊、“外发工厂”等工作的情况,但通常将这些工作情境描述为“家庭友好型”的生产体制,女工可以借此灵活地向家庭照料责任切换,地方工作不过是农民工家庭生计的非必要的补充。另一方面,还有一些家庭化之后仍外出务工的女工,但除少量研究关注其劳动处境之外,更多的是关心她们如何继续履行家庭照料责任,提出“跨地母职”“流动的母职”等兼顾家庭照料和家庭生计的母职实践概念。因此,在众多看到母职实践的“经济”维度的研究背后,暗含的仍然是女性农民工以家庭照料责任为绝对主导以及仅在承担了家庭照料责任(或找到了照料替代资源)之后,才兼顾家庭生计责任的母职实践观念。在这样一种母职实践观念下,女性农民工的家庭生计责任和贡献被边缘化了,母职的“经济”维度也被弱化和曲解,甚至被遮蔽了。

然而,过去十余年来,随着农民工家庭城乡处境的变动,女性农民工越来越多地参与到经济活动之中,母职实践的“经济”之维愈发突显。国家统计局公布的农民工动态监测调查数据显示,农民工总量自二〇一四年的2.7395亿增加到二〇二三年的2.9753亿,但男性农民工占农民工总量的比例从67.0%下降为62.7%,女性农民工的占比则从33.0%提高到37.3%。其中,外出女性农民工的占比保持稳定,本地女性农民工的占比则从34.9%大幅提升至43.0%,提高了8.1%。由此可见,在农民工总量不断增加的背景下,女性农民工增长的速度更快,本地女性农民工以更大的幅度增加。二〇二三年,女性农民工的总量已达1.1098亿,外出女性农民工为0.5386亿,本地女性农民工达0.5712亿。

image

2025年4月30日,国家统计局公布了《2024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图为“2019—2024年全国农民工规模及增速”。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2.9973亿人,比上年增加220万人,增长0.7%。该报告还显示,女性农民工占比继续上升,全部农民工中女性所占比重比上年提高0.3个百分点(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全国范围内的调查数据反映的农民工日益“女性化”的流动趋势,也和近年来许多观察者对乡村的印象相符:大量中西部农村已从“38 61 99”留守的图景转变为只剩“99”的老龄化和空心化村庄,女性农民工和留守儿童都在离开。不仅如此,那些离开村庄进入乡镇或县城陪读的女工,虽未被统计数据统计为本地或外出农民工,也没有被乡村观察者记录为留守村庄的女工,却有可能在新的留守地点更为深入地参与经济活动。

女性农民工已成为大量农民工家庭生计的不可或缺的主要劳动力,其母职实践的“经济”维度应该被看见,由此带来的母职实践张力和矛盾也应受到关注。笔者将以二〇一四年以来在赣南、桂西农民工输出地以及长三角、珠三角农民工打工地收集的经验材料为依据,考察女性农民工母职实践的“经济化”趋势,探讨其实际的表现、兴起的原因以及造成的影响。

二、母职实践“经济化”的发展趋势

image

与二十世纪末二十一世纪初女性农民工实现家庭化之后便长期留守并主要承担家庭照料责任不同,过去十余年来女工的家庭生计责任不断提升,其母职实践表现出愈来愈强烈的“经济化”发展趋势。

这一趋势首先表现为女工生育后在乡村留守的时间大幅缩短,以及离开幼孩外出务工的时间一再提前。在有祖辈照护资源的农民工家庭中,上一代女工一般会在村中留守至小孩学会说话、走路乃至入读幼儿园时,才外出务工。近年来该时间段已被大幅缩短,女工通常在生育的隔年年初即外出务工。赣南和桂西农村不断有受访的祖辈告诉我,孙子女的妈妈在小孩未断奶甚至出生一两个月时,即留下孩子外出务工。这种急于外出务工的倾向也出现在祖辈照护资源不足的女工身上。我多次访谈过的桂西山内村的小梅即是这样的例子。她的公公已经离世,婆婆临近七十岁,独自照护小梅的两个孩子颇为困难。但小梅在不得已留守几年、将最小的孩子带到读幼儿园后,仍义无反顾地外出务工。重归务工大军之后,女性农民工便成为家中和男性一样的独立劳动力。而且,在强调加班倒班的低技能工厂、高强度的建筑工地以及众多非体力但熬时间的服务业等工作中,女性农民工的劳动时间更长、吃苦能力更强,生活消费也更加节俭克制,因而也更容易成为农民工家庭收入的重要贡献者。

对于那些家中没有照护幼孩资源的留守女工来说,她们在照护责任之外,也愈发深入地卷入本地经济,同样发展出母职的“经济化”取向。与上一代留守女工主要参与家庭农业、依靠农业自给自足不同,近十余年来不得已留守村庄的女性很少参与传统农业,转而进入市场化的新型农业或乡村代工工业。如桂西山内村早已完成了农业转型,传统稻作农业被极度压缩,并代之以甘蔗和蚕桑。留守该村的女工主要从事蚕桑养殖。她们凌晨四五点即起,赶在太阳照干露水前采桑;一天喂好几次蚕,直到一批蚕子长大结茧;最后将蚕茧晒干出售,才算完成了一个养蚕周期。如此周而复始地劳作,通过蚕茧的售卖,获得了独立的收入来源,为家庭生计做出了重要贡献。与之不同的是,赣南溪边村仍保留着效益低下的传统农业,女工只能从其他经济领域赚取收入。好在该地为粤闽浙腹地,一部分沿海工业以代工的方式进入村庄和附近的乡镇工厂。需要日常看护幼孩的女工将代工活计接到家中,凭借手工或简单的机器长时间地劳作,赚取高于农业回报的加工费。当孩子进入幼儿园或小学时,留守女工则可以扩大代工范围。她们来到村中的大作坊或乡镇附近的生产车间,更长时间也更高效地从事代工生产,从中赚取更多的工资。

image

承接沿海产业转移的江西某鞋业公司,图为车间内工人从事生产的场景(来源:paper.ce.cn)

而在撤点并校、进城购房的背景下,大量女工以陪读的方式进入中心校所在乡镇或直接去往县城,从而接触到更多的经济机会。在赣南县域,规模较大的乡镇,特别是县城是沿海转移而来的小型代工企业和作坊的接入点,陪读女工便在子女上学之际从事前述代工工作。桂西县域由于地处偏远的云贵川交界地带,普遍缺乏小型代工企业的接入,陪读女工则多进入县工业园招商引资而来的相对正规化的工厂工作,或选择超市、餐馆等服务业工作。这些离开乡村的陪读女工并未成为丈夫收入的附庸,而是通过县域内更广泛的经济机会赚取收入,成为家计的贡献者。

那些阶段性地减轻了抚育和照护任务的中年女工,则更深入地参与了县域城镇经济,成为更独立的家计承担者。在赣南G县工业园,从沿海转移而来的电子厂、服装厂等工厂的流水线上,密集地分布着三十至四十多岁的中年女工。这些女工大多完成了幼孩抚育任务,她们的子女正在住校读书,或已毕业但尚未结婚成家,或已成家却没有生育小孩,她们因而得以有一段时间从家庭照护责任中解放出来,专门地从事雇佣工作。此类工厂工作通常加班加点,从早上七点半入厂一直工作到下午六点,甚至加班到晚上八点或更晚。除了几个法定或地方节假日放假数天,或在工厂订单不足时被迫休息外,女工们基本不会主动选择休息,根本没有周末休息的观念。一如沿海工业区的工厂一样,内地工业园中的工厂也为工人配备了宿舍。因此除附近村庄的女工每天可以骑电动车上下班之外,其余女工多数住在工厂宿舍或租住在附近的居民家中。县域工厂工作虽然不会给中年女工购买社保,但女工们可以从中获得每月2000—3000多元的工资收入。在家庭发展的当前阶段,中年女工暂时卸下了家庭照护责任,成为完全独立的家庭生计劳动力。

即便是进入五十岁以上的大龄阶段,女工们也不会轻易放弃“经济”角色,而是设法从城乡经济中赚取收入。那些需要隔代抚养幼小孙辈或进城陪读的大龄女工,会像有类似家庭照料负担的青年女工一样,抓住新型农业、代工工业或县域服务业等经济机会赚取收入;而那些无需隔代抚育孙辈或照护老人的大龄女工,则设法以全职劳动力的方式继续工作。后者不仅流入大城市的家政、建筑等行业,还大量进入临时工市场以获得待遇微薄的临时工作。她们虽然大龄体衰,已被城镇正规经济部门排斥,却不愿返乡务农或从城镇底层工作中“退休”,而是持续地粘在城镇经济底部,极力为家庭生计奔忙。

image
image

2005—2010年,吉林省吉林市一家两元一晚的女子宿舍,一群在城市里谋生的中老年女性农民工居住在此。左图为女子宿舍内部,右图为附近劳务市场的招聘启事(来源:douban.com)

三、母职实践“经济化的”结构根源

image

女性农民工的强烈“经济”取向,与近十余年来农民工家庭所嵌入的城乡结构的变动息息相关,这一变动从多方面推动了农民工家庭再生产责任的变化,促成了女性农民工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发展趋势。

首先是县域城镇化的发展大幅提高了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成本,对农民工家庭特别是女性农民工施加了巨大的经济压力。无论是桂西J县还是赣南G县,近十余年来都经历了大幅度的城区面积扩张和城镇人口增加。地方政府在土地财政的激励下,将公共资源(尤其是教育资源)和房地产项目捆绑起来,带动了农民和农民工进城的风气。以桂西J县为例,从二〇一三至二〇二二年,该县城镇常住人口从7.7万增加到11.5万,常住人口城镇化率从27.9%攀升至41.9%。县域城镇化导致了教育、住房等家庭再生产基本品向城镇集中,也造成农民工家庭生活的城镇化,从而推高了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成本。进入中心校所在乡镇或优质教育资源集中的县城读书和陪读,需要更多的教育和家庭生活支出。更加重要的是,地方政府通常将教育机会和房产、户口等捆绑,带来了农民工为了子女获得更好的教育资源而必须进城购房的后果。教育购房还进一步向婚姻购房演进,在赣南和桂西县域,除了一部分邻近县城或大镇的村庄外,进城购房已成为广大普通农村青年缔结婚姻的必备条件之一。县域城镇化带动的教育、住房、婚姻和家庭生活等家庭再生产成本的急剧上升,传递到农民工家庭内部,也传递到女性农民工肩上。在农民工家庭收入提升较为缓慢,尤其是男性农民工无法独立支撑家庭再生产经济压力的背景下,女性就必须扩展母职实践的“经济”之维,以她们对家庭生计的贡献设法实现家庭的延续和发展。

image

国家统计局公布的《2017年农民工监测调查报告》中,对于义务教育阶段的随迁儿童,55.8%的农民工家长反映在城市上学面临一些问题,其中,费用高、本地升学难、孩子没人照顾是农民工家长认同度最高的三个主要问题(来源:国家统计局官网,stats.gov.cn)

然而,如果没有城乡经济体系中需求女性的经济机会的扩展,上述家庭再生产任务对女工的经济重压也难以转化为具体的经济实践,无法促成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发展趋势。事实上,不仅打工城市的工厂流水线、服务部门的销售经营等工作岗位偏好议价能力低、性别气质柔的女工,城市的家政甚至市政、建筑等非正规和临时性的工作岗位也偏好女工。在打工城市之外,近年来的产业内迁和代工工业的发展、内地广建工业园和招商引资的推进,以及传统农业向新型市场化农业的转型等,在内地县域范围内为女工提供了大量工作机会。可以说,正是这些近在乡村家庭和小作坊、远到县域城镇的代工点和工业园工厂,以及再远至打工城市的工业和服务业所构成的城乡现代经济体系提供的机会,为女性将家庭发展的经济压力转化为具体的经济行为,从而扩展母职实践的“经济”之维,提供了现实的可能性。

当然也应看到,受农民工家庭父权制对女性家庭再生产责任的规定、女性可获得的替代性照料资源以及年龄等因素的影响,女性农民工是以差异化和层级化的方式获得上述经济机会的。因替代性照料资源的不同,留守乡村的女工只能从事回报较低和距离较近的新型农业、家庭或小作坊代工工作,进城陪读的女工也只能从事那些“家庭友好型”的代工或服务业工作。只有那些有照料资源或暂时无需承担照料责任的女工,才能最彻底地抛开家庭照料责任的束缚,以自由劳动力的方式获得回报较高的经济机会。不过,即使是在暂时不用亲自参与家庭照料责任的女工内部,也可看到年龄带来的流动距离和工作机会分布的差异。其中的青年女工固然可以毫无障碍地进入城市务工,但大量中年女工更主要地集中在老家县域的工业园工厂或代工车间加班加点,广大大龄女工则既被城市的正规工作排斥又被老家县域的工厂流水线或代工车间排斥,只能从事那些非正规化行业甚至临时工市场中的工作。

四、母职实践“经济化”的张力困境

image

母职实践“经济”之维的过度扩张不仅给女性农民工自身带来巨大的经济压力和劳作之苦,也给母职实践本身造成巨大的内部张力,女工由此愈发陷在个体自由与家庭责任、家庭照护与家庭生计的困境之中。

可以看到,长久或暂时摆脱家庭照料责任的女工尽管尽力扩展母职的“经济”之维,但她们的劳作和收入并不是为了个人的独立和自主,而是尽可能地满足家庭延续和发展的经济需求。在家庭发展的经济压力不断加码的背景下,女工摆脱家庭照料责任越彻底、越长久,她们投入劳作的程度也愈深,通过经济活动完成母职责任的驱力也愈大,离个体自由也愈远。这就是我在沿海工业区看到的将小孩留在老家、长期独自在外打工的女工形象:她们力图通过更长时间、更加辛苦的劳作以及更加节俭、更加抑制的消费,最大程度地扩展母职的“经济”之维,以弥补经济母职的扩张对照料母职的侵蚀。这种母职实践造成的自我剥削和无限辛劳,也体现在暂时摆脱了家庭照料束缚的中年女工和大龄女工身上:在县域工业园工厂的流水线、乡镇代工厂的生产车间以及城市各类非正规化的工作地点,我们看到了主动加班、不愿放假、拼命赶工的不再年轻的女工,她们试图最高效地利用难得的摆脱了家庭照料责任的自由时期,全力赚取收入,贡献家庭生计。当她们尽力扩大母职实践的“经济”之维时,也将个体自由融在了经济劳作之中。

对于摆脱家庭照料责任最彻底和扩展母职“经济”之维最充分的青年女工来说,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带给她们极度的亲子割裂的情感创伤。这种创伤首先出现在她们决定尽快、尽早留下小孩外出务工之时,然后在每一次返乡后离开子女时重演,最后定格于长期的亲子冷漠之中。尽管随着交通和通信的发达,“跨地母职”的内容不断丰富,但不间断地视频电话、不时地返乡、不定期地寄送礼物等,都难以弥补母职的“经济化”对亲子情感的侵蚀。我在调研中一再观察到,当年轻女工为了母职的“经济”之维长久地与子女分离时,尽管家庭生计趋于改善,打工家庭也在发展,但子女对父母的情感逐渐冷漠。当留守子女不愿意接母亲的电话、不愿意跟母亲说话,甚至当母亲返乡时不愿意喊母亲时,她们便经受着经济母职的致命打击——消解母职的“情感”之维。

image

范立欣拍摄的纪录片《归途列车》(2009),讲述了常年在广州务工的张昌华和陈素琴夫妻俩在春节返乡、与久未见面的子女之间的故事 。图为陈素琴在休息间隙给女儿张琴打电话,叮嘱其努力学习,承诺他们一买到回家的火车票就打电话告诉她,却没有得到女儿的回应(来源:bilibili.com)

而那些承担家庭照料之责的同时还尽量扩展母职“经济”之维的女工,则面临着“在家不在位”或“在位难工作”的困境。承担家庭照料之责的女工虽设法尽量工作,但并非各类工作都是“家庭友好型”的生产体制。当代工点或生产车间的订单增多需要加班加点,当新型农业进入农忙时节,当生产地点变得离家庭或学校更远时,女工们为了经济母职就必然忽略其他的母职面相,从而造成“在家不在位”的母职矛盾——女工们为了家庭生计而只能形式化地进行家庭照料,子女陪伴、亲子感情等实质性的照护内容被母职的“经济化”掏空。与之相对,如果女工守住家庭照料责任,则不得不在母职的“经济化”倾向上妥协,最终造成“在位难工作”的母职矛盾。在两种母职矛盾之间,由于家庭发展压力的持续增加,越来越多的女工倾向于扩展母职的“经济”之维,强化了经济母职对其他母职面相的替代,形成了城乡可见的以经济为中心的“在家不在位”的母职困境。

长久来看,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及其带来的张力困境也对子女的教育产生了不利影响。近十年来,我追踪了许多为了子女将来发展而长久外出打工的女工,除少数女工的子女凭借个人的聪颖和学校的应试教育向上流动之外,大多子女成绩平平,初中后便进入职校轨道,甚至直接辍学打工。那些留守陪读却“在家不在位”的女工,亲子陪伴的实质内容多已被经济母职掏空,也很难给予子女教育太多帮助,多数只能仰赖教育机构和孩子个人对教育流动轨迹的塑造。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因而产生了另一个深远的悖论——尽力扩展母职“经济”之维的目的是为了家庭的发展和子女的未来,然而子女却通常并不走在女工们预想和试图支撑的轨道之上,绝大多数走向了预想轨道的反面,早早地被教育分流,并重复上一代的打工之路。

image
image

《归途列车》中,女儿张琴退学后,离开家乡四川广安区回龙村,来到广东打工。面对女儿重复其打工之路的现实,母亲陈素琴在镜头前坦言“我宁愿辛苦一些,也想她读书,不想她打工”(来源:bilibili.com)

如何化解女性农民工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及其带来的张力困境?我认为首先要反思的是造成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经济压力不断增加的土地城镇化模式。土地城镇化不仅从教育、住房、家庭生活等方面推高了农民工家庭的再生产成本,还将经济压力传导到女工肩上。唯有适当降低农民工家庭再生产的经济压力,才能从源头上减轻女性农民工母职实践“经济化”的驱动力。其次要缓解女工工作与家庭照料之间的巨大张力。无论是摆脱家庭照料责任而长久务工的女工,还是承担了家庭照料责任却只能“在家不在位”或“在位难工作”的女工,都面临着工作和家庭照料之间的巨大拉扯。这种拉扯不仅存在于大城市的打工工作和遥远的农村老家之间,还存在于县域内工业园工厂或代工车间与留守或陪读的农民工家庭之间。因此,为了缓解母职实践的“经济化”带来的不同母职面相之间的张力,不仅要倡导“家庭友好型”的工作体制,也要让经济机会在城乡间更均匀地分配,让农民工的家庭照料能够与工作地点相临近。此外,还应适当反思父权制对女性家庭照料责任的束缚,并为农民工家庭的照料责任提供适当的社会资源。这一系列工作是一项涉及城乡多个层面变革的复杂工程,有待学界持续的关注和社会各方长期的努力。

*文中图片均来源于网络 

《读书》刚刚开通视频号,欢迎大家点击下方关注▼

img

阅读思想,看见《读书》

©文章版权由《读书》杂志所有

坏姐姐来了|指证小学校长性侵,一位乡村母亲的勇气

CDT 档案卡
标题:指证小学校长性侵,一位乡村母亲的勇气
作者:程静之
发表日期:2025.7.16
来源:微信公众号“坏姐姐来了”
主题归类:女权主义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在2024年,有一起女童被性侵害事件引起了关注:在湖南衡阳一个偏远乡村,一位63岁的乡村小学校长对多名女学生实施了多次猥亵和性侵,校长把一个小房间用作单独的休息室,以辅导学生作业的名义,隐秘地犯下罪行,持续了2年都无人发现。直到一个女孩在首次被猥亵后就告诉了母亲,那位母亲又立即收集证据,才报警揭发了校长。

被揭发的当天下午,警方就逮捕了校长。3个月后,检查院以强奸罪和猥亵儿童罪对他提起公诉。2024年5月28日,校长一审被判处死刑,他紧接着提起了上诉。今年3月,案件在湖南省高级法院二审,被害孩子家长没有被允许旁听,庭后法官组织了一次谈话会,告知家长需要向检察院补充证据材料。目前,他们仍然在等待二审的判决。

相比其他类似案件,这起案件能够推动得如此顺利,离不开那位最早站出来指证的母亲。

她叫崔丽云(化名),今年37岁,2023年5月的一个中午,她12岁的女儿放学回家,哭着对她说,校长先在休息室里抱了她,随后还亲了她。崔丽云和女儿立刻一起去到学校,问询了班上其他5名女孩是否有类似遭遇,结果发现,她们都受到校长不同程度的猥亵。

她立刻拿手机给女孩们录下视频,留下了一手证据。同时,她意识到校长在那所乡村小学一共带过2届毕业班,于是很快联系到一位熟识的母亲,让她去问问上一届已毕业的女儿,又牵出2名已毕业的女孩遭遇过校长的性侵。事情被发现时,这些孩子的父母大多在外打工,爷爷奶奶年龄又大了,崔丽云一一陪着孩子们去警察局录口供。

从录口供、到做医疗鉴定、再到案件一审,崔丽云始终是那个带头人,推动和关注着案件的进展。

回过头看,这起案件和许多乡村儿童性侵害案件有许多相似之处——都发生得很隐秘,受害者几乎都是留守儿童。崔丽云所在的乡村被大山包围,年轻父母外出务工,孩子被留给老人抚养是当地普遍的处境。但崔丽云是一位较为特殊的母亲——她17岁就去深圳打工,19岁依靠开美容院在城市建立起一份自己的事业,但24岁生下大女儿之后,因为舍不得孩子留守,她罕见地选择从深圳又回到了乡村,陪伴着女儿的成长。

也因此,比起外出的父母,崔丽云能第一时间感知到女儿生活中发生的大小事。她很早教给女儿保护隐私部位的知识,和女儿的相处也很自由,她说,「很庆幸她第一次被老师侵犯时就能毫无顾忌地告诉我,我才能发现和推动接下来的事。」

近年来,留守儿童遭受性侵害案件常有发生,但因为取证艰难,以及人们对于性侵害普遍的耻感等原因,许多侵害未能被及时制止和惩罚。但崔丽云不这么想,她接受采访的动力之一是想把举证经验告诉更多的家长,也想把自己的不退缩当作对女儿的一次教育,「让她成为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的人,以后不管是情感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遇到任何问题,她都不会再退缩。」

崔丽云语速很快,个性爽利,揭发校长之后,村里产生不少谣言,崔丽云为了保护孩子,及时让村干部出面制止。还有一个男孩当面笑话她的女儿,她单独拜访了对方家长,让对方给女儿道歉。她想告诉女儿的是,生活不因这件事而停滞,她的价值也不因这件事而折损,「未来人生这么长,不要活在别人的眼中,而是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关键是去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以下,是崔丽云的讲述——

img

文|程静之
编辑|姚璐

1

事情是2023年5月19日那天发现的。

那天我身体不舒服,躺在二楼正在休息,结果孩子中午放学回家吃饭,跑到二楼就哭着跟我说,校长不仅抱了她,还亲了她的嘴巴。我第一反应就是很惊讶,如果说是握手这类身体接触,我还可以理解为老师的一种鼓励方式,但亲吻就非常过分了,显然超出了一个老师对学生的正常行为。

我女儿当时读六年级,所在的是一所乡村小学,班上一共就10多个孩子,包括她在内,女孩一共只有6名。我和女儿关系蛮不错的,我相信她不会欺骗我,但这毕竟不是一件小事,也担心有没有可能是孩子讲错了。当时,我没有再追问什么,照常跟孩子下楼吃饭,之后就领着她一起去了学校。我想问问班上其他女孩是不是有类似遭遇,一来可以了解和证实这件事的真实性,二来也可以更广泛地搜集一些证据。

我到学校之后,直接去了六年级教室所在的三楼,看到走廊尽头没什么人,比较安静,就把几个女孩聚集到那个角落,问她们有没有遇到校长亲吻的情况。孩子们立刻害羞得脸都红了,不好意思直视我的眼睛,好在我和她们相处得还挺亲近——她们父母都到外地打工了,平时经常来我家跟女儿一起玩,我就给她们做好吃的,帮忙扎辫子,一些不敢告诉爷爷奶奶的话,她们反而敢对我讲,所以当时就真实讲了怎么被校长猥亵的经过。

真的是特别惊讶,特别愤怒,没想到校长对她们的行为更过分,而且一个比一个严重,我女儿的遭遇还算是最轻的。

那时候,我就知道必须要报警处理了。毕竟在外面做生意那么多年了,我知道任何事情都是空口无凭,要有证据才能说话,也担心小女孩万一胆小害怕,到警察局不敢讲了,那就不好办了。所以我当即给她们录了个视频,问她们叫什么名字,在什么时间,校长对她们具体做了什么,留作一手证据。视频录完之后,我立马打110电话报了警。

这些事情做完之后,午休也快结束了。那时候,我没有任何恐惧,而是带着把恶人绳之以法、杀之而后快的那种心情,去一楼办公室等着跟校长对峙。他一到办公室,我就直接质问他,「是不是亲了我女儿?」他刚开始还极力狡辩,说绝对没有。我随后拿出手机,说视频也拍了,证据也在手里了,还有什么可否认的。他这才表现得有点慌了,强行解释说,可能是孩子们理解错了。

和校长争论之外,我还把其他孩子家长都叫到了学校。年轻父母不在,老一辈遇到这种事儿第一感觉都挺懵的,不知道该怎么处理,所以都是我在据理力争,一直僵持到警察到学校。警察向我们了解具体情况之后,那个下午当场就带走了校长。

记得当时,还有另一位男性老师在场,全程没有帮着校长说话,就感觉他可能是清楚一些内情的。后来我才知道,他看到过校长经常给女学生单独辅导功课,还让女学生帮忙拔白头发,总觉得他和女学生的关系过于亲密了。但毕竟对方是校长,孩子又只有12岁左右,他就没有去多想,最早的一些蛛丝马迹也就这样被放过了。

img

图源电影《怪物》

2

那位校长今年63岁,之前在另一所村小任教也当校长,临近退休才转到我们这所小学,在这里一共带过2届六年级。我就感觉到,猥亵基本上不是一次性的犯罪,既然我女儿这一届没有逃脱,那上一届毕业的女孩是不是也有可能遭到侵害?

有了这个意识,接下来我开始两步并行,一边配合警察做笔录,包括其他女孩的爷爷奶奶年龄大了,都要我帮忙开车送去警察局,做完笔录再送他们回来;一边想办法联系上一届毕业生,尽量多搜集一些证据。

刚好我和上一届一个毕业女孩妈妈的关系蛮不错的,她女儿又跟我女儿是好闺蜜,我就想先了解她是什么情况。那时候,女孩妈妈还在外地打工,我就在微信上告诉了她来龙去脉,最后让她也去问问孩子,如果有同样的遭遇,我们就可以一起站出来指证校长。

没想到这么一问,这个孩子还要更严重些,遭遇了校长的性侵。那位妈妈刚开始不敢说是自己的孩子,把她们的微信头像截掉了,才把聊天记录发给我,说是班里其他孩子的遭遇。我说这样肯定要赶紧报案了,那位妈妈还算很有勇气的,大概考虑了一个晚上,就决定让当时在家的老公带孩子去警察局录口供。

那时候,我才知道聊天记录里具体是哪个女孩。我们两家住得不远,录口供之前,我担心小女孩会感到害怕,就特地去她家里鼓励她。孩子刚开始见到我也是一直低着头,根本不说话,好像自己犯了什么错误一样。我不断告诉她,不是她的错,而是坏人的错,只有勇敢讲出来,才能让坏人受到惩罚,也可以帮助到更多的人。听到我这么说,孩子才抬起头,走进警察局时,她的眼神也变得坚定了。

考虑到一个父亲带着女孩可能会感到不方便,最后我就陪着她去录了口供,她父亲在旁边的房间里等着。那时候,孩子胆子已经大了一些,警察问什么,她回答声音虽然比较小,讲得也比较慢,但还是把遭遇都说出来了。到最后,她说除了自己之外,同届还有一个女孩也遭到校长的性侵,这样就又牵出另一个受害者。

那个同届的女孩是六年级才临时转学过来,两个女孩关系很好,每天一起上下学,所以彼此聊过这件事。现在想起来,那个女孩也经常上我家来玩,就感觉她脸上没有笑容,心里好像总是藏着什么事儿,说话做事也是畏首畏尾的,当时只是觉得孩子性格比较内向,后知后觉才知道,她因为这件事已经陷入抑郁很久了。

到了初一,那个女孩就回自己家里住了,她的父母也在外打工,家里没有爷爷奶奶,所以最后也是我陪着她去录口供。到了警察局,那个女孩甚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最后只能用笔写,花了整整一个上午,写了好几页纸才把经过写完。她受到的伤害实在太大了,在手腕上割出十四条刀痕,还确诊了创伤后应激障碍。

录口供的过程中,也有一些隔壁村庄的家庭退出了。我听孩子们说,其中一个女孩重读了一届六年级,刚好覆盖校长任教的两个年头,也是受过伤害的,但孩子的家长没有站出来,毕竟不熟悉,具体原因我也不好去问,后续情况都不清楚了,最后就是我们村庄的5个孩子站出来指证了校长。

从孩子们的口供情况来看,侵害基本上是在校长午休的办公室里发生。这所乡村小学一共有三层,一二层是其他老师的办公室和低年级的教室,三层只有六年级、一间电脑教室,还有一间就是校长休息的办公室。平时如果不是上电脑课,其他孩子不会到第三层去,那间休息室的钥匙又只有校长一个人有,其他老师更不会去。所以校长的犯罪很隐秘,平时以孩子单独背课文、讲解试题为名义,实际是实施猥亵和性侵。

我发现校长作案的方法也很狡猾,第一个学期,他不会直接动手,而是在孩子们面前树立威信,不听话就重重打手板,让孩子害怕他、听他的话。等到第二学期,他对孩子的性格、家庭情况都了解了,会挑选爷爷奶奶带的孩子先下手,比如拥抱、亲吻,如果孩子不敢反抗,他就进一步加重猥亵程度。

像我女儿这一届,他对几个孩子都还在猥亵阶段,没走到下一步,而且考虑到我在家,才会最晚对我女儿动手,好在被我及时发现和制止,否则后果肯定是更加不可设想了。

img

图源电影《白日之下》

3

其实,我家女儿之前并不在这所村小读书,是六年级才临时转学过来的。

我们那个村虽然是个2000多人口的大村,但留在村小上学的孩子并不多,大概就50来个,以小规模的状态至少维持十多年了。里面配备的老师还算充足,语文、数学、英语、音乐、体育老师都有,总共有10来个,相当于一个老师能对应5个学生,条件也是挺不错的。

但和大多数家长一样,我觉得在教育上应该量力而行,再加上家里又有这个经济能力,我就没让女儿在村小读书,一年级就送去了市里一所师资力量、学校建设更好的私立学校。

那所学校要求封闭式管理,所以我女儿从小寄宿,半个月才回一次家,其实孩子太小并不适合寄宿,我女儿说,每个星期天送她回学校,看到我的车子一开走,她就会想哭。但为了上学没办法,我也不想太过溺爱孩子,就一直让她在那里读到了五年级。

临近六年级时,我听朋友说,现在升学政策有变化了,小升初已经不看成绩,而是按照区域分配初中,刚好我们村小对应的初中学校比较好,我想那不如把孩子转回来,毕竟学校跟家离得近,走路大概一两分钟就能到,三餐和住宿都在家里,总比在外寄宿6人一间的宿舍要好。考虑到这些好处和便利,我才把女儿转回了村小。

很多家长是跟我一样的想法,考虑到升学,六年级才把孩子放到这所村小来。比如陷入抑郁状态的那个女孩,她还有一个亲姐姐,六年级也是寄宿在亲戚家,在这所村小毕的业,只不过那时候,新校长还没调过来,她姐姐才逃过了被侵犯的可能。

说实话,这个校长刚调来时,我们这些家长都挺高兴的。他个子不太高,走路有点驼,面相比较凶,不是那种让人产生亲切感的老师,但他纪律管得好,教书也负责,还经常派老师做家访,跟家长互动孩子在校的情况。甚至六一儿童节时,他还会组织孩子表演节目,这是以前的老师、校长都没有做过的,所以很多村民都觉得这个校长很不错了,对他比较敬重。

另外作为语文老师,他对学生的成绩也抓得很紧,给孩子留很多抄写作业,而且每天要求写一篇作文,我家女儿差不多都要做到晚上九十点才能完成。作为家长的角度来讲,就觉得老师管得严也好,不严也好,都是一样的收入,但校长愿意管得严,不放养孩子,我觉得还是负责的表现了。

我印象最深的还有2022年的时候,校长有一次骑摩托车出事故,摔断了腿要住院,那段时间只能让其他老师帮忙代课。我们家长都挺担心的,毕竟是毕业班,代课老师不一定了解孩子的学习情况,家长都希望他能尽早回课堂。没想到他一出院,拄着拐杖就坚持来学校上课了,为了表达感谢,我还特意去学校给他送了补钙的保健品。

除此之外,我跟校长没有其他方面的交集,对他也谈不上其他了解,只是听说,他还会关心学生有没有吃早饭,并把自己的苹果、面包、牛奶送给没吃饭的孩子。如果不是这件事,我真的是从来没有意识到,一个表面看起来负责的老师,也可以同时是一个作恶的老师。

校长的罪行被揭露之后,那所乡村小学没多久就被撤了,留下那栋三层的房子,被人盘下来做了农家乐。村里人都感到很可惜,也有一些抱怨,因为剩下的孩子就只能去县级市的学校读书,从一年级就要开始过寄宿的生活。

img

图源电影《素媛》

4

从录完口供,到孩子去医院做完检查和鉴定,流程大概走了一个星期左右。等待的过程中,其他孩子的父母都陆续从外面赶回来了,为了这件事很久没有出去工作。我们5个家长就建了一个群,大家统一战线,不顾虑什么光不光彩,就是一致找律师打官司,争取有一个好的判决结果。

我们这5个家长都没有应对官司的经验,也不知道去哪里找合适的律师,后来案件开庭,我们主要依靠的是司法机关派的公诉人帮忙辩护。

校长被批捕后就已经认罪,口供说的和孩子也基本一致,但没想到开庭后,他又当庭翻供,说两个被性侵的女孩是自愿,又说家长是为了讹钱才陷害他。我们家长当时非常气愤,退一万步说,两个女孩甚至没到性同意的年龄,怎么能狡辩成自愿?我们家长又怎么会赌上孩子的名誉去讹钱?

对方律师听了这一番话也感到惊讶,公诉人辩护之后,法官就让校长端正态度再回答问题,中间还休庭了一次,法官来问我们家长对于判刑和赔偿方面有什么想法,家长一致不指望赔偿,就是希望判校长死刑。

校长作案还用了一个很恶劣的方式:他曾经送过两个被性侵女孩手机,之后就把手机当作一种贿赂一样,只要孩子不把他的罪行往外说,就把手机给她们玩,周五去办公室取,周一再归还,而侵害有时候就在取送手机的过程中发生。

其实,被侵害最严重女孩的妈妈发现过这支手机,问孩子手机哪来的,孩子说是校长给的,那个妈妈为这件事还骂过校长,甚至去教育局投诉过。但是教育局没有给到回音,校长还反过来说,这么为培养她的女儿付出,到头来还要说他的不是,感到非常心寒,那个妈妈也就没有追究下去了。直到事发后,她才责怪自己当时怎么不去深挖一下,一个老师怎么会给孩子手机玩?怎么也没往性侵害这个方面去想。

我们这个乡村在一条国道旁边,周边被一些山区包围,要坐差不多半小时的公共交通才能到县城,孩子在村里的生活非常单调,除了打篮球、乒乓球,再就是跳跳绳,没什么可玩的,哪怕年龄大点的孩子去了县城,县城也很小,基本上半小时就逛完了。

另外,留守现象在我们这儿太普遍了,孩子爸爸妈妈不在身边,基本就是过年才回来一次,待个几天又去外地上班,剩下老一辈在家里,天天聚在一起聊天打牌,对孩子的教育就是放养式的,管吃管住就行,有的不听话还要打,更谈不上精神方面的陪伴。所以你就能想象,孩子想要了解外面的世界,或者寻找情感的支持,智能手机对他们就很有吸引力。

其实,这些被侵害孩子的家庭都挺困难的,家长也是为了生活没办法才往外走。比如其中一个受害女孩,爸爸中风了,家里就指望妈妈一个人在外面挣钱。还有一个女孩,妈妈在贫困家庭里过不下去,生下她之后就走了,之后再也没有回来,她爸爸只好出去打工,就把孩子留给爷爷奶奶抚养。老一辈人的认知有限,会采取比较凶的管教方式,女孩有什么话就不敢跟爷爷讲,爷爷也想不到去了解深藏在女孩心里的事。

整个村子里,我是少有的留在家里的妈妈,一方面是家庭条件能够支持,另一方面也是舍不得让孩子去做留守儿童。在我的育儿观念里,孩子生下来是要陪伴的,这个理念来源非常简单,因为我从小长大的过程中,爸爸妈妈也没有出去打工,是一直陪在我身边的。

我父母那一辈很时兴打工,村子里百分之八九十的人都出去了,但我爸有酿酒的手艺,就留在了家里。我记得小时候,父母的教育很自由,只要不做违法的事什么都由着我,就养成我比较调皮的性格,从小是个「孩子王」,其他孩子都是跟着我玩听我的。所以我就有那种体会,父母在身边的孩子会成长得比较自信。一直到自己有了孩子,我就想把这份自信带给孩子。

我女儿虽然性格比较内向,但是我跟她关系处得不错,平时聊天很少过问成绩,都是问她交了什么朋友,在班上开不开心这些事。孩子感到比较自由,也就什么话都愿意跟我说。很庆幸她第一次被老师侵犯时就能毫无顾忌地告诉我,我才能发现和推动接下来的事。

我们几个家长为案子奔波了很久,一直到今年5月才等到一审判决结果,法院以强奸罪判处了校长死刑,但校长不服又提出了上诉,我们继续把官司打到湖南省高级法院,其他孩子的爸爸妈妈等不了那么久,又陆续出去工作了,目前就是我在主导推进案件,等待二审的结果。

img

图源电影《熔炉》

5

你问我整个过程有没有过害怕的时刻,有没有纠结过到底要不要站出来,或者披露这件事是不是对孩子的名誉不好?这些想法从来都没有。之所以能这么干脆利落,可能跟我的经历养成的性格有关。

成为妈妈之前,我17岁就去深圳打工了,那时候职高读了两年还没毕业,但就不想再读书了,看到湖南去广东深圳打工的又那么多,就跟着老乡一起去了深圳。那时候,我身上就带了一点钱、一个身份证,找工作也没有毕业证书,就是厚着脸皮跟老板说,工资可以随便开,只要包吃包住,然后给我提供一份工作。

后来,我在一家公司做过前台文员,在一家工厂做过模具文员,接着接触到一个朋友开美容院,又去那里上班学习了一年。那时候我才19岁,舍得吃苦,也了解到那个年代美容产品进价售价信息很闭塞,里面有赚钱的机会,我就把之前所有的打工存款拿来租门面自己开店,一个人又当老板又当员工,把美容生意做起来,赚到了第一桶金,再雇员工,慢慢开了连锁店。

因为接触过大城市,我很早就知道,女孩成长过程中是会面临很多危险的。比如我的第一份工作虽然短暂,但就遇到了男上司性骚扰,总是会拍拍我的肩膀,摸摸我的脸,没有再过分的举动,当时我年龄又小,不知道该怎么办,只好忍气吞声了。

但后来在美容行业,我经常遇到性骚扰的男顾客,会说一些黄段子,还有人手脚不干净去摸职员的大腿,我就开始不姑息了,言语骚扰立刻赶出店门,行为骚扰留取证据第一时间报警,慢慢就有了处理这类事情的经验。

我和孩子爸爸很早就认识了,后来他也一起加入做美容生意,我们自然而然结婚,在我24岁时生下第一个女儿。刚开始,我也试过让老人到深圳帮忙,但老人待不习惯,这才没办法,只能我回了老家,让孩子爸爸在深圳管理门面,我远程负责采购、整理账目这些事,大部分时间可以陪孩子多一点。

因为成功的创业经历,我回村后也是什么事都敢闯敢做,做事很有个性和原则。像我刚回来的时候,看到村里交通这么不方便,我就去学习怎么开车,后来也是村里第一个会开摩托车和汽车的女性。那时候,这件事也遭到村里一些人的非议,说一个女孩子没必要学这些东西,学了能干嘛?我是不认同的,因为我不是为别人学,我学了可以长见识,为自己图方便。

因为是女儿,我在她稍微懂事的时候就会跟她讲,除了妈妈,隐私部位其他人都不能碰,哪怕是爸爸、爷爷这些男性也不例外,碰了一定要告诉妈妈。但说实在的,乡村里的性教育太薄弱,大部分家长都没有这个概念,以至于女孩连基本的隐私保护意识都没有。就像这一次,我记得有一个妈妈出事后才提示女儿,女儿就对她妈妈说,为什么不早点告诉她这些?

img

图源电影《熔炉》

其实,乡村里许多人对于性侵害还是有思想包袱的。这一次,村里也有人议论纷纷,说我们家长得了多少钱的赔偿,还说了一些不堪入耳的话,我听到也没什么难受的,别人会揣测很正常,但最起码不能光明正大地造谣,让孩子生活在舆论压力之下,不管对谁家女儿都一样。所以我就去找村干部出面制止,如果有人不知道事情原委乱嚼舌根,诬陷孩子,一旦再被我听到,我就不给机会单独跟他们聊了,而是找律师到法院去聊了。

还有一次,我家女儿回来跟我说,村里有个小男孩笑话她,说谁摸过她的屁股,我也是立马找到家长,让男孩道了歉。

我觉得没有什么特别的,哪个妈妈遇到女儿受了伤,难道还帮别人吗?第一想法肯定是帮自己的女儿。对于孩子来讲,我觉得勇敢站出来去面对,对她也是一次非常好的教育,会让她成为一个敢于表达自己的人,以后不管是情感方面还是生活方面遇到任何问题,她都不会再退缩。

其实,小朋友第一次发生这种事,还要站出来去指责一个有威严的校长,确实是会害怕的。我记得刚开始的时候,女儿问过我说,「妈妈,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做得对不对?」我就告诉女儿,「做错事情的不是你,是别人,那就一定要让对方去承担过错。你看,你能够早点发现,你的妹妹下次读到这个学校就不会遇到这种事,你的其他朋友也不会遇到这种事,这样子才不会让更多人受伤害。而且最重要的是,这样做也是在保护你自己,你还有什么好害怕的呢?」

不光是孩子,这次有的家长没有站出来,也是因为害怕,觉得羞耻不愿意讲。这些都不能怪家长,而是因为社会风气没有正确去看待性侵害这件事导致的。只不过我完全不会这么想,打一个不恰当的比喻,我觉得好比是100块钱不小心被人踩了一脚,拿出来洗干净,它还是100块钱,价值不会变。这也是我想告诉女儿的,自己的价值不会因为这件事而折损,未来人生这么长,不要活在别人的眼中,而是活在自己的生活当中,关键是过自己想要的日子。

教育局那边说,可以给孩子提供一下心理疏导,但家长还是担心会一再撕孩子的伤口,考虑之后没有要,安抚工作都是自己在做。对于我家女儿来讲,录完口供之后,这件事就翻篇了,后续很多事情都没有让她参与。孩子现在慢慢进入正轨,看起来已经不再把这件事放在心上了。后续我就是时刻鼓励她,包括她追星,喜欢王鹤棣,我也让她勇敢去追,就是希望她能够自信,并能够肯定自己的情感。

有时候,我和其他家长孩子一起见面,感觉到其他孩子恢复得也挺不错的,像那个陷入抑郁的女孩,原本在家庭里很缺爱,但发生这件事之后,她妈妈就不打工回来了,在孩子需要时陪在她身边。能够感觉到,她和其他几个孩子聊天时,已经能够放得开一些,也变得爱笑了。

当然,孩子最终能不能顺利从阴影里跳出去,我们这些父母还是要积极引导,首先不要自己就觉得孩子遭遇了什么羞耻的事,也不要一直沉浸在隐痛中,毕竟生活不会因为这件事而停滞。我们还是要继续带着孩子往前走,帮助她们成长为快乐和健全的人。

img

图源电影《好东西》

img

六神磊磊读金庸|群众的眼睛又雪亮了

CDT 档案卡
标题:群众的眼睛又雪亮了
作者:六神磊磊
发表日期:2025.7.16
来源:微信公众号“六神磊磊读金庸”
主题归类:农夫山泉亲日事件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去年这时候,我发了个推文,叫《报告,已成功揪出“三害”:清华、莫言、农夫山泉》。意思是说,大群的劳碌牛马,因为几个胡乱编造的营销号视频,就自以为了解大老板的私事,封这个是圣徒,揪那个是奸人,莫名其妙乱打乱捶。

打倒我们自己最好的大学,打倒我们自己最好的作家,打倒我们最成功的企业,干着国外敌人想干都干不了的事,还以为自己龙起卷马长嘶剑气如霜。

结果可想而知,推文一发,好多人来教育我:呔!群众的眼睛是雪亮的,谁好谁坏我们最清楚,你一个读金庸的不要胡说八道,小心九阴白骨爪抓你龙筋。

还有的说:“我们眼睛雪亮,你肯定拿了农夫山泉的钱来帮他说话。”却不知道十年来我只合作过一家卖纯净水的,还是怡宝纯净水。

上述这篇文,现在网上零星还能看见,不少评论还留着,各位可以参观下,感受去年此时人们的火力。

相关阅读:【404文库】六神磊磊读金庸|报告,已成功揪出三害:清华、莫言、农夫山泉

img

然而一年过去,形势又倒转来。早上起来我看到一个帖子,简直被笑岔气,叫《“影帝”暴露了,群众早都看懂了》

好家伙,群众的眼睛又雪亮了。去年就是雪亮的,今年更雪亮了,比二极管还亮了。

众所周知我的主业是读金庸,老爷子早就把这个道理都给说透了。

当初打倒萧峰,群雄的眼睛就是雪亮的:“契丹胡狗,你杀父、杀师、杀友、杀少林同门,罪不容诛!”打倒萧峰,保护玄慈方丈,是当时最大的流量。

结果没过两章,玄慈方丈被揭发成了坏人,群众眼睛又雪亮了:“各人(对玄慈)神色之鄙视、愤怒、惊骇……形形色色,实是难以形容。”

起初,群雄点赞慕容复、点赞游坦之,眼睛也是雪亮的。慕容复出头战乔峰,众人纷纷叫好,“霎时间喝采之声,响彻四野。”

游坦之公开发声爱大宋,也得到群雄赞誉,好一个丐帮游帮主!

结果不到一集,俩人又都成了臭狗屎。姑苏慕容是“见面不如闻名!”至于游坦之,啊哈哈他好像一只狗啊。

对丁春秋也一样。当初丁春秋亮相时说,老夫乃山东曲阜人氏,最爱中华传统文化,又赢得群雄连连点头:身在西陲,心在中华,祝丁老爷子健康长寿!

结果一集之后,群雄的眼睛又雪亮了:“指着丁春秋痛骂不已……说他‘心怀叵测,邪恶不堪。’又有人要求虚竹迅速将丁春秋处死,为世间除此丑类。”

闹到最后,乔峰殉国,一切尘埃落定,群雄眼睛还是雪亮的:“我早知道他是英雄豪杰!”

所以金庸不但是小说家,还是预言家,几乎没有他说不到的事,不然我这碗饭为啥能吃到现在呢。

那么多连自己家事都捋不清楚的人,以为凭几个帖子,能洞察世界第二大经济体里最大老板的家事;那么多连同事吃饭都次次被转桌的人,以为根据几条评论,就能裁判谁是“企业家”,谁又是“资本家”;连自己血里铅含量都测不出来,却要揪着八竿子打不着的老板,测人家血液里的忠诚含量。

长安的荔枝没吃到,对长安的老板可操碎了心;天水的孩子管不了,欺负矿泉水可有一套。反正自信永远是眼睛雪亮的,雪是六月雪的雪,亮是事后诸葛亮的亮。

不禁想起鲁迅说的一句话:“哙!亮起来了!”

-完-

img

不如买本名著看看,勒庞《乌合之众》,今年正好出版130年了:

img

情况有点复杂|情况说明

CDT 档案卡
标题:情况说明
作者:坚果兄弟
发表日期:2025.7.16
来源:微信公众号“情况有点复杂”
主题归类:坚果兄弟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6月下旬回访小壕兔

7月1日被行拘20日

7月12日暂缓执行 出狱

接下来好好休息段时间。

谢谢大家的关心!!!

祝朋友们杯中有酒,酒里还有明天。

img
img

公司研究院|这个夏天,贵出天际的“雪糕刺客”走向崩溃边缘

2025年的夏天格外炎热,但曾经炙手可热的“雪糕刺客”钟薛高、哈根达斯等品牌却在这个夏天“凉透”了。

6月,钟薛高子公司被申请破产清算的消息传出,标志着这个曾经年销10亿的网红品牌,最终倒在了自己亲手制造的消费泡沫里。与此同时,哈根达斯门店数量锐减,很多雪糕品牌转型聚焦基础款。曾经占据便利店C位的“雪糕刺客”们,如今已被挤到角落,3元以下的经典款重新夺回主场。

file

CDT 档案卡
标题:这个夏天,贵出天际的“雪糕刺客”走向崩溃边缘
作者:凤凰网财经《公司研究院》
发表日期:2025.7.16
来源:凤凰网“公司研究院”
主题归类:消费降级
CDS收藏:公民馆
版权说明:该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详细版权说明

01

营销神话破灭:从66元神坛到1元贱卖

回望2018年,钟薛高横空出世时的盛况恍如隔世。一支66元的“厄瓜多尔粉钻”雪糕封神,不仅创造了单日销售2万支的奇迹,更开启了中国雪糕市场的“刺客时代”。创始人林盛那句“成本40元,爱要不要”的豪言犹在耳畔。彼时,这个深谙流量密码的品牌通过国潮设计、“零添加”话术和头部主播带货,硬是把雪糕卖出了奢侈品溢价。

首年营收破亿的钟薛高,很快便杀入天猫双11冰品类目榜首,甚至还在2021年销售额突破10亿元,一度成为头部主播直播间的常客。一位参与早期融资的投资人回忆道:“当时所有机构都在疯狂测算——假设1亿新中产每人每年消费10支,这就是个60亿的蓝海市场。”

然而,泡沫破灭的速度来得如此之快。对于钟薛高高昂价格的议论并没有停止。众多网友表示,“买不起”。另有网友调侃,“自从你们出现了,买梦龙都不觉得心疼了。”议论的同时,还牵扯出了其之前因发布虚假广告,多次被行政处罚一事。所谓“特级红提”是散装葡萄干,“不加一滴水”的配料表里明晃晃写着水。

file

2022年起钟薛高就深陷舆论危机,品牌声誉和业绩均受到冲击。过去两年间,尽管钟薛高试图通过自救措施缓解困境,但法人林盛受到高消费限制令的影响,因拖欠工资员工大量离职……去年5月,钟薛高创始人林盛启动淘宝直播带货“卖红薯”还债,曾经的“雪糕爱马仕”沦落到直播间1元甩卖存货的境地,但这场以还债为目的的直播最终收效甚微。

file
file

2025年,曾经风光无限、以高价定位在市场掀起波澜的钟薛高走到了破产清算的终局。据爱企查显示,钟薛高食品(上海)有限公司自身风险112条,司法案件67条。钟薛高旗下的钟茂(上海)食品科技有限公司被债权人上海安得列郎晴食品贸易有限公司申请破产清算。理由是“无法清偿到期债务,且明显缺乏清偿能力”。如今,钟薛高京东旗舰店目前仍处于营业状态,但店铺内商品陈列已大幅缩减,仅有少量单品在售,价格相对于此前也有所下调。

file
file
file

02

“雪糕界爱马仕”不香了

钟薛高的败亡并非个案。哈根达斯曾是婚礼和约会的标配,一句“爱她就请她吃哈根达斯”让中国情侣掏空了钱包。1996年的上海滩,哈根达斯把冰淇淋卖出了奢侈品架势。25元单球的价格,抵得上当时普通人半日工资。

如今的哈根达斯在中国市场节节败退。从 2023 年起,哈根达斯在中国市场就开启了门店收缩进程。据窄门餐眼数据显示,2024 年1月哈根达斯在国内的门店数量为 466 家,而到了2025年6月20日,这一数字锐减至385家。在北京、上海、郑州等地,不少哈根达斯门店都已不见踪影 。

file

曾以高端形象著称的哈根达斯,不得不加入了9.9元赛道——限时9.9元起享指定咖啡。年轻人算了一笔账:30元的单球冰淇淋,不如买两杯奶茶——毕竟“爱情营销”敌不过蜜雪冰城2元甜筒的性价比。

其他网红雪糕品牌也纷纷传出闭店消息。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3元以下的平价雪糕正在收复失地。东北大板等老牌逆势增长,伊利、蒙牛重新聚焦基础款。而在如今的消费市场,那些曾被炒到66元一支的“雪糕界爱马仕”,正像被扎破的气球般迅速瘪下去。

雪糕刺客的崩盘,本质是场“祛魅运动”。消费者发现,所谓高端不过是营销费及冷链租金下叠加出的高价。 当平价复兴,蜜雪冰城2元甜筒成为大众们的选择,1元的老冰棍更能符合当下的消费。消费者或许也终于学会了用舌尖投票:“雪糕是解暑品,不是奢侈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