相比心理资源广泛分布的城市，县域地区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几乎是心理服务的空白地带。近年来，越来越多的心理咨询师选择来到县城，开设起当地的第一间心理咨询室。
这些隐藏在住宅区、农田旁的空间里，接纳最多的是迷茫的小城少年，也不乏焦虑的父母和濒临崩溃的中年人。它就像一面镜子， 慢慢映照出县城里，那些被压抑已久的情绪和被忽视的心理需求。
文 | 魏芙蓉
编辑 | 王珊瑚
县城有了第一家心理咨询室
升学季一到，这些日子，宋祎禛的电话比往常频繁得多。电话那头，是焦虑的学生和家长：有的高三考生，备考期间频繁心慌，身体僵硬、呼吸急促；有的家长则为孩子的失眠多梦、白天注意力不集中而忧心忡忡。
作为河南洛阳宜阳县为数不多的心理咨询师，每年的升学季都是宋祎禛最忙的时候。考试压力集中爆发，极易成为压垮青少年的最后一根稻草，失控的孩子由家长带着，从周边乡镇赶来求助。
她的咨询室设在县城一个僻静小区的高层住宅里，一套三室两厅的房子被改造成两间咨询室和一间游戏治疗室。窗外是连绵起伏的山丘，她和来访的孩子面对面在临窗的沙发上坐下，不一会儿，一旁垃圾篓里，用过的纸巾隆成小山。
几年前，宋祎禛还是县医院的妇产科医生，因为兴趣接触了心理学，之后抱着“试试看”的想法辞职创业，开了这家心理咨询室，也是县里第一家。当时她没想到，这份在县城看似冷门的工作，背后竟藏着如此迫切的需求。
忙碌的时候，她一周要接待七八个来访者，九成以上是未成年人——校园欺凌，游戏成瘾，厌学，休学……每次300元的咨询费用，在县城不算便宜，成年人有了心理问题往往能扛就扛，舍不得花这个钱；但“再苦不能苦孩子”，尤其“孩子不想上学”这件事，在很多家庭眼里是“天大的事”，拖不得。
县城里长期被忽视的心理需求，数据中也有迹可循。2024年初，中国疾控中心发布的《青少年心理健康地图》显示，四个孩子中就有一个正在经历心理问题，而在经济欠发达地区，无论是抑郁、焦虑、孤独，还是网络依赖，情况可能更糟。
宋祎禛不是唯一一个选择在县城做心理咨询的，在广东清远阳山县，胡立玲也在去年开设了当地第一家心理咨询室。
阳山曾是省级贫困县，县城不大，从北到南骑车穿过只需十五分钟，她的咨询室开在县郊，周边成片的农田环绕。楼下赶集的人群热热闹闹，有的来访者上门时，顺手拎着大集上买来的酸奶或几串葡萄，串门一样，边吃边聊。
胡立玲的咨询室，窗外是成片的农田。讲述者供图
在这里，心理咨询仍是个新鲜事物，很多人并不了解它到底是做什么的。最初听说她要开咨询室，家人的第一反应都是：“你要接‘疯子’？”
这样的误解在咨询室里也不少见。一些心理健康、但家长认为需要“管教”的孩子也会被送来，成绩不好、尿床、性格磨蹭……哪怕只是抽了根烟，都足以引发一次“心理干预”。家长期待心理咨询师能像老师一样，给孩子们“好好上上课，开导开导”。
还有一些人干脆把心理咨询当成了医生看诊。孩子情绪崩溃了，家长打来电话问：“吃点什么镇静药好？”医院里没能治好的重度脑瘫孩子，被家属送来，指望心理咨询“能管点用”。但他们不知道，心理咨询不具备治疗能力。
除了孩子，咨询室往来最多的还有妈妈们，县城“男主外、女主内”的传统分工依旧普遍，她们常常坐立不安，屋里来回走动。一些留守儿童家庭，陪伴的常是爷爷奶奶，讲着浓重的方言，普通话说得磕磕绊绊。
在江西吉安市安福县做了三年心理咨询后，戴卫平发现了县城来访者和城市的明显不同。他曾是上海某三甲医院心理科的咨询师，有13年心理临床经验，2021年辞职回到家乡，开设独立的心理工作室。
在上海，他接触到的青少年多是因亲子关系紧张、原生家庭创伤等问题而来；回到县城后，他发现，困扰孩子们的更多是校园人际关系、网络成瘾和繁重的学业压力。每年开学季和升学季，咨询室的来访明显增多，他听过太多孩子的诉苦，“读书太难了，我怎么努力，成绩都上不去”，“每次听默写，老师问问题我就发抖”。
在他看来，这是因为县城长期以来只用成绩评判孩子，读书也容易被当成通往“出路”的唯一跳板。
每到年底，外来务工人员返乡，戴卫平在上海最清闲的时候，如今成了他最忙的阶段之一——人们回到县城，家庭成员距离拉近，最考验亲密关系，问成绩、问工作、催婚催育，平时被搁置的矛盾集中爆发。
今年的除夕他也没能闲下来。晚饭刚吃完没多久，就急匆匆赶往工作室。两个原本约在几天后的来访者临时联系他，情况紧急，一天都不能等了。
戴卫平所在的安福县。讲述者供图
那五个孩子是在同一周内陆续出现的。今年春天，他们先后来到戴卫平的咨询室，都是十来岁的年纪，脸上还带着稚气。他们坐下，卷起袖子，露出一道道细密的、新旧交错的伤痕。即便从业十余年，这一幕依然让戴卫平觉得触目惊心。
戴卫平说，县城条件落后、心理健康知识滞后，来访者往往呈现出明显的两极化，除了轻微的情绪困扰，相当一部分人情况已经很严重。因为在这里，无论是孩子还是成人，情绪问题在初期常被简单归结为“作”“没事找事”。长期拖延、忽视之下，很容易发展成极端。
胡立玲所在的阳山县，她常常把这里称作“心理学的荒漠”。在她2023年成立心理工作室之前，当地县医院多年来连心理（精神）科都没有。
胡立玲一直记得那个最早的来访者，她的心理咨询室还没正式营业时，她刚在一个县交流群里发了自我介绍，立马就有一位母亲联系了她。听她描述完孩子的状况后，胡立玲意识到，孩子的问题并不是突然出现的——早在童年时期就已经有明显的心理异常，只是一直被忽视、被误解，到这时，孩子的情况已经恶化到疑似精神分裂的地步。
她没能见到那个孩子，对方的情况已经超出了心理咨询的范畴，她只能建议家长尽快送孩子去专业医院接受治疗。
但这些提议被家长拒绝了。他们担心，孩子一旦被确诊为重度精神疾病，信息将被上报备案，“孩子未来就完了”。他们更愿意相信这只是一个“阶段性的问题”，孩子终有一天会自己“走出来”。
后来的两年里，胡立玲在咨询室见到了更多有着严重心理困扰的孩子。本该活泼的年纪，整个人却像被抽空了一般，眼神空洞，语速极慢，说话轻得几乎听不见。
在那些微弱的呼救声中，她发现了一个沉重又隐秘的现象：许多青少年的心理问题背后，藏着更深的伤痛——性骚扰或性侵的创伤。这些伤害往往发生在孩子年幼时，家长们看护不到位，孩子年幼又不具备判断能力，直到进入青春期，意识萌发，心理问题也随之爆发。
这些受害者几乎都是女孩，事发时大多不满14岁，有的甚至还不到10岁，施害者中有些也是刚进入青春期的未成年男孩。因为事发时间久远，证据难以留存，想要追责几乎无从下手。这让胡立玲和那些陪伴前来的家长一样，都被一种深深的无力感笼罩着。
胡立玲所在的阳山县，曾经是省级贫困县。讲述者供图
类似的个案，戴卫平也遇到过不少。孩子们的讲述中，侵害大多与“熟人”有关：远房亲戚，补习老师，或是因父母不在身边、托付照看的“熟人”。正因为彼此熟识，这些关系成了隐秘伤害的掩护。
事实上，即便男孩也不意味着能免于性侵害，往往更加隐蔽，也更容易被忽视。宋祎禛曾接待过一位男孩，年幼时遭遇成年女性猥亵。事后他试图将经历告诉父母，却被轻描淡写地忽视了。
这段经历在男孩心里埋藏了近十年，当他因为其他心理困扰前来咨询，才在深入交流中重新触及那个被封存的创伤。他至今没有得到父母的重视和回应，只因为他是个男孩，他们觉得这样的事情怎么会在一个男孩身上发生呢。
在和男孩的沟通中，宋祎禛感到唯一慰藉的是，他的内心依然善良。宋祎禛记得，男孩多次在咨询中表达，希望自己的经历能引起更多人对男孩性侵问题的关注。甚至当自己的表妹或其他伙伴可能面临类似风险时，他也会用自己的经历作为提醒。
然而，一个无法忽视的现实是，对许多孩子而言，那些创伤可能会伴随他们很久。几位咨询师都注意到，不少来访者即使已经成年，工作了，结婚了，内心依然缺乏安全感，难以建立真正的亲密关系。
戴卫平在进行沙盘讲解。讲述者供图
咨询室之外的战场
对县城咨询师来说，很多时候，“咨询”并不只发生在那间小小的咨询室中。县城心理资源紧缺，问题来源复杂，往往要求他们不能只扮演“咨询师”，还得临时充当着社工、调解员、临时救助者的角色。
心理咨询室刚起步时，宋祎禛曾接到一次特殊的求助：一位家长希望她能“上门看看孩子”——一个二十多岁的男孩，长期不出门、不说话，整天窝在屋里，家人束手无策。
宋祎禛一开始有些为难，按照心理咨询专业伦理，通常不提供上门服务。有效的心理咨询依赖于来访者的主动意愿和可控的环境。这两个前提一旦缺失，咨询师再有技巧也难以发挥作用。
但家长一遍遍发来请求，语气焦急。宋祎禛动摇了，想着即便无法正式咨询，也至少作为心理工作者，去确认一下孩子的状态。
当她走进那个房间，眼前的情景让她愣住了。男孩蜷缩在床上，一动不动，头发长时间没洗，已经有些发灰了，像团乱糟糟的鸟窝。屋内光线昏暗，空气中弥漫着一股强烈的异味。
那是一次“完全失败的咨询”，宋祎禛如今说。她尝试和男孩搭话，但对方仅仅是偏头看了她一眼。各种办法都没能帮她找到沟通的入口，最终她只能失望离开。
在县城执业的心理咨询师，很多都经历过专业规范和现实处境之间来回拉扯。城乡执业环境的差异，戴卫平也花了不少时间去适应。在上海的三甲医院工作时，来访者问题相对集中且明确，多为严重的心理障碍。咨询是阶段性的，来访、结束、告别，每一次会谈都清晰有界，双方关系严格限定在专业时间内，不会延伸到生活。
回到县城后，戴卫平发现，“很多设置在县城都显得过于理想”。像宋祎禛一样，他也经常接到上门求助，有时还是来自妇联等机构的紧急求援。此外，县城边界感模糊，他出门散步都可能遇见自己的来访者，也没少拒绝熟人上门——心理学伦理准则中，咨询师应尽量避免与来访者产生双重关系，以防干扰判断，影响中立性。
为了应对各种各样的求助需求，戴卫平回乡后开始系统考取相关资格证，除了已有的心理治疗师和婚姻家庭咨询师资格，他又取得了中级社工证。社工身份让他能更合法、灵活地进入家庭、深入社区，哪怕是在田间地头，也能开展工作。
回到县城后，戴卫平考取了社工证等各类资格证书。讲述者供图
至于宋祎禛，随着业务逐渐成熟，她也在摸索一套适合县城环境的平衡方式。
家人习惯她的职业身份后，连孩子都常常“介入”。从小学开始，孩子就常把朋友带回家，一脸正经地对她说：“妈妈，我觉得你该跟他聊聊。”
她印象最深的，是其中一个小学男孩，留守儿童。父母离婚后，他被留给爷爷奶奶照顾，在学校里，他是老师眼里的“不良少年”。但在宋祎禛看来，他聪明、敏感，只不过内心伤痕累累。那孩子曾讲起，有一次父亲生气时，竟把他带到山顶丢下，独自驾车离开。因为不想回家，被带到宋祎禛家之前，他抱着一床被子，在楼顶一堆废弃物中蜷缩了一夜。
出于伦理限制，宋祎禛无法为他提供正式的心理咨询，既涉及双重关系，也缺少监护人在场。她只能以朋友、长辈的身份做一些力所能及的心理疏导。她相信，倾听和陪伴，本身也具备疗愈力量。
宋祎禛说，像这样的留守儿童，在实际工作中很难真正进入心理咨询流程。父母常年在外，照顾他们的祖辈既缺心理意识，也缺乏带孩子寻求帮助的能力。
这些孩子，往往要等到具备自主能力后，比如上了初、高中，才会鼓起勇气独自来求助。她在咨询室里见过他们——没有预约，情绪已经绷到极限，推门直入，流着眼泪，有的甚至一句话都说不出来。他们有时是一个人，有时有朋友陪伴。
“那样的状态，我不可能视而不见。”宋祎禛会先做基础的情绪安抚。这些孩子大多经济困难，无法收费，也难以按正式流程开展咨询。但哪怕只是一次短暂的陪伴和疏导，也能帮他们卸下一点压力。等到情绪稍有缓和，如果孩子愿意再来，她才会尝试引导他们联系监护人，建立正式的咨访关系。
宋祎禛知道，对于很多孩子来说，这样的机会仍是可遇不可求。去年，她主动进入县城一所小学给孩子上团体辅导课，还陪伴一些“问题孩子”做了一整个学期的一对一咨询。比起在咨询室里等人来敲门，她更愿意往前走一步，尽早靠近孩子们，让他们知道，有人愿意听他们说话。
宋祎禛走进乡镇学校上心理课。讲述者供图
难以抵达的
“咨询一共要做几次？”这是县城心理咨询室里最常被问到的问题。
不少来访者带着急切的期待，“聊几次就好”，“最好一次见效”。尤其是那些因心理问题而休学的学生——他们是县城咨询室中最常见的来访群体。焦虑的家长们总希望孩子尽快“回归正轨”。一旦复学，咨询也随之中止。
“心理咨询不是吃药打针，不能一上来就见效”，宋祎禛说。这是一个循序渐进的过程——先建立信任关系，再共同厘清问题，最后探索应对方案。“每一个环节都需要时间和耐心。三五次只是起步，一二十次很常见，几十次甚至上百次也并不少见。”
可复学就意味着问题彻底解决了吗？几位咨询师都提到，复学只是阶段性成果，真正重要的是帮助孩子修复内在困扰，恢复稳定、健康的状态。否则，那些被压下去的问题只是“延时地雷”，一旦遇上导火索，随时可能以更激烈、更极端的方式爆发。
陕西渭南大荔县的心理咨询师贺晓萌至今仍记得那个让她心疼、却又无能为力的来访者。那个孩子是主动找来向她求援的，初见时孩子心理问题还不算严重，贺晓萌试图联系家长，但并没有得到对方重视——孩子成绩不错，在他们看来，花钱做心理咨询没什么必要。
一年半后，孩子再次出现在她的心理咨询室时，情况已经恶化许多。这一次，父母终于同意让他接受咨询。但过程始终断断续续的，只要状态稍有起色，能够恢复日常学习，咨询就会被暂停。
贺晓萌最后一次接到孩子的信息，是他从精神病院发来的，孩子的心理问题愈发糟糕、反复，父母也对他失去了耐心，最终走向失控的地步。
县城家长对孩子情绪的忽视，在宋祎禛看来，并非出于冷漠，而是不懂得如何回应。“很多80年代以前的一代人，普遍缺少情感养育的经验，（遇到问题）只能看见对错，看不见情绪。”
其实，包括宋祎禛自己，很长一段时间里，也疏忽了自己的情绪和感受。她成长在一个控制感极强的县城家庭，母亲严厉，父亲脾气暴躁。为了避免冲突，她早早学会察言观色，做一个听话、懂事的“乖孩子”，高考志愿是父母帮她填的，妇产科医生的工作也是遵从了父母意志。被推着走的生活一直持续到30岁，她突然产生了强烈的迷茫和焦虑，发觉自己的人生就像一列被别人设定轨道的列车。当她把这些困扰向身边人倾诉，并没得到理解，连丈夫也认为她是“闲得没事瞎想”。
这些困惑与痛苦，成了宋祎禛走近心理学的起点。她自学了心理学，后来辞去做了八年的妇产科医生的工作，转行成为一名心理咨询师。宋祎禛说，这是她四十多年来为自己的人生做过的最重要的选择。之所以选择在县城创业，是因为这里是她最熟悉的地方。
只不过，县城主动寻求心理帮助的成年人仍然是极少数。受生活水平和消费观念的影响，大多数成年人只有在情绪濒临崩溃、实在“扛不住了”时，才会走进咨询室。
宋祎禛的心理咨询室一角。图源讲述者
那位患有恐惧症的女性来访者，就是其中之一。当时她刚坐完月子，穿着睡衣走进咨询室，头发油腻打结，皮肤上蒙着一层黑垢——不是因为邋遢，而是她害怕水。整个产后月子，她一次澡也没洗过。
她害怕的不只是水，连小猫小狗都能引发她的惊恐反应。生育之后，这些症状明显加剧，严重影响了她的日常生活，丈夫最终也选择离婚。
考虑到她的经济状况，那次咨询宋祎禛并未收费。只对她的恐惧情绪进行了初步的安抚和干预。其实，她的状况需要长期支持和深入处理。但得知收费标准后，女人没有再回来。
这是许多心理咨询师都觉得无力的部分：那些最需要帮助的人，往往也最难承担起心理咨询的费用。
现实的限制也压缩着这些心理咨询师的生存空间。戴卫平来到县城后，将咨询费从在上海时的1100元降到300元，对家庭困难的来访者，只象征性收取费用。即便如此，系统、持续地接受心理咨询，对很多家庭来说仍是一笔沉重的开销。
三年前，他从医院辞职，决定回老家执业时，身边同行都劝他慎重。那时他快五十岁了，厌倦了城市快节奏的生活，他其实挺喜欢在县城的这几年，日子平平静静，有了充裕的个人时间，能陪伴家人，闲暇时还能打理菜园子。虽然线下来访不稳定，靠线上咨询也能维持工作室的运营。
只是到了今年，情况变得更难了。经济不景气，戴卫平听到不少外地同行关门的消息。3月，他把工作室从县城搬到了附近的地级市吉安，这里离家不远，还能辐射更多乡镇，也意味着更多的客源。心理健康观念的普及是个漫长的过程，他还想坚持坚持，等待改变慢慢发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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