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月11日，南方周末发了一篇名为《辅导员住进学生宿舍楼》的报道。

以一种很纯真的笔触，描绘了一幅高校管理温情脉脉的新场景。

我太疑惑了朋友们。

你们能懂我的疑惑吗？

高校推行的所谓“一站式”学生社区政策，其核心实践居然是要求辅导员全面下沉并入住宿舍区，以实现对学生的全天候、近距离的「服务」与管理。

这也能叫「教育革新」吗？

一个绝对权威、内心充满不安全感的「大家长」（高校管理层），要求一个在关系中处于弱势的「伴侣」（辅导员），以“爱”与“奉献”为名，一步步放弃个人边界，24小时全天候地对其指定对象（学生）进行情感、生活乃至精神的全方位照料。

最终目的，居然是抚平「大家长」深不见底的控制欲与风险焦虑。

这何尝不是一种娇妻文学？

那个掌控一切的“霸总”，拥有绝对的资源与权力，但内心深处却极度脆弱，无法容忍任何失控，所以为自己的妻子精心打造了一个自认为完美的金丝笼。

我真的很理解“上层的压力越来越多”这句话的重量。

自从各大自媒体平台飞速发展，任何一起学生事件都可能演变为一场公关危机，而当代大学生又是“个性化更强、集体意识更淡”、心智不够成熟的脆弱个体。（我个人对此存疑）

传统的、有距离的管理模式无法有效应对。

那怎么办？

学生不能出任何事，不能有心理问题，不能被诈骗，不能有安全事故，甚至不能有超出预期的思想波动。

那又怎么办？

给出的答案是，既然无法通过建立信任和培养学生自主性来获得安全感，只能诉诸最原始的手段，物理监控。

这到底是「革新」，还是「倒退」，恐怕要打一个大大的问号。

还有，某大学斥资千万打造的“一站式服务中心”，最终居然沦为自习室。

这种放在喜剧里都很好笑的剧情，不应该好好反省吗？

接着，我需要为广大的辅导员同志们喊一声冤。

「辅导员」，作为被推到前台，表演无私奉献的“娇妻”，TA们是最惨的。

1）要求辅导员100%入住学生楼栋，想要强行抹除工作与生活的边界，成为一个24小时在线的「机器人」。

2）辅导员被期望成为一个情绪稳定、有求必应的角色。不仅要处理行政事务，还要充当心理咨询师、职业规划师、纠纷调解员，甚至半夜陪同就医。

3）物理上的「在场」是很恐怖的。几乎等同于责任上的无限连带，一旦学生出事，入住宿舍的辅导员将成为第一问责对象，甚至是唯一的背锅侠。

那收获呢，朋友？这么累，担这么多责任，收获应该很多吧？

我们又需要回到娇妻文学里。

“家务”、“带孩子”作为无法量化的劳动，是没有报酬（或很少报酬）滴。

它只被视作「职业道德」的最高体现，正如“娇妻”的辛劳被视为“贤惠”的天然属性。

“为学生服务”，是一句很好用的口号。

如果我们的社会大多人坚信，大学生，这群通过了高考筛选的成年人，一旦离开视线，就会立刻崩溃、堕落或走向危险。

那大学也会打着“为你好”的旗号，剥夺学生的试错权利，犯错空间。

我不知道有什么好沾沾自喜“打通了最后一公里”的。

我看是堵得死死的。

试问，一个没有机会在大事小事上犯错并自己承担后果的人，在未来该如何面对社会？

如何更好地建设我们的祖国和社会？

如果，我们还认可，大学的使命不是管理，而是教育。

就应该再次去考虑「教育的本质」，即所谓启发心智、鼓励探索、独立思考并为自己行为负责之类的漂亮话是不是只能写在书上。

我上一次看到类似老师入住学生宿舍的新闻还是在某音上，幼稚园小孩午睡的时候吵着要老师陪着才能睡着。

我想。

一个社会的悲哀，莫过于社会的最高学府，也不再相信年轻人拥有独立思考和为自己负责的能力，开始用幼儿园的方式，去管理一群本应拥抱世界的成年人。

自10月1日起，美国政府因未能通过新财年预算案而陷入停摆。然而，华盛顿的政治机器并未停转。就在10月9日，美国参议院投票通过了2026财年的《国防预算法案》（NDAA），其中包括了一项可能对中国生物技术、制药企业产生广泛影响的附案：新版《生物安全法案》（Biosecure Act）。

华为式制裁

时间倒回一年多以前，2024年5月，美国众议院推出名为H.R.833的法案，该法案有一个更著名的名字：《生物安全法案》。

该法案点名了中国最著名的基因测序服务公司与制药业龙头CRO，提出这些公司对美国国家安全构成威胁，要求所有联邦机构及其合作伙伴不得采购、使用这些公司的产品或服务。

联邦机构比较典型的像NIH，按法案将不能从这些被点名的中国公司购买试剂、寻求服务。

可影响更广的是美国联邦政府的合作伙伴一项。比如一家美国生物医药公司，它可能从美国政府那里申请了研究经费，或者与NIH等机构有合作，这些都会让它进入《生物安全法案》的管辖范围。它将面临两个选择：继续留在美国生物技术的生态圈，或继续使用中国公司的服务。

对任何一家美国公司来说，这并非真正的选择，而是只能选前者的命题。

因此，《生物安全法案》一旦实施，上榜中国公司面临的将是类似针对华为的全面封禁制裁。

“胎死腹中”的前世

要理解《生物安全法案》的出台过程，我们有必要介绍一下美国的立法程序，美国议会立法大致可以走两个路线：独立立法或搭车附案。

24版《生物安全法案》在众议院走的是前者。该路线过程漫长，门槛高，先要通过相关委员会表决，众议院投票时需要三分之二的议员同意。到了参议院，则会需要60名议员同意讨论，才能进入投票程度。

注意，一项法案只有参众两院都通过，再由总统签字，方能生效。

由于限制中国CRO可能对美国生物技术产业造成冲击，24版《生物安全法案》尽管在众议院获得306票同意，81票反对的高票支持，但它很难在参议院以独立法案形式通过。更关键的时间，众议院通过该法案已是2024年9月，2025年1月就要迎来新一届国会议员宣誓就职，仅剩三个多月的议会任期，参议院都很难走完独立法案流程。

而独立法案之外，另一个选项，也是一条捷径，是把法案以附案形式加到另一项大型法案，比如国防预算案。

国防预算案是每年必须过的重磅法案，搭上这趟顺风车的议案就能获得稳定的投票机会，而且只需多数议员同意即可，不必担忧参议院60票的投票门槛。

非常幸运，24版《生物安全法案》通过众议院后，没能成为当年参议院的《国防预算法案》附案，也就没进参议院投票程序。

这样，《生物安全法案》的1.0版本，最后属于耗尽了议会的任期时间，胎死腹中。

2.0版卷土重来

但《生物安全法案》的概念却在美国政界扎下了根。

今年夏天，新一届议会中，两名参议员提出新一版《生物安全法案》。该法案最终演变为S.A.3841，成了26年度《国防预算法案》的附案之一。

10月9日，参议院通过了26年度《国防预算法案》，在表决过程中，S.A.3841也获得了通过。

《生物安全法案》有了2.0版本。

而这个2.0版，剩下只有众议院是否会通过，以及特朗普是否签字，这种理论上的悬念。

由于《生物安全法案》2.0是在国防预算法案里的附案，有了这必须过的“主案”加持，走完剩下的流程概率很高。

首先，《生物安全法案》1.0版本在众议院曾获得高票，加上《国防预算法案》的急迫性，众议院大概率不会反对S.A.3841。

其次，总统不能单独否决某个附案，只有两个选择：同意整个法案，或否决整个法案。特朗普作为共和党总统，不太可能去否决一个共和党占多数的议会通过的《国防预算法案》。考虑到中美关系现状，他或许还巴不得多一个可以用于中美对抗的《生物安全法案》。

因此，《生物安全法案》这头狼，这次是真要来了。

变温柔了，但仍是利剑

相比1.0，《生物安全法案》2.0对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来说有一个好消息与一个坏消息。

坏消息是2.0与1.0的原则一致，被认定为威胁美国国家安全的公司，将面临1.0版本提出的限制，也就是面临必须退出美国市场的威胁。

好消息是，不同于1.0，2.0版本没有点名具体企业。这给潜在风险企业带来一定回旋余地。

这也是两版《生物安全法案》的最大区别。不同于上一版的直接点名龙头企业，新版法案制裁的中国企业包括两类：

1. 1260H名单 ，该名单依据2021财年国防预算案建立，由美国国防部每年更新，列出与中国军方关系密切的实体。目前1260H名单里与生物技术、制药有关的只有一家，BGI。这也意味着如果最终立法与当下参院版本一致，BGI会是最明确受到制裁威胁的企业。

2. 美国政府认定的其它高风险实体。美国的管理与预算办公室（OBM）需要在一年内给出高风险实体名单（国防部、国土安全部等均会参与名单制定）。OBM裁定名单上的实体，会有90天申诉期。申诉后OBM会做最终裁决。

相较1.0版，当下版本里波及企业有更明确的申诉路径。此外，新版本的缓冲期也更久一些，从法案给出的规则制定、申诉期限看，仅立法完成到制裁实施就会需要2-3年。

因此，新版《生物安全法案》比旧版缓和。但对于中国生物技术公司来说，它仍会是巨大的不确定因素。尤其是特朗普上台后反复强调药品制造必须回流美国，以及高度交易性质的谈判风格，不排除一些中国企业成为类似TikTok般，大国博弈的筹码。

唯一的区别是，没有任何一家生物技术企业具有TikTok的民意影响力，制裁者不会投鼠忌器。

今天凌晨3时18分，四川成都天府大道南段，一辆小米SU7 Ultra的车辆在夜色中燃爆。目击者的行车记录仪显示，这辆车以远超限速的速度超越前方车辆，随后失控摇摆，撞击绿化带，翻滚至对向车道。下一秒，火光冲天。

多名路人闻声而至，徒手砸窗、喷洒灭火器，却徒劳无功——车门紧锁，隐藏式门把手在断电后彻底失灵。消防员最终用电锯切开车身，但驾驶员邓某某已无生命体征。

警方通报称，邓某某涉嫌酒后驾驶。

这已是小米SU7在半年内第三起致命事故，至少累计5条生命消逝在“小米造车”的光环下。

雷军，是时候停下来看看后视镜了。

1

事故现场视频中，火焰吞噬车身的画面令人心焦。

这与雷军同日发布的帕米尔高原美景和“阳光下更好看”形成了荒诞对照。

网友涌入雷军微博留言：“新的风暴已经出现。”

资本市场的反应更直接，截至发稿前：小米股价单日暴跌近8%，市值蒸发超百亿港元。

这算不算小米一路狂奔的代价？雷军可能需要一场“安全审计”。

从3月安徽高速事故、10月福建平潭坠海事故到这次成都街头大火，小米SU7的安全争议今年爆发了。

安徽事故中，家属控诉“车门锁死、电池爆燃”；成都事故里，路人眼睁睁看着生命被火焰吞噬。

2

造车不是造手机，时速百公里的金属盒子关系人命。小米用互联网速度颠覆行业，但安全不能仅靠“迭代更新”试错。

雷军曾说“汽车是工业皇冠”，如今皇冠上沾了血，需要的不只是公关稿，而是一场彻底的反思。

雷军应暂缓新疆路测等营销活动，主动宣布对全系车辆进行安全评估。

资本市场的短期波动，远不及品牌信任崩塌的代价。小米需向特斯拉学习：2018年Autopilot事故后，马斯克公开整改方案。

雷军是时代的企业家，但企业家真正的荣耀，不是销量榜的排名，而是用户敢把生命托付给你的产品。

停下来，看看后视镜里的教训，或许才能让下一段旅程不再有火光。

刚刚获得2025年诺贝尔化学奖的日本科学家北川进，在新闻发布会上分享了自己的座右铭——“无用之用”。

按照一般中国人的观念，得了诺贝尔奖，那可是光宗耀祖的大事，“单位”也跟着面上有光。拉横幅、发喜报、搞各种研讨会，都是标配动作。不过北川进所在的京都大学，这个近年来日本的“诺奖摇篮”，表现相当淡定，官网仅仅发布了北川进获奖简讯，连一张照片都没有。至于获得诺贝尔生理学或医学奖的坂口志文，虽然当年在京都大学研究生院退学，但也是京都大学的正牌校友，可京都大学并未有任何提及，更不会满校园挂“本校校友获诺贝尔奖”的大红横幅，绝无“硬蹭”之举。

中国人推崇“十年寒窗无人问，一举成名天下知”的反差感，将“天下知”视为回报，但相比之下，我倒是更喜欢京都大学这种获奖后的淡定与获奖前的寂寞所呈现的一致感。

中国孩子从小就听惯了苦难哲学，很多时候哪怕稍微想往正常人那里靠一靠，都立马会有老人站出来说你瞎讲究，然后来一句“一看就是没吃过苦”。他们会为所有野蛮、鸡贼、计较、贪婪和走火入魔式节俭套上一层神圣外衣，那就是“我吃过苦所以我知道”。虽然绝大多数人只会在苦难中沉沦，只有极少数幸运儿能实现逆袭，但这并不妨碍苦难哲学对“苦难成就了我”的夸大。这种愚蠢思维其实有一个重要基础，那就是在中国传统的功利化叙事里，“有用”才是关键，他们粉饰苦难，是为了给苦难找到“用途”。虽然事实上苦难并没有用，反而伤害人的心智，造成各种不可逆的伤害，但少数成功者的“逆袭”仍然会被包装，就像传统故事里的穷书生中状元又抱得美人归那样。

不仅仅是苦难，生活中的一切东西与际遇，都会以“有用”和“无用”来划分。中国孩子从小就处于“远离无用”的状态：画画有什么用？你以后又不当画家；看小说有什么用？都是胡编乱造会让你学坏；打篮球有什么用？有那时间你怎么不去做题；音乐有什么用，难道以后街头卖唱吗？至于玩积木玩沙子看卡通片，那更是纯属浪费时间。

这种功利心态不仅仅体现于学生时代，更贯穿了许多人的人生。若是一件事与升官发财、考大学考公务员找好工作无关，就会被划入“无用”之列。

结果许多人就陷入无趣的悲催人生。甭管开心还是不开心，想找个乐器释放下情绪，结果发现自己啥也不会，出门见到风景也没法提笔来个素描，读书读了十几年，课外书没读过几本。由此衍生的审美缺失，更是让许多人连装修个房子、出门搭配个衣服都难看得要命。

很多人总是不明白一个道理：当你用功利心态去面对孩子眼前的教育，过分强调“有用”，你的孩子就已经失去了未来。

北川进研究了数十年的金属有机框架材料，曾因“无明确用途”而遭冷遇，但正是“无用之用，方为大用”和京都大学的包容，让他坚持到了今天。京都大学以“自由学风”为校训，强调学习和研究的独立自主。没有论文数量和引用率之类的硬性指标考核，不刻意强调应用转化等短期成果，而是坚持长效考评，鼓励研究者以几年甚至十几年的研究周期探索基础课题。

而在东京大学，据说研究人员可以十年不发表论文，但必须定期提交“失败报告”。资料显示，价格极其昂贵的超导磁体等设备，在东京大学可24小时预约，论文署名强制分离第一作者和通讯作者。也正是在这种包容机制下，梶田隆章用十几年时间验证中微子振荡理论，大隅良典专注酵母细胞自噬现象二十年。真正的原始创新，无法用“工业化流水线”的模式生产，它需要的是“耐心资本”。

更可贵的是，不少日本媒体还泼起冷水，批评现行教育体制和科研环境，认为诺奖获得者多半成长于当年经济高速发展期，而科研经费的缩减、基础教育的薄弱，会导致日本科研后继无人。2014年获得诺贝尔物理学奖的中村修二，多年来也一直尖锐批评东亚教育体系，称之为“浪费时间”，认为年轻人被束缚于过分功利的应试体系中，严重破坏心智，也会带来黯淡未来。相比之下，中国年轻学者普遍面临的是“35岁焦虑”，还有整个社会对基础科学的漠视。

还有不少人会自以为理性客观，来个“凡事都要两面看”，认同科学家要耐得住寂寞，但认为普通人不一样。在他们看来，普通人不搞科学不搞艺术不搞文学，就应该一心想着赚钱或者往上爬。毕竟，那才有“立竿见影”的效果。

“立竿见影”“短期见效”“赚快钱”，这些都是许多人的生存准则，也是评价标准。如果你二十来岁、工作几年，人家问你做什么，你说研究摄影或是咖啡，或者在排话剧，对方跟你客套的同时，心里就会把你归于“不务正业”的行列，如果你说自己已经提拔了副科正科，对方立刻肃然起敬，说你前途大大的好，是个做正经事的人。前几年有个拿山东开涮的段子（其实不仅仅山东，全国各地都一样），说老人家对“有出息”的定义，就是在体制内“正经单位”里上班，开个帕萨特，车尾箱有鲁花牌花生油，必须得是单位发的，早早成家立业，妻子是中小学教师，生了儿子，儿子还能通过单位指标入读重点小学或初中。

其实，无论是伯克利这种诺奖层出不穷的研究型大学，还是近年来成为诺奖摇篮的京都大学，都并非只有学者才有“慢”的资格，普通学生也一样，这就是他们身处的教育氛围。京都大学在东亚文化仍有强大根基的日本算是个例外，但伯克利在欧美世界却属于常态。也不仅仅是大学如此，整个社会都是如此，没读过大学的普通人，也可以毫无功利心地慢下来，潜心于一件事。比如沉迷于木工，不为赚钱，只为给自己的家添置一件亲手做的家具，或是坚持摄影，不为商业用途，只为给自己留下永恒记忆……

中国社会的功利思维有深刻的社会基因，社会评价体系极度单一化，“成功”被狭隘定义为高学历、高收入、高社会地位，多元价值失去生存空间。

家庭早已成为社会功利思维的第一道传送带。常挂在中国家长嘴边的“这个没用”，意味着对“有用”的狭隘定义。在大多数家长眼中，“有用”等同于“对升学有用”、“对找工作有用”、“对赚钱有用”。绘画、音乐、哲学思考，除非能转化为证书、加分或直接的经济回报，否则便是“无用之事”。也因为整个社会存在巨大的阶级坠落风险，容错空间极小，规避风险成为许多人奉行的第一原则，所以考公考编这种“主流”选择才会被认为靠谱成熟的路子，即使是做基础科研，也会被视为不稳定。

其实，所谓有用无用，本质是长期与短期之别。人们太执着于“立竿见影”，却很少想过漫长人生里到底需要些什么。有些“有用”的知识，仅仅有用于一时，而人文与艺术，却是当你需要时已无法弥补的东西。也正因此，乔布斯才会说：“我愿意用我所有的科技，去换取和苏格拉底相处的一个下午”。

最后以我一条朋友圈作结——

无论伯克利还是京都大学，其实都是走“无用之用，方为大用”的路子，不是为了诺奖，也不只是研究者，即使是普通学生，也在这个氛围里成长，潜心静气，尊重知识，不急功近利。中国人鼓励的是“争”，是立竿见影，一样东西不能马上赚钱，不能帮助升学，不能帮助考公考编，不能满足高楼大厦的“气派”，立马就被归为“无用”。所以课外书没有用，哲学没有用（凡事有好有不好的极端伪辩证法是唯一例外），艺术没有用，文化没有用，历史建筑没有用，城市记忆没有用……他们活得就像猪圈里的猪，只知道猪食有用，其他不能填饱肚子的都没有用。如果指出他们的短视和愚昧，他们就会说“猪圈里都是这样的，一直都是这样的，你如果不跟大家一样，怎么在猪圈里继续生活呢？”他们不知道，猪圈正是少数人所制造，希望的就是猪只知道填饱肚子，没有空想其他任何事情，没有逻辑没有审美没有对文明的尊重，养肥了就拎两头出来杀了吃。

“这篇文章发出去之后，后台资料马上就破万了，热度有一点超乎想像。我们才意识到，它在女性群体中是非常被重视的议题。”2024年12月9日，《水瓶纪元》在微信公众号刊出的报导〈海棠作者被捕，耽美创作频繁涉刑出路何在？〉，是最早关注及报导“海棠事件”的中文媒体之一。

海棠全名“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是提供各类文学创作的中文平台，又以描述同性之间情谊的Boy’s Love（BL）／耽美作品为大宗。2024年的海棠事件，即是中国安徽省绩溪县逮捕人不在其管辖区的网络作者，罪名是“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

《水瓶纪元》编辑弹弹认为，这是首次发生大规模“远洋捕捞”海棠作者情况，整体氛围倾向于息事宁人，所以报导的媒体不多。另一家有报导此事的媒体是搜狐新闻的极昼工作室。“远洋捕捞”在网络用语的意思，是指一地的执法机关到不属其执法辖区的地方抓人，此举的正当性备受质疑和批评。

《水瓶纪元》报导上线后，先是被禁止分享，隔了近10日才被删文，这期间已有许多人转发，甚至帮忙分享至微博，其中一位微博转发者告诉弹弹，那则贴文的浏览量破了百万。

撰写这篇报导的记者紫雨林，早在2024年6月传出有海棠作者被抓时，就关注此案，但迟迟没敢跟经常合作的单位报题，“我主要跟非虚构写作的媒体合作，但感觉她们不会通过这个选题，所以一开始先关注著，没有报题。”直到同年10月看到《水瓶纪元》在找记者合作海棠报导，她主动联系她们，才著手报导。

作者拒绝采访

紫雨林先是在微博上联系十多位海棠作者，都未收到回复，转而尝试联系海棠读者。受访者之一的小竹，就是先以读者身份接受采访，有所信任后，才表示自己也是海棠作者。

小竹不只受访，也帮忙询问其他受访者、提供相关资料。报导揭露判决书上的证人，与中国安徽省绩溪县公安局一位职员重名，这一线索就是来自小竹。“我不确定是她本人查出来，还是圈子里有人查出来，在要发稿的那一周，前三天左右（收到）吧。可能她们对记者不是很信任，所以一开始没有给我（判决书），或者说她们有想公开的时机。”

紫雨林在报导中揭露海棠涉事作者的判决书。（翻摄自《水瓶纪元》）

晨晨是另外一位主要受访者，一开始是犹豫受访的，其中一个理由是，先前有其他记者来联系，却没有下文。她们以共享文件方式进行笔访，紫雨林表示：“我把问题都列进去，但等了一周，里面一个字都没有，我以为她要放我鸽子。”结果是晨晨每一题都思考许久，回答详细，甚至从上千张照片里，挑选相关材料，提供给紫雨林。

“为什么能说服到她们两位受访，跟她们对于媒体的认知有很大的关系。她们觉得，发生这么大的事情，一定要留下纪录。”紫雨林说。

小竹协助联系的作者拒绝采访的理由，除了因为这些作者年纪都很年轻，第一次遇到这种事，倾向保守以对，也因面对高额罚金的经济压力，有些人期待会给予受访费用，紫雨林表示：“一开始我有点生气，我冒风险做报导，为什么还要倒贴钱呢？”

“但平静下来后，我感觉我们站在不同位置看这件事，记者是用公共价值的角度去看。”紫雨林说：“记者的职责是通过报导，尽可能整合资讯、披露资讯，然后引起舆论的关注。”

报导刊出后，小竹也才向紫雨林坦承，受访时提到的其他作者的资讯，她事前并没有告知她们，“她怕说了，那些作者不会让她说。她认为，这件事有必要公开。”幸好，相关作者读到报导后，没有不悦或不安，反倒肯定报导撰写的立场角度。

“引用小竹的回答，因为我这篇报导相对中立，或者说那些作者可以接受这样的立场。也看到报导出来，她们没有受到危险，反而有更多人看到她们的处境，会给打赏之类的，有改变她们的处境。可能也让她们对媒体的认知有改变吧，觉得是可以帮到她们。”

紫雨林为《水瓶纪元》写的报导发挥了作用，后续也有越来越多作者愿意接受媒体采访。但她一再强调，能促成这个效果，是多方面力量的集结，包括被删文的时间差和多人转发，“如果报导一出来就被打掉，那可能大家都不会再说话了。它没这么快被打掉，还有很多大V转发。”

公开发声才能保护自己

2025年3月，海棠作者面临第二次抓捕情况，这次是甘肃省兰州市警方进行远洋捕捞，到了6月，此话题已在微博热议，多位律师在社群平台公开表示，愿意提供法律援助，中文独立媒体《WOMEN我们》随即也代为发布〈海棠当事人问询应对手册〉，并在文中补充强调，接受媒体采访是在维护自身权益，“不要惧怕发声，要为自己据理力争。”

接受媒体的采访是正常的事，因为公众对发生了什么有知情权。不要惧怕发声，媒体的关注会引发大众关注受害者的境遇，减少污名化的伤害，大概率可以让公权力更谨慎的对待案件。当然，在接受采访时也要保护自己，可以要求匿名，保护隐私信息等。你可以选择专业的媒体接受采访，通过搜索记者和媒体的过往报导进行判断。

“我们认为，承认信息权是我们平台的基本价值观。”《WOMEN我们》编辑于长夜向《田间》说明决定发布手册的主要原因。他说，在2015年之前，接受采访仍是一种普遍信念，相信“公开”就是一种（保护自己的）武器，如今许多人不这么想，主要原因是受到威吓，那并不是民众或媒体的问题，但“不说出来，任何事情都可能发生。”

《WOMEN我们》代为发布〈海棠当事人问询应对手册〉。（翻摄自《WOMEN我们》）

国中（初中）时期就接触耽美文化，这次为《水瓶纪元》报导第二波抓捕的记者甄无羽解释，随著案件开始进入庭审，作者们意识警方审讯所承诺的“不会有事”出现变化，处境越来越不乐观，于是纷纷“发帖”自述处境，希望社会舆论能影响大众正确看待事件，包括律师、学者、读者和一般大众都指出案件的不公，针对其中的法律、社会文化问题，进行知识科普和讨论。许多律师也纷纷行动，援助作者，这正是此次报导的转机所在。

台湾成不能报导因素

早在2024年事情发生时，甄无羽便在微博私讯作者，想报导她们的处境，“但当时我还在机构（媒体）内，尺度不太允许，我报（题）了好多次都不可以。”

甄无羽当时的主编对于耽美作者案件并不陌生，但她立刻识别到这题的敏感点在于，海棠文学城的伺服器设在“台湾”。

另一位参与报导的记者岛眉淡也曾向任职媒体的主管报题，“他是中年男性，不知道海棠是什么。”由于伺服器在台湾，主管直接误解那是一个有关政治的网站，“当时我跟他解释，里头是女读者看的小黄文，他说‘肯定不是’。”主管认为过于敏感拒绝岛眉淡的报题。

“兰州这次，《财新》和《南方都市报》也都有发，但报导角度把它当成个案去报导，尽可能规避一些东西。比方说，海棠是台湾网站这点，只当作背景资料补充，不与案件连结一起。”甄无羽认为，目前的海棠报导，不管出自于中国境内还是海外媒体，都没有探讨到海棠在此次事件中的位置、应该承担的责任等等。

有关海棠的伺服器架设在台湾的说法，这点难以查证，但《田间》试著确认该网站与台湾龙马文化公司的关系，以及此公司是否仍在运作。

使用 Wayback Machine 回溯海棠网站历史，发现该网站于2014年8月成立时，名称为“龙马文化线上文学城”，联络电话与龙马文化公司相同，但2017年4月的纪录显示，该网站已改名为“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连网络书店名称也是从原本的龙马文化改为海棠文化。

另外，海棠网站上公布的会员规章及隐私权规范中，最后一条明文：“因约定条款所发生之诉讼，以台湾云林地方法院为第一审管辖法院。”龙马文化公司登记的地址同样在云林。

“海棠文化线上文学城”母公司为设址在台湾云林的龙马文化公司。（简恒宇摄）

《田间》曾致电龙马文化公司，当时无人接听。9月21日，《田间》团队前去云林，不只找到该公司门牌，再次拨打电话时，意外地有人接听。对方表示是龙马文化公司，并称已没再出版书籍，现在小说内容只能线上付费看；当被问到要在哪个平台看时，对方沉默数秒，没有明确回答；追问是否可在海棠看时，对方给予肯定答复，也确定该公司还在运作，随即结束通话。

不过《田间》当时仅确认了海棠为龙马文化公司营运，没有机会进一步询问海棠抓捕事件的相关问题。另外，龙马文化公司曾于2010年出版天一的作品《绝对侵占》。天一是中国耽美小说作家，当时因印制作品贩售，被安徽芜湖县警方依“制作、传播淫秽物品牟利罪”逮捕，最后被芜湖县人民法院判决坐牢十年

对当事人影响是首要考量

甄无羽强调，难以通过报题，除了因为涉及“台湾”，也与海棠文学城涉及性别议题有关，她直言，2020年以前，报导耽美事件是可以见光的，“天一案当时有一批市场化媒体报导，整个社会是可以讨论这件事的。2019年深海先生案子，虽然没天一案广泛，但判决资料是公开的，家人愿意公开（采访）的意愿也高。”深海先生也是中国耽美作家，2017年以“非法经营罪”被捕，最后被判四年徒刑。

2021年，中国多个大学LGBTQ+社团的社群帐号遭到删文、停用，甄无羽直言：“我认为这件事是分水岭，不只是耽美，LGBTQ+议题都被禁止了，完全变成敏感词。”

据传也有其他同业想报导海棠，但所待机构因为种种原因，没有同意报导和刊出。不过，第二波抓捕，确实有更多家中国媒体报导，包括已被删文的《三联生活周刊》，以及《财新》、《南方周末》等等。只是在报导角度上都必须取舍，著重讨论其中的司法问题、量刑计算方式，避免碰触警方执法缺失，“这是无可奈何的状况，如果不按照那个角度，可能稿子都发不出来。”

相较之下，具有独立性的《水瓶纪元》，一直企图扩大这些较为敏感议题的报导空间。“我们的定位是尽可能弥补，在审查制度之下深度报导的空缺。”弹弹说，编辑室内部没有任何（自我）审查，“就是先把稿子做出来”，但因应大环境的审查压力，会调整发稿策略。

2025年6月底《水瓶纪元》刊出第二篇海棠报导。（翻摄自《水瓶纪元》）

像是《水瓶纪元》的第二篇海棠报导，选择不在微信公众号发布，就是考量到，其他中国媒体都已发稿一段时间，可以明显感觉来自官方监控的压力逐渐升高。岛眉淡说，她可以理解《水瓶纪元》的做法，“毕竟公众号是非常宝贵的平台，现在炸一个少一个。”

就算没有自我审查，在中国做这类报导，记者身心仍处在非常紧绷的状态。甄无羽说：“我们不能像外媒那样，得到什么资讯，都可以全部写进去，我们也很想从专业主义去做（新闻），质疑政府、质疑公权力，但在中国就是不行。这样牺牲的会是采访对象，甚至我们自己。”

在采访撰稿过程中，甄无羽与岛眉淡会随时沟通确认，曝光内容可能对判决结果，以及涉事作者、读者造成的影响，“无论从宏观还是微观的视角，任何资讯会如何影响这件事的处理程序，影响到具体的人，这是最为首先考量的。”甄无羽强调。

“最难处理的是审讯过程。”甄无羽直言，写这篇稿是很折磨、纠结的过程，采访到多位涉事作者、读者在被审讯时，遭遇到不符合程序正义的细节，但若详细写出，可能波及到采访对象。他们其中有不少人是顶著来自警方警告的压力，仍坚持受访。

“在日常新闻报导中，媒体代表的公共利益与采访对象的个人利益经常有冲突，但在做敏感议题报导时很特殊，它有点像我们一起完成一个战斗，一起想怎么保护好自己。”

记者两难：想声援却有风险

不管是紫雨林还是甄无羽，在报导刊出后，都曾痛苦过一段时间，夹杂失落、恐惧和自我怀疑，甚至是不被理解。

紫雨林曾在社群写下约访不到受访者的挫折，认为作者们可以更积极为自己辩护，贴文却遭到网友批评不理解海棠作者的处境，说她是一位不专业的记者。与网友来来回回地争辩，让紫雨林身心俱疲，有段时间刻意不去触碰相关消息。

而看著受访者们还有同业所遭遇的压力，甄无羽说自己总会有股愧疚感，“自己报导的目的和价值是什么？除了公共价值，能给具体的人又带来什么？”但另一头，又担心自己成为下一个被抓被审问的对象。

“你没办法去判断声援当事人，要声援到什么程度。你不发声，可能没有好结果，发声规模太大，让事件升级，可能又会面临另一个局面。”“它若没有产生特别大的公共讨论，作为记者会感到失落，但又也有点庆幸，这样能安全。”这类矛盾无解的思绪，把记者拉进抑郁无力的深渊。甄无羽叹：“每做完这种题目，会有耗光力气的感觉。”

岛眉淡早些跳脱了这种消极抑郁的创伤黑洞。2024年11月，广东省珠海市发生造成38人死亡的冲撞事件，岛眉淡听同事转述，有200多位记者在事件发生后立刻到达现场，“当时现场有非常多媒体，但那天一篇稿子也没见到。”直到隔天，《水瓶纪元》终于发出了报导⸺中国新闻环境的高度紧缩，对照新闻媒体追求报导真实的奋不顾身⸺在那一刻岛眉淡心中也有所体悟：“我不能够再陷入无力之中，做点什么，才能拯救自己。”在那之后，她开始与《水瓶纪元》的合作。

《水瓶纪元》合作作者全是身处中国的撰稿者，他们在一再被噤声的环境里头，努力寻找管道，持续纪录和报导，“偶尔会感慨这种个体的坚持，很难形成特别强的力量。但它是必不可少的存在。”岛眉淡说。

甄无羽则是在一次又一次地深陷恐惧无力，得出一种经验，她说，隐隐拉住自己的，是那份对新闻专业的信念。“我始终觉得我在做专业的事情，做记者该做的事情，写出事实。如果要为事实承担代价，虽然不知道我能不能承担，但在做报导的当下，我就是要把稿子发出去，不想这以外的事情。”

CDT编者按：独立媒体“WOMEN我们”近日发表文章《监室之内：中国在押女子生态》，回顾中国女性囚犯日常且真实的监禁经历，揭示制度运行中的细节缺失与性别盲区，也为评判现有条文能否真正回应她们的现实困境，提供更具体的参照。

文章中七位曾被羁押的女性，在访谈中回忆了狭小的监室里发生的点点滴滴——在那里，吵架源于最琐碎的争夺：吃什么、喝什么、什么时候洗、谁先用水。时间被严格量化——洗澡大概三五分钟，不能多；洗衣服必须排队，上厕所也不平等，卫生纸、卫生巾都不够用，还要忍受全方位摄像头对身体隐私的男性窥视等，但尽管身处绝境，她们仍以绝食、庭审抗议等方式抗争，并在压抑中形成互助网络。

这些真实的叙述揭示了中国现行的法律与监管体系严重缺乏性别视角，其修订未能回应女性在押者的特殊需求，她们的遭遇是对制度“性别盲区”的有力诘问。

以下是文章内容节选，阅读全文请点击此处

抓捕，还只是漫长羁押的开始。她们发现，进入看守所、监狱接下来的日子，真正的考验才开始——在封闭的审讯室里，每一次对话都不仅仅是单纯的提问，而是一遍又一遍重复相同的问题，慢慢消磨人的意志，迫使人交出自我、重写立场。

受访女性都经历了几乎相同的流程：每天，审讯成为固定仪式。问题重复、时间拉长、细节被一再咀嚼。

陈敏回忆说：“他们每天拿一个问题审我，一两个小时，就围着一个问题不停地问。”她被问及是否与境外组织有联系，是谁组织她去了亮马桥，“翻墙”注册Telegram和Instagram等软件的目的又是什么。提问者不断更换，却始终不说明来自哪个部门。直到一名警察得知她有过精神病史和自杀倾向，态度骤然转变——语言由温和变为粗暴，辱骂她“卖国贼”，还拿她的大专学历羞辱她，质疑她的性取向。她想认真阅读审讯笔录再签字，对方却将纸甩在她面前，反复催促她签字。

王春艳记得，冬天的审讯室窗户总是敞开的。“警察说我们这些人一进屋就臭，要开窗通风。”她坐在“老虎凳”上，四个多小时一动不动。有一次，一个警察猛踹她膝盖上方的关节，留下大片淤青。他们还威胁她：“不配合，就送你去‘死人床’。”她听说过——一个刚好套住人的铁环，身体无法动弹，大小便都只能在里面解决。警察拿出一张纸，要她写明到底想要多少赔款。她表示不服：“我家原本有509平方米的宅基地，警方说只有66平方米有房产证，其他都是违建，多一分都不给。”

唐雪兰被戴上背铐、套上黑头套送到县公安局，再一次坐上了曾经无数次坐过的约束椅接受审讯。坐在约束椅上被审讯了近10小时，颈椎、腰椎还有头疼得无法忍受，“当时真想一头撞死”。

在“指定居所监视居住”期间，律师王宇经历了另一种节奏的高压审讯：每天上午和下午各一次，从早上八点半到十一点，下午从一点持续到四五点，连续五天五夜不让她睡觉。稍微一闭眼，审讯人员就会用各种方式把她拍醒——有时拍椅子，有时直接拍她本人，让她根本无法合眼。

90后赵威与王宇曾被关押在同一个指定监视居所，经历相似的审讯与酷刑，随后又一同被转入天津第一看守所。赵威也清楚，警察的策略是用高强度的心理压力确保口供“稳定”。因此，他们不断重复提问，反复核对她的每一句话，确保每次笔录都“固定”下来，在案件提交检察院前不留翻供的可能。她形容这种审讯导致心理上形成的条件反射——就像巴甫洛夫实验中的狗，铃声一响就流口水；在她身上，则是见到警察就本能地感到恐惧，从而动摇翻供的幻想。

每次审讯后，赵威都在“要不要翻供”的念头间挣扎。她想，未来可能会见到检察官，并且心中萌生反供的念头，但酷刑的后遗症像无形的锁链，将她牢牢束缚在高度戒备与焦虑之中。

她清楚，相比于之前的指定居所监视居住，看守所虽然是合法可查的地方，家人知道她在哪里，但她的生活完全掌握在他人手中：食物、水、关押环境。于是，她在“想反供”与“害怕再次受刑”之间反复挣扎，长期处于心理拉扯之中。然而事实是，直到她被取保候审，检察官始终未曾出现。

警察要求她在录像中认罪。她担心这些内容被公开播放，但更惧怕酷刑再次发生，还是照做了。她刻意让自己语无伦次、前后矛盾，试图让录像无效。但没多久，警方通知她：“领导说录得不清楚，要重新录。”

警察决定对她取保候审，还继续追问：“你打算出狱后做什么？”她给出一个“安全”的回答：“不见媒体，不找律师，只想回家陪父母，好好恢复身体。”

王丽被关押三个月后，才首次与律师通话，那次会见只是一次简短的隔空电话交流。她最牵挂的，是自己年幼的儿子。“他们把我小儿子带走了，我连他被送去哪里都不知道。”这种对家人的焦虑和不安，是她最难以承受的痛苦。为了获知家人的消息，她多次请求会见律师，但回应总是：“律师要来，自然会来。”

开庭前她已被羁押了一年半。此时，看守所管理人员声称，她家属聘请的律师已解除代理，退出案件，并表示将为她指派一位律师。但王丽没有收到任何相关律师文件。她认为这只是形式主义的法律援助，根本无法信任，便直接拒绝了这项安排。她终于被允许律师第二次会见时，已是开庭前夕。“每次见律师，手、脚、腰都被锁在约束椅上，几乎不能移动，根本没有尊严。”她补充。

黄芳终于得以会见家人，也是熬到了判决下来。但这次见面隔着厚厚的玻璃，用电话通话，旁边还有警察监视。作为母亲，却在最关键的时候被带走，不能照顾、不能陪伴，夜里总在想：’他们现在还好吗？’她惦念孩子青春期的变化、学业、生活安全，忧虑萦绕不去。会见时间不过四五分钟，一肚子问题都来不及一一问到，让她更添失落与无力。

赵威在被抓捕前，已准备好三份委托书，交由不同地区的律师，确保哪怕有人出事，也还有律师可来会见。然而被捕后，警方却宣称没有律师来找她，家属也没有为她聘请律师，最终由政府指派律师接手。初次会见中，这位律师仅寒暄几句，并未涉及案情，十分钟后便匆匆结束，此后未明确表达过退出代理，也再未出现。

后来她才得知，监室里还有一名经济犯罪嫌疑人也由同一位律师代理。这位嫌疑人向律师反映监室内生活问题，被律师批评其“不讲理”，并称天津市第一看守所是“文明看守所”。这名嫌疑人会见后极为失望，于是申请解除了这位律师的代理关系。

王宇出狱后才从丈夫口中得知，警方曾出示一份“同意指派律师”的文件，上面甚至有她的签字。但她明明只写过一份“不需要律师”的声明。她想请熟识的律师，却被告知“他们都被抓了”。实际上，有些人根本没被抓，只是她提到的名字，警方一律称“已被抓捕”。最终，她无奈放弃聘请律师。那份“指派律师”的授权书上，警方伪造了她的签名。

还有一次，在她情绪稍稍平复时，办案人员忽然告诉她：“你儿子因为偷越国境罪被缅甸带回来。”语气轻描淡写，但对她来说，比任何威胁都要沉重。那之后，她开始幻听，常听到儿子的声音在耳边呼唤“妈妈”，却什么都做不了。

在七位受访女性中，只有黄芳曾顺利会见律师，并因此获得关键保护。

对女性而言，冬天尤为难熬：水温低至刺骨，长时间冷水洗浴，造成不少人月经紊乱，甚至停经。洗头更是难题，无法彻底清洁头皮导致湿疹频发，严重者头皮溃烂。虽然监所并不强制剪发，但在反复发作的头皮病与卫生困境面前，许多女性不得不“自愿配合”。

赵威回忆，“洗脸、洗屁股，洗脚，我们都称之为洗三节，是每日的清洁流程，但供水量都受严格限制。”真正意义上的“洗澡”，只有每周末能多给一点时间——五分钟。如果是工作日，全身洗完只能用三分钟。洗澡用的热水有限，前面的人稍微多用一点，后面就没水了。一个监室只有一个蹲坑，平时上厕所和洗澡都在这上面，所以排队如厕和洗澡之间时常冲突。

2018年7月，河南维权人士贾灵敏寄出一封信，成为少数公开发声者之一。

2010年6月，因家中遭遇非法暴力拆迁，她开始投身于拆迁现场的维权行动，穿梭于郑州各个拆迁工地，向群众普及相关法规，因此被媒体称为“拆迁普法者”。2014年5月7日，贾灵敏在协助被拆迁人报警时被郑州警方抓捕，次日刑拘，5月29日被正式逮捕，罪名为“寻衅滋事”，被判有期徒刑四年，先后关押在郑州、巩义和新乡及女子监狱。

重获自由后，贾灵敏把在看守所的亲身感受写成建议书，寄给了全国人大常委会、公安部和司法部。信中，她点出女性在押者最迫切的诉求之一，是能有一处正常使用的热水洗浴设备。

受访者普遍反映，日常管理她们的是女性管教，负责维护秩序和监舍事务；但监控室却多由男性工作人员值守。她们经常能从摄像头里听见“呲啦呲啦”的电子声，夹杂着男警的谈话，令人难以忽视这些男性正注视着监控画面。而这些画面，往往涵盖了她们日常生活中最私密的片段——洗漱、如厕，甚至脱衣接受检查，全都暴露在镜头之下。

这种隐私的剥夺，从入所那一刻就开始了。刚被带进看守所时，她们被要求脱光衣服接受检查。进入监管生活后，面前是一整面巨大的监视墙，实时显示着监室内每一个人的一举一动——从如厕到洗澡，无一遗漏。这种无处不在的监视与控制，让许多女性在押人员产生了强烈的羞辱感。

在看守所生活了一段时间后，唐雪兰意识到，羞耻感不会自动消失，它只会慢慢麻木。

她记得最开始在公安局，厕所是透明的玻璃房，四面都是摄像头。她戴着手铐进去，站在里面，不知道该先脱裤子，还是先背过身去。几次试图用身体遮挡，都失败了。镜头太多，没有死角。那种“透明”的感觉，让她直到今天也难以忘记。

到了看守所，情况并没有好转。每个角落都装有摄像头，墙上是一整面监控屏，显示着所有监室的画面：如厕、洗澡、走动、吃饭，全都被放大成一格格实时画面。冬天一个月才洗一次澡，每次不到五分钟。洗澡间没有帘子，也没有任何遮挡。除了摄像头，巡逻干警有时会从监室外的高处俯视进来。“我们没办法，看也得洗。”她说，“身上都脏得黏着了。”

可以得诺贝尔审查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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本期收录工厂工地、服务业、白领和其它四个类别的劳动者新闻，文末「工劳推荐」推介优质平台、深度文章、报告等，读者可根据兴趣点击阅读。

6月以来，社交平台持续曝光各地砖厂非法强迫残障、智障人员劳动，有残障人员失踪超30年，这与媒体梳理的7省份违规向死亡人员、服刑人员发放养老金形成互文：在劳动者基础权益的监管上，政府部门总是“精准失灵”。与此同时，劳动者始终以自己的方式争取应得权益：过去两周，广东惠州耐克代工厂数百工人罢工，深圳上百高尔夫球童连日罢工争取倒闭赔偿，贵州、河南、辽宁等多地基层服务业从业者因工资拖欠集体罢工。

以下为各行业的劳动者新闻简讯。

01工厂工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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广东惠州耐克代工厂数百工人罢工，抗议搬迁不赔偿

9月16日，知名运动品牌耐克（NIKE）的代工厂广东惠州博罗县隆发鞋业数百名工人集体罢工。工人们抗议工厂搬迁强行将工人合并至东莞工厂，拒绝对无法随迁的员工支付任何经济补偿。目前劳资双方仍处于对峙状态，当地劳动部门已介入协调。

罢工现场

多地曝光残障人员遭强迫劳动

9月，广西钦州、湖南祁阳、湖南冷水江、云南蒙自县、山西长子县等地曝光砖厂控制并强迫残障、智障人员劳动。自6月以来，工厂非法利用残障人员劳动引发社会关注。据报道，残障、智障人员被工头诱骗或购买至砖厂，每日工作超12小时，遭威胁、被殴打，且未能获得任何报酬，失踪时间最长的达30多年。而砖厂则以“招工难”“智障工人稳定”“好管理”等理由，对工头控制或打、骂智障工人的行为，视而不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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湖北襄阳龙佰钛业硫酸线发生事故，致5死1伤

9月2日晚，湖北襄阳龙佰钛业有限公司硫酸生产线发生安全事故，造成5名一线工人死亡、1人受伤。事发6天后，集团才发布公告确认事故并宣布涉事公司有序停产。龙佰襄阳为全球最大的钛白粉企业龙佰集团的核心生产基地之一。南漳政府网显示，2023年当地生态环境局就曾对龙佰襄阳下达过《责令改正违法行为决定书》，要求整改。

02 服务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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深圳上百高尔夫球童连日罢工争取赔偿，客人弹唱助阵

9月14至15日，广东深圳上百名球童连日罢工，要求即将关闭的深圳高尔夫俱乐部给予合理赔偿。罢工期间，许多球场客人为维权的球童提供物资支持，还有客人在现场唱歌打气。据维权员工透露，俱乐部领导曾以在高尔夫行业封杀ta们为威胁，胁迫员工签署不合理协议。

外卖骑手深夜在公厕昏迷猝死，法院判决保险公司赔付50万元

9月，外卖骑手小徐深夜在上海公厕昏迷猝死一案审结，小徐生前投保的“众包骑士意外险”支付了50万元保险金。小徐是一名众包外卖员，2023年8月8日晚10时许，小徐完成配送订单后，在平台系统中切换为“收工”状态。20分钟后，小徐被发现昏迷在公共厕所内，后因抢救无效死亡。保险公司与小徐家属就小徐猝死时是否为工作状态、猝死发生地点是否为工作场合产生了争议。法院认为：小徐日常接单时间为早10点至次日凌晨1点，期间会多次切换“收工/开工”状态，因此可推测小徐病发时间属于其日常工作时间范围；其次，外卖员无固定工作场所，公共洗手间作为满足基本生理需求的必要场所，应当视为工作延伸区域。

因工资拖欠，多地基层服务业从业者集体罢工

7至9月，贵州保安保洁、河南连锁超市百余名员工、辽宁环卫工人纷纷因工资拖欠集体罢工。7月28日，因物业公司拖欠工资，贵州省毕节市同轩园小区9名保安和12名保洁员集体罢工，导致小区物业管理停置，楼道垃圾满地，部分楼栋天然气管道安装搁置。9月11日，河南巩义金好来连锁超市倒闭，18家门店的百余名员工连续三天前往市政府等地维权，要求支付被拖欠长达4个月的工资。9月17日，由于七个半月未领到工资，辽宁沈阳法库县三面船镇环卫工人集体罢工。

货运平台集运通强制将30%运费报酬变油费

8月30日，货运平台集运通（又名“一拼通”） 发布新规，称“因货运政策调整，司机不能为平台开具对应物流发票的，运费的30%必须加油”。平台的加油点大多为私营小型加油站，司机们普遍认为，大型国有加油站更划算、油品质量更有保障，新规实际限制了司机的提现额度。不少个人跑单、非受雇于企业车队的司机高度依赖平台提供的订单，但为了避免被划扣30%的收入，一些司机9月开始不再接线上单，而是通过线下联系的方式约定运费价格、线下结款。

美团年底全面推行超时免罚机制，平台补贴50％养老保险费用

9月17日，美团配送骑手权益保障协商恳谈会召开，会上签订了2025年美团骑手劳动保障专项协议。美团代表表示，超时免罚机制将在年底全面落地，从“以罚代管”转向正向激励；此外，骑手参保缴纳养老保险费用后，平台补贴50％费用，该补贴今年将覆盖全国百万骑手，且无前置资格限制；工伤保险方面，今年已覆盖17个省区市。

03 白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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拒绝垫付超2万元差旅费被按旷工开除，法院判企业违法

9月初，法院就一起出差纠纷作出判决：员工拒绝垫付超2万元差旅费不构成旷工，公司解除劳动合同属违法。事件发生于2024年8月，公司安排小王赴乌鲁木齐出差1个月，其多次书面申请预支被拒，遂未出差但在原工作地持续打卡；9月6日被以“旷工”开除并被拒付提成。法院认定差旅费属用人单位经营成本，劳动者无先垫义务；在合同约定地点正常出勤，不属旷工，故判企业支付约6.3万元赔偿并补发提成。

04 其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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七名在南非中国公民因绑架和强迫劳动被判刑20年

9月10日，媒体揭露南非七名中国公民被判处20年有期徒刑，原因是走私马拉维人入境，在约翰内斯堡的一家工厂强迫ta们在极为恶劣的环境下劳动，共有91人，其中37人为儿童。这七人在六年前被捕。ta们通过人口贩运和偷渡引入的工人被迫每天工作11小时，一周7天，没有接受任何培训，也没有安全防护设备，工资远低于当地最低时薪，且存在限制工人行动自由、给予极其恶劣的食物等问题。

审计发现七个省份向不符合条件人员发放养老金

江苏、河南、山东、吉林、甘肃、北京、重庆等七个省份被审计发现违规向已经死亡人员、服刑人员等发放养老金，涉及资金总规模已超8000万元，导致原本合法合理获得养老金的人群的正常劳工权益遭到侵害。

价格上万的付费实习成为新的灰色产业

越来越多中介开始将实习机会高价售卖给大学生，价格动辄上万，这些机构大多有正式合法资质，并声称已经和企业对接好。如果说过往实习机会可能需要熟人人情往来，“内部关系”和“信息差”或已乘着青年失业率高的浪潮产业化，或借由虚假招聘诈骗大学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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昨天看到上海绿捷校园餐事件有了新进展。

根据“财新网”的报道，上海光明集团将接手绿捷公司的校园餐业务。

说起来，这个“新进展”不“新”，因为前几天关于上海光明集团将接手上海绿捷校园餐的消息已经出现在热搜上了。只不过那时消息来源还是自媒体、个人用户，未必准确。

但浸淫房地产、建筑行业多年，我获得一条重要人生经验就是，大部分“谣传”都会被坐实。而且如果“谣传”出现后马上有官方出来辟谣，那基本可以百分百确定“谣传”必成事实。

01 校园餐迎来“光明”，就天亮了吗？

自从网上开始流传上海光明将要接手上海绿捷消息，我看很多上海家长一副喜大普奔的样子，好像已经看到“解放区的天是蓝蓝的天”。

但“老王慢慢拉开窗帘，发现事情绝非这么简单”。

我们就看“财新网”的这则消息，“一名市场人士称”（也不知道是否有这个人）：“目前光明集团正在统一协调旗下公司相关业务板块与绿捷公司进行对接，但绿捷公司供应链和车队配送体系庞大，接手需要一定时间。校园餐事关重大，一切都要求稳，都在稳步推进。”

这段话的意思就是，我们在接手，什么时候能完成还不好说。

这是国企传统的行事风格谨慎吗？应该算是吧，因为光明知道接过绿捷校园餐业务份额对他们来说，任务艰巨。

虽然上海绿捷一年的一百多亿的销售额在光明集团的全年营业额千亿面前差了一个量级。但如果聚焦到校园餐领域，那上海光明还真的就是个弟弟。

上海光明集团旗下的“光明校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本身就在从事校园餐业务。

但网上关于他们中标校园餐的信息不多，我只找到两条信息，光明校园餐饮管理有限公司分别中标了同济大学附属新江湾城实验学校和华师大松江实验高级中学。

只有两所学校的校园餐中标信息，其实是没有什么代表性的。但我还是挺想听听同济大学附属新江湾城实验学校学生的反馈，因为他们是九年一贯制的学校。初中、小学的校园餐，一直是家长反映口味不佳的重灾区。

上海光明集团下有专门做校园餐的企业，这是好事情，接手上海绿捷不至于是行政命令下的“赶鸭子上架”。

但光明校园餐业务市场占有率不高是个隐患：没有足够的供应链体系和人手，怎么在短期内就接下上海绿捷五百多所校园餐业务？

《山海经·海内南经》有句话叫作“巴蛇食象，三岁而出其骨”。仅就校园餐业务而言，上海光明想上演一出“蛇吞象”的好戏，就要仔细掂量一下自己在这个业务方面到底有几斤几两肉，“没有金刚钻别揽瓷器活”。

我当然知道，现在说上海绿捷是校园餐的专业公司会招来一片骂声，但你到网上搜搜就能看到这样的信息：中国团餐百强企业、农业产业化上海市重点龙头企业（2024年）、‌‌连续5年获“中国团餐十大品牌”、多次承担进博会餐饮保障等等信息。‌‌

我知道有些人会说，这种排名，就是“买榜”。

那上海绿捷能中标五百多所上海中小学的校园餐，就是因为背后有“无形的大手”“黑幕”，因为评标专家都“睁眼瞎”？

或许有网友质疑，既然上海绿捷是专业的校园餐供应商，那就算把“口味差”这个问题放在一边，怎么解释这次的异味虾仁事件？以及有同学反映的在餐食里发现异物？

应该说，异味虾仁事件，包括餐食里发现异物，这肯定是上海绿捷的管理和操作问题。这没啥好辩解的，合同是怎么约定或者相关法规怎么规定的，就怎么处理。

关于上海绿捷品控这块，让我想起我所在的行业关于碧桂园“给您一个五星期的家”的揶揄。

碧桂园地产有个经典广告语，“给您一个五星级的家”。结果交了房业主才发现，各种质量毛病不少。

作为同行，我们公司许多“老法师”对碧桂园的工程质量是嗤之以鼻的。因为我们的工程业绩还说得过去，当年上海的项目都是“白玉兰”，江苏的项目也都是“扬子杯”。

但这个比较，客观一些来讲，是有些“不公平”。

因为我们公司一年就那么五六个项目，可以精耕细作。如果也像碧桂园那样全国同时在建项目近千个，能不能守住安全底线都很难说。

上海绿捷每天供应约50万个校园餐，这一规模颇为可观，难度也非常之大。

 因为校园餐的加工过程，即便有大家吐槽的“中央厨房”支撑，也离不开人工完成的部分，而且还是最后的关键环节。

这一点跟我们建筑施工很相似，有人工完成的部分，就有可能出差错。

所以日供50万份校园餐，这样一个庞大的供餐体系做到绝不出错、守住安全底线，对于上海光明来说挑战难度不小。

虽然上海光明的鲜奶业务，覆盖了上海100多万家庭。但鲜奶毕竟是流水线的产物，品控方面还是更容易控制。但即便如此，去黑猫投诉平台搜索一下，也会有关于产品质量方面的投诉信息。

况且光明除了要守住食品安全底线外，还要满足家长们“菜品丰富口味营养俱佳”的要求，真是难上加难。

要不上海光明学学上海建工吧，接下业务收取管理费然后转包出去。这样稳赚不赔，经营的压力还能小点儿。万一出现纰漏，开除食堂那些小时工，反正他们都是跟第三方劳务公司签的合同。

说了这么多，我不是反对上海光明来接手上海绿捷，而是说上海光明这样的国企来了，也不一定前途一片光明。

那再不满意怎么办，换央企吗？我前面的文章说过，我个人的观点，央国企是没有做服务业基因的。

看看我们民生领域，电力、烟草、银行、石油、石化、电信、煤炭、民航、航运、金融、供水、供热、垃圾处理、广播电视、公共交通等等，您都满意吗？

所以校园餐这个事情，就秉持优胜劣汰的原则，这是市场的本义所在。市场能做的选择，就别去烦劳“市长”了。

校园餐的状况大家不满意，不是因为有上海绿捷这样的企业存在，而是做校园餐的企业太少了！

按某些网友的话说，校园餐可都是“赚的冒油”的活儿，那除了绿捷之外就没有红捷、黄捷、蓝捷甚至保时捷、捷安特来做吗？

我粗略算了一下朋友小柴所在的那个上海某初中食堂（非绿捷承包）的销售额。600名学生，只提供中餐，一个学年大概200天。每餐按18元算（小柴说是15元），那销售额是216万，大约“一爽币”

我看绿捷《招股书》上说，他们的校园餐业务净利润大概是15.7%，那小柴他们这个团队14个人一年忙活下来，按这个净利润标准计算就是给公司贡献了大约34万元净利润，人均利润2.43万元/年。

照理说，15.7%的净利润率是非常可观的了，远超绝大部分行业。反正我所在的建筑业，平均净利润率5.7%都做不到。但人均利润两万多块，就是“赚得冒油”了？

如果人工智能没有出现“AI幻觉”，下表这些行业和企业才是“赚大钱”的去处吧。

02 光明乳业尚陷业绩泥沼，还有精力趟校园餐的浑水吗？ 

前面几篇关于校园餐文章下面，有位网友给我留言，说如果上海光明集团能来接手校园餐，他愿意每天加餐一盒牛奶。

把我看笑了，看来对光明是充满期待的。

许多上海的网友，对光明的好感，绝大部分原因是来自于光明乳业的滋润。

光明乳业的低温鲜奶业务，在上海还是占有很高的市场份额。你在小区底楼单元门入口处，经常看到光明乳业的储奶箱。

每天早上四点多钟，我经常会在睡意朦胧中听到楼下送奶员车里奶瓶互相撞击发出的砰砰邦邦声。

大概十七八年前，我有一次忘记锁奶箱，还收到送奶员的留言提醒。这是一份“来自陌生人的感动”，让我至今记忆犹新。

但光明乳业近些年的市场表现堪虞。

光明乳业2024年非经常性损益高达5.52亿元，而这其中的4.11亿元都是土地收储收益，这笔“卖地收入”占了光明乳业当年归母净利润的56.9%。

扣除非经常性损益后，光明乳业去年靠卖牛奶获得的净利润仅有1.7亿元，比2023年少了67.48%。 

在业绩萎靡的背景下，光明乳业屡屡出售资产的举动被业内看作是在“割肉回血”，并被投资者质疑是“靠卖资产来粉饰利润”。

光明乳业的第一任董事长王佳芬，一度将光明乳业从养牛场发展成为市值超越蒙牛和伊利的“中国乳业第一股”。但现在光明乳业（600597.SH）市值，不到伊利股份（600887.SH）的7%。

但王佳芬卸任后，光明乳业的核心管理层阵容就不断变化，公司战略也随之不停转向。 

王佳芬之后接过“帅印”的郭本恒，在任期间曾带领公司打造爆款“莫斯利安”和酸奶品牌“畅优”，将光明乳业重新带回增长赛道。 

然而，2015年郭本恒被查出贪污受贿问题，同时还牵涉了不少公司员工。

此后在2015年到2021年间，光明乳业经历3次“换帅”，但都没能再带领公司实现亮眼的增长。

利润急速收缩，光明乳业的员工也面临降薪和减员压力。但就在公司业绩不振和员工平均薪酬下降的同时，公司高管还在“逆势涨薪”。

光明乳业董事长黄黎明自2022年6月开始履职后，2022年至2024年，他税前薪酬总额分别为86.8万元、159.3万元、172.8万元，两年实现翻番；总经理贲敏的税前报酬总额从114.8万元增加至164万元，涨薪43%；监事会主席张宇桢的税前报酬总额从72.56万元增至90万元，涨幅24%。

这就像上海另外一家市属国企上海绿地控股，作为上海地产“一哥”，绿地控股在2023年净亏95.56亿元，但董事长、总裁张玉良薪酬458.16万元；董事、执行总裁张蕴薪酬457.21万元；董事、执行总裁耿靖薪酬639.25万元，执行总裁陈军薪酬416.60万元。

不管业绩如何，高管毫发无损。所以我就奇怪，大家为何会对这样一种管理模式下的企业信心满满的，认为他们一定会给出满意的答卷？光明乳业创始人王佳芬，给光明鲜奶打造了“新鲜”的基因。但“新鲜”是把双刃剑，也阻隔了光明与冷链并不健全的三、四线城市市场。

所以尽管光明的口碑仍在，但难以摆脱“区域性强”“产品单一”“老化”等标签，品牌溢价能力远不及伊利、蒙牛的全线产品矩阵。

而且在年轻消费者群体里，光明乳业看似稳固的低温奶地位，正被多方力量合力瓦解。

可能只有上海的消费者，还误以为“光明”是“国民品牌”。

说到光明乳业，顺带说个关于它的题外话吧。

20世纪90年代，光明乳业在王佳芬的带领下开始走向全国扩张的道路。

也是在那个时期，光明乳业收购了我东北老家的奶粉厂。现在你们消费的光明乳业产品中，带有“H”字样的就是来自我老家的生产流水线。

但光明乳业收购我老家的奶粉厂后没几年，作为一个传统的牧业县，我老家那里竟然没有养殖奶牛的了！

这真是一个奇怪的现象，我就问在老家开奶站的同学，这是怎么回事儿？

他回答我说，光明收购鲜奶的价格太低了，奶农们都赚不到钱。想把鲜奶卖到临县奶站去，县里又在路口设卡不让外卖。

后来大家就把奶牛卖了、杀了，不再养奶牛了。

我问那乳品厂生产所需奶源怎么解决呢？他说光明从国外进口过来更便宜。

原来如此，我说后来再返乡时，已经看不到草甸子上大片的“黑白花”（学名荷斯坦）奶牛了……

2020年12月，深入武汉追踪报道新冠疫情的张展因“寻衅滋事罪”获刑四年。在法庭上，她对法官如是说。2025年9月，张展因同一罪名再度获刑四年。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1748.html

《404档案馆》讲述中国审查与反审查的故事，同时以文字、音频和视频的形式发布。播客节目可在 Apple Podcasts, Google Podcasts, Spotify 或泛用型播客客户端搜索“404档案馆”进行收听，视频节目可在Youtube“中国数字时代· 404档案馆”频道收看。

欢迎来到404档案馆，在这里，我们一起穿越中国数字高墙。

尽管中国的言论审查和舆论管控日趋严峻，国家对公民的监控也无处不在，但我们依然可以看那些不服从的个体，顶着被删号、被约谈、甚至被监禁的风险，对不公义勇敢发出自己的声音。

中国数字时代在“404文库”栏目中长期收录这些被当局审查机制删除的声音。如果您也不希望这些声音就这样消失，请随手将它们转发给您可以转发的任何人。

在本期的【404文库】栏目中，我们将选读过去一周中引起舆论关注的三篇404文章。

一、建设性意见｜电视台报道水稻亩产万斤？这是在2025年 ……

2025年9月22日，某电视台《生财有道》栏目播出吉林舒兰大米专题节目，其中有一段记者采访当地水稻种植户，问他家里50亩水稻今年产量能达到多少，种植户回答说最低是七十五万斤。

非专业人士乍一听到这个数字可能没概念，就感觉好像还挺多的，但作为曾经的农业记者，我一听这个产量就炸毛了：

50亩，75万斤，平均每亩产量1.5万斤！

好家伙，你这2025年的产量比1958年还要高啊！亩产一千多斤的水稻，愣是被你给翻了10倍……

上述文字来自微信公众号“建设性意见”，在这篇遭到审查删除的文章中，作者项栋梁对央视“亩产万斤2.0”报道进行质疑和抨击。

文章中，作者接着写道：

在观众指出这个问题后，电视台已经在节目播出3天后对官网发布的版本作出修改，剪掉了这两句关于亩产的对话。

不过我有原始视频，没有冤枉他们就是了。

当然，对这段采访本身没有必要上纲上线，它和1958年的水稻亩产万斤还是有本质差别的，属于是“宣传工作中的技术失误”，而非恶意浮夸。

之所以判断2025年这段采访没有恶意浮夸，是因为后续讲到预计收入的时候，种植户大哥回答的是最低15万元，也就是每亩收入3000元，这个数据是相对靠谱贴近现实的。

由此推算，当地水稻亩产1500斤，50亩总产量预计7.5万斤，收购价2元一斤，总收入15万元，这才是真相。

一名朴实的水稻种植户，面对中央媒体的镜头时精神紧张，语气亢奋，脑子一下转不过来说错了话，是很常见的现象。我以前和电视媒体一起参加活动的时候见过不少，十几秒的镜头要重拍五六遍才能过。

以前作为文字记者，一直不爱跟电视媒体一起采访。这帮人都是直勾勾的诱导性提问，经常对要采访的事情一点基础了解都没有，问的都是特别肤浅的问题，还要优先安排采访拍摄，像极了那些“干啥啥不行，出风头第一名”的同事。

所以这个事情的重点在于现场采访的记者业务素质比较低，缺乏关于水稻的基本常识，对数字不敏感，所以采访的时候没有察觉到不对劲，负责剪辑制作与审片的编导也是敷衍了事，没有发现这么离谱的问题，最终让这个错误留在了节目里。

[…]水稻亩产万斤这样的浮夸不至于，但各种夸大职业收入、美化底层生活的操作可以算是常规了。

什么东北县城女孩卖鸵鸟年入百万，靠摆摊卖螺蛳粉老板月入8万，985毕业生男子捡垃圾8年实现财富自由……这些离谱新闻，大部分都是电视台（以及附属融媒体账号）搞出来的。

就很没意思……

这些电视台的存在现在就非常尴尬，新闻报道的价值体现不出来，党政宣传的价值其实也体现不出来，就单纯是为了维系电视台本身的存在而消耗各级政府的财政经费，时不时还要捅出几个娄子来。

估计撑不了多久啦。

二、公民金建国｜户晨风、张雪峰，两个背锅侠

九月底，长期活跃在中国互联网上的户晨风、张雪峰等博主的账号遭到封禁。对此，微信公众号“公民金建国”发布文章，探讨这些博主遭封禁的本质原因。但该文遭到删除。

文中写道：

在张雪峰的账号被限制时，我曾一度怀疑是因为他那段“5000万”的发言所致，直到南方网发表的批评文章被各大媒体转载，我才明白，原来张雪峰成背锅侠了。

文章指出，五年前张雪峰大力推荐土木工程专业，现在又称其是天坑，这种前后矛盾说明，他的指导充满了功利性的短视。

没错，张雪峰在做专业建议时确实很功利，尤其在一个以年为周期不断变化的就业市场中，更显短视，但之后的推论就很离谱了。

文章说，这种论调将严重侵蚀国家科技创新的根基，因为“如果人人都追逐热门专业，无人甘坐基础研究的冷板凳，国家的创新体系将面临断层危机。”

把一个人的言论影响直接推到“国家创新断层”的极端后果上，况且这种后果还是建立在“人人都”的极端假设上，这就像说，张三今天杀猪，明天就要杀人，如果人人都跟张三一样，那这个世界就完了。这已经不能称为滑坡谬误了，应该叫山体塌方谬误。

类似的谬误在文中随处可见，比如“这种片面指导如果成为主流，将极有可能动摇国家长远发展的人才根基”“当所有人都遵循同一套成功学公式时，所谓的就业优势将不复存在”。

可以说，整篇文章对张雪峰的批判几乎全都建立在极端假设之上推导出的极端结论，其将多元的可能性强行引申为必然性，再得出一个“严重后果”。这与文革时为了批判而批判的“上纲上线”别无二致。

另外，文章动辄国家长、国家短，看似格局拉满，但本质上是没把人当人。

[…]说白了，不是有了张雪峰，教育才变得功利，而是有一个普遍崇尚功利的社会，张雪峰才应运而生。 […]巧的是，对张雪峰的批判才过去几天，对戶晨风的批判接踵而至。

浙江宣传发表文章《硬扯“苹果人”“安卓人”，意欲何为》，指责戶晨风利用崇洋媚外来消解共识、利用年轻人的焦虑来精准收割、利用偏激情绪来扭曲价值观，最后上纲到误导年轻人、黑嘴伤企、给境外势力递刀子。

[…]戶晨风确实存在刻板印象、歧视与引战之嫌，尤其是在他做直播以后，但问题是，如果在一个没有对立、人人和谐共处的社会，戶晨风又从哪里月入数十万？毕竟一个枣核形社会，极端言论除了吸引处于某一端的极少数人，是缺乏市场的，只有在撕裂的葫芦形社会，才会有足够多的拥趸。

是的，我们就身处这样一个社会。学校里，学生要分为普通班与重点班；医院中，病房要分成普通房与高干房；地域上，户籍要分成城镇户口与农村户口；社保上，养老金要分为公务员、企业员工与新农保…

社会的分层必然带来意识形态的分层与对立，所谓的“安卓人”与“苹果人”只是不经意间捅破了这层窗户纸，而恰好这种将复杂问题简单化、标签化的梗文化，又最符合当下的网络流行风向，因而产生了病毒性传播。

三、个人记忆库｜张雪峰被禁止关注，“捐一亿”还算数吗？

对于张雪峰被封禁一事，微信公众号“个人记忆库”则发布文章，批评张此前的各种极端爱国主义言论，在这篇遭到删除的文章中，作者写道：

一个做生意的，突然开始扯爱国大旗，就像宗庆后将几瓶水将国家安全捆绑在一起那样，必然是遇到了麻烦。

爱国饭是流氓最后的庇护所。

张雪峰遇到了什么麻烦？

他赖以为生的高校报考咨询，大学都招不到学生了，谁还关心报哪所呀《一家高校今年仅招到22名学生！下岗的小学教师都去哪了？》

于是他擎起了爱国大旗。

[…]就像曾凭借《战狼2》创造56亿票房神话的吴京，也正遭遇严重口碑危机。他转型温情路线的新片《再见，坏蛋》上映6天票房仅26.7万元，首日票房更是低至2.5万元，创下了近年知名演员关联电影的最差票房纪录。

投资500万的影片，最终三天分账票房不足10万，相当于赔掉98%。影院排片占比长期低于0.1%，上座率仅约1%。

最终，吴京对着0.1%排片表发呆十分钟，最终把卖不掉的票塞给工作人员：「带朋友来看吧，空座也是浪费。」

爱国饭吃得太难看，他们集体被抛弃。

他们的「爱国生意经」，早已形成固定套路：先是碰瓷式恶意举报，对他人的正常行为作政治化解读；然后散布煽动式反智谣言，以编造谣言假说煽动情绪；最后推出通稿式爽文剧本，不同主播讲述同一个「感人至深」的爱国故事。

他们表演式「爱国」，霸占「爱国」的定义权。一些正常的语言被歪曲为「别有用心」，一些正常的事物被指责为「崇洋媚外」。真正爱国的人对他们退避三舍，专家变得噤若寒蝉，企业变得如履薄冰。

以上是本期选读的三篇404文章。文章全文见中国数字时代网站。这些作品版权归原作者所有。中国数字时代仅对原作进行存档，以对抗中国的网络审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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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多年前的网络上，苏绰的“具官论”曾大肆流传：

某天，西魏权臣宇文泰问大臣苏绰“何以立国”，对话就此展开。

苏绰的回答让人触目惊心，他说：“用贪官，弃贪官。”

宇文泰又问：“贪官何以用？”

苏绰的话翻译如下：

“贪官要用，也要抛弃，这就是权术的奥秘。天下没有不贪的官员，贪污没什么可怕的，可怕的是他们不够忠心。那些不忠的官员就是异己，利用肃贪的名义清除他们，如此一来，君主既可以高枕无忧，还可以落个反腐的美名，何乐不为？”

“官员贪腐，国君才好控制他们，如果他们不贪就没有把柄，难以驾驭。如果国家全是清官，老百姓倒是开心了，但君主的位子就岌岌可危了。”

“要利用好贪官，用反腐来表明君主的立场，让朝野都知道君主也恨贪官，违法乱纪的是贪官，国之不国不是君主的错，是贪官的错，如此一来民怨就消除了。”

《具官论》

……

这段对话以文言文写就，最初标明的出处是《北史•列传•卷六十三》，后来又说出自《周书•苏绰传》，遗憾的是，两本史书中都没有与之对应的记载。这段用文言文精心炮制的谣言不攻自破。

但是，网络上至今仍然流传着苏绰的这套“具官论”，仍有许多人相信这是古人的权术阴谋，造成难以消除的负面成见。

以此为引，我们要说另外一个流传面更广、影响力更大、情况更为复杂的争议——驭民五术。

所谓“驭民五术”，指的是愚民、弱民、疲民、辱民、贫民。

愚民：统一思想，使民愚昧无知，只知道唯命是从。

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

辱民：一无自尊自信；二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

贫民：除了生活必需，剥夺余银余财，人穷志短。

网络流传的驭民五术

这只是“驭民五术”的一个版本，另有版本在五术之后还加了一句“若五者皆不灵，杀之！”

无一例外，各版本宣称这套帝王权术源自商鞅和《商君书》。

“驭民五术”的说法不止存在于网络，许多出版作品中也有这一说法，例如《西方人文经典演讲录》《历史这么有意思》等等。

那么，“驭民五术”的真相到底是什么？

需要澄清的是，商鞅从未提过“驭民五术”，《商君书》也没有这个说法，甚至连“驭民”二字也没有，“驭民五术”是后人根据该书内容概括而来的。

以中华书局石磊译注版的《商君书》为参照，我们来具体说说这驭民五术。

第一，愚民，有的版本也称“壹民”。其核心理念是统一思想，让百姓愚昧无知，只知道唯命是从。

《商君书》中的确多次出现“民愚”二字，最贴近愚民思想的一句是“民愚则易治也”，民众愚昧就容易统治。联系上下文，它要表达的意思并非是“使民众愚昧”，而是要统一法令，让人人都能守法。

书中其他几处“民愚”与此类似，都不是让民众变得愚昧。

但是，《商君书》中的确存在统一思想、清除儒家思想以及禁止思辩的主张，这与五术中的“愚民”如出一辙。石磊译注版《商君书》前言中也说，“愚民政策”是该书不可取的观点之一。

第二，“弱民，国强民弱，治国之道，务在弱民。”

《商君书》有专门的《弱民》篇，里头也的确有“民弱国强，国强民弱。故有道之国务在弱民”一句，直译过来是“民众弱，国家就强；民众强国家就弱。”

看起来十分贴切弱民的观念，但书中所说的强指的是“放纵”，弱指的是“质朴”，合起来的意思“民众质朴就弱，弱就会守法；民众放纵就强，强就会肆意妄为不受控制。”

所以，弱民的字面意思并不是“让民众变得弱小”，而是让民众变得更加质朴。这其实是商鞅“农战”思想的延伸。

在商鞅看来，只有务农才能质朴，才不会变得放荡。“让民众变得弱小”明显也不符合商鞅的变法逻辑。在变法前的御前辩论中商鞅就说过，只要对人民有利，就不必因循守旧。

从国家变强的逻辑上看，“弱民”也不是成功之道。秦国的百姓是国家的税源、兵源，让百姓变弱不等于让国家变弱吗？一群弱小的人又怎么能攥成一个强大的拳头？

第三，“疲民：为民寻事，疲于奔命，使民无暇顾及他事。”

《商君书》中并无“疲民”的说法，这里说的可能是书中的“杀力”，也就是集中民众的力量参加战争。书中的解释是，消耗民众的力量是为了消灭敌人，鼓励民众立功。

也就是说，商鞅并不是让君主无缘无故地去消耗民众，而是要集中这股力量投入战争，这当然会使民众疲惫，但秦国的最终目标是富国强兵，并非疲民。

当时的秦国面临的是生存危机，战争是不可避免的，他的变法是一种战时法治，不是和平时期的治国宝典，所以疲民不是目的，而是可能造成的结果。

第四，“辱民：一使之无自尊自信；二唆之相互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

《弱民》篇中有类似的说法，但它的表达是这样的：“民，辱则贵爵，弱则尊官。”民众地位卑弱就会崇尚爵位，怯懦就会尊敬官吏，这里的“辱”指的是地位，不是侮辱民众，让他们没有自尊和自信。

而且这句话只是一种现状陈述，并非主张让民众处于“地位卑弱”的状态。

说句诛心的话，在战国及后世封建王朝中，民众地位卑下不都是事实吗？统治者根本不需要出台任何政策和措施，普通百姓本就处于社会底层。

《商君书》陈述这个现状是为了引出后面的策略，既然百姓地位卑微又弱小，那就通过赏赐来鼓励他们改变现状，这也是商鞅变法推出军功爵制的理论基础，商鞅的目的，是让地位卑弱的百姓也能通过军功获得爵位。

所以，“辱民”不存在侮辱民众的意思。

至于“互相检举揭发，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这应当是指商鞅变法时推行的“连坐法”“告奸法”。

实事求是地说，“让民众互相检举揭发”的确是商鞅变法追求的效果，但他的初衷并非让百姓“终日生活于恐惧氛围中”，而是防止作奸犯科的人影响农战。所以，这一点也存在片面之处。

第五，“贫民，除了生活必须，剥夺余银余财，人穷志短。”

这个说法简单理解就是让百姓为生活而奔波，让他们时刻在生存线上挣扎，无暇顾及其他。

《说民》篇对此的论述是“民众贫穷，那么国家就弱；民众富裕，那么就会放纵自己。”

所以，它并非主张要让百姓处于贫穷状态，而是“令贫者富，富者贫”。

学者叶自成认为，这句话中的“贫”“富”含义不一：“令贫者富”中的“贫”指的是赤贫，“富”指小康或小富；而“富者贫”中的“富”指的是大富、巨富，“贫”则是小康或小富。

《商君书》的意思，一个国家不能有太多赤贫的人，也不能有太多有钱人。可以理解为一种中间状态，不让百姓变穷也不能让他们太富，这是一种极端的“均贫富”思想。

比如书中提到，如果有人通过田地（比如地主）变成巨富，那就让他用粮食换爵位，这样他就不会在耕作上怠惰。

这说到底还是为了“农战”，其目的是防止民众过富而疏于农战，同时也不希望民众贫穷导致国家无法生力。

因此，“贫民”的说法不够客观，它提倡让百姓处于“贫富”的中间状态，而非真正的贫穷。商鞅变法也的确以此为目标，他重农抑商，最终乡邑大治，秦国“家给人足”，这显然不可能是“贫民政策”的效果。

此外，商鞅对军功的高规格奖励也与“贫民”政策背道而驰。一个农民在前线斩首立功，人还没回来这边就给田地、给宅基地，这能是一种剥夺吗？

作家冯唐借用企业管理的法则回应过“驭民五术：

疲民，是指疲于奔命。为什么要疲于奔命？疲于奔命的人民、军队，如何能战胜别国？辱民，更不是商鞅想做的事情。如果军队、人民都被侮辱了，你怎么能期待他们拼命去打胜仗？贫民，剥夺余财，这跟不上业绩管理。

之所以说“驭民五术”只是存在争议而非谣言，正是因为它存在一部分客观的描述。但是，整体分析下来我们又能发现，商鞅所谓的“驭民五术”与真实历史相去甚远，并且也有以今度古的嫌疑。

“驭民五术”中最后一句——“若五者皆不灵，杀之”——情绪化太浓，非但不符合历史，也跟常识相去甚远，所以没有分析它的必要。

在许多人眼中，驭民五术是历代专制君主的常用权谋，不管皇帝们看没看过《商君书》，但是他们的许多做法都跟五术不谋而合。

更激进的观点甚至认为，驭民五术造成中国封建王朝长期暗无天日，更是中国近代停滞不前、屡屡遭受外敌欺凌的思想根源。

这显然是对着空靶子开枪，而且言过其实。当然，“驭民五术”的出现也并非单纯的读史错误，它产生的原因应该和苏绰的“具官论”类似，这里就不做深究。

总体而言，《商君书》中的确存在许多糟粕，例如道德观念淡漠、缺少人道主义关怀、将民众工具化等等，为此，商鞅也付出了沉重的名誉代价。但如果说《商君书》和商鞅是古代中国所有苦难都始作俑者，那未免也太看得起商鞅了。

再说句无奈的话，《商君书》中的许多思想并非商鞅原创，其变法时的主张也都是借鉴改良而来。商鞅之后，还有《韩非子》这样更加露骨的法家著作，如果要怪罪，商鞅总有垫背的。

从前香港的茶楼人潮如鲫，座无虚席，楼面忙得像战埸的年代，酒楼知客一人分饰几角，带人客到枱时，发现之前食客用完的碗碟尚未清理，知客小姐二话不说，即时连碟带碗用枱布卷走，然后铺一张新枱布上来。假如婆孙两人被带到二人小枱时，那顿饭就不用搭枱，如果是大枱呢，知客小姐会把一边枱布卷起，一张大圆桌有两至三张枱布，形成楚河汉界，与不相识的食客，同枱食饭，各自修行。

外公还在世时很喜欢撘枱，尤其撘上跟他同年代的叔叔伯伯，他们就会高谈阔论，政治，新闻，邓丽君等，全部乱说一通。 小孩子的我不喜欢噪吵，也奇怪为何他们可以如此口水花喷喷而不懂得尴尬。现在回想，那年代的美好在于一种自由，大家可以不负责任地说，批评，一时閙港英政府，一时又閙新华社好阻挠香港起新机场，然后又閙鲁平。

后来公公离世了，外婆带我去茶楼，人人问外婆：「伍生呢？」适逢八十年代的移民潮，外婆顿一顿说：「他？他移咗民啦。」 知客小姐说：「移民呀？ 加拿大定澳洲？你唔移？」 外婆说：「我要凑孙麻，会移架，我一定会移架。」 小时候的我读书不叻， 但从来也是懂事的小孩子。知客小且姐走后，小手撘着外婆的手，她的眼睛湿润闪烁。外婆说：「明天开始我哋唔好饮茶，你喜欢食乜点心，而家好嗌，食多D，我明天不来。」 我告诉她：「其实我不喜欢吃点心，我从来都不喜欢上茶楼。」

英国的香港朋友从香港回来，送我一包「楼上」 的普洱，她说「楼上」 执笠，把云南古树普洱贱价出售，但求清货。可能因为儿时上茶楼的童年阴影，我不喜欢饮茶，不过好茶在手，怎也泡一泡。 滚水一冲，水滚茶靓，茶汤粘糯，弄得一屋也有米饭味。 我whatsapp正在比利时旅行的朋友：「你送我的普洱，你有冇饮过呀？」 她回：「冇呀，我冇买俾自己。」

即时把茶叶分一半，下次给她试一下，那种甘甜醇厚，入口爽洁，越泡越甘甜。此时发现有片茶叶不是横著或沉底，而是直直竖立在水中，像是一根小旗杆。我想起外婆，她说「茶叶竖起，有客要来」。

来英生活前几年，外婆仙游了，但我记得她教我捉曱甴，捉昆虫，她传授我的本领成了我在英国生活的底气。英国那么多昆虫，我徒手就把露台的蜘蛛，蛾，曱甴，甲虫清理得乾乾净净。

「茶叶竖起，有客要来」是真的！

从前香港的工作伙伴突然Whatsapp 我，问候我是否已完全适应英国。 此个朋友比我大五至六年，当年社会运动时期，我和她常常聚在一起闹政府，一起咬牙切齿，一起看网络传媒做的现埸直播，一起心脏病发。

有日，她告诉我：「我renew 了本BNO。」

我望着她：「什么，要黎做乜呀，它废架，travel document 来的。」

她说：「系travel document 呀，咁可以用它去旅行丫嘛，我不喜欢带香港户照去旅行，影衰我。」

同事塞我一张她手写的申请BNO passport 攻略，要什么资料，什么资料要正本，什么资料要副本等。还记得是姨妈帮我找表哥做户照副署 （countersign）。 那天滂沱大雨，姨妈特登走去花园道找表哥帮我做副署。 姨妈说：「我背面有粒痣，风水佬话我劳碌一生，但有能力帮助身边的人，阿妹，我帮你搵表哥签了，他无鬼用，叫我唔好话俾他个上海老婆知帮你申请BNO, 你走啦，想走就走。」

顺着当时的潮流，我申请了本BNO , 又申请了个海外户口⋯ 好多好多事，其实是由此个工作伙伴朋友而起。然后So much water under the bridge since then。

提起电话用whatsapp voice 閙朋友：「你啦，一日都系你，当年you jump I jump , 结果I jump you don’t jump。」。朋友说：「我衰怕老公丫麻，他唔想走丫嘛。咁你而家咪几好。」

「我好？ 我困难时大锣大鼓周街讲呀，上大公报呀？你帮我呀？」

閙了她一轮后，大家就闲话香港，日本及英国。 她大哥也移民英国，大哥的儿子三岁来英，已经不懂说广东话，英文是第一语言的小孩子今年回香港旅游时，告诉爸爸不要再带他回香港，他不太喜欢密集式生活，爸爸带他上过一次深圳，小孩子竟然觉得香港是乡下，深圳反像大城市。 朋友被小孩子的童言无忌气得整顿饭也没有出声。

她说：「我挂住你呀，记得连卡佛吗？ 我哋以前成日去试吓鞋，试吓袋。我个日去，成个连卡佛死城来的，八百蚊个袋都卖。香港零售业无了，食屎啦我哋。」

我说：「你食乍，我冇食呀下」

我和朋友真系老友鬼鬼，就算没有见面，大家隔著电话，隔著半个地球，讲两三下又回到从前。

「在香港生活无乜野，好舒服，系冇以前咁多靓野，系周围既野差咗，但我呢啲一定要做本地庄脚，点都霸住个位，避免侵占。我就唔会北上，但我又明白为何香港人睇医生，食饭，买嘢也北上，因为香港生活成本贵，而且在香港吃的食材也是由大陆来，咁为何同一样野，隔条河咁贵，但我见街上咁多吉铺，咁萧条，我作为香港人，见过她的繁盛，系昔日的繁华得益者，好多时好伤感。」

我说：「英国都系咁，其实可能是全球大趋势来的，英国人走唔到乍，如果英国和西班牙隔条河，成班英国人去哂西班牙买餸都似，一样！ 因为是人的本质，水向低流。」

说完香港「好故事」，我们又说日本坏话

「我前排去大阪呀，热到我死，差D中暑，成40度呀！ 不过日本不好玩了，太多人，太多游客，食店的厨师，服务员都不是本地日本人，很多是外来人，大陆人，于是日本standard 其实变成穿和服的大陆standard, 房间清洁也做不到从前的日本。福岗啦，福岗还未被外来人侵占有阵日本味」

我说：「全球化呀，虽然全球化好像走到樽颈位，但英国咪一样，你打电话去英国公司的CS, 其实是驳了去印度。朋友在英国做工程师， 一个英国project 其实是一班在印度的工程师跟少部分英国工程师合作，印度人工比英国人平一半有多。日本一样，减少人工成本才能生存。 英国呀，加税令营运成本上升，好像John Lewis 此类像连卡佛的百货公司，不能在生意上增加收入就用炒人来减低成本，整靓盘数，结果英国质素也没有什么质素可言。」

香港差，日本差，英国又差。那晚，新闻说波兰领空遭俄罗斯无人机入侵，波兰总统称是挑衅与试探，北约可能启动大西洋公约的第四和第五条，确保盟国安全和北大西洋地区稳定的基本支柱及建立集体防御原则的核心。 纸上谈兵的一大堆伟大承诺，不知道世界会怎样，但全球经济不稳下，美国退场，自然会有人蠢蠢欲动，东西明显对立，中俄韩表面老友，西方一盘散沙，想扮老友也不知从何扮起。

白天，英国的Red Arrows （红箭飞行队） 在伦敦东南上空飞过，目的地是在Woolwich 举行的E5（欧洲理事会）国防会议，看着报导的相片，我相信他们明白有一触即发的可能性，可惜大家的口袋都是债而不是钱。说好的承诺唯有见步行步。

毛泽东曾说：「天下大乱，形势大好，乱了敌人锻鍊了自己，然后达到天下大治。」 国家巨人通常都有非一般的脑电波，一介蚁民，英国税局在上，我只知道「天下大乱，无有安国，一国尽乱，无有安家」

不论身在何处，我们要好好照顾自己。

CDT编辑注：2021年，北京市千千律师事务所梳理了1073份离婚诉讼判决书后发现，94.8%的原告是女性，超95%的原告称被告曾对其实施过殴打。点击这里查看报告《“看不见”、“听不到”的家庭暴力：2017-2020 年千份涉家庭暴力离婚判决书分析》。公益律师郭建梅于2009年创立千千律师事务所，主要为女性、儿童、残障人士等弱势群体提供法律服务。

2019年6月，怀着身孕的王暖暖与丈夫俞晓冬在泰国游玩期间，被丈夫蓄意推下37米高的悬崖。王暖暖大难不死，却身受17处骨折，胎儿也因伤流产。

2025年10月，被推下悬崖6年后，王暖暖终于等到了准予离婚的判决。

王暖暖遭此厄运，无疑是极其不幸的。但仅从遭遇家暴后成功离婚这一点来说，她其实也是相对幸运的那一个。还有更多长期遭受家庭暴力，生活在恐惧与死亡阴影中的妇女没能等到离婚判决书。

根据北京千千律所发布的《“看不见、听不到”的家庭暴力——2017-2020千份涉家庭暴力离婚判决书分析》研究报告：

在1073份原告主张遭到家庭暴力的离婚案件判决书中，法院认定构成家庭暴力的仅有66件。

成功认定家暴的比例仅为6%。

即便是在这66起通过鲜血淋漓的证据认定了家暴的案件中，最终判决准予离婚的也只有50件。

相关阅读：千千律师事务所｜“看不见”、“听不到”的家庭暴力：2017-2020 年千份涉家庭暴力离婚判决书分析

这意味着，已经被司法认定存在家暴情节的离婚起诉中，仍然有24%的受害者没能通过离婚逃出魔掌。

在2021年的一份判决书中，女方被男方打致轻微伤，还提交了医院门诊病情证明书、受案回执、司法鉴定等证据。法院认可了证据的真实性、合法性，也认定与离婚案件有关联性，但不认为这能证明男方存在家暴。

最终法院认定“被告首次将原告打致轻微伤可以原谅”，不准离婚。

有法官表示：“一次家暴就简单认定夫妻感情破裂，是不妥的，会极大伤害社会的婚姻关系。”

坠崖孕妇王暖暖被判决支持离婚损害赔偿50万元（不一定能实际得到）也是相对幸运的。在更多被认定家暴的离婚案中，受害人仅能得到极少的赔偿，或者根本得不到赔偿。

2019年，在河北一起离婚案件中，法院认定了女方两次被打的事实：一次被殴打致四根肋骨断裂，另一次被打致轻微伤。最终法院判定女方遭受了家庭暴力，准予离婚，但却没有支持女方提出的10000元的家暴赔偿诉求。理由是：

受害方未能提供因家暴遭受损失的相关证据。

信息来源：离婚诉讼中，被层层“消解”的家暴｜深度报道

四根肋骨断裂，一次刑法意义上的轻微伤，连1万元的赔偿都得不到。不管你懂不懂法，应该都能意识到这里面肯定有什么事情不对劲。

我们这个社会的司法体系，对于“婚姻秩序稳定性”的重视远高于对“婚姻中妇女安全与尊严”的重视。

何以如此？

经常被拿来当作借口的一个因素是孩子，他们认为对于有孩子的家庭来说，如果存在家暴就判处离婚可能对孩子的成长环境不利。

但实际上，婚姻中家暴的一方（男女都有，男性更多）除了对配偶施加暴力，有极大的概率也会对孩子拳脚相加。家暴的本质是权力地位上的强者（不一定是体格上的强者）对弱者生命与尊严的践踏，婚姻和家庭只是给这种暴力提供了一个隐蔽且难以追责的环境，并不会改变其本质。几乎不存在一个动辄对妻子施加暴力的人渣会对孩子呵护有加。

以保护孩子成长环境的名义纵容家暴，不准许离婚，最终只能是让家暴受害者从一个变成两个甚至多个，根本保护不了任何人。

还有一个常见的借口是判决离婚案例多了会伤害青年男女结婚生育的愿望。但这完全是因果颠倒的误判。

当下社会的实际是，任何对离婚难度的提高都会转化为对青年结婚意愿的伤害，最终反映到数据上就是全社会初婚年龄一再推迟，结婚率不断创造新低。

男性或许会害怕离婚太容易导致自己半生努力打了水漂，而女性却在害怕离婚太难导致自己的生命安全没有保障。

被推下37米悬崖的王暖暖侥幸获救

财产与生命两者孰轻孰重，我想稍有基本常识的人都能判断得了。

在当下社会中，男性和女性哪一方对结婚更有决定权，我想稍有社会经验的人都能判断得了。

人为提高离婚难度，尤其是存在家暴情形的案例不判离婚这种做法，完全不可能起到保障结婚意愿的效果，恰恰相反，它是当前阻碍青年女性踏入婚姻最关键的因素，没有之一。

被扇了巴掌，能不能离婚？

被拽着头发拖行，被打断鼻梁骨，能不能离婚？

被打断肋骨，脾脏破裂，能不能离婚？

被打进ICU，下半生都要挂着粪袋，能不能离婚？

家暴受害者小谢不得不终身挂粪袋生活

值得庆幸的是，现在我们都知道了，被推下悬崖大难不死，是可以成功离婚的。

有必要把难度设置到这么高吗？

一个人，无论是男是女，不想再和威胁自己生命的暴力分子一起生活在同一屋檐下，起诉要求离婚，这个理由还不够正当，不够有力吗？

嗯？

CDT编者按：“维权网”是非政治性的公民维权志愿者联网，旨在协助中国大陆民间维权力量发展公民社会，通过民主方式促进法制改革，遵循普世人权标准和捍卫中国宪法规定的各项公民权利，监督政府落实其对保障人权的承诺，追究各类侵权责任，为受害者寻求司法和社会救助。原文链接：https://wqw2010.blogspot.com/2025/10/30.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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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维权网信息中心报道）2025年10月11日，本网获悉：自 2025 年 10 月 9 日，锡安教会在全国各地的近 30 名牧者同工相继被拘留或失联。

据锡安教会今天的紧急通报：自 2025 年 10 月 9 日，锡安教会在全国各地的近 30 名牧者同工相继被拘留或失联：

9 日下午，锡安教会负责长三角牧区的王林牧师在深圳宝安机场被警察带走，与家人失联，警察拒绝告知家属看守所的具体信息。

10 日傍晚，锡安教会主任牧师金明日和尹会彬牧师在广西省北海市的处所被多名警察拘禁，目前处于失联状态。另外还有十余名在北京的教牧同工及其家人处于失联状态。

10 日晚 9 点至凌晨 2 点左右，锡安教会在北京市的多位牧师、传道被北海市警方跨区域抓捕，包括高颖佳牧师、王鹏牧师、孙聪牧师、米沙传道、小雨姐妹。多人住处被搜查，电脑和手机被没收。

10 日晚，战歌传道在浙江嘉兴被北海警方逮捕，并被强行连夜带回北海拘留。杯子弟兄在上海虹桥机场被带走失联。

11 日早晨 7 点，刘桢彬牧师在山东黄岛被警察带走，家里被搜查。当日上午，慕成林牧师在成都被拘捕失联。

据当事人家属声称，执法人员系广西省北海市银海区派出所的警察。警方手上有一个抓捕名单。有警员出具了今年 9 月 26 日签发的拘捕令和搜查令。目前锡安教会多名同工被拘押在北海第二看守所，可能面临“非法互联网信息宗教传播罪”的刑事指控。

2025 年，新一波的宗教逼迫正在中国各地兴起。今年 5 月，西安市广受尊重的高全福牧师被拘留，对他的刑事指控是“利用宗教迷信活动破坏法律实施”。6 月，临汾市金灯台教会的多名教会同工以“诈骗罪”被判处多年徒刑，其中杨荣丽传道被判刑 15 年。此外，全国各地不同的教会正在经历日益加剧的打压和逼迫，尤其是针对锡安教会。

锡安教会是秉承正统基督信仰的中国家庭教会（非注册），于 2007 年由金明日牧师在北京创建。在十年内，锡安迅速成长为中国最大的新兴城市教会之一，拥有约 1500 名会友。2018 年，锡安经历了残酷的逼迫，数百名会友被宗教官员和当地警察威胁施压，阻止他们参与教会。2018 年 9 月 9 日，锡安被政府强行取缔，教产被全部没收。自 2018 年以来，金明日牧师一直被政府限制出国，长达 7 年不能与在美国的妻子和儿女团聚。

在过去六七年中，虽然经历了逼迫和疫情的双重挑战，锡安教会用线上线下结合的模式，在中国约 40 个城市开拓了 100 多个小规模的植堂。这些年来，锡安教会一直遭受政府的打压，不少教牧同工和信徒受到警察的骚扰、威胁、审问，甚至被短期拘留。2025 年，政府对锡安教会各地堂点的逼迫明显加剧。几十个城市的聚会点被频繁干扰，被带到派出所的弟兄姐妹达到 150 人次以上。被行政拘留（通常为期 14 天）的教牧人员达到 11 人。

对锡安教会此次遭受的重大抓捕，本文将持续关注。

2025年9月19日，上海某区法院，一份证明被告神志正常的司法鉴定，将成为指控一位前律师罪行的核心证据。

这位前律师，是四年前那个买下一张单程票、逆行进入一座围城、最终背负十字架的身影。

四年的刑期与一根长期的鼻饲管，是她为那些来自现场的、关于哭墙与代价的粗粝视频，付出的第一期款项。

如今，第二期账单来了。而这份精神鉴定报告，正是系统为这场最终清算，精心准备的序言。

它以现代医学不容置疑的权威，宣告被告逻辑清晰，意志自由。这份薄薄的纸，是一张：

起诉许可证。

它将一场关乎灵魂与召唤的冲突，精准地降维成了一桩可以被条款量刑的刑事案件。

它冷酷地宣告：这不是一个需要被怜悯的病人，而是一个需要被惩罚的罪人。

她的清醒，是构筑她罪名的第一块基石。

在一个以默契和通融为润滑剂的庞大系统里，这种拒绝任何润滑的绝对清醒，本身就是一种最危险的原罪。

这便是她的第一项公义，也成为了她的第一宗罪证：

清醒。

她的履历，是一份关于如何从宽门走向窄门的详细记录。

西南财经大学的金融学硕士，上海证券公司券商高管，执业律师。

她曾是规则世界的优等生，本应安享这条世俗意义上的亨通大道。

问题在于，她相信规则。她相信写在纸上的每一个字，并天真地试图：

让道在现实中成肉身。

当她拒绝在律所的财务报表上做些变通，当她为同行争取更多法定权利公开联署，她试图用系统赋予的工具——法律，去修正系统本身出现的bug。

于是，系统将她识别为异常程序，并执行了第一次封禁操作：

律师执照被注销。

这是系统对她的第一次规训。它试图教会她，规则的解释权永远在服务器手里。

但这次规训显然失败了。

被剥夺了在凯撒的国度里发声的资格后，她选择去寻找一个更高的授权。

大约在2015年，她为自己的执拗找到了神圣的依据。她的公义，从此不再仅基于人间的法条，更源于那部看不见的法典。

这引出了她的第二项公义，也是她的第二宗罪证：

见证。

2020年初，当一座巨大的城市成为一个被严密封装的信息孤岛时，她听从内心的召唤，前去作那地的光和盐。

她并非仅仅去做一名记者，去追求客观中立。她去做的是一名见证者，而见证者唯一的职责，就是：

忠于自己的眼睛，并拒绝遗忘。

她用一部手机，对抗着一台庞大的、正在全力生产正确集体记忆的机器。

她记录下那些被宏大叙事过滤掉的粗粝像素：拥挤的病床、被焊死的门洞、为了一棵菜在寒风中站成一排的人群。

这份来自现场的见证，如同尖锐的杂音，干扰了那首被反复播放的、雄壮的交响乐。

它们的存在本身，就构成了一种对官方记忆的挑战。于是，系统为这份见证命名：

虚假信息。

这一定义宣告，任何未经授权的见证，都是对唯一真相的污染和亵渎。

任何个人试图构建独立记忆档案的努力，都将被视为一种颠覆行为。

四年的刑期，本应是一次彻底的格式化。

系统期待她出狱时，能带着一份对沉默的敬畏，安分地做一个被修复好的零件。

但她再次让系统失望了。这构成了她最致命的第三宗罪证：

不悔改。

2024年5月，她重获自由。这份自由附带着一份看不见的、要求她感恩的协议。

但出狱仅三个月，她就出现在千里之外的西北，为一个“最小的弟兄”的家属奔走，为其介绍辩护律师，试图再次用法律去叩响紧闭的大门。

她的行动证明，有一种呼召，比铁窗更坚硬。

这个行为，在系统的语言里，会被清晰地解读为毫无悔意。

它以一种无可辩驳的方式证明了，四年的再教育工程是彻底失败的。

她的核心代码，那种基于信仰的公义程序，无法被改写或删除。

于是，这台庞大的机器，带着被冒犯的愤怒，再次启动。在她返回途中，她被带走。

这一次，检方的指控逻辑清晰而强大。她的不悔改，证明了她是一个对系统规训有免疫力的：

危险个体。

前一次的四年徒刑，在这里不再是已经偿还的代价，而是下一次重判的信用抵押。

她的每一次行善，都在为下一次审判的判决书，添加一行扎实的罪证。

她过往的公义，像一份不断累积的债务，每一次清算，利息就是更长的刑期。

至此，所有的证据链都已闭合。

她的清醒，证明了她的行为是主观故意。她的见证，证明了她对官方叙事的挑战。她的不悔改，证明了：

她对内心法典的绝对忠诚。

最后，那份精神鉴定报告，如同一枚冰冷的公证印章，盖在这份卷宗上。

它以科学的名义，向法庭、向世界、也向她自己庄严宣告，你所有的苦难，并非来自任何形式的疯狂。它们仅仅，也完全地，来自于你清醒的良知：

而他们要审判的，正是这份良知本身。

__

李宇琛的文立于尘

写于2025年10月9日

编者按：原文源自上官正义的10月10日的微博贴文。

另据上官正义的最新微博：湖北黄冈市蕲春方面反馈：我举报的九然砖厂内有工头控制残障人员搬砖苦力，后被转移问题。蕲春方面接报后高度重视，由县局主要领导奔赴外省开展工作，目前已解救残障人员9人。同时在云南、重庆等地抓获6名涉案人员。

目前被解救的9人，已有4人确定了身份，当地也对被解救的9人进行了妥善安置。

经历这么多这类案件，主要领导奔赴千里之外去解救的，我遇到的是第一次，这也彰显蕲春方面的态度和决心；给你们点赞！

希望严惩背后的违法行为，也愿被解救的他们早日回家

湖北神农架林区部分村的部分老百姓家中控制残障人员已数年，多的家里有5个，少的也有2人，且他们的身份都不明，还有残障人员死亡的情况；今年5月以来当地要求老百姓上交残障人员，后陆续被安置在神农架林区辖区的福利院。但还有诸多残障人员未查到身份，也没找到家人。

这些被控制的残障人员，在村民家主要以装车，养猪牛羊等。

目前我已知被安置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员：
①神农架阳日镇福利院
5人，均50多岁，8月份送入该院

②松柏镇社会福利院
6人，60多岁，6月份送去该院。

③红坪镇福利院12人
现6人，50多岁，前段时间送走6人。

今天到红河村此前有5个残障人员的主人表示：最长的捡回已有11年，都是在周边捡来的。该主人还说：疫情期间当地有关部门已经登记，且对这些人打疫苗。给他家干活从没钱，他也提到残障人员干活不听话就挨打。

红河村支书说，他们村有20多个。该村也有残障人员死亡，至于死因，该支书说正常死亡。

红坪镇福利院表示，有残障人员送到福利院后死亡的情况，还有残障人员。

诸多村民表示：八角庙村也有残障死亡在水源地？

公开恳请湖北省级部门核查：
①神农架林区如此大量残障人员在当地出现这么多年，请问省级部门是否知情？

②诸多死亡的残障人员，他们的死因是什么？是否全面调查？

③5月左右死亡在八角庙村的残障人员，是死在什么地方？

④5月以来陆续要求上交残障人员，且进行了安置，是否有立案？

5，根据福利院工作人员说，有的残障人员找到了家，他们是否获取正常的劳动报酬？

⑥神农架到底有多少身份不明的残障人员？又有多少残障人员死亡？多少残障人员找到了家？还未核实身份的残障人员还有多少？

今天从红河村到天燕景区时，遭到当地多名警务人员拦截，以：携带火种、野生动物、人、车、查景区门票等搜查。20多分钟后放行。

备注：福利院称，统计的名字，均为农户自己为残障人员起的名。@人民日报 @新华社 @中国政府网 @湖北发布 @邓飞 @半月谈 @新京报

也希望有人员的失踪，特别是残障人员的失踪，一定要到有关部门报案采血。

图①：红坪镇福利院安置的残障人员部分信息
图②：在红河村主人家的残障人员的住房。
图③：安置在红坪镇福利的残障人员的受伤。
图④：在天燕景区遭遇当地警务人员搜查。

以下是中国数字时代编辑摘自微博贴文的网友评论：

@唯渴诺的秘密花园：蓄养奴隶？

@年兽的微笑：太可怕了，有些找不到的失踪人口，是不是就这样被囚禁在一个未知的地方。

@吃可爱的可爱多可爱呀：21世纪 只有震惊。。

@棉花和棉花糖的区别：太可怕了，是2025年新闻吗

@悟空的店：真正可怕的不是这些村民的行为，也不是当地没有人管这件事，而是点赞评论转发的数字相比之下少得可怜。

@天亮了天黑了看不见了：难怪那地方的熟人说不要单独去那旅游，一定要跟团。 // @梨谣c：跟团也有风险，直接一点旅游只去闹市景区。

@极端反迷信：本来都是游客，被他们“加工”成残疾人员吧，中间发生了什么恐怖的事情。

@祝消渴：不敢相信还有这种事情发生。

@佛系-佛心：以前很多流浪者。现在基本看不到。

@Kevin-糊糊：关押残疾人当奴隶 这是2025年的新闻吗？

@南有乔木83：简直让人毛骨悚然，这是21世纪啊

@2019不知道叫什么：妈呀，21世纪还有豢养奴隶的事情，我太震惊了

@明月深秋1：缅北园区无处不在

前几天，一些关于“彩礼”的所谓社会新闻闹得沸沸扬扬，很多田力趁机造谣生事、挑动对立：

然而：

但在辟谣后，很多㽖拳博主依然顶风作案，屡教不改：

这种话术很典型，实际上代表了田力的普遍观点：彩礼的受益者是女人，男的结不了婚都是因为女人“拜金”。

其实不止是普通男宝，官方机构也是如此，一条又一条关于彩礼的热搜不断高高挂起，将彩礼视为应立即“移风易俗”的洪水猛兽，仿佛现在男的找不到女人结婚都是因为彩礼太高。

▲重庆2023中考政治，提问十四五岁的孩子们：该不该取消彩礼？

他们的观点固然荒谬可笑，但当前女性对此的回击却往往仅集中在阐述彩礼价格的合理性上，例如女性人数少（因为都被堕掉了）、女性承担了生育风险和家务劳动，女性没有财产继承权难以得到生活保障等。这些说法当然都是正确的，但这样的回击一方面仍然局限于婚姻制度内部，而未设想反婚的可能，更重要的是，仅仅讨论彩礼价格的高低，会让我们忽视隐藏在彩礼价格这一表象背后的根本变量——田力所获得的真实利益。因此显得隔靴搔痒。

如果仅仅讨论影响彩礼价格高低的因素，就是默认了“彩礼是受益者是女性”这一错误的前提。实际上，天价彩礼一直存在，但仅仅是在当前才被提出整治。

为什么会这样？本文带来了一个全新的观点：“整治彩礼”与否的决定因素并不是价格高低，而是彩礼的实际受益人。在过去彩礼实际使田力受益的时代，全社会都在鼓励“天价彩礼”，并将其视为“时髦”；而当田力无法从彩礼中得到足够便宜时，“天价彩礼”又迅速被社会斥之为“封建糟粕”。

如果仅仅关注彩礼的价格高低，那么既会让我们丧失历史变迁的视角，也将阻止我们认识婚姻制度的本质。通过本文，我们还可以更好地理解：①国家不但从属于政治经济精英阶层的利益，还从属于男性的整体利益。②婚姻制度及其各种变式为何总是利男害女，而不取决于女性是否“擦亮眼”。

以下为正文：

每年进入“诺奖时间”，全世界都会屏息以待：今年谁又能登上科学的圣殿？

不过，现实却总是让人百感交集。

就在北京时间10月8日傍晚，诺贝尔自然科学奖的尘埃落定，日本再次收获硕果：大阪大学教授坂口志文摘得生理学或医学奖，京都大学教授北川进赢得化学奖。

算一算，自21世纪以来，仅仅25年，日本已经诞生了22位诺贝尔自然科学奖得主（其中3位是美籍日本人），算下来“平均每年产生一个”。

在这个狭小的东方岛国，诺奖已经不再是稀罕之物，而是一种稳定的产出，确实让人感到吃惊。

那么到底为什么会是日本？这个国土面积不大、资源有限的国家，凭什么能在诺奖舞台上成为大赢家？答案远不是“砸钱”二字那么简单。

日本的诺奖奇迹，背后至少有四个原因。

一、教育：把科研的火种撒进普通人的心里

诺奖不是“大力出奇迹”培养出来的“单个天才”，而是从全民教育的土壤里长出来的“自然之花”。

在日本，基础教育的严谨与普及，为科研奠定了坚实基础。其实早在二战后，废墟中重建的日本就已经确立了“教育立国”的国策。

从小学到高中，日本的基础教育覆盖面广、标准高，几乎没有明显的“精英教育”与“普通教育”分野。这就让日本孩子能够在一种普遍均衡的教育环境里成长，整个社会都成为人才的沃土。

比如在数学和理科教育方面，日本的教材非常注重逻辑训练，而不仅仅是题海战术。

日本借鉴西方的“质疑权威”模式，学生被鼓励提问，哪怕问题显得稚拙也不会被打压。

日本的课堂并不追求“正确答案”的唯一性，而是重视探索过程本身。许多后来获得诺奖的科学家，回忆起学生时代，几乎都提到过类似的课堂体验：他们是被允许“犯错”的，这让他们养成了自由思考的习惯。

与此对应的，是日本极高的读书率。

图书馆遍布社区，平均每个日本人每年阅读十几本书。在这种环境里，孩子们接触的不只是课本知识，还有跨学科的兴趣培养。科学其实并不是高高在上的，它潜移默化地与日常生活联系在一起。

这就是第一重原因：日本教育把科研的火种，撒进了普通人的心里。当一个社会拥有足够多“带着好奇心长大的人”，就意味着科学创新不会止步于少数天才，而是变成一种群体性的可能。

二、社会环境：贫富差距小，科研机会人人有

科学突破往往需要“耐心的孤独”。但如果一个社会贫富悬殊，科研人员必须为生计奔波，那他们自然很难安心沉浸在长达数十年的实验中。

日本的独特之处在于，它是少数几个在发达国家内部依然保持极低收入差距的社会之一。这种环境下，科研机会更多地与个人努力挂钩，而不是家庭背景。

这种情况不仅在于科学界。我看到过一个日本足球运动员的采访，他说自己敢于走向足球道路，是因为即便不成功，去做普通的工作生活也会很幸福。

一个日本年轻人如果立志从事科研，他大概率不用担心“读不起博士”。学费和奖学金制度能为他兜底，大学研究室愿意收留，企业研发部门也常常敞开大门。

更关键的是，日本社会对科研人员的尊重，远远超过对明星、对资本大鳄的追捧。科研在日本并不是“清贫的象征”，而是一种体面而受人敬仰的职业。

日本很多诺奖得主，其研究方向看似冷门甚至无人问津，几十年如一日钻研下去，最终却迎来“水到渠成”的发现。

因此，第二重原因在于：日本的社会结构相对均衡，科研人员能获得相对公平的机会，不必被过早裹挟进“生存焦虑”的漩涡。

三、文化与态度：谦逊、耐心，科研是“修行”

日本文化里有一个独特的气质：谦逊与耐心。这种气质，同样深深渗透进科研。

在外人眼里，诺奖得主是站在科学巅峰的“巨人”。但在日本，许多获奖者却常常说：“我只是很幸运。”比如南部阳一郎、山中伸弥等科学家，都曾用“偶然”来形容自己的成果。

这不是虚伪，而是日本人真实的文化心态。

这种态度非常有利于科学研究：失败再多次，也不轻易放弃；成果再显赫，也不自我神化。

日本科研人员习惯于长期积累，很少有急功近利的心态。正因如此，他们常常能在几十年的坚持后，守得云开见月明。

其实还有一个细节值得称道：日本社会高度重视团队协作，而不是个人英雄主义。这也是日本足球崛起的原因。

日本许多诺奖级的成果，往往出自跨学科、跨机构的合作。正因为没有过强的“个人主义冲突”，科学家们能够在合作中保持耐心，慢慢把成果打磨出来。

这就是第三重原因：日本文化中的谦逊与耐心，让科研成为一种长跑，而非一场短跑冲刺。

四、企业与社会的支持：科研不是象牙塔，而是生活的一部分

与外界印象不同，日本的诺奖得主，并非都来自顶尖大学或国家科研机构，相当一部分人，最初的研究背景竟然是企业的研发部门。

比如曾获得诺奖的白川英树，他的“导电塑料”研究就是在工厂环境下完成的。

许多企业像东芝、日立、松下，都在上世纪投入巨额资金，设立自己的实验室，不以短期利润为唯一考量，而是愿意培养科学家自由探索。

这在日本社会中并不奇怪。企业与科研之间，并非泾渭分明的两条线，而是紧密交织的共同体——科研人员可以在大学研究室与企业实验室之间流动，而不必担心“身份不纯正”。

社会对“科学+产业”的认同感极强，这让科研成果更容易被应用和转化。

所以，第四重原因在于：科研不是孤立于象牙塔，而是与企业、社会紧密相连，科学家的成果能得到真正的支持与认同。

最后：日本的诺奖，是整个社会结出的“自然之花”

日本的诺奖奇迹，本质上是社会结构、教育制度、文化心态、产业支持共同作用的结果。

教育让他们拥有探索的勇气，社会给予他们平等的机会，文化塑造了他们的耐心与谦逊，企业和公众则给予他们支持与尊重。

这，才是一个国家能否持续产出顶尖科学家的真正根基。

·EN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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现代版的“盲人摸象”

1.起诉书违反法定形式，拒不明列被害人

根据《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第三百五十九条明确规定：“起诉书应当附有被告人、被害人名单，证人、鉴定人名单，涉案财物情况等。”

然而，本案起诉书仅模糊表述“二百余名被害人”，拒绝附上明确的被害人名单。这绝非疏忽，而是有意为之，因为一旦列明，辩护方即可依法对名单上的“被害人”进行调查核实，其指控的虚假性将无所遁形。

2.用0.28%的样本，推定100%的“被骗”，统计学与法学上的双重荒谬，指控尽然能如此荒谬

恒万公司学员总数：3527人。

在案报案人总数：286人（起诉书称200余人，审计报告称290人，自相矛盾）一个案件报案人人数出现了3个截然不同数字。

公安依法取证的“被害人”：仅对其中10人制作了询问笔录。

推定比例：公诉方试图用这10份笔录，来推定全部3527名学员都是“被骗”的被害人，把“以偏概全”发挥的淋漓尽致！且这10份笔录同样存在模板化的现象，“被害人陈述”完全是朝着办案人员的需要“制造”出来的。

荒谬的比率：这10人仅占学员总数的0.28%!

这意味着，公诉方的整个指控大厦，是建立在0.28%的样本率之上的。这在统计学上是彻底无效的，在法学上是完全不负责任的。这是一种典型的“有罪推定”，即先认定所有学员都是被害人，然后再去找证据，找不到的就用这0.28%来“代表”。

3.辩护权被实质性剥夺：无法取证，何谈辩护？

《刑事诉讼法》第四十三条规定了辩护律师的调查取证权。但本案中，由于起诉书拒不明列被害人，辩护人根本无法知悉控方指控的“被害人”究竟是谁，导致调查取证权被实质性剥夺。

我们强烈怀疑，在那未被列入名单的3000多名学员中，有大量学员是为了工作需要而正常学习、认可课程价值、并未认为自己被骗的。公诉方刻意回避这部分学员的存在，只选取对其有利的极少部分报案材料，严重违背了检察官客观公正的义务。

结论：

公诉方此举，意在人为制造一个无法被证伪的指控。既然名单都不公布，辩护人自然无法反驳。这不仅剥夺了被告人的辩护权，更严重破坏了刑事诉讼的公平基石。我们坚决要求公诉方立即公布全部被害人名单，否则，该项指控因程序严重违法，依法不能成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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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呢？

9月18日，电影《731》上映。故事发生在1945年抗战胜利前夕的中国东北。侵华日军第731部队在这里以“防疫给水”为名，秘密进行细菌战研究，并大肆抓捕苏联人、蒙古人和当地平民进行活体实验。姜武饰演的小贩和其他许多普通中国人一样，被日军强行抓入了所谓的“特设监狱”。

截至10月8日，电影《731》累计总票房已突破18.6亿元，暂列中国电影年度票房总榜第4位。此前该片还打破了国内影史首映日场次纪录。票房强劲，电影口碑却两极分化。有观众质疑影片中情节与细节背离真实历史，比如囚犯居住的牢房窗明几净、温度适宜、墙面贴有瓷砖、有干净的水和马桶、饮食是鸡蛋和苹果。在叙事上，也有观众认为姜武饰演的小贩带领众人越狱的情节过于“主角光环”，显得失真。

电影《731》呈现的细节是否是真实的历史？在731细菌工厂，用做人体实验的人过着什么样的日子？有受害者曾逃离出细菌工厂吗？731部队和细菌战的历史真相是什么？

今年5月，南香红的新书《没有结束的细菌战》出版。南香红对细菌战有长达23年的记录，这本书中，她用六十余万字讲述一群人如何寻找这段历史，如何还原历史的真相。南香红写道：“细菌战一直是一个巨大的历史黑洞。作恶者总是借消灭历史来掩盖罪行，所以还原历史保存真实的历史，是反思并校正人类行为的起点和前提。”

我们访谈了南香红，从电影《731》的争议聊起，核实了电影呈现的一些事实，也从细菌工厂谈到了细菌战。以下内容根据访谈和《没有结束的细菌战》、《死亡工厂：美国掩盖的日本细菌战犯罪》整理而成：

“圆木”们**

731部队，全称是日本关东军驻满洲第731防疫给水部队。编号731属于关东军序列内“防疫给水”的部队编号，但731部队实际上是细菌战研究中心之一。

在731部队细菌工厂，用做人体实验的人被称为“马路大”，日语意为“圆木”。他们被剥夺了姓名，只有编号，被视为可被随意处置的耗材，以根计算。

一根“圆木”在731部队制造死亡的工厂流水线上流转，各部按照各自的实验目的进行注射、切割，要被多次使用，做各种各样的活体实验。

“圆木”大多是从哈尔滨弄来的。被关在731细菌工厂的7号、8号楼。这里有20多个房间，最多可容纳400名犯人，里面关押着汉族中国人、苏联俘虏、蒙古族人、朝鲜族人、被指控间谍或各种罪状的各民族的欧洲人。他们被“特别移送”到死亡工厂，来到这里的人大致分为几类：犯有间谍嫌疑罪的人、中国游击队员、抗日分子。

电影《731》中，多次出现受害者食用苹果、鸡蛋的画面。这一情节看似离奇，实则有历史依据。美国历史学家谢尔顿·H·哈里斯在《死亡工厂》这本书中写道：为了保证实验正常进行，医生们会为“圆木”治疗身上被宪兵拷问时留下的伤疤，为他们提供的食物也比日本本土一般家庭好得多，同时还得防止他们因为食物太好造成肥胖、糖尿病、心脏病或者其他疾病。

被“精心照料”的背后，是残酷的科学理由——确保“圆木”在接受实验前处于一个标准、健康的状态，这样才能获取所测试病原体效果的准确数据。

“这些临时客人得到的待遇，正如那些神户牛的饲主，为产出鲜嫩的牛肉以不负神户牛的名声，而对牛毫不吝啬地倾注爱护。一个技术人员回忆，1945年春日本军已节节溃败，一般国民只能吃野菜和糠，而圆木的食谱却是：早晚都是白米饭，只有午饭里混些少量杂大豆……副食也充分保证营养，每天都有猪肉，不时地变换花样。”谢尔顿·H·哈里斯写道。

每个“圆木”都会被编号。号码从101开始到1500号。一旦满1500号后，接下来再从101号开始。实验材料不断补充进来，“圆木”们不断地重复着这一循环。

由于这种编号制度，调查者很难确定在整个平房作为实验材料被杀害的“圆木”的准确数字。一个权威的估算是至少3000名。

“石井疯子”和他领导的731部队

电影《731》的第一个时间坐标是1945年2月。电影中，731部队的创立者和指挥官石井四郎说：“用科学的方法赢得这场战争吧。所谓的《日内瓦公约》不过是狂热分子的一纸诗文。如今，除了打一场细菌战，帝国恐将毫无希望。就让它们（鼠疫菌跳蚤）从帝国痛失的焦土上启航。”

石井四郎渴望用细菌战拯救日本军国主义在战场上的失败。他提到《日内瓦公约》，是因为 《1925年日内瓦议定书》明确禁止战争中使用窒息性、有毒或其他气体，以及所有类似的液体、物体或装置。尽管该议定书明确禁止使用细菌武器，但它并未禁止细菌武器的研究、开发、生产和储存。石井四郎利用了法律局限。20世纪初叶，日本开始了化学武器和细菌武器的研究。日本细菌战的主要负责人，就是石井四郎，他拥有京都帝国大学医学学士和博士学位，同时是一名年轻的陆军军官。

1941年获少将军衔的石井四郎

电影《731》开头，石井四郎先展示了他的“石井式滤水器”：石井当众向滤水器里撒尿，并喝了尿净化出的水。

这一荒诞的情节被日本军人的回忆证实。许多日本军人的回忆中，石井四郎被称为“石井疯子”。据说，天皇曾两次观看石井的示范。石井在一个滤水机中撒尿，然后把过滤后的混合物呈给天皇饮用，天皇拒绝了，但是石井很高兴地把由尿变成的水一饮而尽。

石井研究的滤水器，是一种能为作战部队即时提供过滤净水的装置，以免前线部队受到霍乱、痢疾侵扰。没人会对部队提供可饮用水的重要性提出异议。“防疫给水部”，成了石井理想的保护伞。

石井四郎坚信，细菌战是能为资源匮乏的日本赢得战争胜利的“决胜武器”。他在满洲和中国其他地区成立了18个以上的防疫给水部。表面上这支部队是为军队提供“防疫”、“供水”，实际上是开发细菌武器并将其推向战争运用。

最终，石井在哈尔滨平房区建立了规模庞大的“关东军防疫给水部”，即通称的731部队。平房离哈尔滨南部不到24公里，是个由至少6个村庄组成的大集聚地。1939年，平房设施完成时，基地覆盖面积达6平方公里，规模与奥斯维辛集中营匹敌。

营内至少建有76栋建筑物，包括研究室、宿舍、解剖房、实验动物小屋、可全年使用的冻伤实验室……关押实验用活人的特殊监狱，处理人体和动物死骸的3个焚尸炉，甚至还有游泳池等娱乐设施。

为确保绝对保密，平房领空不允许飞过飞机。通过平房的列车规定必须用窗帘将所有乘客的窗户都盖住，并且必须要在平房站的前一站就拉上窗帘。若有乘客出于好奇心，透过窗帘的空隙偷看，立即会被逮捕，以间谍嫌疑罪投入监狱。

在731细菌工厂里，石井为日本人居住者盖了一座城中之城，包括22栋最新式的宿舍，有1000个座位的大礼堂，还配备图书馆和酒吧、游泳池、花园、酒馆、饭店、保存鱼和蔬菜的仓库、运动场等。一所混合学校，为职工和军人的子女提供传统的日本式教育。还有一些小型娱乐场所。

日本的科学家白天杀人做实验，晚上则享受着有声有色的生活。

进入过731细菌工厂的当事人回忆：10月的满洲已经相当寒冷，气温的急剧下降使他冻得发抖。但是在新建的会议室内，暖气适中，脱掉外套还是感到非常舒适。“空气中飘着石头和油漆的清香，桌子排成了马蹄形，房间里未加装饰，一只四角形的花台上菊花盛开着。”

在平房所建的150多栋建筑中，最重要的是关押“圆木”的7号楼和8号楼。这个牢房在本就精心防卫的基地中被更严密地看守，中国人不准走近这两座楼房，就算是日本人，没有被派遣到7号楼和8号楼执行任务也不允许进入。为了保证监狱秘密不泄露，石井委任他的哥哥为典狱长。

731部队分为8个部门。4个部门被冠以数字，另外4个则没有被标上数字——这也是石井为向外部隐瞒研究内容所采取的策略。

第一部是研究部，主要从事研究和培养那些被认为对细菌战有用的病原菌。 这些病原菌包括但不限于：鼠疫、霍乱、伤寒、痢疾、炭疽、破伤风，他们也研究结核和有关冻伤。同时，第一部还负责管理7号楼和8号楼，即关押“圆木”的监狱。

第二部是平房的实验部，该部的研究和技术人员主要进行细菌炸弹的可能性开发和测试。

第三部被称为防疫给水部，主要负责正规医院管理和净水处理。

第四部是部队的制造部，主要管理、运用大量生产病原菌的设备进行操作。这个部同时还负责储存和保养731部队随时制造出来的巨量的细菌。

还有教育部，负责731部队新队员的教育培训。部队队员定期从日本本土调防到平房或各研究支队，在这里受训的医学学生大多才十五六岁。

731少年队

与石井四郎一同来到731细菌工厂的，还有一些少年班的少年。他们来自日本国内，年龄在14岁到18岁之间。少年班也被称为“少年技术见习队”，是731部队为补充人力、培养细菌战后备力量而组建的青少年团体。少年们被军方寄予重望，他们和研发中的细菌武器被看做挽救日本败势的希望所在。

筱冢良雄是731部队少年队成员，他是少数几个向中国人忏悔的731部队成员之一。

他是家里的长子，本可以继续做农民在家乡种地。但当时战争气氛浓郁，经济不景气，对日本青年来说，“中国满洲”有着巨大的吸引力，去那里是冒险、开拓，有可能失败，但很大概率成功。日本政府的宣传册上，也写着“中国满洲是移民的乐土”。

出发时，筱冢只有15岁。他领到了自己的制服：上等羊毛面料的土黄色西装和同色的领带，长筒皮靴，里子是兔毛的防寒服、防寒面罩和防寒手套。这些东西是农家子弟平时见不到的。1939年5月，他抵达哈尔滨。进入这幢被铁丝网围着的建筑群时，筱冢良雄全然不知道这是一支什么样的部队。“崭新、漂亮、宽敞······有抽水马桶和中央集中供暖，水龙头能放出热水。”

1937年7月，卢沟桥事变，中日两国进入战争状态，细菌战也一跃成了日本的国家战争谋略。筱冢良雄正好赶上了日本细菌战突飞猛进的“大开发”时期。

少年队的队员每天早晨6点被起床号唤起，不洗脸就参加军事训练。回来后吃个早饭。整个上午有各学科的授课。出来的第一天是讲授防疫给水部的任务、人体构造，而后是各研究室的班长讲授血清学、细菌学、病理学等。有痢疾课、伤寒课、霍乱课、毒物课。上毒物课时，给兔子注射硝酸士的宁、氰化钾、砒霜等，接受看着兔子痉挛而死的训练。如果有人闭眼，就要被鞭挞。

下午是实习时间，少年们被分派到研究室，洗涤试管，制作检查细菌用的培养基，学习处理活菌的器具使用法。之所以处理活菌，是因为如果处理死菌，学员的注意力会下降。而处理活菌则随时有被感染的可能，学员会更加精神集中。

1941年，筱冢接触到731部队的核心部门——细菌培养课。他做得最多的事，是进行鼠疫毒力实验：“用吸管液来做。做好了鼠疫活菌计算后，为了方便稀释细菌，吸液管上有一个带有刻度的玻璃吸管，刻度相当细微。那是用嘴来吸取细菌的。”

筱冢仍然记得：痢疾菌的气味像黄瓜；霍乱菌刮取时，有一种沙沙的感觉；炭疽菌有些混浊。鼠疫菌和炭疽菌是通过口腔感染的，这是极其难把握的工作，一旦过度，就会把细菌吸到嘴里。

29人的少年队队员中，有两人因为感染伤寒而死亡。

“自己的少年队队员感染了，也是要进行活体解剖的······”筱冢每每讲到这些，都痛苦得不断摇头，欲言又止，顾虑重重。“说是不能浪费了材料，这和他们的家人怎么交代啊！”

细菌战

731部队实验开发的最重磅的细菌武器，是鼠疫。在当时，世界上很多国家的生物研究所根本不相信人类可以掌控鼠疫，使之成为细菌武器。当时世界生物学界的共识是，鼠疫菌从空中投下去会死亡，根本达不到传染疾病的目的。

731部队是如何突破技术瓶颈，成功做到实战攻击的呢？答案是：感染鼠疫的跳蚤。

南香红在书中写道：让跳蚤感染鼠疫，是一个“天才”的想法。鼠疫菌与其他细菌一样，如果只从上空投下细菌，由于空气的压力、气温的变化，细菌很可能死亡，从而失去感染性。石井和他的科学家们转换思路，想到鼠疫跳蚤。

731部队进行了这样的实验：把跳蚤放在注射了鼠疫菌的老鼠身上，让它们吸食老鼠血成为感染鼠疫的跳蚤，再散播这些跳蚤，让这些跳蚤叮咬人。跳蚤体型小、重量轻，从空中散播时，空气阻力会大大减缓它们的下落速度，从而保护它们不受冲击和高温的伤害。

鼠疫跳蚤是日军选出来的最有效果的细菌武器，观察跳蚤的跳跃能力是其中的一个实验

炭疽菌是另一种重要的细菌武器。平房的专家们反复测试了炭疽菌的散播方式。在5、6年的试验过程中，大约有2000枚炸弹被投到安达实验场的活人身上。受实验者被绑在十字形的柱子上，身体的重要部位被防护起来，以防被炸死。然后，装有炭疽菌的炸弹在他们近旁爆炸，细菌会喷溅到他们身上。

经过2000次以上的活人实验、4000次以上的不同飞行高度飞机投弹或者静止爆炸实验后，证明炸弹在爆炸时产生的热量使病原体很难存活。石井发明了外壳是陶瓷的炸弹，陶瓷传热缓慢，细菌不会因为高温而死。

细菌武器研制好后，被投放到战场。《731》电影的切入点是 1945 年，但是细菌战远远不止于 1945 年。日本军国主义者早在1937年，第二次世界大战在欧洲爆发的前两年，就在中国使用了细菌武器。目前所知的大规模细菌战攻击从1940年开始。

1940年10月，日军使用8公斤感染了鼠疫菌的跳蚤对浙江衢州进行攻击。同月，宁波被空投下鼠疫跳蚤两公斤。一克重量的跳蚤放在掌心不过一撮，它们会有多少只？

答案是1700只。每克1700只，10克跳蚤约等于17000只。8公斤则意味着有1360万只感染了鼠疫的跳蚤被投了下来。这些肉眼几乎看不见的生物，被放逐出来，瞬间四散跳开，寻找它们吸血续命的对象，不管是鼠类还是人类。它们身上携带的鼠疫菌，靶向精准地在人间传播、流行。

1942年，美军杜立特空袭队轰炸日本本土后，部分飞机在中国浙江省境内的衢州机场等地迫降。日军为防止该机场被再次用于轰炸日本，发动了“浙赣作战”，旨在摧毁沿线铁路、机场等，制造无人区，使中国无法再次修复使用。

正面的浙赣作战枪炮对决，血肉撕杀，日军占领了衢州、丽水、江山等重要战略要地，对机场、铁路等战略物资进行了彻底的破坏。正面战场外是秘密的细菌战，用空中撒播与地面直接散播相结合，在破坏后撤离时还往水井、河流、池塘中投放霍乱菌、伤寒菌、痢疾菌。他们甚至将细菌注入特制的饼中，放在居民的餐桌上，诱使饥民捡食。这是导致疫情在平民中迅速爆发的关键手段。

一旦一个地区受到污染，鼠疫就会反复流行。浙江衢州从1940年受到鼠疫攻击后，鼠疫年年爆发，一直到1948年才止住。

真相的隐藏与揭露

1945年8月10日，石井四郎接收到来自参谋部长的命令：

“贵部迅速全部地毁坏之，队员一刻不留地尽快返回日本本土，一切证据物件等，必须永远地从这个地球上消失。”

731部队仓皇撤退。石井四郎下令炸毁了其在哈尔滨平房的核心设施，建筑全部由工兵爆破。他还下令处决了剩余的404个“圆木”实验对象。杀害的方式是用送气泵往房间里面输送毒瓦斯，密闭门窗。尸体从二楼的窗户丢下去，浇上汽油焚烧。与纳粹的奥斯维辛集中营最后的大屠杀相比，731部队最后的屠杀更为残酷。奥斯维辛集中营有人活了下来，这里则无人生还。

同时，大部分书面档案、实验记录被焚毁。石井四郎下令所有队员不得向外界承认部队身份。不能将自己属于731部队以及作为细菌战部队成员知道的事实，告诉包括家人在内的任何人。禁止成员间相互联络。

后来的事实证明，石井四郎并没有舍得把所有研究成果全部销毁，而是将其中的主要部分带回国内，并成为和美国达成交易的重要筹码。

美国的掩盖让细菌战成为秘密。战后，美国在与盟国的共谋同意下，与石井四郎等731部队核心人员进行了一场交易：后者交出全部细菌战研究资料，以此换取石井及全体731部队成员免于作为战犯被起诉。日本则唯恐使用细菌战这一反人道的战争犯罪被追究到天皇头上，举国掩盖施行细菌战的事实。

此后，细菌战成为了历史的黑洞。1949年，苏联在伯力设立军事法庭，对12名与细菌战有关的人员进行公开审判。审判获得了大量口供，并确认了开展人体实验和进行细菌战实战攻击的事实，但当时没有引起更多关注。

直到20世纪70年代，在加害国日本，一些日本人打破了沉默的共谋，开始揭露细菌战的真相。南香红梳理了其中非常关键的几个日本人：

森正孝，一名普通的历史教师。在教学过程中，他发现日本的教科书对侵华历史，特别是细菌战等内容进行了大量掩盖和粉饰。森正孝觉得自己的历史课没办法讲了，利用假期，他多次自费前往中国，深入浙江、湖南等细菌战受害地。他说：“作为一名历史教师，我觉得把历史的本来面目告诉学生是一个正直有良知教师应有的职责。”

松井英介，一名医生。他与森正孝一同深入浙江省义乌市的崇山村进行实地调查。

森村诚一，日本作家。1981年，森村对日军731部队原队员进行采访，结合从中国、美国搜集来的731部队相关历史照片、档案及资料，写出了纪实小说《恶魔的饱食》，揭露了侵华日军731部队为制造细菌进行的非人道人体实验。该书在日本发行了约300万册，在日本社会中引发了巨大震动。1994年，森村诚一与日本和平友好人士一起组建“恶魔的饱食”合唱团，用合唱的形式讲述真实历史，在日本、中国、韩国、俄罗斯等国举行公演，引发社会关注。

与此同时，90年代后，以王选女士为代表的细菌战受害者，对日本政府提起持续多年的集体诉讼，要求它为当年在中国犯下的细菌战罪行负责。

王选，1952年生人，如今已经73岁了。她生于上海，是改革开放后最早去日本留学的那批人中的一个，在日本，她获硕士学位，精通日语、英语和中文。王选的家乡，是浙江省义乌市崇山村——崇山村曾在1942年遭受侵华日军细菌战攻击。1994年，王选回崇山村探亲。家乡的亲人们告诉她：不久前，有两个日本人来过村里。他们说当年崇山村的鼠疫就是日本人的细菌战。他们会想办法帮助崇山村人打官司，告日本政府！家乡的亲人请求王选，找到这两个日本人。

1995年8月3日，王选在订阅的一份外文报纸上看到了两个日本人的报道，他们正是历史教师森正孝和医生松井英介！王选在电话联系时告诉他们：“我自愿加入你们的调查。”

由于王选的加入，中日两国的力量开始拧在一起。细菌战这个历史的黑洞，逐渐被大众所知。

1997年，108名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后增至180人）向日本东京地方法院提起诉讼，要求日本政府承认细菌战犯罪事实、公开谢罪、并对受害者进行赔偿。

1997年，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在战争结束半个世纪后，第一次作为证言者出现在日本，向日本民众讲述自己家族的经历，最右为王选。

国内媒体大多把关注焦点放在王选或中国原告的身上。王选说，细菌战官司能打得起来，其实背后有一大批日本人，没有他们，官司不会一步步推动下去，细菌战事实不会得到确认。

诉讼过程中，另一个重要的人是土屋公献。土屋公献是一位经历过战争的日本海军成员，这段经历让他成为了一名坚定的反战者。战后，他完成了学业，成为一名律师，并当选为日本律师协会会长。细菌战诉讼案之初，只有十几位律师愿意帮助中国受害者。但当土屋公献出任律师团团长后，他的声望吸引了来自日本各地的200多名律师，他们尽管政治立场各异，却都为了同一目标而团结一致：免费为180位中国原告提供法律援助。

这是一项极为繁重的工作。调查团对细菌战受害者进行询问、取证，每一句都要反复确认细节，日文的要翻译成中文，让原告自己读一遍确认。面对日本法庭的严谨要求，他们提供的所有事实都不能有任何纰漏，这对整个律师团是巨大的考验。

土屋公献深知这场诉讼的意义。当时他已年逾七旬，但他承诺：“要用毕生的精力，陪中国人把官司打到底！”

案件进入三审阶段时，土屋公献已身患癌症并接受了手术。为了不“动摇军心”，他要求律师团对中国原告，包括王选保密。诉讼进入二审后的一次开庭，王选发现，法庭上发言的土屋公献扶着桌子的手在颤抖。他用余光注意到王选在看他，手就不抖了，但一会又开始抖。开完庭后连续几个小时的游行、到政府抗议、会见记者，都是土屋公献为首；在中国原告的招待会上，也是他带头唱国际歌。王选后来发现，他的西装都显得空荡荡的。

最终，土屋公献陪同细菌战受害者走完了十年的诉讼之路。三审结束三年后，他离开了人世。

1997年，在土屋公献带领下，日本律师团、中国原告团、日本声援团代表向东京地方法院递交诉状。前排右起：日本律师一濑敬一郞、土屋公献、椎野秀之、西村正

历时十年，经过日本三级法院的40次开庭审理，中国细菌战受害者对日诉讼案最终在2007年5月9日被驳回。作出此判决的理由是：在1972年的《日中共同声明》和1978年的《日中和平友好条约》中，中国政府已放弃战争赔偿请求，以此断定在国家法上被告日本政府的国家责任问题已经得到了解决。

尽管败诉，但日本司法系统确认了细菌战的历史事实。早在2002年的一审判决中，日本东京地方法院就认定了细菌战是根据原日本陆军中央的命令进行的事实，承认中方原告所提出的至少在中国8处发生了1万人以上的死亡，同时指出细菌战“受害是极其悲惨和巨大的，原日本军的军国主义行为是非人道的”。这一认定，将侵略真相固化为法律事实。这段被刻意掩盖和遗忘的历史，重新被打捞、还原、保存、记录。

结束午高峰外卖配送，骑手张天力把电动车停在一片被蓝色围挡圈起来的工地外。

这里曾经是他未来人生的全部指望。

七年前，当拆迁公告贴进村时，张天力一度以为自己就要成为传说中的“拆二代”——那些因为家中老宅或土地被征用、拆迁，从而获得巨额现金补偿或数套房产的年青一代。

但房子至今没能落成。为贴补家用，他只得暂时穿行在早高峰的车流里送外卖。

“拆迁”是城市化叙事里最诱人的章节，“拆二代”的标签和“煤老板”一样，成为特定时代造就的财富故事。但在房价下行、监管滞后的现实中，这些看似被机遇选中的“幸运儿”，又迅速被时代抛下。

我们找到了五位这样的“拆二代”——张天力和赵戈苦等了若干年，安置房依然遥遥无期；刘森手握三本房产证，却不好租也不好卖，眼睁睁看着资产缩水百万；周磊被人设局，七套安置房如今只剩四套；王强手里攥着的，只是一张名为“房票”的白条。

这个故事里，从来没有幸运儿，只有被时代列车裹挟的乘客。

用8年等一个房子

“按当时的方案，我能分300平米。当年小区均价1.2万，300平米的房子总价值360万。”张天力指着围栏内一座已经封顶但尚未建成的高楼告诉我。彼时他和城中村的其他人一样，幻想着拆迁后的生活：住进宽敞的电梯房，靠出租多余的房子安稳度日，一夜之间实现财富自由。

如今，这个“拆二代”的一天，从早上七点整手机里炸开的外卖提示音中开始。

包子铺前，老板把两笼肉包和一盒鸡蛋汤塞进塑料袋递给他。后者接过外卖，穿过早高峰的车流，将电动车开得飞快。

“不好意思，汤洒了点。” 敲开客户的门，他小心翼翼地道歉。门口的男人一言不发地接过外卖，关上门。张天力赶紧钻进电梯，冲出单元门，跨上电动车，朝着下一个地址驶去。

“你见过哪个拆迁户像我这样？”张天力有些愤懑。这的确是他未曾想见的人生。

拆迁消息抵达张天力所在的村子是在2017年。这是一个位于华北某市的城中村，有着近千户人家、千余亩土地。彼时周边村落早已拆迁，村民陆续搬进了高楼。如今轮到了他们。

村里把土地卖给了开发商。补偿方案很诱人——每户不论人口多少都能分300平米，人口多的还能以成本价再购房。

那一年，房地产业依然蓬勃。新华社消息称“2017楼市新纪录！销售额破13万亿，面积超16亿平方米”。同样是2017年，在中央强调住房居住属性背景下，各地频频出台严厉调控政策，房地产金融监管也不断加强，在投资投机性需求被抑制的同时，市场分化也更加严重：一二线城市及其周边环线热点热度下降，三四线城市则明显“逆袭”。国家统计局公布2017年房地产市场相关数据称，2017年商品房销售额再次突破13万亿，达到133701亿元。相当于人均花9600元买房。

房价高涨时，很多人幻想着靠拆迁一夜暴富。

张天力因此坚信，300平米的房子，必然是一笔相当可观的财富。

拆迁后的第一年，村民们每月能按时拿到3000元过渡费，足够支付房租。可没过多久，安置房的建设就变得拖拖拉拉，有时甚至停工近一年。

眼看着周边拆迁村的房子陆续封顶、交付，张天力他们的安置房却始终停留在“在建”状态。更让人心慌的是，过渡费开始拖欠，最长一次拖了半年，直到村民集体去有关部门反映，问题才得以解决。至于安置房的情况，村里总说“开发商没钱，等等吧”。

一等就是8年。

2024年，安置房终于封顶，村民们以为看到希望，可交付依旧遥遥无期。这8年，当地房价就像坐了过山车，从1.7万元的峰值一路下跌。生活中还有更多变故在发生——拆迁前，张天力在电器厂上班，妻子在村里开小超市，家里多余的屋子对外出租，夫妻俩每月工资加房租，收入一万多。拆迁后，超市没了，妻子去了餐馆打零工；电器厂倒闭了，张天力没什么职业技能，只能到处打零工。

由于家里没什么积蓄，房子又一直没交付，在朋友的建议下，他做起了外卖配送。

在另一个城郊，赵戈的等待也看不到尽头。

他所在的村子2022年因修路被列入拆迁计划，补偿方案很特殊：按儿子的数量核算，“一个儿子分300平米，有几个儿子就用那个数字乘以300；有儿有女的家庭，儿子分300平米，女儿只能买100平米平价房；只有女儿的家庭，只有一个女儿能分到300平米，其余都是100平米平价房。”赵戈透露，村里儿子最多的人家，按每套100平米算，能拿9套房。

拆迁协议写着，安置小区3年内交付（即2025年3月），每月过渡费3000元，若到期无法交付，过渡费翻倍。

签完协议，那些儿子多的人家走路都带着傲气，仿佛走上了人生巅峰。

现实无比残酷。如今协议约定的交付时间早已过去，安置区的四个地块，目前只建成两个，另外两块连地基都没打，交付时间还是未知数。2022年、2023年，当地房价还维持在1.4万元左右，2024年开始断崖式下跌。赵戈眼睁睁看着即将到手的“财富”不断缩水。

以他租住的小区为例，2022年房价还能卖一万出头，现在每平米只剩七八千。“我听说附近有个村的安置房，去年冬天交了房，一平米才能卖四五千。有户人家卖了一套80平米和一套90平米的房子，总共才几十万——要是在两年前，这两套能卖上百万。”

赵戈把我带到那片尚未完工的工地。蓝色围挡上“加快建设，早日回迁”的标语，在阳光下格外刺眼。工地里的工人正在收拾工具，准备下班，只有几台挖掘机静静地停在空地上。

“听说快交房了。”同村的村民见到赵戈，都用这句话打着招呼，像是约好了似的。

赵戈突然有些失落。他想起拆迁前的城中村，夜晚总是喧嚣热闹，孩子们在巷子里追逐打闹，大人们坐在门口打牌聊天。如今大家早已散落在城市的各个角落。

烫手的房本

从这个角度看，刘森是幸运的——至少他已经拿到了房本。

2021年，他所在的城郊村“迎来”拆迁。

刘森一家在城郊农村住了一辈子，村里3000多户人大多靠种玉米和打工过活。结婚后，他和妻子张岚守着村里的老房子，在镇上开了家卤肉店，日子虽不富裕，却也安稳。

“拆二代”这个词，刘森只在短视频里见过——他总觉得，那是属于穿着潮牌、开着豪车的年轻人的标签，和自己毫无关系，直到2021年深秋，村口的大喇叭开始循环播放拆迁通知。这片住了三十多代人的村子即将改造成产业园，要求10天内必须搬空。

实际上，在此之前半年，政府已经发了公告，但公告之后便再无动静。在漫长的等待中，不少村民以为这事已经“烂尾”。因此，当要求立即搬离的正式通知突然下达时，人们措手不及。刘森和张岚站在院子里，看着邻居们慌乱地将家当搬上电三轮、面包车和货拉拉时，突然有一种被连根拔起的茫然。

刘森签署的那份拆迁补偿协议上白纸黑字写着，“无偿给予280平方米安置房”。按补偿方案，280平方米能换两套大户型，或是三套普通户型。彼时，这座城市的房价均价1.5万，280平米相当于总价420万。

北方某城中村。

“以后我们就是有钱人了。”张岚拍拍刘森的肩膀。

一家人坐在一起合计，父亲抽着烟说，“多一套是一套”，母亲则惦记着“以后孙子能有地方住”。最终他们选择了三套90多平方米的两室两厅。

那天晚上，刘森睡不着，和张岚趴在床上算账，“自己住一套，卖一套能得130多万，剩下一套租出去，每月房租够生活费了。”他恍惚觉得，命运或许真的要拐个弯。等这几套房子到手，有了钱，他要买一辆宽敞些的商务车，偶尔去旅游，让孩子读市里最好的外国语高中，然后把卤肉店做大做强，开连锁店，当大老板。

所有这些规划，都建立在房子到手的前提下。

房子盖了两年。全村人搬走后不久，刘森看着挖掘机开进村，老房子的砖墙在轰鸣声中倒塌，与此同时，大型器械还开进了另一块给安置房腾出的空地。每隔一段时间，夫妻俩都会特意绕到工地附近，看塔吊慢慢把楼建起来，从地基到封顶，每一层都像在搭他们的未来。

2024年3月，拿到三套新房钥匙时，刘森的手都在抖。小区建得比想象中好：18层的高楼，楼下有花园和健身器材，房子是简装状态，买些家具就能直接入住。更让他安心的是，安置房很快办好了《不动产权证书》——“这是大产权，能自由买卖。”他把证书锁进抽屉，觉得那是全家的定心丸。

可定心丸还没暖热，就凉透了。

夫妻俩合计着，先租出去一套，月租2000元。可在中介那儿挂了一个月，连个看房的人都没有。中介也没办法，“现在安置房不好租，位置偏，周边配套还没起来。”刘森又想着卖一套变现，并挂出每平1.3万的价格，中介带来了更糟糕的消息，“2021年均价1.5万，现在1.3万都不好卖。”

刘森算了笔账：280平方米的房子，2021年值近420万，现在只剩360多万，两年少了50多万。他跑遍周边售楼处，得到的答复全是，“现在行情不好，价格还在降”。

他想等，等周边产业园建起来，人多了，房价说不定能涨回去。可等到2024年下半年，当地房价均价跌到1.1万，三套房总价值只剩300万出头，比2021年少了110多万。

越来越多的”拆二代“，成为“负二代”。

三套房子的物业费是笔不小的开支。张岚偶尔会抱怨，“早知道当初卖一套就好了，现在砸在手里，还得倒贴钱。”刘森没话说，只能蹲在阳台上抽烟。

他想起小时候，家里住的是土坯房，下雨时会漏雨，父亲就用塑料布把屋顶盖起来。那时候日子苦，可踏实，知道只要好好种地、好好打工，就有饭吃。现在有了三套房子，反而没了底气：不知道明天房价会不会再跌，不知道房子什么时候能卖出去、租出去。

邻居们的情况也好不到哪去。有人把房子在中介挂了半年，一直卖不出去；有人想把房子抵押给银行，银行说“安置房抵押额度低”。之前大家见面聊的都是怎么装修怎么理财，现在再碰面，只会唏嘘着，“早知道不盼着拆迁了”。

“本来想当拆二代，现在倒好，成了‘负二代’。”刘森自嘲。

上个月，他去找中介更新房源信息，将每平米价格降到11000元，中介说有客户愿意出1万每平方米，问他考不考虑。张岚也劝，“卖了吧，至少能拿回点儿钱。”刘森犹豫了，他想再等等，又怕价格跌得更狠。那些短视频和自媒体，今天一个说法，明天又一个说法，在信息茧房里，他看得越多，想得越多，发现房价下降得越狠。

在卖与不卖两个选项中，刘森摇摆至今。

“蒸发”

对周磊来说，他的房子不是变凉了，而是直接蒸发了。

他曾是这群人里，最接近“拆二代”神话的一个。他是独生子，之前的家位于城市北部，如今地图上已找不到它的确切边界——它被写字楼和商品房紧紧裹住了。当年，无数外来务工人员在这个城中村落脚，刚毕业的学生们挤在二三十平米的单间里，最多的时候，村里住着10万租客。

房子供不应求。每家每户，几乎都在原有两三层房子的基础上，把违建加盖成十几层。

周磊家的房子也从最初的三层，悄悄加盖到十五层，每层120平米。没有电梯，租客们就踩着楼梯上上下下，脚步声从早到晚不停歇。

“那时候家人都不用上班，每天就是收房租。”周磊怀念那段日子。

2016年春天，拆迁公告贴满了城中村的角落。公告上的补偿规则写得明白：3层以下拆1平米补1平米，3层以上拆6平米补1平米。周磊的父亲一算，15层的房子里，3层以下360平米，剩下12层1440平米按6∶1折算，能补240平米，加起来总共600平米。

这意味着，他家至少能分七八套房。“也不少了。”父亲说。可周磊算了笔账，比起以前每年大几十万的房租，这点补偿相当于被人切了一大块蛋糕。

但如果日子就这么过下去，周磊或许真能过上向往的生活——等安置房建好，分几套房租出去，靠收租金度日。可2017年的某个晚上，一场麻将局让一切都变了。

他记得那天晚上，自己在超市买完饮料，蹲在超市门口看手机。那段时间，他终日无所事事，几乎每天蹲在路边看工人挖地基。

“兄弟！” 有人喊他。是邻村的阿强。他跟周磊说，闲着也是闲着，不如和这片拆迁村的其他几个人，一起玩牌解闷儿。

牌局设在一间出租屋里，窗帘拉得严严实实。

周磊原本没打算玩儿。可阿强凑过来说，都是自己人，输赢不大。又说其他人也都是拆迁户，分到了好几套房，大家认识一下，以后可以坐在一起聊聊怎么变现。

那天晚上，周磊手气特别好，散局时，他赢了两万三千块现金。输家操着不同的口音，输了钱也不着急，笑嘻嘻地说“下次赢回来”。

走在回家的路上，周磊发现自己的手在抖——不是怕，是兴奋。回到住处，已经很晚了，他开始盼着第二天的牌局。

接下来一个月，他像着了魔。每天准时跟着阿强去那间出租屋，窗帘依旧拉得严实，筹码越堆越高，从一开始的一把五百，变成一把五千，再到后来一把一万。他赢过最多的一次，一晚上拿了十万现金，走在路上脚步都发飘。路过4S店时，甚至停下看了眼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宝马车，心里盘算着，“再赢几次就买一辆”。直到有一天，运气突然消失了。

麻将桌上，周磊起手全是散牌，要么杠上开花被别人截和，要么听牌后摸来的全是没用的字牌。他先是输了五万，不服气，从家里取了十万接着押；又输了，再取二十万。反反复复，两周时间，他输了两百多万。周磊慌了，回家跟爸妈要钱，可还是填不上窟窿。

直到有牌友建议，“你不是等着分安置房吗？那七八套房，还怕填不上这两百多万的窟窿？”那一刻，周磊意识到，自己被做局了。没等他犹豫，一个瘦高个牌友从包里掏出一沓纸——是早就准备好的协议。瘦高个用手指着协议上一行字念道，“自愿将名下一套 120 平米安置房，抵押给甲方，用于偿还欠款。等房子下来过户，欠款两清。”

“我欠了200多万，这一套够吗？”周磊问。瘦高个说，“给你打折，够了。”

周磊稀里糊涂签了字。后来他得知，那些人根本不是“拆二代”，而是专门给拆迁户设局的人。父母因此和他大吵了一架。但毕竟分的房子多，这件事也就这么过去了。之后有一天，周磊在村口遇到以前的邻居，对方说自家五百多平米的安置房，全被这样的局骗了去。

房子至今是很多人安身立命的终极梦想。

安置房下来后，周磊家分了7套——一套给了设局的人，爸妈住一套，自己住一套，剩下四套租出去，每月能有近一万块收入。

“虽说比以前差远了，但至少稳定。”周磊想着。

然而稳定也并没持续多久。2023年，周磊觉得“来钱慢”，以每平米1.2万的价格卖了一套房，加盟了连锁餐饮店。他租了门面，雇了三个员工，每天早上五点起床采购，忙到晚上十一二点才回家。可生意始终不好，员工工资、房租、食材成本压得他喘不过气。

他又卖了一套房想撑下去，每平米1万元，但还是没用。2024年下半年，只得把店关了。彼时房价还在跌，他舍不得再卖了，觉得租房或许更稳妥。

七套安置房如今只剩了四套：他和爸妈各住一套，另外两套租出去，每月能收五千块房租。为了增加收入，今年春节过后，他跑起了网约车。

周磊偶尔会在社交媒体刷到一些“拆二代”的视频：有人开着跑车，有人去国外旅游。这时他会停下来看几秒，然后继续开车。

白条

有人为实体房卖不出价也租不出价发愁，也有人手上徒有一张白条。

比如王强。

房子拆迁前，王强根本不知道“房票”为何物。事实上，这一名称背后是两种截然不同的制度——计划时期的“房票”是物质短缺年代的住房配额凭证，随着1998年住房制度改革，早已退出历史舞台。

而他现在面对的，是棚改和城市更新背景下的购房安置凭证。这一政策经历了几轮起伏：在2015年棚改货币化浪潮下，房票被作为去库存的补充工具；随着2018年棚改退潮，该政策一度淡出。2022年，郑州系统性地重启房票政策，通过奖励机制鼓励拆迁户购房安置。此后，政策推广至全国多个城市，尤其2024年以后，一线城市普遍将房票制度与城中村改造相结合，使其成为消化存量房产、优化财政支出的关键举措。

王强第一次与房票打交道，是在3年前。当时他所在的城中村拆迁，安置房盖到一半，开发商资金链突然断裂，工程停摆。有关部门找到村民协商，说是先给大家分一套100平米的现房，剩下的补偿面积，换成房票。

村民们没多想，在他们看来，“房票”就是能换房子的“支票”。

至于具体怎么用，王强举了个例子，“比如我们村在三环内，总共分了300平米补偿，县里先给100平米现房，按每平米5000元核算，剩下的200平米就折算成100万房票。拿着这房票去指定小区买房，直接抵房款就行。可如果选中的房子单价超过5000元，超出部分需要自己支付。如果房票一直没有用，等安置房盖好，还是可以要安置房，房票作废。”

这个听起来合理的规则，操作起来却变了味儿。

对于房子，人们逐渐回归了理性。

王强的一个朋友，手握100万房票到一个位置相对偏远的小区看房。那个小区原本每平米6000元都卖不动，一纳入房票指定范围，单价立马涨到8000元。

“开发商精明得很，知道你拿着房票只能在这儿买，不涨价等什么？”朋友给王强算过笔账，买一套100平米的房子，按8000元/平米算要80万，房票只能抵50万，自己还得贴30万。最后，这位朋友没买房，直接把房票锁进了柜子。

王强观察到，愿意接纳房票的小区大多有个共性：位置偏僻、销路惨淡。那些地段好、不愁卖的热门小区，根本不愿加入房票名单。“人家的房子抢着要，为啥要接你这‘白条’？只有那些偏远的、卖不动的楼盘，才愿意凑这个热闹。”

久而久之，他所在城市的房票流通几乎全集中在远郊地段。

开发商心里，还有另一本账。王强认识一位做房产的朋友，去年接手的项目被纳入了房票范围。“他跟我说，这项目本来卖7000元/平米，加入房票后直接涨到9000元。就算购房者用房票抵5000元，自己再掏4000元，他（开发商）也不亏。”

更关键的是，开发商可以拿着房票找政府抵账，“比如该交的土地出让金，或者政府欠他的工程款，一张房票递过去，就能抵销欠款。”

这就形成了一个闭环“游戏”：政府欠拆迁户的安置房，用房票抵；拆迁户买指定房源欠开发商的钱，用房票抵；开发商欠政府的款项，最后还是用房票抵。“最后谁亏了？你想想就知道。”王强欲言又止。

房票并非完全没有用于交易。王强见过一户人家，孩子急着做手术要钱，把100万的房票以30万的价格卖了。买家是专收房票的“黄牛”，按每平米3000元收，比官方评估价低40%。“那家人也是没办法。有人收，哪怕折扣大，至少能拿到现钱，总比拿着一张废纸强。”

还有荒唐的：有拆迁户赌钱输了，人家找上门说，“你这房票值50万，抵给我，账就清了”，结果房票没拿到手，先成别人的了。

比起房票，安置房才是当地拆迁户更认的“主流选择”，但因为房子没下来，大家只能先拿房票。王强所在的村子2017年拆迁时，按“三层以下1∶1，三层以上6.5∶1”的比例核算，他家总共赔了580平米。

“理论上能分五套房。现在我们住了一套140平米的，其余面积都换成了房票。”

他忍不住盘算，如果拿到的是房子，一套自己住，剩下四套租出去——80平米的能租2200元，40平米的能租1200元，一个月租金加起来快一万了。

王强也听说过有关“拆二代”暴富的传闻。

“早几年有，比如2016年那批拆迁的，分到好地段的安置房，房价涨得快，卖一套就能赚几百万。现在不行了，房价降了，就算拿了安置房也不好卖。”如今他身边的“拆二代”，大多靠租房过日子，“安稳。每个月都有固定收入，总算比炒股、赌博靠谱。”

但显然，他手中的房票目前还没能让他过上这种安稳日子。

“咱们的房票还能用吗？”王强在电话里追问村支书。

后者打了个哈欠，语气含糊，“谁知道呢，我也不清楚，等上面通知吧。”

“拆二代”只是特定时代造就的财富故事。

城市化的挖掘机还在继续。

张天力送外卖之余路过那片尚未建成的楼盘时，总忍不住停下脚步，探头看看；赵戈在蓝色围挡外站了一会儿，掏出手机拍了张照片发给父母，告诉他们工地还在施工，别担心。其实他自己心里也没底，可除了等待，似乎也没有别的办法。

周磊的网约车在晚高峰继续穿梭。傍晚六点半，三环路堵作一团。导航里机械的女声念着“前方五百米右转”，他算了下，今天已经跑了128公里，收入刚过三百块。十年前，这样的数字只是家里一天房租的零头。

睡不着的刘森，在17楼听见远处传来产业园施工的轰鸣声。他无法预见明天会怎样，只知道那三套房子还在那里——那是他的指望，也是他的心病。

（为保护受访者隐私，已将姓名等个人信息作了相关处理）

在北京开了将近16年的库布里克书店，选择了在刚刚过去的这个十一假期与读者们告别。此后，书店将由新的资方接手，装修后于11月重新开张，转型为一家文化艺术空间。

10月5日是书店宣布对外营业的最后一天，店里聚集了不少前来告别的人群。他们当中有闻讯第一次来的读者，有曾听过讲座的知识分子，有住在附近、常来店内买书喝咖啡的社区居民。这样的场景并不罕见，告别者纷纷涌入一家即将关闭的书店，默默选书，再拎着成捆、成袋的书离开，拍照、写文字在社交媒体缅怀——这似乎已成为当代的某种文化现象。

这家得名于美国电影导演斯坦利·库布里克（Stanley Kubrick）的书店而言，它像一位你有腔调的老朋友，人们发着牢骚，也恋恋不舍，预感到它终将离开，而自己也未必会停留在原地。或许，在动荡不安的世界里，库布里克书店牵动着的，是人们内心对于抓住某种永恒事物的渴望。

Kubrick店内书架上藏着一首小诗（图源：张帆）

“最美书店”过得不太好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位于东城区当代MOMA小区内，在官宣了闭店的消息后，这里的顾客陡然多了起来。

10月5日上午10时过后，光顾者们陆续走入店内，默默无言地浏览着书架上正打五折出售的库存。有人挑书极为细致，在同一片书区逗留将近半小时。有人买完拎着一两大纸袋新书，来到隔壁的咖啡区小坐。店外对面约百米处，是百老汇电影中心，两家彼此关系紧密，但这天的主角是书店，人们纷纷端起手机或相机与它作别。

根据《北京日报》2023年6月的报道，在当时举办的首届北京“最美书店”评选活动中，库布里克书店曾因定位清晰、专业化和特色化特征明显，获评主题特色类“最美书店”。然而两年后，库布里克书店打出“简体中文图书全场5折”的折扣力度，引发不少读者猜测，这是否是其闭店的前兆。

2025年9月30日，库布里克书店通过官微“北京Kubrick”发布《告别》一文，证实了关店的传闻。文中表示，书店闭店之后，原址将进行装修改造，“预计于11月初以‘和美生活美学空间’的身份重新启程。”

对于这里会有怎样的变化，另一篇官方发布的文章《来自和美的信》写道：未来它将由“和美书店、山赴藏毯中心、M+ Cafe 、和美生活空间”等部分组成，此外，“库布里克的书籍还在，还会有更多好书。”

“这边是投资人变掉了，是和美集团在接手这个事情，”书店的临时负责人李源（化名）告诉界面文化，新的团队计划将这里转型为一个更多元的文化艺术空间，而不仅仅是作为一家“卖好书”的“最美书店”挣扎求生。

“我们目前还有2万本的库存，这2万本你觉得能卖掉多少？1%都不到。这些书一直在这里，你说它不好吗？不是的，但是怎么能让它触达你的读者？”坐在咖啡区吧台边的座位上，李源解释着书店的困境，以及对未来新空间的构想。

李源说，此前库布里克并非没有尝试破局，例如推出新的文创，但大体都围绕产品本身。“当下社会，任何产品都可以在网上买到。那什么在网上买不到呢？其实是空间，空间的感受、气味、人和人之间的交流买不到。这也是和美想做的创新。如果还固守原来的商业模式，等着人来买书，问题是无解的。有太多的书店都摔倒在了这个地方。”

社区里的老朋友

10月5日下午4时，天色阴沉，在库布里克书店咖啡消费区域，一名身着休闲装的女士抱着白色的宠物犬，和她的两名同伴走入店内，随后在吧台点餐落座。书店隔壁一楼的店铺经营美容美甲等服务，二楼挂着培训“硬笔书法 国画”的招牌，转角则是一家售卖水果、零食等的杂货店。对于当代MOMA社区及附近的居民来说，曾作为配套设施的库布里克书店，早已融入他们的生活日常。

论及这家书店，不得不提其发源地中国香港地区。位于香港油麻地的库布里克书店于2001年成立，同样被居民区环抱。书店初始的定位很明晰，便是和百老汇电影中⼼联动，读者同时也是观影者。库布里克也不仅是一家（以电影书为主打特⾊的）书店，⽽是综合了诸多功能，包括售卖咖啡、办展览、座谈、分享会、工作坊等等。

2009年后，艺术气质浓厚的库布里克书店进驻内地，北京店是首家，同样和影院紧密联动。根据网易娱乐2009年12月28日的报道，当代MOMA百老汇电影中心于当天正式开幕，安乐影片有限公司总裁江志强现身开幕式，谈及艺术影院能否赚钱，他说：“与赚钱相比，培养观众对艺术片的观影习惯更加重要。”总经理姜伟也表示，这家影院是唯一一家没有经过核算盈利的影院，“我们能保证的就是坚持，五年、十年，乃至更长的时间。”谈及紧邻影院的库布里克书店，姜伟介绍，这里的咖啡比星巴克还要好喝，如果办一张影院的会员卡，就可以借阅电影书籍。

2012年，Kubrick内的电影海报（图源：郭阳）

香港地区首店在社区自然生长的模式，也在北京店得以体现。根据香港《号外》杂志2014年的文章，香港店长Amanda曾说，油麻地的书店自开业以来，见证了不少来客的成长，“有时候街坊会带同 bb 来，转眼间他们就已经五、六岁了，⽽原来五、六岁的也变了⼗多岁，就好像见证⾃⼰的⼦女长⼤般……我⼀直都很努⼒让 Kubrick 和香港这个城市建立关系，这关系不是塑造、堆砌出来的，⽽是从本地的⼈事长出来的。”

位于香港油麻地的Kubrick书店（图源：张帆）

2025年10月5日这天，一位住在附近的高校老师来到北京库布里克书内，淘走了一些戏剧、舞蹈、视觉艺术的书籍，“这本书的译者我认识，那本书的译者也是很靠谱的。”她一边和界面文化说着当天的收获，也一边回忆起与库布里克的初遇，那大概是2016年，除了购书，她也会来这里听讲座。“知道有这家书店和旁边的影院时，我很惊喜，因为我觉得这就是一个小区应该有的样子，它真的一下子就变得与众不同了。小区里其他的商铺都不稀罕，但库布里克像是一盏明灯，建构了某种生活的可能性。”

同样感到难过、不舍的还有80后、当代MOMA社区的住户郭阳（化名）。他接连来了好几天库布里克书店，坐在熟悉的木质桌椅边，翻看十多年前拍摄的照片，里面出现了库布里克标志性的绿色书架。2009年12月28日是库布里克开业的日子，郭阳是最早光顾的那批客人，他在这里买过一些小众的历史书，例如《刽子手世家》。独自待着的时光之外，他也会和朋友约好在咖啡区小聚。书店周围的店铺换了几茬，但库布里克一直在。“我是个恋旧的人，看不得书架被拆除的场景。”郭阳说道。

2012年，Kubrick内的木质桌椅（图源：郭阳）

书店真是天堂吗？

对于社区外的顾客来说，他们可能怀抱着另一种情感而来。陈爽（化名）是一名90后天津女孩，目前处于待业状态，她不仅是一名书店爱好者，也曾梦想过在书店工作。

“其实我挺好奇，他们（库布里克）具体是怎么运作、选品和做活动策划的。我也会想知道，为什么书店不自己做一个播客呢？”陈爽说，这天是她第一次光顾库布里克。

现实的另一面，是书店的工作往往与“闲适”二字相距甚远，有时甚至可以用“苦力”来形容。

位于清北周边的豆瓣书店今年9月宣布进入闭店倒计时。在一条2019年书店店员招聘帖上，老板曾列出了琐碎的工作内容——“搬书、整理书架、上书、打包、收银……”，也列出了“劝退”提示——“工资低，工作量大，上班时没空看书”。

北京库布里克书店对于店员的要求，则可用“严苛”来形容。李辉曾在2011年进入北京库布里克书店工作，随后先后任职于单向街空间、码字人书店、刺鱼书店等。在2024年的一期播客节目中，李辉曾谈及这段往事：“库布里克书店有一套很行之有效的管理方式，包括负责人自己也是一个很严谨的人。他们（对员工的考核）是很严格的，我当时入职之后有两个月的试用期，试用期间，需要记住所有书的分类，也要记住每一个文创的价格，不能在读者问询的时候，再临时去系统查。”

在社交网络上，有读者曾抱怨书店不让拍照的规定，也有人提及店员严守规定的态度。库布里克自有它的坚持。在开业15周年的时候，“北京Kubrick”曾贴出一份普鲁斯特问卷，在“你最痛恨自己的哪些特质？”这一问题下面，它这样回答道：“我知道自己对读者的要求有点高，我希望他们不要边吃东西边看书，希望他们没买走之前可以轻一点翻看，希望他们不要总是在拍照片……”

10月5日晚上7时，夜幕落下，天上下起了小雨。库布里克书店内暖黄色的灯光盈盈的亮起。书架边流连的人群已散去，咖啡区也仅剩下两名顾客，其中一人是郭阳，如果可以，他希望待到关门装修前的最后时刻。今年7月底，郭阳得知三里屯Pageone书店闭店的消息，几乎前后脚地，他意识到，不得不也与库布里克这位老朋友说再见了。

最后一夜的Kubrick（图源：张帆）

这一刻最终还是来了。他又在店里消费了一笔，是本繁体的《爱丽丝梦游仙境与镜中奇缘》，小票上还印着熟悉的那句话：“Thank you for visiting Kubrick”。

参考资料：

薛定谔没有猫. 北京刺鱼李辉-我做书店碰到很多机缘巧合的事情. 书店盒子, 2024.

https://www.xiaoyuzhoufm.com/episode/66df3309ee04007d885bf854

路艳霞. 20家书店入选“最美书店”. 北京日报, 2023.

https://news.bjd.com.cn/2023/06/19/10468571.shtml

张暄 . 内地首家艺术影院开业 安乐影业总裁江志强揭幕. 网易娱乐, 2009.

https://www.163.com/ent/article/5RLDDTBR000300B1.html

射⼿座的書店——Kubrick的故事. 号外杂志, 2014.

https://buzzorange.com/citiorange/2014/08/05/a-story-of-a-sagittarius-bookstore-kubrick/

项栋梁在书店的活动被取消出乎我的预料。

我感到万分抱歉。昨天下午他还是去了书店，有读者遇到他，问这被取消的活动，到底是讲啥的，他大概说了这些内容（感谢这位读者的转述）：

1，预制菜的安全系数和营养成分不是问题；

2，大棚种植的瓜果蔬菜，快速出栏的禽畜养殖，从营养的角度讲，影响不大，差别是风味口感；

3，农药残留对食物来说不是主要问题，影响的层面主要是土地，而且现在农药都是低毒为主，所谓的有机食品，也是针对土地概念，简言之，对食品而言，有不有机差别主要是价格；

4，影响水果安全的主要是保鲜剂，随着推行冷链运输之后，保鲜剂的应用会减少；

5，清洗蔬菜水果的最佳方式是流水，而不是浸泡，清洗应该是在蔬菜整理（摘菜，初处理）之前；

6，科技在食品领域的应用是食品卫生与安全的最大保障，这一点在预制菜、中央厨房的应用上也是如此。

大家看了是不是会少一点焦虑？我认为这些都是需要传播的常识，即使活动取消了，也值得分享给大家。

*

取消的原因是活动“没有报备”。所以接下来书店是“认真整改”，10月份的活动都取消了。

这样书店10月就不会有什么收入了，不过好处是大家都可以好好休息一下。

等下个月……谁知道呢。

*

本来还计划的活动如下：

一场关于临终关怀的讲座，嘉宾是两位医护人员；

《我是职校生》分享会，探讨中国的职业教育以及职校生的出路问题；

何大草老师《盲春秋》分享会；

《三江源·可可西里野生动物图鉴（兽类卷）》分享会。

这些是下周天府书展的周边活动，我在这里打一个广告，请大家关注这些书和作者的动态。

*

因为这段时间在国外旅行，有6小时时差，操心这些活动非常不容易。

我早早起来，把参加线上活动的朋友拉入微信群。突然得到消息，说这个活动忘了报备了，要取消。

我的第一反应是赶紧准备报备材料，一个完全正面的科普活动，应该没有问题呀……但其时，几个部门的联合执法人员已经在书店了。

这让我明白，现场和现实感是多么重要。

*

今天又有几位读者没有及时看到活动取消的通知，白跑一趟。他们到书店的时候，书店已经关门了。

他们感受到黑暗和沮丧，对这个社会又多一分失望。

真是万分抱歉。下次书店活动临时取消的时候，我会一直开着灯等在那里。

进击的审查

相关阅读：https://chinadigitaltimes.net/chinese/721718.html

2025年度诺贝尔化学奖授予日本人北川进、英国籍澳大利亚人理查德·罗布森和约旦籍美国人奥马尔·M·亚吉三位教授，获奖理由是用于开发金属有机框架材料。

我用一句话就把获奖具体人名和国家以及获奖理由说的明明白白，就这简单的表述，对比国内媒体的报道水平，足够可以称得上是汉语言文学大师。

我们有家特别权威的媒体在报道这件事情的时候，总共就用了二十多个字，对于关键信息只有八个字：三人获奖，平分奖金。没有获奖人的名字，也没有说明来自国家，只有满满的铜臭味，这就是国内媒体的视角。

这都是什么玩意。

这次诺贝尔化学奖中有日本人，这让很多五毛和粉红不舒服，它们只有立场没有是非，日本已经成为世界最文明的国家，日本是世界最受欢迎的民族，这么简单的常识它们也会无脑反驳。

在世纪初日本就出台科技发展计划，要在五十年内拿下三十个诺贝尔奖，当时我们国内极尽嘲讽之能，暴露出低劣心态，时至今日，日本仅仅只有24年的时间就实现了目标。

也是在十年前，我们有个教授恬不知耻的在公开场合宣称，在十年后我们获诺贝尔奖是家常便饭。如今十年过去了，诺贝尔奖还只是梦而已，倒是有个叫莫言的诺贝尔文学奖获得者被骂成狗，还有一个诺贝尔和平奖获得者我连名字都不能提起。

当诺贝尔化学奖名单公布后，获奖者却无法取得联系，他已经关闭手机正在偏僻的山村徒步旅行，我们的教授们在羡慕嫉妒恨的同时，正在酒桌上对领导展示阿谀奉承的丑态，它们深深的明白一个社会道理，它们的地位和身份与知识无关，只能来源于权力者的欣赏。

看到别人获奖，心里特别难受。它们难受的是获奖名单中有日本和美国，我所难受的是果然又没有我们。

我们必须拥抱世界文明。如果我们的敌人都是发达国家，那么我们的朋友会是什么国家呢。

五毛党和小粉红开始愤怒了，敲击键盘对我们出言不逊，汉奸、美狗、公知，它们认为的贬义词成为今天这个时代的褒义词，这是追求普世价值观心向文明的标签。

作者：赵宏

近日，浙江省台州市天台县公安局的一则处罚决定书，引发媒体热议和公众关注。事情起因是杭州一名女教师在三人的微信聊天群中八卦他人，被警方以诽谤为由作出了行政拘留二日的处罚。

天台县公安局行政处罚决定书 图源：澎湃新闻

最初媒体在刊载这则新闻时，标题就足以让人瞠目：“女教师在三人微信群聊八卦被行拘！”在微信群聊中调侃、八卦、戏谑，已是公众再日常不过的交流方式，如果熟人间的此类行为都可能违法或涉罪，那么法律惩罚当事人的边界又在哪里？

媒体刊载新闻时还特意强调，女教师八卦的场域并非几百人的微信群，仅是只有三人的闺蜜群和亲属群。如果此类行为也构成违法，似乎也与公众朴素的法律直觉之间出现了明显的罅隙。

哪些情况下，微信群八卦别人可能违法？

本案中，天台县公安局处罚女教师的法律依据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第50条，“公然侮辱他人或者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处五日以下拘留或者一千元以下罚款。治安管理处罚的诽谤行为是捏造并散布虚构事实，损害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但尚不构成刑事处罚的行为。由此来看，诽谤作为治安违法行为是由“捏造事实+公然散布”两个要件所构成的。

从本案经过来看，涉案教师林某的确是在未核实信息真实性的前提下，就将某教师可能卖淫的不实信息在微信群里传播，事后若证明这一言论与真实情况不符，其行为的确属于“捏造事实”。

但本案的关键，还在于其是否同时符合“公然散布”的另一要件。

传统谣言的散布方式，多为通过言语、文字、图画等方式，向社会和他人公开传播。但迄今公众的沟通和交流方式早已突破传统，社交媒体甚至取代现实沟通，成为人们更惯常使用的交流方式。故而，法律对侮辱诽谤的管控，也就当然延伸至互联网。

即使是在虚拟世界中，通过曝光隐私、捏造事实而污人清白、毁人名誉的，也要与发生在真实世界中的侮辱诽谤行为一样受到法律制裁。在这当中，微信群和朋友圈也不例外。

因为任何人将信息发送至朋友圈和微信群时，除非设置为仅自身可见，否则都要意识到这些都并非封闭场域，发送的信息也极有可能通过他人不断向外扩散。故而，实践中早已出现在微信群或朋友圈侮辱、谩骂和诽谤他人而被治安处罚的案例；“互联网并非法外之地”的观念，同样伴随着普法宣传而深入人心。

但本案令人困惑之处在于，警方在处罚决定书中称，在涉案教师林某在名为“果冻局长群”和“仙女下凡”的两个微信群里传播后，“该不实信息扩散，对XXX的名誉造成不良影响。林某的行为已经构成诽谤，且给当事人的正常工作、生活、身心健康、名誉造成极大影响，系情节较重”。

林淼在“仙女下凡”微信群中发出两张图片 图源：中国新闻周刊

此处，可以看到一个明显的论证漏洞在于，在当事人于两个仅有三人的微信群里散布他人不实信息和“该不实信息扩散”之间，并无法直接建立法律上的因果关联。也即，警方在此并未明确说明，不实信息被广泛扩散，以至给当事人的名誉荣誉都造成极大影响，就是由林某的消息散布行为直接造成。

这是本案之所以引发公众热议的核心，更是此项处罚决定最受质疑之处。所以，公安机关要确保处罚决定能够被接受和理解，就必须在处罚决定中明确说明，尽管林某是在仅有三人的微信群中传播，却直接导致了该不实消息之后的广泛扩散。如果出现此类情形，那在本案中应承担主要处罚责任的，就该是将林某在微信群里发送的消息扩散至更大范围的当事人。

所以，在条分缕析后，大致可得出如下结论：

其一，微信群和朋友圈并非就无构成侮辱诽谤的可能，当事人在将不实信息发送至微信群和朋友圈时也应预见这种可能，由于网络空间的开放性和不可控性，此类信息极有可能因他人转发而被不断扩散，以至于造成他人名誉和荣誉受损的结果；

其二，公安机关要以当事人在微信群和朋友圈转发不实信息而处罚当事人时，必须尽到充分的事实调查和理由说明义务，即必须证明导致他人名誉、荣誉受损就是由涉事当事人在微信群的侮辱诽谤所致，若仅因当事人在人数较少的微信群里八卦和调侃，而不考虑这一行为与信息被广泛散布之间的因果关联就对其予以处罚，既可能逾越了法律的边界，也会给公众造成滥罚擅权的印象。

法律处罚微信八卦的边界在哪？

如上所述，当事人在微信群或朋友圈中侮辱他人或捏造事实诽谤他人的，因互联网的开放性和不可控性，同样符合《中华人民共和国治安管理处罚法》要求的“公然”要件，同样有可能构成应受治安处罚的侮辱诽谤行为。

但，这种处罚同样存在边界。这个边界，又表现为如下方面：

其一，若当事人在微信群和朋友圈中调侃八卦的是公共事务和国家机关公职人员，此处就涉及言论自由和他人人格权之间的平衡。

两高一部发布的《关于依法惩治网络暴力违法犯罪的指导意见》中也明确，“通过信息网络检举、揭发他人犯罪或者违法违纪行为，只要不是故意捏造事实或者明知是捏造的事实而故意散布的，不应当认定为诽谤违法犯罪。针对他人言行发表评论、提出批评，即使观点有所偏颇、言论有些偏激，只要不是肆意谩骂、恶意诋毁的，不应当认定为侮辱违法犯罪”。

这就意味着，若公众是在朋友圈和微信群里就公共事务或公职人员发表言论、进行评价，不能轻易就被认定为侮辱诽谤性质的网暴言论，更不能被轻易归入违法犯罪。否则，宪法对言论自由的保护就会落空。德国刑法此前也曾明确，若一种言论涉及“公共辩论”，那它就是法治社会应当允许的危险。

与此相同，对公众人物的评论，也不能被轻易归入网络侮辱诽谤。因为选择成为公众人物，本身就意味着，“在某种程度上放弃了能够藏匿于公众围观之外的生活方式”，也意味着法律必须降低对其的保护。

其二，与发生于真实世界的侮辱诽谤一样，法律对虚拟世界的侮辱诽谤行为同样以“公然”为惩罚前提。所谓“公然”，即利用可以使不特定多人听到或看到的方式，对他人进行侮辱和诽谤，以至于给当事人的名誉荣誉都造成了严重影响。

这就意味着，国家机关必须要证明侮辱诽谤行为已造成当事人名誉荣誉受损的结果，且损害结果就由当事人的侮辱诽谤行为所直接导致，中间再无其他力量介入。

具体至本案中，除非公安机关有足够证据证明，正是由于林某的散布传播最终导致当事人名誉荣誉受损，否则此项处罚就会显得牵强。

此处需要注意的问题还有，林某将某类涉及他人隐私荣誉的信息，散布在人数寥寥的微信群里，他人是否有权再截屏传播？

一般情形下，行为人在关系亲密的微信群里发送信息和微信私聊一样，都会基于互相的信赖关系默认对方在未经允许时不会再度传播。若他人破坏了此种信赖关系将信息进一步扩散，那么导致信息公然扩散之人，才需承担相应的法律责任。

其三，与此前发生的诸如山东聊城男子在网络平台鼓吹“聊城市人民医院成功复活秦始皇”被拘留案，以及湖南湘阴男子在消防视频下做出12字评论“还在搞豆腐渣工程，统一店招”也被拘留案一样，此类离奇处罚案件的出现，除了有公安机关事实认定的谬误外，一个被忽视的问题是，公安机关在作出上述处罚时未考虑当事人是否有主观故意，结果甚至是行为，成为处罚的唯一依据。如果认为只要有损害后果，甚至只要有危害行为就要被治安处罚，这种做法不仅与现代法治所倡导的责任主义相悖，也会导致治安管理处罚的粗暴简单和僵化片面。

而在本案中，林某反复重申，其仅在人数寥寥的亲属群和闺蜜群里散布八卦，这本身也证明，其并无将不实信息公然散布的故意。对此项申辩理由，公安机关在作出处罚决定时，也应予考虑。

据悉，本案中公安机关除了处罚林某外，另有两名在微信群和私聊中与林某探讨此事的老师，同样被拘留2日和4日。而被拘留处罚的林某，已将天台县公安局告上法庭，要求撤销天台县公安局对其作出的行政处罚拘留书，且判令被告依国家规定赔偿其被拘留期间的经济损失和赔礼道歉。该案也马上就要在天台县法院开庭审理。

本案虽然案情并不复杂，却关涉到公众在网络沟通和虚拟世界交流的行为边界。故，对案件的审理结果，必然会引发公众的持续关注，也希望公安机关在审判中给出更充分的处罚理据，由此排除公众对此类案件的可能疑虑。