下一步是不是忠字舞？

CDT编辑注：中国民间档案馆（China Unofficial Archives）是前驻华记者、普利策新闻奖得主张彦（Ian Johnson）创办的公益组织，致力于收集、保存和传播被审查、被压制的中国民间历史，2023年12月在美国成立。网站为中英双语，馆藏资料免费向公众开放。

2025年7月13日是刘晓波逝世八周年的纪念日。本文是2018年张彦在柏林锡安教堂纪念刘晓波逝世一周年时所发表的演讲，作者近期又进行了补充。时至今日，刘晓波在中国历史上的重要性与象征意义不仅没有减弱，反而愈加凸显。这不仅是因为他留在中国并坚持抗争的勇气，更因为他对自我的深刻反省——一个曾颇为轻狂自负的知识分子，最终成长为一个思想者，并起而行之，示范给生活在专制体制下的人们，该如何诚实而有尊严地度过一生。

作者：张彦

1898年，一些中国最杰出的知识分子与光绪皇帝结盟，这位年轻的统治者试图“变法”以巩固自己的地位，改革触及当时的政治、经济和教育等各个层面。但朝廷顽固的保守势力迅速反击，变法失败，光绪被废黜，他的幕僚纷纷亡命天涯。

然而，并不是所有人都踏上了逃亡之路，其中一个人就是谭嗣同——一位祖籍湖南浏阳的年轻士子。谭嗣同知道留在北京意味着死亡，但他认为，真正的“变法”没有不流血而能成功的，“有之，请从嗣同始！”

谭嗣同是他那一代人中最优秀的学问家之一。他曾著《仁学》，批判“天不变，道亦不变”的顽固思想，论证改变社会的政治理想。他创办过学校、报纸，和当时有维新思想的官员和读书人广泛结交。在危险逼近的时刻，他完全有理由，也有条件保住自己，以图将来，继续投身变革的事业。但他终究决定留下来：挺身面对死亡，以自己的牺牲来唤醒当时沉睡中的民众。

在北京菜市口刑场被斩首前，谭嗣同轻声说出了一个半世纪以来，中国在建立一个现代化多元国家所作的努力中，广为人知的名言：“有心杀贼，无力回天，死得其所，快哉快哉！”

自从刘晓波2017年因癌症在囚禁中去世，我经常想起谭嗣同的命运。癌症和刽子手的刀不是一回事，但跨越120年，他们两人的死，仍有相通之处。和谭嗣同投身“变法”一样，刘晓波也为一项最终似乎以无望收场的事业付出了沉重代价——这就是1989年的天安门抗议运动。时间流逝，历史证明了谭嗣同无罪；而我不禁想，历史能不能也给刘晓波这样一个交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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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9年天安门运动爆发时，刘晓波人在国外，但选择了回到中国，后来他成为著名的“天安门四君子”之一。而当“六四”血腥镇压开始，他锒铛入狱之后，虽然还有机会离开中国，但他依然再次选择留下。后来，是更严厉的监禁，他依然决定留下，继续抗争。和1989年的天安门不一样，他所冒的风险，不再是军队的立刻到来，而是今天所有挑战国家权力的人可能面临的牢狱之灾。

于刘晓波而言，这不是一个求死的决定，而是一种对命运毫不回避、甘愿领受的承担。

讽刺的是，尽管随着时间的推移，他的思想变得更为温和、内省，他所遭受的打压却变本加厉。在2024年出版的刘晓波传记《我没有敌人：刘晓波的生平和遗产》一书中，作者林培瑞与吴大志指出，刘晓波曾是一个充满激情、语言尖锐、喜欢折腾出“大动静”的浪漫主义者。早年的他，也时常疏远朋友，沉溺于一些戏剧性的表达。年轻时的他，在某种意义上也像谭嗣同，一直试图用自己的声音震醒国民。

1990年代，在反复失去自由的生活中，他一直没有停止严厉的自我反省。而这种省思促成了他思想与行为的改变。在一篇文章中，他曾坦承：

“现在，回头仔细检视才发现，我的整个青春期生长于文化沙漠之中，我所赖以写作的文化滋养，除了仇恨、暴力、狂妄，就是说谎、无赖、犬儒，这些党文化的毒素喂养了整整几代人，我便是其中之一。”

这种省思并不意味着他放弃抗争的道路，而是将注意力转向更现实的路径。他依然支持全盘西化，但也开始强调一个极具儒家色彩的观念：通过个体的生活与行为来推动社会变革。他曾经说过，中国人需要认真检视“我们这种不民主的生活方式”，并且“有意识地努力把民主价值观带到我们自己的个人关系中（老师与学生、父亲与儿子、丈夫与妻子、朋友之间）”。

他也关注普通人面临的问题——那些被他的朋友、作家王小波称之为“沉默的大多数”——他们不仅是政治异议者，还有权利被剥夺的性少数人群，童工、农民以及工人。

他将注意力投向沉默的大多数，但起初并不清楚该如何着手。1990年代，他仍延续着传统异议者的模式，不断发起请愿、发表声明，但收效甚微，几乎只换来再次入狱。1999年，他三年劳教期满获释。与此同时，一个面向更广大群体的新平台在中国出现，那就是互联网。

当时的中国互联网远未受到今日如此严密的审查，觉醒的公民在网上揭露社会弊病，引发公共关注。刘晓波则是这一浪潮中最具思想力的倡导者与分析者之一。他结识并连接了许多草根的维权者，也经常撰文支持他们的行动。

这也是“维权运动”最活跃的时期之一——公民尝试通过互联网，阻击党权的无度扩张。而其行动逻辑简单明了：发现不公，揭发真相，借助公众舆论施压，逼迫政府回应。

这些理念受到崔卫平翻译的哈维尔与米奇尼克著作的影响。这些作品无法在官方出版，却在网络上广泛传播，激发了许多中国人相信，变革可以通过日常生活、践行常识，以去中心化与渐进的方式实现。刘晓波的文章回应了这些理念。他呼吁中国人“有尊严地过一种诚实的生活”（源于哈维尔），并主张“从边缘渗透至中心”（来自米奇尼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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最终，给刘晓波带来又一场牢狱之灾的，却是一项当时对他而言，已属“非典型”的行动。2005年，一些中国的知识分子开始酝酿一份政治宣言，希望对维权运动的核心价值观予以一个总结。2008年，他们决意发布一份宪章，借用捷克的《七七宪章》，命名为《零八宪章》。刘晓波起初并不热衷于再参与签名活动，但当“天安门母亲”丁子霖教授找到他，希望他负责编辑与组织签署时，他答应了。

他不仅润色了宪章文本，还凭借自身的声誉与信用，成功动员了很多人参与署名。第一批有303位知识分子与行动者参与联署。彼时的他，知道自己要冒极大的风险——作为中国最知名的异见人士之一，他发布宪章后，必然会成为当局的重点打击对象。2008年12月8日，警方将他从家中蒙眼带走。次日，《零八宪章》在网上发布，部分签署人被短暂拘捕，但刘晓波被正式逮捕，自此再未获得自由。

刘晓波终究于2017年7月13日去世。他去世的过程，我们或许永远无法完全知晓。但可以确定的是，刘晓波之死，很可能与政府渎职和回避责任有关。

一位多年与刘晓波家人保持联系的朋友透露，直到2017年6月初，家人才被正式告知刘晓波患有癌症。但此消息直到当年的6月26日才向外界公布。我怀疑，实际情况可能是当局意识到他病情危急，即将去世，而若他死于狱中，后果将极其严重——显而易见，历史上唯一一位在国家监禁中去世的诺贝尔和平奖得主，是德国的和平主义者卡尔·冯·奥西茨基（Carl von Ossietzky），他于1935年获奖，三年后死于纳粹的牢狱之中。

当局迅速将刘晓波转送至一家设有安保的医院，并向外发布了一份看似人道的声明，宣称他“保外就医”。但事实是，他在那里仍然被严密看守，只不过从监狱转移到了肿瘤病房。

面对外界的质疑，中国当局开始全方位为自己辩解。政府开始罕见地定期公布刘晓波的病情通报，甚至允许外国医生前往探视。《环球时报》作为中共对外宣传的主要喉舌，则一连发表多篇文章攻击刘晓波，并完全撇掉政府的责任。

其中一篇发表于刘晓波的病情公开两天之后，语气严厉。文章暗示刘晓波不会被允许出国就医，理由完全是政治性的：出国后，他可能利用诺奖得主身份“为中国制造麻烦”。至于他的癌症，文章毫不掩饰地归咎于他本人：“咎由自取”。

这篇英文社论语气冰冷，写道：

“中国并没有如西方在上世纪八九十年代预测的那样崩溃，反而创造了世界经济奇迹。一批民主运动者和异议分子赌输了，毁了自己的一生。刘晓波即使获得诺贝尔和平奖，最终的命运依然可能是悲剧性的。”

文章还预测他将被人遗忘，声称只有在“个人奋斗和坚持……顺应了中国发展和时代潮流”的情况下，才能成就一个英雄的诞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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某种意义上，这正是问题的核心所在：中国的历史走向究竟是什么？中共一直用某种历史宿命论为其统治辩护，声称自己是“历史选择的结果”，肩负“救中国于危难”的使命。但在经历了几十年的动荡后，1970年代末期，共产党又把自己扮演成缔造发展的独裁者角色：它带来了发展，所以它有理由统治这个国家。

然而，在过去的十年里，随着经济增长放缓，以及许多中国人习惯了繁荣，这种逻辑已经在减弱。现在中国的统治者开始使用其它理由：执政者正在努力恢复20世纪被摧毁的传统，并发誓要创造一种更加道德的政治和社会秩序。这正是习近平执政理念的核心之一：宣称他的统治是对稳定与传统的回归。

然而，“进谏”——即提出建设性批评这一深植于中国政治文化的传统，则是被习拒绝的。中国历史绵长，许多皇帝虽拒绝忠谏，甚至残杀谏臣，但在后来的史书中都被视为暴君。如果今天的中国真在尝试重建一种道德政治秩序，那么，仅因思想与言论就严厉打击一位知识分子，怎能令人信服？

这就是刘晓波的重要之处：他的一生和死亡，代表了过去一个世纪以来，那些中国改革的倡导者们要面对的根本难题：不是如何提高GDP或收复失去的领土，而是如何创造一个更人道、更公正的政治制度。

和谭嗣同一样，刘晓波知道他在历史里的责任。谭嗣同目睹中国被一个必须打破的因果恶性循环所困。对于刘晓波，他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角色是看到未来，并把他所见的描述出来，不管付出什么代价。正如他在1988年的文章《论孤独》中写道的一样：

“他的最重要的、甚至是唯一的使命就是为时代、为民族、为人类提供‘超前意识’。知识分子的视野必须在现存的观念、秩序之外，必须是冒险者，孤独地前行，直到他走出很远之后，人们才可能发现其价值……他能在盛世中透视出危机的预兆，在自信中体验到即将光临的幻灭。”

本期推荐档案：

林培瑞、吴大志：《我没有敌人：刘晓波的生平和遗产》（英文）

蔡楚（主编）：《刘晓波纪念文集》

01 本期重点 烟花易爆，工人难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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6月16日，湖南省临澧县山洲村一烟花厂发生爆炸，造成9人遇难，26人受伤。事故发生后，有媒体披露，自2023至2025年，该厂多次因“改变工房用途”、“超核定药量储存”等问题被立案调查；又因“余药清理不及时”、“消防设施配备不规范”等隐患被责令整改。执法处理的罚款金额从5000元到5万元不等。

政府部门的监管流于形式，与地方产业发展的考量脱不了干系。烟花爆竹产业是临澧县的支柱产业。2024年，临澧县烟花爆竹全产业链产值达60亿元，连续2年翻倍增长，且提出了“2026年产值达到100亿元“的目标。在经济发展目标的导向下，安全事故屡见不鲜。公开信息显示，临澧县每年至少发生2起爆炸事故，只因死伤人数较少未引发广泛关注。

“有前科”的重大事故也并非孤例。例如，今年4月，湖南醴陵市一烟花鞭炮厂爆炸致3死2伤，该厂也曾因鞭炮药物超量存放被处罚。就山洲烟花厂而言，几千到数万的罚款金额、责令整改的行政处罚，与其3000万元的年产值相比形同挠痒。加之责令停产、顶格处罚等强力措施的长期缺位，实际上形成了“轻罚代管”的局面，并造成了“不罚不管”的事实，未能构成有效约束。不仅如此，在山洲烟花厂的法定代表人徐合平名下还有多位股东，承包关系错综复杂，有着“厂中厂”的构造。这既为生产安全监管造成诸多不便，同时也是监管不力长期累积的后果。内地县城的支柱产业往往是劳动密集型的高危行业，如烟花爆竹、建筑施工、煤矿开发等，推动经济增长的发展逻辑与问责追责的监管逻辑互相拉扯，在安全监管上，地方政府采取的往往是消极、被动的应对策略。如此形成的监管空转与安全失守，远非官媒一句“当地政绩观出现偏差”所能概括，而是官僚系统运转张力的结构性结果。

此次事故反映的县域劳动力结构问题同样值得关注。据村民反映，该厂此前已发生过多次爆炸事故，也曾有过死伤，但均以厂方迅速赔偿了事告终，没有掀起任何水花。事故频发、风险显著，为何当地村民仍愿意进入该工厂工作？原因很简单：足够低门槛、足够灵活。山洲花炮厂“允许日结兼职、全职，不需要打卡，用工制度极为灵活，也不拖欠工资”，因此体力衰退或身体伤残的中老年村民、需要照料家庭的妇女，即便提心吊胆，依然会选择进入该厂。在厂内工作的，有历经车祸、癌症，带完孙子在厂里挣“油盐钱”的老年妇女；也有在赶工时进厂、每年为家里增添2000元收入的家庭妇女。不少人都是临时工，ta们每日不固定时间进厂，通常可能在凌晨两三点，工作至次日12点下班，赚取一日三五十的日结工资。

据报道，此次事故9名遇难者中，除有一女性是46岁，其余8人年龄均在54岁～62岁之间。这也是县域常见的劳动力结构，留守或返乡的中老年人，尤其是女性，在家乡从事的，往往是无保障的高危行业。以工事有料整理的内地打工路上的交通事故为例，女性工人、老年工人、临时工是大部份遇难者的共同特征。讽刺的是，不少工人年轻时曾前往沿海地区打工，在沿海工地、流水线上忍受过长工时、高强度、低保障的劳动环境。如今，随着产业转移将低端产业“回流”内地，沿海劳动条件有所改善，而最能适应县域产业高强度、无防护的劳动条件的，依然是这批低学历、低技能，且失去了“年龄优势”的返乡工人。

02 工人动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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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工厂工地——

扬州两塔吊工人高温中暑被困，消防80分钟成功救援

6月26日20时，江苏扬州仪征市青山镇中元路1号某工地发生一起塔吊工人被困事故。两名维修工人在高空作业时因高温天气导致中暑，被困塔吊操作室内无法自行脱困。接警后，化工园区消防站立即出动登高云梯车展开救援。整个救援持续80分钟，两名工人最终安全获救并送医。"当时气温超过35℃，他们在塔吊上连续工作近4小时。"现场目击工人表示。 消防部门提醒，高温天气应调整作业时间，避免午后露天高强度劳动，并随身携带防暑降温用品。来源

江阴化纤企业闪爆事故报告：6名责任人被追刑责

6月中旬，《无锡江阴市恒园彩纤有限公司“7·17”较大闪爆事故调查报告》公布。2024年7月17日12时56分，江苏江阴市恒园彩纤有限公司发生重大闪爆事故。因员工违规操作关闭真空泵和气相阀，导致混料提纯釜内有机废气积聚爆炸。爆炸引发高温导热油喷溅火灾，造成5人死亡、11人受伤，直接经济损失1528.3万元。调查显示，涉事企业存在严重安全管理漏洞：未制定操作规程、未设置紧急泄压装置、员工培训缺失。厂房出租方第一化纤公司未履行安全告知义务，设计单位普立特公司设备不达标。目前，恒园公司厂长唐军等6人已被追究刑事责任。该事故暴露出"厂中厂"模式监管盲区及化纤行业安全风险管控缺失等问题。来源1，来源2

开封祥符区砖厂涉嫌强迫残障人员劳动，17名工人获救

6月18日，河南开封市祥符区袁坊乡安平砖厂被曝涉嫌强迫残障人员劳动。打拐志愿者上官正义接到线索后前往调查，发现多名言行异常的男子在搬运砖块，工人称其“全年无休，每天工作12小时，没有工资”。现场工人透露，这些残障工人由工头看管，两班倒作业，装一车砖需两小时，“砖块烫手，粉尘大，正常人不会干”。上官正义当日报警，警方到场带走多名工头及工人，并连夜追捕逃逸者。涉事砖厂成立于2008年，但营业执照已注销，注销原因未公开。当地正对用工企业展开排查。来源

——白领——

搬迁、裁员、解散：网络公司劳动争议败诉后的反弹

6月27日，广州多益网络股份有限公司发布公告称，因不满广州市黄埔区法院四起劳动争议案件判决，公司声明指责法院判决“损害企业自主经营权”，决定在“近几年内”将总部搬离广州，并裁减广州团队1000人以上。此次风波源于2025年初多益网络向离职员工追讨4.4万元餐费事件，该公司要求一名前员工按每餐30元标准支付工作期间餐费，遭法院驳回后，公司宣布调整广州员工餐费政策，由“可选”改为“强制预收”。类似的戏码在2024年7月就曾上演过一次，彼时该公司在劳动争议败诉后直接关闭了成都公司。此类“巨婴”式反弹被认为是该公司掩盖经营问题的借口。而多益网络创始人徐波也长期因争议性管理方式备受关注，包括“自愿降薪”测试、员工互删微信等规定。来源1，来源2，来源3‌‌

——劳动保障——

山西蒲县惊现"1岁工作22岁退休"，当事人违规领取养老金69万元

6月27日，审计署报告披露山西临汾蒲县疾控中心一职工档案存在14处涂改，出现"1岁工作、22岁退休"的荒诞记录。该人员不仅违规办理退休手续，累计领取养老金69万元，同时还在新单位任职领取工资。 蒲县政府回应称情况属实，已组织疾控中心、人社、纪委等多部门联合调查。此次审计发现25省2.83万名职工通过篡改档案等方式违规提前退休，涉及金额5.19亿元，暴露出养老保险审核机制存在严重漏洞。来源

03 深度与评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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I. 工事有料｜黑砖窑频频再现：湖南艳飞建材等砖厂控制智力障碍人员劳动

根据有料编辑，2025年6月4日，湖南省湖南省临湘市艳飞建材有限公司被曝光使用智力障碍人士做工，从事高强度且缺乏保护的体力劳动，每天需工作12小时，现场的智力障碍人士并未穿戴任何防高温、防尘的防护措施，有工人称自己工作没有钱，全年无休，遭遇工头随意打骂，生病时靠止痛药度过。此外，河南和山西的砖厂在这个六月均曝出控制残障人员从事搬砖苦力。在社会保障和就业扶持明显缺位，对残障人士权益的社会监督机制也不完善的背景下，残障人士就业和得到劳动报酬的权力被企业转变成收割利益的空子，企业一方面可以通过诱骗欺骗残障人士，迫使ta们超时在没有工作保障和安全的情况下工作，另一方面可以靠残疾人证避免缴纳保障金和税费基础。阅读原文

II. 中国劳动趋势｜实证翻译——流动的劳动与无法转移的养老金：农民工受到威胁的养老金权益

尽管农民工为中国经济发展做出了巨大贡献，但由于财政与行政体制的高度分权，ta们往往无法在跨省流动中携带和延续自己的养老保险权益。截至2012年，全国仅有不到15%的农民工参加了城镇职工养老保险，主要原因即在于担心养老保险缴费难以跨地区转移、缴费权益最终流失。省级政府在当前的养老制度中扮演着实际的政策制定者角色，既管理本地养老基金，又有权调整缴费比例、设定参保条件。虽然改革在政策层面启动，但地方政府，特别是农民工流入地（如广东），在实际执行中出于维护本地养老金基金盈余和地方经济利益的目的，设置了各种“技术性障碍”来限制养老金转出。由于养老基金成为地方财政重要资源，流入地政府普遍缺乏推动全国统筹改革的积极性，而输出地则因人口流失与财政压力陷入困境。阅读原文

III.极昼Story｜从12楼坠落幸存，一个县漂女人的中年沉浮

本文还原了一个县城打工家庭在风险面前的结构性脆弱与劳工日常的真实质地。工厂工人与门窗安装工人丈夫的帮工彭惠芳在没有任何安全防护的情况下，从12楼高空坠落，仅靠一层电动车棚幸存，随后陷入长期卧床、手术和康复的艰难过程。在城市边缘的新房尚未安稳落脚，生活就被巨大的医疗开支、停工损失与家庭照料需求压得喘不过气。彭惠芳“奇迹生还”，但在社会结构未变、照护制度缺失的背景下，这一奇迹被折叠进了新的多重脆弱里：房贷4600元/月、装修贷每月再还2600元，生病借债十余万；婆婆本做舞鞋维生，因儿媳受伤留家照护，停下收入来源；丈夫在事故现场目睹妻子坠落后，成了全家的唯一劳动力；彭惠芳早年外出打工供哥哥读书，事故后再次为向哥哥借钱将首套买下未入住的房产抵给哥哥。阶层与性别的不公仍然在她的劫后余生里得以延续。阅读原文

IV. 小笼包｜小笼包的萨利亚经历

图为网友分享的萨莉亚打工经历

以小笼包的亲身叙述为起点，我们得以窥见萨莉亚“低价高效”背后真实而沉重的劳工现场。而正如文章所揭示，萨莉亚成功的商业模式，本质是一套高度流程化、标准化、压缩人力成本的劳动体系——要求每一位员工无差别地完成预设动作，依靠手册与时间表规范一切。从小笼包必须学会的“单手端三盘”到他在后厨高温下晕厥，再到被迫忍受烫伤后仍需报以“微笑服务”，这些都不是个例，而是这套系统运行的“基本逻辑”。他的兼职工作被排入“严丝合缝”的工时表中，几乎没有喘息空间。虽得到了同事“哥姐”们的照应与善意，但这些温情只是制度缝隙中的人际补丁，无法真正对抗持续性的劳力压榨。萨莉亚之所以能够维持“西餐界蜜雪冰城”的低价奇迹，是因为有千千万万个像小笼包一样的青年劳工，用身体和情绪消化了标准化与降本提效的全部代价。阅读原文

V. 中工网｜ 铁皮宿舍里的工地日记

胡瑞明是来自河南林州的农民工，目前在天津工地担任库管。他每天在工地高强度工作后，利用晚上的时间在今日头条上坚持写“工地日记”，记录农民工真实的生活。宿舍简陋，他住在铁皮屋中，夏天没有空调，只能在蚊虫环绕中对着手机语音输入，或手写文章。他多聚焦于打工日常，如34度高温下喝完三瓶水、床上逮十几只臭虫、工地饮水困难、日结工奔波。胡瑞明自小酷爱写作，曾在工厂当兼职通讯员，发表过多篇报道。工厂关闭后，他辗转多地打零工，文学梦想一度搁置。直到2023年重新提笔，他计划一直写到退休，用文字记录底层工人的真实生活与尊严。阅读原文‌

04 调查与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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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前程无忧51job：《618电商领域从业观察2025》
2. 麦可思研究：《2025年版就业蓝皮书》
3. 澎湃新闻：《最新毕业去向数据告诉你，很多岗位并没有那么“专业对口”》
4. 劳科院、北京大学：《抖音促进高质量充分就业的价值研究报告》
5. 第一财经：《16省份2024年平均工资公布，收入前三行业各省不相同》
6. 薪智：《2025年Q2餐饮行业薪酬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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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小报周期（2025/6/17 – 2025/6/30）
撰稿：水泥、64、蓝水
编辑：马乙己
校对：乌云

正如我在之前的文章《阳具、阉割、权力关系和它的隐喻》中提到：

就像被阉割的得势太监只能通过性虐待女性得到所谓的征服感以补强其男性自尊一样-

“比如当一个人没有正常渠道诉诸对权力（即使是正当的、本应得的权力）的渴求，他就可能走向诬陷、举报，或者诉诸其他歪门邪道的方式。”

对官方媒体的深入“学习”和解读，是我们的政治和文化生活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让我们先来看这样一篇文章：

本文章据称，首次发表在人民日报上。

虽然我没有订阅过本报纸，也没有在人民日报APP寻找这篇文章（没内存了），但是鉴于转引本文章的红星云是一个官方媒体，那我们推定本文确实刊登在人民日报上。

好，那我们看文章本身。

这篇文章是一种标准的一捧一踩论证方式，即不仅要否定A还要推荐B。这种论证方式经常在商场里看到，有的导购会说“我家电脑比xx品牌同价位要好，我家的xxx内存，他家的才xxx”，也就是希望通过这种方式，推荐顾客选择自己家电脑。

本文有两个核心观点：

1.先生、小姐、老板、美女不行，同志、师傅行；

2.同志称呼应该重归主流，这是社会淳朴的表现。

我们进一步看他的论证逻辑：

在观点1中，作者认为“同志”这个称呼优于其他几个称呼，在本文开篇（第二段）进行的第一次捧一踩一中就单纯的归于情感原因，作者没能解释同志好在哪，其他称呼有多坏，他的核心论据是“我觉得同志叫着舒坦，那几个称呼听腻了”，仅此而已。

在接下来的三至七段，作者分别讲了：

3.称呼的时代性，其中用小篇幅介绍了“同志”，大篇幅介绍了“师傅”；

4.“老师”这个称呼被泛滥使用；

5.称呼多种多样，得体才合适；

6.体制内的称呼讲究；

7.“陈秘书”的例子。

在最后一段，作者表示：

近来有不少声音呼吁“同志”称呼重归主流，作者很赞同。

在开头说了一句“叫同志好”之后，作者从中国出发，先坐轮渡到北冰洋，然后换乘波音737到达日内瓦，然后搭乘地铁到里约热内卢，再乘火箭到火星，再坐哆啦A梦任意门回到自己的最后一段，终于扣题“叫同志好！”

在第8段，作者说“不少声音”，然而，由于缺乏任何有效力的实证研究，我们没有任何人知道，究竟有“多少声音”认为“同志称呼应该回归主流”。

“不少声音”可能是真的有，也可能是作者身边朋友的反映，那么这种文章希望以个人境遇获得普世经验，这无非是一种缺乏任何说服力的论证方式。

感情色彩在本文中非常强烈，前文的论证也因此自相矛盾。作者一方面承认“称呼有时代性”，另一方面认为随着时代发展而产生的“先生小姐女士”等称呼“听腻了”，进而支持其观点——“应该叫同志”。既承认时代性，又否认时代发展中产生的新称呼的适用性，然后就是一个主观的、意气用事的思维跳跃。

但仅仅是论证逻辑还不是本文最大的问题，最大的问题是本文作者、本文的刊发、转载背后对社会话语权进行的规训尝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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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们先看文本本身。

首先是本文构建的怀旧偏见。本文并没有拿出任何语言学或者传播学上的依据证明称呼之间的三六九等，只是通过一再地诉诸感情，诉诸对旧时代的怀念，在这种语言结构中，将“同志”与“过去社会的淳朴”联系起来，暗示现代社会的“轻浮”的；

其次是精英视角。这里我们可以简单理解为“爹味”，作者以知识分子身份比如提到曾经写杂文、插队经历等，本身就暗含所谓精英阶层对社会的规训意图，这带来的直接影响就是，他自己觉得自己爹味够浓说话就有理，进而不需要充实的论证和逻辑合理；

最后是通过对论证素材的特别裁剪构建的语义歧视。在现代社会中，LGBTQ+有一部分人也被成为“同志”，作者选择忽视掉了（或者根本不知道这种歧义），然后通过经历叙事构建“师傅”这种称呼因为具有“淳朴风气”二产生的正当性；紧接着，他援引官场的不正之气例子，认为“头儿”“老大”“老板”等称呼是不佳的。为什么这里也是一个被裁剪的论证方式呢？

我们仔细看一下作者的思路：作者核心是认为叫同志好，紧接着就要认为其他称呼不好。在这个目的下，作者尝试对“老板”这个称呼进行污名化。首先，我们正常人肯定是痛恨官僚作风的，作者以官场内称呼“老板”的例子，将老板这个称呼与官僚作风捆绑，引导人们将对官僚作风的厌恶延伸到这个称呼上。但是不要忘了，“老板”这个称呼本就不是该出现在官场里的，作者选用这种极端的、片面的、不合理的语言情景，来为自己的偏见提供论据。

不过遗憾的是，作者可能并没有太多办法构建“同志”这个称呼的正当性，所以写了太多和同志这个称呼无关的事情。

还有就是一个经典的逻辑谬误，作者始终没解释同志好在哪，通篇在尝试诉诸传统，也即，他是传统的，所以他是好的。这回避了根本的询问，为什么他是好的？为什么传统的就应该是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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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一步需要考虑的是这篇文章的刊发和转载。

任何一个报纸、期刊或者出版物刊发某种文章都有其目的在。

于是，尽管本文的论述方式颇具不讲逻辑的“传统美学”，还是可以在人民日报上刊发。

在刊发后，诸地方官媒进行转载——

湖南微政务公众号标题为：有不少声音呼吁同志称呼重归主流

四川观察抖音号标题为：人民日报发文：呼吁同志称呼重归主流，这是风气重归淳朴的表现。

在这两个标题中，我们可以观察到：

首先，“不少声音”被默认为正确的、无需考证的了，在日后的公文里，或者落实某种政策里，因为人民日报属于官媒，所以其他情景就可以直接表示“不少声音都认为……”这样，一个不知道是不是真的的“不少”就真不少，并且可以被应用了。下一步就是诉诸“不少”背后的“民意”，来为进一步的政策落实和论证构建正当性；

其次，作者个人观点已经成为了“官媒”的观点，当然，日报愿意刊发之，自然也是表示了对这种观点的默示的支持，但是如果本新闻是“陈其浩发文：……”恐怕无人问津。这也是我对本文大加批判的原因，如果本文只是一个老头写的杂记，那怎么论证怎么说理当然不重要，但是本文是刊发在大媒体上的，呼吁若干人做这样一件事的文章，如果没有详实的论证，恐怕实在是难以说服别人。

感谢大家的关注，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被提前释放。

据代理二人的律师的分享可知，关于坚果兄弟和郑宏彬的暂缓执行行政拘留的申请通过，两人被放出，已经离开陕西榆林拘留所。

非常感谢朋友们对笔者的肯定，上篇已被删帖的文章《一埋了之的煤矸石乱象｜坚果兄弟和郑宏彬被消失的背后》共计收到601元赞赏，笔者已转二人亲友，作为迎归之礼。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微信公众号：

解**：网络的力量不容小觑，所以不管谁遇到不公我都必须大声喊出来[拳头]

小**：他爱国爱家，我们就要爱他！坚果兄弟不是一个人，是一群有抱负有担当的人！

老**：敬为正义良知发声的所有人！

张**：我很开心里面有我的几块钱，如果人多了，即使一块钱，也代表着一份有力的力量。这社会，有良知的公众号应该生存不易，需要大大支持，即使有可能被骗几次，但只要能一次支持到有良知的公众号也是值得。

孤**：他们安全就好

小**：但行好事，莫问前程加油大哥

当代都市人最“亲密”的时刻，绝对有在早晚高峰地铁里，和陌生人交换体温和呼吸。

只不过，一线城市曾经逼仄的车厢，如今似乎宽敞了些；而在杭州、武汉、合肥，越来越多人涌入早班地铁，前胸贴后背成了常态。这些体感变化，映照的正是中国人口版图的重新洗牌。

2021 年，中国总人口达到峰值 14.126 亿；次年死亡人数首次超过出生人数，人口自然增长由正转负，宣告持续 60 年的增长就此终结。

与此同时，常住人口流失，正以前所未有的速度，席卷中国三分之二的省份。

越来越多省份，常住人口在减少

每年夏天，都是新一轮的离开。大学毕业季刚过，一批又一批年轻人背起行囊，他们中只有少数回到家乡，更多的人，则走得越来越远。

翻看 2024 年全国 31 个省级行政区的常住人口数量，会发现有 20 个地区的常住人口较上年减少，3 个基本持平，仅 8 个仍维持增长。

其中，能生的广东、会赚的浙江、敢闯的福建，分别位列全国常住人口增长榜的第一、二、四名。

新疆、西藏两个少数民族聚居地表现同样亮眼，分别增长 25 万和 5 万。陕西和安徽则在一众中西部人口流出省份中，勉强“守住阵地”。

意外的是，最爱回家考公的山东人，如今正成批离开。2024 年，山东常住人口减少了 43 万人，降幅位居全国之最，且从 2021 年开始已连续三年减少。

要知道，在 2001-2021 年间，山东常住人口累计增长了 1172 万人，这也让山东成为了仅次于广东的亿级人口大省。

此外，与山东一同“失守”的还有河南、湖南两个传统人口大省，2024 年常住人口均减少约 30 万人。

如果把时间轴拉长，就会发现当全国人口还在增长时，一些地方已经悄悄按下减速键。

2000 年到 2010 年，全国有五个省份出现常住人口减少，集中在四川、贵州、广西等经济基础较弱的地区。彼时的东北，尚能依靠老工业体系余温维持微弱增长。

等到 2010 年代，东北正式告急，十年间常住人口合计减少超 1130 万，成为第一个人口整体性流失的区域。全国范围内，常住人口减少的省份在此期间微增至六个。

真正的拐点，出现在 2020 年后。常住人口外流的问题波及到越来越多的地区，河南、湖南、山东、河北等接棒下滑。就连上海、天津这些直辖市，吸引力也不及往昔。

对比 2024 与 2020 年，常住人口呈减少态势的省级行政区，已经激增至 19 个。

即便是常住人口还在增长的省份，也已经难以再现当年的高光时刻。以广东为例，2020-2024 年的人口增量，仅相当于 2000-2004 年的三分之一。

这背后，除了出生率持续探底，人口流动也更趋“原地化”。第七次人口普查显示，全国 3.76 亿流动人口中，近七成为省内流动，较 2010 年提升 5.6 个百分点。

换句话说，人们还在动，但不再走那么远了。“东西南北中，发财到广东”，这句鼓舞一代人背井离乡、南下打拼的口号，似乎也没那么响亮了。

“多点开花”，不敌省会独大

相比省份整体的常住人口是涨是跌，更值得关注的是：这些人，究竟去了哪？

在经济活跃、发展均衡的省份，人口在多个城市间“开花”；而在人口收缩地区，省会几乎成了唯一归宿。

民营经济大省浙江，是前者的典型，2024 年对比 2020 年，其 11 个地级市都实现了常住人口的增长。

其中“数字经济第一城”杭州，四年新增 65.9 万人，稳居全省首位。常住人口即将迈入千万俱乐部的宁波与温州，分别增长 35.7 万与 26.5 万。就连存在感稍弱的舟山、丽水，也都没有掉队。

而与浙江人口体量相近的湖南，省内格局却几乎反了过来。

2020 年到 2024 年，仅长沙一棵独苗常住人口在增长，四年净增 55.6 万。这座有装备制造支柱、靠文娱产业出圈的网红城市，成了年轻人能打工更能生活的理想落脚点。

至于湖南其余 13 个市州，常住人口全线下滑。衡阳、邵阳、永州这些大市，四年间均出走超 20 万人。

这其中的湖南人，不乏大量流向年轻又有活力的深圳。毕竟满大街的湘菜馆、塑普口音的打工人，早使得深圳被戏称为是湖南人省外的省会：

去深圳对湖南人来说太“对口”了，就像家门口的食堂，谁还非得绕远路去别家？

其实，像湖南这样省会一枝独秀，地市大幅失血的人口版图，在内陆省份并不少见。

我们统计了 2020 年和 2024 年，27 个省会或首府占该省级行政区常住人口的比重，发现青海西宁、宁夏银川和吉林长春排在前三，几乎都容纳了全省四成常住人口。

如果看这四年间的变化，东北、华中和部分西部省份的省会吸引力明显增强。其中，武汉以两个百分点的增幅领跑全国省会，或与疫情后人口回流有关。

真正令人意外的，是一直被低估的贵阳，四年间常住人口占全省比重的涨幅排第二，而且新增常住人口达 19.96 万人，超过所有省会。

但也有像济南这样的失意省会。不仅人口规模长期被青岛压一头，在 GDP 实力、人气上也常常难以望其项背，坊间辣评“中国的青岛，山东的济南” 。

另外，江苏、广东这些沿海省份，因为多中心发展，省会虹吸效应并不突出，像苏州、佛山等新一线城市，2020 年到 2024 年的常住人口增量几乎与省会并驾齐驱。

产业造血，反哺中西部省份

不过放眼全国，省会城市依旧是多数省份人口流动的归宿。

尤其是在中西部地区，一些过去被轻视的“老实孩子”，正凭借强省会战略与产业突围，悄然改写人口流向的轨迹。

这就得提到安徽与贵州两个典型逆袭生——一个靠新能源汽车“弯道超车”，一个借大数据产业逆风翻盘。

早在世纪初，安徽还是劳务输出大省，各地市的大巴几乎天天往江浙沪开。但在 2010 年后的十年间，安徽常住人口不仅止跌，还增加了 148 万，崛起的汽车产业功不可没。

2010 年，安徽汽车产量首次破百万，奇瑞、江淮等车企初具规模，填补了长期缺位的支柱产业。

虽然 2017-2019 年受行业周期性调整影响，当地汽车产量和职工数有所下滑，但随着蔚来汽车合肥二期投产、比亚迪产业链配套落地，安徽又迅速接住了新能源汽车的“泼天富贵”，仅 2021-2023 年，汽车制造业就净增近十万职工。

更别提整车、零部件、锂电池等产业链上的新机会。无数车间灯火通明的背后，是源源不断返乡或迁入的年轻劳动人口。

相比之下，贵州的逆天改命，更像冥冥之中老天赏饭吃。

这片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的西南山地，曾位列最贫困的地区之一，出走大山的人很少愿意再归来。

拐点出现在 2013 年，“东数西算”战略铺开，各地争抢服务器落点，贵州凭气候凉、地质稳、电力足等优势意外成为“天然机房” ，此后，中国移动、华为、苹果 iCloud 等数据中心陆续布局。

2023 年，贵州全省软件业务收入达 851 亿元，是 2012 年的近 14 倍。从业人口也从 2.5 万上升到 4.2 万，虽然体量仍小，但对一个非沿海、非工业的山区省份而言，已属破局之变。

但增长背后，留人难的问题已悄然显现，软件行业就业人数在 2021 年达到 4.6 万人高峰后，连续两年下滑，到 2023 年已经减少 0.4 万人。

这也是不少网红省会正在经历的烦恼。前期靠政策红利、产业布局吸引人才流入容易，真要留下来，却没那么简单。

岗位不多、赛道单一，是许多来到这里的青年面临的第一道门槛。在一些省会城市，能选的工作大多集中在大厂外包、销售客服等，既谈不上高薪，也缺乏成长空间。

他们曾以为，自己能从内卷的一线城市逃出，奔向一个兼顾生活和梦想的新目的地。然而，即便没有了房价、通勤和生活成本的压力，现实也远没有想象中的美丽。

1

很多人也许没记住谭秦东这个名字，但仍会记得他的那张照片。照片摄于2019年4月17日，他从看守所出来那天。那天，谭秦东穿着刚换上的干净衬衫和针织背心，笔直站在背景满是枯树的路边，在看守所呆了三个多月后，他看起来惊魂未定。很难在这张脸上看到他的过去：一个体面的三甲医院医生。谭秦东当时39岁，有中南大学湘雅医学院硕士学位，曾担任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的麻醉医师，持有医师资格证和医师执业证。

但在这张照片里，他的身份、职业和尊严仿佛都被抹去了。

那之后，谭秦东有意避开媒体。那场遭遇后，他只想回到普通人的生活。

但前年冬天，谭秦东突发急性肾衰竭，慢性肾脏病后来逐渐发展成了尿毒症。生病后，他无法按照民营门诊部要求的工作强度，坐班出诊，因此失去了工作和原就微薄的收入。为了维持生计，谭秦东决定在微店卖书。这是他能想到的最体面的谋生方式。他写了一篇文章自陈现状——

“从18年的事件后，我工作也不太顺利，在社会上也是处处碰壁，多种疾病缠绕我身……作为一个医者，我知道我疾病的终点和转归是什么，但我还想继续活着，想有尊严地活着。”

文章标题叫《谭秦东：我是一个命苦之人》。

现在他住在广州，天河区的一个老小区，街对面就是棠下村，广州有名的城中村。他租的一居室加了隔断，改出了两间卧室。客厅很窄，只比过道稍宽一点，没法儿放沙发。他和访客坐在两张椅子上说话。隔一会儿，因为疼痛，他就得弯腰摁一摁水肿的小腿。

药盒，药罐，药板，屋里最显眼的是药。他刚经历一次死里逃生。去年12月的一个凌晨，3点左右，他被尿意憋醒，感到胸口阵阵绞痛。他猜测是肺水肿，起来吃了两片呋塞米，一种利尿剂。天亮的时候，住在附近的表弟来送他去医院。抽血检查，发现是心肌梗塞。

“真是命大。”当天给谭秦东做冠状动脉造影的医生说。谭秦东有点后悔，他知道自己有高脂血症和冠状动脉硬化，就为了省事，没吃降血脂药。导管从他右手腕内侧的桡动脉插入，把支架送到心脏，球囊充气时，他感受到心脏血管被扩张了。出院后，他每天吃18种西药。

除了下楼晒晒太阳，病人谭秦东其他的娱乐活动就是在微信上聊天。持各种观点的朋友在群里辩来辩去，他看到民生医疗相关的话题，也会忍不住说两句。出事之前，他并不是微博和头条的用户，离舆论场遥远。他也不像外界批评的那样反对中医，他姐姐就是中医博士。如果要仔细地谈，他只是觉得中药的安全性和有效性需要临床试验。

2

七年前的事，谭秦东现在不再避讳谈及。

2017年12月，谭秦东在某App上发表了一篇文章，他梳理了老年人心血管系统的医学常识，建议老年人不要饮酒，文末他提到一款药酒，“夸大疗效，包治百病广告屡禁不止，为何？”因为存在功效保证问题，该药酒的广告曾被多个省市食药监部门通报违法。在谭秦东自己看来，他只是有感而发，写了一篇科普文章，但一周后，1月10日，谭秦东遭到刑事拘留。此时，这篇文章全网阅读量2000余次。

到看守所，谭秦东领了一件囚服，挑了一床褥子，就睡在了大通铺上。早上6点半，《铁窗泪》一响，他看到十多个人醒来，把被子叠成豆腐块，之后，排队接水洗漱，排队打饭，打扫卫生。谭秦东是新来的，牢头说新犯有秽气，要他脱光衣服冲洗。北方天冷，自来水的寒气“刺”在他身上，他牙齿打颤，全身僵硬。8点多，所有人盘腿坐好，等狱警查房。谭秦东感到茫然，几乎天天哭。号子里的人有毒贩，杀人犯，强奸犯，只有他是因为写了篇文章进来的。有人嘲讽他：读这么多书有什么用？

谭秦东睡在大通铺靠厕所那头。牢头让他刷厕所。他那会儿膝关节炎复发，但出于恐惧，只能强忍着痛，跪在地上擦。擦完地，他坐到离厕所最远的角落休息。牢头总是故意来坐到他的脸上放屁。

有个狱友，40多岁，毒瘾发作，晚上不睡，白天撞墙，身体总痛得蜷成一团。谭秦东帮他按摩，免得挨打，“你一个外地人，在里面还是需要人保护你对不？要想不受欺负，你就要提供点专业服务。”

大通铺靠窗那头，有个铁闸门，打开后是个几平米的水泥院子，四四方方的，天花板上盖了铁栅栏。天气好的时候，犯人能去透风。谭秦东能在那儿晒晒太阳，待上二三十分钟。

狱友们都管谭秦东叫“大胡”。那段时间，他的胡子像野草一样疯长，又长又密，吃饭时，胡子总粘上稀粥。他就这样，邋遢地，在看守所过完了农历新年。

母亲和妻子在律师陪同下来看他。他现在都记得，那次和律师谈完后，他从会见室出来，狱警压着戴着脚铐的他穿过长廊，隔着长廊上的铁栅栏，有人喊他，他一回头，看见母亲在哭。

3月末，谭秦东被安排去“跑号”，到别的牢房干些杂活。他和一个中医大夫住到一起。那个中医大夫进来，是因为喝酒打架，打伤了人。两人每天五点半起来，给狱警扫厕所，之后去食堂，擀面条、做包子，再给牢房送饭。食堂的大叔，一个胖胖的老头，知道谭秦东是读书人，偷偷借给谭秦东剃须刀。

送完饭，谭秦东拿上铁锹，下地干活。他没干过农活，都是那位中医大夫教他，怎么刨地、铲粪、种大葱。他也教谭秦东中医养生的方法，教他打坐，练气功。

在看守所里，谭秦东常常想到那句话：穷不与富斗，民不与官争。他认为自己无罪，但只能自认倒霉。按刑法规定，损害商品信誉罪，最高刑期是两年有期徒刑。两年他能接受。他请律师为他做有罪辩护。他盼着进监狱：监狱的待遇至少能比看守所好点儿，他吃够了米汤配馒头。

这段时间，他的妻子四处奔波，积极联络律师和媒体。媒体报道后，中国医师协会、中南大学校友总会相继发函，为谭秦东声援。该案被退回公安机关补充侦查。

取保候审的那天下午，谭秦东正在地里劳动。那天来采访的记者问，后悔吗？

他说，人一辈子总要说两句真话，说了就说了，也没什么。

镜头里，再一次吃到面包，他几乎是一口吞下去的。

3

从看守所出来后，谭秦东确诊创伤后应激障碍，经常半夜惊醒，爬起来就往门口跑。他接受催眠疗法，想把相关记忆从脑子里删除，但效果有限。医生朋友建议他到北京看看心理科。他自己也觉得，继续待在广州，他难以克服内心的恐惧，这里没有什么力量能保护他，他很担心自己再被抓进去——5月，他曾收到一次传讯，回家后，他哭泣、自言自语、用头撞墙。

生计上也是问题。筹划一起开医美诊所的合伙人，在他出事期间另谋出路，几位公立医院的院长明确告诉他，没有公立医院会聘用一个新闻当事人，哪怕他是正义的一方。谭秦东感到，广州没有他的立足之地了。他得换个环境，恢复正常的生活。

“你去北京看看，北京人不怕事儿。”朋友劝他。

2018年7月，谭秦东出发了。

广州到北京的高铁终点站是北京西站。谭秦东就在北京西站附近找房子。通过中介，在马莲路的老小区，他租了间一居室。房东在北京一家出版社工作，看过谭秦东的身份证后，给他减免了一半房租。因为那场遭遇，在北漂生活开始之初，他遇到了好人。他留下印象，北京人“局气”，有情有义。

很快有视频媒体来采访他。谭秦东不愿意带记者去他的住处，借了朋友的办公室拍摄。中年漂泊，他尽量豁达，但还是难掩窘迫。他对记者说：40岁来北漂，居住在一个非常狭小的房间里面，我都不好意思带你们去，根本没办法拍。

租的房子吗，多少钱一个月？记者又问。他笑着摆摆手说，不说了、不说了，便宜、便宜。

刚到北京，谭秦东没有收入，他唯一能指望的是他的网络影响力：在微博上，他有20万粉丝，和一众医疗圈有份量的名人有互动。他想借势，利用自己的影响力做点什么。

谭秦东决定做科普视频。这是他第一次主持节目。也许是为了改变自己在人们心中的形象，谭秦东还事先打了瘦脸针。

但内容创业没有这么容易。那期节目的预告片一出，有关部门就联系他，说医患关系的选题争议大。

外包的拍摄团队也坑了他。前同事投资他的十万多块钱直接打了水漂。

谭秦东反思失败原因：哪一步都没走对。他不了解拍摄成本，话题也没选对。

创业之外，谭秦东想在北京做的另一件事是考博。他把目标定在北京大学，公共卫生方向。在谭秦东的理解里，北大的博导在国内的医疗界是举足轻重的人，他考北大，也能争取更多发展机会。

但他已经很多年没做过题了，考北大的难度远超他的想象。他连续考了两年。第一年考试，英语没过国家线。第二年，他备考了一段时间，干脆放弃了，没去报名。

在北京待久了，谭秦东发展了不少人脉。他经常参加饭局。饭桌上大家讨论社会话题，关心政治，跟广州的社交氛围不太一样。起初，谭秦东不太适应，他想北京这个地方，藏龙卧虎，山头林立，什么人都有，他紧张，怕说错话得罪人，人一多，他就闷头吃饭。知道他那场遭遇，大家都安慰他：都是小事儿、早点走出来、人生要多往前看。但也止步于此了。

谭秦东逐渐理解，别人是怎么看他的。“草民没有什么太多（发展）机会的。你是一个网络人物，热点人物，大家想认识你，也就这样。”谭秦东说。

找到一份工作还是很难。他和一个科普杂志的主编见过几次，关系不错，他想过那里也许有当科普作者的机会，但他没有开口，他没问，都没谈到那一步。他试着申请在医疗界的某个协会担任秘书，这个想法刚表达出来，就受到不认识的人阻止。他又申请加入某个民主党派，因为身份问题被回绝。

不过也不是没有收获。跟在广州的生活相比，在北京那三年，谭秦东的视野的确开阔了。见的名人多了，他慢慢认识到，高官教授，好人坏人，说到底都是普通人，普通人都需要找份工作，混口饭吃；人的立场都是变幻的，各种思潮都是观念，如梦幻泡影，衡量一个人最重要的品质是善良。

微博是个舆论场，医疗界、媒体界的名人朋友偶尔陷入负面风波，谭秦东说，朋友落难，他绝不落井下石，这是原则。

生计始终没有着落，多亏了朋友帮忙，谭秦东才能在北京“游荡”三年。北漂第二年，他认识了中科院心理研究所的一位教授。这位教授请谭秦东住到自己家里。于是谭秦东从北京西站搬出来，搬到了北京的东边，物资学院附近。他搬过去，省下了房租。生活开销他得靠家人同学接济。他有个同学在广州，开医药研发公司的，每月给他交医保，发两三千块钱工资。他尽量不多花钱，在物资学院附近吃碗面，10块钱。有时起得晚了，他一天吃一餐午饭。

关于北京的生活，谭秦东能回忆起来的细节很少。他长期吃药，吃抗抑郁的阿普唑仑，治疗失眠和焦虑的劳拉西泮。药物带来的副作用是反应变慢，记忆力变差，他感觉脑袋总是混沌的。即便如此，噩梦还是会找上门来，很多个夜里，他一身冷汗惊醒，再也无法入睡。为了寻求安全感，他能记起来的最主动的动作，是去北京市内的法源寺拜佛，或者到六里桥坐大巴，花上一天，去山西五台山的华严寺祈福。“试想什么样的人会急于前往寺庙寻求心灵上的安慰和解脱呢？”谭秦东后来在一篇文章里回忆他去普陀山的经历，“答曰：失意不顺之人，或者说，心苦之人。”

谭秦东不太擅长讲自己的感受，对于北漂这段经历，他用“缘”、“一场修行”来概括。

2021年秋天，谭秦东彻底离开北京。

4

离开北京后，谭秦东没有回广州，而是去了长沙，去参加全科医师培训。拿到全科医生资格证，到社区医院坐诊，对他来说，这是更务实的选择。

长沙是谭秦东熟悉的城市。他是湖南益阳人，在衡阳医学院读完大学，长沙是他读研的地方。女儿当时已经从广州转学到长沙，谭秦东和妻女住在一起。学了两个月理论课后，他下科室，每天坐公交车20分钟，到长沙市第一医院轮科实习。科室里不少医生都是他的熟人同学。他安慰自己，学无前后，达者为先。

研究生毕业的时候，谭秦东没考虑过长沙第一医院，他自认是985研究生，心气有点高，只想去综合性三甲医院。他没通过湖南省肿瘤医院的面试，又回绝了益阳市中心医院的机会。听朋友介绍说，广州收入高，他就去广州找机会，之后，进了南方医科大学第三附属医院。

学医，谭秦东是听从了母亲的安排。1979年，谭秦东出生于陕西。父母在部队认识。父亲来自湖北巴东，农村，单亲家庭。母亲是军医。她说，父亲年轻时帅得像电影明星。他们先有了一个女儿，五年后，又有了谭秦东。秦东，取自陕西、巴东的简称。谭秦东两岁时，母亲转业回到益阳，职业是医生。过几年，父亲也回益阳，在当地一家医院工作。母亲重视教育，供女儿一路读到医学博士，她给谭秦东取了小名“伟才”也希望也他能读书成才，离开小城市。

谭秦东读书时成绩一直一般，“能考上大学都算运气好了”。混混沌沌度过大学五年后，他本科毕业，回益阳一家医院的外科打杂了四年，直到2007年才考上中南大学湘雅医院的麻醉专业。

2007年的夏天，谭秦东和母亲到上海旅游，留下了几张现在看来颇为意气风发的照片。那会儿他刚考上研究生，正在和现在的妻子谈恋爱。新生活即将开始，谭秦东对一切充满期待。他不知道，再过几年，他就会偏离医生的职业轨道。那条看似确定、体面、有尊严的路，并没有那么容易走下去。

毕业那年，刚工作，谭秦东就得罪了人。面试南医三院的时候，和谭秦东竞争同个岗位的是个本科生。后来他才知道，那个本科生是麻醉科主任的湖北老乡、同济学妹。主任大概心有不爽，大事小事上总是刁难他：说话声音太大啦、口罩没戴好啦、怎么又在看手机啦。医院许诺安排集体宿舍，他等了三个月。那期间，他就住在手术室的值班室里，上下铺，洗澡洗漱都在医院解决。夜里值班的医生忙不过来，也喊他去帮忙。他实在睡不好。一狠心，搬到了城中村棠下村。

棠下村现在仍然是许多广漂落脚广州的第一站。谭秦东住在握手楼。薄薄的铁皮门拉开，一间客厅大小的房间，带了个厕所，几乎没有什么阳光。隔音不消说，很差，他都不知道房东是怎么把这一居室隔出来的。还有气味，从臭水沟里源源不断涌上来。这是他独自生活后住的最差的房子，但也比住在医院好：下了班能打电话，看小说，听听歌。

两年后，合同到期，医院没再跟他续签。科室的事业编制有硬性门槛：博士学历、拿到省部级科研项目。他也不知道是自己表现不好，还是主任就想让他走。

谭秦东只好参加其他医院的招聘面试。他通过了广州医科大学附属第四医院的考核，但就在那时候，他体检，血糖太高，没过关。前一年他就发现自己有轻度糖尿病，但因为工作太忙，他一直没重视。

没过多久，他在网上投简历，运气似乎还不错。有猎头挖他，去雅培医学部担任医学顾问。那是一家美国制药公司，弹性工作制，工资能开到他在医院时上班的三倍。好机会从天而降。他换上西装，飞到上海、香港、新加坡出差，拜访专家，组织他们开学术会议。那是一段现在想来，谭秦东仍觉得体面、风光的日子。

那几年，谭秦东没再想读博的事。他后来跳槽到百特，另一家制药公司，工资又涨了不少，税后能拿到一万七八。2013年女儿出生，他和妻子搬进了旭景西街的三室一厅，离开了城中村。

经济状况宽裕些的时候，下一个问题又出现了：要不要买房？女儿马上读幼儿园，之后读公立小学，都需要学区房。

当时，房价每平米两三万元，300万的房子，首付就90万。他没有那么多存款。就算凑够钱付首付，他也没法儿还1万元的月供。外企的职业成长路径和公立医院不同，他想要发展，就得去上海，外企总部，才有机会。

2015年，谭秦东辞掉了外企的工作，准备创业。他想让妻子生活得好一点儿。

第二年，他借了五十万，筹备开一家医美诊所。他和几个医生朋友合伙，在体育西站租了间一百多平米的店面，又是装修，又是购买设备。他终于要有自己的事业了。正是这个时候，他开始在App上写科普文章，想给自己的医美公司引流。

不久，那篇惹祸上身的文章就出现了。

5

不过这都是过去的事儿了。2022年，在经历了北京的三年漂泊，又在长沙拿到全科医师资格证书后，谭秦东决定回到广州，重新开始医生职业。

他的考虑完全是经济层面的：在长沙，他的收入可能太低，没法儿养家糊口。

在广州，谭秦东进了朋友开的民营诊所，一周上三天班，一个月能拿到万把块钱。和公立医院不一样，小诊所欢迎公众人物，后者能带来直接的效益。

如果身体没有出现问题，谭秦东可以一直在诊所当医生，这是一条稳当的职业道路。

2023年，谭秦东44岁。五年过去，他好像走出谷底，找了自己的社会位置。那段时间，他心情不错，开始在抖音上发短视频——就是像他这样的人，没有时间的中年人喜欢的——风格都是搞笑、轻松的，他用各种特效自拍，时不时也唱一首《水手》。没有多少人点赞，但那就是他想要的平凡生活的状态。

这时候，命运的玩笑又来了。他完全不知肾病正在悄悄加重。那场遭遇之前，他就有高血压和糖尿病。牢狱生活与多年的失眠，让他的血糖飙升。到了2023年，它们分别发展成了高血压病肾损伤、晚期硬化性糖尿病肾病。他一直没注意到，直到11月，他因为急性肾衰竭住院。

那三个月，他躺在病床上，一直在想，自己的命运到底是哪里出了问题？

有时，他觉得是自己性格有问题：说话耿直，不懂得人情世故，老得罪人。这也不能怪他。父亲把大部分的金钱、精力、爱都给了湖北老家的亲戚，和自己的儿子反倒关系疏远。他从小缺乏父爱，以至于晚熟。但他从没想过当刺头儿。读小学时，他因为身形矮胖，不合群，同学嘲笑他，给他取了个外号“谭老鸭”，他没有反击。初中班里男生捉弄他，藏他的书包，朝他身上扔毛毛虫，他胆子小，乖乖交了两年保护费。

有时，他觉得是自己的选择有问题。也许，没有离开公立医院的话，他就不会出事。就是因为他没有靠山，他才成了任人拿捏的软柿子。如果当时他运气好，遇到一个愿意和他续签合同的科室主任，他也许就能沿着医生的晋升之路走下去：考上博士，熬到四五十岁的时候，评上主任医师。他当年在南医三院带的实习生就是这样，主任喜欢他，让他毕业后留在科室。现在他已经是主治医师，在广州买房安家了。

也许，从一开始就不该学医？

离开公立医院是34岁的事。谭秦东想，和他的姐姐相比，他不是一个在学医这件事上有天分的人。临床医生，要有临床思维，能基于病人的症状病史，推理出疾病的可能性，他不擅长；麻醉科医生，讲究胆大心细，他却总是慌乱紧张。在这一点上，他很佩服南医三院那个不待见他的科室主任。

有一次，一个心脏装了起搏器的病人来做手术，谭秦东不敢下手。不用担心，主任说。他刚推进一毫克咪达唑仑，一种全身麻醉的诱导剂，病人心跳就没了。他全身冷汗。主任急了，插管、给氧、心肺复苏、电击，3分钟，病人的心跳就回来了。他全身湿透。麻醉科待得人都快要高血压了。谭秦东把阿托品、肾上腺素、琥珀胆碱三支药天天别在身上。他安慰自己，“我不算是一个好的麻醉医生，但我至少是一个比较负责的麻醉医生。”

如果没有从医，他可能就留在益阳，心安理得地，依靠家族积累的资源，生活得得心应手。

研究生毕业来广州的时候，他只了解了广州三甲医院的医生收入，没计算过生活成本。他没有想到，结婚以后，日子会越来越困难。

春天，谭秦东出院，他在门诊部的工作已经被人取代，他被动退休，他自嘲，“一个原本骄傲的医师，现在变成了无岗的灰头土脸的打工人。”中年失业、疾病缠身、负债累累、一事无成，他觉得自己失败无能，有愧于家人。为了排解情绪，谭秦东开始在微信公众号上写回忆录性质的文章。

在网友的鼓励下，他好不容易振作起来，积极开微信书店、写文案。12月，他又因为急性心梗住院。心脏支架手术结束后，他直挺挺地瘫在病床上，看着天花板，忍不住流泪。他觉得自己真的太累了。命运几乎没有给他喘息的机会。

幸福是什么？谭秦东后来写道，“作为一个小老百姓，我想要的仅仅是一种安居乐业的感觉。我期待能够过上一种有滋有味、有烟火气的小生活。我希望在黄昏降临的夜晚，我能够感受到片刻的安宁与幸福，而不是焦虑与恐惧。”

6

现在，谭秦东一个人住在广州。女儿在长沙读小学，妻子陪读。一家人里只有他有微薄的收入。

谭秦东不愿意介绍他的妻子或母亲接受采访。无论是他，还是妻子，都希望家人能和舆论保持距离。不过，在他出事的时候，妻子曾面对过媒体。她看起来很精干，语速快，发尾向外面卷着。她及时为谭秦东解除了一位不可靠的代理律师。

谭秦东被捕，女儿受到惊吓，之后很多年，妻子都对谭秦东心有芥蒂，怪他不该写那篇文章。她和谭秦东是益阳老乡。在谭秦东母亲的支持下，她参加专升本考试，在湖南中医药大学读书。之后，她来广州找谭秦东，在一家药店上班，直到女儿出生。对她来说，2018年以前，日子都是有盼头的。她把谭秦东救了出来。现在，她唯一有心力做的，也许只有照顾好她的女儿。

母亲是谭秦东家里的常客。房间里到处有她的痕迹：洗衣液、卫生纸、保暖衣，都是她给买的。她还在谭秦东的卧室床头，挂了一方黄字红底的“福”字绒布，样子很大，颇有气势。谭秦东从小跟着母亲信佛，他随手从抽屉里拿出一本很薄的《大悲咒》册子给我看，说这些年换城市、搬家，册子跟了他25年。

“70多岁了还操心我，一天到晚能给我打十个多个电话，盯着我吃药，嘱咐我别感冒了。”说起母亲，谭秦东没有抱怨，只有感激，他说，世界上最不会背叛你的人就是母亲。因为肾衰竭住院的那三月，母亲在他身边照顾他。“妈妈会陪着你。”她说。这是她的爱的承诺。

能给谭秦东希望的人则是女儿。女儿喜欢看书，作文拿过冰心杯全国赛金奖。他提到女儿难掩骄傲。他几乎天天和女儿打电话。有天，女儿说班里正在选举干部，有些同学为了拉票，私下请人吃饭。女儿成绩好，但一直没有当上班干部，她有点委屈，经常找谭秦东哭。“为什么要当班干部呢？”他问。“因为觉得威风啊！”女儿说。谭秦东看女儿“官瘾十足”，觉得既好笑又无奈。他引导女儿，当官不是为了耍威风，是为了服务同学。他也希望女儿明白，除了当官，人生还有很多条路可走。

人生走到现在，胡策是谭秦东为数不多的知心好友。这两年，谭秦东因为急性肾衰竭、心梗住院，家人不在身边时，胡策是最先到场的人。

他们有许多共同点：年龄相仿，是衡阳医学院的同级校友。胡策对谭秦东的为人很认可：性格豪爽、擅长交际。他们在一次校友聚会上认识，胡策请谭秦东到自己的医药研发公司兼职，帮忙拓展市场。

作为谭秦东最亲近的朋友，胡策见证了谭秦东的变故，他眼见着谭秦东变得阴郁，但也只能乐观地说，“从结果上来看，老谭已经算是上天眷顾之人了。”

棠下村住了许多河南籍出租车司机，街上随处可见胡辣汤的招牌。从停满出租车的小区南门进去，这边是所小学，另一边有晨光文具小卖部、五金店、茂名烧烤、理发店，还有一家粥铺。广州的冬天依然暖和，早上太阳照在路旁的大榕树上，外卖骑手骑着电动车在其下穿梭。走到拐弯处，就是谭秦东住的楼。谭秦东喜欢这里的烟火气。懂《易经》的朋友也说，他五行缺火，最好住到人气旺的小区。

今年1月的一天中午，谭秦东照例到大佛寺烧香。那天，他在小区南门拦下一辆红色出租车，汽车穿过一座座高架桥，40分钟后，才到大佛寺。不是那种偏远古朴的寺庙，大佛寺在闹市中心，它临着北京路步行街、五月花商业广场。站在寺内的广场上，能看到四面现代化的高楼压过翻新后的大雄宝殿。不需要门票，也不收香钱，这里游客很多，香火很旺。

中午阳光不错，不过谭秦东怕冷，还是穿着黄色羽绒服。他走到上香区，取了一炷香，再到香炉取火，把香置于头顶，朝四面拜了几次。接着，他又去庙里拜地藏王、观音、释迦牟尼佛。也许是因为身体欠佳，不适应嘈杂的环境，他几乎是用一种效率最高的方式拜完了佛。

“许的心愿之一是希望身体好了，能去完佛教四大道场。”他从佛殿出来后说。心梗之后，他的心态发生了很大改变。活着就挺好了，活着就是全部。除了陪女儿长大，给父母尽孝，别的心愿他没有了。

在庙里吃完斋饭，摄影师想趁着光线好，再给谭秦东拍两张照片。他们在后殿的大榕树下、前殿的香炉旁重复拍了几次。一旁修整地砖的工人手上拿着电钻，声音刺耳。谭秦东开始打哈欠，他有点累了，一天工作3小时差不多是他身体的极限。他眉头微锁，但还是很配合。

在大雄宝殿前，一个有点胖的中年男人突然走过来，问，“是谭医生吗？佩服佩服！敢讲真话的人。”说着就和谭秦东握手。他背着儿童书包，说从徐州来，带女儿旅游，没想到遇到谭医生。两人合了张影，加了个微信。

被人认出来，谭秦东有些高兴，脸上的疲惫消散掉一些。出事那年，有人说他是英雄，也有人说他被人利用了。谭秦东不认可这些标签。他说自己首先是个医生，其次是个好人，最后是一个普通人。

另一天中午，回家路上，谭秦东坐在出租车副驾驶，连打了十多个哈欠。“那么困？”司机忍不住问。“没有，我是身体不好，容易累。”他说。他在车上取消了晚上的同学聚会，体力不支，实在去不了了。

1月中旬，谭秦东和出版社合作，直播卖书。大部分时间他就坐在一旁，讲解主要由他的表外甥女负责。还有两个做电商的亲戚，兼职帮他选品。后来他也卖别的生活用品。一场三小时的直播，卖科技产品，五千块钱销售额，去掉成本，能挣五百多。他每个月给外甥女五六千块钱，自己留八千块钱。

人世间，除了生死无大事，但说到具体的生活，他还是得赚钱，付房租、医药费、妻女的生活费。

对于未来，谭秦东还抱着一点希望，攒够钱，把肾换了。他打听了一下，换肾据说要50万块钱。在那之前，他得仔细监控自己的身体。7月，也就是最近这段时间，谭秦东因为重度水肿、低蛋白血症和心衰再次住院，他做了一个腹部手术，将导管插入腹腔内。之后，他要在家自行做腹膜透析，每天做三到四次。

谭秦东说，他有点像阿Q，也有点像骆驼祥子。这两年他看史铁生的《命若琴弦》最有感触——“目的虽是虚设的，可非得有不行，不然琴弦怎么拉紧；拉不紧就弹不响。”另一本他经常翻的书是仓央嘉措的《一切都是最好的安排》，鼓励人放下执念。

在微博上，谭秦东说自己是盘中餐，一条咸鱼，翻身无望，不妨随便地煎。

本文首发于微博，账号：项栋梁

前置声明：本文所写的内容是基本常识公众号基于公开资料查证所做的推理，不是凭空想象，但也不是采访调查，不能担保与真相完全吻合。我提供的是一个符合逻辑的完整故事，请读者谨慎参考。

以下是我基于推理所还原的幼儿园铅中毒事件来龙去脉：

在麦积区教育系统颇有关系与能量的李慧芳投资兴办了4家幼儿园，并委托亲友分别管理。其中褐石培心幼儿园是2022年新开的一家，由亲戚朱敬琳担任园长，并一定程度上管理该园的财务，分享一小部分经营收益。这决定了这几家幼儿园并不属于连锁品牌，而是在经营管理层面相对独立的四家幼儿园（手动划重点）。

近几年，全国新生儿数量逐年下滑，2018年1523万，到2022年就只有956万了。而2019年至2022年出生的孩子，正是如今在褐石培心幼儿园就读的孩子。这段时间，幼儿园的招生压力逐年上升，很多民办园倒闭，而李慧芳还敢在2022年新开一家幼儿园，而且都在麦积区，正是因为她的能量可以影响，但也只能影响到麦积区的教育系统。

然而，教育系统的关系能保证幼儿园顺利开办与“平安无事”，但招生却是市场化行为，是需要自己努力的。而作为新开的褐石培心幼儿园，招生压力会格外大一些。

基于对幼儿园招生市场的理解，李慧芳主要在两个方面做出努力来扩大招生：

一是向家长强调幼儿园的餐食花样多，营养好，孩子爱吃。褐石培心幼儿园门楣上的LED每天滚动播放的就是幼儿园当日菜谱。

二是通过自媒体账号宣传幼儿园活动丰富，发动家长分享传播。每日餐食也是这些幼儿园自媒体账号的重要内容。

李慧芳应该是从经营角度给四家幼儿园都提出过要求，要把餐食做得漂亮些，尽量五颜六色，拍照拍视频发出去都好看，更能吸引家长报名。至于怎么把餐食做得漂亮，怎么实现五颜六色，几家幼儿园就各自想办法了，李慧芳应该是授意过可以网购色素。

以李慧芳投资的另一家蒙迪爱幼儿园为例，他们的每周食谱里多次出现过三色蜜豆吐司馒头，还有一种彩虹卷，颜色都还比较自然。

褐石培心幼儿园也接收了李慧芳的指令要求，并安排厨师网购色素来做一些漂亮的糕点，以便拍摄餐食照片视频来拉动招生。

为什么买点色素几十块钱的事情会需要园长同意，会需要大老板的指示呢？这是之前包括我在内很多人都想不通的地方。

原来，这里面涉及到双重违法违规的操作，所以才需要请示老板。

2024年12月1日以前，《甘肃省学校食品安全管理办法》（试行）第十七条规定：

学校食品提供者必须严格食品添加剂管理，不得超剂量、超范围使用食品添加剂。餐饮单位所使用食品添加剂必须按规定在醒目位置予以公示，并严格执行“五专”（专人采购、专人保管、专人领用、专人登记、专柜保存）管理。

信息来源：http://www.gsht.gov.cn/zfxxgk/bmxzxxgk/xzxxgk/htsxhzrmzf/fdzdgknr/spypjg/art/2024/art_dbf588e135cd458681e4dc2c8b2b2f46.html

这一规定，实质上等于禁止了学校使用包括食用色素在内的食品添加剂。购买色素来做菜，在食谱中没有标注（想想也知道不可能标注），本身就是违法违规行为，所以才需要上报园长和投资人同意。

另外，作为食用色素的柠檬黄有国标限定的使用范围，而发面食品是不可以使用合成色素的，可食用的色素也不行，不可食用的颜料更加不行。

按照常理，老板李慧芳和园长朱敬琳是不可能指示厨房购买彩绘颜料来做糕点的，她们有胆子违法使用色素添加剂，但不会有胆子，也没有动力去使用彩绘颜料来做菜。

问题应该是出在采购这个环节。

由于幼儿园是独立核算，且园长会有利润分成，朱敬琳有充分的动机在每个环节尽量压缩成本，厨房采购人员应该是习惯了每种东西都买同类最便宜的那一款。

三色发糕和玉米肠卷都需要用到黄色，食品加工中最常用的黄色色素是柠檬黄，这是一种合成的有机可食用色素，价格四五十元一斤，足够做几百斤糕点。

问题在于，电商平台上叫柠檬黄这个名字的，除了食用色素柠檬黄，还有一种成分为铬酸铅（化学名）的彩绘颜料，被网店命名为柠檬黄（俗称）、柠檬铬黄（通用名）。

以柠檬黄为关键词在拼多多平台搜索时，食用色素柠檬黄与彩绘颜料柠檬黄同时显示在搜索结果中，如果选择按价格从低到高排序，前排就只剩下9.9元甚至更低的颜料柠檬黄了。

厨房采购人员可能缺乏相关知识，或者在同时采购多种物资时没有仔细核对，价格更低排序更靠前的颜料柠檬黄就被采购到了幼儿园的厨房仓库里。此处也不能排除厨房采购时虚报价格赚取差价的可能性，厨房采购吃差价在餐饮界是很常见的现象。

实际上，从厨房采购到园长再到老板，应该都不知道给孩子和老师吃的是铬酸铅柠檬黄，他们以为自己在做的是“违规使用色素添加剂”，而这种“小事”即便暴露，凭老板的关系可以轻松搞定。

这就是为什么褐石培心幼儿园敢于把三色发糕和玉米肠卷放进食谱里公开发布出来，也敢于把这些染色糕点留样待查。他们根本没意识到自己是在给孩子投毒。

这也是为什么玉米肠卷的铅含量会比三色发糕更高，因为玉米肠卷是纯黄色，三色发糕只有一部分是黄色，铬酸铅含量不同。

最开始有多名孩子出现异常症状时，少数家长就是带孩子在天水当地医院测出来血铅超标并在7月1日报警的。这时候，教育局和公安机关肯定直接找了幼儿园老板李慧芳来询问情况，而李慧芳因为不清楚厨房用了铬酸铅柠檬黄的情况，肯定是矢口否认与幼儿园有关，所以坦然接受了对留样食品与环境样本的全面检测。

这时候，当地政府的第一反应肯定是怀疑环境出了问题，主管领导开始担心自己要担责，也担心家长出现集体维权影响社会稳定，于是，一条瞒报维稳计划经过领导班子讨论后被迅速实施。

当地医院接到指示，于7月2日对涉事幼儿园的孩子集体采样检测血铅，同时不得擅自将真实检测结果告知家长，逼急了就口头报一个合格的假数据，总之先把事情压下来再说。

这也是之前大家想不通的点，一个幼儿园的老板有什么能量让当地动用市里的力量去命令医院检测数据造假，因为一开始大家都不认为是幼儿园的问题。

然而，大量家长基于对本地政府做事风格的了解，不相信、不接受集体检测血铅的合格结论，选择把孩子带到西安的大医院复查就诊。而当地政府尚未争取到省里的维稳支持，暂时无法干预到西安医院的检测结果，这才出现了两地血铅检测数据相差几十倍的明显做假的情况。

7月2日晚间或7月3日白天，对褐石培心幼儿园留样食品与环境样本的检测结果出来了，三色发糕和玉米肠卷的铅含量严重超标，当地政府开始意识到问题出在幼儿园的食品，于是紧急前往幼儿园仓库检查，并控制幼儿园相关人员展开讯问调查。

这也是为什么事发之后，幼儿园方面并没有删除厨房监控记录，也没有销毁用剩的彩绘颜料，因为他们根本就没有意识到这个问题的存在。

7月3日，当地发布第一份通报，定性为幼儿园违规使用添加剂导致幼儿血铅超标的案件。

到这时，事情就变成了当地发生一起重大食品安全负面新闻，对当地政府来说，家长安抚控制和舆情管理就进入了“常规操作”的轨道。

“大政府”的特点正在于此，因为平时什么都要管起来，所以发生什么破事都要担心问责，哪怕事情只是一家幼儿园胡乱操作搞出来的恶果，当地政府也会积极介入去维稳和弹压舆论。

到这时，铅中毒事件肯定已经上到了省委讨论，省里决定介入并接管“负面舆情”的管控。但省里出于控制负面舆情伤害范围的考虑，决定只出力不具名。

于是，7月8日，以当地市级联合调查组名义发布了第二份情况通报，意图让幼儿园把全部责任背下来，定性为偶发的、孤立的刑事案件，尽可能撇清省市两级政府的监管责任，也尽可能避免舆情聚焦在当地的环境污染问题。

然而，正是因为存着上面的这份心思，市级联合调查组在撰写通报时着力突出了园长和老板同意后厨人员购买彩绘原料用于食品制作，意在强调主观犯罪恶意，希望把案子做成铁案。

第二份通报截图

殊不知，园长指示购买彩绘原料给孩子投毒这种完全违背常理的说法激发了公众更强烈而广泛的质疑，令人不得不怀疑背后有什么更大的阴谋与黑幕。

你说当地政府冤吗？也的确是有那么一点点冤，毕竟这一次铅中毒至少主因不是环境污染，幼儿园的愚蠢操作也很难预防。

但归根究底，当地政府是不冤的。

惯性的维稳思路让他们选择第一时间指使医院造假数据掩盖真相，急于甩脱责任的想法使得他们在第二份通报中刻意误导，再加上2016年铅中毒事件有检测结果造假的前科，第二份通报引发公众和媒体普遍质疑，那是一点都不冤的。

最后是关于铬酸铅的一些特性：

1.铬酸铅柠檬黄能够做出颜色鲜艳、均匀且没有异味的糕点，这个已经有博主通过实验还原了。人们之前质疑的彩绘颜料有异味，指的是丙烯等常见颜料，铬酸铅柠檬黄在浓度不高时是没有明显异味的。另外，铬酸铅虽然不溶于水，但作为粉末经揉面分散后能够均匀染色。

博主辛吉飞试验用铬酸铅柠檬黄还原玉米肠卷

2.铬酸铅纯品的铅含量高达64%，即便是便宜的不纯的涂料，铅含量也会在50%以上，足以引起幼儿铅中毒。

3.铬酸铅中含有的六价铬也是有毒有害物质，更是一类致癌物，但六价铬的消化道吸收率低于10%，相比铅要小很多，所以幼儿出现铅中毒的同时并没有因为铬中毒而致死。

需要特别强调的是，虽然不至于急性致死，但铬对幼儿健康的伤害和铅一样不容忽视，而当前受害幼儿的血液检查项目并不包含铬，只覆盖了铅与镉。

当务之急，应该对孩子们的铬中毒情况进行针对性筛查，及时介入救治！

这也是联合调查组报告非常混蛋的一点，明明已经查获了彩绘原料，知道是什么成分，但就是不公开出来，以至于电商平台没能及时处置，7月10日我在拼多多搜索柠檬黄时，食用色素仍然与彩绘颜料混同出现，同时家长和医院也无法及时针对性确定治疗方案。

批准发布这份调查通报的人，有罪！

郑重声明：

本文所写内容是基于已知公开信息的推理还原，不代表官方发布，不承诺与事实完全相符，请谨慎参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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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的饭店一年也赚不了多少钱，就因为我在短视频平台上发了一个介绍菜品的视频，就要罚我45万元，这样的处罚是不是太儿戏了？”

山东临沂饭店老板黄兰（化名）随手拍摄发布的一段菜品视频，竟被认定为“违法广告”，接到临沂市兰山区市监局电话不到3天，便收到拟罚款45万元的《行政处罚告知书》。

通过拨打公益普法热线，黄兰联系到北京市京哲律师事务所龚华、张天增两位律师，并获得律师免费的公益代理。7月10日，兰山区法院对黄兰起诉兰山区市监局的案件立案审核通过。

据“指尖新闻”报道，黄兰称，今年2月她在短视频平台发布了一段随手拍摄的自家菜馆的菜品。3月22日，她突然接到兰山区市监局工作人员的电话，称她发布的那段菜品视频涉嫌为违法广告，让她配合调查。当时，黄兰在几十公里外的娘家，就在电话里表示会在一周内去兰山区市监局接受调查，并第一时间删除了那段视频。

视频中出现的菜品和食材图片（当事人供图）

然而，还没等黄兰去接受调查，3月24日，一纸《行政处罚告知书》通过门缝被塞进了饭店。《告知书》称，饭店涉嫌发布法律禁止行为的广告，且当事人拒绝配合调查，可以依法重罚，拟对饭店罚款45万元。

拟罚款45万元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当事人供图）

黄兰提供的视频显示，视频最开始是一盆汤菜，手写标注为“蛤蟆汤”，后面则是多种昆虫食材，最后是饭店的外观。视频中并无人声介绍，也没有标注菜价、附带购买链接等信息。

黄兰称，最开始执法人员与她联系时，曾提到有人因这段视频举报她的饭店非法售卖野生动物，但是她称自己经营的食材都是市场上公开购买的，根本没有野生动物。而且自己发布的也不是广告，只是记录日常的随手拍视频。

拿到《行政处罚告知书》后，黄兰在规定的5天内提交了《陈述申辩书》和《听证申请书》，在《陈述申辩书》中，她写明根据相关法律规定，自己发布的视频并不是广告，而且也不存在违法行为。

但是此后3个多月的时间，兰山区市监局既不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也不做出最终的处罚决定。无奈之下，她提起诉讼，要求兰山区市监局撤销《行政处罚告知书》。

龚华、张天增两位律师通过公益普法热线接到咨询后，决定为黄兰免费代理。龚华律师向“法度law”表示，兰山区市监局欲罚款45万的行为于法无据、于理不容，“我们决定公益代理此案，拿起法律武器，帮助当事人维护正当权利。”

张天增律师认为，当事人从未发布法律禁止行为的广告，当事人在短视频平台上通过个人账号展示菜品照片信息，不违反《广告法》的规定。根据《互联网广告管理办法》的相关规定，广告的情形限于“通过知识介绍、体验分享、消费测评等形式推销商品或服务，附加购买链接”的商业推广行为。当事人发布的视频旨在展示日常生活场景和餐馆的经营场景，属于《消费者权益保护法》规定的经营者如实披露商品信息的合法范畴，不应被扩大认定为广告。同时，根据市场监管总局《关于规范商业营销宣传的指导意见》，经营者通过自有媒介客观展示商品信息，不构成广告。

因此，他认为兰山区市监局下发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认定事实错误，同时适用法律错误。

张天增律师还表示，在对案情的了解过程中，他发现当地政府拆迁部门的相关人员有介入该案的行为，因此兰山区市监局做出此《行政处罚告知书》也存在涉嫌滥用职权的嫌疑。

《行政起诉状》显示，原告方称自己之所以被处罚，是因为一名亲戚员工涉拆迁补偿纠纷。

原告方还认为，兰山区市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虽然不是最终行政行为，但已经超过了行政处罚法规定的90天的行政处罚期限，且该处罚告知书已对原告产生了实际影响，侵害了原告的合法权益，具备可诉性。

“指尖新闻”报道显示，《行政处罚告知书》上兰山区市监局的联系人王某并未正面回应黄兰的投诉内容，而是让联系该局新闻科，但媒体联系新闻科亦暂无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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律师解读

关于此事，北京市才良律师事务所杨轶群律师向“法度law”表示，黄兰发菜品视频的行为显然不违反广告法的规定，更不可以被处以巨额的罚款，兰山区市监局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并无事实和法律依据。

“兰山区市监局大概率也知道处罚的依据不足，所以只作出告知书，在长达三个多月的时间里都不作出最终的决定书。只做告知，可进可退；作出处罚，就是木已成舟，要承担责任了。”杨轶群律师说。

杨轶群律师表示，以往大多数案件的源头一般都是市监局的“主动作为”，而本案中据原告所述，当地市监局竟甘愿充当征收部门的“打手”。“公权力不可成为行政部门敲打民众的‘棍棒’。不得不说，兰山区市监局只做‘告知’而不处罚是一步妙棋，既配合了征收工作，又保护了自己。但营商环境并不需要这种‘妙棋’。”

北京市中闻律师事务所邓千秋律师也向“法度law”分析认为，兰山区市监局作出的《行政处罚告知书》只是行政处罚过程性文件，并不是行政处罚决定，不能作为对当事人进行罚款的文书依据。

“从告知书内容来看，即使兰山区市监局将涉案视频认定为违法广告，拟予罚款，其所举示的法律依据明显不够充分。”邓千秋律师说，《广告法》第九条确实规定广告不得有“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禁止的其他情形”，但究竟有何种法律、行政法规禁止当事人上传相关视频？告知书语焉不详，法律依据欠缺。

“退一步讲，即使确实应当予以罚款，按照《行政处罚法》，罚款数额的确定也需要‘与违法行为的事实、性质、情节以及社会危害程度相当’，应当根据视频的违法程度、视频的点击量、传播范围和给当事人带来的违法利益等综合确定，不能认为只要在法律规定的处罚幅度范围内即为确当。”邓千秋律师表示。

作者｜赵果

版权来源｜法度La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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法度Law

最近，看到李昌平写了一篇《金刻羽们和余永定们的困境》，痛批这两个学者。在他眼里，金刻羽就是个刺激消费的败家娘们，余永定就是个乱搞基建的包工头。

我认为，批得好。

李昌平自己提出的经济复苏方案，是把农村的几百万亿沉默的财富用起来。

我也认为中国农村有巨量财富在沉睡。李昌平说有800万亿，我按低了算，算200万亿吧。

这笔200-800万亿的财富就是农村土地。

农村土地现在处在极度低效的状态。

2024年，中国粮食产量首次突破1.4万亿斤。

现在种粮成本也高。DeepSeek告诉我，每斤粮食利润在0.1-0.5元。就按0.5元算吧。1.4万亿斤利润大概是7000亿元。假如市盈率给到20，则土地资产市值不过才14万亿元，这离200万亿元的潜力太远了。

目前土地低效的地方太多了。我就说两个大的方面吧。

一方面，有很多城市周边的农村土地，本来可以通过建设，变成城市的一部分，从而容纳更多的农民进城，拥有城市的房子，但由于土地用途管制，这被阻止。另外，如果没有土地用途管制，很多地方都能够冒出新的城市。

另一方面，由于土地用途管制阻碍了农民变成市民，流行的舆论说，要为农民保留土地，这导致土地分散经营，缺乏规模效益。很多地方的土地甚至是抛荒的。土地利用率低，农村就业机会自然就很少。

所以，一来一去，两头堵，堵得农民搞钱之路非常狭窄。大部分农民不理解这一点，还以为自己命该如此。但沿海发达地区有些农民就理解了。周其仁教授说，他去农村调查时，浙江的村长就对他说：“钱就在门外，地就在脚下，为什么不准我们农民去赚？”

假如通过产权改革，把农村土地盘活，一是中国的城市布局将更加合理，这激发的工业、服务业潜力，就有几百万亿。二是资本下乡，农业效率也将大大提高，使中国的粮食安全更有保障。

李昌平说：“中国农村至少有800万亿价值的沉默资源资产，如果能效仿城市房改和房地产金融创新的办法金融化农村沉默资源资产，可使农民增加可支配现金流数百万亿元，这才是中国经济扩内需和强内循环的源头活水，这还能大幅增加财政收入。”

李昌平的建议是：“国家成立‘中国农村土地银行’，财政逐年注资10万亿资本金，创建‘农村土地银行+村社内置合作金融’新型农村金融体系，在坚持农村土地集体所有制不变的前提下，支持农户的承包权和集体成员权对应的资源资产权金融化，可使农民数百万亿元的可支配现金流增长，将比房改及房地产金融创新增加的可支配现金流大数倍，为中国内循环经济增长注入源头活水，可再创30年经济高速增长奇迹。”

李昌平的想法是好的，但不够明晰。其实最应该做的是产权改革。做了产权改革，根本就不需要财政投入资金，市场自己就会积极主动利用农村土地。当然，现在能按李昌平说的，做一点使用权的边际改进，也比什么都不做要好。但必须取消土地用途管制。因为取消土地用途管制，才可推进城市化，优化城市布局，这是财富潜力的大头。

李昌平说：“金刻羽和余永定们不想把这几百万亿元价值的沉默资源资产变成农民的可支配现金流，他们想先通过土地流转，土地向少数人集中，等集中完成了，再将极少数人手上的土地经营权（使用权）金融化——变成极少数人的可支配现金流。且不说此办法不道德，问题是此路不通！”

不知道金刻羽和余永定是不是这样想的，但肯定有不少人是这样想的。

不过李昌平有一点是看得很准的：金刻羽和余永定们代表的主流经济学界，多数人是不关心盘活“沉默的财富”的。他们出的主意，总是在财政政策、货币政策等所谓的“宏观调控”上打圈圈。

天水幼儿园铅中毒的事，官方通报的调查结果是厨房用了彩绘颜料来做发糕。极度不合情理的结论和语焉不详的通报内容，给这起事件留下了诸多疑点，令人难以信服。

然而通报之后，并没有任何一家官方媒体的调查报道回应了公众的这些疑问，一家都没有。

媒体这般现状，实在是可耻又可怜。

可惜我2015年从报社离职后，记者证也随之失效，如今已没有合法身份去做采访调查。若是我有记者证，此刻不管报社同不同意，我都已经在甘肃天水采访调查了。

曾经伴我走遍全国的新闻记者证

疑点一：动机不合理

彩绘颜料并不比食用色素便宜几块钱，幼儿园这么做的动机到底是什么？

如果我去采访，会找家长核实通报中关于“提高招生吸引力”的说法，询问幼儿园有没有把三色发糕等染色食物作为招生宣传的重点资料，询问当地儿童是否更喜欢颜色异常鲜艳的食物，了解当地有没有消费颜色异常鲜艳食物的传统。（栋梁注：园长和厨师等人被刑拘了是采访不到的）

还有一个可能的突破口是采访同一老板旗下另外三家幼儿园的家长，查证他们的孩子是否曾吃过涉案的同款三色发糕与玉米肠卷。

同时还要采访天水其他幼儿园小学的厨师，了解当地给糕点染色通常使用什么方案，成本是多少。

疑点二：染色物质无具体信息

投资多家幼儿园的老板，监控视频里两位年轻的厨师，显然不是典型意义上特别愚昧的人群，很难想象他们会无知胆大到用彩绘颜料来做饭，更难想象（被刑拘的）知情的八个人居然没有一个人阻止。他们用的到底是彩绘颜料还是食用色素？

如果我去采访，会找幼儿园老板和厨师的家属了解他们的学历、认知情况，有没有受过专业的烹饪训练，并询问家属能否找到相应购买食用色素或者彩绘颜料的订单。

如果目前涉案的八个人是被安排背锅的，通常很难在短时间内征得所有近亲属的同意，大概率会有亲属愿意配合接受采访，透露出一些通报未曾涉及的信息。

疑点三：检测结果的巨大差异

天水当地医院的血铅检测结果和西安医院相差数十倍，官方通报里完全没提到这个问题。我在此前的文章（已被屏蔽）里分析过，只有一种可能性，就是天水当地有人干预了医院，出具了假的检测结果。那么，是谁，出于怎样的动机去命令医院出具假的检测结果？

如果我去采访，会尝试寻找天水当地医院内部的知情人士，了解相关检测是受到了谁的干预。如此重大责任的违规行为，通常会有被迫参与的人员或被牵连的知情者愿意向媒体匿名爆料的。

同时，对于网传的西安医院受到天水方面人员求情/威胁要求所谓“顾全大局”修改数据的情况，也要去找西安的医院求证核实。

在一个正常的社会里，官方调查负责提供重大社会事件的核心事实，并对事件定性定责。与此同时，媒体与社会机构负责提供增量的细节信息、背景信息与各方观点，这样才有助于在处理个案的同时帮助整个社会汲取教训、发展进步。

可惜，这里不是。

都是政治上的明白人

没想到短短一个早上加上午时间，网友们充分发挥福尔摩斯精神，在甘肃天水血铅这个事情上，发现了更多矛盾的地方，涉及到好几个方面，我想整理出来让大家看到。

首先是地点和距离方面，有网友发现了这个细节，这是地点。

接下来是距离，两者都在河边。

接下来是颜料方面的，这是当地幼儿园方面的说法。

可是很快有学化学的网友找出这样的资料。

并进行了这样的计算。

网友们不接受颜料致铅中毒这个说法。

他们从地下水的角度进行分析了。

当然，最有力的证据还是来自于颜料与食用色素的价格对比。

当厨师的网友也说话了。

其他学化学的网友也上场了。

结论很明显，当地编故事不打草稿。

那些孩子们的家长也发现了不对劲的地方，幼儿园前后口风不一。

家长们不认可发糕是主要原因。

再往下就是监控视频方面的疑点了。

很多网友都发现这个疑点了。

有网友则从专业的角度进行分析了。

说这就是人工剪辑后的结果。

最后，网友得出这样的结论。

经过一系列的分析后，网友们送上了终极绝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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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想，最后的这个问题真的需要甘肃天水方面认真想一下，然后给出一个能令人信服的回答。

是啊，为什么没在幼儿园吃饭的孩子们，也会显示血铅中毒呢，这到底是为什么呢？

还是那句话，只要是有孩子的家庭，都会关心这个事，他们都在等着一个答案。

甘肃天水麦积区褐石培心幼儿园集体铅中毒事件曝光后，官方通报指向园方擅自添加含铅颜料入食，但诸多细节仍待追问：为何天水和西安两地的检查结果如此悬殊？孩子们究竟从何时开始食用含铅食物？园长朱敬琳、投资人李慧芳冒着风险给孩子“投毒”的动机是什么？铅中毒给孩子留下后遗症该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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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7月3日开始，来自甘肃天水麦积区褐石培心幼儿园的孩子，陆续挤满了西安中心医院六层高的住院楼，更晚到的患儿，被安排至门诊楼的神经内科病房。这里有西北地区知名的综合职业中毒科室，接收各类在危险化学物质环境中暴露的职业病患者，但这次，他们迎来的是百余名3-6岁的铅中毒幼儿。有家长表示：“医生说根本没见过这么小的孩子，还这么多。”

铅中毒儿童所在的住院楼（图_脆脆虾/摄）

医院的病房走廊里充斥着孩子们的玩闹声。在陌生的医院里，他们因有熟悉的同学陪伴十分开心，忘记自己手背上还扎着留置针。

7月8日上午，官方就这次“幼儿集体铅中毒”事件公布调查结果。

甘肃天水联合调查组通报称，涉事幼儿园就读的251名幼儿中，血铅异常233人，正常18人。经检测，48小时留样中的早餐三色红枣发糕和晚餐玉米卷肠包铅含量超标，分别为1052毫克/千克、1340毫克/千克。

调查组称，超标原因系幼儿园园长朱某琳、投资人李某芳同意该园后厨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被查获的剩余颜料含铅，包装明确标识不可食用。目前，公安机关以涉嫌生产有毒、有害食品罪，将朱某琳、李某芳等8人依法刑事拘留，对另外2人依法采取取保候审强制措施。

8日下午，多名铅中毒幼儿的家长告诉水瓶纪元，在天水参加了幼儿园组织的集中体检后，家长被口头告知孩子血铅检验结果“正常”、“微高”，孩子血铅数据大多低于200微克/升。但来到西安后，却都被诊断为“铅中毒”，需要住院治疗，有的孩子血铅数据比在天水的检测结果高出一倍，这让她们无法继续信任当地。

在家长看来，通报没有回应她们最关心的问题：为何两地的检查结果如此悬殊？以及孩子们从何时开始食用含铅食物？园长朱某琳、投资人李某芳冒着风险给孩子“投毒”的动机是什么？铅中毒给孩子留下后遗症该怎么办？

孩子的黑色牙缝

官方媒体新华社公开的后厨监控视频显示，一名厨师给面粉里加入一滩黄色粉状物，视频标注“添加彩绘颜料”。随后，台面上出现黄色、粉色、绿色三种色彩鲜艳的面团，和幼儿食谱图片中的三色红枣发糕颜色一致。官方调查称，在园长和投资人的同意下，后厨人员使用含铅颜料制作彩色食品，导致幼儿血铅含量异常。

由新华社公开的后厨监控视频（图_网络）

水瓶纪元了解到，部分特殊案例的血铅检测结果，一定程度上佐证了血铅超标与幼儿是否在校就餐相关，此外，幼儿在校就餐的时长和食量与血铅检测值大致呈正相关。

7月6日，家长李先生告诉水瓶纪元，在发现6岁的女儿牙缝有黑色物质后，他给家里两个孩子都做了血铅检测，在培心幼儿园就读的女儿检测结果为284.9微克/升，还没有上学的儿子则处于安全范围，血铅含量为20.62微克/升。

事实上，根据2006年卫生部印发的《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预防指南》和《儿童高铅血症和铅中毒分级和处理原则（试行）》，连续两次静脉血铅水平为100至199微克／升被认为高铅血症，大于等于200微克/升即可被诊断为铅中毒。200至249微克/升为轻度，250至449微克/升为中度，大于等于450微克/升为重度。儿童铅中毒通常伴有一些非特异性临床表现，如腹部隐痛、便秘、贫血、多动、易激惹，以及脱发和牙缝中有黑色物质。

家长展示孩子牙缝出现黑色物质的情况（图_网络）

然而，这部发布于20年前的儿童高血铅症的诊断依据仍有改善空间。上海交通大学医学院附属新华医院教授颜崇淮在一篇发布于2012年12月的期刊论文中提到，“近十多年来，有关血铅水平低于100微克/升与儿童认知、行为等发育损害的研究证据不断积累，据此美国CDC儿童铅中毒专家咨询委员会完成了一个草案，拟将儿童血铅儿童干预水平由100微克/升再次降低到50微克/升。”

颜崇淮接受封面新闻采访时表示，普通幼儿园孩子的血铅应该在20微克左右，其他，如经常画画、接触灰尘、被动吸烟等情况，血铅也最多从平均20微克升高到50微克。通常来说，如果不大量摄入铅，血铅很难超过50微克/升。

根据工商信息，发生集体铅中毒事件的天水市麦积区褐石培心幼儿园是一家民办非企业单位，成立于2022年9月6日，注册地位于甘肃省天水市麦积区成纪大道东路褐石公馆，法定代表人为朱敬琳，实际控制人为李慧芳。

得知培心幼儿园的孩子们集体铅中毒，同样由李慧芳投资的慧凡渭北幼儿园的家长也赶来西安给孩子检查血铅。帮家长取检查报告的王先生告诉水瓶纪元，自己取到了两份渭北幼儿园孩子的检测结果，血铅值都在50微克/升以下。据当地通报，李慧芳名下的其余三家幼儿园，均未出现幼儿血铅含量超标的情况。

这意味着，本次血铅异常者集中出现在褐石培心幼儿园内，或未波及周边居民。

家长张然出示了和同班另一家长的聊天记录，那位同学是回族人，其家长在聊天中表示，孩子只在学校吃早加餐和午加餐（三餐之外提供的水果、点心等）。7月7日，经西安中心医院检测，该同学的血铅值为52微克/升。家长严悦表示，他孩子班里有另一名回族学生，平时由家长送饭到学校，孩子偶尔在学校吃个早餐，血铅数值是191微克/升，“是我看到（同班孩子中）最低的。”

7月7日，有数名家长称，在幼儿园和孩子们同吃同住的老师们也检测出血铅异常，其中一名老师检测结果是518微克/升。家长刘冬称，他目睹该老师在办理住院手续时遭到阻拦。“他们让（老师）回甘肃去治，这里不给办住院。”刘冬拍摄的现场视频显示，七八名老师和医院保安在病房楼层入口争执，其中一名年轻女性说，“这里都是老师，老师的（报告）一份份拿过来都是400（微克/升）多，500（微克/升）多。”

在医院和保安发生争执的幼儿园老师（图_受访者提供）

次日，视频中的一位老师告诉水瓶纪元，她们的血铅检测结果异常，正在最后确认能否办理住院，现场至少8名教师在等待消息，包括一名怀孕七个月的孕妇。进一步询问血铅检测数值时，老师们拒绝告知。相关医学资料显示，儿童的消化道对铅的吸收率可达42%-53%，约为成人的5倍，而排铅能力只有成人的30%或更低。

中班家长施雨告诉水瓶纪元，中班、大班的孩子在学校待的时间更久，检测数值几乎都在300-500微克/升，“三四百的特别多，最高的一个女孩是528（微克/升）”。一名小班孩子的家长表示，小班的结果多数在250-400微克/升，“我们班最高的一个孩子是390多，这个病房的基本都是两三百。”

大班孩子的血铅检验值大多在300微克/升以上，小班孩子的血铅检验值多在250-400微克/升。（图_脆脆虾/摄）

不被信任的当地检测结果

培心幼儿园的家长们从甘肃天水赶赴西安，只为寻求准确的检测结果。

7月7日开始，陆续有家长接到自称当地政府工作人员和属地派出所打来的电话，劝他们返回甘肃治疗，承诺组建甘肃、陕西、湖南、重庆相关专家组成的联合医疗救治专家组，开展医疗救治工作，并免去所有的医疗费用。

然而没有家长愿意回去。

“他们给的检测结果都是假的，不然我为什么要跑到西安来”，严悦说。7月2日，幼儿园组织了集体体检，称样本都将送往甘肃省疾控中心进行检验，同日，天水市麦积区相关部门领导向家长代表通报了初步调查情况，透露三色红枣发糕和玉米肠卷包存在添加剂超标问题。

涉事幼儿园供应的三色红枣发糕和玉米肠卷包（图_极目新闻）

“他们开会没说一句有用的话，我从会场出来，中午十二点就在来西安的高铁上了。”严悦在7月2日中午带着孩子直奔西安市中心医院，这里也是2006年天水市麦积区村民铅超标事件中，患者遭遇天水市疾控中心瞒报检测数据后，最终获得真实检测结果的地方。

7月3日早上，严悦在西安市中心医院得知孩子的血铅值高达379微克/升，随即办理住院手续开始治疗。在病房里抱着孩子的时候，她接到一通来自天水的电话，“和我说你们家娃血铅检测数值23点几，结果正常，我问他‘你确定吗？’他说‘你不相信的话来（天水）二院再抽一下血’。”

水瓶纪元访谈的15位家长都表示，他们被口头通知的检测值，均远低于西安中心医院出具的报告。差距最大的一位，接到电话通知的数值是7微克/升，在西安医院的检测结果却超过400微克/升。其中有三位家长，在没有参与幼儿园组织的集体体检的情况下，收到了检测结果。

早在6月28日，李成便带女儿在天水二院检测血铅含量，7月1日收到307微克/升的检测报告。他没有再让孩子参加幼儿园的集中抽血，带着女儿赶往西安就医。在西安，他获得的检测结果是387微克/升，之后他接到自称天水方面来的电话，通知他孩子没有参加过的集中抽血的检测结果是152微克/升，“（当地说）是合格的，吃点有营养的就好了。”

一位家长告诉水瓶纪元，她5岁的儿子在西安检测出466微克/升的血铅值，已经属于重度铅中毒，但他接到电话通知，孩子的检测结果是219微克/升。“明明200（微克/升）多也是轻度中毒，我问他们这算是什么水平，他们说‘微高’，多喝牛奶吃鸡蛋就自己排出去了。”

血铅超标的毕业生们

赶来西安中心医院检测的，除了幼儿园就读的学生外，还有已经毕业一年的孩子们。

在医院外，家长郑声甚至有些羡慕其他孩子能被收治住院。他的孩子今年一年级，刚做的血铅检测结果为66微克/升。由于数值较低，没能住院进行治疗，医生只说饮食要注意清淡、有营养。“我们才是受到影响最严重的，现在治疗的孩子，专家已经在及时给他们‘排毒’了，但我们过去不知道铅中毒，都是娃慢慢自己排出去的，直到现在还有血铅值110（微克/升）多的。”郑声说，他带着孩子去医院看专家，专家称，孩子在幼儿园时期，很有可能也是重度铅中毒的状态。

已毕业一年的小学生家长统计血铅检测结果（图_脆脆虾/摄）

事情曝光后，一年级的家长也组成一个维权群，统计孩子们的血铅数值。群里血铅最高的孩子被检出114.33微克/升，超过一百的有三人，其余数值多在50-100之间。家长们翻了过去幼儿园发的食谱，发现从23年开始，孩子们的食物中就出现了三色红枣发糕、玉米卷肠包等彩色面点。“还有一种里面是红色绿色的糕点，他们叫彩虹卷。”

郑声解开了过去三年困扰他的问题。“我们孩子的症状很明显，那个时候一直说肚子疼，经常下午还没放学，老师就打电话说孩子肚子疼，我们就把他接回家。”由于经常请假，幼儿园给郑声退还了68天的伙食费，意味着孩子曾因病请假了68天。

郑声回忆，那时候带孩子检查，医院都说是消化不良。有一年暑假，带孩子去医院拍CT时，医生说他“某个地方看着不对劲”，问他是不是在憋尿，上过厕所后，还是不正常。“当时医生说观察一下，一个月后复查。放暑假他在家待了一个月，就恢复过来了，复查的时候医生说好了。回到学校后，孩子又开始不舒服了。”郑声现在才意识到，可能是铅中毒的原因。

在幼儿园的三年，孩子经常感冒，“体重一斤都没长，一直是38斤没变过”，直到离开幼儿园才有了变化，一年就长了10斤多。孩子现在是49斤，但身体还是不太好。郑声称，他联系了天水麦积区政府，当地表示，孩子现在的血铅数值正常，不在救助范围内。

颜料疑团

对于孩子们体内的铅是否来自三色红枣发糕和玉米肠卷包，家长们有不同观点。

家长李成质疑，孩子在幼儿园会入口的东西很多，水源、餐具、调味品、食材是否一一经过检测？“发糕和玉米卷，一个月吃一两次，就算吃一年，能导致这么高吗？如果微量元素补起来这么快，还需要每天补铁补锌吗？”

严悦也提出质疑，“他们说颜料是在网上购买，那购买记录呢？什么时候买的，颜料里含多少铅，为什么不公布出来？”她的女儿纤纤今年5岁，已经在幼儿园读了两年，血铅检测值379微克/升。严悦想知道，孩子们吃了多久？吃了多少？这关系到铅中毒会造成多大的危害。纤纤是个活泼外向的孩子，因为喜欢老师，“每天都很乖的好好吃饭”。严悦一想到铅就这样日积月累地进入孩子身体，就焦虑得睡不着吃不下。

认真看完整场发布会后，严悦更加疑惑。尽管事发后她想到幼儿园就无法平息恨意，但仍认为园长的行为不符合常理。严悦称，当初选择这家私立幼儿园，正是看中她们对孩子用心。园长以前经常在家长群发孩子们吃得多健康，后厨多干净，幼儿园的老师也对孩子很好。纤纤躺在病床上还经常问妈妈，能不能给老师打视频。“她周末放假都要跟老师说‘我想你了’，去了学校天天叫（园长朱敬琳和投资人李慧芳）‘园长妈妈’、‘园长奶奶’。”

这位家长还质疑，“如果园长为了节省成本扩大生源，给食物里加颜料，那其他幼儿园人数更多，为什么偏偏针对我们幼儿园？一个学生一年一万二的学费，在当地属于较高的收费，为什么冒这么大的风险，明知颜料有毒还犯罪？”

有网友指出，食用色素和彩绘颜料之间价格差异并不大，甚至比后者更便宜。水瓶纪元在购物平台搜索发现，1000克粉状颜料约13-18元，而1000克的天然食用色素仅需7.43元，且彩绘颜料有难以掩盖的刺鼻气味，难以和面粉融合。园长朱敬琳、投资人李慧芳和后厨人员，为何舍弃更便宜安全的食用色素，选择包装标明不可食用的彩绘颜料？尚待调查组进一步回应。

购物平台上，粉状彩色颜料和天然食用色素的价格对比（图_网站截图）

施雨认为园长是故意为之，通报中称园长和投资人只是同意后厨人员购买颜料并不合理。“我不相信园长她们不知情。”今年4月，她刚作为家长代表被邀请去幼儿园参加食品安全检查，参观后厨、品尝伙食、检查采购食材和调料。“我们去检查时，他们告诉家长幼儿园用的食品添加剂只有两种，除了酵母粉，就是小苏打。如果园方不知道颜料有毒，为什么不摆出来给我们检查，而是藏起来？”

她回忆，三个月前参观后厨时，对幼儿园的印象还不错，四名后厨人员都是女性，年龄在30-50岁之间，做饭好吃。厨房也很干净，有两三个监控，做好的饭通过小窗口递出去分发给孩子们。“那些阿姨看起来也不是不识字，都有健康证，怎么可能无知到买颜料放在食物里。园长一定是知情且同意，她们才敢把颜料加进去。”

与此同时，施雨注意到，有网友猜测孩子们血铅含量超标与附近的铅锌矿转运站有关，她并不认可这种看法。“那个地方离我们家最多就一公里，家里有人在那里面上夜班，我们也去过。就是一个正常的检查转运机构。如果有问题，这几十年我们附近的人都要生病，不会有一个好_（健康的）_人。”她认为，同一个小区里大家共享空气和用水，但是大人检测结果都正常，只有幼儿园的小孩子和老师这样，赖不到该企业头上。

停滞在医院里的童年

对未来如何治疗，大多家长仍然感到茫然。

第一批陪孩子住进医院的家长严悦告诉水瓶纪元，起初西安中心医院让检测报告在200微克/升以上的孩子都住院治疗。后来超标的孩子和家长大批涌来，入院的标准变为250微克/升以上的才办理住院，低于250微克/升的就自己回家吃药。“铅中毒的标准到底是什么？后果会有多严重？”她不知道，也不敢自己上网查，“一百度都说这个影响神经、影响智商，有些人一辈子就这样了，我都不敢看手机。”

佳嘉觉得儿子已经承受了铅中毒的后果，他的检测值是441微克/升，已经接近重度中毒。确诊后，她意识到自己过去半年觉得儿子“变笨”不是错觉，他的反应就是变慢了。过去教一两遍就学会的东西，现在需要四五遍、五六遍。

“我还想着孩子长大了，开始学会偷奸耍滑了，但是他其实不是发呆，就是坐不住，注意力不集中。”佳嘉回忆，孩子4、5岁的时候，讲话口齿清晰，学英文背单词很快，发音也模仿得很标准。现在就慢了很多，而且教他读单词的时候，总觉得舌头绕不过来，非常明显。

治疗阶段频繁的抽血检查和输液对4、5岁的孩子们来说也十分煎熬。佳嘉同病房的家长自己查柳叶刀的相关论文学习，说静脉驱铅疗法会带走孩子身体里的其他营养，反复驱铅治疗，对孩子身体有副作用，并非最好的疗法。“但我们也没有其他选择，总不能不治。”

家长们咨询医生治疗方案，得到的答复是，需要经过3天输液静脉驱铅，4天补充微量元素，再驱铅3天，经过10天一个疗程的治疗后，进行复查，看血铅含量有没有下降，根据检查结果制定后续治疗方案。

家长了解治疗方案，签署病情告知书（图_脆脆虾/摄）

田先生捏捏孩子细瘦的胳膊，心疼地说：“他抽血的时候，我给他往下捏胳膊才把血抽出来。这么小，没血了，抽了三管子。”

7月的西安正值酷暑，医院陈旧的中央空调有气无力的吹着，看护孩子的家长要么和孩子挤在一张床上，要么在简易折叠床上将就着休息。佳嘉和丈夫都请了一周的假来看护孩子，还不知道下周是否要继续请假。孩子白天要输液、检查、取报告，两个人都手忙脚乱，晚上才有时间轮流去附近酒店洗澡休息。“酒店一晚上180（元），已经尽量选便宜的住了，还不知道要住多久，医药费也只能先自己垫付，无论如何先给孩子看病。”

“本来买好了7月5号去广州的机票，租了民宿要带她在那边过暑假，来西安那天赶紧全都退了。现在每天眼一睁就在等检查结果，那个心情没有人能懂”，严悦低落地说。她把女儿揽到怀里整理头发，摸摸她的小脸蛋，接着讲：“我们娃本来健健康康的去了学校，这么聪明伶俐的小公主，以后出现问题咋办？”

纤纤无忧无虑地在妈妈身边转圈，有时突然亲她一下。医院的空地上，孩子们欢笑着，像在另一个幼儿园里追逐玩耍。一旁的妈妈看着他们：“多可怜啊，都不知道自己身上发生了什么。”

（文中家长与幼儿均为化名）

天水市麦积区褐石培心幼儿园共有251名儿童接受检测，结果显示233人血铅异常，其中四成血铅水平达中度或重度中毒标准。孩子们出现腹痛、脱发、牙龈黑斑等症状，更令人震惊的是，当地检测称“正常”的孩子，在西安医院却被确诊为中度甚至重度中毒，检测结果相差几十倍。

调查通报迅速出台：两份食品样本中检出严重超标铅含量，分别高达1052 mg/kg和1340 mg/kg，源于后厨使用网购彩绘颜料（包装明示不可食用）。8人被刑拘，多位地方官员被问责。

这一处理看似“快速而完整”，但是否也过于迅速？

本地检测与西安医院结果相差数十倍（如儿童A本地血铅值为82 μg/L，西安检测为512 μg/L），远超《血铅临床检测技术规范》允许的误差范围（±10%）。

我们有理由质疑：这起“人为添加”事件是否也落入了一个熟悉的处理模式——个体归因，系统失语。

在公共卫生和环境污染事件中，“快速定责个体、弱化结构责任”的处理逻辑并不新鲜。

这一模式往往呈现为：归责个体 → 定性孤例 → 事件结案 → 系统失改。

一、甘肃，污染早已不是新闻

甘肃是典型的资源型省份，相关地区长期存在铅污染历史：

• 2006年 天水麦积区吴家河村：冶炼厂排放致334名儿童血铅异常；

• 2009年 陇南徽县：铅烟尘超标800倍，373名儿童重度超标；

• 2015年 金昌市：农田土壤铅浓度超200 mg/kg；

• 2018年 白银市：42%耕层土壤铅超标。

全国土壤监测数据显示，西北工业与农业交界地区普遍存在重金属积累，甘肃中东部干旱农业区土壤铅积累率高达72.5%。

天水这次大规模血铅异常，是否只是长期环境暴露+一次投毒叠加的结果？

二、国际经验：弗林特危机之后

2014年，美国密歇根州弗林特市爆发铅水危机，是一次典型的制度性失败：

• 政府擅自更换水源，水管铅析出，致使逾9000名儿童受影响；

• 初期否认，居民自行送检揭露问题；

• 联邦政府宣布进入公共卫生紧急状态；

• 拨款1亿美元更换一万多条铅管线；

• 制定《饮用水安全法》修正案，完善检测和披露机制；

• 州政府最终支付6亿美元赔偿。

美国环保组织NRDC指出：铅污染影响的不只是儿童，成人也可出现高血压、肾功能损伤、神经退行等慢性问题。儿童更易受害，但铅从不区分年龄。

三、政府应如何正确处理？

对照弗林特事件，天水的应对明显显示出体系性回应不足：

• 没有开展系统性环境排查与溯源；

• 本地与异地检测机构结论严重不一致，却缺乏统一质控与复核机制；

• 快速锁定幼儿园责任，但未见启动城市级风险评估与治理措施。

过往，甘肃天水并非毫无治理尝试，但过往呈现出“事件推动、媒体曝光、短期整治”的碎片化模式。地方治理依赖上级督办，基层环保和公共卫生系统面临长期资源短缺。

四、如何避免下一次“慢性中毒”？

1. 建立独立环境调查机制

由生态环境部牵头，联合国家卫健委、第三方专业机构，对天水及周边过去10年空气、水体、土壤与排放展开全面溯源。

2. 检测数据全面公开

所有检测报告应标明送检医院、检测方法、原始数据及复核情况，接受家长和公众交叉验证。

3. 纳入国家重点治理区

将天水划入“重金属污染治理重点区”，类比“长株潭镉治理模式”，推进农田修复、污染源封堵、企业搬迁等系统整治。

4. 校园环境风险等级排查与改建

对托幼机构与学校进行环境风险评估，建立红黄绿等级标准，严重超标者搬迁或封闭整治。

5. 建立儿童环境健康档案制度

依托社区卫生体系，定期对0–12岁儿童开展血铅等常规筛查，形成动态数据库。

6. 推动《重金属污染防治法》立法

明确政府与企业在隐瞒、延迟污染信息披露中的法律责任，设立环境公益诉讼绿色通道。

铅没有颜色，也没有气味。但它可能埋在你家的土壤里、水管里、空气中，或者——治理者不愿面对的“责任黑箱”里。

“彩色发糕”或许只是一个爆发点。真正的问题，在于那背后是否存在未被识别、未被治理、未被公开的系统性暴露。

这起事件的意义，不该止步于封锅、封人、封口。而应成为一个溯源、制度改革、以及对公众信任重新构建的起点。

作者注：十几年前，我刚做记者时的第一个身份是环境记者，后来做过食品安全与医疗健康报道。我调查过全国土壤污染，追踪过多起食品安全事件，深知环境污染和食品安全对个体健康与社会信任的破坏力。而如今，作为一位母亲，当我看到天水这些孩子的血铅结果，看到家长们自救时的孤立无援，比任何时候都更让我痛心。

昨天我就铅中毒事件发表评论，建议对主犯“斩立决”。

233个孩子因此中毒，有的甚至永远丧失智力，这是严重的犯罪，死有余辜。

但也有读者策马急呼，刀下留人。认为这可能不是简单的食品安全问题，而是环境安全问题。

我看到不少官媒甚至央媒，包括很多自媒体都在质疑当地的调查通报。这种现象在以往是比较罕见的。

毕竟警方已经把培心幼儿园的八大恶人抓起来了，央视频也放出了后厨制作面点的视频证据，就是为了让大家相信，不相信也得相信。

但好像有些媒体特别是自媒体有点不懂事，不少记者试图接近真相，一些自媒体更是频频举证。还有一些大胆刁民也跟着凑热闹，跑到西安去测血铅。

实话实说，官方通报确实有点站不住脚。有的不合逻辑，有的不合常理，但有时现实就是这么荒唐，他是不按套路出牌的。但你要判八大恶人有罪，你就得让人信服。

我也听到一些质疑声音，有的不无道理，也有则纯属臆想。我认为官方对这些质疑也不必掖掖藏藏，如果调查基本属实，不妨就相关疑点来个新闻发布会，及时回应社会关切。

第一个，关于投毒动机。通报说是为了“扩大生源，提高效益”，但BUG在于，我们普通人都知道食用色素更便宜，园长和厨师能不知道？会为了那几十块钱回扣赌上自己的命运？

更重要的是，食品安全问题是幼儿园的重中之重，投资人林某名下有4家幼儿园，不可能没有这个意识，就为了多招几个孩子，她会拿自己上亿资产和大好钱途当赌注？

所以建议官方再好好查查，如果是他们故意投毒，动机究竟是什么。我的推论是，从投资人到园长再到后厨，都瞎在了一个点：那就是后厨认为彩绘颜料可以做面点，而园长、投资人则以为后厨买的就是食用色素。

前面说了，食用色素又便宜又好用，这是常识。但并不是每个人都知道这个常识，幼儿园的后厨本来就是七八姑八大姨凑起来的草台班子，不知道也很正常。为了扩大生源，断没有几个人一起合起伙来故意给孩子下毒的道理。

如果他们知道这有毒，不可能老师自己也吃也跟着中毒。所以说，他们不是坏，只是蠢罢了。

第二个，关于含铅量。通报发现送检面点的含铅量高达1000多毫克。而彩绘颜料每千克的国标最高含量才90毫克。这得拿多少颜料才能“稀释”出一块发糕高达1000多毫克的铅含量？所以这不科学。

然后有网友拿戚秦式桥段来印证科学上的缪误，1斤砒霜是调不出1斤糖水的。有网友跟我说，这可能是铅加热后会导致铅分子增加所致。我查了一下资料，铅加热后铅分子不会增加，只会变成铅蒸汽挥发进入空气。

那么就只有一种可能，就是厨师买的不是彩绘颜色，而是工业涂料。比如一些不明渠道的铅铬黄，虽然国标限值是90豪克，但市场上的不达标率达到36%，部分涂料铅含量高达21.9万毫克，那么稀释后达到1000多毫克就能说得通了。

而且这些网上很多颜色鲜艳的铅铬黄，包装袋上根本没有注明不可食用。这就能理解，为什么整个幼儿园差不多一半的人都跟着一起参与，一起“制毒”，甚至一起吃了。

还有一个基本逻辑是，通报给出的数据很详细，不可能自己给自己挖坑。根据我多年经验，这样一个重大舆情，在发布之前应该有过严谨的论证。

第三个，关于附近铅工厂。2005年，就在这个麦积区也爆发过一起铅中毒案。几个熊孩子跑到河里洗澡，造成严重的铅中毒。2006年，又发现200多个孩子出现铅中毒现象，后来发现是附近铅厂排放污水导致。

而这次网友也发现，在距离幼儿园2.5公里处，同样也有个金属生产企业，而且还是个上市公司，所以大家就往这方面联想。怀疑幼儿园是帮这个企业背锅了，毕竟这个上市企业可能就是当地政府的税收大户。

但这里也有不合理之处。我查了一下导航，幼儿园到企业都处于渭河之滨，如果是水污染，那么渭河两岸就该出现大面积中毒，不可能单单是这个幼儿园。但也有网友说，这个幼儿园为了节约水费，偷偷打了口深水井。

因为大家都是喝自来水，而这个幼儿园则是从地下取水。如果地下水被污染了，而做面点又需要用到大量的水，这些污染水在蒸锅中大量蒸发，形成氧化铅并进入面点，由此产生高浓度铅分子，是不是就好理解了？

所以也不排除一种可能，那就是双污染源共同构成了这起严重的铅中毒事件。所以建议当地再好好查查，不要放过任何一个疑点。特别是对于当地医院的造假动机，该有人出来走两步。

但这也并不能说明幼儿园八大恶人就是无辜的。无论是视频还是购买颜料大概率也是真的，官方调查组不可能为了掩盖一个真相，而一下子构陷8个人，把范围搞那么大。

以上就是我从正反两个方向的逻辑，就此次铅中毒事件三大疑点作出的粗浅推理。希望能给大家一些启发，当然官方能以新闻发布会形式公开回应更好。

总之我不太敢相信官方会造假。毕竟这是一个多部门组成的联合调查组，还有近10位专家参与。

如果这也能欺骗公众，那就不是一个人的疯狂，而是一群人的犯罪。

最近，甘肃天水褐石培心幼儿园儿童被检出血铅超标，牵动全国人民的心。

甘肃医院检测不出来超标，西安的医院检测超标；即便官方调查已经出现结果，还是众说纷纭，莫衷一是。

有人感叹，天水已经陷入了“塔西佗”陷阱，官方说啥都没人信。

还有人感叹，要是放在过去，调查记者一窝蜂上去，真相早就水落石出了。

的确，到现在为止，没看到有什么媒体现场调查的重磅报道。

作为一名幼儿园学童家长，我十分理解家长对幼儿园食品安全的担忧。

恰好16年前，我作为记者，亲自调查过陕西凤翔县长青镇儿童血铅超标。那个时候，媒体是怎么做调查的？群众是怎么看待媒体的？时隔16年，当年血铅超标事件的官员、村民、孩子，以及污染环境的企业，都怎样了呢？

1、

2009年8月份，我在一家中字头媒体供职。当时接到一个线索，说西安某区有违规建设。

当时北京和西安之间尚未开通动车，我坐K字头车用了一天到了西安。

刚到西安，接到部门领导电话，说这个选题先放放，陕西出了一件大事，宝鸡凤翔县长青镇，有600多名孩子血铅超标，抓紧去宝鸡，这个新闻更大。

凭啥说这个新闻更大，在我们部门标准里，有这么一条底线标准，叫“涉及公众利益，有制度背景”。

几百名孩子的健康问题，是最重要的公众利益，所以这个新闻应该放在第一优先级。

我马不停蹄，从西安坐火车到了宝鸡，到了已经晚上八点多了，于是在汽车站找了旅馆，第二天一早，坐第一班车，赶往长青镇。

2、

我翻了翻自己的博客，竟然发现当时还写了一个手记，下面我就把16年前的手记贴出来。

“8月15日一早，我动身去凤翔县长青镇，汽车在塬上奔走，因坐的是去凤翔过路车，我一路询问是否到达马道口。车至高咀头村，一抱小孩妇女上车，坐在我旁边，我马上去攀谈，原来这个孩子也是血铅超标，但并没有纳入政府的检查范围，因为不是在马道口村和孙家南头村。

车还没到马道口村，已经看到有一长串车在排队。我下车穿过车队，就看到一大群村民堵在路口，几辆大巴排在村口。原来是村民对血铅事件处理不满，自发堵住路口，不让东岭集团的职工进去开工，另一方面，也堵住工厂的运货车往外送货。但是很多无辜的过路车辆也被拦截下来。

人越聚越多，有村民，有穿制服的警察，还有政府工作人员，村民看到背包的记者，马上围拢过来，七嘴八舌的诉说政府的不公，工厂的可恶。县里和镇里的领导则是在做工作。常务副县长何宏年正好在现场，有抱小孩的妇女围过来要求说法，周围人呼啦全都围上来。圈子内发生什么不详，一会儿只见警察飞快得跑向一个地方，群众也都快步跟上。原来有人要拉县长离开，村民怕领导不再听自己的诉苦，就拼命追赶。一位抱孩子的妇女忽然心脏病发作晕倒在地，群众的情绪激动起来。县长适时的把孩子抱在怀里，吩咐人将该女子送往医院。县长的这个亲民举动马上得到群众的理解。村民的情绪稍微平息。大家继续向县长诉说冤情。

在马路两旁的商店里，渴了累了的村民和警察买水喝，在这个独特的交流地点，大家竟然和平相处，互拉家常。不像在不远处的剑拔弩张。仪式性的示威其实在中国是能找到原型的。”

3、

2008~2010间，当时中国正处在剧烈转型期，工业化和城市化飞速发展，社会矛盾层出不穷，按住葫芦起来瓢，地方政府焦头烂额。

新闻媒体在社会转型中，发挥着重要的作用。

只要有大型新闻事件发生，必定全国媒体扎堆，在新闻现场不碰到十个八个同行，那绝对太阳打西边出来。

先来的肯定是南方系，比如南都、南方周末，还有北京市场媒体，新京报、京华时报、北京青年报，再有就是各地资金充裕的都市报弟兄，华西都市报、燕赵都市报、华商报等等。

中央媒体也不少见，最多的就是央视下面各种栏目，他们经费充裕，团伙行动，编导记者摄像三四个一伙。

央媒纸媒里，恐怕我们单位是比较特殊能够派人的，有历史的背景也有时代的背景。

不过我们单位抠抠搜搜，出差还保留着二十年前的标准，我记得住宿不能超过80一天，打车不给报销，只能坐公交车。

住宿凑合忍了，可那边都火急火燎了，我这边还得坐公交车，那黄花菜都凉了。

不过也有变通，只要现场找到央视的记者，经费就能解决。

当时央视分三种人，正式编制，台聘和临时工，前两种我是没见过，新闻现场的都是央视临时工，他们有经费，但是没记者证，当时地方官员已经会查记者证，央视饭卡不能蒙混过关。

这就是临时新闻互助组，瞎子背瘸子，我提供记者证，他们提供吃穿住用行，一台车除了司机，恰好还剩一个座位。

这种组合，几乎屡试不爽。央视就是我的第二娘家，在偏远的新闻现场，节省了我多少时间，到达了我双腿不能到达的地方。

我记得这一次，正是跟央视农业频道的三个兄弟，组成了小组，顺利完成各自的任务。

下面仍然是来自手记：

“在接下来的两天采访里，北京记者这个身份给了我很大的便利，百姓的不信任达到顶点，陕西本地的报纸和电视台遭受了巨大的质疑，村民认为他们的报道没有反映实情，只是帮政府在说话。

封堵在继续，而且在扩大，不光在那个人字路口枢纽地带，附近村的村民都发动起来，把各个进入的绕道和小路都封死了，高咀头村的村民也堵在宝鸡去长青镇和凤翔县的道路上。

我跟央视记者打的出租车基本上可以畅通无阻，在一些人墙封堵的路口上，只要有采访过的人，或者解释下，村民都自觉让开。但有的村民十分警觉，要查记者证，如果冒充记者或者是本地记者则不放行。

最搞笑的一幕是，我们在一个偏僻的小土路上走的时候，三个平均年龄在七十岁的老头，在路上横了一根木棍，在木棍上还插了一只绑了塑料袋的小棍，跟他们一番解释，他们才放行，一个大爷还操着一口陕西话说，要客观报道！

有抗议，就有变通，很多汽车变成了区间车，在被村民拦截的各段中，都可以坐车，只不过在村民拦截点，要下车换乘，如果有需要，甚至可以换乘两三次，本来一次六块的车票要分几次花。

16日大雨，本来以为封堵可能结束，没想到这些执著的村民穿着雨衣，打着雨伞在大雨中坚守。为了自己利益而坚持的人，他们真的很勇敢。”

4、

新闻摄影里有一句话，叫你拍得不够好，因为你离得不够近。

世界战地新闻摄影的最好作品，基本上都是记者提着脑袋拍出来的。

以前我们单位常说一句业务的话，叫“用脚采访，用笔还原”。

南方周末还是新京报有句话，叫“你看见我的时候，我在纸上；你看不见我的时候，我在路上”。

为什么说蓝底白字的通告，并不能平息舆论？靠新华社的通稿，做不好记者？

在现场，你看到的，听到的，感受到的，远不是预想的那么简单，那么黑白对立。

村民和儿童无疑是最大的受害者，但是他们有很大意愿，在政府和媒体都在关注事态的时候，把事情扩大化。

比如群情激愤，人群聚集，很容易过激，造成难以收拾的后果。

再比如封堵交通，随意设卡，盘查身份，这也对解决事情于事无补。

至于地方政府的官员，很多也是有当地人脉和政治头脑的人，不是像媒体和老百姓描写的，天下乌鸦一般黑。

县级政府，最大的也才处级干部，大家都是一份工作而已，他能跟普通人有什么大的差别？

比如上边提到的常务副县长何宏年，他就是非常接地气的，眼看人群拥挤要发生群体斗殴事件，他抱起孩子，站在村民角度讲一些贴心话，就化解了一场矛盾。

所以说，这种基层政府官员经验，是在跟老百姓打交道的过程中磨合而来的，不是书本上课堂上能教的。

有个笑话说，在处理一个基层问题时，领导让新人喊，新人拿起喇叭：你们已经被包围了！队长飞起来踹了喊话的一脚，抢过喇叭喊：你们要相信党，相信政府。

你不亲自到现场看看，你是不会理解什么是基层政治，什么是真正的中国。

5、

说回事件的核心，就是儿童集体血铅中毒，到底是怎么来的呢？

这次调查比较充分，我笔走龙蛇，很快写了一篇报道，现在官网仍然能查看，我直接贴在下面。

大规模的儿童血铅超标，基本上都是铅锌冶炼企业的排放问题。

实际上，不光凤翔长青镇这次，2014年湖南衡东县也有300多名孩子血铅超标。

当时调查时候，就发现了这个问题。

在中西部贫困地带，都围绕着一家铅锌冶炼厂。

进入2000后，东部沿海腾笼换鸟，很多高污染的铅锌冶炼企业，近迁到了中西部地区。

当时环保标准不高，环保监测也不现代化，更重要的是，当时地方政府追求的是GDP，一切以经济发展为指挥棒。

即便发现问题，第一时间也是想要捂盖子，删报道，而不是停工整改。

你说是饮鸩止渴也罢，目光短浅也罢，这就是当时的事实，先吃上饭，再说说这饭好不好吃。

比如直接引发凤翔长青镇血铅的工厂，东岭铅锌冶炼厂，搬过来之后，长青镇就从凤翔最穷的镇，变成了凤翔最富的镇。

其实，中国的发展，跟长青镇又何其类似，珠三角的断指工厂，富某康的N连跳，都是发展中遇到的问题，付出的成本。

只不过，断掉的手指、长眠地下的打工仔、血铅超标的儿童们，都被深埋在尘封的历史中了。

6、

16年里，新闻当事人，都怎样了？

查询后来的报道，因为舆论影响大，当时的搬迁及时给力，大部分离得近的村民，都搬进了楼房。

现在高德地图上仍然能够搜索到孙家南头村，显示基本上没有建筑物了。

至于血铅超标儿童，他们的身体恢复了吗，智商是否受到影响，读书是否顺利，是否考上了大学，不得而知。

东岭集团冶炼工厂，肯定是停工了。

因为我查到2024年，工厂母公司东岭集团已经宣告破产，曾经是陕西最大民企，全国民企500强，老板李黑记也曾经是陕西首富，现在已经随时代湮灭。

这是中国狂飙突进时代的一个注脚。

当时血铅事件调查组长，在媒体里最出风头，我接触最多的何宏年，进了监狱。

何宏年后来去了旁边扶风县升任县长，在岐山县当了一把手县委书记。

2018年12月，在岐山县委书记任上落马。

比较讽刺的是，在他犯罪材料里，我找到这么一条。

“2011年6月，为感谢上诉人何宏年在处理2009年凤翔县铅中毒事件过程中提供的支持和帮助，时任东岭集团股份有限公司凤翔县冶炼厂厂长的孙某丁送给何宏年一张存有10万元的中国农业银行卡，何宏年予以收受。”

极其有时代特征。

来看看当年他的同事们。

当时县委书记何存贵，在麟游县当了书记之后，就进入宝鸡市担任副市长，目前担任正厅级的宝鸡政协主席。

当时的县长张辉，同样经历几个县委书记历练，官至副厅，现任陕西卫健委副主任。

都是中规中矩的地方官员升迁路线。

凤翔县，已经在2021年撤县改区，变成“凤翔区”。

当年一个县收入1个亿，2024年财政收入已经超过12亿，是16年前的12倍。

凤翔在飞速发展的时候，也跟中国其他地方一样，背上了沉重的债务。

地方政府债务余额超过56亿，负债率超过220%，又是得全区人民勒紧裤腰带，不吃不喝好多年才能还清。

当时的环境，乱乱糟糟，无头苍蝇一般，却充满一种向上的力量，总有一天要冲破困境。

当时的我们，手无寸金，双腿走路，却充满理想主义，要用一支笔仗剑走天涯。

我们希望血铅儿童超标，不会再发生，各地政府能够举一反三，吸取教训。

我们那时还是太年轻了。

温暖的老人，冰冷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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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7月6日下午，微信群中有郑州人民公园一群年轻人围殴同性恋的视频流传。本公众号上传了视频，并进行了评论，引起部分网友关注。

之后较为了解情况的诗人墓草，讲述了他所知道的前因后果，我汇总了其他网友的讲述，发了第二篇文章。

遗憾的是，这两篇文章都被删掉。但幸好中国新闻周刊官方微信对此事进行了简单报道。

今天也就是7月9日，《三湘都市报》记者从相关部门获悉，目前，当地公安机关已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其中5人因未满16周岁不予执行）。

据了解，上述人员均系通过网络建立联系，多次临时起意，相约作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

感谢郑州警方的快速反应，处理速度媲美处理焦某某的南京警方。感谢《三湘都市报》的跟进报道。中国历来是负面报道，地方媒体交叉跑位，《大河报》是近年来极少数时不时做出惊艳报道的地方媒体，但估计《大河报》在河南根深叶茂，反应链条长、希望尽快消除影响，没有抢第一落点，情有可原。

略微吊诡、其实很好理解的是，《三湘都市报》以及包括《新京报》在内的众多转载媒体，没有一家媒体提到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没有一家媒体提到“同性恋”的字样，普通读者看到后，自然会把它当做最普通最常见的社会新闻，不会瞟上一眼。

河南不仅走出了蜜雪、pop mart、胖东来这新消费三杰，郑州也在成为“高质量发展区域核心增长极”，这次郑州警方的反应也非常迅速，干得漂亮，值得点赞。

“打兔子”在2025年重现江湖，这些视频触及到性少数心底最深处的痛点、同志群体的伤心往事，所以大家才感同身受，才齐心协力、接力式地给当地打电话，沟通情况、跟进进展。如果没有全国网友打市长热线、打郑州市110、打解放路、铭功路派出所的电话，进行电话监督，可能处理起来没有这么快吧？我们要感谢我们自己！

之前我还按照固有眼光，怀疑郑州能否秉公快速处理，很多人也对此并不乐观。郑州狠狠地打了脸！我们更容易因为某事某人发出“时代在退步”的疑问，比较少去关注时代进步的细节，所以也要看到亮点和闪光点。当然，如果媒体能把事件完整还原就更好了。

希望被处理的年轻人和当地同志化干戈为玉帛，从此走上正道，知错能改，成为有为青年。性少数人士不是异类，就在大家身边，是大家的亲人、朋友、同事、同学。你看不见，只是因为你和TA所处的环境不够友同，TA不敢浮出水面，只能隐藏自己。没有更好的交友渠道，只能冒着风险、冒着夏天蚊虫冬天雨雪，钻小树林。

据网友@流年染指青春说，是他的同志朋友去人民公园玩，被打了。这个朋友的形婚对象萌萌，非常仗义，为对象出头，卧底那个小群体，在大家一起吃饭，“鉴赏”打人视频时，悄悄转发到自己手机上，之后上传网络，让大家看到。

这伙人拍视频是为了勒索被打对象，不被所有人看到才能要到钱，同时视频也记录了打人者自己的恶行，所以他们内部应该是没有意愿上传网络的，大概率是外人上传的。我不知道流年转述的这个故事是否有添油加醋或者不实的成分——因为太富有戏剧性了，如果真有这位萌萌和她的义举，那么她不愧为一位侠女，值得所有人为她叫好。

以往类似新闻中，很少看到这么好这么快的处理结果，很惊喜，望保持。

文｜廖宇彬

编辑｜张瑞

出品｜腾讯新闻 谷雨工作室

张培生（此为网络上流出的大爷姓名）是青岛大学滢园宿舍区的一名宿管，我们对他所知不多。就像大多数平凡的普通人，除非朝夕相处，否则故事总是无从知晓。留存在学生记忆里的都是些日常小事，一位名为Tokaiesss的网友发帖，她记得大爷和她一起找过遗失的毕设论文，也有人记得大爷在毕业时帮自己搬行李，还有人去看演唱会错过宵禁，不得已敲醒大爷的窗户，张培生关切的问：怎么这么晚才回来啊？

如果不是意外发生，这只是一位颇受学生欢迎的宿管，学生们叫他大爷，图个亲切，虽然他才58岁。7月6日清晨，他被发现昏迷在值班室，经送医后抢救无效离世。在他去世前，青岛正经历着一个温度陡然升高的夏日，7月5日，青岛大学所在的崂山区发布了高温橙色预警，部分地区最高温超过37度。高温预警提示：对老、弱、病、幼人群要提供防暑降温指导，并采取必要的防护措施。

在张培生去世前一天，学校开始在宿舍区安装空调，据悉，青岛大学原本计划在今年夏天全面安装空调，已完成采购7217台。在此之前，无论宿舍还是门卫室都没有空调，只能凭风扇降温。一位网友，向我提供了青岛大学“青椒”教师朋友陈健的回忆文章，他记得张培生曾劝学生们忍忍，“马上就有空调了”，只是谁都没想到，他本人没有撑过这样一个酷热的夜晚。

张培生住在学校储藏室改成的门卫室，紧靠学生宿舍滢园10楼的大铁门，砖红色屋檐，浅黄色外墙，一扇白色边框的小窗，屋里不过几平米的空间，一张木板床，一张桌，几把椅子，和一窝小猫。

在他去世之后，许多关于他的记忆，都和这一窝小猫有关。去年方糖在学校准备考研，每天早晨去教室自习，她会遇见早起的小猫们伸展，午饭和晚饭后，她去找小猫们玩，有时猫不在，张培生就给她指指：又跑外面玩去了！

学生们出入宿舍，小猫总是放松地趴在门卫室外，或是彼此打闹，张培生喜欢倚着门卫室的窗户，看学生给他的毛孩子们带冻干、猫条或火腿肠吃，他自豪于有人喜欢他的猫。门卫室只有一扇窗，夏天总是大开，散热通风，冬天不论多冷，总留有一条缝，供小猫们自由进出。作为一个只有一间逼仄的门卫室的人，他有好几只猫，第一只小猫叫“猫子”，是领导家里的猫生崽后送给他的。他很珍惜这只小猫，接回家后，就花五百块为它打疫苗。当时方糖常听到他碎碎念，“俺们家猫子是最乖最听话的，还会自己定点上厕所。”

大爷屋里的小猫©方糖

去年3月，猫子怀了第一胎，快生产时，玩跳台阶，“咕咚”摔下去，一胎五个全部流产。六月份猫子似乎又怀了，暑假时小猫们出生，方糖和朋友结伴去看它们。张培生开心地介绍，这个花色是老大，叫皮蛋的胆儿小，最腼腆的一只是小花，他笑吟吟的，打趣小花不如猫子好看。

有一晚小花在外疯玩夜不归宿，他打着手电筒到处找猫，直到第二天小花自己跑回家，有学生看见他拎着小花的脖颈佯装生气：你看你，孩子都不管了吗？那时小花刚生下她的第一窝崽。

张培生从不谈论生活窘迫，师生们只能通过衣着、生活环境流露的痕迹猜想他的拮据。陈健记得，屋里摆放着捡来的棉袄、裤子、鞋子、袜子、凉席、薄被，包括生活用品，纵使破旧，收纳有序，小屋打扫得很干净，张培生也会收集师生不要的纸板、塑料瓶，积攒卖钱，可以给小猫们加餐，买火腿肠吃。

大爷屋里的小猫©方糖

但一位学生记得，她曾在门卫室里看见大品牌猫粮，就算他顿顿吃挂面，也不会饿着小猫，或买“毒猫粮”。夏天酷热难耐，张培生买了三个小风扇，放在小猫的窝里。

她曾劝过张培生给两只母猫做绝育，每次生产时一窝又一窝，大爷只是笑笑“顺其自然”，很久后回想，她有些恍然，随之涌上来的是后悔，或许大爷只是没钱，仅此而已。

曾在这里读书的学生们，手机里或多或少都留有一张照片，是张培生和小猫们的合照，每一只猫都养得很好，很健康。一位名为“来点鱼汤吧”的网友就在手机里发现了照片，两只狸花小猫在打闹，大爷静坐在一旁长椅，慈祥地注视。

也有照片，小猫懒洋洋地侧躺，露肚皮晒太阳，张培生勾下腰，抚摸小猫干净柔软的毛发。他很自豪，告诉拍照的学生：这小猫特别听话，让它给你们展示展示溜一圈！

还有给小猫喂奶的照片，张培生粗糙又青筋交错的双手，举着奶瓶，给出生没多久的小猫喂奶。隔着窗户，有人记录大爷咧着嘴大笑，看着窗外小猫的温柔深情。

张培生的猫不乱跑，有时午后闲暇，他就带着小猫们去树边，指导猫子教小花爬树，照片定格在树枝间小猫回头的一瞥。

所有人都在想来日方长，陈曼琳6月毕业离开学校的那天，她不舍小猫们，哽咽地跟大爷招招手，“我会再回来看你们的”，毕业后的一个月，打开手机，收到的是死讯。

门卫室的灯光无意中成为一些学生心中的港湾。一个名为“momo”的网友发帖回忆，在2021年冬天，她正在学校经历考研冲刺阶段，整晚整晚地睡不着，焦虑与神经衰弱共同折磨着她，她经常早起去自习室，凌晨六点，头顶是浓黑的天空，偶尔零落的星星闪耀，向远方眺望，只有门卫室从里向外泛着橙黄色的灯光，映出忙碌的人影，做饭的蒸汽糊在窗上。

那时她与大爷并不熟悉，只是在每一个冬夜，看见那束暖黄的灯光，她只觉安心，支撑她度过考研前漫长的等待，“像家一样。”

她翻出当时有天凌晨拍摄的照片，想起每次路过门卫室，经常看见张培生和保洁阿姨一起围着小锅煮挂面吃。在其他学生回忆里，更多时候张培生会自己吃，没有调料，白水煮面。山东的面食种类极其丰富，从济南打卤面、临清什香面到福山拉面，色香味俱全，超市里一捆白挂面10元，能吃一周，在她印象里“挂面那寡淡又没嚼劲的东西多难吃”。

胡芊芊记忆里的大爷与电动车有关。当时学校还没有电动车统一充电的地方，也没有共享电动车，拥有小电动的学生们无处充电。张培生有一辆绿色的、烂烂的电动车，前筐里堆满各种工具，他通常骑着小电动往返在宿舍间维修，比如通下水道。

一来二去熟悉后，张培生偷偷给她们充电。张培生的床靠窗，有时他休息得早，就把插排从窗户缝里绕出，放在窗边，供晚来的学生们充电。第二天，胡芊芊等学生来骑车，赶去早八课时，大爷早已把充满电的车拔掉，推到一旁的停车区。如果电动车头松了，或是小故障，她们总是习惯性地去找大爷，张培生笑着拿出工具，不到十多分钟，解决。

张培生的生活简单而有序，被小猫、学生、日常检修与维护工作填满。也有例外，他喜欢戏曲，屋里有一个小收音机，有时不间断地播放，即使他人不在，来找小猫玩的学生会听见咿咿呀呀的声音。他也写得一手好字，没有什么机会读书，但闲下来时，会在桌前练习学生们不要的字帖。

陈健是一名“青椒”（青年教师），在他的回忆文章里，自己在学校教书三年，并不适应体制，在学校里没什么朋友，张培生胜似他的亲人。每次给学生们上完课路过宿舍楼，张培生总是认真又温暖地打招呼，聊聊家常，询问“近来过得怎么样”。心情不好时，陈健就找个角落躲着，看张培生抱着小猫们梳毛，给它们洗澡，或是支个小桌板喝茶。

自陈健结识张培生以来，他从没见过他回家。张培生的工作365天无休，陈健只能通过只言片语拼凑他的境遇，家里情况不好，在青岛没有其他亲属，只有儿子早出晚归工作繁忙，张培生不愿麻烦任何人。他一手包办学生宿舍的大小事务，包括日常设备维护和检修。

现在这间小小的门卫室，屋里屋外堆满了鲜花，门口摆着蜡烛、猫粮和几包烟，小猫们是他的孩子，师生们是他的家园，校园里曾与他有过一面之缘的人，自发领养了他的猫，这是他们对他的怀念。

西部某幼儿园发生铅中毒事件，官方通报了中毒的原因，是幼儿园园长一班人买了彩绘颜料，稀释后做成食品让幼儿与老师“服用”。这个毒源的官方认定，发了通报，但没有得到社会大众的认可，民间各种推测，恶猜铅中毒事件另有隐情。

对于围绕中毒事件的种种揣测，有的没的，无法评论其真假。但有一个事实是无法否认的，那就是“官方通报”被人们甩在一边，不受信任，它不仅没有平息舆论事态，反而成为佐证，被用来证明某些不利于官方的推测，官方通报引导舆论的能力将至冰点。

在此前不久发生的某个事件中，我们发现了官方通报陷入类似的情形。本以为能让舆情降温的通报，反而造成舆论的二次爆燃。通报所代表的官方立场，再怎么深文周纳，也很难顾全大局。通报在舆论前势单力薄，这让人想起新闻在通稿前的旧模样。

还有更多的案例意在证明，在我们不得不面对的通报时代，以官方通报为核心建构的舆情应对模式，已经走过了其兴盛期，效期愈发短暂——事实上，每一次通报都将通报本身逼近绝境。通报不仅起不到平息舆论的作用，还发挥了扩大舆情的反作用。

官方通报与民间意见之间渐行渐远，现在差不多到了水火不容的地步。主要表现为，官方通报明知道社会疑问何在，可要么自说自话完全无视，要么蜻蜓点水不作解释。民情民意对官方通报，也从翘首以盼权威结论，到现在的轻蔑对待，嬉笑怒骂。

官方通报的性质，已经不再掩饰，无法修饰和美化。构成通报的少量信息，在节选时就服务于既定的定性；通报要么假惺惺道歉，要么不道歉，要么以“举一反三”的空头话草草结束。通报对大众意见的遮蔽，对公权的隐喻，对舆论的升级从未如此直接。

我们被迫进入官方通报时代的信息格局，其代价是大众媒体无限收缩其公共性，社会对真相的索取能力被无限制压缩。在最近两起通报之前，社会上确有迷信通报的短暂时光，那是新闻与大众错身的瞬间，现在的人们已经从“乐见新闻衰败”的愚钝中清醒。

事情已经坏到这个程度了，亦即：新闻媒体重大公共事件中的缺席，即使不乏批评声音，却也不代表官方通报的说服力有丝毫的增加。大众媒体所丧失的能力与信誉，再也不能让通报有任何的自夸。人们已经接受了新闻匮乏的社会现实，通报也成为匮乏的一部分而不是超然于匮乏。

再用类似塔西佗效应来分析官方通报的无效，早就意思不大。实际上，政府对舆论的整体约束力不是变弱而是变强了，与此同时，通报作为官方意见、官方定性的代言角色，对舆论的引导作用不是变强而是变弱。大政府与大舆论以一种矛盾的状态并存。

在这种态势下，甚至于新闻媒体是否能发布真相，其必要性与重要性也都降低了。并不是说机构媒体以新闻的逻辑探寻、披露真相不重要，而是说舆论既然能僭越新闻，它为什么不能同样地僭越通报？尤其是当通报的目标变异后，它被舆论践踏已是常态。

终于，在流变不居的舆论洪流下，政府官员与新闻记者的重要性都被一致地拉低了，某种意义上都变得不再重要（但不影响他们依据各自理解的意义行事）。他们的不重要，与真相在中国变得总体性不重要相辅相成，这是相当于说，辨析深渊及其镜像变得无意义。

但与真相无法被新闻专业主义发掘、进而自觉羞愧不同，通报在舆论中的矮化与边缘化，并不会让体制内觉得道德有亏。后者对舆情控制的兴趣不减，但在通报模式式微的前提下，即使他们意识到通报力有不逮，暂时也不甚焦虑或自感为力。

一个直接的原因是，通报不是孤军奋战，它的苍白软弱之后，还有其他的强制手段可用。这些霹雳手段可以即刻施压舆论，截断因通报升级了的舆论态势。所以，即使在通报有用的阶段，舆论引导之效也不在通报本身，而是其雷霆之后手。

种种显而易见的“通报”之无能，多多少少能打破两个人群的迷信。一方面是官方内部的迷信，认为通报一出，舆论立马海晏河清；另一方面是社会大众的迷信，将通报等同于真相。破除这些迷信思想，对真相或许无甚帮助，但对健全人格有益。

作为不得不长期处于此等舆论环境中的人们，最该树立的一个观念就是四个字“通报完了”：会有通报，但通报不过尔尔。它像是丢进一塘蛙鸣中的小石头，影响力虚无，无所建树。如此，方能在真相废墟中不卑不亢，祈祷某种可能，穿越晦暗不明的真相周期。

【引用图已经艺术家秃头倔人授权】

近期，有多名网友发帖称，郑州市人民公园附近发生多起聚众殴打他人事件。据悉，多名施暴者通过交友软件伪装成同性恋者，打造虚假人设，精心骗取信任后，将受害者约至公园。确认身份后，他们持棍棒、甩棍、喷雾等工具围殴受害者，还拍摄视频上传至网络。网传视频显示，施暴者们在围堵追打的过程中，不断以“你是不是1？”、“是1还是0”、“来找男人？”等言语羞辱对方，甚至在受害者逃跑或下跪求饶时变本加厉实施暴力。

注：相关画面可能引起不适，请酌情观看。

该事件引发了全网强烈愤慨，有多个网络大V公开呼吁严惩施暴者。有网友指出这是一起针对性少数群体的赤裸裸的仇恨犯罪，并且是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施暴者们不以为耻反而自己拍下了相关证据视频。

在中国，同性恋者常常被贴上各种负面、不实的标签，这些污名化将同性恋者“非人化”，为歧视和暴力提供了所谓的“理由”。在社会经济不稳定、个人挫折感强烈或存在其他社会矛盾时，边缘群体（包括LGBTQ+群体）也更容易成为被指责和发泄愤怒的对象。

相关阅读：【404文库】流放地｜给郑州文明包容的城市形象抹黑

7月8日，中国新闻周刊报道：从郑州110接警中心获悉，警方已介入此事，属地派出所已依法进行处理，目前仍在调查。 郑州人民公园工作人员表示，将请示领导回复。

7月9日，澎湃新闻报道：从权威部门获悉，就“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公安机关已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

据悉，上述人员均系通过网络建立联系，多次临时起意，相约作案。案件正在进一步办理中。（澎湃新闻原报道）

有网友指出，媒体在跟进这起打人事件时，刻意避免提及“同性恋”或“性少数群体”等词，这恰恰是受害者遭到有针对性的仇恨暴力、又因身份顾虑而延迟报警的重要原因。而在官方话语中，“同性恋”、“LGBT”、“性少数群体”等词早已消失，近期人民日报一篇评论文章还呼吁将“同志”称呼重归主流，让“社会风气重归淳朴”。

略微吊诡、其实很好理解的是，《三湘都市报》以及包括《新京报》在内的众多转载媒体，没有一家媒体提到这件事的前因后果，没有一家媒体提到“同性恋”的字样，普通读者看到后，自然会把它当做最普通最常见的社会新闻，不会瞟上一眼。

相关阅读：流放地｜“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17人被抓，新闻报道中未提及同性恋字样

还有网友指出，郑州当局似乎为了掩盖当地治安恶化的现实，再度发明出新词——所谓“多次临时起意，相约作案”一方面充满矛盾，另一方面需要反向解读，恰恰说明这类极端行为长期存在，且未受到应有的法律制裁。直到事件被网络曝光，警方才火速将多名嫌疑人抓捕归案。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推特网友评论：

岛兰图娅 ：同性恋三个字烫嘴吗？

硫酸铜水溶液：一个个媒体都不敢提同性恋三个字，恐同媒体配合仇同犯罪。

女孩资本主义：请注明是 #仇恨同性恋犯罪# 谢谢。

连夜下载爱歧异：#极端恐同已成网络毒瘤# 。

人活着就得嗑糖：你们把词条抹去，是对受害者的再一次侵犯。#仇恨同性恋犯罪# #恐同犯罪#

ConradFree16：纳粹德国当年就是这样。

屁元天尊君 :This is hate crime.

JustRiceo：国内治安还是得靠境外势力维护啊。

ATang74455：保护少数也是在保护自己。总有一天你会成为少数。

八百伊万礼：通过同性恋社交软件邀约受害者见面然后暴力伤害的仇恨犯罪，最终在新闻里变成起因不明的打人事件，装瞎每天都在上演，只是受伤的都是不被看见的人。

diaoxhais：太窒息了，没想到2025年既然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章鱼小丸子l_ ：文明洼地。

怪物啊奇怪的游魂：所以谁在说这里开放包容友好人人平等？

我恨大鹿男：咱妈养的好蛊。

北国佳人李春姬：“多次”和“临时起意”是怎么组合在一起的？应该是多次有组织有预谋有针对性的恐同暴力袭击、仇恨犯罪。

胭脂虎的人类爽完计划2 ：临时起意和相约作案这两个词不矛盾吗？

_镜子里的陌生人 :？？？不想管就直说吧，临时起意+多次？？？

知心女仆么么哒new：又学会一个美化预谋犯罪的说法。

子时星落：好优美的文字，好博大精深的用法。

_Press_Anykey_to_continue：呃还要发明多少词掩饰罪犯的卑鄙。

热空气IS_ME :.-_-. 风气好像变得越来越保守，都出现这种情况了……

Cleo阿直：临时起意又相约作案，好会临时好会约。

书荐姜维：这比22年唐山打人事件更恶劣，视频还是从加害者手里出来的。

张久伶：LGBTQ+ 群体和所有人一样，值得被尊重、被理解、被爱。性取向和性别认同的多样性，是人类自然的一部分，而不是“异常”或“错误”。真正的文明，不是要求所有人相同，而是学会欣赏不同的色彩。

CDT编辑注：本文原载于哈萨克斯坦媒体98Mag，由Matters创作者卡扎克翻译。

哈萨克斯坦媒体对《我的阿勒泰》的影评,简要总结就是“殖民者视角下拍摄的对政府当下政策进行美化的政治宣传片”。

哈国媒体评论：《我的阿勒泰》是谁的阿勒泰？

近日，根据中国作家李娟的自传小说改编有关新疆哈萨克族的八集电视剧《我的阿勒泰》上映。

该电视剧在中国受到广泛认可，并入围戛纳电影节。

在与中国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和爱奇艺公司的代表会面后，有消息称哈萨克斯坦第七频道将引进这部电视剧并在哈萨克斯坦播出。

电视剧讲了什么故事？

该剧讲述了梦想成为马场驯马师的哈萨克族男孩巴泰和梦想成为作家的汉族女孩文绣之间的爱情故事。

原著小说讲述的是20世纪末哈萨克人的生活故事。

巴泰是训鹰人苏丹的幼子，根据传统是要继承主家的人。由于家里的长子穆拉特因酗酒而死，因此苏丹希望幼子能够迎娶守寡的大儿媳托肯。但巴泰反对，而儿媳妇托肯也有自己的想法-她与邻村的蒙古男子相互心生爱慕。

虽然苏丹老汉最终很不情愿但也无奈地允许他的儿媳托肯嫁给一个蒙古男人，但他并不赞成将自己的孙子们也送到蒙古人那里。当他发现幼子爱上了一名汉族女孩后，他的反对变得更加强烈。

以上是电视剧中最主要的情节戏剧冲突内容。紧张气氛就此结束。

当然，虽然最后第七和第八集的主要反派是一个挖宝石、挖草根的汉人走私犯，但他的形象更像是一个西方资本家。

总的来说，编剧似乎没有勇气去塑造一个哈萨克族的反派人物，因此把哈萨克有关的故事中的戏剧冲突全部放在了“异族通婚”这个主题里面，用了近乎所有的力气去铺陈这个主题下的故事。

最终，苏丹老汉的传统游牧世界观崩塌了，他向更先进的“文明世界”新生活举手投降。老人把自己的孙儿托付给了儿媳妇托肯，并允许她嫁给一个蒙古男人。最后一部分结束时，在苏丹老汉和村长的带领下，哈萨克人在文秀的家和平地聚会，吃饺子，放鞭炮。

而进城三年的巴泰也在此时回到了家乡。新的一年，烟花爆竹！巴泰回来了！巴泰和文秀重逢了！政治宣传片主旋律最美妙的胜利结局。

训鹰人苏丹老汉的形象

巴泰的父亲苏丹是故事中最重要的人物之一。他是一位猎人，一位著名的训鹰人。然而，当中国政府禁止狩猎和持枪后，他无奈的意识到，自己正在失去一切。他更喜欢保留游牧生活，将现代生活视为陌生的侵入者。在时代的大势下，他极力试图保存传统，但最终无奈的选择了屈服。

某种程度上，苏丹的形象可以更接近地与来自新疆的哈萨克人移民的形象进行比较，他们移民到哈萨克斯坦是为了将自己的文化从中国政府不断强化的汉化政策中拯救出来。

而电视剧的主题则很明显的、不遗余力的试图将苏丹和与他相同立场的哈萨克人，置于“现代生活”的对立面，并把接受异族通婚作为接受现代生活的证据进行宣扬。

诚然，在当今社会，异族通婚很正常，选择配偶是个人自由，但一部以宣称讲述哈萨克人文化为主题的电视剧，整个故事的情节为何如此重视它，实在让我们感到疑惑。

而且，虽然电视剧的编剧力图将苏丹老汉塑造为“草原上的游牧之主”，但又刻意的安排了一段他为了拯救一个汉人，而用（为了不交给政府）而藏匿枪，射杀了代表突厥文化的图腾的狼的情节。影片最后，巴泰也为了保护文绣用弓箭射杀了马，这是又一段明显刻意安排的，哈萨克人为保护汉人而杀死象征突厥文化的图腾动物的情节。

关于作者
这部电视剧的原著作者是一位新疆女作家，曾获得中国多项著名作家奖项。她有许多描写新疆阿尔泰地区游牧民族生活的作品。此前曾出版过《阿勒泰》、《冬牧场》、《我的阿勒泰》等多部著作。作家在接受BCAF.org.cn网站采访时表示，新疆哈萨克人的游牧生活正在消失，而在哈萨克斯坦则已经完全消失。她认为两国的哈萨克人存在差异，并认为哈萨克斯坦的哈萨克人已经俄罗斯化了。

电视剧的影响

尽管通过展现阿拜歌曲、哈萨克曲调、黑走马和哈萨克人的传统服饰、乡村生活等镜头，将哈萨克文化在中国观众面前进行了展示，但与此同时，影片依然没有摆脱殖民主义者视角下经常出现的，将当地人描绘成酒鬼的刻板方式。

在中国媒体对电视剧上映后的报道宣传中，大篇幅讲述的都是该电视剧如何吸引游客前去欣赏阿勒泰的山水风光，以及扮演哈萨克人的汉人演员于适如何优秀之类。此外在其他新闻页面上，经常提到该电视剧入围戛纳电影节。

结论

剥夺原住民自我发声的能力，将其从主体变成客体，并按照意识形态给他们贴上刻板标签，是殖民者国家最常见的手段之一。这一点在《我的阿勒泰》中有着明确的体现。

这部电视剧中的第二个意识形态方向，是殖民者试图通过指责被殖民者与他不同的思维，以及竭尽全力的突出被殖民者的生活方式和思想“多么落后”，而自己则多么的代表着先进的现代生活，来正当化自己对原住民文化的入侵和摧残。

总的来说，这部电视剧是中国当局在对自己在新疆的政策进行的美化，是彻头彻尾的政治宣传。

与此同时，考虑到该剧将在“第七频道”播出，再次给人留下了哈萨克斯坦政府对新疆哈萨克族的命运不屑一顾，并积极支持中国在新疆的政治政策的印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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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家庭回忆录｜客机失事原因不予公开，以免危及社会稳定

2022年3月21日，由云南昆明飞往广东广州的东航MU5735号客机在广西梧州山谷坠毁，空难导致132名机上人员全部遇难。

然而，坠机之后当局对待事故的处理方式更令人心寒，调查报告的缺失更令人痛心。很多家庭因真相迟迟未明承担着巨大且持续的痛苦。

在中文互联网上，中共当局对东航MU5735的相关讨论也采取了极为严格的审查措施，一些相关微博话题遭到封禁，部分关键词也在过去几年里成为敏感词。

近日，一份由中国民用航空局综合司于5月19日发出的《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引起关注。该《答复书》中称公开“3·21”东航MU5735空难调查进展情况通报“可能危及国家安全、社会稳定”，因此“决定不予公开”。

这一信息引起网民强烈不满。在微信公众号“家庭回忆录”发布的一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作者讽刺道：

三年前，2022年3月21日，东航一架波音737客机在广西梧州坠毁，机上人员共132人，其中旅客123人、机组9人，全部遇难。

多少破碎的家庭……

当地起了山火，才让人们定位到了坠毁地点。

总得有个事故报告？

三年过去了，有人等不及了，向民航部门申请信息公开。

公开为常态，不公开为例外，这是原则。

这两天，《信息公开申请答复书》在网上流传。

事实上，机上有黑匣子，也找到了。但波音公司只负责解读，至于是否公开，肯定要听我们这边领导的。

领导肯定要综合各种因素，通盘考虑，该让民众知道的，自然会让大家知道。

不该知道的，自然不能公开。

这也是为了大家好。

其实，这个结果不问也知道。要是能公开，早就公开了。到现在没主动公开，那就是不能让大家知道。

你问我支不支持不公开的决定？

领导做的决定，我不支持领导，我支持谁？

但答复也不是什么都没说，从公开原因就要影响「国家安全、社会稳定」这八个字来看，基本可以排除客观原因。

而且从去年公开的那些调查进展看，确实没什么客观原因。

看似什么也没说，实际上也说了一些。至于是什么，要提高媒介修养才能听懂。

领导还是体贴大家的痛感的，也照顾了大家的情绪。

2024年3月20日，即事发两周年时，民航表示将「根据调查进展情况及时发布相关信息」。

三周年时没动静，有人就想追问一下，结果就是纪晓岚给小太监讲故事，刚开了个头，「下面没有了」。

答复留了联系电话，也提示不服可起诉。但既然已经定了，大家肯定都同意。再打电话，就是不理解领导的一片苦心了。

要顾大局，理解都是为了国家好、大家好。

二、一名野客｜情况又有点复杂

中国艺术家坚果兄弟曾在2018年曝光了陕西榆林小壕兔乡水污染问题。

6月30日晚，坚果兄弟在刚刚结束了在小壕兔乡的回访后，返回昆明后不久便与亲友失联，与他共同参与小壕兔环境污染公共艺术行动的策展人郑宏彬也被西安警方带走。

坚果兄弟多次以艺术行动的方式揭露社会问题，他本人也多次“被失联”。

在微信公众号“一名野客”被删除的文章《情况又有点复杂》中，作者作为艺术项目的参与者详细介绍了坚果兄弟以及相关行动的具体情况。

文章写道：

这次情况又有点复杂， 当然这也不是坚果第一次失联了。在跟拍坚果兄弟这几年里，这是我已知的第四次“失联”。

第一次是在小壕兔，当时坚果为了解救线人吴彦荣出来（当年的老吴因举报小壕兔环境污染被跨省抓捕），被榆林市某部门带走，并达成协议只要坚果不再回到小壕兔，老吴就能放出来。

第二次是“抓娃娃计划”，呼吁解决因拆迁导致深圳最大城中村外来务工子女失学的问题。当时被深圳某派出所带走，某所长指着坚果骂道：你们艺术家都是垃圾，这句话也放到了我们纪录片的海报里。

第三次是调查濒危动物川陕哲罗鲑的生存状况，据研究数据，川陕哲罗鲑有可能是继长江白鲟灭绝后近二十年因人类活动即将灭绝的又一个国家一级保护动物，在青海调研时被警方以不遵守防疫政策带走调查。

第四次是听坚果说的，为金融诈骗群体维权的项目，被老家的派出所跨省抓捕，为了让坚果老实点，当地甚至威胁坚果如果继续“惹事”将会影响到他哥哥孩子读书问题。

坚果其实性格有点内向，这些年因为为底层人民维权，呼吁解决环保问题估计不知道多少次被威胁被失联了，他也很少会主动跟人谈起这些经历。

在我跟拍的项目里，像小壕兔水污染事件，遇到了太多匪夷所思蛮横无理的阻挠。相机被抢走过；为了不让重金属乐队演出，而且是在村民院子里的私人演出，当地文化监管部门一面威胁村民一面没收乐器强行制止；走访村民期间八辆车跟在我们后面，说是来保护我们的；当地煤矿的工作人员假报警要带走我们，结果我们真的拨打报警电话，他们立刻就怂了；煤矿的中间人在宾馆找到坚果说只要不接着调查环境问题，愿意出20万贿赂，没想到这也被我们的摄像机拍了下来；小壕兔乡某部门为了不让坚果回访，竟然承包了之前我们入住的宾馆一年时间，真的很想问一下这笔钱从哪里出的；也有人打电话来威胁道，你们接着调查到时候死都不知道怎么死的。

没想到的是，从2018开始的小壕兔水污染事件，过了七年时间，当地的做法没有任何改变……

三、三月云｜如何批驳“母系社会三万年食不果腹，父系社会五千年载人航天”？

微信公众号“三月云”发布文章，批驳“母系社会三万年食不果腹，父系社会五千年载人航天”一类说法。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五千年的封建父系社会，自始至终都是愚昧无知、落后封闭的，其战乱与饥荒之频繁（明清均有超过1000次饥荒，明朝崇祯年间的饥荒甚至使全国一半人死亡），百姓生活之苦难，令人发指。

而人类社会在近一百年所取得的进步，已经远远超出过去所有世代生产力的总和。

为什么会出现如此巨大而深刻的变化？科技与生产力又为何会发生突飞猛进的革命性发展？人并没有突然变聪明。根本原因是制度结构变了，是我们的社会系统整体发生了本质变化，也是女性地位发生了本质变化。

人类社会的任何重大变革，都离不开女性的参与。而女性在其中发挥的作用，也决定了人类命运的走向。辛亥革命与五四运动，同样也是女性争取解放的历程。只是后世只愿大肆宣传德先生赛先生，却对莫小姐与费小姐闭口不谈。而最后一个封建王朝的覆灭，从根本上讲也是女性地位的提高导致封建生产关系、小农经济与宗族制度趋于瓦解的过程。

2024年的诺贝尔经济学奖颁发给了制度经济学领域。其基本观点认为，制度决定经济绩效。好的制度造就了经济繁荣，恶的制度造成了经济贫困。而制度的本质就是“人类互相交往的规则”。我们可以想一下，一个一半人口、甚至是创造出全部人类的一半人口处于奴役地位，而另一半人口整日醉心于君臣父子的等级制中，只思索如何保持自己的特权地位而对任何普惠性、革命性变革无比排斥与恐惧，这样的社会制度与氛围，会对生命有任何敬畏与关怀，会产生任何活力、创新和进步吗？

再说一遍，很多人理解女性解放对于社会进步的贡献只是“多了一半劳动力”。不，这远不止增加一倍那么简单，当女性从灶台与家庭走向星辰大海，不仅仅是空间的移位，更是文明形态的彻底改变。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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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费里尼

甘肃天水，“培心”幼儿园的孩子被检测出血铅超标。医生初判，至少慢性中毒三个月以上，骨骼中已出现蓄积，牙龈甚至浮现肉眼可见的“铅线”。

在铅中毒的世界里，这种现象是一个孩子口腔中的“黑色小旗帜”——不是被插在战场上，而是被种在了他的成长史里。

医生说，骨头里的铅，半衰期是二三十年。一个人从出生到在成人社会立足，大约也是这个时间。

想象一下——一个孩子，在他牙齿换完、乳名变成学名、身高从一米出头蹿到一米七的时候，他体内的那点“铅”，仍在骨头里如影随形，等到他青春期骨骼重建的时候再偷偷出来，反戈一击。

如果他未来有了孩子，铅还可能通过胎盘继续传递。

他出生在一个地方，清白无辜，但这块土地已经替他悄悄埋好了某种遗传意义上的伏笔。

大热天看到这样的新闻，内心拔凉。

其实，每一则这样的新闻，都是最好的移民广告。

只是这个“移”，不是移民国外，而是“往文明社会多走一步”的那种迁徙冲动。

有的家庭在新闻见报后连夜包车，把孩子送到上海新华医院。有人说他们“敏感”、说他们“折腾”，但他们清楚，他们在尽力把孩子拉回人类社会的安全区里——不再是一个可以被铅缓慢杀死而不自知的地方。

北上广的好，不是空气更香甜、医院更高端——北上广有北上广自己的问题——而是它具备一个最基本的现代社会功能：有回应，有路径，有舆论会围观，有系统在，或许慢一点但确实在动弹。

哪怕只是一个医生敢在镜头前说，“这个孩子可能已经中毒三个月以上”，这句话就已经是天水同行们不敢想象的大勇。

在另一些地方，你只能听到“儿童体质各异”、“都是食品颜料惹的祸”、“设备可能误差”、“请以官方通报为准”。

所有这一切，其实是文明配给的问题。

此地，一切讲究配给，连“基本的生存安全感”也是。不是每个孩子都能配上“不被铅毒害”的权利，不是每个家庭都能挤进“高等文明的诊疗通道”。

新闻里那个来到上海的孩子，是幸运的——他可能脱险了。可更多孩子呢？没被检查、没被通报、没被允许知道自己中毒了的那一批呢？他们的骨头，可能也在默默变黑，只是没人知道。

不是所有人都能“移”。

“移”是一种特权，一种门槛，一种需要支付沉重代价的文明跳跃，更是一种认知。你得有信息、有人脉、有钱、有觉醒、有求生欲，还得有足够的不信任感，才会在一个毒素未必被宣布之前，就悄悄把孩子带走。

但多数人，只能留在原地等公告，等调查，等“不会对健康造成太大影响”的专家表态，等一个又一个被稀释的真相，最终像铅一样沉积在骨头里，沉默到死。

所以，不要低估每一则地方污染新闻的社会意义。它们不仅是对本地治理能力的测试，更是对无数普通人迁徙欲望的点燃剂。

如果文明是一种中心化的资源，那它的边缘地带就注定要用一次又一次的中毒、癌变、失声、走投无路来唤起“想逃出去”的冲动。

哪怕只是逃到一个有医生愿意说实话的地方，也已经是一次不小的文明跃迁。

这就是中国式“文明移民”最常见的起点：不是签证，不是护照，而是一份异常的血铅报告。

（题图选自电影《黑水》，美国，2019年）

【就这样吧】

昨天（7月8日），甘肃省天水市联合调查组公布了当地幼儿血铅异常事件的调查结果。经公安机关侦查，褐石培心幼儿园园长、法定代表人朱某琳，投资人李某芳，同意该园后厨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

尽管昨天就有人质疑幼儿园的动机，为啥要买彩绘颜料添加到食品里，我们都还是选择相信了当地这份通报。

但是今天看到这份声明，有点坐不住了，没想到卖颜料发了声明。

声明内容就是想说明，他们卖的彩绘颜料不含重金属。

那幼儿园食品里的重金属来自哪里？

也许跟昨天网友的怀疑一致？

下面我们就按网友的思路开始对这件事进行一下梳理。

但是有化学知识背景的网友认为彩绘颜料加入食品有强刺激性，幼儿应该不会食用。

这是食品里加彩绘染料的角度。

我们再来看看成本的角度：

这个角度也是很多网友都想到的，那就是食用色素比彩绘染料便宜。

如果从控制成本的角度来说，幼儿园为啥要买贵的彩绘染料，而不去买更加便宜的食用色素？

从网友的观点来看，前两点都站不住脚。

从幼儿园厨师加彩绘染料的监控视频来看，网友也有意见。

大家都知道，监控视频通常会显示录制的时间和地点。

不知道这段监控视频的时间是不是被裁减掉了？

但是有网友直接认为这视频属于造假了。

以上三点都被网友质疑，但最重要的质疑是最后一点，那就是天水幼儿血铅严重超标是否与当地化工厂有关。

当地网友明确表示，离幼儿园两三公里的地方有一个化工厂。

那这些铅会不会来自这个化工厂呢？

在当地发布通报前，就有教授认为很有可能是水的问题。

更有网友直接指出，幼儿园的用地原来就是化工厂的，而且还是用来倒废料的地方，可能就是一块“脏”地。

以上网友的分析，不知道是真是假，毕竟涉及了多个专业。

除了化学、食品工业等外，还包括历史、当地人文等学科。

要把这次血铅事件调查清楚，还需要当地多下功夫，认真履责。除了幼儿出现症状外，是否还有其他人员的血铅也超标？

此外，据网友爆料，该幼儿园园长名下还有幼儿园，其他的幼儿园幼儿血铅是否超标呢？

总之一句话，查清本次血铅事件的真实原因，保护好我们的下一代，才是处理这件事的根本出发点。

CDT编辑注：由于部分墙内社交媒体将“同性恋”“LGBT”等词汇设为敏感词，用户代之以其他词汇，如本文中使用的“通讯录”一词。常见代词还有以“给子”指代男同（gay），以“Le”指代女同（lesbian）等。

看到有人转发这样的视频，据说是，一群社会青年，在郑州人民公园报复、围攻通讯录。

这是他们施暴过程中的双方对话：

打人者：“你是1不是？你是男同不是？给你一次机会，你要不说，打死你！马拉个币，说不说？”

被打者：“不是。”

打人者：“不是？不是？你妈不是？”

被打者：“别打了，中不中？”

最后一人还说不是本地人，只是路过，就被劈头盖脸，一顿痛打。

编剧汪海林此前曾在微博里说：

也曾写过一篇文章对其进行驳斥：[霸凌、殴打无辜的人，多年来不以为耻，反而洋洋自得？回应汪海林的暴论](https://mp.weixin.qq.com/s/raBtL66ASVb9lAnPFi8I2Q" 霸凌、殴打无辜的人，多年来不以为耻，反而洋洋自得？回应汪海林的暴论")。

此前很难想象，很难相信在今天仍然会有这样的暴行。

而它就这样发生了。这是有组织的带有黑社会性质的、有组织犯罪，不以为耻反而自己拍下视频留下证据。从他们的穿着，说话方式可以判断这是一群“社会人”。

为什么他们会殴打、围猎同性恋？

恐同暴力的根之一是“异性恋霸权”，当他们自认为自己主流、正确，就会对少数、不一样的一切都加以攻击，从而巩固自己的正确和正统。这些打人者，甚至还会每天以爱国为标榜，整天叫嚣着武力收复台湾。而在实际生活中，都是失意的边缘人。

同性恋者常常被贴上各种负面、不实的标签（如“不正常”、“有病”、“道德败坏”、“和艾滋病高度相关”等）。当下的媒体也从不报道性少数的积极阳光的一面，而是长期将同性恋与艾滋病等负面标签关联，形成“符号暴力”。这些污名化将同性恋者“非人化”，为歧视和暴力提供了所谓的“理由”。

施暴者往往有高度僵化的性别刻板印象——认为男性必须阳刚，我们的文化中，也存在着非常严格和狭隘的“男性气概”标准。同性恋男性(尤其是被认为“阴柔”的)常被视为对这种男性规范的背叛或挑战。很多人害怕同性恋，特别害怕成为同性恋，同性恋在他们眼中是绝症、是传染病，绝不能招惹，遇到了就要切割、甚至报复。

一些男性可能通过攻击同性恋者（特别是被认为“不够男人”的）来试图证明和维护自己所谓的“男子气概”，消除自身可能存在的“不够男人”的焦虑感，或是在群体中寻求认同。这是一种基于恐惧和脆弱的暴力。

而更可怕的是“循环暴力”——有些施暴者本身是性少数群体，通过攻击同类来转移自我厌恶。一些对同性恋者施以最激烈暴力的人，自身可能潜藏着未被承认的同性吸引倾向或性别认同困惑(内在恐同)。他们对自身感受的强烈恐惧和厌恶，可能外化为对公开的同性恋者的极端仇恨和攻击行为。

在类似郑州施暴者的这些群体(如帮派、部分青少年群体)中，对同性恋的敌意可能是群体规范的一部分。个体为了融入群体、获得认同或避免被排斥，即使内心未必有那么强烈的仇恨，也可能参与或默许针对同性恋者的欺凌或暴力行为。当群体中有人发起攻击时，其他人可能出于从众心理或害怕成为下一个目标而加入，形成“围猎”的局面。

尤其是，在社会经济不稳定、个人挫折感强烈或存在其他社会矛盾时，边缘群体（包括LGBTQ+群体）常常成为被指责和发泄愤怒的对象。有人预言中国将重蹈日本的覆辙，出现“失落的三十年”，当下经济下行、失业增多，将社会或个人问题归咎于“异类”，是一种简单化的心理防御机制。攻击同性恋者成为一些人宣泄不满、转移自身失败感或无力感的方式。郑州事件可以说是这种苗头初现端倪。

当下，中国大陆尚未有完善的反歧视法律，在执法过程中，可能未能有效执行同性恋者权益保护，，施暴者可能觉得可以逍遥法外，助长了他们的气焰。很多受害者会陷入自责。大部分受害者不敢报警，觉得丢人，怕暴露自己，也可能因为害怕报复、不被信任或遭受二次伤害而不敢报案。

当法律缺失或执法不公时，相当于默许暴力。

如果你或你认识的人正经历恐同暴力：

安全第一：尽量避免正面冲突，尽快离开危险环境;

寻求支持：联系信任的朋友、家人或支持LGBTQ+的社群组织（比如出色伙伴、彩虹暴力终结所）。你并不孤单。

保留证据：如果可能，记录下事件经过、施暴者特征等。

报警：在安全的情况下，向警方报案。保留报警记录。

寻求心理支持：经历暴力会带来创伤，专业的心理咨询师可以帮助你处理这些情绪。

性取向是人的自然属性，同性恋不是病，不是错，更不是罪。每个人都有权在安全、不受歧视和暴力的环境中生活，无论其性取向或性别认同如何。消除针对LGBTQ+群体的暴力，需要对暴力行为的零容忍态度。

对待性少数的态度是一个城市文明程度的标尺。郑州这座新兴的网红城市，占据中国之中、中原之中、中华文明之中的独特区位优势，在这一轮城市营销中风流尽显。希望有关部门能够依凭这些证据，按图索骥，尽快调查，并对打人凶手严惩。不要让一小撮暴徒给郑州的城市形象抹黑！

1.不符合逻辑的结果

甘肃天水培心幼儿园血铅异常事件，通报结果让人目瞪口呆：

幼儿园园长朱某琳、投资人李某芳同意该园后厨人员通过网络平台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

彩绘颜料用于食品制作，一时间不知道该说他们蠢还是坏。色素不比颜料便宜？干嘛要往食品里加颜料？只为了好看？基本逻辑在哪里？

我唯一能想到的解释就是，铅中毒后，活蹦乱跳的孩子会变得昏昏欲睡，方便幼儿园管理。

很多人对此结果表示怀疑，微博上今天甚至有一个叫“血铅事件不合逻辑”的话题上了热搜。

彩绘颜料味道那么大，加到糕点里，怎么吃下去的？就算小孩子能吃下去，老师又不傻，怎么吃得下去的？

考虑到当地20年前也发生过铅中毒事件，导致铅中毒的，到底是水污染还是彩绘颜料呢？

但没有证据，咱也不敢下判断，可如果通报中说的就是事实，也就是说，是幼儿园把彩绘颜料用于食品制作，那另一个问题就出来了。

事发之后，孩子们在天水检测正常，但在西安检测却显示血铅超标，例如，一个孩子在天水检测27.48，西安检测528，相差近20倍。

有家长反映，未参与当地检测的儿童，也被通知“结果正常”。

甚至，有当地的官方人员跑到西安，有家长及网络声音指出，试图劝说患者（包括老师和学生）返回天水治疗。

当地官方部门如此行事，就很让人困惑。

幼儿园违规擅自在食品里添加彩绘颜料，是幼儿园自己的问题，对吧？

你天水官方部门，干嘛火急火燎地把这个丑闻，主动接管到自己手上，揽到自己身上？

为什么要把幼儿园的丑闻，变成整个天水的丑闻呢？

一个正常的警察，看到小偷偷东西，肯定是第一时间上去抓住，扭送派出所，对吧？

他肯定不会觉得，我们这里出了一个小偷，是我们辖区没做好治安防范工作，我要是抓了小偷，会不会给我们辖区抹黑？

你很难想象，警察看到小偷偷东西，会为了辖区的“脸面”，而帮助小偷瞒天过海，还威胁旁边的路人不准瞎说。

但类似的事情，却在我们这片神奇的土地上上演了，而且是接连不断上演。

2.系统性舆情处置模式

自从2023年鼠头鸭脖事件，我就发现一种我称之为“最新的系统性舆情处置模式”的东西。

一旦检测到“负面舆情”，这种局部的问题，就被升格为系统性的问题。

这个“系统”很可能是以“市”为单位，而消灭“负面舆情”，就成为“市”的整体任务。

一旦局部的问题被升格成系统的问题，事情的性质就立马发生了变化，具体的问题被抽象成系统的正确性的问题。

于是，这个系统就会临时征用一切可调动的资源，用于维护它自身的正确性。

比如，利用网络实名制系统，第一时间定位到当事人。然后出动家人、村干部、警察等各种人和部门，迫使其删帖、认错、否认或停止行动。

如果热度到此时还没消除，那么还可能出动权威机构来做背书，增加可信度，甚至出动水军来引导和操纵舆论的方向。

所以，不一定是天水幼儿园的背景能强大到能指挥官方部门，也不一定是背后有利益勾兑的驱使，更可能的是，它们都被**更高的意志统一征用了。**

系统性的舆情处置方式，就可能催生出系统性的谎盐。而当这个系统无力处理系统内的问题，更高一级的调查组才会出面。

不是非得靠调查组才能查清楚真相，而是只有调查组才有足够高的权力决定献祭谁，决定如何平息舆情。

调查组不是这种“系统性舆情处置模式”的反面，而是它的重要组成部分。

如果这种“系统性舆情处置模式”不改变，喊再多的“实事求是”，来再多的调查组，都无法阻止类似事件的再次发生。

系统的正确性，成为终极目标和最高意志。一旦陷入到这种“系统性舆情处置模式”中，解决问题本身就不再重要，重要的只是解决舆情。

就比如，天水幼儿园事件中，官方部门隐瞒检测数据，不让家长知道孩子中毒多深，却一心试图在家长身上用各种手段，想要把事情压下去，好像一切都没有发生一样。

那可是几十甚至可能上百个孩子的生命和健康，为了把舆情压下去，而置孩子的健康与生命于不顾，某些地方的舆情处置，简直到了走火入魔的地步。

我不理解。

一个幼儿园的丑闻，被曝光出来了，当地官方部门第一时间处理，该查的查，该抓的抓，该帮助的帮助，该治疗的治疗。因为官方处置得当，坏人得到惩罚，患者得到最及时的止损，家长焦虑的心情得到一定程度的慰藉，而网友为官方部门的处置欢呼鼓掌叫好。

这才是这个世界最正常的样子，对吧？

可为什么，这最正常的样子，如今却成为了一种奢望？

聪明的，谁能告诉我为什么？

文｜西坡

甘肃天水市麦积区培心幼儿园部分幼儿血铅指标异常，引发社会广泛关注。7月8日，天水市政府官网发布通报，称有233人血铅异常，与该园购买彩绘颜料，稀释后用于部分食品制作有关。包括该幼儿园园长、投资人在内的8人涉嫌犯罪被刑事拘留。

很多朋友在愤怒之余，也有很大的困惑。有毒的彩绘颜料，究竟能比可食用色素便宜多少钱？为这点蝇头小利，就要丧尽天良？

除了便宜，恐怕还有一个作案动机，就是绘画颜料颜色更鲜艳，能吸引小朋友注意力。

但这些动机与孩子们遭受的身心损害，放在天平上是极度不相称的。正因如此，人们更需要弄明白，这残忍的荒诞是怎么发生的。

据财新报道，有家长对官方通报的中毒原因仍有疑问。我从网上看到一些揣测，但没有证据，就不在这里转述了。所以我们这里姑且把官方通报当作事实。

我要说的是，我看到新闻之后，内心不如很多朋友那么震惊、诧异。我这两天反思了一下我的“麻木”究竟从何而来。

原因大概是，这些年来我见证了新闻是怎样一天一天死去，信息传播链条是怎样一步一步断裂，我的心里过去对于将来会发生什么事情早就有了预期。

所以当它们真的发生的时候，我反而有一种诡异的预言得中的感觉。

当我把内心的感受梳理一遍，只觉有莫大的悲哀，沉沉地压在头顶。

文明与常识，从来都不是天经地义，而是一代又一代的火炬捍卫者，在清醒后痛苦，痛苦后思索，思索后行动，行动后建立起来的。

一种常识一旦确立并开始运转，就会给所有人带来无形的福利，但悖论在于，这个时候遗忘开始了。

常识从无到有的亲历者逐渐隐入尘烟，人们以为那些常识都是自行确立、自动运转的，却不知道它们会磨损，会变形，若遇不到振衰起敝之人，则终将凋零、枯死，无人问津。

“食品安全无小事”“孩子是未来的花朵”，这些口号从实践原则沦为空头标语，只在一念之间。

阳光到不了的地方，霉菌会悄然滋生。

若幼儿园园长、投资人知道会有这一天，他们当初还会这么干吗？恐怕不会。但他们关心的也不是孩子，而是自己。他们只是没想到会付出这么大的代价。

然而问题就在于，假如每个人的脑子里都只有“利益最大化”这个程序在运转，那么这类“不必要的残忍”就必然会发生。

其实，对历史稍有了解的朋友都知道，这种“没有性价比”的残酷，才是最值得恐惧的。

拿这个幼儿园来说，做决定的人只考虑“又要拍照好看，吸引孩子，又要省钱”，而完全不关心食品安全与孩子的身体健康。那么最后有毒的颜料进入食物，有什么好奇怪呢？

从“投毒”到孩子发病，总是有时间间隔的。过程中的每一个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最大化”考量，都有自己的侥幸心理。有今朝没明日，有自己没别人。常识就是这样被逐步分解掉的。

永远不要低估愚昧的生命力和传播性。

文明是需要珍惜需要守护的，愚昧则是一种自然状态。

新闻里有一个情节：

“多名在陕西西安检测显示血铅重度超标的幼儿家长称，此前天水相关部门工作人员口头通知，他们孩子在天水当地进行的血铅检查结果正常，与他们在西安的检测结果悬殊。”

在这件事情中，从天水到西安，就是一条文明的断裂带。这样的断裂带，还有多少呢？还会有多少呢？

假如有机会，看一看十几二十年前的新闻吧。当年人们也惊讶于，为什么会有人往奶粉里放三聚氰胺。

假如时代有记忆，它就应该原谅我，我已经没有眼泪为天水的孩子哭泣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