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李宇琛

2025年8月22日，我发布了一篇文章：《河南一公安副局长妻子喊冤被捕，抓她的正是丈夫同事》。

事情本身不复杂。

河南省驻马店市西平县公安局一位副局长刘浩南被留置，他的妻子赵君杰，在网上为丈夫喊冤。

然后，她也被抓了。

动手抓她的，正是她丈夫曾经的：

同事与下属。

文章发出后，撤稿的要求在8月26日这一天，从两条线上同时涌来：一条在明，一条在暗。

明处，是一封来自西平县检察院的邮件。

发件人自称常方方检察官，她在邮件里附上了自己的：

身份证照片。

指控文章侵犯了她的：

名誉权和隐私权。

从2019年写熊昕案，到后来写原伟东案，我写过冤案里的办案人员、涉事警察，比如熊昕案中偷听熊昕律师会见的警察张某庆，原伟东案中，对嫌疑人和证人进行刑讯逼供的警察杜国利。

他们从未发来身份证，说我侵犯了名誉。

暗处，则是我公众号后台的一个陌生账号。

就在同一天，这个账号发来一条消息，语气礼貌却带着不容置疑的权威。对方说：

公安局相关领导想找你撤稿，需要什么手续。

起初，这两条线看似平行。

直到暗处的那个人，在我反复追问“哪个公安局的哪个领导”之后，为了证明自己的身份，发来了一张照片。

那张照片，正是当天早些时候，有人在邮件里发给我的，常方方检察官本人的身份证。

两条线索，在24小时内汇于一点。

这个操作，立刻制造了一个无法回避的身份悖论：

发信人自称公安局领导，却用检察院检察官的身份证来交涉。

这里只存在两种可能。

要么，是盗取了常方方的信息。

要么，就是常方方本人在：

假冒公安局领导。

这两种可能性，无论哪一种，都指向一个结论。

它们之中，必然有一个身份是：

假的。

而他们那份捆绑着“名誉权”和“隐私权”的法律主张，本身也构成了一个精巧的矛盾体。

侵犯名誉权，如果不存在贬低，那需要是：

内容虚假。

侵犯隐私权，前提是：

事实为真。

一句话不可能同时既是谎言，又是被泄露的真相。

这种自相矛盾的指控，其实只指向一种他们不便明说的潜台词：

我写的是真的。

这立刻引出了下一个问题。

一个公职人员在工作岗位上的职务行为，怎么会有隐私？

这事发生的地点，是西平县检察院，不是她家。

她接待的对象，是为案件奔走的律师，不是来串门的亲戚。

她说的每一个字，都代表着她所服务的：

公权力。

公权力运行，理应被记录，被审视。

当一个名字和职务行为绑定在一起时，它就不再是单纯的个人符号，而成了权力运作的一个具体环节，一个责任的锚点。

将这个环节呈现给公众，不是窥探，而是：

监督。

更值得玩味的是，他们对文章核心事实的选择性沉默。

那篇文章里，写了公安局长被留置，写了他妻子喊冤后被抓，写了办案人员是丈夫同事的利害关系。

对于这些核心事实，他们没有提出任何异议。

他们所有的愤怒和行动，都精确地聚焦在了一句话上，那句记录了常方方检察官名字和她“不归我们管”的回应。

这种避重就轻，本身就是一种极为响亮的发言。

这似乎在印证，那篇报道最惊人的部分，恰恰是他们最不敢触碰的事实。

而针对那句“不归我们管”的投诉，也让他们自己陷入了一个逻辑陷阱。

如果那件事真的不归你们管，那么我的记录只是陈述事实，忠于职守与个人名誉并无冲突。

如果那件事其实归你们管，那么你们应该介入的，是那个案件，而不是这篇记录你们不想管的文章。

而那张身份证照片的签发机关一栏，印着几个字：

驻马店市公安局。

正是刘浩南案的办案机关所在地。

原来，那堵规矩森严的墙上，早就开好了方便往来的小门。

他们并不畏惧事实本身，他们畏惧的，是事实被记录下来的样子。

就仿佛只要捂住说话的嘴，世上便只剩下了赞歌；只要敲碎映照的镜子，就能证明自己的脸上并无污点。

但他们或许忘了，有时候，敲碎镜子的声音，要比镜子里的影像响亮得多。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9月1日

编者按：《CDT报告汇》栏目收录和中国言论自由及其他人权问题相关的报告资讯。这些报告的来源多种多样，包括机构调查、学术研究、媒体报道和网民汇集等等。也欢迎读者向我们推荐值得关注的报告。

中国数字时代本周推荐媒体：

气候新闻内幕 (Inside Climate News)：成立于 2007 年，是美国历史最悠久、规模最大的专业气候新闻编辑室。该机构是“一家非营利、无党派机构，致力于发布关于地球所面临的最大危机的关键报道、调查和分析”，其“曾荣获包括普利策奖在内的许多最负盛名的奖项”。

一、中国矿企污染赞比亚当地环境，环保律师张晶晶帮助受害者追责

气候新闻内幕 (Inside Climate News) 是一家专注于报道气候变化的媒体。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带来数万亿美元的投资，该媒体也发布了“中国星球”系列文章，旨在介绍中国当局的万亿美元发展计划“如何重塑地球和自然世界”。

8月24日，气候新闻内幕发布了该系列的最后一篇深度报道。然而，与之前介绍中国具体投资项目及其对环境造成的损害不同，这篇报道介绍了中国一位拥有超过30年经验的环保律师——张晶晶。

文章封面截图

2014年，张晶晶移居美国，成立了非营利组织“跨国环境责任中心”，开始关注中国企业在全球投资带来的环境污染。“她曾在国内与之斗争的公司，现在正在海外污染和驱逐社区。她认为这是一种危险的发展模式——其特征是‘先污染以致富，再尝试在以后的某个时候清理’。”该报道表示，张晶晶正在将自己在中国积累的宝贵经验传授给“全球南方”国家的律师们，以帮助当地社区对抗来自中国企业的环境污染。

今年2月，一家中国有色矿业的国企在当地拥有的铜矿发生尾矿坝溃决事故，导致大量含有重金属的废料泄漏，造成严重污染。“污染渗透了数十万人的饮用水源。对更广泛的数百万民众而言，它影响了鱼类和灌溉所依赖的河流。居住在矿山下方的居民，他们的生计依靠种植和销售作物，今年失去了全部收成。”

当时，对于环境评估的主要证据来自芬兰和美国大使馆的独立调查，例如“驻卢萨卡的芬兰大使馆宣布其独立顾问在尾矿坝中发现高水平的16种重金属，包括铅、砷和铀。”然而，中国有色矿业只给出了一些公关说辞，而当地政府也含糊其辞。“当公民社会团体要求提供详细信息时……官员们要么拒绝详细说明，要么忽略请求。”这使得追责工作非常艰难。

之后，代表受害者的律师找到了张晶晶，希望她能够提供一些帮助。

五月，张晶晶飞到当地。在接触了多位相关人士之后，她利用自己在中国的经验提供了一系列解决办法。

她向当地公民组织成员阐述了如何利用中国的官方政策来进行斗争。她表示：“与需要对股东和市场压力负责的西方公司不同，中国公司主要向中国共产党负责。” 张晶晶指出，这使得某些传统的倡导策略效果不佳，并表示：“但你可以利用多种工具。”她展示了习近平的演讲、机构准则以及对“一带一路”的“绿色”承诺等文件。她指出：“这些不是具有约束力的法律，”但它们“显现了政府的优先事项，在中国具有巨大影响力。”她特别强调了2022年的一项政策声明，该声明要求中国公司“遵循国际最佳环境标准或者更严格的中国法律。”她建议当地律师们在与公司官员或大使馆工作人员会面时，可以“带着这个文件，并且质问对方：‘你们为什么不遵循这个指导方针？’”

在张晶晶结束赞比亚之旅后，污染企业和当地政府宣布将给予每名受害者1000美元的补偿。

最后，气候新闻内幕描绘了这项工作的复杂与艰辛，以及张晶晶的乐观精神。尽管法律诉讼过程充满挑战，而且社区可能会因为赔偿问题而产生分歧，但张晶晶依然坚信自己的工作是有意义的。“我相信每个案件都是向前迈出的一步……即使我们败诉，我们也向人们证明了法律可以成为他们的工具——他们拥有权利。”

二、纽约时报：中共如何通过同乡会影响纽约选举

8月25日，《纽约时报》发表了一篇题为“中共如何影响纽约的各级选举”的深度报道，揭示了中国政府通过在纽约的同乡会等团体，悄然干预美国的地方和州选举，以压制异议、扶持亲北京的政治人物。

文章封面截图

文章指出，这些团体大多是享有免税待遇的非营利组织，然而“同乡会等团体已成为中国驻纽约领事馆干预纽约各级选举的工具。这些组织大力扶持那些持亲中共立场的候选人、阻挠那些反对北京的政治人物。”具体而言，他们主要通过施加压力、动员选票和筹款等方式来影响选举结果。

调查显示，这些组织的领导人往往与中国有生意或家人关系，因此容易受领事馆控制。文章引用美国企业研究所研究员黄韵琪的观点，指出这种干预旨在“在海外侨民中压制异议，以防这种思潮回流本土。”此外，她更强调北京正在进行长远布局：“你永远不知道哪位政治人物最后可能会竞选国会议员，或者成为总统候选人。”

文章详细描述了天安门学运领袖、退役陆军牧师熊焱竞选国会议员的遭遇。在他宣布参选后，他就成为了中国政府的目标。报道援引联邦检察官的刑事指控，指出“中国国家安全部的一名情报人员雇佣了一名私家侦探来挖掘他的黑料……在电话中，两人讨论要雇佣一名女性引诱熊焱，要让他身败名裂。这名间谍名叫林启明（音），住在中国，他承诺会给一大笔钱，并表示4万美元是一个妓女的合理价格。”甚至在通话中，该间谍表示“暴力也可以”，“打到他不能参选。”

除了直接威胁，中国领事馆还通过同乡会领导人对其施压。熊焱表示，前美国福建同乡会会长陈学端曾告诉他，如果支持他的竞选，陈学端在中国的商业利益可能会受到影响。最终，熊焱在初选中惨败，他认为这是因为“中国政府腐化了这里的华人。”

另一位受到影响的政治人物是台湾出身的前州参议员曲怡文。报道称，在她参加台湾总统在纽约的宴会后，中国领事馆的“中间人”联系了她的办公室，明确表示她的出席“是不合时宜的”。

随后，同乡会领导人开始攻击曲怡文。文章提到，“曾经支持曲怡文的社团领袖们纷纷转而支持陈学理。”最终，陈学理轻松击败了曲怡文。文章引用台山联谊会长期领导人甄锦荣的话说，“如果怡文没有参加那场活动，她百分之百会赢。”

此外，文章还揭露了这些团体通过非法筹款和获取市政资金来巩固其政治影响力。“《纽约时报》发现，在过去五年中，超过50个与北京有联系的组织鼓励成员为政治候选人筹款或背书。其中许多是非营利慈善机构，然而法律禁止这类机构参与助选活动。”

例如，与中国政府关系密切的商人陈善庄拥有的非营利组织，在为州长霍格尔举办筹款活动后，获得了4.5万美元的疫情援助金。报道引用圣母大学教授劳埃德·希托希·梅耶的话指出，这些非营利组织的行为“完全越界了。这明显违反了国会对免税资格设定的限制。”

目前，针对这些指控，中国驻纽约总领馆发言人则一概否认并声称“中国无意也从未以任何方式干预美国选举。”然而，文章通过对视频和文件记录的调查，发现了许多由领事馆官员主持的宣誓仪式。其中，同乡会成员“宣誓要促进两岸统一”或“维护祖国发展的利益”。

最后，报道总结称中国政府在纽约这个拥有60万华裔人口的城市中，通过同乡会等团体建立起了一个“全球最庞大、最高效的运作体系之一”，从而悄然影响美国民主的基石——地方选举。

三、维权网：八月中国新增38名良心犯

维权网（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组织）于2025年8月31日发布《八月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报告显示，上期名录中的31人已刑满释放，2名被羁押者遭到判刑，12人狱中有新动态。同时，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强迫失踪12人以及被判刑的26人，共计38人。被捕的主要原因包括从事宗教活动、维权上访以及参与民主人权活动等。

1. 本月获悉上期名录中刑满释放的31人名单：

白亚娟、崔兰琴、顾超、 李传芳、刘伯新、

潘洪明、秦少华、申国胜、宋玉胜、唐玉、

王霞、 杨冬梅、杨秀美、于永琴、宇美霞、

张荆州、钟黎伟、钟联、 周亚芬、周玉宝、

朱得山、王悦忠、王瑞祥、杨贵杰、江兆英、

张毓真、杨兴荣、袁嘉蔚、洪英、 徐子见、

卢思位、

2. 被羁押者遭判刑名单：

3年9个月：徐琳、

2年6个月：姜卫东、

3. 本期新增被刑事拘留的12人名单：

泽噶嘉措、张森、区锦新、任晓云、张卫、姚西林、宋玉德、杨治金、朱正武、朴锦顺、李永峰、尹旭安、

4. 本期新增被判刑的26人名单：

15年：冯斯瑜、

14年11个月：阿斯穆姑丽·麦麦提依明、

6年：李树莲、

5年6个月：严德蓉、

5年：姚佳秀、

4年：王淑敏、李财华、李德成、

3年9个月：石翠英、漆玲、

3年6个月：毕金梅、佟静、

3年：赵桂莲、王秀玉、刘书荣、朱云、袁洪英、潘汉玉、邢望力、

2年8个月：张蓉、

2年6个月：孙春花、

1年6个月：李莉霞、林素贞、王健、

1年：江碧吟、杨宗霖、

报告称，截至目前，中国共有1690名在押政治犯、良心犯，其中死缓11人，无期徒刑17人，有期徒刑1427人，刑期不明24人，羁押未判235人，另有大量人员被精神病和强迫失踪未完全记录。

每位政治犯、良心犯的被捕原因详情可访问维权网：《维权网：中国大陆在押政治犯、良心犯月度报告（2025年8月31日）第119期（共1690人）》。

当看到“终止Ⅲ级响应”的新闻时，被下派到街道的佛山当地机关工作人员刘睿感叹，“终于告一段落了！”

8月26日下午，广东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称，佛山市政府决定终止突发公共卫生事件Ⅲ级响应，疫情防控策略将由应急处置转为常态化防控，统筹推进疫情防控与经济社会发展。

在这场对抗基孔肯雅热主要传播者——白纹伊蚊的战斗中，人类取得了阶段性胜利。

然而一些居民在防控过程中察觉，蚊子比以前少了，却也更难消灭了。8月中旬，有专家在接受采访时指出，广东的蚊子对菊酯类杀虫剂几乎都已产生抗药性。

抗药性意味着什么？人类又该如何应对？暂时的胜利让人们回归日常，也带来新的思考：或许，人与自然之间并非谁控制谁，而是需要在不断调整中找到动态的平衡点。

蚊子少了，也更难杀了

8月24日，台风“剑鱼”来了。“台风前后，蚊子会多一些。”回到家门口的中山居民夏琪看到纱门上停了三四只蚊子，这是她近一个月来见到蚊子最多的一次。

25日中午，消杀人员金勇刚结束佛山一所中学的消杀任务。一周后就要开学了，他所在的消杀公司收到了不少学校的订单。这段时间，公司业务量翻番，许多企业、机构都找他们消杀，反馈也都不错。

工作人员正在消杀。郑子愚摄

工作人员使用的消杀药剂。他携带的篮筐里放着控制药量的量杯、手套、鞋套等工具。郑子愚摄

佛山某城中村，菜市场里摊贩叫卖，老人聚着聊天纳凉。一位餐饮店主称，村里现在没什么蚊子。

23日下午，一位研究者在珠海高新区一栋办公楼傍晚捕蚊。吸蚊器和蚊笼是他行李箱中的常备工具。一小时后，蚊笼中捉到十多只蚊子。对方解释，作为专业人士，在蚊子多的地方，一小时能抓上百只。这次捉到的几只，还多是来自下水道附近的“卫生黑点”。蚊笼中的蚊子数量间接反映出防控成效——

7月初基孔肯雅热疫情暴发后，佛山当地街道将居住区划分为多个网格，每个网格由居委会、派出所、卫生站人员组成团队，负责张贴提示、登记住户信息、排查发热及积水情况、派发灭蚊片、清理杂草杂物等。发现发热或积水，须及时通知户主并跟进。清理消杀中还动用了无人机，准确定位杂物堆积和积水黑点，立即处理。

与之相关的布雷图指数，此时已降至5以下。郑爱华解释，该指数通过检查积水容器及伊蚊幼虫孳生情况计算得出，是评估登革热、基孔肯雅热等蚊媒传染病传播风险的重要指标。布雷图指数在5以下，则属于相对安全范围；介于5到10之间，提示该地区存在低度风险；介于10到20之间，提示该地区存在登革热流行中度风险；高于20，提示该地区属高风险地区，有暴发风险。

不过，也有人感到蚊子似乎更难杀了。

佛山某区级机关单位的杨珊在近期一次消杀后注意到一个细节：烟雾中，一只斑鸠从楼顶坠落，无力再飞，而不远处，两三只蚊子仍在盘旋。

她还发现，蚊子似乎总在消杀后不久再次出现。另一位工作人员则表示，如今被蚊子叮咬后，包肿得更大，且四五天不消，挠破后容易留印，蚊子不但难杀，好像也更“毒”了。

很难说这些细节指向蚊子的抗药性提升。不过，“如果你在点着蚊香的半夜，还起来打蚊子，那你就感受到抗药性了。”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郑爱华说。

杨珊看到一份数据，是佛山三水区相关单位近期得出的监测结果：白纹伊蚊幼虫对残杀威的抗药性指数为4.53（低抗），对双硫磷为16.86（中抗），对氯菊酯为41.43（高抗）。白纹伊蚊成蚊对马拉硫磷的死亡率为81.67%，属“可能抗性种群”；对溴氰菊酯的死亡率为25%，属“抗性种群”；对噁虫威的死亡率为98.33%，仍属“敏感种群”。

日前，顺德区也测定了白纹伊蚊成蚊对4种杀虫剂的抗药性，结果与三水区基本一致。

被打破的平衡

蚊子出现抗药性是一个老问题，郑爱华说。

郑爱华介绍，早在2.26亿年前的三叠纪就出现了最早的蚊子。而当时人类的祖先仍是水陆两栖动物。能历经数亿年演化而不被淘汰，蚊子自有其生存之道，人类难以彻底消灭。

19世纪，人类合成化学杀虫剂并广泛应用于农业和公共卫生领域，如农业害虫一样，蚊虫抗药性问题也逐渐显现。

简单来说，抗药性就是连续使用某类杀虫药剂后，蚊子发展出对这类杀虫剂一定剂量的耐受能力，并且这种能力能够遗传到下一代。只要持续使用杀虫剂、驱避剂，蚊子就必然产生抗药性。

郑爱华担忧的是，短时间内，大规模、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变化，打破人与自然之间原有的平衡。

一个周末，小雨淅沥，中山水务事业单位工作人员王颖被派往某村协助工作。“那个地方的布雷图指数达到20了”，村干部告诉她。

指数“爆表”的是一片工厂区。王颖被派往的厂区面积近3000平方米，积水点多集中在电动车棚周围——因水泥地面浇筑不平，墙角低洼处容易积水。她看到不少积水混杂泥土、垃圾、青苔，明显属于卫生“黑点”。厂区周围还有多处水洼。村干部称这些都是隐患，要求他们立即清理。

王颖说，大多数工作人员并不太了解生态平衡和抗药性方面的知识。她注意到药剂包装上明确标识了每平方米3克的用量标准，但实际操作中，几乎没人带秤，往往直接倾倒。

村里一位连续多年参与防蚊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这类药“没有这么严格的讲究”。在蚊虫孳生地附近多倒才有效果。对方边说边抖抖包装袋，将药物倒入窨井。“如果杀不死，那就多倒点。”至于抗药性，他们相信，多点剂量总能见效。

工作人员直接倾倒药物。受访者供图

以往的雨前，蜻蜓——蚊子的天敌低空盘旋。最近几个月，王颖感到，蜻蜓比往年更少了。她住的小区外有条水沟，夏夜总能听到蛙鸣。如今，蛙鸣消失了。

因消杀人力紧张，刘睿被要求工作日每天半天下沉社区防疫。十个工作人员一组，每组在一个社区轮值两周，再转往下一处。消杀防控后，他发现周边蚊子少了，病例增速也放缓，“即便穿短裤上街，也不太被叮了”。但他注意到，路边的灌木丛被铲平。他感到难过：消杀一种昆虫也可能导致其他物种死亡。刘睿说，我们不能放任不管，但也不能过度干预。若其中一环遭到破坏，势必影响整个生态链。

郑爱华担忧的是，短时间内，大规模、高频次的消杀会加速蚊子抗药性的变化，蚊子因此更难被杀死。“对长期防控而言，今年的用药终点就是明年的起点。”人类不得不持续增加剂量和频次，投入更多成本——这不是可持续的防控方式。

他进一步解释，事实上，蚊子传染病毒有“窗口期”，正式名称是“外潜伏期”。蚊子叮咬感染者后，病毒需在蚊子体内“潜伏”约1周多，才能通过再次叮咬人传播病毒，而成蚊的寿命仅1至2个月，其所携带的基孔肯雅热病毒不会传给下一代。此外，蚊媒病传染传播有几个决定因素，包括：蚊子密度、人口密度、人蚊接触强度。因此，清除蚊子孳生地、消灭成蚊和做好个人防护措施是防控工作的重要环节。

我们学会共存了吗？

佛山禅城区居民梁刚感受到生活的变化是在8月中旬，佛山受台风“杨柳”时。当时，暴雨导致佛山部分区域内涝，他所在小区有车辆被淹，他的车因停在高处而幸免。

台风过后，梁刚发现内涝与防蚊措施有关：街道在下水道铺装纱网，却被落叶垃圾堵塞，导致排水效率骤减。他把人们生活的城市理解为一个复杂的系统。“装纱网是必要的，”他说，“但任何措施都可能带来新问题，我们应该提前研判、系统解决，而不是头痛医头、脚痛医脚。”

城市治理如此，面对自然亦然。

郑爱华表示，我们也无需对蚊子的抗药性过于担忧。具有抗药性的蚊子，其环境适应能力相对于敏感的蚊子往往更差。在不用杀虫剂的时候，蚊子的抗药性种群会发生可逆的变化，但是前提是环境中还有敏感的蚊子种群。但是如果蚊子全部都产生了抗药性，那这种可逆性变化就很难发生了。

此外，为了延缓抗药性的产生，在消杀用药的时候可以采用“鸡尾酒”的方式，有点像艾滋病药物的使用方式。即次消杀过程中，混合两种不同靶点或者不同杀伤方式的药物，能延缓抗药性的形成；也可使用“生物控制”方式，如通过释放携带沃尔巴克氏菌的雄蚊，使其与野生蚊交配后产生不育后代，从而降低总体蚊子密度；还可研发新型的蚊虫驱避剂、杀虫剂等，也能有效地规避蚊子对现有杀虫剂的抗药性的问题。

这个夏天，佛山在全市范围内多次开展爱国卫生运动统一行动，全面清除蚊媒孳生地，筑牢基孔肯雅热群防群控的严密防线。爱国卫生运动作为我国传染病防控的宝贵经验，在历次重大公共卫生事件中均展现出强大效能。本次疫情防控实践再次证明，做实做细爱国卫生运动，能快速有效降低蚊媒密度，切断疾病传播链条。

8月26日，佛山市召开基孔肯雅热疫情防控新闻发布会。佛山市疾控中心党委书记曹俊烨指出，在蚊媒传染病防控中，爱国卫生运动主要从三个方面发挥积极作用：一是打造健康的人居环境，二是培养公众健康的卫生习惯，三是推动形成健康的生活方式。这一系统性、群众性防控方式，不仅着眼于当前应急，更致力于长效健康治理。

郑爱华出生于1979年，他依稀记得童年时期参加爱国卫生运动的经历。他了解到，爱国卫生运动不只是一时的清扫整治，更在城市着重环境卫生、在农村管好水与粪污，标本兼治，为降低传染病发生率、保障群众健康、促进经济发展发挥了历史性作用。

而当前的蚊媒疫情为爱国卫生运动提出了新课题。我们国家以前应对的虫媒传染病，如疟疾、血吸虫病和乙型脑炎等主要发生在农村。而现在流行的基孔肯雅热的发病规律显示，人口密度是关键指标。随着城市化推进，城市人口密度增加，该病更像一种“城市病”。面对佛山这类有高密度城中村的地区来说，它介乎城市和农村之间，其路面、管网系统有所欠缺，产生的卫生死角也与以往不同。他呼吁，在实践中，我们需在过去有效方法基础上，优化出一套适应未来复杂城市环境的防控策略。

城中村内不免出现一些卫生“黑点”。甘煜敏摄

城中村内不免出现一些卫生“黑点”。甘煜敏摄

人与环境、政策与执行、集体与个人——每一种关系，都在重新寻找平衡。

“我住在一楼，有些潮，蚊子也多。”早在多年前，住在中山一小区一楼的夏琪就给家里装上了纱窗、纱门。她学会通过观察纱门纱窗上停落的蚊子数量，来判断是否点蚊香或涂抹“蚊怕水”。

夏琪觉得，防蚊已成为生活常态。常态化防控加上每个人做自己健康的第一责任人，才是有效措施。

每天回家，她都先拍打纱门惊走蚊子，再开门侧身进屋。白天室外点蚊香，夜晚室内用温和的蚊香液，床上加装吊顶蚊帐……她逐渐学会了与蚊子共存。

王颖仍被要求参与下到村里宣传基孔肯雅热的工作中。她发现，某些村民家中积水多是有原因的。这些村民家农田在地势较高处，缺少水系灌溉，当地早早禁止打井。而用自来水灌溉成本高，村民们还担心氯气影响作物生长。于是，村民们用水缸、桶收集雨水。作为一名水务工作人员，王颖觉得应看到居民需求，尽力为他们解决困难。

就读社工专业的彭雅在佛山某街道实习。“大家并不焦虑，只是每日做好该做的防护。尽管目前仍有病例，但期待生活一步步回归正轨。”彭雅说。

8月26日，“终止Ⅲ级响应”的消息传出。彭雅感叹道，这一切离不开政府各部门和市民的共同努力。杨珊期盼能有个正常双休，好好休息一下。

佛山乐从镇南区公园内，设了五个消杀网格，每个网格间隔六七十米。一个喇叭播报着公园每天上午7点至9点、下午5点至7点开展灭蚊消杀。

公园的消杀网格指示牌和喇叭。甘煜敏摄

当天下午5点，不少老人、年轻的夫妻带着孩子在南区公园玩耍。一对老人来公园散步，志愿者拎着驱蚊水，喷在老人的手臂、脚踝处。公园内，一位老人举着麦克风唱起了歌，“小城故事多，充满喜和乐。”

给桥底的草喷完药后，一位消杀人员拎起管子走向下一个消杀网格。消杀声时响时停，直到完全消失。

（应受访者要求，本文除郑爱华以外均为化名）

给你告老师去！

各位好，今天是8月的最后一天，海边的西塞罗复更后度过的第二个月，从家庭的繁忙中抽出一点空闲，我想聊一天前两天看到的新闻。

浙江省绍兴市的鲁迅纪念馆有一面鲁迅手里夹着香烟的网红打卡墙，部分游客到鲁迅纪念馆参观游览，会到这面墙点燃打火机或者香烟，拍一张打卡照。 近日，游客孙女士在社交平台发文，认为这幅鲁迅抽烟的墙画不妥，并在8月22日将此事投诉到了“浙里办”。 孙女士投诉绍兴鲁迅纪念馆网红墙画的理由是，该画的原画是鲁迅在自己家里抽烟，墙画去掉背景，有引导人室外聚集抽烟危害他人健康的风险，还有误导之嫌，女士要求对墙画进行更换。

这个事爆出之后一石激起千层浪，好多网友发散思维，问鲁迅夹烟不行，那岳飞纹身“精忠报国”就更有误导之嫌了！要打马赛克。李白写诗《将进酒》未成年人看了喝酒怎么好？也应该删掉。

可能这事闹得确实太不像话了，最后是官媒人民日报下场发声，然后微博等平台知趣的把戒烟爱好者孙女士的号给禁了。

说实话，这个新闻刚刚爆出的时候，我其实没太在意，因为作为一个靠每天码字为生的人，我遇到类似的情况实在是太多了，最近这几年来，基本上我写什么，评论里一定都会有人找到角度说你这个写的不合规、不正能量、屁股歪了，最后一句“举报了”结尾，言语间得胜的意味，仿佛鲁迅先生笔下的阿Q在看到伤风败俗的狗男女之后，躲到黑暗角落丢出的那块小石头。

我把这类人称之为举报爱好者，虽然在我评论区里群聚的这部分举报爱好者角度之刁钻、用心之险恶，其实比好歹提倡禁烟的孙女士都过分一些，但我们还是能从他们的行为模式当中看到一二相似之处。

这类人，除了网友吐槽的“孔雀开屏只看腚”，专门从别人创作的好东西里挑出几根骨头的天赋。我觉得最重要的问题是懂得“柿子捡软的捏”，你看“鲁迅夹烟”这个新闻里，可能很少有人注意到，孙女士就算真的力求禁烟，她本来也有其他很多别的方法，去表达自己的主张——比如她自己都说了，很多人在画像底下“陪一根”拍照，那她完全可以在看到游客做出这种举动的时候上去劝阻，劝句“同志，吸烟有害健康。”之类的。亦或者，她的禁烟态度更激进些，也可以在画像底下打横幅、作演讲、搞禁烟宣传。

以上两种行为，本来都可以起到表达自己禁烟主张的目的，但孙女士都没有选，她的本能反应就是写一封举报信，直接投诉到“浙里办”去，要上级以政令的方式直接责令当地部门进行整改。这个方向感之清晰、准确，就真的也是没谁了。

但为什么她方向感如此清晰呢？因为她心里其实清楚，鲁迅的画像是死的，但在底下“陪一根”拍照的游客是活的。她要真在画像下面一个一个拉游客，劝戒烟，肯定要遇到阻力，甚至被骂神经病。

这个阻力是她不想碰到的，她只想以最小的成本达成自己主张和目的，所以她就本能的想起了乞灵于公权力，借助公权力去实现自己的诉求——是的，乞灵于公权力，这就是一切举报，无论正当还是非正当的，共同的本质。

但孙女士的这种方向感之清晰，让我想起了另一件事，那就是最近几年国内男女权论战激烈，而在论战中，无论男性还是女性好像都特别善用“举报”这种方式给对方添堵添恶心——今天男性们举报女性们喜欢的某个耽美同人网站，明天女性们举报男性们某个擦边论坛，最后双方你来我往，把彼此能获得一点快乐的擦边玩意儿全都给彼此封禁了，双方被迫都这么不那么痛快的活着。这事儿说到底怪谁呢？可能只能怪我们从小被培养的举报文化实在是过于发达。无论男性还是女性，无论看到鲁迅夹烟还是看到别人写你看来不爽的文字，某些老大不小的巨婴第一反应，依然如被教育的乖孩子一般——“给你告老师去！”

在这些人的想象中，他人不符合自己理念行为的自由是没有的，而他们自己的个体又是孱弱的，但要独断的强迫他人屈从孱弱的自我去做或不做某件事，唯一的办法就是举报，靠乞灵于公权力完成自己心中那个小小秦始皇无法伸张的独断欲。

但如此发达的告密感官，似乎在全世界是并不多见的。

小时候看伏契尼的《牛虻》主人公少年亚瑟因为嫉妒自己心仪的女孩与革命领袖走进，在向神父告解时以忏悔的方式说出了他知道的革命计划。结果他的告解神父向当局告了密。亚瑟因之背负上了告密者的耻辱，不得不用一辈子去洗清，整部《牛虻》小说几乎都是以这个悲剧为起点而展开的。我童年时读到这个故事，最大的感受其实是西方人对告密、举报这件事的“罪感”实在是太浓烈了，你看亚瑟这样一个无心之失，就非但得不到原谅，而且甚至不能自我原谅。

而如果你深入了解西方文化，会发现确实是如此的，基督教中最著名的罪人犹大，他所犯的罪其实也就是向罗马政府举报了耶稣——以当时的罗马法律看来，犹大这做的绝对是个浑身正能量的举动。但犹大却因此被欧洲教会骂了整整两千年。有这个故事做底子，欧洲人对“告密者”的痛恨一直就延续至今。

与之相比较，你会发现我们在文化审美上对告密、举报这种事就一直保持着正向态度。这可能跟我们的历史驯化有关。

中国上古时代有个周厉王，他为政严苛，还不许别人说他坏话，于是就安排了很多特工在市井穿行，偷听人谈话，谁有不满就惩治谁，最后亲朋好友路上相遇都只敢眨眨眼睛，不敢说话，所谓“道路以目”，但周厉王的这个做法最后也没有搞成，可能是因为派那么多人进行如此无死角的监视既不现实又耗费过大。所以他的方案破产了。

但商鞅变法的时候，就天才的想出了一个厉王政策的改进型：史载商鞅推行保甲制、连坐之法 ，鼓励举报，惩治不举报 。商鞅订下的规矩中，有一条叫“告奸者与斩敌首同赏”。也就是鼓励大家举报他人，这么做的人和立下军功的人享受一样的奖励。

商鞅的这个规定紧接着就造成了灾难性的后果，被举报的犯法者用绳子串着排成长队在渭水边砍头，河水都染红了。

到了汉武帝时，为了搞钱支持对匈奴的战争，也搞了一次大规模的举报。汉武帝于元鼎三年颁布“告缗令”，发动天下平民告发偷税漏税者，以其偷漏金额的一半奖励举报人，另一半收缴国库，偷税者全家流放边疆一年，并且错告诬告概不追责。这个法律颁布下去，史载中产以上之家纷纷破产，从商者减少，物价飞涨。

到了唐代武则天上位的时代，因为权力得来的合法性不够，于是大兴举报之风，搞了个匦检制度，用于检举谋反的人，和汉武帝一样，诬告、错告盖不追究，核查属实则有重赏。一时之间朝堂之上人人自危。

以上三个故事，只是中国古代历史上举报学的三大高潮时期，实际上国人对举报这件事的酷爱，是随着历史的演进不断的累加的，一直累加到清代。

清朝皇帝之所以能那么顺手的执行文字狱，彻底实现周厉王无法实现的梦想，本质上不是因为他们比周厉王安插了更多的耳目，而是因为商鞅为中国古代帝制发明的这套驯化法，已经把这里的民人们培养的过于热爱举报——热衷于互相监视、互相举报的大清国民们，今天你举报我“清风不识字，何必乱翻书”，明天我举报你“一把心肠论浊清”，后天皇上一并降旨，说那就都满门抄斩砍了了事。然后，大家一起上刑场的时候两家人还在互恨互害，觉得对方是恶毒的，朝廷是圣明的。

不信你去看看孔飞力的《叫魂》，清朝的中国遍地都是这种能活活把自己蠢死的底层互害。

于是商鞅得逞了，中国人终于被驯化的爱上了举报这件事。并通过这种热爱，他们为自己打造了一个周厉王也构建不了的关押他人和自己思想与行为的牢笼。

怎样从这个牢笼里脱出？我觉得首先，的确要从改造文化，让人们开始厌恶举报开始——也不用厌恶到欧洲人的那种程度，但至少看到墙上的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要举报”，这样的神经质我们好歹还是先厌恶一下的才好。

只有当民众不如巨婴一样不事无巨细的要求公权力介入到他们的一切日常生活中时，讨论个体的自由与独立才能成为可能。而这样可能性，在只要看到别人有不合自己意愿的举动和发言就“举报了”的人那里是不可能存在的。

夹烟的鲁迅先生的确说过“一见短袖子，立刻想到白臂膊，立刻想到全裸体，立刻想到生殖器，立刻想到性交，立刻想到杂交，立刻想到私生子。 中国人的想象惟在这一层上能够如此跃进。”

而今，我们会觉得先生说的害不够完满，不妨补上一句：“一见鲁迅夹烟，就立刻想到带坏小孩子，就立刻想到正能量，就立刻想到要写举报信告官，中国人的行动唯在这件事上能够如此勇敢。”

愿终有一日，我们能丢下这“跃进”，这“勇敢”，摆脱商鞅给我们的怪癖与枷锁，奔向真正的人格健全与精神自由。

CDT编辑按：

8月29日，也就是中国情人节七夕的晚上10点，重庆大学城的一栋大楼外墙，忽然出现投影的巨幅标语。标语内容包括“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打倒红色法西斯 推翻共产党暴政 不要谎言要真相 不要奴役要自由 暴政共产党下台”等，投影持续了约50分钟，最终被警方锁定位置关闭设备。。

8月30日，《不明白播客》主持人、《纽约时报》专栏作家袁莉请到此次标语投影事件的行动者戚洪在 YouTube 直播对话，戚洪因为安全考量并未露面，但表示已于8月20日离开中国，与家人一同前往英国，29日当天是远端操作投影。原本有点担心计划失败，而且面对“庞大的暴力机构”还是有所担忧，但没有预料到事情发生后会有如此大的反响。

戚洪在直播中讲述了自己的人生经历：出身重庆山村，16岁辍学后南方打工，早年在北京因流动人口身份多次遭遇警方粗暴对待，甚至被收容所关押和凌辱。2006年后他靠电商创业改善了生活，在北京买房买车，表面过上中产阶级生活；但2019年后，他因疫情、教育、食品安全、思想控制以及仇恨教育等问题，对中国社会彻底失望。

戚洪分享，他是受到“四通桥事件”的彭立发、白纸运动青年及今年4月成都天桥标语事件的启发，想用自己的方式把心声吐露出来。他同时强调自己并非追求暴力革命，而是希望以较为“行为艺术”的方式表达心声，点燃一些大学生心中的“火种”。

编者注：华语自由创作社区大声（大聲- Dasheng）已授权中国数字时代全文转载。

访谈重点摘录：

……就是一只青蛙坐上中国总理的位置，它也会是人民的好总理。人们会说，“难道你没看出来这只青蛙的儒雅帅气吗？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王子。”这是因为明君贤相加青蛙是中国皇权传统中理想的政治模式。

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经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

……一直到 2019 年，孙小果的案子再次成为全国热点。原来它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继续作恶。我自己撰写了三篇文章，三篇报道，包括孙小果案，但是没有提我的名字。外界所知道的事情都是不准再 follow 的，但是它回删这一点是最近才被人们意识到的。身在自由的国度，我比他们有更多的言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我可能也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

第一句话是，言论即是自由。第二句话叫，言论是一切的开端。倘若不为言论而战，自由必将丧失。

吴薇：长平老师，欢迎你来接受我的采访。我们想做的“中国新闻三十年”的专题，其实我是想找一系列在我们过去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里面，重要的一些从业者，我们的媒体的一些记者、编辑，一些在不同的历史阶段和重要的新闻事件中间，发生过作用的人。而且在这个过程中，其实我很想听的是大家个人每个人的一些选择和参与一些新闻事件的这些过程。同时这个过程，就个人的经历和我们整个这个时代，这三十年新闻行业的变迁，这部新闻史之间的关系，那我们个人每个人的史，其实也是构成了这个新闻的史。所以在这个过程中间，我觉得您是一个必须我要采到、很重要的、有分量的一个人。因为我一直觉得你是很少有的，就是从中国的 90 年代开始，一直写评论中国新闻走到今天。而且你现在虽然身居德国、身居海外，但是你的触角，你的接触中国和评价中国时政的这种笔触是从来都是仍然很锋利、很生动的。所以我觉得今天我们能做这个访问，我个人是非常非常的感谢，也很兴奋。

所以其实想问您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如果你要评价一下长平的三十年和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你会怎么去描述它呢？

长平：谢谢吴薇，谢谢观众朋友。我先从一个故事说起。这个 1998 年，当时我和作家、媒体人钱钢几乎同时加入加盟《南方周末》。当时《南方周末》编辑部有一台传真机，那时虽然有了电子邮件，但是传真机和信件还是主要的通讯工具。那台传真机一直就开着，从早到晚很少有停歇的时候。那它在干嘛呢？它在接收来自全国各地的信件，有提供新闻线索的、有鸣冤叫屈的、有读者发来意见的，还有很大一部分是全国各地记者的投稿。当时很多重要的新闻，各地的本地媒体都不能报道，有些记者已经采访了，写了稿子甚至已经编好了，然后收到禁令或者受到压力不能发表，他们就投给《南方周末》。也有同行专门为《南方周末》写稿。大家都能在《南方周末》发表一篇文章，发表文章对作为一种职业荣耀。这个《南方周末》的编辑在缺稿或者手头稿子不太满意的时候，就起来走到传真机旁边转悠一下，翻一翻，有些时候能拿到一篇稿子，直接就能上版发出来。

所以我当时就说，《南方周末》是全国记者一起做的。这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可以细聊。有一天，这个钱钢他刚来不久，他就盯着那台传真机看了很久，他很感慨的说：“要把它保存好，这就是历史。”可能因为他写过《唐山大地震》，对这些历史素材更加敏感和珍惜。我们并非不能理解“这就是历史”，但是我们当时的关注点都在当下，都在忙着记录别人的故事，中国社会转型的大历史。同时我们也年轻，就觉得这样对待自己有点太自大，有点不好意思，甚至太可笑，所以大家对钱钢的话觉得有点惊讶，甚至笑出声来。对，但是今天回头看，那台传真机真的就是历史，中国新闻史和政治史上重要的历史文物，很有可能就没有人把它保存下来。

那天我们在通话中，你也谈到这个观点。对，你说我们一直都在记录着别人的历史，有时没有意识到我们自己就在亲历历史，就是历史的参与者，就是历史的一部分。我很赞同。这些年来我也逐渐开始在文章中提到我的过去的经历，我写过的文章。对，在德国之声，我甚至在“长平观察”时评专栏之外，还新开了一个栏目叫“长平漫游”，就写下自己的一些生活和思想的游历。在讲这个故事的时候，我想到一个更好的例子，下次我们有机会可以再讲。

再回到你的问题，就怎么看长平三十年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关系。我不得不承认，我自己就是一台传真机，也许还是一台装了 AI 的传真机。因为我不只是接收记录，还会思考。这是第一个原因。

第二个原因是就在中国的官方叙事中，包括我工作过的一些媒体，比如《成都商报》、《南方周末》，他们的官方历史中，因为有些时候他们会做什么报庆多少周年，几十周年，会写一些官方历史，在他们的官方历史中，甚至在那些需要在发表在微信公号的抗争者写下的记录里，也许是有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但是并不存在长平的三十年，就跟奥威尔的小说《一九八四》里描述的情景一样，长平是一个不存在的人，不存在的符号。如果说当年《南方周末》办公室那台传真机可能因为我们的忽略，没有能够作为历史文物保存下来，那么长平的消失则是人为的审查、删除的结果。

我们曾经认为这几乎是不可能发生的事情，因为就我个人在国内的工作而言，我很幸运，当时读者多的时候，可以说几乎每一篇文章发表出来，都会拷贝到各个网站，到处都是。因为当时互联网很发达，不只是因为我的读者多，互联网需要大量的这些素材，需要这些内容，竞争也很激烈。另外我们作为作者也没有那么有版权意识，觉得有人看也不错。有些网站是给我说了，很多网站包括一些房地产专栏也包括一些知名媒体开的专栏，其实百分之九十以上都不是我写的专栏，当然很多都跟我说了，有些甚至不跟我说，他有个编辑跟着你发了文章就贴过去，作为你的专栏，好像你每天在他那里更新专栏一样。我们也不介意，就觉得有人看，这个也不错，反正当时是那样想的。

所以我就觉得，至少我的文章在网上容易查到。但是后来我逐渐的发现，去搜索越来越少，到今天去搜索长平，几乎只剩下什么地名、什么历史跟着相关的历史字条什么的，这是完全没有。我很早就发现了。对。但还是有点惊讶，因为当时我们外界所知道的都是不准再发了。对，但是它回删这一点是最近才被人们意识到的。另外包括我刚才提到，有些可能努力甚至于反抗的姿态，去留下的一些历史记录，因为它很，可以说是非常有效率的审查机制，让一些人写的这样一些记录中，可能也没有我的名字。

我注意到这点是读到类似几篇文章。比如说举个例子，中国有个很著名的案子，叫孙小果案。就是在云南昆明，有一个黑社会团伙，的确是横行霸道，无恶不作。在 1997 年，我和《南方周末》另外一位记者的一个好朋友，我们就去昆明采访，采访了之后，引起很大的轰动。可以说是当时的《南方周末》还是很受重视，对这个案子的宣判起到了很大的作用。因为当时孙小果已经被抓了，但是他们家里有各种关系，包括公安内部的关系，一直各种拖延，受害人根本不敢声张。我们去做了采访之后，的确是让当时可以说是相当程度的沉冤昭雪。看起来当时以为是作恶者罚当其罪。当时我们知道他被判了死刑，后来又改为死缓。但不管怎么说，他会几十年关在狱中。我的那位同事还受到过威胁，他还离开广州，躲了一个月，然后感觉到应该没有问题就回来了。但是其实我们不知道的是，一直到 2019 年，这个孙小果的案子再次成为全国热点，原来他很快就出来了。所以我们其实一直处于危险之中，而且继续作恶。

一直到习近平时代的作恶打黑什么的，他再次成为什么全国督办的案子。他再次被判死刑，然后在 2019 年被判死刑，然后被执行死刑。而且他的一个系统很多人都被判了。这个案子可以说是让媒体非常的感慨，有很多人在写文章，其中包括……包括有些人就是感慨，当年的《南方周末》已不复存在，这样的案子都再也不能得到像当年那样的舆论监督，言论自由的空间几近为零，就连体制内的舆论监督都只剩下舆论打手的功能了。然后这些案子的解决都靠可以说是政治斗争，实质为政治斗争，名义上的所谓反腐，这些来解决。那有人就写文章，有好几篇文章，就写到当年的报道。而且就怀念当年的调查记者，比如说有篇文章，它还讲，“孙小果案的背后，我们不能忘记的什么南方系的英雄”。这个文章，它因为要在中国网络发表出来，它列举了过去我的很多同事，这是非常好的。其中包括提到我自己撰写的三篇文章，三篇报道，包括孙小果案，但是没有提我的名字。没有提出我的名字。而且写得非常流畅，感觉就是你看不出他自己抹掉了什么。对。

这个我就不存在。这个还是挺让我感慨的。我当然并不是介意一篇网文是否提到……一篇一篇网文是否提到我的名字，但是我只是感慨这种让一九八四都自叹不如的审查机制。那就是即便那些以反抗为名，留下的文字中，这个历史也被改得不着痕迹。这个在中国互联网上消失的当然远远不止我一个人，而是一个时代的失踪。直到去年，有一篇网络文章引起很大的关注，这个《纽约时报》的记者袁莉还写了一篇报道。那篇报道的名字叫《在加速崩溃的中国互联网，正在消失的集体记忆》。它是基于一个引起很大关注的帖子。对。有一个作者，他的叫何加盐，有一个博主，他写了一篇文章叫《中国互联网正在加速崩溃》。他讲，就是我们原来以为互联网是有记忆的，但是没有想到这种记忆原来是像金鱼一样的记忆。袁莉也去测试了，她在这篇文章也测试了，包括那些看起来不那么敏感的人说，一些知名的企业家，比如柳传志，包括马云、包括马化腾，他们过去的留下的大量的互联网的这种记录，都被删除。

这个……袁莉也采访了我。她引用了我的话，我告诉她说，我的确，我之前就已经发现，我在公共舆论中的存在被扼杀的比早年预想的要严重得多，但是我也没有发现这整个的坍塌，或者这整个这么大的部分，都像金鱼的记忆一样都不存在了。我说那是我……那也是我个人生命的很大一部分的丧失。这个我感觉到是自己的个体生命被否定。所以在这个意义上，我愿意来谈我的个人历史和中国新闻三十年的历史，也是我个人的社会生命存续的一种增长，也是对于中国言论审查的一种抗争。

当然在国内那些我曾经的同道，他们的名字是可能出现在国内的这些文章中，但是这些文章在很大程度上，主要是怀旧、忧伤、叹息。叹息调查记者一事，叹息“风萧萧兮易水寒，壮士一去兮不复返”。这些都很好。但是我自己想要讲的一些内容，他们很难说出来，比如说抗争，比如说一些对当下抗争的启发。当然从这个意义上说，身在自由的国度，我比他们有更多的言论空间。在很大程度上，我可能也有责任说出我所知道的历史，虽然未必是为他们代言，因为每个人会看到不同的历史，所以更主要的是我替自己发言，说出我自己的经历、观察和思考。

从这个意义上说，那又带出第三个理由，那就是这跟我在中国媒体长期工作的主题有关。那就是在历史叙事中，发掘个人历史、个体抗争和个体的价值。这个我在一些文章中做过回顾，就是我在中国的宣传中，一直强调集体叙事，或者历史的宏大叙事、集体唱响。从一开始，我和我所工作的媒体中的很多同道，我们的一个价值立场，就是坚持个体立场、坚持个人价值、记录个体历史、警惕时代洪流的裹挟。

那我举一个例子，比如说 2008 年，那是一个被我称为真正的中国梦的元年。虽然很多人把“中国梦”是从习近平上台的 2012 年开始算起，但是我觉得 2008 年是一个……实际上就是我这样计算。实际上习近平和胡锦涛的时代并没有那么割离。这是我的一个看法。而且胡锦涛时代的后期其实就已经为“中国梦”、为习近平时代做了准备。2008 年的奥运会和西方的经济危机，当时是一个非常重要的历史的转折点。那一年很多中国媒体也非常的兴奋，不只是央视。可以说从头一年开始，因为我们都要准备第二年的这些议程，我就在各种文章中，以及在跟媒体同行的各种讨论中，我就希望大家脑子里一定要想到，在这种集体叙事中，我们一定要强调个人立场、个体价值、个人尊严。

那一年刚好我被邀请，同时为好几家有影响力的报纸，你说《南方周末》、《南方都市报》，还有我自己当时当然曾任副总编的《南都周刊》，撰写新年献词或者是社论，或者是改革开放纪念特刊等等。我自己也写了好多，为《南方都市报》上海的《新闻晨报》、北京的《青年记者》、《新京报》等等，写专栏文章的时候，我当时是特别有意识的。可以说几乎所有的主题都像我给《南方周末》当年的新年献词写的定的原标题一样，叫《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到后来他们改了这个标题，当时还给过他们一个标题选择叫《大时代中不能没有你自己》。就是希望警惕被危险的民族主义话语席卷。

以新年献词为例，我在开头是这样写，当然都是新年献词的那种文艺腔：“帷幕许起灯火璀璨，在 2008 年的世界舞台上，中国已然站在中央。闸门洞开浪涛汹涌，在历史洪流的席卷之下，你在哪里？”在结尾我是这样写的，就无论你是何种角色都不要被历史的大潮淹没，或者冲刷出……冲刷去你的独立存在。至少你要在大时代中做个坚强的小人物，在狂欢夜中做个自由的舞者。

当年我给《南方都市报》写了一篇社论，当时也写到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十年。大概那个社论是改革开放三十周年。这个叫“纪念不为赞美，得失均需反思”。就是我强调我们每一个人都有一个自己的三十年，每一束光芒都动人心魄，每一个三十年都值得纪念。这个我自己当时主编的《南都周刊》的三十周年纪念，我就策划了一组报道，直接就叫“三十年个人进化论”。当时我在主编寄语中写：“有人在历史中看见别人，有人在历史中发现自己。”我的重点就是说，因为在时代的大潮当中，个人的悲欢离合很容易被认为无关宏旨，过于看重难免矫情。但是这正是我要反对的洗脑话语。对我后来也一直写，包括我每年在六四当天要写一篇纪念文章。其中有一年，我记得的就是讲六四对个体生命价值的摧毁。我的意思就是说，讲述个人历史一直是我工作的一部分，只是过去我可能更多的是记录其他人的个体抗争、个人生命历程。那我也需要面对自己的生命历程。

这就是我对你的这个问题的浓缩的回答。

吴薇：听你讲了这么多，我其实非常的感慨。有一个很重要的点，就是可以来强调我们为什么要在今天做这个事情。其实还可以再往下延伸一下，就是现在有越来越多的人意识到个人史就是更重要的历史，或者说每个人的个人的历史，其实在构成真正的历史。这个话搁在其他国家，它的上下文的意义没有那么显著，但是今天来说这个问题，就是你说的这个原因，就是我们以为互联网给中国带来了这种技术的自由，给每个人所谓的这个赋予权利，好像不管是每个人可以在自己的手机上去记录，当年还有直接用手机这种公民记者参与的这种抗争。好像曾经不管是在中国自下而上的这种反抗，还是整个中国社会的这种抵抗，极权对原子化的这种，就是原子化的控制社会的这种手段的这种能力，好像都曾经有过提升。但是在大家越来越依赖社交媒体，好像就是把手机也都当作了就是自己身体和生活的一部分的时候，有一个所有人都没有意识到的事情，就是它也可以用技术的力量完全抹去所有人的共同记忆和个体记忆。而且像你这么一个有意识在文字里面去呈现记忆、呈现历史、呈现历史的书写的人，你没想到的是你以为你写下来就有了，可是你写下来的所有的东西被技术和这种使用技术的政权它完全抹掉了。

所以这个时候就让我们这些能够，第一还有记忆，第二还属于年富力强，没有老到我们曾经采访的那些人到耄耋暮年到白发苍苍去说，我觉得在这个时刻就是还有鲜活的记忆，仍然还有非常活跃的思路，而且还有发声渠道的这些人，在今天就是要有意识的去记下来。离我们没那么远，我们以为不那么着急需要记录的东西，现在就变得非常非常紧迫。我也是听了以后，我觉得这也是我的理解，也是我对你的一个回应。

长平：是的。我之所以举那几十年前的例子，就是这是一条线索，它不只是一个价值观，就是也是我们几十年在做的，一直持之以恒的一个事情。就是外界不一定能够看到，外界可能更多的看到是会给一些比较肯定的，你们很勇敢，你们一直在抗争，一直坚持做。但是背后这条线，我很高兴你今天给一个机会，我们把这条线理一下。这条线为什么……我们后面可能会谈到，就是为什么当局这么在意这条线，为什么我坚持这条线，最后是要撞上红线。它是一个集体叙事和个人抗争的一个，可以说是一个战斗，一直到今天。

吴薇：对。其实说白了就是我们讲三十年，不是因为我们要怀旧，我们哪里有时间怀旧啊对吧？是因为如果想看眼下，更加理解中国现在的技术、政治、社会和媒体的现状，甚至去找到往下走的这种动能和力量，它必须我们要去研究中国怎么走到现在的，而且怎么在这几十年的时间里面，确立了这么一种数字的利维坦控制。而且这种控制模式是非常非常有效的，塑造了中国的现在的政治面貌、权力结构，这种官民的互动，甚至整个现在的这种所谓的舆论环境。他们为什么觉得一切都可以在他们的掌控之下？就是怎么走到今天这种媒体生态的，怎么走到今天的这种权力和公众的这种对抗，都没有对抗，但是已经是一种控制和被控制的非常固定化的一种模式了。我觉得这些是我们现在要往下聊的原因，也是我们为什么要觉得在这个点上谈三十年，它不是一个回顾历史，简简单单去怀旧去看我们曾经做过什么，沾沾自喜的过程。是我们其实在记录和分享我们的经验，你的成功你的失败，哪些事情做出来了，哪些事情做不到，原因是什么，然后就可以再往下走。我们带着这样一个投射和预期，我想请您分析一下中国三十年，中国新闻的三十年，你如果放在这样一个政治传播、媒体生态的这么一个结构框架下，你想怎么去总结和回顾它呢？

长平：我想用三句话来作为一个回顾。我的一个非常短的演讲，就 2016 年底，加拿大记者言论自由协会给了我一个奖，我当时做了几分钟的这个叫什么获奖感言，说了……然后当时本地媒体，有一家电台，本地媒体做了报道。有一家电台的报道让我觉得很不错，因为他把两句话直接就作为最开始的要点提出来，恰好就是我要讲的重点。

一句话是，言论即自由。第二句是，言论是一切的开端。

言论即自由，听起来是非常简单的话，但是在我看来，它包含着中国这几十年来的宣传教育和政治哲学。这种哲学其实实用主义或者效益主义，也叫功利主义。这个最著名的当然就是邓小平的那句“黑猫黑猫白猫论”，就是“不管黑猫白猫抓到老鼠就是好猫”。如果放到自由上来说，他可能会说自由本身并不重要，他自由之所以重要，是因为通过他可以达到其他目的，比如说能够实现国富民强。这就出现一个问题，他如果只是手段，那么他是可以替换的。如果通过专制体制，也可以实现国富民强，甚至更有效率，比如说举国体制，那么是不是就可以不要自由呢？所以我一再强调，就是自由本身就是目的。但这个可能来自就康德说人是目的，而非手段，这是他的道德哲学的一个核心观点。意思说人拥有绝对价值，应该被尊重，而不是被当做实现其他目标的工具。在我看来，这个自由也是这样。言论自由，就能够说话本身就是自由，自由本身就是目的。这个而不是说我们通过自由获得其他价值，那是另外一回事。他不能……我们当然可以通过自由获得其他价值，这是非常重要的，我后面要讲的。那首先就是自由言论自由本身就有价值。这一点听起来比较抽象，但实际上在我们的新闻实践中，一直一直就存在这样一个问题。所以或者是我们随时都会受到类似问题的挑战。

我举一个例子，就是关于这个……“人民的好总理”。就是我在中国工作的时候，总是有人告诉我，这个体制内有一些人，他们正在运筹帷幄、深谋远虑，这个我们需要去配合他们。对。这我们不要自己想说什么就说什么。其中最最被说的多的就是“好总理”。这个我为此我写了好多篇文章。我能记得的，比如说 2011 年我在《南华早报》我的专栏中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总理的谎言》。这个 2013 年我在我主编的《阳光时务》写过一篇主编的话叫《总理、青蛙和王子》。2022 年，那时候总理已经换了，但是仍然是“人民的好总理”，我写过一篇文章叫《李克强会从好总理到英明领袖吗？》。就是一只青蛙坐上中国总理的位置，他也会是“人民的好总理”，人们会说，“难道你们没看出来这只青蛙的儒雅帅气吗？因为它本来就是一个王子。”这是因为明君贤相加青蛙是中国皇权传统中理想的政治模式。专制政治的性质决定了这种理想模式从来没有在现实中存在过，但是它一直在人民的想象中延续至今。所以中共建政以后，由于宣传机器的洗脑功能的空前强大，直到现在，就像你刚才提到的情况一样，这种民间想象是超级的丰富。文革之后的影视作品中，比如彭德怀、贺龙、陈毅等等元帅都被渲染成刚正不二的青蛙，作为明君形象连连破产之后的替代品，那还得靠贤相。除了双手沾满六四鲜血的李鹏，他实在是烂泥扶不上墙，其他总理无一例外都是“人民的好总理”。从周恩来、朱镕基、温家宝到李克强，总理们都清廉正直、体恤民情，而且忍辱负重、委曲求全。

我想说对总理保有希望没有问题。问题在就像我刚才讲的，总有人告诉我，而且在国内的时候，因为我也能接触到一些好像有些内部消息的人，他们会非常殷切，而且非常带有强迫性的责怪我，总理深谋远虑，为运筹帷幄，我们应该静观其变，不要添乱。简单的说，就配合总理或者总理也可以是代替其他……也可以是其他人或者其他势力，为了让他们实现他们的抱负，这是最重要的。言论自由应该退居其后。我在长期的专栏写作中，我一直在拒绝这种请求。所以我要讲言论即是自由，自由即是目标。

第二句话是言论是一切的开端。在这个时候你可以说，我认为言论也是工具。它不只是工具。言论自由是通向其他自由，实现其他好的目标的一道大门。当时我在获奖典礼上，列了一大堆被投入监狱的中国仁人志士们的名字。我就说为什么我要列这些，在我们言论自由的一个奖项上，为什么要列这些政治犯？我想告诉大家一个事实：在中国的政治犯绝大多数都是言论犯，都是因言获罪。在中国他们可能以各种罪名获刑，但事实上他们犯的罪就仅仅是表达了异议。一方面就中国政治空间异常的狭窄，人们几乎没有可能从事言论之外的异议活动。比如中共早年干的那些事情，比如说组织工人罢工、买武器或者建一个党，中国目前的异议人士都没有机会去做。另一方面，独裁者比谁都能看到言论的巨大威力，他们非常明白言论是一切的开端。

除了这两句话，我当时还讲了一句话：倘若不为言论而战，自由必将丧失。这个也非常重要。你刚才提到大家怀旧，或者感慨空间越来越紧。很多人主要聚焦于习近平的个人性格，或者个人政治理念、政治手腕。这些都是很重要的。但是我们也应该看到，自由从来不是谁给予的。我在 2011 年在南都写过一篇社论，叫《纪念王小波，争做自由人》。当时我就讲，因为王小波成为一种现象，但我就指出他最重要的价值，就是指出自由的可贵、思维的乐趣。自由的思想本身就是一种快乐。同时他也给他事实……他没有直接回答，因为他不是时评作者，他没有直接回答社会上一些争论，但是他事实上通过他的文章告诉人们，对，在社会上一些争论的答案。比如说法律和自由，法治和民主等等。他告诉人们，公平的法律和良好的秩序正是一个自由人的本能，自然而然的追求。但是他们不是天上掉下来的，也不是谁给予的。他只能依靠自由的思想和权力来完成。没有自由作为前提，秩序就无从谈起。如果有那也只是专制者的自由。失去自由的人也就失去了秩序。所以社会上当时争论的“先制定好法律，再给予自由”，还是“先开放自由，再制定法律”，这并不是一个鸡生蛋蛋生鸡的问题。因为当人们没有自由的思想和权利参与制定法律时，他就不会产生出公平的法律来。

我在那篇社论中讲，其实我们应该看到自由并不是一条在道路的尽头等待我们的花园。自由就是这条道路本身。在追求自由的道路上，并没有一劳永逸的时候。这个想法过了几年，我到了德国，2015 年的叫什么……新闻自由日的 5 月 2 号，我写了一篇文章，进一步的总结了我对这个问题的想法。那个文章的标题叫《自由是一只会变的笼子》。当时我提到我很喜欢的作家卡夫卡。他有个小说叫《饥饿艺术家》。在其中不一定是他的重点，但是那句话，我一直对我可以说是起到非常大的作用。他就描述一只豹子，他讲了只豹子，这个它似乎没有因为失去自由而惆怅，它那高贵的身躯应有尽有，不仅具备着力爪，好像连自由也随身带着。它的自由好像就藏在牙齿中的某个地方。对。就是豹子之所以像豹子，是因为它牙齿中带着自由。这是我的理解。所以我后来我希望我的笔，我的脑子中一直带着自由，带着自由本身。

但是我也知道，这个我也很快发现一个秘密，就是在现实中，在中国的现实政治中，跟马戏团囚禁豹子的笼子不一样，关我们的那个笼子是一只易变的笼子。它随时都在偷袭我们，稍不留神，它就会缩小一圈。在网络刚刚出现的时候，它的功能好像主要是反抗限制。今天它已经被体制利用成为维稳的利器。很多人都被它欺骗，被那个笼子欺骗。因为很多人觉得，当时的香港人，甚至现在的台湾人、美国人都在想，只要这个笼子它是固定不变的，我们只要不去碰它，我们就可以……在笼子里面的人会这样想：“我们只要不去碰它的边界，我们就可以在里面安居乐业。”不在外边的人想：“只要我们不去碰它，我们就可以过自己的生活，井水不犯河水。”当然还有些人认为，这个笼子就像紧箍咒，它变小是因为我们不肯顺从。但事实上，这个笼子它有很多限制自由的方法，它不仅囚禁你的身体，它也改造你的思想。它让你相信这些说教，这些想法。就是不仅笼子里边的人被洗脑，笼子外边的人也信以为真。因为它固定不变。

到今天，我认为笼子里的中国，与其说是缺少自由，不如说是缺少对笼子的反抗。笼子外面的世界，与其说是自由的边界受到威胁，不如说是自由的意志正在减弱。这也是我一直给自己的一个定义，我认为我的写作，时评写作，它不是我最初想当作家的那种写作，这个写一个东西，成名立腕，不朽，而是一种行动，是在大街上呼号，在广场上呐喊。就像我刚才讲的，世界上没有那样一种永恒不变的，或者静待未来的自由。自由就是一种永远的抗争。

这是我用这三句话来回答你的问题。听起来可能有点不像人们通常想象的界定三十年新闻史的几个特征。我为什么要用这三句话？在我看来，它是容易被人们忽略的一种实质上的历史和它的特征。当然人们通常会想到的那些特征，以后有机会，我们在将来我们的在接下来我们的访谈中，我们还可以细谈。

吴薇：我们再整个总结一下，就这三句话。你现在……现在谈的这三句话，因为你讲的特别哲学，我是很喜欢的。我们大家要往下稍微要拓展一下。你现在能帮我再总结一下这三句话吗？

长平：第一句话叫言论即是自由。第二句话叫言论是一切的开端。第三句话是，如果我们不为言论抗争，那就将失去自由。理念、方法和抗争和行动。理念、方法和行动。在我看来就是这三个方面。

吴薇：其实你是用一些最终总结出来的这种结论来概括这三十年。而且这是一些非常重要的现实得出来的结论。比如说有一种误区，就是说自由它是一个客观存在的，然后相对是一个定量的东西，只有就是得到自由、获取自由和没有获取自由这几个状态。但是现在好像有一种误区，就是因为没有自由就不做了。但是你的逻辑是自由本身就是目标。自由是等不来的。你怎么能等到有自由，你再去做什么呢？第二个就是在这个过程中间，不要以为不动，或者离这个笼子远一点，你原来有的自由它就还在那，或者你如果没碰这个笼子，它就不出来咬你。但这个其实我的形容……我一直形容它是一个……它是一种病毒，就是这个病毒你不是说你躲着它，它会走出来的。那这是我前几年的形容，结果没想到后来在这个 COVID 期间就被证实了。就是当全世界其实都慢慢地觉得，那我跟这套体制保持一些距离吧，好吧？或者就说包括像德国，这还是一边跟中国谈生意，一边也去说一说人权。还有很多国家就假装中国的言论自由、新闻控制这些事情，这么恶劣的一个国家，但是还是可以跟它在其它方面合作、共生对吧？甚至你好我好。但事实是它是一种病毒，它会蔓延的。它会走出它的边界的。所以你用的是这一个笼子，而且在笼子里面的人以为，我只要不去踩这个红线，我就能维持我现有的空间。笼子外面的人想，我只要不去进去这个笼子，反正我在外面。可是现在我们看到的情况，就是不管是墙内，就是中国领土里面的，包括香港越来越，这个笼子它是带在每个人的身上和脑子里面的。那大家集体的言论和行动的停止、萎缩，它最终会影响到你每天日常的生活状态的萎缩。那墙外也是一样，不管是跨国镇压，还是这种长臂管辖，还是现在你会发现，它越来越多的这种中国式的传播和媒体形式都在走向全世界，走向海外，走向所有海外的这些自由平台。那你就知道你哪躲得过这个笼子呢？所以这是我的理解和一个回应，是吧？

那我觉得这些是结论。

长平：这不仅仅是结论。我要强调的是，这是一种状态。就是经常……我这些都包含着，因为经常会被问到类似这样的问题，就是你观察习近平会不会打台湾？你观察习近平还会专制到哪一步？习近平对媒体还会怎么样？那在我看来，这些都不是习近平一个人决定的。自由是一种动态，是一种动态。就是它取决于外部世界的反应，它不是一个他脑子里有一些成套的计划。就算他有一些蓝图，但他也不是说他就能完全严格的按照他的蓝图执行。事实上这个世界会怎么样，跟每一个人的存在和行动都相关。这就是后来在互联网上，在互联网用的很普遍的所谓混沌理论，就是说在什么南太平洋上一只蝴蝶振动翅膀，在世界上另外一个地方可能就会引起一场飓风。那只蝴蝶非常的渺小。我是相信这种理论的。所以我们并不知道我们的每个行动能产生的确切的效果。但是你要行动。这是为什么我一直会一再会被问到，就是在这么令人绝望的情况下，你还能坚持写作，还能坚持抗争？我当然有过很多思考，就包括正因为如此才需要我们去抗争。如果我们知道明天就自由了，就解放了，然后我们才去行动，这不是一种投机吗？或者都不需要你的那一个微博的行动了。正因为如此，并不是说我们行动就一定会在某年某月某日带来解放，没有人知道。但是我相信混沌理论，我相信自由是一种动态，我相信这世界不是由习近平和普京决定的，他们也是在看外部世界的反应。这其实不是结论，这是一个状态。

吴薇：而且其实是一个生存和做事的逻辑。就是你相信你做事它就是有动能的，而且这种相信你的行动的目标就是行动本身的意义。并不是说我们写作、我们记录、我们表达，实现了它就有意义。就是这种自由表达本身它就是意义。

长平：对。你总结的非常正确。就是对于个体生命来说，就是你写也换不来自由，甚至让你失去自由，那你还为什么要写？既然你说的写作本身它就是自由行动的一部分，它本身就能给我带来意义。

吴薇：现在我们来谈中国三十年，很多人会以为我们是在怀旧，怀念江泽民时代、胡锦涛时代，媒体人还有空间，那个时候因为有空间所以做出来事，而现在是因为没有空间所以做不了事。很多人以为我们会用这种方式来讨论。但其实我不这么想。我认为这个体制它并不是现在习近平一个人制造的。它的存在并不是我们现在眼前这十年的所有的决定因素。可是很多人会以为就是换一个领导人，一切就会好。所以现在会看到大量大量的讨论，都把矛头指向习一个人。所以你同意这种看法吗？你认为就是说媒体人如果……我们现在讨论过去是因为觉得看当年能做事是因为有那几个领导人，现在做不了事，就把习变成了大家做不了事和不做事的唯一解释，你同意这样的一种目前这种非常普遍的一种情绪吗？

长平：是的。我不否认这个时代有很大的变化，领导人的这个个人角色在这个政治学之中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但是另一方面，我希望在我们接下来的这个对谈中，我能让大家看到，这个当年那些怀疑就是事实，但也不是事实。就是我们其实当年也没有想象的那么容易，一直处于危险当中。

谨以此片向《四月之声》致敬。本项目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2025年8月，中国数字时代搜集整理了过去一个月（2025.7.31—2025.8.29）期间反映国内热点事件的网络视频，以时间为序进行混剪制作了本月月度视频——《八月之声（2025）》。

在内容上，该片揭示了当局的言论审查、权利打压，也记录了民间疾苦、民众呐喊与抗争；在形式上，该片模仿了2022年4月22日发布、随即风行全网并遭到审查的抗议上海封城的短片《四月之声》。

我们谨以此片向这部匿名作品致敬。本项目也将持续更新，直到《四月之声》及同类影片在中国解禁。

同时，在中国数字空间更新有该作品的彩色版本。相关链接：https://youtu.be/B3-Ss6dJm2o

致谢：感谢 @李老师不是你老师 、@YesterdayBigcat 对中国相关事件素材的收集与分享。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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CDT编者按：2025年8月1日—8月31日，距离李文亮医生去世已1957—1987天。这位在武汉新冠疫情期间因为说出真话成为悲剧英雄的普通眼科医生并没有被民众遗忘，为公共安全与健康充当“吹哨人”成为他闪亮的墓志铭。在李文亮医生留下的微博的评论区，“每天都有成千上万人写下日记”，“诸多双耳朵仍铭记着他吹出的悠长哨响”，网民们在这里和李文亮医生一起分享和倾诉自己的生活与命运。正如一位网名为“一朵默默绽放的花儿”的新浪网友所说：“李文亮微博成了‘互联网哭墙’，一个安放人们良心的地方。”

因为李文亮的微博随时可能被网络审查部门下令删除，中国数字时代对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网民留言每日片段精选备份，直到该微博账号被关闭为止。

以下为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李文亮医生微博下的留言区：

2025年8月1日—8月31日：

张张你要加油呀: 亮哥，很久没过来看你了，来跟你报告个好消息，我买房啦，住在自己的小窝里幸福感爆崩，每天都很开心，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家啦

用户8001876998: 道长的节目被下架了 之前听他读大家给你的留言的时候曾经泪流满面～现在只留一声叹息～

Muse0718: 李医生第一次给您留言 道长八分185集说了很久关于你的故事 今天节目都下架了 我很难过 不知道去哪里找道长 就想给你说一说 谢谢您

XYMT688: 八分半下架，我居然想到了您。没别的，就是想要说点什么。

-四喜丸子: 李医生 道长的播客被全平台下架了 又去重新听他的旧节目 特意翻到道长读您评论区留言的那期来听 李医生 您说健康的社会不应该只有一种声音 然而现在连这么温和的声音也容不下了

宇野Suki: 文亮，有个妇产科资深女医生跳楼了。这几天心里很不平静。

牛马老李: 河南妇产科一位非常优秀的邵医生跳楼以死明志，这个世道怎么了

张门永存: 老李 同为医护工作者 看到邵老师的以死明志真的是痛心万分 谁又能真的理解我们医护人员啊

Jiasunshines: 看到周口妇产科医生跳楼事件，真是意难平

是一个纸团: 邵晓蓓老师长期被恶意攻击去您那边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希望你们在那个世界一切都好是一个纸团: 邵晓蓓老师长期被恶意攻击去您那边了，我们又失去了一位好同志，希望你们在那个世界一切都好

痴心王想不想: 李医生，河南的邵医生去看您了，怀柔的支书夫妻尹女士和蔡先生也去了。。。他们都是好人

Xavier2026: 今天特地去公园看看，已经有鲜花摆上了。

满杯芝士奥利奥: 李医生 我今年考上家乡城市的警察啦 好想你呀 我一定做一个超级超级正义的警察 超级超级好的人 和你一样。

誓做抢票小能手: 2025.8.8 原来还有这么多人来李医生这里

乒乒乓乓962464520: 李医生，最近接连几起校园霸凌、亮证姐、还有虐猫事件让我焦虑失眠，为什么有些人骨子里那么坏，这世界那么的不公平。人类相对于宇宙不过是一粒尘埃，却处处明争暗斗、相互攀比、战争战乱不断。我经常有种想法，就是来一场末日大审判，好的坏的、有钱的没钱的、有权没权的通通消失，还地球一片清净。

厚道芒果爱社会: 李医生，好多年过去了。周围还是那么令人窒息。

雾野的山茶: 李医生，刚刚下班。想起5月份去过一家店的粥挺好吃的于是过去了。去到目的地我才发现这家店已经倒闭了。。。

Alice2590: 李医生：梦秋至，思念深。 愿您一切都好，也愿您生活的空间，没有世间的酷暑，没有乱七八槽的纷扰，更没有隔段时间爆出的惊人大瓜……那样，正义感极强的您。就不会困惑……

杉栐芽衣: 李医生我很久没来了，上一次还是22年9月自己成为经历者被系统处理中，但是还想着考研去改变自己，试图找到人生的方向，结果三年后的今天我依旧那么迷茫。即使真的成为研究生了，看着别人的成功会觉得自己没有勇气和能力。24岁我依旧把自己活得像个小朋友，甚至一些焦虑不安就可以把我逼的崩溃大哭…

奇妙的和谐v: 偶然看到还有这么多人在李医生的帖子下面评论，好感动

正方形的椭圆: 你走之后，还是群魔乱舞，没有人学到教训

盈坡开了向日葵: 亮哥下午好啊，好久不见！我似乎不记得上一次来这里是什么时候了，似乎是正为着毕业找工作的事情焦灼烦闷的时候。不过，现在我已经工作了，上班了将近九个月，有种恍如隔世的感觉。我觉得理应告诉您一声，也告诉过去的那个自己，后面会慢慢变好的，坚持下来了。谢谢我的树洞

从头学起de博客: 所谓“性别对立”说穿了其实就是底层互害。对不。老李。

蓝烁0127: 2025-8-24，想起李文亮，没想到还有这么多人来看他 一晃快过去6年了你在那边还能看到我们的留言吗

Emanuel_2020: 李叔，我又来看您了，突然想念您了，依旧无比思念。这段时间家里发生了变故，使我三观都重塑了。作为曾经的唯物者，如今投入了耶稣基督的怀抱。这段时间读了些圣经故事，对离别感到释怀了，曾经和古人一样很看重离别，认同一期一会的人生哲学。现在看来，人与人之间总会再见，要么在天国，要么在人间。

少年永远十七岁: 李医生，已经五年多了，生活早已恢复如常，只留下一段集体记忆。

可是你都还记得吗: 老李，又来跟你说晚安啦，往下翻了许多网友的评论，发现大家各有心事，谢谢你的微博，老李，是大家的一个精神支柱，那天访谈她们问了我一个问题，如果有一天你的微博不在了，我们这些人又该去哪里倾诉

w45023: 李医生，我今天返校了，研二生活正式开始了！祝我一切顺利吧！！！希望这学期能得心应手一点，立个小目标：在这学期结束回家过年之前第一篇小论文能接收，第二篇小论文可以完成初稿

小刘吃点啥: 五年了李医生 大家一直都没忘记您

这个是可用昵称: 2025.08.27 今天出差第一次来武汉 路过医院 看着沿路风景 内心控制不住颤抖

肖尹希: 老李，最近我的生活进入平稳阶段，工作感情一切都顺利。下个月22号就30岁了。之前跟你说过的很多事，似乎都迎刃而解了。 你也会替我感到开心吧 之前吐槽太多不开心的事，我想我也要跟你说说我开心的事。 你最近怎样呢？？最近天气凉爽很多，感觉一切都很美好的感觉

用户7413397532: 来看你了李医生。在这个太滥的社会我在努力的活着。

-陳長城-: 李医生 我又跟我想在一起一辈子的女孩子联系上了，我曾经以为我不会结婚，不会恋爱，可是那个人是她，我想跟她挽手过一辈子，两年前因为一些现实的原因导致我们分开，命运就像开了个玩笑，我们又相遇了，我很珍惜这次机会，希望修成正果的那天能告诉你一个好消息

娃娃脸儿93106: 李医生，刚刚过了医师节。来看看你。很多人像我一样，把你的微博当成港湾。

开辟未来的永远是年轻的生命: 这么久了，原来这里每天还有人啊，你被大家一直惦记着，真好。疫情过去那么多年了，从高一到大学毕业，这些年对于我而言活着的感觉逐渐从压抑转为麻木了，告别高中灰暗的时光后算不上好也算不上差，但是这个世界好像不是很好了，每天还是非常怀念过去……

这是麦德居替: 聚焦于他人的丑闻，让自己的过错名正言顺。

可口不乐521: 李医生，上次跟你聊天还是六个月以前。时间过得飞快呀。还好吗？告诉你个好消息，我媳妇生了，双胞胎男孩。替我感到高兴吧噢，对了，两个小朋友都转到新生儿科去了，其中一个法洛四联症，在用呼吸机。希望他们两兄弟能挺过来。祝福我们吧。下次给你留言可能要等到他们出院了。再来给你带来好消息。

用户7494830016: 恨无金刚力却菩萨心 自己过得一地鸡毛却见不得人间疾苦 或许只有感同身受才那样心疼 愿世界善待每一个努力生活的人[祈祷][祈祷][祈祷]

世旭好像不会上篮: 老李，想你了，我突然发现我好久没来看你了，最近工作不顺利，生活不如意，来来回回的跳槽，没有感情，也不想搞，前女友谈恋爱了，哈哈哈哈，本来以为不会太有波澜，但是现在发现还是有一点点小触动，上班吧，各种赚不到钱，我都想送外卖去了，但是我啥时候能褪去我的长衫呢，哈哈虽然里面可能啥都没穿

麦兜也叫麦仲肥: 当妈三年半，很久没出过远门，最近来北京出差，火车站候车的时候在德克士吃饭，突然想到你说德克士手枪腿是最好吃的……你好呀！再见！

长空高飞的名单: 早，李医生！合群是为了自保，孤独才是真正的自由。

当时只道是寻常927: 李医生，亏的扛不住了。在武汉跑网约车了，希望有一天能接到嫂子和孩子。我会好好跟嫂子鞠个躬。 向您致敬。

yy岁月柔的宝宝: 邵医生好可怜…请你抱抱她，对她说我们爱她[拜托]想她[拜托]有时候我真想做一名律师，专门保护这些可怜的善良的人…

小木晴子520: 亮哥，今天想起你，也想起沙白。我给她留了言，也想给你留言。其实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我觉得你和沙白都是活出了自己气节的人。亮哥，无论此时你在哪里，都希望你还是活出你自己的样子而不悔！

一只无名小卒哒: 李医生 不一定非得大富大贵 无忧无虑的过完一生不也是很好么

CDS档案 | 李文亮

CDS档案｜新冠病毒事件总汇 

很多自媒体博主疯聊，劳务派遣公司将面临大清洗。

派遣公司不仅不会面临大清洗，而且未来将常态化，并占到用工市场的半壁江山。

先扒一扒劳务派遣的起源、发展。

劳务派遣最开始出现在1920年代的美国，目的是为解决企业临时性用工需求，后来推广到全球。

改开初期，为了满足外企驻华代表处用人的限制，当时批准成立北京外企服务总公司，这算是咱们劳派的鼻祖。

20世纪90年代，大量国企工人下岗，劳务派遣确实帮助不少下岗职工实现再就业。

2001年，进入WTO以后，为了降低成本、规避用工风险，大量企业将派遣人员应用到各行各业。

至此，劳务派遣开始全面普及。

2008年，《劳动合同法》出台，本意是强化对正式工的保护，没成想，企业为了规避责任，将大量岗位转为派遣制。

派遣工数量从2008年代2700万，暴增至2023年的4759万。

2013年，《劳务派遣暂行规定》施行，明确派遣制岗位仅限于“临时性、辅助性、替代性”岗位。

规定企业使用派遣工的比例不能超过总用工量的10%。

上有政策，下有对策，劳务派遣只会愈演愈烈。

从企业、机构、政策三个角度来看，劳务派遣实在太香了。

你比如说企业。

如果正式工成本10万，拿派遣工成本基本在6万及以下，压缩幅度40%，甚至更低，企业不用承担、社保、福利等长期支出。

一旦有工伤、劳动争议，矛盾、责任直接转嫁到劳务公司。

用工形式非常灵活，旺季快速补充劳动力，淡季直接缩减规模。

劳务机构就更不用说。

他们向用工单位收取派遣工薪资的10%-25%的服务费，利润就是工资的直接抽成，这也是过手油。

公共服务部门也喜欢。

你比如教育、医疗这两大类，因为编制限制，指望通过派遣制师资、医护解决缺口问题。

有些中小学派遣制教师占比达20%-30%，一些新建学校、偏远地区占比超过50%。

别的不说，如果你是派遣制老师，那么在待遇、稳定、职业发展方面，一定会全方位受限。

如果你在学校，在职称、学历、进修、评级等方面，几乎都没有进步的可能。

很多企业都是搞“假外包、真派遣”，互联网大厂早已普遍推行外包模式，很多知名大厂的外包比例都超过50%。

没办法，派遣制就是能够有效降低人力成本。

从短期来说，劳务派遣确实能够缓解财政、编制压力，降低企业经营成本，实现资源的动态匹配。

但长期来说，以学校为例，教育质量的核心是稳定，派遣制加剧阶层分化，人为制造“教师中的二等公民”。

师资流动性破坏教学的连续性，待遇不公也会加剧人才流失。

不过就眼下来说，怎么解决灵活与保障问题，怎么平衡效率与公平挑战，根本就看不到任何有效改观。

那么，劳务派遣的这个权宜之计还会一直常态化持续。

八月十八日，辰时三刻的太阳已晒得人后背发暖。湖南永州宁远县的盘君，打棉花坪瑶族乡便民服务中心门口过。

那地方是给百姓解琐事的，玻璃窗擦得锃亮，窗内的办事牌摆得齐整，可往里一瞅——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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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他多了句嘴，问路过的工作人员，得到的答复含含糊糊。伸手翻了翻桌上的签到簿，纸页被手指磨得发毛，二十七个名字列得清清楚楚，只五个旁侧打了勾。

盘君没多言，掏出手机拍了段视频，发在网上，配文就一句：“便民的门开着，办事的人在哪儿？”

没承想，这视频发出去才两天，夜里七点多，他老家的门就被叩响了。来的是四个穿制服的民警，彼时盘君没在家，屋里只有年过六旬的老父老母。

老两口听见敲门声，还以为是邻居送东西，开了门见这阵仗，话都噎在了喉咙里。民警说，盘君在朋友圈转了“宁远县公安局的内部讯息”，要他删了才好。

老人家一辈子没跟民警打过这样的交道，攥着门框的手都在抖，直到盘君赶回来打了电话，这事才算暂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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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

之后，联合调查组出了通报。说民警上门是为那“内部讯息”，过程平和，有执法记录，待了二十八分钟就走；也说乡政府缺岗的事查了，属实，会按规矩处置。

只是大家最关心的两个问题，通报里没沾边：为啥要选在夜里上门？那“内部讯息”到底是啥，值得这般上门？

更让人心里不是滋味的，是乡里起初的态度。

有人去问缺岗的事，先答“我们是巳时上班，不算迟”；等拿出县政府辰时上班的规定，又改了口：“有些人家住得远，路上费时间。”

到最后，也不过是罚了迟到的人二百块钱——要知道，那日空着的岗，足足二十二个。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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3.

这就怪了。二十二个人不在岗，百姓办事得等，乡政府隔了一天才去查；一条朋友圈的讯息，倒能让民警连夜跑一趟。

这“急”与“缓”，到底看的是什么？难不成，那“内部讯息”，比百姓能不能办成事还重要？

按公安系统的规矩，涉密、敏感的内部讯息，不能随便转，转前得经保密审查。

可要是盘君转的，本就是那便民中心缺岗的事呢？这事关着百姓办事的便利，该摆在太阳底下让人看、让人说，怎么就成了“不能外传的”？

这般事，先前也有过。今年七月，重庆云阳县的政府部门被曝巳时还没人上班，纪委监委很快就介入了，查了也说了要改；河南商水县更直接，把“吃空饷不干事”的人撤了职、追了责。

比一比就清楚了，宁远这边的做法，实在有些拧巴。乡里先对着缺岗的事敷衍，接着民警又深夜去敲人家的门，眼里没顾着“办事难”的根本，倒先去管了“说问题的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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4.

众人拿手机拍一拍、说句公职人员没尽到本分，这不是添乱，是在行使该有的监督权。

可公权力面对这样的监督，该怎么回应？是该先把空着的岗填上，让百姓第二天能顺顺当当地办事，还是先去提醒那转发讯息的人？

监督该是敞亮的事。如今，民警夜里的脚步声，敲在盘家老两口心上，也敲在旁人眼里。

我们总在说“监督权”，可这权利，到底要怎么才能不打折扣？要怎么才能让百姓说话时不用琢磨“会不会惹麻烦”？要怎么才能让“为民服务”不只是挂在墙上的字？这些问题，不是只问宁远的。

CDT编辑注：自由亚洲旗下的新媒体平台“歪脑”日前因美国总统特朗普签署的行政令而暂停运营。成立于2017年的歪脑主要面向华语世界青年群体传播自由主义价值。本篇报道发表于2024年5月23日。CDT近期持续回顾歪脑的报道。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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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2年8月23日，我坐在东京湾海岸一个咖啡厅里，窗外蓝色海面上几艘白色货轮缓缓驶过。几个小孩在海边溜滑板，这是一个再正常不过的下午。但此时手机新闻却在提醒我，重庆温度已经43度，市民在山火的烟雾中排队做核酸检测。

我心里略微有一点庆幸。我想起一位深圳的朋友，自新冠疫情肆虐以来，已经做过300多次核酸检测。深圳——这个紧邻香港的中国南方城市——被戏谑地称为“核酸之都”。而我，在10个月之前，刚刚离开那个城市。离开深圳时做过一次核酸检测，到东京落地时又做过一次，仅仅两次。想到那些每24小时就需要被别人拿棉签伸进嘴里的朋友，我确实会觉得庆幸。

2022年深圳市，居民排队接受核酸检测 （ AFP / STR ）

那时东京的情况当然也不容乐观，当时每天感染人数都在两万人以上，但生活一切如常。我在7月31日开始发烧，过了10天已经毫无任何症状。假如我依然住在深圳，那么不仅我会被强行拉去商旅酒店隔离，我的几百位邻居也会，我所在的社区及周边会被标记为“高风险地区”，我所居住的南山区——被称为全球GDP最高的市级行政区——全体市民均因为我要做一次例外的核酸检测。这一区域住着135万人。

2021年11月15日，我从深圳来到东京。从深圳宝安机场启程的飞机升空后，会在深圳湾上空飞一个巨大的弧形转向，从右侧舷窗看下去，是香港的流浮山和湿地公园，在南方的冬天里郁郁葱葱。天气极好，可以隐隐约约望见香港岛的摩天大楼。我靠在窗户上，就这样一直呆呆地看着，直到飞机冲入云层。虽然我心里已经无数次跟香港道别，但这次却是最伤心的一次。

我在31岁那年到香港工作，时间虽然短暂，但因为香港这座神奇的城市，我觉得自己才真正长大了，变得有勇气、有自信、有爱。香港是我的人生中的座标原点，时不时提醒我，自由是一种什么状态。然而经过2019年，我心中的那个香港也不复存在。

我的随身背包里，有几块拇指大的碎玻璃。那是2019年8月31日晚，香港示威年轻人和警方在旺角地铁站发生剧烈肢体冲突时，地铁站被打碎的玻璃。我那天晚上路过旺角，随手捡了几块，有的上面还有血，作为对那个晚上的纪念。

飞机一路向东北，掠过高山大河，从杭州和温州之间的海岸线飞出中国大陆。我就这样呆呆地看着。从中国到日本，我已经飞过很多次，但这一次，心情很不一样。在新冠疫情中居家自肃的日子里，我已经考虑过无数次，我要离开这个国家——中国。

在这几年里，昨日构筑的世界不断崩塌，我在少年时代确立的那些价值和观念，遭受到非常严重的挑战和诘难。如果是20年前的2002年，我会怀疑自己是不是有问题。如今，我是四十多岁的中年人，我毫不犹豫地认为，这完全不是我的原因，是我背后的那个中国，完全变了。正是因为中国这几年的巨大变化，使得我，以及我的很多同龄人，变成了祖国的敌人。

一、米老鼠和可口可乐的80年代

一名男孩在北京天安门广场，戴着墨镜，手拿可口可乐，在中国国庆庆典的装饰品前拍照留念 （ AFP / Robyn BECK ）

我出生在华山脚下的一座小城。华山是被中国人称为“五岳”的“西岳”，距离古都西安仅120公里。因为所谓的“汉唐盛世”，故而西安是一个足令中国人骄傲的城市。相对于上海和北京，西安是一个极为封闭的城市，很多人把汉唐盛世像一根名牌雪茄那样挂在嘴上炫耀，沉溺于对辉煌历史的迷恋，在心态上普遍缺乏一种现代的开放性。

即便如此，回想起我的童年时代，我依然觉得那是一个值得记录的黄金时代。那时候拥有电视的家庭不多，每个周末和小朋友一起看动画片，虽然是黑白电视，米老鼠和唐老鸭都不知道什么颜色，但还是津津有味的看完十五分钟。这是学习六天之后，一周唯一的期待。那时候，中国还是每周六天工作制。

《血疑》（ 网络图片 ）

八十年代也是中日两国的蜜月期。1984年，一部非常有名的日本电视连续剧《血疑》（《赤い疑惑》）在中国大陆播出，主演为女演员山口百惠，她所穿的衣服被称为“幸子衫”，当时在中国大陆风靡一时。山口百惠是我父亲心中唯一的女性偶像。我小时候他还跟我开玩笑说，“长大以后娶个日本太太”之类的。

可能大部分中国人第一次因为这部剧，知道有血型这回事。该剧播出时，还曾经有人因为剧情过于悲痛而自杀。最令中国观众震惊的是，在他们心目中的战败国日本，居然在1970年代，平民家庭就有抽水马桶、燃气灶、电视机这些很高级的东西，城市车水马龙、高楼鳞次栉比。

当时邻居谁家要是有一台日立或者东芝的电视，那是了不得的大事。对我们这代人而言，美国和日本，就是代表着美好、舒适、发达的生活水平，以及有趣、好玩的文化产品。“进口的”即意味着高级、耐用、有品质等等，进而认为，外国的一切都是好的。

再比如可口可乐。这种常见饮料在我小时候是作为一种奖赏出现的。我考试拿到好成绩，父亲会买一瓶可乐给我，喝完的玻璃瓶子还要给商店送回去。那种甜甜酸酸的口感，似乎可以在舌尖上停留好几天，以至于我刚刚毕业自己赚钱的头几年，天天把可乐像水一样喝——都是童年的病根子。2008年汶川地震的时候，一位叫薛枭的男孩，在废墟中被困了80个小时。当救援人员把他挖出来的时候，他的第一句话是：“我要喝可乐，冰冻的。”

1988年，一部名为《河殇》的纪录片在中国中央电视台播出，探讨了诸多中国传统的文化符号，认为中国有太多传统文化包袱，黄土文明应该向西方海洋文明学习，拥抱“蓝色文明”。我那时候年龄小看不懂，但大人很喜欢这部片子。2008年3月，我在台北见到了这部纪录片的总撰稿人苏晓康先生，我非常激动地向他说，我这一代也是“河殇的一代”。

纪录片《河殇》片头截图 （ 维基百科 ）

1990年，中国第一次举办亚运会，为此，父亲为家里买了一台彩色电视机。我仍记得北京亚运会的主题曲，那时候几乎人人会唱，其中有一句“四海会宾客，五洲交朋友”。北京还专门在亚运村兴建了“五洲宾馆”。可是如今三十多年过去，中国是不是“五洲交朋友”呢？

1990年北京亚运会《亚洲雄风》（ YouTube / @pal2011 ）

借此国门打开的机会，兰州大学的学生李阳，发明了一套快速学习英语口语的方法，他称之为“疯狂英语”，短短几年内在中国大为流行。李阳1993年为美国众议院外交委员会一位议员担任口译，成为国民瞩目的明星级人物，“全民学英语”已是一种见怪不怪的现象。我的中学英语老师经历过六四，天天都在劝我们，一定学好英语，以后出国。

在我的童年时代及少年时代，我们这些人就是在一种“否定中国、肯定西方”的氛围下成长起来的，只是当时惘然而已。不论是民间还是官方，对中国的现状都是不满意的。我中学的政治课本里，几乎引用了邓小平关于向西方学习的全部言论。中国需要学习西方，需要对外开放，这是朝野的共识。

没有共识的部分大概就是六四这一部分。由于官方长期的讳莫如深，关于六四的过程及评价，我是在南京上大学之时，第一次听亲历者讲述过。我1997年开始上网，98年即发现了很多海外新闻及学术网站，其中有一个叫做“64memo”的网站，上面有大量关于六四的图片资料。当时那种震惊，真是难以言表。

那时候中国的大防火墙尚未建立，也就是说，我们可以自由地访问海外网站。除了六四之外，还有台湾官方以及西藏流亡者的网站，在这些网站上，我知道了很多我过去从不知道的事，使得我不得不重新探寻，我所成长的八十年代，中国到底发生了什么。

很多道理是我上大学之后才明白的。我很感谢当年那些在课堂上回忆往昔的老师们。有些老学者经历过中日战争、国共战争，有些老师经历过反右、大饥荒、文革，有的老师经历过六四。那时候，大学的课堂上还没有安装摄像头和录音设备，学生里也没有党团安排的信息员，老师们可以毫无顾忌地讲历史故事。

1998年，西安为克林顿访华建造的欢迎广告牌 （ REUTERS / PTB ）

我去大学的前两个月即1998年7月，克林顿总统访华的第一站就是西安，他是六四之后访华的第一位美国总统。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代表中国的西安官员郑重地递给克林顿一把钥匙，然古城西安的南大门缓缓打开。那是一个非常有象征性的镜头，这个古老的中国，再次向以美国为首的外部世界打开了大门。

我这代人，人生的前二十年，中国的关键词就是四个字：改革开放。邓小平说，坚持总路线100年不动摇。让我们这代人曾经坚定不移地相信，这样的日子会伴随我们终生。在入世之前的二十年，虽然有各种跌宕起伏，但整体在路径上，中国还是向着更加开放的方向。这就是我青少年时代对中国的大体认知。这些都让我们彼时对中国的未来充满了信心。

二、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1年，中国年轻人在上海的一个电子展上上网 （ REUTERS / Claro Cortes IV ）

2002年大学毕业之时，很多同学选择考公务员进国家体制，我也未能免俗，但当时进入体制内工作大概率是会被同学鄙视的。那时候互联网经济刚刚崛起，到处流传着做网站创业的传奇故事。丁磊（网易创始人）、张朝阳（搜狐创始人）、马化腾（腾讯创始人）就是那个时代的神话。很多人放弃了进入体制的机会，去大型企业工作。

我当时考上了中国广电总局的公务员，我父亲是广电系统的，怂恿我考这个部门。我当时已经决意从事新闻，最终还是放弃了做公务员。2002年的7月13日，我从南京飞到了北京，住在南城半步桥的一个小公寓里。为了拿到北京户口，我去了一家隶属于中共的日报工作。

随后就遇到很多大事。首先是那年夏天，中国的大防火墙建成并开始试验运作，从此，很多港台及美国、欧洲的新闻网站就不能继续访问。我认为GFW的效果，终于在二十年后初见成效。2000年以后出生的孩子们，从来没有访问过外面世界的网站，同我们这代人相比，他们获取信息的渠道简单而可怜。如今中国大陆网络上“小粉红”现象与此密切相关。

自由是这样一种东西：一旦曾经获得，就无法失去。从那个时候开始，我上网需要借助很多软件，才能不受阻碍地去看中国以外的网站，这个动作后来被称为“翻墙”。当时我们没有人觉得是多大的事情，如今，很多地方都传出因为翻墙访问X（Twitter）或者YouTube被拘捕的案例。

那年秋天，中共十六大召开，北京城戒备森严。江泽民和胡锦涛之间的权力交接，是中外瞩目的大事。这是中共在1949年建政之后第一次和平的权力交接。邓小平在1992年确立了政治局常务委员会集体领导体制，并隔代指定接班人胡锦涛，且每一代领导人仅能连任一次，执政时间为十年。这就给外界呈现了一种“制度化”的假象，人们对制度稳定有一定的心理预期。

2002年，江泽民（左）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的庆祝国庆53周年宴会上向胡锦涛（左二）和李南清（右）敬酒 （ REUTERS / Andrew Wong ）

江胡交接之后，人们对中国未来的不确定性而引发的政治焦虑，得到了相当程度的缓解。与此同时，广州的一种怪病在蔓延，但早期的新闻被压制，直至春节后才开始大范围非正式的流传，这就是非典型肺炎（SARS）。

虽然被压制，但还是有媒体冲破禁令，报道了SARS。一位名叫蒋彦永的军队医生，在4月向外媒公开透露了中国非典型肺炎的真实情况，刚刚上任的北京市长孟学农被停职，同时被停职的还有卫生部部长张文康。类似的情况发生在2020年1月，一位叫李文亮的医生在私下的信息渠道非公开地提及了新冠肺炎，被武汉政府严重警告，后来他被誉为“吹哨人”和“英雄”。

中国政府在2003年4月下旬，开始公布真实的非典型肺炎患者病例及数字，并允许WHO专家到北京调查。虽然有些迫不得已，但这些开放的姿态还是让外界认为胡温的上任，为中国带来了颇不一样的改变。人们对3月刚刚当选的国家主席胡锦涛和总理温家宝寄予厚望。

公民社会中的媒体人

2003年，一名男子在北京街头的报纸杂志摊上看书 （ AFP / FREDERIC BROWN ）

新闻人当时都很乐观，觉得依靠自己手中的笔可以改变中国。2003年3月，一位叫孙志刚的企业职员在收容所中以不明原因死亡，以滕彪为首的三位法学博士给官方上书，要求废除中国的收容遣送制度，6月20日，《收容遣送办法》被废止。

3月的人大会议后，在新闻界开始流传一个新的词汇：胡温新政。但当时我是失业状态。我在3月初刚刚和一家新近崛起的时政报纸《21世纪环球报道》谈妥，去做该报驻北京记者。这家报纸隶属于广州的南方报业集团，在业内被认为是具备改革气质的自由派媒体大本营。可是当我在3月17日入职那一天，被告知报纸被停刊了。那一天，温家宝刚刚被任命为国务院总理。

《21世纪环球报道》头版 （ 维基百科 ）

报纸被停的原因很简单，一位记者采访了曾经担任毛泽东秘书以及中共中央组织部常务副部长的李锐，请他对邓小平时代做简单评价。李锐说，“邓小平只改经济，不改政治，这是不对的。”本来这句话在终审时已经被主编删去，但印刷时（未知是否有意）使用了先前的版本。3月17日出版的这期报纸被收回，报纸被停刊。

刘晓波后来评价这份报纸被封的原因，他说，“他们过于关心国内外政治。”对我来说就很讽刺，因为我在胡温新政的第一天就失业了。那时候，我对所谓的“胡温新政”发生了一丝怀疑。毕竟关闭一家报纸，显得意识形态的管理部门非常小气，而且那句话并没有讲错，何况还是党内高级干部讲的。

但也是这一年，中国的新闻管制似乎有所松动。当年秋天，南方报业集团在北京创立《新京报》、新华社在上海创立《瞭望东方周刊》，均被认为是具备自由派倾向的媒体。次年，《时代人物周刊》于北京成立、《南方人物周刊》于广州成立。

记者因为薪水的多寡在各个媒体间频繁跳槽，大家都似乎觉得迎来了一个媒体的黄金时代。后来成为腾讯公司副总裁的陈菊红，当时是《南方周末》的头版编辑，她在回忆南方报业的时候，有一句话被别人频繁引用：“那是一个如金子般发光的日子。”

2003年年底，《中国新闻周刊》刊发了一组封面故事：《2003，新民权运动》，并为此组稿件配发了一篇题为《2003年，公民权利年》的社论。这篇文章执笔者为成都大学青年教师王怡。文章末尾如此写道：

“经过漫长的27年，在国家和社会之间，已经站满了市民。有一种值得期待的前景，就是在国家与社会之间，在议会和政府之间，同样的站满持有恒心的公民，和各种公民的结盟。”

就在短短的一个月之后，2004年1月27日，胡锦涛在法国巴黎的国民议会大厅发表演讲。他说，“中国积极推进政治体制改革，完善社会主义民主的具体制度，保证人民充分行使民主选举、民主决策、民主管理、民主监督的权利。”消息传回中国国内，引起媒体相当热烈的讨论。中国官方在六四之后已经很久没有提及“政治体制改革”这几个字了。

2004年9月，新近成立的《南方人物周刊》在第7期杂志推出一组报道，《影响中国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王怡以专栏作家的身份入选。这个公共知识分子五十人名单可以视作当时自由派知识分子的一个政治光谱，有茅于轼、徐友渔、贺卫方等人，甚至还向台湾的殷海光致敬。

从那个时候开始，乐观的情绪开始逐年蔓延。当时大家身在此山之中，何曾想到几年后的境况居然每况愈下。这个名单中的高耀洁，2009年8月流亡美国，直到去世也未能再回故土。而王怡则在2019年12月，以颠覆国家政权罪被判刑9年。

这种乐观情绪之下，一种对政治改良的期待应运而生。首先是媒体人这个群体，积极报道各类维权事件。当时这类事件在新闻审查上比较容易规避，通常在报道之后，涉及的政府部门或者企业，出于对社会舆论的在意，也会作出相应的改善或纠正，于是记者们就有一种盲目的对报道效果的确认。

比如前文提及的孙志刚事件，在南方都市报报道之后以及三博士上书之后，很快废除了《收容遣送办法》，让当时的媒体人士气大振。不过，一年之后的2004年3月，《南方都市报》的主编程益中即因为所谓的经济问题被立案侦查。民间普遍认为这是对南方都市报的报复。

以南方系为主的一些媒体人群体，把不断扩大中国的新闻自由视作是自身的使命——当然也包括我在内。因为没有言论自由就没有真知灼见，就无法讨论中国的前途命运，就不会知道“中国向何处去”这个终极问题的答案。这是我在2008年时反思“为什么我要做新闻”这一问题时所想到的答案。

很多媒体人凭借互联网的便利，互相交换本地的信息，比如广东省内的新闻，广东本地媒体如果被控制的话，就请上海的媒体朋友来报道。这就形成了那几年在媒体生态中一个很流行的现象：异地监督。2004年，中宣部即下令禁止异地监督，这之后，对异地负面新闻，只能采用“异地评论”的方式。

2005年，矿工的亲属在听到承德煤矿瓦斯爆炸的消息后痛哭不已 （ REUTERS / China Newsphoto ）

由于我当时所供职的新闻杂志隶属于官方的新华社，可以在全国范围内跑新闻。2005年2月14日辽宁阜新发生矿难，有214人死亡。次日我即冒着大雪赶到600公里之外的事发地。一位遇难者的遗孀在接受采访时问我：为什么有户口的赔21万，没有户口的只赔7万？都是一样的人命啊。

我当时写了一篇揭示生产事故赔偿中“同命不同价”的稿子，谁料被主管机关毙稿，不止是我，赶去辽宁的全国各地的记者，都没能发出来稿子。我们被告知只能转载新华社的通稿。我在冰天雪地里忙碌了三天，甚至偷偷摸摸半夜去看尸体，居然连稿费都拿不到。那是第一次对“媒体推动变革”这个命题发生了怀疑。

也有乐观的专栏作家和评论家提出“围观改变中国”的口号，并辅之以“公民社会”、“官民良性互动”、“中产阶级”、“新兴阶层”等一系列的周边概念，试图以言论自由为突破口，改变中国的现状。当时许多报纸都特设了评论版面，《南方都市报》甚至成立了一个《评论周刊》。

当时大家的共识就是，必须在媒体上促成对新闻事件更自由和广泛的言说。我作为《南方都市报》的专栏作家，此时也开始撰写时事评论专栏。

记者、律师、教会和程序员

2009年，一辆武警装甲车停在临汾一座教堂外（后面），十名当地宗教领袖因无证礼拜被判入狱 （ AFP / PETER PARKS ）

律师和法学家则在另一条道路上。北京大学宪法研究中心的教授贺卫方，作为公共知识分子的领袖，经常接受媒体采访或者自己撰稿，主张中共应该在宪法规定的范围内活动，应该将宪法司法化，比如平等接受教育的权利、言论权利、集会权利等，即可以得到保证，其核心是要求细化落实宪法赋予公民的权利。

尤其是记者和律师两个群体密切接触之后，互相帮助和配合，形成一种看似非常有力的变革力量。当时律师界的领袖是毕业于中国政法大学的浦志强律师，他曾经代理了《中国农民调查》作者陈桂棣夫妇被起诉的案子，涉及言论自由。2014年他则因六四研讨会而入狱。

而互联网公司的一些程序员则抱有“技术改变中国”的理想。一位毕业自上海交通大学的知名网友，曾经建立过一个互联网数据模型，根据他采样的中国互联网管制的数据和自己的算法，他曾信誓旦旦地说，在2017年10月的某一个时间点，中国官方将失去对互联网信息的管制能力，中国的言论自由可望实现。许多程序员认为，互联网的崛起，将极大的推动中国的言论自由。

可是很多年后，我们知道，中国互联网的崛起，即便在早期曾经有过言论范围的扩大以及令个体更容易发出声音，但整体来看，极大地增强了官方的宣传力量以及和意识形态的渗透效果。流量是党产，影响力亦是党产。技术的成长不过是增加了统治手段的高效与便捷。

2005年前后，北京和上海崛起一批为数众多的地下教会，甚至进行半公开的查经或者祈祷活动。根据香港作家陈冠中在河南的调查，他估计，截止2010年，官方教会和地下教会的基督教及天主教教众有1.5亿人之多。当时一些知名知识分子比如范亚锋及李柏光，均为基督徒。

2005年连战访问中国大陆，成为第一位踏上中国土地的国民党领导人 （ REUTERS / Jason Lee ）

2005年4月，国民党主席连战访问中国大陆，开启了此后数年中国大陆与台湾的蜜月期。这是继1945年之后，国共领导人首次会谈，虽说国民党已是在野党，但连战仍在南京获得30万民众的自发欢迎。他在北京大学的演讲被允许直播，这在中国是非常少见的事情。

中共在此后，也有限度地开放讨论台湾问题，以及民国历史的研究。胡锦涛为此特意在一些场合，肯定了当年国民政府在中日战争中的贡献，所谓“正视历史”。这亦成为一些改良派对胡温政府抱持期待的理由之一。我从2005年开始，陆续给《南方都市报》及《南方周末》撰写关于台湾问题的评论，此后的几年，我个人的兴趣基本是研究港台问题。

2008年3月16日，我从北京经香港到达台北，采访当年的台湾大选，但郁闷的是，我刚刚从北京起飞，拉萨就发生了314事件，我懊悔为什么要来台湾。没多久，汶川发生地震，许多媒体人冲破新闻封锁，纷纷前往四川，打破了一次“禁止异地监督”的禁令，且事后也没有被追究，在稿件上也最大程度做到符合官方的要求。

2010年，Google退出中国，谷歌中国总部外，中国谷歌用户送上鲜花 （ REUTERS / Jason Lee ）

那时候，各地网友频繁举行线下聚会，称为“饭醉”（“犯罪”的谐音），也发明很多暗语和“黑话”，最著名的莫过于“草泥马”这个词，并延伸为一系列反对政治的符号。“草泥马”打败“河蟹”，即意味着反对胡锦涛的“和谐”。2010年1月13日，因无法忍受中国繁琐的内容审查，Google搜索引擎决定退出中国，一批北京网友来到Google中国总部楼下献花。那天晚上我也在场，亲眼目睹了“非法献花”这个词的诞生。

烟花散去，留下的是改革者的“单相思”

2008年，一名士兵在为北京奥运会闭幕式站岗 （ Action Images / Jason O'Brien Livepic ）

2008年8月奥运会开幕式的时候，我在北京家里的阳台上看到漫天的烟花在空中飞舞，心里不禁在担心中国未来的可能。我有点不太确信当时这些进步主义人士的乐观情绪能够持续多久。万邦来朝举国同庆的那个夜晚，我竟然有点怅然若失。我只是隐隐约约觉得，我们的乐观是大概是没有根底的。因为这些年来，不论什么事情，最后都会遇到一堵冰冷而坚实的墙。

奥运会之后，温家宝即将进行政治改革的传言甚嚣尘上，但与此同时，“普世价值”这个词汇在媒体上封杀及围剿。2008年当年出版的《公民社会评论》，是模仿当年匈牙利转型期的《公民评论》杂志，出版一期即被封禁。三年之后，连“公民社会”四个字都不能提了。

奥运会后的三鹿奶粉事件，把奥运会带来的辉煌与荣耀在短短几天之内撕得粉碎。但对我来说，真正令我死心塌地的则是发生于2008年年底的零八宪章事件。当时，我认为那份文件上的主张已经足够温和，即便如此，仍然不能被当局容忍，那么所谓的政治体制改革将永远不会到来。

2009年北京，一名便衣警察（右）在刘晓波受审的法院外拉下刘晓波支持者举着的横幅 （ REUTERS / David Gray ）

易言之，中国的民间和官方各自拥有不同的思考逻辑和行为逻辑。以渐进主义改良为目标的公共知识分子的努力，在表面上看卓有成效，但并未获得官方的任何回应，也没有在立法领域取得任何进展。与此相反，反倒是官方利用立法权，不断在禁锢律师、记者以及宗教人士的活动空间。所以改良主张更显得像是一种自虐以及自我怜悯的单相思。

比较有说服力的案例是2010年7月，波兰《选举报》的主编米奇尼克（Adam Michnik）在学者崔卫平的邀请下，在北京的一家书店公开做了演讲，讨论波兰以及中国的转型问题。米奇尼克说：“中国取得了极大的经济成就，一个自然的结果就是民主的演进。那么所有逆转或者违背这个过程的行为都是违背自然的。”

与其说是自由派学者和行动者们对这个结论深信不疑，毋宁说是米奇尼克的这一说法验证了长久以来自由派学者对这个庞大国家的路径期待。中国有一句古话，“仓廪实而知礼节”，经过改革开放的经济发展，中国一定能和平实现民主转型，这是很多人当时的想法。那天在晚宴上，我向米奇尼克讲述了我的担忧，我已经忘记了他是如何回应的。

三、香港，香港

1999年6月4日，数万人在香港维多利亚公园参加烛光守夜活动 （ REUTERS / RM ）

2009年春天，因为对新闻的倦怠以及对所谓新闻理想的怀疑，几乎是带着满身伤痕，离开了新闻杂志，去GQ杂志中文版做编辑，这是一个新的领域。当时的媒体政策大体是严管新闻，但是对娱乐、时尚、体育等领域放开，所以像《Vogue》、《GQ》、《Sports Illustrated》这些杂志均有中文版本。当然，这也被视作是中国“开放”的一个特征。

离开新闻领域当然是因为一种强烈的无力感，就是对任何改变都不再抱有期待，但这只是我的看法，我的很多同行当时还认为此时是中国媒体的上升期，尤其是当时许多网络媒体在崛起，开出相当于传统媒体3-5倍的薪水在招兵买马，网络媒体当时的尺度比传统媒体略微大一些。

2010年3月30日，因为三鹿奶粉引发的结石宝宝案件，结石宝宝的父亲赵连海在北京被判处有期徒刑两年，我当时用新浪微博评论此事，微博账户立刻被永久封禁。而当时，新浪微博这个产品才刚刚在中国上线。此后，我就很少有动力在中国国内发表时事评论了。

2010年香港，一名抗议者在敦促释放赵连海的集会上吹起呜呜祖拉 （ REUTERS / Stringer ）

2010年10月8日，刘晓波获得当年诺贝尔和平奖，许多自由派人士争相庆祝。官方则完全禁止这类消息的传播，最后实在无法掩盖，由代表民族主义立场的《环球时报》发出评论，指出这是西方的一个阴谋。无论如何，六四那一批知识分子在政治变革上的努力，至少在此是告一段落了。

正是因为这种失落，我在2011年春天，去了香港工作，也是在一家新闻杂志。在那里，我试着用不被审查的中文撰写文章。过去在中国大陆，因为审查的缘故，每个人心目中都住着一个中宣部。如今可以自由的写作，于我而言是非常难得的。

谁料没过多久，就被广州的相关部门找我谈话了，而且就在香港。我们坐在香港北角的一家颇具维多利亚风格的咖啡厅里，他们质问我为何要报道陈光诚和艾未未的新闻，质问我为何不热爱这个国家。虽然在北京我也经历过这样的场景，但是他们在香港依然如此毫无顾忌，却让我有点震惊。

当时的香港其实已经在巨变的前夜。北京一再否决了香港的立法会选举方案，并在中学辅助教材中推行“国民教育”，敏锐的香港年轻人有一种对未来深深的隐忧：即在“温水里青蛙”，香港会一再丧失拥有过的自由。这种担心在七年后的2019年成为现实。这是后话了。

我从北京到香港工作，更加验证了过去我隐隐约约的看法。香港与大陆之间的鸿沟越来越深，大陆的年轻人根本不知道香港正在发生什么。香港本土派的一些网络媒体把大陆人骂作“蝗虫”，而当时在大陆网络颇有影响力的北京大学教授孔庆东也公开在节目中骂香港人是狗，即当年所谓的“蝗狗之争”。

此后，香港年轻人的言论和主张逐渐得到更多人的理解。关于香港前途的讨论，是这个城市惴惴不安的暗流。香港与大陆的那些在制度上的不同之处，正是香港得以成为亚洲世界城市的理由，是什么样的力量让一个地无三尺平的小岛成为东方最自由和迷人的城市？香港的世界性和开放性，注定会成为渐趋保守的北京政权打压的理由。

2014年2月，时任《明报》总编辑刘进图被不明人士在街头砍了六刀，情况危殆，再次引发港人对新闻自由的担忧。2015年2月，总编辑钟天祥撤换《明报》头版头条关于六四的“加拿大密件”文章，更让港人怀疑，一直以来的新闻自由已经在北京的强大压力之下无法守护。

2014年，刘进图被袭击后，《明报》的记者和编辑在香港抗议暴力活动中举起报纸头版 （ REUTERS / Bobby Yip ）

此后的雨伞运动等大型冲突，都在既定的逻辑之内。当年10月，又发生了著名的“铜锣湾书店事件”，这是一家被认为专门售卖中国大陆政治书籍的书店，五位书店人士相继在香港失踪，后来被证明是不明身份的人士将他们挟持到中国大陆，并“配合有关调查”。香港人的言论自由被戕害之后，人身自由也面临重大威胁。

“不！你还有理想！”

2014年，一名艺术家正在香港第一座永久性博物馆创作民主女神雕像，该博物馆致力于残酷镇压中国天安门广场的民主抗议活动 （ REUTERS / Tyrone Siu ）

三个月后的2016年3月15日，在我身上也发生了类似事件。当天下午我按计划乘飞机离开北京去香港参加一个学术活动，在首都机场被四名不明身份的人士带上一台轿车，关押在至今都不知道是什么地方的一个小房间，一共19天。被塞进车里的那一刹那，我只冒出一个念头：如果我不在中国就好了。

一位负责审讯的相关人士问我：你为什么要给《苹果日报》写稿？我只好实话实说：因为房价很贵，而这家报纸给的稿费很高。他又问：你仅仅只是为了钱吗？我回答说：“我就是为了钱。”他突然间被激怒了，粗暴的打断我，严厉地说：“不！你还有理想！”我当场愕然，无以为对。

此后的半年内，我不能离开中国大陆，直到当年8月底，才被允许去澳门旅行。我还被警告不能撰写时事及政治评论，亦不能接受任何外国媒体采访。与此同时，我在香港的有限居留签证也被迫中止，我不得不搬到深圳居住。但出入境并未受到严格限制，所以也经常去香港买书会友。

有一点很重要。言论及出版自由的香港，一直在为红色中国保存着那些不能遗忘的记忆。比如反右、大饥荒、文革、六四的研究书籍，一直可以在香港出版和发行，香港就是中国的“真相博物馆”。但，真相就是谎言的敌人，就会被谎言的制造者无情打压，这也是当时我们判断香港处境会更加糟糕的理由之一。

更何况，在北京眼里，香港其实是一个反对派言论聚集的基地。这也是北京一再强调“港人治港”必须是“爱国的港人”才能“治港”的原因。他们对“自由”这种东西抱有出乎本能的警惕以及不信任。

四、四十而不惑

2017年的大事件是刘晓波在狱中去世。作为六四符号的溘然陨灭，这无异是一个巨大的象征。从六四之后开始的中国政治转型运动，在民间大体有两条路线，一是以体制内开明的退休官员、体制内知识分子、媒体人和律师主张的渐进改良路线，一是以刘晓波为代表的自由派独立知识分子主张的政治反对路线。二者的核心分歧是是否接受中共的领导。

而刘晓波的去世以及伴随而来的对政治反对派的驱逐和打压，使得政治反对路线趋于消失。而主张改良路线的人们，在2018年春天也遭到了现实无情的嘲弄。那一年春天的全国两会上，宪法被修改，删除了国家主席的连任规定，使得国家主席的第三届任期成为可能。这引起国内外的激烈讨论，并引发了一波移民热潮。

回顾过去四十年中国的道路，“改革开放”是一个颇能迷惑人的词汇。官方不断强调的政治体制改革，在六四后遭遇重挫，然后被无限期搁置。不仅如此，党务系统对政府侧的限制以“不断加强党的领导”为由层层加码。经过四十年的发展，他们总结了相当多的经验，有资金、有技术、有高超的能力继续维持高压管制，并且在意识形态上越来越以民族主义及狭隘的爱国主义为圭臬。

持自由派倾向的人群，以进步主义的思维去看待中国过去这四十年，以一个虚假的期待作为奋斗的目标，认为中国的发展进路是线性的、不断往上的，中国会不断保持开放姿态。如今看来，这就是一个错误的判断，我也曾经是其中的一员，并且在人生的前半部分积极投入去实现这样一种期待，犹如飞蛾扑火一般。

历史不会一直是进步的。从中国历史的经验看，反反复复的事情太多。当年义和团领袖朱红灯也是带着农民在山东推倒圣诞树及火烧教堂的。就像如今，在和服的起源地苏州，穿和服竟然会被警方问话并且被强制脱掉，安倍晋三去世的时候，中国国内互联网上一片欢腾之词，这在八九十年代几乎是不可想象的。

中国有句古话说，四十不惑。也就是说，人到四十岁的时候，才能够明辨是非，才有了自己的价值尺度与判断标准。我的前半生，基本和中国过去四十年的改革开放时期相重合。我这些人生颠簸，几乎也都受到中国政治演进的影响。台湾作家龙应台曾说：一滴水，如何知道大江大海的方向？

看着昨天的世界不断崩塌，也离我渐渐远去，我并没有觉得更迷茫更彷徨，只不过对中国更悲观而已，然后将自己限缩于个体建构的小世界之中，对当下的中国，想说的话越来越少，可能以后什么都不会说，这大概就是佛家讲的“大悲无泪、大悟无言”吧。

（歪脑的专栏、评论和分析文章均属文章作者观点，不代表本网立场。）

两年前，我跳槽去了一家财经媒体，全职做农业报道。我以为这是份更靠近土地、靠近食物的工作，能把新闻报道和具体的生活重新建立联系。和那些书写风味的美食作家不同，我写饲料行情、生猪出栏、粮价波动，采访种地的人、做养殖的人、推广农业技术的人……总而言之，就是报道食物供应系统，试图梳理它的生产链条、流通结构和价格逻辑。

然而很快，我就发现，我们的选题多源于上市公司公告和财报。绩效要求我每个月要出十几篇稿子，导致我绝大多数稿子都是电话或者微信采访，当天就必须把稿子写完。只是偶尔才会出差去实地采访。

因此，毫不意外，哪怕我每天都在写“吃”的问题，我依然看不见食物——大公司的财报只会描述宏观的状况。这种描述相当笼统，只靠着财报里的三张表（注：即财务体系的三大报表，资产负债表、损益表、现金流量表）无法解释得清食物是怎么被生产、被处理、被消费，又是怎么在中途被丢弃的。我常常困惑，我真的是在做记者吗？

一、看不见的猪脓包肉

我第一次深刻意识到自己“看不见”食物，是在研究一家著名养猪企业的猪到底卖到了哪里。这家企业号称每年能给1亿人提供猪肉。但真到了生活中，我没看到任何猪肉在以这家公司的名义售卖。我把问题抛给一位分析师。他说，这家公司只需要把猪卖给屠宰场就够了，他们不需要面对消费者做品牌。

我还是想找到他们的猪肉到底去了哪里，我继续查资料，居然意外撞见了一条线索。

在一个短视频平台上，有人吐槽：“他家的猪前腿脓包修不完。”——说的正是那家企业。评论后面有人回他，“打针太多了。”还有人说，“收脓包肉回去喂狗。”

他们的身份不难猜，基本都是屠宰场的人。在生猪屠宰的工序中，有一步叫白条修整。生猪身上那些不适宜食用的部分就在这一步被切除，成为废肉。有的超市和猪肉贩还会对猪肉进一步精修再售卖。

“打针”，指的是打疫苗。如果疫苗还没有完全吸收，那头猪就被宰杀了，它的身上就会有脓包。这必然是养殖企业过于追求养殖效率的结果，增效本就是现在养殖行业在周期下行时保住自身利润的办法。

◉农业展会上，各类猪企热衷于展示自己的智能化水平，以期降低成本，提高生产效率。图片｜谢小丹

我找了张图片，看了看所谓的脓包，长得就像是猪肉上面又生出的疙瘩。长着脓包的肉是不能吃的，正常情况下也不会出售给消费者的，可剩下的猪肉也不清楚是否还有健康隐患。但当天手头的稿子不需要补充上述信息——那是一条很常规且普通的稿子，涉及的信息只有那家企业最近几年的业务发展、生猪周期走势和它的业绩波动等等。哪怕在众多对该公司的报道里面，它都极其普通。

一时间我没有精力去追踪。于是，我选择了暂时放下，先交掉这篇稿子。

在那两年里，大部分时间我都在写这样的宏观农业稿件。写大公司，确实也是一种很好的职业训练，每天追踪业务变动和市场挑战，很快就能摸清行业走向，商业又是弄清楚社会运转过程中重要的一环。

然而写多了大公司稿件，我对农业却是门外汉，最终很多报道都突破不了宏观数据分析和供求关系讨论的框架。

所以发现“脓包”的那一刻，我其实是兴奋的。这个线索没有人写过，哪怕从功利的角度讲，如果能把问题弄清楚，也许还能换来那家公司公关对我另眼相看——过去，我跟这家公司一直沟通艰难，他们就像是躺在我通讯录里的“活死人”，无论怎么打电话、发微信，他们都不理。后来有同事写了一篇“触动”到了他们的稿子后，我们才跟那家企业勉强建立了沟通关系。

但最后，我还是没把自己的线索追下去，大概率是因为畏难。无论如何，手头的资源都无法支持我找到屠宰链条上的人去采访，或者真的进入一家屠宰场寻找答案。而下一篇稿子的截稿时间马上又要到了。

二、当记者自己遇到了下行周期

做了农业记者之后，第一个选题就是写牛羊肉价格下跌。采访一位内蒙古养殖户后，我们变成了朋友。之后牛肉价格下跌了很久，我第二次再去找他的时候已经没什么好问的了。反倒是他问我，各地最近有什么好消息吗？我说，没有。是真的没有，过去的两年半，我大部分选题多多少少都会涉及行业下行、价格下跌。唯一的例外可能是羽毛球涨价，很多羽毛球爱好者因此哀嚎，打不起球了。可是，羽毛球涨价是因为羽毛的成本上涨，羽毛成本上涨却是因为贩子们收不到毛了——养鸭亏损，很多养殖户已经退场。这个线索让我偶尔还能在数据和研报之间，找到一点点食物和人的联系。

另一个例子是，肉鸭这条产业链里，鸭肉就不如副产品值钱。因为不值钱、又需要销路，就会有人用它冒充牛羊肉售卖。一份报告里还说，很多鸭肉最终流向了建筑工地的团餐。在这个肉蛋奶不稀缺的年代，我第一次意识到，肉蛋奶消费，也能划分人群。

从这个角度来看，如果不是做了农业记者，我可能也不会留意菜市场里的价格涨跌，更不会在网上买菜、点外卖的时候去想，这些食材从哪来，卖给了谁。然而，去追问人们为什么不再买奶了，为什么有人吃不值钱的鸭肉，未尝不是何不食肉糜。

我们有一套常用的报道框架，其中一项是观察价格波动。价格是个很直接的抓手，既和宏观市场有关，又能映照每一个人的日常消费。价格波动，往往是因为供需失衡。不凑巧的是，我进入农业领域的时机刚好是价格下滑的周期，特点是供给过剩和消费下滑。过剩来源于在上行周期里的乐观预期，人们好像以为市场会无限大，几乎所有人都在加大投入，憧憬未来的高收益。但是冰冷的现实是，上行周期会结束，人们会消费降级。

◉水稻试验田。图片｜谢小丹

写农业的这几年，我能看到行业的下行，现实常常让我心情低落。更糟糕的是，学会了这套商业分析逻辑，我总忍不住要想想自己的行业和公司。做记者还是什么好职业吗？大家几乎都会想这个问题，也会尝试着去找出路。如果自己的条线形势一片向好，日子可能还好过一点，像是科技媒体的老师们大概率日子还好过。媒体要自保，势必要多找投放和合作，也必须要更关注那些欣欣向荣的行业和企业。甚至，这些年很多主流媒体公号上的重磅长篇农业文章，常常来自几家互联网公司的软文：某家电商如何参与乡村振兴；某短视频平台如何推动农产品直播带货；某大厂如何用新技术让农业看起来更像一个高科技产业。

但真正种地养猪的农业显然不在此列。每年财报季，那些农业公司的营收，甚至还赶不上科技、工业公司的利润。农业公司多数又不直接面向消费者，没什么打造品牌的需求，不需跟媒体合作。加上我那些拾人牙慧的稿子确实没什么人看，流量总是垫底，我最终没保住自己的工作。

三、标准化能解决一切问题吗？

其实，在农业报道里面，也有很多让人振奋的叙事。有蓝莓企业跟我介绍过，如何将蓝莓做得标准化。标准化，简单来说就是用传感器不断监测数据，再用上设备辅助调节，最后保证果树能得到统一一致的光热水肥条件。

这克服了传统农业的看天吃饭和产品非标品的难题，降低了他们的运营难度。而对消费者来说，标准化意味着买水果不再仿佛开盲盒，不会这次觉得口感好，下次味道就不一样了。

我在云南昭通、北京平谷也看过类似理念的果园，果树与果树之间不光行距、株距统一，就连果树的形状都修剪得一样，像部队的方阵，让每一颗果子都能获得同样的光照。果实也有标准的分级，有特定的机器对水果做分拣，能确保大小、形状甚至甜度的统一。

甚至我还体验过上百万的智能拖拉机。当我们还在争议城市里智驾是否安全的时候，这一技术已经找到了一个很好落地的场景——大规模农田。如果克拉克森不是买辆兰博基尼拖拉机，而是买辆带有智能驾驶辅助的拖拉机，也就不会一开始把地耕得歪七扭八了。

◉工作人员为参访者介绍东北黑土地上的百万拖拉机。图片｜谢小丹

养殖行业也一样，今天的养殖企业甚至可以通过传感器精确地知道每头猪吃了多少饲料，再计算出这些饲料能让他们长多少肉，这种精细化运营可以有效地降低喂养成本。

刚进入农业报道那会儿，我也曾对这些故事充满兴奋，以为凭借技术手段，农业可以克服看天吃饭，克服一切不确定性，最终消灭饥饿、让所有人吃得更好。

事实上，中国的城市消费者已经享受到了这种便利：生活在北京，一年四季都有稳定的新鲜水果蔬菜，买菜可以选择送菜上门，不想做饭可以选择外卖，或者就近找一家餐厅解决……

生存需求看似被轻而易举地满足了，但真正的“吃饭”变得越来越轻飘飘，既看不见食物，也看不见食物的生产过程，浪费也不再是一件需要羞耻的事。“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成了一种极容易被突破的道德约束，需要被政府发起的“光盘行动”来教育。

作为消费者，或许可以靠更透明的信息缓解焦虑。但作为记者，作为信息传递的一环，我却更无力。企业会讲规模化、讲产地直采、讲订单农业、讲二维码溯源……大部分时候，我只能相信他们的商业判断和解决方案，做了他们市场教育的工具。

但我又无法全心全意拥抱那个商业世界。哪怕从逻辑上讲，规模化生产也不真的意味着安全，只意味着有问题的食物会更大规模地出现。再加上庞大的农产品流通体系，波及的范围就会更广。

◉每个城市都有几个这样的农贸市场才能满足市民生活需要，但它仅仅只是农产品流通体系当中的一个枢纽。图片｜谢小丹

农产品流通体系设计的初衷，是为了连接零散小农户与庞大的消费市场。于是，从一块土地上的农作物出发，要经过产地经纪人、集贸市场、产地批发商，再穿越销地的一级批发市场、二级批发市场，最终抵达商超、农贸市场或餐饮企业，才走到消费者的餐桌上。每个环节之间，都有着无法填补的信息差。如果今天消费者要受到食品安全的困扰，可能这里面的每个环节都尽了自己一份力。况且，这套体系又太长，层层加价让农户和消费者都难以获益。

我还有种不安。过去，那个养牛的朋友告诉我，在他的老家，包头市达尔罕茂明安联合旗，很多人把回家养牛作为避风港。今天，“返乡种地”也是媒体们喜欢做的选题。可他们返乡后，假如以这种方式经营农业，成本将会巨高无比，又要经历农产品价格的周期性波动，返乡务农真的是出路吗？如果小农户都退出了农业，在城市里真的会有更好的生活吗？

四、我的实验田

写农业稿的时候，我遇到了许许多多何不食肉糜和外行的时刻。于是我换了一种方式学习：去年，我在住处附近的一个共享农场租了10平方米的土地。解决了种什么、怎么种的问题，终于把种子撒到土地里，我又焦虑了起来，开始担心收不回租地的成本。

成本当然是收不回来的，只不过能身体力行地对自己的报道领域又加深了一点点认识。

在农作物长势最好的7月底，我出了趟差，加起来9天。临出发前，我还拜托朋友去帮忙浇水。后来一看天气预报， 北京那段时期要连着下雨，索性就跟朋友说，不要去了。

回来后，又遇上北京连日降雨，地里变得格外泥泞，没法下脚，所以前后大概半个月没法去查看那一小块地的情况。我以为，老天爷会帮我照料好那些蔬菜的。

结果面对的却是一片狼籍：所有的叶菜都死了，辣椒泡烂了，番茄幸存了几棵，只能说是勉强活着。只有没有经过人类长期驯化和培育的薄荷和紫苏，在暴雨过后依然生机勃勃。

之后的八月，高温多雨，即便补种也没有一棵蔬菜存活。不只是我，因为天气原因，蔬菜种植户们跟我一样损失惨重，去年夏天，蔬菜价格飞涨，在气候变化面前，小白和老手几乎是同样脆弱。

◉2024年北京夏季高温暴雨后，辣椒、茼蒿、生菜全军覆没，没有救活。图片｜谢小丹

我不仅遭遇了天气的挑战，身体也因为种地饱受摧残。

种地最初，我决定不除草，因为听说保留杂草可以给土壤提供更多覆盖，保留根系还可以减少对土壤里微生物生长环境的破坏。

但几乎每个路过的人都会问一句，你怎么不除草？有一天，一位邻居大爷同样停下来问我，我便兴致勃勃地分享学到的知识。

结果他反问，是不是抖音上看的？他的言下之意很清楚，我被抖音骗了。于是我继续辩解，却惹恼了他。我没能修复邻里关系，之后再在农场碰面，他再也没有理过我。

后来我没能抗住压力，跟杂草斗争了很久。因为蹲在地里除草，膝盖落下了病痛，直到今年夏天，才彻底痊愈。

种地其实除了心理疗愈外，对做农业记者没什么帮助，最终还是要回到业务层面上去思考自己的答案。

农业领域里也有一些新选题：返乡的新农人，消费企业介入种植上游，甚至火锅、茶饮里又出现了新的农产品……这种选题有很多。然而，这些选题真的载得动农业吗？

在写阳光玫瑰的时候，我遇到过一位阿姨，费劲让她相信我是记者之后，她立刻情绪激动了，大骂媒体无良。她说，家里做建筑生意被骗了很多钱，想着做阳光玫瑰保住生计，却又遇到了烂市，采访就是在往她的伤口上撒盐。

那天，我惹了烂摊子，努力给她发微信和短信补救，又费了一些口舌才把她安抚好。她还把自己丈夫的号码发给了我，让我去找他聊一聊。

我没有再去联系他们，把我们的对话全删除了。那时候，我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种植户素材，选题也很简单，就是要写一写阳光玫瑰这个品种是如何失败的，已经没必要再去打扰他们。况且一个轻飘飘的选题，也承载不了这样的家庭伤痛。

过去的两年半，有许许多多这样的时刻迫使我反思，究竟想做什么样的农业报道，要怎么去做？

偶尔我会想起自己的前领导。他说，我们的优势是每天跟行业里的人泡在一起，所以能更及时了解行业里的变化。我被这句话戳中了，把它奉为了金科玉律。

来做了农业后，写了两年半稿子，农业呈现给我的面貌越来越复杂。它不光是商业模式，也事关生计，不光有智慧农业，也有它传统的那一面，我也越来越不甘心待在商业的框架里去报道农业。

究竟怎么做，我还没有答案。只是我不能再用门外汉的方式来写农业了，唯一能想到的方法就是前领导的那句话，每天跟行业里的人泡在一起。我得离得再近一点了。

食通社作者：谢小丹，前农业记者，梦想有一小块地自己种

写在前面

今晚聊一部重映的电影——《青蛇》

本来这部重映是我近期最想推荐大家去看的一部，结果却成了我最不敢推荐的一部。

和《死神来了；血脉诅咒》面临的问题一样，我不知道该给大家推荐哪一版本，感性上我相信这部在影院里看是很难得的体验，但理性上我认为只有看它未删减的版本才能获得它的表达。

为何《青蛇》有如此强的唯一性，因为它绝不仅仅是一部追求爱情的故事，爱在整部电影里只占据着一角，整部电影都是围绕着那层不可见的“欲”展开的。

它讲的是一条蛇想成人的故事，是一条蛇懂了爱的故事，更是两个女人追求欲望的故事。

它是一个奇情故事，是一个神话传奇，更是两个女性命运的历史书写。

一旦没有了欲只剩下情，这一切都将不成立。

我们今晚的这篇文，就主要去聊这一个词——情欲。

一、

这部与历代白蛇故事最大的不同在于它放大了蛇的蛇性，是最重视蛇这一意象的作品。

青白二蛇即便化形也遮挡不住她们的蛇性，能躺着绝不走着；白蛇和许仙的交往身形摆弄似是缠绕；两蛇化形初始脖颈相交摩挲纠缠；青蛇从房顶落到声色场的地面上，更是像一条蛇倏然落下，软绵绵地缠着舞女共舞。

所以要了解这部片，我们就要先了解蛇。

在中国乃至世界的文化中，蛇的象征和文化意涵很早就出现了。因其身似性器官，它最常见的是与性相关，又因其水陆两栖而被认为阴阳同体，在先民的崇拜和认知中，它多被视为雌雄同体的生物。

比如在世界文明中广泛存在的衔尾蛇图像，我国出土的凌家滩玉龙同样是一条衔尾的蛇形生物；以及女娲和伏羲画像尾部的缠绕，尤其汉画中他们多以连体孪生的形象出现，两性同体存在于很多地区的崇拜中。

所以因其性的象征，蛇一方面被作为生殖崇拜，另一方面被认为是性欲交合，代表纯粹的欲望本身。

《青蛇》首先还原了蛇身上的第一层意涵，那就是蛇与欲总是相关联的。

电影的开篇就勾勒出了欲的氛围，第一个镜头就是顺着水流漂下的青色纱巾，配合着婉转泣诉的音乐；青白二蛇的出现是为一个赤裸身体在林中生育的产妇挡雨，而产妇的赤裸又成为了法海最初始的欲望心魔。

白蛇与许仙的交合凸显的是白蛇和许仙的欲，许仙并非是为爱沉沦，而是为欲沉沦，所以在看到白蛇的那一刻低头注视的是白蛇半隐半露的胸部，在看到青蛇扭腰舞蹈时会眼睛发直。

青蛇去引诱许仙更是对姐姐的追逐，她想要体验到姐姐的快乐，所以姐姐在水池里与青蛇缠绕欢笑，这构成了她们之间的欲。

而当法海让青蛇历练他的心魔，命令青蛇引诱他时，青蛇与法海又构成了另一重欲。电影的插曲《莫呼洛迦》多次响起，莫呼洛迦本就是人首蛇身的大莽蛇神，当青蛇抱着法海水中露出的蟒蛇蛇尾交欢时，两人已经完成性欲交合。

欲是勾连起片中每一个角色的索道，在青白想要成人的世界里，整个世界充斥着蛇性，充斥着情与欲的交合。

只有做到这种极致，才能彻底抛开性别的枷锁，进而进入人内心因欲而产生的情爱世界。

二、

欲不是青白二蛇寻找的最终答案，她们来到人间是寻找人之所以为人的关于情与爱的那一面。

《青蛇》删去了传统版本白蛇报恩的剧情，白蛇化形的目的只有一个，就是成人。想要学会人的感情，了解人间的情爱。

所以白蛇选择了许仙，她看到秦楼楚馆之外的水上学堂，那是与色欲完全相悖的场所，而在学堂里她看到了一个看似离色欲最远的人，那就是批评耽于情欲的学生的夫子许仙。

白蛇早早流下了那滴属于人类的泪水，也因为她比青蛇多修炼了五百年，她更早地懂得了如何去区分自己的情与欲。

电影对于情爱的探索，重心放在了青蛇身上。

她不信任姐姐追求的情与爱，她觉得情是不存在的，因而她入世的第一站就是风月场，人世间在她看来只有欲的存在。

所以她欣然答应帮法海修炼心魔，以情欲去勾动法海；她会去引诱许仙，不止是嫉妒和好奇，她更想看看即便是姐姐相信的飞不出她手心的老实人许仙，是不是也会耽溺于情欲，在她的引诱下变得没有定力。

但与她相处五百年的姐姐发现了她有情的一面，她看出了青蛇与她的反目和斗法只是为了验证自己是否还紧张她，她的情放在了自己身上。所以姐姐让她回紫竹林，继续去做蛇，做她想做的事，不要承受因人间的情爱而产生的愤怒和痛苦。

青蛇直到姐姐即将死去的那一刻才真正懂得了情。

当姐姐弥留之际用脸颊摩擦她的脸，镜头闪回了二蛇刚化形的时候也是这样摩挲。情与欲在这一镜头中被缝合在了一起，漫天的雨、水和泪掺杂在一起，这是青蛇开始懂得情的那一刻，她体会到的是即将失去的痛苦。

而她真正落下了第一滴清晰完整的泪，是见到被剃度的许仙的那一刻，她这滴泪是为自己也为姐姐而流，她发现了自己的情在姐姐身上，感受到了自己即将失去的痛苦，也感受到了姐姐当时那滴泪落下的心境。

最后她杀死了许仙，因为她想要满足姐姐最后的情感需求，于是她选择杀死许仙让他永远陪伴姐姐。这不是法海口中妖性的一面，反而是至情至性的一面。

三、

欲不止与寻找到自我有关，同样还与权有关。这是这部电影尤其是李碧华原著的另一面。

之前聊《白蛇：浮生》的时候，我们列举过白蛇故事的演变，包括早期的“美女蛇”故事，到明清时期的贤妻良母甚至是《义妖传》中将青白二蛇进行有情有义的改写。

这其中有一个很明确的点，那就是在白蛇身上，对情欲二字的彻底消除。美女蛇尚且是以情欲引人的，到了“义妖”二字之后更是对于性的完全剥离，也是对白蛇化身的女性身上的情与欲的剥离。

在白蛇身上出现的性压抑与封建礼教的发展契合，从母系社会到父系社会的转变中，女性的欲望被首当其冲地压制，被认为是不洁不贞的，是危险并且害人害己的。

对欲望的拥有其实就昭示着对权力的拥有，而白素贞与小青作为两个在历代文本里无法表达欲望的女性，她们在《青蛇》的文本里以极大的声量发出了女性追求爱欲的呼声。

这是她获得权力的第一步，从这个意义上来说，一个妖想要成为人，其实就意味着一个女人想要在情感层面上获得和男人同样的位置。

就像是王秀珊在《自白蛇传说之原型意涵论李碧华<青蛇>中的女性爱欲与命运》中说的那样：在文本为男性所掌握的叙述之下，白娘子愈演变愈多情执着的形象除了代表着民间大众对追求爱情自由的呼声，并且还藏着一种属于女性的声音，幽幽诉说关于爱欲与自我发展的一种原型命运。

所以在这部作品里，我们能看到白素贞要如何将自己缝合进男性的世界方能得到他们的认同。

书斋的老夫子在发现白素贞治病救人后才纷纷称赞许仙找了个好老婆；众人也是因此而赞颂白素贞。

直到她为许仙诞下一子，才被法海承认她获得了人的身份，也就意味着她得到了以法海为代表的父权社会的秩序和规则的承认。

这与传统家庭中女性获得地位的身份是结婚和产子别无二致，只有生下了儿子让自己获得“母亲”这一社会身份之后才能获得相对应的社会位置。

《青蛇》不止是对情欲的追求，也写出了情欲与权力的对照，以及她们追求权力的方式。

在李碧华小说的最后，依靠破四旧这样一场席卷全中国的大破坏才成了雷峰塔倒、青白蛇团聚的契机，这当然不是她对这段历史的赞颂，但它意味着唯有彻底的破坏才能迎来重生。

她们被更大的权力误打误撞地“拯救”，她们在塔倒后继续追求自己的欲望，小青看向姐姐想到“素贞不安定了。嘿，一有男人在，她就不安定了！”

何必安定，所以“横竖素贞看中了，就让她上吧”。

“没有共产党才有新中国 自由不是恩赐要去夺回
起来吧不愿做奴隶的人们 起来反抗夺回自己的权利
打倒红色法西斯 推翻共产党暴政
不要谎言要真相 不要奴役要自由 暴政共产党下台”——8月29日晚10点，重庆大学城现巨幅投屏标语。

CDT编辑注：读者可前往工劳小报官网订阅新闻信，或加入Telegram群。工劳小报简介：“工劳”这个名字是工人和劳动的简称，同时也是“功劳”的谐音。我们想透过“工劳”这个词来强调基层劳动者在维持中国社会运转中的贡献。但同时，工人也是社会不公的最大受剥削者，长期处于失语、不可见的无力处境。我们反对此种现状，希望提升劳动者的能见度，让我们彼此能看见、理解社会不同劳动者的处境，並期盼不同职业的、不同性别的、不同民族的劳动者能达成真正的团结。

导语

今夏的高温与极端天气，再次将基层劳动者的处境推到公众视野。7月，青岛大学的宿管员疑因持续高温突发疾病离世，山西载有14名采椒零工的中巴车在洪水中销声匿迹，令人想起2023年7月涿州水灾中被困在厂房的工人。此类事件并非偶发个例。随着极端高温与暴雨天气日益频繁，基层劳动者面临的生存与工作压力进一步加剧。

根据《中国气候变化蓝皮书（2025）》，1961年至2024年，我国极端高温和极端强降水事件呈增多趋势。根据中国天气网（1、2）的数据和澎湃新闻的信息汇总，近几十年来，中国城市的高温日变得更多、更热、更早，暴雨和大暴雨天气过程的持续时间也有增加的趋势。今年的异常天气在6月已初露迹象。6月，全国平均气温21.1℃，较常年同期偏高0.9℃，与2022年并列为1961年以来历史同期第一。全国平均降水量85.8毫米，较常年同期偏多3.4%，长江中下游地区降水偏多5成至2倍。7月，北京出现特大暴雨，24日-28日间，全市最大降水量543.4毫米，相当于四天下了近一年的雨。

图源：澎湃美数课

极端天气对劳动环境暴露度高、劳动强度大、休息条件差的劳动者有更大的威胁。比如，厂房、工地、矿井容易积水、坍塌，户外劳动者（外卖员、长途运输司机、清洁工等）中暑或发生交通事故的风险显著增加。同时，这类劳动者还往往缺乏相应社会保障：高温津贴、防暑降温措施难以落实；极端天气带来的伤害很多时候被视为“自然灾害”而非“职业伤害”，劳动者及其家属维权难。长期处于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的工作环境中的劳动者既缺乏应对气候风险的条件，也缺乏制度性的保护，ta们是受极端天气影响更甚的群体。

气候极端化与劳动风险叠加，基层劳动者正以身体和生命承担着这场气候危机最沉重的代价。工劳小报第一期主题刊关注气候危机下的劳动者，梳理今年以来，高温和暴雨天气下基层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以及相应制度保护的状况。

高温之下：未落实的补助与保障的不均

相比过往公众认知里，建筑业户外工作者最常面临高温天气的风险，今年，室内劳动者的脆弱性也格外凸显。7月6日，青岛大学宿管疑因高温去世的消息，引发了关注高温下劳动者处境的小高潮。无独有偶，7月15日，西安一保安也因高温天气在保安亭猝死。在一年比一年严峻的夏天，保护劳动者的政策是否到位，又是否真的能在实践中落在实处？

根据《防暑降温措施管理办法》，用人单位安排劳动者在35℃以上高温天气从事室外露天作业以及不能采取有效措施将工作场所温度降低到33℃以下的，应当向劳动者发放高温津贴。但更重要的并不仅是发一笔钱，而是为工人提供安全的工作环境温度，采取必要的防暑降温措施，如减轻劳动强度，调整工作时间，定期为劳动者提供健康检查，并采取新科技、新设备控制高温，进行日常监测和健康检查等。

越来越多工人的工作环境已达到应发放高温津贴并采取其它措施确保用工安全的条件，因为大部分中小型工厂的流水线都没有空调，车间温度动辄达到33度以上。然而，从实际情况来看，哪怕工作场所突破高温，高温津贴的发放和执行往往混乱且不规范。中国劳动趋势的分析指出，高温津贴实际落实上各省各行其是，缺乏统一标准，多个省市区别对待室内外工作者，且津贴标准多年未更改。在过往法律判例中，企业可能声称温度达标，拒绝发放高温津贴，劳动者起诉后需自己提供对工作场所的第三方检测报告和证人证词，否则法院可能驳回劳动者的申诉请求；而及时发放了津贴的用人单位可能也以此来免除改善劳动条件的责任：今年6月，有上海企业被曝光，老板以‘高温费已发放’为由，拒绝在车间开启空调，导致员工在高于37度的环境中工作。

图源：国际劳工组织

高温劳动导致的工伤和工亡常因发生时间和地点的模糊，而被用工单位推诿责任和拒绝赔偿。7月，西安猝死的保安周某就因在上班前一小时出事，且长期居住的条件恶劣的职工宿舍严格意义上不算作工作环境，遭遇相关责任方的推诿，小区物业称周某属于外包员工，劳务中介则认为周某是在正式用工前一小时猝死，不符合工伤，公司仅愿意进行有限的人道主义赔偿。现实中热射病发病以及因高温造成的伤病实际发作的时间地点可能有延迟或模糊性，由于缺乏更明确的政策细则执行落实的规定，企业得以规避工伤责任。

另一暴露在特殊脆弱性的高温劳动群体是大量就业不稳定、处于非正式劳动关系的工人，包括建筑业、农业、家务劳动者、拾荒者和街头小贩等。例如，平台接单的家庭服务业劳动者大多为灵活就业的网约工，尽管其工作环境符合高温津贴的标准，但由于ta们大多没有和平台或外包企业签订正式劳动合同，平台便规避了提供权益保障的责任。非正式劳动者的高温劳动保障非常不足，这类工作又因其灵活的工作时间可能更多吸纳了需要承担双重劳动的女性。这再次提醒我们，高温天气的风险哪怕在劳动者当中也并非均等，原本就落在社会保障网络之外的工人没有退出高温工作的选择，也更缺乏制度保障。

暴雨洪水多发，劳动者面临的多重风险

今年的汛期相较于往年有所提前，从6月下旬开始便呈“南方久涝、北方急涝”的态势：6月27日后，华中西南一带（河南、贵州等）连续强降雨引发城乡内涝与山洪，公路中断、工地与小作坊被迫停摆，外来务工者与临时工首当其冲，很多人既无带薪停工也无灾后补偿的预期。7月下旬的雨带北抬，北京在7月28日启动防汛一级响应，公共交通与文旅场所大面积停运，对零工、骑手、环卫与文旅服务业的即时收入形成断崖式影响。截至7月末，北京近郊多地受灾，受灾居民与小微企业、保洁与民宿服务人员等在保险与社会救助覆盖上的薄弱处境，延长了ta们重启生计的时间成本。8月初，南方暴雨再度“倒水式”倾泻：深圳多次触发分区暴雨红色预警，深汕特别合作区鲘门街道在66小时内录得累计891.6毫米极端雨量，地方层面一度采取“停课、停工、停产、停运、停业”的综合措施。节律交替的降水过程，把基层劳动者置于两难境地：停工无薪，出勤又高危。      

无人机视角显示，2025年7月29日，中国北京密云区因强降雨发生洪水，村庄民房及其它建筑物部分被淹没。图源：路透社

今年发生多起暴雨失联案，劳动者在通勤、返乡或临时工地转换途中陷入联络中断与生命危险。把今年的情境与既往经验对照，则更能看清结构性问题：汛期红色预警即代表停工停运，但平台与外包体系的层层转包，使得用工调度与气象预警存在严重脱节。今年南方多地的暴雨里，清晨出工的通勤包车最易陷入“预警已发，车仍在路上”的风险之中，农忙季或采摘季的短期招工队伍尤为脆弱，一旦遇山洪就可能失联。在这些情况中，谁来下停运指令、何时通知、出了事谁负责等问题，至今依然模糊不清。

暴雨和洪水的多发也暴露出交通与物流业的脆弱：运输能力骤降，站点关停，从业者的生计因此受到严重冲击。洪水冲毁道路桥梁后，货车司机、快递与仓配从业者既担“车损自担、货损自赔”的合同风险，又面临平台考核延迟与罚款的压力；此前小报总结过洪灾对运输与出版等行业的连锁伤害，道路虽能很快抢通，但劳动者的保障却无法跟上：谁付停工的钱、谁赔损坏的工具、谁负责理赔，往往没有明确责任人。

而对于劳动者而言最大的困难是灾后的漫长恢复。对于涿州而言，灾后重建的迟滞首先体现在产业链节点的受损：作为北京出版业的库房腹地，涿州的图书物流园区“整园受淹”，有企业自述8000平米库房、约360万册存书几近全损；而图书库存常被保险拒保或保额有限，巨额亏损只能在企业与一线从业者之间层层消化，影响从编辑、仓配到营销的整条产业链条。对交通与即时配送来说，洪水后的“重启”同样艰难：城郊的快递集配站往往最早失守、最晚恢复，北京房山区一处站点曾一度困住80人；水退之后，即便车辆还在，但电瓶报废更换动辄上千元，自担成本直线上升。

此外，暴雨天气对外卖骑手的影响也十分显著。这不仅是因为骑手在暴雨中工作有更高的风险，容易遭遇交通事故，更是因为，在暴雨天气，城市居民对外卖的需求量会剧增。在暴雨天气，外卖骑手面临的风险包括但不限于：因长时间淋雨而生病，脚长时间浸泡在不干净的水中带来的健康风险，在雨天发生滑倒、翻车、撞车等意外。上述风险会因缺少高质量的防雨装备（比如能够抵挡暴雨的雨鞋、雨衣）而加剧。同时，暴雨天气也会带来手机进水、电瓶车电瓶泡水等问题，带来进一步的财物损失。

暴雨中的外卖员，图源：食通社

关于暴雨或洪涝，相关的制度性保护很少。洪水突发往往被认定为“不可抗力”，由此造成的工厂被淹、工人没能及时撤离而遇难，在部分地方人社部门可能不算作工伤。而对于农民工、临时工、非正式就业人员，因为工伤保险覆盖不足，更可能面临“无人负责”的情况。对于农户而言，农作物在洪水中受损可以通过相关农业保险获得相应理赔款，但农业保险的支持力度十分有限。

与洪涝相关的另一项制度性保护是蓄滞洪区补偿。依照《蓄滞洪区运用补偿办法（2025年）》，国家会针对住房、农田、专业养殖、经济林等区域在蓄滞洪区运用期间的水毁损失予以补偿，补偿力度在损失的40%到70%之间。不过，该项补偿只限于被划定到蓄滞洪区范围的情况，覆盖范围十分有限；且该补偿只针对洪涝中一般性的财产损失，也非为劳动者提供的针对性保护举措。

结语

长期在高暴露、高强度、低保障工作环境中的基层劳动者，往往缺乏必要的物质与技术条件去应对气候风险。面对高温，建筑业、环卫、制造业等户外劳动者缺乏遮阴、降温、防护设备等基本设施；外卖骑手在极端高温、暴雨、台风等气候事件中仍需作业，缺乏有效的防御手段。由于收入有限，ta们往往也难以通过购买空调、防护服、高质量雨具、保险等方式来提升防护能力。而信息获取渠道的匮乏，则使ta们无法及时获得气象预警和健康指导等关键信息。这些条件上的不足，使得劳动者在面对气候风险时更加被动。而制度性保障的缺位，则将ta们推向更加危险和脆弱的境地。

希望幸福也能敲敲中国的门

在体育比赛中，垃圾时间是指胜负已定，比赛进入毫无悬念的阶段。若将垃圾时间的概念引入历史，北宋的最后八年，绝对是帝国的垃圾时间。

北宋最后的八年，宋徽宗和宋钦宗两代帝王，在内外交困中上演了一场荒诞的亡国悲剧，最终以“靖康之耻”的奇耻大辱收场告终。

第一、内政糜烂

宋徽宗痴迷艺术和享乐，纵容以蔡京、童贯、朱勔等六人为核心的六贼集团。他们结党营私、卖官鬻爵，把朝政搞得乌烟瘴气，朝堂上只剩下了阿谀奉承和党同伐异。

比如蔡京，他打着变法的旗号，大肆敛财。史书评价他“穷民膏血”，北宋的民间经济被搞得凋敝不堪。

还比如六贼之一的朱勔，他在江南大肆搜罗奇花异石，也就是大名鼎鼎的“花石纲”。他们设置应奉局，四处出击、勒取花石，再用船从淮河和汴河运入京城，这项工程连年不绝，周遭百姓生灵涂炭、中产之家全都破产，甚至到了卖儿卖女的地步。

1120年，大名鼎鼎的方腊起义爆发，口号就是诛杀朱勔。方腊起义声势浩大，参与的百姓非常多。据史书记载：凡得官吏，必断其肢体、探其肺肠，或熬以膏油、或乱箭穿心。足见民怨之深。方腊起义虽然被童贯率精锐的西军镇压，但这场起义沉重打击了北宋的经济命脉，也就是东南的财税重地，还极大消耗了本已捉襟见肘的军事力量。

第二、外交短视

宋徽宗君臣并无雄才大略，反而好大喜功，整天做梦幻想着“燕云十六州”像馅饼一样从天上掉下来。

1120年，宋金签订“海上之盟”，联金攻辽。名臣李纲忧心忡忡地指出：辽国之患犹可枝梧，金人狼虎，异日必为大患！意思是说辽国的问题，还可以应对，但金国是虎狼，联金攻辽是在与虎谋皮。

果然，最终燕京被金人攻下，北宋又被迫花费巨资，赎回了原本属于自己但被金军劫掠一空的“空城”。这场拙劣的表演，将北宋的腐朽懦弱暴露无遗。对此，金国皇帝完颜阿骨打评价说：可轻取东京，也就是可以轻松拿下北宋的都城汴梁。

第三、军事无能

金国灭辽一年，便大举入侵北宋，并轻松的长驱直入，来到北宋都城汴梁。

宋徽宗吓得屁滚尿流，匆忙将皇位禅让给儿子赵桓，也就是宋钦宗，自己则仓皇出逃。随后，宋钦宗签下了城下之盟，送土地、送美女、送金钱、送物资、送人质，还尊金国皇帝为伯父。

更令人发指的是，为凑足天量的赔款，北宋开始疯狂搜刮，甚至将宗室和官民女子明码标价抵给金国。北宋朝廷的行径，将千年帝国的尊严践踏殆尽，是人类历史耻辱的第二名。不要着急，第一名也是他们创造的。

1126年秋，金人再次南下，宋钦宗病急乱投医，竟然相信江湖术士的“六甲神兵”，把统御守军的权力交给了江湖术士，成为了王朝末日最辛辣的讽刺。

随后，为满足金人的胃口，宋钦宗下令搜刮全城、掘地三尺。1127年，金人在汴京疯狂洗劫，并将徽宗、钦宗二帝，连同一群达官贵人掳掠北上，北宋就此灭亡。

从1120年到1127年，这八年的垃圾时间，是北宋系统性溃败的总爆发。这八年政治腐败达到了顶峰，朝纲废弛，民怨沸腾，经济崩溃，民生凋敝，财政枯竭，最高统治者昏聩怯懦、投降派苟且偷生，士大夫虚妄迷信，加上战略短视、军事无能，最终引狼入室、自毁藩篱。

岳飞在《满江红》中痛呼：靖康耻，犹未雪。臣子恨，何时灭！这里的“耻”和“恨”，正是对那八年“垃圾时间”的精炼总结。当一个王朝的统治集团彻底腐败无能、丧失担当，纵有个别的忠贞之士，也难以在“垃圾时间”中力挽狂澜，最终还是会走向不可救药的覆亡深渊。这不仅是北宋的挽歌，更是历史的镜鉴。

文｜李宇琛

2025年8月28日，微博博主“唐哲同学”的微博商业生命，被平台一纸公告判处了死刑。

没有禁言的倒计时，也无关账号的存废，处罚精准地落在了他近60万粉丝流量变现的核心命脉上：永久取消广告分成与盈利资格。

对一个以流量为生的自媒体人而言，这无异于一场数字世界的资产清零。

而执行这场清算的原因，颇具黑色幽默的意味。这位长期以“爱国”为旗帜的大V，最终是被他亲手炮制的“爱国”内容本身所反噬。

那些曾为他带去无数点赞与拥趸的帖文，最终成为了清算他时最无可辩驳的罪证清单。

这份清单上，记录着一个内容投机者的全部路径。

他用以构建其爱国叙事大厦的砖石，并非事实、考据与理性，而是更轻便、更廉价、也更易燃的材料：

情绪。

唐哲同学的微博认证是历史博主，他也曾试图证明自己的专业性。

2022年初，他转发过一张号称是作家张爱玲祖母的老照片，引人怀旧。

照片很快被证实为现代人拍摄的艺术照。

唐哲同学删帖道歉，承认自己“张冠李戴”，并将失误归结于：

“知识浅薄，难免差错。”

这句谦辞，在日后看来，更像是一份精准的自我鉴定。

当历史考据无法快速兑换为流量时，他便熟练地转向了另一条更汹涌的航道。

在这条航道上，事实的准确性不再重要，重要的是立场是否正确，情绪是否到位。

他开始娴熟地剪辑苦难，拼贴仇恨。

他的一篇关于加沙儿童的帖文，配图催人泪下，广为流传。

根据网友的溯源，那张令人心碎的照片，的确记录了一场巨大的灾难，只不过那场灾难的名字叫：

汶川。

挪用国殇去点缀异域的烽火，这种操作对唐哲同学而言并非孤例。

他最近的“代表作”，是一组据称是731部队的“核心罪证”图。图中的婴儿标本，足以点燃任何观者的怒火。

这些“铁证”迅速引爆了舆论。

只是，有心人根据线索查证后发现，这些婴儿标本静静地陈列在一家俄罗斯的博物馆里。

一件普通的医疗展品，就这样在他的微博上，跨越时空，成了一段血腥历史的元凶。

这种时空错乱的叙事，曾经在他一篇关于以巴冲突的帖文中达到了顶峰。

他绘声绘色地讲述，一名华裔女子被哈马斯围困，在危急关头高喊“我是中国人”，随即被武装人员挥手放行。

这个堪比战狼剧本的情节，连他自己的部分粉丝都表示难以置信。

有媒体查证后指出，这纯属一则为了迎合民族自豪感的：

三无杜撰。

当事实的硬核被抽空，剩下的便只有情绪的空壳。

他攻击辉瑞的新冠药物，却无视公开的临床数据；他影射诋毁国内知名学者，却拿不出任何证据；他批判通信专家项立刚，甚至连对方的出生年份都张冠李戴，以至于被微博社区的公开笔记直接标注为：

思维混乱，引用内容不实。

终于，在2024年的“清朗”专项行动与2025年平台整治极端民族主义的背景下，这座由谎言、拼凑与情绪构筑的大厦迎来了推土机。

微博管理员的公告写得清晰：

“经核实，所示违规用户@唐哲同学多次通过拼凑不实信息、张冠李戴等方式，以“爱国”之名博取流量，因违反社区公约，目前已受到禁言处置，并扣除近期全部广告收益。爱国是人民最质朴、最淡然、最没有利益纠葛的情感释放，不应成为某些心术不端者的谋利工具。造谣行为，不仅扰乱了正常传播秩序，更亵渎了历史，亵渎了爱国两字。”

唐哲同学成为了那个被“亵渎”的爱国主义所献祭的典型。

他的倒下，与更早一些的前辈们如出一辙。无论是散播“人肉汉堡”谣言的“至道学宫”，还是利用爱国流量卷走粉丝6亿P2P投资的“黄生”，他们的商业模式并无本质不同。

他们都发现了一座巨大的流量富矿，这座矿的名字，叫爱国。

他们要做的，不是开采和冶炼，只是将那些最廉价、最劣质的原矿石甚至是假矿石，直接打包贩卖给那些最饥渴的灵魂。

就这样，神圣的情感被做成了一门生意，一门几乎没有门槛，只需煽动与复读的生意。

在这门生意里：

真相是负担，考据是累赘，理性是绊脚石。

而当监管的重锤落下，生意戛然而止。人们看到一个投机者被清出场外，于是纷纷拍手称快。

只是，少有人追问，那座曾被疯狂开采的矿山，在被挖得千疮百孔之后，还剩下些什么。当一种本该凝聚共识、团结国民的伟大情感，可以被轻易地标价、贩卖、并最终因质量低劣而被下架时，它的损耗，又该由谁来计算？

喧嚣过后，一地鸡毛。那些曾经的狂热与眼泪，最终证明不过是一场流量的骗局。

而最大的荒诞在于，骗子倒下了，但曾经为他鼓掌的观众，却早已转身去寻找下一个更新、更响亮的舞台。那里，同样的剧本正在上演。

李宇琛（立于尘）

写于2025年8月28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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李宇琛｜长期征求微信公众号，用于坚持写作与发声

是试点吗？

全国能推广吗？

8月22日，香港领导的财产情况于政府官网公开。包括主席李家超在内的领导，有中英两种文字版本的《利益登记册》PDF版可供下载。

其中李家超的情况比较简单，与其妻子共有一处位于油尖旺区的住宅物业及车位，夫妻二人各占一半权益。

除此之外，还要看社会和企业兼职情况。与内地官员只能有一个社会兼职不同，李主席有整整三页清单：

行政长官获赠礼物名册也需逐月公开。

我查了一下，今年前7个月，李主席没有收到任何礼物，去年底倒是连续两个月都有。

其中11月份获赠一本书、两盒食物、一瓶酒、一件摆设及一盒食物：

12月份获赠4瓶酒：

除李主席外，其他人在内地买房很积极。看来到内地来炒房的大军中，也不乏香港官员的身影。

•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与家人共拥有7处物业。有4人（或其家人）分别在珠海、东莞、中山、杭州置有房产。

• 政务司司长陈国基的妻子拥有三个物业，分别是位于沙田的住宅（预备出租）、位于黄大仙的住宅（出租中）和位于港岛东区的商用物业（预备出租）。

• 财政司司长陈茂波的妻子和家人通过一家公司持有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连同两个车位，作出租用。其妻子还持有中山市的一个住宅单位，两人共同使用。

• 律政司司长林定国申报了三处房产，包括一个位于东区的住宅单位，由妻子拥有，间中自用；一个位于荃湾区的住宅单位，供家人自住；一个位于湾仔区的住宅单位连同两个车位，由妻子拥有作自住。

• 政务司副司长卓永兴与配偶共同拥有一个中西区自住物业。

• 财政司副司长黄伟纶与配偶联名拥有一个新界大埔住宅物业作自用。

• 律政司副司长张国钧申报的沙田区自住物业则由其配偶拥有。

• 财经事务及库务局局长许正宇申报的7个物业均为住宅，一个在中西区，3个在湾仔区，1个在杭州，1个在澳大利亚，1个在新加坡。

• 房屋局局长何永贤、创新科技及工业局局长孙东、医务卫生局局长卢宠茂及教育局局长蔡若莲，分别申报与家人拥有2个及以上物业。

• 政制及内地事务局局长曾国卫申报拥有一个位于东莞的自住物业。

• 民政及青年事务局局长麦美娟在珠海拥有一个自住物业。

看到如此景况，内地网友的反应非常有趣，纷纷点赞这个「试点」搞得好。

他们可能不知道，香港的官员财产公开制度并非试点，亦非始于今日，而是早在林副统帅叛逃的1971年，根据新修订的《防止贿赂条例》，官员利益申报制度就运作了。

而且，香港也不是我国惟一一个公开官员财产的城市。1993年7月2日，我国台湾公布了《公职人员财产申报法》，并在同年9月开始实施。

至于有网友希望在全国推广，这个想法可能有些不太合适。

毕竟，虽然香港已经回归，但毕竟还是资本主义制度。

正确的做法是，香港应该向内地看齐，内部申报、组织掌握即可，以免被有心之人利用，危害国家安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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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写了300多部家传、整理了1200部家庭相册，发现旺族多出自读书人、绅士、企业家、地主，少数平民子弟则通过读书、从军、创业改变命运。

家史即国史，现代国家鼓励学生先讲家史、次学国史，汲取智慧、经验、教训，节节攀升。

死亡不是人生的终点，遗忘才是。如果没有记忆，家就是个空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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为什么人人都是他自己的历史学家？如果没有家庭记忆，家就是一句空话。这个任务，只能我们自己来完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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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七使2022｜到处喷洒毒农药，是在灭人还是灭蚊？

广东的基孔肯雅热“疫情”，已经延续了一个多月。各地的运动式“防疫”，愈演愈烈。

什么给小孩子抽血，什么破门换锁，什么全城砍树冠，全城清理私人绿植，什么全市大扫除，什么给下水道装防蚊纱网，什么拆除冷巷，什么出动吊机搬走天台杂物，什么入户排查积水……比新冠疫情时期生猛百倍。

新冠防疫的要点是封控，不让你们动。基孔肯雅防疫的要点是动你们。

上面所说那些还不算“防疫”狠招。真正的狠招是：全省各城都在疯狂喷药水消杀。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七使2022”。在这篇被删除的文章中，作者质疑过去一个多月以来广东各地为防治基孔肯雅热而采取的各类过度措施。

文中接着写道：

坐标广州，天河、越秀。

随便出门逛逛，不管哪条路，总能看到“消杀队员”们拿着喷枪在路边喷洒药水。

城中村更甚。穿环卫工制服的人三五成群，背着设备，举起喷枪，向两边墙壁和空中到处乱喷，不管有没有行人经过，反正朝你脸上头顶狂撒药水。

我回小屋子喂猫就遭遇了两三次这种“生化危机”，窄巷里白雾腾腾，怪啸连声，即使以百米冲刺速度屏住呼吸快步逃离，每次都鼻子堵塞、眼睛剧痛。

小区里当然也是这样。一早醒来，就听到远处喷枪的呜呜怪啸，然后就开始到处仙雾缭绕了。

我住在小区里。早几天晚上十点多，刚吃完饭在喝茶，听得窗外露台上忽然响起像冲击钻一样的厉啸声，以为什么鸟人居然胆敢深夜装修，开门出去一看，竟然是一个黑衣人带着一个穿环卫工服装的家伙，背着装备，拿着喷枪，沿着人行楼梯一直走上来，边走边到处乱喷。整个露台顿时毒雾弥漫，一股恶臭味扑面而来。这俩杂碎喷完露台喷走廊，沿着住户通道乱喷，再一层层往上走，每层楼都喷一遍。

问候完这俩杂碎的家人，我马上打电话报警。当然是没用的，警察例行嘻嘻哈哈，话术策应。次日，街道志愿者来检查卫生，我问那是你们街道安排的吗，回复说“会跟居委会反映的”，理由是附近出现一个病例，需要安排相关人员进入周边的居民楼消杀。

所以，现在不光每天早午晚在路边、街巷和小区空地消杀，还要随时进入居民楼消杀。

消杀喷的杀虫水，那是含毒农药。

[…]行人走在街上，不定什么时候就会被当头喷洒。上述我在城中村小巷子的遭遇就是典型案例。随着呜呜喷枪怪啸，低层住户随时随地就会从窗户外吹进来各种各样的农药，毒性颗粒会粘附在餐具、桌椅、床铺、饭菜、茶水上。沿街食店更是这样，锅碗瓢盘和食材，都会被肆无忌惮喷洒的农药污染。人吃进去喝进去，会否慢性中毒？这，难道还需要问吗？

所以，这一场场的灭蚊运动，究竟是在灭蚊，还是在灭人？

二、路边有片海｜拉拉女孩卧底、曝光郑州围殴同性恋团伙，却被拘留至今，亟待平反

2025年7月，郑州人民公园社会青年围殴同性恋事件在网络发酵后，郑州公安机关抓获涉案嫌疑人17名，依法刑事拘留11人，行政拘留6人。

遭到刑事拘留的11人中，有一名同性恋女孩韩梦，是打入该团伙的“卧底”，也正是她拿到相关证据发布在网上。而她至今仍被拘留关押。

为此，微信公众号“流放地”作者“路边有片海”发布韩梦形婚男友、郑州人民公园打人事件受害人之一小凯的讲述，呼吁释放韩梦。但该文在微信平台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韩梦是今年过年时我妈让我相亲过的一个女生。很凑巧，她是一个拉拉，25岁，原来在部队当过兵，是国家储备军。韩梦人挺好的，性格大大咧咧，但有时候显得冒冒失失的，性格有点莽撞。她是那种别人打了她，她是一定会反击回去的性格。我们性格挺互补，很谈得来。

得知了我在人民公园被打之后，她感到很气愤。看到我两次被打得那么惨，激起了她的正义感。她家离人民公园很近，所以从6月份开始，她就在夜里时不时到公园去看看，想找到这群人。

但连着去了好几天都没有碰见。

6月23日夜，韩梦又去了人民公园，终于碰到了其中一个小混混团体。韩梦利用自身性格优势和小混混套近乎。为了确认是否是打我那个团伙，她还故意聊到了男同这个话题，和他们聊得很火热。那帮人说，他们是因为痛恨男同，才埋伏在公园西北角(即同志据点)打人的。并邀请韩梦待会观看打人过程。

韩梦假意与小混混们交好，跟他们说自己也痛恨男同，想跟着他们一起找乐子——实则为了偷拍视频获取证据，只有拍到他们打人的视频，他们才无法抵赖。

随即他们抓了一位男同，口头训诫了这个男同，韩梦还配合他们诬陷这个人对一位女性性骚扰，将这名男同扭送到派出所，从此获取了小混混的信任，与小混混们"义结金兰"，并合拍了一张合影(有两个小混混没上镜)。她发给我分辨，看看是否是打我的人。

她还加了打我那几个小混混的微信，把他们拉到了一个微信聊天群里。韩梦建立这个微信群有两个目的：

撺掇小混混们在群里发他们打人的视频，坐实其罪证；

聚拢所有曾在人民公园随机打人的小混混同伙加入群聊，帮助警方最终一网打尽。

[…]7月7日前后，派出所拿到了韩梦搜到的证据，抓获了小混混们。结果没想到，就因为韩梦还击了6月27号那个拿铁锤砸她的男的，韩梦也以涉嫌寻衅滋事罪被刑事拘留了。从7月7号到现在，韩梦都关押在“三看”（郑州市第三看守所）。

打人的小混混中有5个未成年，被当场释放，没有被拘留。

她一个小女生，在与犯罪分子周旋的这几天里，未曾有过一丝胆怯，我真的很佩服她。跟随拍摄期间，偶尔还劝阻他们凶残的暴力行为(比如没收小混混的辣椒水对着空气喷空；小混混打起人来，她会说，这里有监控不能打)。

近几年，类似我被打的案件有很多起，这次能很快一网打尽这群小混混，多亏韩梦以身入局，卧底其中拿到的证据。我认为韩梦不应该受到惩罚，反而应该嘉奖这位为民除害的巾帼英雄。

三、劳东燕2004｜这些年来，明显感觉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

8月19日，劳东燕教授发布了一条微博，以十分温和的语言诉说对近年来社会发展的感受。即便全篇未提及任何敏感话题，该帖仍被审查，目前已是不可见状态。

她写道：

这些年来，明显感觉社会中一直有股力量拖拽着几乎所有人向下坠落，并且这股力量变得越来越强。很多美好的东西被无情地打碎与摧毁，公然地表现粗鄙被认为是真性情，这样的粗鄙在网络中连成一片彼此遥相呼应，声势还越来越大。在这样的环境中，不愿意一起坠落的人，只因为想要保持在原来的位置，都会被认为有罪。

也因此，一个有正常认知与共情能力的人，有强烈的无力感，由此而觉得痛苦与压抑是正常的。我认识的不少朋友，包括我自己，多多少少都有这样的情绪，有的甚至需要借助酒精，才能勉强地平息愤怒与缓解痛苦。在当下的环境下，如果有人不觉得痛苦，不觉得压抑与有压力，还一味地岁月静好，从心理学的角度来说反而有更大的问题：看上去快乐平静，其实病得很重。退一步说，即便不是病得厉害，也是迟钝得可以。

很多人会将自身感受到的压力与痛苦转化成戾气，转移到自己欺负得起的个人身上，颇有那种要烂就大家一起烂的势头。这样的情绪我能理解，它是人性的弱点与本能使然，但这种摆烂的心态与举止我不赞成。因为这只会造成更大的雪崩，而真到那一天，自己也绝不无辜。网络公共领域的这种氛围，不能说对我毫无影响，有时不免也有厌倦之感，好在自从较少走心之后，很难再实质性地伤害到我。

从另一个角度来说，经历恶劣的环境，也许反而有助于个人的成长，焕发自身内在的生命力，就像《乱世佳人》中的郝思嘉那样。如果不是经历南北战争，恐怕郝思嘉到老仍是一位浅薄而幼稚的庄园主小姐。大浪淘沙之下，谁能真正经受得住冲刷，也是对自身的一场重大考验。我绝不是要为恶劣的环境做辩护，只是既然没法改变环境，就只能选择合理地调整自己的心态，从积极的角度来看待与处理糟糕的环境对自己的影响。

与此同时，面对那股一直拖拽我们向下的力量，必须有意识地施加反作用力，不然一定会被那股坠落的力量所征服。就像一个人站在激流之中，只是单纯地站在那里，或早或晚会被激流冲走。所以，首先要学会在激流中站稳，保持稳定的内核，在站稳的前提下，记得寻找同道中人，一起为筑坝做出努力。不是使用蛮力，而是学会有策略的努力；水滴石穿的努力重要，战略与策略也很重要。不置一时之气，不被对方拉低而共同摆烂，更不为被打败几次而心生绝望，因为我们要在意的，不是一次战役的胜利与否，而是整场战争的最终结局。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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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8月21日晚至22日清晨，河北省沧州市孟村回族自治县，一位25岁的女孩去世了。

警方通报显示，犯罪嫌疑人是她的丈夫。经法医检验，她的死亡原因是“钝性外力作用致颅脑损伤”。这个案件还有一名犯罪嫌疑人，是被害人的婆婆，因“涉嫌帮助毁灭、伪造证据“被警方控制，两名嫌疑人目前均被刑事拘留。

从8月22日至今，“孟村伤妻致死案”在网络上引发了广泛讨论。一方面，因为暴力和犯罪发生在家庭内部，再次引发了人们关于“家暴”一词对“暴力”行为遮蔽性的讨论。另一方面，这位逝去的25岁女孩，几乎符合人们对“完美受害者”的所有想象，她人品端正，家世清白，相夫教子，隐忍克制，她曾在社交网络上写下，“只是想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却依然免除不了遭逢厄运，被丈夫暴力致死。

她的过往人生如何一步步走到现在？到底是因为什么，让她难以离开屡有暴力行径的伴侣？一个女孩永远地消逝了，但那些关于暴力的讨论、法律边界的探讨，以及纪念的声音远未停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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车到已死亡

死讯是8月22日清晨传来的。

那天，孟村回族自治县下着雷阵雨，这场初秋的雨已经断断续续下了一周多，7时36分，受害者父亲刘君接到电话，电话内容为，“你女儿在县医院急诊，你赶快过去，”电话内并未提及女儿已死亡。

等他赶到现场，女儿刘铭瑶脸部呈青紫色，有伤，经CT检测，脑部有出血，肿块，肺部受伤，腰部骨折，已经失去生命迹象。

刘铭瑶的弟弟刘恒随后也赶到了现场，他在医院见到了姐姐，头发散乱，额头、眼眶、脸颊都有青紫色的淤痕，嘴唇乌黑，嘴角破了，有血迹，完全不是平时的样子，“都不敢相信这是姐姐”。

一份来自急救中心的院前急诊病案记录显示，孟村县急救中心于8月22日7时8分接令，7点20分到达现场，患者刘铭瑶“呼吸心跳停止，时间不详，车到已死亡”。这份报告还显示，她头颅为畸形，双侧瞳孔散大固定，双眼眶、面部、四肢可见淤青，心电图示直线。

另一份医院于8月22日13时出具的报告显示，患者“蛛网膜下腔血液沉积、右颞、左顶头皮下血肿，肺淤血表现”。此外，患者“腰1—3右侧横突骨折愈合期”，这可以说明，受害人身上已有旧伤。

从见到女儿到打出报警电话，刘君花了13分钟。关于那天的记忆，因为过于痛苦也过于突然，刘家一家人都有些处于应激状态，晚上回到家里，至亲们坐在一起，他们花了几个小时，每一个人都慢慢说，一句一句说清楚，交叉印证，把当天所有时间节点一一记录。

他们自制了一张情况说明，时间精确到分钟：8：50左右刑警队人员到达县医院。9：04到达事发地楼底。9：30开锁人员到来，此时警方也获取到开锁密码。9：35左右，全体人员到达案发现场，进入现场取证。10：14警方取证完成。

受害者家属后来也进入了案发现场，拍摄留存证据：东南卧室床单留有血渍，床头墙面有数道新鲜利器划痕，地面有未被清理干净的血渍，在光线反射下，大面积清理血痕清晰可见。卫生间地面留有未理清干净血迹，东北卧室地面留有残存血渍。楼下垃圾桶，警方也进行了搜查，发现垃圾袋中有含有血迹的纸巾类物品。

一则电梯监控视频显示，8月21日晚，刘铭瑶与丈夫金昊还有儿子一家三口进入电梯回家，金昊光着上身，疑似醉酒，他一进电梯里就蹦了几下，并掏出手机查看，随后，刘铭瑶笑着和金昊说了句话，金昊又跳起来，抬起右手拍打刘铭瑶头部，前后两次。电梯到达所在楼层后，金昊走出电梯时脚步踉跄，因为站不稳，扶了电梯门对面的墙壁几秒后才站定。

另一则电梯监控则显示，8月22日清晨7点多，刘铭瑶躺在急救担架上，身上盖着白布。

关于那天发生的一切，弟弟刘恒很自责，在电话那头说，“直到现在，我也不知道那天晚上，我姐姐到底经历了什么，我只知道我姐当晚非常的痛苦，她还是没能熬过那个晚上。”

刘恒记得一个细节，姐姐的手指甲里全是白灰，他猜想，是她在挨打的时候往墙边躲避，拼命地想站起来逃生，墙壁上硬是被抠出一个长长的洞。

余生为你而来

刘铭瑶和金昊相识于学生时代，他们是高中同学，自由恋爱，高考后报志愿，刘铭瑶分数比金昊高，但为了能和他在一个学校念书，她降分录取去了对方所在的学校。

这段恋情最初就没有受到女方家庭的认可，刘家人不太喜欢金昊，因为他的情绪不稳定。三年前，金昊就曾在县城广场与一位老者发生口角，随后和同伴一起殴打了那位丁姓老人。

据“我们视频”采访当事老人，金昊打人后，家人前往医院赔偿对方医药费，事后他的爷爷、爸爸带着他三人登门道歉，金吴骑着小车匆忙赶来，长辈怎么叫道歉也不张口，丁大爷的妻子评价，“他这个狂劲儿让人接受不了”。

但刘铭瑶依然选择和金昊结婚了。恋爱六年，从高中到大学毕业，21岁，他们就决定结婚，女方家人一开始并不同意，但因为女儿喜欢，他们拗不过，还是决定尊重女儿。

刘铭瑶生长在一个充满爱的家庭，父母都有稳定工作，在县城也是体面的小康家庭，关于网传的金昊家经济情况很优越，家境远超刘家，弟弟刘恒否认了这一点，他说两家人之间“算是门当户对的那种”。金昊是当地检察院的劳务派遣人员，其父母都在当地医院工作。

正因为金昊在检察院工作，此案经沧州市公安局指定管辖，移交肃宁县公安局进一步侦办。

不难看出刘铭瑶对这段婚姻的憧憬——婚后第一天，这位新娘就在一张稿纸上写下：亲爱的金先生，今天是个特殊的日子，是我们相识的第六年，也是我们携手走进小家的第一天。这一路兜兜转转，我们还是我们。希望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共同守护我们的小家，我可以为你分担烦恼，你可以成为我的依靠，有幸与你相爱，余生为你而来。初为人妻，请多多关照。

据刘家人了解，婚后金昊第一次暴力行为发生在2021年10月29日，而他们结婚的日期是2021年10月16日。也就是说，婚后不到两周，暴力就已经开始发生了。

当时这桩暴力事件的处理办法是，在刘家人的见证下，金昊的母亲打了他，并承认自己“管教无方，儿子不是人”。事后回看，刘家人会觉得，女儿错过了拯救自己最好的时机。

婚后第二年，他们生下了一个宝宝。刘铭瑶非常爱孩子，弟弟刘恒说，“孩子是我姐姐的命根子”。

结婚4年不到，暴力在刘铭瑶的生活中反复发生。弟弟记得，姐姐很多次回来身上都带着伤，有时是眼角，有时是手臂，家里人问她，她会掩饰，“是自己撞的，是骑车摔伤的”。

有些真相只是身边人不忍戳穿而已。刘铭瑶去世后，她的一位朋友在社交平台上回忆：我恨我自己，早就发了端倪为什么不捅破这层窗户纸，你以为的掩饰，其实我早已看穿，我为什么不再多问问你。我恨我自己！大夏天你穿着长袖来我家玩，身上的伤痕你跟我说是摔的，你那么爱面子，用尽力气想保持婚姻的体面，最终却是以这么不堪的结局人尽皆知……

另一位朋友也指出，金吴在婚姻中并非良配。一次，她和这对夫妻一起去旅行，早上起来，刘铭瑶给孩子洗脸刷牙穿衣服冲奶粉洗奶瓶，还要给金吴洗脏内裤，“让他去看热水好了吗，他说他很累不想动，他在沙发上刷一早上抖音他说他很累不想动”，而刘铭瑶没有一点怨言。

作为娘家人，刘家人很想劝刘铭瑶离婚，但她会说，舍不得孩子，他们也想直接找对方父母沟通，被刘铭瑶拦下，因为如果被金昊知道了这些，又会遭来新的暴力。

事实上，刘铭瑶一家都是非常温和的人。8月22日当天，在金昊母亲尚未被警方控制之前，刘铭瑶的至亲们曾与她有过一段长谈对峙，一段长达15分钟的视频记录显示，刘铭瑶母亲虽然悲痛万分，从头到尾没有对金吴母亲有过任何言语和肢体过激行为。

那天的对峙弟弟也在场，他甚至对金吴母亲还保留了对长辈的礼貌。在我与刘恒的通话中，他一直努力保持冷静克制的措辞，他不想称呼金昊为“姐夫”，也没有用更情绪化的用词，他称呼金昊为“犯罪嫌疑人”。

“念别人的好·修自己的心”

为什么不离开一个常有暴力行径的伴侣？这是很多人对于刘铭瑶的疑惑。

我看过几乎所有她的互联网痕迹，和她弟弟通了40多分钟电话，看到她朋友们的讲述，其实也只是冰山的一角，因为她不再能够亲口解答这些疑惑。所有的现有信息，都只是有限的呈现，而不是确凿的判断。我们只能试图拼凑她的过往，去理解她为何做出这样的选择。

刘铭瑶是一个很爱家的女孩，有一个小五岁的弟弟，但父母对他们从来没有重男轻女，女儿出嫁后，爸妈和弟弟依旧保留好她的房间，不堆放任何杂物，弟弟说，“我们基本每天都会墩姐姐房间的地，保持得很干净，我房间养了宠物有一些掉毛，姐姐房间一般比我的干净”。

每次许新年愿望，刘铭瑶几乎都是“希望家人健康”。她曾发动态说，“我拥有全世界最好的家人，很想珍惜每一刻和家人相处的时间”。她会拍下爸爸妈妈走在前面的背影，配文：家人幸福健康就好。

或许是因为原生家庭很幸福，她有着一种不谙世事的单纯。大学毕业后，她进入婚姻，对方希望她相夫教子，她就没有去找工作。很快，她就怀孕了，成了全职妈妈。

她很爱孩子。新生命确实带给了她幸福感，孩子刚出生时，她写道，“我从不知道自己的心可以溢满如此多的爱，直到我成为母亲的那一天。”孩子长大一点，会和她互动了，她会记得那些很美好的瞬间，“我那聪明又有点调皮的儿子，今天的风很大，早晨和儿子出去的时候，我的头发刮乱了，他一直不停地帮我整理头发”。

她不止一次在社交网络上对自己喊话，“不能老和孩子发脾气！记住！”，“少玩会手机，多陪会孩子”。她也从不吝啬对孩子表达爱意，“与其说我陪伴你，不如说你治愈我”，“我也因为有你而感觉到幸福”……

在她的叙述里，她几乎从不提及自己遭受的暴力与压力。从校服到婚纱，刘铭瑶很珍惜婚姻里微小的甜蜜日常。结婚后四个月，她拍摄了丈夫从市场出来两手都提着几袋子菜的背影，以及一桌做好的菜。再比如，一年冬天，她记录丈夫，昨天晚上喝多了但给她买了一大盒草莓回来。

如果说新婚时她不想离婚可能是因为爱情，有了孩子之后，她变得愈发难以离开。

她婚后一直没有收入。手心朝上的日子不好过，虽然妈妈会给她贴补，但她内心一直否定自己的价值，与丈夫的交流也显得不够有底气。朋友记得，有次一起吃饭，她很喜欢一条裤子，但是因为不想问丈夫要钱，不想看他脸色，就先不买有了孩子之后，找工作变得更难，因为想要多花时间陪在孩子身边，她曾找过一个馒头铺的工作，工作时间灵活，一小时10块钱，她觉得很不错，但丈夫不让她去，在微信里她这样对朋友解释，“我对象不让我去呢，他说我不嫌丢人”，并附上了一个流泪的表情。

她感觉自己很难改变外部环境，于是开始向内自我说服。这几年，她的社交网络常常像是一个女孩在自我安慰——日子肯定会越来越好的；要有感恩的心；念别人的好，修自己的心；人啊，健康幸福就足够了；做了一个很好的梦，所以会顺利的对吧；今日感慨：自从生完孩子两边妈妈有的出钱有的出力，感觉真的挺满足的，生活更应该多一些知足少一些责怪，我好幸福也很知足。

2023年7月5日，她发布微博，“他也为我们改变挺多的，不是吗？”

弟弟刘恒说，姐姐心里应该也是想过离婚的，但是她没有工作，害怕在孩子的抚养权上争不过男方，于是一次一次放弃。

更糟糕的情况发生在今年7月，刘铭瑶发现丈夫出轨，并将此事告诉了双方父母。离婚的事情明确地提上议程，男方表示，绝不会放弃抚养权，刘铭瑶很挣扎，7月24日，她在微博上写：思绪很乱。这也是她最后一条微博。

这一个多月的时间里，刘恒发现姐姐回娘家的次数越来越少，也不怎么给家人发消息，家里人担心她，又不敢说太多，怕给她压力，“这个也是敏感话题，一聊的话她可能就不再说话了，因为她也很乱。她只是想要孩子，并不是想要那男的。”

亲人不放心，怕那个小家再爆发战争，怕刘铭瑶再受到伤害，到了晚上9点多钟，刘恒和妈妈经常去姐姐家楼下转转，看她家亮灯没，想知道姐姐在不在家。8月20日，他还去商场游乐区帮姐姐带了一下孩子，没想到过了两天，等来的竟然是姐姐的死讯。

“像开着上帝视角一样看着她的一生”

和刘恒通话的过程中，他一次都没有哭。他说，“我现在脑子是受惊的状态，这个事情已经发生了，我只能用自己最坚强的那一面去面对，我非常希望我姐姐能够回来，但我没有办法让我姐姐回来了。”

他点开和姐姐的微信聊天框，发现最近几条姐姐都没有说她自己，“都是她在问我工作怎么样，工作得好不好”。

姐弟之间的感情很好，去年寒假，金昊开了一个火锅鸡餐厅，刘恒怕姐姐太辛苦，也跑去店里帮忙，点菜上菜，他虽然不喜欢金昊，但是为了姐姐，他愿意无偿劳动。

姐姐去世后的深夜，刘恒写了一长段和姐姐的回忆，那是一封写给姐姐的信。他说——

姐姐，我今天回咱家楼上，你的房间我一直都给你留着呢，你嫁出去的时候，我和咱爸妈每天都给你留着，每天把你屋子打扫得很干净，看你柜子的时候有好多大学的荣誉证书，我想你。

你还记得不？我那时候老胖了，我和你在家闹玩，你老爱记录我，还有咱妈咱爸。每次你回家我都可开心了，你肯定给我带好吃的了，我想你了姐姐。

你每次都是在我不开心的时候骑三轮带我出去玩，一开什么店铺，你都带我去吃，有时候自己都没吃过，都给我买。我穿睡衣，你说穿这么破干嘛，我说在家爱嘛紧（不要紧）的，你第二天就带我去盐百买了一身新衣服。还记得有一次我过生日，我一直都舍不得买一件衣服，你给我买了，你还瞒着我，我当时可开心。

你放心，家里人都在呢，我和咱妈每天晚上9点还去你楼下转一圈，看你家里开灯了没，你回家了吗？你总是不舍得给自己花钱，弟弟今天把衣服给你买回家了。你为啥丢下我们，你让我们以后怎么活，我们肯定给你讨回公道。

你在天堂找到奶奶了吗，安顿好了吗，缺什么给我托梦，不要担心家里，家里有我呢。

你回来陪陪我吧，姐姐。

仁义、善良，这是很多人对刘铭瑶的评价。许多朋友都在网络上写下对她的缅怀和回忆——

“你疼爱孩子超过你自己，你总是把别人放在前面，自己排在最后，你也答应过我，以后把自己看得最重要，你为什么没有做到！这两天不断地翻看手机相册里咱们的照片，咱们的聊天内容，还是无法接受你不在的事实”。

“瑶瑶，你知道吗？每当我想起你和我说你的愿望就是和孩子在一起，好好陪着孩子长大，除此没有任何愿望，我这几晚想起这句话我都会落泪，一个不成愿望的愿望，你从不要求，几乎没有过要求。”

就连当时她结婚时的婚庆工作人员都发帖，“她是我的新娘啊！真真切切的接触，相识相知，现在这么好的女孩真的很少，只能说有教养，善良又真诚。记得婚礼前一天，我们婚礼化妆师，跟拍录像都提前到达宾馆，她会给我们亲自送饭，时刻让朋友照顾我们，试问有多少新娘能把我们当成朋友去对待？因为你要结婚我认识了你，我很幸运，但是如果知道是这样，我宁可不要认识你，不要你结婚。”

许多人看完了她的社交网络，“像开着上帝视角一样看着她的一生”。

记得2021年的时候，她21岁，还对自己说，“你不一定非要长成玫瑰，你乐意的话，做茉莉，做雏菊，做向日葵，做无名小花，做千千万万”。

她还说，“我是市井小民，梦想是家人平安，嫁个普通人，平平淡淡安安稳稳过完这一生”。

（文中刘君、刘恒为化名）

近年来，“本升专”成了一种愈演愈烈的现象。如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获本科学历的学生。而到了2025年7月底，更明显的转向出现——越来越多的高考生从“专升本”，转变为“弃本读专”。在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下文简称郑铁）新生微信群里出现了多位分数在560分以上、纷纷报考机车维修、运营专业的年轻人。

“560分还来大专？”群里不少人半是调侃半是惊讶。2025年河南高考物理类特殊类型招生控制线（一本线）为535分。560分超出一本线26分，可报考郑州大学（2025年物理类最低录取分548分）、河南大学（535分）等省内重点本科院校。

这些放弃本科选专科的年轻人的心态，从2024年麦可思研究院报告中可窥见一二：一方面，高职高专毕业生毕业半年内就业率达92.3%，普通本科毕业生为84.7%，其中双非院校本科因专业不同而就业率有所差异，最低可至76%，而985高校毕业生约超70%选择了“继续深造”。另一方面2023届高职毕业生初次就业平均起薪4682元，较2021届增长11.13%；部分专科专业如护理、软件技术等起薪已接近或超过普通本科。

于是，越来越多的年轻人想通了一件事：为什么还要在本科熬上四年，回过头来再争专科对应的就业机会？？十年前本科还是阶层跳板，如今对接明确岗位的专科，成为抵御就业风险的安全绳。

年轻人开始站到“稳定溢价”这一边，“学历溢价”的潮头正在退去。

文｜oscar

编辑｜oi

为什么他们不等四年？

“你为啥要报郑铁？”17岁的杨鹏从以561分报了郑铁的“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后，这是他被问到得最多的问题。“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是郑铁录取分数线较高的专业之一，也是该校毕业生进入铁路局工作的核心专业。

杨鹏甚至比其他同学都要早确定自己的录取结果——一方面是源自自己在同专业中遥遥领先的分数，另一方面则与他报志愿时的规划紧密相关。

“你读了这个专业，两年后就开始实习。从实习开始，基本上就敲定了工作单位：铁路局。”这件事在郑铁校内，并不是秘密。一位学习软件专业的学长这样告诉杨鹏。杨鹏有些惊讶，“你怎么和我爸说的一样。”

读郑铁是杨鹏一家、姑姑一家，以及父亲的战友一家，三家人共同商量后的决定。——对他而言，这相当于用超出一本线的高考成绩，换取 “稳定溢价” 的便捷路径。

在铁路系统工作的父亲作为“内部人”，告诉杨鹏，在郑铁将来工作不愁！经历了金融危机、下岗的父母举了几个同一个家属区里那些不肯进入铁路系统、如今失业在家的年轻人，“他们后悔都来不及！”

从郑铁2025年就业质量报告来看，就业的确是该校的一大优势。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因与郑州局、武汉局联合成立定向班、订单班，就业覆盖率超 60%，实习转正率达93.2%。而且在2025年7月的《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中，铁道机车运用与维护专业应届生平均月薪 5926 元，三年后年薪普遍突破10万元。杨鹏的父母告诉儿子，“这样的工作比公务员都不差！”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

可即便有学长的羡慕、家人的劝导，当周围人的关注渐渐淡去，失落感仍像火一样烤着杨鹏的内心 ——他其实想读郑州大学。“除了说出去好听，还有啥用！”他的母亲这样说。“我可以读研！”杨鹏不愿轻易放弃。“你真有那个本事，当初就考好一些，选一个好就业的本科专业。”杨鹏心里清楚，以自己的分数，即便能进郑大，也选不到有就业优势的专业。

杨鹏陪父母去小区门口超市买东西时，碰到了父亲的同事刘伯 —— 刘伯的孩子正是郑大毕业。“老哥，你家儿子找到工作了吗？” 父亲随口问起，刘伯却摆了摆手：“还在家考公呢，你看我这头发，都愁白了。” 听说杨鹏选了郑铁，刘伯连连夸赞：“这孩子真懂事。”

真正让杨鹏放弃郑大的，是母亲在深夜忽然冲到杨鹏的卧室，“我跟你爸担心的都睡不着觉！”一边是父母的压力，一边是对未来的现实考量，杨鹏最终妥协了。

事实上，像铁路系统这样 “就业明确” 的领域，还有电力、邮政等。山东电力高等专科学校2025 年就业报告明确显示，电力系统自动化技术专业 93% 毕业生进入国家电网、南方电网等央企，且订单班覆盖率达 85%。石家庄邮电职业技术学院与中国邮政集团签订的订单班，采用“2+1”培养模式，学生前两年在校学习理论，第三年到邮政企业顶岗实习，实习考核合格后直接签订劳动合同。2025年数据显示，订单班毕业生100%进入邮政系统。

“这叫平稳落地。”杨鹏的父母这样对他说。杨鹏终于低下了头。还有谁在乎为了就业，年轻人到底放弃了什么？

谁能进、怎么进？

王铮的高考分数同样在560分、同样选择了郑铁、同样放弃了本科。同专业的学长告诉他，在铁路系统内的技术工人岗位并没有传说中的那么舒坦，在这些岗位上每隔几年就要进行一次晋级考试。

通常技术工人岗位分为8个等级，等级越高要求越严，既要求工作经验，也要求能力水平。如果无法成功晋级，哪怕五十岁，也可能和三十岁的人领着一样的工资。

听到这样的情况，王铮多了一个计划，打算大专毕业后先去当兵，再回来就业。

之所以做出这个决定，也是他听父母平时聊天时提到的、铁路系统内一些领导的例子。这些领导把自己的孩子送去当兵了。回来后，再进入铁路系统。

同时王铮自己做了功课：退役军人在铁路系统招录中可享受笔试加分5-10分、优先录用等政策。以郑州铁路局为例，2025年招聘中退役军人占比18%，且部分岗位晋升至管理岗的平均年限比普通员工缩短1.2年。

年轻人看似放弃了本科，却没打算放弃未来。尽管杨鹏与王铮都说，自己的家庭很普通，不过是沾了 “系统内” 的光，但这并非个例。《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5 年）显示，铁路系统技术岗职工子女的入职率，比非职工子女高 17%-25%。如济南铁路局 2024 年录用名单中，职工子女占比 48%，非职工子女为 31%。

可反过来想：就算没有放弃本科，拿着本科学历，就能和专科生竞争同一个岗位吗？

沈阳一家事业编制的科研单位，在2023年、2024年招聘中，沈阳航空航天大学的数位毕业生，为了能够进入这家事业编制单位，主动选择到装配车间成为技术工人。小许便是其中之一，他自嘲道，“谁让我没考上研究生呢！”

小许的苦恼，主要是觉得 “一线工人” 的岗位听起来不好听，但单说单位名字，不少人都会觉得这是份好工作。2024年年底，小许拿到了约3万元的一次性年终奖。他说如果当时坚持自己是本科毕业，不肯找这份工人岗位工作，怕是和很多本科同学一样，要么成为了三天两头失业的销售，要么去挤考公考编的独木桥。

可就算如此，小许在面试时，竞聘这个岗位的除了自己这样的本科生，仍是以专科生为主。但招聘单位考虑到这一岗位的性质，虽然是工人岗位，但依旧需要对于装配工装的设计和研究能力，于是对“本科生从事专科生工作”有了倾斜，在面试题目中增加了对于机械加工图纸的识别和绘图的能力，这才有了小许今天的工作。“如果单纯比动手能力，我是比不过专科生的。”小许有些后怕，也有些庆幸。

小许的同事里，郑州航空工业管理学院的毕业生也有不少。这也是一个本科学校。这让小许的心理平衡了不少。而除了这些本科生成为技术工人外，单位里的科研人员，最低学历已是硕士，据说还要求本科和硕士都是985院校的学历才行。

成为工人后，小许也放弃了读在职硕士研究生的想法：一来单位不承认第二学历，二来工作压力不小，他也明白 “在职刷学历” 不太现实。但刚入学的杨鹏，还带着一股初生牛犊的冲劲，依旧想试着突破未来的职业天花板。

确定性之上的天花板

杨鹏始终对放弃本科、选择专科有些在意。又无法说服自己的父母，于是他萌生了 “先稳住工作，再谋更高学历” 的想法。而且，看到高中同学有一半选择了本科，杨鹏还是羡慕的。父母的语气里带着一股满不在乎的笃定，“以后他们会羡慕你。”

杨鹏特意问了郑铁的学长。学长说，学校机车维修专业每年会单独列出约 50 个本科毕业生招聘名额，但他从没听说过杨鹏所选的专业，有毕业生毕业后再去考本科的。“说不定等你到了单位，要是干得好，单位会愿意让你继续进修呢！” 学长也只能这样安慰他。

杨鹏半自嘲地说，每个人都有自己的烦恼。尤其听说工作后常要加班，就算想考本科都难，更别说冲刺研究生了！

在杨鹏的不快乐中，他看到郑铁的新生微信群里，大家纷纷说自己收到了录取通知书。讨论的话题也变了，全围绕在郑铁有哪些社团、是不是可以染发、能不能带吹风筒、一个宿舍几个人、食堂的伙食怎么样……

杨鹏忍不住在群里问：“要是工作几年后，本科学历又吃香了，咋办？” 那群已经开始关心校园生活的年轻人回得很随意：“到时候听家长的呗！” 至少眼下不用慌，总比一进社会就扛着动荡强 —— 这是他们默认的共识。

可只要多留意铁路、电力、邮政这些系统的招聘就会发现：全日制本科学历仍是岗位主力。这么一来，“未来晋升难”，就成了这些 “弃本读专” 的年轻人，必然要面对的另一个难题。

可父辈对于“职业天花板”并没有那么在意。王铮的父母是一线普通工人，他们自身学历不高，但感觉生活压力不大，因此不希望自己的孩子太辛苦。并以此劝说王铮。

不过，职场里的某些倾斜，或许能悄悄打破这种 “看似安稳的局限”。比如小许，之前报名单位的岗位晋级时，单位通知 “可按岗位最高学历计分”—— 也就是说，哪怕岗位门槛是专科，只要职工是本科学历，就能拿到更高的计分。这算是对人才提升的一种激励。原来有些时候，学历还是有用的 —— 比如拿到工作后。那一年评优，小许就凭本科学历，竞争过了同岗位的专科同事，也总算看到了一丝希望。

稳定之外

毋须讳言，在就业层面，特定领域的专科专业确实比本科更具竞争力——这些专业通常与国家战略产业、基层公共服务或技术密集型行业深度绑定，形成 “学历门槛适配岗位需求” 的结构性优势。除了铁路系统、电力系统外，乡镇卫生院、社区卫生服务中心、疾控中心需要的护理专业；邮政局、顺丰等物流需要的邮政通信管理、物流工程技术专业，也同样呈现出 “专业对口即就业” 的特点。这种 “专业与岗位精准对接” 的优势，也直观反映在录取分数上：据湖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职专科批投档线》显示，该省 198 个高职专业组的投档线已超过本科线，足见年轻人对这类专业的认可。

但无论年轻人是主动选择还是被动妥协，“稳定溢价”也许已然成为如今的潮流之选。只是，潮流并非永远不变。教育也终究不该一直被工作焦虑、生存焦虑所绑架 —— 它本该承载更多关于成长、热爱与可能性的期待。

弃本读专的背后，对有些人来说是一份触手可及的工作，对另一些人来说是对未来的稳妥规划；但就像仍在纠结学历与职业天花板的杨鹏，或是为突破局限规划 “专科 + 当兵” 的王铮，仍有不少年轻人没停下思考：在 “稳定” 之外，是否还能找到兼顾生存与理想的路。而这份思考，或许比 “选本科还是选专科” 的单一答案，更值得被看见。

参考资料

• 云南网《读懂 “本升专” 的需求信号》（2025 年 7 月 3 日）
• 齐鲁壹点《山东在全国首开大学生技师班》（2024 年 7 月 12 日）
• 新华社《瞭望 | 培育 “紫领” 预备队》（2025 年 6 月 24 日）
• 河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考分数线》
• 郑铁官网《2025 年单独考试招生章程》
• 郑铁《2025 年就业质量报告》
• 麦可思研究院《2025 年中国高职生就业报告》、《2024 年中国大学生就业报告》
• 教育部官网
• 湖南省教育考试院《2025 年高职专科批投档线》
• 辽宁省人社厅《高校毕业生免费专业转换及技能提升培训》

最近，“本升专”相关话题再次于社媒平台登上热搜。

此次受到广泛关注的，是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据媒体报道，2025年，该校的动车组检修技术、高速铁路综合维修技术等多个专业备注招生对象为本科生。该校的工作人员在接受采访时称，学校的本科毕业生报名情况不错，2024年就完成了招生计划。

这个消息引人关注，因为这是一种“学历倒挂”——先上了本科，再返回头去读大专。

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招生考试通知（图/网络）

这个现象，很多媒体用了一种相对开放、欢迎的态度去看待，认为这是破除“学历迷思”，这是“重新校准人生坐标”。

话很漂亮，但无法否认这是反常的。

花4年去校准人生坐标，那早读大专不就好了？可以省多少时间和精力？不仅大学4年省了，还省了高中阶段没日没夜、军事化管理、上厕所要掐点的苦读。

无论如何，这种回炉就是一笔巨大的成本，长达数年的投入打了水漂。这背后终究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自救。

01

“本升专”已经越来越常见，几年前就开始有媒体报道。

比如《南方周末》曾报道，广东岭南职业技术学院的老师说，该校这两年招收的本科生超过150人，主要是想通过培训考取心理咨询、营养和健康管理等方向的证书。

成都新东方烹饪学校的老师在报道中提到，在跟自己学习川菜烹饪的学生中，三成有本科以上的学历。

青岛技师学院从2009年开始创办“大学生技师班”，招收已经有专科及本科学历的学生。2015年以来，大学生技师班差不多三分之一的学生是本科生，等等。

之所以“本升专”，最直接的原因就是好找工作。

像上面提到的郑州铁路职业技术学院，看名字就不难想象去向是哪里，还是多少年轻人渴望的稳定大企业。像青岛技师学院也在报道中说，学生大多顺利就职知名企业，薪酬普遍高于同期应届生平均水平。

有些话多少有宣传成分，但对找工作有帮助肯定是直接原因，否则，谁读书有瘾呢？

那么，问题来了，为什么大专就好找工作？

02

毋庸讳言，这是因为大专对应的工作不够“高端”。当然这肯定有人抬杠“职业不分贵贱”，那么就说得含蓄点，大专对应的岗位多在第二产业，而不是第三产业。

而第二产业向来就很缺人。2022年曾有数据显示，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数据，2021年三季度企业用人需求中有38.7%集中在制造业。

同时，根据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发布的《2021年第四季度全国招聘大于求职“最缺工”的100个职业排行》，有43个与制造业直接相关的行业存在供需缺口；24个新进“最缺工”排行榜的职业中，超过半数与制造业直接相关，占比高达到54.2%，远高于其他职业。

另外，《制造业人才发展规划指南》显示，我国制造业十大重点领域至2025年人才缺口将接近3000万人，需求总量与供给总量差距不断拉大。

从这个角度看，甚至就业难都不存在，大量企业还缺人呢。只要脱下孔乙己的长衫，穿上工人的蓝衫，甚至快递员的黄衫，专车司机的衬衫，工作当然还好找的吧。

这就很吊诡了，一边缺人，一边又喊就业难，这种反差到底从何而来？其实很简单，现在的多数年轻人不愿进厂罢了。

这个现象早就有了，几年前就有年轻人宁愿送快递、不愿进厂的说法，此前就有媒体调研发现，年轻人不愿进厂的主要原因就是“收入低、不自由”，有老板甚至吐槽“出去买瓶水，人就不见了”。

缺人，终究是有原因的，工作环境大概什么样，人们心里是有数的。

而那些年轻人，辛辛苦苦地读书，背负了家庭的万千期待，不就是为了摆脱这种命运，去追求一个最起码进入服务业的未来吗？

看看那些本科专业，经济、金融、工商管理、行政管理、医药工程、计算机工程，哪一个不指向听起来就好听的“现代服务业”？

只不过现在年轻人低头了，找不到服务业的岗位，那么就去“回炉”读那些“最起码保障一个工作”的大专吧。

当然，现在“本升专”还谈不上多大规模。但如果有一天这成了一个不可忽视的现象，那么更值得深思还不是年轻人“找到自我”，而是产业格局出现了问题——碰到了某种天花板，无法再向上突破了，大量劳动力，只能堵在“第二产业”。

03

这背后也无法忽视这些专科院校自己的努力。没有所谓名校光环，也没有各种不着边际的折腾，它们想要在教育格局里生存下来，只能靠一个——就业。

在一个报道里写的细节很有意思，一个本科生读了一个专科的多媒体制作专业，结果这个专业的名称就叫“××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直接就把甲方的名字、工作内容不掩饰地写在名字里，毫无心理负担。

国际会议中心订单班招生简章（图/网络）

而这种思路才是对的。相比于大学，这些专科似乎对学生才更负责。很多大学，由于先天赋予的地位，它们并不用担心自己的经营，哪怕负面新闻缠身，大概也不怕“第二年没人报”。

网民针对一些大学的负面新闻，动辄就说“明年分数线要降”，完全是异想天开的呓语，把大学的级别看一看就知道了，哪在乎你怎么看它呢。

但是专科就不一样了，它们真的要在市场中生存。它们的名头不会构成了号召力，从来也挤不进各种排名，所能依靠的只有KPI——到底能把学生送到什么地方去上班。

当大学还在忙着各种安排通稿，津津乐道自己的教学改革、重大成果、“对学生多么的贴心”，这些职业专科院校只能埋头联系企业、找到赞助、输送学生，做着一堆苦活累活。

这也是为什么很多大学，明明在已经饱和的情况下，还可以开设专业，设置各种硕士、博士点。说白了，还是不担心，完成“高等教育”的指标就好，至于就业，那得靠学生自己努力啊。

当然，专科学校也不是没有骚操作，什么把学生当免费劳力、压榨学生的新闻也不少，但专科的生存逻辑有根本的不同。

就如同衡水中学对所有素质教育的冲击一样，专科也在用今天最大的教育KPI——就业，去打脸那些本科院校。你名气是大、专业是多、分数线是高、社团生活是丰富，但我能让学生有工作。

这或许不够令人舒服，毕竟高等教育的各种所谓“内涵”，什么“大学精神”，就只剩下了就业。但这也不完全是坏事，“本升专”的出现，终究是一种市场思维、务实精神的胜利，也是告诉那些大学们：

真的关心学生，就好好帮他们找工作吧。

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对于一群终身未婚的女性来说，农历七月初七是她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也不怪大家想不到，毕竟七夕在最近二十年里几乎只剩下了“中国情人节”这一个意思，而七夕的本来面貌，作为“乞巧节”和“女儿节”的含义，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和抛弃了。

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没有任何呼吁回归传统庆祝乞巧节和女儿节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啊。

乞巧节和女儿节的绑定，正反映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涵，就是鼓励女性从小学习“女红”手艺，熟练掌握纺纱织布、洗衣做饭，拥有一双巧手，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合格的贤内助。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节日，不过也罢。

但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成长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历史时期的“自梳女”群体来说，庆祝七夕节就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借着七夕这个日子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历史。

现代人可能很难想象，对于一群终身未婚的女性来说，农历七月初七是她们一年中最重要的节日。

也不怪大家想不到，毕竟七夕在最近二十年里几乎只剩下了“中国情人节”这一个意思，而七夕的本来面貌，作为“乞巧节”和“女儿节”的含义，早已被人们所遗忘和抛弃了。

当然，我指出这一点，并没有任何呼吁回归传统庆祝乞巧节和女儿节的意思，一丁点都没有啊。

乞巧节和女儿节的绑定，正反映了这个传统节日的核心内涵，就是鼓励女性从小学习“女红”手艺，熟练掌握纺纱织布、洗衣做饭，拥有一双巧手，成为一名传统意义上合格的贤内助。对现代人来说，这样的节日，不过也罢。

但对于出生在上个世纪初，成长于传统文化向现代文明过渡历史时期的“自梳女”群体来说，庆祝七夕节就有着非凡的象征意义和现实意义。这也是我借着七夕这个日子想和大家分享的一段历史。

可以想象，在十六七岁的年纪离开亲人，离开祖国，到语言不通的异国他乡做女佣，长年生活在主人家的院子内，整日负担繁重而漫长的劳动，妈姐这个群体是很难有常规婚恋机会的。也因此，妈姐这个群体里面成为终身未婚自梳女的比例就很高。

妈姐们成为自梳女，更多是环境所迫，而不是主动选择，更多是因为家庭经济困难，而不是因为富足，更多是被传统宗族势力所剥削，而不是对传统婚姻形式的反抗。

实际上，就和现在一些菲律宾女性出国做住家保姆，被称为“菲佣”一样，曾经向国际市场输出女性帮佣劳动力的主要是中国，其中珠三角地区最多，这也是自梳女群体主要出现在广东的原因之一。

她们往往是多子女家庭中的一个女儿，没有接受教育的机会，从小要帮家里干活和照顾弟弟妹妹，等到十六七岁可以独立工作了就被安排到海外做妈姐，赚到的钱大部分要寄回来补贴家用。

无论是终身不嫁为家里打工赚钱，还是根据父母的安排“嫁个好人家”换回彩礼与联姻资源，都是被原生家庭吃干榨净的一生。

从这个角度来说，自梳女群体的底色是相当悲凉的。

不过呢，因为相对特殊的人生轨迹，自梳女群体在晚年养老时倒是有了一些温情与亮色。

在广东顺德钧安镇，有一处地方叫“冰玉堂”，取的是冰清玉洁之意，其中居住的就是终身未婚的自梳女们，绝大多数都是在南洋做了半辈子妈姐后回到家乡来养老的。

在传统乡村社会，大龄未婚的女性既不方便独立居住，也不方便与父兄家庭合住，成为一个难题。于是，有类似境遇的自梳女们自发组织起来，拿出毕生积蓄集资修建了冰玉堂这个地方，供自梳女们集体互助养老。

冰玉堂里，自梳女们既不用照顾老公，也不需要照顾孩子，她们操劳一生，终于有了一段人生可以过自己的生活。她们有大把的时间可以去做精细的手工艺品，有大把的时间去做一些工序繁复费功极多的菜肴，她们甚至拿南洋的香料与烹饪方法和顺德菜融合，开创了“妈姐菜”这一独特的顺德菜分支。

跑个题，过去几年，我带队的每一期顺德美食之旅都会带大家去参观冰玉堂，并在附近餐厅品尝妈姐菜。

再说回主题。

自梳女这个群体，因为终身未婚，游离于传统宗族社会文化之外，又因为女性身份和时代局限，没什么表达家国情怀宏大叙事的需求，所以适合她们过的，能够集中反映这个群体对美好生活追求的传统节日是几乎没有的，适合她们崇拜的神仙也是几乎没有的。

春节和中秋，阖家欢聚不适合，端午赛龙舟当时是不让女性上船的，上元节，是谈情说爱约会的日子，重阳节，当时是老男人的专属……

只有七夕，作为乞巧节能够代表一些她们的劳动价值，作为女儿节，能够寄托一些她们对青春时光的追忆，寄托一些终身未婚的道德自洽。

所以，自梳女们一年之中最重要的节日是七夕，在这一天，她们隆重祭拜“七姐”，也就是传说中心灵手巧心地善良的七仙女。

这是她们的选择。

更是因为她们的一生无从选择。

CDT编者按：2025年8月28日，推特用户@whyyoutouzhele（李老师不是你老师）发布了匿名网友投稿的成都网安内部文件《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其中罗列了多项“重点风险提示”，包括9.3大阅兵、成都世运会、金熊猫奖/国家公园论坛、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关闭5周年、取缔法轮功26周年、十四世达赖满90岁等。

中国数字时代编辑对该文档（4页）进行了图文转换整理：（个别内容发布者进行了打码处理，以“xx”代替，文末附原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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2025年第三季度涉意识形态领域风险提示

一、重大活动方面

（一）9月3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

80周年，警惕宣扬错误二战史观，歪曲否认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正义性，贬低中国对二战胜利的重大贡献。警惕美西方反华势力加紧与我争夺抗战历史话语权，对我发起“认知战”、“舆论战” ，炒作抹黑我相关庆祝活动。

（二）第12届世界运动会于8月7日至17日在成都举行。防范别有用心人员做出不当举动，表达政治诉求。防范利用WiFi热点等实施反宣滋扰，散布涉政有害信息。防范出现安全事故或群体性事件，引发舆情并向意识形态领域传导。警惕境外非政府组织、 敌媒网站、外媒记者等针对赛程设置、赛场设施和服务、裁判判罚、外国运动员场外活动等开展负面炒作，甚至插手翻炒社会热点，抹黑我国家形象。警惕各类网络平台、自媒体、网络“大V” 意见领袖等为抓眼球、博流量炒作门票销售、志愿者管理、纪念品侵权、运动员食品药品安全等方面的话题，借机对比拉踩、关联影射鼓噪杂音噪音，滋扰影响赛事舆论氛围。警惕境外情报媒体机构、反华黑客组织对世运会信息系统实施攻击篡改，窃取敏感数据，危及意识形态安全。

（三）第二届金熊猫奖定于9月12日至14日在成都举办。须防范属xx属地的明星粉丝网上应援拉票互踩加剧“饭圈化”乱象， 防范入围参赛的作品被多元解读、曝出敏感争议话题，引发不当炒作。警惕境内外敌对势力利用第二届金熊猫奖重大涉外活动，炮制负面报道，捏造谣言信息，借机炒作制造事端。

（四）8月中旬，第三届国家公园论坛将在成都举办，因涉及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和大熊猫保护科研工作，易引发部分“极端”大熊猫粉丝关注。警惕围绕“大熊猫国家公园建设科学性、合理性”“大熊猫野化及放归”等工作产生的谣言和煽动性表达，同时做好线下安保工作，谨防部分“极端”粉丝出现线下聚集、 静坐、拉横幅、喊口号等行为引发舆论争议。严防别有用心之人， 蓄意挑唆炒作“大熊猫旅外及归国事宜”等话题，破坏我国际关系。

（五）警惕LGBT群体利用第三季度xx重要体育赛事、音乐节和演唱会等，在网上组织舆论炒作，在线下聚集滋事，甚至在公共场合表达所谓“平权”诉求，引发舆论关注。须强化对 LGBT群体危险行为管控，持续防范对成都的“污名化”、“标签化”炒作，及时处置不当信息，阻断LGBT有害信息传播。警惕驻蓉渝领事机构、境外非政府组织等在我区组织观影交流会、图书分享会，以及开展学术调研、征集敏感话题等隐性活动，在LGBT等群体中培养代理人，加大意识形态领域渗透力度。

二、敏感节点方面

（六）警惕中美博弈背景下敌对势力借美国驻成都总领馆关闭5年节点恶炒中美关系，以及炒作“重启成都美领馆”、“成都被境外势力渗透”等话题。警惕极端民族主义者散布激进反美育论，做出过激行为。

（七）警惕邪教势力借取缔法轮功26年节点加大反宣滋扰力度，煽动操纵xx民众开展涉邪教有害活动，恶毒攻击抹黑我政治体制和领导人，炒作法轮功分子被“判刑监禁”、“折磨迫害” 等不实言论。

（八）8月1日建军节前后，防范敌对舆论炒作渲染中国“军事威胁”、“军队腐败”，以及退役军人、伤残老兵“境况凄凉” 等话题，警惕军队退役人员通过网络平台反映个人安置优抚待遇遭退不公等诉求，甚至跨地区、跨群体邀约串联、抱团造势、以访施压、以规模性聚集和极端方式维权，出现涉政涉稳风险。

（九）7月7日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全面爆发88周年、8月15日是日本无条件投降80周年、9月3日是抗战胜利80周年。警惕一些错误论调沉渣泛起，宣扬历史虚无主义，否定中国共产党在抗日战争中的中流砥柱作用。警惕部分自媒体操纵营销“爱国”话题，借机炒作川军出川抗日话题，煽动极端民族主义、“民粹”思想和“仇日”情绪。xx不得未经审核报备就举办各种主题纪念活动、展览展示活动等，群众性主题教育活动开展须向区委宣传部报备，未经审核报备不得举办，更不得宣传报道。

……

（三十四） 9月是开学季。可能出现高温延迟开学、军训期间学生人身安全、校园霸凌、食品安全、乱收费高收费、“开学综合征”等情况，易被舆论炒作，推高“教育焦虑”情绪。

（三十五）今年9月10日是第41个教师节。网上可能出现举报反映师德师风等问题，教师编制待遇差距、“非教学”任务繁重、高校“青椒”群体困境等话题可能升温。

八、民族宗教方面

（三十六）今年，十四世达赖满90岁，“藏独”及反华势力围绕“庆生”活动，密集推出各类有害音视频作品和出版物向境内渗透传播，警惕xx涉藏地区僧人在社交平台以隐晦方式传播含“达赖”“藏独”元素信息为其祝寿祈福，防范信教群众受到蛊惑参加非法聚集活动，甚至出现举旗举像、自焚等极端案事件。

（三十七）警惕部分宗教团体针对青年群体开设“清修营”及逃似课程活动，尤其须警惕具有涉外背景相关活动向意识形态渗透的风险。

（三十八）今年9月9日是西藏自治区成立60周年。警惕“藏独”及反华势力勾连作乱，滋扰破坏和抹黑攻击我治藏方针和民族宗教政策、涉藏地区发展成就等。

【“真理部”是网民对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宣传部和其下属的各省宣传部，以及国家级的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中央文明办，国家广播电影电视总局，出版总署，文化部等一系列言论出版审查机构的总称。】

当塔学已成往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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事情的经过很简单，大概19天前，一车主在成都高新天山加油站加油，油箱容量50升，结果小票打出来显示加了67.96升。

多出来的17.96升，加到哪里去了？

当时事情引发的舆论相当大，于是官方回应介入调查，再于是19天后，调查结果出来了：交易系统异常，只有这一笔错了，而且退了多收的钱。

注意重点：恰好只有这一笔算错了。

上面这张长篇大论的内容就是回应，帮大家简单梳理一下。

第一部分，前期情况。别看内容很长，其实就是些自吹自擂的话，哪个部门介入、严肃调查，严格落实责任，维护谁谁谁的权益这些。大可忽略。

第二部分调查情况，看最后一句话就行了：初步判定原因为加油机设备软硬件及信息交互故障而导致重复计费。

注意最后四个字：重复计费。

这就是所有问题的源头：把上一个车主加油的钱，意外的算到了后一位车主头上。

至于后面一二三四小点总结，分别就是说：

1，加油机在检定期内，也没遭到破坏和篡改；

2，工作人员没有异常操作；

3，涉事车主的油箱确实是50升；

4，自从上次该加油枪检测以来，2863笔加油记录中，仅算错这一笔账。

怎么什么油出了问题，都是经查仅此一例？

总结为加油机没问题，工作人员没问题，车辆油箱容量没问题，就是最后交易结算时突然跳了一下异常。

有人说，虽然事情属实，多收了200块。但谁都没有责任，谁都没有错。如果非要有个过错方，也是机器的错。

但我觉得也不完全是机器的错，毕竟你看，除了中间这一笔账突然在各种巧合之下“结算异常”算错了，在它之前和之后的，不都没有算错吗。

这机器明明也是好的。

换句话说，这次“50升油箱加出67.96升油”的事情，虽然属实，但没有任何一个过错方。

有时候事情就是这么巧。刚好出了一次错，刚好出在这个车主身上，刚好是多收了200块钱，刚好这个人特别细心，并且还要坚持追查到底。

错在“刚好”。

可值得提一句的是，如果这种“刚好”，出在另一个人身上，算错的数字小一点，他是否能够敏锐的察觉呢。举个例子，这次是多加了20几升，多收了200块；万一下个人，只多加个几升，只多收了十几块，他能“刚好”意识到吗？

我觉得这是一个值得思考的问题，因为你的标签就是自己的机器不会出问题，大家也默认你的机器不可能出问题，同时消费者并不具备什么“防御”的能力。但现在的事实却证明，你的机器有时候会悄悄的出错，神不知鬼不觉。

那么，要如何防止这种问题的出现呢，不是说出现了，一句“刚好”，一句“巧合”就结束了。毕竟意外和代价出在消费者头上，而对加油站，几乎没有任何损伤。

总而言之一句话，下次再发生这种悄悄摸摸的“巧合”怎么办？普通消费者，要如何防御？事实上，这并不是消费者该做的事。

我到底是真的为大家做了好事，还是已经在助纣为虐而不自知？

2023年，我研究生毕业，进入一所国企在家乡的省公司，任职于一个不用背负经营业绩指标的管理部门。这是一份在人们眼中“稳定、体面、不受累”的工作，是个铁饭碗。但我很快意识到这不是一份承诺一切的理想工作。两年之后，2025年，我裸辞了。

我初入国企工作的故事《一个国企文秘的职场修养》于8月25日发表，接下来是第二部分。

2024年9月，我在这家国企综合部新闻宣传岗已经工作超过一年。我认为自己做的大部分事情都是“狗屁工作”，不产生什么实际价值。直到最近，我才意识到我手里握有权力，而我还可以使用手中的权力，影响其他同事的处境。

“ysxt工作”与我的权力

事情要从“线上阵地意识形态管理工作”说起。所谓“线上阵地”，其实就是社交媒体账号。意识形态管理，就是要监控这些账号的内容。

简单来说，在社交媒体上，任何包含我司名称+我省地名的账号（比如，“N省A公司佳佳”、“C市A公司一枝花”、“N省A公司F市分公司908”、“xx市场北门A公司营业厅”、“西花园A公司营业厅”），无论是员工主动开设的，还是不知名人员以我司名义注册的，都要管理。

具体来说，对于公司部门注册运营的账号，我需要管理它们：1.是否存在内容上不符合规范之处，比如是否存在危害国家领土、主权完整的内容；2.是否存在党旗、党徽、天安门等符号的误用。而对于不知名人员以我司名义开设的账号，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是意识形态风险。

有趣的是，意识形态这四个字有的时候也是一种风险，需要避讳。在各类文字表述中，除非是正式的制度文件，党建工作部永远称之为“ysxt工作”。

我至今记得这项工作如何落在我的头上。2023年11月的某天下午，党建工作部突然要求一众部门出席“各个阵地ysxt风险把控”会议。会议室里，党建工作部领导坐在会议桌首席，不等我的领导开口说话，就严肃发言：不管内外部，你们一定得严肃处理“不合规”的新媒体运营动作，定你们的制度！明确你们的管理举措！你们先把大棒挥起来！边说着，边在空中有力地把手一挥，做出一个抓握的手势。

这是党建工作部一贯的工作方式，作为牵头单位，他们有权力将本部门工作任务拆分至公司其他相关部门，再作为总负责人定期向各部门索要资料。

管理分三个步骤。首先是发现：去各大社交媒体人肉检索，有多少账号名字、头像、认证中带着我司名字，但却不属于我司官方账号。

其次是整改：对这些野生“风险”账号逐个私信沟通，告知对方不得随意使用我司名号，要求其限时更名或注销账号。倘若对方无回应，则向平台举报要求注销账号。

假如以上手段对某一账号均不奏效，那就要执行第三步，将该账号纳入台账（excel表格的体制内说法），然后“动态监管”起来。动态监管，既指多长时间内必须再去检查一次该账号是否发布内容。

我内心觉得这项工作荒谬至极，我们有什么权力管理毫无关系的人的社交媒体账号？但这项工作来自党建工作部，而党建考核和巡视巡察会影响全公司评分、荣誉，进而层层责任到人，影响员工绩效。我不得不按要求完成。

向上，我要对党建工作部及其他检查单位汇报，向下，我要带领各部门及地市分公司相关负责人落实工作。我的决策将直接决定各单位开展这项工作的高度和工作量。每次要求各单位向我上报材料时，我总是连连向对方表示歉意和感谢。

2024年一季度，D市分公司同事李姐打来电话向我请教，无法确定账号主身份，也无法与运营人员取得联系的账号，是否还需要动态监管？

我明白，她这不是请教，而是一种抱怨，毕竟我们已经按照这样的方式工作半年了，规则早已明确。因为愧疚，我对这样的情绪照单全收，同时安抚她：我理解大家的想法，但工作要求就是如此，我也被党建死死薅着。这不是假话，私下里，我的自嘲更加露骨，戏称自己为党建工作部的编外人员、下属部门，是“党建部的丫鬟”。

至于省公司各部门，态度则明显不耐。要不来材料是家常便饭，多问几次，相关负责人冷哼着反问，那人家就是不改名不注销咋办呢？第一次被问到时，我自觉心虚，不知如何回答。钉子碰多了，我也烦了，直接搬出党建：发现问题直接扣党建考核分，部门总经理带你去找党建部总经理，你自己看怎么处理吧。

每次统计各部门及分公司上报的表格时，最大的考验在于对上数目。理论上来说，当期账号总数=新增账号数+上一季度存量账号数，但实际统计中，上期账号总数+本期新增账号数与本期表格上账号总数对不上是常有的事，有时多一两个，有时又少一两个。我料定没有人会逐个对每期台账上的账号细节，便自己编上一两个账号，让账号数目看起来没有端倪。

但随着巡视巡察工作的开展，我糊弄这项工作的日子到了尽头——当初请教我的李姐，被巡察组检查出了意识形态风险问题：一个带着该公司名字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不在监测台账当中。我们部门收到了一份党建工作部发出的“风险提示单”。

邮件发到我的邮箱，也抄送给了我的领导玉珍姐。风险提示单最后说：“对于屡次发现同类问题，党建工作部将提请对综合部相关负责人进行约谈；对于自查督查问题整改不彻底、问题屡查屡犯等情况，党建工作部将对党组织书记提出问责建议。”

这句威胁激怒了玉珍姐，她迅速给党建工作部打去电话，厉声质问对方：你说要约谈我的领导，依据是什么？说什么‘屡次发现问题’，你自己想想这项工作每年有多少材料都是从我们这里出来的？你们这项工作做的也太形式主义了！她此前在那里任职，接电话的人是她原来的同事。

也不知对面同事如何回复，挂断这通电话后，玉珍姐紧接着将电话拨给任总——他现在是党建工作部副总经理，正分管关于意识形态相关工作，两人几乎等同于职务对调。玉珍姐的态度更加强硬，责怪任总办事太不讲究：去年你在综合部的时候，我什么时候给你们发过风险提示单？现在你连一句话没有，上来就说要约谈我领导？你们这项工作这么做合适吗！

我一贯知道玉珍姐在涉及自己工作责任划分时非常强硬，“厘清责任田”是她在工作中常向我强调的点，但我从未见过她如此愤怒。

但她的怒火没有效果，党建工作部最后的说辞是，为什么巡察能发现，综合部却发现不了？事情最终只能向内，回到我头上。

玉珍姐帮我翻译巡察组的意思——他们认为我们没有真正下力气做这项工作。她指导我开展整改：

小赵你记着，这次整改，包括今后每季度开展这项工作，都必须以邮件发送工作要求，一定做到工作痕迹充分。另外，三季度的新闻信息通报里，对涉及到这类账号的地市点名批评，要他们狠狠重视！

玉珍姐一只手插在裤兜里，另一只手伸出食指在虚空中用力往前一戳，“狠狠重视”四字，仿佛是从牙缝里咬出来一般。

我从一些职场博主那里学习着，尽量把领导当合作伙伴，尤其是共同面对其他部门时。我抱怨道，那到底要做到什么程度，才能算好好做了这项工作？平台的搜索机制我们怎么能说得清啊，迪士尼都还允许人在网上带这三个字注册，咱们怎么管得住人家要注册个什么名字的账号啊……巡察组这不就是让人自证吗，这种工作哪里有尽头？

玉珍姐摆摆手，一如我答复地市分公司一般：现在工作形式如此，没办法。

我苦笑一声不再多说，打开办公软件，准备写整改举措计划。玉珍姐对此的指导是：给别人的东西，最要紧的是不要给自己挖坑，一定要写能落实的。我想让kimi帮忙生成，却发现自己根本无法和大模型讲清我的需求，这是一个什么样的事件？大模型能明白什么是“严谨而不给自己挖坑”的举措吗？

接下来的一周，我都在整改中度过。条线整改自然需要所有相关人员配合，不想李姐竟在此时又和我“探讨”起来：非公司开设的账号是不是可以不纳管？

我实在没有想到对方竟会再向我提出这样的问题，在我因她工作不力已经触了霉头背上整改要求的当下。怒火涌上心头，我反问：这是哪里的依据？

她找出一段毫无关系的规章条文。我终于抛掉了在自己空间富有余裕时对基层执行者的体谅，语气冷硬地训斥道，为什么还向我提这个问题？这个我们不是早就说过了吗？就算找不到是公司谁开的账号，只要带上你们公司的名字、能被搜出来就要纳管啊？做了这项工作这么久，这种基本的标准你不应该不知道吧。

对方一时也嗫嚅，我懒得多说一句，硬梆梆丢下一句“行了就这样吧”挂断电话。手机才往桌上一扔，我又感到后悔：因为自己被要求了，就用更严苛的标准给下位者加码，这不是平庸之恶又是什么？过去很多个时刻，我作为nobody，在这种逻辑下被要求遵守莫名其妙、毫无意义的规则，甚至遭受无妄之灾。而今，我自己也成了一个小生态中平庸之恶的一环。

不断增殖的脏活

不久后，全公司的各项表格数据终于反馈到我手里，我马不停蹄在电脑上建起三个新文件夹，“零报告部门”、“官方账号排查”、“存在问题部门”，文件夹中分别建起台账，每个台账分为三个sheet：sheet1命名为“督查、自查及整改情况台账”，意在体现整改中的过程性动作；sheet2名叫“需动态监测的账号”；sheet3则是各部门的动态监测台账，按日期在每个账号下打对钩，表示该账号在监测中。

统计好总表后，最糟糕的情况发生了，最新一期表格显示共有89个账号，然而上季度账号总数加上本期新增，竟然比本期账号总数少了十个。我不愿意相信，重新打开各单位上报的表格，复制、粘贴、下拉排序。重复两次，缺失的账号依然没有出现。我认命了，开始跟着kimi现学EXECL数据核对，再逐个和数据对不上的部门打去电话。

一个账号，三个账号，五个账号……到第九个账号时，我再次卡住了。此时已经下班一小时，我有些崩溃，摘下眼镜往桌上一扔，哀嚎着在椅子上靠下来。电话那头B分公司的同事约莫三十出头，平时沟通工作总是干脆地回复“我去办” “我去问”，此刻，她少有地犹豫：实在凑不上的话，我手头还有两个账号……

是什么样的账号？我稍微挺起后背。

头像带着我们的logo，但是名字上看不出来。B公司同事回答。

我几乎是从靠椅上一跃而起：发过来，我加到上季度的存量账号上去。终于够了！

眼见两张表格的数终于配平，我喜气洋洋地挂断电话，忍不住将两手紧紧握成拳在空中有力划过后向怀里一收，仿佛交响乐团指挥家的最后一舞。

事实证明，我高兴的太早了。第二天，玉珍姐想到了另一种办法体现我们的认真程度：在表格中补充每一个账号的开设时间、最近一次发布内容时间，以向领导证明，这些账号都是长期不更新的“无害”死号。

如果她的这项要求不是针对这项工作提出，不是在周五下班前提出，不是在我已经做完汇总整理之后才提出，我或许不会崩溃。但在当时，在我满怀期待以为可以送走这项脏活时，我的领导又教会我一个道理：脏活之脏，一部分重要原因就在于其生命力顽强，总在意想不到的地方增殖。

我的情绪管理只够自己发出“嗯”的音节。才一坐回椅子上，我就觉得喉头已经梗住，眼泪滑出眼眶。我不想发出声音，一边用卫生纸胡乱吸自己的眼泪，一边在群里通知全省各位负责整改的同事再补充两列信息。

一项毫无意义的工作，上升到意识形态的高度，变成常态化工作，纳入考核、巡察，再转化成风险提示单、督办单，最后落成自查排查、台账。只要我还在这个体系里，我就必须去面对和解决对方提出的问题。即便我不想解决，为了充分证明“责任不在我”，我也要花费极大的功夫。

而由于省公司各职能部门并不直接承担生产经营任务，因此他们不需要开设各类新媒体账号宣传业务，在实际的执行过程中，排查整改工作几乎都落在地市分公司头上。我的一切动作都会切切实实变成基层单位的工作量，让原本已经身兼数职的分公司秘书也为这种狗屁工作反复奔波，夹缠不清。

做有必要做的工作，不要额外加码，让大家过得舒服，这件事有这么困难吗？我被愧疚、烦躁和无力感一起碾过。眼看办公室已经空无一人，我干脆放声大哭起来。

我要改变制度

十月，整改终于结束。十一月，党建工作部要对公司《阵地管理办法》进行修订，小利主任提醒我，这是重新划定责任的有利时机。

直到此时，我才真正感受到“管理部门”权力何在。如果全公司涉及到这项工作的人都要按照我的指令来做事，那么我能为大家创造什么样的工作空间就至关重要。

现在，我必须为自己的条线站出来争夺边界。我要做的事其实很简单，就是论证“综合部不对过往已产生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负责”，但这也很难，因为按照我司的做事原则，仅靠常识来论证是不够的，这是不担责、畏难情绪重的表现，我既需要援引本条线已经发布的制度，也需要研究出党建工作部的漏洞以及对我们不利的地方。

我调出所有相关文件，既看党建部发文，也向集团办公室请教这项工作在总部的划归与开展情况，并和其他省公司沟通。我把所有论据都用笔划好，贴上便签。随后开始为玉珍姐撰写上会材料。

这恐怕是我进公司之后对制度研究最认真的一次。而在撰写资料的过程里，我终于意识到这项工作最根本的荒谬之处：权力超过了自己的边界。一个公司的管理权力仅能对自己所属员工生效，把手伸到别人的田间地头，这种工作怎么可能做得下去？于是我在初版资料中形成如下结论：

“根据集团公司相关责任划分，综合部对由公司各部门根据业务发展及品牌文化建设宣传需求开设的官方账号负有管理责任。对开设主体不明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按照“谁主管谁负责，谁使用谁负责，谁审批谁监管”的权责明确原则，综合部对该类账号及账号所有人无审批、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建议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整体沟通。”

玉珍姐对我的材料大致满意，但要求我将集团条线的分工挺在最前，既然集团办公室不负责非官方新媒体账号的排查整改，那么各省公司也不该承接党建工作部相关要求，于是汇报材料最终调整成两点：

1.请公司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部沟通，根据条线管理职责划分本省意识形态管理责任，落实意识形态管理职责，沟通管理工具，确保条线管理职责的一致性。

2.根据集团公司相关责任划分，综合部对本省公司官方账号负有备案监管责任。开设主体不明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综合部对该类账号及账号所有人无审批、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建议党建工作部与集团公司党建工作部沟通相关工作。

作为员工，我能做的工作已经到此为止。我像家长送孩子进考场一般把我的领导送进会场。几个小时后，玉珍姐一踏进办公室门口便扬声喊我：小赵，和党建部说好了。”

我赶忙站起身来，只见她扬手将一叠上会材料往桌上一丢，宣告战果：以后该项工作按属地责任来划分，哪个地市出问题自己担责，省公司不再受连带责任一同整改。

玉珍姐进会场前，我已经想象到或许结果不会尽如我意，但没想到她带来的消息竟然和我的意图南辕北辙。我本想为整个条线撇清责任，让地市分公司减轻工作量，但从结果上却成了我撇清自己。那些向我汇报这项工作的人看到这条新规定会是什么表情？

我无法接受这项工作呈现出“我给下级单位甩锅”样子。向上的空间已经消失，如今要挽回这种局面，我只能从自己能够把握的部分入手——无论如何，我对本条线的工作执行方式仍有决定权。我决定自己修订条线内相关管理制度，将不利于我们管理的那一部分撇出去。

一开始，我想通过那些五花八门的账号特点入手。除了都带有我司名称，它们的另一个特点是粉丝量几乎都保持在个位数，即便发布内容，能够大范围传播的可能性也极低。我的提法相当保守：“粉丝数少于50，超一年未更新，视为无风险僵尸账号，不做专门监督。”

但这一点在小利主任环节就被否决了：不纳管对党建工作部来说就意味着工作有缺口，一定会遭到质疑。

我接受了主任的意见，决定回到问题的根本，让权力回到自己的边界：如果某账号经核实后不属于公司内部人员开设，则综合部无管理权限，不负管理责任。这个想法最终落到书面，形成如下表达：

第十七条 规范新媒体账号排查机制。综合部牵头组织开展新媒体账号的排查清理，排查范围主要为公司官方新媒体账号、公司员工开设的与本公司相关的新媒体账号。对于排查发现的非官方新媒体账号，如确系公司员工开设，按照属地原则，谁使用谁负责、谁主管谁负责，对相关账号进行整改。

第十八条 加强条线新媒体账号管理。市场经营部作为渠道运营的归口管理部门，要建立对渠道人员在新媒体账号开设方面的管理机制，做到末梢穿透，闭环管理。

主任通过了这一版本，我得以向玉珍姐汇报这项修改工作，莹莹姐也被叫到旁边。玉珍姐盯着我，真诚地问：“小赵，我就是特别纳闷，为啥整治这么长时间了，老有要带咱们公司字样的账号，老是（需）要干掉？”

我不是第一次面对这个问题了，每一次发现新增账号，玉珍姐都会愤愤地问，说了不让注册不让注册怎么还有人注册？！每逢此时，我的脑子里总是冒出考研知识点：新媒体的涌现性、节点化……走出考场时我没有想到有一天还要再用它解释问题。但学术化的解释毫无意义，通常，我会直接回答：现在想注册账号有个手机号码就行啊，咱这名字也没申请专利……

现在，我已经理解了领导想要的是更具体的答案，于是语气笃定地回答：“主要是渠道商。”莹莹姐加强我的回答的可信度：“确实，那人家开的就是公司的代销店，也没有毛病啊。”

“对，所以上个季度和市场部沟通了，他们已经把这个要求写到了渠道的考评里面。发现渠道商擅自用公司名义开设渠道，一次扣一分。”

扣分是我和市场部渠道管理同事沟通后的结果。协商管理手段时，我给出的是“严肃处理”的模糊说法，市场部同事具体成两点，一是做好渠道的相关培训，二是用扣分管理渠道。评分将决定每家厅店能拿到的渠道费用，相当于他们只要开设了账号，就会少拿到钱。

我当然知道这种强力的管制和基层业务发展的需求是相悖的，但我已经没有力气愧疚，这件事要怪也只能怪到党建工作部的这项工作本身。我只欣喜于终于找到一种真正有效的方式来防止无穷无尽的新增账号，让我带领的同事和这些脏活少一些纠缠。

玉珍姐说，“现在我们有关键一点要弄清，就是保证新增账号没有公司员工开设的，如果有，就要对他们点名通报。”

问题又回到了一开始，真正的困难是我不可能干涉、管理任意一个人如何使用自己的社交媒体账号，我懒得再委婉表达：“这个不能保证，领导。”

玉珍姐不满意：“那不行。”三个字极快地从嘴里跳出来。“为什么？渠道账号扔给市场，各地市账号也按属地原则处理，只有省公司的员工了，我们明确要求不许以职务身份注册账号，ta们明知故犯，岂不是我们管理失职？”

现在，我开始向领导解释，理论上来说，含我司名称的新媒体账号可能来自生活在这个地区、国家的任意一人。而“我们的权限只能到公司员工，不能到社会人员，如果一个账号不是我们公司员工注册的，那它就不是我们的责任，我们是不是可以不管？”

“我现在明白你的想法了，因为党建工作部把责任撇到了我们头上，所以你想用这句话把地市的责任撇清，对不对？”玉珍姐依然不关注常识，而是回到她更熟悉的责任分配，点出我的心思。

“对。”我知道自己的汇报成功了。果然，对方接着回答：“行呢，咱们就这么和领导汇报，到时候你和我一起去小赵。”

“啊？”我从没上过领导的专题会，一听之下反倒吃惊，顺势和玉珍姐开起玩笑说害怕。玉珍姐笑了：“不用害怕，你觉得该这样做，那咱们就去和他们汇报。现在公司领导对这个东西的观念还特别紧张，只要我们是对的，哪怕被骂出来也不要紧，一遍遍地和他们说，慢慢的总会改变的。”

我第一次对周玉珍肃然起敬。

从制度的拟定到最终上会通过领导决策，又过了十余天。这中间，玉珍姐一度让我去掉“如确系本公司员工开设”这句话，我照做了，我猜想她觉得这句话甩锅意味太重，担心领导不满意。

但到递交上会资料的前一刻，我还是犹豫着又向她提出：“玉珍姐，那句话能不能不去掉？”我还是希望明确工作边界，让条线同事少做无用功。彼时办公室已经没有其他人，玉珍姐看着我，斟酌片刻后叹一口气，最终答应。她猜想领导也注意不到那句话。

我顿觉轻松，欢欢喜喜把那句话重新加回去。点击发送上会材料，然后关机，把充电器、眼镜等物件塞进背包，脚步轻快地离开了办公楼。我的内心充盈一种满足感：我已经凭良心认真对待了自己的权力，已经做了所有自己能做的事来为下级执行单位尽量创造了空间。

第二天上会，尽管我只是坐在最后一排听玉珍姐汇报，但还是板正地穿上了聚酯纤维面料的工装。然而几天后，玉珍姐与巡察办一名同事的争吵又让我陷入自我怀疑。

事情倒也不复杂。巡察办同事为把自己某项工作任务做的“好看”，要求我们科室制作相关台账。玉珍姐大怒，这件事最终以双方各退一步收场。事后，玉珍姐火气消退，也不知是自我安慰还是安慰相关同事，喃喃地说，小周（巡察办同事）也是个认真的人，这也是为了工作。

我原本是看热闹，却猝不及防被“为了工作”这句话击中，回想到自己出台的制度。

我也是一个认真的人，我也是被某些人、某种制度、某种权力推搡着，下了决心要把这件事解决掉。可是到底是一坨混沌的屎更好，还是一坨条分缕析的屎更好？我到底是真的为大家做了好事，还是已经在助纣为虐还不自知而沾沾自喜？这到底是我的留下的遗产，还是我留下的遗害？

又一个视频

十二月是一年的收官时刻，重要的工作是年终总结，而其中更重要的部分，则是要让领导有感知地总结。对于综合部来说，在全公司年终会上播放的总结视频，就是一年一度的露脸时刻。年底我的大部分时间都放在了宣传片上。

到十二月中旬，这片子已经反复修改了两个月，玉珍姐依旧能发现不满的地方。又一版视频出炉，我们在会议室内逐帧拉片，玉珍姐举着手机，扶着眼镜，脖子前倾，看得专注。而我早已丧失看这个视频的欲望，大多数时间我都在观察玉珍姐的表情。虽然观看过程中她一直皱着眉头，但假如她皱眉更深，往回缩一缩脖子，或者很快速、轻微地向一旁侧一下脸，都意味着她对正在看到的内容有所不满。此时我就要迅速回归视频内容，讲解这一段为何如此处理。

但我能够解说的只是我自己认知中的问题，还有一些问题，是远远超出我的想象的。比如此刻，玉珍姐突然敲击着屏幕按下暂停：这里！

我迅速排查雷点：画面呈现的是一名头戴安全帽的工作人员在机房，上镜人员穿着簇新的工装——露出了硕大的我司logo；表情专注、自然，体态舒展——规避了形象邋遢、精神气不足的问题。哪里出了问题？我不明就里，保持安静等她说话。

玉珍姐在工作中一向需求明确，从不让下属猜测她的意图，这次也一样，她几乎没让我等待：low死了！怎么这么多戴安全帽的人？！公司领导都说了，我们是一个科技型公司，不是走街串巷的卖货郎！把这放上这么多，人还以为我们公司都是些工人呢！

我震惊了一瞬，愤怒的情绪很快变得分明：为什么她能说出这样的话？没有这些low的人把公司业务抬起来，她一个月过万的薪水从哪里来？难道真的以为自己平时坐在办公室里敲敲键盘写下的狗屁材料在创造价值？

但我还是强忍愤怒解释：现在安全生产不是查的严吗？这些作业都要戴头盔的，工程师去现场也一样。

这也太多了！周玉珍的不满未减少分毫。我一心只想让她闭嘴，果断回复道：那去掉吧，不放了，我换镜头。

从会议室出来，周玉珍向左走回办公室，我则直直向右走向卫生间。尽管上班已经一年有余，我仍不敢太长时间离开工位去散心，只好在烦躁时一趟趟跑厕所。

拉开厕所门，随后直接松手，几秒钟后，“砰”的一声巨响在我身后传来，这是厕所门自己摔阖上的声音。我拉开厕所隔间门的手突然滞住了，想起自己从前总会扶住门把手无声地关上厕所门。是从什么时候起，我和其他同事一样，任由这扇门在我身后摔在一起？哪怕中午大厅里办公的同事都已午休也不在意？

两周后，年终会宣传片终于进行到了新分管领导审议环节。玉珍姐、严总、严总的直属领导王总，都来到会场。因为公司年会将近，有部门正在会场排练节目。玉珍姐清退众人，并叮嘱我关上会议室门防止“泄密”。

王总在中间的位置坐下，严总、玉珍姐分立他两侧，我挨着玉珍姐站。片子播放完，奇迹般的，王总几乎没有提出任何要求，只说黑底白字是他们那里死人用的颜色，换一个。玉珍姐笑着一口应下。随后，王总起身，我和玉珍姐交错间对视，几乎是本能地漾出一个松一口气的笑容，并悄悄一竖大拇指。这种表演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学会的，但总之我已经能熟练运用。可是这种表演最终有什么意思？我心底里有些嘲讽自己地想着。

两天后，年终工作会开始。我照例提前一小时就到会场测试视频和PPT。测试结束，我站在当场，看着会场直播屏幕里自己的背影——抱着双臂，直直站着，仰起头看那块大屏，别人穿深色皮鞋高跟鞋，我脚上穿着一双白色的耐克空军一号，在屏幕上亮的扎眼。一个想法清晰地浮上心头：“这是我最后一次在这个会场了。”

收获的季节

十二月的忙碌伴随着一些令人振奋的回馈，冬天比秋天更像是收获的季节。比如单位发放的劳保用品积分到了将要清零的时候。

2023年，我第一次拿到这个积分时还不明白什么是劳保用品，但已经能够无师自通把它直译成“员工福利”（查过之后才知道“劳保用品是指保护劳动者在生产过程中的人身安全与健康所必备的一种防御性装备”）。换算人民币，男职工每年劳保金2260元，女职工除了劳保用品积分外还多一项妇女卫生用品费，劳保金也比男职工多一千元。这项积分通过公司自主开发的平台发放，无法兑换现金，只能在平台内完成购买。平台通过接入京东为员工提供货源，商品类目从日用百货到衣服鞋帽。我对比过这些商品的价格，发现相比起京东，同一家店铺的同件商品，在劳保平台存在几十到几百不等的溢价。

在这种“不够市场”的交易场所中，溢价也是市场规律的一种表现。没有人因为会因为溢价放弃这个平台，怎么花积分最有性价比也是一门学问。拿到劳保积分的第一年，我将几千块都用于购买日用品。第二年，我意识到用不流通的货币置办“大件”才是最划算的，这也是办公室大多数人的策略：物业姐为自己和女儿一人选购一件波司登羽绒服，玉珍姐的外套、内搭和高跟鞋都齐齐换新，小利姐则和玉珍姐买了同款高跟鞋。我用三分之二的积分为自己和妈妈一人买了一件羽绒服，给自己买了双鞋子，用剩下的三分之一购置短缺的日用品。上班近两年，我再也没有用流通货币买过卫生巾、洗发水。整个十二月，公司楼下的快递柜一直爆满，快递员频频打电话要求科室同事下楼拿快递：“快递柜满了，你们公司前台不让放。”

更令人振奋的，则是按照财务做账的要求，年终奖必须在次年1月之前下发。一进十二月，大家都进入了一种等待年终奖的状态。每当我像个疯狂旋转的滚筒洗衣机一样被工作摆布时，也会想象自己的年终奖：不管是专题报道，还是二十五周年宣传视频，部门今年颇受领导褒扬的工作，我都极大参与并做出了看得见的成果，收入应该还可以吧。

十二月二十四号，临近下班，小利主任与我谈年终绩效评定时的说法，我的绩效等级评定为C，贡献度评为良好——据小利主任说这是“领导认可我的贡献”。

年终绩效奖金由岗级、绩效等级和贡献系数共同决定。而我对应的具体数值分别是：6、1、0.8。这三个数字到底如何使用后得出我的年终奖数额，我并不清楚，但我有非常朴素的认知：数字越大，奖金越多。我的岗级是6——公司最低岗级，这是短期不可更改的；绩效等级是1（等级为C）——每个科室能给到的A级（1.2）和B级（1.1）是有限的，作为入职一年的新人，绝不可能在涉及大额奖金分配时得到C以上等级；由此看来，贡献度系数是我唯一有望提升整体系数水平的机会。于是我问：“其他人的贡献度等级是什么呢？”

领导没有回答：“都有这么一个过程，也希望你客观看待，尽快成长。贡献系数上，领导还是给你评了一个良的。明年你要适应这种组织的方式，不光是工作质量，待人接物、给大家的感知，都很重要。也希望你在工作职责中提升自己的适应度。”

贡献系数则分三档，优秀为0.9，良好为0.8，一般则是0.75。领导如此认可我，我也不过多挣了0.05分，而我也未必是这0.05分的唯一获得者。小利主任让我有什么问题和意见都可以说，但我已然明白这是通知而非征询意见，心灰意冷之下，我只能阿Q地自我安慰：毕竟是三季度奖金加年终奖，应该不至于太惨。

十二月底的一个中午，我的幻想被彻底击碎了。这天，我匆匆加完班赶到食堂，一同吃饭的小伙伴问我奖金情况，我这才知道奖金已经发放。打开手机报出数目，三季度奖金加年终奖，总计3.8万。桌上五人都安静了片刻，半晌，市场部的同事率先打破了沉默：你们部门真不是人啊……你这一年忙成这样给你这点儿，你不如来市场部算了。

闻言，我已经知道自己的奖金在桌上六人中最低。我感到一种耻辱，这种耻辱在一季度被周玉珍戳着绩效条质问“难道你不想多要一点钱吗？”时也出现过。但我不能将这种痛苦和心碎表现出来，否则我将看起来更加可怜，也让我的朋友们为难。我只能装作懵懂地反问：啊？很低吗？你们呢你们呢？

追问之下，我才知道，我的奖金收入只有市场部同期入职同事的一半，就算在管理部门中，也比法务的同事少了近三分之一。而我后来得知，哪怕在部门内部，我的奖金和老员工也相差近两倍。

从这天起，唯一支撑我的精神支柱也被抽走了，我勉强地做着自己的工作。一月十号，我手头的两项工作都快到了最后期限，我向玉珍姐提出诉求，是否可以暂时调整一下我手头的工作量，好让工作都能按时完成。

玉珍姐拒绝了：科室每个人的工作都很饱和。你给集团填的那个宣传年终总结，那个工作也用不了多少时间吧。综合部的工作我全都做过，那些都用不了多少时间，你顺手就把它做完了。

“综合部所有工作我都做过”，是她常常挂在嘴边的话——假设在她调离的六年间，所有工作要求都保持静态，这句话确实可能成立。而那项她认为“用不了多少时间”的工作，是集团公司在2023年对各省宣传工作提出的新考核项目——总计近三十细项，每一项都需列出全年明细并统计分数。

我知道她不可能响应我的诉求了。于是沉默坐下，拿起杯子灌一口水，上嘴唇和口腔内部迅速肿痛——我忘记了，这是一杯刚接的开水。疼痛像压垮骆驼的最后一根稻草一样击溃了我，我抽出一张纸巾压在双眼上，失声痛哭起来。好不容易稍微平复了情绪，不巧玉珍姐站起身想向我安排工作，见我这副模样，她喊上我和文件姐，让我们一起到小会议室开会。

玉珍姐边拉开椅子边说：“小赵你现在说一下你这两天有啥着急的事。”见我两手空空，玉珍姐从自己本子上撕下一张纸，又从会议桌笔筒里抽出一支笔：“来，给你纸，你写。”

我始料未及，第一反应是惊慌：这看起来岂不是像我在给同事甩活？但我已经骑虎难下。大脑一片混乱中，我拿过纸笔，边写，边计算自己每项工作的工作量及提交时间——七项主要工作，四项要在当周完成，而年会将近，我毫不意外被推出去表演节目，还要分出时间参与排练和演出。为了压抑情绪，说话间隙，我不断深深吸气。

“行，我知道了。我想着综合部这些工作我都干过，不会花很多时间。”玉珍姐迎接我的依然是这句话，“但既然你也提了，刚刚也确实列了，那就让别人配合你一下。配合你做完之后你再审核一下，然后再给我审核。总体上大家工作确实也都很忙，你自己有时候要是有委屈……”

“没有，我刚是不小心烫到自己了。”我感到羞耻，好像是自己的不成熟造成了这样的局面，只好快速打断她。

玉珍姐置若罔闻：“有时候也不能说坚强吧，就是自己克服一下。大家都很忙。按理说这次集团总经理来我们公司调研，跟拍我都该派你去，但我想了一下还是没有，一是你手头事多，二是这个工作确实麻烦，要给各地市统一模板，材料一整理就是二十来页。你们大家的工作我以前都干过，我特别知道哪项工作要用多少时间。现在的工作现状就是这样的，现在也不是以前。你有需要的时候也可以和相关人员直接说，我相信大家肯定也会帮助你。”

我试图把事情掰到起点，让自己不要显得过于弱势和被动：“我本来只是说因为这几项工作的时间咬得紧，看能否有所调整，办公室大家不用说也帮我很多，我实在没想到你能整这么一个动静，领导。”

玉珍姐笑着，并不接我的话茬：“你嘛，在我们看来就像小妹妹一样，大家都会考虑你的整体情况的。”

我别过头去不再看玉珍姐，只是重复地在纸面上描画一个方块。玉珍姐见状先打发走了文件姐，开始单独和我谈心谈话：“你现在还是觉得压力大？”

我的笔画更加急促，笔尖透过纸张和桌面互相作用，发出“噌噌”的声音。对方显然不需要我回应，她做出一副知心大姐姐的样子，坐到我身边来，继续诉说自己当年的不易、科室其他同事的辛劳，教我如何和同事进行协调，仿佛我才是这场闹剧的始作俑者。我不再回应，直到严总突然推开会议室的门，这场可笑的会议终于结束了。

我从昏暗的会议室出来，觉得办公室的灯光更加刺眼。文件姐和物业姐关系一直亲厚，她们会怎么对我？如我所想，文件姐虽面上无事发生，但物业姐个性直、脾气急，那段日子在走廊见到我也如同没看见。但我已然无心在意同事关系。

未完待续

文中人物为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