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编辑注：读者可前往工劳小报官网订阅新闻信，或加入Telegram群。工劳小报简介：“工劳”这个名字是工人和劳动的简称，同时也是“功劳”的谐音。我们想透过“工劳”这个词来强调基层劳动者在维持中国社会运转中的贡献。但同时，工人也是社会不公的最大受剥削者，长期处于失语、不可见的无力处境。我们反对此种现状，希望提升劳动者的能见度，让我们彼此能看见、理解社会不同劳动者的处境，並期盼不同职业的、不同性别的、不同民族的劳动者能达成真正的团结。

本期收录工厂工地、服务业、白领和其它四个类别的劳动者新闻，文末「工劳推荐」推介优质平台、深度文章、报告等，读者可根据兴趣点击阅读。

事关打工人的新闻似乎总是同“钱”与“命”脱不开关系。因工伤断指的工人虽然得到了一定补偿，但过去的剥削账就此被合法勾销；贵州的农民工被欠的百万薪水，则被推诿到最迟春节兑付，似乎存心不让人过个好年。税收新规将开始从外卖员等平台劳动者身上抽税，平台积极推行系统代扣，决不使外卖员疏于纳税守法。而亡命铁轨中的保洁员，则永久结束了为那微薄工资的生死疲劳，只是不知身后留下怎样的家庭。劳动者的处境是无奈的，失业潮加剧的今天，关于“更好”待遇的想象正越来越萎缩。能同时抓住“钱”与“命”，仿佛就足够奢侈。

以下为各行业的劳动者新闻简讯。

01 工厂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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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经14月，江苏工人断指工伤获赔

9月20日，据水瓶纪元发布，江苏一工人于8月27号收到自己断指工伤的第一笔赔款。2024年6月初，该工人在江苏某工厂使用电动台锯时被切断一截大拇指。工厂在入职时让其签署了包含“放弃社保”条款的合同，并试图通过“私了”安抚。家属坚持申请工伤鉴定，最终被认定为工伤八级。历经协商、工伤认定、劳动仲裁等多轮程序长达14个月后，在法院调解下双方以15万元赔偿金达成和解，其父亲自愿放弃加班费、社保补偿等其他诉求。

图为受伤工人的手写工作时间记录

贵州兴仁政府项目拖欠农民工百万工资

9月28日，数十名来自贵州、四川等地的农民工反映，他们参与建设的贵州兴仁市民族职业技术学校项目存在巨额工资拖欠。自2024年底完工以来，劳务公司未按合同支付报酬，截至目前仍拖欠泥工、钢筋工等班组共计上百万元工钱。工人多次向劳务公司及项目方追讨，对方均以“政府投资项目资金未到位”为由推诿。尽管经当地劳动部门协调后有过零星支付，但自2025年8月起便再无下文。劳务公司负责人承认拖欠事实，将原因归咎于“层层欠款”，并给出了“争取在春节前解决”的口头承诺。

北京康龙化成实验室发生事故致两名员工窒息身亡

9月22日，观察者网发布消息称，康龙化成的一起安全事故调查结果已于北京经济技术开发区网发布。事故发生在6月3日，两名实验操作员在凌晨作业时进入充满氮气的柔性隔离器内，最终窒息而亡。调查报告显示，该公司存在安全培训缺失、风险管控不力等诸多漏洞，调查组建议对公司处以30-100万元罚款，对总裁楼小强等11名管理人员处以罚款。

02 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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绍兴地铁撞保洁员致3死1伤，均为劳务外包

9月24日，《新黄河》报道称，在9月13日的绍兴轨道交通2号线车辆非运营期间，4名保洁人员穿越轨道时被一辆返场检修的电客车碰撞，其中3人抢救无效死亡，1人受伤。据悉，地铁保洁员普遍为劳务外包，工作强度与收入不成正比，安全培训则由外包公司负责，专业性不能确保。

地铁保洁员常常要工作12小时及以上

税收新规落地，月收入超过6250元的外卖员需纳税

10月1日起，按照国务院发布的《互联网平台企业涉税信息报送规定》有关要求，互联网平台企业将首次正式报送平台内经营者和从业人员的身份信息、收入信息。这意味着外卖骑手、主播、网约车司机等通过互联网平台展开配送、运输、家政等劳务活动的从业人员需要缴纳税收。虽然多数官方报道均强调“外卖员等年收入12万以下基本不缴税”，但根据外卖骑手发布的视频，月收入超过6250元（即年收入超过75000元）的外卖员需要纳税，且税收是通过平台代扣的方式缴纳的，即外卖员从平台提现时，平台会自动扣除税款。

03 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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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西高校教师在职读博辞职遭索赔17万，仲裁确认解约校方拟起诉

9月中旬，广西贺州学院一名95后教师在职读博，5月提出辞职后被校方按《定向培养博士合同》索赔约17万元。8月，贺州市仲裁裁定双方于7月5日解除聘用关系，学校应出具解除证明并配合转档社保；校方称认可“解除”，但坚持追索费用与违约金，已准备起诉，且未先行办理离职转档。该教师称学校读博政策中途调整（路费报销、借支与博士补贴缩水）构成违约在先，愿退部分费用不接受高额违约金。高校强迫教师签订服务期协议的行为由来已久，大部分完全脱离“补偿学校实际投入”的边界，用层层叠加的服务期和惩罚性违约金把人拴住，再拿离职证明、档案和社保做筹码逼迫就范，让青年教师陷入“入职前是人才，入职后是人质”的圈套之中。

04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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流动儿童调研发布，建议富余学位优先惠及流动儿童

9月23日，二十一世纪教育研究院、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发布《流动儿童蓝皮书：中国流动儿童教育发展报告（2023-2024）》，指出部分城市公办学校出现学位富余情形下，应调整学位规划，优先向流动儿童开放。报告指出近年来流动人口规模持续扩大，流动儿童占青少年总人口近三分之一，受教育问题未被妥善解决，而长期实行的入学积分制度似乎未将他们包括在教育公平之内。

“森鹤校园”涉嫌商品欺诈与工资拖欠，数千学子利益受损

9月23日，据大象新闻报道称，南昌森鹤科技有限公司在长期诱导学生兼职、商品欺诈和工资拖欠后，宣布企业亏损，负责人跑路。受害员工和消费者多为学生，不仅劳无所得，还需要自掏腰包弥补熟人利益受损，甚至背负信用危机。”森鹤校园”精准定位高考后准大学生群体，以“校园梦想合伙人”为名开启校园兼职项目招募千余学生，参与信息收集、朋友圈推广、商品推销等，其中更换多次借口拒付工资且拒绝提供售后。目前受害者尝试联合报案与维权，但由于人员分散、个体损失金额不大，合法权益较难追回。

超十五省发布新策，补贴社保个人缴费额25%以稳就业

10月1日，据大象新闻报道，9月以来，超过15省份发文表示，要对在制造业、生活服务业等行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的重点群体给予补贴，额度为社保个人缴费额的25%。该政策主要目标群体为应届高校毕业生、未就业或失业人员，意在提升就业稳定性。此举将稳就业政策落到劳动力供给方，而不是通过企业实现并间接转嫁矛盾，此政策或将引导劳动者就业选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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送外卖的第39天，30岁的杜北在斑马线侧滑、摔倒，左手大拇指发生粉碎性骨折。事发第二天，他的骑手账号被站长删除。自此，他开始了漫长的工伤维权，却经历多方“踢皮球”和疑似诈骗。

事故发生661天后，唐山市路南区劳动人事争议调解仲裁委员会（下称“仲裁委”）裁定了118221元的工伤赔偿——尽管企业随后向法院提起诉讼，将案件继续拖入法庭。

“中国的法律就是，你要是有理的话，一层一层往上找，早晚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如果认倒霉不找了，那你就自己倒霉了，没有人会管你了。”杜北告诉水瓶纪元。

“腾飞的共享经济”在制造就业机会的同时，也在悄悄地将越来越多人甩出劳动保障体系。外卖骑手成为熔炉里的耗材，等待用完即弃的命运。

“灼烧的疼痛感”

2023年10月7日，下午1点50分，刚过外卖午高峰，杜北送完唐山站西广场外卖订单后，准备返回片区。电动车压过喷了水的斑马线，意外发生侧滑，人和车齐齐摔倒在地。“左手大拇指有灼烧的疼痛感，膝盖也是。”这是他开始送外卖的第39天。

2023年10月7日，杜北送外卖时电动车压过喷水的斑马线发生侧滑，导致左手大拇指骨折。（图_受访者提供）

杜北上一份工作是挖掘机驾驶员。2022年，他拿到《特种设备作业人员证》后，开始接些绿化、修路、挖房屋基础坑的工作。唯独拆迁的工作，他不敢接。“太危险了，哪一个着力点找不好，塌了的话，车毁人亡。”

按照杜北的说法，如果驾龄长、业务熟练，一个月工资能达到一万多，这远高于他所居住的河北省唐山市的居民人均月收入3539元。但挖掘机的工作很不稳定，只能跟承包工程的老板联系，等他们派活，项目结款也时常拖延。于是他萌生了做美团骑手的想法。

2023年8月30号，杜北循着58同城上的招聘信息，来到唐山市鹭港驿站。外卖骑手不用面试，只需要下载美团APP，找到骑手招聘板块，填写意向工作地点、工作类型和手机号等信息就可以。当天下午，站长就让杜北去跑单了。

跑单前，还需要租电动车。杜北在距离站点约3公里的指定租车行，租到了一辆改装过的电动车，一个月租金大约550元。目前，新国标电动车的限速是25km/h，远远满足不了外卖配送需求，而改装后的电动车最快能开到75km/h。对于改装，站点睁一只眼闭一只眼。

上班后，杜北每天都要参与早会、点名。“早上他点名，一边拿手机拍你，你就喊到！”上午十点上线，一直工作到晚上九点，不能拒绝系统派单。杜北每天大约配送二三十单，距离在3.5公里以内的订单，要在半小时内完成配送。

如果同时接了多个订单，配送时间重叠，就很容易超时。“比如说是四点，你接的这一单，从四点到四点半，必须要送达。四点十分接的下一单，就是四点十分开始计时到四点四十，就是重叠往后边计算。”杜北解释道。这意味着，前一单配送过程中接新单，单子的配送时间并不会因此延长，接单数量越多，均摊到每个订单的时间就越短。

送单期间，骑手还要完成随机出现的“微笑行动”。这是一项刷脸检测，骑手需要把自己的脸移动到指定的人像框内，对着摄像头眨眼、左右转头。这主要是为了抽查骑手有没有穿戴头盔和工作服，以及是不是本人送单。“微笑行动”会不定时出现，可能在送餐过程、坐电梯期间或者其它任意时刻。骑手在收到提醒后，需要在五分钟内完成检测。如果检测未通过，账号会被暂停接单，或面临更严重的处罚。

“你可以跟微笑行动开玩笑，但它不会跟你开玩笑”，这是流传在外卖骑手间的一句话。一个山东的外卖骑手在抖音吐苦水，“送了一个月，‘微笑行动’没通过被罚了一千，我暑假旅游计划都泡汤了，我要崩溃了，难受！”

从八月末开始送外卖起，直到九月，杜北跑了大约705单。加上新人奖，平均一单能拿七块钱。外卖平台为了激励骑手加入，常常会给予补贴和奖励，比如晚班补贴、车辆补贴等，甚至可以预支工资，具体情况视平台、地区而异。

薪资可观、就业门槛低，使得外卖行业吸纳了大量劳动力。中国人民大学劳动人事学院发布的《以骑手为代表的新就业群体研究报告》显示，目前全国外卖骑手已超1300万人。由南开大学社会学院基于4.1万份样本数据撰写的《外卖骑手生活世界研究报告》显示，95.56%的骑手为男性，平均年龄33岁，近八成骑手集中分布在21岁\~40岁年龄段。

外卖行业给底层劳动者提供了生存的机会。据美团研究院发布的《2019年外卖骑手就业扶贫报告》， 2013-2019年期间，累计有43.2万建档立卡贫困户通过美团实现就业增收，而外卖骑手的收入约占家庭总收入的70%。

看起来行业发展一派欣欣向荣，但与之形成鲜明对比的是，未知的危险随时在路上。

摔伤是家常便饭。在送外卖过程中，杜北曾因躲避逆行的电动车、闯红灯的老人，紧急制动，摔伤了膝盖、胳膊和手掌，当场破皮、淤青。一怒之下，杜北辱骂了老人，老人作势要打他，两人差点当街打起来，所幸路人上前劝架，拦住了他们。

摔伤后，杜北请了两天假回家休息，给伤口涂了止疼药和消炎药。虽然受伤不算严重，但他也因此损失了两天工资。骑手没有基本工资，没有送单就没有收入，即便站点对专送骑手有严格的上下班时间规定。

杜北没太把小伤放在心上，直到10月7日那天，电动车侧滑，他因此摔伤、大拇指骨折。“平时就是摔一跤、擦破皮，或者把车撞坏，修一修就没事了。这是我第一次摔这么严重。”

2023年10月7日，杜北拍下自己摔伤的现场照片，一辆电动车横卧在自行车道上。（图_受访者提供）

骑手，消失在路上

其实刚送外卖不久，杜北就听说有骑手在事故中丧生了。同事告诉他，早高峰的时候，那个骑手要送一个煎饼，快要超时了。站点打电话来催促，说“顾客要去上班了，他的餐为什么还没到？他要投诉了。快点！”骑手接完电话后，一着急，抢黄灯，就跟出租车撞上了。

听说这件事后，杜北坦言，他感觉死亡离自己非常近，或许每时每刻都会发生。 “你要想多了，就会影响（自己）每天的工作；你要不想吧，随时都（可能）会发生交通事故”。

骑手交通事故频发并非个例。2020年，上海公安局查处快递外卖骑手交通违法4.3万起。另据《新华网》报道，2023年全国发生外卖骑手交通事故1.2万宗。

早会时，站长也会反复提醒他们不要闯红灯或逆行，但杜北认为这跟配送时间本质上是矛盾的。“人家说的是安全第一，但是你不想被罚钱的话，就只有在能保命的情况下，尽快完成配送。”

杜北的准时率大约是97.3%，但平台的要求是100%。三百单之内，算新手保护期，超时不到7分钟，不会罚款。三百单以后，超时会扣站长5块钱，扣骑手15块钱。

商家出餐慢、等红绿灯、交通高峰、小区门禁、爬楼梯、恶劣天气……都可能成为超时的原因。“单量太多的话，第一单出现问题，后面全部会超时。”最多的时候，杜北手里有八单需要配送。

与此同时，外卖平台打出“配餐就是快”的口号，不断压缩配送时间。2020年，人物杂志发布《外卖骑手，困在系统里》，接受采访的多位美团、饿了么骑手都感受到了时间的消失。3公里的订单，最长配送时间从1小时缩减到30分钟。

除了交通事故外，疲劳驾驶也往往给骑手带来人身风险。据杜北讲述，骑手就算一天在线12个小时，扣除保险、租车等费用后，往往也跑不出两百块钱配送费。为了获得更高的收入，骑手只能不断延长上线时间。他所在的站点，有个“单王”从早高峰开始送到晚上12点，每天除了睡觉，就是送单，一个月才能挣到一万多块钱。“这种人猝死的多，疲劳驾驶被撞死的也多，公司也不给申报‘工亡’。太多驿站都发生过这种事，负责人压着不说，最后骑手家属去驿站里闹。”

据《红星新闻》报道，2020年12月，饿了么众包骑手韩某伟在送餐过程猝死。家属希望获得工伤赔偿，但饿了么称，韩某伟与平台并非雇佣关系，只能给2000元的人道主义费用补偿。后在舆论压力下，饿了么发表声明致歉，并承诺将在一周内向家属交付60万元抚恤金。

但骑手群体并没有自此得到更多保障。据《封面新闻》报道，今年5月，半个月内，同样供职于饿了么长安路店的两个骑手袁文和梁军先后猝死。家属在采访中透露，事发后一周，站点都没有出面解决善后事宜，也拒绝提供劳动合同或保险单。

2023年10月7日下午摔倒后，杜北打电话告诉站长，站长到了事发地后，问“你怎么骑这么快啊！”

杜北感到被指责，怼回去：“你也甭说我骑太快，你骑电动车，你也没少摔！”有时站点忙不过来，或者订单有超时风险时，站长需要救单，也曾摔骨折过。

拍好受伤照片，上传到平台后，他们一起去唐山职业技术学院附属医院。站长没有载着杜北，而是让他用单手开电动车跟在后面。杜北坦言，“非常吃力，双脚站地的时候，膝盖也很疼”。

X光片显示，杜北的左手大拇指发生了粉碎性骨折，有明显移位，双膝大面积软组织挫伤。医生建议做手术住院治疗，用钢钉把大拇指穿起来、固定住。

杜光左手X光片，显示其左手大拇指存在粉碎性骨折。（图_受访者提供）

住院前，需要先交五千块钱押金，再加上治疗费用，至少需要一万块钱，杜北负担不起。他坦言，当时刚交完房租、物业费，没有钱。“要有钱的话，我就不去送外卖了……”受伤发生在10月初，他当时连九月份的工资也还没拿到，甚至急诊挂号、拍X光片的300多块钱都是站长垫付的，“站长说之后在我的工资里扣”。

站长打电话请示美团城市经理，得到的答复是，让杜北借钱先去做手术，之后找太平洋保险公司报销。如果杜北借不到钱做手术，他们也没办法。杜北放弃住院手术后，就回家睡觉去了，“手上伤口太疼，就连走路都觉得吃力了”。后来，因为拖延治疗，杜北的大拇指骨头移位，指甲也掉了，不过他却庆幸伤的是左手大拇指，“要是把腿摔骨折的话，我会饿死在家里！”

杜北尝试过“轻松筹”，跟工作人员电话联系后，他在小程序写下事件经过，上传病历和诊断证明。他把链接转发到朋友圈，但之后的十多天里，只筹到一块钱。

刚摔倒的时候，站长告诉杜北，这是他自己摔倒的，不用报警。杜北后来才发现，站长的建议也是“套路”。根据公安部《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程序规定》，多数地区要求当事人在事故发生后立即或最迟24小时内报警备案。逾期未报，若引发纠纷，警方可能不予受理，影响后续赔偿。因为当时没有报案，杜北未能调取到事发时的道路监控。

作为骑手，杜北仿佛成了随意被丢弃的耗材。他告诉水瓶纪元，受伤第二天，他拖着亟需手术的手到处借钱时，发现自己的骑手账号被站长删除，接单记录、保险记录随之消失。劳动合同更是从来没签订过。

劳动律师郝正新从2018年开始关注外卖骑手，曾参与撰写《新业态从业人员劳动权益保护2019年度调研报告》，她告诉水瓶纪元，“能否认定劳动关系”一直是外卖行业最关键的话题。根据现有法律，与企业的劳动关系直接决定着外卖骑手的劳动权利，而外卖企业在有意制造认定困难，将骑手的劳动关系转包给多个人力资源公司，推卸自己的雇主责任。

“算是外卖平台和人力资源公司之间的合谋吧”，郝正新举例，“比如a公司是直接用工的，但是它委托人力资源公司b发工资，b下面又有一个企业族群，包括b1、b2和b3。可能前三个月是b1发工资，后三个月是b2发，到第三个季度又变成b3。通过这种方式，突破了事实劳动关系认定中“用人单位稳定给劳动者发工资”的标准，让劳动关系变得混乱。有些企业还会跟灵活用工平台合作，把劳动者注册为个体工商户，签订合作协议。这样一来，双方不再是雇佣关系，企业也就不需要承担雇主责任。”

“外卖套路太多了”

虽然骑手账号被删除，但杜北曾预想自己有天可能会发生意外，提前截图了上下班打卡记录。再加上微信工作群聊天记录、银行卡的工资流水、事发后跟公司负责人的电话协商录音、工作服、健康证等，在劳动仲裁过程中，仲裁委认定杜北和天津新速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新速达公司），存在事实劳动关系。

天眼查显示，天津新速达信息技术有限公司，成立于2020年，注册资本为1500万元。业务范围广泛，为山东、河北、江苏、天津等地招聘外卖员。截至2025年9月，有495个司法案件记录，其中约68.89%的案件为交通事故责任纠纷，多为被告。

交通事故如此频发，而一旦认定工伤，即便是最低的伤残等级，如杜北的十级伤残，也要赔偿十一万多元。比如据《工人日报》报道，2023年10月，沈阳骑手刘洋在送餐过程中发生交通事故，鉴定伤残等级为九级，经工会调解后，外包公司赔付了41万元。巨大的经济支出，使得外包公司有足够的动力，去想方设法逃脱监管。

2022年8月，新速达公司还遭到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_（下称“人社局”）_行政处罚1.2万元，事由是在《劳动保障监察责令改正决定书》送达后，逾期拒不改正。而一个月前，公司才入围“天津市2022年雏鹰企业”。2025年以来，公司曾经三次成为被执行人，执行金额低至1345元，高达206463元。

事发后，杜北在人社局、劳动能力鉴定委员会奔走，经过502天，他被认定为遭遇工伤、十级伤残，停工留薪期4个月。紧接着杜北申请了劳动仲裁，2025年6月26日，案件正式开庭。8月15日，杜北终于收到仲裁委的《仲裁裁决书》，裁决企业支付他工伤待遇118221.21元，其中包含医疗补助金、伤残补助金、就业补助金、停工留薪期工资等，扣除被申请人已支付32637元，还需支付85584.21元。

2025年6月26日，杜北的劳动仲裁案开庭。（图_受访者提供）

然而劳动仲裁胜诉后，杜北迟迟没有收到赔偿金。于是8月21日，他前往执行立案庭，打算申请强制执行。这才得知，一周前，新速达公司不服仲裁结果，已经向法院提起诉讼。案件目前仍在进展中。

维权初期，杜北曾走过一段弯路。当时骑手账号被删除，站长不作为，理赔陷入僵局，一家名叫青岛德远法律咨询公司找上杜北，声称可以帮他代理保险理赔。2024年1月16日，杜北和这家公司签下委托代理合同，约定咨询服务费为理赔款的25%。在这家法律公司的协调下，2024年3月8日，杜北与新速达公司签下赔偿协议，由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费、伤残赔偿金32637元。

赔偿协议上面写道：“乙方收到款项后，双方权利义务终止，今后乙方不得以任何方式、任何理由，向甲方及相关方主张任何权利。”但杜北认为这是霸王条款，除了保险理赔，他还应该获得工伤赔偿，这让他决心走司法途径，工伤维权。

2024年3月8日，杜北曾与新速达公司签下赔偿协议，由保险公司给付医疗费、伤残赔偿金32637元，协议还注明杜北此后不得向新速达公司主张任何权利。（图_受访者提供）

不论意外险，还是雇主责任险，本质上都是商业保险。而工伤保险，是政府强制实施的社会保险，保障范围、保障水平都优于前者。除了医疗费和伤残赔偿金外，工伤待遇还包含停工留薪期工资、伤残就业补助金等。

企查查显示，青岛德远法律咨询公司的注册资本为1万元，成立于2024年1月22日。也就是说，跟杜北在1月16日签约前，这家公司甚至还不存在。杜北怀疑自己遭遇了诈骗，此前他已经通过微信转账8125元代理费。

“基本都是骗子！” 郝正新提醒，有些类似的法律公司还会提出可以帮忙垫付医疗费。甚至代理费要收取理赔款的40%-50%，而按照法律规定，律师费不能超过胜诉金额的18%。

对2016年4月至2021年6月期间1907份有效法律判决进行分析后，北京致诚农民工法律援助与研究中心同样发现，随着平台用工模式的演进，外卖平台成功地将骑手所带来的人力成本和用工风险向外剥离、层层区隔。在侵权类案件中，外卖平台原本需承担的雇主责任几乎全部转移给配送商或众包服务公司，其自身担责率由100%降至15%以内。与此同时，大量配送商或众包服务公司风险承受能力堪忧。

维权的决心

早早辍学、父母离异，杜北在十几岁就进入社会，作为底层劳动者，他只能拿起唯一的武器——法律，来保护自己。

这不是杜北第一次为工伤维权，但还是忍不住感叹“外卖套路太多了”。上次工伤维权是五年前，杜北在动物园当饲养员。一次他帮忙关配电室电闸时，从椅子上摔下来，左手受伤。这之后，杜北独自去唐山市第二医院检查，发现是左手掌骨粉碎性骨折。整个治疗下来，一共花了一万八千多元。此前公司给他缴纳了意外险，所以医疗费由保险公司全额报销。这之后，公司和他签了一份保密协议，支付给他两万元赔偿。因为赔偿金额远低于工伤待遇，杜北起诉了公司。最终法院判决，刨去已经支付的两万元，公司还需赔付余下的九万多元。

“中国的法律就是，你要是有理的话，一层一层往上找，早晚会有一个解决的方案。如果认倒霉不找了，那你就自己倒霉了，没有人会管你了。”回顾两次维权经历，杜北说道。

郝正新也提到，工伤认定的难度很大，当事人往往没有足够的证据，诉讼流程也过于漫长。“没个三两年很难结束。除非受了特别严重的伤害，而且自己还有决心去走这个程序，不然一般大家都不去维这个工伤的权。”

在跟外卖骑手接触过程中，郝正新听到最多的想法是，“我也痛恨这些，但是胳膊拧不过大腿，一个人很难跟这些（平台）对抗啊”。

2023年10月，发生事故后，杜北曾经想向河北的新闻栏目组爆料，但要么电话打不通，要么对方一听是外卖工伤，就把电话挂掉。杜北提醒水瓶纪元，“你这样做的话，美团这么大的企业会恨上你的，他们背后的法务团队是非常厉害的。”

2025年3月，京东曾宣布为全职外卖骑手缴纳五险一金，但骑手们的反应并不如预期热烈。“对于大多数人来说，他们连基本的生活都过不下去了，还交啥未来的社保？”郝正新说出了骑手的心声。

在杜北的工作经验里，不签劳动合同、不交社保、拖欠工资，往往是常态。他已经一个人生活了十几年，坦言“去哪里都行”。至于为什么留在河北？ “这里有我的房子呀，（我）申请的公租房。”公租房一般开放给没有父母或孩子，也没有房子的贫困户申请。杜北申请到一个单间，谈及房子的布局，他形容“像医院的病房一样，一开门就看到阳台了”。每个月房租加上物业费只要四百多元，比自己出去租房便宜了一百元。

杜北对生活的要求很简单。“三千块钱工资都够我生活，只要这个工作循环起来，不发生什么意外。但如果受伤了，工作也耽误了，手里还没有存款，就待在家里受罪吧。”

即便在生活中屡屡受挫，但杜北说，他还是相信社会上的光明比黑暗多一些。或者说，他必须要去相信些什么，才能面对生活。

杜北又回去开挖掘机了。那同样是一份没有劳动保障的工作，工资三千块，只要不发生意外，刚刚够他生存下来。当被问到左手大拇指留下的永久创伤是否会影响工作时，杜北说，“好在开挖掘机不需要用到大拇指，用手掌心就可以”。

深夜，杜北结束了一天的挖掘机工作。（图_受访者提供）

（为保护当事人隐私，文中所提及人物均使用化名）

这个假期，“鸡排哥”几乎天天刷屏。

从默默无闻到妇孺皆知，这是人格的力量，还是鸡排的美味？

在我看来，都不是。

这不过又是抖音的一张流量彩票而已。

像鸡排哥这样的好人，我敢说每个地方都有，我读书那会学校门口就有不少话说的好听，鸡排又便宜厚道的小摊老板。

为什么火的偏偏是鸡排哥呢？

运气，自然是一方面。

但深层次的原因，是背后给鸡排哥运气的平台——抖音。

“十年炸鸡无人识，一拍短视频天下知”，这出戏码，堪称抖音“流量彩票”的标准化流水线产品。

前面的产品还有：郭有才、东北雨姐、秀才、张同学、拉面哥……

你会发现，每隔一段时间，抖音平台都会出品一个草根网红，而且是瞬间引爆网络的那种。

吃瓜群众，往往只对这些人物切片津津乐道，却忽视了流量平台在背后推波助澜的作用。

算法的推荐，流量的倾斜，可以说，今天的抖音，已经具备了新时代“数字帝王”的能力。

它拥有着“册封”平民的权力：鸡排哥、闻神、张同学，而等皆是其册封的“平民贵族”。

想火吗，想成功吗？打开抖音，记录“美好生活”吧！在这个过程中，抖音不仅仅提供了奶头乐，也成了奶头乐的大庄家。

表面上，是鸡排哥火了，实际上是真正受益的是平台。

就像双色球的500万，中奖的那个人，远远没有发行彩票的福利机构来的痛快。

我让你火，你就能火，算法的威不可测，本身就是一种相当大的商业权力。

这种权力，甚至可以让全国无数个行政单位较劲脑汁，削尖脑袋去争当网红。

鸡排哥大火之后，景德镇的地方文旅就是又急又喜，一边投流加热度，一边准备迎来泼天的富贵。

这样的剧情，淄博有过，哈尔滨有过，只是现在又复制了一遍。

但问题是，然后呢？

现在的“鸡排哥”被地方聘任为“景德镇文旅推介官”，每天出摊，都要面对百十个镜头的围追堵截，很多去景德镇的网红，都是为了蹭一把热度。

这种急功近利的“刷存在感”式营销，暴露了城市文旅的焦虑：

只要有关注度，无论内涵是否契合，赶紧炒作，赶紧上热度！ 

其结果，必然是“文化空心化”——文旅宣传沦为短暂狂欢，个体的真实困难也被简化为“励志素材”，整个城市的文化灵魂，都被流量裹挟。

其实鸡排哥并非什么“逆袭故事”，在算法选中前，他十年勤劳仍困于街头；只是被选中后，才成为耀眼的彩票。

而他的结局，最终也会和曾经平台捧红过的彩票一样，在被点石成金后，转入冷宫。 

在这个周而复始的过程中，越来越多的低认知人群，自愿把自己的精神能力交给算法，甘当流量的提线木偶。

至于控制算法的平台，将会不断枝叶繁茂，不断夯实自己的“基本盘”，用更为强大的流量去引诱个体和政府，成为难以动摇的巨头。

我对这样的生态，忧心忡忡。

这是我前几天写《体制内退休金不能再这样涨下去了》引用过的视频：

博主说：他的邻居从烟草局退休，退休金14200元，生活补贴1000多，年金2000多，还有年终奖，拿到手将近19000元。他还测算了一下：这样一个人需要30个年轻人交社保才能负担，他活到90岁问题不大，可以领30年，一共领684万。最后他提出一个问题：这位老人的同龄人有2900万，今年新生婴儿900万，只有当年的三分之一不到，22年后，这些新出生的婴儿，他们就要交社保了，你觉得未来会如何呢？

彭远文，公众号：往事和随想体制内退休金不能再这样涨下去了

点此阅读原文观看原视频

因为主题所限，当时一笔带过，其实这番话含义丰富，几乎每句话都值得拎出来展开说说，所以单独写一篇。

一、烟草和国企

讨论养老金问题的时候，不少人会说人家高是因为利润多贡献大。就烟草行业而言，确实贡献大。2022年中国烟草行业税利总额超过1.4万亿，占了全球烟草税额的一半还要多。像云南这样的烟草大省，占了地方财政收入接近一半，不少省份占比也有百分之一二十，即便中国商业最发达的上海，烟草也占了规模以上工业企业税金的四成。

烟草的利润从何来？当然是因为垄断而来，属于坐着数钱的行业。所以，所谓国企利润，其实是征税的一种方式，或可称为“国企税”。国企里面比较好的，比如电信，还算在提供正常服务；比较差的，比如银行，虽然提供服务但也偷占你便宜；最差的是烟草，没有之一，这是世界上最糟糕的收税方式，只管收钱不管死活。

所以，当他们说“利润多贡献大”的时候，你得问两个问题：利润从何而来？是对谁的贡献？就烟草行业而言，利润来自政府授权，贡献是对政府的贡献，对于国家和国民来说，贡献为负，说“祸国殃民”亦不为过。这三者的利益是不一致的，你得认真分辨，才不会被误导。

那么，问题来了：他们荼毒国民还待遇这么好，这属于什么性质？

二、生活补贴和年终奖

博主提到除了正常的退休金还有生活补贴和年终奖，这里的措辞可能不准确，比如应该不会叫“年终奖”，这说法犯忌讳，但找个名目年底多发一笔钱并不鲜见——我有个朋友就说，身边有人退休二十多年，每年还有“绩效工资”。

体制内隐形福利所在多有，不仅在职退休有，死了还有一笔不菲的抚恤金（机关单位40个月退休金几十万元，仅此一项就是农民一辈子养老金的10倍），从摇篮到坟墓都由国家负责，还惠泽子孙。这方面我不熟，之前只知道政府机关的食堂又便宜又好，绝非上海绿捷的水平，还请大家多讲讲——如果不知道也请多打听打听，不要因为自己没看到就否定其存在。这条视频在抖音有超过7000条留言，一大堆人说烟草电力退休待遇有多好，简直就是新的门阀世家。

当然，所谓国家负责其实是纳税人承担；同时也说明，所谓国有本质上是代理人所有。只要有管理的权利，就必然会以各种名目把利益转移自己腰包里，至于那个名义拥有的人，口惠而实不至，反而要承担成本。

三、年金制度

里面还提到“年金2000多”，年金一般只有体制内（职业年金）和效益好的国企（企业年金）才有。我之前反复说过，他们缴得越多，纳税人/消费者的负担越重，所谓“多缴多得”，并非多付出，而是多占便宜。中国目前的年金制度，表面上是效仿国外建立养老制度的三支柱（还有一根是个人养老金账户），实则是特权制度。

为什么年金制度在体制内和国企迅速铺开，而在民企寸步难行？道理很简单，花自己的钱和花别人的钱是两回事，花别人的钱当然是名目越多越好，比例越高越好，民企缴纳合计24%的养老保险已经苦不堪言，哪有余力缴这个？

四、寿命差异

赵本山说“人生最痛苦的事情是人还活着钱没了”，养老保险制度的本质就是不同寿命的人共担风险（好比医疗保险是健康的人与病人共担风险），因此活得越久越占便宜。

原博说他的邻居“活到90岁问题不大，可以领30年，一共领684万”，他的算法或可商榷，比如不一定能活到90岁，但问题是真问题，这背后是中国不同群体的平均寿命差异和养老金分配问题。

中国农民的平均寿命低于城里人，根据官方统计数据，大致在2-4岁之间。企业职工和体制内的平均寿命差距虽无统计数据，但按常理，福利待遇更好的体制内肯定比企业职工活得更久。这里注意了，养老金的计算方式都是一样的，比如60岁退休都是个人账户除以139个月，且不谈补贴悬殊，只谈领取时长，农民又成了倒霉蛋，体制内又成了优胜者。

之前我写过一篇文章，谈中国养老制度设计总是导向“有利于体制内不利于体制外”这样一个结果，当时并没有考虑到寿命因素。我不能说这也是制度设计有意为之，但回到现实，不同群体之所以存在寿命差异，不正是因为养老待遇的不平等吗？

且说到这里，这就是这条不到一分钟视频中我看到的东西，这绝不是我目光如炬或吹毛求疵，而是因为问题就摆在那里：它一天不解决，大家就一定会看见它，而只要不是傻子，也一定能透过现象看到本质。做事情不要太绝，你们都大几千一万多了，还有名目繁多的各种福利，给农民养老金涨到几百一千，这只是最低限度的要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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北京东四环外一家网球馆里，十岁的轩轩拖着疲惫的步伐走进球场。

刚换的成人网球拍比自己胳膊还长，100英寸的拍面与单薄身形极不协调。

每次挥拍后，他都会下意识地抬头看向场外的母亲张岚。“儿子练网球的时候，我一般不看手机，就一直盯着他。”

两年前，体测报告显示儿子50米短跑不及格、协调性偏弱，张岚顿时紧张起来。她想培养儿子的体育特长，也想让孩子强壮一点，于是把目光投向了网球。

他们为孩子的“网球路”定下启动预算——年花费10至20万元，用于上课、练习和观赛、参加训练营。

原以为这是笔可控的投入，谁知很快就远远超出预期，这个家庭的“网球梦”，似乎越来越远。

被卷进网球热的中产家庭

去年，中国网球选手接连取得历史性突破，“网球热”更是达到巅峰。

“朋友圈里都在晒孩子打球、晒夏令营合影。认识的几个妈妈都觉得，带孩子练不成下个郑钦文也没关系，选对赛道就像买对了基金，肯定值。”

网球场成了家长新的炫耀场。“让孩子练网球的都是对教育有期待的人，他在这个圈子里结交的朋友也不会差。”

丈夫是企业高管，张岚是互联网公司中层，每日与数据、KPI打交道，让她深感竞争的残酷：除了语数英，孩子还能靠什么为将来做准备？在她看来，运动似乎是一条尚未被完全“内卷”的路径。

最初设定的20万元预算看似充裕，但仅私教课（一小时700元、每周三次）、装备采购和俱乐部充值，就让这20万很快蒸发殆尽。

去年暑假，一家人远赴欧洲参加著名网校夏令营，两周花费约15万元。张岚还专门请假带孩子去墨尔本看澳网，一周行程又花了5万。各种球拍与废旧的网球包、装备一起，堆在卧室一角，几乎成了一座小山。

“三年下来，林林总总下来，估计花了80多万。”

“网球热”绝非个别现象。根据国家体育总局相关统计与媒体报道，截至 2024 年 8 月底，中国网球人口已超过 2518 万人，比 2021 年增长约 28.03%。而网球场地数量也从 2021 年的约 49700 片增加至 53805 片，增长了 4038 片，增幅达 8.12%。此外，全国市场化网球培训机构数量达 5592 家，其中北京就有 743 家门店。

在产业规模上，2024年中国网球运动整体市场同比增长 14.4%，规模达到 367.5 亿元。其中，青少年网球培训作为行业重要细分市场，正处于“爆发期”。

高投入与未知的前途

美团去年发布的《体育运动消费报告》显示，一些网球体验课、网球培训季度课包在平台热销，网球运动相关团购订单量同比增长 172%。北京也是全国网球培训机构最密集的城市之一。

这种大环境下，可供中产家长选择的范围被放大——不加大支出，就很可能在网球青少年社群里掉队。

但是，支出的大幅增长不一定带来显著的效果。轩轩在俱乐部内比赛成绩一般，并未达到母亲的期待，“教练说如果想认真走这条路，得把时间投入、经费投入、身体投入、心理投入都翻倍”。

轩轩也开始出现放弃的念头，“练了一年多，换了三四个老师，今天正手比反手打的好，明天反手又有感觉了，一直在试错，他自己觉得太难了，打球的那种手感很难成为肌肉记忆”。

真正想按下暂停键，是去年年底。张岚因为陪孩子练球太多，积累的工作量没有完成，年终考核被上司警告，身体疲惫之余，心理上也越来越焦虑。丈夫更是火上浇油：“花了这么多钱，换来了什么？如果将来没能在体育上走得更远，这笔投入就算亏了。”

他们不是唯一一个内心动摇的家庭。我们采访到几位有相似经历的家长，都处于犹豫和摇摆阶段，这些声音在家长群体里越来越常见，从最初拼谁投入多打的好，到后来大家的心态都在发生微妙变化。

生活在大连的庞娜选择了另外一条路。

庞娜的家庭和网球有着天然的缘分。“我母亲以前是个老体育人，她四五十岁的时候开始打网球，我大学里跟体育学院的老师也学过网球。所以算下来，我家三代人都接触过网球了。”

正因如此，她很自然地把网球当作一种体育启蒙运动。“刚开始学的时候，孩子也不太懂，是我们带着去打的。最初给他报的教练很凶，专业能力强，但孩子接受不了。后来换了一个刚毕业的大学男老师，一对一，反而更适合。”

不同于北京等一线城市的高投入高强度训练，庞娜给孩子安排的频率是一周一次。“算下来一年的费用不到两万，跟那些一年动辄七八万、十几万的比，我们真的投入很少。”

她并非没考虑过加大投入。“最开始是计划全身心押在网球上，后来发现孩子进步挺慢的。孩子在各种比赛中有一些成绩，但没有很拔尖。人家付出的多，成绩确实更好。我们年收入也就四五十万，没法每年投十几二十万砸在一个项目上。”

选择从热潮中退出

在庞娜的家庭教育理念里，运动是多样性的。“儿子现在还在练足球。我们一家三口会一起滑雪、跑步，两岁就让他用平衡车，后来带他去游泳、长跑。运动其实贯穿了他的整个童年。”

她的孩子在足球上也展现出了不俗的天赋——在当地的赛区拿过第一，即便如此，她也只是希望儿子能坚持下去，享受这个项目。“将来能跟三五好友约场球，这就够了。”

“有一次，我们一家三口在长白山雪场滑雪。那一刻，我觉得特别值得——运动不是成绩，而是我们在一起的快乐。孩子因为常年运动，学什么都快，我觉得这就是最大的收获。”

对张岚来说，庞娜的选择像是另一种答案。

在今年夏天的一次课后，轩轩脱下球鞋对她说：“妈妈，下次我想去打篮球。”她愣了一下，没有拒绝，同时内心也有些释然，“那种感觉像是从一场看不见终点的比赛中退出”。

她心中明白，网球不仅花钱，也花心力。它需要高频训练、持续投入，更需要强大的心理韧性。中国首位获得大满贯冠军的李娜在自传《独自上场》中也曾说过，网球场上没有同伴，唯一的对手是自己。那种孤独的对抗、对节奏和情绪的掌控能力，是极少数孩子真正能承受下来的。对一个十岁的孩子来说，这份孤独，未免太沉重了。

张岚和丈夫最终决定停掉所有课程。今年夏天，他们在网球上的花费只有一张50元的中网欢享票，她带儿子去看了辛纳的练习赛。

那天走出球场，轩轩说打网球太无趣了，也太孤单了。还不如篮球，有人一起跑。

“也许他比我们更早明白，运动的意义不是赢，而是快乐吧”，张岚说道。

新媒体内容总监：TAN HAO

采访/撰文：Joey, Jonas

编辑：Sebastian

没有最艰难，只有更艰难。

这是酒店行业的“至暗时刻”，甚至比新冠时期还要艰难。

根据北京市统计局，今年上半年，北京一共有1613家酒店年营业额超过了200万，但平均下来，每家酒店每月的利润则只有区区的6179元。

是的，你没有听错，平均每家酒店每月利润就只有6000元左右。这个数字甚至只有统计数据里北京月均工资的一半。

在过去的半年时间里，北京酒店住宿业的利润同比减少了92.9%，且这个数字还是在去年已经减少31.9%之后。

过去我们都说餐饮难，但餐饮好歹是刚需，民以食为天，尽管人们减少了外出吃饭，但总归还是要吃的。

住宿则不同，作为一线城市的酒店住宿业，短短半年时间就超过了去年一年的利润减少，这背后反映的是商旅出行需求的暴跌。

单月利润6000元，酒店行业已经卷成麻花了。

今天酒店行业的惨状，和几年前是完全不同的景象。

酒店本质上还是个连锁加盟的生意。在新冠刚刚结束的时候，全国各地不同级别的酒店价格显著上涨，人们带着对未来美好的期望，大批加盟商涌入到酒店行业，他们和消费者都相信，随着几年的新冠开始消散，人们的报复性商旅出行，会给酒店带来新的曙光。

但行业的高光仅仅持续了一年，随着市场需求开始走低，整个行业也陷入到了和其他行业相似的价格战之中，高供给带来更多的客房，但同时也更难卖出去，而更低的价格是为了带来入住率的增长，如此循环，陷入到了餐饮行业类似的怪圈之中。

还是以北京为例，2025年上半年北京住宿业利润总额仅仅只有5980万元，同比暴跌92.9%，平均下来每家酒店半年仅仅只赚了3.7万元，这一数字甚至比北京外卖骑手的月均8000元薪资还要低。

而去年同期，北京住宿业的利润还是10.5亿元，今年则直接下滑到不足一个零头。从10.5亿到5980万，这种断崖式的下跌在商业史上都实属罕见。

今天各行各业的内卷，背后本质上还是消费者对支出的敏感，这就直接导致各种需求都开始走低，而酒店之所以更卷，也是因为新冠后大量的钱无处可去，投到了酒店行业，造成了供给和需求更大的失衡。

2023年新冠结束后，酒店行业曾迎来短暂的报复性增长。消费者报复性旅游，而酒店投资也在报复性增长，最终导致酒店格局形成了“高开低走”的局面。

当投资者和消费者都后知后觉开始觉得不对劲的时候，酒店这项本来就重投资的行业，也被迫迎来更大程度的内卷。

一方面是酒店继续内卷，但另一方面，主打酒店住宿旅游的平台，却赚的盆满钵满。今年上半年，携程净赚了91.94亿，一天就赚了北京酒店住宿业上半年的利润，毛利率更是高达81%，净利率32%，而酒店方却需要承受高达10%-20%的渠道佣金，也进一步压缩了酒店的利润空间。

作为平台，自然有一定的议价权，但酒店行业真正的问题，仍然还是供给过剩，当价格成了唯一能够吸引消费者的抓手，酒店的利润自然也就被不断蚕食。

当然，酒店行业的卷，除了行业自身的问题之外，同样这背后也反映出了商旅出行需求的暴跌。

如果说“禁酒令”导致了白酒行业价格不断下跌，那么“限薪令”则直接导致了高端酒店商务客占比的下滑，尤其是金融行业的限薪和人力优化。

某央企差旅订单中“当天往返”比例从18%升至47%，北京高端酒店商务客占比也从45%降至28%，这些都反映了企业端的开源节流，已经对酒店行业的差旅业务造成了严重影响。

而内卷之所以可怕，原因也在于它可以对竞争对手进行“降维打击”。

以希尔顿欢朋为例，该酒店投资单房大概在24万，之前标价600元一晚，但现在只需要400元，如果希尔顿欢朋继续降房价的话，那么亚朵这类酒店就只能跟着下降，亚朵三四百，全季就只能200出头，汉庭本来180，但在面对高维度竞争对手的价格下探，也只能继续跟着降价。

这种降价链条其实也很好理解，当全季都降到接近汉庭的价格时，汉庭不可能还继续固守原来的价格，只能继续下探，从而形成价格上的相对优势。

对酒店投资者来说，如果单房的装修成本是15万，那么定价只要跌破300元，每卖一间房就会亏损200元。

除了住宿，高端酒店的餐饮也撑不住，在禁酒令出现后，不少高端酒店都开始选择摆摊求生。

成都、郑州、杭州、济南，五星级酒店下场摆摊，厨师开着流动三轮车卖蛋挞、榴莲酥、烧鸡，外卖区也堆满了炒面，独属于五星级酒店的贵气全无。

五星级酒店下场摆摊，有人说是降维打击，但其实五星级酒店要想靠摆摊求生，根本就不可能；你卖便宜了，那跟亏本没有区别；你卖贵了，也根本竞争不过那些真正摆摊的。

更重要的是，五星级酒店下场摆摊，其实毁的是自家招牌，拉低了五星级酒店的档次和在消费者心目中的形象，根本得不偿失。

内卷为什么很可怕？

因为它无形之中拉低了整个行业的利润，最终导致老板赚不到钱，员工也赚不到钱，在钱没有给到位的情况下，连带着消费者自己也受到伤害。

更重要的是，当收入不变甚至开始下降的时候，会导致人们对开支越来越敏感，最终又会反过来强化内卷，形成负反馈。

酒店行业也是如此。如果一家酒店一个月的利润才6000元，那么可想而知，员工的收入也高不到哪里去，老板也许可以借钱维持开支一两个月，但按照目前国内酒店的内卷趋势，任何一个老板也做不到亏本维持员工薪资数年不变。

最终，企业利润减少，员工的收入也会跟着下滑。餐饮是这样，酒店同样也逃不掉这个简单的原则。

除此之外，价格战越激烈，酒店就越希望把一个人当三个人来用，为了节省开支，任何不必要的人力成本都会省去，最终这也会带来就业上的难题。

当国内各行各业都逐渐卷成麻花的时候，更多企业就会开始考虑出海，这和当年的日韩走的是一样的路线。

人是理性的，企业更需要理性；当一个环境经营压力开始变得越来越大的时候，出海就成了必然的选择。

而留下的人，都希望迫切改善卷的环境。但我们要知道，内卷不是消费者决定的，也不是整个周期决定的，它是消费者和周期共同的选择。

房子带来财富缩水，消费者开始减少支出，“聪明钱”无处可去到处寻找投资机会加剧供给过剩，这些因素共同叠加到一起，形成了今天我们看到的局面。

没人希望内卷，但这些因素叠加到一起，又导致个体和企业，相互交织卷成了麻花。

卷成麻花容易，但要想把麻花完完整整的拆开，难度是异常的高。

end.

曾几何时，五星级酒店是风光无限的城市地标，也是房地产商眼中的香饽饽。

鎏金旋转门、大堂水晶吊灯、大理石地面、绗缝与流苏……它们大多装饰浮夸、消费昂贵，甚至在当下审美中显得有些“油腻”。但不可否认，它们亦代表了某种“经济上行时期的美”——住五星酒店的机会似乎无处不在，会议、差旅、家庭出游。

而今，这个高大上的行业，正站在转型路口。

作者 | 黑莓

编辑 | 安菲尔德

题图 | 《假面饭店》

国庆已至，酒店老板老白却感觉不到喜悦——往年节前一周，酒店订单应该早已塞满后台，但今年仅有假期前两日满房。为维持后续基本入住率，他不得不放弃原计划的涨价，转而以平常的周末价格吸引客源。

事实上，2025年国庆期间的酒旅业，正呈现出冰火分化的两极。

一方面，热门景区酒店因价格高涨频频成为舆论焦点，有酒店房价甚至从平日约90元涨至约1000元；另一方面，以星级酒店为首的高端酒店却因为预期不足，转而追求“以价换量”、提前发放“不涨价”团购券，以此保住入住率和现金流。

广州瑞士酒店推出国庆大促不加价活动，含双早可享买1送1，799元可住2晚或2间。（图/侠侣亲子平台页面截图）

据行业媒体报道，部分知名酒店在人流如织的假期加入了“国庆不涨价”的行列。包括绍兴新昌尊蓝山居、上海虹桥新华联索菲特在内的多家五星级酒店，甚至将“不加价”政策延续到了春节假期。

更早之前，上千一晚的五星级酒店摆摊卖包子一事，更是引发了外界对于“星级酒店是否自降身价”的讨论（详情可回顾惊蛰青年相关报道五星级酒店摆摊卖包子，哪里丢人了）。

西安一家星级酒店在店门口摆摊售卖一日三餐。（图/视觉中国）

一系列举措背后，是酒店从业者的普遍忧虑。根据文旅部数据，2020年我国五星级酒店数量为850家，而截至2024年第三季度，五星级酒店仅剩736家。不过5年时间，我国五星级酒店数减少114家。

寒冬几乎在每一个角落都留下了痕迹。

上海宝格丽酒店转手找买家，接待过美国总统的北京金茂威斯汀在资产重组，最高一晚超3万的北京三里屯瑜舍酒店去年6月彻底关门……另据亚洲旅宿大数据研究院及行业媒体不完全统计，今年上半年，共有80家亿元酒店被放上货架，其中仅6家成功拍卖。

曾几何时，五星级酒店是风光无限的城市地标，也是房地产商眼中的香饽饽。

鎏金旋转门、大堂水晶吊灯、大理石地面、绗缝与流苏……它们大多装饰浮夸、消费昂贵，甚至在当下审美中显得有些“油腻”。但不可否认，它们亦代表了某种“经济上行时期的美”——住五星酒店的机会似乎无处不在，会议、差旅、家庭出游。

上海和平饭店。（图/图虫创意）

如今，关于星级酒店的闪耀时代早已远去。留下来的旧玩家——尤其是蹒跚前行的老牌五星级酒店，需要面对巨额改造成本、客群老化、品牌溢价崩塌的现实。

热闹的长假，他们正站在命运的十字路口。

01 金主撤了，

五星级酒店成了负资产

回顾那些作为城市地标的五星级酒店，一半是地方开发的产物，另一半则是由房地产商推动诞生。

在那个鎏金年代，很多城市都将五星级酒店视为城市封面的象征，甚至将其建造写进土拍文件。

以2021年东莞出让的松山湖地块为例，其曾要求引进安缦、悦榕庄、宝格丽等指定高端酒店品牌之一。若未按期达成五星级标准，土地竞得人需补缴土地出让金680万元。

哪怕是三、四线城市也在力争引入星级酒店，在《黔南州20个旅游景区建设2013年工作方案》中，黔南州政府明确提出了在每一个县（市）政府所在地，都启动建设一个“四星级以上旅游酒店”的目标……

对于当时高歌猛进的房企而言，似乎正中下怀。

星级酒店曾是无数三四线城市与房企眼中，能拉升地价、装点城市的 “香饽饽”。(图/《欢迎来到王之国》）

一位已经离开行业的房地产从业者曾告诉《新周刊》：“那时候房企算的是大账。盖酒店虽然不赚钱，但能帮我们拿到位置更好的地块。酒店亏的钱，卖几套房子就赚回来了。”

更不用说，有家高端酒店作为配套，整个项目都显得更高档，房子更好卖，价格也能往上提。

房地产商成了过去二十年来五星级酒店的主要“金主”——按照中国饭店协会酒店数字化专业委员会常务副理事长胡升阳的说法，当前高端酒店存量市场中，约80%的业主都是房地产商。

（图/《假面饭店》）

他们四处“攻城略地”，投资数十亿建高楼，引入国际品牌或自主运营，造就了星级酒店热潮。文旅部数据显示，2008年到2019年，中国的五星级酒店数量几乎翻番，自432家增加至845家。

然而，这种深度的绑定关系，也随着房地产行业进入调整期，悄悄埋下了隐患。

时间来到2025年，原本指望靠房地产赚钱来补贴酒店的算盘打不响了，大量星级酒店资产被摆上货架寻求抛售。迈点研究院数据显示，上半年，全国千万级酒店拍卖数量达259家，成交率却不足7%。

对于酒店人来说，从前的好日子已被雨打风吹去，往日旧梦一去不复返。

“以前是撑门面，现在是保饭碗。”管理过多家酒店的老白告诉《新周刊》，失去房地产输血后，酒店的特许经营费、管理费、人工成本等等都是刚性支出，甚至连电梯维保、厕所保洁的费用摊在账面上，都是不小的压力。

房地产断了资金支持，星级酒店连租金、电梯维保的成本都难覆盖，低入住率下经营更难撑。（图/《欢迎光临》）

他给《新周刊》算了一笔账：以三线城市一家60间客房的酒店为例，每月仅租金、人工等固定开支就达25万元。按当前40%的入住率计算，即使房价定在400元，月收入28万元也只是勉强盈利——这还未计入折旧、维修等隐性成本。“如果期间遇上淡季或突发停业几个月，会烧掉一两年的利润。”老白说。

为了活下去，各家星级酒店都想尽了办法。

老白的酒店今年夏天在门口摆过烧烤摊，还对外开放停车场。“周末确实挺热闹，来吃烧烤的人不少。”但老白后来仔细一算，一个月也就多赚四五万，还不够交房租。

更让他发愁的是，这十年来什么都涨价，就是酒店房价涨不上去。

租金叠加上持续上涨的成本，压得星级酒店喘不过气。（图/《假面饭店》）

根据文旅部数据，2024年前三季度全国五星级酒店平均房价为599元，同比下降5%，平均出租率也同比下降4%。

“十年前卖400块的房间，现在还是这个价，有时候还得打折。可是员工的工资翻了一番，水电布草都在涨。”他说。

02 五星级酒店，过时了？

对于留守的经营者而言，昔日的奢华投资化作了一笔笔具体而沉重的账单。另一面，由于经济增速放缓，商务会议减少，游客消费能力下降，五星级酒店的入住率越来越低。

“说到底，是高端客群的钱包紧了。国内高星酒店的收入除了平时的客房销售，还依靠商务会议和高端宴请‘两条腿走路’。”此前曾有一位酒店管理者向《新周刊》坦言，如今这“两条腿”在消费收缩的背景下接连踩空，很多客户的宴会需求大幅缩减，甚至连茶歇预算都砍掉了不少。

企业的“节流”措施来得更早，也更坚决。麦肯锡咨询公司发布的最新行业数据显示，中国企业的差旅预算在过去三年间平均下滑了15%至20%，而在受冲击较为明显的科技、互联网和金融等行业，这一降幅甚至达到了30%以上。

企业节流早且坚决，差旅预算下滑、住宿标准下调，星级酒店的商务客源也跟着缩了水。（图/《前途无量》）

广州一家“中厂”员工王磊向《新周刊》证实了这一点：“以前季度复盘会，通常会选择在海南或云南的度假型酒店举行。现在公司明确要求，非必要不出差，必须召开的会议也尽量选择在公司总部或成本更低的城市举办，住宿标准也下调了等级。”

与此同时，年轻消费者的偏好也在悄然转向。

追求个性化体验的Z世代，已对千篇一律的奢华酒店风格感到厌倦。95后自由职业者小林表示：“五星级酒店除了大堂气派，房间格局都差不多，而且额外的服务（如行李搬运、频繁的客房服务）有时反而让人不自在。我更喜欢住在有特色的民宿里，能接触到当地的店主和游客，感觉更‘真实’。”

Z世代想要民宿的真实互动感，对星级酒店的千篇一律没了兴趣。（图/《去有风的地方》）

传统星级酒店“房间大”“交通便利”等优势，也被地毯霉味、浴缸泛黄等老化问题，瞬间折抵。广州花园酒店灯控失灵、北京某老牌客房渗水……就在最近，常州万豪酒店被曝循环使用一次性拖鞋更是引发舆论，围绕“五星级酒店值不值”的吐槽帖，在社交平台上一路刷屏。

市场的变化让酒店管理者意识到转型的必要性——消费者不是不爱五星级酒店，而是要值得体验的“真五星”。为了适应这种变化，连政府评星标准都在变。以上海为例，其在乡村民宿里也评出了“五星级”，截至去年底就有159家星级乡村民宿上榜。

为此，有“余粮”的星级酒店在过去掀起了改造潮。比如，上海贵都大酒店斥资8亿元“爆改”，在内部塞进2000㎡城市艺术客厅、悬空玻璃泳池和网红餐饮；上海佘山世茂艾美酒店也在重新装修之际，特别打造了宠物友好客房和湖面滑索这类休闲项目……

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发布停业公告，启动全面升级改造工程。（图/上海国际贵都大饭店公众号截图）

但并不是所有尝试都能成功。

六年前，老白卖掉了县城200万元的大平层，把全部身家投入到酒店改造中，拆掉了大堂欧式风情的壁画和金色旋转门，为房间配备送餐机器人、自动窗帘、智能语音，装潢在原有基础上换成维也纳酒店风格。

“当时想得很美好，觉得硬件上去了，价格就能提起来。”但现实给了老白沉重一击，装修是个无底洞，投入比预算超了不说，开业后才发现，入住率根本跟不上。“现在信息透明，客人比较的都是性价比。我们这种不上不下的位置，最是尴尬。”

酒店斥资升级硬件试图提价，最终入住率难达预期，改造成效甚微。（图/《承欢记》）

持续的亏损，让老白和周围同行对于任何新投资都变得极其谨慎，“不敢再投了，担心看不到回报的希望”。

03 淘汰已经避免不了，

但路还有很多

被抛弃的五星级酒店不得不寻找新的存在价值。就像一位业内人士调侃的，“现在还在执着于打卡五星级酒店大堂的，可能就剩网红和名媛了”。普通消费者，已经捂紧了钱包，开始寻找更实在的选择。

普通消费者捂紧钱包，五星酒店也只得放低身段靠低价揽客。（图/《小淘气尼古拉的假期》）

于是，为了吸引哪怕十分有限的客源，价格战已成为不得已的手段。在主流预订平台上，位于一线城市边缘地带的五星级酒店客房，价格已击穿底线，甚至出现了499元两晚的“地板价”，这几乎与中档商务酒店的价格持平。

厚海数据平台发布的报告显示，去年有超过1000家中档及以上酒店停业，其中95%为价格不上不下的中档酒店。有意思的是，一边在倒闭，一边还在疯狂开新店——奥维云网监测数据显示，2024年新开的酒店有4.9万家，比前年多了快三成。

这就造成了一个奇怪的现象：住酒店的人没怎么增加，酒店数量却猛涨。为了抢客人，大家只好各显神通：国际大牌酒店开始降价，还推出了更便宜的子品牌；快捷酒店则升级装修和服务，往中高端市场挤。

“往下走”和“往上爬”撞在一起，最难受的仍是老牌五星级酒店——维持高标准成本高，降价竞争又吃不消，陷入了“花大钱却赚不到钱”的恶性循环。

夹在中间的老牌五星，一边要扛高标准成本，一边难敌低价竞争，盈利越发艰难。（图/《布达佩斯大饭店》）

既然死守传统模式行不通，那么生存的法则就必须改变。即便是继续做住宿的老本行，玩法和思路也完全不同了。

洲际酒店集团大中华区首席发展官孙健曾精准概括当下年轻人的旅行偏好：他们向往户外，热衷文化，追求小众。这一趋势在如今的旅游风向上体现得尤为明显——无论是新疆阿勒泰的辽阔自然，山西沉淀千年的地上古迹，还是城市中悄然兴起的漫步路线，都成为他们争相奔赴的目的地。

（图/《我的阿勒泰》）

“大家都说市场卷，但其实很多细分需求根本没被满足。”一位精品民宿酒店创始人向《新周刊》补充道，“比如带着孩子的家庭，他们需要的不只是一张大床，而是足够的亲子活动和安全的游乐空间；再比如自驾游爱好者，他们希望酒店有充足的停车位和方便的洗车服务。把这些细节做好，就是新的机会”。

如果把眼光放得更宽，酒店还可以转型成其他更赚钱的业态。比如已经关停的北京瑜舍酒店，现在转向做零售创新地标；天津泰达控股把9.5万平方米的闲置酒店改造成了北塘北文旅小镇，引入了露营经济、沉浸式剧场等……

还有一些更灵活的尝试。有酒店干脆在酒店会议室支起手机架开直播，卖挂耳咖啡、文创产品，顺便推点本地特产。如今，“把酒店当作流量入口”反倒成了行业的新做法——五星级酒店也可以兼做旅拍，露营基地卖定制线路，甚至学亚朵模式，在大堂摆摊卖香薰、抱枕、盲盒，什么都试试。

亚朵酒店大堂出售床上用品。（图/社交媒体截图）

当然，这场行业洗牌是残酷的，必定会有一部分酒店在竞争中退出。

此前，接受《财经》采访的诸多业内人士认为，部分关停转型的五星级酒店本就不是市场需求的产物，更是上一个时期行政导向、地产导向的结果，那时希望以此拉升地块房价、提升城市形象。五星级酒店的出清，并不是一件坏事。

未来，酒店不再只是提供一张床的地方，而是需要寻找与消费者生活方式更契合的空间。对于星级酒店们来说，现阶段绝非终点，恰恰相反，这可能是一个更务实、更贴近消费者的开始。

校对：遇见

读完点个【在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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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国庆小长假已经过半，国庆档也正式迎来了下半场。据专业数据统计，截至目前，国庆档档期票房已经突破12亿，虽说各地通过升级设施、服务等，激发电影市场消费活力，但整体的预测票房并不乐观。

据悉，目前票房排在前三的电影分别是《志愿军》、《731》以及《刺杀小说家2》，这三部电影的档期票房总和，比整个国庆档的票房一半还要多，在国庆档诸多电影中，也算是“遥遥领先”了。

但这样的票房成绩并不意味着大卖，根据专业平台的预测总票房来看，国庆档前三部电影除了《731》，剩下的两部电影都很难过10亿。而《731》因为上映时间较长，已经有一定的票房积累，截至目前已经有将近18亿的票房，网传该电影总投资成本不到3亿，按照目前的这个成绩来看，肯定是不亏的。

但剩下的两部电影就没有这么幸运了，《志愿军：浴血和平》为该系列的最后一部电影，承担着相当大的票房压力，据悉，整部系列的投资额近15亿，第一部总票房8.63亿，第二部总票房12.06亿，在前两部已经亏本的情况下，如果想要整部系列电影回本，《志愿军：浴血和平》的总票房需要超过24亿，很显然，这个目标太过于遥远。

对于市场而言，其实主旋律题材的电影早已经吃够红利了，而且《志愿军》这一个系列的电影连续三年冲国庆档，对于观众来说也早已经审美疲劳，纵使这部电影的评分并不低，但还是挡不住扑街。

至于另外一部电影《刺杀小说家2》，预估综合票房不到5亿。坊间传闻这部电影光是特效就投入了5个亿，不过综合目前已有的信息，这个说法略微有些夸张。但参考第一部的制作成本就高达3亿，所以第二部的投资大概率也是在3亿以上，按照这个成本计算的话，《刺杀小说家2》大概率也是亏本了的。

国庆档票房前三名都这么冷淡，排名靠后的电影就更不容乐观了。由檀健次主演的《震耳欲聋》已上映2天，累计票房还不到1亿，但对比范丞丞主演的《浪浪人生》，这个收入比还是很高的。据悉《浪浪人生》已经上映了6天，累计票房还不到1.6亿，平均一天不到3000万的入账。

这么看来，即便是拥有众多粉丝的流量演员，现在也难以带动电影票房了。更尴尬的是，《震耳欲聋》上映首日，在整个国庆档电影中的大盘退票率是最高的，几乎是”遥遥领先“。

所以综合目前的情况来看，国庆档的这几部热门电影，除了《731》，剩下的几乎全亏，回顾近6年的国庆档票房冠军，之前一部电影就轻松四五十亿，现在整个国庆档的电影票房加起来，还不如过去一部电影的票房多。

当然了，这也并不能说明现在的电影市场在走下坡路，毕竟今年的春节档，一部《哪吒》引发了全民观影潮，只能说现在的观众对电影的质量要求越来越高，也真心希望业界能多打磨打磨好的作品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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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晚上，偶然刷到一个视频，某地景区里，赫然立着一座“郭巨埋儿”的雕像。家长们指着雕像，向孩子们讲述这个“感人至深”的孝道故事。

看着那冰冷的石雕，我忽然明白了什么，这座雕像，何尝不是一把穿越千年的刀？

郭巨埋儿的故事，我们都不陌生。汉代郭巨，家贫，为了养活母亲，决定活埋三岁儿子。掘地三尺时，竟得黄金一坛，于是孩子幸免于难，郭巨也得了孝子美名。

若没有那坛黄金呢？孩子就被活埋了。

这哪里是孝道？这分明是吃人。

鲁迅先生在《二十四孝图》中早已批判过这个故事：

“至于玩着“摇咕咚”的郭巨的儿子，却实在值得同情。他被抱在他母亲的臂膊上，高高兴兴地笑着；他的父亲却正在掘窟窿，要将他埋掉了。”

“我最初实在替这孩子捏一把汗，待到掘出黄金一釜，这才觉得轻松。然而我已经不但自己不敢再想做孝子，并且怕我父亲去做孝子了。”

鲁迅直言，这种孝道“无非是‘蔑视了真的人情’，装点了虚伪的伦理”。

一个父亲亲手杀死儿子，这样血腥的故事，为何竟能被奉为美德，流传千年？

历史资料显示，《二十四孝》成书于元代，由郭居敬编撰。其中的故事多来自民间传说，很多人物和情节都缺乏可靠的历史记载。郭巨的故事最早见于汉代刘向的《孝子传》，但原书已失传，只能从后世引用中窥见一斑。

也就是说，这很可能根本就不是真实事件，而是一个被虚构、被传播的“道德寓言”。

但今天，我想谈更深层的东西：孝的背后，站着的是忠。

这两把刀，一把对着家，一把对着国，却流着同样的血。

历朝历代的统治者为何如此推崇孝道？

《孝经》道破天机：“君子之事亲孝，故忠可移于君。”

原来，孝是忠的训练场。在家里顺从父亲，在社会上才会顺从皇帝。孝道，不过是帝王拴住百姓的第一根铁链。

汉代推行“举孝廉”，孝顺的人可以直接当官。这制度看似推崇美德，实则是把孝工具化。

史料记载，不少人为了做官，不惜造假表演孝行，有人甚至在父母坟前一住二十年，只为博个孝子名声。

“郭巨埋儿”最可怕之处在于，它把这种忠孝逻辑推向了极致，为了尽孝，可以杀子；那么为了尽忠，自然可以捐躯。一个人的生命价值，在忠孝面前变得无足轻重。

鲁迅在《狂人日记》中呐喊：“这历史没有年代，歪歪斜斜的每叶上都写着‘仁义道德’几个字。我横竖睡不着，仔细看了半夜，才从字缝里看出字来，满本都写着两个字是‘吃人’！”

这吃人的，既是孝，更是忠。

古代帝王需要的是什么？

是听话的奴才，牛马。

于是他们发明了一套精妙的统治术，先把人变成家庭的奴隶，再变成国家的奴隶。

在家从父，出嫁从夫，夫死从子。一个人从来不属于自己，永远是别人的附属品。

数据显示，中国历代王朝中，明朝对孝道的推崇达到顶峰。洪武年间，朱元璋亲自颁布《孝慈录》，规定子女必须为父母守孝三年。违者轻则杖责，重则流放。孝，从道德规范变成了法律强制。

为什么？因为刚刚建立的明朝政犬需要巩固统治，需要绝对的忠诚。而孝，正是培养这种忠诚的最好工具。

这种忠孝文化，至今仍在毒害着我们。

想想那些“父母都是为了你好”的道德绑架；想想那些“必须生儿子传宗接代”的家庭压力；想想那些以爱为名的控制与剥夺。这不都是新时代的“埋儿”吗？只不过埋的不再是孩子的身体，而是他们的灵魂。

在职场，我们被要求“以公司为家”，无条件加班奉献；在社会，我们被教育要“舍小家顾大家”，个人的需求和声音可以被无限压制。这些，不都是忠孝逻辑的现代变种吗？

二十四孝中的另一个故事“老莱子娱亲”，七十岁的老莱子穿着五彩衣，假装跌倒学婴儿哭，只为逗父母开心。

这看似温馨的故事，细思极恐，一个人活到七十岁，还不能做自己，还要扮演父母想要的角色。

这不正是我们很多人的写照吗？

从小到大，我们努力扮演好孩子、好学生、好员工、好公民。可那个真实的自己，早就被埋在哪座“孝忠”的坟墓里了。

更可怕的是，这种思维已经内化到我们的骨髓里。

我们一边被伤害，一边又成为伤害下一代的人。就像那个带着孩子参观郭巨埋儿雕像的家长，他可能从未意识到，自己正在向孩子传递怎样可怕的价值观念。

数据显示，中国现有A级旅游景区1.3万余家，其中不少是类似的人文景观。我不知道还有多少地方，也在以“传统文化”的名义，展示着这种违背人伦的故事。

数据显示，目前全国有上千家“国学培训班”，许多都在不加甄别地传授《二十四孝》这样的糟粕。某地甚至出现过让孩子们给父母洗脚、磕头的“孝道教育”。这些看似弘扬传统文化的活动，实际在传播什么样的价值观？

为什么直到今天，我们还要把这些散发着腐臭的伦理观念当成宝贝？

为什么在二十一世纪的景区里，还会立着郭巨埋儿这样反人类的雕像？

答案可能是：有人希望我们永远做听话的牛马。

但人不是工具，不是谁的附属品。每个人都是独立的存在，都有权利追求自己的幸福。真正的爱，不是牺牲与控制，而是尊重与成全。

鲁迅先生曾说：“自己背着因袭的重担，肩住了黑暗的闸门，放他们到宽阔光明的地方去。”

这才是真正的父爱，真正的师长之爱，不是把孩子埋进土里，而是给他们开辟更广阔的天空。

看着那座郭巨埋儿的雕像，我仿佛看见千百年来无数被忠孝之名压弯的脊梁，看见无数在家庭和国家之间被撕裂的灵魂，看见那些本该绽放却过早凋零的生命。

那座雕像应该被推倒。但更重要的是，推倒我们心中那座无形的雕像，那个要求我们无条件顺从的旧道德，那个把活人当成祭品的旧伦理。

千百年来，那雕像的阴影压垮了多少鲜活的生命？而我们要到何时，才能勇敢地走出这片阴影？

如果你也感受到了这份沉重，如果你也愿意挣脱这些无形的枷锁，请支持我的写作。让我们用一个个清醒的文字，砸碎那些吃人的旧道德，迎接一个尊重每个生命价值的新时代。

国庆档即将结束，不知道在今年的国庆档，大家有还有去电影院，看上那么一两部院线片吗？

还是完全放弃了院线片，跑去外面看人山人海去了呢？

不过呢，无论怎样，今年这个国庆档，也是有点凉。

虽然国庆档还没完全结束，但从现在的整个国庆档的票房情况，基本大势已去，也没什么太大变化了。

你看，今年国庆档整体票房情况为，基本又是一下子干回十年前了。

其中，《志愿军：浴血和平》估计最终票房能过4亿，也成为国庆档票房最高的一部。虽然，这个数据也不算特别高了。

而第二名竟然是一部已经上映很多天，非国庆档的影片《731》，就也能看出，今年的国庆档大片们，有多不能打了。

甚至，除了《731》，今年国庆档票房过亿的新片，只有四部，也是很可怜了。

而从评价来看，观感最好的应该主要有两部，而且，两部都是相对的小片。

一部是《毕正明的证明》

这是由王安宇和张天爱共同出演的一部犯罪类型片。

影片的主题是讲当年火车上反扒的，还挺有时代回忆的。

而那些扒门里的说道和手艺，也非常猎奇向，很有老港片的味道，就是用一种武侠片的方式去拍扒、赌或其他旁门这种思路。

整部影片的包装也不错，无论是剪辑还是摄影，以及动作设计都很花哨，倒是很符合这部影片的调性。

其实作为一部犯罪类动作片，本片的观赏性还是不错的，属于质量还可以的娱乐片，虽然剧作上可能会有些小遗憾，但整体还不错。

所以影片的豆瓣评分也有7.4分，还上了一周口碑榜。只可惜票房表现确实一般了，可能这种小片对很多观众吸引力还是没那么强吧，略遗憾。

另一部评价还不错的，同样是一部小片，那就是檀健次主演的《震耳欲聋》

同样是一部相对较小的犯罪片，但可看性也还不错。而且本片的票房也还可以，主演的粉丝号召力还是挺厉害的。

当然，我看评论有拿这个跟药神比的，那还是有不小的差距，暂时还是比不了。

本片部分取材自CODA律师张琪真实从业经历，其实就是关于一个律师如何帮助聋人的故事，所以，听到了这个设定，你们大概也可以猜出整部影片的剧情走向了。

影片的整体观感还不错。

亮点在于男主并不是一个完美角色，一开始其实很功利、利己主义，甚至有些“装聋作哑”。

这种不完美的角色设定，可以让之后角色有很大发挥空间和性格转换带来的情绪冲击。

影片一共讲了两个案子，这里面其实第一个案件更吸引人，因为有悬念和更多的聋人困境的元素，感觉更花心思。

第二个案子虽然更重头，讲什么金融诈骗，但这个案件的整体讲法反而有些套路，套公式那种，你也基本能猜到之后的情节走向，该什么时候遇到困境，什么时候反转，基本都在意料之中。

尤其是，最后矛盾的解决也有些太容易，太狗血了，让这个案件反倒没那么抓人了。这其实是影片比较遗憾的一个地方，要不应该可以更好的。

另外，看见很多人夸电梯戏，我倒觉得那场戏没那么好。因为那场台词写得有点其实有点太过了。特别刻意和金句感，会觉得设计感太强。他就不像两个人在吵架，反而是创作者在借两个角色去传递观点，所以，一直在反复和讲金句，会特别用力，反倒让那一场戏缺少一些真实感。

演员方面，除了男主檀健次，兰西雅倒是更意外的惊喜，之前没特别关注，但这里演得挺好的，眼神里都带着戏那种。

当然，影片整体可看度还是不错的。

而国庆档最卖座的两部，则是《志愿军：浴血和平》和《刺杀小说家2》，这两部都是国庆档难得的大片。

一部是战争题材，另一部是奇幻动作类，都属于投资很大的大片，是能看得到影片在烧钱的那种片子。

但其实，从票房表现来看，其实两部影片在票房方面都没太达标，起码，作为这个档期最大制作的两部大片，两部影片的票房都有些一般了。

这其中，《志愿军：浴血和平》票房为3.9亿（暂时），

《刺杀小说家2》票房为（2.59亿）。

也是因为国庆档影片整体票房表现不是很争气，使得已经上映了半个月的《731》，重新进入票房榜前三，在这个国庆档也收到了3亿的票房，票房预期已经达到了19亿。

在这么大档期，能有半个月之前的影片进入票房前三，这显然是这个档期的新片们出了问题。

而国庆档的影片里，相对没那么喜欢的影片主要是这几部。

比如《风林火山》，这个之前也专门聊过。

当然，评价《风林火山》还是要基于之前给了那么高的期待的基础来聊，其实还挺失望的。

等了这么久，最终只到这个程度？

就，有些遗憾。

当然，影片确实也没那么出色，除了花了很多钱，美术和特效用了不少心思，影片本身还是太缺少特点了，感觉模仿了不少别人的作品。但其实无论是视听还是剧情，都撑不起这么高的投资与期待。

尤其是，整个的风格过于造型感（或者叫装），显得影片有点影楼风。

而且，不少人说这片镜头语言好，感觉其实说的更多是美术和调色，其实跟镜头语言关系不大的。

印象比较深的一场，是血战铜锣湾那场，刘青云他们的冲锋车上来就翻车，然后所有人都倒吊起来，然后是个长镜头试图跟了起来，那个镜头还挺有意思的，但一出门就断了，还是有点遗憾。

另一边，《浪浪人生》是这个国庆档唯一一部喜剧片，本来以为在这个档期由于喜剧类型稀缺，这个片或者可以成为票房黑马。

但从实际表现上看，也挺遗憾的。

一方面是票房确实算不上黑马，另一方面，影片质量也挺一般的。

喜剧其实也算不上，大概只有前半部分依靠着几个演员的喜剧能力，还有那么点喜剧元素在里面，越到后面就越无趣了。

整体只能算是一部带些喜剧元素的家庭题材吧，并不算真正的喜剧片。

整部片子有个大问题就是当局者迷，感觉创作者太进入那种自我感动的情绪里了。

其实很多的情绪都来自角色的自我感动，是很难共情的。

尤其是，父亲这个角色其实也立不太住，有点反派正写的感觉。

看完之只会觉得这家人还挺可怜的，尤其是妈妈的角色，但给周边角色的空间又不是很够，创作者其实也没真想去关注其他人。

最后就还只是父子情之间的自我感动，就，太落伍了。 

反正看下来，其实这部电影的问题还挺多的。

易中天老师编剧的动画片《三国的星空第一部》，基本就是个历史类科教动画片。

讲史大于叙事本身，所以，整部影片其实有点事件罗列，却串联不够。感觉拍成TV版，一集一集的讲小故事，再丰满下细节，也许更好。现在作为电影，其实看着挺累的。

而且影片那个画风，也是那种丑丑的3D动画风，很行活，缺少些美感。

我看基本都是家长带小朋友看，做历史科教类看着玩，可能还行吧。

大概呢，这就是今年国庆档整体的情况，票房确实有点凉，质量也没那么突出，勉强看看热闹。

而真正进入10月，以及即将到来的11月，才是真正凉的月份呢，一切刚刚开始。

陈国江认为，绝大部分外卖员的核心诉求不是社保，而是单价不能一降再降。此外，骑手和平台缺乏对等的谈判地位。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1328.html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8期：奴隶要是都没有了，奴隶主还怎么当呢？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章3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1条，刊登读者投稿2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9月28日—10月6日，这一周。

中国宣布10月1日起正式启用一种全新的“K签证”，旨在从全球吸引科学和技术领域的人才。K签证面向18至45岁、在知名高校取得理工科（STEM），即科学、技术、工程和数学专业本科学历的申请人，相关方案早在8月14日便已公布。由于K签证的推出恰逢美国收紧技术移民政策，因此也被一些人视为中国版的“H-1B签证”，意在与美国争夺同类人才。毕竟相比之下，K签证既无需雇主担保，也尚未设定数量上限，在准入门槛上显得更为宽松。然而，就在K签证落地的前几天，中文互联网上出现了近乎一边倒的批评声音，在微博上“#K签证会让外国人抢走我们的饭碗吗#”、“#中国K字签证要守三关#”等话题相继登上热搜。

之后，就连人民日报也不得不下场发评论文章对四种声音进行回应，讽刺的是，其中的三种——“崇洋媚外/移民危机/安全风险”，恰恰都与官方长期的“养蛊为患”有关。例如，中国政府长期以来用防火墙隔绝本国民众与外国人的直接交流，其结果是中文互联网生态变得越来越封闭保守，中文内容在全球网络中的占比也越来越低。此外，中国官方媒体长期对印度进行负面宣传，再加上中印之间存在边界争端，使得不少对印度抱有敌意的中国人担心“K签证印度化”。近年来民族主义叙事也逐渐占据舆论主流。半年前，格力董事长董明珠提出“海归间谍论”甚至赢得了不少支持。再加上国内也确实存在部分“洋大人享受超国民待遇”的现象，极端的排外情绪也就自然成了新的政治正确。所以，如此激烈的反对声音，本身就是一支迟来的回旋镖。

当然，一个更为现实的原因其实是中国正面临着高失业率问题，上个月国家统计局公布8月份的16—24岁青年失业率为18.9%（不含在校生），已创下有数据以来的新高，而这普遍还被认为是优化后的数据，在如此的国内经济现状下，K签证可以说赶上了“最糟糕的时机”，也是对应届毕业生的一记背刺。在B站平台上，官媒发布的视频（《外交部：欢迎外国朋友，国庆中秋来中国》）评论区出现翻车现场，大量网民以群嘲的方式表达不满。在遭遇网络审查后，一些中国网民甚至跑到特朗普的演讲视频下留言。曾被官媒猛烈批判的“美国优先”口号，如今却意外获得了大量中国网民的支持——这恐怕连特朗普自己都难以想象。有网民甚至将矛头直指习近平，评论说“以前不懂为什么隋朝能毁灭，明明一切都是向好的，后来才知道，皇帝发疯真的无人能救”。

有网友说，K签证一出民意汹涌恰恰说明当局根本不在乎民意，所以即便此次反对声浪最大的并非自由派，但本质上和强推《爱国主义教育法》、《网号网证管理办法》没什么不同，都是缺乏一个民意征集/论证和民主决策过程。同样的，决策的不透明也促成了各种“阴谋论”的传播：有人认为，这是高层为了给已更换国籍的高官子女回国捞金铺路；也有人猜测，这是为了解决整体生育率不足而上演“现代版五胡乱华”。不得不说，中共高层对于K签证或真有让“美国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的全局考量，但在民意层面却再度起到了加速主义效果，成功让反贼与粉红临时性联盟，形成了罕见的反对力量凝聚。

在本周，浙江省委宣传部官微发文批评博主户晨风，指责其行为背后藏有“三支暗箭”，不久后户晨风即遭遇全网炸号，恐难再有解封可能。在墙内墙外平台上，均有网友在谈论户晨风应不应该立刻跑路去申请庇护，还有网友分析户晨风有无可能已经遭到边控…..这种严肃讨论暴露出了一种莫名的荒诞感。同样的，22岁女留学生张雅笛回国被捕也引发网络关注，她因参与“华语青年挺藏会”工作被当局指控“煽动分裂国家罪”，或面临最高15年的刑期。极权中国持续向世人展示：这是可以随时惩罚自己公民的国家，任何公民都有可能会因言获罪——一些人想离开却不得，一些人想回来也不得。本国公民尚且缺乏尊严与自由，又怎能奢望真正能吸引外国人安居乐业呢？正如网友所言，中国或许更该先给本国青年发一张“K签”——让他们能在大城市购房、居住、落户、上牌、孩子上学、自由迁徙。只有先实现对内开放，才有资格谈对外开放。只有先让屁民成为公民，再谈世界接轨，才更加合理不是吗？

一周荐读：

• 【CDT报告汇】中国劳工观察：iPhone 17 生产工厂郑州富士康严重违反劳动法，强迫学生工上夜班（外二篇）

他们还发现学生工的工资低廉且严重违法：“学生工每小时工资为 12 元人民币（约 1.7 美元），被广泛分配到夜班岗并且还要加班，这违反了劳动法”。报告尤其指出，“其中一些岗位的安排甚至与毕业要求挂钩——这也引发了胁迫担忧”。

• 【CDT关注】低音｜709十周年：律师王全璋经历的抓捕、牢狱和他的临时生活

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开始在23个省份对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展开大规模抓捕，近300人遭带走、传唤、或失联，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璋就是被捕律师之一。如今，709事件已整整十年。自2020年出狱，人权律师王全璋的生活一直充满临时感。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5年内，一家人已经搬了六次家。

• 【CDT关注】WOMEN我们｜信仰抗命：中国家庭教会浮沉录

2003年，中国基督教家庭教会浮出水面，随后尝试公开化和合法登记；然而2014年起，随着“宗教中国化”政策逐渐落地，大量家庭教会重遭驱赶和取缔，被迫退回原子化、小组化和地下状态。面对持续的高压，他们以“非暴力不服从”方式续写着信仰抗命的传统。

• 【CDT月度视频】九月之声（2025）——“网上这种东西会越来越少，会被限流”

2025年9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8.29—2025.9.28）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九月之声（2025）》。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

• 【404文库】中国数字时代2025年9月404文章统计

2025年9月1日—9月30日，我们测试发现有21篇墙内文章遭到“404”（绝大多数为微信文章）。涉及的主要话题有：户晨风/张雪峰遭封禁、尼泊尔Z世代革命、外卖骑手权益、刑事案件旁听权、等，已加入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目前项目总收录文章2243篇。

一周关注：

• 【立此存照】户晨风全网炸号，浙江宣传批其“藏三支暗箭”
• 往事和随想｜也说户晨风：他至少有三点比我强
• 【404文库】公民金建国｜户晨风、张雪峰，两个背锅侠

9月30日，浙江宣传（浙江省委宣传部）官方微信账号发文《硬扯“苹果人”、“安卓人”，意欲何为》批判博主户晨风。文中指责户晨风的行为背后藏有三支暗箭：1.利用崇洋媚外消解共识，批评国产，攻击中国传统文化。2.利用年轻人焦虑精准收割，对品牌拉踩，刺激年轻消费者的虚荣心。3.利用偏激情绪扭曲价值观，突破公序良俗底线。

• 【中国哭墙】生而为人，向阳而生，致敬李医生（9月1日-9月30日，2025年）

芳岁尧林：李医生，于朦胧的事情在一些软件上还有热度，不知道什么原因，心疼这个小哥哥的同时，我感觉到一种强烈的害怕，新的视频音频我一点都不敢看不敢听，明明我也想这件事能有好的进展，但是相关的内容我甚至不敢点开，只敢在评论区看大家最新的讨论，我这是怎么了，是矛盾吗？

• 就叫熊太行也行｜支持国家K签政策，希望也给本国青年K签
• 冰川思享号｜中国人才K签证，动了你的奶酪？
• 世界之敌的敌人｜冷知识：中国是世界上外国人占比最少的国家之一
• 建设性意见｜吸引外国人才的K字签证是好东西，但赶上了最差的时机

我也希望国家能够把“K签”，发给我们本国的年轻人，本国的大学生。比如，北京、上海，能不能给高中及以上学历的年轻人发京签、沪签。不需要缴纳社保记录和用人单位，也能让年轻人来这些城市生活、购房、居住、车辆上牌，帮他们的孩子协调上学。

一周惊奇：

• 深涵说｜说说华南理工事件：再见校园夺命车

“悲剧，不是死了一万个人，而是一个人，在同样的事故中，死了一万次。”18岁，女孩，家中独女，9月开学，华南理工大学。活泼开朗，青春气息，刚刚竞选当上班长，2025年9月27日，这天是她的18岁生日。意外突发，她死了。被车撞死了，在校园内，被车撞死了，在校园内被学校老师开的车，撞死了。

• 俊案求公｜河南一群造假的警察登上央视，成为反诈英雄

六年的光阴，足以让一部鸿篇巨制从创作到出版，但被告人吴俊困在了河南信阳的司法系统里。家属的聊天记录里，充满了这种徒劳的拉锯。他们追问“取保和阅卷有什么关系”，强调“取保是程序性的”，但这些法律常识，在现实面前，显得脆弱而无力。40岁的吴俊，在看守所里又熬过了一个夏天。

• 情况有点复杂｜全球最大的实体书城刚开业，国庆期间面临“毒气”争议

它的开业日期被早早地公之于众，成了一个必须兑现的军令状 。 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冲突：政治时间和物理时间的冲突。当一个项目被赋予了太多的象征意义，当“按时剪彩”的重要性压倒一切时，“让市民早点进来”就可能悄悄替换掉“让市民安全地进来”。这股刺鼻的味道，就是这种“速度压倒一切”的逻辑下，最诚实的产物。

一周讽刺：

• 木白文笔平平｜500斤散酒用于公务招待和帮访民写材料的腐败新闻被热议，本质是因为稀有
• 【404文库】竹不倒｜这两条新闻一起看，是不是过于“讽刺”了？

网上有两则腐败的新闻。一则是中国新闻周刊报道的，云南文山州，住房公积金中心原党组书记，主任李锐违规收受礼品礼金等问题。另一则腐败的新闻，是湖南某地纪委部门通报的。冷水江市信访局干部樊喜华严重违纪违法被审查调查！

• 建设性意见｜学生餐的解药，就藏在政府机关国庆开放的食堂里
• 呦呦鹿鸣｜机智：上海学生创建菜品目录，保住了“吐槽权”

为什么有些城市有些学校的午餐做得不尽如人意，甚至沦落到家长孩子怨声载道的程度呢？这恐怕不只是某一家配餐企业孤立存在的问题，一定是有什么地方不对劲。因为以前做记者到处采访的缘故，我是吃过很多政府食堂的，包括农业部食堂、上海市政府机关食堂，广东多个区县的食堂，还有我们南方报业的食堂，不能说每个都做得特别好，但卫生、营养、平价且不难吃是全部都做到的。

一周声音：

• 默起千行｜为什么体制内越来越忙，压力也很大？

经济繁荣时，有本事的人可以下海，可以去外企，天高任鸟飞。现在呢？民企批量倒闭，外企悄悄撤离，市场上一片萧条。体制，成了唯一的避风港。几百万人挤破头要上岸，图的就是那一点点确定性。人多了，资源却没变多，怎么办？只能往死里卷。为了筛选，为了管理，各种名目繁多的考核、评比、打分系统。

• 往事和随想｜养老金为什么不能“多缴多得”？
• 往事和随想｜体制内退休金不能再这样涨下去了

关于中国养老制度的问题已经非常清晰了，改革的思路也呼之欲出：1.取消现在所有可以“多缴多得”的补贴，不管养老保险的缴纳对象是城乡居民、企业职工还是体制内，这部分完全自给自足；2.纳税人承担的财政补贴单列出来，不管是否还需要个人缴费，确保补贴人人有份且每个人一样多。

• 此地无言｜绿捷笑而不语

那些偷偷给孩子送饭的家长，那些需要到医院开证明，才能给孩子送饭的家长，这些上海的中产家长，恐怕在职场都没有这么卑微，但是在孩子的问题上，他们不得不低头。他们怕的不是绿捷，而是让绿捷成为绿捷的人。你动绿捷的利益，就是动某些人的利益，这些人你惹不起。绿捷不是一家企业，而是一种现象。当一家企业强大到可以往孩子嘴里硬塞午餐的时候，是可以为所欲为的。

• 后代聊斋｜千人之诺诺，不如一士之谔谔

两千多年王朝兴替，基本都逃不了“以谔谔之士始，以诺诺之士终”的怪圈。推翻旧王朝时，上下一心，谔谔者得重用；新王朝建立之后，权威开始不能冒犯，渐渐的，诺诺者如鱼得水，谔谔者如履薄冰。套用那句著名的诗来说，便是：“诺诺是诺诺者的通行证，谔谔是谔谔者的墓志铭”。

一周故事：

• 剥洋葱people｜失控的规训：少女被特校虐待致死调查

王琳几乎没有停止过反抗。2024年7月的一天，在郑州柯贞素质拓展营（以下简称“柯贞拓展营”）里，有学员看见王琳在食堂里扯住心理老师，问道，“凭什么不让我回家？”那时她已在柯贞拓展营待了一个多月了。被人记住的方式是以“另类”的姿态抵抗着“规矩”。

• 李宇琛｜那些讲真话的记者现在怎样了
• 不可理喻成文｜征求公众号，坚持写作发声

2024年，当揭露三鹿奶粉事件的记者简光洲，在商海浮沉十余年后，创立了自己的白酒品牌“简酒”时，他昔日的同行们也早已散落于江湖。曾以一篇《山西疫苗乱象调查》震惊全国的王克勤，彼时正全身心投入在中国最偏远的乡村，为600万尘肺病农民的呼吸而奔走。他的微博里，有一张张被粉尘侵蚀的肺部CT片。

“吃人”

我们这一代人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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上一篇文章《上海学生创建菜品目录，保住了“吐槽权”》的留言区，不少读者就说，恐怕这个菜品目录很快就要从大众点评网上消失了。

果然，我今天再去看，发现“南洋模范中学食堂”只剩下10个“网友推荐”菜品和20个“其他菜品”。而之前是七八十个菜品。

“西红柿炒番茄”“502粽子”“辣蒸僵尸鱼”这些讽刺性的菜品仍然在列，但学生心目中“最具代表性的高杀伤力菜品”，不见了。比如，原来排名第一的“烟熏油焖老鼠肉”就没了。好在一位同学在和我聊天时记录了他对这道“经典菜品”的个人体验，可以作为历史存档：

“这个老鼠肉伴随我们走过了三年，每一次都永远是那么难吃。为什么叫它老鼠肉？因为这个肉已经无可救药了。首先很明显是预制菜，而且是高度预制，就是隔水加热就可以吃的那种，因为三年来每次看到它，长得永远一样。其次是味道极其难吃，吃不出任何一种肉的特征，无法分辨来源是什么动物，味道齁咸，并且特别油，带有一股很浓很别扭的烟熏味，总之就是完全吃不下去。”

也许这只是一次轻度的信息消失，因为，我还是在网页的“问答”角落发现了这道菜的痕迹。2021年12月6日，有网友问：“烟熏老鼠肉是真老鼠肉吗，不会拿牛肉冒充吧?”当月，有两位网友予以回答：“是的，请放心。”“货真价实。”

但就基本面而言，这个极为罕见的上海学生在校园餐问题上公开且幽默地发声的案例，就此中止了。 

其实，今天我还在网上发现另一个学校的同学建立的校园餐“菜品目录”，为了让它们保留得更久一些，就不提它们校名了。就在这里留存他们学校供应的午餐照片吧（上海学生午餐大多是20元左右收费标准）：

我们常说，这是一个信息社会，我们身处于一个无比广阔的信息海洋之中。

比如，仅仅微信这一个工具，据工信部2025年第一季度数据，月活跃用户已突破13.2亿，每天产生的数据量高达357PB，相当于8950万部高清电影的存储容量。以微信公众号为例，虽然粉丝量过百万的极少，但是，就注册总量而言，有超过2000万个，其中活跃的也有350万个。如此多的创作者，意味着每天都有海量的中文创作诞生。

但是，互联网上的信息真的是海量的吗？且不说到底有多少是有价值的真实信息，有多少是信息泡沫，仅仅“海量”这个判断，也是值得怀疑的。

比如，我刚刚用百度对“李宇春”进行了搜索，当时间设置在2000年1月1日-2005年1月1日，找到的网页为0。时间延长到2008年1月1日，只搜索到1条微博信息。到2009年，搜索到3条；到2010年，5条；到2016年1月1日，“李宇春”的百度搜索结果终于有了第7个页面，但总数依然很少。

经历过世纪之初互联网浪潮的人们可能还会记得：李宇春是当时现象级人物，2005年获超级女声全国总冠军，并登上《时代周刊》亚洲版封面，2006年个人专辑销量137万张，2008年获得MTV“中国内地最受欢迎歌手奖”，之后创立品牌演唱会“WhyMe”，并举行巡演。当时，在所有明星粉丝中，李宇春的粉丝是最活跃、原创能力最强的，但如今，中文互联网上已经几乎没有他们的踪迹。至少已经不容易搜索得到。

换言之，如果是新世纪之后出生的00后，也就是现在25岁-30岁左右的年轻人，恐怕已经无法理解李宇春以及超级女声现象，即便他们产生了探究的兴趣，在互联网上也几乎一无所获。

互联网的信息确实是海量的，但它来得猛烈，去得也彻底。

刚刚也搜索了一下马云。

淘宝成立于2004年，阿里巴巴则是2014年9月19日在纽交所上市，创下美国历史上最大的IPO纪录，上市首日市值突破2300亿美元。可是，当我把百度搜索“马云”设置在1999年1月1日-2014年9月19日，百度一共检索到5页44条信息，而且没有一条是主题与阿里巴巴上市直接相关的。

当时间设置在2000年1月1日-2010年1月1日时，搜索“马云”仅仅只有3条信息。

很遗憾，这就是一代首富在互联网上的待遇。

荒诞，寂寥。

这种待遇并不是专门针对李宇春或者马云，真相很可能是：移动互联网时代之前的互联网痕迹，正在批量消失。

比如，前段时间大家都在怀念的天涯论坛消亡。类似天涯论坛这样的平台很多，当这些平台公司停止运营，不再维护，保留各个平台上面的文章、图片、视频，也就纷纷消失。

据说，“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今天，我们以为一切都会在互联网上留下痕迹，但可能性更大的却是：到了某个时间点，一切都将失去踪影。

那些曾经为我们所感动的、愤怒的、珍爱的互联网记忆，将失去踪影。

50万绿捷学生用户吃了这么多年的绿捷校园餐，但是，关于用餐体验的记录，今天就已经少有痕迹，再过一些年，恐怕少有人能真正明白，今天的上海学生，都经历过什么。

可见，互联网信息是海量的，但同时也是有生命的。它也有朝气蓬勃，也有挥斥方遒，也有纵横天下，但也会有隐入尘烟，也会有“创业未半，而中道崩殂”。

也想到了我自己。2013年10月18日，我在呦呦鹿鸣发布第一篇文章《亲历北马》，当时有几万人阅读。因此，今年就是呦呦鹿鸣的12周年了。这些年来，我刻意与市面上的“热点”保持距离，远离喧嚣，在这里写的文章，基本上是自己发现的角角落落的那些不被人注意却真真实实的小人物、小事件，大多数都属于“打捞沉没的声音”。机缘巧合下，也是不经意间，这种“非主流叙事”，竟给这个时代保留下了一份视角独特的几百万字记录，留下了一份真实。阅读次数，恐怕也超过10亿次了吧。看起来似乎挺壮观，可是，如果哪一天微信这个平台停止运营了，或者微信平台关闭了公众号功能，那么，呦呦鹿鸣的一切，也都将在一瞬间消失。

“一切有为法，如梦幻泡影，如露亦如电，应作如是观”。

无论是南洋模范中学的学生，还是明星李宇春，抑或是首富马云，乃至于呦呦鹿鸣这样的写作者，如今都在这个互联网上漂流。

你我将在何处停留？将向何人诉说？当我们坦诚相对，我们将说一些什么？

或许，在那慷慨激昂的回声之中，是你我之间，久久的沉默。

以及，历经千帆之后，难以言状的孤独。

我们这一代人给这个世界留下了什么？或许，在未来的人类眼中，我们今天所处的时代，是一个空白的互联网时代。不说一手信息，甚至二手信息、三手信息，寻找起来都困难重重。

当然，这是“或许”，最终的答案并不一定会如此这般。因为，我们之中或者之后，很可能又会出现类似司马迁这样的人物，为这个波澜壮阔的时代作传，记录下历史的点点滴滴，甚至，在历遍河山与网络之后，究天人之际，通古今之变，别开生面，自成一家，给我们留下真实的历史与宝贵的精神食粮。 

机关食堂和校园餐的差距，终究被放上桌了？

重庆荣昌区政府机关食堂在国庆日再度开放，三千游客挤满大厅。

九道菜五十八元的价格，让人均消费不到二十元。

五百五十斤米饭、二百五十斤卤鹅顷刻售罄，游客赞叹“这才是人民公仆应有的姿态”。

几乎同时，湖北黄冈机关食堂十五元四菜一汤，敦煌机关食堂二十元十八道菜自助餐，纷纷成为网红打卡地。

讽刺的是，就在这些机关食堂因物美价廉备受赞誉时，校园餐却陷入“两坨屎里选一坨”的尴尬境地。

家长甚至集体请愿：

“求求让西贝进校园吧！至少没虫子、没头发、没馊味！”

连预制菜都成了救命稻草，这是何等的绝望。

机关食堂与校园餐，一个物美价廉门庭若市，一个质次价高怨声载道。

这巨大反差背后，藏着怎样不堪的真相？

校园餐乱象早已触目惊心：

余姚的蛆虫、本溪的剩菜、昆明的臭肉、成都的霉变鸡腿，一桩桩一件件，不再是孤立的个案，而是系统溃烂的连锁反应。

当食堂失去信任，家长只能自救。有人加入送餐大军，风雨无阻；

更有学校竟要求送餐家长出具“营养不良证明”。

试问：

是孩子的身体需要证明，还是某些办学者的心早已“不良”？

校园餐问题本质从来不是技术难题，而是利益分配问题。

机关食堂能做到物美价廉，校园餐为何不能？

答案不言自明：

校园餐利润之大，超乎想象。

中央纪委数据显示：

2024年查处校园餐腐败问题3.8万件，处分2.3万人。

2025年重庆率先发力，重拳出击，立案627人，留置23人！

这些数字背后，是多少被蚕食的孩子午餐？

更令人心寒的是，这些问题非要等到舆论曝光才得以解决。

就像那所“9人轮流睡8张床”的学校，曝光前学生挤在1.1米宽的小床上，曝光后立即“实现1人1铺”。

灯泡坏了，非要等群众拿着手电来举报，才肯慌忙去换？

这种“不曝光不改”的作风，与校园餐问题如出一辙。

宿舍条件同样堪忧：

某地工贸24人挤住，卫生间半敞开；

某地师范大学烂床加厕所破旧；

某地矿业大学被调侃为“叙利亚风格”；

还有师范大学宿舍霉菌滋生，厕所门上有发酵蘑菇……

知道的这是校园宿舍，不知道的还以为是考古现场。

上海绿捷事发后，校园餐业务由上海市属国企接手，有人欢呼“这下好了”。

但国企就不会出现贪腐、利益输送问题？

显然，真正的问题根本不是“换个公司”，而是减少参与分配利润的人数；

是让吃饭的人有话语权说“难吃”和“不吃”，而不必担心说完后会被穿小鞋。

为什么校园餐非要“招标”？

学校既然提供食堂，为什么就不能自己去管理？

放着这么大的利润不要，甘愿拱手让给承包公司？

恐怕，是既偷了懒，利益还一分不少。

于是这个“中间商”的存在，自然而然的就把校园餐的质量拉了下来。

整改的成功案例证明问题完全可以解决。

贵阳实验小学钟海燕出事后，“贵阳市校园餐资金监管平台”搭建起来，按月实行“先就餐、后结算”，校园餐费由每餐16元降到10至11元。

汾西二中赵孟锁出事后，当地采取学生家长参与饭菜制作的方式，学校食堂有三分之一的职工都是学生家长。

哈尔滨、齐齐哈尔、扬州、威海等地学校里开设的“妈妈食堂”，既创造安全饮食环境，还兼顾陪读需要，又能补充家庭收入。

非不能也，实不为也。

孩子的饭盒，照见的是一群人的良心，更是一个社会的底线。

当“鼠头鸭脖”事件让下一代学会指鹿为马，当校园餐成为某些人砧板上的肥肉，我们失去的不仅是食品安全，更是社会的基本诚信。

近日，教育部与市场监管总局联手出击，发布《学校食堂大宗食材采购验收管理工作指引》：

要求供应商近3年内无食品安全事故，学校建立“双人或多人联检”查验制度。

中国1.4万亿元规模的校园餐市场，或将迎来史上最严格监管。

碗里清汤能见影，堂前醉梦却遮心。

归根到底，问题从不是“钱不够”，而是“心不正”。

若没有透明的利益流向与常态化问责，所谓换家公司永远只是换汤不换药。

一饭映人品，一榻见人心。

餐盘虽小，却能称出一个社会的良心重量。

如果连孩子的饭盒都守护不好，我们又何谈未来？

没想到，绿捷校园餐一事还真的有后续。

前段时间闹得那么大，绿捷还能继续中标，本以为绿捷无法撼动，但没想到最近爆出光明集团将接手绿捷的校园餐。

要知道，在上海封城期间，绿捷可是因为卖菜也引起了很多人的不满。

而在上海校园餐中，绿捷也是做了好多年，而且数十年如一日的难吃。不只是普通市民的孩子在吃，很多普通公务员的孩子也在吃。

不知道有多少投诉都能安然度过，而这次真的民怨沸腾了，不然怎么会把这么大块肥肉吐出来。

那么多学校的校园餐，二十左右的餐标，就给学生吃这些东西？而且吃了很多年。

做过饭的人都能看出这背后有多大的利润。一勺陈米饭，加上一点预制肉菜，水煮素菜，这成本估计就两块钱左右吧。我估计监狱的水平跟这也差不了多少吧。

学生吃不下，大量倒掉，学生吃不饱，如何学习？

明眼人一看就知道这背后有多大的猫腻。

而且，就这水平，还能不断地参加招投标中标。也可以看出招投标的水也挺深。

更关键的是这些人为了能收到学生的午餐钱，强制学生吃，不准带饭，把学生当成赚钱的工具。

这吃相真的太难看，难怪这次上海家长会那么愤怒。

如今，绿捷校园餐的业务由光明集团接手，我想校园餐肯定会好一点了。

说起光明集团，前几年他还有一个广告词“请给我光明”被批评。

当时对这家老国企还刮目相看。

现在接手了绿捷的校园餐，国庆之后，校园餐应该会有改观。

而绿捷用如此劣质的校园餐对待沪爷的孩子，我想应该会对它进行问责。

现在很多地方都在搞中央厨房配餐，一个中央厨房能辐射整个区域的学校。

而这种模式，就是一种集权的模式，原本分散到每个学校校长决定的事，现在由主要领导拍板就能决定。

这种模式真的还不如校长小舅子承包制，做得差了，学生的骂声，老师的吐槽，校长是听得到的。甚至家长还可以向教育局反映。所以一般不会做得太绝。

而现在这种模式，学生骂绿捷，它也听不到，老师吐槽，都可以视而不见听而不闻，家长投诉，都不知道向谁投诉。所以才会做得这么绝。也只有闹上热搜，上了中央电视台的新闻，或许才能改观。

在不受制约的权力游戏中，贪婪、有恃无恐将让校园餐做到极致，极致的低成本，极致的高利润。

于是就出现上海校园餐的荒诞一幕。堂堂国际大都市的校园餐甚至都比不过西部偏远山区的学校的食堂。

所以现在绿捷校园餐由光明接手，本质上还是集采模式，但底层逻辑还是有点不同，绿捷这种资本，追求的是利润，为了实在利益最大化无所不用其极。

而光明是国企，底线可能会高一点，毕竟国企领导可以不追求高利润，但绝不能出问题影响领导位置。

如果要彻底解决校园餐的问题，关键还是要打破垄断，引入市场竞争，校园餐不能只是一家送，让多家配送，让学生自由选择，把选择权交给学生，而不是领导。

我出钱还没有选择权，这本来就不合理。

选择权在领导手里，资本就会去巴结领导，而选择权在学生手上，资本就会去讨好学生。自然饭菜的质量就好起来了。

希望这次光明能改变校园餐的顽疾，还学生一顿正常的午餐。

一个卖鸡排的小贩，因为笑容、因为乐观、因为草根的气息，成了全民热议的对象。人们在他身上看到了“正能量”，喜欢他的勤劳与乐观。

但问题是，鸡排哥背后站着的，是整整2亿灵活就业人员——一个巨大而脆弱的群体。

根据《2024中国新型灵活就业报告》，截至2021年中国灵活就业人口达到2亿，占全国就业人口的27%。

再根据《第一财经》的报道测算，2023年末，全国就业人员74041万人，其中城镇就业人员47032万人，也就是说，灵活就业人员占到了全国就业人员的27%，占城镇就业人员的43%。

也就是说，我国每100位就业人员中，约有27位从事灵活就业；灵活就业人员占城镇就业人员的4成多。

如果我们只把鸡排哥当作励志符号，而忘了这群人的处境，那这份流量也就只能带来短暂的狂欢。

所以，当鸡排哥笑着出现在镜头前，我们不应该只看到他为什么这么乐观，还应该注意到——为什么这么多人不得不成为“鸡排哥”？

放眼望去，到处都是夜市、地摊，但他们财务状况、收入状况极其脆弱，更没有足够的社会保障。

“灵活就业”听上去是个中性甚至正面的词：自由安排时间，自主选择工作，充满了理想主义。

可现实，却远比词语残酷。

一个网约车司机的“自由”，是每天十几个小时在方向盘后面，靠疯狂多跑单才能维持看似体面的收入。

一个外卖员的“自主”，是被平台算法驱使，分秒不差，在红绿灯间疯狂穿梭，在小区里气喘吁吁奔跑。

一个摆摊者的“选择”，是交不起高额房租，只能在街头谋生，还可能面临随时随地的“被迫迁移”甚至停业。

所谓的灵活就业，本质上就是不稳定的就业。它不是现代劳动者的“自由”，而是劳动者的一种无奈选择。

灵活就业，意味着收入起伏不定，意味着没有良好的社会保障，更意味着：一旦停工，就等于失业。

财务脆弱性，是灵活就业者最大的特征。他们，每天都活在悬崖边上。

“财务脆弱性”是一个经济学概念，指的是一个家庭能不能承受突如其来的支出。比如，忽然需要5000块钱甚至几万块钱，能不能拿得出来？

对灵活就业者来说，这个问题往往没有答案。

他们的收入大多是“日结”、“月结”，如果是自雇，也是“日赚”或者“月赚”。他们今天赚的钱明天就要用来吃饭、交房租、付油费、还信用卡，手里往往没有缓冲的存款。

我们经常在社会新闻里看到这样的情景：灵活就业者一个人生病，全家遭殃；一场意外，家庭就可能被高昂的医疗债务吞没。

我看过一个视频，有个外卖小哥在车祸中被撞得满身是血，但他坚持要求离开医院，因为他不想承担额外的医疗费。这种事情，就是一个缩影。

鸡排哥表面是笑容，背后也是财务上的岌岌可危。

很多人说鸡排哥看上去嘴有点发黑，需要看病，但他们有没有接触过底层？底层人不到彻底病倒的地步，是不会去看病的——一没时间，二没钱，即便是几百元的检查费也是一个负担。

专家们在谈论鸡排哥的卫生许可、大豆油安全程度，但没有一个专家站出来，谈谈鸡排哥的社会保障。

鸡排哥的走红，的确触动了人们的情感。但“正能量”有时候是一把双刃剑，它很容易让人误以为，只要足够努力、笑对生活，就能战胜一切困境。

笑一笑解决不了问题——社会保障的意义，就是“兜底”，保证一个底线，让失业者也能有着落。

当然，为鸡排哥的笑容点赞没错儿，但如果因此忽略了两亿灵活就业者普遍的焦虑与困境，那就等于用个体的幸运遮蔽了群体的脆弱。

正能量可以治愈片刻的心灵，但无法解决一个庞大群体的现实脆弱。

很多人说，灵活就业至少给了人们工作机会、赚钱机会，甚至还有一小部分灵活就业者实现了财富自由。

的确，这是现实层面的“兜底”，但我们需要问的是，为什么会有如此庞大的群体被挤到“灵活就业”的境地？就业结构亟待改革，也是背后存在的重大问题。

经济转型之下，制造业岗位不断减少，大企业裁员潮也一波接一波，体制内的名额极其有限，稳定的“铁饭碗”越来越少。这种背景下，许多年轻人和中年人都在被迫进入零工经济，用时间和体力填补结构性的缺口。

这并不是他们的“自由选择”，而是“别无选择”。自由的外衣下，藏着的是稳定岗位、优质工作数量不足的真相。

灵活就业者的财务脆弱性，并不是孤立存在的，它会像涟漪一样，传导到整个社会。

一个人失业，就意味着一个家庭失去支柱；一个人因病破产，则意味着孩子教育、父母养老连带受拖累。

当这样的个体数以亿计，社会就要面对极大的连锁反应，比如现在的消费不足、有效需求不足。

现在倡导提振消费，但这2亿人该如何参与？

这也是为什么灵活就业看似是个人问题，实际上是整体风险；2亿人的财务脆弱性，意味着整体的潜在脆弱性。

面对这个问题，鸡汤是没用的。真正需要的，是就业结构、社保体系的改变。

社保体系不仅要能覆盖他们，而且要真正“够用”。如果一场病下来虽然医保也报销了一部分，但自己还得掏几千元、几万元，依然是巨大的负担。

另外，金融体系还要为他们提供缓冲。灵活就业者不是“信用弱势群体”，他们的交易数据、工作时长都可以成为信用依据，帮助他们获得小额贷款，而不是在急需时被网贷、高利贷压垮。

社会也要为他们提供上升通道，而不是把他们永远困在低附加值岗位里。技能培训、再就业支持，才能让灵活就业不等于终身的漂泊。

更重要的是，对于灵活就业要有司法认定、劳动法的保护。他们不是自生自灭的“浮萍”，而是有尊严的劳动者，这种尊严必须要靠法律来保护。

如果这些不解决，“鸡排哥们”就只能在短视频的流量中，一次次被猎奇和消费，但又永远受到系统性的无视。

看着视频哈哈大笑的时候时刻不要忘记，在这片土地上，还有两亿人生活在同样的处境里。他们每天奔波，他们努力生活，他们看似坚韧，但他们随时可能因为一次意外陷入深渊。

社会不能永远靠“草根逆袭”的个案安慰自己。真正的进步，是让这两亿人不用活在财务的脆弱边缘，而是拥有真正的自信和尊严。

一句话：别只看鸡排哥，要看见他背后的那两亿人。

前几天看到一篇文章，谈王健林和万达。他认为王健林没有变，但时代变了，原先的“老登商业模式”已经改变，旧的“拿地-搞地产”模式玩不转了。沦为笑话的西贝也是类似的例子，贾国龙这代习惯一言堂的土皇帝企业家，对网络时代的生态一无所知，因此每一步回应都堪称灾难级。西贝如此，之前要教育消费者的百果园也是如此，这些企业家停留在自己过往的时代里，却不知道酒桌上那些无往而不利的“老登式话语”、自己引以为豪的“社会经验”，注定会让自己沦为靶子。

我不反对这个观点，但我觉得在固有社会环境下，新业态也不过是另一种“老登商业模式”，新能源车就是典型例子。跟当年的地产一样，它同样依附于权力。当年是“搞好关系然后拿地”，现在是“搞好关系然后拿政策”，无非是房地产“科技含量”低，新能源车显得有“科技含量”而已，都离不开老登式的大忽悠。它的底色仍然是中国社会传统的认知和评价体系，一切以权力为基准。

前几天还看到一篇报道，称虽然举办传统婚礼的新人仍占多数，但越来越多的新人选择极简的三无婚礼。所谓“三无”，有不同版本，一种是“无车队、无接亲、无伴郎伴娘”，一种是“无接亲、无婚宴、无司仪”，其实指向都一致——拒绝“传统”。

而且，这种思维并非年轻人里的少数，因为这年头愿意结婚的已经属于相对传统的那一群，不愿意结婚的肯定更不认这套。

不管是经济因素也好，抑或观念也好，这都不是坏事。

每逢婚宴，我都觉得最尴尬的场面就是主持人部分。婚礼司仪的土味表达，婚礼新人的土味回应，不但呈现了传统的虚伪，背后的文化和社会意涵也很有“中式特色”。

在传统婚礼中，司仪的角色大致有两个，一是“权力话筒”，一是“情感导演”。前者是流程控制，确保婚礼按既定剧本进行，管你新人是谁，反正都是一套模式走下来，后者则是任务，“让新人哭”就是司仪的KPI，因为新娘不哭就显得不孝，这是典型的中式道德绑架。

有人将传统婚礼视为“老登式婚礼”，一点也不奇怪。因为从主持人的套话、新人致辞的煽情，还有不能不流的眼泪，其实都脱胎于中国式社交的基本模式。

许多新人会跟婚礼司仪配合“完美”，他们嗓音洪亮、打着官腔，就像在单位里开会发言一样，感谢来到现场的领导们，并感谢领导在事业上的栽培。

对于在场的老人来说，婚礼新人如果有这样的表现，他们会老怀大慰，不仅仅因为解决了孩子的婚姻大事，更因为这种表现很“成熟”。这可真是“老登看中登，越看越开心”。

很多人将“老登思维”归结于经验主义，爱说教，爱面子，讲究尊卑，将沟通理解为“我单向输出，你们听着就好”，将社会和人生狭隘化甚至极端化，将自己的人生路径视为唯一正确的选择，但这只是皮毛。“老登思维”的本质是权力思维，是权力本位、关系本位和形式主义的旧有社会运行逻辑。

在婚礼这个本应最私密和最个人的场合，强行插入对单位领导的感谢，是将公共领域的权力规则侵入私人生活领域，将婚礼变成了一个小型的社交秀场和权力确认仪式。新郎新娘及其家庭，通过这个仪式向亲友和社会展示自己的“社会关系网”和“资源”。也就是说，他们所展现的土土的老登感，本质上是对权力的崇拜。

所以，拒绝婚礼司仪的婚礼，有助于将婚姻这件“两个人的事儿”稍微往正轨拉一下（当然，在中国式思维里，“婚姻是两个人的事儿”这个说法简直大逆不道，会被斥为自私）。如果能有越来越多的人坚持三无婚礼，那就可以视为一种温和的“文化起义”，讨伐对象正是那些将私人喜悦异化为公共表演、用权力话语覆盖个人情感的“老登”式旧脚本。

当然，这种做法很容易招来“不成熟”“自私”之类的批评，因为老登思维的重要核心，就是“功利化评价”。在这套功利评价体系里，一个人是否优秀，与品德、知识、才华和逻辑这些正常文明社会的标准无关，“成熟”和“精明”才是关键，其中“成熟”的标准是“脑子会不会想事儿”，而“想事儿”的标准是“是否走最有利的那条路”，“最有利”的标准则是“稳定”“老人家走过的”。

从这些标准就可以看出，“老登思维”是一套形成于资源相对匮乏、发展机会有限、社会结构僵化时期下的生存哲学和成功学。它的核心是“存量争夺”而非“增量创造”。

在物质匮乏、社会流动性差的年代，个人成功高度依赖于在有限的资源和人脉网络中“分一杯羹”。“精明、会来事儿、混得开”是在这种环境下脱颖而出的核心技能。它强调的是对现有规则的利用和人际网络的经营，而不是通过创新和创造价值来获取成功。这套思维模式被那一代人验证为“有效”，故而成为他们评价体系的标准。

“老登思维”默认世界是一个“零和游戏”：你多得一点，我就少得一点。因此，“精明”意味着能从别人那里争取到更多利益；“会来事儿”意味着能讨好权力持有者，从而进入分蛋糕的圈子；“混得开”意味着拥有更大的关系网，在争夺中占据优势。这一切的背后，是深刻的权力崇拜，认为社会的运转核心是权力和人情，而非规则和能力。

与此相反，一个人的内在品质，比如真诚、创造力、理想主义、协作精神和专业素养，就往往被忽视，因为这些品质在“存量争夺”中显得“不实用”甚至“迂腐”。它的评价标准是高度外在化和物化的：看的是你拥有什么（地位、财富、关系），而不是你是什么样的人。

这个世界当然是老登的，因为“老登思维”仍然占主角。未来也仍然是老登的，因为他们并不缺乏继承者。老登喜欢那种与自己思维模式、行为方式相似的“小老登”，“小老登”继续掌握合乎话语权。至于社会规则的灰色，对关系主义和投机主义的坚持，在这片土地上都不可能真正改变。

但为什么我要在标题里说世界“也可以不是老登的”呢？因为世界自有规律，违反规律的事情不会长久，违反规律的人也最终会遭遇惩罚。

“老登商业模式”就是如此，它的内在逻辑、它对政商关系的理解，它的路径依赖，都注定会让老登面对艰难。当年的初代企业罕有“善终”，有人归结为原罪，但原罪本身就是老登思维的结果。后来的企业家们也一样，他们能够从老登思维里得到多少，也就能失去多少。

对于个体来说，远离老登式说教，让自己年轻一点，也未必是坏事。人生那么长，早早变成老登，也很有可能面对老登的困局。一个人在二十岁时就知道鱼头朝哪里摆，有着八面玲珑的精明，并不意味着他能在三十五岁时依然有一份工作。

即使找老板，也应该找不那么老登的。前几天看到朋友说，如果你的老板平时用苹果手机、开特斯拉、去山姆超市，那他起码不会是个太喜欢说教的人。仔细想想，是不是这样？

十一假期倒计时中，马上就要双十一了，我看很多电商平台已经开始提前搞各种促销活动了。

不过万万没想到的是，社保居然也开始搞起限时限量的打折促销活动了。

据南方周末前几天的一篇文章报道，南方周末记者检索31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政策文件发现，

9月以来，超过15省份发文（其中包括：广东、江西、天津、江苏、重庆、广西、云南、陕西、湖北、河北、贵州、辽宁、甘肃、安徽、宁夏），要对在相关行业的中小微企业就业的重点群体，按照社保个人缴费额的25%给予补贴。

这无异于给社保打了个“七五折”。

听起来好像听不错的，但是这里面有两个关键词，“相关行业”以及“重点群体”。

意思就是这个“折扣”不是给所有人的。

从行业上看，它瞄准了吸纳就业最多的制造业和生活服务业；

从人群上看，它聚焦于即将踏入社会的毕业生、长期失业人员以及返贫监测对象。

政策的善意是显而易见的，在经济承压的背景下，通过直接补贴个人，而非像过去那样补贴企业，来更大力度地稳住就业、鼓励扩岗。

这无疑是一次积极的尝试，将政策的暖意更直接地传递到了个体身上。

然而，任何一项公共政策，其精妙与复杂之处往往不在于初衷，而在于执行的细节与未被覆盖的角落。

当我们拨开“限时补贴”这层吸引人的外衣，会发现一些值得深思的细节。

首先，这场“补贴雨”并没有洒向广大的灵活就业者。

却灵活就业人员是社保体系中最为脆弱和承压的一群人，每月独自承担着数千元的费用。

但是政策的精准滴灌，恰恰绕开了这片最干涸的土地。

其次，政策采用了“先缴后补”的方式，并且部分地区将补贴先发给企业，再由企业转交个人。

这看似只是流程问题，但对于普通人而言并不友好。

第一对于本就收入不高的目标群体而言，“先全额缴纳”本身就是一个不低的门槛。

再者让补贴在企业那里“过一手”，则平添了一层沟通成本和不确定性。

我就挺纳闷的，既然每个参保人都有唯一的社保记录和关联的银行账户，为何不能点对点地直接发放，以示最大的诚意和效率呢？

这背后是有什么无法攻克的技术障碍吗？也许是吧。

还有一个关键的问题就是，钱从哪来？政策可持续性怎么样？

文章里面说，补贴资金由中央财政和地方财政各担50%，其中地方财政承担的50%部分，按照省与市县共同财政事权和支出责任分类分档承担。

但是眼下地方财政缺口大，而去政策如果只实施一年，不能变成持续的激励，今年把人吸引来了，第二年没有，人可能就走了。

这显然是对已经投入的财政资金的浪费。

南方周末的记者询问了山东济南市的落实举措暂，被告知：未配套出台，更具体的审核条件和申领方式还需等待。

这倒是让我想起了这件事：

所以具体执行起来会怎么样，不如等政策真落地了，咱们再回头总结实际成效也不迟。

不过更值得琢磨的是，看待这个 “社保折扣” 政策，不能把它单独拎出来看。

它的出台，和八月初最高法发布的一项司法解释，其实形成了很有意思的呼应。

顺带说一句，有人说 “9 月 1 日起社保开始强制缴纳”，这种说法其实不对 —— 因为一直以来，社保都是法定强制缴纳的。

而最高法的这项规定，本质上是给了劳动者一项 “单方面、无附加条件” 的追索权，这下彻底打破了过去企业和员工之间那种 “我不帮你缴社保，你每月到手工资能多一点” 的灰色默契。

对企业来说，以前逃避社保可能还是种 “能商量的潜规则”，现在却成了颗随时可能炸的法律炸弹。

与其将来面临高额的补缴费用和罚款，不如现在就按规矩缴纳 —— 于是合规成本的压力一下子就上来了。

可对于那些本就利润微薄的劳动密集型企业来说，突然增加的社保成本，无非就两个去处：要么少招人，要么压低员工的到手工资。

而这，恰好就是 “社保七五折” 补贴政策出台的深层原因。

它就像一剂缓冲剂，想在司法推动的这场社保合规化浪潮里，减轻对企业和员工的直接冲击。

它在告诉那些可能因为社保合规，导致到手工资变少的员工：“别担心，政策会帮你分担一部分。” 

这笔补贴或许数额不算大，但它能起到的心理安抚作用，可能比钱本身更重要。

看到这，其实能明显感觉到这是一套挺精妙的政策组合拳：

一边用司法解释强力 “堵漏洞”，扩大社保的覆盖范围；

另一边用财政补贴柔性 “疏压力”，减少合规过程中带来的阵痛。

其根本目的，是在人口红利见顶、社保基金压力日益增大的背景下，努力寻找一个维系资金池与稳定缴费群体的平衡点。

但恰恰是“打折”这个动作本身，无意中透露了一个信号， 那就是社保缴费的压力，或许已经大到了需要政府动用财政来“促销”才能推行的地步。

也正因为如此，社保背后更深层的矛盾 —— 公平性和可持续性，被动地摆到了台面上。

社保虽说叫 “社会保险”，但对不同身份的人来说，它的实际意义和体验其实差得很远。

这一点估计不用多解释，大家心里都有数。

所以这次只给一年期限的社保补贴，更像个应对眼下麻烦的巧招、应急的战术安排，远算不上能管长远的战略调整。

它是把眼前社保合规的难题解了，可藏在背后的信任问题，反倒露了出来。

要是真按合理的逻辑推进现行政策，顺序该是这样的：

先把市场经济环境理顺，再把劳动法的执行力度提上去，先把就业环境稳住、把打工人的基本权益护住 —— 毕竟就算是延迟退休，也得让大家真能安心工作到 65 岁吧。

等这些基础打牢了，再去优化社保本身的规则，别动不动就因为断缴几天，之前的权益就不算数了。

最后，再一步步推进全民社保的覆盖。

我总觉得，政策推进至少得有个合理的先后顺序吧？

可现在的情况是，不管大家当下的处境难不难，只一个劲儿说 “为你未来着想”，这逻辑根本站不住脚。

这么搞下去，其实是在一点点消耗政策本身的公信力。

而就像之前说的，当一项制度得靠 “打折” 才能让大家愿意接受时，真正要重建的，早不只是社保资金池的平衡了，

更是人们对这项制度公平性、对自己未来保障确定性的那份根本信任。

你说呢？

CDT 编者按：独立媒体“低音”和“新新闻”近日联合发表文章《张雅笛友人：她是个真诚、温和的人》，讲述了近期因参与“华语青年挺藏会”工作，而在回国时被当局以“煽动分裂国家罪”刑事拘留的22岁青年张雅笛的故事。

张雅笛刚从巴黎高等商学院毕业、并获得伦敦大学硕士奖学金，她一直致力于和平地促进汉藏交流与民族理解，如今却被单独关押在长沙市国家安全局看守所、与外界失联，面临最高15年的刑期。她的家人委托律师会见也遭到拒绝。这篇文章讲述了张雅笛从一个孤独的思考者到坚定行动者的转变。受“白纸运动”激励，她将对藏区文化与人权的长期关注，转化为搭建沟通桥梁的实践，希望通过温和、耐心的努力消弭民族偏见。在朋友眼中，她虔诚、勇敢且充满理想主义，她的被捕不仅是个人的悲剧，更凸显了中国当局对于任何偏离官方叙事的民间跨民族交流的恐惧与严厉打压，也给她的同伴们带来了巨大的创伤与考验。

以下为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张雅笛加入后，成了挺藏会平台里最高效的志愿者编辑之一。她能用中英文双语写作，还曾用两天读完嘉乐顿珠（达赖喇嘛的二哥）的传记，并迅速写出一篇8000字长文，引述了大量藏、中、英三语信源，文章后来在海外藏人社群内获得诸多褒奖。

她的朋友、人权行动者夏巢川接受《新新闻》采访说，张雅笛从不以外来者的猎奇目光去审视藏地文化，而是谦虚地倾听、学习，而她对待所有知识都异常严谨。

有一次，夏巢川想要确认四川甘孜某县的准确英文翻译，便向她请教，而张雅笛竟然查到了几十年前外国人在藏地旅游写的文献，再去询问藏人朋友，最后交叉印证，方才告诉夏巢川她考证的答案。

夏巢川也去过张雅笛的家，看到书架和桌子上摆满了藏地和藏传佛教相关书籍。她随手翻开一本，里面全是张雅笛勾划的笔记。

虽然怀揣理想主义与虔诚信仰，但张雅笛不寻求一蹴而就的宏大变革。三个月前，她在播客《西郊密林》的访谈中坦言，即使是中国异议人士，也可能对藏族等少数民族带有偏见，而挺藏会的使命，需要极大的耐心去漫长地实践。

“我们不追求一瞬间改变所有人，而是一个一个地改变，”她说，“我们的一篇文章，哪怕只能改变一个人对藏区问题的看法，那也可以。”

新冠疫情和“动态清零”的三年，她的政治性抑郁变得严重起来。她的朋友在微信吐槽核酸检测，就被警察上门带走，令她感到真切的恐惧。那时候她想，“我一刻也不想在这里待下去了”。

同样冲击她的，是藏族歌手才旺罗布（Tsewang Norbu）自焚的消息。2022年2月，才旺罗布来到拉萨布达拉宫广场马路中间的白塔处，高喊口号后自焚而亡。张雅笛翻墙看到这个消息，震惊又痛心，处于政治抑郁的她意识到，即使被中国主流社会认可、表面光鲜亮丽的藏人，内心也可能带着隐秘的伤痛。

2022年8月，张雅笛来到法国留学，但她发现自己的政治性抑郁并未因此消失。她仍然无法在生活中找到可以倾诉内心世界、一起实践公共生活的朋友。她和其他中国留学生的友情，仍仅限于一起聚餐、逛街、看展；而当她和法国同学们提起中国的政治和宗教，对方只是若有所思地回应“不可思议”、“难以想象”，并没有真正的交流和共情。

张雅笛只能继续将自己的精神世界托付于网络。她重新注册了一个推特账号，500多条帖子里，有雪饼案、张展、六四等中国民主运动和公民抗争事件，也有俄罗斯普京的政敌纳瓦尔尼在狱中离奇去世、伊朗女性逃难者等国际人权议题。但她最关注的仍然是藏地：过半帖子皆关于海外藏人活动、国内藏语教育被取缔、藏民就业被歧视、藏区生态被大型工程破坏等。

张雅笛加入挺藏会后，仍然常常回国、前往藏地，许多批评人士认为这样的行为不够成熟。然而，在段荆棘看来，这种“天真”并非是对风险的无知，而是战胜了恐惧感，并带有超越世俗利弊权衡的精神。

“她是有虔诚信仰、有强烈的献身精神、有极大热情投身于藏区问题研究、凭自身行动推动藏人自由进步事业的一个人。“段荆棘说。

段荆棘补充道，藏区问题并非所谓“敏感”、“红线”、“不能碰”的问题，而是基本的民族、宗教、人权问题。“真正把藏区问题敏感化、特殊化的是中共”。她说。

她呼吁华人行动者们，不要重复“一旦碰西藏问题，你就死定了”的叙述。“将藏区议题妖魔化、将藏人非人化，是大汉族中心主义的狭隘，也是耻辱的妥协”，她说，“这种退让（compromise）本身就是共谋（complicit）。”

张雅笛刚刚失踪的那段时间，段荆棘起床后常常发愣，今日和昨日变得不同，是因为张雅笛消失了。“这是一种很痛苦的感觉”，她说，“每天早上醒来，都要再一次意识到张雅笛不见了。”

她们二人其实从未谋面，也不会每天聊天分享日常生活。但段荆棘失去的，是一个可以共同推进议题的伙伴，也是一位在精神上高度契合、在个人生活上相互安慰和鼓励的朋友。

除了交流挺藏话题，段荆棘和张雅笛私下也会聊些同温层社群里的八卦。2024年，她们曾开玩笑说起白纸运动两周年的纪念活动，双方所在城市到场参加者都寥寥无几。

她们也会聊一些关于恋爱、升学、搬家、旅行等日常生活话题。张雅笛本科毕业后，对研究生选择哪个专业、走出校园后从事什么工作感到迷茫，于是非常正式地和段荆棘约了电话，详细地聊了很久。

段荆棘回忆，张雅笛曾对她说，自己想一辈子做这个工作，未来把挺藏会当成本职工作也行。“她的献身精神是比我还要更强烈的。”段荆棘说。

段荆棘坦言，自己也正面临多重风险：当局已经掌握了她的所有信息，她的家人也被警察上门骚扰，而她在美国还尚未取得永久居留身份。但她随即强调，自己的处境无论如何都比身陷囹圄的张雅笛好太多。

小区的物业不好，应该是换物业而不是搬家

陈国江认为，绝大部分外卖员的核心诉求不是社保，而是单价不能一降再降。此外，骑手和平台缺乏对等的谈判地位。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1328.html

湾区之眼，每天成千上万的读者或遭“甲醛”袭击

深圳，一座永远在奔跑的城市，为自己最新的文化皇冠——“湾区之眼”书城，按下了启动键 。开业那天，人潮几乎要溢出这座13.1万平米的巨型建筑 。媒体的闪光灯下：全球最大的实体书城、粤港澳大湾区的文化客厅、每年千万级的客流预期 。国庆假期第一天，12.6万人次的客流数据，似乎印证了这场盛大的成功 。

这是故事的A面。光鲜，宏大，充满了“深圳速度”式的骄傲。

现在，我们切换到B面。一个更真实，也更刺鼻的维度。

在社交媒体的角落，在朋友间的闲聊里，另一种声音开始蔓延：“味道太大了。”“逛了半小时，头晕。”“一股没散掉的装修味。”……这些抱怨，像无数根看不见的细针，戳破了那个完美的气球。

一个巨大的悖论摆在我们面前：一座“以人为本” 、“舒适惬意”  的文化殿堂，为什么会让置身其中的人，产生生理性的不适？

这不仅仅是一点“新房子的味道”那么简单。它是一种信号，一个警告。它告诉我们，在一场关于城市雄心、文化地标和公众健康的博弈中，有些东西，可能被悄悄地牺牲掉了。

全球最大的实体书城面临“毒气”争议，何以至此？

要搞清楚为什么“味道很大”，我们得先扮演一次侦探，追溯气味的源头。这股让鼻子和喉咙感到不适的味道，其实是一锅由多种化学物质熬成的“迷魂汤”。

主角通常是这几位：

• 甲醛：一类致癌物，胶水和人造板材里的“钉子户”，释放周期长达数年 。

• 苯系物：油漆和涂料里的“芳香刺客”，闻起来有点“香”，但对神经和造血系统有潜在危害 。

• TVOC（总挥发性有机化合物）：一个庞大的“化学游击队”，来源五花八门，能让你头晕、乏力 。

任何新装修的空间，都免不了和这几位打交道。但“湾区之眼”的问题，要复杂得多。它的问题根植于它的身份——一座书的巨城。

这带来了三重无法回避的问题：

1、规模：体量即是压力。13.1万平方米，这是个什么概念？它相当于18个标准足球场。要把这么大的空间填满，从天花板到地板，从墙面到隔断，所使用的建筑材料本身就是一个天文数字。污染物的释放量，是与材料的用量成正比的。

2、功能：书越多，风险越大。这里最致命的误解，是以为污染只来自“装修”。错了。对于一座书城，真正的“大头”可能来自那些实现其核心功能的部件——书架和书。 为了陈列30多万册图书 ，需要成千上万个书架。出于成本和造型的考虑，这些书架大概率是由人造板材制成。而人造板材，本质上就是木屑和胶水的混合物，是甲醛最稳定、最持久的释放源。

更别提，那30万册崭新的图书，每一本都带着油墨和装订胶水的味道。 所以，一座书城的污染负荷，绝不是“1+1=2”那么简单，而是指数级的叠加。它像一个巨大的“污染物海绵”，把无数个小污染源压缩在同一个密闭空间里。

3、速度：“剪彩仪式”综合征。这是一个所有“献礼工程”都难以摆脱的魔咒。 “湾区之眼”从立项之初，就被冠以“新时代重大文化设施”的名号 ，由深圳出版集团这家市属国企亲自操刀 。它的开业日期——9月26日——被早早地公之于众，成了一个必须兑现的军令状 。

这就带来了一个致命的冲突：政治时间和物理时间的冲突。 所有的化学污染物，都需要时间去挥发、去消散。这个过程，我们称之为“晾味儿”。但一个被定死的、万众瞩目的开业日期，就像一个倒计时的炸弹，会无情地压缩这个“晾味儿”的时间。 8月底还在试运营和媒体体验 ，9月26日就正式开门迎接汹涌的人潮。这中间留给建筑“呼吸”的时间，有多少？

当一个项目被赋予了太多的象征意义，当“按时剪彩”的重要性压倒一切时，“让市民早点进来”就可能悄悄替换掉“让市民安全地进来”。这股刺鼻的味道，就是这种“速度压倒一切”的逻辑下，最诚实的产物。

很可能合法，但将每天数万读者暴露在污染风险里

——“合法”与“健康”之间的致命鸿沟

很多人会有一个疑问：这么大的项目，难道没有经过环保检测吗？难道它是违法开业的吗？

这恰恰是整个事件中最核心，也最值得我们警惕的一点：“湾区之眼”很可能是完全“合法”的。

而问题，就出在这个“合法”上。

在中国，关于室内空气质量，我们有两个主要的国家标准，它们就像两把尺子，但量的东西完全不一样。

第一把尺子：《民用建筑工程室内环境污染控制标准》（GB 50325-2020）

• 性质：强制性。这是建筑工程竣工验收的“生死线”，过不了这条线，开发商连钥匙都不能交。

• 目的：控制“工程”质量，确保建筑物在交付那一刻是合格的。

• 关键点：它的检测条件相对宽松。比如，在检测前，通常只需要把门窗关1个小时。

第二把尺子：《室内空气质量标准》（GB/T 18883-2022）

• 性质：推荐性。国家建议你这么做，但不强制。

• 目的：保护“人”的健康，衡量的是一个空间是否“适宜居住”。

• 关键点：它的检测条件严苛得多。它要求在检测前，必须关闭门窗至少12个小时。

两者区别是：1小时 vs 12小时。

这一个数字的差别，就是“合法”与“健康”之间的鸿沟。

1小时的封闭，检测的是一个通风尚可的瞬时状态。而12小时的封闭，模拟的是我们真实的生活——比如，你在办公室待一天，或者在家里睡一晚，门窗紧闭，污染物不断累积，那才是你真正呼吸的空气浓度。

但在空调全开的条件下，已有太多游客感觉身体不适，“味道很大”。

如果按照更严格的12小时标准来衡量，可能早已超标得一塌糊涂。

这就是“湾区之眼”刺鼻气味背后的制度性尴尬：它通过了一场法律上的开卷考试，却在关乎公众健康的闭卷考试中，露了馅。

运营方深圳出版集团，完全可以理直气壮地拿出那份“合格”的验收报告。但市民的鼻子和身体，同样也给出了最诚实的“不合格”报告。当一个旨在服务公众的文化地标，可以利用标准之间的差异，提供一个“合法但不健康”的空间时，我们整个监管体系，就出现了一个危险的盲区。

谁来为我们的呼吸负责？

当一个公共问题出现时，我们习惯于寻找一个“坏人”。但在“湾区之眼”的案例中，事情可能更复杂。它更像一个系统性的失灵。

深圳出版集团，作为运营方，无疑是第一责任人 。作为一家市属国企，它的使命不仅仅是盈利，更重要的是提供优质、安全的公共文化服务。面对汹涌的负面反馈，它的选择将定义它的身份：是选择躲在“合法”的盾牌后，等待风波过去？还是选择直面问题，以超出法律底线的更高标准来要求自己，赢回公众的信任？

这不仅仅是一次公关危机，更是一次价值观的拷问。一个连呼吸都让人不悦的“文化客厅”，最终只会沦为一个昂贵的笑话。

监管部门，同样需要反思。当推荐性的健康标准（12小时封闭）和强制性的工程标准（1小时封闭）存在巨大差异，并被反复利用来“合法”地交付有健康隐患的公共空间时，这究竟是制度设计的智慧，还是懒政？对于学校、医院、图书馆、书城这类服务老人和孩子的敏感场所，我们是否应该用那把更严苛的尺子，作为它们开门迎客的强制性前提？

而我们，作为公众，也并非无能为力。

我们习惯了忍受。我们告诉自己，“新房子嘛，都有味儿”。我们用绿萝和活性炭进行自我安慰，默认了这种“先污染，后治理”的荒诞循环。

但“湾区之眼”的案例应该给我们一个提醒：我们的每一次沉默，都是在为下一次的“合法伤害”投票。

湾区之眼，如何重建公众信任？

亡羊补牢，为时未晚。要真正解决问题，重建信任，需要的不是漂亮的公关稿，而是实实在在的行动。

给“湾区之眼”的建议：

1、放下身段，承认问题。 发布一份诚恳的声明，承认收到了公众的反馈，正视问题的存在。这是任何危机公关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2、来一次“裸检”，公之于众。 立即委托一家有资质的、独立的第三方检测机构，严格按照那个更严苛的“关窗12小时”标准（GB/T 18883-2022），对书城进行一次彻底的“体检”。然后，把未经美化的完整报告，贴在书城最显眼的位置，向所有人公开。

3、用行动代替解释。 立即采取最高强度的补救措施。找到并处理关键的污染源头。让市民看到你在做什么，比你说什么重要一万倍。

4、把“透明”变成标配。 在书城入口装一个实时空气质量监测屏，像播报天气一样，实时显示甲醛、TVOC的浓度。把选择权和知情权还给公众 。

如果你是读者/市民：如何维权

1、给书城客服和市政热线（12345/12369或当地生态环境局）同时提交投诉。

2、组织联合投诉，向监管部门申请执法抽检。

3、如身体不适就医并保存病例单据——这是将来索赔的重要证据。

与此同时，呼吁NGO关注跟进，前往检测……

最后，温馨提示：

CDT编辑注：本文为独立媒体“低音”709十周年系列报道的节选。阅读全文请访问低音网站。

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开始在23个省份对人权律师和维权公民展开大规模抓捕，近300人遭带走、传唤、或失联，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的王全璋就是被捕律师之一。如今，709事件已整整十年，距他2020年4月刑满出狱也已过去五年，可王全璋的生活却远远没有恢复正常。

自2020年出狱，人权律师王全璋的生活一直充满临时感。从北京到全国各地大大小小的城市，5年内，一家人已经搬了六次家。

2023年9月初，我在北京第一次见王全璋。彼时刚刚入秋，天气却还很热。王全璋正在家里收拾杂物，他身高约一米七，身材消瘦，戴着眼镜，一身陈旧的短袖T恤和牛仔裤，浅色衣服上沾点了油漆，满是灰尘。他和妻子李文足、10岁的孩子刚搬到这个位于北京北郊的小区不久，一些纸箱和木材板就散落在客厅地板上。

新家里，厨房的一侧堆着几个盛满纯净水的大型水箱，上下叠起来几乎和一个成年人一样高，其中一个已经大约用空了三分之一；另一个角落里摆放着几个煤气罐；不远处，客厅的一个柜子上，散着一些充电宝和监控摄像头——这都是王全璋一家维持生存的必需品。

生活并没有随着王全璋的出狱而恢复正常，他的家总是遇到一次又一次的停电、停水、停燃气。他在防盗门外装了摄像头，但很快就会遭到破坏，他就再装一个新的。为了方便装摄像头，他甚至改造了家里的电路。

门外，每天24小时守着十几个便衣警察和受雇于警察的临时安保人员。王全璋的家位于六层公寓楼的顶层，而这些监视人员以两三人为一组，分别驻在单元门外和楼道的一层、三层和五层。他们在楼梯间满是灰尘的水泥地上铺上毯子靠着休息，刷手机短视频，打发无聊的时间。

【能否发展催债业务】鉴于每次出行都有大批人跟随，走哪跟哪，连上个茅房，他们也要守在茅房门口。突发奇想，我能否发展“上门催债”业务，让这些人给我壮壮阵势，如果可行，北京的债权人可以联系我了，但是会不会被认定为黑社会呢？ pic.twitter.com/FaeEnmS5Si

— 全章律师的理想国 (@quanzhanglawyer) January 13, 2024

王全璋发布在X的视频显示他在日常出行时受到大批便衣人员跟踪。

我在尝试进入他公寓单元门时受到一名便衣盘问，谎称拜访朋友才得以进入楼道。

2015年7月9日，中国政府在全国范围内发起了一场针对律师和维权者的抓捕行动。根据如今已经解散的香港人权组织中国维权律师关注组的统计，共有286名律师、活动家和他们的家属遭到抓捕或传唤。王全璋当时所在的北京锋锐律师事务所，是被针对的主要目标之一。王全璋于2015年8月被捕，2018年因煽动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处4年6个月有期徒刑。

出狱不等于完全恢复自由。法律学者孔杰荣（Jerome A. Cohen）将这种做法称为“伪释放（Non-Release Release）”，用来描述中国政府运用各种手段阻止获释的政治犯讲述自己遭受迫害的经历。保护卫士（Safeguard Defenders）2021年发布的一份报告记录了39起“伪释放”案例，受害者被拘禁在家中、宾馆或特定场所。

常年处在监控下甚至改变了王全璋的生活习惯。在餐厅吃饭时，他总是不专注于食物，也不看向和他共同用餐的人，而是不断左顾右盼。看到我疑惑，他自顾自地笑笑，并对我解释他只是在观察附近有没有便衣警察。

“和我一起吃饭的人会认为我不尊重人，因为我总是不看对方，但我其实在认真听对方说话，”王全璋说。“我和外国人在一起的时候都是这样，会让外国人觉得我很奇怪。”

法学生

1976年2月15日，王全璋出生在山东省一个偏远农村。这一年，周恩来和毛泽东相继去世，中国社会的政治局面开始转变。王全璋的父亲是一名小学老师，在毛时代是被批斗的对象，但改革开放后，地位高过了普通的农民。“又红又专”——王全璋这样形容自己的父亲。

1996年，王全璋进入山东大学法学院。当时的中国已走出了文革十年，随着改革开放的进程，中国法治正在向现代化方向发展。1982年，中国通过具有里程碑意义的八二宪法。1998年，中共十五大又把“依法治国”确立为治国方略。很快，北京、上海等发达城市迅速涌现出市场化律师事务所和律师。1979年，中国的律师只有212人，到了王全璋大学毕业时的2000年，律师总数达117,260人。

对王全璋来说，大学生活很新鲜，思想也“非常活跃”，他开始接触到和官方意识形态不同的各种观念。“老师天天在批评政府，”他说，“学的理论、贯彻的理论，都是对社会的批判。”他还记得第一次学到“正当程序”的概念，那时他才知道，政府的所作所为也可能是非法的。

王全璋的第一次法律实践是在大四下学期。当时中国流行“气功热”，一度有数千万人修炼气功，山东大学里就有好几个“练功点”。1999年，中国政府将法轮功认定为邪教和非法组织，并对其进行取缔。同年9月，司法部劳教局发布了一份通知，对法轮功劳教人员可单独编队，集中收容。劳动教养制度是一种行政处罚，这意味着公安机关可以在不经法院审判的情况下，把一个人关入劳教场所一到三年。直到2013年，劳动教养制度才被正式废除。

那时起，王全璋就开始运用自己的法律知识代理法轮功案件，主要帮助当事人撰写诉状。有时，他也会去劳教所会见当事人，据他回忆，那时的劳教所管理很松，几乎每次都可以见到。

王全璋年轻时的照片。图源：X/ @quanzhanglawyer

2003年，王全璋在农民之子向农民讲授法律课。图源：X/ @quanzhanglawyer

大学毕业后，王全璋考入山东潍坊的一个区检察院，并被分配到其下属的反贪局。他不喜欢体制内的环境，几个月后，在开始检察院的工作前，就跳槽到山东省图书馆。两年后，他通过司法考试，进入当地的律师事务所实习，后被派到一个企业担任法律顾问。

那时，中国的公民社会正在逐渐形成和发展。2003年，大学生孙志刚在广州的收容遣送站被殴打致死，引起强烈社会反响和讨论，并最终促使中国政府废除了收容遣送制度。这起轰动全国的案件和后续进展，让很多人看到了公民社会的曙光。当时积极参与孙志刚案讨论，并向全国人大发出公开信的法律博士许志永，2007年《经济观察报》上写道：“从2003年开始，以孙志刚案为标志，媒体、法律学者和公众发起了维护宪法权利的浪潮。古往今来维护权利的行为从来都没有停止过，但人们把2003年称为新起点，这是因为孙志刚之死成为震撼国家的标志性事件，而且经由这一事件，一个以捍卫公民权利为特点的法律职业群体开始崛起。”

此时的王全璋已经开始从事少量的维权案件。2004年，王全璋偶然在网上读到一篇关于呼吁废除劳教制度的文章，作者是孙文广，当时是山东大学物理学教授。他既惊讶又兴奋，看到文末还留有电话，他便打过去，发现他们仅相距几公里，就骑着自行车去和孙文广见面。他们有着对法治相同的理念与志向，建立起紧密的友谊。孙文广不会电脑打字，王全璋就帮他记录、排版；孙文广参加人大代表基层选举，王全璋则去拍照，再发给香港的媒体。

中国在2003年开始实施《农村土地承包法》，在政府的支持下，土地经营权买卖开始大规模流行开来。王全璋发现，虽然该法有利于保护农民的利益，但在实践中，这部法律经常得不到执行，农民维权困难。在孙文广的推荐下，王全璋在业余时间去一个由北京师范大学学生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农民之子做法律老师，负责向农民讲授法律课程。

2007年，王全璋辞去了山东省图书馆的工作，全职从事律师职业。这些年来他一直坚持代理维权案件，给他带来了麻烦，不得不离开山东的律所。2009年，他搬家到北京，当年年底，进入NGO世界与中国研究所从事研究工作，根据此前从事农民维权教学的经验，他负责撰写关于中国基层民主的研究报告。

[…]

709

2015年7月8日夜晚，王宇的丈夫带着儿子前往机场，准备送他到澳大利亚留学。两人在机场被捕，和他们失去联系的王宇在线上群组里发出消息。几个小时后，9日凌晨，王宇在Telegram群组中发出自己被强行破门的消息。

此时，王全璋正在浙江安吉办一起案子。他看到王宇的消息，还给她出主意：用棍子把门顶上。“（当时）心情已经糟糕到了极点，”王全璋回忆。他意识到王宇被抓了。

他开始向身边同事“交代后事”，请他们帮忙处理如果他被捕后的一些事宜，同事们只是对此感到不可思议。虽说如此，王全璋未预想马上会被追捕，仍旧照常办理案件业务。9日当天，他飞到山东，去东平县办理另一起案件。

10日，警察搜查了锋锐律师事务所，并带走了周世锋等四名成员。王全璋正在东平县一家酒店里准备吃早餐，收到了朋友的消息：“快跑！”

王全璋没有迟疑，抠出手机电池，很快收拾好行李离开酒店，随意上一辆出租车，再换下一辆出租车，就这样漫无目的地在济南市区里转。

他原计划当天飞去苏州参加一个法律研讨会，并定好了机票。他来到机场，几经犹豫，没有上飞机。他不知道该去哪里，一直坐在机场大厅。济南市的机场很小，每晚都关门。机场关闭的时候，他还没走，机场的工作人员便把他带到了一个宾馆，因必须登记身份证入住，他也拒绝了。

无处可去的王全璋重新回到济南市区，到一家咖啡馆暂时落脚。他用咖啡馆的网络打开手机看消息，已有一百多位律师和维权人士被抓，而这个数字还在不断上升。

他用手机写下一份《告父母书》，发到一个维权律师的群聊里。接着，他继续待在咖啡馆，等待警察来抓自己。等了两个小时，警察没有来，他感到恐惧和疲惫，但决定继续逃亡。

接下来的四五天里，王全璋就在济南市四处游荡，巴士成了主要的栖身之所。白天随便看到一辆公交车就坐上去，不管开到哪里；夜晚就睡在火车站或汽车站外面的长椅上。“那时候脸色应该很难看了，”王全璋回忆。有时，他乘上一辆巴士，会在车上睡几个小时，一直到终点站。

颠沛中，他渐渐平静下来，开始着手安顿更多的事：撕掉一些文件、办案的委托书，以免日后成为警方的证据；给在北京的父母、姐姐写信，再打车到快递站寄出；到银行还上自家房子的十万元贷款，撤销房屋抵押；回家换了一双鞋，再把房屋的钥匙交给朋友。

他记得有一晚，他来到母校山东大学旁。那里是一个繁华的夜市，人群拥挤。“特别有安全感，”王全璋回忆，“那里谁也不认识你。”他喝了一碗羊肉汤，感到久违的舒适和惬意。

喝羊汤时，他突然想起一位已经七八年没有见面的回民朋友张庭夫，饭后打车到了他的家里。一见面，二人就拥抱在一起。巧的是，朋友家电视里正播放着美国之音对王全璋的报道。王全璋记得，张庭夫很爽快地接纳他，并准备了两把刀保护他。他终于能睡个好觉。

新闻中的被捕律师人数还在增加，此时已超过两百人。王全璋觉得自己“放下了”：“几百个律师被抓了，我怎么可能跑得了。”

他开始在不同的朋友家中躲藏，有些人拒绝了他的借宿，也有人愿意收留。最后，他再次回到张庭夫的家中，张庭夫担心安全，带着王全璋换了好几个不同的住所。

长时间的流浪和逃亡让王全璋度日如年，一段时间没有被发现，也让他更加大胆起来。有时，他会骑着电动车到离住所很远的荒野或田地，打开手机用几分钟，用完就抠出电池离开。当时，有朋友送了非实名的手机卡给他。

后来和王全璋共同逃亡的还有另一名访民。王全璋说，他们之间经常爆发争吵，互相认为对方的行为给自己带来了危险。这位访民在8月2日和家人取得联系后，就回了家。

同行的访民离开后，王全璋感到很放松，8月3日，他想着出门玩玩。当晚，他突然想去位于济南郊区砚山的一处泉水游泳，就带上伞、手电筒和风油精出发。在去砚山的公交车上，王全璋的非实名手机号突然收到大量验证短信，他没有在意。

到达游泳池时，已经过了夜里十二点，王全璋发现，竟有好几人在钓鱼和游泳。他有不好的预感，但还是换了衣服下水游泳。他一下水，其他游泳和钓鱼的人就陆续离开了。不远处，一辆大巴车的车灯亮了，发动机一直开着。他知道自己暴露了，但感到无力逃跑，只是继续游泳。泳池旁的便衣显得有些不耐烦，王全璋说，他身穿白色西服，还扎着领带。

就在王全璋上岸离开的一刻，远处的大巴车车灯亮了，几个便衣冲上来，把他按倒在地。他被戴上手铐扔到一旁，只留下一个警察看守，其他人则回到车里办手续和清点现场的物品。

“当时为什么上了车呢？为什么不回去呢？你为什么不愿意往山上跑？”王全璋止不住地心想，追悔莫及。

看守他的警察对他说：“说不定关你几天就放了。”但王全璋知道，这不可能。

（节选）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1年6月8日。CDT近期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把自己作为人类社会公民里最重要的私人信息做成表格，以传单的方式曝光给全世界，变成一个不朽的“透明人”。歪脑出品的《墙裂推荐》栏目带你欣赏邓玉峰的隐私三部曲，和他对大数据监控时代人类社会的启示。

或许您和我一样，每日被信息洪流裹挟，总有一些瞬间，会被屏幕那头素未谋面的人与事深深刺痛：

是那些走投无路，却不知向何处呼救的个体；

是那些蒙受不白之冤，却难以自辩清白的灵魂；

也是那些本应是社会共识，却需要我们一次次大声疾呼的常理。

更确切地说，我用心血浇灌的公众号，常因一篇文章引发些许涟漪，文章本身便会消失。紧接着，那个承载着我所有过往记录的账号，也随之沉入深海，一切清零。

这背后并没有多么复杂的阴谋。很多时候，仅仅因为我的讲述与记录，让“一些人”感到不快。

他们一旦不快，便会发起不知疲倦的投诉。几人，几十人，成百上斤。我耗费数日心力写就的文字，在几分钟内便可化为乌有。

我就像一个身处无尽赛道的接力跑选手，眼睁睁看着一支支火炬（账号）在手中熄灭。我迫切地需要新的同路人，为我递上下一支火炬，让我能继续向前。

因此，我想在此发起一个略显笨拙，却至关重要的长期请求——像一位执着的“拾荒者”那样，收集那些可以继续发声的角落：

我真诚地希望能有朋友，愿意将您闲置的、或愿意为我新注册的公众号，交给我来运营。让它成为一个新的阵地，让更多本不该被淹没的声音，能被听见。

在您做出决定前，我必须将一切，尤其是风险，毫无保留地呈现在您面前。

一份坦诚的沟通（恳请您仔细阅读）

1. 关于风险，我必须实话实说：

在当下的语境中，为这样的议题发声，风险是必然存在的。

微信公众号的所有权与您的个人身份信息永久绑定，无法转让。

所有后台信息，腾讯均有留存。在极端情况下，若有人意图通过非正常手段（如人肉搜索）进行追查，理论上存在找到您的可能。

我深知，每一位愿意伸出援手的朋友，都处在不同的人生境遇。

或许您是尚在求学的学生，或许您是正为家人奔波的普通人。每个人的抗风险能力都截然不同。

因此，我会将您的安全置于首位，根据不同号主的具体情况，审慎评估并调整在该账号上发布内容的尺度与策略。

我也必须负责任地告知您：

从去年至今，我辗转于数位朋友提供的账号。

在这大半年的时间里：

没有一位号主，因为将账号提供给我，而在现实生活中受到过任何形式的困扰或问询。

尽管如此，我无法向您保证风险绝对为零。

2. 关于合作，我们的权责约定：

这是一份基于纯粹信任的托付，而非商业合作。

您是公众号的所有者。

我是内容的运营者。

我会修改公众号的名称与头像，尽一切可能切断账号与您个人信息的任何关联，最大程度保护您的隐私。

内容与赞赏归属于我。账号发布的所有文章均为我的原创，因此文章的著作权以及文末的“赞赏”收入，将归我所有。这是支持我持续写作、维持生计的来源。

流量主收益归您。若账号后续开通了“流量主”（广告插件）功能，其产生的所有收益，全部归您所有。这算是对您这份善意与信任的一点微末回报。当然，您完全有权选择不开通此功能。

这并非交易，更无关租赁。

它就像我在西南政法大学读书时运营自媒体那样，只是单纯地想“做一点正确、但可能对自己没有多少好处的事”。

如果您愿意，我希望找到这样的您：

1. 您有一个闲置不用的个人公众号，在更改名称后，愿意交予我使用。
2. 您手头没有账号，但愿意花费几分钟，为我注册一个全新的公众号。（在手机上下载“公众号助手”App，即可便捷地完成注册。）

我知道，这是一个需要深思熟虑的决定，它建立在您对我极大的信任之上。

我所能回报的，是我的承诺：尽我所能，去书写那些值得被看见的人与事，让更多微弱但坚韧的声音，能在留下它们应有的回响。

如果您有此意愿，可以通过以下任何一种方式联系我：

1.通过公众号后台发送私信。（为方便后续沟通，恳请您在私信中附上个人微信号。因为后台的留言回复时效很有限，一旦错过，我可能就无法再主动联系到您。）

2.联系我的个人微信：

LEELOVEPHOEBE

3.发送邮件至我的邮箱：

lixunhuang@protonmail.com
lixunhuang1996@gmail.com

感谢您读到这里。无论您是否能伸出援手，都感谢您的关注与理解。

立于尘

写于2025年9月8日

“当时可紧张了，很害怕通不过。”王克勤指着墙上两张用相框裱起来的证书。话毕，他又开心地大笑，两只圆圆的眼睛眯成一条线。

两张证书分别是“基金会法人登记证书”和“民办非企业单位登记证书”，它们见证了王克勤的新事业——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并赋予了其合法性。今年6月15日是“大爱清尘”的十周年生日，也正好是王克勤从《中国经济时报》调查部离开的第十年。

1989年入行做记者，从25岁干到49岁，二十多年王克勤发表过众多推动社会变革的新闻调查，先后三次被迫离职，见证并参与了社会进程及媒体生态变化。他将人生的上半场献给新闻事业，人生下半场转入尘肺病救助。

十年奔走，弹指挥间，王克勤既不同以往，又经年如故。

1997年，王克勤在《甘肃经济日报》担任税务专刊执行主编

1 转场

王克勤，曾被誉为“调查记者第一人”，发表过一系列揭黑报道，人称“中国的林肯·斯蒂芬斯”（编者注：美国著名揭黑记者）。

南方周末致敬他为“2010中国梦践行者”，致词如此说：王克勤，中国新闻界最具份量的核潜艇。当看不见他的时候，他在水下默默潜航。而一旦他浮出水面，一定就是对黑恶势力致命的一击。王克勤为中国新闻界竖起了标杆，昭示着中国新闻界可能达到的专业高度和精神高度。

王克勤信奉新闻的价值——真实和自由，主张媒体最重要的社会功能是监督强权。他行事大胆犀利，“敢言别人所不敢言之真相，敢揭别人所不敢揭之黑幕”。他的一篇报道常能搅动舆论，推动行业、社会发生改变。

2009年，王克勤再访汶川地震灾区民众重建情况

他报道兰州证券黑市狂洗“股民”，将165名涉案人员送进监狱。他调查北京出租车行业乱象，此后国务院成立出租车改革课题小组，王克勤是其中一员。他还写过《河北“定州村民被袭事件”调查》，涉案的27名被告被判死刑、无期徒刑和有期徒刑……有读者千里迢迢给他送锦旗，还有读者在非典时期坐几十个小时的火车赶来北京给他送莫合烟，只因听人说此烟可以预防非典。

为调查这些新闻，王克勤常身处暴风眼。在调查出租车行业乱象时，他被保安架着赶走；在南京调查拆迁问题时，40多个警察把他堵在一栋拆迁楼里长达5个小时，等待他的是手铐和辣椒水；调查山西黑矿时，刚走出矿工宿舍，他便碰上一群手拿铁棍的年轻人……

2002年，王克勤在北京的大街小巷采访市民，当年12月完成了北京出租车业垄断黑幕报道

被报道牵连的黑恶势力，扬言用500万悬赏王克勤，他一度成为中国人头“最贵”的记者。常年在钢丝上行走，王克勤逐渐习惯，勇气渐增。再接到威胁电话，他放言：“我的头就在这，你要就自己来取。” 最危险时，有人把刀架在他的脖子上。

每当王克勤想要回归正常生活，许多封来信、举报又推着他往前走。王克勤曾立志要做调查记者直到80岁，中途因为一篇调查北京暴雨失踪者的报道，他第三次被迫从报社离职。

变化悄无声息，媒体与调查记者的生存空间越发逼仄，王克勤不得不淡出新闻界。一同终结的，还有他的教学生涯。王克勤曾是多所高校的客座教授、新闻系硕士导师，随后不得不离开讲台。

2004年3月，时任《中国经济时报》首席记者的王克勤在福建农村采访村民

顾不上怨天尤人，2011年6月15日，王克勤联合中华救助基金会发起“大爱清尘”专项项目，专门救助此前在采访中熟知的一个群体——尘肺病农民。

在中国所有职业病中，尘肺病占90%；在尘肺病人中，农民占90%。患者的肺组织硬化、石化，逐渐瘦得皮包骨，行动艰难。农民工的尘肺病由于复杂的原因被排除在工伤与农村医保之外，农民工求助无门，有的人日夜端坐才能勉强呼吸，有的人饱受折磨最终活活憋死。

王克勤记得龙应台说过，衡量一个国家和城市文明的标准是对待弱者的态度。还是记者时，他的报道聚焦于市井农民、国企改革下岗职工、征地拆迁、孤寡老人等弱势群体。离开媒体后，王克勤专注为600万挣扎活命的尘肺农民谋求生存的机会与尊严。

大爱清尘给予尘肺病农民免费医疗救助，科普尘肺病防护知识，推动政府出台相关政策法规，从制度上解决尘肺病农民生与死的问题。2018年，经北京市民政局批准，北京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正式成立。

今年6月15日，“大爱清尘”在京举办十周年生日会

从执笔鸣不平的调查记者到公益基金会掌舵人，这份转变在意料之外，但王克勤适应得很快。

公益于他而言，是用一种更温和更具策略性的方式做自己本就想做的事。从以笔为剑推动整个社会大刀阔斧地改革，到行走田野，聚焦每个在社会裂缝里挣扎的个体，“能救一个是一个，能帮一点是一点”。

“当我们无力经天纬地，改变整个社会制度时，我们就从小处着手。攻克不了一个巨大的城堡，我们就先攻下一块砖，让这块砖充满人性光辉，不再伤害无辜。当有更多的砖块散发出人性光芒时，便是希望所在。”王克勤对《社会创新家》说。

截至2020年12月31日，大爱清尘累计帮助尘肺病农民9万多人，其中医疗救治尘肺农民5944人次，发放制氧机5435台，助学尘肺家庭孩子14017人，在全国范围内拥有34家定点合作医院。

2018年1月23日，王克勤在甘肃省临夏州人民医院与当班医生分析尘肺病患者胸片

2 退避

大爱清尘的第一间办公室设在王克勤曾经供职的报社，第一批志愿者是5名新闻系学生。十年间，办公地六次搬迁，从狭小的居民楼转移到海淀区一家地下办公空间。

基金会的员工大多是90后，有不少新闻系学生，多数曾受过王克勤做调查新闻的影响，“他们多少都是理想主义者，不然不会来这里上班。”

从媒体转场公益，王克勤变沉默了。与他同批的记者，许多人转行做新媒体、公关等，当初的理想早已埋葬在酒瓶里。

“你怎么什么都不说了？”偶有朋友问询，问那个从前挥斥方遒、敢怒敢言的王克勤缘何变了。他只扯起嘴角挤出一个笑便是回应。王克勤有了新的角色——大爱清尘公益基金会理事长，他的一言一行与“大爱清尘”捆绑。

“我自己受委屈事小，几百万人的生死事大”，王克勤有意自我约束，尽量谨言慎行。

在“大爱清尘”，直面太多尘肺病人的苦难，精神崩溃最终选择离开的员工和志愿者有许多。王克勤形容自己是“铁打的人”，心理承受力早被磨砺得不同常人。

2015年9月21日，王克勤带领大爱清尘贵州团队在印江县天堂镇了解尘肺农民情况

2018年，王克勤首次从“大爱清尘”收到工资。深受父亲家教的影响，王克勤不看重金钱，“我父亲生怕我钱多了。”进京20年，他至今仍在租房生活。2005年，朋友劝王克勤买房，妻子询问他，买了房，交不上房贷的时候，别有用心的人送钱买报道，还能做到不收吗？王克勤心里一惊，当即放弃买房的念头。

“人不过是肉体和躯壳，如果理想之火还在燃烧，那应该为更多个体，为普通人的权利奔走，做现在能够做的人事便是。”

王克勤不全然是“铁人”，他也曾因他人的不理解而崩溃，“除了来自正面的子弹，背后你为之服务的民众也可能会给你一刀。”

阴冷、疼痛，王克勤动摇过。那一次，他走进兰州五泉山公园，听着寺庙播放的《大悲咒》，枯坐了一个小时。此后，遇到想不通的事，王克勤便会播放《大悲咒》，让自己安静下来。

“施展抱负受阻时，英雄气短，选择放弃，这不是我的做派。放在人类文明推进的长河中想，总要有一批勇者为社会进步做出努力，付出成本，甚至牺牲，这是历史的必然，而我不过是其中之一。有了这样的认知，就会泰然许多。”王克勤说。

每年王克勤拿出四分之一的时间走村入户探望尘肺病家庭。每到一户人家，他便记录患者的姓名、年龄、患病情况，至今已写了40个笔记本。

王克勤用于记录尘肺民工的笔记本，分别是第1册和第40册

“为什么一定是你呢？”王克勤曾自问，他的答案是——命运选择了自己。“总得有人去呐喊，总得有人站出来，总得有人去牺牲，人人躲起来那还了得？”

王克勤性格很轴，认死理，他信奉人道主义，崇尚以牺牲和奉献为核心的贵族精神，见人受苦不可遏制地生出同情心。他总喜欢做类比，看到老人被欺凌，他会想到家中的父母。看到矿工困于黑矿不见天日，他会想假如没有高考，农家子弟的他可能也上了矿山，成为百万尘肺病民工中的一个……

3 几多愁

“不委屈吗？屈了你的才华！”时常有人如此对王克勤说。

王克勤习惯了自我说服、劝解，“无法做大事时，怎么为普罗大众谋取更多的权利和自由？我现在所做的，就是假公益之名，帮助更多弱者，让他们活得有尊严，仅此而已。”

事实上，对“公益”两个字，王克勤不甚认同。对公益圈独有的一套话语体系和运营模式，他时常感到格格不入。“我更愿意将自己所做的工作称为社会服务、社会建设，建设一个文明的体系，这才是大事。”

全国各地的尘肺患者送与“大爱清尘”的锦旗

表面的淡然与释怀背后，是夜深人静时的小酌消愁。对现实的矛盾、愤懑、郁闷、不甘心，仍攫住王克勤不放。他感到委屈，“当鬼话连篇成为生存方式的时候，当假话成为个体选择的时候，当谎言成为时代主流的时候，我不过是说着人应该说的人话，做着人应该做的人事…………”

心里堵得实在难受，王克勤会喝一场大酒，然后痛醉。

“静下心来细想，表面上我是为弱者说话，实际上是为我心中的信念而奔走。让每一个人像人一样活着，拥有做人的尊严、权利和自由，这是我终身的信念和理想。”无论是做调查记者，还是救助尘肺病民工，王克勤认为自己本质上是在自我满足，他享受信念得到兑现所带来的成就感和快感。

外人看来，王克勤日子过得苦。他本可以过上比现在更好的生活，但代价是杀死那个王克勤。“我不能杀死我自己”，王克勤喃喃自语，点了点头。END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风险中的学者 (Scholars at Risk)：是一个由高等教育机构和个人组成的国际网络，他们共同致力于保护学者并促进学术自由。

一、学术自由报告：香港学术自由急剧下降，沦为“严重限制”等级

风险中的学者 SAR (Scholars at Risk Network) 在9月19日发布了其年度旗舰报告《自由思考2025》(Free to Think 2025)。结果发现，在截至2025年6月的一年内，全球49个国家和地区发生了395起针对高等教育社区的攻击事件。

报告封面

报告引用V-dem机构的学术自由指数 (Academic Freedom Index, AFI)，并结合案例分析，指出近年来香港学术自由大幅下降，在179个国家中，已经从最高等级的完全自由 (Fully Free) 跌落到倒数第二等级的严重受限 (Severely Restricted)。中国方面则一直处于最低等级的完全受限 (Completely Restricted)，位列倒数10名。同时，美国也跌落到第85名，处于中度受限 (Moderately Restricted) 的水平。

该报告通过其学术自由监测项目 (Academic Freedom Monitoring Project)，按照国别对全球高等教育社区遭受的威胁和攻击进行了详细梳理。SAR在报告中强调，“攻击高等教育不仅危及学者和学生的生命、职业和福祉，它们也侵蚀了一个自由社会的基础。”

SAR的评估显示，中国内地的学术环境持续处于全球最受限制的行列，与多个威权国家并列。报告强调，这种对自由的限制是通过“立法和政策的改变”得以实施的，以“进一步削弱了机构自主权”。报告指出具体做法是，“中国大学独立的行政办公室与国家主导的共产党委员会的正式合并，削弱了机构的自主性。”报告表示，这种制度性的控制直接导致了学者因学术内容和言论遭受惩罚。

此外，SAR还指出，“中国政府对大学施加政治和意识形态控制，包括在教室安装监控摄像头、使用学生线人以及任命大学高级官员，有迹象表明，中国试图通过高等教育扩大其国际影响力，包括扩大国际交流，以及跨国镇压中国学者和海外学生”。

报告还特别强调了维吾尔学者遭到打压的艰难处境。“自2017年以来，中国新疆维吾尔自治区 (XUAR) 的维吾尔学者和学生据报失踪或被拘留，其中包括被关押在所谓的‘再教育营’”。“他们的拘留似乎与中国当局针对少数民族和宗教少数群体的行动有关”。文中，作者列出了四位身陷囹圄的维吾尔学者：经济学家伊力哈木·土赫提 (Ilham Tohti)、维吾尔民俗学家热依拉·达吾提 (Rahile Dawut)、地理学家塔西甫拉提·特依拜 (Tashpolat Tiyip) 和文学家阿卜杜勒卡迪尔·贾拉勒丁 (Abdulqadir Jalaleddin)。

针对香港，报告观察到学术自由的显著下降 (declined significantly)。报告将原因归咎于“港版国安法”，“自 2020 年‘港版国安法’通过以来，学术自由大幅下降…… 该法尤其影响了政治学系，据报道，这些系的自我审查十分普遍”。

然而，报告指出，香港和中国内地发生的事情可能只是冰山一角。他们指出，包括媒体审查在内的审查制度，“使得在香港和中国追踪和核实针对高等教育的攻击报告尤为困难”。

最后，SAR在报告中总结称这是一种“旨在让高等教育保持沉默的全球趋势”。他们敦促各国政府和高等教育机构正视这些威胁，采取行动。各国政府应该“加强政策和法律保护，以维护大学的自主权和探究自由，防止政治或安全对学术事务的干预。”

二、2025世界经济自由指数：香港蝉联榜首，中国排名108

9月25日，美国智库卡托研究所 (Cato Institute) 与加拿大弗雷泽研究所 (Fraser Institute) 发布了最新的2025年度世界经济自由指数报告。报告表示，“整体而言，经济自由度自2000年以来有所增加，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急剧下降，抹去了近十年的进步。”

报告封面

据悉，报告对165个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自由度进行了分析并排名。排名标准基于五大核心领域，包括政府规模 (Size of Government)、法律制度与产权 (Legal System and Property Rights)、稳健货币 (Sound Money)、国际贸易自由 (Freedom to Trade Internationally) 和 监管 (Regulation)。报告称，“这些排名反映了个人在多大程度上能够自由地做出自己的经济决策。”

报告表示， “整体而言，经济自由度自2000年以来有所增加，但在冠状病毒大流行之后急剧下降，抹去了近十年的进步。” 这一趋势反映了各国在应对危机时政府规模扩大、监管增加以及对国际自由贸易的限制。

其中，香港再次夺得经济最自由地区的桂冠。紧随其后的分别是新加坡、新西兰、瑞士以及美国。

中国排名108名，较去年的116名有所上升，处于第三等级。具体来看，中国得分最差的指标是“政府规模”，排名第157名，位列倒数前十。其次，得分较低的还有“监管”一项，排名第131名。中国得分较好的项目是“稳健货币”，排名第70名。其余两项“法律制度与产权”和“国际贸易自由”均排名第91名。

“其他主要世界经济体的排名包括加拿大 (11)、英国 (13)、德国 (15)、日本 (17)、韩国 (38)、法国 (44)、意大利 (46)、印度尼西亚 (65)、墨西哥 (70)、印度 (86)、巴西 (87)”。

报告再次强调了经济自由对于人类福祉的决定性影响。“排名前四分之一的国家的人均 GDP 为 66,434 美元，预期寿命为 79 岁，而排名后四分之一的国家的人均 GDP 为 10,751 美元，预期寿命为 62 岁。”

报告特别提到了中国的排名对全球平均值的下拉效应，指出：“由于对像印度、中国和巴西这样规模较大、相对不自由的国家给予了更大的权重，人口加权平均值低于简单平均值。” 这表明世界大部分人口生活在一个经济自由度相对较低的环境中。 最后，报告再次强调了经济自由对繁荣的重要性。 报告研究发现，经济自由几乎对包括个人自由、平均工作时长和收入等所有社会领域都有积极作用。因此，他们呼吁各国政府，特别是发展中国家除了缩小政府规模外，应该全方位提升经济自由度。

三、香港自由委员会：香港监狱存在“制度性迫害与政治操控”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 (CFHK Foundation) 近日发布了一份名为《“我们难逃受苦”：香港监狱内的制度性迫害与政治操控》的报告。报告披露香港惩教系统内存在针对囚犯，特别是政治犯的“系统性虐待、医疗忽视及政治操控行为”。他们表示，香港的监狱已成为政府侵犯公民自由的“隐蔽前线”，并且缺乏问责机制。 据悉，报告基于对多位前囚犯的采访和公开记录制成。

报告封面

报告指出，自2019年以来，“超过1900人——在平均8250人的囚犯总数中——因政治指控被送入香港的监狱”，这表明香港惩教系统正在处理大量与民主运动相关的案件。 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的核心指控是香港惩教署 (CSD) 对政治犯实施了有针对性的制度性迫害，目的是压制异议并进行“政治改造”。具体而言，这些政治犯往往被特别挑出来，遭受严密的监视和限制，“警卫准备政治囚犯的日常情报报告，限制他们的接触，并以‘国家安全’为借口将他们单独关押数周或数月。”

一位前政治犯描述了在被监视的情况下独自用餐、被限制与其他囚犯交流，以及必须参加“政治洗脑课程”。报告更揭露了惩教署利用“Project PATH”计划实施政治洗脑，“自2021年起，‘Project PATH’计划已强迫囚犯参加亲中共的课程、观看宣传片，并参与忏悔式的辅导，以灌输中国共产党 (CCP) 的观点。报告称，惩教署的这种做法说明香港当局在北京的控制下，将惩教系统武器化，以实现政治目标。

报告还强调，系统性的虐待行为并非仅限于政治犯，而是广泛存在于香港惩教系统之中。“在更广泛的囚犯群体中，囚犯遭受性暴力和身体暴力、医疗忽视、不卫生的条件、对宗教材料的限制以及酷热。”

比如，在青少年监狱，囚犯遭受着“B-boy”（内务员）的系统性身体虐待。这些内务员往往会利用惩教署默许的囚犯等级制度欺凌他人。甚至，青少年监狱还存在大量的性虐待。一位受害者总结道：“性暴力在那里随时都在发生，不只是我一个人。”

惩教署还被指控滥用单独监禁作为惩罚手段，经常超越国际法规定的 15 天限制。比如，报告就指出民主活动人士黎智英和梁国雄都遭受到了时间更长、措施更严厉的隔离。

也有一些囚犯指控监狱内医疗和生活环境恶劣。“许多囚室下雨时漏水，厕所数周不修，床铺滋生昆虫，老鼠从厕所爬出。”

此外，针对一些知名度较高的囚犯，警卫会要求对其进行精神健康治疗，然后再以医疗保密为名令其“消失数月”，难以和外界取得联系。

最后，香港自由委员会基金会强烈批评香港惩教系统中的申诉机制失效，指出：“不存在真正的独立申诉机制；惩教署最终对投诉的解决拥有权力，并系统性地保护内部人员。”因此，该基金会呼吁国际社会对涉及虐待事件的高级官员实施《马格尼茨基法案》式的制裁，并要求国际人权专家不受限制地进入香港监狱进行独立调查。

最近接连听到两件事情：

我的一位学生，前一段时间做留守儿童研究。最近她告诉我，我研究着研究着，突然发现留守儿童没有了。为什么？因为他们的父母在外地找不到工作，都回家了。这样，留守儿童自然就不存在了。

还有一位朋友家的阿姨，前些天回了一趟农村，回来后这位阿姨感叹说，他们村的农民现在感觉生活压力挺大的，负担挺重的。很多农民家里的经济情况都不是很好。

听到这两件事，心情有点沉重。在过去的几年中，虽然也知道经济的情况不好，但接触的更多是做企业的朋友，至少是城里人，而农村的情况接触的不多。现在看，应当关心关心农村的情况了。

总的背景是，现在靠地吃饭，已经越来越没有可能。2025年的数据显示，小麦收购价每斤1.3元，玉米1.2元，与10年前几乎持平，而同期化肥价格上涨40%，柴油价格上涨60%，种子价格翻倍。河南的一位农民算账：一亩小麦总成本约1200元，亩产1000斤，收入1300元，净利仅100元，"连进城打工三天的工资都不如"。

种粮亏本已经不是个别的现象。河南周口的一位种粮大户计算，亩产1100斤小麦，扣除地租、化肥、机械成本后，每亩净亏83元。

从表面看，种粮亏本的直接原因是农资价格持续攀升。全球化肥价格在2023年暴涨后，2025年国内尿素价格仍维持在2800元/吨高位。河北邯郸一位农民的账本显示：复合肥价格从2020年的120元/袋涨至180元/袋，农药每亩增加35元，柴油春灌用油成本翻倍。

话虽然是这么说，但追问下去，事情比这个复杂。即使没有农资价格的攀升，农民就能靠种地维持生计吗？答案是，也不太可能。

在本世纪的前十年，农民的生活曾经一度有明显改善。当时我到贵州去，农民反映最主要是三个原因。一是农业税和其他一些收费取消了，二是新农合的推广使农民得到实惠，三是打工收入的增加。其中后者是更主要的因素。

资料显示，从 2005 年到2010年，全国农村居民人均工资性收入从1175 元增至2431 元，年均增长 15.7%，占总收入比重从 36.1% 提升至 40.2%。正是在这样的背景下，许多农民家庭翻新了房子，购买了家电，有的甚至购买了小汽车。农村居民的恩格尔系数也从 2005 年的 45.5% 降至 2010 年的 41.1%。

庞大的农民工群体是这些年农村状况改善的根本原因。2024年全国农民工总量达29973万人，2025年接近3亿人。但在最近几年间，尤其是从2023年到2025年农民工失业返乡的问题日益突出。在过去的几年里，受冲击最大的是建筑业和制造业，分别减少近1000万和数百万工作岗位。这其中，大部分都是农民工。

在这当中，有些人回到家乡后，自己创业，而且从统计的人数看，规模还不小，但实际效果与表面数字有很大出入。这是很容易理解的，在经济不景气的大背景下，久经风浪的企业家们都很难挣钱，这些返乡创业者又会有多大空间？

关于农民工就业机会减少的原因，这里要多说几句。这个问题其实已经有很多的讨论了。大家说得比较多的，我就不说了。我在这里想特别强调下面这两点：

一是住宿餐饮等服务业的萧条。我们都知道，住宿餐饮这样的服务业，是典型的劳动密集型行业，吸纳就业的能力强。但在最近的几年中，这些服务行业的情况非常不乐观。北京市统计局发布的2025年1—6月限额以上住宿和餐饮业法人单位主要经济指标表明，5135家法人单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3.7%，营业成本同比下降1.2%，利润总额同比下降67%。尤其是住宿业的1613家单位，营业收入同比下降7.3%，利润总额仅5980万元，降幅达92.9%，平均下来，上半年每家只赚了37000元。在这种情况下，来自农村务工人员就业机会的减少，就可以想象了。

二是自动化替代。现在，很多生产领域的工作岗位，越来越多被机器和智能设备所取代，特别是制造业生产线自动化程度提高，劳动力被排挤被淘汰的现象与日俱增，而且将来还会更加严重。

农民工失业的直接影响是农民货币收入的减少。某劳务输出大省测算，该省100万农民工失岗返乡将直接造成农民人均减收70元；若全年不能再就业，将使全省农民人均减收430元。

这里还有一个不容忽视的因素，就是农村人口的老龄化。

要知道，我国农村老龄化程度是显著高于城市的，而且呈现加速深化趋势。根据第七次全国人口普查数据，农村 60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达23.81%，比城镇高出7.99 个百分点。这一结构性差异在 2025 年进一步扩大，农村 65 岁及以上老年人口占比已超过20%，空巢率高达62%，远超城市的 45%。

老龄化的加重，直接造成两方面的问题。

第一，社会保障与医疗保障问题。2025年，城镇职工月均养老金为3200元，而农民仅240元，差距达14倍。新农合医保报销比例仅50%-70%，且许多药品不在目录内。"攒了十年的养老钱，一夜回到解放前"的状况并没有根本改变。

第二，以地养老越来越不现实。首先是前面说的，种地不挣钱。其次是前面说过的，农村空巢率高达62%，远超城市的 45%，部分农村地区空巢老人比例高达70%，而且许多老人至少患有一种慢性病，失能率远高于城市。三是这些老年人年事已高，劳动能力越来越差。有数据显示，70%的农村70岁以上老人仍在务农。但再过几年呢？

除了老龄化之外，农民负担重的另一个因素是教育。 现在高中教育和大学教育的普及率不断提高，让农村家庭读书成为最重的负担。有人计算，一般一个农村孩子的教育费用在5万元左右，基本是一个农民家庭两个劳动力5年以上的收入。

说到这里，有朋友可能会说，您别光说问题啊，有什么办法吗？

老实说，一个退休老头能有什么办法？写这篇文章也无非是呼吁这个问题应引起整个社会的重视。因为首先的问题，是我们应该把这个问题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

应当说，这些年为了解决这个问题，有关部门已经出台了一些具体的政策措施，有关专家也提出不少的政策建议。但基本的状况仍然没有根本扭转。

所以我说关键的问题，还是我们要把这个问题摆在什么样的位置上，是思路的问题。

据报道，全国人大代表张翼建议未来十年中央财政每年投入3000亿元，将基础养老金提升至500元/月。全国人大代表卢庆国建议将参与新农保的农民养老金标准提高至500元/月。 全国人大代表侯二河提议提取央企利润的5%设立"农民养老补偿基金"。

这些具体的建议在现实中是否可行，我不知道，但我想，这些建议体现了一个东西，我们的思路是应该有一些根本性的变化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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