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篇推送是正在准备中的专题的一部分，现紧（ceng）急（shang）加（re）更（du）：在并不那么遥远的其他地方、其他时刻，女性性行为同样被一些人认为是有关国格的。
和去年的专题（从电影文化的角度切入法国战后对犹太大屠杀的理解）呼应，这个专题拟关注德国战后的创伤记忆、性别话语以及国族认同的重新确立。
海德·费伦巴赫（Heide Fehrenbach）是美国历史学家，任教于北伊利诺伊大学，专攻战后西德社会和文化史。她的这本《Race after Hitler: Black Occupation Children in Postwar Germany and America》（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2007）以战后德国黑白混血儿为题材，讲的是以“反犹”为首的德国种族主义观念，看似在战后被强行修正，实则另有一条脉络可循：即战终及战后德国女性不自愿或自愿与异族产下的孩子。作者将论证：反犹罪行虽曝光于世，但战后西德国族认同中的种族排他性和第三帝国时期有连续性（故作者称之为“后于［追随］希特勒的种族”）；并且，这种排他性的确立，和战后自家庭至国家的父权话语之恢复沆瀣一气。
书的第二章，集中反映了“1945年及之后，同时代的德国人如何体验并描述这种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权力关系和性关系？他们曾使用怎样的语言；又表达了怎样的含义？战败及其后果是否消除了纳粹时代的执迷：对性的种族化，以及对女性身体的管制？又或，种族和女性性态在后法西斯的德国是否仍然是社会分析和关注的核心范畴？” 我们将看到，在战争的特殊情境中（以及随后的冷战、复兴），无论是自愿选择、无奈为之还是被迫承受，女性的行为总会被另一些话语包裹，渐渐地，这套话语将如其所愿地被固定为某种“标准答案”，其间种种也很难不让人联想到其他地区近代现史上的种种情况。现整章翻译如下（注释从略）。
*瘫软不举的父国：强奸与性，以及战败的生育后果**
海德·费伦巴赫
筋疲力尽，几经周折，
我们这些德国兵，踟蹰在街道上，
脚痛难忍，内心狐疑：
我们回到家乡时，会面临什么？
最坏打算早已做好，
面前之事竟更操蛋。
德国女人，无耻至极，
与异邦人乱搞，昭然若揭……
竟还挂着蛮横的笑，
德国女人，莫不知羞？
你们玷污了我们所有——你明知如此——
你们的作为更玷污了德国女人的荣誉！
打败德国兵，叫他们耗时六年，
短短五分钟，德国女人便成了他们的囊中物！
我没有烟也没有黄油，
外国佬却有咖啡和糖。
要是他路过，提供巧克力
肤色不重要，你绝不放过！
反正祝你们玩得尽兴，
俄国人不日便找上门。
从今往后，你们受命于此：
没有男人再会尊重你们！
——1945年慕尼黑街头海报
如果说行事得合法，那么今天除了和德国姑娘结婚，你可以和她做任何事。
——《新闻周刊》，1947年
军事失败往往引发社会瓦解和意识形态重估，这一过程是痛苦的。据当时的论述，在1945年的德国，战败和被占领对德国男性而言，最令人震惊的一个方面莫过于他们迅速丧失了社会特权和性特权。德国男人曾声称自己有权独占德国白种女人的身体，这种主张而后遭到外国军队的彻底挑战。
国家社会主义政权曾令这种说法具有法律权威。第三帝国时期颁布过一系列法令，“雅利安”德国妇女——即那些被认为在种族和优生学意义上“有价值”的妇女，其职责被规定为：繁衍并养育有种族优越性的德意志人民［Volk］，按当时的法令，她们在社会交往和性交往的选择上，仅限于雅利安男性伴侣。雅利安德国妇女与“外族”男子之间的关系不仅被严令禁止，且面临严厉制裁，无论后者是犹太人、波兰人还是苏联人（——此番列举仅因为他们是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大德意志帝国境内数以百万计的强制劳工、战俘中最突出、最受人憎恶的群体）。然而令人吃惊的是，纳粹时期的法律对德国男性并没有类似限制。相反，由于男性的活力和军队的英勇曾被认定为“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性欲的满足感”，德国军方的领导层不仅为他们手下的男性提供妓院，还经常对德国士兵所犯下的强奸事件视而不见——尤其是东线战场上德军对犹太妇女和斯拉夫妇女的强奸，这些女性因种族原因被认为本质上缺乏价值或名誉。在12年的统治期间，国家社会主义打造了一种基于“彻底种族化的性”的文化，雅利安妇女的身体在这种文化中受到严格的管制，而非雅利安妇女的身体则明确地（且通常是暴力地或恶毒地）受剥削。无论哪一种情况，妇女的性态都因国家目的而被工具化，为的是使这个一心想要建立强大且种族纯正的政权能够统治欧洲大陆。
因此，随着获得德国妇女身体的限制被解除（尽管这种放开有时是强制的）、也随着她们被准许有更广泛的性伴侣供选择，1945年的军事失败非常重要地代表着一处彻底的断裂，即与纳粹为规范德国人的性与生育行为之故而设立的规定和法令有所断绝。然而，在这些问题上（尤其还考虑到种族）——战败与占领对大众感知、公共话语和社会政策所产生过怎样的意识形态影响——并非是一目了然的。1945年及之后，同时代的德国人如何体验并描述这种根本上发生改变的权力关系和性关系？他们曾使用怎样的语言；又表达了怎样的含义？战败及其后果是否消除了纳粹时代的执迷：对性的种族化，以及对女性身体的管制？又或者，种族和女性性态在后法西斯的德国是否仍然是社会分析和关注的核心范畴？
本章及接下来的章节是初步的尝试，旨在勾勒出公共话语、国家神话和社会政策中，种族、女性的性和生育的问题是如何被提出的，在胜利的外国军队迫使下，当时的德国人不得不从国家社会主义过渡到民主语境中去。在纳粹政权建构雅利安民族的计划失败后，德国人为应对并重构种族和性的意识形态，做出了并不均衡的努力，通过关注这些作为，本书章节尤其重点探讨了1945年后意识形态转型的艰难过程。为的是将纳粹种族国家的承继作为一个社会和文化进程来探究。
外国军队、女性身体及德国男子气概的危机
占领初期的危机岁月常被称作“女性时刻”（hour of women），那是因为战败后巨量的生产和再生产工作都是由妇女承担的。这一时期的德国男性可以说是缺席的或缺少公共形象的，他们要么在战争中阵亡或失踪、要么被关押在战俘营中、要么有身体或精神上的残障、要么在情感上筋疲力尽、要么因健康状况不佳或此前的政治忠诚而失业。战后初期，由于人口、社会的原因和象征层面的需要，妇女在公共场合的在场感很强。据1946年的战后第一次人口普查显示，德国男女比例为100∶126；在城市地区，尤其是在前首都柏林，男女比例更加失衡。更令当时之人担忧的是，据官方估计，在生育积极的“适婚”年龄人群中，男女比例为1,000∶2,242 。即便将预计被释放归来的德国战俘人数也包括在内，人口普查官员仍预计将有“三分之一的育龄妇女”无望寻得配偶。这种两性间的不平衡引发了人们的焦虑和对未来的悲观预测。在公共和私人话语中，德国战败被广泛地与男子气概的退化相提并论，正如当时无数故事的主题所显示的：丈夫失踪，家庭失去父亲，蒙羞的丈夫无法工作、赚钱或发挥作用——无论是在职业上的、社会上的还是在性方面的作用。
尽管此类说法比比皆是，但对其特征的描述并不十分准确。战后德国的公共生活仍保留了男子气概的面向，占领军中无处不在的军装男子就证明了这一点。无论男女，所有德国人都要服从得胜的、男性化的盟军军管政府。这正是问题所在。问题并不在于人们通常认为的——日常生活中男子气概的大规模衰退、甚至女性化，而在于足够的德国男性权威缺失并且相应地显示出女性自主性的增强。德国男性权威的缺失在以下两方面都表现得十分明显：在公开的公共政治领域，以及在那个住房严重短缺的时期，并不那么私密的家庭领域。至少在一开始，这两个领域中两性之间不可能随时恢复曾经规范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在战败和被占领之后，德国男人失去了其作为保护者（protectors）、供养者（providers）甚至生育者（procreators）（——至少在短时间内看起来是如此）的地位：这三个“P” 曾在传统上定义并证明了他们的男子气概。
1945年占领军的进驻不仅使得本土男性气概在政治、社会和性方面被取代。还结束了德国女性的一个特别时期：在此前的十年中，她们的社会关系和性关系，是按雅利安人的排他性被限定的。毕竟，1945年后回到德国的，不仅仅有此前他们的国家敌人，还有他们公开宣称的种族敌人：黑人、犹太人、斯拉夫人和其他所谓的“亚洲人”，这些人曾作为非德国国民在盟军中服役，或作为奴工、战俘或集中营囚犯被解放出来，他们也是纳粹政权宣称的劣等群体（minderwertig）之代表，且被标记为隔离、绝育和谋杀的对象。对德国妇女来说，这导致第三帝国雅利安化的性——它是限制性的、由国家授权的——让位于对社会关系和性伴侣的更广泛选择。
然而，“解放者与被解放者”之间的性接触并非都是自主可选的，1945年春夏高频发生的强奸案足以表明这一点。面对着盟军士兵——他们四处对德国妇女实施暴力的性侵犯，德国男性的无能立即且创伤性地被暴露出来。在描述自己被盟军士兵强奸的日记和后续的口述史中，德国妇女反复提到德国男人顺从或怯懦的行为，还提到他们明显不愿意或没有能力对女性施以援手，在一些情况中是因为他们优先考虑自身的安危。1945年春，一位柏林妇女记录了传统性别规范的瓦解，她注意到，只有在苏联军队撤出以后，德国男人才真正开始表现得“像男人一样——或者说以过去人们说的‘像男人一样’的方式——行事”。“现在，”她补充道，“我们得找一个更好的词，让我们即使在这么糟糕的条件下仍能使用它。”
尽管妇女们承认，强奸给她们带来了身心的痛苦，但她们往往也并不认为那和她们当时所遭受的其他一连串苦难有什么不同——包括轰炸、饥饿、住房短缺、承受在战时条件下照顾孩子的压力、以及令人崩溃的恐惧。不过，强奸在一个地方被妇女认为是和其他战时经历有所区别的：她们通常都不愿意将自己遇袭的情况告诉丈夫或其他男性亲属。而那些确实这么做了的妇女，则说那将夫妻间的“一切都改变了”，或者是在一次谈话之后，就再没提起过。有一位妇女回忆说，当她想把被强奸的事情告诉丈夫（那是一位刚刚归国的战俘，她形容他是“一个崩溃的男人……彻底萎靡的人”）的时候，还没等她说完，他就离开了，再也没有回来。曝露强奸的细节、甚至只是曝露其事实，都可能导致情感疏远、分居或离异，或者像最极端的例子，有女性因此被杀害——她们的丈夫或父亲为了消除自己、个人或家庭受损的名誉而残杀受害者被玷污的身体。这些例子清楚地表明，丈夫（和一些父亲）更倾向于将强奸解释为对个人严重的公开羞辱、解释为妇女羞耻行径的标志。因此，通常情况下，妇女只好私下处理自己的创伤，同时她们不得不与他人孤立，甚至是与她们最亲密的人。出于这种别无选择，妇女的反应往往是将这种经历推至记忆的边缘，或将其从自己生活的叙述中删除或最小化处理。
德国人对强奸的反应与妇女对自己被强奸的反应有所不同，作为整体的“德国人”并没有对此保持沉默。如果说许多德国丈夫将妻子被强奸“体验”为某种严重的个人侮辱，以至于他们拒绝加以谈论，那么其他德国人则公开指责对德国妇女的强奸：这既是对全民族的羞辱，也是对性的羞辱。结果，强奸（尤其是苏联士兵对德国妇女的强奸）成为战后西德国家认同的核心，并在20世纪50年代顺畅地转化为西德国家的建国神话之一。随着冷战的爆发，西德也出现“亚洲”红军士兵大规模强奸女性的风格化叙事，这助推了德意志民族（——形式上是西德自诩为其“合法”继承者）的重塑，它被重塑为野蛮的布尔什维克主义的无辜受害者。
在20世纪50年代有关“战后家庭和性别角色之重组”的公共政策辩论中，西德所有主要政党的政治辞令都包含各种“反共又反亚洲的情绪”。正如史学家罗伯特·莫勒（Robert Moeller）所言，“东方这个说法变得极具弹性，其指涉从分隔两德的边界可一直延伸至日本海”，这一称谓也可以是对“苏联和中国共产主义”这一敌对领土的不精确简称。类似地，“亚洲人”和“蒙古人”这两个词在冷战初期的数十年间一直被用作强烈的蔑称，当与西德和更宽泛的西方基督教社会相比时，便可以激起某种臆测出来的苏联社会的种族劣根性和文化落后性。这些轻蔑的特征描述随后成了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初期主流政治文化的一部分，并通过其总理而受到认可。康拉德·阿登纳（Konrad Adenauer）曾慷慨激昂地号召他的西德同胞为所有“看似对生命有价值的东西”而战，抵御苏联这个“亚洲凶险势力”的侵袭。战后，对“亚洲人”和“蒙古人”的情绪化谴责继续在体面的反共政治权斗中扮演着重要角色，同时这种谴责也助力形成西德特有的政治与文化认同。1945年之前就存在的这部分德国种族想象（——或不如说，种族妖魔化）并未中断，而是因50年代冷战的如火如荼而得重建与加强。
反共主义既助长了这些故事，也反过来受到这些故事的助长，这些故事有关苏联被性化的野蛮。其原因在于，在战后西德的社会和历史编纂中，德国“女人被侵犯的身体具有巨大的情感和象征价值”。通过与斯大林主义苏联的暴行对比，将德国国家的暴行相对化，这一对德国妇女的聚焦实则助力了对这一问题的巧妙掩盖：德国人对国家社会主义罪行负有的广泛责任。苏联士兵的大规模强奸和残杀被解释为德国国防军在战争的最后几周仍与红军顽抗的原因。按此逻辑，东线的德国士兵并非笃信纳粹意识形态的希特勒斗士，而是一群绝望的丈夫、父兄、儿子，他们想保护的是自己的女人和家庭，乃至是保护“基督教西方”，免遭野蛮敌人的残酷报复。
这种解释中的真理内核（kernel of truth）已多到足以让战后的德国人信以为真了。苏联军队在入侵扩张后的德意志帝国及其首都时，确实进行了大规模的强奸和谋杀，复仇似乎是他们行为的重大动机。此外，德国妇女回顾性的证词表明，她们也预料到苏联军队会对她们施暴。虽说这种预期在很大程度上是被纳粹的宣传鼓动起来的——这种宣传意在激励德国人在战争的最后阶段积极抵抗入侵者，但这预期也同样基于她们自己所掌握的知识或通过各路消息的察觉——关于己方德国军队在东线对战斗人员和平民施行的凶残战时行为，这些行为发生在苏军的进攻之前，而且很可能是苏军进攻的依据。然而，人们此前却很少关注这一更大的史学背景，在战后最初的数十年中，就此话题的公共讨论始终寂然无声。
东德民主共和国的官方辞令中则没有提及布尔什维克的野蛮行径，这倒是可以想见，毕竟苏联是其赞助国。尽管东德民众受到苏联解放军大规模强奸的影响其实是最大的，并且由此产生的怨恨显然助长了东德民众强烈的反苏态度，但此影响也只是停留在街头层面，或只发生在早期的选举中——其结果对苏联支持的德国共产党（即后来的德国统一社会党［SED］）不利。1949年初“苏德友好协会”在柏林举行了“关于俄国人和我们”的主题讨论会，这次讨论会有许多人参与，有关强奸的议题在会上被公众试探性地提出，此后，东德官员意识到强奸是一个棘手的政治议题，只会有损德国统一社会党的利益，他们便封锁了公开讨论这一问题的可能。在1949年10月东德正式建国前的几个月，苏联军队的强奸行径在东德被列为禁忌话题，并在未来四十年里贯彻始终。对于西德人来说，布尔什维克的敌人及其种族化的化身（亚洲兵或蒙古兵）在1945年德国分裂前后都未曾改变。一位在1945年被强奸的德国妇女多年后在访谈中回忆道：“当时我怕极了蒙古人。［纳粹的］宣传对我们的影响很大……当时我以为所有的俄罗斯人都是野兽，他们残暴、兽性、毫无自制力。
这一形象在西德不曾遭受质疑，且在战后官方话语和所谓客观的史学研究中得到印证。20世纪50年代初，在联邦政府资助下开展了一项大规模的口述史项目，联邦被驱逐者事务部（Bundesministerium für Vertriebene）以《奥得河—尼塞河线以东地区德国人口的驱逐》（The Expulsion of the German Population from the Regions East of the Oder-Neisse）为题在随后的十年间出版了这套史料集，在这个项目中，历史学家们将1945年春苏军的大规模强奸解释为“基于与欧洲观念格格不入的品行和心智……亚洲血统的苏联士兵行为中的这种野蛮和缺乏克制，表明亚洲心智的某些面向从根本上助长了这些暴行。”
这套“超4300页稠密排版的”、包含11000份的“饱含经验的报告”，随后被存放在新成立的西德联邦档案馆中，成为官方国家史和民间战争观的重要基础资料，罗伯特·莫勒有力地论证了这一点。然而与后来出版的历史有所不同，在这些史料中“有大量妇女的声音”，德国女性被强奸的恐怖故事在其中随处可见，受害者“年龄从九岁到九十岁不等”。关于此事的讨论最核心的是：西德官方、西德的学术文化，连同其大众记忆和民间见证，都将苏联军队视为国家上和民族上的异类。这些强奸是按种族词汇被记录和记忆的。
作为西德国家神话的种族化强奸
尽管受种族话语影响的苏联红军强奸故事在战后西德的国家神话中扮演了主导性角色，但若是不考虑其东德兄弟的话，文章此处回溯性的关注焦点就显然是短视的、也显然受到冷战观的过度决定。如果有人就强奸的社会经验和神话，到柏林和前德意志帝国东部（——迄今为止主导了历史讨论的区域）以外的地区进行一番考察，便会发现更加复杂的局面。在德国南部，即美法两国占领区，曾流传着关于黑人军队对德国妇女施暴的恐怖故事，那些黑人军队既有来自法属殖民地的，也有少部分是非裔美国人。
二战结束后，德国对黑人军队的态度，受到此前德国对一战后法占莱茵兰反应的影响，当时的占领军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马达加斯加、塞内加尔和印度支那的殖民地部队。1918年的情况与1945年的类似，军事失败之后是占领。德意志民族和德意志男子气概被认为受到了严重削弱，性关系和生育的社会意义和象征意义被强化。非白人军队的存在在德国（及其他国家）引发了轩然大波，他们被谴责是法国蓄意破坏德国种族纯洁性、文化传统和民族自豪感的策略。德国的小册子作者和媒体利用了当时欧美普遍存在的种族刻板印象，将这群士兵描绘成一群性欲旺盛、患有梅毒的黑色野兽，他们意在强奸、折磨或杀害德国妇女、女孩和男孩。尽管有证据表明，关于强奸泛滥的指控是完全靠不住的，且德国白人妇女与法属殖民地军队之间的关系是相互选择而非单方面的胁迫，但关于占领的暴力性质的感知却始终存在，并在形成（使德国受害者化的）义愤国族叙事中有突出的体现，而对德国之清白进行女性化和幼态化，又极大地助长了这一叙事的形成。1920年，德国制宪会议几乎一致谴责对黑人军队的“滥用”，认为那是“对德国妇女儿童的可怕威胁”。此后不久，德国新教教会联合会呼吁“全世界基督徒大声疾呼，反对这些暴行”。同年，巴伐利亚造币厂发行了一枚纪念章，上面装饰着一个女人被绑在戴头盔的阳具上，并附有“黑色耻辱”（Die schwarze Schmach）字样。因此，1945年后，由外国黑人男子气概带来的民族羞辱之性别化和性刻板印象，随时准备好再次被迅速调动起来。
鉴于西方主导的冷战政治以及最终将联邦共和国与北约捆绑的国际联盟体系，随着战后岁月的消逝，美军和法军的强奸故事成为西德受害者化叙事的一个注脚。然而，如果从地区层面的纪念活动来看，尤其是20世纪50年代兴起的本土方言故乡史（Heimat histories），黑人法军和美军实施的暴力事件不仅有显著体现，还在全国媒体上成为焦点。整个50年代，在某些地方时间甚至更长，黑人对白人的暴力在设立“苦难民族共同体”方面发挥了重要作用，在战败和纳粹死亡集中营的不断曝光后，德国人一直热衷于记录和宣扬自己是这样的“苦难民族共同体”。
例如，在《十年之前，1945年4月16—17日：弗罗伊登施塔特怎会被毁》（Ten Years Ago, 16–17 April 1945: How Freudenstadt Came to Be Destroyed）一书中，汉斯·隆美尔（Hans Rommel）将战败描绘成第二次造访，他将这次战败与一战后摩洛哥法军的劫掠谋杀相比拟。在这部城镇史的最后，他列出了1945年4月那几日内被杀害的德国人名单，并简要描述了被军队掳走和杀害的德国妇女，他描述了为保护她们而丧生的德国男性。在对班贝克“最后与最初的日子”的描绘中——即战败并被美军占领前后的日子，鲁道夫·阿尔巴特（Rudolf Albart）讲了一个有关强奸的故事，据说事情是在美军进入班贝克当天发生的：“贝蒂·K．是一位工程师的妻子，那天晚上她坐在厨房里，被一阵急促的敲门声惊醒。当她抱着一岁半的孩子打开房门时，两名高大的黑人士兵出现在她面前，他们立即推门进入她的公寓。据贝蒂的描述，他们扑向她，强奸了她三次。在犯罪过程中，她父亲被强行束缚并最终被枪杀。这位父亲当场死亡。在做完这可怕的行径之后，两个黑人才离开他们泄愤的现场，留下一个死去的男人和一个受辱的女人。”这段叙述的典型之处在于，有色人种士兵的强奸行为既被表征为德国妇女的受害——对她的描绘是母性的而非性欲的，也被表征为德国男子（更确切地说，是德国父亲）的受害——这是一个无实质内容的非有效形象。这种双重受害者化（victimization）在叙事层面上将这两样东西联系在一起：针对女性的种族玷污和性玷污，与本土男子气概和父权制的被取代乃至其最终的消逝。
在此需要说明两点。首先，在战后苏联及黑人军队的强奸故事中，占重要地位的受害女性被编码为国籍为德国之人，同时也被归属为这一民族身份。因此，举例来说，虽然苏联士兵在西进德国实施强奸的过程中，并不总是区分受优待的雅利安妇女和受迫害的少数民族妇女，但西德的编年史家在表现苏联军队大规模强奸的时候，却几乎肯定会这么加以区分。这就导致，尽管犹太妇女和其他被驱逐者也遭受了“其解放者的强奸和性侵”，但此种种族化的暴力形式并未载入战后德国史的编年史料之中。西德的历史学家、媒体和国家始终没有对这类情况进行记录和纪念。那么，被描绘成值得公众同情和认可的受害者也只是受到实际强奸影响的一部分人而已。在西德历史话语和纪念话语中的女性受害者，她们被讲述的方式因此与其说是归功于文化和民族多样性的观念，不如说要归功于其同质性观念，且该方式也是助长这一观念的。她是白种、非犹太人的德国人，暗中具现着雅利安人的民族–种族理想。
第二点则在于对种族化强奸的持续关注，尽管如犯罪报告所示，事实上盟军白人士兵和德国白人男子都实施了强奸。1945年年中较短的一段时期内，一些德国男性在街上游荡，并询问德国女性：她们能否“让他们干一点坏事”。几乎没有统计证据能表明非白人士兵实施的强奸在数量上高于白人实施的强奸，除非无视个人的实际民族背景，把所有苏联士兵实施的强奸也一律按其他种族实施的强奸处理。因此，对强奸之种族维度的关注与其说是源于事件的普遍性，不如说是源于对事件的感知。例如斯图加特的统计数据显示，警方根据国籍和种族或根据两者的混合来对犯罪者进行分类。比如说，警方按“法国白人”“美国白人”和“有色（farbige）美国人”将强奸案列成表格，但同时无差别地将“俄国人”（尽管他们来自苏联不同地区）和“法属殖民地军”（可能是摩洛哥人、阿尔及利亚人、突尼斯人或印度支那人）归为两类。由此出现了三个种族化范畴：“美国有色人”“法属殖民地人”和“俄国人”。值得注意的是，只有第一类人，即美国人才有明确的种族区分，哪怕只是基于简单的白人／有色人种二分法。其他两类，即法属殖民地人和俄国人本身就是对其种族的称呼，他们显然是很不严密的。这些范畴既源自受害者对施害者的描述，也反过来帮助构建了受害者对施害者的描述。鉴于个别施害士兵往往不会被逮捕，因此出于行政管理目的对犯罪者进行辨别的工作，就取决于妇女对物理和文化标记的“识别”能力，如外表、举止、所穿制服或所说的语言。视觉和听觉线索就变得有更高地位；为了登记，“种族”须得是某种可见或可听的东西。所以尽管许多妇女可以大致辨别国别制服、不同的欧洲语言和“有色的”皮肤（从而辨别出“斯拉夫人”“蒙古人”“摩洛哥人”或“黑人”的通行标志），但她们其实是很难通过这种方法在敌军中辨识出纳粹时期的最高种族“异类”的，也即犹太人。因此，1945年春，“犹太性”几乎立刻从有关“德国妇女之强奸、堕胎、性与生育”的民间和官方讨论中消失了。而事关性与生育政策的种族问题讨论，也缩减为对“亚洲”俄罗斯人和黑人的关注。
这些范畴因此传递出重要信息，既说明受害者是如何“解读”并报告施害者的种族和国籍归属的，也说明警方官僚是如何处理并记录种族问题的。这些范畴还提供了一些线索，说明早在战败前后，种族作为一个社会范畴是如何隐隐被部署和重新定义的。
在接下来关于堕胎的讨论中，我们将清楚看到，在对强奸进行描述的过程中，妇女在向警察和医疗当局呈现某些信息和图像方面有着重要的个人投注。对强奸进行报告的行为违背了有关种族的共同文化知识，而妇女也学会运用那种被文化编码了的速记式描述来博得同情并期望得到医疗干预。作为社会进程和社会政策，军事失败既代表着种族化的性取代了雅利安化的性，同时也被这种性的取代所代表。不过在1945年之后，与之前十年不同的是，这种种族化的性并不涉及犹太人。
堕胎，作为早期占领时期的种族优生学
在德国父权制和自尊心被削弱的时期，德国本土的政府官员以紧急社会政策条款来应对盟军士兵造成的强奸事件。自1945年春天开始，德国官员试图通过暂时放宽“第218条”，即刑法典中禁止堕胎的条款，来消除占领带来的生殖后果。在国家社会主义制度下，曾出现过由国家支持的“强制生育鼓励”政策，即严格限制雅利安妇女的堕胎，除非她们有严重的医疗问题，亦或除非她们因与“种族异类”发生性关系而怀孕，否则她们是（在死刑的威胁下）被禁止进行终止妊娠的。与针对雅利安德国人的强制生育鼓励政策相辅相成的，是针对优生学意义上不受欢迎的居民的强制生育控制政策。在这种情况下，那些被认为是非雅利安的、不合群的、身心有缺陷的妇女，她们的被迫堕胎是常规的，随后还须进行强制绝育。在战争后期，帝国官员则“开始大规模组织‘无价值’胎儿的堕胎”。
1945年的头几个月里，面对苏联的入侵和即将来临的战败，堕胎政策有所扩大，不受雅利安德国人欢迎的怀孕也被囊括进去。不过，对雅利安妇女堕胎的这一前所未有的放宽，国家社会主义将其仅限于强奸的情形，这也是出于对德意志民族种族污染的持续担忧。在放宽堕胎政策时，德国官员特别针对敌军士兵实施的异族强奸行为。1945年3月初，帝国内政部发布了一项法令，向医生、卫生局和医院下达了加快“斯拉夫人蒙古胎儿”堕胎的详细指示。在那个春季，巴伐利亚州政府也紧随其后，发布了一份秘密备忘录，明确鼓励在涉及“有色人种”部队的强奸案中施行堕胎。此外，来自奥格斯堡的证据表明，在战败后的几个月里，州级和市政当局对堕胎的批准继续参照着这些命令。因此，虽然强制堕胎和绝育在1945年5月因纳粹法律的废除而停止，但选择性堕胎却在1945年的头几个月里仍然进行着，且在那一年里“成为一种普遍现象”。
虽然并非所有的堕胎都是为了应对被发现的种族异类强奸，但大多数确实如此，对种族优生学的承诺继续影响着战败后的堕胎行为，这是显而易见的。在很大程度上，这是由于德国地方和州级当局得在没有盟军明确指示的情况下，不得不自行处理妇女健康和医疗问题。鉴于盟军需要建立秩序、解除纳粹官员的武装并将其监禁、确保或重建通信、公用事业和食品供应、控制传染病等，所以他们很少关注地方上有关堕胎的举措。虽然盟军管制委员会废除了纳粹刑法，但1933年的《遗传病病患后代防止法》及对异族交融的死刑刑罚是直到1945年11月底才正式废除的。此外，盟军也未能就如何处理堕胎法得出明确结论，即使在1946年末对此进行了首次讨论后也没有改观。
因此，直到1946年，堕胎在整个德国的法律地位都是晦暗不明的，这使得州和地方的医疗卫生官员在解释和执行这一公共政策时有很大的自由度。其实有迹象表明，巴伐利亚州政府官员在国家法律悬而未决时以自己的秘密法令来应对堕胎。1945年6月初，松特霍芬市市长在给各区官员和医生的备忘录中称：
德国妇女被摩洛哥人（或其他有色人种男性）强奸的案例成倍增加。
根据迄今为止的德国法律，唯有出于优生学的原因终止妊娠才被允许。由于这些迹象都曾与种族有关，因此这一法律标准似乎已经过时。在今天，堕胎的可能性是不存在的……
昨天，州卫生局局长贝尔特拉姆博士告诉我，巴伐利亚州政府（Landesregierung）发布了一项秘密法令，根据该法令，在被有色人种部队（farbige Truppen）强奸的情况下，可以终止妊娠。这份密令一经下达，就由州卫生局还给了区长官。这份文件已被销毁……
战败后以及之后的一年里，地方卫生官员（参照着［已被叫停的］纳粹时期法律或临时法令）继续了战时后期的做法，允许为提供宣誓证词的德国妇女进行堕胎，这些证词详细描述了被敌军士兵“强行”强奸的情况。
堕胎申请遵循特定的模式：妇女在陈述中描述强奸的“舞台背景”——重点在于袭击是在何地发生，她们又是如何来到袭击所发生的地点的，或者，如果发生在家里，袭击者是如何或为什么会进入的。如果被认为是非白人，通过女性使用的“Russen”（俄国人）、“Marrokaner”（摩洛哥人）或“Neger”（黑人）等带有文化色彩的速记词，袭击者会被立即从种族差异的角度被辨别出来。受害者随后会描述袭击者使用了压倒性的武力——重点在于袭击者的体型、体重和力量，或佩戴有武器——以及使她愣住的恐惧、对孩子（如果有的话）安危的担忧，以及她疯狂但失败的身体抵抗尝试。在某些情况下，证词的篇幅超过一页纸，并包含丰富的窥淫式细节。而在另一些情况下，证词则简短敷衍，没有对袭击过程进行逐一描述。
然而在讲述她们被强奸的故事时，所有女性似乎都很关注她们是如何将自己塑造成受害者的。她们典型地将自己与家庭和家人联系在一起，以强调自己作为（妻子的或母性的）角色和忠诚：她们的证词含蓄地表达着，她们是善良得体的德国女性。这种叙事策略是非常谨小慎微的。因为除了上报强奸的受害者证词之外，官员们还要求证人或知情者提供支持性的陈述，他们显然不仅要描述事件经过（如果他们对事件有第一手了解的话），还要描述受害者在社区中的声誉和地位。在一起没有目击证人的案件中，由当地市长为涉案妇女的良好声誉做了保证。所有这些材料将由一个包含三名医生（最好是妇科医生）的委员会审查，如有可能，委员会还将包括当地卫生局（Gesundheitsamt）的主任医师。他们将共同（且通常在德国警方的协助下）决定是否真的发生了上报的强奸、以及是否批准堕胎申请。
德国南部的巴伐利亚州、巴登州和符腾堡州，这些地方的官员们在整个1945年里一直都在考虑堕胎的法律地位和批准标准。巴伐利亚州内政部分别于6月、8月和11月，三次向地方当局发出备忘录，规定了在强奸情况下批准堕胎的硬性标准。根据这些指令，只有经医生证明伴有严重医疗问题的情况下才允许堕胎。
巴伐利亚官员在坚持严重的医疗征候的同时，从1945年春开始便修改了他们的非正式立场，随后便宣布在强奸案中不能纯粹以优生为由批准堕胎。然而，在正式放弃以优生原则作为堕胎理由的同时，他们却率先通过对什么是医疗必要性做出了更宽泛的解释，非正式地允许优生做法的继续存在。根据巴伐利亚内政部的说法，除身体上的疾病外，“如果强奸及其后果可能导致严重的情感或心理伤害，尤其是当担心这种伤害可能伴随或延续至分娩时，那么对健康的严重危害也尤其会出现”。巴伐利亚官员的这种解释并非孤例。到1946年1月，位于图宾根市的符腾堡–巴登州司法部在一份秘密备忘录中采纳了类似的条款，并将其分发给整个州的检察官和法院。这些“准法律决定”导致的实际结果是，在1945年和1946年初，至少在强奸案中，“异族交融”继续被视为终止妊娠的理由。
在堕胎申请中，妇女强调了跨种族强奸和怀孕对她们自身心理健康和家庭幸福的不利影响。她们还提到了种族主义规范所产生的力量，那是既通过外部社会压力施行、亦通过内在价值观施行的。虽然不应轻视强奸造成的创伤，但妇女们在证词中确实更多地关注于种族厌恶的问题：“作为一名母亲与妻子，我正经受着这起事件带来的可怕的精神痛苦”，一位36岁的妇女称被一名摩洛哥人强奸，她曾如此写道。一位31岁的单身母亲指出：“当我想到我将把一个摩洛哥孩子带到这个世上时，就会在精神上影响我。”“在任何情况下，我都不能接受这次怀孕，因为我拒绝怀上并养育黑人的孩子，”一位20岁的女人说，“最重要的是，我盼着我的未婚夫能回来，尤其因为他病了，他一瘸一拐的，腿冻伤了，还患有坐骨神经痛，所以他不应该留在敌人手里。”“不，我不能生一个黑人的孩子到这个世上，”另一个女人坚持说，“我已经觉得自己因此在道德上被看轻了。如果我生出黑人混血的孩子，以后会怎样呢？作为一名德国母亲，我会觉得自己完全被否决了。”
德国官员通常认为，只要他们对该妇女的真诚或贞操没有严重怀疑，这样的论据就是有说服力的。在上文提到的那位36岁母亲的案件中，区长官指出：“我们必须小心，因为事件发生在只有摩洛哥人栖居的森林里，而且即使她有可能感染性病，她也没有把事情告诉她的丈夫。”尽管如此，他还是认为“她的故事细节和她保持沉默的原因”——即一个生病的、易激动的丈夫——是令人信服的。他总结并批准了此次堕胎：“如果她真的被一个摩洛哥人强奸了（这一点无论如何都无法推翻），那么精神上的伤害也必然存在。”
令人震惊的是，上报自己被白人士兵强奸的妇女似乎面临着更多官方的怀疑。例如，一位33岁、有三个孩子的寡居母亲称，她在某妇女之家（Frauenhaus）的洗衣房里遭到一名法国白人士兵——“kein Marokkaner”（非摩洛哥人）——的强奸。她发现尖叫或向法国当局报案都无济于事，于是便寻求堕胎。有关官员怀疑这是否是真正的强奸，并推测“如果她尖叫，本可以得到帮助。也许他便会放弃。”但在黑人对白人的强奸案和白人对白人的强奸案之间，最能说明问题的区别是他从医学角度做出的评估，他这样写道：“如果她生下孩子，是否会出现身体或情感问题，这一点值得怀疑。”为此，以及其他上报被法国和美国白人占领军士兵强奸的案件，她们的堕胎申请都被拒绝了。
因此，无论是在妇女说明强奸的情形和结果时，还是在医务人员批准堕胎时，“Rassenschande”或种族污染的观念始终存在。在占领初期，谴责异族交融的共同文化预设为堕胎的语言和社会政策提供了依据。
尽管如此，盟军的胜利确实要求德国在占领的第一年内在正当性方面做出一些微妙的改变。在大多数情况下，堕掉德国白人母亲胎儿的论据，并非基于所生后代天生之低劣之种族主义论据，而是基于生育和抚养“Mischlings kind”或杂种小孩，加诸于德国妇女身上的可预期负面影响。在将诊断重点从后代转向母亲的过程中，德国官员和堕胎申请者预见到了战后社会政策在言论修辞和理论依据上的重要发展：即从强调种族生物学过渡到种族差异心理学。
限制堕胎和女性性自主
自1946年初起，随着堕胎机会受到越来越多的限制，尤其是在西部地区，围绕妇女之“清白”的议题讨论迅速升温。要是她的声誉或故事细节有可疑之处，堕胎就会被拒绝。医疗审查委员会、地方和州政府官员以及基督教神职人员很快就开始担心：妇女与占领军士兵随意且合意地发生性关系，她们正依靠政府批准的堕胎，来摆脱这种性关系所带来的意外后果。他们忧惧堕胎的可行会鼓励狡猾的德国女人沉湎于自己的淫乱嗜好，并在事后滥用堕胎，将其作为一种由国家资助的节育措施。在巴伐利亚这一忧惧频频有所表达，1947年，福音派教会领导层发表了一份反对堕胎的意见书，其反对的主张甚至囊括强奸案的情况，其部分理由是无法确切证明性关系不是在双方合意的情况下发生的。在这一点上，福音派教会重申了巴伐利亚内政部自1945年末起声明的立场，即“实际或上报的强奸本身，并不能作为终止妊娠的理由”，内政部还对医生予以了警告，若后者仅以此为标准进行堕胎可能会面临惩罚的风险。在被占领的第一年中，对妇女行为监管的关注与对解决国家和种族玷污问题的关注，两者之间于是有所相互竞争。
而很典型的情况是，当推定的肇事者是白人时，妇女的动机就会受到怀疑，她们的堕胎请求也就会遭到拒绝。在涉及有色人种士兵的情况下，申请仍会得到批准，理由是申请者无可辩驳地声称继续妊娠将会给妇女带来无法忍受的心理或情感痛苦，而且并非不重要的是，这还会给她的丈夫或未婚夫带来相应的痛苦，面对如此严重的性侮辱和社会侮辱，他恐怕是无法保持平静的。在占领初期，对黑人男性“性掠夺”的种族刻板印象使女性申请者占了上风。然而在战败后的几个月内，病理学意义上淫乱和物质崇拜的“Negerliebchen”或“黑鬼情人”的形象开始传播并流传开来。
“黑鬼情人”与占领区黑人儿童
如果第一个说法有关伴有特定条件的受害者化民族叙事，也有关战后初期以受异国异族侵犯的德国白人妇女为核心的社会政策，那么第二个说法聚焦的则是非强迫的性亲善女（willing sexual fraternizer ）。在话语和表征层面，受害者和亲善者之间的区别是最显而易见的。而在社会交互层面，情况则较为发散。来自街头的证据表明，公众对强奸受害者的感受并不总是同情的。妇女提出的强奸指控，即使是发生在社区内部的“群体强奸”，也会招致怀疑和嘲笑。一位来自巴登州西南部一个小村庄的妇女就是如此，她在申请堕胎时解释说，她没有向警察报告自己被“摩洛哥士兵”强奸，因为当她去报告时，她看到其他受害妇女聚集在一起进行投诉，却遭到围观者的无礼嘲笑。与德国宗教和国家领导人一样，普通德国人也对不被驯服的女性性态表现出了严重的怀疑态度。
到1946年初，随着强奸和合法堕胎事件的减少，第一批“占领区儿童”出生了。结果就是，公众的注意力和社会政策，越来越多地从关注强制性行为，转向了关注西部地区男性占领者与当地妇女之间的合意性行为。来自德国南部的证据表明，除了选择性地与美国占领军发生关系外，德国妇女还选择法国占领军士兵作为情人——包括来自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法属印度支那的士兵，她们为他们生儿育女，有时还与他们结婚并移居国外。跨多国的、多民族的盟军部队与德国妇女之间的关系和生育，有关这个主题方方面面的社会历史仍有待书写。尽管如此，在讨论和处理异性合意性行为时，美国士兵还是引来了德国人大部分的注意和攻击。
从1945年中期到1946年，美国占领区经历了一场“反亲善分子”行动，规模虽小但意义重大，这场行动由德国男性、尤其是归国德国士兵针对美国士兵及其德国女友发起的。虽然事件发生率很低（不多于每10万人中有5人、甚至更少），但这一行动攻击的目标和象征意义却非常重大。最能说明问题的是德国袭击者对美国士兵实施了阉割。这是一种罕见做法，仅有三名受害者，然而这显然是对美国男子气概的性特权（或许也是政治特权）的挑战，既是物理意义的、也是象征意义的。更常见的情况是，冒犯众人的妇女成为了攻击的目标。第一起受到审理的案件是海德堡一名20岁的前德国士兵袭击了一名年轻德国妇女，后者被看到与美国大兵在一起（——是根据肤色判断出的），前者则试图用小剪刀剪掉她的头发。到了1946年，与（无论肤色如何的）美国大兵亲近的女性都会受到骚扰，并遭到愤怒同胞的剃头或殴打，纳粹时期有被控犯有“种族污染”罪（Rassenschande）的德国女性，对她们的普遍惩罚与前者如出一辙。不过战后的形势也鼓励了新词汇的发明，这些触怒众人的女性被斥为“巧克力猪”（Schokoladensau）、“巧克力妓女”（Schokoladenhure）、“亚米逊区”（Amizonen，对“American zone”和“Amazon”的文字游戏）、“米国妓”（Amihuren）或“黑鬼情人”（Negerliebchen），最后这个说法很可能是从白人大兵那里借来的蔑称。
针对女性亲善者的身体和言语攻击还伴随公开谴责。1946年期间，德国街头出现了一些匿名海报，上面向妇女和广大德国公众发话：“六年来，德国士兵英勇抵抗。德国妇女连一块巧克力都无法抗拒。莫非你们中有谁的亲人没死在前线或空袭中吗？”斯图加特新教高级合议会的一封通函也表达了同样的感受，函中谴责德国妇女和女孩“在放荡的行为中贬低自己……她们忘记了周身成千上万的坟墓……她们忘记了仍被囚禁或杳无踪迹的丈夫、兄弟、儿子和男友。她们忘记了成千上万的战争伤员。她们忘记了整个祖国的苦难。她们的行为是对回国将士的侮辱，也是对全体民众的搅扰。”德国妇女与占领军士兵的亲密关系被广泛地定性为：对德国男性之为国捐躯和缅怀的玷污，对德意志父国的去神圣化——在某些情况下，更简直就是诋毁。与有色人种占领军发生性关系的女性，成为公众尤其谴责的对象。例如，1946年1月的一份美国情报报告指出，在维尔茨堡以西的一个小镇上，有六名女孩因为与黑人大兵发生关系而被剃头和殴打，之后被送进了医院，还有一名女孩被当地警察关进监狱，因为他们怀疑她“怀了黑人兵的孩子”。报告总结道：“该地区平民的谈话表明，反黑人主义已经取代了反犹太主义，成为德国种族优越感的一种表现形式。”。
德国妇女和美国黑人士兵之间的性关系不仅招来谴责，还引发了德美官员并不寻常的共识。在军事占领的那几年里，美国情报部门的备忘录和德国警方的报告都重点关注了这种跨种族关系，这催生出一种形象：黑人美国大兵和德国“婊子”结成犯罪联盟，破坏法律和秩序。正如前一章所讨论的，驻德美军是根据“黑白隔离”的二元种族理解组织起来的。这种社会性实践影响了官方对跨种族亲善关系的评估，这对战胜国和战败国都是一样的。
可以理解的是，考虑到他们在德国的任务目标，美国官员更愿意在公共场合淡化当前形势下美国和美军的种族关系。尽管如此，在内部行政运作中，他们始终对黑人部队的行为进行严格审查，并在研究疾病（尤其是性病）、生育和婚姻以及各种不当行为的发生比例时，将种族作为分析范畴。有一个著名的例子，军队情报部门曾指控第596军需洗衣连的一个“有色人种”排，他们占领了巴伐利亚某村庄，并恐吓当地的德国官员为“各色进口妓女”提供住宿。在对此案进行调查后，决定将该连转移到一个不那么“偏僻”的地区，“那里有足够的美国法律和秩序”——换句话说，那里的黑人部队将受到白人同胞更严密的监督。在巴伐利亚的其他案例中，美国军政府办公室（OMGUS）的报告称那里存在黑市活动、“惊人的性病感染率”以及美军口粮和衣物被偷运到德国人家的情况。在此处及其他地方，美国调查人员注意到，非裔美国人部队随时准备好保护他们的“情妇”免遭性病侵袭或逮捕，或者，如果这些妇女已被拘留，前者就准备好越狱的手段，以武力威胁使她们获释。这里的关键并不是美国黑人军队无视纪律和传染病；情况并非如此。关键在于，美国官员在报告他们所担心的行为时——那些会损害驻德美军政府地位或政治目标的行为，会对士兵的种族表露出明显的兴趣，而且只有当士兵是黑人时才会如此。因此，美国官员在记录和评估非裔美国男子气概的表现时，几乎只关注其不守纪律的、性方面的或不符合军人身份的负面品质。
不消说，美国政府对待其黑人部队的例子并没有成为对德国人进行自由主义种族观念再教育的正面典范。与美国副本类似，德国官员也不赞成性方面的跨种族亲善。例如，1945 年和1946年期间的纽伦堡，德国警察盯上了一些“黑鬼俱乐部”，如“呔呵”（Tally-Ho），他们围捕俱乐部附近所有涉嫌卖淫的妇女。1945年11月，警方的突袭行动每天能抓捕多达120名的妇女。据悉，大多数妇女的年龄在17岁至30岁之间，而且虽说有些妇女是被认定为难民或流动人口，但她们大多数人都是纽伦堡本地人，“她们在黑人占领者的酒吧或军营里被逮捕”。这些女性嫌疑人被关押在监狱里，后来又被送往劳改所。1945年后，劳改所继续在巴伐利亚运营，直到美国政府官员姗姗来迟，在军事占领的最后一年下令将劳改所关闭。
说到黑人大兵与德国妇女之间的关系，在当地政府报告中出现的，可不是什么将德国妇女受害者化的故事，比如那些一战后还是流传的“黑色恐怖”故事，当时一部分莱茵兰地区被法军中的阿尔及利亚、摩洛哥、突尼斯和塞内加尔军队占领，或者那些关于1945年春苏联军队在东部实施大规模强奸的故事。相反，1945年后，官员们编造了各种国族失序的叙事，与这样的叙事联系在一起的是：种族化的美国男子气概与本土女性无节制的性欲、犯罪欲和物质崇拜。引人注目的是，尽管有许多关于美占区的德国口头传说至今仍流传，其中不乏称赞美国黑人军队比白人军队更友好、更有同情心也更慷慨，但正是这种感知——尤其大众把非裔美国士兵与黑市交易和大方送礼联系起来——首先被用来描述、而后被用来谴责与他们交往的女性。
黑人大兵于是成了美式物质崇拜和美式性爱的某种过度版本的代表，其效力（及其被恐惧的吸引力）会因种族差异而增强。在20世纪50年代初进行的一项调查中，德国社会工作者询问德国妇女为何与黑人部队交往。（值得注意的是，那些与白人部队交好的妇女没有被问到这样一个问题）。基于552名妇女的访谈，社会工作者得出结论，认为对其中56 %的妇女来说，“物质利益是决定性的”：“对妇女本身来说，用美国罐头食品填饱肚子自然是一大诱因，此外，她们还能从有色人种男友那里获得美味佳肴、香烟、丝袜和钱财。”然而，社会工作者也发现这些诱因并非唯一的动机。在接受调查的余下44 %女性中，有27 %的人回答说，她们选择非裔美国情人是出于好感或爱，有17 %的人说她们的动机是性好奇、肉体欲望，或者“只是不想被那些已经有黑人男友的朋友比下去”。
黑人大兵与德国白人妇女之间的关系之所以受到谴责，并不是因为这样的关系被视为胁迫性的——比如像后者和“摩洛哥”或苏联部队的关系那样，而是因为妇女们为了物质层面的好处、性方面的愉悦和浪漫情调而自愿地接受这种关系（尽管有关浪漫的情感“补偿”很少被当代人承认）。与他们的德国同类不同，因为美国黑人男子显然可以为贫困的德国妇女提供很多东西，而德国妇女则提供陪伴，而且往往对前者予以更多回报，所以后者才被斥为自私自利和越轨的妖妇。
对有黑人男友的女性的这种负面描述，并不能被归咎为是对婚外性行为的普遍谴责。历史学家达格玛·赫尔佐格（Dagmar Herzog）最近已指出，对20世纪40年代末的德国人来说，“非婚的异性性行为……不仅盛行，而且是合理的”。在1949年的一项调查中，60 %的德国人认为未婚成年人之间自愿的性行为“并不有违道德”。在同年进行的另一项调查中，逾70 %的受访者认为婚前性行为是“可取的”，尤其有52 %的受访者则认为婚前性行为对女性而言是“可取的”。当被问及自己的个人经历时，近90 %的德国男性和70 %的德国女性承认有过婚前性行为。可见对同时代的人来说，重要的不是性行为本身，而是女性对伴侣的选择。
占领结束后，人们对涉及跨种族亲善妇女依然存在许多道德预设，并影响着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对占领区双种族混血儿“问题”的表述方式。从1945年末有第一批这样的孩子出生，到整个50年代，每一位德国时评家，哪怕是其中最有良知的自由主义者，都坚持认为不应该让这群孩子为母亲的“罪孽”受苦。巴伐利亚的大量混血新生儿激怒了州政府官员，他们试图与美国军政府就这些孩子的公民身份进行谈判，但徒劳无功。最终，包括有色人种在内的所有占领区儿童都勉强获得了德国公民身份，但前提是：此前盟军军政府官员已明确表示，他们既不会受理父子关系诉讼，也不会轻易给予其部队在国外的非婚生子女公民身份。尽管有此决议，1946年至1948年间，巴伐利亚州官员仍试图拒绝为该州的混血儿母亲提供公共支持，而该州的混血儿母亲占比是最大的。在这个时期，德国人不分党派地致力于性和社会的正常化，也致力于扭转战时性别和家庭关系的混乱局面，而混血儿母亲却被视为不可饶恕的不合规范者而受到公众的指责，这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她们的行为被认为既破坏了（白人）德国人的父权原则，也破坏了为重建可行的战后德国男性身份和国家身份所做的本土努力。
此外，这些妇女对规范的僭越还与她们被假定的阶级和社会地位有关。她们大多数人被错误地预设为是妓女或来自“社会最底层”，因此，她们被定性为超出了德国女性气质可接受的范围。尽管当代研究表明，接受调查的600名混血儿母亲中，事实上有134人属上层阶级，有180人属中产阶级。在80 %的案例中，怀孕不是源自人们假定的一夜情，而是持续了几个月到几年关系的结果。虽然这些妇女中几乎有一半的人表示打算嫁给她们的黑人男友，但德国时评家和美国官方时评家一致认为，他们无法想象这种跨种族关系是出于双方真正的爱和欲望。结果就导致，对妇女动机的主流解释是所谓的道德或精神缺陷，她们被定性为精神受损的、不合群的人，或被描述为妓女。
值得注意的是，到1949年占领结束时，在黑人占领区儿童及其母亲相关社会政策的形成过程中，妇女实际或推定的受害者化情况所起的作用越来越小。事实上，随着德国丈夫从战场和战俘营中逐渐归来，离婚和父子关系诉讼明显增多，尤其是在丈夫长期不在身边期间有了新小孩的情况下。在许多此类案件中，丈夫对父子关系提出质疑，并请求免除他这方面的法律和经济责任；根据德国法律，所有没有男性监护人的孩子都将成为地方或州级青少年管理局的受监护人，因此有资格获得公共资助。
德国政府官员和社会工作者对女性与白人士兵交往的敌视态度逐渐消退，尤其是到了1948年，美国占领军士兵与美军占领区内的德国女性是可以结婚的，货币改革也承诺结束“饥饿卖淫”的状况，这被认为是战后性乱的主要动因。然而，黑人士兵与德国白人妇女之间的关系仍然被认为是对种族和国家界限的践踏，并受到普遍谴责，具有讽刺意味的是，这一定程度上是因为异族通婚在当时仍很少见。人口迁徙本可能使这些批评者消停，但美国的官方政策却使这种情况几乎不可能实现。
美军政策一直到1946年底都全面禁止其占领军与德国妇女结婚。即使在禁令解除后，美国军政府仍继续通过制定复杂的程序来阻止此类婚姻，而这套程序的实施对黑人申请者尤其不利。美国大兵若想与他们的德国女友结婚，必须征得其指挥官（通常是白人）的同意。准新娘则不仅要接受美国随军牧师、部队指挥官以及反纳粹反间谍官员的审查，还要接受一系列的医疗和心理检查，到那时，《新闻周刊》（Newsweek）指出：“她就不仅洁白无瑕，而且几乎被漂得一干二净了”。当然，这些要求对白人大兵来说也是极其繁琐的，所以也招致了他们的抱怨。但对于黑人申请者来说，筛选过程容易致使个别指挥官、随军牧师和医务人员出于对黑人士兵或其白人配偶的个人偏见而干预整个过程，并左右申请结果，从而使拒绝结婚申请成为定局。
统计数据很难找到。不过，1949年由一名美国博士生资助的一项调查显示，在500名非洲裔美国士兵中，有280人希望与他们的德国女友结婚，并填写了相关申请表格。其中，“110人的申请待定，57人没得到答复，91人不予批准，只有22人的申请得到批准”。到50年代初，德国社会工作者进行的一项研究描绘了一幅更加严峻的图景。在552对接受调查的跨种族夫妇中，有20 %的夫妇（即96对）申请了结婚，但实际上只有一对获得批准并最终结婚。
从德国人的角度来看，美方政策导致的结果是跨国异族通婚出奇的少，这并非幸事。这预先关闭了女性亲善者移民的可能性，并使这种关系中产下的子嗣绝大多数成为“非婚生子”，从而使得占领区混血儿和他们触怒众人的母亲在德国土地上继续成为德国公民。
“父国”：**占领区儿童与德国主权的重新确立
只有在军事占领结束后，占领区的儿童（无论黑白）才成为西德官方持续调查的对象。这个时间点很能说明问题。1949年之前，美国军政府官员明令禁止德国青少年福利管理局在其区域内调查占领区儿童的数量，禁令不区分儿童种族如何，理由也非常充分。其中包括担心引起对驻外美军的道德行为的负面宣传，以及在性关系导致非婚生子女的情况下，坚决避免官方默许由此产生的德国父子关系诉讼和子女抚养诉讼。
事实上，从1945年到十年后联邦共和国获得完全的主权之前，德国妇女在法律上不可能对其子女的美国父亲提起父子关系或子女抚养费的诉讼。一方面，占领法禁止美国占领军士兵在德国民事法庭出庭。另一方面，美国各州法律要求孩子必须出生在美国，或者母亲方原告及其孩子必须居住在美国境内，这也阻碍了德国妇女在美国法院提起此类诉讼。因此，德国占领区儿童的母亲陷入了法律困境。在战后国家确立不久之后，西德政客和新闻界就开始谴责美国不负责任的家长政策和财政政策，并寻求补救的办法。
1950年，德国著名刊物《周刊》（Revue）刊登了一篇关于占领区儿童的讽刺性专题文章，标题是《明日公民寻找昔日父亲》。文章导言铿锵有力：“美国人不再需要驻德占领军，他们只需要为他们生的孩子寄来制服。”文章很快就点明了主旨：“谁来支付孩子的抚养费？到目前为止，父国才是真正的爸爸。”
事实上，西德自1949年建国之初，就保留了所有非婚生子女及其未婚母亲的父系亲权。在接下来的20年里，在有关其非婚生子女的问题上，单身母亲在德国法庭上是没有法律地位可言的。相反，孩子及其母亲的利益由公共青少年管理局指定的男性监护人代理。因此，战后男性权威受到的威胁，可以说主要来自于德国男性个人处境，以及他们在德国女性的家庭、内心和闺房中的不确定地位。当国家权力和民法在西德重组后，父权制却毫发无损。
然而，在当时许多人的心中，这两者似乎是融合在一起的。尽管西德法律规定所有非婚生子女都有资格成为国家资助的受益者，但到了50年代初，西德政客和新闻界却将注意力集中在一个非常特定的样本上：盟军父亲的非婚生子女。1951年，社会民主党（SPD）的议员向西德联邦议院（Bundestag）请愿，要求讨论占领区儿童及其对公共财政造成的经济负担问题。保守派的新教德意志党（Deutsches Partei）的一位议员跟进这一诉求，他称这种情况“无法忍受”，并要求新近成立的德国外交部（Auswärtiges Amt）向联邦议院通报其在此问题上的任何处理情况。这一初步举措调动了国民情绪，最终赢得了包括社民党、基督教民主联盟（CDU/CSU）、自由民主党（FDP）和德意志党在内的不同政治派别的支持。政治审议和随之而来的新闻报道促使联邦内政部对州级和地方青少年管理机构进行了调查，以了解 1951至52年在西德出生的占领区儿童的数量，以及父子关系得到承认的情况。在为期12个月内统计的近15,000名儿童中，只有不到8 %（即1,267人）的父亲自愿声明其父子关系。
在50年代的西德，无论是《周刊》的文章，还是随后有关占领区儿童的政治事务，其中最突出的特点之一，便是美国的政策和父权制所发挥的核心作用。这到不是因为美国官方在父子关系和子女抚养诉讼方面的立场有什么显而易见的特殊性。事实上，西德联邦和各州内政部的官员充分研究过所有同盟国的相关法律，也就是可由德国妇女代表其非婚生子女提起父子关系和子女抚养诉讼的相关法律，而他们发现就英国、法国和苏联情况而言，前景同样不容乐观。
尽管如此，新闻界和政界还是把注意力集中在美国人身上，原因显然有二：首先是因为官方统计数据显示，在西德占领区的儿童中，美国人父亲的比例较高。一旦这种统计上的比例确定下来，德国新闻界就开始用美元来进行计算。与其他同盟国相比，美国的相对富裕让德国人认为美国可能会在费用方面承担更大的财政责任。1952年初的报纸上有一篇题为《谁为占领区儿童买单？》的文章，该文章称，“据估计，德国占领区儿童的人数可达28万。如果按每个孩子每月10美元的抚养费计算，也即与德国政府提供的支出相等，那么每月应付金额将达到280万美元，每年则为3,360万美元。这笔钱在物质和心理逻辑上的投资远远好于美国如此慷慨的许多其他拨款。”西德公众似乎赞同这种观点。在美国新闻署进行的一次民意调查中，针对“军人父亲”不支付子女抚养费的问题，71 %的西德人回答说：那么应由他们的政府支付。
然而强调美国责任的另一个原因在于，这使得联邦议院和社会福利机构（如德国公共和民间福利协会［Deutscher Verein für öffentliche und private Fürsorge］）中的批评者得以如此声称：长期照料占领区儿童不特是“德国问题”，而是一个更大的“欧洲问题”。他们指出，自战争年代以来，驻扎在英国和欧洲大陆各地的美军轻率地生下并遗弃数以千计的私生子，根本不关心他们的福祉和未来。到1952年1月，议院法律事务和宪法委员会（Ausschuß für Rechtswesen und Verfassungsrecht）的成员们开始讨论这个问题，并称这“与其说是法律问题，不如说是政治和人道主义问题”。该委员会以全票通过的方式建议西德联邦议院上诉联合国，以恢复占领区非婚生儿童的“人权”，基于占领法的规定，这些儿童目前得不到西德法律的保护。这种分析明确质疑了美国军事力量及其海外民主化使命的社会意义。
在这十年中，这些德国儿童与其他因军事失败和外国占领而付出代价的人一起被计算在内，他们的社会和文化地位的解决与（西）德国主权的重新确立联系在一起。到了1954年，由于之前的努力仍未获进展，西德联邦内政部下令对所有占领区儿童进行另一次更彻底的全国性普查。虽然官方宣称这次普查的明确目的是经济方面的——确定有多少盟军士兵的后代受德国公共基金的资助，但也并不排除有其他方面的考量。
西德外交部需要这些调查表格，以便在以下两个议题上进行谈判——终止占领法、让西德军队向北约提供军事防务。更重要的一点是，废除所有残余的从属地位，具体而言，就是主张联邦共和国有权在民法领域内，对西德境内的所有居民（尤其是针对由昔日敌人变为盟友的男性军队）确立管辖权。这显然是一个公开的政治举动，旨在于国际关系的层面上恢复平等，同时在国家舞台上重新获得国内控制权的一次尝试。因此此次调查特别强调了联邦、州和地方各级官员、党派政治利益团体和社会工作者所表达的看法，即西德境内外国军队此前未受管束的社会和性方面的行为，人们认为有必要对此加以约束，使他们遵守德国法律和习俗，并在此过程中确立德国本土男性在国内公共和私人生活中的相应权威和特权。
最终，这一战略只取得部分的成功。1955年，关于驻德外国军队的权利和义务的协议，其中确实规定了这些士兵受德国法律和德国当局的管辖，这明显背离了占领法的规定。自 1955年5月6日起（但不包括该日期之前出生的孩童），身在联邦共和国的外国士兵可以在西德民事法庭上被传唤进行父子关系诉讼，也可被勒令支付子女抚养费。《斯图加特新闻》（Stuttgarter Nachrichten）对“这些儿童及其母亲的人道主义和法律地位的改变”表示欢迎，并称赞“联邦共和国重新赢得了主权”。
然而，西德法官和青少年事务官员很快就发现，让士兵出庭和募集钱财完全是两码事。事实上，在这十年的后半期，西德联邦和各州司法部的官员们一直在追踪和惋惜驻军美军中明显缺乏家长责任感的现象。他们认为，这是美军文化直接和蓄意的结果，这种文化是积极干预的，以保护其士兵免受与德国妇女发生偶然性关系的长期后果。例如，在1956年，巴伐利亚司法部对其区级法院和市级法院进行了调查，以了解涉美军案件的处理情况。不断寄回的报告不仅记录了海德堡美国总部故意拖延的官僚作风，还记录了受到德国民事法庭传唤的人员被迅速转移回美国的情况。巴伐利亚州司法部长在给联邦司法部的详细备忘录中总结道：“之所以出现困难，是因为即使原告提供了确切地址，美国总部也声称无法找到被告。几乎所有的法庭案件都因士兵被送回美国而提前结案，”使得在法律上无法触及这些士兵。
由此，由国家发起的、解决盟军士兵非婚生子女问题的举措，便和德国的政治重建和父权重建问题结合了起来。此外，西德在战后重建工作中还不断指涉美国、并与之对话。在与美国官员就占领区儿童问题进行交涉时，联邦共和国在辞令上披上了“父国”的外衣，它声称其行动不仅是基于保护无辜者的福祉和权利，而且还弥合了裂痕，这裂痕是因个体或集体的美国人选择放弃这一责任而留下的。通过将道德比较建立在国际表达上，西德人将人们的注意力从纳粹屠杀的过往转向了积极应对“异族血统”的无辜者。
以下各章将重点讨论各方对混血占领区儿童的反应，以探讨在纳粹德国战败后的十年间，人们是如何理解和考察“种族”的。在20世纪50年代，“有色占领军儿童”（farbige Besatzungskinder）不仅成为人类学家、心理学家、社会学家、社会工作者、教育工作者最关注的话题，也是媒体报道和电影最喜爱的话题之一。这些研究和图像不仅影响了这些儿童的社会待遇，也影响了战后两种观念之间的匹配：联邦共和国种族身份和国家身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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