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CDT报告汇】中参馆报告刷新认知:中国防火墙已从“水坝”进化成“水利系统”,从防堵信息变操纵信息(外二篇)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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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参馆ChinaFile 是亚洲协会旗下的在线杂志。其使命是促进对中国的充分了解并进行细致入微的公众讨论。该出版物刊载原创报道、分析、摄影和视频,内容涵盖政治、文化、环境和技术等广泛主题。中参馆ChinaFile经常关注那些未被广泛报道的话题,并与记者、学者和其他专家合作。
一、中参馆:中国网络审查制度远非“防火墙”般简单
6月30日,位于纽约的非盈利网络杂志《中参馆》 (ChinaFile) 发布了一份深度调查报告,详细剖析了中国网络审查机制的演变、现状及其对全球互联网的深远影响。报告指出,中国的网络审查系统已经发展成为一个精密、动态且适应性极强的多层次管控体系,将中国的网络审查仅仅理解为一道“防火墙”已远不足以概括其全貌。
该报告由中参馆资深调查编辑杰西卡·巴特克 (Jessica Batke) 和美国东北大学计算机科学系助理教授劳拉·埃德尔森 (Laura Edelson) 共同完成。
作者将中国当下的网络审查制度称为“锁网” (The Locknet),并表示其影响力正日益超越国界,向全球互联网渗透。报告将中国的网络审查系统比作一个复杂的水利工程,因为它不仅仅像“水坝”一样简单地拦截信息,而是像水闸、运河和灌溉系统一样精密地引导和调控信息。报告形容这是一个“贯穿线上与线下世界”的庞大机器。
报告指出,传统上我们认为防火墙是“一堵墙”,会完全封禁像Google、Facebook这样的网站,但这只是“水坝”的功能。作者在文中举例,中国的“信息水利工程”常见手段还有“节流” (Throttling) 等功能。对于一些未被完全封锁但不受欢迎的外国网站,比如某些学术数据库、技术论坛或小众新闻网站,审查系统并不会直接切断访问,而是会大幅度降低用户访问这些网站时的网络速度。这种体验就像一个水闸被拧得很小,水流变得断断续续、极其缓慢。用户会感觉网页加载极慢、图片无法显示、视频频繁缓冲。这种持续的糟糕体验会极大地消磨用户的耐心,使其最终主动放弃访问,转而寻求国内的替代信源。
当国内发生某个突发的负面公共事件或丑闻,信息开始在社交媒体上发酵时,审查系统除了使用传统删帖、封号的“堵水”手段外,更会启动“水利工程”中的“泄洪”和“漫灌”机制。
“泄洪”指的是,审查系统会有意地将大量无关的、娱乐性的内容(如明星八卦、搞笑视频)推上热搜榜,瞬间占据公众的注意力。这就像打开泄洪闸,用巨大的、无害的水流(信息流)来冲击整个河道。同时,官方媒体和大量“爱国”博主会协同行动,进行“正能量”的“漫灌”,发布大量关于国家成就、民族自豪感的内容,主动设置议程。在这一系列操作下,原有的负面舆情就像一股小小的“污水”,很快就被海量的、官方引导的“清水”所稀释、冲散,并被推到信息流的下游,最终消失在公众视野中。这种方式不是简单地“堵”,而是主动地、大规模地重塑整个舆论场的“水文环境”。
报告表示:“审查机制的隐蔽性,让用户难以判断他们所接触的信息是否完整,这从根本上改变了人们与信息互动的方式。”
更引人注目的是,中参馆发现中国的审查制度正在“悄然潜入全球互联网”。这意味着,即使是身处中国境外的国际互联网用户,也可能在不经意间受到中国审查指令的影响。比如,报告将输出“自带审查”的技术产品比喻成“出口内置过滤器的净水器”。
报告举例称,一些国际公司可能会在他们的产品中,整合已经过中国审查标准“过滤”的大型语言模型,从而将审查效应扩散至全球。报告中引述专家观点表示:“国际互联网用户可能会发现自己受到中国审查法令的约束,即使他们在中国境外。在某些情况下,国际公司会复制这种审查制度,例如,将经过审查的大型语言模型整合到其产品中,然后这些产品在全球范围内使用。”
此外,中参馆还对中国当局和科技公司影响全球互联网技术标准制定的行为提出警告,报告将其比作“重塑全球河流的河道规则”。报告称:“这是一个更深层次的渗透。”中国政府和华为、中兴等科技巨头正积极参与国际电信联盟 (ITU) 等国际标准制定机构的工作,旨在推动他们所倡导的“新IP”等网络底层架构标准。报告警告,这些新标准提案往往在“提升效率”和“加强网络安全”的名义下,嵌入了有利于国家进行集中化控制和监控的设计。比如,某些新架构可能更容易追踪到每一个数据包的源头,从而削弱用户的匿名性。
该机构警告称,如果这些由中国主导的标准在国际上被广泛采纳,那就相当于重塑了全球互联网这条“大河”的“河道规则”。未来的互联网基础设施本身就会变得更“亲审查”、更“不亲隐私”。这种渗透方式不针对具体内容,而是从根本上改变互联网的“水文地质”,使其更容易被任何希望进行大规模监控和审查的政府所利用,从而对全球所有用户的自由构成潜在威胁。
最后,由于篇幅限制,《中国数字时代》不能一一报道报告中的惊人发现,但这份报告的最大意义在于将中国审查制度比作一个“水利工程”,其复杂性颠覆了我们对“防火墙”的传统认知,提供了一个全新的分析框架。它不仅揭示了“锁网”系统内部的运作逻辑,也对其日益增长的全球影响力提出了深刻的警示。
二、人权观察:港版国安法五周年,港府打压人权、洗脑民众
今年6月30日是中国当局在香港推行国安法五周年。国际非盈利组织人权观察 (Human Rights Watch) 当天发布一份报告,称中国当局不但系统性地瓦解了香港的半民主制度,还对香港的言论、结社、集会自由以及公平选举和司法独立进行打压。
中国和香港当局严厉惩罚批评政府人士,建立高度压制性的国家安全体制,并对香港居民实施思想控制。日益明显地,唯有中国共产党的效忠者——即所谓“爱国者”——才能在社会上充任重要职位。
人权观察中国部副主任王松莲在报告中指出:“仅仅五年时间,中国政府就彻底扼杀了香港的政治和公民活力,取而代之的是统一的强制性爱国主义。”她进一步表示:“这种高压统治可能对香港产生深远影响,尽管许多香港人仍在以各种微妙的形式努力抵制暴政。”
报告详细阐述了自《国家安全法》实施以来,近百个独立的公民社会团体、工会、政党和媒体机构被迫关闭。同时,许多批评人士因国家安全相关指控而遭到起诉,并常常面临漫长的监禁。人权观察在报告中批评国际社会在此问题上采取的具体行动有限,并敦促拥有人权制裁机制的国家,对那些对侵犯人权行为负有责任的中国和香港官员实施制裁。
报告明确指出,《国家安全法》的实施使得香港的法律框架被大幅修改,赋予当局广泛的权力来压制异见。例如,报告提到:“警方现在可以根据国安法进行未经授权的搜查和监听,并冻结被指控犯有国家安全罪行的人的资产。”这种权力的滥用,直接导致了香港曾经活跃的公民社会迅速萎缩。
报告还着重提及了教育领域的剧变。人权观察表示:“香港的学校课程被修改,以强化爱国主义教育,并审查被认为不符合北京叙事的历史和政治内容。”这种做法旨在从根本上改变年轻一代的思想,确保他们对中央政府的绝对忠诚。
此外,香港的司法独立也遭受了前所未有的冲击。报告引述案例表明:“许多国安法案件的审理过程缺乏透明度,被告的法律权利受到限制,保释条件极为苛刻,且定罪率极高。”这使得香港曾经备受推崇的法治基础受到严重侵蚀,公正审判的原则面临巨大挑战。
王松莲在报告中补充道:“香港的国际金融中心地位和独特的文化认同,正因这种持续的政治压制而面临严峻考验。国际社会不应坐视不理,任由中国政府公然压制香港人民而无需承担任何后果。”
最后,人权观察呼吁各国政府采取更强硬的立场,追究相关官员的责任,并向中国政府施压,要求其停止在香港的压制政策。
三、书评《中华银河帝国》:探寻现代中华帝国的隐秘形态
政治哲学家约翰·基恩 (John Keane) 和政治学家何包钢合著的新书《中华银河帝国:中国新世纪的财富、权力、战争与和平》在2024年发表。之后,该书因为用“帝国视角”看待中国今天在国际舞台扮演的角色而引发学界关注。
亚洲协会高级研究员、历史学家约翰·德勒里 (John Delury) 在网络杂志《China Books Review》上也发表了自己的书评。文章通过回顾历史的方式,支持了该书的观点。作者表示:“‘中国即帝国’的观念将长期存在。但关键问题在于,中国将选择以何种方式行使帝国权力,以及太平洋彼岸的帝国将如何回应。”
德鲁里的文章首先回顾了“帝国”这一概念在现代中国研究中被长期回避的历史。他指出,尽管中国拥有数千年的帝国传统,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由于官方的“反帝国主义”叙事以及国家相对贫弱的状况,外界很少将现代中国视为一个帝国。然而,随着习近平时代中国的崛起及其全球影响力的扩张,这一观念正在迅速改变。
德鲁里认为,《中华银河帝国》一书恰逢其时,它不仅大胆地将当代中国定义为一个帝国,更重要的是,它提出了一个全新的概念——“银河帝国”,以描述其独特的、非传统的帝国形态。在文章的核心部分,德鲁里引用了该书的精彩论述,以阐明这一复杂而新颖的观点:
该书作者毫不犹豫地将中国称为帝国,他们写道:“如果‘帝国’一词指的是一个政体,其变革性力量在银行和信贷系统、资本投资、文化符号、治理安排和军事实力等方面远远超出其边界,那么无论其外交官、学者和官员怎么说,中国正迅速成为一个具有全球影响力的帝国。”作者们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它究竟是“何种”帝国?他们的答案是:一个银河帝国。
这篇书评进一步解释道:“银河帝国”的比喻并非仅仅指中国在太空探索领域的雄心,其更深层的含义在于描述一种“后领土”时代的新型霸权。这种权力不依赖于传统的领土征服,而是通过构建庞大的跨国网络来实现。
书中最具说服力的部分,是用具体案例来说明这种不断变化的霸权是如何运作的。例如,作者描绘了航运巨头中远集团 (COSCO) 如何通过租赁比雷埃夫斯、瓦伦西亚和鹿特丹等地的交通枢纽,将其庞大的船队与全球商业服务整合起来。当华盛顿用高墙和关税收紧美国边境时,北京却在倡导跨境互联互通和国际贸易。作者观察到:“流动的机动性正是中华银河帝国的通货。”
如果说中远集团代表了交通运输领域的银河帝国,那么科技巨头腾讯则讲述了中国“全球网络化数字通信媒体星系”的故事。书评作者引用书中一个绝妙的比喻,将微信(WeChat)形容为“一个掌握在掌心的帝国入口,它集银河帝国的蒸汽船、铁路、信号灯、电报、邮政、广播、电话和电视于一身”。
在文章的最后,德鲁里也提及了书中所指出的这种新型帝国的脆弱性,例如其在获取国内外民众信任方面所面临的挑战,尤其是在香港问题上,“帝国未能赢得人心”。
总而言之,德鲁里认为《中华银河帝国》是一部极具启发性的“挑衅之作”,它成功地推动了人们对中国全球角色的讨论。他以一个发人深省的观察结尾:当今世界由两个都自认为是“大卫”的“歌利亚”(指体量巨大但都怀有受害者心态的中美两国)主导,这无疑是一个充满风险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