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 | 修明

上周和凤来仪聊，他提到了历史宿命，他说就算重来100次，就算官员们知道会被李自成、刘宗敏拷饷，也不会给崇祯捐钱。

我认同这个说法，大明王朝早就陷入了猜疑链中，君臣之间毫无互信，谁也不会把家底交出来。

官员们绝没有很多网民想得那样愚蠢，不知道皮之不存毛之焉附的道理，他们不交钱可能死，但交钱死的更快、更憋屈。

表面上看，国难当头，大臣们应该交钱，因为满清或者李自成打来，他们谁也活不了，但问题是交钱就能活吗？

没人比官员们更了解明朝官僚体系、财政体系的腐败，钱捐出去，大概率用不到实处，一定会被层层盘剥，1万两银子有1000两能到下面就不错了。

大明朝廷，拿了钱也办不了事，既然是无用功，捐钱干嘛。

而且，皇上赢了就能保命吗，恐怕死的更快。

秦制到了大明朝，已经登峰造极，秦制的理想社会，是一个没有中间层，只有利维坦和广大原子人的社会，形似一个潜水艇夹肉面包。

秦制的目标，是消灭一切可能威胁朝廷的力量，包括但不限于贵族、豪强和富商。

朝廷的目标是将所有资源掌握在自己手里，按照皇帝的意志进行分配，任何超出皇帝分配意愿的财富都是不合法的。

官员们的钱，显然是非法的。明代官俸很低，正七品县令年俸大概20-30两，一品官员也就100两银子，按照法定俸禄，大臣们能养活自己就不错了，哪有能力捐钱，有钱捐那一定贪污了。

官员们当然不会主动暴露，所以崇祯一说捐钱，他们马上哭穷，证明自己为官清廉。有的大臣甚至到街上卖掉锅碗瓢盆，有的去卖棺材，表明家里一贫如洗。

国丈周奎，是人尽皆知的富翁，也是一再哭穷，崇祯再三恳求，才拿出1万两白银，这他都要找女儿诉苦，搞得周皇后拿了5000两私房钱补给他。

国丈都不捐，还有谁会捐，最后捐款变成了一场闹剧，大臣们你一个100两，我一个100两，满城官员，加上周奎，捐了一万多两白银。

官员不捐，商人也不会捐，他们太清楚“为国效命”的下场了。

当年朱元璋建立大明朝，国库窘迫，富商沈万三想和朱元璋交好，主动出资修建南京城墙。

这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也是解了朝廷的燃眉之急，结果朱元璋却以“私通外番”，“骄奢僭越”的罪名将其抄家流放。

民间普遍认为，沈万三被抄家是因为他说要包建南京城墙，引起了朱元璋的忌惮，朱元璋认为沈万三富可敌国，威胁到了皇权。

沈万三的案例表明，在大明朝露富是很危险的，天下只能有一个富人那就是皇帝，在朱元璋的制度中，商人是下等人，地位比农民和工人都低，连绸缎都没资格穿。

商人们要想活下去，只能战战兢兢、闷声发财。

明末工商业发达，有钱的商人不少，但在失去互信的情况下，他们宁肯向满清偷运粮食（晋商），也不愿给大明朝廷效命，无他，只为保命。

官员、商人还可以说是外人，那宗室呢，总该救救大明朝吧，很遗憾，也没有。

明末的宗室，大多坐视明朝败亡。

崇祯多次号召宗室捐钱，帮助朝廷剿贼，但宗室响应者寥寥。

崇祯14年，李自成攻击开封、洛阳，当地明军希望福王朱常洵捐钱补充军用，福王却一毛不拔。最后李自成攻克洛阳，斩杀福王全族。

宗室不是不清楚他们和朝廷是唇亡齿寒的关系，但是祖制不允许他们为国尽忠。

明成祖朱棣就是藩王造反篡权成功，所以后世皇帝对宗室防范极严，宗室可以领取朝廷的俸禄，衣食无忧，但不能随意出城，不能和朝臣随意交往，至于私养家丁，干预朝政，更是大罪。

崇祯年间，确实有两个藩王想要协助朝廷，但下场都很惨。

如唐王朱聿键，想要镇压流寇，向朝廷借兵，崇祯担忧他趁机叛乱予以拒绝，结果他竟然变卖王府财产，在南阳募兵数千，主动找流寇作战，被打的大败亏输。

虽然输了，但毕竟是为皇上分忧，总该表彰吧，但崇祯没有，他立即以违反祖制为由降罪唐王，将其废为庶人，囚禁于凤阳。

另一个案例是周王朱恭枵，李自成攻击开封时，周王变卖家产，悬赏守城官兵，规定“斩首一级，赏银50两，射死一敌，赏银30两”。开封官兵士气大振，击退了李自成的进攻。

捷报送到崇祯面前，崇祯并没有感到欣喜，反而派钦差去监视周王府。

周王和唐王的前车之鉴表明朝廷宁愿义军做大也不愿宗室行动，把宗室视为比农民军更大的威胁。看到崇祯如此态度，宗室宁肯醉生梦死，也不愿给朝廷奉献分毫了。

看了这些案例，你还会觉得历史重来结果就能改变吗？无论重来多少次，官员、商人、宗室，还是不会救大明，这是大明朝的制度决定的，非个人能够改变。

大明朝是比较特殊的王朝，别的朝代都有基本盘，汉有军功列侯，唐有关陇集团，宋是“与士大夫共治天下”，清则是八旗。唯有大明朝，是一个防范所有人的朝代，将皇权的自私发展到极致。

崇祯和大明朝是确定因素，满清和李自成是不确定因素，投靠后者能不能保命不知道，但为前者效命一定没命，这是一个简单的概率学问题。

最终大臣们做出了符合个人理性的决策，那就是降清。

西方也有类似的例子，七年战争，英法两个霸主大打出手，两国实力半斤八两，军力也互有长短，打到最后，两国都债台高筑，债务都达到了GDP的150%以上。

但最终英国撑下去了法国却撑不住，一个原因是英国的国家信用更好，人们愿意借钱给英国而不愿借给法国。

光荣革命后，英国确立了议会对财政和税收的控制权，政府借债有议会背书，且资金的使用过程和去向较为透明。

1694年，英国成立英格兰银行，为政府提供稳定的国债发行平台，使国家债务可以通过标准化的国债证券形式出售给投资者。

一系列制度保障让债权人对英国政府的还债能力抱有信心。

相对英国，法国的信誉则很差，法国没有英格兰银行那样的国家信用机构，债务由国王个人信誉担保，而历史上法王多次违约，路易十四、路易十五都曾减记国债。频繁的违约让债权人普遍不信任王室。到18世纪末，法王再也无法筹集到足够的资金。

之后，独立战争爆发，法国支援华盛顿击败了英军，但这次失败并没让英国伤筋动骨，反倒是法国因为战争，债务问题进一步激化，路易十六为了解决财政问题召开三级会议，最终引发了法国大革命和旧制度的崩溃。

在英国不是问题的政府债务在法国却引发了一场革命，体现的是两国政府信誉和金融体系的差距。

明朝与法国的专制王权揭示了一个历史宿命，一个与所有人为敌，毫无信誉的王朝，在顺风局中还能生存，一旦碰到逆风局，必然会在孤立无援中走向灭亡。

浙江绍兴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

“给先生点支烟”，一些打卡游客以此表达对鲁迅先生的敬意。

近日，一孙姓游客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投诉到浙江电子政务平台“浙里办”。

该游客称，该墙画有诱导他人室外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要求将鲁迅的姿势更换为“右手握拳”。

此事在网上引发热议。对于动辄以投诉举报裹挟舆论的搞法，我的态度很明确，这纯粹是裤裆里拉胡琴儿——扯淡（蛋）。

投诉鲁迅吸烟画墙，正如将“举杯邀明月”的艺术镜像解读为宣扬酗酒，把“精忠报国”的视觉画面理解为提倡文身。她咋不举报精卫填海、愚公移山是破坏自然生态，举报武松打虎是非法猎捕杀害珍贵濒危野生动物？

不要就事论事跟我大谈控烟，这种网上举报投诉已经远远超出控烟议题，成为一种民粹主义的叙事。他们此种拿手好戏，近年来时不时上演一回，民粹动员模式几乎所向披靡，面目实在可憎得很。

鲁迅吸烟是历史事实。从有关鲁迅的照片、肖像绘画、版画、漫画、纪念邮票和电影电视等，都可看到其吸烟沉思的形象，手持烟卷已成为鲁迅标志性文化符号。

任何伟大思想家的形象都是多面的。要求将鲁迅形象塑造成“不拿烟，只握拳”，是在对历史人物进行“洁癖化”审查‌。

审查者的底气在于，仿佛只有他们才能代表“真正的人民”及其意志，他们将这种“代表权”视为一种排他性的身份政治。

他们可以人民的名义，手持着放大镜检视任何公共事物，进行政治和道德上的审查和评判，频频在网络上搞出不小的动静。

他们的可憎之处，是通过排斥公共审美多元化，将特定文化符号与道德合法性绑定，排斥不符合其意识形态的审美表达形式。

当社会仅允许符合民粹主义叙事的文化审美存在时，必将形成文化领域的垄断性话语权，形成对多元价值观的系统性压制。

最近清华大学法学院教授劳东燕的一篇文章，在网上引起广泛共鸣。

文章指出，“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

劳东燕感叹，“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

文章还指出，“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这几天一直在思考，劳教授所称的“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的力量，到底包括哪些？

投诉鲁迅夹烟事件，让我猛然意识到，此举本身及其代表的民粹情绪，就是“拖拽我们向下坠落的力量”之一。

近年来，公共文化领域的诸多事物，动辄遭反智主义的各种举报投诉，以“政治正确”裹挟强大的网络舆论而屡屡得逞。

有别于正常的投诉举报，他们将个体诉求包装为叙事宏大的"全民意志"，民粹主义导向的争议制造，挤压基于事实的理性对话空间，加剧社会认知撕裂，导致公共认知水平的整体下降。

这种民粹主义的排斥机制，直接消解社会对不同文化形态的包容性，导致审美生态的单一化，以及群体审美认知的弱智化、粗鄙化。

这种力量的发展趋势是，“革命群众”“正义人民”凭借敏感的“政治嗅觉”和俯视一切的“高尚道德”，可以纷纷从香烟盒、包装纸、报纸杂志的装饰花纹、鞋底纹中发现“反动”、“有害”、“不爱国”。

诚如鲁迅所言：“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百余年过去了，这种想象竟然落到鲁迅先生自己头上，真乃莫大悲哀。

希望馆方这次挺住。劳东燕教授说得很好，“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

先生抽烟，有人抽风。决不要惯着他们这种“民意至上”逻辑下的坏毛病，顺从地跟着他们一起摆烂。

一

其实月初的时候，就知道这个消息了。

据《联合早报》7月26日报道，许多听众突然发现，梁文道的付费播客《八分半》在最大的音频平台“喜马拉雅”上被全部下架。而在小红书、B站等其他平台上，他的账号内容也被清空。

梁文道一直备受争议，也不敢多评价他。

但是，不可否认，梁文道所代表的知识分子形象，已经无法避免与当前社会的矛盾发生冲突。

在曾经宽松的媒体环境中，他的直言不讳和批判性思维都曾受到过热烈的欢迎，但随着舆论环境的变化，他的言辞似乎开始变得“过火”。

事实上，人还是那个人，观众变了。

想写今天这篇文章的原因还有一个：许子东教授也被提醒了。

近期，许子东有个讲座，众所周知，他最擅长的讲的就是鲁迅和张爱玲，可惜讲到鲁迅时，说国人现在和百年前一样，主持赶紧上台打断，让他注意尺度。

这俩人，外加窦文涛，是曾经《锵锵三人行》节目的铁三角，一个左，一个右，一个居中。

今时今日，就是这么个状况。

看到一段话，摘录如下：

当一位历史学者在讲座中被追问“你这话是不是在影射现实”时，他突然停住了，拿起茶杯抿了一口，岔开话题聊起了天气；当一位医生在朋友圈分享“抗生素滥用的危害”被举报“制造恐慌”后，她默默删除了所有专业内容，只发些花花草草的照片；当一位经济学家在会议上欲言又止，最终把“可能存在的风险”换成“总体向好”时，会场的空气都透着一种心照不宣的沉默。

大家应该早就发现了，越来越多的智者不愿意讲话了!

所以，短视频才大行其道，大家都在为鸡毛蒜皮的事，争论不休。而真正该讨论的，值得讨论的话题，见不到了。

二

我当然应该庆幸，我还能说话。

可惜，很多时候我说的话，也是言不由衷。

曾经，我是真敢说啊。结果呢，大号前年被封了六个月，去年十月份解封，结果今年3月份又续上了，再被封一年。有人肯定会问，怎么不直接永封呢。

我告诉你吧，因为实在也没找到合适的理由，索性封一年吧。

当年我的“夜听锵锵”公众号，就是说了下秦刚和傅晓田的事，直接永封了。

往事历历在目，很多时候并不需要什么理由的。

这两年，大家都在说，自媒体之路越来越难走了。

我自然也是如此。首先就是选题，越来越不知道什么能写、什么不能写。

其次，这号半死不活的，公众号平台也不给推荐，也不给流量，除了关注我的读者和他们转发被看到的机会之外，没有人能读到我的文章。好像平台就是刻意让我们这些号主“慢性死亡”的。

就像梁文道的“八分半”节目，哪期不是一次次迅速收集大量信息，准确找到切入角度，通过抽丝剥的理性分析，将各类时事的始末以及故事背后的逻辑和背景，拨开云雾，娓娓道来。

我写文章也不是呼啦啦拉出一大段，事实上，也需要查找大量的资料，最起码得先把事情前前后后彻底了解清楚，屏蔽那些虚假的和无用的信息，光这个过程就需要大量的精力。

而写出来之后，还要修改，修改完了还要找配图、编辑排版。

这些倒不是关键，关键是，就像今天的这篇文章一样，我还怕辛苦工作的成果，被禁发，被删除。

三

至于收入？

说了可能有人不信，所谓流量费其实少得可怜，阅读量还行时，一天十几块，凑合时，几毛几块。

相比投入的时间精力，脑细胞和电费网费，纯属自娱自乐。

但是我又特别在意读者的感受，生怕哪地方写的不够好，得罪了诸位。

昨天那篇文章有些争议，一下子溜走了百十来人。

想想也算我偶尔的尝试吧，谁知道这写作这条路，走向何方，能向何方呢？

现在，我为了规避马上要来的更多的风险，其实已经刻意谨慎的多了。我现在在研究性学，我打算接下来很长一段时间，就研究这玩意儿。

有时候看着很多年轻人，躺平了不动，我就着急来气、

二十年前，那个年代，大家很穷，但是一门心思想赚钱，想发财，满心满脑的欲望。

现在可倒好，低欲望，无欲望，连性都不想要了。

所以，去他奶奶的妙手著文章，去他奶奶的文以载道。

何不如攻其一个方向，把性和爱发扬光大，也算是造福人类社会了。

但是，人总是要先活下去的。

所以，恳请大家给条活路，别横挑鼻子竖挑眼。

就像梁文道现在的处境，让我不禁思考：在这个信息洪流中，我们是否依然能够保持独立思考与自由表达，还是会在压力下选择沉默？

在如此敏感的社会背景下，我们每个人都在走一条钢丝般的路，而在这一过程中，爱己爱人，是最为重要的。

结尾还是放上这个《锵锵三人行》音频合集，只是为了留存这份小百科。感兴趣的，可以收藏留念。全部是mp3格式，大概有50G左右，3000多集。还有圆桌派1-6季的音频全集，内容相当丰富，十分值得收藏。分两种套餐，一种是一个移动音箱+tf卡+读卡器=99元，另一种是不要移动音箱99-25=74元。给你包邮到家，读卡器可以插手机上，非常方便使用。感兴趣的可以加我v信yimai779，购买收藏。写作不易，自媒体日渐收紧，只能如此贴补，勉强支持创作的动力。人间大爱，感谢涕零。

保重 @Birds_b_r_32309

苍鹰高飞遮日影，草民低首盼天明。

历史告诉我们，最冷的不是冬天，而是当正义失声、谎言横行。

河北孟村女子被钝器打死这件事，仍旧备受舆论关注。尤其在沧州市指定另一个县城的公安进行侦办后，人们看到的问题似乎变得更多了。

首先第一个问题，也是最严重的问题，在媒体“潇湘晨报”的消息里提到，事情发生在8月21日晚上，女子被钝器殴打头部致死，但是第二天医生竟然出了一张“心梗”的死亡证明。

这不是错误，而是对公众智商的侮辱。

被钝器殴打致死，和“心梗死亡”这两者之间的区别，可以说明显到任何一个普通人都分辨的出来。因此，医院在其中扮演了什么角色？

这是相当可怕的画面，我举个例子，这次是被钝器打死的，有明显外伤。所以女子的娘家崩溃了，更是不惜一切代价把事情闹大，让外界看到。才有了舆论和现在的后续。

万一下次是中毒呢，医院再说“心梗”，家属还能不能分辨的出来。而若连家属都分辨不出来，还会有舆论争取公道和真相吗，千里万里之外的网友又能多说什么。

可怕的不只是“心梗”二字，还有它背后的冷漠与胆大妄为。

那将意味着，凶手很有可能会逍遥法外。而一条生命，就这么毫无代价的被剥夺了……画面，是何等可怕。

白纸偏能涂黑字，铁案竟成笑谈文。

当权力可以操纵医学，当谎言能盖过事实，一个人就可能被“合法”地抹去。

这就是我要表达的第一个重点，一个人如果有足够的权力，便能轻而易举能让医院开具虚假的死亡证明。那恐怕在另一些部门里，同样的方式做点假，让失去生命的人死得不明不白，也不是不可能。

因此，尽管凶手和他的家属已经被控制，仍需要立即回答人们：是哪个有天大本事的人，让医院开了假的死亡证明？

第二个问题，是办案的速度。

从通报看，很容易能发现，这起刑事案件发生在8月21日晚上，但通报回应却在8月24日。

我说句难听点的话，家暴把人打死，这种没有提前计划和预谋的刑案，凭现代警方各种高科技加持的实力，不说一两个小时吧，顶多一天就能查到水落石出。

但真相却在3天后、在无数舆论的声音要求之下，在无数爆料和斥责声裹挟之中，姗姗来迟。

搁这儿给群众表演0.5倍速的“慢镜头”吗，可这是现实，不是电影啊！这效率放在外卖行业，顾客早饿死了。

这到底是能力不足，还是故意拖着想敷衍公众，甚至根本不想把真相公之于众？

第三点在于凶手一家的身份。

其实这个问题，从事情发生被曝光到网上之后，就各种爆料不断了。人们仅观问题之严重却无法律之闸刀，就猜到这家人的不同寻常。

然而即便如此，当地就是任由网上的舆论和各种对凶手一家身份的猜测四处流传，始终不曾回应。直到今天，才承认凶手的确在当地检察院工作，但也依旧一口咬定，只是“临时工”。

“临时工”三个字的背锅属性，已经比塑料袋还要万能了。

至于凶手金某的家属身份，依旧如泥牛入海般，无半点声响。

这可能吗？一个检察院的“临时工”，即他们口中的普通干警，能做到让医院开假的死亡证明。这可不是小事，作伪证，在古代甚至是掉脑袋的大事。

古人说：“纸包不住火。”

古人还是太天真了，今人偏要试一试，用厚厚的权力和关系，去蒙住所有人的眼睛。

所以，为什么不在舆论刚开始议论，在无数网民对金某一家人的身份刚开始曝光之际，就给予回应呢？真就是真，假便是假，制止“谣言”最好的办法，难道不是“真相”吗。

可惜，他们选择了沉默。直到火烧眉毛了，才稍稍回答了很少的东西。

当权力与真相之间失衡，最先倒下的，永远是普通人。

以上，就是我想指出的几个关键点。因为在我看来，这些关键都非常恐怖。他们证明着，权力一旦交易、勾结，差点就让一个普通人悄无声息的死去。

什么叫“悄无声息”？就是被谋害，而冠以疾病、自杀，甚至更多不可思议的借口。

且不说这对死亡的人何等冤屈，对正义是何种打击，就仅仅是对受害者的家属，会是怎样的惊天噩耗。若是再加上权力操弄之下，明明知道不是那么一回事儿，却又求助无路、伸冤无门，那简直是把人活活憋死、气死。

乌云能遮月，长夜难挡晨。

青天自有明月在，铁证难容黑幕遮。

提出这些疑问和关键，不只是愤怒，更是希望警惕的画面，能带来一线转变。因为一个社会，若连最基本的真相都无法保障，那我们所有人的安全，都只是幻觉。

近两天议论声非常多的新闻，一名女子在家里被杀害了，婆家的人帮忙销毁证据，又从医院搞到“心梗”的诊断结果。

总之网上的信息总结起来看就是一句话，凶手的势力在当地那个小县城里很大，所以“只手遮天”。

先说一下，目前还没遮成，舆论声音巨大，警方通报也称“刑事案件”，不是心梗，更不可能是自杀之类。

我想说的话题，可能比较偏离这起刑事案件本身。8月22日发生的凶案，在网络上沸沸扬扬被人们热议了3天，什么角度的猜测、爆料，甚至扯淡，都有。

真假信息满天飞，以至于不少对这类消息关注的人，都不知道该信谁。

这是怎么回事，又是如何造成的，非常重要。

而这种风声鹤唳、人言可畏之中，人们最关注的，往往和权力脱不开关系。比方说，如果是普通的家暴，丈夫把妻子杀害了。那就按故意杀人罪处理呗。可一发现这个丈夫竟然颇有手段，竟然连杀人这种罪行都能找关系遮掩，甚至能弄到医院的“心梗证明”来撇清关系，大家就开始来劲了：他是不是当官的？

你可能会说：管人家是不是当官的，就事论事便可以了，两者之间有什么联系吗？

按照一个好的环境来说，是这样没错，就是论事即可，当官又无妨。

可现在事实恰恰相反，很多时候就是一点点权力的介入，便让问题无法就是论事。像此事中，若不是女子的娘家揪着不放，多留了个心眼，说不定一条人命，就以“心梗”的结果草草收场了——何其恐怖。

毕竟医院都出结果了，你不信，你不信还能怎么样。

一前一后，互为因果。正是大家对权力的不信任，才导致了事情发生3天，还在纠结哪条消息是真，哪条是假，小道消息是否可信，又是不是通报里故意遗漏的关键。

之前没什么媒体的声音，但在风言风语以及大量真实的“爆料”之后，当地检察院回应记者，称犯罪嫌疑人金某，确实是当地检察院的“劳务派遣人员”，一普通干警，干杂活的。

可为什么不早点主动承认这个事实呢？为什么不在金某和其家属第二天拿给女方家属一个“心梗死亡证明”时，就跑出来说这个金某在检察院工作呢。

其实这些消息在网上早就传开了，不仅是金某在检察院上班，还有家里人谁是院长，一家全在公职单位等等。

人们确实不敢全信，但是人们也不会完全的一点不信。拖着拖着的，拖掉的不是谣言的可信度，而是官方的公信力。

本来他们说金某家有人是院长，人们可能还会鄙夷的嘲讽两句，“弄到心梗证明就是院长？哪来那么多院长。”

结果你们沉默，于是当人们看到金某确实在检察院工作的消息，以及可笑的撇清干系的手法后，就会动摇：不会真有个院长在里面吧？毕竟前面的“谣言”里，已经有条被证实了。

有时候，沉默，亦是帮凶。至于狡辩，玩文字游戏，就更是自己把自己的立场往臭坑里推了。

这就是借这件事想说的，一个小县城里发生的事情，如果没有权力寻租的空间，那么警方介入后，很快发个通报把其中细节告知家属，解释一下他们的疑惑，压根不必闹到网上连续多天舆论这种情况。

其实从通报里也能看出问题，事情发生在孟村回族自治县，但上级市沧州却指定“异地办理”，移交肃宁县公安局进行侦办。

可见，凶案之外，的确出现了权力部门介入操控的情况。而这，也正是导致此事会在互联网引起很多讨论，甚至真假信息满天飞，舆论沸沸扬扬的原因。

所以，很多时候热搜、新闻里出现的那些骇人听闻的事情，背后催生它的东西，才是关键。而这个关键，大多数时候，又都是权力。

或者说，没有受到约束的权力。

比如之前的亮证、警察半夜上门、贪腐等等。哪一件不是“权力”导致？

可如何呢，怎么杜绝呢？

我昨天看到“第一财经”提到的一句话说得很好，“莫把有事找警察，变成有事上警察”。

同理，不要让用来“服务”的权力，变成拿来“享受”的权利。如果一些人的“权力”无法成为他们“走方便之门”的专利，那么这类问题自然而然就会减少，甚至消失。

当然，这很难。从我们看到沧州市指定“异地侦办此案”就能看出。

如果真正意识到问题，我觉得不仅仅只是异地侦办这起案件，该办侦办的，还包括那个“本地”的派出所。

你都明知道它有问题了，通融、不秉公执法、牵扯不清。却又好像没问题一样的忽视了。

我只是抽烟，而你在抽风。

人饿的时候，就只有一个烦恼，一旦吃饱了撑的，烦恼就多了。鲁迅也说过类似的话，他说，世上本没有烦恼，吃饱了撑的人太多，也就有了烦恼。鲁迅最近的烦恼就是吃饱了撑的游客孙女士。孙女士吃饱了以后，感觉绍兴鲁迅纪念馆里那面鲁迅手持香烟的墙画很危险，可能会引导游客在公共场所聚集吸烟，危害他人健康，于是孙女士向相关部门投诉，相关部门郑重对待，认真处理。这是中国相关部门和中国人的特色，干正事时都在扯蛋，扯蛋的事干的一本正经。

鲁迅要是还活着，知道此事，肯定会先点燃一支烟，然后写下一篇文章，我只是在抽烟，而你在抽风：“我大抵是穷了，辗转难眠，起来打开窗户，点了一支烟。一半是我抽的，一半是风抽的，想想风可能也有烦恼吧，不由悲从中来。越想越气，风凭什么抽我的，于是我开始抽风。”我认为，在公共场合抽风，才是最大的危害，鲁迅先生说过，时间就像你脑子里的水，挤一挤，总是有的。所以，出门时，请提前在家把脑子里的水挤掉，以免在公共场合抽风。

鲁迅一生写了那么多文章，写他的文章也数不胜数，都没能把你教育好，你真不用担心一幅墙画能把他人教育坏，你都能从这幅画里看出吸烟的危害，相信其他人也能看到，那这幅画，不就起到了很好的警示作用了吗？更何况，你在人家鲁迅自己的纪念馆里，对鲁迅的行为指指点点，你这不就是境外势力吗？你觉得不满，可以滚出。

人饿了，就只有一个烦恼，那就是外卖送的太慢，而有了饿么了，有了淘宝闪购，这个烦恼也没了，所以，人饿着的时候，是最幸福的时候。人不能吃得太饱，吃得太饱了，脑子里的血液都去胃里帮助消化了，大脑缺血，人就容易犯傻。各景点特别是纪念馆，应该禁止吃太饱的游客进入，否则他们去了岳庙，就要投诉岳飞纹身，容易误导青少年，去了孔庙，就要投诉孔子开办培训辅导班，无证教学，去了卢浮宫，就想给维纳斯穿上内衣，去了佛罗伦萨学院美术馆，就想给大卫雕像穿上短裤。

游客投诉鲁迅抽烟这事，很像四十多年前有人投诉北京首都国际机场的壁画《泼水节——生命的赞歌》里面有裸体少女。1979年北京首都国际机场落成，中央美术学院组织美术家给候机厅创作壁画，其中一幅关于傣族泼水节的画，画了正在沐浴的裸体傣族少女，据说当时海外媒体惊呼：“中国在公共场所壁画首次出现了女人体，彰显了中国真正意义的改革开放。”但是这幅画在当时受到了非议，很多人认为有伤风化，在机场候机厅场所展现，会产生不良社会影响。更有激愤者，要求公安部门以“流氓罪”将画家送到监狱。

后来邓、李等国家领导人去首都国际机场候机楼参观壁画，邓说：“这有啥好争议的？艺术表现很正常，我看没问题，应该多印卖给外国人。”李说，“中国有的人就是少见多怪。”当然，后来人们就慢慢开始接受，这种接受其实在身体上一点也不难，难的是很多人的思想始终紧绷着，毕竟前面几十年的思想经历，犹如血雨腥风一般让人窒息，那时人们的思想观念里，或是担心，或是别有用心，我们的身体早已跃跃欲试，我们的思想渴望解放，只等掌权者一声令下。曾任全国政协副主席霍英东回忆：“当时投资内地，就怕政策突变，每次到北京，要先看这幅画还在不在，如果在心就比较踏实。”如果鲁迅纪念馆的那幅墙画里不再有香烟的影子，那么首都国际机场壁画里的傣族少女就要穿上衣服，一切会越来越紧，不仅仅是我们的日子，还有我们的脑子。

我记得还有另外一件事，1979年6月，复刊不久的《大众电影》杂志，因为刊发了一张英国电影《水晶鞋与玫瑰花》的男女接吻剧照，收到愤怒的读者来信，“我的心情久久不能平静，万万没想到毛主席缔造的社会主义国家，经过文化大革命的洗礼，还会出现这样的事情。你们竟堕落到这种和资产阶级杂志没有什么区别的程度，实在遗憾，我不禁要问，你们在干什么。”我也不禁要问，你怎么知道资产阶级的杂志是什么样的。

解放思想这事，一点也不难，解放了权力，大众的思想自然会解放，就怕有人自己身体开放着，却控制着大众的思想，思想在明处腐朽，身体在暗处开放。思想被控制的人，也总想享受控制他人思想的快感，而且只会控制的愈加严苛和荒诞，就像鲁迅说的，“奴隶看起来温顺，但不代表着善良，奴性极重的人，对同类一定极其凶残。因为他们从奴主那里失去的自尊，需要从同类身上得到补偿。”

01

作为一个中文系的毕业生，看到鲁迅因为吸烟被投诉，亮哥我突然明白什么是黑色幽默。

媒体正儿八经报道了，一位姓孙的女士，把矛头指向了绍兴鲁迅纪念馆内的一幅鲁迅抽烟的网红打卡墙。

作为控烟志愿者，孙女士认为，原画是鲁迅在自己家里抽烟，但墙画去掉了背景，有引导人室外聚集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还有误导之嫌，要求对墙画进行更换。

她不但在网上发帖，还向“浙里办”投诉了。你不得不佩服人家，人家在用实际行动捍卫自己的价值观，这一点值得所有人学习。

02

有时候你真的很难理解有些人的脑回路，如果一幅画就能误导青少年去抽烟，那我倒是建议孙女士去投诉《新华字典》（又不是没有人投诉过，对吧？），把字典里的“烟”啊、“酒”啊、“游戏”啊之类的字眼都删掉，汉字里没有了这些“坏字眼”，自然就不可能带坏孩子们。

有人说，有些人只盯着鲁迅手里的烟，没有看见先生笔下的魂，不配参观鲁迅纪念馆。

这倒不至于，只是鲁迅无情解剖国民性，大声呼喊“救救孩子”，都没能唤醒铁屋子里的人，他手上的烟却轻而易举地熏着了有些人的心灵。

鲁迅先生在《呐喊》自序中说，当年他创办《新生》杂志，希望用文艺改变中国人的精神，然而，不但没有人来赞同，甚至都没有人来反对，鲁迅先生由此感到寂寞如一条大毒蛇，缠住了他的灵魂。

先生要是知道是这个结果，不如只吸烟了，吸烟多少还能招来实际的投诉，也不至于把自己搞得如此悲观、如此“彷徨”了。

03

很多人都写文章，批评孙女士投诉的脑回路，我也不想多说了。

我倒是觉得，孙女士的一个建议很有意思。

新闻里说，孙女士建议，纪念馆应将鲁迅的手持香烟的形象，更换为鲁迅右手握拳的姿势，象征鲁迅的坚定与斗志，避免对青少年的负面影响。

所谓鲁迅右手握拳姿势的版画，就是下面这张：

说实话，要不是孙女士的这个建议，我都没注意到，鲁迅纪念馆的版画选择，竟然是这么好。

这是两种价值观的分歧，这是两种不同身份的倒错。

孙女士喜欢的“鲁迅握拳”，是典型的、传统的官方叙事，把鲁迅塑造成了一个“斗士”、一个“偶像”，横眉冷对，嫉恶如仇，用笔当做矛，投向黑暗的旧社会。

而鲁迅纪念馆选择的“鲁迅夹烟”，则是一种生活化的、现代的解读视角，努力呈现“人间鲁迅”的鲜活一面，大先生也是人，有他的柴米油盐，有他的喜怒哀乐。

孙女士觉得鲁迅就应该“握拳”，这才正确，这才合适。吸烟不该是鲁迅的“正确形象”，那是鲁迅形象中不和谐的东西，需要抛弃。就像米兰·昆德拉所说，上帝不应该拉屎。

但诡异的是，按理说，“神化”鲁迅的握拳版画，更应该赢得官方的青睐；而作为个人，应该更喜欢夹烟版画种的鲜活才对。

然而，在这件事里，身份和喜好完全反了过来。官方想让人觉得鲁迅很亲切，反而是个人，觉得鲁迅就该保持愤怒而严肃的样子。

被官方抛下的“刻奇”形象，却被孙女士捡了起来，真是有意思的身份倒错。

04

忍不住还是想给鲁迅纪念馆点赞。

我敢说，义务教育阶段，鲁迅是我们每个学生最害怕的存在。教科书上的鲁迅，总是被塑造成一副苦大仇深、怒目圆睁、嫉恶如仇的样子，他的思想深邃，他的文笔犀利，他的课文要经常背诵，学生们都知道他很重要，但是都不喜欢他。

直到进入社会，经历了人生，才开始对鲁迅先生产生了共鸣。找工作抹不开面子时，想起了《孔乙己》；曾经的朋友渐行渐远，想到了《故乡》；面对种种怪现状，我们总能想起鲁迅先生的各种杂文……

经常能在短视频平台上看到，年轻人到鲁迅纪念馆给先生点烟，指着菜畦和墙根，背诵《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

当年，教科书强按着我们的头，去靠近鲁迅，我们敬而远之；如今，已经没有人强迫我们背诵鲁迅的文章，我们反而自然而然地不断想起鲁迅先生。

因为我们终于发现，鲁迅并不是教科书上说的那么古板，那么严肃，那么死气沉沉。

他喜欢看《米老鼠》，吐槽流行歌曲《毛毛雨》是“绞死猫儿”，他也要租房，他爱喝酒爱抽烟，也爱设计，也要学着做父亲……

更重要的是，我们越来越发现，鲁迅的那些闪闪发光的论述，穿越时光，依然精准预言了我们的现在、

总之，鲁迅先生是一个鲜活的人，一个关心现实的人，而不是一个僵化的、供人膜拜的偶像。

我想，这也是鲁迅纪念馆用鲁迅先生夹烟的版画的初衷，那是在向人宣示，鲁迅先生是个可爱可亲的人，而不是在试图误导青少年抽烟。

至于觉得青少年看到一张版画就会去抽烟，那是高估了一幅画的力量，也低估青少年的认知。

有这种想法的人，亟需做的是把自己的大脑提高到和身体一样的成年人水平，而不是急吼吼地去投诉。

05

写到此时，看到新闻说，绍兴文旅发话了，不会因一人投诉就盲目更换，大家的意见一致要求不需要修改。

这个荒诞的闹剧里，终于看到一点常识了。

多少让人有点欣慰。

【一】

一位姓孙的女士游了绍兴鲁迅纪念馆，火眼金睛的她见人之所未见，赫然发现纪念馆的墙画非常不妥，甚至非自己私下吐槽能解，于是在2025年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浙里办，而且还提出了她的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

这让我想起了那个举报南京商场红圆点是暗戳戳地展示日本国旗的网红。

这又让我想起了第三个图：

【二】

鲁迅应该万万没有想到，他的无数解剖国人心态、呼吁“救救孩子”的文字没有“正导”青少年，而他的抽烟倒可能“误导”青少年。

而且是一幅画，一个艺术作品。

鲁迅只以为学医救不了中国。

他哪里会料到，从文也救不了。

当然，有可能他想到了。所以他的第一部小说集叫《呐喊》，第二部就变成了《彷徨》；杂文集也从1925年的《热风》，变成了1928年的《而已集》。

复旦大学创始人马相伯名言：“我是一只老狗，叫了一百年，也没有把中国叫醒。” 

一百多年了。

牌坊早已推倒，小脚早已解开，辫子早已割去，长衫早已脱下，算盘早已抛弃……我们用智能手机了解全世界，我们坐着高铁去看鲁迅纪念馆。

然而，这个国家仍然有那么多的人举着电子牌坊——还是自制的——横冲直撞。

这位孙女士如果去看大卫雕塑，估计会痛哭流涕要给他穿上内裤。

这样的人，鲁迅自己已经骂过了：鲁镇那位长得像核桃的柳妈。

二嫁失了贞，又死了丈夫和阿毛的祥林嫂回到鲁镇，“柳妈的打皱的脸也笑起来，使她蹙缩得像一个核桃；干枯的小眼睛一看祥林嫂的额角，又钉住她的眼。”这个一张脸长得像个核桃的女人给祥林嫂出一个主意：花十二千给庙里捐门款，赎罪。

现在，这位姓孙的女士反复瞅着鲁迅纪念馆的墙画，打皱的脸笑了起来：干枯的小眼睛，钉住了鲁迅手中的烟。

鲁迅的文字飞了一百年，转头射中了自己。

【三】

幸好孙女士不读书。

要不，没有任何作品能从她的眼皮下全身而退。

《论语》，“唯女子与小人难养也”，这是歧视女性，误导青少年价值观。

《史记》，“太后遂断戚夫人手足，去眼，煇耳，饮瘖药，使居厕中，命曰人彘。”太残忍了，吓坏了青少年单纯的心灵。

《资治通鉴》，“婴儿贯于槊上，盘舞以为戏。”更残忍，对象还是未成年人。

《西游记》，打死了多少小动物啊？而且猪八戒老是调戏妇女，大家还居然觉得他可爱，这对青少年误导得不能再误导了。

《三国演义》《水浒传》勾心斗角，打打杀杀，尸横遍野，完全就是高级别的古惑仔。

《红楼梦》，这么多乱伦和同性恋，而且鼓励年轻人不要参加高考，成何体统？

《复活》，地主家的傻儿子诱惑女仆，还把怀孕的姑娘赶走，人性太黑暗了。

《百年孤独》就更别说了，连猪尾巴的孩子都生出来了。

……

孙女士们的底细，也早在鲁迅的预见里：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果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杏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像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四】

新闻上说，孙女士投诉以后，绍兴鲁迅纪念馆“正在处理”。

我真担心鲁迅纪念馆一点都不鲁迅，被这样的人一投诉就吓得赶紧真改了。

于是，找到了纪念馆的号码，给它打了一个电话。接电话的是一个女士。

“你们也肯定注意到了那个新闻，我想我可能不是第一个给你们打电话的。看到你们说‘正在处理’，希望你们的处理不是真的去改掉那个墙画，你们是鲁迅纪念馆，应该有一点鲁迅的气质，不要被这样的人道德绑架。让鲁迅有烟可抽，是你们的义务和责任。不要给鲁迅丢脸。”

女士笑着说：“谢谢您的来电，我会向上级反映。”

一

今天来说华山派里的一个小人物，叫薛公远。

金庸小说，很多小人物都不容错过。他写这个恶人薛公远，虽然是个很小的角色，都恶得传神，你会觉得这辈子见过的烂人都融合在这一个人身上了。

现在拍影视剧的真该仔细学一学，看看怎么塑造人物。

小人物薛公远出场，是在“蝴蝶谷大型求医”事件中，他是患者之一。

这伙病患都来自各大门派，粗鲁傲慢，摆着类似“我是某某单位的某某某”的架子，态度很不友好。

比如华山派一瘦小弟子，“拍的一响，一件小小暗器击在草堂正中桌上”，说话则是“你拿着这朵金花去给‘见死不救’看，说我三人都是给这金花的主儿打伤的”。

被打伤了还这么牛，又是破坏桌子，又是你啊我的，对医生胡青牛也是只称外号“见死不救”，全无敬意。

薛公远却和他们形成了鲜明反差，他说的是：“相烦小兄弟禀报一声，且听胡先生如何吩咐。”

一句“相烦”，一句“先生”，堪称最有素质的患者，在粗野的人群中显得格外突出。

当时小张无忌正在谷中当学徒，等于是前台站接待的男护士。他对薛公远印象很好，感觉此人好懂礼貌。

二

此后，随着疯批患者越来越多，薛公远的形象也越来越好。

有一位崆峒派的高手“圣手伽蓝”简捷，现场情绪失控，发作起来：“我一把火烧了你的狗窝，咱们白刀子进，红刀子出，做翻你贼大夫，大伙儿一起送命。”

紧急关头，薛公远闪电出手，一招制服失控的简捷，呵斥道：“你得罪胡前辈，我姓薛的先跟你过不去！”

这一举动，不仅果断，更极具表演性。他精准地判断出此刻最该站在哪一边，哪怕对方武功高于自己。

更精彩的是他接下来的应对。见胡青牛医生仍不松口，他立刻转向学徒张无忌，磕头恳求：

“胡前辈身有贵恙，那是我们没福。这里有一位小兄弟医道高明，还请胡前辈允可，让他给我们治一治……除了蝶谷医仙的弟子，普天下再也没有旁人治得好的了。”

这番漂亮话，堪称以退为进的典范。最后还真就成功了，由小张无忌出手，给众人治好了病。

如果一切就到这里为止，薛公远将是讲文明懂礼貌的模范患者，接下来就是合影送锦旗了。然而这些都只是金庸的铺垫。

三

一段时间之后，饥荒蔓延，饿殍遍野。小张无忌带着小杨不悔挣扎求生，再次遇上薛公远与简捷一伙。

一看是熟悉的老患者，小张无忌还以为救星到了，“登时宽心”。他完全料不到这伙人会忘恩负义，想要吃了两个小孩。

简捷跟过去一样不遮掩，“突然眼中射出饥火，像是头饿狼一般”。

薛公远却十分缜密，不动声色地试探：“这女孩的妈妈呢？”

小杨不悔的母亲是峨眉派的，来头不小。等确认孩子母亲已死，没有保护伞了，薛公远才突然变脸，将两人绑了要吃。

张无忌出言恳求，提起当初的救命之恩。谁知“模范患者”薛公远是这么回的：

“张少爷，我们受伤之后丑态百出，都让你瞧在眼里啦，传将出去，大伙儿在江湖上也不好做人。今儿我们实在饿得慌了……再救我们一救吧。”

这人的话揭示了一个真相：早先求医的时候，自己已经得罪了他了。

当初他的客客气气背后，已经藏着怨毒与不忿。有些人就是这样，不会感念恩情，反而因自己不堪的一面被看见而心生恨意。

而且他们还有很强的自洽能力：吃了你不是因为忘恩，是因为我太要脸面了。

四

接下来，薛公远的表现可说是一个人性至暗面的大暴露时刻。

小张无忌恳求不得，转而威吓：你不怕我二人师门问罪？不怕张三丰祖师和灭绝师太？

简捷真被唬住了，有点犹豫，薛公远却丝毫不怕，只是冷笑：这事只有天知地知，吃了你俩，张三丰老道能查得到？

甚至他反而还兴奋起来：“哈哈，武当派、峨眉派的弟子在江湖上逞强称霸，今日却给我们一口一口的吃了，张三丰老道和灭绝老尼知道了不气死才怪。”

这人不但比简捷冷静、敏锐，反过来，他还能从非人的恶行中得到别样快感。

之前在蝴蝶谷求医时，一口一个先生、医仙、小兄弟，无比恭敬，而眼下就变成侮辱性的“三丰老道”、“灭绝老尼”，恭敬时的姿态越低，报复时的快乐就越甚。

最后，小张无忌自感脱身无望，便提出以命换命，吃掉自己，放过小杨不悔。

一直穷凶极恶的简捷居然有所触动，觉得张无忌小小年纪，竟大有侠义之风，“倒也颇为钦佩”，踌躇起来。

薛公远却冷冷地说，饶了小女娃娃不打紧，只是泄漏了风声，武当峨眉寻仇，“简大哥有把握打发便成。”

一记补刀，让简捷恍然大悟，也断了小杨不悔的最后生路。估计简捷也挺惊讶，靠想不到有人比我的底线还低。

五

仔细观察一下小人物薛公远，就觉得这家伙太耐人寻味了。

平时非常能伪装，特别会趋利避害。有求于人的时候，他比谁都懂低声下气，甚至摆出看门狗的模样，谁不听您的我就干谁。

就活像三四年前，小区群里天天吹捧、附和管理人员，帮着威胁恫吓邻居的那些业主。

而不同于上述这些人的是，一到真正作恶时，又胆子很大，残暴果敢，毫无敬畏。简捷不敢吃的人，他薛公远评估之后就敢吃。

道德底线还比“一般恶人”更低，并且作恶时还有爽感，天然具备作恶的成瘾体制，这种人才是“天选禽兽”。

通过这个人小人物，金庸寥寥几笔，就写活了一种道理：

单纯暴躁易怒、习惯性搞破坏的人，还不是害处最大的，最烂的是薛公远这样，先会迎合、投机、谄媚的。

因为善于迎合，所以才更明白社会防御机制的弱点，真正吃人时才更无所顾忌，也不留首尾，破坏性更大。

并且他还有瘾。因为经常的迎合谄媚，他们丢失了的尊严，都要靠报复社会、践踏他人补偿回来。这就是为什么薛公远比简捷下手还更狠、做得还更绝。

讽刺的是，这个薛公远的门派偏偏顶了个响亮的名头，叫华山派。

后来张无忌揪出华山孽徒，里面的人还怒斥：我们华山派的名头被你搞得不成样子！自己倒成了受害者。

金庸小说真是太有趣了。

“武汉大学图书馆”事件中，唯一有价值的报道，就是李微敖采访到武汉大学校长，那句“等上级安排”，其实是能代表2025年社会氛围的证词，也是这个事件的核心真相：很多困扰，都是权力本身造成的。

这个事情最近引发新一轮争议，因为武大校长在一个场合说：李微敖打电话说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我才给他说了那么一句……

李微敖对此进行了回应：他在电话开头就说了自己是经济观察报记者，表明这是一次采访；从头到尾没有说这是私人聊天；全程通话都有录音，而且已经提交给了自己供职的机构。

尽管很替他捏一把汗，但这已经是一个记者能够做的极限了。

从新闻操作规范来讲，李微敖没有任何问题。他开头就标明了自己的身份和采访意图，并且开启录音。看上去，他现在已经是中国最“猛”的记者，而实际上他非常谨慎，这也是他还能做记者的原因。

在一个普遍在等待“通报”的年代，李微敖可能是唯一试图去采访武大校长的记者（其他媒体的报道，最多努力接触两个当事人）。他做过功课，知道校长和自己是长沙一中校友，也不排除因为这个关系，才找到了校长的电话。

在武大发生的事情，想办法采访校长，本来是媒体的第一任务。但是，人们已经普遍知道，中国的校长，已经不会就公共事件表态，最多由学校的宣传部门回应。如果你致电宣传部门，会让你单位开介绍信；或者一句“等通报”。

所以，大部分记者都已经和读者🏥，只是“等通知”而已。

这就是李微敖让人感到讨厌的原因。他总来不甘于等通报，而是总是想办法报道一点什么。

李微敖和校长通话后，可以选择不写，“这样写也许对这个初中校友不利哦”；但是，他也可以选择写出来，因为这符合公共利益。告诉公众，在这一事件中武汉大学校长是怎么想的，这是一个记者的责任。

作为他北师大的校友，我和他吃过好几次饭，关系要亲近得多。但是，我也知道，如果我处在舆论漩涡之中，他采访我之后，很大概率也会写出来。

采访并且写出来，这就是他的信仰。

我使用“信仰”这个词，是很慎重的。他已经在记者岗位上工作了二十多年，没有去争取主编、主任的职位，而是专注于做一个记者，“对抗”或者“揭露”式采访，就是他的兴趣所在，即便为此遭遇网暴，他也不会害怕。

我猜，他把这当成是他的“天职”或者使命，也就是自己生命的意义所在。

我不知道武大校长是在什么样的场合来“抱怨”李微敖的。这再次证明他不适合这个职务。校长是一个公共角色。除非是在自己的家中或极私密的场合，否则他所说的一切话，都有可能被“报道”出来。

他可能需要补上“如何发言”这一堂课。这也再次证明“等上级安排”并不是一时口误，而是他长期以来的习惯，作为一个负责任的人，如何体现自己的主体性，是一个“公共人”必须考虑的问题

至于网上有很多对李微敖的攻击，我只能祝福你们，一生顺遂，不要碰到任何不公。

文/蔡朝阳

这位女士真是太好玩了，绝对有才华，有想象力。我甚至觉得她比鲁迅先生还要幽默。贡献了本日最大笑料。

事情是这样的：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鲁迅故里的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至有关部门，建议将鲁迅抽烟换成鲁迅右手握拳的画面。

这个事情的幽默在于，令人瞠目结舌。

首先，投诉鲁迅抽烟。鲁迅是1881年生的，你投诉100多年前的人抽烟，不怕鲁迅从棺材里爬出来打你吗？你怎么不投诉纪晓岚纪大烟袋呢？

我还投诉辛晓琪呢，她的歌曲《味道》里面有一句歌词是“手指淡淡烟草味道”，这对青少年造成多大危害！

如果以上成立，那建议把门神的武器，关羽的青龙刀，张飞丈八蛇矛，秦琼的双锏，岳飞的红缨枪——所有兵器都删掉，为啥，引导孩子使用暴力，引导孩子校园欺凌。

其次，这位“有识之士”又说这版画不对。外行了吧，鲁迅这辈子最爱的艺术形式就是版画。这幅版画是经典之作，作者李以泰教授都80多岁了，这个版画同时也是李教授的杰作，成名数十年，至少是上个世纪作品，被放大作为鲁迅故里的正面都已经超过20年。你行，你怎么不坐个时光穿梭机回到过去！

再次，李教授师从赵延年，赵延年是版画界权威，他一辈子为鲁迅刻了150多幅版画，其中最著名的代表作是1978年的《鲁迅先生》，鲁迅也在抽烟，你倒是再投诉一下赵延年啊。

对了，朦胧诗的代表诗人北岛，原名赵振开，是赵延年的侄子。你顺便投诉一下北岛，北岛在诗歌《日子》里也抽烟：在剧场门口幽暗的穿衣镜前/透过烟雾凝视着自己。这多不好。

哦哦，还有，要把抽烟变成握紧拳头。这个聪明的设计我给满分。你看，握紧拳头，多么符合鲁迅先生的战斗精神！那为什么不改成手里捏着匕首和投枪呢？更符合战斗精神。尤其符合这位女士的战斗神经-冰。

世界还是有约定俗成的规则的，你不能以今天的标准来要求古人。艺术和文学也是有自身的规律的，你平时也要多多加强学习。

我真的建议这位女士要照照自己，不要沦为一个巨婴。巨婴总是认为整个世界都要以她为准的，不行，那就撒泼打滚，以头抢地。这样的场面，相信国人见过不少，而今番撒泼到了鲁迅头上。

此外，我觉得这种荒谬到毫无常识的投诉，最好不要理她。理她你就输了。鲁迅他老人家说过，最大的蔑视，就是连眼珠子都不转过去。让她自己成为一个笑柄。

甚至，鲁迅都早已经预言了这样的荒谬绝伦。她自己成了鲁迅他老人家笔下的笑料，还不自知，这是这个社会新闻最幽默的地方。

鲁迅在《小杂感》中，说：

“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能够如此跃进。”

所以，还是要读鲁迅啊。读鲁迅令人生出智慧。继续收听我的《少年读鲁迅》吧，扫码即可获取。

上期周报：【CDT周报】第231期：因为制度先天不合理，所以强制才有问题

过去一周中国数字时代【404文库】新增文9篇，【每日一语】新增网语5条，【大事记】收录热点事件3条，刊登读者投稿3篇，投稿请点此。

编者的话：

8月17日—24日，这一周。

广东佛山出现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延续了一个多月，最近一周全省新增报告336例本地个案（佛山206例），未报告重症和死亡个案。基孔肯雅热作为一种以白纹伊蚊为传播媒介的急性传染病，多数患者症状较轻可在1-2周内自行恢复，但新生儿、老年人、慢性病患者等可能出现严重的并发症。病毒主要以“人—蚊—人”的方式循环传播，在治疗方面既无特效药，也无疫苗（未获批）。而今年广东在入夏后，频繁降雨导致积水增加，蚊虫滋生速度加快，病毒的扩散与传播一时间也随之加剧。随着疫情蔓延，8月2日广东省召开了爱国卫生运动工作会议，提出要“全力打赢疫情防控攻坚战、阻击战、歼灭战”，并强调“全民动员”。这种熟悉的宣传话术，让不少网友直呼“仿佛又回到了新冠疫情时期”。

之后，广东各市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各种奇招狠招昏招轮番上阵：全市集中喷洒杀虫剂、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逐个入户排查积水（甚至破门换锁）、清理阳台的私人绿植、砍伐树木拆除冷巷、凌晨上门给小孩抽血、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用弹弓向房顶射灭蚊包、投放外来物种“食蚊鱼”、全村集体在家点蚊香、直接用水泥将居民菜地封死……比新冠时期的防疫手段有过之而无不及。有网友感慨，看来官方是想要将存活上亿年的蚊子给彻底清零。然而，疫情时期那段“不正确的集体记忆”早已告诫我们：权力的愚昧无知与恣意妄为，只会酿成更严重的失控结果。对于这场“运动式灭蚊”而言，潜在的风险不仅在于难达成目标，还可能带来生态灾难与人权灾难。

有媒体注意到，早在2019年，官媒就宣布广州建成了世界上最大的“蚊子工厂”，每周可生产1000万只蚊子。该工厂通过向自然界投放大量绝育雄蚊，试图实现“以蚊灭蚊”的效果。其科研成果引发了一定关注，因为在国际范围内，此前从未有过如此大规模的现场释放实验。2024年10月，《羊城晚报》报道称，广州峡石村有一支专业团队，每周会投放三五十万只蚊子，以防控登革热传播，并宣称这种方式已坚持了长达7年。而如今处于基孔肯雅热疫情高峰的佛山市，距离峡石村仅40余公里路程。对此，有网友质疑：常态化、长期投放如此庞大的蚊子数量，会不会反而增加了疫情传播的媒介？毕竟基孔肯雅热与登革热的传播途径完全相同。更何况，“以蚊灭蚊”的效果究竟该如何保证呢？万一所谓的“益蚊”投放，并没有显著减少吸血蚊种群，岂不是适得其反？

网友的疑虑很合理，但在官方口径里，“以蚊灭蚊”始终被描述为一种“百利无一害”的尖端生物防治技术。就在上月底，央视还称佛山市已投放大量华丽巨蚊，这种蚊子“不吸血、不侵扰人畜、但食蚊”，能实现所谓“科学灭蚊”的效果。在相关微博话题下，有网友指出：人为改变生态链、增加物种数量，会带来不可预测的后果，就如同蝴蝶效应一般，过度干预恐将反噬自身。的确，广东多地的集中消杀行动早就凸显了这种“反科学”矛盾：消杀队员手持喷枪满城喷洒，却仅佩戴简易口罩，眼部毫无防护，偶尔对着人群喷洒。而那些含有拟除虫菊酯的药剂，对环境中的所有人都有轻微毒性。正因此，有网友发出尖锐质问：“灭蚊运动”究竟是灭蚊，还是灭人？更夸张的是，佛山开始要求阳性患者集中留院隔离，而这一切都以“科学防疫”之名展开。在此背景下，许多网友联想到了上世纪50年代末那场臭名昭著的“除四害”运动。最终，麻雀并未被真正清零，但随之而来的生态恶果迅速显现。其根本原因就在于，科学问题未得到充分论证，却被裹挟进了一场政治狂热之中。

本周，香港学者、媒体人梁文道于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八分半》遭中国大陆两大平台（喜马拉雅和小宇宙）下架，随后相关的小红书、B站、微信视频号等社媒账号也一并被封禁。该播客面向中国大陆听众，主要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在1个多月前，梁文道在一期节目中谈到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节目上线不久，喜马拉雅便将《八分半》下架。此后，该节目长期处于禁言状态，直至近期彻底遭到封禁。8月22日，梁文道发布了一段约20分钟的录音向听众致歉，并表示会尝试继续以“飞鸽传书”（新闻信）的形式将节目做完。其中，梁文道谈到了中国长期处于“墙生态”之下，已经逐渐脱离了互联网世界原本的意义。

例如，许多中国人的网络使用习惯已经高度依赖微信、小红书、豆瓣、微博等主要应用，并在这些应用中间跳转，但这些应用彼此间的内容是完全隔离的，几乎不与万维网世界共享，呈现出一种互联网的割据状态。也正因为如此，一个人在这些应用上的所有信息资料，也可以轻松被“一夜清空、无影无踪”。无独有偶，一位近期参与了2025谷歌开发者大会的技术人员也提到，如今很多国外的创新都是基于web的，辅以各类ai大模型，但如今web类型的应用已很难在中国落地了，因为墙内墙外早已形成了两套生态。就像官方很少愿意公开的“人均国际出口带宽”数据一样，中国作为一个人口大国，为何在出口带宽上还远不如一些小国呢？背后的逻辑并不复杂：所有出口流量必须被掌控，必须迎合GFW的升级节奏，这是其他国家完全不必考虑的“特色”。

本周20日凌晨，GFW突然对443端口流量实施无差别封锁，导致中国陷入长达74分钟的海外网络断联——所有依赖HTTPS的境外网站与跨境服务均无法访问。有网友感叹，这种情况距离“全面断网”只差一步。至于原因，可能是运维事故，可能是系统升级，也可能是铁幕的预演……当然，也有人安慰自己说这大概只是GFW间歇性抽风。但讽刺的是，这个国家本身，又何尝不是在一个高度极权的体系下不断“间歇性抽风”？从“动态清零”到“灭蚊行动”，皆是如此。

一周荐读：

• 【CDT报告汇】联合国督促中国尊重人权捍卫者权利，点名要求当局提供高智晟等八人被囚信息（外二篇）

本周，联合国人权维护者处境特别报告员玛丽·劳勒 (Mary Lawlor) 发布了一份声明，要求中国当局维护遭监禁的人权捍卫者的权利。本次声明的特别之处在于，劳勒要求中国当局立即提供有关“知名人权律师高智晟下落的信息”。据悉，这是联合国人权高专办自高智晟律师2011年服刑以来，第三次对其处境公开表示关切。

• 水瓶纪元｜女孩被霸凌后，江油人因何走上街头

周诚发现自己认识林雨。视频里，那个低着头，在学校里被三名同龄人殴打的瘦小女孩，与他住在同个村里，他们或许在山上打过招呼。这个40岁上下的中年男子也有一个上学的女儿，他愤怒，感觉视频里的巴掌也打在自己脸上。第二天，周诚又看到，派出所也没能给林雨的家人一个公道。他决定出门，去给林雨的聋哑人母亲和农民工父亲撑腰。

• 【404帖子】劳东燕2004｜这些年来，明显感觉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
• 张3丰的世界｜劳东燕的抑郁，也是你的和我的
• 张3丰的世界｜接通知：斯伟江律师“谈谈劳东燕的抑郁与坚守”讲座取消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与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由此而觉得痛苦与压抑是正常的。

一周关注：

• 【网络民议】“那些曾经在树下听过故事的人，或许会在别处重新聚集”
• 【404媒体】小宇宙等播客平台下架梁文道节目《八分半》
• 【404媒体】梁文道｜To：《八分半》的朋友，哪怕是飞鸽传书
• 大鱼在行动｜八分半：我们的沉默震耳欲聋
• 单身者舞会｜没有平衡木的寂寞

《八分半》是梁文道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听众，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当局目前以《国安法》指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

• 【网络民议】什么原因造成了中国8月20日凌晨突发的网络中断？

2025年8月20日凌晨00:34至01:48（北京时间），持续约74分钟。中国全国范围内，境内外双向443端口流量受到干扰，导致大量国际网站（如苹果、特斯拉、必应等）以及依赖HTTPS的跨境服务无法访问，VPN连接也受到影响。防火长城（GFW）疑似对TCP 443端口实施无差别封锁，通过注入伪造的TCP RST+ACK包中断连接。封锁设备指纹与已知的GFW设备不同，可能是新设备或配置错误导致。

• 【404文库】七使2022｜到处喷洒毒农药，是在灭人还是灭蚊？
• 剑客写字的地方｜事情如果属实，那已经不是“讽刺”的问题了！
• 浣花溪杜甫｜倒积水，平菜地，清天台，拆房子，灭蚊变味了

广东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破门换锁，什么全城砍树冠，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拆除冷巷，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新冠防疫的要点是封控，不让你们动。基孔肯雅防疫的要点是动你们。

• 法律先生｜弗兰克法官走了，但他留下了法律最温柔的一面
• 念兹集｜卡普里奥的核心价值，是“看得见的人性”
• 码头青年｜世界上最温柔的法官走了

有健全的法律，执法人员依法行事，这都是一个国家法治社会的体现。正如弗兰克爷爷遇到的那位法官一样，弗兰克也用自己的睿智作出了最正确的裁判。正如有个网友所说：「一个真正成熟的法治社会就应该是这样，立法机构按着人民的意志制定完备的法律，执法机构按照法律规定依法行事。在最后司法人员让法律的严谨和人性的光辉得到最完美的平衡，使得本来严谨的法律，最后却能使人民从内心的尊重，且带着温暖！」

一周惊奇：

• 【404文库】理与尘｜律师申请信息公开少林寺财务报告，当地以释永信刑案涉国家秘密为由不予公开

一份盖着红色公章的答复书，从河南登封寄往江苏宜兴，纸面上的铅字冷静而坚定。它躺在江苏诺盛律师事务所郭建新律师的案头，宣告了一次信息公开申请的终结。郭律师想看看千年古刹少林寺的账本，而登封市民族宗教事务局的回应简洁明了：方丈释永信涉嫌刑事犯罪，他治下的寺院财务，已属国家秘密。

• 【404文库】路边有片海｜拉拉女孩卧底、曝光郑州围殴同性恋团伙，却被拘留至今，亟待平反

2025年7月6日，郑州围殴通讯录的视频在网络发酵；7月9日，郑州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其中5人因未满16周岁不予执行）。行政拘留的在7月已被释放，至今，刑事拘留的11人仍被关押。11人中，有一位女孩，名叫韩梦。她是一位拉拉，也就是之前本公众号文章提及的此事件中的拉拉女孩“萌萌”，正是她“卧底”打人团伙，拿到了证据并传到了网上。

• 挑灯看吳鈎｜为何一些民警喜欢不辞辛苦星夜上门服务？
• 紫泥海｜为什么越界的警力终将反噬公信力？

湖南男子盘某某的父母到湖南宁远县棉花坪瑶族乡政府办事，往返跑了很多趟未果。8月18日，父母拉着他一起去乡政府，发现乡政府上班时间有大量工作人员缺岗，他才把此事发到网上。盘先生称，8月20日晚，4名民警前往其老家找他“谈话”，家中2名老人受到惊吓。盘先生说：“回去的时候，发现两个（老）人手上拿着农药，我看见（情况）不对，我就抢过来把农药给砸了。”

一周讽刺：

• 【404文库】旧闻评论｜报告，董小姐软着陆
• 建设性意见｜要摘掉一个坏人的编制有多难？
• 就叫熊太行也行｜只是造个假成绩单而已，不能让人董小姐她姑丢工作嘛

从前，社会大众期待调查，热盼调查组，以为它是一种紧急情况下的控权方式。可现在呢，民众在一次次失望后形成了新的舆论认知，认为调查组是另一种形式，是具体舆论事件中自我赋权而非自我革命的延续。董小姐这件事的社会反响郁结在此。如果从上述角度看，以董小姐私情牵扯出的跨院校教育舞弊案，虽说宣布董小姐及其背后人等软着陆，不会得到更重的法律惩处外，从舆论不忿的指向看，其实象征着调查组在民意民心上的“硬着陆”。

• 之木05｜苏联的社会保障体系：一场关于“全民福利”的骗局
• 青年志Youthology｜社保新规背后：成本增加、行业分化与年轻人的焦虑

中国的社保新规与苏联有本质差异——在我国，全民社保新规是是法治化强制的底线捍卫，是多层次保障的系统重构，是新业态包容的民生扩容，是代际公平的精算平衡。而对于苏联，这一切只是特权阶层用以剥削人民的邪恶工具，好像是福利，其实就是强征暴敛的人头税。苏共完全背离了其“解放全人类”的政治理想，走向了人民的对立面。 我国建立起了全世界最大的社保体系，我们要坚定不移地拥护与支持国家新规，只有人民的政党，才能让民众真实地感知到自己的社保“缴得值、用得上”。

• 大何崛起｜我以为我是人，原来我是矿？

北京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起得很大，叫《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其中提到：如果说0至14岁少儿人口是“后备人力资源”，那么15至59岁或者15至64岁的青壮人口就是“现实人力资源”，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可再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我读到这里，忍不住笑了。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合着在专家眼里，咱就是个“矿”啊。

一周声音：

• 建设性意见｜为什么越来越多人不相信联合调查组的通报？
• 法治远见｜调查组、专案组和工作组的存在是对法治精神的背离

真正坚固的真相，不怕追问，更无惧质疑。但如果发布结论的同时禁止大家讨论和追问，那即便是100%的真相，也难免因拒绝监督的姿态而蒙上一层隐秘的阴影。总而言之，联合调查组的模式对于避免地方势力干扰办案起到了一定的作用，但随着各地越来越熟练使用这一工具，其澄清真相和保障公平正义的功能也在逐渐面临新的挑战。当然，也有可能是我完全误会了联合调查组的初心，那一切就都说得通了。

• 读书人的精神家园｜乌克兰捍卫主权都被网民群嘲，反智主义真是什么乾坤都能颠倒！

他们不知道俄乌冲突和巴以冲突虽然看起来有些相似，但有很大的不同。可是你跟这些网民讲再多理都没用，这些群嘲乌克兰自卫的网民，是反智主义者的典型。这类人总是以立场决定是非，以断章取义取代全面分析，以一己之私否定真理正义。他们缺乏基本的学识素养，往往没有能力也不愿意了解基本的事实，仅仅凭一些特定的信息就来论断是非。有时他们是“装糊涂”，出于特定的动机而出来胡搅蛮缠，把水搅浑，然后达到误导舆论的目的。

• 何光伟｜《过冼村派出所》七周年 老何发表讲话

七年前的这会，我正在冼村派出所因被查身份证一事做笔录。俯仰之间，走南闯北，西去东归，我又逝去了七年岁月。这七年，我不仅被几家政法机关打上“抗法”和“网络流氓”的烙印，我还被包括北京电视台记者唐宇声等所为的自媒体口诛笔伐。因过冼村派出所，我在网上被包括河南省的鹿邑公安、 吉林省集安市公安、陕西蓝田公安都亲自发文称老何是“网络流氓”。

• 【404文库】三月云｜是谁在企图掩盖武大图书馆事件的真相？
• 三月云｜曾经也想过几次不做公众号了
• 三月云｜被封禁15天之后，我回来了

昨天，我发布的文章被屏蔽下架，仅仅存活了九个小时。这篇文章详细梳理了武汉大学肖明瑫是如何在性骚扰后倒打一耙、贼喊捉贼、颠倒黑白、煽动舆论的，证据充分，逻辑缜密。发布后仅仅九个小时，还顶着平台对我的限流，就有超过4000转发，达到三万五千多的阅读量。然而，对真相的揭示，总会让一些有意操纵舆论、包藏祸心的人急眼。

一周故事：

• 食通社Foodthink｜暴雨中的商战，外卖员的苦夏

前不久，Nature Cities发表了一篇文章，说明中国城市居民如何通过点外卖将高温天气下的热暴露风险转移到外卖员身上。这道理其实朴素易懂，可真正遭遇滂沱大雨或热浪滚滚的恶劣天气，外卖员又不过变成了一个在我们手机地图上移动的坐标而已。就以今年夏天频繁遭遇反常降雨的北京为例。7月24号开始的那一轮特大暴雨，据说用了四天就下了北京一年的雨。雨下得太大的时候，向窗外望去，总是白茫茫一片。

• 人物｜「妈妈为什么要打工」

在刚刚过去的7月末，或许你看到了这则新闻——在山西省大同市天镇县，暴雨后的清晨，一辆中巴车被洪水冲走，车上14人，都是在附近大棚采摘辣椒的零工，多为中老年女性。过去几年里，女性农民工在务工途中或工作中的意外屡有发生。它们并非孤立事件，而是映照出一个庞大群体在城乡迁徙中的脆弱与辛劳。

• ELLEMEN睿士｜赔钱的北京中产，和他卖不掉的燕郊房产

在燕郊生活通勤北京的这十几年里，文子慢慢发现地图上的三十多公里，现实中却是没完没了的奔波。早高峰，检查站就能让人堵几个小时。特殊时期最长要排队三五个小时才能进城。2019年，北京对外地车实施进京证制度，每年最多84天，她和邻居们精心设计的拼车方案彻底泡汤。

• 【404文库】真实故事计划｜凶手是同班同学

数起发生于中学生群体的杀人事件，震恸社会。2025年7月6日，云南曲靖一名14岁男同学以送回家为名，放学路上试图性侵同班15岁女生，未遂后杀人。而在两个多月前的深圳，14岁的初中生潘某优也在自家单元楼门口遭同班同学钟某川连捅26刀，不幸身亡。事后钟某川坦言，杀害潘某优是由于嫉妒她成绩优异。

CDT编者按：8月24日，独立中文杂志《莽莽》发布了一篇对“暴女运动”在中国的深度报道，文章由作者自身的女性乐迷经验出发，回顾了摇滚乐与性别文化——涵盖女权和摇滚的交汇处“Riot grrrl”文化的科普、对摇滚乐性别歧视的梳理，以及描绘了一个常被忽视的文化参与者——女性与酷儿乐迷的真实处境和行动。

报道揭示了在“反抗”的摇滚乐外衣之下，依然存在着系统性的性别不公。它不仅回顾了历史上的女权摇滚运动，也深刻剖析了当代中国摇滚圈内从创作、从业到消费各个环节的性别问题，并最终落脚于呼吁建立一个对所有性别都更安全、更友好的音乐环境。

全文阅读：当“暴女运动”闯入中国：女性/酷儿摇滚乐迷的反叛和自由

以下是这篇深度报道的节选内容：

什么是“暴女（Riot Grrrl）运动”与本土化挑战

“暴女运动（Riot grrrl）”是1990年代从美国华盛顿以及西北岸地区兴起的女权主义朋克风潮，“Grrrl”这个词是将“Girl”的“i”用“r”替换，模仿拉长声音的咆哮。常见代表乐队有BikiniKill、Bratmobile、Leater-Kinney等等。创作形式包含乐队演出、自制zine、口语诗、政治行动等，关注的议题十分宽广，包括但不限于性别暴力、种族歧视、对创作方式的反思，甚至滑板等街头爱好。

成立于2011年的俄罗斯乐队Pussy Riot被认为是当代最有名的暴女乐队。这个有十几位成员的匿名艺术团体，会在教堂、世界杯等公共场合进行有政治意义的游击式演出，部分成员曾被捕入狱。

中国暴女乐队的先驱一般被认为是成立于1998年的北京女子乐队“挂在盒子上”，她们坦言Riot grrrl文化对她们的影响；其中初始成员杨帆如今也是国内音乐制作人群体里，唯一一位榜上有名的女性。2018年在北京，英国籍鼓手Ceridwen Brown（Ugly girls）采访了地下场景的女子乐手们，并发起“China Grrrl”演出。

过去十年间，简中网络关于“暴女运动”的内容逐渐增加，各种音乐和文化媒体都开始翻译暴女的历史、搬运暴女乐队的演出视频，出现了更多的本土化暴女创作。

摇滚乐场景中根深蒂固的性别歧视

性别歧视遍布社会中的细枝末节，摇滚乐也不是净土，甚至称得上是“重灾区”。据《2020中国音乐人报告》，音乐人的男女比例为8:2。在摇滚乐领域中，特别是朋克、金属这类更加追求激烈、技术、破坏力的流派，往往过分强调阳刚气质。进入这个场景的女性，不得不选择更中性的气质、让自己“看起来不像个女孩”，来避免受到质疑和排挤。

乐队角色中，歌唱被视作更具女性气质的表达，所以女性总是被鼓励成为主唱。观众总是下意识地审视她们的外貌，而不是音乐才能。在一些演出视频的评论区，最受关注的总是女主唱们的穿着和姿势。市场也深谙一位“符合凝视”的女主唱可以带来更多商业利益，于是常常忽略她们的表达，而放大其中具有消费属性的元素。

除此之外，女性参与音乐还有很多社会性障碍——演出资源总是在酒桌上以兄弟会的方式流转、乐器的设计以服务成年男性为主、女性的创作受到更多贬低……在“抑制女性创作”这点，不同艺术领域之间没有太大差别。

很少被人谈到的是幕后从业者，ta们往往承担这个行业的支持性工作，比如经纪人、视觉设计、灯光师、场地助理甚至公关等。ta们的姓名很少被呈现于台前，但却是乐队品牌和光环的重要组成部分——当乐迷爱上一个乐队的时候，爱上的可能是这些女性工作人员的劳动成果。

女性乐迷的双重困境：消费主力与被贬低的对象

根据中国演出行业协会《2024大型营业性演出市场趋势及特点分析》报告全文，大型音乐节中女性消费者占比为67.1%；在协会网站中可以查看近年发布的各种演艺类型的市场报告（很遗憾没有livehouse专项报告），其中女性消费者占比都大致稳定在60%以上。她们愿意为乐队周边买单、在社交媒体参与推广、为乐队提供帮助，但这些真金白银并不能换来乐队对她们的尊重。

在男性主导的创作中，女性往往被放在被凝视的位置。当女性进入摇滚乐场景，很容易对自己的角色感到困惑——因为她所能看到的文本，大多将女性作为性客体或譬喻使用。

摇滚乐最具有性别色彩的词汇，大概就是“果儿”了。“果儿”（groupie）一词兴起于20世纪60年代，与摇滚乐的性解放一同发展，用来指涉那些热衷于与摇滚乐手发生关系、以此来进入音乐场景的年轻女性。然而，这个概念与中国摇滚乐的实际环境相去甚远，更多时候，它只是对出现在摇滚场域中的女性的贬低：女性一旦出现，便立刻被当作性资源来衡量。

音乐现场的身体边界与安全问题

在演出空间中感到边缘化和不安全，是许多女性与酷儿共有的经验。这种不安可能源于人群中无法避免的肢体接触与性骚扰风险，也可能来自弹簧单高跷、mosh pit、死亡之墙8等激烈的身体互动方式——这些对身材相对瘦小的观众来说并不友善。

很多女性乐迷在社交媒体上表示对冲撞的反感，讲述自己受伤的经历，但这些诉求并没有被严肃对待。狃拉最开始是pogo爱好者，但是自从去过一个白男为主的现场后她便不再热衷于此，“身体的差距被放得特别大，你怎么都不可能撞得动他们，而且他们冲撞的力量让我很害怕，这种差距一直在我心里。”Rocket聊到了ta观看《Punk singer》的时候也对pogo有所思考，“大家pogo的时候如果跟顺男在一起玩就会受伤，我想可以有一个跟别人撞来撞去的、但是安全的空间。”

演出现场的参与姿势，可能很难被法律所规定；但为了营造一个安全空间，发起者有必要为此设定规则。比如科普更安全的冲撞姿势、限制穿戴尖锐饰品、划分冲撞区域、设立安保和医护人员、关注你身边的人群适时提供帮助等等。把身体冲撞作为音乐现场的必要环节——这阻碍了人们发明更多的玩耍方式；如果人们在演出现场想要的是友谊和快乐，那么每个人都可以用自己的方式参与。

美国法官弗兰克·卡普里奥（Frank Caprio）于当地时间2025年8月20日14时15分在罗德岛州普罗维登斯市逝世，享年88岁。在弗兰克法官断案的那些视频（《Caught in Procidence》）里，他处理的多是小额行政处罚案件，这在法律人看来是相当普通常见而琐碎无聊的案子，好比一个呼吸内科医生天天给感冒患者量体温开感冒药一样日常。然而弗兰克法官的这些视频在油管上却意外爆红，播放量近5亿次——只因为他让旁听者明白，法律并不只是冰冷的训诫和惩罚，法律也可以是温暖的感化和帮助。

外行看热闹，内行看门道，从法律人的角度，我更关注的是弗兰克法官的判案要素，我们可不可以复制或学习他的判案模式。粗看下来，弗兰克法官的判案要素主要有法律的权威、独立审判、经验和道德标准、审判公开这几个方面，而这些要素，奠定了弗兰克法官的司法正义。

先看法律的权威。

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法庭上的人对于弗兰克法官那是相当地尊重。这不是因为弗兰克法官仁慈，而是因为美国法律的权威已经深入人心，就算法庭上坐的不是弗兰克法官而是严厉的张法官李法官，大家也不敢造次。

美国法律看重涉诉者的诚实和信用，当你在法庭上手按圣经宣誓时，就意味着你必须对自己的言语负责，否则将承担伪证罪的严重后果。另一方面，英美判例法虽然繁琐，但是给了裁判者和旁观者非常直观的借鉴模式，大家不必为了法言法语的内涵和外延产生歧义，可以将判例的现实意义延续下去，这对于保持法律的诚信和稳定性相当重要。法律其实就是一部契约，是司法者与公民达成的协议，既然是契约，那么诚信和稳定性就很重要，是法律权威的基石，除非基于必要理由的调整。倘若一部法律三五年一次司法解释，五六年一个修正案，犯罪量刑数据随着通货膨胀不断上涨，新法旧法溯及力原则不停换来换去，“过去我们认为，现在我们认为“，民众如何适应法律如何尊重法律？

其次谈独立审判。

很显然，弗兰克法官判案的视频是精心挑选过的。视频里的弗兰克法官，可以根据案情当庭决定从轻减轻甚至免除处罚而不必去跟他的“领导”或者“院长”或者“审委会”汇报，在我们这里这是很少发生的。案子里很多感人的酌定情节，在我们法律人看来完全可以忽略不计或者说不能随意据此增减处罚，但是弗兰克法官却把这些酌定情节放大了并予以温暖化处理。现实里的弗兰克法官是否真的可以这样独断处理先放到一边，无论如何，这些视频并未损害当地法院的形象，相反地，弗兰克法官判案已经成为了当地温暖司法的一个标志。

弗兰克法官当庭直接断案依据的是独立审判这一司法原则，这是美国司法独立原则的具象化。司法独立我们当初也喊过，喊着喊着就成了空谷回音，走着走着就不知道走到哪里了，整个司法体系抱团取暖，形成自身苟且的利益共同体，用纷繁复杂的诉讼机制保护自己，谁都负责又谁都不负责，法官们越来越丧失司法自信。我们现在随便去看一个法院审理的案子，不论民事行政或者刑事，不论小额诉讼还是死刑案件，有几个法官敢当庭下判的？不要说当庭下判，连旁听者都要反复审查，旁听的座位都要临时拆掉，出庭律师的手机电脑都要被翻来翻去。法官完全没信心去面对刁钻古怪的律师和千奇百怪的当事人，以及无法回避的错案冤案，很多时候法官连宣告无罪的勇气都没有。当事人拿到一纸没啥说理内容云里雾里千篇一律的判决书，如何来尊重这些法官大人？

第三是经验和道德标准。

在我们看来，弗兰克法官判的有些案子完全是随心所欲，全按着他的“自由心证”折腾。比如对于穷人和弱者的宽容，对于曾经对国家有过历史贡献的荣誉老兵的网开一面。这对于已经习惯了机械的讯问式审判和成文法规则的我们来说，完全是出乎想象。

我们的法学院校在过去几十年生产了大量的法律学生，充实到司法各部门，原以为用这些法律精英替换掉复转军人和社会招工就可以万事大吉，完成司法的理念统一并进行精英式的管理，但实践证明事情没那么简单。社会实践的纷繁复杂以及无法独立审判的尴尬，形成了精英司法体系的苟且特点，实践中大方向一旦走偏则很难扭转，出现污染的诉讼证据和司法事实时审判纠错能力及其低下，大家都按照既定方针办即可。

我们往往认为大一统的成文法相比较英美判例法更容易形成国家司法的统一，可以大大降低法官贪腐的可能性，促进司法廉洁高效。而事实上，最近10年就有3名最高法院副院长落马，数十名高级法院领导落马，更不要谈我们的司法部长前前后后的全军覆没。所以，问题出在哪里？应该和法的类型及形式无关。

弗兰克法官并非出身名校，他从小家境贫寒，对于生活和苦难有深刻的体会，在法庭上往往怀有悲悯之心。法律这个科学，一般人会感觉深不可测，可是弗兰克法官的视频告诉我们，法律和一般人日常所需的萝卜青菜没啥不同，它也是我们生活里的必要组成部分，并不高高在上。善良就是善良，丑恶就是丑恶，不会因为被法律人包装解释过了就变成了陌生的奢侈品。法律不该成为专业人的禁脔，普通人的判断标准也要成为判案的根据，一个案件的处理不单单只交给法官，还要交给普通的老百姓，让他们参与其中，打破法律人对于这个行业的信息垄断，也打破这个行业无法消除的身份尴尬。

当然，要成为一个优秀的法律人，的确需要跨过专业这道门槛，而一旦进入这道门后，如何遵循经验常识和逻辑，就成了考验法律人职业操守的第二道门。比如一个刚出校门还没有和女朋友同居过的年轻人，你让他去承办离婚案件可能就很不靠谱；比如执掌生死大权的刑事法官，若不知生死为何物，如何下得了沉重的判决？法律走到最后，经历了经验常识和逻辑又达到了第三道门：回归普世的道德价值。就像弗兰克法官判的案子那样，对他来说，法律到最后只是一个道具，是为了彰显做人的道德而撑起的背景布。

所谓大道至简。

最后谈谈审判的公开。

审判的公开包括审理的公开和判决的公开，关于审理的公开我在前文里谈到了司法的不自信，这里想谈谈判决的公开。

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他的发问和说理是公开的，很多案子的法律道理并不难，难是难在如何用简洁的方式表达宣示出来。在我们当前的司法体系里，对于审判的公开的确取得了一定的成绩，但是走着走着有的事情似乎又峰回路转了，比如刑事判决书的查阅。虽然我们奉行的是成文法，但是由于国家的广袤，地域的辽阔，当事人和律师们很多时候需要查阅相关资料就遇到了瓶颈。一个个本该公开的判决书，也成了国家秘密的组成部分。

有的时候，就算是看到了相关的判决书，也是不知道法官判决的具体理由是什么，一句“辩护人的理由不成立不予采纳“就结束，彰显出一种高高在上的无知和颟顸。

不可否认我们有很多业务优秀的法官，但是，我们这里肯定出不了弗兰克这样的法官，他不属于这片土地。

法律当然是有力量的，在弗兰克法官的视频里，他让我们看到了冰冷不是力量，温暖才是。

2025年2月，一场女性起诉被性骚扰的案件在中国成都与马来西亚分别开庭，得到了截然不同的判决。

起诉者叫刘娅岚，出生于1996年，曾是一名高校教师，2024年停薪留职到马来西亚读博。她指控与她一起读博的同学肖淋在读博期间给她发送具有性骚扰意味的微信。她向两地法庭分别提供了相应的事实材料。

2月20日，在一审开庭后的当天，四川省成都市新都区人民法院的民事判决驳回了刘娅岚的诉讼请求。判决书中提到，本案中，肖淋在微信中提及“希望刘娅岚住过来、包生活、一起旅游”等，虽然带有一定的亲密性，但结合社会一般认识判断，并未直接涉及性行为或性本质的露骨描述，也未明确表达性胁迫或性威胁的意思。法院认为，肖淋不存在除聊天以外的其他骚扰行为，难以认定构成了持续性的性侵害。故刘娅岚的证据不足以证明肖淋行为构成性骚扰。

4月10日，马来西亚反性骚扰审裁处宣布了判决结果，认为“被诉人在2024年3月30日至2024年4月11日期间向申诉人发送短信和视频的行为未经申诉人同意，对申诉人构成冒犯，因此构成性骚扰。”

北京市中业江川（重庆）律师事务所的律师杨小庆是刘娅岚在国内的一审代理律师。她告诉本刊，在国内，法律对性骚扰的界定通常有三个构成要件，一是涉及的行为具有性本质内容，二是违背相对人主观意愿，三是造成人格侵害。法院的判决是从这几点出发。杨小庆说，本案确实是她处理过的涉及性骚扰内容最为隐晦的案例。杨小庆告诉本刊，马来西亚是英美法系国家，采用判例法，在判决书中也提到了类似案情的案子，几个案子都被判为性骚扰，因此，本案原告的主张也得到支持。

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执行主任、律师吕孝权告诉本刊，两个不同的结果，实际上与国内对“性骚扰”事件的认识程度有关。在国内，“性骚扰”事件在社会上一直广受关注，但真正走入司法程序的数量并不是太多，我国司法体系对于性骚扰的审理和认定也起步较晚。

吕孝权说，2005年修正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妇女权益保障法》首次立法规定“禁止对妇女实施性骚扰”，但并未对性骚扰的含义进行界定。同时，在2019年1月1日之前，民事诉讼中并无独立的“性骚扰”案由，因此，遭受性骚扰的当事人通常以“一般人格权”“特殊人格权”或“劳动争议纠纷”为由起诉，案件的论述逻辑重点往往不在性骚扰上。例如，职场女性遭遇性骚扰后因维权被用人单位单方解除劳动合同，在法庭上双方争议的焦点可能主要聚焦于用人单位单方解雇的行为是否构成非法解雇，性骚扰可能只是其中的一个事实争议，而不是全案的焦点。

“以2019年1月1日作为分界线”，吕孝权说，在这之后“性骚扰损害责任纠纷”成为独立案由，司法实践才取得突破。吕孝权发现，直到《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第四编 人格权编）》自2021年施行，才首次从国家立法层面对性骚扰做出界定：违背他人意愿，以言语、文字、图像、肢体行为等方式对他人实施性骚扰的，受害人有权依法请求行为人承担明确责任”。

但在吕孝权看来，这一法条对性骚扰的界定依然不够详细与清楚，导致不同的办案机关存在不同的理解和适用，没有接受过系统性别平等观念和实操审理技能强化培训的法官就可能对法条做狭义解读。吕孝权认为，“性骚扰”中的“性”应该做相对广义理解，如性含义、性内容、性要求、性暗示等。吕孝权告诉本刊，2023年3月，人社部、国家卫健委、最高检等六部门联合发布的《消除工作场所性骚扰制度（参考文本）》第二条在民法典的基础上对性骚扰行为的界定做了进一步细化——“违反他人意愿，以语言、表情、动作、文字、图像、视频、语音、链接或其他任何方式使他人产生与性有关联想的不适感的行为，无论行为实施者是否具有骚扰或其他任何不当目的或意图。”但这一参考文本，仅有参考意义，“没有法律强制力”，吕孝权说，司法实践中，办案机关都会优先引用《民法典》《妇女权益保障法》的相关规定来界定性骚扰行为。

在过去的一年半的时间里，从感受到同学的冒犯、到决定起诉对方性骚扰自己，再到经历两场不同的判决，刘娅岚对于女性维权、性骚扰的司法实践也有了新的认识。以下是她的讲述：

越矩的同学

2025年4月10日，在法庭上，当我听到马来西亚法官明确地说肖淋存在性骚扰行为，要向我道歉，我长久压抑的心情才终于舒缓。

肖淋是我的同学。我在2024年9月19日和12月10日分别在成都和马来西亚布城起诉了他，递交了同样的证据材料。马来西亚开庭是在2月底。在此之前，我已经收到了国内法庭败诉的结果。在马来西亚开庭后，我一直惴惴不安地等待着一个结果。

我曾是重庆一所民办高校的老师，2024年2月办理停薪留职，3月前往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攻读博士学位。 学校位于马来西亚雪兰莪州万宜新镇，小镇有些偏僻，许多道路两侧都是丛林，我所在的工程与建筑环境学院的教学楼很漂亮，有红、紫、绿等多种颜色组成。

马来西亚国立大学的校园（受访者供图）

我和肖淋是在校医院体检认识的，我当时想多认识一些来读博的中国人。他来陪与他合租的一位女性体检。我俩加了微信好友。肖淋跟我在同一学院，出国前在成都的高校任教。他告诉我他32岁，后来开始打官司我才知道他当时其实是38岁。认识后几天我和肖淋有过友好的往来：一块去行政楼交费、分享科研工具。我们还在同班上必修的马来西亚语课。

3月26日，他约我周六去吉隆坡玩，我想着同行的应该还有那位和他合租的女性，就答应了他的邀约。第二天情况开始有些不对劲。我到他家找他，发现与他同住的女士已经回国了。就我们两人一起乘坐地铁到了吉隆坡，随后去吃火锅。我现在已经不记得吃饭时我们对话的细节，只记得他当时总把话题往暧昧的角度引，夸我皮肤好，说他听说女人和男人多接吻就会皮肤变好。我一时感觉他有些猥琐，问他是否已婚、离异。他很坦然地告诉我他没有离婚，还有一个七岁的儿子。

这让我感到有些惊讶。真正让我确定肖淋有问题是在我们当晚打车各自回家后，他给我发消息说“满脑子都是你，咋办”“梦里再想你”。我意识到他是想和我发展婚外情，决定之后与他保持距离。但在之后的十来天里，我陆陆续续收到他的骚扰消息。我感觉一阵恶心。4月1日，他给我发消息说“娅岚若住我这里，就好了!大房带内卫不仅给你免房租，包生活，陪你去图书馆看书，打球，逛街，还免费为你找文献”。他告诉我，如果把房子分租给男房客就收900马币，分给女房客则视对方长相定价，租给我则免费甚至倒贴。

肖淋和刘娅岚的聊天记录截图（受访者提供）

我只想躲着他，但有时我感觉无处可躲——我们一起上马来西亚语的网课。后来，他开始给我发一些更加赤裸的信息，比如给我发了一个上半身只穿背心的男子给女子按摩大腿的视频，说“娅岚在的话，这个服务我是免费提供的，质量比他这个好”。还会在我交作业的时间点跟着提交作业，跟我说“感觉好有缘分”。我尽量不回复他的消息，想着冷暴力能让他理解我对他的排斥。但他还是频频给我发消息，叫我“宝宝”，给我发红包。忍耐达到临界值，我给他发消息说“你再这样我拉黑你”。他当即表示了道歉，但之后几天一直到4月11日，他仍陆续给我发类似的消息。

肖淋和刘娅岚的聊天记录截图（受访者提供）

4月14日，我想到这些天他对我的骚扰，给丈夫打电话倾诉。丈夫看了一些我们的聊天记录后，说觉得他“神叨叨的”，他建议我先把他拉黑几天，之后再拉回来。因为他是学院里同届唯一的中国人，在学校里我确实也不想和他撕破脸。我从小成长于和谐的家庭，研究生毕业后在互联网公司干了一段时间后就进入高校任教，一直以来周围的环境都相对单纯。我不算是有攻击性的人，不想和肖淋产生冲突。一些日子后把他从黑名单里移出后，我发现他把我删除了，想来是放弃了我这个“目标”，我感到安全，就没再继续拉黑他。

两场官司

我是去年8月决定起诉肖淋的。学校6月底结课、7月中下旬答辩完，我8月回到国内。我感觉自己一直在憋着一股被冒犯的怒火，觉得还是得维权。

原本我没打算在马来西亚打官司，但自从我在去年9月开始在成都提交立案申请，就一直不太顺利。律师告诉我，法官给她打了电话，问她是否可以进行庭前调解。律师一边鼓励我说案子的事实还是比较清楚的，同时也告诉我在国内性骚扰不好认定。

来回折腾了快3个月，我感觉在国内开庭无望，才决定走马来西亚的法律程序。律师也是马来西亚国立大学毕业。她表述很乐观，告诉我马来西亚刚建成一个反性骚扰仲裁庭，就是专门来解决像我的遭遇这类事的。这个仲裁庭的形式有些像国内的劳动仲裁，虽然是独立于民事法庭之外，但同样具有法律效益。

在马来西亚启动司法程序后，国内也立案了。两场官司的开庭时间很近。成都开庭是今年2月20日，马来西亚则是2月24日至2月26日三天。我本来对国内的开庭一直抱着乐观的态度。但我们败诉了。判决书很短很简单，除了判定肖淋对我的言语不具有性本质，还提到我“在聊天中曾表示‘再骚扰就拉黑’，但后续仍与肖淋存在微信互动，并未实际拉黑或明确终止联系”，“本院难以认定构成了持续性的性侵害”。

这之后，我一直沉浸在打击与焦虑中。吃饭没有胃口，就啃几块面包，喝甜饮料维持营养，入睡需要依靠药物，醒来后总是头晕和尿频。每天白天醒来，我就坐在桌前对一对准备法庭上的陈词，在纸张上做笔记、查单词做标注。 我为马来西亚的开庭做了充足的准备，还特意买了一套符合当地人保守审美的西服套装。三天开庭，每天9点开始，我7点就起床准备打车，8点半就和律师到达等候。

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反性骚扰审裁处审理了刘娅岚起诉的案件（受访者供图）

开庭的地点位于马来西亚妇女、家庭和社区发展部反性骚扰审裁处，这个部门位于马来西亚的布城。审判庭内部布置得很温馨。进门正对面坐着三位陪审团成员，都是女性。中间是主法官，把控整个流程，另外两位是专家学者，负责记录、讨论，偶尔也向我们提问。右边的桌子后坐着一个既是安保又是助手的男性，还有一位翻译。我和被告的位置被安排在左边，离得比较远。

肖淋第一天没有出现。我告诉陪审团在国内败诉的情况，说如果在马来西亚不能开庭，那就没有人能证明我的清白了。说到激动处，我还在她们面前哭了出来。第二天上午肖淋依然没来，我听到工作人员给他打电话提示说就算他不来法院也可以照常判决。到了中午，他终于到了。

就是这时，我好像才第一次认真打量肖淋。他整个人看起来偏圆钝，脸、嘴和鼻子都是圆钝的，还有大肚腩。他穿着一件休闲衬衫和短裤，在场其他人都穿着正装，这让我感觉他很不尊重这个场合。在肖淋开始陈述时，我才意识到这个人如此恶劣。他说我经常翘课、穿超短裙，说我们在吉隆坡吃饭那天，是我说自己因为接吻多所以皮肤好，说我还跟他聊天时说起我愿意做有钱人的情妇。他还拿出拍我打高尔夫时的照片，跟法官说我摆出魅惑的姿势叫他帮忙拍照。

我气得手抖。我记得法官问他，为什么在我表示过拒绝后还发那些微信。肖淋回答说因为他对我有好感。他的语气听起来很自信和“正当”。开庭到等待判决的两个月里，我经常回想庭审时的细节，想是不是哪里没有表达清楚，漏了什么。比如在我和肖淋交恶后，有其他的中国朋友曾提到他，我当时跟朋友说我认识这个人，觉得他很烦，不想和他接触。如果我举这个例子，是不是也能证明我一直在躲避、抵触肖淋。

刘娅岚开始维权后，肖淋曾联系她道歉（受访者提供）

胜诉以后，我的心情才逐渐平缓。宣判当天，法官递给肖淋一张道歉书，叫他在纸上签字。他说自己不会为性骚扰道歉。从审判庭回到家后我细细阅读判决书，内容比在国内的详细，对于事件、说理都陈述得很清楚，除了记载了我们在庭上举证、辩论的过程，还列出了关于性骚扰的法律框架，根据2022年《反性骚扰法》(第840 号法案)第2 条的定义，性骚扰是指以任何形式(无论是口头、非口头、视觉、手势还是身体接触)对某人实施的任何不受欢迎的性行为，该行为具有合理的冒犯性或侮辱性，或对其福祉构成威胁。

判决书中也举了3个过往性骚扰的判例。比如有一个也是以短信的形式，一方给另一方发：“ 不打算再娶别人，但你永远不知道……你知道男人的欲望是什么吗” 。我注意到也有一个案例是女性骚扰男性，这让我觉得马来西亚反性骚扰法庭的设置还是很全面的。

在法庭之外，这件事引发的与肖淋的纠纷同样消耗着我的心力。自从我2024年4月遇到了肖淋的骚扰，我跟身边许多朋友都倾诉过这件事，一些年长的朋友劝我不要追究，以免遭到报复。我也曾跟母亲抱怨说我遇到一个骚扰我的烂人，想告他。母亲立刻变得紧张，劝我不要这样做，免得引来种种麻烦，让我忍忍就过去了。

有时我也会思考肖淋编排我愿意给有钱人做情妇的事情。我在想，可能他看到我的日常穿着、我背的名牌包，猜测我是一个很追求物质的女人。实际上我的家境比较优渥，父亲给我的零花钱很充足。这一年多我一回想起这些伤害就感觉恶心和愤怒。我在网上看到过不少关于女性权益受侵害的事件，也注意到一些对当事人审视的声音。比如看到女性在深夜被尾随后，有网友评论她衣着暴露，或是指责她很晚还出门。以前只是觉得愤慨。这次事件后，我才有了切实的感受。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中国人权：是由来自中国大陆的学生和学者于1989年3月在美国纽约创立的非政府组织。其使命是“通过促进国际公认的人权在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制度性保护，支持和加强国内民间社会力量”。

一、维吾尔文化学者冯斯瑜失踪7年后被判刑15年

2017年12月，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主任、国际知名学者热依拉·达吾提因研究维吾尔民族文化而被捕。之后，中国当局以“危害国家安全”的罪名将其判处无期徒刑。几乎同一时间被捕的还有一位来自浙江的汉族青年学者冯斯瑜。2018年初，冯斯瑜被中国警方莫名拘捕，自此失联，外界无从得知其下落。

今年8月23日，非政府组织中国人权发文披露，“据信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从新疆监狱转移到浙江本省监狱。”

文章截图

据悉，1994年11月出生的冯斯瑜曾获包括芝加哥大学、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在内的“全球17所顶尖大学录取，被中国媒体誉为极具天赋的优秀少女”。她最终在马萨诸塞州阿默斯特学院完成了历史学学士学位，并在2016年赴伦敦大学亚非学院继续深造。

2017年，她凭借本科荣誉论文《从伊斯坦布尔到喀什：艾哈迈德-凯末尔对中国突厥斯坦的教育使命，1885-1917年》荣获阿默斯特学院Alfred F. Havighurst历史奖，该奖项专门表彰卓越的人文学术研究成果。同年，她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工作，致力于维吾尔女性民俗文化的深度田野调研，并计划进入哈佛大学跟随马克·埃利奥特(Mark Elliott)攻读历史系博士学位。

文章称，“她专注于亚洲文化研究，精通英文和维吾尔语，并对维吾尔民族文化深切关注，加上其独特的跨文化学术背景，使她在维吾尔学术界享有盛誉。然而自2018年被捕后，这位前途无量的青年学者彻底音讯全无。”

文章引用《The Intercept》获得的乌鲁木齐警方内部情报表示：

2017年10月，警方以冯斯瑜的OnePlus手机上装有“外国软件”而对其进行调查。但荒谬的是，警方情报同时指出，这个软件是该智能手机自带的预装程序，并未有证据表明冯斯瑜曾使用过，但这名年轻学者依然于2018年被捕，随后消失得无影无踪。据信冯斯瑜于2018年被判处15年有期徒刑，目前可能已从新疆监狱转移到浙江本省监狱。

文章引用人类学家鲁恩·斯滕贝格(Rune Steenberg)的观点，认为“冯斯瑜被捕的真实原因更可能与其学术工作相关……冯斯瑜作为达吾提的合作伙伴和维吾尔文化研究者，很可能因此受害”。据悉，2017年2月，冯斯瑜前往新疆大学民俗研究中心，与国际知名维吾尔民族志学者热依拉·达吾提合作。同样，维权网也认为“其被捕、判刑原因极有可能与其学术工作”和热依拉·达吾提的同事关系有关。 最后，中国人权批评了中国当局打压维吾尔文化的行为，并呼吁释放冯斯瑜：

冯斯瑜的遭遇诠释了中共对新疆地区学术研究和文化交流的恐惧。任何试图了解、记录或传承维吾尔文化的努力，都被视为对国家安全的威胁。中国人权与国际人权组织联合敦促中共当局无条件释放冯斯瑜，并公开其被拘押的真实原因与法律依据。

二、毛式“基层动员”结合“数字极权”，中国新式社会治理模式重塑社会

墨卡托中国研究所 (Mercator Institute for China Studies, MERICS) 20日发布了一份名为《为人民服务，亦为控制人民：中共如何重塑日常生活》的研究报告。该报告详细描述了习近平治下的中国治理模式，指出中国当局正在将毛泽东时代的基层动员、数字监控和党主导的服务相结合。“这种模式不仅仅是镇压，更是重塑社会，使中国共产党的规范内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强调，在习近平领导下，中国的党国体制比以往任何时候都更加庞大、组织严密且资源充足。党正致力于在私营企业、城市社区和乡村中进一步扩大其影响力。

中国人民从未像今天这样受到如此全面的管理，也从未有任何国家动员如此多的资源来服务和控制人民。当前的社会治理趋势是将数字监控与毛泽东时代人脉网络的复兴结合起来，以监督日常生活。

报告详细阐述了旨在促进党在社会中霸权地位的复杂机构体系。报告称，“新规定和新机构，例如2023年成立的中央社会工作部，旨在将党重新纳入那些已发展到其掌控之外的经济、劳动力和志愿组织等新领域”。

报告指出，党国体制对社会治理的现代化，将改善社会服务与更严格的政治控制融为一体。“提供更好、更适应本地的公共服务是官员社区工作的一部分，但该提供系统也旨在确保公民遵守党设定的政治规则和国家法律。”

在意识形态教育方面，墨卡托中国研究所认为“政治-思想教育旨在防止政治观点的多样化和公民自发组织”。报告进一步解释道，“党建工作、爱国主义宣传和政治控制在基层层面结合在一起，动员官员、公民、企业家和青年支持党对中国社会愿景的定义”。

报告表示，中国正投入巨大资源来塑造社会和扩大基层监控。“新的社会治理方法依赖于各种框架，例如‘网格化管理’系统和‘枫桥经验’，以在社区层面产生高密度的党组织存在感”。这些框架旨在通过开展基层宣传活动、动员志愿者、促进自我纠正和在地方层面解决问题来维护社会安定。 最后，报告总结道，中国新的社会治理模式已经将“社会和商业变得越来越政治化”。

最后，墨卡托中国研究所称，减少对经济和社会干预的时代已经结束。在经济机遇减少和国际紧张局势加剧的背景下，中共正在重新确立其主导地位。习近平将中共视为解决中国问题的全方位解决方案，将“硬”的强制机制与“软”的元素融合，涵盖社会组织的各个方面，直至公民日常生活的微观政治。因此，报告表示基于中国当下的社会治理模式，重新理解中国十分必要。

三、驻华外国记者协会批评中国言论收紧，报道环境持续恶化

近日，驻华外国记者协会(FOREIGN CORRESPONDENTS’ CLUB OF CHINA)发布了2024年媒体自由度年度报告《新红线：驻华外国记者面临日益增长的障碍》。这份报告指出，尽管后疫情时代外国记者签证办理有所改善，但记者在中国的报道环境持续恶化，面临的障碍日益增多。比如，“红线”范围扩大、地面阻挠以及法律骚扰等问题日益恶化。

报告封面

报告引述一名欧洲电视记者的观点，表示“根据经济和地缘政治形势，新的红线不断出现。……我们经常得到的回答是‘我们不方便谈论此事’。”

报告强调，中国当局对“敏感”话题的界定已变得模糊不清，以至于一些看似无害的话题也被贴上“敏感”或“禁忌”的标签。驻华外国记者认为，曾被视为非政治领域的中国经济，如今已成为“雷区”。与经济相关的议题，例如青年失业、通货紧缩、农民工生活条件和与美国的贸易战，现在都面临着当局的严格审查。一名欧洲记者表示：“经济类报道持续困难。经济复苏越是迟迟不来，企业似乎就面临越大压力，被要求鹦鹉学舌地重复政府的措辞或路线。”

报告显示，在2024年，近九成的记者（86%）表示采访请求被拒绝或取消。超过四分之一（26%）的记者认为他们的网络账户曾被黑客攻击。报告还指出，警方、便衣人员、无人机和数字追踪等无处不在的监控，严重限制了独立报道的空间。

一名欧洲记者描述了他们在实地采访时遭遇的暴力：“我试图采访时被一名身份不明的男子强行拉开，然后被推倒在地。我反复表明自己是记者。当我试图捡起因摔倒而掉落的话筒和背包时，这个人拿着我的东西走开了。”另一名记者则提到，他们在中国北方沿海地区进行采访时，“所有商贩都被不明身份的人警告不要和我们说话。一名受访者在接到一个电话后，突然中断了采访，电话里的人告诉他不要和我们交谈。”

报告还详细介绍了中国同事所面临的压力。四成(38%)的受访者表示，他们的中国同事至少经历过一次被施压、骚扰或恐吓的情况。一名记者讲述了这样一件事：“在北方沿海地区的一次任务中，我们被警察拦下盘问。警察语气友好，说只是想了解情况。然而，当我上厕所时，我的中国同事被警察告知他不应该为外国媒体工作——暗示他是个叛徒。当我回来时，他们又变得友好了。我的同事觉得这次遭遇令他深感恐惧。”

此外，法律骚扰事件在2024年再次达到高峰。8名记者报告面临法律威胁或诉讼，其中3人来自政府官员的威胁。一名美国记者表示：“一个政府机构威胁要采取法律行动，起因是我们为了寻求回应而提出问题，其中阐述了我们的调查发现。”

尽管面临诸多挑战，报告也提到了一些“亮点”。例如，社交媒体上的攻击事件大幅减少。但总的来说，98%的受访者表示在中国的报道条件很少或从未达到国际标准。报告总结称，外国记者的不可预测待遇，加上中国同事所处的必然敌对环境，使得大多数记者得出结论，认为2024年的报道条件进一步恶化。

最后，驻华外国记者协会对这种“日益制度化的对国际记者的敌意”表示震惊，并指出这“严重损害了全球对这个日益具有影响力的国家的理解”，并且希望中国当局可以做出改善。

北京日报最近发表了一篇文章，标题起得很大，叫《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

作者是北京大学一位的教授，研究人口的（著名的计生专家）。

分享文章里面提到一些观点。

比如

“头痛医头、脚痛医脚”的人口数量治理模式十分片面，危害很大，不可持续。”

理想的制度文明体系能确保人自由全面的发展、家庭健康幸福的发展、人口优化持续的发展、社会团结和谐的发展。中国需要“制度人口学”，探寻制度文明对人口优化的重大影响。

这些话虽然写的很委婉，不过联系一下标题，这话是不是在变现承认了，

我们那四十多年影响了十几亿人的计划生育，其实一直缺少一套科学、人性化的顶层设计？

应该是这个意思吧？

如果说这还只是让我疑惑，那接下来的话就让我彻底蚌埠住了。

如果说0至14岁少儿人口是“后备人力资源”，那么15至59岁或者15至64岁的青壮人口就是“现实人力资源”，60岁或者65岁以上的老年人口则是可再开发的“第三人力资源”。

我读到这里，忍不住笑了。

我还以为我是个人呢，合着在专家眼里，咱就是个“矿”啊。

还是分门别类、等着被开采的那种。

看到这儿我基本就明白了，

这篇文章，压根就不是写给我们这些“矿”看的。

说白了，文章的核心焦虑就一件事：中国的“劳动力无限供给”优势快没了，得赶紧想办法。

办法呢？

无非两条：一是让大家生，二是对年轻人好点。

但具体怎么做？

没说。

文章通篇都是口号，唯一沾点边的建议，就是要对生了三胎以上的家庭“不予惩处”。

那生育率未来会怎么样？

难说。

邻居日韩的现状早就告诉我们，把生育率搞崩盘易如反掌，想再拉回来，那是痴人说梦。

我们最好的机会窗口，在十五年前，其次是十年前，哪怕是五年前开始真金白银地补贴，或许还能听到点响声。

结果呢？

开会、开会、再开会……一定要等到新生儿数据跌破所有人的眼镜，才开始反应过来，当初是不是该做些什么。

这就不得不提当年那位著名人口学的专家翟教授了。

在15年开始提倡开放二胎时，数据上看已经晚了，但是当时还是觉得不能立马放开。

他当初经过一番“缜密计算”，在其论文中预测，全面放开二胎将导致未来四年的出生人口分别达到3540万、4995万、4025万、3540万，生育率将达到4.5，累计多出生9000万人。

你看这个数，还有零有整，一看就是经过专业计算的嘛。

这篇论文当时还被广泛用来证明继续坚持计划生育的正确性，但是现在知道是多么的荒唐可了笑。

最魔幻的是，放出这种“神论”的专家，不仅不用为自己错误的言论负责，

如今还能摇身一变，继续以权威的身份指点江山，这本身就是个奇观。

看看这位他最近又抛出的高论：

第一，说西方的“生育率”、“预期寿命”这些术语不符合中国国情，我们要搞一套“自主话语体系”。

第二，高度认可国外发钱发福利的经验。

第三，痛心疾首地表示，社会上对人口问题的“误解”太多，“半专家”横行，急需“科普”。

还得是大教授，道理就是多。

首先，大家都是地球人，生老病死的基本规律能有什么东西方之分？

退一万步说，当年算出4995万这个惊天数字的时候，用的不就是您现在批判的“西方术语”吗？

怎么，术语这东西还带“薛定谔”属性，用对了就是你的，算错了就赖西方？

其次，发达国家生育支持体系最大的经验教训，恰恰是：

别抱太大希望，而且越晚行动，花钱越多，效果越差。

我们现在的情况，连可以摸的石头都快摸不着了，因为发达国家都没在生育率低到这个地步才开始救市的先例。

最后，说我们老百姓是对人口问题存在误解，问题是我们连最基本的人口数据都很难及时看到。

而所谓的真专家要么预测失灵，要么集体失声，那可不就得让“半专家”们占领舆论高地吗？

没有准确的基础数据，谈何科普呢？

人口基础数据的计算其实很简单，人口总量、出生 / 死亡人口，无非是加减或比大小；

老龄化率、出生率这些 “率”，也只是做除法 ，哪需要什么高深知识？

之前在网上看到一个段子，说：

“我们不是不生，而是缓生、慢生、优生，有次序的生。让有能力的人先生，带动后生的人，最终实现共同生娃。”

你看，他们还真是这么想的，也真是这么说的。

这让我想到了一个词——“语言腐败”。

就是那些掌握话语权的人，为了某些利益，故意偷换概念，把一个词的意思扭曲成完全相反的样子，让残酷的现实显得温和无害。

比如说，

下降不叫下降，叫负增长，裁员不叫裁员，叫毕业。

找不到工作叫慢就业灵活就业，找不到工作在家呆着叫全职儿女，

找到工作被开了叫优化，把人开了之后，公司说是向社会输送人才。

现在，这套玩法终于轮到出生人口了。

断崖式下跌多难听啊，我们来搞“制度人口学”，搞“话语体系创新”，听起来顺耳多了不是。

从四十年前的“计划生育”，到今天的“制度人口学”，词儿是越造越新，但核心问题始终没变：到底有没有把人当人看？

只要一天还把人当成可以计算的“资源”、可以利用的“红利”，那人口问题就永远无解。

人之所以为人，是因为我们有思想，有感情，有追求幸福、自由和尊严的本能。

如果一代人的感受是“生而为人，长成牛马”，

那谁又愿意，或者说，谁又忍心，再生一个“小牛马”出来，重复这被当成耗材的一生呢？

所谓的“人口优势”到底是谁的优势？所谓的“人口红利”又是谁的红利？

承认问题，是解决问题的第一步。

可我们似乎更热衷于发明新词来美化问题。

不得不说，在语言科技这个领域，我们真是遥遥领先啊。

CDT编辑注：《八分半》是梁文道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听众，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当局目前以《国安法》指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梁文道还在节目里提到香港著名作家金庸，称其曾以犀利的笔锋撰写社论、相关言论在香港如今可能让其身陷囹圄。这期节目上线后，墙内多个平台将《八分半》下架。节目下架后，梁文道发布了一段约20分钟的录音向听众致歉，并表示会尝试继续以新闻信等形式将节目做完。

以下评论由CDT辑自网络：

南方大豚鼠：旧时代已过去了，你怀念的时候要小声一点。

小胖妞fantasyland：在黑暗中的大家不要失散

茶茶荼荼tutu：自己认为该说就得说，愿大树下大家早点相聚

chicheng-：八分半在小宇宙下架了……想起道长在每期节目开始前固定会说的那句话：“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谢谢你照见过我。

五花肥婆c ：来晚了。哪里还能听？

贰月叁日 ：确认，我不退款了

扎个辫子给你楸 ：时隔一个月听了最新的道长寄语，希望和道长尽早再见面

宠物猪AA ：节目，退款这些都不重要，我们只关心道长近来身体可好？

Nisus_inn ：谢谢大壹的付出，不管还剩几期节目，都不会考虑退款（也理解其他人退款的选择）。望能向道长传达我们的祝福，身体健康，有缘再见

SWayyyyy_ ：好幽默，八分半所有音频下架，连购买记录都找不到了，只有收听数据提醒我一切不是我的幻觉。即使只是最温和的表达，在某些人耳朵里也是刺耳的呐喊，感谢道长，感谢大壹，愿知识永远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

Li_李某某 ：想起道长在《我执》中写的，“只要等，联系就在。”辛苦了，期待以别的方式再次相见！

Nisus_inn ：下一步开始监督鼓掌的姿势是否标准

机器人会梦到永生羊吗 ：啥玩意，八分半也没说过什么呀

郁闷的sanmufeng ：很遗憾节目还是停了，但是至少在这之前，我付费收听过，也算是和道长“交流”过，支持过他，足够了。

小章鱼Iris ：每期都听，说实话道长对审查机制已经足够敏感，聊的已经算是非常温和了…

Henry____C ：哎，还是走rss订阅最保险……

王三斤：八分半没了，一早发现小宇宙上也没有了。翻出那本2009年签字的「常识」

拿出身后的那本《常识》，2009年3月14日在福州路上海书城签的。那时候我将要西行，他还没现在那么“红”，人不多。问了每个人的名字，一一认真地签了“存念”。

其实无论是八分半还是八分，听到后来就是个念想。他会怎么谈一件事情，我大概都能猜得差不多。本身就是那些年还可以出成一本书的“常识”。如今不能说了。

锵锵早也没了。圆桌派连以前的一根汗毛都比不了。

2018年在“深圳书城”见了许老师。他那本现代文学课的讲座。人太多，最后签名的环节我就撤退了。

我在上海见了广东人文道，在广东见了上海人许老师。不知道什么时候，能再遇到文涛。去凑齐这个已经“解散”的三人行。说不定又是哪个“书城”。

从2003到2017，曾经在宿舍里，地铁上，在飞机里，在开花城独自吃饭的写字台上，我做了那么多年“锵锵”的第四人。那些之前没有看过锵锵，以后也看不到锵锵的人，真替你们遗憾。

所以八分半没了，并没那么难过。只是那样的相似的声音若是都没了，为后来的年轻人遗憾。

鲁哩鲁哩哩：梁文道的八分半居然被下架了，难过。道长在这里已经千委婉万委婉了，还是存活不了，就这么容纳不了一点点摩擦力吗？

大鱼在行动：再次恳请各位朋友谨慎发言[拥抱] 另：
1.不要用人身攻击暴露你的软弱
2.不讨论zz
3.mingan留言后台会自动被:negative_squared_cross_mark:
4.过好自己的生活

小强哥：“官方发布了‘最终定论：没有死人，心满意足的工人们已回到家中。’当受害者家属前去询问时，军方一概矢口否认。‘您一定是在做梦，’军官们坚持道，‘马孔多没发生过任何事，现在没有将来也不会有。这是一座幸福的小城。’”

阿波：道长一直是我心中的底线了，这个程度的评论都不能存在了。

劉欣：震耳欲聋的沉默。五十岁的老阿姨读泪了。2017年三人行突然停播，我沉默地经历了很长一段时间的戒断反应。这次又被消失了道长的声音，再次悲从中来。唉！我们还要如何沉默？

Martin：在微信读书上还能看到常识没下架，没新节目听的时候读读也好

理解：道长就是我生活中的灵光，期待道长回来。

恋恋风尘：蔡澜那一期我觉得除了道长，平台和工作团队都挺勇的。不是一个人勇敢，这不就是希望吗？而且还有这么多被他思维方式人生态度影响的人，种子已经种下，播种的人也应该很欣慰。种子好好成长，就好了。油馆上还能看，虽然有可能是搬运的，将来会在那个平台开也说不准。

小熊仔家的少女：他的节目如星星之火，不知不觉中传递了下去，缓慢且永久地。。。。。。

小鰎：和您一样的听着道长的声音入眠，和您一样的向道长学习，和您一样的难过[撇嘴]。这段时间从愤怒到等待，从难过到稍微有点平静。道长这些日子怎么过的？他希望听不到他节目的我们会怎么样？平日里道长会平静的读着那些黑他的人的留言，耐心的做着各种解答。心平气和，向道长学习。等待道长的回归，道长不在的时候正是我们学以致用的时候。

老虎：诋毁和侮辱国旗，支持香港暴乱的反党叛国份子，既有自取！[炸弹][炸弹][炸弹]

hgh之舞文弄墨：建议您先把小学上完 把错别字改过来

Fit：道长很难再回来了，在越来越深的黑夜里，我们失去了最后一盏灯。

清茶.青瓷：越来越“温和”的道长也容不下了，心死。

四二一九五：现在的舆论环境……哇哈哈，今天天气真不错……

大鱼在行动：刚在后台看到有留言被系统删除，非我个人操作。

陶子：我们都在这里，见证一个时代

大宋老师：他们要的是所有人都热烈鼓掌，甚至不关心你是不是真心的，只要鼓掌就好[旺柴][旺柴]可是我一只手捂住了大笑的嘴巴，只好另一只手不遗余力打自己的脸了，啪啪啪[破涕为笑][破涕为笑]

昨晚睡前发现小宇宙里的八分半有一个带锁的标志，但节目还能听，只是搜索不到。

今早六点醒来第一件事先下床找手机，打开小宇宙，找到节目列表，所有音频已经消失。

直到现在，晚上七点，我重新坐回书桌，还是望着手机上那个曾经的购买截图愣神。

这场消失太可笑了，七月底八分半在喜马拉雅下架，但小宇宙的节目还正常，道长更新说我们八月见。

八月半，我们的八分半消失了。

我尝试梳理自己内心的感受，因为如果不诉诸文字，我只感觉脑子里有一团巨大的雾，有震惊有不解有失望有难过。

我在小红书看见很多人发出八分半下架的消息，我们留言点赞，用简短的文字试图把内心的那团雾气发泄出来一点。

算法的作用下，我的小红书几乎变成了怀念八分半的纪念场。我们从四面八方而来，不约而同的做这件事。

从怀疑到震惊到失望到愤怒，我们可能会最终归于平静，归于一句“生活还在继续”。

道长在录播客

 无力感阵阵袭来。因为我发现我所有这些情绪并没有一个明确的对象。

每个人都貌似在好好的生活，但每个人的身上有有不同的千疮百孔。

道长的声音在很多个睡前陪伴我入睡，他极坦诚的自省精神让我钦佩，他也曾在视频采访中说过“我不想和任何人同路，因为没有一条路是让我觉得百分百安心令我跟随”。

不站队的姿态，让我知道在这个时代，一个知识分子可以是这样的。

“不要以为自己多了不起，因为我们要做的事情比我们大”，他这句话曾经在我觉得洋洋得意或自我怀疑的时候一次次给我安定的力量。

在某一期里，对于我们要如何缓解对目前现状的无力感以及对未来不确定性的担忧，道长给出了建议。

“历史上所有的时代都会重新再来一次。我会常常提醒自己做好准备，我这辈子不可能都是这么太平，一定会经历一些什么事情。我要做好各种最坏的打算，并不是为了让自己能够逃离那种最坏的情况，或者有先知的能力预判并制止它的到来，而是到了最不堪、我完全没有能力去做任何变化的时候，能不能保住自己相信的某些东西，自己的一致性，自己的dignity和integrity，能不能不做一个盲从的人，能不能不做一个参与各种各样的战队和谩骂的人，能不能不做一些以后让自己后悔的事情，能不能不做对不住他人和自己的事情，我们应该做好这样的准备和建设。”

谨记。

最后，引用一段柏拉图的话：如果尖锐的批评完全消失，温和的批评将会变得刺耳；如果温和的批评也不被允许，沉默将被认为居心叵测；如果沉默也不再允许，赞扬不够卖力将是一种罪行；如果只允许一种声音存在；那么，唯一存在的那个声音就是谎言。

我们还在等待，那我们和道长之间就还有联系。

感谢道长，感谢大壹和猫爷。

等你们回来。用任何一种方式都好。

我可能走得很慢，但从来没想过停下脚步。如果你也想行动和改变，那就一起来。

而我也坚信，一个人的总价值＝她能够有效集中注意力解决问题的时长✖️那些被有效解决的问题在这个世界上被需要的程度。

这是官方对于人矿优良的考虑吗？

此前，湖南男子盘某某的父母到湖南宁远县棉花坪瑶族乡政府办事，往返跑了很多趟未果。8月18日，父母拉着他一起去乡政府，发现乡政府上班时间有大量工作人员缺岗，他才把此事发到网上。

盘先生称，8月20日晚，4名民警前往其老家找他“谈话”，家中2名老人受到惊吓。盘先生说：“回去的时候，发现两个（老）人手上拿着农药，我看见（情况）不对，我就抢过来把农药给砸了。”

8月22日下午，湖南永州市宁远县联合调查组就盘某某发布的“乡政府上班时间大量缺岗”“民警夜访爆料人家里吓得老人想喝药自杀”的舆情事件通报了调查情况。

通报称，民警全程佩戴使用执法记录仪，没有语言恐吓，未发生过激言语，双方交流平和。但盘先生希望公开或者允许他个人观看执法记录仪的全程执法过程的视频。

或许是真的“未发生过激言语，双方交流平和”，但我觉得警方十有八九不会公开执法视频。盘先生的父母受到惊吓，欲喝农药自杀，这只能说明两位老人的胆子太小——即便如此，宁远警方能这样做吗？

盘某某向新黄河记者回应称，当天去他家里的4名民警中，有2名民警其实知晓他的手机号码，他认为民警根本没有夜访他家并惊动两位老人的必要。

盘先生说的没错，为了这点小事，民警有必要兴师动众星夜上门吗？在宁远，白天上班时间，有大量公职人员缺岗，正经事没人管，夜晚上门倒是积极，这不浪费资源吗？

乡政府缺岗问题曝光后，当地还没有回应社会，反而是民警提前夜晚上门了。有这功夫上门“谈话”，不如好好查查缺岗的问题，给老百姓一个交代。而且，公职人员在岗尽责是本分，接受监督更是应该的。一发帖，民警夜晚就上门，这是什么意思？

大家都知道广西的“亮证姐”事件，在会车纠纷中“亮证姐”亮证威胁“平头哥”，“平头哥”报警未果后，便把事情发到网上，民警居然也是星夜上门。

同样，在武汉大学图书馆性骚扰事件中，博主“李然于心”实名举报武汉大学学生杨某媛（“性骚扰”案女主角）论文造假后，结果，也是有民警和不明身份的人深夜上门。

大家知道，我们一直存在警力不足的问题。所以，普通人投诉点事却被一句“协商解决”打发。按道理，民警半夜上门应该仅限于刑事侦查、紧急治安案件等必要场景——为何热衷不辞辛苦星夜上门为人民服务呢？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3年5月1日。CDT近期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对于大多数中国汉人来说，“润出去”可能意味着留学、移民、工作、结婚等等多重可能性，但对于长期困在中国的少数民族，尤其是维吾尔人或藏人来说，要获得护照、办理出国需经历重重的关卡与审查，“润”对他们来说就几乎等于是出逃和流亡。哪怕人在海外也难说得上高枕无忧，很多人同样备受恐惧和煎熬，那些压力既来自官方对流亡者的骚扰，同样来自对仍身处中国亲人的担忧。

“七五事件”让他决定脱离体制、离开中国

坐在记者面前的维吾尔青年 Sawut Muhammad 样貌老成，年仅30岁出头便成为了日本维吾尔协会理事，他跟其他族人一样，出走之后，一去便没有回头路。 Sawut于2016年4月来日本留学，他形容自己是最后一批能“逃出来”的维吾尔人。

Sawut从小便进入新疆的汉人学校读书，校内九成是汉族，他自小便觉得：“只要掌握好汉语，维人是可以成功的。”因此他努力读书，在家乡参加铁路设计比赛，得了第一名，故能先后在四川、北京留学，研修铁路，并加入共产党，更被提拔到干部的级别。20岁出头，他便在铁路公司担任副科长一职，与科长、书记管理100人的部门。

曾几何时，Sawut也认为，在中国这片土地里，既可以学中文、交中国朋友，又可以保持维吾尔族的身份，觉得党始终是为中国人好，也为维吾尔人好。

然而，2009年还在念中学的他经历了乌鲁木齐的“七五事件”后，首次萌生了想要离开中国的念头。

2009年6月因广州韶关工厂维吾尔工人被打死事件，酿成7月5日新疆维吾尔族千人上街游行，爆发骚动。其后在遭到警察镇压后更演变成大规模的流血暴力事件。“七五事件”之后两星期，官方首次公布死伤数字，只有197人死，超过1,600人受伤，当中大部分死亡的人为汉族，维吾尔族为10人，回族11人。根据国际特赦组织的报告，有海外维吾尔人团体指7月5日及后来被杀的维吾尔人数量，比起官方称只有十名维吾尔人死亡要高得多。事件的真实状况在当局的封锁之下，至今仍然难以令外界有相对完整的认知，更多都只能从海外流亡者的口述中窥见。

Sawut Muhammad称，官方与维吾尔人估计的数字有出入，“具体数字实在不好说，”但Sawut 指出在7月5日已有武警开枪，“我听到枪声，谁会有枪，只有警察才有枪。”骚动发生两天之后，Sawut于7月7日看到坦克车在大街上巡逻，而他的汉人朋友也开始上街反对维吾尔人，“汉人无差别打维吾尔人，朋友拍视频给我看，警察没有阻止他们⋯⋯”这让他感到“所有事情都崩塌”。“七五事件之后两天，有我完全不认识的汉人在街头上望着我的眼睛，是非常仇恨的。从那天开始，我便决心离开这里⋯⋯”

过去，“基于党所讲的‘民族大团结’，汉人公开讲维吾尔人坏话，是会被骂的。七五事件改变了一切。”Sawut说。纵使后来Sawut加入了共产党，在铁路公司任科长，他亦受尽歧视。他举例说，2014年10月1日，他作为铁路公司职员，可以免费乘搭火车，汉人职员全上车了，只有他被公安拦住了，并安排他到一个只有维吾尔人的车厢，他愤然问公安理由，公安只向他说：“一切只是为你好。”Sawut 明白到，“我跟他们（汉人）不一样，中国仍然是以汉族为主。”

他认为在当今治下，维汉两族人的仇恨已回不了头。因此，他与其他维吾尔年轻人一样，一心想离开中国。

然而，母亲不赞成 Sawut 离开故土，因为母亲知道Sawut一旦出去，一定会参加维吾尔人的民族运动，况且Sawut在新疆的工作岗位上已有一定的地位，但Sawut 仍然想出外闯闯。

少数能“润出去”的藏族青年

手上戴上佛珠的藏人小塔，头总是垂垂向下，她鼻上的钻石鼻环闪闪发亮。今年23岁的小塔出身于西藏一座高原，三年前来到日本留学。在人前只说英语和日语，她说离开中国之后已告别国语，甚少用中文跟别人交谈。

五岁的时候，小塔便被父母送到汉人的传统小学，一班45人的课堂，只有她一个人是藏人。小塔自小学会抑制自己，在外不说藏语，要字正腔圆的说国语中文，从小她早已习惯做一个默默发奋的少数民族。

向外表示信奉共产主义的父母，在家里却经常以“藏人”身份向小塔施压，跟她说：“你是代表藏人的，一定要比汉人强。”五岁的小塔不懂半个汉字，但要硬背唐诗三百首，再考取优异的成绩。可是，这位“优异生”却经常受到汉人的谩骂，她说以前汉人会破口骂她是脏人（藏人同音）、是笨蛋、是发臭的小孩。她每每向汉人老师投诉，有老师选择沉默，也有老师会回敬她：“滚回到你的牧区！”

小塔自小对“主流”教育保持警惕，愈被打压愈是勤奋向学，加上从前在中国因藏人身份而受到的对待，故长大后她便一心想找方法“润出去”。

藏人很难“润出国”，而小塔是藏人里面少数能够“润出国”的青年。

2012年，西藏政府下令全面收回自治区居民持有的普通护照，该区居民九成以上是藏族，当时就任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的，正是后来调任到新疆去主政的陈全国。过去藏人要取得护照已非易事，在陈主政期间，西藏地区更实施限制出国旅行的新规定。

据“人权观察”于2014年发布的一份名为《一照两制》的报告中，指出中国在2002年开始在签发护照方式上逐步实行“双轨制”，一轨快速而简便，而另一轨则极其缓慢。前者适用于汉人为主的地区，而后者则为藏族及宗教少数民族为主的地区，包括维吾尔族和部分回族地区，生活在那些地区的汉人同样受到影响。当时的报告指出，“在这些地区，上述政策无论在内容上或效果上都带有歧视性，且因施加限制跨国迁徙自由的繁琐要求而违反国际法。”

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护照法》，里面写到：公安机关出入境管理机构应当在收到申请材料之日起十五日内签发普通护照；对不符合规定不予签发的，应当书面说明理由，并告知申请人享有依法申请行政复议或者提起行政诉讼的权利。

只是这一套并不适用在藏人身上，知名的藏人作家唯色于2015年曾经写过：“普通藏人要办护照比登天还难。层层部门的关卡，繁琐的手续，没完没了的盘查，甚至还要请客送礼。一年半载才给护照已经很走运，更有可能是不给护照。”

人权观察的报告中，列出了在西藏自治区申领护照共分成十个阶段，申请人需要从最基层的居委会或村委会开始提交资料、直到顶层的自治区公安厅，每一件申请都必须经过各级权力机关或官员审批才能做出最终决定。

对年轻藏人来说，“润出去”的方法就是考取好成绩。小塔告诉记者，如果想要申请出国留学，必需先考入其他省份的一流大学作为跳板，比如上海、北京、广州的著名大学，得到海外留学证明，才能够取得护照。

西藏在1959年、1989年、2008年发生骚乱，北京在过去半个世纪一直管制藏人出境，防止藏人逃到印度。2009年之前，藏人申请中国护照比维吾尔人都难，小塔说，就算在国内穿州过省旅行，藏人也须向派出所提交“旅行计划书”。小塔目前每次回国，也要将护照“上缴”公安，她说就算藏人父母是党员干部、老师或公务员，也没有例外，亲属参与过上述几次骚乱的更是一辈子不能取得护照。

2008年遭逮捕藏族僧侣与平民。挂在他们身上的标志列出姓名和如“分裂国家”的罪行。( 维基百科转载至 SFT HQ Students for a Free Tibet)

由于小塔在国内的成绩优异，考上了广州的著名大学、再透过那里的大学申请海外留学，在她的经历来说，过程不算特别困难，但她是少数的例外。据《纽约时报》一篇2013年的报导中便曾指出，藏族或维族的学生更须要有大学行政部门的批准，才能申请出外。

花了一万人民币“行贿”才申请到护照

2016年4月，Sawut终于找到机会离开中国。

在陈全国于2016年8月上任新疆自治区党委书记之前，Sawut说，身为维吾尔人要办理护照、出国留学不算一件难度太高的事。

据Sawut说，那时新疆汉人想出国很容易，申请护照之后，大约两星期便可以获取。维吾尔人离开中国虽然一般比汉人较为困难，但只要是没有犯罪纪录，累积一点积蓄，找个“借口”如留学签证，还是可顺利出国。 

Sawut第一次申请到美国的语言学校，多次被拒，中国政府要求Sawut向美国学校拿取学校的课程表，清楚列明上课的地点。等Sawut好不容易在学校拿到来年详尽的教学时间表，新疆政府又称课程只有半年、时间太短而拒发护照，“当我完成一个要求，官方又会制造另一个要求，不断不断有新的理由拒绝。”

Sawut 最后向汉人朋友探问，朋友跟他说维吾尔人在出入境部门取得护照，看来免不了贿赂。最后Sawut 花了一万人民币收买相关官员，先取得护照，又两次报团去土耳其及日本旅行，之后再申请到日本读书。“只要是（逃到）民主国家便好了，我不想待在极权国家。” Sawut 放弃了铁路公司的厚职，坚决离开新疆。

然而，在Sawut离开中国之后，新疆的政策完全改变了。

新疆居民们被拍到在阿图什市职业技能教育培训中心内排队，该中心此前被泄露为“再教育营”。(AP / Ng Han Guan)

自陈全国上任之后，新疆兴建了大量“再教育营”，估计有多达100万穆斯林被关在营中，也设立大型的监控网络。不少报导指出，自2016年10月起，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当局开始没收维吾尔人的护照，随后2017年新疆地区居民的护照都要交给公安部门“保管”，新疆地区居民、尤其是维人的出境自由被限制，也不签发新护照，当时有人权组织批评，这措施是为了限制区内少数民族的行动自由。

Sawut指，目前日本大约2至3千名维吾尔人，由于日本政府以“中国国籍”整体去统计人口，故并没有确实的维吾尔人口数据。他指，其他民主国家如美国也不到1万人，土耳其约有5万，最多的在哈萨克斯坦，有超过30万维吾尔人。

自2017年政府在新疆建“再教育营”，中央切断了维吾尔人与哈萨克斯坦的家人联络，一旦发现有人向哈萨克的家人发出求救讯息，均会作出拘捕，前新疆省裕民县县长谢尔扎提（Dalesh Sheritzat）纵使是共产党党员也不例外，他在2018年被捕。以Sawut所知，2017年之后维吾尔人可以逃出中国的机会不是零，大多是把户口签到大城市，例如北京、上海等地，透过彻底改变户口，再申请护照远赴海外，当中可能也须付一些贿赂的费用，他也知道一些成功的例子。

据《美国之音》在2023年的一个维吾尔人专访中，被问及政府对新疆汉人的护照政策情况时，受访的维吾尔人声称新疆的汉人有更多取回护照的自由，但与其他中国地区的汉人相比，申请护照的难度却又更高。

记者接触到另一名在日本留学、来自新疆地区的汉人小高（化名），印证当地汉人申办护照的状况。作为新疆的汉人，小高的要申请护照的难度不算太高。然而，即使能够较易申请到护照，但小高表示，他并不能直接在新疆境内申请到外国留学，而是要先考进中国国内其他省份升学，再从其他省份申请到海外留学。

找回藏人的记忆与身份的旅程

来到日本之后，小塔没想过还会遭到汉人的异样目光。

她回忆起有一天，她在日本的唐餐馆脱下口罩，露出脸独个儿进餐，对面餐桌的汉人指向她，与身边的朋友交头接耳说：“多亏少数民族，令我们不能生太多。”来到日本之后，小塔基本上已甚少说中文。

记者在街道上跟小塔谈话的时候，也只是以日语沟通，在餐厅里面遇到汉人，她会感到害怕。对中国，小塔没有任何想法，亦无感情。她说无论在哪里，目标清晰不过：“我不想做中国人，只想做一个人而已。”

在留学的期间，除了藏人社群，小塔也会跟日本人、印度人交流联络，但却不会跟任何汉人有所接触及交流，也因为感到害怕的缘故，她不常表露自己作为藏人的身份。当里希·苏纳克（Rishi Sunak）去年成为英国首相的时候，小塔双眼发光地看新闻，跟记者说：“你看，今天印度裔也可以做首相了。”英国是她希望能够尽快移民去到的地方，她认为那里能容纳到多元的种族。

在海外生活数载，小塔感到承传宗教、身分认同及历史等使命，都落了在海外的藏人身上。小塔是1989年拉萨骚乱之后出世的新一代，在“主流”教育下，小塔对自己民族的历史所知不多。小塔印象深刻的是，第一次出国后，她独自浏览YouTube，看到了1958年甘南武装冲突、达赖喇嘛逃离西藏、八九六四、2008年拉萨骚乱等事件，“第一次在YouTube看，都哭了，我有想过中共说的历史总有谎言，没想过全是假的。”

为了保留自己民族的主体性和历史记忆，藏人的动力亦十分强大。小塔说，藏人一般在家中进行“另类教育”。小塔记得，2017年跟母亲在国内旅游，晚上二人共处一房，妈妈悄然走到她枕边细声说：“其实班禅喇嘛是假的……”小塔睛天霹雳：“妈，那真的在哪里？”那天晚上，小塔的母亲将藏人近代史由头到尾说一次，小塔才知道达赖喇嘛在印度，而这些“秘密”在保证没有外人时才敢说。

2022年9月西藏拉萨因新冠疫情而封城，当局凌晨将熟睡的藏人送到集中隔离营，小塔收到西藏朋友传来的相片，藏人被安排住在简陋的石屋，卫生情况堪忧。小塔收到第一手的资料，不知向谁提供，最后外媒还是报道了，只是报道刊出日期是她知道真相之后的数天。小塔告诉记者，目前国内封锁讯息的程度远比几年前严厉，“很多事情，三天之后才有外媒报道。”疫情期间，很多留学生想在网上向外传递国内资讯，又惧怕国安在网络上的监视，去到海外自由的天地，仍然为“说真话还是默不作声”而纠结着。

后来，小塔从当干部的亲戚口中得悉，那时连西藏的公务员也迟发薪水，被克扣福利。小塔说，连“被洗脑”的藏人也开始怀疑习近平所说的“中国梦”，只要经济再撑不起“功利主义”为首的社会，中国可能会陷入危机。她的母亲也开始劝她“不要回来了”。

小塔左顾右盼，确定周边没有一个汉人，才摸着手上的佛珠向记者说：“其实⋯⋯我很想去印度。去了印度，在护照会留下印度出入境的盖印，这盖印表示‘你曾经去过印度’，而所有人都知道，你（藏人）为何去印度。”小塔订下了今年的目标，希望能够学好英文，首先向西方国家出发，最后的目的地希望是印度。

失去亲人与朋友后，他决定要在海外发声

2017年7月，来到日本一年多后，Sawut突然发现在微信的朋友圈里，联络清单上的姊姊与朋友，均显示着“对方不是你的好友”，不能收发任何讯息，从此Sawut无法再向墙内传递任何讯息，也与家人失联。

在此之前，即使Sawut身在日本，但仍然可以透过微信跟亲人联系。

在过往仍能与亲人联系的经历里，曾有不明人士透过他的姐姐，要求Sawut提供学校的地址，又警告他不要跟海外的维吾尔群体交流，并强迫姐姐在电话中，要求他将疑似公安的联络人加入微信的朋友圈，Sawut断然拒绝，但姐姐却严正地跟他说：“不能，你要加（这个人入朋友圈）。”言语间，他感受到姐姐的背后似乎被强大的力量要胁着。

跟亲人失联之后，Sawut放弃使用微信。现时在日本亦不时会收到很奇怪的来电，讹称“你有邮件在领事馆要你来领收⋯⋯”Sawut认为当中有诈，拒绝这些古怪的要求，“一旦进去，领事馆就是中国的领土。”现时Sawut跟海外维吾尔人一样，护照已经过期，没有办法续领新的护照，故此不能出境，但因为签证而能够留在日本居留。

Sawut目前在日本居留已经超过五年，合符资格申请“归化”入籍日本。可是，这些在日本的维吾尔人已有心理准备，即使将来获发日本护照，也不会再踏足中国这片土地。“我们不敢回去，不想像Mihriay Erkin这样被关了。”

Mihriay Erkin

Mihriay Erkin是曾与Sawut一起在当地餐馆打工的族人，2019年，当时29岁的Mihriay Erkin因为担忧在新疆父母的安全，辞去了她在日本奈良先端科学技术大学院大学的工作，回到了中国，其后便音讯杳然。海外传媒努力核实她的情况，并在2020年证实其死亡，外界将她的死归咎于新疆当局，中国官方则对此予以否认。

Mihriay Erkin临行前曾经发出短信表示，她自幼就被教导孩子应当在父母身边尽孝。请放心，倘若她死了，倘若还有坟墓，请为她在墓前摆放一束红牡丹。

朋友Mihriay不幸离世的消息，让Sawut感到十分难过，这亦团结了在海外的维吾尔人。

与家人失联四年，Sawut在2021年大学毕业之后，便加入日本维吾尔协会，希望能代表同族人发声。他坦言，之前内心充满恐惧，但自从身边的族人陆续与家人失联、朋友Mihriay回国后不幸离世，目前已感到 “再没有必要害怕了。怕也会抓你，你不怕，也会抓你的”，Sawut说，那倒不如在海外发声，为维吾尔人出一分力。

母亲与Sawut 道别时，送了他一块狼碧石，是狼脚的小骨头所制造，以保佑爱儿一路顺风。 “当时我没有想过回去，但还是骗母亲：‘两年之后会回来的’，没想到已不能回去了。”跟亲人失联之后，Sawut更想念亲人，有时他会摸一摸狼碧石，回想母亲的话；有时则与维吾尔人一起唱歌，以排解思念之苦。

（为保护受访人隐私，文中小塔为化名。）

CDT编辑注：播客节目《八分半》被墙内多个平台下架后，主播、媒体人梁文道发布了一段约20分钟的录音向听众致歉，并表示会尝试继续以新闻信等形式将节目做完。《八分半》是梁文道去年4月推出的付费播客，主要面向中国大陆听众，讨论文化与社会热点事件。7月2日，梁文道在节目中提及已被停刊的香港媒体《苹果日报》和《壹周刊》，并以英文名“Jimmy”隐晦提及这两家媒体的创办人黎智英。香港当局目前以《国安法》指控黎智英“串谋勾结外国势力”。梁文道还在节目里提到香港著名作家金庸，称其曾以犀利的笔锋撰写社论、相关言论在香港如今可能让其身陷囹圄。这期节目上线后，墙内多个平台将《八分半》下架。以下文字由CDT编辑根据录音转写。

多半不会有用，多半不会成功，知识只是照见某个角落的灵光。我是梁文道。

真是很对不起啊，要让你费了这么大的劲才来到这里见面，让你有这么大的损失，付出了一些价钱。然后跟着觉得自己可以很安心的听完整季的《八分半》节目啊。中间还要被我放那么多的鸽子，听了那么多的无聊的番外，那么没想到到现在呢，过去的节目也都听不见了，还要花很大的一番的努力才能够有机会或许听到将来的节目。

相关阅读：【404媒体】小宇宙等播客平台下架梁文道节目《八分半》

那我真的是要向你道歉，很抱歉，请你原谅我。

同时呢，我也要向过去跟我合作的一些平台啊，这些平台们道歉。那么最近的事情呢，当然是给他们带来了很大的困扰，莫名其妙的给他们添加了很多麻烦跟压力。那么我在这里呢，要感激他们过去一直以来给我的支持、帮忙，希望以后他们也都一切安好，一切顺利啊。各位呢，也不要忘记继续支持这些平台，他们上面除了我过去这个烂节目之外啊，其实还有很多很好听的节目呢，对吧？

好，那么话说回来啊，我们现在用这样的方法来相见啊，我觉得是很有趣的，因为你晓得平常我们在内地、境内啊，这个地方呢，我们的互联网使用的习惯呢，和很多地方都不太一样，用久了之后，其实我们已经脱离互联网世界原来的那个意义了。

编者按：版权归原作者所有

我指的还不是什么墙不墙的事儿啊，还跟这个无关，而是一种真的是一种网络使用习惯。

我们知道互联网原来是叫World Wide Web，www，对吧？那么是一个万联网、万维网，那么但是你想想看，今天你有没有试过在网上用搜索工具去查一个你要查的资料是处于某个网页？你有多久没有打开过一个网页了呢？如果你常在内地的话，你现在使用互联网的大部分的习惯可能都是在一些应用之间跳来跳去。

你比如说些社交媒体平台，比如说微信、小红书、豆瓣、微博或者其他各类型的应用，对吧？那么你都在这些应用之间跳来跳去。而这些应用与应用之间呢？可以说是几乎技术上做到完全隔离的。而它们跟背后承载着它们更大的这个万维网世界也是相互隔离的。这个互联网世界其实是一个割据状态的互联网。

我们现在很多公司，比如说你办一家公司，我们都不太习惯，要给自己公司办一个网站、一个官方网站，反而要紧的可能是要有个微信账号啊，有个官方微博啊，官方的一个社交媒体平台上的一个号，可能是这样子。

造成的结果呢？就是在这个割据情况下，就是如果你今天你要透过一个网络搜索引擎，比如说百度也好，谷歌也好，或者现在各种AI工具也好，你要查一个什么材料，你会发现在中文简体世界里面很难找到很齐全的材料，只透过这种搜寻方式，因为很多重要的相关信息都被闭锁在一个又一个的应用当中。更不要说也有一些情况，像我们现在这个情况，你可能整个应用上面过去的所有的信息资料，一夜之间就完全可以清空掉，那么消失的无影无踪。

所以我想用这一次的事情来举例说明我们的互联网世界是个多么有趣的一个世界。从现在开始呢？我因为我现在最担心的问题啊，这两天就是我还欠了你，很抱歉又要道歉了，我欠你八集节目没有做完，对不对？那怎么行呢？就算飞鸽传书也要传到你手上。这个鸽子别到你家给你吃了。（笑）

所以呢，我们接下来这八集呢，就用我们某种意义上的飞鸽传书计划传送给你。很有可能呢，就是透过最原始的其中一种网络沟通工具，你今天可能都不太用了，就是邮件、寄邮箱的方法把这节目发给你。

嗯，目前为止，这还算是一个比较可靠、可行的一个办法，我也觉得相当不错。你知道现在国内其实境内也有不少的有趣的媒体机构，其实它们的媒体发放的信息主要是透过我们邮箱里面的这种newsletter，那我觉得这其实是个很好的一个办法，对不对？

当然，这可能会牵涉到你整个网络使用习惯，那你不一定能够适应的了，那我只能先在这里向您道歉，那我们也会试图找到别的办法的。但假如您能适应得了的话，那就很好，那其实是透过这么原始的一种接触方式，让你抚摸到了、触摸到了原来的这个万维网，这个互联网世界的某个面目啊。

我这些天呢，收到一些朋友的慰问、问候，非常感谢大家，但是我想说的是我一切都很好，你放心，我现在此时此刻还在印尼呢，能不好吗？在这么美好的国家。

大家一定不要有任何的负面的情绪啊，就是这也因为第一是不管用。我是个摩羯座嘛，特别实际，我觉得有什么负面情绪都不是很有用。而且再来，我觉得我自己作为一个很糟糕的一个佛教徒，我觉得真的是可以用更广阔的慈悲心去看待这个世界以及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情，甚至是你可能会说是什么人造成的？这都不重要，也都可以用慈悲心来看待。

大部分人在做很多事情的时候，其实想的都是很简单的自保，或者是要做好自己分内的很多事情。没有人是有心要伤人的，我觉得这个世界上会让你不舒服的。但是问题是一个人的自保的这个动力跟形成力量本身，其实这件事情挺可怜的，是挺值得我们用更宽阔的心情态度来理解他。

那么再来呢，就说到我知道你一定会说啊，我们过去做了这么多节目，怎么一下就没了，是不是很不好等等等等。我看看到很多朋友说要永远怀念我说的，我都死了一样，要悼念什么的。我讲过好几次，我真的不觉得我有那么要紧，你放心，我不做节目了，会有更多的比我出色得多的、比我年轻得多的朋友，会做更精彩的节目，对你会更有趣，对你会更有帮助，对你会更有启发，一定有的，不要担心。

而我做的这一切事情说实话，我从来不觉得有多么了不起的意义。有就有，没有就没有。这些事情人家会说，啊，你做什么事情，以后会不会被人记住，在历史上留名，说实话，我有些朋友可能还会想这些事儿，我是从来不想的。

我做媒体做到现在我看算是多少年了，1988年写稿子算到现在，三十多、快四十年了。我前些年搬家的时候，我就一口气把我早年、我早年还会很珍而重之的把我写的东西啊，报纸杂志登出来，就把它剪下来存下来。那时候还没有网络，你就只能剪报、存报。我早年写了大概过百万字这样的东西，那么后面的东西在网上已经有了啊。那么前些年那些东西呢？前十来年那些东西呢？我在搬家时候一口气把它们全扔了。以前一些媒体访问我东西我也全扔掉了，以前我拿过什么奖状，什么荣誉，什么我都全部都扔掉，因为我觉得那都不重要了。

再来的东西呢，别说我后来做的节目啊，这么多年我做电视台做的东西啊，我在别的地方写的东西。说实话，我也从来没有刻意留存过档案。要找，我相信现在也很难找，有些就像我们做过的这些《八分》跟《八分半》一样，也就没有了，说没有就没有了。

所以那我过去做的这些算是什么呢？我自己的看法是，它就像是在沙滩上堆城堡，海浪一来，它就会不在了。人在世间留下的种种痕迹，都只不过如此而已。那但是问题是它没有意义吗？不会的，因为你如果没有意义的话，你去看那些小朋友在沙滩上玩沙，堆一个什么东西，你如果告诉他说等一下海浪一来就没了，你现在还要玩吗？我保证他还是要玩的。为什么？好玩。

我不是说我做这个节目就只是为了好玩，你听这个节目也只是为了好玩，而是说我们在此时此刻我们做这件事情，我们认为它本身、在其自身具有一定的意义，那就够了。它留不留下什么东西、它会不会永远存在世界上的某个角落？在档案馆、图书馆、网络还是在什么心里面，这都不重要。是吧？起码我是这么看的。

好，那我今天呢，最后呢，送你一首音乐，其实也不是音乐，是个佛教经文的吟诵。这个音乐其实我以前介绍过了，如果你还记得、记性比较好，你可能会记得我以前放过给你听的，那么现在我觉得还是很合适再拿出来，那就是马来西亚的、以吟诵佛教经文跟佛曲闻名的黄慧音居士唱诵的这一首慈经，metta sutta，慈经是……因为我学的佛教，我讲过好几次是南传佛教，就是巴利文佛教啊。那么我们主要用的语言呢，是原始巴利文，那么这是一首原来用巴利文写的一个一段在南传佛教，很基本，我们要做的修行，做慈悲禅的时候一定会用到的一段经文。

那么我们现在听的呢，就是听到他用巴利文唱诵，然后同时他又搭上他自己用中文把整首经文的中文的意思呢，说一遍。那么这能算是音乐吗？好像又不算是。

好，那么接下来呢，就请你期待，我们接下来就会在这里呢，用这样的方法，继续把我们八集节目努力地飞鸽传输到你手上。

谢谢你。

（经文略）

有权力的人们使用权力，一直到遇有界限的地方才休止。——孟德斯鸠《论法的精神》

湖南宁远县村民盘某某遭四名民警上门，竟只因为其“在微信朋友圈转发了一条‘公安局内部信息’”？当他本人不在场时，还要由其年迈的父母直接面对持续半小时的问话？

官方通报给出的理由，实难服众。通报轻描淡写地强调民警“全程佩戴执法记录仪”“交流平和”，但当事人表示，自己的父亲情绪崩溃几近轻生，透露了权力阴影下普通人的真实恐惧。

通报将民警行动定义为“核查信息外传情况”，却对所谓“内部信息”的内容、密级及危害性只字不提。后来曝出的截图也显示，这不过是十分普通的一则内部通知而已，只不过可能让收发通知的部门脸上无光。

国家《保守国家秘密法》要求涉密信息必须明确标注密级（绝密、机密、秘密）并限定传播范围，而一句语焉不详的“内部”二字，竟成了四名警察擅闯民宅的全部理由，这有足够的法律依据吗？

当公民的家门因一句模糊的指控而被迫敞开，个人的住宅安宁权已在权力的傲慢前无声瓦解。

最近，这类事件不断出现在人们的视野中。就在一个月前，广西防城港的陈先生因曝光“奔驰女司机亮证逼让路”，遭两名民警协同涉事女司机深夜10点上门施压，导致陈先生患高血压的母亲受惊发病。

耐人寻味的是，民警未调查女司机涉嫌滥用职权的嫌疑，反而将矛头对准曝光者。

同样，在宁远事件中，乡政府人员迟到缺岗的实质问题被一笔带过，转发“内部信息”的普通人却被四名警力“重点关照”。

这种选择性执法的背后，是一种扭曲的“维稳”逻辑：消除“负面影响”的紧迫性，远高于解决真实存在的问题。而当民众因家暴、诈骗或校园霸凌报警求助时，常被告知“警力有限”；可当一条朋友圈或抖音视频触动某些部门的敏感神经，却能迅速调动多名警察星夜出动。纳税人的警力资源，究竟该用于保护公民安全，还是庇护权力颜面？

他们会说上门施压的威慑是“交流平和”，也不会告诉你，若不配合，下一步就是“寻衅滋事”的终极武器。

甘肃宁县家长邓建国的遭遇近期又被媒体提起：2023年，他因质疑儿子校服甲醛超标（后检测证实含棉量未达国标35%的要求）发布视频，被警方认定为“引发10万次阅读造成秩序混乱”，处以7天行政拘留。尽管法院终审判决警方违法并赔偿3237元，但邓建国已付出失业、离婚、罹患抑郁症的惨痛代价。

更荒诞的是湖南湘阴的肖新良案——他一句评论“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招牌？”仅收获6次点赞，却被警方以“引发他人诋毁言论”为由拘留5日，基层法院甚至支持警方观点，直至三年后省高院才还其清白。

法律条文中的“寻衅滋事”本需以“破坏社会秩序”为要件，但这条罪名早已异化为权力打压批评的万能工具。

宁远警方以“内部信息”作为上门依据的模糊说辞，恰恰暴露了权力运行的任意性。如果转发内部信息确涉公共安全，警方应依法说明其性质及转发危害；若仅属一般工作信息，则公民转发行为完全受《宪法》第35条言论自由保护。

现实中，“内部”二字已成黑箱，既能掩盖执法依据的缺失，又能规避公众监督。这种模糊性纵容了权力对私人领域的肆意侵入：从朋友圈内容到家庭住宅，从亲属牵连到心理威慑，公权力的触角以“维稳”之名无限延伸。而所谓“全程佩戴记录仪”的辩解，也不过变成了免责工具。

当公权力失去边界，首当其冲的是社会信任的崩塌。邓建国在胜诉后坦言，一纸“程序违法”的判决无法抹去被拘押的屈辱感，更难以挽回破碎的事业与家庭。

一些部门迷信“删帖维稳”能平息事态，殊不知每一次滥用警力的行为，都在维权者心中浇筑更深的愤懑，在公众心里播下恐惧的种子。警察的天职本该是保护公民免受侵害，而非充当个别部门的“舆情消防队”。倘若民警对校服厂商的报案反应神速，对问题校服却视而不见；对一条朋友圈的转发如临大敌，对乡政府人员缺岗却轻描淡写，那么“人民警察”的崇高性，终将在选择性执法中消磨殆尽。

当前最紧迫的，是以制度牢笼锁住恣意的权力：明确警察执法边界，严禁非紧急情况下无令状入民宅；废除“寻衅滋事”的口袋罪属性，严防网络言论入罪；设立跨区域警务督察机制，打破地方保护主义对违法执法的包庇。

公权力的每一次越界，都在透支社会的信任资本。因此应该时刻牢记，警察是人民的盾牌，而非权力的打手。

在8月3日晚，我收到被封禁15天的通知，账号被强制退出，无法登陆，并且无法使用所有功能。恐怕有很多姐妹还不知道吧。

我还有一个备用号三月暴雨至，三月云被封的时候就在这个号上更新。

然而，在三月暴雨至上发的告知文章同样被下架屏蔽。

看得出来，有人不想让，或者说害怕让我们的声音被听到。

怕到了这种程度。

不止如此，就连回归文章甚至都发不出去：

这段时间发生了很多事情，有很多感想，但发不出去。

但既然这么多人想要我停止发声，那么我偏偏喜欢以刚克刚。

不会停止我们的脚步。

🙏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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声明：个人观点，不代表任何组织与单位

日本检测出永久化合物污染的新闻再度引发中国媒体的广泛关注：

之所以说“再度”，是因为一年多前，日本检出这类污染物的新闻就被国内媒体广泛报道：

无论是一年前，还是当下，新闻里说的污染物都是指一类特定的含氟化合物PFAS（全氟和多氟烷基物质）。PFAS因其化学性质稳定（这类物质有极为稳定的碳氟化学键），在自然界中降解缓慢，也被称为永久化合物或永生分子。

PFAS应用广泛，例如利用一些PFAS分子“油盐不进”的特质，它们被用于构建防水防油涂层。听到这防水防油不必往复杂工业上想，打开衣柜，你那具备一定防水性质的衣服，应该都有PFAS涂层。

近一二十年人们开始注意到一些广泛使用的PFAS可能威胁人类健康，尤其是两个过去使用最广泛的PFAS：PFOA和PFOS。PFOA目前被世界卫生组织列为1类致癌物，PFOS是2a类致癌物，即前者被认为有充分的人体致癌证据，后者有可能导致人类癌症。这两个PFAS也被很多国家禁止生产使用，正想办法淘汰。

但由于PFOA与PFOS曾被广泛使用，加上它们的降解极为缓慢，如今全球各地都能检测出这些PFAS，美国有，日本有，中国也有。最突出的一个威胁来自水体中的PFAS，可以直接通过饮用水进入人体。当然，人体内也能检测到——我的身体里有，你的身体里也有。

关于PFAS的详细科普，可以参考这篇（也放在今天二条了）：

潜藏于普通人血液中的永久化合物，和被化工巨头“掩盖”了几十年的真相

去年国内媒体突然集中报道日本PFAS污染，大概是由于当时——2024年6月，日本宣布要对全国饮用水的PFAS含量做调查。

从2020年起，日本对饮用水的PFAS含量做出了初步规定：PFOA和PFOS这两种危害最大的PFAS总量不应超过50 ng/L。

2024年11月，日本政府公布了对全国两千多个公共饮用水水源的调查，2020年有11个水源出现过PFAS超标，2021年是5个，2022年4个，2023年3个，2024年当时截止9月底未出现超标情况。

12月，日本又公布了对私有饮用水水源的调查，2020-24年间，近2000个水源里有44个超标。问题最突出的包括：

可以看出，军事基地成了重灾区。这是由于PFAS的一个关键用途是泡沫灭火器，尤其是针对航空燃油火灾的AFFF泡沫灭火器，活性成分是PFOA加上PFOS，导致泡沫灭火器使用极多的消防训练场所、军事基地、机场，都是潜在重污染区。

44个超标的日本私有水源，去年年底时，26个已采取整改措施，如切换到公共水源，14个开启紧急应对方法，如分发瓶装水，剩下4个计划增加水处理设备。

这两天国内媒体又关注起日本的PFAS问题，大概是因为包括朝日新闻在内，不少日媒报道了来自京都大学的一项研究，显示日本34个污水处理厂，有33个的污水污泥里检测出了PFAS。

这项研究和日本政府正在推广的一项农业政策有关：将污水污泥作为农业肥料使用。

污水污泥是污水处理时分离出来的半固体物质，一方面，它们可能含有重金属、微塑料等多种污染物，另一方面，也含有有机物质。经过进一步处理，能作为肥料。

日本政府近年来希望提升污水污泥提取出来的肥料在农业肥料中的比例。日本高度依赖进口肥料，俄罗斯入侵乌克兰后，国际肥料价格飞涨，这也是导致过去一年日本大米价格飞升的原因之一。增加污水污泥的肥料占比，能增加日本的农业用肥自给率。

可是，污水和饮用水一样，都有可能被PFAS污染，污水污泥自然也有该风险。去年，日本政府检查了86个污水污泥肥料的样本，显示PFAS含量低于检测下限，由此提出使用这种肥料，不必担心PFAS风险。

但是，京都大学的研究显示至少在肥料源头上，不少污水污泥有PFAS。检测结果显示污水污泥里主要的PFAS为PFOS，平均PFOS含量是5.1 ng/g，即十亿分之5.1，最高达69 ng/g。

这意味着使用污水污泥的肥料，仍应注意对农民、周围环境的影响。这些数据的积累还有利于指导建立合理的管理标准。

日本PFAS的管理也即将有变动。日本饮用水中PFOA与PFOS总量不得超过50 ng/L的规定，目前并无强制性，从明年4月起将改为强制性，即饮用水处理厂不仅要检测公布，一旦超标必须采取措施改进达标。

中国媒体对日本PFAS的持续关注度令人佩服。只是，如果这些中国媒体能拿出一半的积极性到中国本土的PFAS污染上就好了。

实际上，21世纪初，欧美率先禁了PFAS生产后，不少产线转移到亚洲。亚洲又经历了先转到日本，日本禁产后再转移到中国。尽管中国在2021年停止了PFOS生产，2023年将PFOA列入优先管理的污染物，停建相关产线，但很多研究都显示PFAS广泛存在于中国的环境中，包括饮用水水源。

比如，2021年清华大学的一篇论文显示中国可能有一亿人的日常饮用水水源PFAS含量超过当时国外一些地方设立的安全标准。自贡（502.9 ng/L）、连云港（332.6 ng/L）、长沙（122.4 ng/L）、成都（119.4 ng/L）、无锡（93.6 ng/L）、杭州（74.1 ng/L）是研究中饮用水PFAS含量最高的城市。

2022年同济大学的论文显示在太湖采集的水样，PFAS最高为189 ng/L。

2025年5月一篇来自湖北的论文，显示当地一家曾是全球最大的PFAS生产工厂，关停两年后在其附近采集的地表水、地下水仍能检出极高含量的PFAS。其中河水PFAS总量最高达23225 ng/L，饮用水/地下水最高达67937.9 ng/L。研究人员强烈建议该地方圆5公里内的居民不要使用地下水。

在饮用水PFAS的标准上，日本是PFOA与PFOS总和不应超过50 ng/L。该标准属于滞后水平。虽然2016年美国EPA的研究认为考虑安全冗余，饮用水中PFOA与PFOS总和低于70 ng/L，不太可能对人体健康产生负面影响，但在2024年，EPA设定的新饮用水PFAS规定中，PFOA与PFOS上限都被降到4 ng/L，还增加了其它多种PFAS的上限标准。

中国在2022年第一次提出饮用水PFAS标准：PFOA上限80 ng/L，PFOS上限40 ng/L。

不仅上限显著高于欧美国家，而且至今，PFAS并非中国饮用水需要常规检测的内容。这也是为什么上述中国水体中的PFAS含量数据，都来自研究人员的科研项目，并非对居民用水安全的监测。

如果媒体拿出对日本PFAS污染一半的持续关注热情，来追踪一下国内PFAS管理，说不定现在中国饮用水的PFAS上限标准与检测频率，都会大不相同。当然，可能PFAS也有橘生淮南淮北的区别，在日本才是致癌物。

最后，如果你特别担心饮用水里的PFAS污染，无论是活性炭还是逆渗透机制的净水过程都能有效移除饮用水里的PFAS。其中逆渗透去除PFAS非常高效，可以移除99%以上的PFAS。

下次去日本旅游，害怕被日本的PFAS致癌物害了，就去超市买个净水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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参考资料

https\://mainichi.jp/english/articles/20250820/p2g/00m/0sc/035000c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11/29/japan/no-excessive-levels-pfas/

https\://www.japantimes.co.jp/news/2024/12/24/japan/science-health/pfas-exceeding-limits-at-private-suppliers/

https\://www.asahi.com/ajw/articles/15563439

https\://enveurope.springeropen.com/articles/10.1186/s12302-020-00425-3

https\://pubs.rsc.org/en/content/articlehtml/2022/em/d2em00073c

https\://www.nature.com/articles/s41598-025-01128-6#Sec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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