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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人也许没记住谭秦东这个名字，但仍会记得他的那张照片。照片摄于2019年4月17日，他从看守所出来那天。那天，谭秦东穿着刚换上的干净衬衫和针织背心，笔直站在背景满是枯树的路边，在看守所呆了三个多月后，他看起来惊魂未定。很难在这张脸上看到他的过去：一个体面的三甲医院医生。谭秦东当时39岁，有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硕士学位，曾担任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麻醉医师，持有医师资格证和医师执业证。
但在这张照片里，他的身份、职业和尊严仿佛都被抹去了。
那之后，谭秦东有意避开媒体。那场遭遇后，他只想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但前年冬天，谭秦东突发急性肾衰竭，慢性肾脏病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尿毒症。生病后，他无法按照民营门诊部要求的工作强度，坐班出诊，因此失去了工作和原就微薄的收入。为了维持生计，谭秦东决定在微店卖书。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体面的谋生方式。他写了一篇文章自陈现状——
“从18年的事件后，我工作也不太顺利，在社会上也是处处碰壁，多种疾病缠绕我身……作为一个医者，我知道我疾病的终点和转归是什么，但我还想继续活着，想有尊严地活着。”
文章标题叫《谭秦东：我是一个命苦之人》。
现在他住在广州，天河区的一个老小区，街对面就是棠下村，广州有名的城中村。他租的一居室加了隔断，改出了两间卧室。客厅很窄，只比过道稍宽一点，没法儿放沙发。他和访客坐在两张椅子上说话。隔一会儿，因为疼痛，他就得弯腰摁一摁水肿的小腿。
药盒，药罐，药板，屋里最显眼的是药。他刚经历一次死里逃生。去年12月的一个凌晨，3点左右，他被尿意憋醒，感到胸口阵阵绞痛。他猜测是肺水肿，起来吃了两片呋塞米，一种利尿剂。天亮的时候，住在附近的表弟来送他去医院。抽血检查，发现是心肌梗塞。
“真是命大。”当天给谭秦东做冠状动脉造影的医生说。谭秦东有点后悔，他知道自己有高脂血症和冠状动脉硬化，就为了省事，没吃降血脂药。导管从他右手腕内侧的桡动脉插入，把支架送到心脏，球囊充气时，他感受到心脏血管被扩张了。出院后，他每天吃18种西药。
除了下楼晒晒太阳，病人谭秦东其他的娱乐活动就是在微信上聊天。持各种观点的朋友在群里辩来辩去，他看到民生医疗相关的话题，也会忍不住说两句。出事之前，他并不是微博和头条的用户，离舆论场遥远。他也不像外界批评的那样反对中医，他姐姐就是中医博士。如果要仔细地谈，他只是觉得中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临床试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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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年前的事，谭秦东现在不再避讳谈及。
2017年12月，谭秦东在某App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梳理了老年人心血管系统的医学常识，建议老年人不要饮酒，文末他提到一款药酒，“夸大疗效，包治百病广告屡禁不止，为何？”因为存在功效保证问题，该药酒的广告曾被多个省市食药监部门通报违法。在谭秦东自己看来，他只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科普文章，但一周后，1月10日，谭秦东遭到刑事拘留。此时，这篇文章全网阅读量2000余次。
到看守所，谭秦东领了一件囚服，挑了一床褥子，就睡在了大通铺上。早上6点半，《铁窗泪》一响，他看到十多个人醒来，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之后，排队接水洗漱，排队打饭，打扫卫生。谭秦东是新来的，牢头说新犯有秽气，要他脱光衣服冲洗。北方天冷，自来水的寒气“刺”在他身上，他牙齿打颤，全身僵硬。8点多，所有人盘腿坐好，等狱警查房。谭秦东感到茫然，几乎天天哭。号子里的人有毒贩，杀人犯，强奸犯，只有他是因为写了篇文章进来的。有人嘲讽他：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
谭秦东睡在大通铺靠厕所那头。牢头让他刷厕所。他那会儿膝关节炎复发，但出于恐惧，只能强忍着痛，跪在地上擦。擦完地，他坐到离厕所最远的角落休息。牢头总是故意来坐到他的脸上放屁。
有个狱友，40多岁，毒瘾发作，晚上不睡，白天撞墙，身体总痛得蜷成一团。谭秦东帮他按摩，免得挨打，“你一个外地人，在里面还是需要人保护你对不？要想不受欺负，你就要提供点专业服务。”
大通铺靠窗那头，有个铁闸门，打开后是个几平米的水泥院子，四四方方的，天花板上盖了铁栅栏。天气好的时候，犯人能去透风。谭秦东能在那儿晒晒太阳，待上二三十分钟。
狱友们都管谭秦东叫“大胡”。那段时间，他的胡子像野草一样疯长，又长又密，吃饭时，胡子总粘上稀粥。他就这样，邋遢地，在看守所过完了农历新年。
母亲和妻子在律师陪同下来看他。他现在都记得，那次和律师谈完后，他从会见室出来，狱警压着戴着脚铐的他穿过长廊，隔着长廊上的铁栅栏，有人喊他，他一回头，看见母亲在哭。
3月末，谭秦东被安排去“跑号”，到别的牢房干些杂活。他和一个中医大夫住到一起。那个中医大夫进来，是因为喝酒打架，打伤了人。两人每天五点半起来，给狱警扫厕所，之后去食堂，擀面条、做包子，再给牢房送饭。食堂的大叔，一个胖胖的老头，知道谭秦东是读书人，偷偷借给谭秦东剃须刀。
送完饭，谭秦东拿上铁锹，下地干活。他没干过农活，都是那位中医大夫教他，怎么刨地、铲粪、种大葱。他也教谭秦东中医养生的方法，教他打坐，练气功。
在看守所里，谭秦东常常想到那句话：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争。他认为自己无罪，但只能自认倒霉。按刑法规定，损害商品信誉罪，最高刑期是两年有期徒刑。两年他能接受。他请律师为他做有罪辩护。他盼着进监狱：监狱的待遇至少能比看守所好点儿，他吃够了米汤配馒头。
这段时间，他的妻子四处奔波，积极联络律师和媒体。媒体报道后，中国医师协会、中南大学校友总会相继发函，为谭秦东声援。该案被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取保候审的那天下午，谭秦东正在地里劳动。那天来采访的记者问，后悔吗？
他说，人一辈子总要说两句真话，说了就说了，也没什么。
镜头里，再一次吃到面包，他几乎是一口吞下去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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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看守所出来后，谭秦东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经常半夜惊醒，爬起来就往门口跑。他接受催眠疗法，想把相关记忆从脑子里删除，但效果有限。医生朋友建议他到北京看看心理科。他自己也觉得，继续待在广州，他难以克服内心的恐惧，这里没有什么力量能保护他，他很担心自己再被抓进去——5月，他曾收到一次传讯，回家后，他哭泣、自言自语、用头撞墙。
生计上也是问题。筹划一起开医美诊所的合伙人，在他出事期间另谋出路，几位公立医院的院长明确告诉他，没有公立医院会聘用一个新闻当事人，哪怕他是正义的一方。谭秦东感到，广州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他得换个环境，恢复正常的生活。
“你去北京看看，北京人不怕事儿。”朋友劝他。
2018年7月，谭秦东出发了。
广州到北京的高铁终点站是北京西站。谭秦东就在北京西站附近找房子。通过中介，在马莲路的老小区，他租了间一居室。房东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看过谭秦东的身份证后，给他减免了一半房租。因为那场遭遇，在北漂生活开始之初，他遇到了好人。他留下印象，北京人“局气”，有情有义。
很快有视频媒体来采访他。谭秦东不愿意带记者去他的住处，借了朋友的办公室拍摄。中年漂泊，他尽量豁达，但还是难掩窘迫。他对记者说：40岁来北漂，居住在一个非常狭小的房间里面，我都不好意思带你们去，根本没办法拍。
租的房子吗，多少钱一个月？记者又问。他笑着摆摆手说，不说了、不说了，便宜、便宜。
刚到北京，谭秦东没有收入，他唯一能指望的是他的网络影响力：在微博上，他有20万粉丝，和一众医疗圈有份量的名人有互动。他想借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点什么。
谭秦东决定做科普视频。这是他第一次主持节目。也许是为了改变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谭秦东还事先打了瘦脸针。
但内容创业没有这么容易。那期节目的预告片一出，有关部门就联系他，说医患关系的选题争议大。
外包的拍摄团队也坑了他。前同事投资他的十万多块钱直接打了水漂。
谭秦东反思失败原因：哪一步都没走对。他不了解拍摄成本，话题也没选对。
创业之外，谭秦东想在北京做的另一件事是考博。他把目标定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方向。在谭秦东的理解里，北大的博导在国内的医疗界是举足轻重的人，他考北大，也能争取更多发展机会。
但他已经很多年没做过题了，考北大的难度远超他的想象。他连续考了两年。第一年考试，英语没过国家线。第二年，他备考了一段时间，干脆放弃了，没去报名。
在北京待久了，谭秦东发展了不少人脉。他经常参加饭局。饭桌上大家讨论社会话题，关心政治，跟广州的社交氛围不太一样。起初，谭秦东不太适应，他想北京这个地方，藏龙卧虎，山头林立，什么人都有，他紧张，怕说错话得罪人，人一多，他就闷头吃饭。知道他那场遭遇，大家都安慰他：都是小事儿、早点走出来、人生要多往前看。但也止步于此了。
谭秦东逐渐理解，别人是怎么看他的。“草民没有什么太多（发展）机会的。你是一个网络人物，热点人物，大家想认识你，也就这样。”谭秦东说。
找到一份工作还是很难。他和一个科普杂志的主编见过几次，关系不错，他想过那里也许有当科普作者的机会，但他没有开口，他没问，都没谈到那一步。他试着申请在医疗界的某个协会担任秘书，这个想法刚表达出来，就受到不认识的人阻止。他又申请加入某个民主党派，因为身份问题被回绝。
不过也不是没有收获。跟在广州的生活相比，在北京那三年，谭秦东的视野的确开阔了。见的名人多了，他慢慢认识到，高官教授，好人坏人，说到底都是普通人，普通人都需要找份工作，混口饭吃；人的立场都是变幻的，各种思潮都是观念，如梦幻泡影，衡量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善良。
微博是个舆论场，医疗界、媒体界的名人朋友偶尔陷入负面风波，谭秦东说，朋友落难，他绝不落井下石，这是原则。
生计始终没有着落，多亏了朋友帮忙，谭秦东才能在北京“游荡”三年。北漂第二年，他认识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请谭秦东住到自己家里。于是谭秦东从北京西站搬出来，搬到了北京的东边，物资学院附近。他搬过去，省下了房租。生活开销他得靠家人同学接济。他有个同学在广州，开医药研发公司的，每月给他交医保，发两三千块钱工资。他尽量不多花钱，在物资学院附近吃碗面，10块钱。有时起得晚了，他一天吃一餐午饭。
关于北京的生活，谭秦东能回忆起来的细节很少。他长期吃药，吃抗抑郁的阿普唑仑，治疗失眠和焦虑的劳拉西泮。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是反应变慢，记忆力变差，他感觉脑袋总是混沌的。即便如此，噩梦还是会找上门来，很多个夜里，他一身冷汗惊醒，再也无法入睡。为了寻求安全感，他能记起来的最主动的动作，是去北京市内的法源寺拜佛，或者到六里桥坐大巴，花上一天，去山西五台山的华严寺祈福。“试想什么样的人会急于前往寺庙寻求心灵上的安慰和解脱呢？”谭秦东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去普陀山的经历，“答曰：失意不顺之人，或者说，心苦之人。”
谭秦东不太擅长讲自己的感受，对于北漂这段经历，他用“缘”、“一场修行”来概括。
2021年秋天，谭秦东彻底离开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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离开北京后，谭秦东没有回广州，而是去了长沙，去参加全科医师培训。拿到全科医生资格证，到社区医院坐诊，对他来说，这是更务实的选择。
长沙是谭秦东熟悉的城市。他是湖南益阳人，在衡阳医学院读完大学，长沙是他读研的地方。女儿当时已经从广州转学到长沙，谭秦东和妻女住在一起。学了两个月理论课后，他下科室，每天坐公交车20分钟，到长沙市第一医院轮科实习。科室里不少医生都是他的熟人同学。他安慰自己，学无前后，达者为先。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谭秦东没考虑过长沙第一医院，他自认是985研究生，心气有点高，只想去综合性三甲医院。他没通过湖南省肿瘤医院的面试，又回绝了益阳市中心医院的机会。听朋友介绍说，广州收入高，他就去广州找机会，之后，进了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学医，谭秦东是听从了母亲的安排。1979年，谭秦东出生于陕西。父母在部队认识。父亲来自湖北巴东，农村，单亲家庭。母亲是军医。她说，父亲年轻时帅得像电影明星。他们先有了一个女儿，五年后，又有了谭秦东。秦东，取自陕西、巴东的简称。谭秦东两岁时，母亲转业回到益阳，职业是医生。过几年，父亲也回益阳，在当地一家医院工作。母亲重视教育，供女儿一路读到医学博士，她给谭秦东取了小名“伟才”也希望也他能读书成才，离开小城市。
谭秦东读书时成绩一直一般，“能考上大学都算运气好了”。混混沌沌度过大学五年后，他本科毕业，回益阳一家医院的外科打杂了四年，直到2007年才考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麻醉专业。
2007年的夏天，谭秦东和母亲到上海旅游，留下了几张现在看来颇为意气风发的照片。那会儿他刚考上研究生，正在和现在的妻子谈恋爱。新生活即将开始，谭秦东对一切充满期待。他不知道，再过几年，他就会偏离医生的职业轨道。那条看似确定、体面、有尊严的路，并没有那么容易走下去。
毕业那年，刚工作，谭秦东就得罪了人。面试南医三院的时候，和谭秦东竞争同个岗位的是个本科生。后来他才知道，那个本科生是麻醉科主任的湖北老乡、同济学妹。主任大概心有不爽，大事小事上总是刁难他：说话声音太大啦、口罩没戴好啦、怎么又在看手机啦。医院许诺安排集体宿舍，他等了三个月。那期间，他就住在手术室的值班室里，上下铺，洗澡洗漱都在医院解决。夜里值班的医生忙不过来，也喊他去帮忙。他实在睡不好。一狠心，搬到了城中村棠下村。
棠下村现在仍然是许多广漂落脚广州的第一站。谭秦东住在握手楼。薄薄的铁皮门拉开，一间客厅大小的房间，带了个厕所，几乎没有什么阳光。隔音不消说，很差，他都不知道房东是怎么把这一居室隔出来的。还有气味，从臭水沟里源源不断涌上来。这是他独自生活后住的最差的房子，但也比住在医院好：下了班能打电话，看小说，听听歌。
两年后，合同到期，医院没再跟他续签。科室的事业编制有硬性门槛：博士学历、拿到省部级科研项目。他也不知道是自己表现不好，还是主任就想让他走。
谭秦东只好参加其他医院的招聘面试。他通过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考核，但就在那时候，他体检，血糖太高，没过关。前一年他就发现自己有轻度糖尿病，但因为工作太忙，他一直没重视。
没过多久，他在网上投简历，运气似乎还不错。有猎头挖他，去雅培医学部担任医学顾问。那是一家美国制药公司，弹性工作制，工资能开到他在医院时上班的三倍。好机会从天而降。他换上西装，飞到上海、香港、新加坡出差，拜访专家，组织他们开学术会议。那是一段现在想来，谭秦东仍觉得体面、风光的日子。
那几年，谭秦东没再想读博的事。他后来跳槽到百特，另一家制药公司，工资又涨了不少，税后能拿到一万七八。2013年女儿出生，他和妻子搬进了旭景西街的三室一厅，离开了城中村。
经济状况宽裕些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要不要买房？女儿马上读幼儿园，之后读公立小学，都需要学区房。
当时，房价每平米两三万元，300万的房子，首付就90万。他没有那么多存款。就算凑够钱付首付，他也没法儿还1万元的月供。外企的职业成长路径和公立医院不同，他想要发展，就得去上海，外企总部，才有机会。
2015年，谭秦东辞掉了外企的工作，准备创业。他想让妻子生活得好一点儿。
第二年，他借了五十万，筹备开一家医美诊所。他和几个医生朋友合伙，在体育西站租了间一百多平米的店面，又是装修，又是购买设备。他终于要有自己的事业了。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在App上写科普文章，想给自己的医美公司引流。
不久，那篇惹祸上身的文章就出现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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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2022年，在经历了北京的三年漂泊，又在长沙拿到全科医师资格证书后，谭秦东决定回到广州，重新开始医生职业。
他的考虑完全是经济层面的：在长沙，他的收入可能太低，没法儿养家糊口。
在广州，谭秦东进了朋友开的民营诊所，一周上三天班，一个月能拿到万把块钱。和公立医院不一样，小诊所欢迎公众人物，后者能带来直接的效益。
如果身体没有出现问题，谭秦东可以一直在诊所当医生，这是一条稳当的职业道路。
2023年，谭秦东44岁。五年过去，他好像走出谷底，找了自己的社会位置。那段时间，他心情不错，开始在抖音上发短视频——就是像他这样的人，没有时间的中年人喜欢的——风格都是搞笑、轻松的，他用各种特效自拍，时不时也唱一首《水手》。没有多少人点赞，但那就是他想要的平凡生活的状态。
这时候，命运的玩笑又来了。他完全不知肾病正在悄悄加重。那场遭遇之前，他就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牢狱生活与多年的失眠，让他的血糖飙升。到了2023年，它们分别发展成了高血压病肾损伤、晚期硬化性糖尿病肾病。他一直没注意到，直到11月，他因为急性肾衰竭住院。
那三个月，他躺在病床上，一直在想，自己的命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时，他觉得是自己性格有问题：说话耿直，不懂得人情世故，老得罪人。这也不能怪他。父亲把大部分的金钱、精力、爱都给了湖北老家的亲戚，和自己的儿子反倒关系疏远。他从小缺乏父爱，以至于晚熟。但他从没想过当刺头儿。读小学时，他因为身形矮胖，不合群，同学嘲笑他，给他取了个外号“谭老鸭”，他没有反击。初中班里男生捉弄他，藏他的书包，朝他身上扔毛毛虫，他胆子小，乖乖交了两年保护费。
有时，他觉得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也许，没有离开公立医院的话，他就不会出事。就是因为他没有靠山，他才成了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如果当时他运气好，遇到一个愿意和他续签合同的科室主任，他也许就能沿着医生的晋升之路走下去：考上博士，熬到四五十岁的时候，评上主任医师。他当年在南医三院带的实习生就是这样，主任喜欢他，让他毕业后留在科室。现在他已经是主治医师，在广州买房安家了。
也许，从一开始就不该学医？
离开公立医院是34岁的事。谭秦东想，和他的姐姐相比，他不是一个在学医这件事上有天分的人。临床医生，要有临床思维，能基于病人的症状病史，推理出疾病的可能性，他不擅长；麻醉科医生，讲究胆大心细，他却总是慌乱紧张。在这一点上，他很佩服南医三院那个不待见他的科室主任。
有一次，一个心脏装了起搏器的病人来做手术，谭秦东不敢下手。不用担心，主任说。他刚推进一毫克咪达唑仑，一种全身麻醉的诱导剂，病人心跳就没了。他全身冷汗。主任急了，插管、给氧、心肺复苏、电击，3分钟，病人的心跳就回来了。他全身湿透。麻醉科待得人都快要高血压了。谭秦东把阿托品、肾上腺素、琥珀胆碱三支药天天别在身上。他安慰自己，“我不算是一个好的麻醉医生，但我至少是一个比较负责的麻醉医生。”
如果没有从医，他可能就留在益阳，心安理得地，依靠家族积累的资源，生活得得心应手。
研究生毕业来广州的时候，他只了解了广州三甲医院的医生收入，没计算过生活成本。他没有想到，结婚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困难。
春天，谭秦东出院，他在门诊部的工作已经被人取代，他被动退休，他自嘲，“一个原本骄傲的医师，现在变成了无岗的灰头土脸的打工人。”中年失业、疾病缠身、负债累累、一事无成，他觉得自己失败无能，有愧于家人。为了排解情绪，谭秦东开始在微信公众号上写回忆录性质的文章。
在网友的鼓励下，他好不容易振作起来，积极开微信书店、写文案。12月，他又因为急性心梗住院。心脏支架手术结束后，他直挺挺地瘫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忍不住流泪。他觉得自己真的太累了。命运几乎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幸福是什么？谭秦东后来写道，“作为一个小老百姓，我想要的仅仅是一种安居乐业的感觉。我期待能够过上一种有滋有味、有烟火气的小生活。我希望在黄昏降临的夜晚，我能够感受到片刻的安宁与幸福，而不是焦虑与恐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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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在，谭秦东一个人住在广州。女儿在长沙读小学，妻子陪读。一家人里只有他有微薄的收入。
谭秦东不愿意介绍他的妻子或母亲接受采访。无论是他，还是妻子，都希望家人能和舆论保持距离。不过，在他出事的时候，妻子曾面对过媒体。她看起来很精干，语速快，发尾向外面卷着。她及时为谭秦东解除了一位不可靠的代理律师。
谭秦东被捕，女儿受到惊吓，之后很多年，妻子都对谭秦东心有芥蒂，怪他不该写那篇文章。她和谭秦东是益阳老乡。在谭秦东母亲的支持下，她参加专升本考试，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读书。之后，她来广州找谭秦东，在一家药店上班，直到女儿出生。对她来说，2018年以前，日子都是有盼头的。她把谭秦东救了出来。现在，她唯一有心力做的，也许只有照顾好她的女儿。
母亲是谭秦东家里的常客。房间里到处有她的痕迹：洗衣液、卫生纸、保暖衣，都是她给买的。她还在谭秦东的卧室床头，挂了一方黄字红底的“福”字绒布，样子很大，颇有气势。谭秦东从小跟着母亲信佛，他随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很薄的《大悲咒》册子给我看，说这些年换城市、搬家，册子跟了他25年。
“70多岁了还操心我，一天到晚能给我打十个多个电话，盯着我吃药，嘱咐我别感冒了。”说起母亲，谭秦东没有抱怨，只有感激，他说，世界上最不会背叛你的人就是母亲。因为肾衰竭住院的那三月，母亲在他身边照顾他。“妈妈会陪着你。”她说。这是她的爱的承诺。
能给谭秦东希望的人则是女儿。女儿喜欢看书，作文拿过冰心杯全国赛金奖。他提到女儿难掩骄傲。他几乎天天和女儿打电话。有天，女儿说班里正在选举干部，有些同学为了拉票，私下请人吃饭。女儿成绩好，但一直没有当上班干部，她有点委屈，经常找谭秦东哭。“为什么要当班干部呢？”他问。“因为觉得威风啊！”女儿说。谭秦东看女儿“官瘾十足”，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他引导女儿，当官不是为了耍威风，是为了服务同学。他也希望女儿明白，除了当官，人生还有很多条路可走。
人生走到现在，胡策是谭秦东为数不多的知心好友。这两年，谭秦东因为急性肾衰竭、心梗住院，家人不在身边时，胡策是最先到场的人。
他们有许多共同点：年龄相仿，是衡阳医学院的同级校友。胡策对谭秦东的为人很认可：性格豪爽、擅长交际。他们在一次校友聚会上认识，胡策请谭秦东到自己的医药研发公司兼职，帮忙拓展市场。
作为谭秦东最亲近的朋友，胡策见证了谭秦东的变故，他眼见着谭秦东变得阴郁，但也只能乐观地说，“从结果上来看，老谭已经算是上天眷顾之人了。”
棠下村住了许多河南籍出租车司机，街上随处可见胡辣汤的招牌。从停满出租车的小区南门进去，这边是所小学，另一边有晨光文具小卖部、五金店、茂名烧烤、理发店，还有一家粥铺。广州的冬天依然暖和，早上太阳照在路旁的大榕树上，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在其下穿梭。走到拐弯处，就是谭秦东住的楼。谭秦东喜欢这里的烟火气。懂《易经》的朋友也说，他五行缺火，最好住到人气旺的小区。
今年1月的一天中午，谭秦东照例到大佛寺烧香。那天，他在小区南门拦下一辆红色出租车，汽车穿过一座座高架桥，40分钟后，才到大佛寺。不是那种偏远古朴的寺庙，大佛寺在闹市中心，它临着北京路步行街、五月花商业广场。站在寺内的广场上，能看到四面现代化的高楼压过翻新后的大雄宝殿。不需要门票，也不收香钱，这里游客很多，香火很旺。
中午阳光不错，不过谭秦东怕冷，还是穿着黄色羽绒服。他走到上香区，取了一炷香，再到香炉取火，把香置于头顶，朝四面拜了几次。接着，他又去庙里拜地藏王、观音、释迦牟尼佛。也许是因为身体欠佳，不适应嘈杂的环境，他几乎是用一种效率最高的方式拜完了佛。
“许的心愿之一是希望身体好了，能去完佛教四大道场。”他从佛殿出来后说。心梗之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改变。活着就挺好了，活着就是全部。除了陪女儿长大，给父母尽孝，别的心愿他没有了。
在庙里吃完斋饭，摄影师想趁着光线好，再给谭秦东拍两张照片。他们在后殿的大榕树下、前殿的香炉旁重复拍了几次。一旁修整地砖的工人手上拿着电钻，声音刺耳。谭秦东开始打哈欠，他有点累了，一天工作3小时差不多是他身体的极限。他眉头微锁，但还是很配合。
在大雄宝殿前，一个有点胖的中年男人突然走过来，问，“是谭医生吗？佩服佩服！敢讲真话的人。”说着就和谭秦东握手。他背着儿童书包，说从徐州来，带女儿旅游，没想到遇到谭医生。两人合了张影，加了个微信。
被人认出来，谭秦东有些高兴，脸上的疲惫消散掉一些。出事那年，有人说他是英雄，也有人说他被人利用了。谭秦东不认可这些标签。他说自己首先是个医生，其次是个好人，最后是一个普通人。
另一天中午，回家路上，谭秦东坐在出租车副驾驶，连打了十多个哈欠。“那么困？”司机忍不住问。“没有，我是身体不好，容易累。”他说。他在车上取消了晚上的同学聚会，体力不支，实在去不了了。
1月中旬，谭秦东和出版社合作，直播卖书。大部分时间他就坐在一旁，讲解主要由他的表外甥女负责。还有两个做电商的亲戚，兼职帮他选品。后来他也卖别的生活用品。一场三小时的直播，卖科技产品，五千块钱销售额，去掉成本，能挣五百多。他每个月给外甥女五六千块钱，自己留八千块钱。
人世间，除了生死无大事，但说到具体的生活，他还是得赚钱，付房租、医药费、妻女的生活费。
对于未来，谭秦东还抱着一点希望，攒够钱，把肾换了。他打听了一下，换肾据说要50万块钱。在那之前，他得仔细监控自己的身体。7月，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谭秦东因为重度水肿、低蛋白血症和心衰再次住院，他做了一个腹部手术，将导管插入腹腔内。之后，他要在家自行做腹膜透析，每天做三到四次。
谭秦东说，他有点像阿Q，也有点像骆驼祥子。这两年他看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最有感触——“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另一本他经常翻的书是仓央嘉措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鼓励人放下执念。
在微博上，谭秦东说自己是盘中餐，一条咸鱼，翻身无望，不妨随便地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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